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精选(九篇)

第1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一、纲举目张：突破答题瓶颈的基本要求

非选择题的备考是一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考查考生理论知识的储备与运用，而且考查考生综合学习能力的培养，更关注考生的思维品质和思维过程，特别是科学思维方法的形成与运用。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是确立答题逻辑的关键。答题逻辑不清，实质是思维方法的问题。坚持能力立意的高考试题，特别注重考生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比较等思维能力的考查。考生逻辑思维（特别是演绎思维）的欠缺，是当前考生非选择题得分偏低的深层次原因。

确立答题逻辑，“有话好好说，把话说清楚”，是解答非选择题的基本要求。这里的答题逻辑，是指审题和解题的思路。答题逻辑分为“大逻辑”和“小逻辑”。“大逻辑”是指要点之间的逻辑，包括有几个要点，要点之间如何排列。基于材料信息和问题呈现方式的不同，答题“大逻辑”主要有四种：“事实”逻辑、“问题”逻辑、“理论”逻辑和“生活”逻辑。“小逻辑”是指要点自身的逻辑，即要点如何展开，包括有几个关键词，如何排列。基于设问指向不同，答题“小逻辑”各异，如描述事物，要求概括“是什么”；阐释事物，要求说明“怎么样”；论证问题，要求分析“为什么”；探究问题，要求回答“怎么办”；等等。不论哪种指向，组织答案时，都要求将学科理论与材料信息结合起来进行演绎分析。其中，在论证问题时，还需要采用“三段论”推理的范式。

“大逻辑”强调“构思”，说的是从哪些层次回答问题，“大逻辑”合理，意味着答案层次清晰、环环相扣；“小逻辑”强调“构答”，说的是这些层次如何展开，“小逻辑”合理，表明论证充分、思维缜密。

纲举目张，“大逻辑”引领“小逻辑”，“小逻辑”呼应“大逻辑”，答好非选择题，两者缺一不可。就当前备考实际来说，答题“大逻辑”是考生的软肋，亟待提高。在备考中，既要重视答题的“小逻辑”，更要重视答题的“大逻辑”。如何确立答题的“大逻辑”是当前解题指导的重要方面。

二、题组反思：掌握答题逻辑的基本方法

1.概括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答题

信息素养是现代信息社会对学生素养提出的基本要求，高考试题关注信息处理能力，考查学生将信息转化为有价值资源的能力。提取和解读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是考试说明规定的基本能力。因此，基于材料信息，依据“事实”逻辑展开分析是答题的基本要求和“铁门坎”。以2016年全国文综卷Ⅱ第39题第（2）问为例：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中华民族英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有的人打着“还原历史真相”的旗号颠覆英雄、歪曲历史、消解崇高，如胡诌“堵枪眼不合情理”“‘火烧’违背生理学”“炸碉堡为虚构”等。凡此种种混淆是非的谣言借助网络等传媒随意传播，一些网民盲目跟风、随手转发。这种抹黑英雄形象的谣传引起了一些人历史认知混乱和价值观迷失。

还原历史、守护英雄、捍卫崇高，就是守护良知、正义和精神家园。战场上多次负伤的志愿军老战士李继德动情地说：“堵枪眼时，我在现场！”当年的老排长郭安民挺身直言，燃烧弹点燃伪装草，“大火整整了二十多分钟，始终一动不动”。的生前战友郅顺义多次口述力证，舍身炸碉堡，就在他的掩护之下……

结合材料和《文化生活》知识，探究如何守护英雄、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3.35，难度0.34，属于中等难度（0.30～0.70）试题。考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是，简单照搬教材关于如何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要点，不会结合材料信息，从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出发分析问题，导致得分偏低。

[试题分析]从设问指向看，本题属于探究措施题。解答此类试题，一定要针对材料中所反映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措施，提出的措施一定要有学科理论依据，答案要点应采用演绎式表述，即把抽象的理论知识演绎到具体的材料信息中，形成具体措施。

本题材料反映的问题是：有人捏造抹黑英雄形象的谣言有人误信并传播谣言英雄形象被抹黑，价值信念动摇、迷失。针对上述问题，从正面来“立”，首先是“拒绝”，即不信谣（教材理论：提高辨别不同性质文化的眼力，增强抵御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的能力。表述时要结合材料信息加以演绎）；其次是“抵制”，不仅不转发谣言，而且要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事实真相、批驳错误言论；再次是“宣传”，即奏响主旋律，利用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宣传和弘扬英雄精神。

大逻辑：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三个层次：拒绝抵制宣传）

小逻辑：基于材料信息和理论依据进行演绎分析（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

[参考答案]尊重历史事实，增强辨别信息真伪、抵御落后文化和错误言论的能力。利用网络等大众传媒传播英雄事迹，抵制和批驳肆意抹黑英雄、歪曲历史的言行。大力宣传英雄精神，使群众懂得英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突出表现，继承和弘扬英雄精神。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描述信息、探究措施类问题多以基于材料概括的“事实”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信息较为丰富，信息呈现较为具体，材料信息的层次决定答题的层次，材料信息的逻辑直接“呼应”试题的答案。由于这类问题一般没有较为固定的“理论”逻辑支撑，或者说需要考生依据材料信息的逻辑临场重构理论逻辑。因此，忠实于材料信息、基于“事实”逻辑调动和运用知识储备，是解答此类问题最有效的办法。

2016年全国文综试卷中，基于“事实”逻辑答题的典型试题还有如卷Ⅲ第38题第（1）问：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国家应如何为“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提供支持和保障。本题的“大逻辑”有三大层次：一是中央是如何做的；二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如何做的；三是国务院（发改委）是如何做的。“小逻辑”为：概括材料信息+演绎分析。

2.分解设问层次，基于“问题”逻辑答题

作为选拔性考试，近年来高考试题经常设置较为复杂的设问，以保持一定的难度和必要的区分度。对于此类问题，切莫“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需要灵活运用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思维方法合理分解复杂设问，“化繁为简”，在分解设问的基础上形成“问题”逻辑，引领问题的分析，做到“条分缕析”。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9题第（1）问：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保护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纪录片《记住乡愁》于2015年元旦在央视首播。该片选取100多个传统村落，围绕中华美德的千百年传承，一集一村落，一村一传奇，采取纪实手法讲述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有坚守精忠报国、宁死不屈民族气节的，有传承诚信为本、诚实待人村风的，有秉持积善成德、助人为乐精神的，有倡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有崇尚尊重生命、敬畏自然的……

《记住乡愁》的播出引发社会强烈反响。古建筑学者将其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立体的教科书，现成的博物馆”，历史学者认为《记住乡愁》呈现了一幅生动的乡村历史画卷，民俗学者从节目中看到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石”，社会学者强调汲取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智慧和经验……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对此加以说明。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2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理论依据（时政知识）不熟悉，设问指向把握不住，问题的层次分解不到位，答题逻辑混乱。

[试题分析]本题属于复杂的关系论证题，设问较为复杂，需要考生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方法，分解设问层次，然后结合材料信息，调用学科（时政）理论展开论证。设问要求说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作用。先分解：一是B何以影响C？（思路：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A何以影响C？（思路：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再综合： A、B何以影响C？具体分析如下：

依据《文化生活》理论，文化影响人的价值观念、认识活动和思维方式。要建立“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联系，必须引入“中华传统文化”这一概念，亦即：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乡愁”是一种比较复杂的情感，混合着对亲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热爱，对故土上传奇故事的记忆及其所承载的传统文化的依恋等。材料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相关联，设问将“记住乡愁”与“传承中华传统美德”并提，已经提示了建立“乡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关系的路径，亦即：记住乡愁中华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建立起“乡愁”“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后，再回归论题，阐明“记住乡愁（A）”“传承中华传统美德（B）”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C）”的意义，即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

大逻辑：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三大层次，先分述后综述）

小逻辑：三段论推理（大前提+小前提=结论）

[参考答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承接（大前提），中华传统美德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小前提），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结论①，分述：BC）。乡愁反映了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依恋之情（小前提），体现了当代人对传承中华传统美德的愿望和期盼（结论②，分述：AB）；记住乡愁，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重要载体和丰厚的历史文化养料（总结论，总述：A+BC）。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归因论证类问题多以基于设问分解的“问题”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材料提供的信息不足以完全支撑问题的回答，设问规定的知识范围也较为宽泛，而设问中蕴含的信息较为丰富，答题时需要进一步分解设问的层次，然后调动和运用相应的学科知识展开分析。

2014年北京卷第38题第（4）问也具有典型性，值得大家关注：结合材料，运用《经济生活》相关知识，说明传统上由政府政投资兴建地铁，现在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引入民间资本。本题的“大逻辑”有三个层次。第一层，为什么要改变地铁投资方式（由财政全额投资到“PPP模式”）？第二层，为什么要引入民间资本修建地铁？第三层，为什么要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入民间资本？小逻辑为：必然性分析+重要性分析（关键词：财政、民间资本、市场化手段）。

3. 拓展知识层次，基于“理论”逻辑答题

高考试题的每个问题要求考生运用的知识类别一般会指明清楚，或宏观布局，或微观具体。为考查考生对理论掌握的深度，考查考生阐释事物的能力，命题人经常设置基于某一具体知识阐释某一问题的问题。考查的具体知识，往往是学科中思维含量大、逻辑层次强的核心主干知识。每年高考都有此类试题，且多为哲学试题。回答此类试题，既需要考生提取材料中的关键信息，也需要考生拓展具体知识的层次确立“理论”逻辑展开分析。以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Ⅱ第39题第（1）问为例：

抗日战争期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疯狂进攻，中国人民克服经济力、军力、政治组织力等远远弱于日本的困难，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涌现出杨靖宇、赵尚志、左权、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爱国将领，“狼牙山五壮士”“八百壮士”等英雄群体，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壮丽史诗。

在惊天地、泣鬼神的抗日战争中，形成了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抗战精神始终支撑和激励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打败了极其残暴、极其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合材料，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说明抗战精神对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作用。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10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60，难度0.22，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考生答题时存在的问题是，运用意识能动作用的知识结合材料信息演绎分析不到位。

[试题分析]本题要求考生运用哲学具体知识演绎分析事物，属于阐释类问题。意识的能动作用包括两个方面：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而能动的反作用又有两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二是对人的生理活动具有调节和控制作用。2014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Ⅲ第39题，是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分析教学观念的作用，主要考查“指导作用”；而本题要求用意识的能动作用来分析抗战精神的作用，主要考查“调节与控制作用”。本题答案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表述原理；第二层次，结合“调节与控制作用”演绎抗战精神的作用，即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第三层次，结合材料分析抗战精神作为精神动力的具体表现，即激发斗志、增强信心，克服困难、持久抗战。

大逻辑：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围绕意识的能动作用展开）

小逻辑：理论依据+演绎分析（理论隐藏在材料分析之中，概念转换+保留关键词）

[参考答案]意识是对物质的能动的反映，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抗战精神是激励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抗战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斗志，增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激励中国人民克服国力弱、武器装备落后等困难，坚持持久抗战，最终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阐释类设问多以基于知识拓展的“理论”逻辑回答。此类试题的突出特点是，不仅要求考生对知识本身有深刻的理解，而且着力考查从“普遍”到“特殊”的演绎分析的能力，对思维深度有较高的要求，考生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层次性决定了演绎分析的深度和层次性。

2016年全国文综三套试卷都有此类试题，如卷Ⅱ第39题第（2）问：扶贫先扶“精气神”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的重要经验，运用文化对经济作用的知识说明这一经验的合理性。卷Ⅰ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价值观的知识，对否认英雄的错误言论加以批驳。卷Ⅲ第39题第（1）问：结合材料，运用追求真理的知识说明我国科学家是如何发现疟疾新疗法的。

考生在答题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对设问中限定的“具体知识”的范围、层次把握不全面、不深刻：二是习惯归纳分析，不习惯演绎分析，演绎思维的基本方法掌握不到位。演绎分析的基本方法：第一步，根据试题要求，找到需要运用的一般理论（哲学原理或方法论）；第二步，以理论要点为线索，按图索骥，在试题材料中寻找与理论要点相对应的有效信息；第三步，用材料中的具体信息“置换”理论要点中的抽象概念及关系（类似于数学中的“代入法”），实现由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转化，从而将理论要点转换成试题答案要点。

4.联系社会实际，基于“生活”逻辑答题

新课标政治试卷，经常设置开放性试题，强调综合性和创新性，侧重考查考生多方面的知识修养和应对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要求考生能够从不同角度审视同一现象和问题，具备综合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回顾全国新课标试卷，历年的第39题第（3）问多为此类问题，最为经典的是2015年全国文综新课标卷Ⅰ第38题第（2）问的“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2013年我国GDP增速为7.7%，2014年为7.4%。2015年我国GDP增长目标调低为7%。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做了加力增效的部署，其中，2015年财政预算拟安排财政赤字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 700亿元，赤字率从去年的2.1%提高到2.3%。（财政赤字率指财政赤字与GDP之比。国际上财政赤字率安全警戒线为3%）

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说明应该如何用好财政赤字资金。

[考情分析]本题满分8分，湖北省考生平均得分2.50，难度0.18，属于高等难度（难度值0.30以内）试题，是近几年内难度最大的非选择题。多数考生只能答出财政的三个作用，得分很难超过3分。

[试题分析]高中生对财政并不陌生，不论是历史学科，还是政治学科，对财政都有集中讲解，因此，财政既是理论问题，也是现实问题。本题的特殊性在于，材料没有揭示财政赤字资金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无事实依据），设问没有提出可用的具体知识，属于“双无”（无具体材料信息、无明确理论依据）问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生掌握财政赤字资金的“常识”，对考生的综合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需要从财政赤字资金的性质角度来论证，还要保证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要注意财政赤字资金的公平性。从客观实际来看，用好财政赤字资金，首先需要做好预算，这就需要优化预算赤字资金支出结构，优化即能够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其次是管理到位，要把赤字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这就需要加强赤字资金的管理，提高其使用效率；再次是注重公平，与企业资金不同的是，财政赤字资金安排属于再分配范畴，要更加注重公平，即需要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大逻辑：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熟悉财政赤字资金使用的“常识”）

小逻辑：调用关键词回答怎么办（计划、管理、公平）

[参考答案]化赤字资金支出结构，引导经济转型升级；加强赤字资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遵循财政分配原则，维护赤字资金支出的公平性。

[题组反思]一般来说，开放性问题多以基于现实问题的“生活”逻辑回答，其突出特点是试题既没有太多的具体材料信息支撑，也没有具体的知识范围提示。从试题的答案来看，探讨解决问题的措施既源于教材，又高于教材，既要结合试题所提供的材料信息，又要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探究的结论不拘泥于基本理论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对基本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具体演绎。回答此类问题，要求考生运用各种方法寻找理论支撑，并将理论推演到具体实践中，重新组织储存在自己记忆中的知识体系。这一过程就是我们惯常所说的创造性思维，这对学生的综合知识素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达到这一层次，需要考生在学习学科知识的同时，还要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时代主题和社会实际，积淀生活常识，形成学科素养。

第2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浅析 中国梦内涵

中图分类号： B503.92文献标识码：A

前言

2012年11月29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深情地阐述了“中国梦”。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提出，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实现民族复兴的内心渴望和热情，同时提出了一个亟待阐释的重大课题，如何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梦，了解中国梦的内涵，对于引导人们准确理解中国梦并为之努力奋斗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就中国梦内涵和深刻意义，中国梦的特色等角度进行阐述，并从从文化背景、历史积淀、实依据进行分析得出中国梦是整体的集体的梦，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1. 中国梦是一种特定的、整体性的思想意识和目标指向，是中华民族正在万众一心、努力奋斗的共同理想。

1.1中国梦是一种特定的、整体性的国家意志。

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梦想，但梦想并不一定都能成为现实，有些梦想最终只是一种潜意识的模糊不清的意象，有些只是只言片语的零散的思想，梦想只有成为一种清晰的思想意识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走上向现实转化的道路。梦想一旦成为人民群众的思想共识和具体行动，就决定和引领着社会发展的方向。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梦想，一旦付诸行动，就会成为一种神圣的国家意志、民族意志，就会成为不可抗拒的变革社会的伟大力量，并创造出让世界景仰和称颂的人间奇迹。

1.2中国梦，是中华儿女普遍的坚定的思想意识和目标追求。

中国梦经历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遭受空前屈辱和磨难的洗礼，经历了千万次中国向何处去的上下求索和反复追问的锤炼，最终找到了由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寻求民族解放、实现民族富强的道路。历史学家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整个二十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基本线索。”

1.3中国梦昭示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目标理想和美好的未来

党的十把这一总目标具体分解为两个百年的目标。在阐述中国梦时对此进行了重申。第一个是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具体勾勒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蓝图，寄托着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和昂扬向上的意志情怀。

2. 中国梦不只是简单的大国崛起，而是以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雄心壮志。

2.1中国梦是基于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珍惜和平、维护和平的优良传统。

中国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掠夺和侵犯他国利益的基础上，而是与其他国家和民族携手发展、和谐发展、共同发展、共享繁荣。对人类有所贡献是中国梦的要义和基本内涵。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文化心理，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优秀品德。这种传统基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和谐共生、相互包容、互为一体的整体性思维和世界观。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和世界观，中华民族从来不敢忘记对世界发展的责任，并时刻以这样的责任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也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和世界观。

2.2与世界其他民族包容共生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基础

即使在不发达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也没有忘却对世界做出贡献的责任。1956年，说：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两千零一年，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邓小平把这种思想设计为三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战略。1985年，他说现在人们说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到下世纪中叶，能够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1987年邓小平又强调，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为人类做更多的事情，所以中国梦表达的是中华民族兼济天下的博大情怀表达的是中华民族要对人类有所贡献的雄心壮志。

3.中国梦不是他国梦的翻版，而是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价值追求、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

3.1从文化背景来看：中华文化蕴含着极为丰富的追逐梦想的精神，这种追逐梦想的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看，中华民族是最富有整体性追梦精神的强大民族，从夸父追日、嫦娥奔月等远古神化传说，到神州系列飞船成功发射、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载人交会对接，从大禹治水，到长江、黄河上已经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座座高峡平湖，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追逐梦想的民族精神在当代中国的具体体现，是极为宝贵的精神资源。

3.2从历史积淀来看：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造唐乾盛世，而是完成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我国现代化的实践看，现代性主要包括确立与时展相适应的科学的思想观念，建立和完善高效的社会运行管理制度机制，形成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核心价值体系，从追求物质文明发展到追求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及生态文明，从理念变革发展到制度机制变革以及行为习惯变革，从某些方面的发展拓展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这些都说明，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的旧梦，也不是食洋不化的他国梦，而是基于中华民族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实践的现代梦。

3.3从现实依据看：中国梦基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党的正确领导，是实现中国梦的坚强的政治保证。党的十报告指出，经过九十多年艰苦奋斗，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日益走向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不到250美元，提高到2011年的5432美元，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第二位。

4.结论：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三者相互联系，相辅相成，包含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也包含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还包括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梦的核心是实现集体或整体的价值，是通过集体即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共同的理想，个人的梦想是共同理想的具体表现和组成部分。中国梦的思想基础和灵魂是集体主义。

参考文献：

1.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金冲及2012

2.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2

第3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 中国传统元素；电影海报设计；应用

随着全球各地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快速发展，“全球化”在渗透到社会结构方方面面的同时，也在对整个人类进行“全球趋同化”的改造。而在文化方面，全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史无前例的交流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原有民族文化的身份和特质。经济全球化带来社会文化的快速进步并促使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应对快速的竞争，电影海报设计要求的知识越来越广博、视野越来越广阔。从设计的市场化竞争角度来讲，没有民族化的东西，就无法立足于世界，就无法成为世界化的设计。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许多传统文化艺术形式经过千年沉积已融入中国当代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风格多样且格调统一的具有独特魅力的传统文化元素是我们在多元化的时代中保持民族纯粹与特质的基础，而进一步开发利用各种传统文化元素于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很具现实意义。本文试图在阐述中国传统元素内涵、特点后对其电影海报设计上的运用作简单的探讨。

一、中国传统元素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数千年的积淀，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华夏祖先创造了极其丰富且独具韵味的传统文化元素，而这些传统元素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并被世世代代沿用到中华民族的生活中来。

中国传统元素是中国所独有的符号和形象，是蕴含着中国的历史文化特色内涵的符号或者形象和艺术手法，具有浓郁的中国味。中国元素一般分为：可视有形的传统样式器物形象，如中国结、戏曲脸谱、彩陶瓷器、书法篆刻、对联印章、皮影古筝、高山流水；无具体形象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及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质，如凤凰涅、麒麟送子、玄武玄关、武术、侠义精神、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这些众所周知的中国元素历经千年历史的沉积，渗透入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骨子里，也为我们应对国际化、多元化的中国现代化挑战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化渊源。博大深邃的中国传统元素不仅令我们现代人目不暇接，而且成为我们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1］结合作为二维艺术表现方式的电影海报，我们细数一些现代常运用的传统元素。

（一） 中国绘画

中国绘画的精神内核是“笔墨”。工具和材料有毛笔、墨、国画颜料、宣纸、绢等，题材可分人物、山水、花鸟等，技法可分工笔和写意。中国绘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华夏文明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中国绘画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物化于我，身处境中”，要求“意存笔先，画尽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国画，追求意与神的结合，深山藏古寺的悠远，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淡雅，黑云压城城欲摧的苍莽,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灵动，不破楼兰誓不还的悲壮。中国绘画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完全放松洒脱的表达，其不讲求透视的条框，却让看画的在有形无形的对比中了解作者充满韵律的艺术境界。

（二）篆刻、壁画、剪纸、对联、彩陶瓷器等装饰艺术

篆刻、壁画、剪纸、对联、彩陶瓷器等装饰艺术对中国古代生活的完美展现，是对古代祭祀活动、古代文人墨客的生活写意。这些装饰艺术品通过严谨的构图风格、精巧细致的线条达到局部与整体的完美融合，是中国古代人民日常生活和中华文明的现实写真。直到今天，洒脱的篆刻是身份的象征，剪纸对联是逢年过节的喜庆必备，壁画是古人生活的掠影，而唐三彩与瓷器是中国的象征。壁画，彩陶，编制、锦绣、镂空的工艺品等，丰富的色彩变幻，生动的形象，不仅仅是依附于某一主体的绘画或雕塑工艺，同时也从美学的角度来标示其主体的特质、功用与价值。

（三）中国汉字与书法

汉字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汉字也是世界上惟一沿用至今的象形文字。汉字历经华夏变迁。“形表意，意传情”的象形文字特质使每一个汉字背后都蕴含着一段撩人心弦的故事。书法是中国所特有的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及艺术，是中国汉字的书写艺术。

（四）中国红及其背后的儒家精神

中国红在中国传统元素中独具特色。大红色是最具我们民族风格的色彩。中国结、剪纸、灯笼、对联等都是对红色的诠释，红色寓意着欢乐、热情、乐观、喜庆。而中国红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内核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担当，是维护公平正义、救万民于水火的侠义。

中国传统元素的特点：在艺术表现形式上婉转含蓄，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尽在不言中”的语义表达，通过含蓄而不张扬的方式使分散于各种事物上的有形的艺术形式突出了充满浪漫气息的中国气派；在艺术的内在追求上，以各种元素的反复铺排来衬托各种艺术的节奏和韵律，通过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到整体的反复观感来体会中国传统文化强烈的层次感和注重思想寄托的精神气韵。

二、在电影海报设计中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

电影海报不仅止于引起人们的关注和理解，而且要是一种美的语言并映射出一个国家的民族传统与社会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标志，而且是我们民族审美的反映，更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特征和凝聚着中华民族无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因此，将中国传统元素融入现代电影海报设计中去，用现代设计语言去诠释中国传统文化或者是精简中国传统元素，这将是未来电影海报设计的一大主题。

（一）中国绘画在电影海报中的应用

在中国绘画中，以技法分为工笔和写意。工笔的工整、严谨，于细处见真章；写意则浓墨重彩，笔墨虽简而形神兼备，寥寥数笔便达到一种酣畅淋漓的意境。

把传统绘画的笔墨意趣和内涵应用于电影海报设计中，如用中国绘画诗画相通特有的艺术形式来述说中国的侠义精神。著名电影导演徐克的《黄飞鸿》的海报就充满气势磅礴的豪迈之气和大将之风。以大面积色块给予观赏者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而色调的合理运用赋予观赏者一种强烈的民族危亡时刻的视觉震撼感。《黄飞鸿》系列海报，浓重的乌云占去了大幅海报的画面，象征黄飞鸿身处清末民初那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觉醒的时代背景，而唯有黄飞鸿傲然矗立在天地之间以衬托出黄飞鸿强烈浓重的民族自豪感、面对困难不屈不挠的性格、充满豪气干云的英雄气概和拯救万民于水火的决心。而《非诚勿扰》的海报，虽是摄影作品，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宛若一幅清淡素雅的中国山水工笔画，简单的色调，使画面更显超凡脱俗。平静水面之中的小船，宁静中带着一丝的孤独与忧伤，与标题文字交相呼应，“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和谐。爱情中什么最可贵？――诚意。”葛优式的幽默调侃与舒淇渴望爱情的心理让整个画面别有韵味。而《白银帝国》的海报利用电脑处理过的水墨营造出缥缈的意境，在瀑布与流云的意境中，康家三爷侠骨柔情地盘腿坐在最前端。在电影《孔子》的海报中，通过一系列的孔子丹青工笔画来对孔子进行血肉丰满的“人”的还原塑造，对孔子的欢笑、悲伤、斗争、挣扎、落寞和失意进行了全景式的描写。对《孔子》“大情怀”的电影叙事进行真实铺垫。它不仅展示了“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旷世情怀，而且展现了孔子作为“人”的一面。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生动起来，他的欢笑、他的悲伤、他的斗争、他的挣扎、他的落寞和失意。影片，在这款预告片中已经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孔子黯然神伤或悲愤的白描，不仅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圣人而且透彻着孔子朴实和诚恳的“人性”光芒。

（二）中国书法在电影海报设计中的应用

博大厚重的汉字及其深厚的书写艺术中国书法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从象形文字的渊源意义上可以说，汉字的意义表述从来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文字意义，而是跟随世间万物变化回到汉字诞生的原点的层面来理解和展现华夏民族所面对的丰富多彩的万千世界。在进行电影海报的文字设计时，要通过追寻文字“形”与“灵”的结合来展现汉字所能诠释的内涵。在电影海报设计中，通过对汉字字体、字号、颜色的选择和合理的排版来确保标题的醒目。在字体选择方面，可以依托电影所要展现的思想进行，而传统的书法更能展示出汉字的厚重和汉族性格，如电影《盲山》的海报的中心就是用传统书法书写的红色“盲山”二字，字体苍劲有力，如连绵不绝的山峦，尽显山沟里生活的落后与荒芜。当然，也有一些海报字体加入了美术字的变形处理，如《投名状》《十面埋伏》的海报就很具视觉美感；在文字排版方面，中国汉字具有方方正正独立成体的先天优势。拉丁文体系的单词由字母组成，在排版时受到许多限制，必须注意单词之间字母的距离以保证文字的完整性，在排版时多采用竖式的“圣诞树”形书写方式，如影片《盲流感》海报中片名“Blindness”的出现形式就会感到怪诞。而汉字就随意得多，可以根据需要将文字分解合并，并根据画面结构采取横、竖、斜的顺序摆放来调整大小。如《大笑江湖》的背景就突出“笑”字。而电影《画皮》就利用“画皮”二字的特殊的书写方法来达到宣传的效果。

（三）中国传统的装饰艺术及其背后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的应用

剪纸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民间美术之一，至今仍在民间广为流传。剪纸讲究图案构图，虚实相间及强烈的对比是其特色。电影《白蛇传》的海报就是采用民间剪纸艺术并取得了良好的视觉效果。而其他的如篆刻、壁画、剪纸、对联、彩陶瓷器、镂空等装饰艺术手法在电影海报设计中被广泛应用。如《满城尽带黄金甲》海报中镂空的金黄色的主调就尽显宫廷的尊贵与奢华。霍格•马蒂斯曾强调：“任何国度的设计中，都应体现国度的根，这个根就是自己的文化。”［2］对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更多的是体现其内在的民族精神。针对每部电影的内容和意境产生的创意是对本民族的内在感情述说和道德外化，从而使人产生心理上的共鸣和联想以达震撼人心的效果。［3］海报《洗澡》不仅叙述了洗澡的含义――通过洗澡解除身体的疲劳及消除生活中的烦恼和释放，更是对“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的阐述。其中通过对“三对脚”的特写来表述中国文化下的父与子。这种象征手法创造的寓意深刻和主题高度概括的艺术方式在吸引观众的同时对观众感受电影主题也有引领作用。

三、结 语

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海报设计越来越认同作品的民族性，任何一种世界化的艺术如不根植于特定的民族的文化土壤，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设计的市场化的竞争角度来讲，没有民族化的东西，就无法立足于世界，就无法成为世界化的设计。

［参考文献］

［1］ 张乃迪.中国传统元素在电影海报设计中的应用［J］.电影文学，2009（20）.

［2］ ［德］霍格•马蒂斯.海报钟情者［J］.艺术与设计，1997（02）.

第4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 余华 小说研究 形式 主题 比较

余华最初以先锋作家的姿态步入文坛，以冷静的笔调描写人性中原初的暴力与血腥。之后，作家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叙述视角建构了写实的话语体系。笔者以创作时间为纵轴，将余华的小说研究分为三个时期，通过梳理学术界三十余年来对余华小说研究的典型观点和代表性成果，试图勾勒出余华小说的研究轨迹，并呈现出学界的研究方法、特点及存在的问题。

一、先锋的狂颠

余华80年代的代表作从《十八岁出门远行》伊始，在文本形式上以暴力叙述和“无我地叙述”为主，表现主题则以人性之恶、精神病形象为主。

暴力是余华前期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景观，正如张颐武所言“余华好像迷上了暴力，他总在虚构着一个又一个关于暴力的故事”[1]。余华通过暴力手段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荒谬而颠覆的世界，给中国文坛带来了眩晕的刺激。对暴力在小说中高频率的出现，研究者各有看法。有人从表现欲望入手，认为“暴力描写是将人类惯常的攻击欲望现实化的表现”[2]。有人将文本中的残酷描写放置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体系中分析，余华文本中的残酷描写是一种历史的提纯，一种总结方式[3]。也有人从人的生存困境入手，认为小说中的死亡场景和鲜血物象只是表面的征象和辅的手段，内核则是作者用心良苦的对于人无法克服的荒谬和困境的隐喻或昭示[4]。

有人指出，余华在用非理性的思维构造疯癫与狂欢的世界的同时，叙述的角度却是客观而无我的。这种通过冷静而无情的腔调叙述的小说，有人称之为“无色彩和无深度的知觉作品”，指出他的作品无情感，只有一副中性的客观态度[5]。有人则认为，用冷漠的让人无法接受的目光旁观人物的自戕或相互残杀，这是余华对其本质挖掘的产物，作品在整体上达到清晰而冷峻的效果[6]。余华在前期作品中复述着一个又一个有关暴力的故事，冷酷血腥的程度达到一个极度，但能将种种暴力事件表述得如此波澜不惊，是余华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的印记。

大肆渲染的暴力构造了一个残酷的小说世界，无论是历史对人的戕害，还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淡漠，都直接指向了人性本恶之说。对此有人认为，人性恶正是余华承续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五四”传统的表现，余华要以此警醒世人，告诫我们不能忽视人欲吃人的悲剧，从中可见余华对苦难的发掘已经由批判民族劣根性深入到正视“人性恶”的主题[7]。

在前期小说中，余华还塑造了一系列精神病人形象。有人认为，余华笔下的精神病人和鲁迅先生笔下的狂人有契合之处，他们都以独特的方式挖掘出了现实世界的另一面[8]。有人继续指出，余华塑造的精神病人，不仅有社会批判力量，揭示了人类的悲剧处境，更彰显了人类最本质、最自在的状态[9]。有人则认为这是余华对“”时代及每个人心灵深处兽性本能的思考[10]。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的研究抓住了余华创作中的独特性。研究者把重点放在小说形式的先锋性上，并对小说主题有一定的涉及，但缺少对余华个人精神肌理的探求。研究视野较为狭窄，整体上限于对余华文本表层意义的解读，未能全面探讨小说中的深层精神内涵，未能系统地认知余华本人所建构的哲学体系。

二、写实的温情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余华的叙述渐渐挣脱了先锋文学的“牢笼”，开始将写作触角伸到了民间。《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长篇的发行让他声名远扬，这一时期对余华小说的研究更加深入，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趋向。较之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概况，笔者将从承续性和突破性两方面梳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

在余华创作发生大转变以来，对小说中“暴力”叙述的关注并未减弱，这体现了对暴力研究的一脉相承，不过相较于80年代的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暴力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暴力与死亡是贯穿余华前后期小说的主词，却达到了不同的效果。有人认为前期的暴力是肉体的暴力，而后期的暴力则是生活的暴力，这是一种更强大、更难以抗拒的暴力[11]。有人认为，余华书写的“暴力与伤痕，似乎已经挪向制度内合法化的暴力，合理化的伤痕”，进而对余华的创作是成熟还是妥协提出了疑问[12]。有人提出警示，认为对暴力的叙述、分析和批判本身必须保持一种高度自觉的警惕[13]。有人直接质疑对暴力的描述，认为余华的暴力忽略终极关怀和人道内涵，缺乏对暴力的形而上的思考[14]。

从早期对暴力描写的肯定性分析，到后期对暴力描述提出质疑与批判，研究者多角度的研究成果使关于余华的“暴力学”研究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突破性主要体现在对“苦难”主题和简单、重复的叙述体系的挖掘上。

除了对暴力的持续关注外，研究者还开始探究小说背后的“苦难”意识。像《在细雨中呼喊》这个文本，有人认为，苦难由于浸润在体恤性的话语中，具有了悲悯情怀[15]。有人指出，苦难有双重含义，既指生存之难，又指存在之苦[16]。有人纵向解剖，前期的苦难指向本质上的宿命，后期的苦难则是生存的困境[17]。有人横向分析，指出余华的苦难较之同时代作家的独特性，他让我们学会正视苦难[18]。还有人认为，对余华来说苦难是不存在的，它就是生活的本来意义[19]。

与此同时，有人注意到余华一改繁复的叙述方式，转而构造了一个简单和重复的叙述体系。1993年，余华开始与音乐“结缘”，有人认为，将音乐中单纯的力量演绎为小说里的叙述手段，使小说的叙述结构呈现出单纯和重复的情节[20]。而有人则强调重复形式对生命经验的感知[21]。有人认为，重复可以使文本获得一种象征或寓言的意味[22]。对于这种叙述体系，有人直接指出，20世纪90年代的作品都在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汉语言文学的返璞归真[23]。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评论界对余华小说关注度的持续发酵，研究方法、角度都较20世纪80年代多元化，甚至将在80年代大肆褒扬的质素转为90年代质疑的对象。这种转化，一方面可视为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是某些评论家心浮气躁的体现，他们急于通过否定他人的研究成果肯定自己的研究价值。对于这种二元对立的判断，我们应该理性对待。

三、现实的呈现

新世纪以来，两部长篇《兄弟》、《第七天》的面世显示了余华创作的新高度，研究者认为这是余华创作的第三次转型。

《兄弟》的出版在批评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毁誉参半。批评者指出了《兄弟》中存在的“硬伤”，诸如：部分语言设置的不合理，叙述角度的暧昧，对历史情境的过度夸张等，所有这些都指向了作品的失真。除此之外，他们认为，《兄弟》中的语言简单到了干瘪的程度，简化了复杂的经验，而所谓的“重复”，“就是重复，纯粹重复，没有意义层次的推进”[24]。“严重灌水的细节膨胀”使小说没有一个准确性的述说。离奇荒诞的事件，在他们看来是余华对真实历史的无知的体现，是余华欺瞒大众的幌子。最让他们诟病之处莫过于《兄弟》中大量存在的“性描”，他们认为性描写的泛滥，使这部小说几近于地摊文学，粗俗不堪。

评论界就以上几方面，同时存在另外的声音。赞成者认为，《兄弟》中某些方面的硬伤不可否认，但不至于否定整部小说。另外，语言的简单，“是有生命的简单，是无处不在的真实的简单”[25]，“极简主义”使小说中的历史具体性升华为哲学的普遍性，对于“重复”，他们指出，这其实是一种现实的节律，重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创新。而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则是丰富、饱满而准确的。荒诞事件正是小说飞升的重要部分，体现了“可能性的存在”[26]，也是作者被想象力激活后的表现。针对被质疑的“”描写，赞成者从民间文化形态入手，认为代表了一种本能的快乐；也有人认为的描写直逼历史本质的人性真相。

最新作品《第七天》甫一问世，也受到了两极分化式的评价。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叙述方式上，诸如：小说是社会新闻的大杂烩，是“新闻串串烧”，余华的描写只停留在浅显的记录上，未能深入人性和社会阶层的内部；文本中存在叙述混乱、语言唆及内容粗制滥造等问题。持肯定立场的人则认为，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力作，肯定了小说结构和语言的简洁，诗意的叙述和诗性的想象，以及独特的亡灵视角的运用。余华也说，《第七天》是一部能代表他全部风格的作品，荒诞的表述是为了更快地抵达现实。

这一时期，评论家观点的分野和余华本人的论述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余华小说的评论体系。评论的分歧，让批评者更冷静地认清自己的评价，但反驳性质的评论，会缩小认知的范围，导致评论内容单薄无深度。作者的发声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理解作品的一个角度，但不可否认，根据作者的自述确立研究的依据存在一定的主观局限性。

四、中外比较

对余华作品的比较研究，是学界的重要研究角度和方法，主要分为与外国文学和本土文学的比较，近年来深入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

置身在先锋浪潮中的余华，免不了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谈到余华对外国文学的吸收，有人以《在细雨中呼喊》的发表为界，分析了余华前期作品与法国新小说派及卡夫卡小说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他后期创作与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契合与呼应[27]。而余华小说中的感觉化倾向，要追溯到川端康成带来的影响。正如余华所言：“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发现和把握那些微妙的变化。”[28]

与此同时，还有比较余华与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的研究文章。在比较研究的作品中，大部分是对余华自我表述的拓展，如研究余华小说中出现的川端康成式的细部描写和卡夫卡式的自由形式。

早在1988年，李氯嗽语出惊人地评论说：“在新潮小说创作，甚至在整个中国文学中，余华是一个最有代表性的鲁迅精神继承者和发扬者。”[29]理解鲁迅为解读余华提供了钥匙，理解余华则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有研究者在谈到余华的新作《第七天》时说道，余华用自己的方式重写了鲁迅，重写了《野草》，他认为余华的小说暗示着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野草》的年代[30]。

除此之外，有研究者注意到余华受传统文化的滋养，探求蕴含其中的“性恶论”、“神秘主义”、“顺其自然”等传统文化精神，也有学者注意到了余华与其出生地――海盐的关系，挖掘他作品中的地域性特征。这种研究视点比较新颖，但研究较少，没能引起研究者系统而充分的思考。

综上所述，余华的创作整体上可划分为三部分，经历了从先锋的暴力到写实的温情再到现实的呈现的转型过程，研究界基本上从叙述的方式、主题的阐释、比较与吸收三方面分析余华的作品，他们挖掘到了余华作为作家的特殊属性，多从社会历史角度着眼，善于寻找作品与现实的连接点，将之放置在大的背景下分析。这种评论方式的弊端在于太过注重作品与外部的联系，而忽视纯粹的“文学性”研究。且由于国内研究现状的局限即理论先行，诸多研究者忽视了对小说文本的细致分析，更有甚者受传媒的影响，妄下定论。评论工作应该从文本出发，继而依据对文本的分析生发出理论。在当今浮躁的社会氛围下，评论家的很多言论的产生并没有扎实的依据，很多研究者在对文本进行大致了解后匆匆下笔，追求速度却忽视批评文章的质量，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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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4：105.

第5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对“民族精神”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广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中既有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成分，也包括一些中性的、落后的成分；狭义上的民族精神是指反映大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的精粹思想、优秀文化和优良传统。多数学者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很难列入民族精神的范畴。因此，对于民族精神的内涵，一般应从狭义上理解。[1]民族精神是指用以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推动一个民族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支柱。民族精神具有稳定性和广泛性。民族精神往往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凝练而成的，沉浸在民族意识的深处，不会轻易改变。民族精神对本民族的文化有广泛的影响力，扩散到民族意志、心理、思维等各层面。民族精神是一种积极的文化因素，可以激发民族的进取心，引领民族前进的方向，是克服消极颓废、腐朽落后文化的依托。民族精神也需要总结和挖掘，不会自然生成。不过，此处所指的民族精神不同于历史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萨维尼的“民族精神”。其实在萨维尼的论著中，并没有采用民族精神的概念，而是表述为“民族性”或者“民族个性”。本文中所指的民族精神则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支柱与灵魂。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显然在外延上要广泛得多，包括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语言、心理、行为和社会制度等多重内容。所以，民族精神虽然与萨维尼的民族个性有密切的关联，但它是对民族个性的高度的概括，是在民族个性之上的更高层次的思想。

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往往与民族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当民族精神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充分显现时，就会像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一样，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司法改革实际是民族文化变迁的组成部分，其过程不可避免地受到民族精神的深刻影响。用民族精神影响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克服司法改革中引进、吸收、创新等环节出现的困难，最终形成和完善司法的民族特色，这在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中不乏成功范例。

美国司法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其民族精神的主导。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是美利坚民族精神的核心内涵。在自由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坚持真理和理想信念的思维范式得到坚持。个人权利本位根植于美国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反对专制，主张分权制衡，时刻警惕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过度干预。在法律领域，自然正义和正当法律程序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分权制衡在司法制度内部结构上有鲜明的体现。在实用主义精神的影响下，形成兼收并蓄、避免盲从、不断创新的思维范式。美国没有完全受英美法系司法传统的束缚，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出发不断进行司法改革。例如，在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上，既积极借鉴大陆法系立法优势，投入到“法典化运动”之中，明确诉讼规则，保证司法的统一性。又不是简单的采取借鉴大陆法系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态度。美国司法制度的构建和改革历程表明，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民族精神主导着其思维范式，以包容和持续创新的思路推进司法改革。既承认英国司法传统的知识主要来源地位，又不迷信权威和模式，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前提下拿来所有有用的司法理念和制度。

日本相对成功的司法改革，也得益于民族精神对思维范式的科学改造。强烈的危机意识、生存意识、进取精神，使日本民族逐渐形成善于学习、严谨精细、团结合作的民族精神。在严谨精细的民族精神影响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增添了精细化的特征，精心设置和完善自己的司法制度，非常讲究司法的精确性和效率，“精密司法”渐至成型。例如，在刑事诉讼中，偏重发现实体真实的诉讼目标，制定严格的标准，注重周密侦查、慎重、细致审判，致使刑事案件的有罪判决高达99%以上，并且错案率极低。[3]

综合美国、日本的司法制度构建和改革过程，能够清晰地看到民族精神在司法改革中的主导作用，民族精神不但主导司法理念和制度的改革，更在思维范式的形成和完善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使司法改革的思维范式成为锤炼司法理念、设计司法制度的良好基础，为司法改革提供合理的思路。

在中国司法改革中发挥支配作用的应当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逐步挖掘和总结出来的，它对我国社会变革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厚的影响力，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动力，是维系民族共同体的精神支柱和灵魂。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是什么？尽管很多专家对民族精神内涵的范围理解不太一致，但几乎都将“合和”精神列为最重要、最核心的民族精神。“合和”精神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含义：首先是系统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其世界观具有整体统一的特点，从来不是孤立地、分割地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注重思维内容的统一性，不轻易将研究的对象排除在系统之外，更容易从宏观的、全局的角度审视问题。其次是协调性。《道德经》中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即反映对世界相互依存、协调共生的认识。在司法活动中追求国法、天理、人情的统一。可见，即使是在矛盾冲突中，追求协调，消解对立，也是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合和”的民族精神已经渗透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坚持系统性和协调性，追求和谐共生，以包容的态度看待不同的文化，是中华民族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范式，即使在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最剧烈的时期，也仍然深受这种思维范式的影响。以往人们在谈到我国近代社会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时，多强调对西方文化排斥性的一面。事实上，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对西方文化虽然表现出较强的排斥性，但对其包容性的一面并没有完全被抹杀。清末司法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宣告寿终正寝，向之路迈出了根本性的一步，司法独立这一原则尽管更多地流于制度和形式，但毕竟一举奠定了中国司法现代化的基础，拉开了司法现代化的序幕。[4]可见，系统性、协调性、包容性的思维尽管有时可能被对立性的思维范式所压制，但在民族精神的支撑下而得以延续。当中华民族精神得到充分的挖掘，“和合”精神的科学性、进步性被人们所认识时，对立性的思维范式就逐渐丧失精神层面的基础，思维的理性精神就取得优势。

因此，通过对中华民族“和合”精神的挖掘与弘扬，推动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改造，消除司法改革中的不合理“信念”，构建科学的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完全是可行的。当下，将中西司法文化截然对立的思维范式已经遭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改造这种不良思维范式的方向，就是在中华民族精神主导下构建“对话型”思维范式。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承认不同司法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但更强调不同司法文化的协调共生，注重不同司法文化在各自民族文化中的适宜性。从世界性的角度上看，当不同司法文化作为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存在时，维持系统完整性就是各个司法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当这些司法文化之间出现差异和冲突时，不是一种司法文化对另一种司法文化简单地排斥、吞并，而是在确认司法文化之间平等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商讨性的交流。“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所具有的这些特质，正是中华民族“合和”精神的充分反映，是东方思想和智慧在社会转型中的合理运用。“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应是在“世界司法文化”的宏观视角下平等看待所有民族司法文化，即抛弃现在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也反对以民族主义简单排斥西方文化。其实，将对话和交流作为一种基本思维模式，在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潮中也有表现，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该理论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就是指交往、对话、理解、共识，生活世界就是交往主体共同拥有的世界，是主体交往的基础、前提和背景。[5]“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立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厚根基，也是反思以往的对立性司法改革思维范式的结果，与当下影响越来越大的“世界主义”的潮流不能不说是一种契合。

“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不会自动产生，需要经过复杂的建构过程。要使其上升到人们信念的层面，成为社会主流的思维范式，并嵌入到社会个体的意识深层，必须在文化建设方面投入大量的精力。“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既然与中华民族精神有内在的一致性，其范式的形成与民族精神的挖掘、建构、弘扬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当人们认识到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的核心动力，用民族精神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念成为自己生活方向的主导时，民族精神就可以在形成和改造自己的思维范式中发挥主导作用，反思与民族精神不相容的现有思维范式，“对话型”司法改革思维范式才有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脱颖而出。

参考文献

[1]俞祖华，赵慧峰，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研究述评[J]，史学月刊，2003，12

[2]刘晴，段明学，日本精密司法述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5

第6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近二十多年来的一种流行见解在于,从中国现代文论的现实状况看,判定它总体上属西方文论在中国影响的产物,没有中国文论应有的独创性和精神气质,从而等于是从其“现代”品格角度予以了几乎完全的否定。而另一种流行见解则是,虽然也赞美宗先生、钱钟书先生等文论的罕见的略带“古典”意味的特殊品格,但更主要是从现代文论应有的理想状况出发,主张抛弃以往的西化偏向而转身寻求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这样做也包含着对百年现代文论的现代性的某种批判性反思。这两种流行见解各有其合理处和侧重点,前者虽然承认中国现代文论的现代性品格,但在价值上予以否定;后者虽然有肯定也有批判,但重心还是落脚在古典的现代“转换”上(“转换”一词有其合理性,但在使用中已引发一些歧义和争议,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原因之一是这个词本身尚不足以揭示现代生存境遇和语境中的创造性内涵,尽管使用时可以做出补充解释)。这样,问题仍然存在:我们如何看待和评价中国现代文论的品格?在面向21世纪新语境建构文论的今天,我们需要对中国现代文论的品格做出阐明。其目的不在于简单地辨清它姓现姓古或姓中姓西,而在于在探明它的和现状的基础上更加镇定地走向未来。因为弄明白历史和现状,恰恰有助于为走向未来确立必需的价值框架、目标和任务。

出于上述考虑,我在这里不揣冒昧地提出一种看法:中国现代文论在总体上是现代的,具有属于中国的现代性品格,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理论传统链条上的一环,具有特定的传统性品格。也就是说,它虽然自觉地以西方现代文论为参照系,形成中国自身的现代性性质,但内在深层次里自觉或不自觉地、或显或隐地传承着中国文论传统,呈现出总体上的现代性与深层次的古典传统性相融汇的复杂品格。

如果这一判断大体成立,那么,要考察这一点则需要做许多探究工作,这里仅仅从现代文论的几个要素或方面入手,予以初步讨论。中国现代文论的几个要素是:文体、视角、精神和遗韵。所谓文体,在这里是指现代文论的表述文类,也就是它是运用什么样的文章或著作形态表述出来的,例如究竟是用古代文章体、韵文体还是现代论文体;视角则是指它的观照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中国古典式还是借鉴西方现代论文体;精神则是指它的基本价值取向,它所谋求的价值指标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还是现代科学、和自由;遗韵是它的更隐性的深层次风范,可由此探明它的精神或文化蕴藉。这四要素可以分别从现代或古典加以借鉴,再根据现代需要加以匹配,从而汇合成形态各异的现代文论形态。简要说来,现代文论的传统性主要表现为如下方式: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

第一类,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这类现代文论在明显地参照西方理论并采用现代文体时,往往或明或暗地流露出某种古典文论传统的遗韵。这类文论的特点在于,其文体是现代论文体或著作体,视角和精神也主要是现代的,其现代性是显性的;但其中却流溢出某种古典遗韵,让我们想起自己的古典文论传统,这又表明古典性是隐性的。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梁宗岱等大体如此。这应当是现代文论的一种取得成功的主流类型。朱光潜以现代视角和立场,主张散文讲究“声音节奏”:“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普通人以为这要耳朵灵敏,因为声音要用耳朵听才生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耳朵固然要紧,但是还不如周身肌肉。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我自己在作文时,如果碰上兴会,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乐,在跑马,在荡舟,想停也停不住。如果意兴不佳,思路枯涩,这种内在筋肉节奏就不存在,尽管费力写,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吱咯吱咯的,像没有调好的弦子。我因此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②他把人在“兴会”与“意兴”中创造的特殊的声音节奏提到了文学的“第一件要事”的高度,这既显示了他对语音层面的极度重视,更突出了他对感兴修辞或兴辞的独特理解。正是在“兴会”与“意兴”中,人能够创造出平常无法创造的美妙的“声音节奏”。且不说他在其他地方如何注意引证古代朱熹、刘大櫆等的论述以支持自己,即便是上面引用的看来字面上与古代并无直接关联的引文,其实也暗含了古典文论遗韵:“兴会”、“意兴”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概念。李泽厚先生把朱先生归结为“现代的”,当然不无道理,但如此简单的判断毕竟忽略了现代总体中的古典遗韵这一隐层意味。直接地讲,朱先生的诗论在其现代性的总体框架中涌动着中国古典文论的遗韵。

批评家李长之这样评论《水浒》和《红楼梦》: “《水浒》的人物是男性,甚至于女性也男性化。看一丈青,看孙二娘,都是如此。《红楼梦》则不然,它是女性的,宝玉、秦钟、贾蓉们本来是男子,也女子化了!表示男子的感情,大都是‘怒’,《水浒》整部都是怒气冲天的,……代表女性感情的是‘哭’,贾母见了黛玉,哭!宝玉见了黛玉,哭!……就美的观点说,《水浒》是壮美,是雕刻,是凸出的线条,健壮坚实,全属于单纯的美。而《红楼梦》是优美,是绘画,彩色繁复,与前者大不相同。”③上面的品评在表述上完全是现代白话文,表述方式也是现代论文体,同时运用了新的西方理论术语和视角,如“男性化”与“女性化”、“壮美”与“优美”。但是,另一方面,其拈出“怒”与“哭”分别评点《水浒》和《红楼梦》的方式,显然令人想到金圣叹那种《水浒》评点: “写鲁达为人处,一片热血,直喷出来,令人读之深愧虚生世上,不曾为人出力。云:‘诗可以兴’。”④以古典“感兴”阐释鲁达形象塑造,言简意赅。金圣叹又说:“天汉桥下,写英雄失路,使人如坐冬夜。紧接演武厅前,写英雄得意,使人忽上春台。”⑤以富于文学性的评点方式直接书写个人阅读感受———读者感觉自己似乎与水浒英雄们一道时而苦尝冬夜无情,时而领略春日融融。李长之的评论虽然归根到底是现代的,但毕竟暗溢出明清小说评点的某种风范,可以说构成了古典文论传统的一种现代再生形态。

第二类,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这类现代文论索性直接运用古典文言文文体加以表述,但论述视角却具有现代特色。这种现代文论有个鲜明特点:其古典性是显性的,而现代性是隐性的。古典文体成功地包裹起了颇为隐秘的现代特色,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第一类过于“西化”的偏向,满足现代人的古典传统诉求。最典型和最极端的实例莫过于钱钟书的《谈艺录》和《管锥编》,它们从表述语言、表述方式到思考方式等全面仿效古典文论,尤其是当沿用被抛弃的文言文文类时,这种传统风貌表露得尤其突出。不过,由于其中自觉地运用现代文论视角以及中西比较立场,所以总体上仍属于现代文论著述,却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钱钟书《谈艺录》第91节这样写道:“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厥例甚多,不特庾子山入北后文章也。如唐之陈射洪,于诗有起衰之功,昌黎《荐士》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者也。而伯玉集中文,皆沿六朝俪偶之制,非萧、梁、独孤辈学作古文者比。宋之穆参军,与文首倡韩柳,为欧阳先导;而《河南集》中诗,什九近体,词纤藻密,了无韩格,反似欧阳所薄之‘西昆体’。英之考莱(Abraham Cowley)所为散文,清真萧散,下开安迭生(Addison);而其诗则纤仄矫揉,约翰生所斥为‘玄学诗派’者也。”⑥在阐述“一手之作而诗文迥异”这一理论观察时,作者先后援引庾信在南朝和北朝时的风格变化、陈子昂的“兴寄”与“俪偶”共存、穆修在首倡韩柳与自作仿西昆体之间的不协调来证明,同时还似乎信手拈来英国考莱的实例加以比较。表述语言是古典“之乎者也”体,但又善于中西比较、旁征博引,形成古典式文言与现代比较诗学视角的奇特糅合。这类实例本身在“五四”以后的年代里不仅少见,而且成功者如钱钟书实属凤毛麟角。要在现代的总体中推广和普及这种古典文体是不现实的,它不过成为古典文体在现代的一种具有一定保留和示范价值的珍贵风景而已。

第三类,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这可以说是介乎上述两类文论形态之间的一种居中形态,在承认现代文化与留恋古典精神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和融汇。这种现代文论形态一方面采用现代论文体,另一方面竭力张扬古典文论乃至古典文化传统的精神。<?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宗白华先生就是其中的成功者。他的理论表述方式既非朱光潜先生那种严谨的现代论文体,也非钱钟书先生那种古典文言文体,而是一种独创的“散步”型论文体。这种独创的现代散步型论文体的特点在于,其论文体是现代的,但其具体表述方式却是零散的和非系统的,不寻求严谨的概念、判断和推理方式,而是类似日常生活中的随意散步。这实际上是古典评点体和现代论文体的一种现代综合形式,具体地说,这种散步型论文体追求的正是现代框架中的古典精神复归。在《美学散步》中,宗白华自己这样写道:“散步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行动,它的弱点是没有计划,没有系统。看重统一性的人会轻视它,讨厌它,但是西方建立逻辑学的大师亚里士多德的学派却唤做‘散步学派’,可见散步和逻辑并不是绝对不相容的。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不小的家———,他好像整天是在山野里散步,观看着鹏鸟、小虫、蝴蝶、游鱼,又在人间世里凝视一些奇形怪状的人……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摘到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自己感到兴趣的燕石。无论鲜花或燕石,不必珍视,也不必丢掉,放在桌上可以做散步后的回念。”⑦散步正体现了自由的无拘无束的超功利姿态,这样的姿态正有助于古典文化精神的继承。不妨来看看他的一段美学散步:<?XML:NAMESPACE PREFIX = O />

中国人与西洋人同爱无尽空间(中国人爱称太虚太空无穷无涯),但此中有很大的精神意境上的不同。西洋人站在固定地点,由固定角度透视深空,他的视线失落于无穷,驰于无极。他对这无穷空间的态度是追寻的、控制的、冒险的、探索的。近代无线电、飞机都是表现这控制无限的欲望。而结果是彷徨不安,欲海难填。中国人对于这无尽空间的态度却是如古诗所说的:“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人生在世,如泛扁舟,俯仰天地,容与中流,灵屿瑶岛,极目悠悠。中国人面对着平远之境而很少是一望无边的,像德国浪漫主义大画家菲德烈希(Friederich)所画的杰作《海滨孤僧》那样,代表着对无穷空间的怅望。……“红日晚天三四雁,碧波春水一双鸥。”我们向往无穷的心,须能有所安顿,归返自我,成一回旋的节奏。我们的空间意识的象征不是埃及的直线甬道,不是希腊的立体雕像,也不是欧洲近代人的无穷空间,而是潆洄委曲,绸缪往复,遥望着一个目标的行程(道)!我们的宇宙是时间率领着空间,因而成就了节奏化、化了的“时空合一体”。这是“一阴一阳之谓道”。⑧

宗白华在这里从空间意识的差异入手展开中西精神比较,在表述上合乎、观点明确,但同时,在论证上并不追求概念预设和细密证据,而是向往古典评点式的简洁明快;在本应提交论据的关节处,只是引用古诗断片或德国绘画予以颇带个人体验色彩的即兴阐发。再看他这样阐述“意境”: “以宇宙人生的具体为对象,赏玩它的色相、秩序、节奏、和谐,借以窥见自我的最深心灵的反映;化实景为虚境,创形象以象征,使人类最高的心灵具体化、肉身化,这就是艺术境界,艺术境界主于美。”⑨他用现代的“美”的观念去解释“意境”,从而让其同功利、、、学术、宗教等境界并列为生命境界。“世界是无穷尽的,生命是无穷尽的,艺术的境界也是无穷尽的。……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现代的中国站在历史的转折点。新的局面必将展开。然而我们对旧文化的检讨,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也更显重要。就中国艺术方面———这中国文化史上最中心最有世界贡献的一方面———研寻其意境的特构,以窥探中国心灵的幽情壮采,也是文化的自省工作。希腊哲人对人生指示说:‘认识你自己!’近代哲人对我们说:‘改造这世界!’为了改造世界,我们先得认识。”⑩这里的文体、句式乃至视角都无疑是现代的,但至关重要的中心概念“意境”却不折不扣地取自中国古代文论。这正构成现代文论体与古典文化精神的一种奇特融汇方式。对于这种融汇,宗白华自己是从中西文化“菁华”的“总汇”去解释的:“一方面保存中国文化中不可磨灭的伟大庄严的精神,发挥而重光之,一方面吸收西方新文化的菁华,渗合融化,在这东西两种文化总汇基础之上建造一种更高尚、更灿烂的新精神文化,作为世界未来文化的模范,免去现在东西两方文化的缺点、偏处。”11他是要在东融会基础上建造更加美好的 “新精神文化”。

有意思的是,宗白华由于在现代语境中着力张扬中国古典文化精神,因而他的这种现代文论往往容易给人以“古典”印象:似乎其根本特点就在其 “古典性”。李泽厚先生的上述“误解”正由于此。其实,如果宗白华的文论确实有着“古典”特色的话,那么,这种古典性不过就是现代性中的古典性而已,因为它归根到底是现代性的,属于中国文论现代性的一种特定方式,也就是代表了在现代性语境中探寻古典文化精神、为中国文论现代性提供古典传统支撑的一种特定方式。诚然,宗白华借用了古代术语“意境”或“境界”等并且张扬古典文论与美学精神,但这终究是在现代全球化条件下,出于中国人的现代生存的需要,并且为了这种生存,因而不折不扣地是现代的。如果换了古代文论家如叶燮等来从事同样或相近的工作,绝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寻觅结果。因此,如果把它简单地划归入“古典”,那就会将其与中国古代文论混淆起来,使得现代性与古典性混为一谈了。当然,客观上说,李泽厚当时的论断对我国文论界在“新时期”重新思考被轻视已久的古典文论的现代意义,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除了上述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和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三类外,现代文论还有更复杂多样的具体形态,这里就不一一涉及了。需要强调的是,同一文论家或美学家本人有可能同时存在多种不同的文论取向,或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取向,需要具体分析。例如,宗白华的取向是大体前后一致的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朱光潜却有不同,他早期的《谈美》、《文艺学》和《悲剧心》等可以总体上属于现代文体—古典遗韵型,但中期的《诗论》的某些部分却又可以划归入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钱钟书诚然有《管锥编》属古典文体—现代视角型,但其论文《诗可以怨》又可归属现代文体—古典精神型范畴。可见分类确实存在一定的陷阱,没有精确的非此即彼标准,也不必太当真。如果分类或多或少有助于了解中国现代文论的多样化发展状况,足矣。

探讨现代文论的上述几类呈现方式,是为了显示中国现代文论所具有的传统性品格,以及这种传统性品格本身的多样性。今天我们在新世纪语境中寻觅中国现代文论的进一步建构思路,不妨先回头看看,朱光潜、宗白华、李长之、钱钟书等前辈曾经踩出了何种脚步,这种脚步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我们迈向新路程的示范。

注释:

①李泽厚:《〈美学散步〉序》,《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③李长之:《水浒传与红楼梦》,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编《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下》,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3页。

④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第二回总批,据中华书局影印本。

第7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 《文化生活》 “综合探究” 教学现状 存在问题

“《文化生活》中的‘文化’是相对于经济、政治等而言的人类精神活动及其产品，包括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性质的内容和自然科技、语言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内容”。不管什么性质的内容其实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文化现象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形式多样，各具特色。我们只能给出理论界定，但操作型概念很难下定义。例如在第一单元第二课中，用了“感受文化影响”作为第一标题，说明文化的影响是很难全部物化和操作界定的，需要通过感官认识。像京剧、剪纸、年画、皮影戏等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高中生来说，只靠单纯讲解和简单的文字表述并不能使学生形成明确的感知，如果通过实际体验或直观的材料进行感知，则效果更好，而恰恰很多时候，这种教学形式没有引起教师足够的重视。

一、《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的教学现状

高中思想政治必修3《文化生活》由“文化与生活”、“文化传承与创新”、“中华文化与民族精神”、“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个单元组成。在这四个单元里，不管是涉及的文化还是文化产品，仅仅依赖文字和学生的想象力所达到的教学效果肯定是有限的。依据《文化生活》课程标准的要求，在《文化生活》的课堂教学中要时刻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素质教育为指导思想。这里所讲的素质涉及人的思想、意识、道德、知识、能力、身体、心理品质等多个方面。依据该指导思想，在文化生活教学中，老师要做的是多与学生进行情感交流，聚焦学生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在教学中把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和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让学生认识传统文化，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进而才有可能喜爱传统文化，认同中华文化的价值。但更多时候对文化生活的教学重点偏离这一目标，知识化倾向比较明显。

另外，《文化生活》课在引导学生把握先进文化、明辨当前各种文化现象、文化思潮、赏析不同民族文化精华及拓展国际视野等方面还存在不足，对培育民族精神、识别文化压力、理解文化传承和文化交融等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更谈不上文化创新。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很多老师还是把知识目标放在首位，轻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在高考指挥棒的指引下，我们提倡的素质教育就成了一句空话。

《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生活与哲学》一样，在教学中出现以知识为主的教学局面，这种局面应该得到有效改善，让《文化生活》课真正达到文化人的思想教育目的。

二、《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中存在的问题

作为高中思想政治学科新课程中新增的一项教学内容《文化生活》课，要求通过综合探究教学方法实现对文化生活教学内容的学习。在教学中如何正确认识教材中的“综合探究”活动是一线教师必须直面的问题。通过对一线教师的访谈和文献分析发现，目前《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存在如下问题：

1.一线教师对《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的认识不到位。

通过个案访谈，笔者了解到大部分教师对《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的认识停留在初级阶段，他们认为《文化生活》“综合探究”课的设置只是对本单元所学知识的综合化、系统化和运用的环节，目的在于对所学课程知识的巩固。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大多数教师把综合探究课按照复习课的类型设计，违背新课程设置此学习环节的意图。例如，有的教师在上《文化生活》第三单元的“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综合探究课时，以复习或练习课的教学模式设计教案。其实“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主要以三个背景材料和三个问题为线索，对三个问题的回答和思考才是文化生活第三单元的核心所在，而不是简单地识记这三大知识点。

2.教学模式和手段比较简单，不顾及学生主体意识的发挥。

随着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普及，大多数学校都拥有多媒体教学的条件，很多教师对多媒体手段过于依赖。不管是讲授课堂教学还是综合探究课教学都离不开多媒体的使用，而且形成基本流程，通过多媒体播放教学视频或者呈现相关教学图片引入课题，进行情境创设。紧接着播放PPT进行知识讲解，然后组织小组进行成果展示，最后利用PPT进行总结巩固知识点。貌似该教学模式增加了多媒体教学手段，但很难改变《文化生活》课教学单调乏味的现实，因为这种模式难以很好地调动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忽视文化生活课教学中学生的自主参与意识和文化理解的主体作用，更达不到综合探究课所期望达到的效果。比如在综合探究“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一综合探究课教学中，教师强调让学生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重要性及弘扬的途径等知识要进行记忆，但这种知识的记忆并不能让学生在内心深处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认知难以激发道德情感，很难达到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教学目的。

3.“综合探究”课的教学时间不足，急需合理调配课时。

一是新课程标准和《教师教学用书》都规定“综合探究”课用一个课时完成，但实际上一节综合探究课既包括小组之间的成果展示，还包括组内评价和组间评价，要完成这些教学环节，一个课时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二是学校给政治课安排的节数比较少，甚至有些学校学生升入高二后，理科班周课时有且只有一节，除去各种活动或节假日，每学期实际有效教学周数大概只有十六七周，很难真正有效的开展“综合探究”课。例如：铸牢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一课，教师必须带领学生课前收集有关民族精神的典型代表人物的相关资料，并将所学知识和收集到的材料联系起来，产生新知识，提出新问题会花费较长的时间。如果再组织学生到一些革命圣地如红军会师旧址等地参观考查，感悟体验，将花费更多的时间。

4.文化资源利用不够，情境式、体验式的综合探究教学环节太少。

目前，教师最常用的探究式教学方法就是通过一些视频材料和图片来创设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中感知文化的意义，而文化生活课更高层次的要求需要学生领悟文化的精髓。但是我们了解到，教师对生活资源的利用非常有限。例如，我们会宁就有红军长征会师这一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但是在文化生活课教学中很少利用。红色资源应该成为思想政治《文化生活》课的宝贵课程资源。

5.教学评价强调知识性。

思想政治课程标准强调，高中思想政治课必须对学生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观点教育。根据这一教学评价标准，在《文化生活》课教学中，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有一个坚定的思想政治素质基础，教师必须引导学生紧密结合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师必须重点加强学生的文化教育，以便不断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而不仅仅是掌握基本知识。评价应把重心转移到课程是否激发学生学习的文化情感，是否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是否落实课标要求的“三维目标”，这才是真正的收获。

参考文献：

第8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小学语文；渗透；传统文化教育；思考

中图分类号：G623.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5）07-0077-01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见，语文不仅是学习语言的手段，更是学习文化的工具，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传承的功能是目的，语言学习是手段。所以，在语文教学中，渗透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时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现在的孩子大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长辈时刻娇宠着的书包不用自己背，被子不用自己叠的"小皇帝"，这些温室里的花朵仿佛离华夏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渐行渐远……少年儿童缺乏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不懂礼貌、自私自利等等劣习在现实生活屡见不鲜，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薪火相传遇到了挑战，危机四伏。因此，为了民族文化得到继续传承，必须加强小学语文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

1.发掘教学内容，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1.1加强课内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几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厚的传统文化，北京故宫、山东泰山、山西五台山等都已经被列为世界遗产。传统文化、民间工艺、艺术、风俗等都蕴涵着深厚的文化传统。这就对教师学科知识、教学能力、文化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知识的海洋里，教师还要不断学习、不断进步，这样才能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文化知识。虽然在新课程标准里，学生是课堂的主体，但在必要的时候，教师还要拓展、启迪、陶冶，培养学生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感情。

1.2从阅读中融入传统文化。通过课内、课外阅读，了解我国优秀文化，积累词句，体会故事情节，文章内涵。使学生心灵有所触动，如三年级课本中一组教材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专题，由《孔子拜师》、《开天地》、《赵州桥》、《一副名扬中外的画》四篇课文组成。

1.3从古诗词入手，加强传统文化熏陶。古诗词是古代文化的遗传，是古代文明传承的媒介，更是中华民族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千百年来脍炙人口。学习古诗文，不仅可以培养阅读能力，而且能启迪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性情。

2.诵读经典，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经典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中最具权威的著作，在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中起到奠基和引领的作用，在诵读经典中感悟传统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古就有注重音韵的传统，多数文化经典适合诵读，不仅可在抑扬顿挫的节奏中加深记忆、增进理解，更可从中体会到民族特有的文化美感。由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典传承悠久、内容丰富，教师应有计划、有层次地进行组织和引导。根据学生的知识层次和接受水平，由简入繁地安排每个年级、班级的诵读内容。如低年级的学生可要求其诵读较简单的《唐诗三百首》《三字经》《孝经》《弟子规》等，中高年级的可读一些稍长的唐诗，宋词、元曲、歌赋等。在时间安排上可为一周一节或两节课，要求学生对所选内容反复朗读，以致熟读成诵，牢记在心。在诵读中学习，可以更好地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这就是所谓的"熟能生巧，巧能生花"的道理。

3.结合生活实际，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文化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中。要更好地体味文化内蕴，就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生活。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可以以某个传统节日为契机，结合生活实际带领学生体味传统文化内涵。在端午节来临之际，可以引导学生查询和端午节相关的一些信息，在查询的基础上整理资料、布置作文，并以黑板报、讲故事、演讲等形式交流。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如果这些重要的传统节日让学生有计划地去探究，去实践体验，对文化传承的意义是深远的。

4.巧用多媒体，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在课堂中，教师可以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方式，重现诗词画面，让学生直观感受创作的意境，受到美的熏陶。单凭想象，对于低年级的多数学生来说，理解上有一定难度，但是借用照片或画面的形式展现出春天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就能在学生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鲜活的画面，从而轻松理解诗歌的意象和意境。学生通过类似的方式不仅理解了这首诗，还能触类旁通。形象性的体验，既让学生感受到古典诗词的诗境之美，又能把传统内容与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同时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5.创设情境，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实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教学中我们要精心组织授课内容，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戈壁滩上古长城的变迁、木兰从军、造纸术的发明、7岁曹冲称象的故事……在这些看似简单的篇章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颗颗赤子之心，看到的是中华民族的脊梁。而这些需要我们教师及时抓住文本中传统文化的教学契机，触发学生的情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让优秀的民族文化和精神在学生心中扎根、传承。从老庄到孔孟，从屈原到李白，从柳永到苏轼，从陶渊明到王安石……我们掬古典之泉，灌蒙尘之心，我们在偷悦中学会孝敬，学会关爱，学会诚信，学会思考，学会勤奋，学会优美，学会深刻……

6.传承民俗，有效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语文教学的内容丰富多彩，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们希望通过点滴的渗透，教育孩子传承民俗，取其精华并发扬光大。很多的传统美德在教育过程中都可以用具体的行为来描述，比如对父母为孝，对兄弟为悌，对朋友为信，对国家为忠等等，给孩子打下精神的底子、富有的底子、美好的底子。在日常生活中，总会有很多民俗节日的习俗延留至今，我们可以通过生活中的细节向学生灌输传统文化：端午吃粽子的时候，念一首《满江红》来怀念屈原，九九重阳节的时候要登高并插茱萸。这些内容的教授都能够向学生很好地渗透民族精神的内涵。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凝结了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广大语文教学工作者，要敢于担当起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光荣使命，为弘扬民族文化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参考文献：

[1]彭红英.把传统文化融入语文课堂[J].小学语文教学.2006年10期

[2]王敏亚.论小学语文教学与中华传统文化教育[J].新课程.2014年03期

第9篇：简述中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范文

关键词：餐饮空间设计；现代；中国风；设计理念；探究

“民以食为天”。人类生存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就是饮食。现代中式风格的餐饮空间设计往往以“文化”和“精神”为设计主题展开联想和构思。设计师向顾客营造和彰显的不仅仅是某个就餐环境，更是一种饮食文化渊源和民族精神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继续不断进行激情碰撞，需要我们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支点，不断尝试突破传统的设计理念，以求在餐饮空间设计方面获得发展和完善。

1 现代餐饮空间设计

餐饮业就是以餐饮产品为经营对象的经营行业。餐饮空间的分布按照功能划分为两个部分：对外餐饮空间和对内餐饮空间。对外餐饮空间是我们餐厅空间设计的主体，是顾客的用餐空间；对内餐饮空间即为餐饮产品的加工制作空间。而现代餐饮空间设计的目的则是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的前提下，考虑到业主和顾客的双重需求，将以往单一的餐饮业转变成为集餐饮、娱乐、休闲为一体的现代综合行业。

2 传统中式设计内涵

传统的中式文化内涵发源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这种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发展完善。早在先秦时期，儒释道三家就有理论学说阐述了不同的美学思想。从汉唐时期讲究的富丽堂皇到明清时期的精致秀气，中式风格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也不同。不过今天的中式风格一般偏向于明清时期的风格，自然随和，古朴庄重。结合上述的美学特征和设计理念，我们应当在继承与发扬传统的过程中，摒除有悖于时代的空间布局与美学架构，在设计中不拘于形式和格局，更为精准地探求中式风格中传统美的精神实质。

3 现代餐饮空间设计的中国风表达

3.1 传统色彩

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色彩对中国文化特色的表达意义颇深。阴阳五行学说中黑、白、红、黄、青等“五色”组成了中国古代的“正色”。“错彩”同为中国传统色彩的主要使用方式。

色彩作为一种视觉形象，不仅是生理性的、物质性的，更是心理的、观念的。黑是肃穆，白是高雅，红是喜庆，黄是权势，青是质朴，紫是高贵……这些传统色彩不仅在中式餐厅的室内装饰使用广泛，在民族传统服饰和古代特色建筑中也经常出现。黑与红的浓重尊贵、青与白的古风韵致、“错彩镂金”的纷繁华彩……色块的交织碰撞间，美不胜收，震撼人心。

设计风格的变化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过程，除了传统色，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亦不乏时尚流行色的使用。传统色彩和流行色彩的搭配，只要不脱离餐厅的经营目的和特征即可。

3.2 传统装饰

室内装饰同样能够体现浓郁的中国设计特色；室内装饰不仅包括空间内的装饰物、家具，还包括空间的顶面、墙面和地面装饰。传统装饰图案本身就具有极强的隐喻作用，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和期盼。

从家具窗棂上的万字图案、卷草纹样，到房梁柱子上盛开的莲花、牡丹抑或是岁寒三友，从室内精雕细琢的福禄寿喜，到龙凤呈祥，我们都可以看到现代餐饮空间设计中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文化；这些典型的中国传统元素造型营造出了古香古色的艺术氛围。

中式餐饮空间中，顶面、墙面以及地面的处理一般比较简单。顶面用往往引用传统样式的软天花、藻井和轩顶，墙面一般用木框划分出雕刻饰画的门窗结构，地面较常采用小条砖、乱石地、石板等铺砌来传递中式意味。简化后的中式家具、字画、古玩等装饰品，使用得恰到好处则能引人入胜。

3.3 设计理念

中式风格的设计理念和设计内涵，可以概括地从“精、美、情、礼”四个方面来表现。

第一，精。“精”，外化了中华餐饮文化的内在品质。精致的餐饮空间设计文化要求设计者必须从客户的心理和生理层次来进行考虑和设计，注重细节品质和格调品味，在小处彰显人文关怀，在大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书法字体竹木雕制的特色菜单、精雕细琢的红木栏杆、纵横千里的中国山水画卷、高高挂起的大红灯笼……无一不匠心独运，体现出典型的中国韵味。

第二，美。“美”，体现了中华餐饮文化的审美特征。餐饮空间设计所营造的用餐气氛应当与该店饮食特色相符，引人注目，使人印象深刻，并给人带来愉悦的审美感受和精神享受。例如：川菜馆子以麻辣口味为主，一般空间设计活泼明快，红红火火，带有浓郁的巴蜀特色；而东北馆子的空间设计一般以浑厚古拙来体现东关风情，再加上一些东北特色元素，如大红花布、热炕头……

第三，情。“情”，概括了中华餐饮文化的社会心理功能。现在有许许多多的主题餐厅，设计师采用以情动人的设计思路，细致入微地考虑到方方面面，尽量在短暂的用餐时间和有限的用餐空间内满足客户不同的情感需求，在不同的主题餐厅利用不同的空间设计来营造时空感，招徕顾客。

第四，礼。“礼”，规范了中华餐饮文化的饮食活动。“礼”是一种约束，一种秩序，更是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餐饮空间设计中但凡涉及中式元素，一定会遵循这种“礼”的精神。餐厅玄关处要避免直接从门口看到客人，有避煞之意；包间名称一般要取得吉祥雅致，朗朗上口，生活中以花卉名称与词牌名为多；上座后面的背景要布置得更为隆重，以示尊重。

4 结语

中式风格餐饮空间的设计不是用餐空间内各种中国传统元素的简单堆叠，而是在将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进行创意性结合后营造的有机整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设计领域越来越重视中国传统元素和中式风格的运用。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中国传统元素在中国餐饮空间设计中的作用都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将成为中国餐饮文化走向世界的关键媒介。

参考文献：

[1] 朱广宇.中国传统建筑室内装饰艺术[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2] 黄滢，马勇，贾方.宴遇餐饮空间[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

[3] 蒋霞.中国传统元素在现代家居空间设计中的运用[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10.

[4] 王雪林.中国古典装饰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运用研究[D].沈阳建筑大学，2011.

[5] 戴力农.中国风、从传统到现代的中国室内设计[M].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