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历史演变

[作者简介]郑岚，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李华胤，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4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4）01-0088-04

农户生计的正向演化。可以通过减少人类活动对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负向干预。促进人类活动的有序程度，增强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从而促进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的自然恢复。最终优化人地系统，推动区域农户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

一、可持续生计框架

生计概念即一种生计，包括能力（capacities）、资产（asets）以及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动（aetivities）。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学者对贫困属性理解加深，特别是Sen等提出能力贫困及解决贫困的发展方法理论，英国海外发展部（DFID）提出的可持续分析框架（SLA），总结出可持续生计方法，对于加强贫困农户发展能力并逐步消除制约因素做出了重要贡献。可持续性生计框架注重研究“资产-可获得性-活动”，该框架将生计资本划分为人力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5种类型，综合了对贫困、脆弱性、风险处理、农村个体和农户对变化的环境和打击的适应等方面的内容。

二、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模式演化的分析框架

当西南少数民族已经适应了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和文化转型，如生产条件的改变、生活环境的变迁、社会制度的变革等等，调整原有生活方式以适应新的环境，形成适合自身发展的观念、行为、认知和适应时，生计文化便趋于稳定，可持续生计也逐步得以发展。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模式，是人类适应环境的重要机制，也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社会保障。不同时期，农户的生计资产、风险环境、生计策略、生计文化都不完全一样，受很多因素影响（图2）。

（一）生计调适形成期

生计调适形成期也是资产约束与风险规避期。生计由许多因素组成并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在生计调适形成期，人们通常生活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此环境往往会给一个民族带来逐渐的变化和突然的冲击。这一阶段主要受社会经济、政治、自然环境、文化、人口等因素影响。如西南喀斯特地区在明清以前，依赖各民族在世代生产生活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传统生态知识，以传统的刀耕火种为主要生计方式。与自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关系。近代以来，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的生计系统建立在以河谷、喀斯特地形为主的生态系统基础之上，是几千年来西南少数民族对这种生态环境长期适应的结构。它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和功能。

（二）生计固化稳定期

生计固化稳定期也是生计策略形成期。在考虑到人口、文化、政策等因素的前提下，人们为了改善自身的生计条件，综合能够使用的资产，考虑脆弱性的环境/背景，得到的支持或遇到的阻碍制度环境，从而追求能带来效益的生计产出，寻求资产组合和应用的方法，进而形成较稳定的生计策略。当西南少数民族面临因密集的人口聚落、政治制度等因素而形成对环境的压力。就开始思考社会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互动机制。慢慢地形成了较稳定、科学合理的生计策略。

（三）生计可持续发展期

当生计文化稳定形成时，也就是生计可持续发展期。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制度变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探索有利于人类生存和生态良好发展的可持续生计文化；在生计文化的影响下，与该时期社会、自然、政治相符的生计方式得以可持续发展。社会环境会对生计方式提出了新的期待和要求，赋予了农户新的责任、义务和角色，他们必须学习新的知识和本领。适应新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逐步养成新的行为方式，以求取得比较顺利和持续不断的发展。

三、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历史演变过程

（一）明清以前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模式

明清以前，西南喀斯特地区地广人稀，人地比例关系宽松，森林覆盖率高，生产技术落后，土地开发层次低，交通条件受限，民族部落观念强，其生产生活很大程度上依赖传统生态知识。从可持续生计框架来看，这一阶段西南喀斯特地区自然资本丰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不足，农户受资产约束强、生计风险程度较高，所以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以村寨、部落为单位，共同生产，相互协作，社会关系稳定，共同遵守各族制定的相关条款和制度，维持各族人民正常交往，尊重他们赖以生产的大自然。他们注重保护森林，以村寨为单位，对森林根据树种、使用目的、传统民俗等进行划分，规定砍伐林、祖林、界限林、自由林等，森林功能明确，砍伐有序。以稻作为主，大量种植利于保持水土的丛生或蔓生植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利用刀耕火种加狩猎的方式，并且努力探索以“梯田”为主要耕作方式的生计策略。同时，中央王朝及地方政府在经营过程中，也较尊重各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因而人地关系一直处于较为协调的状态，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恶性影响并不明显。明清以前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的生计文化逐渐形成，并在这种生计文化的影响下，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与自然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可持续发展的状态。

（二）明清时期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模式

明清时期。朝廷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冲击了其原始的生计方式，农户生计方式开始出现多样化。改土归流、移民开发、开采矿产业以及发展林业、引入耐旱高效的粮食作物、民族融合等政策促使农户生计的多样化发展，普遍兼有农业、畜牧业、林业、矿业、手工业、贸易等多种经济活动。农户努力寻找规避政策风险的替代生计。清雍正朝推行大规模“改土归流”后，由于大规模外来移民的涌进、先进农业技术与高产农作物的传人、开发管理的无序，西南喀斯特地区出现了人口急剧增加、人地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局面，农户传统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受自然和政策影响。无法再得以继续。为缓解人口压力、解决粮食问题，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第一，政府鼓励开垦。土地的垦殖从原先环境较好的平地、丘陵发展，到最后出现边缘化，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地、坡地也被大范围开垦。第二，政府鼓励发展矿业和林业。这虽增加了农户的金融资本，提升了其抵抗风险的能力，但同时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第三，推广农业技术，引进高产作物。适于山区种植的高产作物玉米被引进推广，改善了农户生活，提高了农户收入，同时也给人口大增长、生态大破坏埋下了伏笔。在明清后期，政府认识到了生态破坏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破坏生态反过来也影响了自身的发展，逐步制定了相关政策，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户生活水平、促使生计多样化，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生计文化逐步形成，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该生计存在着高度的内在可持续性。

（三）近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模式

近代以来，我国政府加大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民的生活、生产方式处处都能体现出政府管理影子。这一发展阶段政府管理、政策影响对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影响进一步加深。近代以来，西南喀斯特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社会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微弱，农业生产关系仍旧以民族社会的传统经济为基础。这一时期战争频繁。战争对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的生计冲击及当地生态的破坏尤为严重。除了政府政策、战争的影响外，农户往往会根据资源禀赋状况的变化，主动调整自身生计策略。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森林，被迫探索资产配置的多样化。西南喀斯特地区以水稻、高产旱地等粮食作物种植变化为主要的农业经济发展及其带来的粮食增产、人口增长等，使民族社会与经济更为稳固地向农业经济模式发展，政府在地区改良、技术推广、生态保护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西南喀斯特地区逐步实现了以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增长的农业经济取代刀耕火种、渔猎经济等多种经营的传统经济模式，其农户生计模式在短时间内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四）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的冲击，西南喀斯特地区农户生计方式再一次受到冲击。人们开始寻找一种与市场经济协调发展的生计模式。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先从农村开始的。1992年以来，随着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加快。农民的生产主导权也在逐步地得到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政府提出家庭责任制、土地流转、退耕还林、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状况，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在缺乏先进生产要素（如技术、知识、资金）投入情况下，农户生计的单一化则往往使得农户更加贫困，因贫困导致的任意开荒和滥砍滥伐的行为将会增多，最终导致农民陷入生态贫困陷阱。国家投入大力资金促进西部大开发，改善西部生态环境，但西南喀斯特地区的农户贫困原因复杂、生态脆弱、农户资产风险大，国家推进的相关政策，其后续保障制度、风险分担机制还并不完善，农户原生计被破坏，替代生计尚未形成。易陷入贫困陷阱。由于越是贫困的农户对本地自然资源的依赖性越大，对于尚未找到新的替代生计的贫困农户而言，一旦政府项目补贴结束，他们将返回原来的生计方式。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尤其是西南喀斯特民族地区由于财政能力弱，社会保障制度尚不健全、覆盖面小、整体水平低，当农户出现生计风险时往往只能依靠自身有限的风险分担机制。该地区农户传统生计模式消失、长期替代生计又没有建立起来的生计转型期，农户生计风险程度较高，风险因子多样化。风险作用复杂化，现有社会保障制度不能有效实现对农户生计风险的保障，不利于农户实现长期替代生计策略。

第2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关键词： 民族文化认同 近代云南 风俗演变

近代中国经历了帝制建立共和的社会变革，为维护这种新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推行了移风易俗是革命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使近代云南传统的社会风俗发生了剧变，而产生这种剧变的前提是云南各族人民承认、尊重并宽容地对待外来文化，主动吸收与融合外来文化中对于自身发展有益的东西，是导致近代云南风俗演变各因素民族文化认同的结果。

一、认同当时政治变革及革命政策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边疆省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较为落后。20世纪后，英、法将云南视为侵略目标，云南各族人民处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下，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此起彼伏，这种云南各族人民反对双重压迫有着强烈的革命要求，促使云南各民族人民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革命的非常认同。这种认同的结果，使云南成为较早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并在起义成功后，成立了代表资产阶级的云南军政府。

云南军政府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除了建立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外，还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变革，建立新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把改良风俗变成了一项具体的任务。

1.社交礼俗的演变。传统的社交礼俗中，称谓、见面礼等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陋习是人们的见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3月2日改变称谓的命令，要求各官厅人员以官职相称；民间用“先生”、“君”等称谓，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旧称。同时废止封建礼制，改跪拜礼为鞠躬礼仪。1912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的《礼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云南军政府为此发文，“提倡文明礼节，废除跪拜而代之以‘鞠躬’”[1]。在公文改革时，要求废除带有封建等级关系的旧式的文书种类。根据有关史料记载“旧习相沿之各种禀牍杂式，除履历禀仍可沿用外，所有红白禀、夹单、申、详、手折等式，一律禁用。”[2]规定在各级机关处理公文时，废除封建等级称谓和陈规旧习，用机关名称、官职、长官姓名直接签发；取消表示封建等级的所谓“抬头”制；以“中华民国”纪年代替封建帝王年号纪年方式。

2.废除男子发恶俗。男子发留辫是清朝统治者为维护封建统治，向人们灌输“一若土地可失而发辫不可失，利源可失而发辫不可失，政权财权皆可失而独此发辫不可失”[3]的思想。男子发这是资产阶级革命者最为反对的风俗之一。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通令全国剪辫，剪辫形成高潮。1912年3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内务部晓示人民一律剪辫文》。云南军政府及时政令“提倡剪发剃头，废除满清专制时代男女蓄发编长辫子的陋习”[4]这一政令后，在革命党人的动员下，剪辫之事得到云南人民的认同，人们遵照政府的法令，纷纷剪辫，形成剪辫高潮。

3.历法的演变。古代封建统治者采用以帝王年号纪年的方法，辛亥革命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2日，“改历改元”通电，规定“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中华民国”国号纪年。云南地方政府和人民认同并应用了这种历法。

4.改变妇女缠足的生活方式。中国妇女的缠足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束缚妇女身心的枷锁。在破除缠足陋习过程中，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劝禁缠足令》。云南地方政府在民国三年（1914年）颁布《云南通省妇女惩罚令》；1917年1月，云南地方政府又公布实施《女子缠足惩罚条例》；1923年1月，昆明成立了天足会，先后开10余次演讲会，并编印《会刊》，劝导妇女放足。在昆明市政督办的倡导下，“天足运动”在昆明逐步被大家认同，并取得很大成绩，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中，就“天足运动”的成功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以来，女学业与青年女子无有缠足者，再一二十年，此风可以画绝，实好之幸福。”[5]

辛亥革命后，在云南掀起的剪辫、易服、礼制、历法、禁止妇女缠足等声势浩大的移风易俗、革故鼎新的潮流，是在政府的行政命令被人们广泛认同后，才能得以顺利实施，并且在短时间内形成了新的习俗。

二、认同社会经济发展及西方物质

近代时期云南在开埠通商、滇越铁路通车和抗日战争大迁移等事件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为风俗演变提供了物质基础。

1895年，云南被迫开埠通商，虽然这增强了资本主义对云南的掠夺，但是也带来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认同了开埠通商。为此，宣统二年云贵总督李经羲奏自设商埠得到清廷认准，1905年，昆明自埠通商。

1910年，滇越铁路正式通车，进一步发展了云南的工商业。据记载：“昆明市在滇越铁路通车后，商业店铺已达9751户，其中布店就达484户，比通车前的177户增加了1.7倍。”[6]在1930―1937年期间，万商云集于昆明市；民国24年（1935年），共有各业商号（店）5242家在昆明市内。由于人们日益增长的新式日常用品的需求，一批近代工业逐步在昆明创办起来，民族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世纪后半期在全国兴办洋务的大气候影响下，昆明的采矿、玻璃、制币、火柴、鞋帽、制革、卷烟、食品、公用事业、机具等部门和行业亦相继产生了近代工业。”[7]据1935年统计，昆明的近代机械化工厂达到29家。

同时，云南的商业经济得到极大发展，洋货充斥云南市场，人们认同了新的物质生活方式，使生活发生了近代化变革。比如：在衣着方面，衣料从土布变为洋布，据史料记载：“到清末，大量外棉、外纱输入，昆明板桥、前卫、官渡、普吉一带的农家都改以洋纱织布，民间纺纱业无形中消失。”[8]；在饮食方面，西式糕点、西餐进入市场；在交通工具方面，民国初年出现了代替了轿子的人力车。随后，火车、汽车、自行车等新式交通工具先后在云南出现，为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并很快得到人们认同和欢迎。

抗战期间，许多高等学校和沿海各地的工商企业纷纷迁往云南，据统计，1940年在昆明地区的主要工厂企业已经达到80个，有较为齐全的门类，产量也增长得很快，渐渐发展成为西南大后方8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抗战时期重要的工业支柱。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认同，为近代云南风俗的演变提供了物质保证。

三、认同西方文明

在云南开埠通商之后，首先被接纳和认同的是西方物质文明，一些物美价廉、方便简洁日用洋货，很快就占据了云南的城乡市场。人们在使用这些洋货的同时，对西洋事物的态度渐渐改变，从最初心里抵触西方物质文明，变为认同并崇尚，使云南传统的生活习俗带来了近代文明的气息。

留学生在传播西方文明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在外国不仅学习先进知识，而且他们还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随着他们的归国，把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和生活方式带了回来。他们大多从事军政、教育等，并有许多位居要职，号召力和影响力极强，无形中带动了云南风俗西化。

外国传教士在云南一些地区设立了学校，招收当地的贫民子女学习。虽其目的在于实施文化侵略，但在客观上对传教地区，尤其是对居住在山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培养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例如：传教士创造了苗文等，使文化传播有了载体，推动苗族社会的进步。同时，教会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医院、诊所，不但解除了少数民族人民的一些痛苦，而且极大地冲击原有的神灵观念，促使这些民族在观念上嬗变，为近代科技文化的进入创造了条件。

生活在近代云南一些地区的彝族、苗族、傈僳族的改变较为突出，不少人成为洋教的信仰者。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保罗・维亚尔（汉名邓德明），到路南地区传播天主教，发展了第一批彝族天主教徒。据《云南多少数民族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研究》统计：禄劝县解放初有6000多人信基督教，其中少数民族占90%。由于信仰的演变，使部分少数民族的生活陋俗受到冲击。在原始宗教的信仰中，为求平安吉祥，人们要进行各种祭祀活动，极大耗费资财；在婚丧嫁娶时，也是大肆讲排场，这些活动消耗了大量的财物，给人们生活增加了负担。洋教的教规规定：不贪他人财物；不准吹大烟；不准；婚丧节俭等，这些对改变当地的旧俗起了很大作用。传教士还把西方的文明带到这些地区并取得当地民族的认同，如讲卫生、漱口刷牙等，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

四、认同社会观念的改变

自滇越铁路的通车，加强了云南与外界的交流，在输入商品、设备、交通工具、人员的同时，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也随之传入云南。资产阶级追求的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被认同，促使云南的社会观念开始改变，成为社会风俗演变的精神动力。

1.服饰变革。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服饰被赋予了浓重政治色彩，清代衣冠服饰有严格规定，官职高低、行业不同，衣质和服饰亦各异，以此来标明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因此，服饰的变革一直是革新的重要内容。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制定服装的图式时，孙中山说道：“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9]辛亥革命后，对服饰的变革得到云南各族人民的认同，当时云南的服装有很大变化，在《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中记叙道：“近则风气大变，男则多尚洋装一袭，类至千金，毯冠革履，无不奇昂……若女子服饰，争奇斗艳，达于极点。……发必烫之……废弃其袜，甚至革履镂空，趾甲亦染以色……”[10]

在城市服饰发生重大变化时，处在山区的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服饰也有很大变化，虽然各地民族服饰变化不尽相同，但总趋势是男女服饰多改为汉装。如1990年版《昆明市志》有这样的记载：白族表现在“青年女男服饰大有改变，多中山装、西装。”[11]傣族表现在“除老年人还保留着本民族的服饰外，年青的妇女和男青年已和汉族穿着相同。”[12]

2.婚丧礼俗的变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一书中写道：“近代以来，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侵略，人们社会生活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变迁，传统的人生礼俗也在变……民国以后，各种人生礼俗的变化就更大了。婚丧礼俗首当其冲。”[13]

传统婚俗多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从择偶到正式结婚，经历多个程序，婚礼形式繁杂冗长且耗资巨大，给当事人造成极大的经济负担。为此，变革婚姻习俗被视为改造中国社会的一项具体任务。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云南的婚俗也发生了演变。据史料记载，在宣统三年（1911年）首次出现在餐馆中举行婚礼的现象。在民国初年，云南地方政府就号召“文明结婚”。1915年，官方正式印制“结婚证书”，以取代旧时“婚约”，新式婚礼渐渐增多。史书记载：“近日行新式结婚礼，则多于公共礼堂宣读结婚证书，由男女及主婚人、介绍人、证婚人等以次于证书内盖印，并由男女交换证物，并向主婚、介绍人、来宾行三鞠躬礼或一鞠躬礼，不似旧仪之繁缛矣。”[14]1934年8月，《新生活运动纲要》公布后，昆明曾先后举行过多次“集团（体）结婚”。

传统丧礼繁杂奢靡，道光年间的《昆明县志》曾记载：“丧礼则旧俗尚奢，凡吊客皆宴待，酬赠必丰，以致缺乏而有停丧不举者。”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的丧葬陋俗进行批判，倡导新式丧礼。

新式丧礼变革逐渐被云南认同和实施，演变的趋势有丧服简单化、丧期缩短、出现西式丧礼。在《续云南通志长编》中有这样一系列记载：“省会则仿西俗，于左臂缠黑纱，亦尚有饩羊遗意焉。”[15]从中可以看出当时昆明有些人已经在手臂上缠黑纱代替穿孝服。“前清居父母丧，均二十四个月或二十七个月。……近则古礼尽废，往往于柩前饮酒食肉，未期而娶，亦话不为怪矣。”[16]“近亦有改四叩首为三鞠躬”[17]等，人们通过采取追悼会的形式纪念亡者、寄托哀思。

3.在生活中出现西化的倾向。这不仅表现在对物质的追求，而且表现在对精神上的追求。“在当时云南文化思想领域众多的‘革命’中，最受重视、最猛烈、影响也最大的是‘道德革命’”[18]辛亥革命后，民主制度的确立，激励了人们对西方民主社会的向往，谁接受西方习俗，谁就是文明维新，否则就是冥顽不化，被人耻笑。效仿西方，甚至成了是否革命、是否进步、是否保守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志。当社会风气呈现出追求奢靡、讲究时髦的状况被认同时，导致了社会上各类消费性行业的发展。一时间，昆明显贵高官、政要商贾云集，机关、学校、医院、商号、工厂、洋行、银行、教会、市政设施数量居全省之冠。根据记载“是时风气为之一变，一般暴发之家、浮华之人，无不趋于时髦……”[19]，随着物质消费的变迁，人人渐渐养成了追逐新奇时尚、奢靡浪费的风气。针对这一现象，有人在当时昆明的《滇声报》上大声疾呼：“近来有维持风化之贵者，服则而缎，食则洋食，吸则纸烟，饮则洋酒，上行下效，一日千里，进步之速，速则速矣，其如经济何！”[20]

随着新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的输入和被认同，使近代云南社会风气大开，传统的虚骄保守、顽固排外之性得到改变，形成务实求新、开放进取之风。社会观念的改变推动着社会风俗的演变，新的风气和习俗得到了确立。极大地冲击了云南封建、愚昧、保守的风气，原先较为封闭的社会，逐渐趋向开放，推动了云南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综上所述，近代云南在开辟商埠、滇越铁路通车、辛亥革命、抗战南迁后，社会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社会风俗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的一种，必然会产生急风骤雨的变革，而民族文化认同是云南近代风俗演变的前提。

参考文献：

[1][4]李实清，赵生白.云南重九起义的改革措施和社会情况[C].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159.

[2][5][10][19]陈度.昆明近世社会变迁志略・卷三・礼俗[Z].民国石印本.

[3]说发辫[N].大公报[Z]19042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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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孙中山全集[M].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62.

[11][12]昆明市志长编编纂委员会.昆明市志[Z].第1册，1990：404-466.

[13]张静如刘志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4]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32.

[15][16][17]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续云南通志长编（下册）[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133.

第3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in modern china wa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start-points were different: china was a centralized state in feudal society,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states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second, their positions were different: china was a semi-colonization country,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colonist countries third, they we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china wa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behindhand economy,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bee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se factors have resulted in the great difference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1949. since 1978, the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in china.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market economic base and has set up the goal of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 industrialization / catching-up strategy

【摘  要】 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职能的演进与欧美相比，一是起点不同：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二是处境不同：一个是先发国家，处于殖民者地位，一个是后发国家，处于被殖民地化地位；三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个还处于发展中的经济落后国家。因此导致了1949年以后政府经济职能的巨大差异。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并且明确了转变的目标和方式。

【关键词】 政府经济职能 工业化 赶超战略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实际上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凸显出来，成为最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政府应该和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关于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差极大。比如说，在荷兰或新西兰有效的作法，在尼泊尔就未必如此。即便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国家大小、民族构成、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也使得各个国家各不相同。” [1]

应该说，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对自己的经验总结，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理论问题和方向问题，但是在界定中国“有效政府”的内涵和如何实现这种转变，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本文试图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各自演变过程中的差异，以期寻找出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条件和规律。

一、欧美经济发展历程和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欧美的政府经济职能演变，是否具有典型性，这里不去讨论，但是欧美作为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欧美国家所产生的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大陆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拿欧美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作为中国演变的参照物，找出异同，显然是有益的。

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工业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2]

工业革命反过来又为市场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质武器，使这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可以打破国界，去征服世界，实现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大大扩展了市场的空间。于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推进推动，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民主化则是在上述市场化和工业化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才能够得取得重大进展。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两种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一直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美国，政府也直接帮助建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19世纪40年代的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电报线路）；帮助进行农业研究与技术的推广（1863年《莫里尔法案》开始的联邦政府支持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推广计划）。

实际上，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市场垄断和“外部化”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和代价过高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导致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众多殖民地的独立）。

战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调整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3]

二、欧美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与欧美国家上述市场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相对应的，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在十五世纪，随着封建庄园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急剧增长，由此也要求社会生产必须相应地增长。但是，生产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已经解决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供给外，还取决于资本的供给，正是资本供给短缺导致了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重商主义”的崛起。

资本最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因此对资本要素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追求，而市场的发展也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对那些缺乏金银矿山的欧洲国家来说，只能经由贸易顺差而输入金银硬通货。从这个需求出发，“重金”和“贸易出超”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

为了实现贸易出超，以达到积累货币资本和增加货币供给目的，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建立和保护新生的市场经济新秩序；二是对外保护本国利益，扩大国外市场，实现“贸易出超”，以增加金银输入和国内货币（资本）的供给。

到18世纪中叶，随着欧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产生。

亚当·斯密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一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自发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以“比较成本”法则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接受，形成了以自由企业为基础、以价格和竞争为运行机制、以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动力源泉，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自然要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加强政府管制转变为严格限制政府干预。但是，实际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真正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并没有形成，“比较成本”并不能打开许多国家的大门，因此政府仍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亚当·斯密的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观念盛行的时候，汉密尔顿、李斯特、亚当斯等，也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特别是李斯特提出后发国家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加快经济发展。李斯特的思想反映了德国等后起的带有封建性集权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赶超的愿望。

如前所述，从19世纪中期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0多年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暴露出许多弊病，其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侵略和压迫基础之上的，并引发了不间断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阶段，除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加以严厉抨击外，以承认现有制度为前提的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也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提出了市场的局限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总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充分暴露，从而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针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论证了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解决需求不足，提出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扩大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和保证经济的增长。

以1930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经由战时管制，到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到50-60年代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

但是，自70年代以来，以福利国家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表现出并不比只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配置资源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政府失灵”的现象处处可见。例如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政府中官僚主义的低效率问题，政府权力自发地对市场的排斥问题等等。随着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的揭露与批判，凯恩斯主义日益失去其战后形成的主导地位，以限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则不断上升。正当二者各持一端，争持不下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在80-90年代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那就是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三、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打败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后，中国才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

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的50多年，即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第二个阶段是“戊戌变法”至新中国建立前的50年；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受不同观念的影响，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经济职能差异甚大，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甚至是主宰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而体现出来的”。[4]

（一）政府性质和经济职能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阶段（1840-1897）。

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4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A comparative study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in Modern China was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 the start-points were different: China was a centralized state in Feudal society,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states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Second, their positions were different: China was a semi-colonization country,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were colonist countries Third, they were in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s: China was still a developing country with behindhand economy, while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been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These factors have resulted in the great differences of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after 1949. Since 1978, the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has changed fundamentally in China. China has established the market economic base and has set up the goal of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government economic function / industrialization / catching-up strategy

【摘 要】 中国近代政府经济职能的演进与欧美相比,一是起点不同: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一个是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二是处境不同:一个是先发国家,处于殖民者地位,一个是后发国家,处于被殖民地化地位;三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一个已经成为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一个还处于发展中的经济落后国家。因此导致了1949年以后政府经济职能的巨大差异。1978年以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转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基础,并且明确了转变的目标和方式。

【关键词】 政府经济职能 工业化 赶超战略

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实际上始终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只是在中国加入WTO后凸显出来,成为最近几年的热点问题。政府应该和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长期以来就是人们关注的问题。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关于如何纠正“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问题;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是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的问题。世界银行在发展报告中指出:“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不论是经济的还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有效的政府包括哪些内容,这在不同的国家及不同的发展阶段相差极大。比如说,在荷兰或新西兰有效的作法,在尼泊尔就未必如此。即便处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在国家大小、民族构成、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差异也使得各个国家各不相同。” [1]

应该说,经过25年的改革开放,随着“西学东渐”和中国对自己的经验总结,我们已经从理论上解决了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理论问题和方向问题,但是在界定中国“有效政府”的内涵和如何实现这种转变,仍然有不少问题有待解决。本文试图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角度,分析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各自演变过程中的差异,以期寻找出中国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条件和规律。

一、欧美经济发展历程和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欧美的政府经济职能演变,是否具有典型性,这里不去讨论,但是欧美作为今天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则是不容置疑的。在今天,欧美国家所产生的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的经济学理论对中国大陆的巨大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拿欧美政府经济职能演变的历史作为中国演变的参照物,找出异同,显然是有益的。

最早走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道路的西欧,其历程说明,工业化之路是从市场化开始的,即先有市场革命,才有工业革命。市场革命(或称之为制度创新)相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更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交往与生产力”一节中详细论述了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它始于16世纪脱离行会约束的“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出现,造成城市间生产的分工,从而工场手工业兴起。随之竞争使商业政治化,诸如殖民主义、保护贸易、民族国家形成以至英、法革命和海上战争到18世纪晚期,世界市场的巨大需求产生了机器大工业,同时英、法等国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条件,过渡完成。《共产党宣言》中说得更为简洁:“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再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2]

工业革命反过来又为市场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物质武器,使这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可以打破国界,去征服世界,实现市场的全球化,从而大大扩展了市场的空间。于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互推进推动,加速了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民主化则是在上述市场化和工业化已经进展到相当程度的国家,才能够得取得重大进展。

在西欧市场化和工业革命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的作用。西欧的市场化和工业化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完全取代封建经济的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最早出现于14、15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但是由于这些城邦经济没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不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提供原始积累和开拓市场,因此这些地方也就失去了最早开始工业化的历史契机。最早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开展工业化的国家是英国,这并不是偶然的。16世纪的“圈地运动”和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为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开辟了道路;而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打败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则为工业化提供了制度和物质保障(资金、市场)。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从英国的工业化来看,虽然工业化是以私营企业为主要形式进行的,并且就国内经济运行来看,基本上是市

场调节,政府直接干预较少。但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却发挥了两种如下重要作用:一是在国内通过立法和强制的手段,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二是通过武力向海外扩张和掠夺,为本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资源和广大市场。没有上述两种政府的作用,英、法、德、甚至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化和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便是一直信奉“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美国,政府也直接帮助建设了第一条电报线路(19世纪40年代的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电报线路);帮助进行农业研究与技术的推广(1863年《莫里尔法案》开始的联邦政府支持的农业研究与技术推广计划)。

实际上,即使在实现工业化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仍然在为抢占殖民地和世界市场而角力,列宁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说成是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比较形象地反映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致力于对外扩张或保护其在世界范围的既得利益。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以其较高的经济效率急剧地增加了欧美国家的资本和财富,并使这些国家率先实现了工业化。但是,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在成功地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仅就国内来说,一是因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需求不足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大量人口失业和贫困;二是市场垄断和“外部化”问题;三是不能有效提供公共产品问题。此外还有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市场调节滞后和代价过高问题、生产者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问题,等等。在对外方面,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世界资源和市场,转移国内矛盾,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从而导致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社会主义阵营的产生和众多殖民地的独立)。

战后,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国内经济的调整发展,政治民主化和社会福利化有了较大进展,随之而来的宏观经济管理和国民收入二次分配,都要求扩大政府的经济职能。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基本上就是在这种大的政治和经济背景下进行的。从1960年到1995年的35年间,工业国的政府规模在原有的基础上扩大了一倍。[3]

二、欧美有关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与欧美国家上述市场化、工业化以及民主化相对应的,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理念的演变。

在十五世纪,随着封建庄园经济的解体,和市场的扩张,社会总需求急剧增长,由此也要求社会生产必须相应地增长。但是,生产的增长除了取决于已经解决的劳动力和土地的供给外,还取决于资本的供给,正是资本供给短缺导致了欧洲市场经济发展初期“重商主义”的崛起。

资本最初总是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因此对资本要素的追求必然导致对货币的追求,而市场的发展也增加了对货币的需求,这对那些缺乏金银矿山的欧洲国家来说,只能经由贸易顺差而输入金银硬通货。从这个需求出发,“重金”和“贸易出超”成为重商主义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

为了实现贸易出超,以达到积累货币资本和增加货币供给目的,几乎所有的重商主义者都倾向于政府管制。政府权力(或者说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建立和保护新生的市场经济新秩序;二是对外保护本国利益,扩大国外市场,实现“贸易出超”,以增加金银输入和国内货币(资本)的供给。

到18世纪中叶,随着欧美现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日趋成熟,也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基本完成,关于政府作用的观念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就是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产生。

亚当·斯密从两个方面论述了政府对经济实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必要性:一是“看不见的手”(市场)可以自发调节,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二是在对外贸易方面,以“比较成本”法则论证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政府只要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就可以了。以斯密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思想,很快为上升中的资产阶级所接受,形成了以自由企业为基础、以价格和竞争为运行机制、以各个经济主体追求各自的利益最大化为动力源泉,从而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在这种理念下,对于政府的经济职能,自然要从重商主义时代的加强政府管制转变为严格限制政府干预。但是,实际上,在对外贸易方面,由于真正自由贸易的世界市场并没有形成,“比较成本”并不能打开许多国家的大门,因此政府仍然在对外经济扩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当然,在亚当·斯密的政府只需要充当“守夜人”观念盛行的时候,汉密尔顿、李斯特、亚当斯等,也提出了政府应该干预经济的主张,特别是李斯特提出后发国家应该通过国家干预,如实行贸易保护政策来加快经济发展。李斯特的思想反映了德国等后起的带有封建性集权资本主义国家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实现赶超的愿望。

如前所述,从19世纪中期欧洲完成工业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70多年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暴露出许多弊病,其繁荣和发展是建立在对世界其他地区侵略和压迫基础之上的,并引发了不间断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之间的战争。在这个阶段,除诞生了各种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主流),他们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加以严厉抨击外,以承认现有制度为前提的英国剑桥学派的庇古也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提出了市场的局限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总之,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弱点和缺陷,在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中充分暴露,从而为凯恩斯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条件。凯恩斯主义的根本特点,就是针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他论证了市场经济不能自动解决需求不足,提出必须通过政府的干预来扩大需求,从而增加就业和保证经济的增长。

以1930年的美国“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经由战时管制,到战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到50-60年代先后走上了“福利国家”的发展道路,政府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大。

但是,自70年代以来,以福利国家出现的国家干预主义经济表现出并不比只有市场经济更有效率,因为在解决社会问题和合理配置资源方面,政府并不比市场机制更有效率。“政府失灵”的现象处处可见。例如政府官员的“经济人”行为,政府中的低效率问题,政府权力自发地对市场的排斥问题等等。随着西方许多经济学家对“政府失灵”的揭露与批判,凯恩斯主义日益失去其战后形成的主导地位,以限制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则不断上升。正当二者各持一端,争持不下的时候,欧美国家却在80-90年代静悄悄地进行着一场观念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那就是探索综合自由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优点,同时避免“市场失灵 ”和“政府失灵”。

三、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

中国的情况与近代以来的欧美就根本不同了。首先,中国进入以资本主义工业化为特征的近代,是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即是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国家打败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大国后,中国才开始了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因此,近代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起点,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府,而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高度集权的、成熟的政府(有着庞大的相互制衡的官僚体系和一整套选拔、任免、监察制度);第二,中国开始资本主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被侵略和压迫的过程,“亡国灭种”的危险和几乎不间断的战争,时时提醒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来保证独立、统一和社会安定。因此,关于政府改革和职能的讨论,焦点都是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好的政府。

回顾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一百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历程及其政府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世纪下半叶的50多年,即从鸦片战争到“”前;第二个阶段是“”至新中国建立前的50年;第三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在上述三个阶段,在不同的基础和条件下,受不同观念的影响,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经济职能差异甚大,结果也自然不同,但是总的来说,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甚至是主宰的作用,而不是“作为合作者、催化剂和促进者而体现出来的”。[4]

(一)政府性质和经济职能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阶段(1840-1897)。

从鸦片战争到“”前的50多年间,中国面内忧外患,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下,试图将发展近代工商业依然包容在原有的封建政治体制之内,采取了“官办”、“官督商办”、限制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对于政府经济职能,也是采取改革局部、维持整体的政策,其标志就是“洋务运动”。中国为什么会在50多年的时间里,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依然执迷不悟,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仅学习西方的技术,而不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呢?这是与1840年以前传统社会中政府的作用和由此形成的观念分不开的。

1840年以前的中国,是一个建立在农业文明高度发达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直到1840年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以前,中国社会仍然按照自身的农业文明发展规律向前发展,并达到较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高度发达,农业进入精耕细作阶段,农田的单位面积产量较高,农业的剩余可以养活大量人口,维持庞大的城市和国家机构;与农业高度发达相一致的是手工业、商业和金融业也很发达,明中叶以后大量白银内流即是一例。这种传统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另一个表现,是经济体制表现出的高级形式,即土地可以作为商品自由买卖,地主经济和大量自耕农并存,租佃制和雇佣制的普遍存在,家庭财产继承在诸子间的相对平均;国家税制的相对统一和完善。

(2)政治体制从管理效能和相互制约角度看,表现出较高级的形态。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经过夏商周以来三千余年的发展,就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而言,到清代已经相当完备。第一,形成了统一而庞大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其特点是条块结合、分级管理,实行对皇帝负责的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行政、监察、司法)。第二,政府具有较强的经济职能,即除了承担国防和维护经济秩序,承担了“治河”、“救灾”、“市政建设”等公共工程和社会事业外,还通过官营工商业和专卖制度,将工商业纳入政府控制。第三,形成了一整套官吏选拔、考评和调任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不仅打破了贵族和豪强垄断政府机构,而且将教育纳入了官僚选拔,“学而优则仕”、“白衣可致卿相”,使社会的优秀人材进入政府管理阶层。

第5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论文摘要]：清代的贸易发展始于康熙中叶，“开海”之后，中国对外贸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但正当中国经济的勃兴处在一个新的高峰时，康熙又下令重新“禁海”。在短短的几十年的兴旺发展之后，中国对外贸易，特别是海上贸易，在近一百年中逐渐走向衰落。近些年来,我国史学者们在清朝对外贸易的演变方面有着卓越的研究成就。对于清朝后期闭关的原因影响和作用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方面的研究占据了研究成果的绝大多部分。本文将以海上贸易为代表从“康熙年间的对外政策及演变”、“从‘开海’到‘禁海’的原因”、“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及“启示”四个方面分析清朝前期，康熙的对外政策背后的种种。来对清前第一次开放式的贸易形式进行一些细解。

康熙（1654—1722），姓爱新觉罗，名玄烨，是清朝入关之后的第二个皇帝。出生于满、汉文化冲突融合的前清时期的康熙，有着不同于以往帝王的开阔眼光和卓略胆识。这位14岁即亲政的年轻皇帝，除了平三番、等功绩之外，还颁布了让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政策—“开海”。而又是什么让这位皇帝在此之后的短短三十年，再次颁布了与此背道而驰的“禁海”政策？而这一演变背后对中国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又给了现在的我们已什么样的启示？现在就让我们从康熙年间典型的海关政策为例，分析其海关政策的演变来映照整个康熙年间的对外贸易政策演变。

一．康熙年间对外政策及其演变

明后期实行有限制的开放海禁，清朝前期因循守旧的延续着几乎有名无实的朝贡体制，消极被动的应付来到中国大门口跃跃欲试的海外各国。终于于顺治十二年，清政府正式全面推行海禁，规定“广东禁海，凡系飘洋私船，照旧严谨。”（注：《清世祖实录》卷33）“海船除给有执照，许令出洋外，若官民人等擅造两桅以上大船，将违禁货物出洋贩往番国，并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或造成大船，图利卖与番国，或将大船赁与出洋之人，分取番人货物者，皆交刑部分别治罪”（ 注：《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629《兵部》）。这一“禁海”政策一直持续到康熙中叶。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对国产货物出口的严格限制”、“严格限制中国商人制造海船”、“禁止中国史书流出国外”等.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政府平定台湾，东南各沿海省份趁机请开海禁，恢复对外贸易的正常运行。康熙二十三年，下令开海。自此两年，在福建、厦门、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及江南松江县后设立闽、粤、浙、江四海关，与国外同商（注：《清初四榷关地点和贸易量的考察》）。中外贸易趋于正常化。

“开海”时的具体政策表现于：

（一）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的基本政策

出海船只一律限定载重为500石以下，且只能打造单桅，须预先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从所在地方领取印票执照，还要在船头烙印号码以备出入海口时官府查验；私带违禁品，如硫磺、军器等物出洋的“照例处分”（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出海船只需缴纳货税、船钞及“耗银”等杂税。中国海上在本国大宗商品的外销经营上也受清朝政府的严格限制。政府在通商口岸瑞星“行商”制度，依靠行商经营对外贸易并通过行商来治理、控制外商。

（二）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

相对于本国商民出海的基本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要相对宽松的多。在康熙“开海”之前，海外国家便可以以“朝贡”为借口来中国进行贸易。也有个别国家凭借都有的贸易许可证自由出入中国海港进行贸易。“开海”之后，海外商人来华贸易政策有较以往宽大许多。对于税务方面，海外商人虽需交纳同本国商人一样的货税、船钞，但清政府本着“怀柔远人”之意，不仅对海外商人实行减免货税的待遇；在船钞方面，对海外商人所征收的船钞的标准也远远低于本国商人的标准。由史料估算，西方商船所负担的船钞税占贸易额的0.75%，而本国商船所负担的船钞则占贸易额的0.85%。

自开海以来，国内的对外贸易获得了很大的发针。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日益增多。自“开海”之初，到康熙五十六年重新“禁海”，期间对本国出海商民的政策逐渐放宽，如：将“只能打造单桅”改为“许用双桅”等。相反，对于外国商人来华贸易管理却逐渐加强。如：“外商必须投宿商行的商馆，不得在内河闲游，不得携带枪炮火药，外商遇事必须用禀帖形式通过商行传递给地方政府”等。但出于种种顾虑（第二节会详细说明），康熙重新下令“禁海”，停止南洋贸易，法令规定：“凡商船，照旧东洋贸易外，其南洋吕宋、噶罗吧等处不许商船前往贸易，于南澳等地方截住。所去之人留在外国，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该督行文外国，将留下之人令其解回立斩。”政府虽未限制东洋贸易，但此前一年，日本政府实行的“闭关”政策也大大限制了中国的东洋贸易。自此，一打开的通向世界的大门在短短的三十年后，又强行关闭了。

二．从“开海”到再次“禁海”的原因

总体来说，这一转变的原因可分为政治、经济、思想三方面。

从上述政策上的转变来看，清政府在“开海”之初，就非完全开放，而是有限制的开放。这一点多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康熙在“开海”之初，虽认为商业贸易已可以裕民利国，但后来却在政治上把与外国有联系的本国商业势力视为有害力量。当时，清政府入关不过几十年之久，对于稳固其建立在汉人土地上的证券十分重视。“每以汉人为难治”，使对汉人防范心慎重的清朝统治者及其不安。在康熙执政后期曾说：“海外有吕宋、噶罗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70》）。除去上述统治者对于汉人反清的种种顾虑，“禁海”出于对西方国家的防范和戒备更为重要。明中叶以后相继航海前来与中国人接触的西方商人都同时兼为海盗，他们的商船队是武装精良的海盗船队。他们不仅在中国领海抢劫杀戮、骚扰同上口岸，掠卖人口，而且还用欺骗和行贿的手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更有甚者同中国本国的海寇联合抢劫。海外强盗势力日益增长，大大动摇了康熙“开海”的决心。康熙曾预言：“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必受其累。”（注：王庆云《石渠余纪》）。出于对本国汉人和海外强盗两股势力的政治担忧，使得康熙不得不重新“禁海”。

从经济上来看，“海禁”则是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中国不像邦国林立的欧洲国家，生存中充满着与外界的竞争和联系。中国千百年来自给自足的国内市场，使他不用依赖海外市场的物品补给，为封建统治者实行“海禁”提供了必然的经济基础。用后来乾隆的话来说就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织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须之物，是以加恩体恤。”

从思想方面看，流传了上千年的“天朝上国”的传统观念，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限制了当时的清政府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

基于以上三方面的原因，康熙再次下令禁海。

三．对外政策演变的影响

从康熙下令“开海”起，中国打开了与世界隔断已久的国门。答应出海的阀门打开，就很难再加以控制。私人海外贸易获得了很大发展，到东洋、南洋贸贩的船只及人数都明显增多。据康熙五十五年记载，皇帝说，他昔年南巡路过苏州，见到船队，问及海洋事情，被告知“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实录》卷270），可见其多。南方各省商人赴东北贸易始于康熙中叶海禁开放之后。如康熙四十九年上海县上字73号商船“装载各客布匹、磁器，货值数万金，由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华亭县华字90号商船领有“县照及江南海关部牌，揽装茶叶、布、碗等货”, “前往关东贸易” (注：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1)。康熙后期已有大量南方海商前来辽东半岛，江苏、浙江、江西三省商人还在盖州修建了三江会馆(注：民国《盖平县志》卷16)。

然而在当时南洋贸易与国内经济联系已经十分密切的情况下，要强行斩断这种联系是不明智的。禁海令一出，东洋沿海地区经济马上遭到极大的困难。“禁海”，限制了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使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始终得不到发展。中国一直呆在中古时代，不爱出来。 其次，助长了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的心理，自诩天朝上国，盲目排外，不思进取，保守愚昧。 最后，阻碍了中外文化交流，使西方近代科学和技术无法传入我国。中国当时的教育还是以科举为核心的，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导致中国全面落后于世界。

四．启示

从康熙“开海”的影响来看，开放式的贸易政策可吸引海外各国的优势资源和科技，进而使中国国力更加强大，经济更加繁荣。采取积极主动地外贸政策，可拉动自身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相反，闭关自守，自我封闭，自我孤立，只会导致国内经济的日益衰退被动挨打。由此可见，对外开放开明，外贸活动的发展，使一个国家走向兴盛的标志。

除此之外，在清政府开海后兴起和后期于乾隆年间制定的“行商”制度也给了我们一管理方面的启示。行商又称“洋商”，是当时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或“洋货行”商人，一般都世代经营，具有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这些商人向政府领取专营对外贸易的特许执照，被授权承销外商带来的进口货物、代外商收购中国出口土货并代外商向海关报税，同时也充当向外商传达政府政令、管束外商在口岸的活动和行为、办理政府与外商间的各种交涉的角色。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广东行商成立“公行”，即后来所谓的“十三行”，进一步方便了清政府对外贸和外商的治理。清政府实行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广州口岸海外贸易史无前例的繁荣，这样类似于“广州十三行”的机构也在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使得广州在以后的清中叶形成了开往世界各地港口的航线网络，在清朝对外贸易中，这种先进的管理制度所带来的巨大的效应也使得后人在海关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启示。

总之，康熙年间的对外的海关政策就是康熙年间对外政策总体的缩影。在清朝前期，康熙皇帝曾大胆的开放过我国的贸易市场，使得当时历史阶段的商业有了空前的发展。与此同时，外来文化的进入，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化交互融合，最终也使得中国文化得到了一次升华。外来科技业同样带动了当时手工制造业的劳作系统，大大加强了工作效率。但康熙帝考虑到外来文化经济科学技术等的侵入会对中国传统的封建统治根基的动摇，对当朝政府政治上的威胁，最终还是取消了对外开放的想法。在同一个皇帝执政的时期，开放的大门就这样，艰难的打开，又轻易的关上了。这种闭关的思想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清朝统治者这种具有局限性的自卫的想法，成为了中国衰退没落的根本源头。但即使这样，我们也不能抹煞康熙帝在中国对外开放上的努力。闭关在当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参考书目]

1． 王之春：《国朝通商始末记》。

2． 梁嘉彬：《十三行考》。

3． 淑敏著《中国海关史》，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82年版。

4． 德森《中国海关制度沿革》,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

5． 潘刚儿 黄启臣 陈国栋编著《广州十三行之一：潘同文(孚)行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

[参考论文]

第6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1949年9月西德成立，基督教联盟党人阿登纳出任西德第一任总理。他积极主张按照西德模式来实现德国统一。阿登纳奉行“向西方一边倒”和重新武装的政策，坚持以“对抗求统一”的强硬方针，力图在西方盟友的支持下，凭借西德的实力来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对待东德的立场上，它认为自己是“德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不承认东德的合法地位,不承认战后形成的东德与波兰间的奥得尼斯河边界。在对外关系方面，除了1955年鉴于苏联的特殊情况与苏联建交外，紧接着就宣布奉行“哈尔斯坦主义”：反对任何国家承认东德，并把凡是与东德建交的国家都看作是对西德的不友好而与其断交，如1957年和1963年，西德就先后与南斯拉夫和古巴断交。①"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给西德带来了一定的好处，它促进了其经济的复兴，并使西德获得了独立的国家地位。但是，西德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大大限制了其外交活动，并使两个德国的对立加深，德国的分裂进一步固定化。

1963年,阿登纳在连续执政14年之后辞职,1966年由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认为阿登纳实行的东方政策“并不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决心首先调整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于是在1966年首先同罗马尼亚建交，并于同年与南斯拉夫复交，也与东德开始了正式接触。②至此，西德强硬的东方政策开始松动。

1969年社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勃兰特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勃兰特一上台就全面推行其早先酝酿的新东方政策，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在加强与西方联盟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加强与东方的谅解，承认战后欧洲各国边界现状，改善和发展与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加强东西德之间的联系，以实现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③

二、新东方政策提出的背景

新东方政策的提出是与当时国际局势和西德自身情况密切相关的，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进入60年代后,美苏缓和，分别调整各自对欧洲和德国的政策。在欧洲，美苏为维护即得利益，都想维持欧洲的现状。在对德问题上，美国也不愿意为了西德的利益同苏联直接对抗，而是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达成妥协。阿登纳把德国问题的解决完全寄希望于西方盟国的做法越来越不符合现实了，西德必须在政策上作出改变，发挥自己的主动作用，才能有所作为。

第二、60年代东西欧国家摆脱美苏控制，谋求独立自主的倾向在发展。五六十年代，西欧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政治地位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他们逐渐要求摆脱美国的控制，力争与美国平起平坐。欧共体的建立表明了西欧各国通过联合自强抵制美苏称霸的努力。西方阵营已走向分化。与此同时，东方阵营也出现了对苏联霸权挑战的事件，如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面对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东西欧国家感到了他们共同的处境和相互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必要性。在60中期，整个欧洲都普遍准备采取灵活政策。欧洲局势的变化，一方面对西德改变一边倒谋求自身发展提出了要求，另一方面又为西德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提供了机会。

第三，东德的存在和逐步巩固已经成为了客观事实，承认东德已经是大势所趋。西德力图在国际上孤立东德的“哈尔斯坦主义”处处碰壁，结果反而孤立了自己。尽管承认东德在表面上使两德的分裂固定化,但实际上有利于克服两个德国互相对立和疏远的状况,必然加深民族间的联系和民族认同感,为日后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条件。面对现实，调整政策，承认东德成为西德必须的选择。

第四，西德自身实力的增强，使其对外政策的调整成为必要和可能。经过20年的发展，战后的西德已经成长为“经济巨人”，在西方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经济体。一方面，它需要开拓更广阔的市场，东欧无疑具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政治上，西德也有了更大的诉求，期望能独立自主的参与世界事务。为此，它也必须改变同东欧国家的关系。

三、新东方政策的内涵

新东方政策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以接近求转变，通过演变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与阿登纳追随美国冷战，敌视东方的政策不同，新东方政策是一种迂回缓和政策。勃兰特认为在东西方相互敌视、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实现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的。因此，西德以承认现实来达成与东方的和解，以期望在一个全欧洲的和平体系中解决德国问题。这实际上是一种“和平演变”政策，表面上看来是承认现状，承认分裂状态，实际却是迂回前进，以达到以西统东的目的。

第二、新东方政策的推行是通过与苏联、东欧国家签署一系列条约来实现的。从1970年至1973年，西德经过多次艰苦的谈判并作出重大让步后，与苏联、东欧和东德签定了一系列条约。包括1970年与苏签定的莫斯科条约，与波兰签定的华沙条约，1971年9月的四大国柏林协定，1972年12月的两德关系基础条约及1973年12月的捷德条约，这些条约构成了新东方政策的主要内容。其中莫斯科条约是新东方政策的基础,为西德与其他东欧国家的谈判铺平了道路。通过以上条约，勃兰特政府实现了同苏联和东欧的关系的改善，自冷战以来的形成的西德与东方关系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了，勃兰特之后的西德政府则在这些条约的基础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更加切实的行动。

第三，新东方政策兼顾东西方两个集团的利益。阿登纳政府一味迁就西方，给西德外交造成了尴尬局面。新东方政策不是在东西方之间搞平衡的政策，它立足于西方，强调西德仍是西方的一员，是在加强与西方联盟的基础上与东方打交道。

四、新东方政策对德国统一的重要作用

新东方政策是西德对外政策的第一次大调整，它改善了东西方的关系，推动了欧洲的缓和，提高了西德的国际政治地位，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对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实现了西德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尤其是两德之间的坚冰被打破,为两个德国的交往打开了闸门。两德之间的密切交往,为德国的重新统一注入了精神信念,以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为开端,潜在地不断地为德国重新统一积聚着力量。1974年勃兰特辞去总理职务后,新东方政策背后继者所延续，“以接近求统一”的政策实质上都没有改变。施密特执政时期,奉行既立足于西方,又同东方发展关系的“双轨政策”,对东德政策，注重发展实质关系，扩大经济上的合作,增加人员往来，以维系“民族共属感”。④

1982年科尔上台后,继承并发展了施密特东西并重的政策，并在多种场合明确表明了德国重新统一的立场。

第二，新东方政策也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形成间接和直接地产生了重大影响。西德利用经济、技术、地缘上的优势,使苏联经济对西欧经济的依程度不断加深,80年代中期后,苏联的经济开始持续下降,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改革,但在改革方向上却日益错位,“新思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说,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在欧洲的全面溃退,使德国重新统一的历史机遇终于来临。

最后，新东方政策对东欧剧变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使东德在剧变中风云突起,局势动荡不安,大批公民出走西德,最终导致柏林墙坍塌,两德的统一水到渠成。新东方政策的推行,使西德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文化、教育和人员的交往日渐频繁,由于地缘优势,西德成为西方国家中对东欧地区影响最大的国家。在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政策的攻势下,受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思想影响,东欧剧变。民德公民大批绕道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出走西德,迫使东德开放柏林墙和两德边界,两德人民多年对统一的渴望变成了现实的要求,西德抓住这次历史机遇,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德国统一“十点计划”,民德统一社会党最终放弃社会主义的选择并在自由选举中败北。1990年10月,德国在二战后被分裂了45年之后重新实现了统一。

综上所述,新东方政策既是战后欧洲局势和国际形势发展的产物，也是联邦德自身发展的一次外交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其外交上的大转变。它的提出及实施，对欧洲乃至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更重要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积聚了条件。没有勃兰特“以接近求统一”的长远目标,就不会有1989年强大的两德统一浪潮的兴起,也不会有科尔统一的“十点计划”的出台和德国的重新统一。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在美苏执意使德国分裂永久化的关键时刻,寻求到了德国未来统一的现实道路，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②④高德平.《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2,P13.

③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P127.

参考文献

[1]高德平.《柏林墙与东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世界知识出版社编：《德国统一纵横》，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3]罗预.《新东方政策浅析》，《湘潭大学学报》，1995,3.

[4]张彦伟.《阿登纳与勃兰特统一德国政策比较和启示》，《沧桑》，2007年第2期.

[5]王英津.《两德复归统一模式之述评》，《山东社会科学》，2004,5.

[6]黄正柏.《略论西德争取统一的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5.

[7]何树林.《致力于民族统一维利.勃兰特及其新东方政策》，《丹东纺专学报》，2000,9.

[8]王哲.《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与德国的重新统一》，《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2,3.

第7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必修部分三本教材作为考试重点，既是学习难点也是整个知识体系的根基；在接下来的高三复习过程中，时间紧，内容多，如何有效组织学生复习是摆在我们教师面前的一个大问题。下面笔者就围绕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部分的内容，依据全球史观、文明史观、现代史观等理论试着列举一些复习要点，以期与同仁交流。

一、古代史部分

政治文明史：包括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古希腊的民主以及罗马法等。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包括分封制、宗法制、中央集权制等。中央集权制奠定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应该重点掌握。古希腊的民主和罗马法很有特点，需要仔细体味。只有历史地分析中西方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原因，才能正确地评价中西方制度的作用、影响，才能找到学习这段历史的真正价值。

经济文明史：包括中国古代经济制度、特点及经济发展状况等内容。史实：自然经济模式、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土地制度、重农抑商政策、经济发展的表现(农业、手工业、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的萌发)、海禁政策。自然经济模式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复习的重点。只有正确分析古代中国基本经济模式出现的原因、含义、作用、影响，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古代经济史。

思想文化史：包括中国古代思想、科技、文学艺术和古希腊人文思想等内容。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和古代科技成就，以及希腊人文思想是复习的重点。我们在掌握基础知识的同时，应从古代中西方思想文化成果中汲取财富，客观看待今天的发展、差距、建设与明天的期待。

二、近代史部分(世界近代史是由西方率先进入的，故而先展开世界史复习)

1.世界近代史

政治史：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发展的历史，是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确立与发展的历史。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确立的前提条件，各国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作用及相互比较，是复习的重点。

经济史：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工业革命、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蒸汽机的发明和电气技术的应用等内容。两次工业革命的作用和影响巨大，因此，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条件、特点、成果、作用、影响是复习的重点。

思想文化史：包括各时期的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科技发明发现等内容。其中，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科技成就，《共产党宣言》发表的历史条件、内容、作用及影响是复习的重点。思想科技史应与同时期的经济、政治史相关内容联系起来复习。

2.中国近代史

政治史：指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包括近代社会性质的演变、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新旧民主革命等内容。可以划分为晚清政府(1840―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1912―1928年)，民国政府(1927―1949年)，中共革命史(1923―1949年)，国共关系史(1923―1949年)几个部分进行梳理。辛亥革命最突出的贡献是了封建帝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因此，辛亥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是复习的重点。

经济史：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等内容。可以按晚清、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几个时期划分，按照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状况、经济政策的变化等史实来把握。与古代相比，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时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也是近代历史变化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社会经济机构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是重点复习内容。

思想文化史：包括维新思想、三民主义、新文化运动、思想等内容。要明确其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作用及影响。三民主义和思想分别是旧民主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因此，三民主义和思想是复习的重点。

三、现代史部分(开始于十月革命，故依然从世界史开始复习)

1.世界现代史

政治史：包括俄国十月革命、世界政治格局的演变等内容。

经济史：包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罗斯福新政和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世界经济的区域集团化、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内容等。

思想文化史：包括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互联网文学艺术等。

两种社会制度下的经济特点及状况、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是复习的重点。

2.中国现代史

政治史：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国家统一大业、对外关系等内容。

经济史：主要包括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等内容。

第8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中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把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结合起来，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 与化解经济领域潜在风险结合起来，谋求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一、关于经济结构的理论解释

（一）经济结构的理论内涵

经济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及其部门内部的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对比关系的总和。[1]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转变已经成为引致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经济结构转变在何种程度上，以及通过何种机制影响了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

库兹涅茨曾提出：一个国家国民收入的度量必须从结构的角度去衡量。他根据对大量数据进行长期趋势分析和截面分析后指出，美国1948 - 1966 年生产率的提高有10 %是由资源的再分配引起的。但是，西方学者对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西方经济学家从结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时，常将所有制结构因素抽象化，即把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视同为市场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自然，而不予考虑。此外，西方学者完全忽视了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因为西方国家内部由于生产发展水平相对平衡，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并不突出。然而对中国来说，所有制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然是两个无法忽略的因素，因此，西方学者的研究结论不适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现状。

对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国内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上。葛新元在总结前人对经济增长要素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定量衡量经济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方法，并结合中国的数据计算了1952―1997 年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夏明通过投入产出法分析了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发现在1981―1997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

（二）经济结构转变的理论内涵

理论界对经济结构转变的基本解释是：一国的经济结构转变是随着人均收入变化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2]

根据经济结构转变的多国模型数据，结构转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初级产品的生产，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是农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

2．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一旦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0美元，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高于初级产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由于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制造业产品数量的极大增加使服务业经济的发展成为可能，社会分享了制造业生产的财富，从而使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部门。

二、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分析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与调整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在不断演变和调整的过程中, 中国的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集中主要包括：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单一产权结构向多元产权结构转变；封闭型经济结构向开放型经济结构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向多元经济结构转变；企业组织结构由“政企合一”模式向现代公司制转变。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有很多，其中主要的动因包括三个，分别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分工格局的变化。

（一）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过程既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过程。[3]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诱致性经济制度变迁开始，随后以强制性经济制度变迁为引导，两种经济模式共同发展、相互作用的过程。

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非国有经济性质的市场主体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与西方国家的市场化进程存在根本性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西方国家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过渡到商品经济，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中除了传统的自然经济以外，还经历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因此，与西方的市场化进程不同，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公有制经济相结合的问题。

产业结构的变迁是经济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中国产业结构的变迁过程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建国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四次大调整：第一次是纠正严重失调的“农、轻、重”比例关系；第二次是认真搞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第三次是扭转产业结构“轻型化”倾向；第四次调整集中体现在“十五”计划时期，是基于经济“存量”的全局性战略调整。

（二）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经济结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由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决定的, 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所以，技术进步是经济结构演变的又一个主要动因。[4]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等方面。

技术进步对中国产业结构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对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等方面。改革开放之初，加工业中比较先进的自动化生产流水线几乎都是从国外引进的；农业领域的许多重要农业生产资料，如：化肥、农业机械等，在80年代初也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直接和间接的技术引进对我国传统产业技术的改造和结构升级起到重要的作用。

技术进步还通过改变要素禀赋结构对经济结构产生影响。首先，技术进步可以增加要素供给的数量，也可以提高要素的质量；其次，技术进步会在既定的产出水平上减少要素投入，增加生产要素的相对供给量。技术进步大多是节约资本型或是节约劳动型，无论哪种类型的技术进步都会扩大生产可能性边界，提高社会在既定条件下的生产能力。

技术进步还会对市场结构变化产生重要的影响。[5]首先，技术进步会带来同质产品与异质产品的差异，这是形成垄断的市场基础；其次，行业核心技术的研究与开发活动(R&D) 需要高级的人力资本投入和巨额的物质资本投入，这会给许多企业造成对关键技术进行研发的进入障碍，同时也增大了技术研发的风险；最后，技术创新还会导致新的市场交易方式和交易主体的产生。

（三）分工与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

分工的变化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转移，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变，内生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的分工格局具有一系列新的特征，这些新的特征是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基础，而且，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本身也包含着分工的变化。[6]

分工可以分为国内分工与国际分工，国际分工是国内分工在空间上的延伸。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由于生产链的不断延长和国际分工的不断细化，国际间的劳动分工出现两种相反的发展趋势。处于较低分工层次上的劳动的差别逐渐缩小，生产要素的通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降低，因而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处于较高分工层次的劳动差别扩大，专业化知识和技能在高层次的劳动分工中十分重要，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增强，进入、退出壁垒的难度增加，因此，高层次的分工成为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分工格局的主要方式。

跨国公司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国际分工的主要力量。传统的以国家为界限的分工不断弱化，跨国公司经营的企业内国际分工、跨国公司之间的国际分工等新的国际分工形式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流。因此，国际分工已经从国家层次向企业层次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进入同一分工体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分工的深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对国内分工格局的影响越来越大。[7]在中国经济的许多方面都具有“大国模型”的特征，所以，中国的分工格局主要是由本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程度、收入分配政策、市场需求规模、经济体制、技术水平等因素决定的，经济结构变化与分工变化是共同进行、相互影响的过程。

三、中国经济结构演变的趋势分析

（一）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的问题表现在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多个方面，而最为突出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产业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的取向偏重于工业规模的扩大和工业总量的提高，忽视了产业市场竞争力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主要依靠高积累、高投资的支撑，由此造成了一系列产业结构问题：一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二是产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技术结构不合理。

2.地区经济发展不协调，产业结构出现趋同化现象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地方政府长期追求工业自成体系，造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生产的现象十分严重，最终导致各地区之间产业结构严重趋同，地区间的分工协作程度弱化。[8]尽管东、中、西部的资源和经济技术环境存在很大差别，但在工业产品结构中，相似程度却很高。据有关部门测算，东部与中部地区结构的相似率为93.5%。中部与西部的相似率更高，达到97.9%。

3.城镇化水平偏低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是无论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还是从工业化进程的要求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水平都明显偏低。按照生产结构、劳动力配置结构和城乡人口结构分布三项指标进行综合评价，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达不到国际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的水平（低收入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为35%）。城镇化水平过低不仅影响了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且不利于扩大国内投资与国内消费需求。此外，还加大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中国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

1.调整产业政策，完善实施方式

对各个产业进行重新定位，制定和实施分类产业政策。[9]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国情的不断变化，我们应不断分析各个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调整各行业的发展战略，力求发挥优势，回避劣势，避免仿照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来被动地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

2.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

在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地位将进一步得到加强。根据中国农产品市场供求关系的新变化和进入小康社会以后消费水平提高的新要求，中国政府将从多方面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

3.加快高新技术发展

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必须充分利用高新技术改造现有工业及产业结构，巩固和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比较优势，大幅度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因此在近期和中期，中国将集中优势力量发展具有中国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特别要发展具有潜在优势的高技术产业，提高高技术产业在工业中的比重。[10]

4.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城乡经济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推进城镇化的条件已经成熟。为尽快改变目前城乡分割的状况，中国政府将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建立城乡人口有序流动的机制。今后随着经济发展，进一步形成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是必然的趋势。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发展小城镇将成为推进中国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此外，要改革农村的户籍制度和行政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的行政管理机制。

5.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效率

逐步削弱直至取消政府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行政干预，打破阻碍经济健康发展的部门垄断现象，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提高政策的透明度。真正消除市场封锁，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促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由于此项工作不仅牵涉到市场规则的改变，还影响到一些部门的利益，因此调整将是十分困难的。在近期内我们应该做的，主要是梳理现有各项政策，特别是对一些内部规定进行修改、删除、公布，推进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不断改善国内市场的竞争环境，提高国内市场的效率。

结束语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经济结构的调整，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逐步改变了我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为我国建立更为健全的产业体系提供了条件。[11]

本文对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动因及趋势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国内及国际分工是促进我国经济结构演变的三大动力。虽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发展现状作了相关调整，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经济中的新情况，我国的经济结构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及时、合理的解决，将从根本上决定着我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健康发展，最后，本文对我国的经济结构发展趋势作出探讨，在某种程度上，对我国经济结构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也是对我国如何实现经济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的讨论。

参考文献:

[1]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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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德进.产业集群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4]周小亮.论经济结构调整与制度创新中的对称与互补[J].经济评论,2001.

[5]刘世锦.我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战略调整[J].宏观经济研究,2000.

[6]石奇.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的现状与推进思路[J].经济评论,2001,(3).

[7]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M].戴睿、易诚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8]雷钦礼.制度变迁、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M].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9]赵彦云.宏观经济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10]夏明.转轨以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变的实证分析[J].统计研究,2002,(2).

第9篇：近代西方经济政策的演变范文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并成为西方大国国策的历史背景

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潮、一种经济学派、一种理论模型而出现的。后来，经过美国总统里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欣赏和接受，逐渐转化为经济政策和方针。最后它的性质再次发生变化，成为针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和的政治工具。首先，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其直接原因是契合西方内部的需要。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诞生于二战之前，但在当时并没有受到重视，之所以它在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后，受到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青睐，主要是二战后推行了二、三十年的凯恩斯主义，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是矛盾重重，主要表现是:1.经济滞胀，西方经济整体陷入困境，尤其在石油能源危机后更是如此2.财政赤字累累一方面刺激经济需求导致各国财政开支巨大，赤字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为了对抗当年社会主义国家生老病死有保障的政策竞争需要，西方国家普遍实行福利主义，前吃后空，造成国家债务累累。3.国有化的弊端显现二战以后，整个世界向左转，许多国家号称实行“社会主义”政策。经过二、三十年的时间，西方的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人们的劳动热情逐步低落。其次，从西方外部情况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迅速传播和扩张，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思想僵化、体制机制弊端日渐暴露，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了解了以上背景，我们就知道，作为二十世纪后期的两位资本主义“中兴”的代表人物——里根、撒切尔夫人，接过新自由主义学说、思潮，并将之转化为国家方针、政策。对内来说，是克服凯恩斯主义弊端的工具；对外来说，先是所谓帮助拉美国家转型，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办法，后来主要是打压社会主义国家，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工具、武器。

二、新自由主义的特

征新自由主义，尤其是演化为西方大国的方针政策后，其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1.私有化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私有制是最好的制度，即使私有制有缺陷，也比公有制好，要长期、持久地坚持私有制。并竭力攻击公有制、国有制，反对国有企业。在新自由主义者的心中，市场经济始终与私有制捆绑在一起，这是他们的逻辑起点，是他们认为的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因此，根据这一逻辑，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的，凡是要搞市场经济的，必定走彻底私有化的道路；同时，对凡是坚持公有制、国有制的国家，必定攻击之、打压之、丑化之，为他们描绘出悲惨的“下场”。2.极端的自由化市场、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鼓吹彻底私有化的另一面，就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更全力反对政府调控。新自由主义者不仅反对凯恩斯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政府干预，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计划调节、计划经济设想，认为计划经济与公有制一样，都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工具。因此，一些极端分子对中国的巨大成就一是不承认，二是反复预测必将“大崩溃”。3.迷信市场经济必然能自动平衡经济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按照他们的学说、观点施政，就可以避免危机的发生，不会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特别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初期，其一时的施政效果确实远胜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是由于战后二十多年来的西方各国国有化、计划调节，工党、社会党的“社会主义”政策渐渐失灵；二是二次大战对财富破坏巨大，当时正处于一个“贫富两极分化的真空”；三是新自由主义抬头的时间尚短，其恶果尚未充分暴露。因此，新自由主义者妄言：再也不会出现二次大战前、尤其是一次大战前财富分化的情况。不仅西方的许多学者，甚至当年国内有许多学者也十分相信他们的预言和结论，迷信所谓的“机会均等”可以解决资本主义诞生以来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矛盾。

三、新自由主义成为“国策”，进而形成“世策”——“华盛顿共识”

英美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初见成效（去凯恩斯主义政策），加上上世纪80年代经济全面陷入困境、政治动荡，西方世界认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已经成熟，于是开始着手把它提高到普世价值的高度。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召开了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究会。因为许多国际经济机构的总部设在华盛顿，美国财政部也在华盛顿，会议又在华盛顿召开，故后人就称之为“华盛顿共识”。当时，国家江河日下，20世纪80到90年代西方迎来了科技大发展，从电子革命到微电子革命，并进一步爆发信息革命，诞生了信息产业，美国的政界和智库们欲乘势将新自由主义由“国策”转化为世界性战略、政策、工具。其要害和目的，一是利用西方的经济、科技的强势地位，用经济贸易自由化，冲击和挤垮社会主义转型国家和拉美国家，使其成为西方的经济附庸。二是要将新自由主义特征的东西、特殊的东西、对一国一地一时有用的东西转化为普遍适用的方针政策、普遍真理，乃至于普世价值。我们并不是说这十条都是错的，不能借鉴的。如第一条，“加强财政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就可以用，但我们要洞察这个共识的本质：美国人是叫别人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美国财政不行了，就开动印刷机，大印美元，发到全世界去。他们继续过着超过世人的生活，用着最昂贵的武器、装备，到处耀武扬威。他们愿意压缩赤字吗？他们愿意加强财政纪律吗？美国军方有4万亿美元的烂账、糊涂账，能审计公示吗？这就是美国的价值观。我们千万不要光看他们口头上是怎么说的，关键要看他们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四、新自由主义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无巧不成书，新自由主义的崛起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般地“巧遇”了，必然发生联系和互动，剪不断理还乱，由此带来了三个情况：

1.西方政界和智库对我们作出了误判西方主流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以及他们的经济思想决定了他们的不变观点——凡是搞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必定推动和实施私企、私有化；而凡是搞私有化的，必定走美国民主政治道路，必定建立美国式的政治制度。看到中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搞商品经济，搞市场，搞改革，搞开放，搞引进资本、技术、管理，搞特区……；特别是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一系列论述，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西方政界、智库被“迷惑”了，他们从邓小平同志的“三上三下”来判断，他是“走资派”，中国必将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因此，直到1989年前，西方与我们渡过了近10年的“蜜月期”，这宝贵的10年，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利用资本主义、利用资本、利用先进技术、管理的大好机会，我们借此获得了改革开放的良好开局。

2.给一部分中国学者、学生，包括一部分领导干部带来消极影响由于社会主义是新生事物，实践时间有限，又在落后国家先行，各种社会条件（生产力、科技、资金、资本、文化、教育）严重不足；加上帝国主义的封锁、挤压，国际环境比较险恶；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理解和实践，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又逐步暴露出体制、机制上的弊端。当年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对改革的看法很不一致，以至错失良机。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社会被“左”的思想所笼罩，被“阶级斗争为纲”所束缚，不敢讲弊端，不敢讲问题。哈耶克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乘虚而入，对计划经济体制、公有制存在的弊端和问题加以攻击和揭示，以及对“”中产生的种种罪行歪曲为社会主义本身的问题。改革开放后，新自由主义思想、观点、书籍传入中国，正中那些饱受痛苦的人们的下怀，成为他们的“鸦片”；一大批学者奉为圭臬，一下子“思想解放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学界。特别是在新自由主义国策实施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生产效率大为提高，科技迅猛发展，经济繁荣，民众生活水平高，在强烈的对比之下，当时不少年轻人甚至喊出了“不要社会主义天堂，宁要资本主义地狱”的口号，不少年轻人争先恐后地离开中国，想要闯进“资本主义地狱”去。一批学者甘居新自由主义学派在中国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被丢到了一边。由于原来的体制、机制方面的弊端，加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式地理解和实践，挫伤了一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信心，再加上我们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时间太短，其成果和优越性尚未全面体现，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恶果也未充分暴露，所以一时很难说服信奉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学者，甚至一些领导干部也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思潮。有一段时间，我们有的干部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党的方针政策，内心接受的却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一部分进而堕落为犯罪分子，为今后生活创造“条件”，也为私有化准备“第一桶金”。

3.经过反复较量和演化，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逐渐演变为有意识地打击、消灭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工具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理论而兴，然而在当时的国际格局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较量中，逐渐演变为有意识地打击、消灭社会主义、共产党的工具。归纳起来有5条：“三化”：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二反对”：反对公有制、国有制；反对计划调节、国家调控。“两个永恒”：私有制是永恒的；市场经济是永恒的。“两个迷信”：迷信自由市场经济是均衡经济；迷信私有化、市场化可以解决重大社会矛盾，只要“机会均等”。美式政治制度、价值观是民主的模式。三权分立，两院制，多党制是唯一的选择。

五、几十年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两代人的时间，因推行新自由主义而滋生的恶果已经充分显露。我着重从其在经济、社会中造成的恶果加以揭示：

1.贫富两极分化在全球范围内，1%的全球富豪掌握的财富与剩下的99%的人口所掌握的财富一样多。62个最富的人的财产可抵36亿人之和。而那些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德，贫富差距也正日益扩大。

2.危机不断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危机，其损失堪比1929年大危机。除了2008年外，大家记忆犹新的是东南亚金融危机，俄国金融危机，拉美金融危机等等。新自由主义者所谓的避免大危机，只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3.人群分化，社群分裂“马太效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显现，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如英国有1/5的人口处于贫困线下，每天为了支付账单，养家糊口而挣扎着，西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在缩水，发展中国家中的中产阶层日益焦虑。

4.债务累累，财政危机，社会危机在西方国家，新自由主义不可能实现独霸天下，西方社会的政策，是由各种政治力量和民众力量的较量决定的。因此，福利主义在西方（尤其是欧洲）长期存在。几十年下来，债务累加（无论是国债还是私人债务），财政负担不堪重荷。另外，与人民相关的基础设施已破旧不堪。二战后，西方在五、六十年代迎来一波大规模基础建设，相隔了四五十年，早已破旧不堪。而富人并不因为有巨量的财富而去做善事，这两者并存，相互叠加，人民能不怨恨吗？再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福利主义、工资收入刚性、福利刚性、裁员或者岗位流动困难、生产效率下滑、员工心态变坏、劳动热情低落均在西方或隐或现。

六、新自由主义一定的历史作用

对于新自由主义幕后推手险恶的政治目的，我们要坚决反对、批判、揭露，但新自由主义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的，应该一分为二。归纳起来，新自由主义有三个作用：

1.促进效率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二战后短短几十年内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资本主义诞生后两、三个世纪的财富总和，这是不争的事实。

2.推动世界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虽然我们反对新自由主义者口中的那种市场化，但新自由主义毕竟对于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区别：一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可以与公有制相结合；二是，我们有两只手——无形和有形之手，国家可以干预调控，当然前提是要正确地调控；三是，市场经济原则适用于经济领域，不能一切市场化，公共领域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等等绝不可市场化，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贫困人群还是要提供公共保障、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也是解决贫富悬殊的办法之一。公权力绝对不能市场化；四是，市场经济是一个历史阶段，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但它不是永恒的、永生的、丝毫不变的。

3.推动了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我们对“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从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角度去认识这个问题，是从落后国家转为社会主义，要过生产力这个关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利用我们的比较优势（资源、劳动力、地理地域等等），以及我们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思想优势壮大我们的经济实力，发展生产力，促进、扩大、丰富分工，加强国内外的合作、协作，发展科技，推动科技创新，求得双赢、多赢和共赢。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推进社会主义，促进社会主义走向新的高潮，一句话，就是利用、运用资本主义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为我服务。因此，我们是支持、参与、推动贸易自由化、经济全球化的，同时，在可能的范围内，在可能条件下，减少其负面影响，

七、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