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精选(九篇)

第1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政策转型

作者简介：江明融，男，厦门大学财政系，厦门 361005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周期性增长态势。为减少经济波动，实现平稳增长，努力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发挥财政投资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作用，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呈现出明显的反周期特征。这种相机抉择的功能财政政策对于抚平经济增长波动起到一定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再加上现行的政治体制及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正面临更大的考验。因此，我们不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而且还应从政治学的角度来分析和考察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的转型问题。

一、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实践及其效果评价

所谓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指的是政府依据宏观经济的波动态势，主动调整税收和购买性支出以达到财政政策目标的政策运作行为。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出现并流行的。此前以亚当・斯密为创始人的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市场经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同时圆满地解决效率、公平和稳定三大经济问题。然而，1929―1933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灾难性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经济的神话，动摇了占主导地位的萨伊定律，古典学派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发表，预示着政府主动干预经济的相机抉择经济理论的诞生。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是以“有效需求”为核心的，认为失业和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相当于充分就业水平的总收入和总消费之间必然有一个差额，只有国家采取行之有效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缩小和弥补这个差额。因此，他极力主张通过政府举债的办法，扩大公共投资，实行赤字财政来对付经济衰退。1948年，以萨缪尔森为主要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提出政府应当根据经济繁荣与萧条的更替，交替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这使得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理论日趋成熟。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我国经济又一次陷入内需不足的境地，再加上突如其来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许多国内学者纷纷提出要采用凯恩斯的扩张主义财政政策来应对可能出现的经济大萧条。在此背景下，1998年8月我国开始正式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在带来繁荣的同时，也蕴含着越来越多难以克服的危机。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过度频繁的使用经济政策来拉动经济增长会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同时，也导致经济增长对政策的依赖性加大并且积累了大量的政府风险。

首先，由于发行国债、扩大财政支出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手段，多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使我国国债负担剧增，其隐藏的债务风险也随之加大，目前我国中央债务依存度已超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再加上政府借款所投资的项目大多是投资期长、收益率低的基础设施项目，从长远看对经济有好处，但从当前看，必定给财政造成一定困难，国债增多必然潜伏着财政风险。此外，我国除了存在大量显性债务外，还背负着巨额的隐性债务，包括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处置资金缺口、粮食企业亏损挂账以及地方债务包袱等等。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长期化，很容易导致金融风险并最终导致财政风险。

其次，由于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及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这使得中央和地方二者之间存在非合作博弈，结果导致宏观调控效果不明显。例如， 1993年7月，为抑制经济过热，我国开始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但没有立即出现明显的政策效应，最终只能依靠行政命令的手段给过热经济进行“硬着陆”，最终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经济受到很大伤害。广东、海南等省份出现大批“烂尾楼”现象就是很好例证。在目前新一轮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又采取大量抑制经济过热的调控措施，但经济过热状况仍没得到改观，经济的波动周期明显拉长。可见，相机抉择经济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反而造成投资浪费以及经济的更大波动。

此外，由于增加财政支出、扩大政府投入是扩大需求政策中最重要、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这对于短期内拉动经济增长有一定的帮助。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消费者最终消费才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终动力。而从我国1998―2004年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情况看，经济增长率是有较大提高，但居民的消费却始终难以启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靠政府投资来推动的，经济并没有恢复到预期的良性发展轨道。同时，由于长期实施扩大需求的财政政策，必然扩大中央财政的赤字规模，银行也要大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势必进一步增大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

二、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基础

（一）固定汇率制度是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效果的重要基础

运用Mundell-Fleming模型进行财政政策的数量分析，不仅可以研究财政调控宏观经济的内在机理，而且还能通过定量分析，测算财政政策的调控效应，从而较为准确地透视财政政策的真实效果。在图1中，r表示国内利率，r*表示国际利率，Y指产出；BP线代表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它是由净出口额与资本流动额相加得出的。当BP＞0时，意味着一国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当BP＜0时，意味着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在固定汇率体系下，汇率e不随利率r变动，因此可以视作常数。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则国内利率r=r*，也就是满足国际收支平衡条件BP=0的轨迹就成为与横轴平行的水平线。假设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将使曲线向右移动，利率随之下降，可能引起国内资本外流，追逐国外更高的投资回报；金融市场对本国货币的需求量减少，对外币需求增加，最终导致汇率下降，本币面临贬值的压力。由于我国采用人民币汇率与美元挂钩的方式，其事实上就是采用固定汇率制。为了维持固定汇率，使本国利率与国际利率一致，中央银行必须在外汇市场上出售外汇，回笼本国货币，这就引起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减少，使LM1向右平移至LM2，然后又由LM2回归到LM1的位置。相应的，产出也先由Y1向右移至Y2，最终又返回到Y1。可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往往是无效的。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经济出现衰退，我国央行首先采用连续五次降低利率等扩张性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但总需求非但没有被刺激起来，反而表现为明显不足。可见，当时采用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到了1998年8月，中央最终决定改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就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固定汇率制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之所以能取得效果，其原因分析如图2所示。

在图2中，初始产出量为Y1，LM1与IS1刚好经过均衡点E1，使国内货币市场均衡与总需求均衡相配合。此时如果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支出，将使IS1线向右上方平移至IS2，与r=r*线相交于E2点，对应的利率也由r*上升为r′，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此时产出变为Y′。为了配合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行动，中央银行必须增加货币供应才能维持r=r*，否则不能满足国际收支平衡条件BP=0。因此，央行就必须买进外汇，增加人民币的货币供应，以干预外汇市场，才能维持固定汇率制度，这就自动引起货币扩张。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得LM1曲线向右移动，适应性的调整到了LM的位置，在E2点达到新的均衡，产出增加到Y2。可见，在固定汇率制度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了总收入，其政策是有效的。

（二）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是扩张性财政政策有效的重要因素

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可以消除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所谓的挤出效应，是指政府为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通过向私人借款来筹集资金，这就会使全社会借贷资金的需求量增加，从而引起利率上升，私人部门投资成本增加，计划投资支出减少。这将使财政政策的扩张效应被部分或全部抵消，最终无法实现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在我国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初期，各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都很高，商业银行存贷差额较大。这期间，财政部向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特种国债的方式，进行国债投资；国家开发银行和四大国有银行向国债投资项目提供相应的配套贷款。这一安排不仅给商业银行带来长期稳定的收益，也避免了因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出现的与民间竞争资金的状况。因此，在我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初期，并未出现真实利率上升情况。另一方面，由于增发的国债主要用于长期性基础建设项目上，不仅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反而可能带动部分私人投资跟进，这有助于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在下表中，1998―2000年私人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98年私人投资总额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为27.94%，到1999年、2000年分别上升至28.59%和28.89%。可见，在一个利率严格管制的国家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并不明显，其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受到明显削弱。

三、我国相机抉择财政政策所面临的挑战

从前面分析可知，“逆风向而动”的相机抉择财政政策之所以有效的原因是既定的固定汇率制度和严格管制的利率制度。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汇率与利率政策开始松动，实行浮动的汇率制度和利率市场化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相机抉择财政政策的效应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再加上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的影响，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出现不一致，激励了地方政府规避中央对经济的调控，最终将导致相机抉择财政政策功能的日益削弱。

（一）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无效性

2004年，总理在海牙举行的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指出，随着市场的变化，我国将逐步实行人民币弹性汇率机制。这表明我国固定汇率制度将逐步向浮动汇率制度靠拢。在图3中，假设实行的是浮动汇率制，扩张性财政政策将使IS1曲线向右上方平移至IS2，与原来的LM曲线相交于E2点，从而使汇率上升，利率也从r1上升至r2。汇率的上升将使本国货币升值，本国商品的国际价格也随之上升，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出口受阻，最后可能导致贸易顺差的减少，甚至出现贸易逆差。出口的减少必然抵消扩张性财政政策对收入的影响，使得均衡产出没有得到明显增加，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刺激经济增长的愿望有可能落空。可见，在浮动汇率制度下，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将大为削弱。

（二）市场化利率削弱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

利率市场化改革将使商业银行的存贷利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国债投资就可能会挤占一部分本来可以贷给民间的银行贷款，使社会资金更多地滞留在短期内经济利益不明显的公共项目上，造成民间投资资金的紧缺。在此情况下，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将日益明显，这必然削弱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从上表中也可以看出，2000年以后，私人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开始略有下降，2001年私人投资比重由2000年的28.89%下降至28.77%，2002年私人投资比重则为28.75%，[1]这不能不说与国债投资的挤出效应无关。

此外，随着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体的逐步多元化，非公有制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类型投资主体的增长速度，其在全社会新增的固定资产投资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在此情况下，市场利率的传导与调节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依靠国债来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所产生的挤出效应将更加明显，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增长效应必然受到制约。

（三）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导致财政政策出现时间不一致性

基德兰德(Kydland)和普雷斯科特(Prescott)于1977年提出了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所谓的时间一致性（也称动态一致性）指的是：如果在每一时期t（t=1,2,…T），给定经济个体t期前的最优选择x1,x2,…xt-1,以及将来任一时期s（s＞t），政府都按照类似规则选择策略π5的情况下，政府选择πt可以使社会福利函数S=S（x1,…x2,π1,…πT）最大化，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这样的政策是时间一致的。[2］(473-492)关于我国财政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近年来逐步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财政政策存在时间的不一致性，将导致政策功能失效。

从我国现状分析，我国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等宏观经济政策，实现经济的平稳快速增长。这个目标实际上可以分解为更具体的目标，即中央政府主要是追求经济增长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最小波动。而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按公共财政的要求本应是为地方提供公共产品，但由于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等因素，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实质上是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增加财政收入、追求政绩和形象工程，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主要注重经济增长的数量（即GDP增长率）及地方领导任职期间招商引资量、财政收入量等内容。地方政府在现有的政绩考核制度下进行它所主导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而中央政府在观察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后，依据当期的固定资产投资量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并且选择下一期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地方政府尽管知道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但由于政绩考核制度的约束，使其不愿激励进行符合中央政府目标函数的投资行为，决定地方政府投资量的因素实际上是地方获得投资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投资行为的不一致，导致中央政府总是在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发生后进行经济调控，这就使得政策时滞拉长，政策效果受到削弱，经济波动周期也将变长。可见，在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总是追求自己任职期内的固定资产投资最大化，而无视中央政府对下期投资增长率的决策。当预期到中央政府下期会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鼓励投资时，地方政府会按自己的一阶条件去主导其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当预期下期中央政府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来抑制经济过快增长时，地方政府则会在中央调控之前争取最后机会扩大投资规模，因为，如果某个地方政府按中央的意图相应的缩小投资规模，它很可能竞争不过其它地方政府，从而影响该地方官员的政治生涯。这也正是近几年我国财政宏观调控政策屡屡达不到抑制经济过热目标的真正原因。

四、逐步回归平衡预算，增强财政政策的稳定功能

在目前新一轮财政宏观调控中，我国虽然提出要实行中性财政政策，但实质上仍然是功能财政政策思想的延伸，决策者对财政政策的主观依赖性还是很强。而从我国现有的较高的市场化、开放度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看，功能财政，即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将逐步丧失存在的现实依据。所以，无论是从适应宏观经济管理的新趋势，还是从充实宏观经济政策的工具箱的角度，都有必要从财政调控理念、财政政策内容和财政调控方式上对现行的财政政策加以调整。

首先，逐步回归年度平衡预算，以规则取代功能政策。那就是要改变原有的需求管理思想，致力于建立有限政府、政府不必过多干预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观点，也就是回归年度平衡预算。早在20世纪70年代，弗里德曼等一些经济学家就认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经济系统自我调节能力的反映，与其说它是市场的失灵，倒不如说它是市场的成功，因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可以优胜劣汰、实现经济良性增长，因此鼓吹恢复“放任自由”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和调节。而实施功能财政政策，可能会因政策时滞、未来经济状况难以预期等因素，使调控经济的良好愿望落空，甚至还会延长经济波动周期，加剧经济波动幅度。同时，支持年度平衡预算思想，提倡遵守规则的理由还基于以下几个假设前提：（1）经济本来是稳定的，经济大而无效率的波动更多是来源于政府错误的经济政策，因此，要还经济以自由，政府不要过多干预经济，应推行“自动稳定器”的政策；（2）在一个经济系统中，经济主体是理性的，他们或者知道如何规避政府政策对其带来的风险，或者能够准确把握决策者失信的激励并能够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因此，相机抉择的功能财政政策是无效的；（3）政府不是中性的或慈善的，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即使是为了使经济能平稳健康发展，但却夹杂着政府官员自身的利益在内。Barro和Cordon（1983）也论证了实施功能财政政策，产出并没有系统性提高，而社会却承受了较高的通货膨胀。[3］(589-610)这使得人们更加坚信按规则行事才是财政政策的最终归宿。我国因连续多年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近年来出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这似乎也从实践上应证了Barro和Cordon的观点。

其次，就是要完善累进所得税制和转移支付制度，增强财政政策的自动稳定功能。自动稳定的财政政策包括累进的所得税制与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从累进的所得税制看，当经济进入萧条时，因为个人和企业收入的减少使纳税人缴纳的税收减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减轻，从而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而在经济繁荣时，个人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其缴纳的税收也累进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相对加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纳税人的进一步投资，对经济起到一定的冷却作用。从转移支付制度看，主要是针对失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当经济进入萧条时，失业增多，人们的收入下降，跌入“贫困线”的人数急剧增加，就自动引起政府大幅增加失业补助金支出以及政府必须安排的济贫支出，这就等于在经济萧条时向社会注入了一大笔资金，对于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复苏必将起到积极作用。反之，当经济状况好转，增长加速之时，失业率迅速降低，人们的收入上升，政府的失业补助金支出和济贫支出就可以大幅减少，这其实就是给可能出现过热的经济降温。

我国目前在自动稳定功能财政政策的设计方面严重滞后。目前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功能并未真正发挥出来，甚至还出现累退的迹象。因此，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我国个人收入档案制度，在尽可能地把所有个人所得税纳税人都纳入到税收管理中后，通过税务部门对信息的汇总分析、纳税评估，避免纳税人多处分解、漏报少报收入，达到税款应收尽收的目的，让个人所得税的累进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另外，我国的失业保险制度以及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也较为缓慢，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太窄，也无法起到自动稳定的功能。因此，还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的改革力度，使其对宏观经济起到强有力的自动稳定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1］ 林志远，龚 敏．中国财政政策的挑战与抉择［A］．载于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研讨会论文集。

［2］Kydland,Finn E.,and Edward C Prescott,1977,“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5(3).

第2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产业政策;市场失灵;能力建设;国际竞争力

现代西方经济学诞生以来，自由与保护之争就成为不同经济流派之间永恒的争论话题，而产业政策作为政府为实现一定的政策目标而用来干预国家经济的重要手段，不同经济学派对于其有效性一直存在着种种争议，本文希望对于产业政策对于现代经济的作用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以期能够合理运用产业政策，从而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对于产业政策的批评

早在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诞生之前，在1705年出版的《蜜蜂的寓言》中，孟德威尔就已经提出贪婪等个人劣行却能够达到好的公共利益，从而否定政府的干预，倡导一种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他的思想也直接对于斯密等后来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斯密开始，众多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就一直推崇市场机制的功能，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因此，政府要做的事只是制定规则，保证市场秩序的正常运作则可，政府只需要充当国民经济的“守夜人”，而根本没有必要通过制定经济政策而对国民经济施加影响。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反对产业政策，主张经济自由化的学者的观点主要包括:

首先，一方面，一个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分配社会资源的过程相对复杂，需要太多的信息以处理社会经济事务。政府很难代替市场运行所必须的各个分散的信息过程，而市场机制自发的运行却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另一方面，由于政府通常也是通过其人从事相关决策行为，其委托关系也缺乏足够的刺激，那么即使政府能够获得充足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刺激却保证他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去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换而言之，政府缺乏足够的信息去选择优胜者，反而容易诱使寻租行为的产生，从而扭曲政府政策干预行为的初始目的。克鲁格分析了对于进口的数量限制是如何导致企业间的竞争以获得进口许可证，从而产生租，进而把资源浪费在非生产性寻租活动之中。张五常在研究产权制度时，提出集权国家推行有别于私人财产制度的改革后，由于政府对于经济推行规则，如许口证等，往往导致普遍的贿赂现象(张鹏飞等，2001)。

其次，新古典主义推崇市场功能与最小政府，认为市场能够通过众多独立的决策行为自己组织运行。自斯密起，主流经济学家就主张政府仅仅充当守夜人，而尽量减少对于经济运行的干预，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而政府干预，以及垄断等非市场因素只会扭曲市场的价格信号，从而损害社会的福利。因此，在经济自由者来看，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行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政府的政策干预只是扭曲市场机制的运行，从而降低效率。政府只需要为市场机制的运行提供必要的公共产品，而无需运用产业政策影响市场的运行机制(张鹏飞等，2007)。

第三，还有一些学者则通过实证研究，对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表示了怀疑(张鹏飞等，2007)。奥蒂通过对比巴西等拉美国家与东亚高增长国家的实践，指出尽管拉美国家更早的经济发展中推行了产业政策，可是由于国内购买力水平很低，市场规模不足，而产品的出口不拥有成本与质量优势，从而政府产业政策对于国内产业部门保护的结果却影响拉美国家的产业竞争力，从而导致其经济被东亚国家所超越。

日本以及东亚高增长国家一直被视为推行产业政策，促进其发展的成功典范，而一些国外的经济学家也对此表示了怀疑。如1993年比森和温斯坦通过整理1955年～1990年日本产业政策对于其各主要工业部门的扶持力度的数据，得出结论:日本产业政策并不影响日本各产业部门的发展速度，而与日本产业部门生产率和竞争力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与之类似，维斯塔尔固然承认产业政策在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但他认为日本的产业政策仅在上世纪50年代表现出其积极的意义，而自60年代开始，其产业政策的合理性就开始下降，而到70年代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固然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积极的特征，但是从整体上已经是导致日本的经济表现恶化了。而8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功，应该说不是得益于某些活跃的产业政策，而是得益于缺乏相应的产业政策。

拥有上述的新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新自由主义方法是对于所有国家最好的战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该采取自由化，而不是其他战略融合进全球经济，应该通过自由市场分配资源，获得它们的自然比较优势，达成最优的动态优势，实现可达到的最为稳定的增长，没有政府干预可以促进发展，或者增加福利。在这种方法下，国家唯一合法的角色就在于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明确的游戏规则，对于国外产品与要素实施完全的开放，保证私人企业的领导地位，提供诸如基本的人力资本，公共设施等基本的公共产品。在这些自由主义者看来，产业政策只会扭曲市场的调节资源配置时的运营机制，影响其效率，甚至对于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来说，会产生负的福利水平，因而是缺乏效力的。一些经济自由主义者甚至认为“最好的产业政策是根本没有任何产业政策。”

而在实践中，这种经济自由主义制度可以追溯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中，也被WTO所倡导的新规则所应用，而且明显的反映在“华盛顿共识”之中。

二、支持产业政策的观点

汉密尔顿早在他的《制造业报告》中，就指出了市场机制对于创新产业的培育，对于创新投资的刺激都是不足的，他认为市场价格是在短期内调节需求与供给的平衡的重要而有效的信号，但是他们对于引导对于创新技术的投资，产品选择，或10年～15年内的生产规模方面的引导是不充分的。他还认为资本在供给创新生产时是任性而羞涩的，因此国家应该刺激那些小心而且精明的资本家的信心，帮助他们克服他们实践过程中的障碍。他的解释也为现代产业政策论者反驳新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思想基础。

首先，他们批评了新自由主义者过于理想化的假设前提。斯蒂格里茨批评了新自由主义对于完全市场机制的假设，他指出: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完全的，然而在多数发展中国家，却存在市场失灵与不完全。既然市场自身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寻求政府通过一些合理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促进发展的政策来实施干预。

莱尔也强烈的批判了新自由主义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是市场是有效的，保证市场运作的制度是存在并有效的，如果达不到最优，政府也无法提高效率(Lall，2003)。莱尔不相信自由市场能够达成动态竞争力，而更趋向于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干预，不能过于依赖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市场力量是强大的，但它并也是不完全的，用于保证市场更有效运作的制度常常是弱的，甚至是缺失的，因此必须利用政府来提升市场产出。莱尔承认过去一些产业化政策运作效果并不好，这就成为新自由主义者否认产业政策作用的理由。但是他认为过去的政策失灵不是被动的依赖市场不足的原因，而是提升政府能力的原因。政府有必要通过加强对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提高自身制定与执行产业政策的能力，消除政策失灵对于产业政策的执行效果的负面影响。

豪斯曼等则从市场失灵的角度指出产业政策对于调节由于存在协调失灵与信息外溢所导致的市场失灵的重要意义(Hausmann，2006)。所谓协调失灵是指市场是复杂的，以至市场中每一个人的收益都是取决于市场的其他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市场自身的力量不能促使不同参与者的行为协调一致，那么政府就应该执行产业政策，引导市场主体采取某一行为，甚至替代市场以直接执行某种投资行为。信息外溢则定义为在一个社会生产一种新产品过程中的成本结构的确定。比如一个人进行一种创新行为，如果他的行为容易让其他人所模仿，那么一旦创新失败，他将承担所有的成本，而一旦创新取得成功，就会有众多的模仿者出现，从而使得其个人的收益少于社会的收益，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创新行为就难以出现，那么政府就必须采取行为来限制模仿者的出现或者补贴创新者，使其收入与社会收入相吻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的产业政策最终将促使受保护的产业最终处于竞争的环境中，以提升该国的国有利益，纠正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效应。他们通过森林的隐喻，阐述了一个国家如何推行产业政策以实现自身的发展。他指出产业政策不能指望无所不知的政府，而必须依赖信息表达机制。通过开放的体系、自组织和透明度三个重要方面的工作提高产业政策的有效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考虑产业政策对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作用也是解释产业政策有效性的重要理由。

索洛较早的从增长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产业政策对于市场失灵的纠正作用，他提出如果市场的力量自身无力使得资源快速的流向高增长产业，这就必须通过政府利用产业政策来引导资源从没落部门，快速流向新兴部门，以推动经济的健康发展。

波特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的产业政策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则应该通过产业政策来促使本国获得国家竞争优势，以实现自身的发展。波特所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是指一个国家使其企业或产业在一定的领域创造并保持竞争优势的能力。一个国家的产业能否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取决于该国的国家竞争优势，而国家竞争优势又是由要素条件、需求条件、支持性产业与相关产业、公司的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组因素决定的。而政府则作为一种辅助因素，通过执行一定的产业政策来影响上述四组因素，从而建立一个拥有苛求的消费者，国内竞争，较强的供应商联系，以及好的公共设施的环境。

布兰德与斯宾塞开创性的把国际经济学纳入考虑产业政策在对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之中，他们运用博奕论作为分析工具，提出“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概念，并指出产业政策可以在决定国内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方面充当战略性的角色。哲罗斯基和詹奎米恩提出通过与国际市场相联系，产业政策在决定一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方面表现出重要的作用，产业政策影响着国内效率，生产率与技术改变，最终影响了这些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随着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日益提升，产业政策也被一些学者视为促进创新行为的重要武器。泰森指出:尽管技术密集型产业与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创造财富与保持贸易平衡时作用相当，但他们在决定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能力的就业，工资，劳动技能，生产效率，研发等因素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却是不成比例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经济的正的外部效应更大，然而其所需要花费的研发投入也更高，就必须依赖于国家利用产业政策鼓励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研发投入，促进其发展。

格申克龙则认为不发达国家相较工业化国家经济上的落后，导致其必须跳跃式发展现代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然而它们由于私人部门较弱，资本不足，所有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去动员并分配资源，这就产生了对于产业政策的需要。园山晴已提出，在现代经济中，技术的发展需要共同之处的研发投入与更长的研发投入与获取投资回报之间的时间间隔，因此，对于私人部门来说，现代研发行为的风险大大增加，因此，这就必须依赖政府在促进研发中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政府可以直接参与一些基础性的研发行为，也可以通过提供补贴的方式推动私人部门的研发行为。切卡提出可以使得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增加收益的短期的保护政策，对于那些远离技术前沿的企业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将没有能力保持市场份额和收益，以支撑必要的研发成本，以保证国际竞争力。

尽管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发展历程中，主张自由放任，反对产业政策理论的古典经济学派长期处于主导地位，但是正是由于看到市场失灵，以及制度建设对于经济发展与创新活动的制约作用，从而产生了主张充分发挥产业政策作用，补充市场功能的创新经济学派与演化经济学派。正是在这些学派的指导下，以西欧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也日益重视产业政策理论在其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产业政策理论也逐渐发展成为现代西方理论经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得到广泛的重视。

三、支持产业政策理论的事实依据

在传统的观点中，美欧等发达国家是经济自由主义思想的摇篮，他们孕育了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并在长期的发展中推行了自由主义思想，注重市场机制的功能，减少政府对于经济的行政干预，在世界范围内，发展自由贸易。然而，事实上，同时欧美国家也是现代产业政策思想的诞生地，而且在其经济发展的每一阶段，产业政策始终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张夏准(Chang，2002)分析了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历史，指出，其实在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初期，他们也是充分运用了各种产业政策对于本国的幼稚产业进行扶持，对于本国市场进行保护，通过行政手段鼓励特定产业的发展，从而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他们却成功的扮演为经济自由主义者，鼓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摒弃产业政策工具，推行自由开放政策，他们的目的其实是在于抽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追赶发达国家的梯子，从而维护其优势地位。

Bingham(1997)深入分析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历史，指出其实自汉密尔顿开始，美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坚持运用多种产业政策手段，并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他提出美国的产业政策在解决功能性问题，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发展美国的侵略性的单边主义政策，重建美国城市，保障国防建设，以及促进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从事实了揭示了美国并非我们所设想的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始终坚持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一般观点，美国其实是综合运用产业政策的成功典范。

欧盟也是现代产业政策运用的成功典范，佩克尔曼针对整个欧盟范围内现代产业政策的框架设计与具体运用的历史透视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欧盟的成立的历程以及现代欧盟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也无不显示出现代产业政策，尤其是突出教育与培训，旨在提升欧盟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能力建设政策在现代产业政策中的作用。2000年里斯本战略的提出，就从整体了确立了以后10年中，欧盟各国的产业政策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确“使欧盟成为世界上最富竞争力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最具有活力的经济体，在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和增强社会凝聚力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远大目标。

尽管上文中，比森和温斯坦对日本产业政策对其经济的飞速增长所起到的作用表示了怀疑，但是更多的经济学家，仍然是把日本的产业政策视为促进日本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莱尔、罗德里克、张夏准等经济学家都在各自的研究中充分肯定了产业政策对于日本，乃至其它亚洲高增长国家的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拉美经济于上世纪末期陷入危机一度成为众多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针对拉美的经济危机，在世界银行、国家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以美国为首的拉美国家的主要债权国的支持下，一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针对拉美国家开出了一系列症治药方，也就是“华盛顿共识”。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下，拉美国家推行了一系列经济自由化改革:减少政府预算赤字，防止通货膨胀;实行利率自由化;统一汇率，并通过货币贬值来推动非传统贸易增长;推行贸易自由化，以关税取代数量上的限制，消除非关税壁垒推行低关税;对外国直接投资开放，取消各种障碍;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和对竞争的限制;确保资产所有权等。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推出之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拉美国家的债务危机，但对于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并没起到预期的作用，拉美国家仍然相继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随着“华盛顿共识”无力挽救处于困境中的拉美国家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近年来，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纷纷批判“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改革，指出尤其是自由贸易无法保证稳定的发展，而重拾产业政策武器，并研究了在拉美的经济环境下，如何构建有效的产业政策体系，以提升拉美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通过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的回顾，我们惊奇地发展，无论是主张自由主任的古典经济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欧美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早期，还是上世纪末创造世界经济发展奇迹的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是自由化改革后重新推行经济建设工作的拉美国家或转型经济国家，产业政策都在其经济发展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角色。研究产业政策理论也将对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历程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弥补市场调节功能的不足，推动社会创新活动发展，全面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尽管目前在经济学领域，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的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从目前而言，在“华盛顿共识”破灭之后，世界各国基本都已经认可了产业政策在现代国家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并将其直接体现于本国的经济建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的认可(路爱国，2006;张鹏飞等，2007)。

传统产业政策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攻击，其原因就在于其为了纠正市场失灵，往往更多的关注挑选赢家，限制市场范围或生产组织条件，通过政府的直接干预的方式来影响市场的作用机制，这固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失灵，但却容易导致刺激不足，效率低下，寻租与腐败滋生，从而形成了政府失灵。这也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者攻击产业政策的重要证据，从而支持了产业政策无效论。

而现代各国的产业政策设计已经不再拘泥于直接干预的手段，而更多的在经济自由化的背景下，在WTO规则许可的条件下，着眼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在现代，如知识，人力资本，组织资本，社会资本等无形资本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强化，在大规模生产系统中，研发与营销环节，而非生产环节成为最能创造价值的环节。这一阶段，创新与研发，区域集群中的企业之间的协作这两个领域在产业政策理论以及绝大多数政治行为中的地位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能力建设已经成为现代产业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时，现代的产业政策研究也将摆脱传统的静态思维模式，也更注重于促进产业部门的发展和实现企业面对竞争条件时的动态调整，比如通过创造比较优势来引导新的企业或部门的产生，实现对于现有产业的结构改变等，这也将极大的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新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政策在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可能由于过多的政府干预而影响其效率，从而诱发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但从总体来看，在知识与创新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的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充分利用产业政策来加强其能力建设，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将成为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参考文献:

路爱国.2006.国外产业政策研究若干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10):78-82.

张鹏飞，徐朝阳.2007.干预抑或不干预-围绕政府产业政策有效性的争论[J].社会经济体制比较(4):28-35.

BINGHAMRD.1997.IndustrialPolicyAmericanstyle[M].M.E.Sharpe，NewYork.

CHANGHA2JOON.2002.KickingAwaytheLadder:De2velopmentStrategyinHistoricalPerspective[M].Lon2don:Anthem.

第3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少一点好，还是多一点好？是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一）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指出，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应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亚当。斯密在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充当社会经济主要调节器的同时，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无非是充当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的角色。市场机制广泛地发挥作用，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与社会进步。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其高级阶段的发展，种种难题也随之出现，而且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越来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在对资本主义经济150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时，认为市场机制的全面运行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与生产力，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与资本，然而人类为此付出（从自然、社会到人文）的代价，也是空前的。这种代价的增迭，曾一次次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的困厄与危机，即那种并非由“看不见的手”可以回春的恶疾。这些困厄与危机，一次次缓解或“化凶为吉”，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得力于“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市场为什么会失灵，为什么会有“看得见的手”的介入？现代福利经济学把自律机制在什么条件下最有效率，或者最没有效率作为研究的核心问题。针对以市场机制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产生了帕累托效率说。即资源配置使一些人的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条件变得更差，那么这种资源配置就叫帕累托效率。什么情况下才能达到帕累托效率呢？也就是说符合什么条件“看得见的手”方才是尽善尽美的经济发展调节器？不妨借用他们的观点和假设。

第一，完善的市场信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对资源的配置和再配置主要是通过市场价格信号的变动、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实现的。市场供求关系主要靠价格信号反映，价格信号是最重要的市场信息。市场信息包括技术信息、生产信息、消费信息等。企业靠其掌握的市场信息决定投入、产出、以及销售价格等。资源配置的理想结果就是使资源流向生产效益最高的企业和产业部门，同时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水平，减少经济运行的非效率，从而增强经济增长的能力和有效性。这一切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是否对称、充分和完善，但完善的市场信息仅是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假设前提。自发性的市场由于参加主体的不固定性和投入行业、经营活动的复杂性，以及自然等外部因素的干扰，其常态恰恰表现为信息的不完善性。事实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善，成千上万的企业“事前的”分散决策很可能会导致“事后的”重复生产和无效率，从而导致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第二，完全的市场竞争。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信号的另一来源，在于市场竞争。供求关系影响竞争，反过来竞争又调节供求关系。产出品价格和投入品价格（要素价格）的变动引起同类企业的竞争，导致企业间的资源再配置；不同产业价格水平的变动引起不同类型企业的竞争，导致产业间的资源再配置。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的市场竞争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它只是经济分析中的另一个理论假设而已。完全的市场竞争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市场竞争开展的充分性，二是市场竞争开展的有效性。某些基础性行业和公共设施，由于投资大、资金周转期长等原因不可能完全置身于理想的竞争环境；某些行业和产品由于利益驱动盲目竞争和不正当竞争，往往造成资源的浪费。这都是不可避免的客观现实。

所以，虽然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它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最佳功能发挥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法实现。而且即使是在完善的市场信息和完全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能够使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效率最优化，也不能保证这种符合帕累托效率原则的资源配置同时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量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产生，宏观经济的波动也使完全竞争的条件难以实现，在社会公众收入分配等领域，即使完全的市场竞争也不能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正的问题，仅仅依靠“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市场，必然导致市场失灵。为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必须要在经济调节中发挥作用。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一针见血指出的：“市场之所以出现失灵现象，是因为没有人对市场负责。资源配置的决定是由成千上万不同的企业作出的，从而造成了重复生产和无效率。”所以，“一般而言，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就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配置”。

（二）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的争论

长期以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可以说是学派林立，众说纷纭。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派别，即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这两大派别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时而前者占上风，时而后者占上风。

1.经济自由主义

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之前，西方经济学经历了古典和新古典两个时期，在长达近两百年的历史里，经济自由主义占据压倒优势，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们都基本上承袭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认为要实现经济的增长，必须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让市场机制自发作用以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亚当。斯密主张让每一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前提下，完全听其自由，允许其采用符合自己愿望的方式去追求自身的利益，以自己的劳动及资本与其他任何人或组织相竞争。国家的职能就是对外防御敌人入侵，对内保障个人权益和自由，在经济方面主要举办公共福利事业和兴建公共设施。除此之外，应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原则，不需要任何措施加以干预。新古典经济学派尽管在经济学概念和理论基础上有别于古典经济学派，并较多地涉及到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但在基本理论上仍承袭古典经济学派的学说，主张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控制在最低限度。这就是所谓主张自由竞争，由自由市场的力量来协调社会经济活动，而国家则为其提供必要的法律与制度条件；并承担某些不适合由市场来协调的经济活动的经济自由主义。

2.国家干预主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资本和国家政权的结合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时，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们仍然在颂扬自由资本主义思想，信奉国家不干预经济生活的学说，但已与实际情况很不相符。罗斯福“新政”是美国以行政力量对经济进行全面干预的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验性措施，遂即成为“新政”是西方经济思潮从自由放任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罗斯福“新政”的背景下，早在1926年就发表了《自由放任主义终结》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来之际 ，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批判传统理论，系统地提出了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和政策，并立即在西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赫伯特斯坦曾指出“大萧条引出了凯恩斯的理论，并且为它提供了传播市场。”如果换个角度说，则是罗斯福新政为凯恩斯理论提供了更为直接的根据。

凯恩斯理论的“革命性”，主要表现在与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在理论、政策以及研究方法上的鲜明对比。在此，我们只着眼于理论和政策方面。在理论方面，凯恩斯否定了传统理论所奉行的萨伊定律-“供给自行创造需求”，认为在自由放任条件下有效需求通常都是不足的，所以市场不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他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市场机制已不可能充分发挥自动调节的作用，它既不可能使生产资源达到充分利用，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所以应放弃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理论。在政策方面，凯恩斯主张国家对经济实行全面平衡和调节，要求摒弃传统的收支平衡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财政、金融政策，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扩大有效需求。二战后直至本世纪70年代初，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国家干预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西方宏观经济学的主要思想。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手段、作用机制、功能以及局限性作全面、深入的分析，建立了一整套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同时对微观经济干预的理论和政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与经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国家干预主义，又称凯恩斯主义。

但是，如果从上述“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顺序得出结论-经济自由主义已成为历史，国家干预主义已完全取代经济自由主义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那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首先，虽然从战后到70年代初，普遍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的西方各国经济迅速增长，且未再出现过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家干预主义盛极一时，但经济自由主义并没有偃旗息鼓，新经济自由主义学形成并不断发展，在学术领域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进入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在长期高速增长和推行国家干预主义的过程中所积累的矛盾终于又显现出来。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为解决失业，应通过财政、金融扩张刺激需求，需要以一定的通货膨胀作代价；当发生经济过热时，再压缩货币发行，着手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这一过程中再以未来一定程度的失业为代价。总之，要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不断调整这架难以驾驭的经济机器。然而，这时的现实情况与凯恩斯主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西方国家普遍出现增长停滞，失业率升高，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财政赤字急剧上升，国际收支状况恶化的情况。这种大量失业与严重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局面，向凯恩斯主义提出严重的挑战，新经济自由主义的影响再一次迅速上升。新经济自由主义充分肯定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坚决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认为正是这种干预造成了经济的不稳定。在具体政策主张方面，新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国有企业私有化，以解决众多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主张降低税率，调整税收结构，以刺激生产积极性；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以减轻财政负担；主张改革工资制度，建立“分享经济”机制，通过确定工人在企业收入或利润中所占的分享比率，真正把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经营状况联系起来。与国家干预主义相比较，新经济自由主义除了与之基本属性上的不同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从微观层次上提出了解决经济“滞胀”的良方。这时英美等国政府改弦易辙，奉行新经济自由主义。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政的10余年间，被认为是奉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成功的范例。美国总统里根在其两届任职期间，采用新经济自由主义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政策，抑制了国内的通货膨胀，维持了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然而，有推行新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失业仍相当严重，加之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又出现经济衰退，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的凯恩斯主义再次成为政府经济政策关注的对象。经历了传统凯恩斯主义失效和新经济自由主义冲击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通过批判、吸收、借鉴，弥补了传统理论的缺陷，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理论综合，这就是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新凯恩斯主义。美国克林顿政府上台后采取的政策是短期内通过财政扩张，增加就业，复苏经济；长期内则减少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增加政府公共投资，以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政策。克林顿经济政策及其迄今为止取得的成效，在一定意义上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的复兴。亚洲金融危机所造成的重大影响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加重了国家干预主义的分量。

不难看出，作为西方经济理论代表的两大基本流派，几乎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过程，并且总是随着经济现实的变化而此消彼长。两者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吸收和融合。无论是经济自由主义还是国家干预主义，都不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它们与经济现实紧密相连，并在服务于经济现实的过程中得到补充和发展。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经济自由主义并非简单地排斥和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而是反对政府过度干预，主张让市场机制最大限度地自动地去发挥经济调节作用。而国家干预主义虽然强调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但也不是不要市场，整个干预的理论仍然是以强调维护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为基本前提的；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旨在弥补市场机制功能的缺陷，恢复市场体系内在的作用，并非用行政政策和手段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现实的经济生活告诉人们，西方社会的市场经济既不是纯粹的自由放任型，更不会是完全的国家干预型，问题的焦点永远在于是市场多一点还是干预多一点上。即使是持国家干预主义观点的人，也不会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万能的，他们也注意到了干预作用的有限性，主张能不干预就尽量不干预，尽可能发挥企业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让“看不见的手”自动地调节经济运行。无论如何，不管是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派还是主张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派，都必须面对当代经济生活中的资本流动体制、金融市场制度以及与之休戚相关的市场经济运行，并作出深入的研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教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

二、政府怎样干预市场-对西方政府干预市场法制化的借鉴

从历史发展看，在西方无论是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旨的政府，还是奉行国家干预主义的政府，注重政府干预的法制化形成其经济管理的一个基本特点。具体又可分解为以下三项特征：

第一，对市场的干预以法律手段为主。政府可用于市场干预的手段包括法律、经济和行政三种。一般来说，法律手段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来行使，经济手段通过制定财政、货币、税收、对外贸易等政策并加以贯彻来运作，行政手段则以具体的行政措施履行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但在西方国家立法干预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像美国、德国等这样采取联邦制的国家，还是象法国、日本等这些实行单一制的国家，也不论它们之间在法律文化、法律传统等方面存在什么样的差异，它们同样具备一套适应自身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经济法律制度。按照这套制度，从法治角度经济和行政手段的行使实际已纳入法治的范畴。以美国为例，1887年，美国国会通过《 州际贸易法》。同年，联邦政府依据这一法律成立了美国第一个直接管理经济的机构-“州际贸易委员会”。历史上这两件相互关联的重大事件，被公认为是联邦政府对经济实行直接干预的开端。随后，针对市场垄断日益突出，合理的市场结构受到破坏这一严重情况，美国于1890年出台了反垄断的《谢尔曼法》。1914年，又在总结《谢尔曼法》实施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对企业联合限制竞争行为、滥用经济优势行为、垄断行为，以及其它反公平竞争的行为作了全面规定。主要由这三项法律构成的美国竞争法律制度，在美国政府的市场干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受美国作法的影响，二战以后，重建市场经济的法国、德国、日本等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竞争法律制度，借助行政执法有效地维护了市场竞争的正常进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中，经过多年的法制建设，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市场法律体系以及干预市场的法律机制，确保了政府干预市场以法律手段为主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同时也确保了政府干预在顺应市场发展要求前提下逐步走向全面化、经常化、固定化和合法化。

第二、宏观调节法律先行，政府依法调节

西方政府为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平衡增长的目的，对市场依法进行干预，其中，在宏观调节方面注重立法的作用，坚持依法调节，已成惯例。这方面，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可谓历史的典范。“新政”首先从依法整顿金融入手。鉴于30年代经济大危机首先引发了美国金融业的动荡，罗斯福一开始便着手整顿业已瘫痪的金融业。他于1933年3月4日入主白宫，3月9日便要求国会通过了紧急银行法令，对美国银行业进行彻底整顿。6月16日国会又通过了《1933年银行法》（即《格拉斯-斯特高尔法》），根据该法美国的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设立。两年后国会又颁布了《1935年银行法》，进一步加强联邦储备局对各联邦储备银行的监督管理和联邦储备银行对其下属银行的管制。在整顿银行的同时，罗斯福还通过国会授权颁布法令禁上黄金出口，降低美元币值以鼓励商品出口。这样做的结果实现了预期的整顿效果。“新政”的第二项重要内容是，国会于1933年5月12日颁布《农业调整法》，政府依法对农业进行调节。为全面推行农业调整计划，罗斯福政府还依国会授权颁布两项农业信贷法令，并设立了农业信贷局，对农村信贷进行管理。国会于1933年6月16日颁布《全国工业复兴法》，这成为“新政”的第三项重要内容。根据该法，政府对工业生产、劳动就业以及工资工时等进行调整和改革。“新政”采取将经济政策法律化和制度化的方法和手段，宏观调节法律先行，政府依法进行调节，使法律在维护和保障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了其他手段所不能取代的重要作用。这种作法后来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完善，成为美国以及其它西方国家干预宏观经济的原则和基础。

第三，干预程序法制化。从历史发展看，西方国家中，有的如美国，传统上就重视通过正当法律程序控制行政权力，以保护公民的权利；有的如德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属于“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自美国罗斯福“新政”以来或“二战”以后，西方政府在运用法律手段干预市场中，更加或开始注意程序的法制化问题。在美国，为应付经济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集经济立法权、行政执法权和行政司法权于一身，一方面对传统的三权分立格局造成严重的挑战，另一方面在程序上相对简单，既不利于对人民权利的保护，也与植根于美国社会生活的法律理念-必须以正当的法律程序对行政权力进行必要的控制相悖。在随后的二战中，政府根据战时立法授权，采取了很多措施，本身也存在程序问题。在诸多因素的推动下，美国于1946年制定了《联邦行政程序法》，对行政主体、行政行为、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以及听证、行政救济等加以系统规定，使行政行为包括政府依法干预市场的各种行为尽可能符合美国宪法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在战后的德国和日本，随着经济、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公民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调保障国民的基本人权，大力推行行政改革，主张行政的公开性、透明性，成为宪法的原则和人民的理念。行政程序的价值随即日受重视。经过不断的努力，德国于1963年起草了《行政程序法草案》、1976年正式通过《行政程序法》法典；日本于1964年拟定《行政程序法草案》，1993年正式通过这一草案。在各国行政程序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之前，包括德国、日本在内的不少西方国家实际已采取单行或吸收规定的方式，对有关行政程序问题作出了大量的规定。例如美国《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中就有大量反垄断的程序规定，在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多达一百零五条的规定中，程序规定占据了近三分之二，日本《关于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的法律》中关于反垄断程序的规定同样十分详细，情况相同于德国。各国行政程序法典的起草和颁布实施，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了其行政程序的法制化。

第4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

一、新自由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的。一方面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对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实践压抑和刺激了资产阶级古典自由经济理论。而20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凯恩斯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受到了冷落的同时变得更加系统化。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资本主义陷入了“滞涨”的局面，新自由主义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此时，在否定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开始占据美英等国家的主流经济学地位。到了70－80年代，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由西方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至此，新自由主义已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性事件即为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召开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及拉美国家部分学术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最终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新自由主义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自由主义研究”课题组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

二、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从新自由主义的主流学派可以看出其基本主张。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三个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即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有如下主要特点:1.认为市场万能，抛弃“公共产品”的理论。要让市场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将一切的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商品化，利用价格机制配置资源主张，解放私企，开放国际间自由流动。推行生产资料所有制领域的全面“私有化运动”。

2.完全否定国家计划经济，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认为充分的经济自由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前提，反对任何形式的计划，反对政府国家干预，倡导政府功能最小化。

3.主张私有化，放松管制。认为应该把公有资产给私人，给私人经济活动以充分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认为只有私有制才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最大优越性。放松国家对经济的管制。主张减少一切形式的、可能会危及企业利润率的政府行为。

4.主张削减政府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弱化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作用和“福利国家”功能。

在削减政府作用的名义下，放弃对铁路、桥梁、供水系统的维护。

三、新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但它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危机。从实践上看，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在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制推行，产生了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

(一)美国的新自由主义

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美国将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经济纲领，进行新经济改革，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重要践行者。反映在经济政策上，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市场化，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全部经济运行依靠市场机制自发调节;自由化，反对一切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让市场放任自由发展，认为自由是效率的前提;私有化，主张全面的私有制。

这段时间新自由主义虽然给美国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繁荣，但也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比如减少公共开支使得社会购买力降低，导致总需求不足。通货紧缩的危机—27—货膨胀的危机，美国经济学家大卫．m．科茨也从gdp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两方面证明，新自由主义政策阻碍了经济增长;其导致的泡沫经济使资本主义经济面临了新的危机;加剧了西方社会结构的两极化。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美国当前这次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经济危机的一个延续。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各国的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

(二)拉美的新自由主义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很多拉美国家在“华盛顿共识”精神的指导下，已经开始进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是拉美国家发生一连串的经济和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

新自由主义模式虽然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也给拉美地区带来了不少经济问题，新自由主义模式通过把拉美地区更大程度地融入全球经济，使拉美各国更加依赖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经济地位变得很脆弱。此外，拉美各国经济相对国际金融繁多的变化也显得更为脆弱。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虽然获得了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民众受到的排斥日益增多，而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削减，社会贫困现象大量增加。新自由主义并不能解决拉美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虽然缓和了危机，但不能消除危机，甚至积累了矛盾，酿成了更大的危机。总体看来，社会福利机会的不平等性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一大特征。拉美无疑是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

四、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影响

新自由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流入中国并传播开来，在学术界对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和分歧很大，有大力宣扬也有全面否定，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客观地学习外来的理论与文化，批判地吸收和借鉴新自由主义。

在全球新自由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的大形势下，世界各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也不例外。新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上都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仅从经济角度加以论述。

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可忽视。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机制减少政府干预，对我国加速对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设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转变了政府职能并且提高了政府的效率，但总的来说，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传播给我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后果。

首先，其私有化的主张使得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短时间内近90%的中小国有企业实现了事实上的私有化，公有制经济比重大幅下降。

其次，“看不见的手”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基础的理论依据，新自由主义主张市场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反对新老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造成了我国严重的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市场可以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

再次，新自由主义排斥政府干预和计划，主张自由化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国的宏观调控干预过多，认为应该仅实行财政和金融手段，放弃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这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状况是不利的。虽然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市场的作用越来越大，但政府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

最后，在依赖外资的程度上有所加深。我国为了适应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浪潮，实施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外商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不利于民族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

五、其他国家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从2006年春开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逐渐席卷全球，占主流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毫无疑问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思潮和理论已经逐渐在我国传播开来，我国应从其他国家的实践来吸收经验教训，防止新自由主义的悲剧在我国上演。

第一，要正确认识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新自由主义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推动全球自由化进程的工具，它是为西方发达国家服务的。它强调市场化和自由化，主张私有化，既不适应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也不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

第二，警惕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贫富分配不均匀。从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及新自由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它加剧了两极分化的现象。我国要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制度，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这样才能达到缩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的经济目标。

第三，应发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建立宏观调控体系。但要注意的是市场机制不是万能的，而且市场还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等弊端，因此应当谋求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同时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防止对外资的过度依赖。

第四，应当根据国情，逐渐适应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信息数字化的潮流。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实行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政策。

［参考文献］

［1］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2］黎映桃．论新自由主义对当代中国的影响［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5(11).

第5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郑伟林

国有企业振兴之路: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窦祥胜,陈天慈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黄新华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内涵及当展冯继康,赖昭瑞

关于提高云南烟草产业竞争力的思考刘家贵

论我国失业统计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罗建章,何志华

第三方物流——流通业中的新兴业态王克群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两个问题的再思考肖正根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前景蒋兆斌,田柳

消费信贷证券化模式的国际考察及其评价张建友

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最优制度安排杨文华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张烨

CDR的金融创新风险及其防范——以大陆香港两地金融法为研究样本陈慰星

股市波动与政府双重金融政策目标——股市波动的博弈分析秦军,赵玉伟

入世后银行业竞争的新视角——从中资银行的比较竞争优势看中外银行合作前景马喜德

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突破口陈梦根,李占猛

机遇:加入WTO和我国股指期货交易的推出刘喜勤,李智忠

试论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的完善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郭宝宁

放松金融管制推动我国金融自由化单瑜

发展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必要性和策略王萍萍

我国企业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设想杨雪梅

我国中小企业风险投资运作模式构建李林

市场调查十大误区剖析王旭

嬗变中的“苏南模式”乡镇企业偏向种种那张军

私营企业人力资源配置状况研究刘银花

建立和完善地方税体系的问题的探讨李丽

电子货币时代的税收框架:一个前瞻性研究王凌峰

新价值论下的我国治税模式创新漆亮亮,项有义

住房社会保障机制的发展研究谢昌浩,阮萍

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张亚梅

养老基金管理的国际经验及启示黄永洪

内部贸易在跨国公司资本运营中的作用及其负面影响郭跃芳,王宇东

WTO与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杨增雄

新制度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郑伟林

国有企业振兴之路:体制创新、结构优化和技术进步窦祥胜,陈天慈

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理论透视黄新华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逻辑内涵及当展冯继康,赖昭瑞

关于提高云南烟草产业竞争力的思考刘家贵

论我国失业统计的主要问题及其完善罗建章,何志华

第三方物流——流通业中的新兴业态王克群

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两个问题的再思考肖正根

金融市场微观结构理论及其在我国应用的前景蒋兆斌,田柳HttP://

消费信贷证券化模式的国际考察及其评价张建友

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最优制度安排杨文华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外商投资企业在华融资环境分析张烨

CDR的金融创新风险及其防范——以大陆香港两地金融法为研究样本陈慰星

股市波动与政府双重金融政策目标——股市波动的博弈分析秦军,赵玉伟

入世后银行业竞争的新视角——从中资银行的比较竞争优势看中外银行合作前景马喜德

中国股票市场未来发展的政策选择——市场化制度创新的突破口陈梦根,李占猛

第6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六、国家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各主要流派主要观点及政策主张比较

1、货币需求理论的差异。两大类经济流派的根本不同在于关于货币需求的基本理论不同，进而产生后续一些推论与结论的差异。凯恩斯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流动性偏好”理论，其货币需求方程为l = l1（y）+l2（r）；而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理论，又被称为货币数量论，其货币需求函数为m/p = f（y，w；rb，re，rm，dp/pdt；μ）。从以上两个重要的方程可以看出，凯恩斯认为货币需求l与收入y和利率有关，而弗里德曼则认为货币需求m/p与收益与财富y，w和各种资产收益率rb，re，rm等主要因素有关。并且两个需求函数中收入y和收益与财富y，w表示的含义是不同的，凯恩斯的y表示绝对收入消费理论中的现期收入，在该理论中现期收入和消费存在一定比例关系，即现期消费随现期收入改变而变，进而收入改变消费，财政政策有效。而弗里德曼的收益与财富y，w则表示恒久收入消费理论中的恒久收入，该理论认为消费只与恒久收入有关，而与现期收入无关，即现期消费不会随现期收入变化而变化，进而收入无法改变消费，同时恒久收入又相对稳定，因此最终财政政策无效。弗里德曼还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但在长期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所以，最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作为唯一的政策工具，并根据经济增长率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

2、对菲利普斯曲线解释和理解的不同。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中较为典型的分歧在于对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解和解释。

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且凸向原点，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即通过适合的经济政策可以使经济达到一个预想的状态。

现代货币主义学派认为菲利普斯曲线随着时间推移在保持原有状态的情况下会发生移动，这就意味着经济中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只有在短期才存在这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长期这种关系并不存在。即经济政策只有在短期才能显示出作用，而随着时间推移，经济将会回到原始状态，也就是说政策长期无效。

理性预期学派比以上学派都更为激进。他们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是垂直的，且位于自然失业率的位置。这就是说除了自然失业率发生改变菲利普斯曲线会发生平移外，失业与通货膨胀不存在任何关系，即经济政策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都没有任何的效果。

【参考文献】

第7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流派 理论观点 政策主张

一、现代主要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划分

现代经济学一般指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以后流行于欧美国家和某些其他国家与地区，并一直延续至今的经济学说。

西方经济学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衍生出许多具体的流派。各流派都有各自的理论观点及政策主张，他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有一致、又有冲突。按照现行的一般标准，基本上是以西方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活动的基本指导原则，即以如何看待国家和市场对经济的作用为标准，将现代主要经济学流派主要分为两大类：国家干预主义的各流派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各流派。其中国家干预主义的主要流派有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流派、新剑桥学派等；经济自由主义的主要流派有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

二、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凯恩斯主义。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最早属于英国剑桥学派，以研究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著称。1929—1933年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大萧条，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却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更无法从政策上提出摆脱经济困境的办法。正是这场经济大危机使凯恩斯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6年他发表了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市场经济可以自动维持经济充分就业的主张，提出了一整套新的有效需求理论，并主张通过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积极干预以消除大规模失业、摆脱经济萧条。由于这些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对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的革命，所以称其为“凯恩斯革命”。这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也形成了以国家干预经济思想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长期占据主流地位。

在“凯恩斯革命”之后，为了学习、运用和推广凯恩斯提出的新理论、新方法，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对其理论进行了大量的注释、补充甚至改进，这些人形成了后凯恩斯经济学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凯恩斯经济学派形成了两大主要分支，一支是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另一支是以英国经济学家为主的新剑桥学派。

2、新古典综合学派。被称为“凯恩斯时代”的20世纪40—60年代，美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此时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和观点逐渐回归，并渗透、融合进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于是新古典综合学派应运而生。新古典综合学派在理论体系最完整的体现就是1948年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此外，随着形势的发展，70年代后新古典综合学派还广泛吸纳了其他学派的观点。新古典综合学派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凯恩斯革命”后西方经济学界的争论和分歧。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也基本上被大多数经济学家折中的接受了。

3、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是“后凯恩斯主义学派”在英国的重要分支。因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都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而其理论又与以马歇尔为代表人物的剑桥学派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相背离，于是被称为新剑桥学派。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的理论结合起来，以弥补凯恩斯经济学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凯恩斯经济思想原意的歪曲，是经济理论发展的倒退。他们认为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学是冒牌的凯恩斯主义。

三、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流派起源概述

1、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美国出现的重要经济学流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虽然对刺激经济发展、缓和经济危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引起了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60年代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到7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的局面。于是，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英美等国异军突起，他们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鼓吹货币的重要作用，主张以控制货币数量的金融政策来消除通货膨胀，保证经济的正常发展。但是现代货币主义者内部仍存在着分析方法、理论模型和假设条件的不同，无法将其看作完全统一的思想流派。因此，这里介绍的现代货币主义流派，主要是介绍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有关理论和政策主张。

2、理性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并存的困境，战后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既无法解释，也无法解决该困境，因而陷入危机。而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立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在改变滞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待的效果，于是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派，这就是理性预期学派。由于理性预期学派的基本政策主张与其他坚持古典经济学或新古典经济学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基本理论主张大致类似，于是在实践中这些学派便以理性预期学派为主体逐渐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四、国家干预主义主要流派观点及政策比较

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中，凯恩斯根据简单的国民收入理论得出经济中产品需求、劳动力需求和投资需求三大需求不足，即“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经济中“有效需求不足”情况的存在，所以得出需求管理，即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但在具体政策主张上，凯恩斯又以“流动性偏好陷阱”的存在为依据，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因此，凯恩斯主张政府应该采用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而不重视货币政策。

而通观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可以明显发现新古典综合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走的更远。其理论上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在宏观方面接受了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在微观方面仍采取传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其核心理论是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重要解释，即希克斯—汉森（IS—LM）模型。这是将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进一步细化，加入了货币市场分析后得到的经济模型。以该模型为依据，新古典综合学派认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样重要。同时，“菲利普斯曲线”使他们在政策的应用上更为灵活，如果说凯恩斯时期的经济政策还较为保守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政策已经成为较为激进的以经济增长为目的的相机抉择的经济政策。

新剑桥学派自认为是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正宗和嫡传。他们认为凯恩斯在从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束缚中摆脱的并不彻底，他们一方面要弥补凯恩斯理论的不足，同时还要纠正“新古典综合”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歪曲。在经济理论上，新剑桥学派在继承了凯恩斯的收入分配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在政策主张上，他们仍然主张实行政府干预，不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只是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症结在于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调，因此，经济政策制定的重点应该在调节收入分配、理顺阶级关系、创造社会稳定的经济环境来推动经济增长。

五、经济自由主义各流派比较

理性预期学派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实践中逐渐相融合，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可见，他们有较深的历史渊源，其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也非常类似。这两个学派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理性预期学派更为激进一些。理论上，相对于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增加了对理性预期的论述，因此政策主张上也更信奉经济自由。现代货币主义学派在政策主张上强调货币和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认国家干预对经济确实存在一定的影响，即“经济政策长期是无效的，但短期还是有效的”。而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的调节作用。简言之，就是他们认为“经济政策不仅长期无效，短期也无效”。 转贴于

第8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这次财政政策调整柔性的色彩比较明显。他解释税，稳健的财政，从动态的角度来看，也就是总量上既不扩张也不收缩，松紧适度。其基本政策含义在于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的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的需要填补和加强。总之，“稳健”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应当是当前最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增长、可以有效配合制度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

贾康说，稳健的主基调已经非常明晰，财政政策由积极转向稳健，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长期建设国债将在保持一定规模的前提下，酌情调减其绝对数量。同时，为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对原来已经形成的长期建设项目将继续投入资金来完成续建和收尾，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二是通过创新做大经济与财源蛋糕，不断改进、完善税制与税收征管，使得税收政策的调整和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相互呼应、协同配合。三是在调减总量扩张力度的同时，要把握好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摘自2004年12月3日《上海证券报》）

“稳健”不是“消极”

“虽然中央的财政政策由积极变为稳健，但这并不能单纯理解为消极财政政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财政金融研究室主任倪红日解释说：“国家正在用财政这个杠杆，优化结构性调整。”（摘自2004年12月7日《第一财经日报》）

中国社科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高培勇说：我理解，稳健的财政政策体现了对宏观经济有保有压、防止经济增长大起大落的原则。它既不同于过去的积极财政政策那样扩张，也不同于紧缩性财政政策那样收缩，而是从过去积极财政政策的轨道上逐步退下来，也就是说逐步减少它的扩张力度。经济保持一种稳定发展的格局，既不过快也不过慢，既不过高也不过低。（据2004年12月6日CCTV经济信息联播）

“稳健”的深层含义

国资委研究院宏观经济部部长赵晓认为，稳健的财政政策有三层含义：一是总量的控制。2005年的国债发行已经基本确定为8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新的国债投资项目会减少。二是结构的调整。政府应当从一些大型的工程建设中退出来，让民间资本进入，政府转而投向电网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投资领域。第三层含义是，一些增税的政策会出来，比如增加燃油税等项目。他特别强调，一些在积极财政政策时期酝酿的税收政策，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等，应当重新考量，选择更为合适的时机。（摘自2004年12月8日《21世纪经济报道》）

复旦大学国际金融系博士研究生程实撰文说，稳健的财政政策蕴含着三重内涵，即适度、避险和公平。

稳健的第一重内涵是适度。一方面是指财政政策力度不大也不小，政府财政支出在保证对经济增长有效刺激的前提下适当减少，政府财政收入在保证微观主体消费、投资需求不受较大影响的前提下适当增加，将财政赤字缩减到合理边界。另一方面，稳健财政政策的适度性来源于“渐进式”改革的轻微震荡性。稳健意味着财政政策的转型是不温不火的，运用的是“目标明确，小步微调”的高超宏观调控手法，将政策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化为最小，避免了经济“一刹就死”的尴尬。因此，稳健财政政策并不意味着对财政政策刺激作用的瞬时放弃，而是在长期中逐步降低经济增长对赤字财政的依赖程度，将中国经济增长引领到更加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来。

稳健的第二重内涵是避险。即规避经济过热和赤字激增双方面的风险。应该说，1998年积极财政政策的出台也是规避通缩风险的政策选择。但时移事异，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重新带来了经济过热的通货膨胀风险，稳健财政政策通过对政府支出的抑制避免了通胀风险的集中。此外，七年间发行的9100亿元国债直接带来了高额财政赤字，财政赤字长期居高不下将使国民储蓄下降，长期利率上升，进而导致国内资本存量较少，经济缺乏长久增长的动力。也就是说，长期的赤字财政不可避免地会变成一种厄运，而稳健财政政策的适时推出则可以避免中国经济陷入赤字漩涡的风险，保障中国经济增长的安全性。

稳健的第三重内涵是公平。也就是促进财富在代际之间的合理分配。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可能刺激一代人的消费，但如果这种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化，将使得为这一代人过多消费而埋单的将是下一代人，也就是造成财富在代际间的不公平转移。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政府在上一代人身上多花的钱总是要靠税收来弥补，而承担这一税收义务的很可能是下一代人，这种财富跨代再分配造成福利天平的不公平倾斜。稳健财政政策及时终止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的趋势，重新将国债负担交回受益的一代人，从而促进长期中社会财富的公平分配。（摘自2004年12月8日《证券时报》）

稳健财策非临时性选择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研究员认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将会为2005年及今后几年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创造一个很好的宏观环境。他说，1998年以来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毕竟是一个短期政策，不能长期实施，在适当的时候就要作出调整。

谈到稳健的财政政策，陈东琪说，“稳健”就是稳重、稳定，健康、科学、健而有力，它具有“中性”的特征，相对处于比较平稳的轨道上。陈东琪回顾说，过去的财政政策，要么是“扩张”，要么是“紧缩”，而这一次就有了一个中间性、过渡性的选择――“稳健”。他认为，相对于扩张性和紧缩性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财政政策实施的时间可能长一些，因为它不是一个暂时的、临时性的选择。它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的增长，还要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机会，把总量均衡和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第9篇：新制度经济学的政策主张范文

关键词：创新驱动 政策边界 激励相容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1-009-02

一、研究背景

为了推进我国经济转型，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对创新的要求，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近年来创新政策强度不断加强，科技创新投入等支持政策力度不断提高。然而，我国的创新状况却并没有实现根本性的改变：模仿为基础的微创新仍然是主要的创新模式；政策主导下的“成果转化”模式反而导致科技、市场脱节问题；核心技术和设备仍然高度依赖外来技术引进，将我国限制在国际创新产业链的下游；知识产权制度不完善导致技术创新成果无法实现市场获利，反而在柠檬效应的影响下，将资金、人才等资源驱逐出创新市场。为何我国的技术创新政策强度增加的情况下，创新发展的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本文考虑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动态转换并没有与我国经济转型的现实相适应，从而导致在创新政策强度加强的情况下，创新绩效的提升差强人意。本文着力于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角度，研究我国在未来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实现政府创新政策边界进行适应性转变，从而将政策扶持创新的效率提升。

二、创新驱动转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

创新本身所具有风险大、投入高、外部性强等特征从理论上论证了政府创新政策的必要性，国内外学者就政府创新政策随经济发展进行调整的逻辑进行了大量讨论，并且提供了政府创新政策边界的基本描述框架。根据目前有关政府政策边界的理论研究，政府政策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主要手段，可进行如下界定：政策边界就是指政府通过政策手段干预市场的程度、范围边界（喻德来，1990）。不但包括政府政策作用对象的边界和范围，还包括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边界、达成目的的手段边界。因此，对政府政策边界的描述，需要从政府政策实施对象、实施目的和实施手段等方面进行界定。本文对我国创新驱动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描述，主要从政策实施对象、政策实施目的和政策实施手段三个维度展开。

第一，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创新政策边界应随产业化发展进程相吻合，因此，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是创新产业化处于不同阶段的各行各业，并且根据创新产业化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从各国学者的研究而言，技术创新阶段以及技术创新进行产业化的初始阶段是需要政府创新政策提供支持的。首先，创新技术出现的初期，由于技术应用的缺陷，以及产量未能达到规模经济，消费市场的认同度还较低，这些可能会产生较大经济效益的创新技术及产品，可能会在产业化初期遭遇困境，例如陈清泰（2010）所提到的激光、半导体等行业，以及张世贤（2005）分析的医药技术行业等。而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为政府实施政策支持提供了空间。其次，技术创新并不仅仅包括技术创新，还包括技术创新的产业化实现（张世贤，2005）。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中也着重指出，技术创新不同于发明创造，还必须经由企业家推出市场并获得超额利润。20世纪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强调，对于那些具有明显外部性的战略新兴产业，需要非市场化手段的支持，才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并实现经济发展的目的。

第二，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目的。在选好政府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前提下，应该针对不同政策作用对象，设定适当的政策目的和效果。对于仍处于技术创新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政策实施的目的应该是尽量弥补技术创新外部性、风险性和分散性带来的问题，从而确保技术创新的顺利实现。对于处于创新产业化初始阶段的创新行为，政府创新政策的目的应该是弥补创新产业化初期的规模不经济而提供政策支持。

第三，转型中政府创新政策的实施手段。针对技术创新的创新政策，应该以保护技术创新价值的市场实现为主，具体手段可包括：法律和制度等规制手段，以知识产权保护、专利保护等法律手段为主；技术创新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手段，主要包括外部性较强的基础科研项目，以及依靠市场力量难以实现的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等。针对创新产业化初期的创新政策，主要针对创新外部性、分散性和风险性，提供相应的税收、金融、财政政策支持，帮助其形成规模经济。

三、创新驱动转型中的创新政策困境

第一，我国政府创新政策边界未能依据经济转型的现实进行适应性转变。由于创新所具有的风险性、外部性和分散性，在创新发展初期需要政府政策的支持。但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培养创新发展的过程，创新政策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干预手段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变，才能有效地创新政策的实施效率。目前，我国正在处于从追赶型经济向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政策体系中，创新政策不再适用于创新驱动型经济。过去30年，我国一直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投入、劳动力优势实现经济规模的增长。在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我国的经济政策以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规模积累为目的，创新主要依靠模仿或引进成熟技术来实现，相应地，政府的创新政策边界也以服务于整体经济赶超为边界。但是，当我国进入到从赶超型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创新逐渐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创新政策的边界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变。

第二，现有的政府创新政策边界下，企业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实施目的存在着偏离。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革命性新技术正在产生群体性突破，并且不断催生信息产业、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和生物技术产业之间的融合。但是，我国创新仍然以模仿、微创新为主，它们所产生的新技术不但无法引领新产业的发展，更无法引领传统产业的升级改造。然而，为了布局新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发展，我国从创新战略到创新政策上都做了相应的布局，努力实现从资源驱动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型经济进行转型，为了实现该战略转型，创新政策的强度不断增加，从法律、制度规制到产业政策、企业政策等都做了全面布局，但是经济的创新绩效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表现都差强人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当初政策制定的目的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第三，政府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存在着激励不相容。政府创新政策强度的不断增强，其目的是为了促进微观企业和中观产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效率的改善。然而，从微观企业的行为而言，企业集体行为产生的结果与政策激励之间出现了不相容。尽管政策通过各种方式激励企业进行创新，但是我国的市场对于真正进行创新的企业并没有真正实现激励，具体表现在各行各业中泛滥的柠檬市场现象、假冒伪劣泛滥等问题。换句话说，在强烈的创新政策激励下，企业并不具有创新的激情，而往往选择模仿、假冒伪劣的方式参与竞争，从而导致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集体行为激励之间的不相容。

四、政府创新政策新边界动态转换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创新政策边界动态变迁

创新政策边界应该随着创新发展的动态变化而进行变迁。首先，从政策边界的内容来看，创新政策的实施对象范围应该突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行业，尤其是落后产能行业、产能过剩行业和战略新兴产业，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行为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创新政策布局；根据不同产业的创新阶段不同，动态调整创新政策实施对象的范围，及时纳入新兴需要保护的行业，并且及时剔除不再需要依靠政府扶持的行业。其次，从政策边界的目的和手段来看，依据创新政策实施对象范围的动态调整，以及实施对象发展阶段的动态研究，创新政策的目的和干预手段也应该做出相应调整，谨防政府干预的失当、缺位或过当。

（二）对创新政策的实施效果纠偏

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目前，对于政策与实施效果之间的偏离问题的研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出发有着不同的解释，如政治学、寻租经济学等角度研究。但目前对于政策偏离问题的治理，较为主流的两种研究角度是分离理论（decoupling）以及激励相容理论。借鉴相关理论的现实性含义，本文认为对创新政策实施效果的偏离现象进行治理，应该从解决政策激励和个体利益最大化之间的冲突角度着手。

首先，通过具体化创新政策减少制度利基带来的政策实施者和采纳者之间的行为结果的分离。这主要借鉴Wijen（2014）对政策实施者与采纳者之间的分离行为的解释，认为由于政府政策包含利基，从而导致政策与实践的分离，尤其是当政策模糊时，制度利基增加，从而会加重分离。其次，通过政策试点和政策分类实施的方法，调整政策效果与集体利益行为之间的冲突，实现制度设计与企业集体行为之间的一致性。机制设计理论的提出者赫维茨（2007）则提出了激励相容的概念解释政策的偏离问题，是因为政策激励与个体利益最大化行为之间的不相容，才导致政策目标无法达到。而在我国，由于地域、产业发展的差异性，普适性的制度设计更容易衍生政策偏离的问题，应该通过多试点的方法，对产业、区域等进行分类划分，并且区别性地实施创新政策。

（三）培育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环境

要想改变创新政策激励与企业创新激励之间的不相容，需要创造两者激励相容的条件。借鉴当前有关激励相容条件的研究内容，本文建议从政策红利的角度，最终得出政策激励和企业创新激励相容的条件，并由政府着手通过环境改善的角度，创造良好的环境，推动实现创新政策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激励相容。

根据激励相容理论的内容，激励相容环境的培育，需要满足两大条件，即政策激励的一致性和公平性。其中，激励的一致性是指政策设计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目标之间应该一致。具体而言，就是要求政策目标和企业创新目标要体现出一致性。激励的公平性是指创新政策的框架内，政策接受者从政策中获得的激励与其实现政策制定者要求所应该付出的努力是对等的。具体而言，就是要求创新政策所创造给个体企业的政策红利正好能够帮助企业在当前的状态下实现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

因此，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政策制定者应该首先能够准确地设定政策目标和内容，根据不同行业的特征、不同行业创新发展的特征、不同企业创新的特征，对行业创新绩效目标、企业创新目标进行非强制性的部分指导。其次，在指导性建议的基础上，政府可给与实现个体以额外的创新激励，如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创造创新合作条件等。

参考文献：

[1] 陈清泰.在培育新兴产业中的政府作用[N].科技日报，2010.10

[2] 张世贤.阀值效应：技术创新的低产业化分析――以中国医药技术产业化为例[J].中国工业经济，2005（4）

[3] 张静.电信基础设施共享政策的激励相容性分析[J].中国通信，2008（4）

[4] 张永安，李晨光.创新科技政策及其三阶段周期研究[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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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Patanakul， P.， & Pinto， J. K. （2014）. Examining the roles of government policy on innovation. The Journal of High Technology Management Research， 25（2）

[8] Wijen， F. （2014）. Means versus ends in opaque institutional fields： Trading off compliance and achievement in sustainability standard adop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39（3）

（作者单位：李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2488；张晓慧，清华大学经济所社科学院博士后流动站 北京 10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