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高考作文精选(九篇)

第1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三个“或”字是关键：第一个“或”字使信息量增大，可以写“三怕”“二怕”“一怕”，也可以怕一项，喜欢一项；怕一项，喜欢二项等多种组合均可。关键要说出理由，讲出内在必然联系，切忌孤立记流水账，更不能写成回答问题的问答题。虽然审题没有角度限制，但也有部分考生依然把它作为话题作文来写——以话题为出发点作文，不提及“三怕”，只谈恒心、信心、勇气和坚忍不拔的意志等，抛开材料自立一个话题侃侃而谈、引经据典、古今中外、海阔天空胡侃一番，写得文采飞扬，却偏离材料作文宗旨——全面准确把握材料，就现象分析加以议论和联想。

第二个“或”字其实是考察考生的思辨能力，有怕的，也有不怕的（含喜欢），思辨能力的考察不是一味地“唱反调”，要能对“不怕”作理性思考，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理性精神。通过具体自主分析思考顺理成章地得出结论，明白道理；切不可写成空洞的牵强的“穿衣戴帽”类作文。

第三个“或”字是对文体的规定：写体验的应是记叙文就应注意六要素，写人记事要有人物、时间、地点、发生、发展经过、结果。写自己的心理活动和思考也可以，但必须有“三怕”或“三不怕”（喜欢）中的一项出现。写思考的应是议论文，就应体现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三要素，针对对现象挖掘内涵，具体分析就事论理，引申提炼观点要顺理成章，切不可把奥数当数学，把周树人说成语文，把“三怕”外延扩大，造成“若即若离”类作文。江西历年高考作文对文体特征要求明显，切忌文体不伦不类。

[优秀作文展示与点评之一]

不怕周树人（评分45满分50）

一考生

作为斗士的周树人—鲁迅，文章是匕首，是投枪，嬉笑怒骂，针针见血；作为文人的周树人—鲁迅，文章是行云，是流水，有浓浓的乡思、暖暖的情怀。于是旧时代有人怕他，又有人爱他。而如今的校园里竟然也同时存在这两种态度，乍看让人不解，其实不然。

“怕”，是因为我们在学习鲁迅文章时的偏颇，视乎鲁迅的作品不是用来阅读和审美的，而是用来分析的，无论是教参还是语文老师，都不厌倦其烦地分析它每一句话的含意，似乎鲁迅的作品藴含着丰富的潜台词，包含着不尽的言外之意。

“不怕”，是因为我们可以把鲁迅的文章看成真正的文章，去阅读、思考、理解，去领悟文字背后真实的鲁迅。

读《藤野先生》，可以感知鲁迅先生看到樱花树下梳着辫子的清朝留学生时的深思，看到“日暮里”三个字时的落寞，见到藤野先生时的欣喜以及回到北京后对藤野先生的思念等。这里没有过多的愤世嫉俗，没有更多的反封建思想，它深情款款，洋溢着鲁迅对恩师的感念之情。

读《孔乙己》，不去思考“排出九文大钱”的“排”字体现了孔乙己有几个钱后的故作大方，不去思考这个动作到底体现了先生对科举制度有多大程度的反对，只从人的角度去阅读，去欣赏，去思考是什么造成看孔乙己的悲剧命运，这个被科举制度毒害的被侮辱、被轻视的小人物到底是值得同情还是让人愤怒。

原来，不怕是一种还原，是一种重新认识。

在神坛上的周树人是让人敬而远之的，所以大家“怕”；走下神坛的周树人是让人亲近的，所以大家“不怕”，甚而“喜欢”。

不怕周树人，是因为我们可以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作家去看待；不怕周树人，是因为我们不仅仅把周树人定位为勇猛、刚毅的斗士。

于是我明白，不一定非要把周树人的文章全部定位为反封建、反礼教的文章，我们可以从字里行间理解他的真性情。

带着“不怕”的心情，读《故乡》，可以感受先生回到故乡的悲凉心情，感受他因看到闰土在生活压抑下早衰而悲伤地情绪，感受他因看到与记忆中的豆腐西施完全没有相同点的“圆规”而悲凉的心境，等等。

带着“不怕”的心情，读《阿Q正传》，竟然可以轻轻松松从故事中理解阿Q“精神胜利法”产生的根源及其对人生的积极或消极的意义等。

不怕周树人，因为我们可以把他还原真实的鲁迅。

不怕周树人，因为我们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普通人。

走下神坛，周树人并不是可怕的，而是可爱的。

对于可爱的周树人，你没有必要怕。

点评：文章先写斗士和文人的周树人，引出“怕”与“不怕”的原因。“怕”是教参、老师繁琐地分析肢解和毫无生气地臆测。“不怕”是通过具有生命的感受，通过前后情境变化来理解：活泼与麻木的闰土以及豆腐西施与圆规的截然不同。从周树人的中学名篇的斗争性和思辨性入手，去感受周树人无限诱人的魅力，进而突出“不怕周树人”。全文围绕主题“不怕周树人”用感知透彻领悟周树人作品深层次的意蕴来论证，从行文来看，真能读出作者对周树人的喜爱（“不怕”），否则不能把议论文写得如此情真意切。

[优秀作文展示与点评之二]

我爱周树人（评分45满分50）

一考生

中学生有“三怕”，其中一怕，是周树人，鲁迅先生的文章一直为中学生所害怕，更多上的是文笔上的晦涩与深刻，然而对于鲁迅先生，我却是喜欢的，先生身上有一种莫名的魅力吸引着我，令我欲罢不能，佩服不已。

先生为人，我十分佩服。

初识先生，还是在初中课本中描写的白草园和三味书屋里，先生家道富有，然而后倾颓，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描写的一样，有谁从小康人家步入衰落呢？我在这其中便能看见他人的真面目。早年的他留学于日本仙台，他学习医术，渴望用医术来救治像他父亲那样的病人，然而在仙台的许多事改变了先生，先生如是写道：凡是麻木的国人，即使体格如何的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我们的第一要著，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后先生弃医从文，在文章中寻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先生三易其志，深明大义，身躯微弱，却以天下为己任，如此大智大勇的人，我十分的佩服，正如所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却没有丝毫的奴颜。”

先生行文，我十分的佩服。

常常想起民国，自由之风多出于狂狷之士，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有风趣幽默，造诣颇深的钱钟书。而鲁迅先生作为前辈，亦开一代文章之风。

犹记得孔乙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犹记得祥林嫂，身世凄惨，却为世所弃；犹记得阿Q，常遭恶打却精神胜利。这些鲜活的人物像是那么真实的存在过，观先生之作品，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甚至构成了我们幸福或是快乐的源泉，先生对国人性格弱点的剖析，着实深刻，着实令人难以忘却。先生的杂文亦是为后人所津津乐道，他的文章是利剑，似匕首，直插敌人的心脏，反动派被他描述成落水狗的“哈巴狗”，干脆利落而又常令人忍俊不禁。

先生的一生几乎都是以一位医生的身份出现的，中国病了，先生的望闻问切，他在纸上书写着密密麻麻的小楷，他要为中华开济良方，而先生的确做到了。

上个世纪的一天，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国来吊唁先生的人不计其数，“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先生的精神光照千秋，激励无数人为中华民族的觉醒奋然前行。正如先生身上盖的红布上醒目的写着三个大字——民族魂。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为人，深明大义；先生行文，果敢大胆。如此中华之侠士周树人，怎能不爱？

点评：考生从材料中“三怕（喜欢）”中，选取了“我爱周树人”作为鲜明的论点，然后从先生为人、先生行文、先生之风及先生的医治中国的医生身份、伟大思想的魅力来论说我爱周树人，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最可取的是考生把中学教材中鲁迅的经典名篇及精髓作为有力的论据，使文章很自然流露出对鲁迅喜爱之情和考生对教材的用功钻研。能灵活运用教材作为论据的作文本身就是一大亮点。

[教师阅卷启示]

1.作文审题很重要，话题作文、材料作文有区别，话题作文要求较之材料作文要求宽泛。叫你写什么，就写什么。切不可借题发挥，更不可出现准备几则素材作论据就可应对十几个高考话题作文的揶揄。

2.作文切入口要小而精确，高考考察的是“”的语文素养，给人返璞归真之感，因此学生平时作文素养积淀很重要，这样才能在行文时从容不迫，收缩简练有力，于规整中见灵动，灵活自如地游刃考场。

3.文体特征要鲜明，但选择文体时须慎重。写议论文三要素要突出，不可写成抒情散文，有些学生为体现文采和知识面，往往是名人、名言、名例的罗列，满眼比喻、排比以及华丽辞藻堆砌，却忽视了议论文最本质的东西，即运用明晰的概念和准确的判断，进行合理推理，表达自己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2013年江西高考作文如写议论文必须对材料作具体分析、就事论事顺理成章地提炼出观点，否则语言再华美也只能是华而不实，甚至偏离主题。

第2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导语】作文是语文考试的重中之重，想要写出好的作文就要多看一些满分作文，写作的时候就能够灵活套用。以下是

“一带一路”战略构想，就是通过我国和周边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构建区域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为亚洲国家探寻区域一体化和区域治理机制绘制蓝图，符合各方根本利益，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潜力。这对广大海外华侨华人来说，更是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是华人华侨的聚集区，超过4000多万华侨华人，也是华商力量的区域，特别是东南亚地区。据估算，全球华商企业资产约4万亿美元，其中东南亚华商经济总量为1.1万亿至1.2万亿美元。世界华商500强中约1/3在东盟国家。华商经济实力增强，在许多国家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支柱。在东南亚证券交易市场上市企业中，华人公司约占70%。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华商经济相结合，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为海外侨胞具有雄厚的经济科技实力、成熟的生产营销网络、广泛的政界商界人脉以及沟通中外的独特优势，他们在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

一方面，要在中国政府的规划指导下，在相关使领馆的具体帮助下，重视海外侨胞，特别是华商企业积极参与驻在国“一带一路”有关项目的建设并从中受益。预计从2011年到2020年，东南亚“一带一路”基建投资将达1.5万亿美元;另一方面，海外侨胞和华商企业又可以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华商企业自身产业的梯度转移和转型升级，推动人民币的区域化进程，深化海洋经济的开发与合作，提供“一带一路”建设的科技与智力支持。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海外华人华侨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他们熟悉驻在国的社会、法律、文化环境与风土人情，对中国和家乡情况也很熟悉，是连接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天然桥梁和纽带”。在全面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新形势下，我们要把这一“天然桥梁和纽带”打造得更好。为方便大家及时获取2018年高考试题、成绩、分数线信息，

第3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热爱劳动，从我做起》。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宋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诗云“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毛泽东与毛岸英的谈话中也曾说过：“你在苏联的大学毕业了，这很好，但学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可以说这只是知识的一半。你还需要上一个大学，就是劳动大学。”可见，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不管是诗人还是政治家，都很重视劳动。

“夙兴夜寐，洒扫庭内”，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绵延至今。作为学生，劳动可能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可以培养优良品质。可是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同学不理解劳动，不愿意劳动。有的说：“我们学习这么忙，劳动太占时间了！”真是这样么？

我们学习的是科学文化知识，而劳动也是科学文化的源泉。古有鲁班造锯，现有杂交水稻。现代科技，再也不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闭门造车的产物，你看袁隆平，为了研究杂交水稻，吃住在田间地头，才解决了几亿人的温饱问题，现在又研究出了海水稻，离开一线劳动，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学习怎么能离得开劳动？劳动是的学校！

有的说：“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那现在呢？人工智能就不需要人工操作了吗？可见，这种论调也是站不住脚的。霍金不能说话，要靠一个电子设备发声，但也离不开两个指头的敲击。人工智能是机器的高级阶段，但制造工具的是人，最终操作工具的也是人。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制造工具的越来越聪明，但使用工具的越来越“愚蠢”。后者往往容易被工具“反制”，而一旦离开了所谓的高级工具，就会成为一个“废人”，一定要警惕！

第4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晚上好，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小鼠标标??来自穴居田鼠家族中的一员，奉族长之命，向那些长期奋战在捕蛇一线、暗杀猫头鹰、追打黄鼠狼、虐猫一族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你们不懈的努力，拓展了我们的生存空间，使我们的安全得到保障，让我们从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如今我们的家族日益壮大，广大农村已经被我们占领，到处活跃着我们兄弟姐妹们的身影。为了田鼠家族秋万代繁荣昌盛，我们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天地，在这里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们准备从“农村包围城市”，走进现代化的大都市中，享受文明生活，创造一个和谐美满的老鼠社会。各位也看见了，我们正逐渐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新生活，地球是属于我们的，你们人类靠边站去吧！

不要持怀疑态度，事实就摆在眼前。其一，我们鼠类的繁殖能力是很惊人的，而且没有计划生育，迟早有一天数量上要超过你们人类。其二，我们每一只老鼠都是具有超级杀伤力的细菌武器，我们随身携带几百种病原体，听说过鼠疫吗？那就是我们的类作。其三，我们鼠类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高智商，人类老一套的捕鼠器和假耗子药根本吓不到我们。其四，我们鼠类是一个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的群体，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是钢，可以无坚不摧。

作为一名夜生活丰富的田鼠，我不得不对社会的发展感慷不已，以前我以为只有我们鼠类和我们的老对头们喜欢过这种暗无天日的生活，现在你们人类也过上了这种生活，其内容比我们要丰富多了。

千百年来，我们和人类进行斗智斗勇，经过长期的观察和考证，我们已经对人类种种恶习了如指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已经被你们人类折磨的遍体鳞伤，我们鼠类义愤填膺，人鼠大战既将上演。我们誓要将人类赶出地球。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动物，我和你们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我们也有自己的梁祝传说，我正在和一只宠物波斯猫拍拖，有一天我在垃圾桶里听到有人在唱“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感觉你们太伟大了，我们家族的千年秘密你们都知道！让我听的如痴如醉，以至于忘记了和波斯猫的约会，她大发脾气要甩了我，还好我及时想起族长说过“没有不吃腥的猫”，只好把好不容易弄到手的一只珍贵鱼头送给她，她才破涕为笑。

今晚的星星真亮啊！糟了，约会的时间到了。穴居太小就不邀请各位来我家作客了，各位如有邀我之意，不妨准备好美味佳肴我必如期依约前往。就写到这儿吧，去晚了波斯猫一生气没准又甩了我，像我这样没有名车别墅的无名小辈找个女朋友真的很不容易啊！有空再聊。拜拜！

另，回信放到垃圾桶即可。

第5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一、招生对象及报考条件

㈠招生对象

符合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条件并已办理我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报名手续的具有本于都县户籍的文、理科考生(年龄不超过28周岁,即为1990年1月1日以后出生)，报考类别为本科兼专科或单报专科。三校生参加普通高考，报考类别为本科兼专科或单报专科。报考科类为文史或理工。

㈡报考条件

1.思想政治品德良好，有志从事基层农技推广服务工作。

2.身体健康。参加江西高校招生统一体检，符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规定要求。

二、报考学校

1.江西生物科技职业学院，地址：南昌市青云谱区莲塘北大道1636号，联系电话：0791-85739800

2.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地址：樟树市四特大道266号，联系电话：0795-7353583

三、招生名额及报考专业

招生名额共5名。其中：现代农业技术专业2名、水产养殖技术专业1名、畜牧兽医专业2名。

四、报名方式

(一)报名时间：2018年2月26—3月5日

(二)报名地点：于都县农业和粮食局科教股(新办公楼一楼)。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7张1寸免冠彩色照片等材料，并按要求填写《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申报表》(一式五份)，选择报考学校及专业。考生如报考了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不能报考我县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必须如实、清晰、完整地填写《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申报表》中的各项内容及签订《2018年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考生承诺书》。

五、招生考试

1全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招生考试的考生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2.文化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和技术，考试范围以高考大纲为准。

六、录取原则

(1)按照省农业厅下达到我县2018年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计划数，培养学校按本县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依次录取，如遇考生总成绩相同，以语文、数学、英语、技术单科成绩依次从高到低录取。

(2)以县为单位，按县招生计划1:1的比例进行录取，文理科录取比例约为4：6。

(3)如有考生放弃录取资格，则按考生成绩依次递补录取，递补放弃录取学校专业。

(4)录取专业确定原则，依据专业填报的专业志愿进行，如遇填报专业相同，则以考生成绩从高到低决定其录取专业，对未能按专业志愿录取的考生由培养学校在县定向培养专业计划内进行调剂录取其它专业。对于不服从调剂录取的考生不予录取。

(5)对于同时填报其他系统定向培养的考生不予录取。

七、录取说明

1、录取的考生属国家计划内统招，学制三年，毕业后颁发全日制普通高等院校大学专科学历文凭。其学籍管理、学费以及享受“国家高等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和学校的奖、助学待遇，与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完全一致。

2、录取的考生到县农业和粮食局签订《江西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协议书》。定向培养生毕业后派遣到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工作，确保有编有岗。

3、凡报名参加了全省基层农技人员定向招生考试并被录取的考生，承诺一旦被录取为定向生，不得填报高考其他批次志愿并自愿放弃高考其他批次录取资格。未被录取的考生，还可以继续填报高考志愿，不影响参加当年的普通高校招生录取。

第6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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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一、江西商代青铜工具的发现

青铜器在三代社会生活中处于中心地位，既是通天的工具，又是政权的象征。所以，在商代，青铜器的使用，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只有他们才能拥有青铜礼器。贵族们死后，还要铸造大批青铜礼器作为殉葬品埋入墓中，以便在阴间继续享用。我国古代的盗墓之风在战国时代就已兴起，秦汉尤盛，《史记・货殖列传》云：“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说文解字・叙》云：“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

解放后，随着新中国科学的考古事业不断发展，江西地区商周青铜器时有出土，且多与几何印纹陶器伴出，为我们断定其时代提供了相对时代坐标。至目前为止，江西境内出土商代青铜工具9批计135件：1973－1974年，樟树市吴城遗址出土青铜斧、凿各1件，锛、刀各2件，共6件(1)；1974年，都昌县大港公社云山大队乌云山出土青铜斧2件、锛6件，共8件(2)；1975年，樟树市吴城遗址第四次发掘出土青铜刀1件(3)；1975年，南昌市李家庄废品仓库发现青铜锛1件(4)；1979年，南昌市郊出土青铜铲1件(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青铜锛1件(6)；1988－1992年，瑞昌市铜岭商周矿冶遗址出土青铜锛3件、凿1件,共4件(7)；1989年，新干县大洋洲遗存出土包括容器、乐器、兵器和工具在内的青铜器475件；其中，铧、锸、耒、耜、铲、辍锛、镰、爿斤、钅至、凿、削、锥、钻等农具和手工工具111件(8)；1993年，樟树吴城遗址第八次发掘，出土青铜凿、削各1件(9)。

从上述发现来看，各地出土青铜器集中在赣江及其支流沿岸地区，以赣中的樟树盆地最为集中，与历史文献记载基本一致。

石范是赣江、鄱阳湖地区青铜文化的一大特色，出土商周石范的地点有吴城、筑卫城等12个：1973年以来，吴城遗址先后经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300多扇石范，可辨器形有锛、斧、耜、刀、戈、镞、矛等；1956年，樟树市营盘里遗址上层出土石质斧、锛范各1扇(10)；1977年，樟树市筑卫城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1)；1979年，乐平市凤凰山垦殖场高岸岭商代遗址采集石范2扇(12)；1980年，赣县白鹭公社官村大队圆背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质斧范1扇(13)；1981年，永修县新祺周绍溪山商周遗址采集石范1扇(14)；1982年，上高县泗溪公社中宅大队鹭鸶岭商周遗址发现石质锛范、镞范各1扇(15)；1982年，德安县石灰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质范锛、镞范3扇(16)；1982年，横丰县舒家山商周遗址发现石范1扇(17)；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猪垅山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黄牛岭商周遗址出土石范2扇(18)；1992年，德安县米粮铺乡袁山商周遗址出土石范1扇(19)；1993年，德安县陈家墩商周遗址出土石质铲范2扇(20)。

上述石范出土地点与该地区青铜器出土地点大体一致。这些石范，主要有如下5个特点：第一，选材均为质地较软、便于挖凿的粉砂岩，椭圆形浇注口，正面扁平，侧面圆滑无棱角，这种形体的石范在浇铸器物时，利于散热，使金属液迅速冷却定型，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第二，浇注口均开设在所铸器物的柄部，范面打磨光滑，非常有利于金属液体的顺畅流注。第三，多数为一范一器，刀、镞等亦见一范二器或多器者。第四，石范的组合，单范少，基本上都是两扇合范，刻有合范的记号，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很浅的纵凹槽或横凹槽，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又刻有纵、横凸棱；有的在一端的两侧刻有乳钉式的凸起，有的却又刻有浅窝似的榫眼。第五，石范均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未见用于铸造容器者，仅见用于铸造容器的型芯，这是因为石材质地坚脆，纹理粗糙，不宜镌刻繁缛细腻的花纹，难以解决铸造大型容器的工艺问题。

二、冶铸技术研究

冶铜术的产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技术成就和文化现象，是青铜时代一项尖端的生产技术，这一发明在人类历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冶铜术的产生，有三个物质技术条件，即认识铜矿石、掌握还原气氛和能熔化铜块的温度。江西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后，就有密集的史前聚落分布，有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诸如江西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及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等，就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前的原始陶器，也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陶器，表明其制陶历史悠久。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诸如距今七千年前浙江罗家角早期遗址中出土精美的白陶和五千年前良渚文化中漂亮的磨光黑皮陶器。至商代，制陶技术达到了十分成熟的水平，出现红陶、灰陶、黑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能烧制温度高达1200度以上的原始瓷，表明当时已经可以有效地控制陶窑内的气氛，具备了冶炼红铜、黄铜、锡青铜、铅青铜所必须的还原气氛和高温条件，为冶铜术的较早产生准备了技术条件。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古以来就以产铜著称，近几十年来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发掘的一批重要的商周古铜矿遗址，证明沿长江中、下游一线的成矿带是中国铜矿资源最丰富的地区，江西瑞昌铜岭商周铜矿早在商代就已得到开采，且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采矿技术，是世界上最早被开采的铜矿。这一地区丰富的铜矿资源为冶铜术的产生提供了必备的物质基础。江西既已具备产生冶铜术的各种技术条件，又有必备的物质基础，完全具备冶铜的三个基本要素，因此，这里虽然没有发现早期铜制品，但仍可视为中国冶铜术的最早发祥地之一。中原地区在夏代就已产生较为进步的青铜铸造技术，考虑到江西吴城遗址出土的商代早期青铜器，已显示出相当成熟的铸造技术，此前应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再结合文献中关于“蚩尤受庐山之金而作五兵”的记载，这里在夏代产生青铜铸造技术也是完全可能的。青铜质硬，具有熔点低、流动性好、气孔小等良好铸造性能，从红铜到青铜，是一次质的飞跃，是历史性的进步。在南方地区，红铜工艺是一种传统工艺，吴城先民掌握青铜铸造技术后，并没有放弃原有的传统技术，一直沿用至春秋时期，像新干大洋洲中棱水库出土的几件铜鼎，含铜量在96%以上，基本不含锡和铅(21)。

吴城遗址历次发掘清理了7个与青铜冶铸有关的灰坑，这7处铸铜遗迹虽均似灰坑形状，但其包含物多数为与冶铸有关的遗迹、遗物，如石范、陶铸件及大量的炭渣和红烧土块等。1974FT13H6，平面呈圆形，口径2、深0.40－0.60米，坑壁笔直，坑底平整，坑西部稍高，东部稍低，由西向东倾斜，坑底部中心又有1个深0.24米直伸西南壁的扇形小坑，小坑底部有一层厚约0.15米的红烧土堆积，再往上是灰土与红烧土相间的堆积，最上部有一块厚0.08米的烧土壁附在圆形坑的壁上，在烧土壁中夹杂有青铜渣、木炭屑等物。坑内堆积分8层。第一层，红烧土块；第二层，黑灰土夹烧土块；第三层，红烧土；第四层，黄褐土夹烧土块；第五层，红烧土；第六层，红砂土层；第七层，黄褐砂土；第八层，红烧土块。坑内包含物较为丰富，出土生产工具有石刀、石凿、陶网坠、陶纺轮以及大量砺石、石范。所出陶片有泥质灰陶、泥质黄陶、泥质红陶和硬陶等，以泥质灰陶居多，从出土的陶片口沿残部观察，多为鬲、豆、罐、盘、盆、缸、钵等，坑中出土有大批铸造青铜器的石范，还伴出有大量的炼铜渣、木炭和已炼出的铜块，这些迹象应与冶铸有关(22)。类似的熔铜炉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了5座，伴出木炭末和铜渣，有圆形和椭圆形2种，直径1米多，深度在0.3-0.59米之间，做法是在平地上挖一个土坑，再在坑壁上平抹一层较厚的草泥(23)。

石范与陶范并用是吴城文化青铜铸造工艺技术方面的重要特色，显得古老而原始。吴城古城内既发现了石范，也发现了泥范，石范多用于铸造工具和武器，泥范则用于铸造青铜容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铸造容器时，有时用石质型芯。吴城遗址出土了35件型芯，多数型芯外壁上附有一层铜痕，标本1974ET13H6:51，青砂岩质，表面因高温关系呈焦黑色，长方体，两端大小不一，磨琢圆润，系鼎腿的型芯(24)。

从铜器产生的历史考察，最早使用的铸型应该是石范，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彭适凡先生认为：“古代人们用红铜在石头上敲打成器的实践中发现，在石块上凿刻出一定形状的凹槽，灌进铜液，就可以铸成器具，于是石范应运而生……如果说石范铸造是青铜时代的初始阶段的话，陶范铸造则是青铜时代的发展阶段。”(25)目前所见，最早的石范是甘肃玉门火烧沟齐家文化晚期遗址中出土的石质镞范(26)，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第三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三期）出土石范6扇，其中4扇为片麻岩制，系斧外范的一部分；第四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第四期）出土1扇凿范；第五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下层）出土石范3扇，其中1扇为镞、凿、斧三个型腔的复合范，另2扇为斧范(27)。上述石范都属于铸铜技术的初期，用于铸造工具或武器。商代后期的石范在安阳殷墟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也发现了1扇，作长方形，一侧已残。范面有两条凹槽，似刻有两个三角形纹，范背面有一凹窝，残长9.6、厚1.4厘米(28)。山东邹县一处商代晚期遗址中发现残石范1扇，伴出陶片和残铜渣(29)。

在南方，发现商周时期用于铸造青铜工具的石范，除江西外，还有湖南、两广和云南地区，湖南澧水流域的石门皂市商代遗址出土属于第二期文化（相当于二里岗上层）的斤范、斧范各1扇，刻有几何花纹(30)。广东出土石范的商周遗址有珠海平沙棠下环商代遗址出土石范1扇(31)，据李岩统计，广东各地商周遗址采集的石范有珠海淇澳岛亚婆湾、南芒湾、南屏白沙坑、斗门绘船埔，中山南荫龙穴，汕尾东涌宝楼村，乐昌老虎头等7批计15扇，地点遍及粤北、粤东和珠江三角洲地区(32)。香港发现石范24扇，其中有7对合范(33)。广西发现石范的周代遗址有4处，其中，武鸣元龙坡周墓出土石范30多扇(34)，灵川新岩遗址出土石范5扇(35)。两广地区的石范，时代多集中在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比吴城文化要晚，考虑到周围地区至目前为止，还没有关于商代石范的报道，我们可以说，两广的石范是受吴城文化影响的结果(36)，两广石范的发现，再一次以实物证明先秦时期赣江、鄱阳湖地区在沟通中原与岭南之间文化联系的特殊通道作用。云南出土或采集的商周石范有10批24扇，时代从商代中期至战国，时至今日，仍然有人使用石范铸造铁器(37)。

石范一般被认为是冶铸技术原始阶段的特征，但在吴城文化中，石范技术与泥范技术并存，当先进的泥范技术传入后，石范技术仍然循着自己的轨迹发展。石范与泥范相比，有能耐高温、不易变形、取材方便、便于雕刻加工，浇注过程中容易散热、能反复使用等优点，对于铸造那些成型容易、工艺简单的工具、武器来说，还是比较适用的，正是因为它有自身的这些优点，才使得它在中原泥范技术传入后仍能沿用到春秋战国，与本地区的青铜文化相始终，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冶铸工艺传统。云南地区在铁器时代仍采用古老的石范工艺铸造铁器，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石范的确有它自身的优点。

吴城文化的泥范青铜冶铸水平，当以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群为代表，所有青铜器都是用泥范块范法铸造成形的(38)，与吴城遗址的石范工艺之间存在明显差别，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大洋洲青铜器群中的工具和武器，也是用泥范铸造成形的，遗存中还出土了1扇泥质锛范，表明当时除用石范铸造青铜农具外，也掌握了泥范技术，这一工艺与吴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用石范铸造的技术传统不同。

在吴城文化时期，当地居民已掌握了先进的采铜、冶铜技术，利用便利的铜矿资源，大量铸造青铜农具和手工工具，以满足他们生产、生活的需要。从吴城文化的农具观察，整个农业生产过程，从耕作到收获农具配套齐全，包括开荒起土（犁、耒、耜、锸、铲、辍锛）、中耕锄草（铲、锄）、收割（镰、钅至）等农业生产全过程所必须的全套农具，每个劳动环节都有相适应的农具，分工细致，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质量和粮食产量，这也是农具变革的最终目的。吴城文化的农具，变化较大，特征显著，尤其是青铜犁、耒、耜、 等还是首次出土，为我们研究这些农具的发展演变脉络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在我国农具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农具集中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和对农具改革的基本思想，集中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和农业的发展水平。斧虽然是手工工具，但在当时，对于砍伐森林还是一种有效的工具，同样是农业产生中必不可少的器具。斧、凿、削等工具也可用于加工竹、木质农具。吴城文化多数遗址有出土青铜工具和铸铜石范，是“涂泥多草秽，而山出金锡，冶铸之业，田器尤多”，“粤之无埔玻非无埔玻夫人而能为埔病钡募好脚注，郑注云“人人皆能作是器，不须置国公。”(39)普通百姓都会铸造农具，无需国家设置专门机构来进行，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当时青铜农具被普遍使用的史影。青铜农具的普及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率，为吴城文化迅速崛起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参考文献：

(1)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75年第7期。

(2)(4)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

(3)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第四次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文物出版社，1978年。

(5)彭适凡：《江西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

(6)(1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石灰山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89年第4、5期。

(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瑞昌博物馆：《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发掘报告》，《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4－26页。

(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141页。在该报告中，把鱼鳔形器、手斧形器均定为手工工具，我们认为，鱼鳔形器是渔猎工具，手斧形器是货币，因此在本文中，将二者排除。

(9)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樟树吴城商代遗址第八次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

(10)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营盘里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62年第4期。

(11)江西省博物馆等：《江西清江筑卫城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1982年第2期。

(12)乐平县文物陈列室：《乐平县试掘高岸岭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13)赣州市博物馆《赣县白鹭官村商周遗址调查》，《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1期。

(14)李家和等：《南昌、永修、宁都发现的三处商周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4期。

(15)上高县博物馆：《上高县发现九处古文化遗址》，《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

(17)黄国胜：《横丰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江西文物》1989年第2期。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米粮铺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19)丘文彬等：《江西德安、永修界牌岭商周遗址调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

(21)(22)(24)(25)彭适凡等：《江西早期铜器冶铸技术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后收入《江西先秦考古》（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年）时作了部分修改。

(23)(2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7页；第87-88页。

(26)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0年。

(2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08-209页。

(29)王言京：《山东省邹县又发现商代青铜器》，《文物》1974年第1期。

(3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石门皂市商代遗存》，《考古学报》1992年第2期。

(31)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平沙棠下环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7期。

(32)李岩：《广东青铜时代早期遗存诸问题浅析DD从珠海棠下环出土石范谈起》，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编《东南亚考古论文集》，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5年。

(33)(36)杨耀林：《深圳及邻近地区先秦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考察》，《考古》1997年第6期。

(34)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武鸣马头元龙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2期。

(35)莫志东：《浅析灵川出土的铸铜石范》，《中国古代铜鼓研究通讯》第17期，2001年。

(37)王大道：《云南出土青铜时代铸范及其铸造技术初论》，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编《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三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38)a.苏荣誉、彭适凡：《新干青铜器群技术文化属性研究DD兼论中国青铜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立性》，《南方文物》1994年第2期。

第8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我们这些爷爷奶奶们关心，更看重的是，高考录取分数线也是面镜子，能够映照教育质量与学生素质。“科教兴国”、“科教强省”，一直是我们这些老人们时时牵挂的事。

从互联网上，我浏览了各省的高考录取分数线，并作了个比较。以第一批本科文理录取分数线来说，我们江西在全国还是靠前的。文科低于海南、山东、河南，理科仅低于山东，在中部地区可以说是名列前茅。这是值得可喜可贺的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西在中部崛起，教育迈出了大步。

教育是关系富国强民的大事。小时候曾听说不少有识志士倡导“教育救国”，欲将中国从贫穷、落后、愚昧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可当年大中学校却少得可怜。就拿江西来说，解放前，只有一所大学，中学也是屈指可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们考大学时，也只有江西农学院、江西医学院、江西师范学院等三四所高校参加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生。那时，我们绝大多数都怀揣外省市的录取通知书上大学去了。记得离开家乡的时候，我们这些同学少年，一个个都是“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盼望江西会有更多的高校，会有更多的人在家乡上大学，江西的教育事业会有更大的发展。弹指一挥间，半个世纪过去。少年时代企盼的理想蓝图，如今已变成美好的现实。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特别是跨入新世纪以来，江西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跨跃式发展。如今，江西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的高校已是我们上大学的那个时代的六七倍，报名参加考试的考生更是那时的几十倍。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江西在中部地区的腾飞，插上了有力的翅膀。

报载，省委书记孟建柱6月17日到华东交通大学调研时说过一段精辟的话。他说：“综合国力的竞争，实质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国民素质的竞争，说到底是教育的竞争。”这段话强调了教育的举足轻重地位。他还说：“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动力源”三个字更突出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先行作用。江西正在中部地区崛起，亟须大量建设人才，面向现代化，面向国际化，培养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是摆在我省教育战线面前既艰巨又光荣的任务。

第9篇：江西高考作文范文

主持人简介：周书灿，1967年11月生，河南新密人，1992年9月至1998年6月分别于河南大学先秦文化研究中心、南开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唐嘉弘、朱凤瀚教授读硕士、博士学位，现为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学与中国学术史的研究，先后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等七项，出版学术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合作完成《中国社会通史・先秦卷》、《河北经济史》、《中国文化概要》、《中国社会史教程》、《中国五千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等著作，在《史学理论研究》、《文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10余篇。

主持A话语：中国文明起源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重大世界性课题。与该课题相关的初期社会复杂化与区域文明进程演进道路与模式的研究近年来不断受到学术界关注。周书灿教授认为，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段渝教授、刘弘研究员以青铜器的发明与使用为例，采用酋邦理论解释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地区一些共同体的社会形态，指出该区域文明化进程并未受到汉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的强烈影响，沿着独立的道路向文明时代演进。张国硕教授充分关注新的考古发现，提出望京楼城址为夏代昆吾之居的论点，其无论能否成为最终定论，但这一探索无疑有助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以及国家的起源、形成与发展研究的深化。以上作者分别结合不同地域的考古学资料，从不同学术视角，提出了具有足够说服力的独到见解。其中某些有价值的学术争鸣，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理论体系的丰富与完善及相关专题研究的深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摘要：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一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关键词：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文明起源；文明化

作者简介；周书灿(1967―)，男，河南新密人，历史学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史与历史地理学研究。

基金项目：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项目批准号：07BZS008)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2)01-0165-10　收稿日期：2011-11-05

长期以来，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的一个世界性重大课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论是田野考古涉及的地域还是发现的遗迹、遗物的数量都具有空前的收获，从而为研究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尤其在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推动下，长江流域文明起源问题成为近年来中国古史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洞庭湖流域是探索我国长江中游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区域之一，对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这一学术问题进行一番较为深入细致的探讨，有利于使整个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得到深化，并使诸多相关学术难题得到较好的解决。

一、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新石器考古学文化序列与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进程

根据目前洞庭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资料的文化内涵分析，该流域新石期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湘江和资江中下游、沅江中上游、湘江和资江上游四个地区。其中，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工作做得最多。自1974年冬对澧县三元宫遗址进行第一次大面积科学发掘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陆续发掘了澧县丁家岗、彭头山、八十、孙家岗]、城头山]，安乡县汤家岗、划城岗，临澧县胡家屋场，石门县皂市(下层)，津市罗家台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该区域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已较为清楚。就目前所掌握的考古学资料看，该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从距今9000年开始，大致可以建立起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年―7800年)――皂市下层文化(距今7800年―6800年)――汤家岗文化(距今6800年―6300年)――大溪文化(距今6300年―52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200年―46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年―3800年)的发展序列。以上考古学文化有着独立的文化来源，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继承关系颇为清晰。彭头山文化内涵明显不同于长江中游地区过去已确认的考古学文化，表现出原始古老的面貌。彭头山遗址所出石器除极少量磨制小型石锛、凿和装饰品棒、珠、管外，绝大多数为打制的砾石石器和黑色燧石小石器。砾石石器中出现了极少粗陋的盘状器。此后这些黑色燧石小石器和打制的盘状器，一直见之于大溪文化早期以前的各个文化中。汤家岗文化的白陶圈足盘、罐、釜等器物，刻印、戳印等装饰手法，均可在皂市下层文化中找到渊源。汤家岗文化八角星纹的源头更可上溯至岳阳坟山堡遗址皂市下层文化出土的八角形镂孔垫座。汤家岗文化第三期，大溪文化的因素增多，如出现了豆、斜直壁圈足碗、鼓形器座、支座等与大溪文化相同的器物，彩陶也更多。以后，该文化受到前屈家岭文化的强烈影响，形成了屈家岭文化划城岗类型。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考古学文化地方特色更为明显。如该区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中期曾有较多的夹炭陶，多红褐、黑褐陶，晚期红陶增多。实足高柄杯、细长饰竹节状棱的平底或圈足壶形器(长颈扁腹壶)，直领锐折腹下腹内收的平底壶形器、觚形杯、盆形大孔甑等，均具有鲜

明的地方特色。总之，大量考古学资料表明，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不仅与黄河流域及长江上游、下游等地区的文化面貌迥然不同，而且与长江中游的鄂西、汉东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内涵也有不少差异。正如有的学者指出，“湘鄂两省大溪文化在诸多方面差异显著，可能已不是同一文化不同地方类型所包容得了的”，“湘鄂两省新石器文化结构体系……抑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结构”。由此可见，该区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独立起源后，在或多或少地受到外来考古学文化影响的同时，基本上是在本地土著文化的主导下相对独立发展的。

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连贯，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不仅如此，该区域各个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在中国原始文化中具有与中原地区相当的发展水平，发展进程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保持同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一石家河时期相当于仰韶时代中晚期和龙山时代。这一时期，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社会形态都发生着显著变化，如聚落发生明显的分化，大型中心聚落和防御性的城堡普遍出现，随葬品数量、质量和墓葬空间分布差异加大，战争与暴力的遗存增加等。有的学者指出，“这一时期是探讨初期社会复杂化和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关键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过程实际上就是该地区文明因素的孕育过程。根据目前所发现的考古学资料可知，大溪一石家河时期，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表现，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首先表现为稻作农业长足发展。长江中游地区有着非常悠久的稻作农业传统，发达的稻作农业被认为是长江流域古代文明产生的基础。目前，随着考古学资料的日渐丰富与史前农史研究的深入，长江中游地区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大量考古学材料表明，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是我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其历史可以上溯至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下刘家湾、曹家湾等地均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在临澧胡家屋场发现皂市下层文化时期的稻谷遗迹。尤其值得注意的，八十遗址发掘过程中，收集稻谷稻米近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最早者之一，而且数量惊人，超过了国内各点收集数量的总和。更喜人的是，其保存状况非常良好，有的出土时甚至新鲜如初，有的还见近1厘米长的芒。据中国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初步观察研究，这些稻谷之间个体变异幅度大，群体面貌十分复杂，粒型长宽比最大的和最小的之间有近3倍的差距。还有些稻粒外形虽然接近现代的籼稻或近现代的粳稻，又区别于现代的粳稻群体特征和面貌，专家认为，应将它们定名为“八十古稻”。该区域发现的大溪、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稻谷遗存的地点主要有澧县丁家岗、安乡汤家岗、澧县都督塔、澧县三元宫、澧县城头山、澧县梦溪、澧县宋家台等。1993―1994年，在城头山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解剖南城墙时发现了大溪文化早中期大围壕、壕沟淤泥中出土的植物籽实、茎叶，经鉴定属于栽培作物的有稻、粟、大麻、薏苡、冬瓜、小葫芦瓜等。还发现大量编织物、木件及动物遗骸。其中尤以稻作遗存最丰富，在不到3米长的一段壕沟内，出土了数以斤计的碳化稻米和稻谷，经初步研究，这些稻谷可能为水生，稻种类型与现代稻有所不同，以小粒型为主，为栽培稻，具有籼、粳两个品种。1996年冬，解剖城头山古城址东城墙时，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发现了汤家岗至大溪文化时期的两期水稻田。土样中可拣选出根须、稻梗、稻叶、碳化稻谷及蓼科、竹叶、田螺等动植物标本，尤其是剖面所见的植物根须与现今稻田根须毫无二致。在显微镜下观察，泥土中单位面积内水稻稻叶和稻壳硅质体的数量与现代稻田十分接近。1997年，在城头山东城墙及其内开了15个探方，清理出田埂3条，3条田埂之间形成长方形的稻田2丘。同时还发现了与水稻田配套的原始灌溉系统，已发现了3个圆形的水坑和3条浅水沟，均在高出稻田或位于稻田之间的原生土层。城头山发现的古稻田配套灌溉系统，充分显示出史前阶段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们先进的水稻栽培技术及管理水平。综上所述，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的稻作农业源远流长，尤其到大溪一石家河时期，该地区的水稻栽培技术和管理水平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为该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奠定了经济基础。洞庭湖流域文明的诞生与该地区较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

其次，聚落明显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是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的又一表现。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的围沟聚落早在彭头山文化和皂市下层文化时期就已出现。目前该地区正式发掘的聚落点有彭头山文化的澧县彭头山、八十李家岗遗址以及皂市下层文化的临澧县胡家屋场遗址等，其中八十遗址和胡家屋场遗址属于典型的围沟聚落。自1993年开始发掘的澧县八十遗址是一处时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环壕聚落遗址，距今约8000年，聚落面积3.5万平方米，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该遗址发现了目前我国最早的聚落壕沟和围墙，300米的壕沟与古河道相连，使八十遗址成为一个围沟聚落。就目前的考古学材料看，彭头山至皂市下层文化的类似的聚落数量少，零星分布，聚落内部既不见在造型及质量等方面都十分突出的居住房屋，也没有随葬品种类特殊的、数量众多的墓葬，在聚落外部也没有发现等级分化的证据，表现出平等的自然发展态势。到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该地区聚落数量成倍增长，规模逐渐增大，环壕聚落演变为城址。1991年开始进行发掘的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古城，始建于大溪文化早期，距今6000年，是目前长江流域所知最早的一座城。城头山城址外形略呈圆形，外圆直径325米，由护城河、夯土城墙、城门、夯土台基和道路组成。以城址为中心，分布着数百处大溪、屈家岭至石家河文化的遗址，表明城头山城址代表当时的一个中心聚落，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人类活动和居住的场所。城址内的手工作坊、居址、中心建筑、墓地及公共设施等布局规范，并有专门的祭祀场所。城头山城址东北约15公里处另有一座古城址――澧县鸡叫城，1998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发掘。城墙内坡有一聚落壕沟，开口于第7层下，所出陶片全部为黑皮陶，时代属于屈家岭中期偏早阶段。在Ⅱ期城墙下还叠压一个圆锥形土台，台顶中央有一直径为2.5米的红烧土堆，厚约1米，与土台顶持平，该土台可能与修筑Ⅱ期城墙所举行的祭祀活动有关。修筑年代始于屈家岭文化中晚期，随后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再建，到石家河文化时期形成了具有城墙、护城河等完善的防御体系的聚落活动中心。有的学者指出，“以厚硕的城垣或兼有护城壕(河)为设施工程的

城址，是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全新的聚落形态，它是社会内部严重分化和战争冲突频繁的产物，也是社会大变动产生深刻变化的一种历史性标志”。城头山遗址祭坛上的墓葬和西南区发现的连体房屋均清晰地表明，社会分化与私有制的一切变革这里都在逐步完成。石家河文化时期澧水流域聚落数量迅速膨胀，众多的聚落以空前的密度聚成一团，聚落群团初现历史舞台。石家河文化时期澧阳平原聚落形态的这种分化与重组共存的现象，“应该是这个社会正在向文明迈进的标志”。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洞庭湖西北岸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地区基本上是在特定的区域内沿着独立的道路单线推进的，而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也同样是在这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的，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及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同长江中游以外的诸多区域相比，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但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洞庭湖西北岸古城址相继废弃，有的学者解释与洪水期的到来有一定的关系，也有学者将该地区聚落锐减，规模变小，文化和社会发生一定程度的衰变与公元前2000年前后气候异常，灾害频发，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相联系。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是否另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

二、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考古学材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前后，由于自然和社会、内部与外部的原因，正当我国大部分地区考古学文化普遍出现衰变，文明化进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方向的同时，黄河中游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却在继承河南龙山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广泛吸收了周围地区文化的一些因素，保持了文化的兴盛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中原地区率先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并由此掀开了我国文明时代的历史篇章。以后中原青铜文明迅速向周边地区辐射，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加速了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殷商和西周早期，澧水流域和湘江下游地区是受到中原青铜文明影响较为强烈的地区，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已开始步入文明时代。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影响有可能追溯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目前，考古学家普遍承认，中原文化摧毁南方地区文化体系并取代一些地区土著文化，差不多同时发生在二里头时期的盘龙城和荆南寺遗址。根据目前所掌握的考古资料可知，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也不丰富。长江沿线和鄂北地区是二里头文化遗存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二里头文化通过荆南寺遗址向南对湘北地区、向西对三峡地区甚至更西地区产生影响，二里头文化的觚、(或鬻)、深腹罐均可以在这些地区相当或略晚时期遗存中存在、找到变体或异形。发现于石门皂市对河桅岗的一座墓葬，出土器物包括玉璋、玉版、残豆柄、残圈足等，以上器物均显示出中原二里头文化特征。尽管这一现象的历史背景尚有待于继续研究，但二里头文化直接或间接对洞庭湖西北地区产生过影响，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总的来看，二里头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分布并不普遍，所见遗存亦不丰富，所以其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并不明显。

自二里岗时期开始，中原青铜文明对湘北地区的影响逐步加强，这在考古学方面表现颇为明显。在湘江下游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对岳阳市郊铜鼓山、岳阳县对门山、老鸹洲、费家河、温家山、樟树潭，汨罗市玉笥山，望城县高砂脊。等遗址进行发掘，建立起从商代二里岗下层至西周早期的编年，并初步明晰了其文化特征。湘江下游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每段又可以分为3-4期。前段以铜鼓山Ⅰ-Ⅲ期、樟树潭下层为代表，时代相当于中原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与殷墟一期之际，后段相当于中原殷墟一至四期，并延续至西周早期。前段文化面貌一脉相承，除偶见属于土著文化成分的小口高领罐、花边圈足碗外，其余器物均为中原常见器形，如陶鬲、、爵、、簋、大口缸、大口尊、夹砂罐等，且表现出于中原文化有着同步变化的现象，因此商文化因素在在整个文化中起着支配地位，可以径称为商文化，目前学术界普遍将其归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从樟树潭上层开始，以后历经铜鼓山Iv期、老鸹洲、对门山、温家山、玉笥山直至费家河阶段，属于晚商阶段，虽然文化面貌发生巨大变化，但中原青铜文明对该地区的影响仍然在考古学中有不少反映。该阶段陶器器类表现为极为复杂的情况，其中除了高领釜、矮领釜、小釜、折沿釜、内环耳釜、内壁有一周箅托的形器以及圆锥足、扁平三角足、扉棱足和侧装长方形扁平足的鼎，重新回复到本地史前时期以釜、鼎为主要炊器的组合状态，属于商代晚期该地地方类型性文化的典型性器物外，有一群是继承商代早中期的器物，包括鬲、、、簋、尊、大口缸等，但形式发生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中原传人器物的异化形态。在澧水流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先后重点发掘了石门皂市、宝塔，澧县斑竹、保宁桥、文家山、慈利江垭等遗址。该地区文化构成十分复杂，陶器中占主导地位的是釜、鼎、高领罐和碗形豆等本地文化因素，鬲、簋、假腹豆等商文化因素在早中期也居于重要地位。所以，考古学家普遍认为，该地区商时期的文化是受商文化影响强烈的本地青铜文化。

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进程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对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等特征略作一番分析。目前，湖南省境内商代玉器出土的地点主要有宁乡黄材炭河里、王家坟山、三亩地，石门县皂市桅岗村官山、衡阳市郊杏花村、双峰县金田乡月龙村、新宁县飞仙桥乡等。湖南出土的这几批商代玉器除新宁县飞仙桥出土的玉环出自墓葬外，其余均系窖藏。这些玉器绝大部分具有商代晚期玉器的特征，如玉环、玉、玉管、玉珠、玉璜、玉鱼、玉柄形器、玉簪等，有的和商代晚期安阳殷墟出土的玉器的纹饰、形制风格完全一样，具有典型的殷商文化特征，应是完全继承中原殷商文化的琢玉技术制造的，甚至就是由中原输入的。有的玉器在中原殷商文化区中能找到类似的器物，但又在某些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因此，其在形制和纹样上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洞庭湖流域出土的商和西周早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湘江和资江下游屡有年代相当于中原晚商时期的青铜器出土，其中尤以宁乡所出铜器最为著名。如宁乡黄材乡的寨子村曾出土人面方鼎、铜瓿(内出224间铜斧)和铜卣(内满储玉管、玉珠，计1172颗)；黄材的栗山村张家坳曾出分裆鼎(鼎口沿内铭“己丙”二字)；黄材的月山铺转轮山曾出土四羊方尊；黄材檀木桥曾出铜镞；黄材木梆子山曾出觚、戈、矛、镞；老粮仓乡的杏村湾师古寨出有象纹铜铙和兽面纹铜铙；其中的伏虎兽面纹铙体形硕大。另有诸多传世铜器已失具体出土地点，但知为宁乡所出，如著名的人面方尊、四羊方尊、虎食人卣。此

外，岳阳、望城、湘潭、株洲、澧陵、津市、新宁等地也多次出土晚商铜器。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青铜器中，一部分有着极其鲜明的地方特色，一部分与中原所出别无二致。如1990年津市涔澹农场一座商墓中出土铜觚、铜爵各1件，形制与中原常见商式铜器无异。1996年冬考古工作者对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葬进行发掘，在M1种出土11件铜鼎、1件铜尊以及多件铜兵器和工具。这11件铜鼎中有5件形制较大，完全与中原商式铜器相同。1件上有“酉”字族徽，无疑由中原制作。另6件鼎和1件铜尊器形很小，总体形态似商器但有变异。高砂脊出土的其它青铜器中，具有商代晚期风格的器物还有矛、戈和刀。青铜刀的刀锋上翘，背上有扉棱，装饰斜列的余纹，与殷墟出土的铜刀基本相同。

洞庭湖流域所出与中原地区别无二致的商代陶器、玉器和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的历史背景，不少学者作出过分析。如有的学者指出，在商文化二里岗时期，由于商王朝政治、军事力量的猛烈扩张，带来了商文化的迅猛扩展。在长江中游地区，二里岗时期的各种原居文化无不或强或弱地打上商文化的烙印。铜鼓山商文化的出现，理应是商文化南下所致，其文化渊源，当是中原文化。殷墟阶段商文化对湘江下游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商末。关于湖南出土商代玉器的背景和内涵，有的学者曾作出过推测，商人的一支或一部分至迟在商代晚期就到达了宁乡黄材、衡阳一带，他们在带来青铜器的同时，也带来了玉器和玉料。与殷人同来的，应该还有琢玉工匠。玉工们在继承中原琢玉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本地土著民族由来已久的琢玉风格，创造了既有中原玉雕艺术风格，又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玉器。洞庭湖流域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背景和内涵，文化和族属等重大学术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有的学者认为，湘江流域所出商周时期青铜器，一部分是在中原制造后传人的，包括和中原的同类器形，纹饰完全相同，甚至有铭文的尊、簋、卣、鼎、觚、爵、觯等，其传入时间或认为可能晚至西周中、晚期；而有的学者则认为应和器物自身年代相同或相近，姑且认定湖南出土的一部分大型、铸造复杂的青铜器来源于中原地区。近年来有的学者提出“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并强调指出，宁乡铜器群最大可能是在商末周初周人灭商和开发汉水流域的背景下，商遗民及江汉地区土著势力南逃进入湖南时带来和来本地后铸造的，也有人从商末到西周早中期的高砂脊遗址出土了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推测，“高沙脊青铜器的所有者可能是商遗民”。以上材料表明，商代和西周早期，中原青铜文明对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文化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该地区文明化的进程和文明时代的到来。湖南境内以圆雕玉兽、玉龙、足形器佩、镂空的盘龙纹玉佩为代表的玉礼器、以青铜乐器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以及西周时期城址炭河里城址和规格较高可能为大型宫殿的房屋建筑基址、铸铜作坊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表明至迟在西周中期，洞庭湖流域在经历了漫长的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下，已经开始跨过文明时代的门槛。

三、洞庭湖流域文明起源、演进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外学术界已进行过长期的探讨。大多学者认为，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以及国家的出现等均是构成文明的要素。近年来的一系列重大的考古发现表明，在中原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至迟在西周中期，以宁乡、望城为中心的湘中地区已具备了文明的诸多要素，湘江流域已经率先进入了文明时代。

首先是城市的出现。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溪一屈家岭文化时期，澧水流域的环壕聚落已经开始演变为城址。但同黄河流域史前时期古城相比，澧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古城，则呈现出更多原始性。关于屈家岭时期长江中游地区修建大量城壕的主要目的和直接动因，有的学者认为是防止外敌入侵，有的学者则以为是出于防御洪水的需要，就澧水流域史前古城的情况而论，似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应存在。从考古学材料看，澧水流域以城头山、鸡叫城为代表的中心城址和周围大小聚落并未形成初级国家规模，因此，以上史前古城址仅仅具有颇为明显的城堡性质，并不具有早期国家阶段的城邑、城市的性质和功能。2001-2005年度，考古工作者对宁乡炭河里西周时期古城址进行了发掘，发现、解剖并确认了西周时期的城墙，揭露2座大型人工黄土台建筑基址，清理出2座可能为宫殿建筑的大型房屋遗迹。在城内外均发现了与城墙同时的壕沟线索，并对壕沟的走向、形成原因、沟内堆积情况及时代等进行了发掘。该城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商末周初，使用年代主要在西周早中期，废弃年代可能为西周晚期。考古学家认为，“炭河里城址应该是一个区域青铜文化的中心聚落或都邑所在地”。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说明湘江中下游地区已经进入了考古学家所说的古城古国阶段，而且也是该地区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与文明时代相关联的还有青铜铸造技术的发明和青铜文化的发展。湖南省是南方出土商周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以前，学术界通常将湖南出土的商周铜器按文化面貌区分为中原型、混合型和地方型三类。中原型是在中原地区铸造由商人南下带来的；混合型是商人在本地铸造或是本地民族在中原工匠指导下铸造的；而地方型则是本地越民族自身的产品。有关资料表明，湘江下游地区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绝大部分为本地铸造。湘江流域的宁乡和望城是近年来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较多的地方。宁乡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分布最集中的地方，并且风格独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据不完全统计，湖南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中，有300多件来自宁乡境内，其中不乏稀世珍品，如此制作之精良、数量之多、风格之独特的青铜器，表明宁乡在商周时期应该是洞庭湖流域一重要的青铜文化中心。目前在宁乡发现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都在黄材盆地一带，因此有的学者把炭河里城址和宁乡铜器群联系起来，以为“炭河里城址与宁乡铜器群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两者应该属于同一个古代政治或文化共同体”。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中有极少数可以肯定是中原铸造的产品，另外多数铸造技术粗劣、胎质较薄的小铜鼎和武器、工具等从铜质和铸造技术方面观察，明显是在本地铸造的，据AM1、AM5推测年代为西周早期后段至西周中期前段。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从以上材料大体可以作出以下推断，随着商文化从南方撤退，铜鼓山类型商文化消失，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地方文化迅速崛起，到西周中期通过与各周围地方文化的重新组合，完成了本地区新石器文化向青铜文化的过渡。“至迟从西周晚期开始，在模仿商和西周青铜器的基础上，制造出

了具有本民族特点的青铜器”，形成了具有地方特点的土著青铜文化。

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更多的学者普遍赞同礼的产生和中国文明的形成紧密相联系的，礼乐制度是中国文明固有的特点和组成部分。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大部分陶器、青铜器和玉器，是作为礼器使用的，它们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以湘江下游为中心洞庭湖流域所出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除了一少部分用作兵器、工具和装饰品外，出自墓葬中的铜鼎、铜尊等毫无疑问应该是用作随葬品埋入地下的，一部分出土情况不明的青铜器亦可能类似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的性质，为人们进行浮沉之祭时的祭品。尤其应该强调的，洞庭湖流域所出以铙和为代表的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商周时期的青铜乐器，数量可观，亦反映出洞庭湖流域的居民进行祭祀山川时是礼、乐联用的。有的学者推测，湖南境内伴随青铜器窖藏出土的商代玉器是祭祀山川的祭品。以上材料表明，西周时期洞庭湖流域已经产生了礼乐并逐渐建立起与中国文明起源紧密联系的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

学术界通常认为与文明起源相关联的要素还有文字，但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商代和西周早期洞庭湖流域的土著民族尚没有发明和使用本民族的文字。部分带铭文的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和书写风格与商周金文完全一致，这些文字显然不是土著民族的文字。春秋中期以后，楚文化入主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洞庭湖流域逐渐融入楚青铜文化圈。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直接影响及春秋中期后与楚文化的交融过程中，洞庭湖流域的古越族逐渐掌握和使用商周金文和楚国文字，从而将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不断向前推进。

综上所述，从炭河里西周方国都城遗址高墙宽壕和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的发现，青铜器的冶铸和青铜技术的发展，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礼乐制度的产生以及文字的使用等，表明至迟到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经出现了早期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和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及墓葬中所出土铜器中有矛、戈、刀和斧等兵器，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以湘江下游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早期国家与中原地区的早期国家类似，是在部族间频繁的战争中催生的。

夏商周时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民族成分和文化面貌颇为复杂。扬越、三苗等古族的早期活动地域均在今湘江下游洞庭湖流域一带。高砂脊和宁乡一带的铜器应有不同的来源，可能属于扬越、三苗等不同的民族。《史记・楚世家》说：“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越，至于鄂。”又称其“皆在江上诸蛮之地。”《国语・郑语》记载史伯的话：“芈姓，夔、越。”《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臣瓒语：“越为芈姓，与楚同族。”扬越与楚是否同族，由于文献资料贫乏，难以说得清楚。至于《潜夫论・志氏姓》所说“芈姓之裔……或封于夔，或封于越”则与先秦时期的历史与制度恐相去更远。但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不仅散见于零星的文字记载，还可以得到考古学材料的印证。1983年以前湖南出土和采集的西周铜器62件，均为当地越人器物。前面所论望城高砂脊的西周时期墓葬出土铜器，其中不少器物已经孕育了本地春秋以后“越式”铜器的典型特征，为西周、春秋时期湖南是古扬越族的主要聚居区的论点进一步提供了考古学方面的支持。因此，在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下游并逐渐向南推进之前的相当长历史时期内，扬越族应该是洞庭湖流域的最早的土著民族。因此，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历经夏、商、西周的土著文化应当主要为扬越族所创造。

三苗族早期的活动地域，《战国策・魏策一》中曾记载：“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由于以上地名存在不少争议，所以学术界对三苗族的早期活动地域莫衷一是，聚讼纷纭。钱穆先生曾依《汉书・地理志》认为，衡山在河南南召县，不是今日的湖南衡山；而文山乃《国语・齐语》中桓公伐楚济汝逾方城所望见的汶山。古籍中所说的洞庭和彭蠡，也并不是后世所说的洞庭湖和鄱阳湖。“古者三苗疆域，盖在今河南鲁山嵩县卢氏一带山脉之北，今山西南部诸山，自蒲阪安邑以至析城王屋一带山脉之南，夹黄河为居，西起蒲潼，东达荥郑，不出今河南北部山西安部广运数百里间也。”《史记・五帝本纪》和《礼记・檀弓下》等史籍均记载舜征三苗的故事，《墨子-非攻下》对禹征三苗之事记载得更具体。有的学者讲到，“在龙山文化之晚期，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的确大举向南扩展……而到二里头文化早期，淮河上游地区几乎遍布该文化的一、二期遗存……这或许正是文献率称的‘禹攻三苗’、‘舜伐有苗’的体现”。显然，三苗进入今湖南境内是较晚的事。《礼记・檀弓》等晚出文献所载“舜葬苍梧之野”及湖南境内禹的传说可能是三苗进入湖南境内后产生的。三苗族进入洞庭湖流域的时间，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如果前举“湖南的商周铜器可能主要是三苗部落的一支在汉水流域铸造和使用、商末周初受周人所迫其主力迁入湘江流域时带来的”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该族至迟在西周初年已进入洞庭湖流域。因此，三苗族也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之一。

考古学资料表明，商末周初进入洞庭湖流域的还有南迁的商人。西周早中期高砂脊遗址出土商式铜器和带腰坑与二层台的墓葬，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砂脊位于湘江下游，是中原商文化自江汉平原进入洞庭湖东南的湘江流域的一个理想的驻地。西周中期以后，随着周朝对南土经营规模的扩大，周朝政治、军事力量曾一度进入洞庭湖流域。古本《竹书纪年》曾提到“穆王起师，至于九江”，笔者以为即指西周王朝政治、军事力量伸入至今湖南省北部古越人所居之洞庭湖一带。由此可见，在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文明化过程中，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和长江以北的江汉地区相比，其影响还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二里岗时期由于商朝政治、军事力量的进入，盘龙城早商文化与二里岗商文化呈现出诸多一致之处。无论盘龙城为中原王朝派出的军事据点抑或为方国，这里臣服于商、向中央王朝承担纳贡义务的地位似乎为论者所广泛认同。西周时期昭王南征和对汉阳诸姬进行封建，一度使江汉地区直接纳入西周王朝的南土之域。商代早期和和西周早中期，江汉地区的青铜文明是中原商周青铜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洞庭湖流域除了商代早期和西周中期以前商周中原商周青铜文明对湘北洞庭湖一带产生过较为强烈的影响外，其它地区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基本上以土著文化为主。西周中期以后随着洞庭湖流域逐步进入文明时代，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宁乡炭河里城址于西周晚期废弃，是战争的破坏还是自然灾害所致，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此外，

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从西周晚期到春秋中期以前，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仍在继续进行，洞庭湖流域的民族融和、文化交流逐步告一段落。楚国对洞庭湖流域的开发始于春秋中期。目前，在洞庭湖沿岸的澧县、岳阳等地发现了春秋中期的楚墓，春秋晚期的楚墓则已达于湘中地区，几乎遍布湘江洞庭湖地区。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中晚期楚墓数量急剧增多，下限与秦汉时代相接。这表明，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参考文献

[1]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三元宫遗址[J].考古学报，1979，(4).

[2]湖南省博物馆，澧县东田丁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G]//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

[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0，(8).

[4]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八十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6，(12).

[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处，澧县孙家岗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2000，(12).

[6]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湖南省澧县文物管理所，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与试掘[J].文物，1993，(1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遗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

[7]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安乡县汤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80，(4).

[8]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3，(4).

[9]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93，(2).

[10]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J].考古，1986，(1).

[11]津市市文物管理所，湖南津市古遗址调查报告[J].江汉考古，1993，(1).

[12]何介钧，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纪要[J].考古，1996，(2).

[13]尹检顺，论鄂西与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序列及相互关系[J].江汉考古，1998，(2).

[14]严文明，龙山文化与龙山时代[J].文物，1981，(6).

[15]郭立新，长江中游地区初期社会复杂化研究・绪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6]严文明，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J].古代文明研究通讯，2001，(8).

[17]刘志一，关于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通讯[J].农业考古，1994(3).

[18]张文绪，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J].农业考古，1998，(1).

[19]郭学仁，湖南新石器时代农业试探[J].农业考古，1991，(1).

[20]向安强，长江中游史前稻作遗存的发现与研究[J].江汉考古，1995，(4).

[21]张文绪，裴安平，澧县八十出土稻谷的研究[J].文物，1997，(1).

[22]安强，湖南澧县都督塔原始农业遗址[J].农业考古，1991，(3).

[23]顾海滨，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水稻及其类型[J].考古，1996，(8).

[24]湖南省博物馆，澧县梦溪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72，(2).

[2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J].文物，1999，(6).

[26]裴安平，澧阳平原史前聚落形态的特点与演变[J].考古，2004，(11).

[2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鸡叫城故城址试掘报告[J].文物，2002，(5).

[28]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J].考古，1998，(1).

[29]王红星，长江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文化中心的转移与环境变迁的关系[J].江汉考古，1998，(1).

[30]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的探讨[J].考古，2004，(1).

[31]张昌平，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联系[J].华夏考古，2006，(3).

[32]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3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市郊铜鼓山商代遗址与东周墓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第5辑，求索增刊，1989.

[34]岳阳市文物工作队，岳阳县对门山商代遗址发掘报告[J].湖南考古辑刊，第6辑，求索增刊，1994.

[35]向桃初，易礼勤，岳阳县老鸹洲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36]湖南省博物馆，岳阳地区文物工作队，岳阳市文管所，湖南岳阳费家河商代遗址和窑址的发掘[J].考古，1985，(1).

[37]湖南省岳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岳阳温家山商时期坑状遗迹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05，(1).

[38]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39]郭胜斌，何捷，汨罗玉笥山商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4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40]湖南省考古研究所，长沙市博物馆，长沙市考古研究所，望城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望城高砂脊商周遗址的发掘[J].考古，2001，(4).

[41]周世荣，湖南石门县皂市发现商殷遗址[J].考古，1962，(3).

[42]何介钧，曹传松，湖南澧县商周时期古遗址调查与试掘[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4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4]高至喜，湖南宁乡发现商代铜器和遗址[J].文物，1963，(12).

[45]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工农兵群众热爱祖国文化遗产[J].文物，1972，(12).

[46]湖南省博物馆编，湖南博物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47]王文建，龙西斌，石门县商时期遗存调查一宝塔遗址与桅岗墓葬[J].湖南考古辑刊，第4辑，长沙：岳麓书社，1987.

[48]郑钧生，唐先华。湖南衡阳发现商代铜卣[J].文物，2000，(10).

[49]黄纲正，蔡慕松，浏阳、双峰出土商周青铜器[J].湖南文物，1986，(1).

[50]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新宁县文管所，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1997，(10).

[51]喻燕姣，略论湖南出土的商代玉器[J].中原文物，2002，(5).

[52]盛定国，王自朋，宁乡月山铺发现商代大铜铙[J].文物，1986，(2).

[53]岳阳市文物管理处，岳阳市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J].湖南考古辑刊，第2辑，长沙：岳麓书社，1984.

[54]袁家荣-湘潭青山桥出土窖藏商周青铜器[J].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何介钧，湘潭县出土商代豕尊[J].湖南考古辑刊，第1辑，长沙：岳麓书社，1982.

[55]熊传新，湖南醴陵发现商代铜象尊[J].文物，1976，(7).

[56]谭远辉，湖南涔澹农场发现商代铜器墓[J].华夏考古，1993，(2).

[57]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新宁县文管所，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1997，(10)；邵阳市文物管理处，湖南新宁县发现商至周初青铜器[J].文物，2000，(10).

[58]郭胜斌，铜鼓山商代遗存文化因素分析[J].江汉考古，2001，(4).

[59]向桃初，湖南商代晚期青铜文化的性质及其与殷墟文化的关系[G]//考古耕耘录――湖南中青年考古学者论文选集，长沙：岳麓书社，1999.

[60]向桃初，炭河里城址的发现与宁乡铜器群再研究[J].文物，2006，(8).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市考古研究所，宁乡县文物管理所，湖南宁乡炭河里西周城址与墓葬发掘简报[J].文物，2006，(6).

[63]张之恒，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考察[J].东南文化，1998，(2).

[64]鲁西奇，新石器时代汉水流域聚落地理的初步考察[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1).

[65]唐嘉弘，关于江西大洋洲商周遗存性质的问题[J].中原文物，1994，(3).

[66]高至喜，论湖南出土的西周青铜器[J].江汉考古，1984，(3).

[67]钱穆，古三苗疆域考[J].燕京学报，1932，(12).

[68]宋豫秦，李亚东，夷夏东西说的考古学考察[G]//夏文化研究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