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精选(九篇)

第1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 生命健康权 刑法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16 文献标识码：A

1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特殊刑事保护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包括刑法在内的许多部门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健康权保护，只是停留在将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的阶段上，还没有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殊身份进而构建更为有效的保护制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标准和程序的严格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生命或身体机能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有效传承，都将对社会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如将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更好地体现其社会价值，甚至最终导致传承的断裂。

关于生命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为对传承人资格的侵占或阻碍传承而对传承人进行杀害，虽有刑法的故意杀人罪进行保护，以及民事法律中的死亡损害赔偿金和精神损害赔偿金，但对传承人的杀害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自然人的死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某项独特技艺的失传。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独特性及不可替代性，单单对传承人进行一般的保护，并不符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特殊性要求，也与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相吻合。

关于健康权。政府在认定传承人之后，其他任何公民因恶意对传承人的身体进行损害导致其无法进行传承或无法进行部分，如对剪纸艺术文化的传承人的巧手砍掉，这样无疑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断裂。

2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侵害的刑法保护路径

2.1将其确立为特殊罪行并适用单独罪名

应考虑将部分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确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单独予以处罚。实践中，部分侵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命健康权的行为可能会符合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主观上知道对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晓自己的杀害或伤害行为可能会对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效果造成不利影响；第二，其伤害或杀害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目的动因就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第三，其杀害或伤害行为直接造成传承人不能履行其作为传承人应当履行的法定义务。

当某一行为符合上述特征时，无疑构成犯罪，在确定罪名时课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是可行的。以该罪对其进行处罚其体现了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既能够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对于符合上面条件的传承人生命权的损害，我们需要的是制定特殊条款，在故意杀人罪中增加一项对传承人这个特殊主体予以特殊保护，

2.2 视为通用罪行的加重情节从重处罚

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侵害行为符合前述特征时，适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毁灭罪尽管是适当的，但从立法和实践上需要完善的地方更多，这涉及到对刑法罪名的增加，需要对刑法进行修正，技术上认定该行为要件也并不十分容易。同时，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伤害行为适用单独罪名，还可能涉嫌违背平等原则，即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置于普通公民之上，实行特殊保护。因此，应该考虑，适用一般罪名即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但加重处罚。

在考虑对侵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行为施行刑法处罚时，将其视为加重情节，在量刑时予以考量，则同样能够起到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身权的功效。对于应否从重处罚的判断也必须考虑以下几点：一是行为人是否明知受害者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明知行为会或者可能会发生更大的危害结果；二是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否是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丧失其传承功能或者其传承功能受到限制；三是行为人最终结果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构成重大危害，即是否发生行为人所希望的结果。当然，不应仅靠刑法上加重处罚，还应由多部门法联动，如从民事赔偿角度导致传承人丧失或部分丧失传承能力的，其赔偿金还应包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损害赔偿，从行政处罚角度，还应考虑此行为主观恶性及较大社会危害性，加大行政处罚力度。

参考文献

[1] 韩雪冰.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J].辽宁经济，2011（7）.

第2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依据主要是两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92年发起《世界记忆》计划，到2003年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从关注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献遗产的保护，到关注依托于人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味着人类完整的文化遗产观的形成。

我国是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重要发起国，2004年加入该公约，并两次当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委员国。2011年我国提交的首份履约报告获得充分肯定。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在我国设立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培训中心。截止2011年，我国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29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7项，成为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在充分吸收国际公约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制定的，有中国自己的特色。该法首次确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在文化观念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六章四十五条的法律条款，从调整对象、保护原则、调查、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与传播到法律责任都作了明确规定，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我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全面履行国际公约义务的决心和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从酝酿、草拟、讨论、审议到通过，历经十多年，凝聚了全国上下、社会各界包括立法机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国国家意志和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日臻自觉、不断提升的结晶。

结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文将对依法保护、科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一下梳理。

一、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特点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本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这两个文件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并揭示出其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主要是：

1、其表现形式和传承方式的非物质性、无形性

物质文化遗产是以物为载体，是静止的实体。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口传心授为延续方式，注重的是以人为载体的知识和技能。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也有物质的因素或载体，但其价值主要通过人们行为活动的动态过程所体现出来，反映的是人们的情感、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观和价值观等精神的因素。

2、活态流变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活的见证，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仍然存在着，只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的变迁，有的进入了衰微状态，但它不是“死”文化，而是仍处于存活状态的文化遗产，仍然在与自然、历史、现实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化、传播、发展，具有活态流变性。

3、世代相传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代相传”延续至今的，作为一种活态文化，主要通过人的活生生的现实行为活动所创造和表现出来。因此，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依靠社区群体、民众的实际参与，在不断的传承过程中才能保持、延续下去。一旦停止了传承，也就使之中断或消亡，即“人亡艺绝、人走歌息”。

4、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出来、积淀下来的，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生产生活的实际，它扎根于民间，生长在民间，往往就是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群体性、地域性较为突出。

还有其他特点：基质恒定性、共享性等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指导方针与原则

（一）指导方针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上述特点而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也有很大差异。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本质意义就是保存，即采取各种措施有效地将其物质形态保存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根本上说，是针对保护对象生命系统生态整体的保养与呵护，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活态，意在推动其延续和发展。

两个公约使用的“保护”概念也不相同（中文均译为“保护”），《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protection,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使用的概念是safeguarding,二者的含义有区别。Protection主要指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或行政权力进行保护；safeguarding则有“维护”之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仅有法律保护是不够的，还需配合其他许多支持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保护’（Safeguarding），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Protect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是一种全方位的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将公约的“保护”（Safeguarding）具体化为保护和保存两个概念，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

（二）保护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四条确立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大原则：

1、注重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

所谓“真实性”，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客观的调查、记录，反映其真实形态；在保护、传承中坚持其基质本真性，不能随意改变。这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首要原则。所谓“整体性”，有两层含义：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本身具有的文化整体，如京剧不仅仅是各种角色的表演，还包括剧本、音乐、唱腔、演奏、脸谱、服饰、舞台等因素共同构成这一遗产，保护时要全面、整体地进行；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其所依存的环境构成的生态整体，要求保护时必须将其所生存的特定环境一起加以完整保护。我国开展的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就是整体性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所谓“传承性”，其内涵有两方面，一是通过师从前人学习、继承而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创新将这项遗产发扬光大，并传之后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世代相传”延续至今，保护工作也要注重“以人为本、活态传承”。

2、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历史的产物，在其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历史的烙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托于人而存在的活态遗产，它与文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其直接渗透、反映一定的思想性和价值观，这种思想性和价值观与时代精神有一致也会有不一致的地方，“三个有利于”为我们正确处理民族、宗教问题和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问题提供了指南。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制度与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一）调查制度

调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工作的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各个调查主体（各级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境外组织和个人）的调查分别作出了规定，并明确要求“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征得调查对象的同意，尊重其风俗习惯，不得损害其合法权益”。

（二）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

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已经基本建立。截至2012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8566项，地市级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2万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万多项。

推荐申报代表性项目必须掌握认定标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是两个基本条件。部级代表性项目，还要看它是否具有突出的、重要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是否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典型性、代表性；是否具有鲜明特色，有重大影响等等。

正确处理代表性项目申报与保护的关系，重申报，更要重保护，要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实施代表性项目保护的动态管理机制。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保护方式

（一）抢救性保护

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社区、群体）及其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真实、完整地记录下来，并收集相关的实物和资料，建立完整的档案和数据库。这一方式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传承人年老体弱、状态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建立以代表性传承人为核心的传承机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建立“人间活珍宝”国家体系指南》中指出：“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性保护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进一步发扬这些知识和技能，并将这些知识和技能传给下一代”。

1．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

承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技术或知识的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延续的决定性因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必须是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持有者;必须具备相应条件、符合认定标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的条件是：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至2011年，文化部已认定、命名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8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9564名。

代表性传承人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无正当理由不履行规定义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对丧失传承能力的，不取消资格，也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要采取措施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例如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等等。

2、 建立科学有效的传承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方式主要有：授徒传艺方式，包括家族传承、师徒传承；群体传承方式，如民俗；教育传承方式，包括学历教育和培训班形式。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承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群体参与不够广泛等。因此，除了对代表性传承人采取认定、保护措施外，还应该对继承者、学艺者采取更多鼓励措施，如助学、奖学措施，提供更多展示交流机会，通过考核定级、专业技术职务评定给予社会认可等。

（三）整体性保护

整体性保护主要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一起进行保护，是一种文化生态保护，强调文化的原地生存状态，强调不离本土及民众的文化延续，强调可持续传承的文化传统氛围，注重的是文化生态环境的建设、维护与修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文化生态保护区是指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重要价值和鲜明特色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而批准设立的特定区域。2007年6月至今，文化部相继设立了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积极开展区域性整体保护的探索和实践。

保护区建设中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1、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文化生态的保护不是封闭的、真空的，而是顺应当地民众需求的、开放式的保护，是在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辩证关系中维护文化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和整体性。因此，“要将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工作考察目标”。

2．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旅游的关系

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一把双刃剑，处理得好，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处理不好，则会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可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但要注重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的揭示。要防止把特定区域的整体保护变成经济开发区、旅游开发区。

3．政府主导与民众主体作用的关系

文化生态保护带有明显的导向性，要由政府主导，但主导不等于包办。最重要的是发挥保护区广大民众这一建设主体的作用。保护区的民众是文化的创造者、享有者，也是最直接的保护者。他们对文化的认同、参与程度，从根本上决定着保护区建设的成效。

（四）生产性保护

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主要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这些项目基本属于传统手工艺，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只有在生产实践中靠人的手工创造来实现。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可激发其自身活力，使之更紧密地融入当代生活；可提高传承人的积极性，培养更多后继人才；可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但是，不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简单地理解为发展生产，甚至将其概念兑换为产业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方式是多样化的，采用的是传统的工艺流程，手工艺产品要求个性、独特，讲究差异，有的手工技艺凸显的是在民俗生活中的功能。而产业化采取的是标准化、批量化、机械化或自动化的规模化生产，商业化运作，讲究的是低成本、高效率、高利润，追求利益最大化，两者截然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一种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强调尊重其生产方式，坚持传统工艺流程的整体性和核心技艺的真实性，不能为追逐经济利益而忽视保护传承。

（五）宣传、展示与传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十四条对教育、宣传和能力培养作出了规定：“各缔约国应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1）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主要通过:向公众,尤其是向青年进行宣传和传播信息的教育计划；有关社区和群体的具体的教育和培训计划；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管理和科研方面的能力培养活动；非正规的知识传播手段。（2）不断向公众宣传对这种遗产造成的威胁以及根据本公约所开展的活动；（3）促进保护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的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了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播，第三十二至三十六条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学校、新闻媒体、公共文化机构等在宣传、展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职责。

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进课堂、进教材，例如将民歌民乐纳入音乐课，将年画剪纸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将传统舞蹈、武术纳入体育课等，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不仅仅是物的展示和解读，更重要的是体现文脉的薪火相传，因此，要注重活态展示，即传承人的现场演示。陈列展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谱系为脉络，以历代传承人为核心，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本的特点；现场演示以代表性传承人为主体进行现场表演或制作，展示其动态过程，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点。

充分发挥社会各界、特别是新闻媒体的作用，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增强全社会的保护意识。

（六）数字化保护

数字化保护是以数字化的影像采集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和网络技术为基本手段，将景观再现技术、三维动画技术、动作捕捉技术等综合运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保存、保护、传承工作中。是最具有当代特色和独特优势的保护方式。

“十二五”期间，文化部将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程”，2011年的一期建设初步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起草制定数字化标准规范草案；二是选择徽派传统民居营造技艺、高密扑灰年画和秦腔三个部级代表性项目为试点，进行了数字化采集和资源数据库建设。

（七）弘扬、振兴

深入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陶冶情操、提高民族文化素质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社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相结合，鼓励各地依托各具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提供特色文化服务，活跃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对有开发潜质、有一定市场需求的传统美术、传统技艺和传统药物炮制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在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本真特点和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积极进行生产性保护实践，有条件的可以发展特色文化产业。

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城乡面貌、彰显地域魅力结合起来，依托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优势，丰富旅游内容，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推动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要求：“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质本真性是灵魂，是基因，不能改变。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与文化创意产品、旅游产品区别开来。

第3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属性；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4-0119-04

2006年，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的推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名录》颁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被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标志着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它可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方面理念的转变，进而在实践中得以体现，即从静态的“物”的保护转向了动态的“人”的保护，[1]（P18～22）2007年以后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陆续命名公布就是一个极好的注脚。尽管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传承人的重要性，但总体上关注不够，尤其是传承人在传承实践中所具有的意义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是未被命名的广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还是经过国家、省区、州市、县各级政府命名的项目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两大方面。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属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主要体现在活态属性和自身文化属性两个方面，自身文化属性就是该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是其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要素，而活态属性则是该文化的生存方式，是其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两个基本属性的保有以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为基础。

（一）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虽然经过多年发展调适，在其内涵与外延及其分类等方面的理论表述逐渐科学化、规范化，但与实践着的文化生活本身一一对应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仍需进行辨析厘定，以更好地概括和指导文化生活事实。目前使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中，共识之一是至少应该强调“活态性”。作为在历史中展开的文化实践活动，具有历史的规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别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基本特性， 就是依附于个体的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的，是一种活态文化，可以说“活态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真实而重要的价值意义就在于它是当下人们正在实践着的生活方式，是活的文化事实。而其“活”离不开文化主体――传承人，活态的本质或核心就是人，[2]（P114～123）指其存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中，表现为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实践着，遗产才能“活”起来。从目前所认定的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看，其中很大部分是被称为“艺术”的部分。在民族民间文化活动中，艺术大都没有独立的本体性存在，它就呈现为民众的生活方式，文化主体在很多艺术活动中既是创作者、展演者，也是欣赏者，他们作为艺术的创造、操演、欣赏主体，贯通于该文化实践全过程，是该项艺术的承载者和传递者，保证了该文化过程及其完整性、延续性，从而使之代代相传。在研究和实践层面，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关注一直更多地停留在文化艺术客体――“物”上，专注于文化事象。最直观的关注方法就是“采风”，从活生生的文化实践中摘出片断事象作为文化的表征，见物不见人，把文化艺术当成静态的标本而不是不断生成的实践活动，于是，“传统”被当成了文化事象本身进行保护，而忽略了生成“传统”文化的文化传统是一个由主体运作的文化生存发展机制，文化传统在主体的操演下决定了文化怎样在自身既定轨道和现实境遇两者形成的纵横关系网络中生长。文化不可能一成不变，在今天这样的特殊文化背景下更不可能，而文化的生长需要人和“物”两相结合，只有通过人的实践，“物”才能得到延续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强调其活态性就是强调传承人这个文化实践主体，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项目申报认定中，强调基本的要件之一就是要有传承人，有传承活动，以保证它是活态的而不仅是标本。

（二）秉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文化属性离不开传承人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历史地形成的，每一种来自不同文化的遗产项目都秉承文化母体属性，拥有该文化的独特性，这也是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被选择、被命名、需要被传承的内在依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与认定中，不仅是基于其杰出的技术形式特征，更主要的还是它所代表的各种文化的表征，内含了该文化的编码逻辑。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技术并非决定性和最关键要素，技术形式符号所蕴含和表征的文化基因意义更为关键，[3]（P11～21）从而能够参与构成文化多样性、丰富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母体文化的这种整体性关联决定了文化实践主体在其中的重要性，作为文化的一个部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文化具有的内在结构关联，正是由于主体的存在才整合为该文化整体，剥离了主体，遗产就只能转化为单纯的技术形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强调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活态文化就是依然作为民众生活方式、保留了该文化属性的文化，如上所述，只有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的实践才能保证活态性。目前对各种地方性文化的关注基于各种错综复杂的缘由，因此，经常出现反客为主，用客位观念代替主位观念进行理解的现象，尤其是在权力介入引导的自上而下的文化遗产运动中，在代替性理解中容易造成隔靴搔痒或重新解释而扭曲他者文化的现象。人类学学科强调，要真正理解他者文化，必须尊重文化持有者的表述和理解，在对一种文化进行解读时需要主位客位并置讨论，才能在彼此的对话中达到对一种地方性文化的理解。[4]（P13～18）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中要求尊重当地人意愿，尊重文化主体自身的选择，因为那是“他们的”文化，他们置身其中并与其融为一体。更为特殊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和项目绝大部分属于被划分为“艺术”的文化，作为“艺术”的文化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门类的特殊性，那就是它感性直观的独特符号形式，这种符号形式孕育于其文化并与其文化相互契合，水融，不仅对艺术背后的文化的体验需要来自于持有者内部眼界，而且对艺术形式本身，看似可以相对超越文化的“单纯”审美品位也来自于文化的形塑。在主体的感官与文化合而为一的历史进程中，艺术形式的养成需要内在文化的支撑。所以，对传承人的界定至少包括重要的两点，一是掌握特殊文化技能，二是享有该文化。无论如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讨论都离不开遗产背后的整体文化，而沟通二者的中介就是传承人，是他们把携带的文化积淀和对自身文化的理解放进了既定的文化形式之中并不断进行着形式创新，各民族文化才能在历史进程中运行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保留并生成着与其他文化不同的属于自己的个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只有形式而没有传承人及其传承实践的文化不能被划定其中，同时还强调当地人群或享有该文化人群的想法。这样，就能够把文化主体传承人放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还艺术主体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应有的地位和意义，改变以往民族民间艺术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文化遗产的传承不仅是文化事象的保留，更是文化主体对文化事象的操演和不断创造，从而实现一种文化的真正传承发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意义和作用

传承与发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两个重要的关键词，表面上呈现的是文化客体自身的不断延续和演进，事实上，是作为文化主体的传承人对文化的不断操演与不断创新的过程。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传承人的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文化主体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被命名以前的传统社会中，文化的延续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文化在民族的代际之间自然传递，通过家传、师承或社会传承等诸多方式和途径，在一代代传与承的生活实践中绵延下来，只要生活方式仍在继续，就能保证相应的文化自然地被传递下来。今天，被命名为不同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那些文化项目只是各民族文化中的滴水，各民族创造的不可计量的历史文化遗产在多元文化背景压力下仍在传承，依靠的就是民众群体。从文化建构论出发，传承发展内在地包含了创新，把一种文化纹丝不动地保留下来既不是文化发展史上的事实，也不符合文化发展逻辑，文化总是在其遭遇的环境中朝着自己的方向现实地生长着。文化的创新离不开文化主体，“物”自身不可能随着环境改变自身，“物”凝聚着的是人的观念和具体的操作。从具体层面看，每一个文化的传承发展都经由个人创造，作为传统的文化因群体共享看起来好像是群体发展，但很多文化实践可以证明，传统的生成及发展是个体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的结果，它不仅是集体记忆造就，更来自于个人叙事突破传统自身增减和完善的创新，在很多著名的民间艺术活动中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例证。[5]（P24～36）

由于个体与社会文化互动的不同结果，文化在个体身上的分布和携带是不均衡的，不同领域总会出现某些杰出人物，成为该文化前进的推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名录，就是对该文化杰出的实践主体进行选择性认可与褒奖，是对一种文化诸多传承个体中独具特色或颇具典型的文化操演风格的认可，风格成为个体参与文化创造的一种度的标志。在很多文化实践中可以看到传承人的生存策略、知识结构与传承方式等对一种文化自身发展的影响，这也是民间手工不同于机器批量复制的根源所在，它尊重的不仅仅是直观的劳动量，更主要的是手工背后主体所赋予的生命亲历性及温润随心的情感体验，正是这些生命的内在欲求推动了形式的创新发展，生成了特殊技艺。在这个人与集体共同推动的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传承人主体成为文化发展的生产性动力，极大地推动了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

（二）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自然传承的主要力量

当代民族文化处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我与他者等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中，文化发展的自然河道在多重力量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突然改变甚至是中断，传统文化发展面临的压力是空前的，文化的自然传承面临中断的危险，这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提出和强调的背景。这样，传承人尤其是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们从两个方面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1.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自觉意识

当文化离开自然传承的轨道时，其传承需要在文化自觉意识的引领下才能顺利进行，文化自觉意识依赖于文化主体而产生存在。在不同文化发生碰撞接触及交流互融的过程中，彼此成为参照将激发各文化自意识，从而极大提高文化发展的自觉性，增强该文化自身内部生长调适机制。而在当代文化背景下，文化接触交流并非能够以“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想状态进行，对很多地方性文化来说，只有通过各种方式和利用各种契机不断增强文化主体的自觉文化意识，才可能增强该文化的传承发展活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首先介入的是政府与学者，作为文化发展方略以政治话语姿态自上而下铺开，他者的话语几乎淹没了自我的声音，如与当代文化接轨的“知识产权”问题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对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来说是陌生的；节庆类遗产实践中，民俗变官俗的现象也非常普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对该文化的自我认知和反思如其意义及保护传承等文化自觉意识首先源于那些被命名的传承人。

在实践中可以发现，被命名的传承人经由他者命名及资助活动后，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知识的反观意识及视角，之后又为了政治、经济、展演等不同目的，迎来各组织机构提供的更多渠道和契机对该文化进行操演，如此往复，逐渐培养起他们对自身文化的自意识，并由点及面地以一种示范性培养地方民众对该文化的自意识，再逐渐上升为对民族文化的强烈的、稳固的自觉意识。文化自觉是文化生存发展中的强烈稳固的自意识，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的传承发展才不会只是被某些外力驱使推动以达到某些功利的目的；也只有相应的文化自觉，文化才具有强大的内在动力保证主体的文化传承意愿。如云南少数民族很多被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类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下，具体事象已留存不多，90年代以后，在各种文化认同场景中，各种合力促使直接的现实目的与心中留存的文化记忆相互契合激荡，在部分人群尤其是杰出的民间艺人中激发起一定的文化自意识，这种意识与文化惯性相结合，逐渐实现着自我文化的恢复或重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先被激发起并养成文化自觉意识的大多是杰出的被命名的传承人，因此，传承人在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保留和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2.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传承通道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国际性认同的文化思潮，根源之一就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各民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文化产生和对应于传统社会，是传统社会各地方人群适应自然社会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特色文化，它犹如一条河流，在传统社会中大多可以在既定的河床内向前流淌。而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彻底颠覆了传统文化生存的根基，它的河床被修改或者直接消失了。这种特殊语境使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了文化研究和实践的热点和难点，从而兴起了一轮又一轮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思潮。在今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中，生活文化的变迁导致自然传承链的断裂，传统文化的发展需要人为的干预，其传承保护成为一个时代课题。政府和学者合力提出的理念及出台的政策都不少，但只是宏观的理论的指导，具体的传承实践也还停留于说得多、做得少的阶段，犹如明确了战略目的还需要靠一次次具体战役及其中的战术去完成一样，充分的理论描述需要在实践环节中展开和实施。

在非自然传承环境中，依靠文化惯性进行自然传承已经不可能，于是，“保护”才成为民族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概念。要保护一种文化，不是止于静态的标本展示，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化的传承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需要积极主动有意识地为之，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枢纽和中介，决定了他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目前尚未得到发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旗帜下，一批批杰出的地方文化持有者被挑选出来，以命名、资助，甚至立法等方式确立他的文化地位、文化责任，以保证他的文化传承实践，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中的一项重要举措。然而，从对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调查中可以发现，在目前已经完成不同批次、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命名，相关资助也逐步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项目的传承实践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传承人的有关责任与义务还停留于纸上，很多被命名的不同级别的传承人仍然停留在以前的自然传承状态中。

因此，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就是要从重视传承人入手，在明确其责、权、利的前提下，细化传承人的责任与义务，围绕此制定实施的具体措施并监督落实，以此构建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体可行的传承通道。这样就可以以传承人为结点，统摄起每一次传承实践所需要的契机、场景、方法、途径等，形成相应的传承运行机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发展提供一条切实可行之道。同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传承人的代际断裂是传承中最严峻的挑战，尤其是那些需要特殊技能的项目，调查中，很多传承人最担忧的就是现在年轻一代不愿意继续传承该文化，项目传承后继无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除自身亲历亲为进行项目传承外，他还有重要的传承活动就是培养传承人，以保证该文化代代相传，因此，在具体传承通道构建中，传承人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

[参考文献][1]顾军.从《保护》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思维[J].江西社会科学，2006，（3）.

[2]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3]乌丙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和认定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7，（1）.

第4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落实到具体的个案，落实到普遍的传承人，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分析与实践。不过，由于缺乏深层次的关于传承人性质差异的研究，因此很多保护方案只限于部分传承人才具有意义，或者说，一些地方性保护政策往往偏于一端，造成保护上的失误。

一、总体性保护

2003年9月29日至10月27日，联合国科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通过了重要文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公约》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保护的迫切性，提出了明确的宗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尊重有关群体、团体和个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国家和国际一级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相互鉴赏的重要性的意识；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同时，首次在联合国的框架内确立了较为具体的总体性保护方案：（一）确定一项总的政策，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将这种遗产的保护纳入规划工作。（二）指定或建立一个或数个主管保护其领土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机构。（三）鼓励开展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和艺术研究以及方法研究。（四）采取适当的法律、技术、行政和财政措施，以便既可促进相关保护机构的建立，也可确保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享用，同时对享用这种遗产的习俗予以尊重，还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献机构并创造促进它的利用。（五）通过教育、宣传和能力的培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及和传承。（六）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方式，强化其价值和传承。

政策层面，总体性规范国家各个社会群体和个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与保护，总体性实施国家行为，以专门机构的方式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就是说，以国家意志来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分散的、无组织的、长期失去合法性的国家传统上流传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抢救、整理和保护。这样一些政策，无论在权威性、参与性方面，还是在整体性、系统性方面，都将一国一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到很高的地位来认识并加以专门性管理，给予其合性身份，达到了实施保护的有效性目标。

研究层面，强调总体性的指导与合作，以研究的方法深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在部分，寻找其价值和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人类学意义上梳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线索与传播规律，同时，为总体性政策提供支撑性条件。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实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目标。

普及层面，强调总体性的范本和传播体系，以教育、公共传播体系和国家示范性代表作来引导国民关注和认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长期的国家制度性努力来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理论和传承价值，是为上述层面目标的最终达成而确立的基础性方针，根本意义上，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传承的核心方式与必然策略，因此，普及层面的总体性要求，事实上已经奠定了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实基础。

与之相适应，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沿袭了《公约》的思路，也主要从制度、研究和普及三个层面来推进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也是一个总体性保护方案。由此，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所强调的保护方法称之为总体性保护。

总体性保护基于自己的宏观目标而没有落实到传承人保护这一次级的保护项目上来。但从系统性的保护要求来讲，传承人必然是其重要的保护内容。可以将这一总体性保护方案看作传承人的总体性保护。从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的命名现状来看，总体性保护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我国部级非遗传承人第一批包括民间文学、杂技与竞技、民间美术、传统手工技艺和传统医药等五大类；第二批涉及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五大类；第三批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统美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和民俗等非遗的十大项目。这些保护名录，充分表明了国家对传承人保护的意识与措施是明确而有力的，在这些众多项目中的传承人的评审中事实上也兼顾了整体性原则，注意到以国家力量来展开总体性保护的必要性。

另外，总体性保护的积极意义是，在各种文化力量并存共鸣的时代，在世界文化受到全球性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之际，总体性保护可以完成一种文化整合，既在文化系统内容，也在全球化将背景下的各种文化系统之间，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整合为一种文化形象，一种贯串于人类文化史之中，融汇于不同文化系统之中的具有文化核心价值地位的内容，并通过一系列的总体性运动和世界性传播，最终将几乎被现代文化与信息文明所淹没的文化遗产重新拉回到社会文化的台面上，重新唤起人们对文化传统的反思与兴趣，重新建立起人类智慧与理想的历史线路。在这个意义，总体性保护是一种起死回生的策略，它已超越了自身目标与宗旨，而成为人类文化在今天如此繁杂、多元的社会中必定要呈现出来的一种面貌。

与此相关，我们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发现了总体性保护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症结，必须要以某种方式去冲破，去打开。最大的问题是，总体性保护是以普遍性法则建立起来的保护方案。而这恰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所必须反对的。也就是说，总体性保护走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反面。这样一种保护，如果没有认真的、细致的、批判的眼光来执行，就很可能回到了保护之前的状态，以一种原则去衡量无数的个性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么不得要领，没有实际效果，要么就会大量地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后，保护成了摧残，总体性也就完全失去意义。

二、类型化保护：走向非遗保护实践的有效原则

在民间工艺传承人的保护实践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政府有较为宏观的保护政策，但对于十多类民间工艺传承人而言，则面临困惑。政府强调要保护传承人，主要以市场化方式加以保护。这显然是一个单一原则。在传承人当中一些有其他职业，不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也有传承人以工艺创作为生计。传承人与所传承的工艺之间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况，而是有着复杂的关系，有的以此为生，有的则在生活充分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进行一种创作，还有的在市场化中找到了传承的方式，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如果以市场化来总体性保护，则很难从中为所有传承人找到一个统一的保护方案。因此，我们有必要来重新思考：这些传承人，是否可以重新找回其个性化的传承方式。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类型化保护观念：即针对传承人在年龄、职业、民族、性别、传承方式、传承目的以及对非遗的态度等方面的不同情况，将传承人保护分为三大类：扶持性保护、引导性保护和开发性保护，据此制定个性鲜明的传承人保护方案。扶持性保护是指保障传承人的生计与基本发展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尊重和捍卫传承人基本的生存权，理解和同情传承人的生活处境与人生际遇，将保护的第一原则落实到传承人的日常生活与家庭生计方面，充分鼓励传承人在生计困境中要志存高远，不弃艺术和传统，建立长期的扶持关系，为传承人恢复健康的身体与身心创造条件，为传承人自觉而坚定的担当传承使命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

引导性保护是指政府以政策咨询、知识推介、发展设计等方式协助传承人找到发展之路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注重并推动传承人走向社会，引导和提升传承人的传承意识与传承决策，将保护重点放到政策方面，有效利用传承人自身的良好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创造一种整体性的传承氛围，为传承人更好地担当起传承使命。

开发性保护是指政府在施政实践中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社会经济增长的一个积极因素加以运用的一种保护方式。这种保护方式，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动力价值，将传承人纳入到社会发展的主轨道上加以运用，提供全方位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保障，推动传承人开发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空间与社会功能，将传承人的文化创造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融于一体，突显出传承人的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

第5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刘伶醉酿酒工艺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573（2012）04-0016-03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物质形态产品的保护方式。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遭遇现代化经济发展大潮冲击的背景下，本文拟以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刘伶醉酿酒工艺为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问题进行分析。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等传统方式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被誉为“人类精神的家园”。但是自20世纪后期以来，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大潮的强烈冲击，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遇着日益严重的危机。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内涵和意义，有助于提高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程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参与基础上；通过对生产与保护关系的研究，可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进行生产、生产过程中进行保护的双重目标，既能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价值，又能挖掘其现代经济价值；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与保护相结合的途径，形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产业链，使公众领略传统文化的伟大，陶冶情操；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研究，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的一般性规律和基本特点，使其具有普遍价值，推广到全国，起到尊重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的作用。

二、刘伶醉酿酒工艺概述

“刘伶醉”系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酿制的特曲名酒，以刘伶饮后“一醉三年”而得名。刘伶，字伯伦，魏晋时期沛国人，晋朝“竹林七贤”之一，号称中国历史品酒第一人。刘伶到河北徐水访友张华，张华以当地佳酿款待，刘伶饮后倍加赞赏，“借杯中之醇醪，浇胸中之块垒”，著诗曰，“捧瓮承槽，衔怀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太行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虽然刘伶醉得名于魏晋时期，其酿酒技艺实际始于东汉时期，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刘伶醉烧锅古窖池已连续使用近千年而未间断，是中国最早的蒸馏白酒发源地之一，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已列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预备单》。

刘伶醉酿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刘伶醉酒，采用传统老五甑工艺，精选高粱、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糯米、玉米、豌豆、绿豆九种粮食，经泥池老窖、固态发酵、缓火蒸馏、量质摘酒、分级贮存、精心调制而成。所谓老五甑生产工艺，是续米查配料的典型操作方法。该法以班组为单位，每个班组将所投入的糁、辅料按比例分成三份，再与酒醅配料，配料方式是窖池酒醅自上而下，先起面糟（蒸酒后作为扔糟）再起回米查、三米查、大米查、二米查，分别蒸酒后自窖池底部依次入大米查、二米查、三米查、回米查，然后封窖，整个操作过程使用五甑蒸馏，因此称为老五甑操作法。古老的传统技艺千年流芳，刘伶醉酒也因此而得以集天地灵气、采九谷精华，成为中国九粮酿酒第一家，并先后荣获“首批中国食品文化遗产”“首批中华老字号”和“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

三、刘伶醉酿酒工艺生产性保护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市场需求的变化使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断裂的危险，亟需进行深入的研究与保护、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意在寻求更为有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和利用途径，挽救古老的传统文化，并使之与现代需求相结合，开创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新思路。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及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当地经济，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起着传承民族文化血脉的重要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较多关注文化的非物质层面，而往往忽略了从发展经济的角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做出合理规划。我们认为，不应仅仅从保护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而应该将利用、开发有机结合，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可持续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正是这样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发展经济有机结合，在经济开发中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在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同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持原有的生机和活力，使之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以确保其创新和可持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方式主要适用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这些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古代劳动人民在几千年的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其文化内涵和技艺价值主要体现在生产工艺环节。这些古老的生产工艺只有在生产实践过程中才能创造出基于传统技艺的物态化产品；而广大民众则通过拥有和消费这些物态化产品来分享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刘伶醉酿酒工艺正是这样一种传统技艺。

四、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

刘伶醉酿酒工艺在生产性保护过程中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生产性保护不同于传统的生产过程

对于传统技艺、传统美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保护和传承必须与生产相结合。不与生产相结合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保护和传承是没有意义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生产仅是为实现保护目的而采取的一种手段和工具，“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保护”。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阿阿胶”技艺传承人秦玉峰曾指出，“生产性保护不等于简单的产业化，而是在保证非遗核心技艺的前提下，给非遗注入新的活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利用的前提是尊重，生产必须服从保护传承的需要。生产性保护的目的是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发展规律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代社会的互动与融合。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的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单位与一般生产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它必须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自觉传承保护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特点，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立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对于技艺相对复杂、保护性生产具有一定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单位，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展示室和传习所；对于技艺相对简单、保护性生产规模较小的项目和单位，可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设施和传习基地的建设；对于不具有营利能力的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纳入当地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由社区资助其建立传习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三）注意充分发挥政府的行政支持作用

作为公共权利的代表者和行使者，政府有义务、有职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管理和支持。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为代表性传承人组织生产、授徒传艺、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提供引导。具体方式可以包括：为代表性传承人提供技艺展示、产品销售的渠道和平台；开展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日”活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工作，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充分利用各种民俗节庆活动，支持和帮助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产品宣传；鼓励相关学会、协会制定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标准和规范，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生产合规有序运行。

（四）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队伍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主要依附于人而存在。传承人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持久鲜活的生命力。离开了传承人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存在和发展都将是短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之一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即传承人，核心是传承人保护和传承人才队伍建设。要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人才队伍建设，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对于部分生存条件不佳、甚至经济困难的传承人，政府部门要给予保障性资助；针对部分传承人文化素养不高的问题，可由当地政府引导，对现有传承人进行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对于部分因营利性差导致后继乏人的濒危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设立专门的保障基金，由社区协助，培养传承人才，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有人，青春永驻。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2003-10-17.

[2]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R].2011.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4]宋俊华.文化生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文化遗产，2012，（1）.

[5]辛儒.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开发和利用——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9，（6）.

[6]辛儒，王颜林，金剑.继续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产业化——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大学学报，2009，（6）.

[7]金剑，王贺敏，王建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核算的相关理论问题探讨[J].河北企业，2012，（5）.

On Productive Prote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Wang Jianxiang， Jin Jian

第6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

中华文化是多民族文化，而民族文化又有其地域性，每个地域文化又集中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要发扬中华文化，就应充分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重要资源。那么，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包括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也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我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法律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如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内蒙古作为少数民族地区，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当丰富，为群众文化建设提供了广泛的资源，也为群众文化的大发展，为弘扬民族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精神特质

任何民族的精神都蕴藏在它的文化中，而这个文化也是保持其生存，推动其发展的强大生命力。正如庞朴说的：“未来的陷阱原来不是过去，倒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就是说，为了走向未来，需要的不是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善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的大厦。这样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正是这既定的“地基”，正待我们去好好勘察，从而建立起更加稳固的中华文化大厦。由此可见，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我国现代文化的基础，它蕴含着民族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群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的本质和核心。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活态性和民族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所在。如剪纸艺术，它既是我国工艺美术有的一种艺术样式，民间表达情感的手段，有很普遍的用途（用于日常的装饰，或用于节日的庆贺），又是一种象征符号，内涵丰富，是中国人特有的祈福和祝福方式，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不仅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其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个性都会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所保留，构建传统文化的内容，规范本民族群体生活方式、思想内核，以及价值取向，因而维系着民族团结、社会巩固、族群和谐，是民族凝聚力、社会价值认同的重要载体，对民族文化认同、和谐社会构建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现状

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笔者几年间的走访调查中发现，一些民间艺人或年事已高，或已经离世，造成民间艺术的传承人断层；一些民间曲艺由于从事者文化素养较低，精华与糟粕共存。有关资料也显示，如2014年11月22日开始的第七届潘家园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博览会，诸多手工艺品使广大观众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熏陶。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保护与传承，也引起了研究者和艺人的担忧，有很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如风车、风筝等传统玩具，二人台、晋剧等戏曲，受众越来越少。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传承，这是当前相关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也曾看到，一些能坚持制作传统玩具、秉承二人台艺术的老师们，只是坚持了自己心里的信念，要把自己的信念传承下去，不能让传统的手艺在自己手上断送了，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多么艰难。究其传承困难的原因，不外以下几方面。

（一）社会风气轻浮，艺术传承难收徒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其首要问题就是收徒弟，这也是多年来艺人们传承技艺的重要方法。但是，现在社会风气轻浮，人们急功近利，做任何事都要先考虑投入和产出比。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学习，本身就费时费力，一个学徒想要系y学习制作工艺，并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事情。期间徒弟没有其他收入，生活就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后继无人，已经是十分严重的问题。

（二）生活方式改变使许多乡土文化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娱乐形式也越来越多样，对大多数的人，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从小就熟悉，因而对它们失去了热情和兴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代化”有待进一步提升，以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学校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艺教育已经开始走进学校，广大师生也能够近距离学习简单的非遗技艺。但是，不可否认，由于学校教育都是为了学生的分数而教学，并没有把素质教育真正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学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能学习不积极，有的学校只是展览性地开办展览室，以备检查了事。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堪忧，“民间文化的传承人每分钟都在逝去，民间文化每一分钟都在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亟待加强。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

（一）鼓励家族式传承

一些民间曲艺和戏曲的从业艺人，他们大多是从祖辈、父辈或亲戚中得以传承的，传承给后人是他们的使命、也是责任。因此，他们在传承中就应主动把手艺传给后人，以使祖传的技艺能够传承下去，使自家的手艺后继有人，同时也为社会、为国家、为群众文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如内蒙古土右旗的二人台、蒙古族的呼麦等，它们多是家族式传承的。因此，应鼓励传承人承担起传承的责任，为群众文化发展创造条件。

（二）师徒式传承

师徒式传承在过去十分普遍，但近年来，由于社会生活方式改变，加之经济利益的驱动，师徒式传承在民间已经比较少了，但它仍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在群众文化建设中，政府应在资金上予以支持，对师徒都应给予一定的经济扶助，以打消“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使师徒传承更加有效果，使群众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三）学院式传承

第7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摘 要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面临着传承人断层、遗产整理困难、保护观念不当、保护投入过小等困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呈萎缩之势。近年来，尽管多数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上作出了一定努力，但总体上地方非遗保护凸显保护层次过低、流于形式等问题。地方政府应是非遗保护的主要责任者，为使非遗保护取得根本性改观，地方政府应承担非遗保护政策的制定者、非遗保护的宣传者、非遗保护的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等角色。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地方政府 定位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达、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①”。在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遇到了前所未有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全社会都应当切实地投入到这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中来。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困境

目前，我国已有26项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29项，成为了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②。当前我国的世遗、国遗、省遗、市遗、县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已基本建立，但事实表明凡晋级水平越高，项目所保存的文化基因价值越高，其濒危程度也越高，非遗保护在我国正面临极大困境。

（一）非遗文化传承人面临断层

“非遗”的“核心”主要表现在传承人身上，非遗保护最理想的境界就是 “活态”传承。作为文化艺术载体的传承人在对艺术展示和表现时无疑都带有长期以来该原生性艺术长期以来潜移默化对他的精神影响，所以传承人本身就带着艺术的灵魂和需要保护的精神内核。我国非遗传承中面临着后继乏人甚至后继无人的境地，尤其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由于受到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在现代文化冲击影响中逐渐将其遗忘。即使是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端午节也面临民俗文化传承的 “断层”危机③。

（二）非遗文化整理困难

非遗文化的整理是非遗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对非遗的传承和推广起到基础性作用，然而，无论是个人性还是群体性的非遗在整理上都遇到极大挑战。首先，个人性非遗整理不易。个人性性非遗多为家族式或师徒制传承。随着非遗继承艺人的老龄化，其往下很难有足够数目的家族式传承人，这种“活态”传承整理显然很难奏效。而同时，由于旧有的观念常会导致个人性非遗“所有者”不会轻易将“绝活”公示于众，乃至传徒时也有保留，以免有违祖训，此种非遗最易“失传”。

（三）产业性非遗也呈现不断萎缩之势

“非遗”行业正不断萎缩，年轻人多视之为“夕阳产业”而不愿涉足。“非遗”行业大多学艺艰苦、待遇低、周期长，同当前“短平快”、“体面轻松赚大钱”的就业思潮不符，少人青睐。非遗行业大多生产精神文化类产品，但其极高的“生产成本”却常被社会忽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行业发展极其缓慢。

（四）非遗保护观念影响保护效果

支撑非遗保护的观念应是文化多样性，而不是商业利益或政治因素。我国热衷于对包括非遗在内的遗产申报的最大动因是商业利益，业界多认为，列入遗产名录就会像一块“金字招牌”为地方带来源源不断的旅游收入。地方当局在申遗成功后所考虑的不是如何更好的保护“非遗”，而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利用这一“称号”获利，往往不会顾及是否有利于“非遗”的传承发展。首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金沙》音乐剧连续上演621场④，该事件再次表明表明，地方“非遗”的终极目标是形成产业和商业，这种理念若得以发展显然会使许多不具有明显商业利益的“非遗”被排除在保护之列。在“发展”的口号下，急功近利地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从而牟取更多的“暴利”，长此以往势必糟蹋文化遗产本质，加快这些珍贵文化的消亡速度。

（五）从事“非遗保护”的人力财力不足

我国目前尚无真正意义上专业的非遗人才及其培养机制，物质保障机制也为建立。我国的非遗保护伴随着“世遗名录”的申报而开始，并在2006年《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生效后迅速升温，但非遗的保护时间短，保护的观念尚没有深入民心，政府的重视也显得十分不够，根本没有形成有效的非遗保护人才体系和物质保障机制。相邻韩国的做法值得我国反思，《韩国文化财保护法》根据价值大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不同等级，国家确定的具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将给予100%的经费保障；省、市确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给予50%经费保障，剩余由所在地区筹集资助。我国专业非遗保护人才的匮乏以及无足够财力的支持已成我国非遗保护的瓶颈。

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一）地方非遗保护的相关依据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先后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工作的原则和目标。为贯彻上述意见，文化部制定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部门规章。随后，关于非遗保护的地方法规建设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云南、贵州、广西、福建、江苏、浙江、宁夏、新疆等8个省区陆续出台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应该说，尽管法律层面的非遗保护立法处于缺位状态，但非遗保护的制度框架正开始构建。

（二）地方政府非遗保护举措评析

首先，非遗工作偏离非遗保护的核心。目前，非遗保护的主要工作是申报“非遗”，非遗保护绝非是简单的将其列入非遗目录。非遗保护的核心是传承，而这项最为核心的内容却未纳入相关部门的职责范围中。其次，非遗保护宣传多流落于形式。如前介绍，宣传推广非遗的重要活动即是在非遗日开展非遗展示活动。非遗的保护宣传理应是常态化行为，一年一次的推广不能起到扩大影响的作用。再次，非遗保护理念不当。多数地方政府市明确提出“文化富市”的口号，文化产业属于朝阳产业理应得到各地政府重视，但是若将非遗不加区分的列入这一政策范围之内，则将不利于非遗保护。众所周知，非遗最大的威胁是市场经济和新型“文化”，绝大多数非遗是不适合纳入产业商业范畴的，依靠非遗发展经济的初衷背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的宗旨。最后，非遗保护措施的缺位。比如，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需要形成保障机制促使其发扬非遗，但目前大多数地方政府仅是将其列入传承人目录，并未从制度上帮助其建立适宜的传承条件。

三、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的定位

非遗是属于世界的，但绝大多数的非遗首先是属于地方的，地方性是非遗的内在属性，这决定了地方政府理应是非遗保护的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在非遗保护中理应如下定位自己：

第一，非遗保护地方政策的制定者。根据立法权限，非遗保护的基本法规理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但地方政府完全可以在法律允许下制定更为得力的具体政策。政策的制定应在科学的理念下进行，应当摒弃那种“非遗”产业化的保护理念，树立弘扬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非遗保护观念。地方政府的非遗政策除应遵循科学保护观外，还需具体明确有针对性。应强化对非遗外部发展环境的保护，加强对非遗科研人员的支持，应对非遗传承人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关怀等。

第二，非遗保护的倡导者。非遗保护的观念尚未深入人心，政府理应是这一利国利民政策的积极宣传者。尤其是针对即将灭绝的非遗，政府更应当加大倡导力度。以语言为例，据儿童基金会统计，目前世界上大约有6000种语言，其中2500种正濒临消亡，还有更多的语言正在丧失他们作为实用语言存在的生态背景。我国部分少数民族语言也面临同样危机，特定地方政府理应鼓励宣传本地民族语言的使用。总之，倡导非遗也应制度化、常态化，使其逐渐深入人心，从而形成全社会的合力，共同传承非遗。

第三，非遗保护的实施者。非遗保护需要极大人力财力，非遗自身特点决定非遗保护多不适宜采取产业化方式，也不可能完全由其自由发展，而只有通过政府主导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政府首先应当加强非遗保护人才的培养，可依托高校智力优势，培养合格的非遗人才。此外，政府还应将非遗保护列入其正常政府预算中去，推动非遗整理效率、加大对代表传承人的资助。在非遗传承人保障方面，可以考虑借鉴韩国经验。“在韩国，掌握某种传统歌舞、服饰、工艺等方面技艺的人，一旦被政府和学者们确认具有某方面传统的代表性，便可每月从政府获得一笔补助，从而使其自尊、自重和保证不把这一传统变成商业演出以持续保持原有风格，并致力于培养传承的接班人。”

第四，非遗保护中的鉴定者。在非遗重构过程中，我们必须承认，并非所有的非遗都是值得保护的，部分非遗甚至与人权之间存在冲突。有些植根于文化实践的非遗严重违反和损害了基本人权，例如有些国家或地区的强制婚姻、女性割礼、繁重服饰等就侵害了妇女基本人权。女性割礼因限制损害其他人权现已被国际组织要求废除，而具有类似文化的日本民族表演艺术歌舞伎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如何取舍非遗的问题是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有违人权和现代文明的“非遗”需要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进行干预，引导并通过法律的手段摒弃它。政府理应是文明非遗的权威确定者，其必须在传统和现代文明之间做出适当判断。

四、结语

全球化、市场经济和现代文明正冲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使得我国非物质文化

遗产处于极其困难境地。相关公约以及国内政策的出台为非遗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契机，尚处于起步中的我国地方政府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凸显许多问题。非遗的地方性决定了解决非遗保护中的问题必须依靠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对其角色的定位在非遗保护战中起到关键作用，其理应是非遗保护的政策制定者、倡导者、实施者以及非遗文明的鉴定者。

注释：

①第2条.

②马文辉.中国非遗项目入选“世遗”数量是最多.载于news.省略/20091013/n267327473.shtml.

③端午民俗文化传承面临“断层”危机.载于fjrb.省略/fjrb/html/2010-06/16/content_171987.htm.

④赵斌.成都观念,为非遗搭起保护平台.载于news.省略/20070522/n250147478.shtml.

参考文献：

[1]马知遥.非遗保护中的悖论和解决之道.山东社会科学.2010(3).

[2]青峥.外国非遗保护现状.科技之友.2010(1).

第8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需要建立在对民间艺术的研究基础上，高校美术教育对于民间艺术的发展和研究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2年，我国高校为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工作召开了研讨会，从此拉开了我国高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序幕，全国很多地区也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采取有效的措施控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使其能够更加广泛地融入现代社会。

二、高校美术教育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和创新的必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财富，也是经济建设可以应用的重要资源，我国必须将其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主流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被大家所遗忘、破坏。高校美术教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可以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因此，高校美术教育有责任完成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扬工作。首先，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蕴含着各种不同的地方特色和文化内涵，见证了我国的区域性历史文明，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而这正是历史赋予高校美术教育的使命。其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高校可以承担起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和实践活动。再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展现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承载了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蕴含了审美情趣、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文化知识，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和素质、能力。

三、高校美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和传承所

第9篇：传承非遗文化的重要性范文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高职院校；传承；“舟山渔歌”

一、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丰厚财产，浓缩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后人而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的膨胀性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挑战，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因此，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高职院校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双赢的局面，增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提高高职院校的综合实力。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给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一点参考借鉴的材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通常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传承、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精华。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三、“舟山渔歌”在我院传承的客观条件第一，“舟山渔歌”是浙江民间音乐重要体裁之一。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不仅作为我国沿海主要生产行为的伴随形式存在于当地民众之中，还以特有的方式承载、传播了我国东南沿海渔业文化的各类历史信息。2009年“舟山渔歌”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渔歌”的保护和传承是政府和文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之一。地方人民对于“舟山渔歌”的强烈认可感是其在我院能够开设相关课程的基础。

第二，对于我院而言，由于其办学宗旨依托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办学理念，是一所地方性的涉海类高职院校，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在推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同时在当地高职院校中开设当地非物质文化课程可以提高院校的综合实力。

第三，浙江省是旅游大省，同时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如何把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结合在一起是研究的重点，通过在高职院校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以为当地培养更多的旅游人才，对于浙江省的旅游业和文化传承而言实现了双赢。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高职院校、当地文化、当地旅游等都有积极的影响，下面详细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

1树立了学校的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课程的设置把地方高校作为了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从而构建了“非遗”高校教育传承的模式，是职业教育“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我院作为地方性高校，也承载着传播优秀海洋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融合地方历史文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校园特色。将“舟山渔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将传承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才艺素养，丰富校园生活，也宣传和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2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旅游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保护与传承，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文艺工作者和舟山的渔歌爱好者曾多次对“舟山渔歌”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但显而易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仅仅依靠相关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据调查，目前对“舟山渔歌”的传承主要是举办渔歌比赛、海洋节庆活动等这些途径。调查资料显示，仅仅依靠这几种传播途径，“舟山渔歌”将面临萎缩、衰弱的危机。老一辈歌手逐渐离去，出现“歌随人走”的局面。在我院的旅游专业中开设“舟山渔歌”这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艺术选修课，既可使学生了解舟山地方民间音乐，提高艺术修养，同时这也是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提高的要求。在2012年举行的舟山市导游大赛中，就明确规定选手要有一定的艺术技能和修养。“舟山渔歌”以它的通俗性、趣味性、生活性、地方性、艺术性等特征必将得到人们的喜爱。通过旅游专业毕业学生在旅游行业中的传播，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难的现状，使“舟山渔歌”逐渐走出一条旅游化生存模式。

3提高了青年一代对于民间风俗的了解

“舟山渔歌”是舟山渔民根据渔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逐步创作成熟的一门民间艺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一直流传于舟山民间，成为当地特色文化符号。“舟山渔歌”不仅包含了浓郁的海洋气息和渔乡风情，而且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知识。其中涉及很多有关航海岛屿、生产技能、社会风貌的知识，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民风，是一本反映舟山群岛人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活态教科书。因此应当把“舟山渔歌”中的这些民风民俗与旅游文化有机结合，展示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是年轻一代由于早早受到了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解，同时也造成了文化后继无人的现象，因此把“舟山渔歌”作为高职院校的课程之一，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策略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认识，从而造成了认知率较低。例如在郭义江的《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中经过调查发现：“舟山渔歌”在当地的普及率很低，即便是音乐课开设相对较多的中学里的学生，由于教材、师资、观念等多种因素，致使对之有所认识的人数依然很少，舟山地区的中学生人群对本土渔歌号子知识的了解甚少。62%的学生不了解“舟山渔歌”。由此，我们认为在高校中传承“舟山渔歌”非遗文化极具紧迫性。

1高职院校应当提高师资力量，聘请民间艺人

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优秀师资力量的缺乏，从而造成了对于非物质文化要点的把握不足，甚至会对非物质文化造成扭曲破坏。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限度地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2非物质文化的课程应当进行创新

非物质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来，其发展和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课程要进行大胆的创新，提高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使其焕发青春。例如，在“舟山渔歌”课程中，应当强化其地方文化特色，并通过科学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融合在一起，补充其教学部分传统文化教学的课时，同时对于教学内容，要继续特色创新、系统整理，建立民间文化数据档案，创设独具特色的“地方民间文化课程”；此外，要创新教学方法，依托地方非遗文化产业，建立专门的艺术公修实践基地；利用特定的节日举办相应的民间艺术文化节；教学过程创新，改变单纯的讲座式大课模式，在教学环节穿插“大课教学、小组合作”的互助式教学模式，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创新，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个性化培养、分层次管理。

3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应当和当地旅游衔接在一起

高职院校设置非物质文化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物质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要为当地的旅游业服务，因此高职院校“非遗”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要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结合，与学校行业特色和学生专业技能要求相结合，既可使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又可以赛促学，检验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在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时，应多结合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来进行。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应当起到提高导游人才知识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为游客透明正确地讲解文化知识，正确地解读、传播和传承非遗文化。

六、结语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传承非遗文化，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特色，在传承文化中传播非遗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把非遗选修课程建设融入到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在课程建设方面，要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构建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开放型教学团队；根据产学合作要求，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课程资源建设，采集、整理、完善、创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义江.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J〗.人民音乐，2009（02）.

〖=2〗李欢.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校的传承〖=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4（01）.

〖=3〗于奎龙.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体育教学中的传承研究〖=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13（04）.

〖=4〗武宇林.“花儿”乡土文化与学校教育传承方式的思考〖=J〗.民族教育研究，2011（01）.

〖=5〗桑圣毅，肖庆华.论非物质民族民间文化的学校保护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