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精选(九篇)
第1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
自2007年7月开始出现的美国“次贷危机”,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经酿成严重的金融危机,它不仅严重威胁到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而且已经对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影响,使美国乃至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走上衰退的道路。从当前各种主流的观点来看,这次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重大缺陷以及监管不足等。但是,如果把它放在资本主义长期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发现此次金融危机不只是所谓的金融监管与金融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作用下周期性危机爆发的一个突破口。这次危机的特殊性也反映出,它不同于传统的每隔十年左右爆发一次的常规性周期性危机,不能简单地设想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又重新回到原有的方式。此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的特殊产物,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资本主义在其基本矛盾推动下向前发展的逻辑结果。因此,这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影响是十分深远的,这一判断启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的大环境中,我国应当对过去十几年的经济发展和运行方式进行重大调整,以适应新阶段上的外部环境。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
当前正在发生和蔓延的美国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新形势下的特有运动方式和必然结果。这里我们首先简单回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与特征,然后分析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通过这些分析说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中矛盾的积累与当前经济危机之间的关系。
1.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结构及其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商品经济普遍化并成为社会物质生产乃至整个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第二,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两个基本特征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以及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具体矛盾。
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生产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一般形式。这一特征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物质产品取得了与其使用价值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价值形态的物质产品,尽管使用价值各异,但都是作为价值存在的,这就使它们具有统一的、共同的性质,从而增强了不同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可互换性和财富的流动性。价值的货币形式成为社会财富的一般体现,成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直接追求的东西。因此,商品经济成为一种直接为取得货币的经济活动。从商品经济本身的规律来讲,价值是劳动产品在商品经济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社会形式,货币不过是价值形式演变的最终结果。因此价值只能由劳动所形成,货币也不过是人类一般劳动的代表。从人类整体来说,价值、货币的源泉只能是人类的劳动。
价值形式虽然赋予社会财富的可互换性和流动性,但这并不是无条件的,它们必须是建立在合理的社会分工及劳动在各种生产上按比例分配的基础之上。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不是物,而是体现在物上的生产关系。这里所指的生产关系也包括社会生产者建立在合理物质需要基础上的劳动分工比例关系,“合理”与“比例”产生于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应该指出,人类社会对物质产品的各种需要总是会带有强烈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烙印,因此,所谓“合理”与“比例”也体现特定生产关系所派生的特有需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社会需要中包含着许多事实上不合理的内容。
第2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商品；逻辑结构；唯物辩证法；具体与抽象
一、《资本论》的理论逻辑
1、《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研究《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时，首先需要寻求一个最基本的范畴作为研究的起点，这样才能合乎逻辑地推出其他的命题和范畴，才能理解整个《资本论》的逻辑体系。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第一章又一次提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2]因而马克思根据研究对象将商品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即“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3]商品包含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萌芽，可以反映出商品经济中社会经济关系的基本内容。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共同引起价值形式的变化——产生货币，而货币在一定形式下转化为资本，因而商品和货币，都是潜在的资本。马克思对事物及人类历史的研究，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生物有机体进行层层剖析逐渐推出的，只有从商品这个逻辑起点出发，才能进一步剖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机体的各个范畴和运作机理。
2、《资本论》的逻辑结构
《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共三卷，由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社会生产总过程三部分构成，以商品为逻辑起点，以资本为中心范畴和逻辑主线，形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结构，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貌。《资本论》共分为四卷，内容博大精深，但只有第一卷是马克思本人亲自撰写、定稿的，所以下文主要分析《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它的理论逻辑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这几个范畴有着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商品是《资本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二者的统一，是一种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形式；交换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形式，表现使用价值之间想交换的量的比例。马克思指出把商品的使用价值撇开，交换价值是由价值决定的。接下来，马克思分析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提出私有制下商品生产产生的基本矛盾是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二者间的矛盾，这是由商品的二因素决定的。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劳动产品要转变为商品，而商品要交换，在商品矛盾的运动过程中就会产生货币。因此，可以看出，交换过程非常重要，通过交换，商品才会成为真正的商品，才会产生货幣。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商品范畴的逻辑终点，同时也是货币范畴的逻辑起点。
伴随交换过程的发展，货币的职能也在发展，货币职能的演变发展也预示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首要条件就是劳动力的商品化，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时，就会产生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流通过程中会使简单的商品流通变成资本流通，资本流通会产生剩余价值即增殖，货币才能成为真正的资本。在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之后，由于其追求更多的价值增殖的欲望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使得资本家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资本化。
我们通过对《资本论》第一卷的理论逻辑的梳理可以看出，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资本价值这几个基本的经济范畴在各个发展阶段环环相扣，紧密联系，具有一定的逻辑体系。《资本论》的逻辑结构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这些逻辑是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过程中产生的，并非是主观安排的，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
《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是一个掌握客观具体的思维过程，是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对所掌握的丰富材料通过科学的抽象，使研究对象在逻辑和历史上达到统一，来探寻内部的规律。《资本论》一书中所涉及的方法很多，我们不能将其中的一种或者某几种方法排除在外，大致可以划分为根本方法、主要方法和一般科学方法。
1、根本方法
唯物辩证法是《资本论》的根本方法，因为研究要在对经济主体进行高度抽象的基础上对其本质进行研究，并且必须采用唯物辩证法作为研究的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特别指出，他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辩证法。
辩证法在马克思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是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一方面也是黑格尔的历史功绩。辩证法是把自然界与社会看作一个变化的有机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和联系中变化和发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精神与客体的关系。然而，马克思强调：“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辨证方法不同，而且和他的截然相反。”[4]马克思将辩证法放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认为观念的东西是外界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罢了。
马克思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即运用矛盾规律来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矛盾，分析各矛盾所处的状态和关系，并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例如对商品的考察就体现了矛盾的方法，当商品交换出现之后，就至少有一部分产品是被有意识的生产出来的。而且劳动产品通过交换成为商品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就出现了，商品的这对矛盾就发生了。
《资本论》中还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来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局部量变积累到什么程度才会达到质变。这一规律的运用成功的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以及为新的社会制度做准备的过程。
联系的方法也被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绝不是对经济学的个别章节作零碎的批判，绝不是对经济学的某些争论问题做孤立的研究。相反，它一开始就以系统的概括经济科学的全部复杂内容，并且在联系中阐述资产阶级生产和阶级交换的规律为目的。”
2、主要方法
（1）科学的抽象法。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6]运用思维的抽象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显著特点，抽象法主要包括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只有把两个阶段结合起来，才能把本质和现象有机的结合起来。但是，首先我们应该对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加以区分，研究的方法是从具体到抽象，即从详细的占有材料开始，从错综复杂的现象入手，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系列范畴和概念，科学的认识经济现象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资本论》中的每一个经济问题的探究，都是从客观实际出发，以丰富的材料为基石的，而不是从概念和定义出发。而叙述的方法是从抽象到具体，是理性认识的进一步升华，研究的终点，就是理论的起点。《资本论》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先分析简单的抽象的范畴，逐渐上升到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分析。
（2）邏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逻辑的方法是指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要顺着经济关系和范畴的逻辑关系来研究，从较为简单的经济关系和范畴逐步过渡发展到较复杂具体的经济关系和范畴。历史的方法是指按照历史的实际演变过程来进行研究写作。这两种方法虽是两种不同的方法，但他们不是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在《资本论》中，从商品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既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方法，也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历史的发端也是思想进程的发端，思想进程的展开式历史过程在理论范畴和概念的演绎形式上的反映。”[7]
3、一般科学方法
除了上述根本方法和主要方法之外，《资本论》借助于数学的方法，使经济规律的揭示和表达准确并且定量化。但是马克思从来没有在《资本论》中滥用过或者炫耀过自己的数学能力，而是一直追究以精确简洁的方式表达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资本论》中系统的方法也得到广泛应用，系统方法中的整体性原则、有序性原则、动态原则和总体优化的原则在《资本论》中都有体现。此外，观察法、统计方法等都运用在《资本论》的研究之中。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47.
[3]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22.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1972.119.
[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4.1.8.
第3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第4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中图分类号：A8;B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432(2000)04-0011-07
任何伟大的思想家，任何伟大的理论体系，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这在任何科学领域中都是极其自然的现象。后人如果克服了前人的局限性，科学就能获得进步。
马克思是最伟大的思想家，《资本论》是一部宏伟的历史巨著；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资本论》也存有严重的局限性。解脱《资本论》的局限性是后人对这位伟人的最好纪念。
《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什么？有人认为，《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只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没有机会研究帝国主义现象和社会主义实践。按照这样的认识，后人对其只能是“添砖加瓦”或“修枝剪叶”。事实上，《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是其基础逻辑结构尚未健全。要复活和发展《资本论》的逻辑，必须从健全它的基础逻辑开始。
我国的改革发展到了今天，需要理论经济学的强有力支持。解脱《资本论》局限性的历史重任，已经落到中国理论工作者的双肩之上。本文作为这种努力和尝试，期望得到学术同仁的严格评判和指正。
一《资本论》的“基因”缺陷
《资本论》是从剖析商品开始的。马克思是把商品元素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1]西方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经济分析的特点是以相对主义为主导，并借助于遗传学和进化论的思想方法。”[2]
从现代生物遗传学到“克隆”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细胞核内的DNA结构（遗传基因）在控制生物发展上起到的决定作用。与之相似，经济细胞也有“DNA结构”。这种DNA结构不仅包含了宏观经济表象的全部“基因”，也控制着宏观经济表象的发展过程。而《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是尚未完成的，这才是全部问题的根源！
为便于比较，下面同时列出《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图1）和笔者在其基础上延伸出来的逻辑结构（图2）。
附图{图}
通过比较图1与图2的结构，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样几点：
1、图1仅有Y轴左侧的X轴对称结构，没有Y轴右侧的X轴对称结构。图2则有X轴与Y轴的双向对称结构（这使人联想起生物细胞核内的DNA的双螺旋对称结构）。
2、图2的“商品”元素的矛盾结构比图1的“商品”二重结构要复杂，使用价值被分散了，并延伸到了Y轴的右侧。
3、“效用”与“需求”的概念在图2商品元素的矛盾结构中占据了稳定而重要的位置。经济学家感到长期困惑的“效用”与“需求”在《资本论》基础逻辑结构中的地位问题，总算有了合理的交代。
4、图1Y轴左侧的对称概念与图2Y轴左侧的对称概念有区别。图1中，“劳动”是“商品”的全部源泉。图2中，“资源”仅是“商品”的部分源泉；“商品”的全部源泉来自“资源”和“需求”两个方面。
5、图2是图1内在逻辑的延伸，是对图1的扬弃，不是单纯的否定。在方法运用和概念组合上，图2实际是对图1沿Y轴的模仿、影射、复制和发展。
经过图1与图2的比较，《资本论》的主要局限性就充分地显露出来了。马克思仅仅发现了商品元素矛盾逻辑的半个结构，而且这半个结构也是由特殊性质的矛盾组成的，不能代表从许多特殊矛盾中抽象出来的一般性质的矛盾。如果在不完整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基础上建筑理论大厦，当然难免出现严重的局限性。如同遗传医学家一样，我们需要在《资本论》的“遗传基因”上彻底弄清存在问题的根源。
然而，《资本论》逻辑基础的局限性是如何产生的？图2是《资本论》逻辑的合理延伸吗？只要我们严格遵循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认真研究他在《资本论》严谨的逻辑语言中，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线索。要回答上述问题实际并不困难！
二图1过渡到图2的八个逻辑问题
逻辑问题之一：《资本论》的使用价值概念存在自相矛盾吗？
马克思为我们留下的重要线索是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这个逻辑学问题可以引导我们破译商品细胞的DNA结构，也是本文的出发点。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对使用价值规定如下：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商品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但他立即补充说：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才实现。[3]
使用价值既然是商品体本身，它已经是实现的了，为什么使用价值又要到使用和消费中去实现呢？这明显地违反了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和不矛盾律。我称之为使用价值的“释义矛盾”。[4]
使用价值是《资本论》中最原始、最基础和最重要的概念。如果使用价值不是单纯的概念，而是存在矛盾性的复杂的概念，是值得我们认真剖析的。
逻辑问题之二：使用价值存在二重性吗？
原来马克思无意中触及到的，是经济学界迄今都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使用价值概念的两种不同的涵义。
一种是具体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种种不同的具体有用的性质。具体使用价值是以商品的存在为前提的。因而也可以说，具体使用价值是以生产和供给为前提的，是待实现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具体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有用性，可以用有用性来代表。
另一种是抽象使用价值，它表现为各种商品或物品对人的抽象同质的有用性质。“可将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能为一个人所带来的生理、心理或社会的满足，称为‘抽象使用价值’……抽象使用价值构成各种使用价值的共同的质。”[5]在经济学中，抽象使用价值等于需求者建立在以往消费经验基础上的效用评估。抽象使用价值的本质特征是效用，可以用效用来代替。
这样，我们从理论上抽象出了两个有差异的使用价值的内容。经济学上的使用价值概念应该兼有这两个内容。把握经济运动的概念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辩证矛盾性。辩证逻辑允许这种概念自身的矛盾性存在。这是释义矛盾产生和存在的客观基础。
所以，不仅劳动和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也存在二重性。马克思在无意中触及到了这一矛盾，却失之交臂！我们的历史责任是继承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对使用价值的矛盾体进行分解，健全《资本论》的逻辑基础。
逻辑问题之三：图1Y轴右侧存在对称的逻辑结构吗？
由于使用价值已经被分解为有用性与效用，我们必须扬弃具休劳动产生使用价值的逻辑推理；对《资本论》的商品元素矛盾的逻辑结构也需要进行调整。
首先，具体劳动提供有用品（含有用服务），有用品又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因而具体劳动是有用性存在的必要条件。但具体劳动不是有用性存在的充分条件，有用性还依赖于需求者对有用品的具体评估。具体劳动也不能产生效用，因为效用是消费者的抽象满足。
所以，当使用价值被分解后，修正后的逻辑推理是：
具体劳动提供有用品；有用品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需求决定有用性与效用。
于是，需求与效用的概念“名正言顺”地走入了《资本论》的基础逻辑结构。
然而，图1Y轴的左侧不能容纳有用性与效用。因为任何形式的劳动都不能完全决定有用性，也完全不能决定效用！为了给这两个重要的客观的经济概念寻求立足之地，我们唯有在图1的Y轴右侧建立一个可以决定有用性与效用的、以需求为基础的对称的逻辑结构。为此，需要提出和验证一系列的假说：
假说一、从常理推论，“劳动”与“需求”应该沿Y轴两端互相对称。
假说二、图1Y轴左侧有劳动二重性，我们假设Y轴右侧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6]
假说三、图1Y轴左侧有劳动二重性的根源，我们也假设Y轴右侧存在与之对称的需求二重性的根源。
现在，将上述逻辑问题中提出的新概念和假说填入图1右侧，构成对称的逻辑图形如下：附图{图}
图3的左侧是《资本论》的逻辑结构，因为使用价值已分解，具体劳动只提供有用品，其余保持不变。图3的右侧是新增加的、尚处于假说的结构。需求与劳动、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及两者的根源均采取对称设置。有用性依赖于有用品，两者必须相邻于Y轴。效用只好填补了唯一的空位。
逻辑问题之四：需求二重性的假说是否成立？
我们先来研究图3中的需求二重性假说。
需求一方面表现为对各式各样的有用品的具体需求。具体需求与有用品结合产生有用性。另一方面，任何需求又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抽象的同质的性质（生理和心理的一般满足），这种抽象需求形成效用。
我们看到在图3中，具体需求与有用性，抽象需求与效用自然地衔接；需求二重性决定着使用价值的二重性；两者和谐而融洽地共存。
另外，在图3Y轴两侧，需求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也形成对称的关系。因此，笔者关于需求二重性的假说是成立的。
逻辑问题之五：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假说可以成立吗？
需求二重性一定有其存在的基础。按照对称性要求，它应该是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相对称的概念，也就是图3中的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假说。
然而这一个假说是难以成立的！如果没有预算的约束，任何一个私人需求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品种上都可能是无限丰富多样的；而整个社会的需求也是丰富多样的。两者的丰富多样性相互重叠，难以区分。因而，私人需求与社会需求的概念根本不能构成有效的对立统一。另外，私人需求既可能有具体需求的一面，也可能有抽象需求的一面，这就与需求二重性发生了交错衔接。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彻底排除“私人”与“社会”的概念，转而采用“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概念来替代。
需求首先具有特殊需求的性质，这是对各种特殊用品的具体的需求。需求同时又具有一般需求的性质，因为各种不同的特殊需求包含着一般的抽象的效用满足。
由于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概念与需求二重性自然地衔接，在图3Y轴右侧，构成了以需求为基础的完整的和谐的逻辑结构。
逻辑问题之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概念应该修正吗？
我们在需求上采用了特殊需求与一般需求的矛盾概念，而沿着Y轴与之相对的，却是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概念，图3的逻辑结构再次出现了不对称的情况。为了求得逻辑结构的完全对称。我们尝试在劳动上也采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概念。这一调整与上述其它调整都反映在图4中。
附图{图}
采用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虽然是被动所为，却与劳动二重性衔接融洽。另外，也取得了意外的收获！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排除了“私人”与“社会”矛盾的制度特殊性，从而可以适用于对任何经济制度中劳动矛盾的分析，有利于从根本上克服把私有制或生产关系视为主要矛盾的错误倾向，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逻辑问题之七：图4两端“劳动”与“需求”相互对称的假说是否成立？
我们最后来审视假说一。在前面，我们曾假设图3与图4两端的劳动与需求概念是对称的。其实，仔细分析可以发现其中“劳动”的概念值得推敲。“劳动”究竟代表“劳动力”还是“劳动过程”？“劳动力”只是单一要素，根本不能与“需求”对称；而劳动过程则必然包括了其它要素的参与，是要素的组合形态，劳动力只是诸要素之一。
即使“劳动”的概念定位在“劳动过程”上，“劳动”在相对的意义上说仍无法与“需求”取得对称。因为劳动过程并没有提供满足人类需求的全部物品。至少，劳动过程以外的各种自然物及自然空间（无论有无垄断）也是需求索取的对象。在资源与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今天，地球上已经几乎没有任何“免费午餐”。因而“资源”（实为“可支配资源”）比“劳动”更有资格与“需求”相对称。为了取得逻辑上与需求的完全对称，我们必须用“资源”来代替“劳动”。版权所有
逻辑问题之八：图4Y轴左侧所有的“劳动”概念都应该被“资源”替换吗？
当我们在图4Y轴左端以“资源”代替了“劳动”之后，劳动二重性与劳动二重性根源的局限性就暴露无疑了。无论在哪一种含义上，“劳动”仅仅是某种或若干种特殊资源的组合形态。它们都不能取代“资源”概念所涵盖的，从全部特殊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的性质。所以，劳动二重性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特殊形态；劳动二重性的根源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根源的特殊形态。
因此，图4Y轴左侧所有的“劳动”概念都应该改为“资源”概念。由此，特殊劳动与一般劳动的矛盾转化为特殊资源与一般资源的矛盾，劳动二重性也转化为“资源二重性”。这种逻辑上的进一步调整才导致了图2结构的最终形成。[7]
图2右侧与图4相同，左侧表示：一切经济资源都具有二重性。任何一种资源，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特殊的具体资源来使用，提供某种有用品或有用服务。另一方面，任何一种资源都可能用于其它经济用途，都是社会资源总量的一个部分，从而又具有一般的抽象资源的性质，并由此形成资源价值（简称价值）。任何资源都具有潜在价值。任何一种有用品，在它的有用性转变为效用的同时，在它里面所消耗的具体资源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抽象资源，它的潜在价值就获得相应程度的承认。
三如何解读图1与图2的逻辑结构
把《资本论》看作生命体，从“基因”的角度来研究《资本论》，是一种方法的尝试。我期待着学术界的热情指教。我在这里就如何解读图1与图2的逻辑结构再略谈一点看法。
任何生物体的单个细胞内部，都包含了这个生物体生长的一切遗传信息。《资本论》也是如此。图1既是《资本论》中单个商品细胞的矛盾逻辑结构，也是《资本论》描述的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逻辑结构。在图1中，劳动二重性是全部逻辑结构的枢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基本矛盾。这里不再重复与之相关的我们都很熟悉的分析了。
图2既是调整后的商品细胞的矛盾逻辑结构，也是描述所有形态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矛盾的逻辑结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矛盾的逻辑结构自然也包括在图2之中。
图2并不否认图1、图3和图4中Y轴左侧的矛盾。但那些矛盾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特殊性，只在一定的特殊范围内有效，不能作为最一般的经济矛盾。比如，“劳动”仅仅是资源的特殊形态，私人所有只是经济制度的特殊形态，私人劳动仅仅是特殊资源与特殊制度的结合，因而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不具有最一般的性质，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图2的辩证结构还告诉我们，任何经济制度的最基本的矛盾起码是同时沿X轴与Y轴对称的二维矛盾。图2表明：一切商品经济形态的基本矛盾是可支配资源与相对需求的矛盾，是资源二重性与需求二重性的矛盾。是有用性（与有用品不可脱离）与效用的矛盾，是物与人的矛盾。简单概括起来，是资源配置的矛盾（配置一词反映了需求与资源的相互制约关系，不是所谓的“计划”）。人与人的矛盾当然在资源配置中起重要作用，在特殊的条件下甚至起决定的作用。但长期的基本的经济矛盾不是制度因素，而是经济资源配置本身的经济因素。这也符合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这对于我国经济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图2沿Y轴的对称结构特别鲜明地说明了需求和效用在资源配置上的作用。与之相比，图1仅有Y轴左侧的结构。这种结构忽视了“需求”与“效用”的作用，自然会突出“供给”和“计划”的作用。计划经济的理论根源，就来自于这种一维性的逻辑结构。
图2并不排除劳动二重性的有效性，但它仅仅是资源二重性的特殊形态。马克思用劳动二重性这样的特殊形态代替了资源二重性这样的一般形态，也不了解需求二重性的存在，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劳动价值一元论。因为从劳动出发，自然寻找到劳动二重性；从具体劳动出发，自然把有用性规定为使用价值而忽略效用和需求（具体劳动产生有用品，有用品是有用性存在的前提）；从抽象劳动出发，自然把价值全部归属于劳动。
当我们用资源二重性代替了劳动二重性时，价值归属于全部抽象资源，而不仅仅归属于抽象劳动。劳动力要素的特殊性是有效的，但其它要素，如管理、技术、土地、资本、环境等也有特殊性，其特殊性也是有效的。只有资源二重性这样的一般性质，才能代表全部价值的来源。
第5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资本论》；剥削；价值理论；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09）06-0041-06
《资本论》是马克思贡献给人类的思想宝库。一百多年来，无数有志者对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已有的学术成果浩如烟海。然而迄今为止，从这个思想宝库中发掘智慧的工作还远未结束。笔者直接运用马克思的独特方法，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又获得了三个新的发现，并通过这三个新发现对马克思的演化经济理论进行了初步探索。
一、获取新发现的方法论
在发掘《资本论》这一思想宝库的智慧时，要想获得新发现，首先必须准确掌握和运用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方法。其实，人们对马克思的方法并不陌生，那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1］然而，能够准确掌握这一方法去解读《资本论》的，却十分罕见，因为人们并不完全了解这个方法的复杂性。
这个方法的复杂性主要体现在：它定义概念的过程非常复杂，任何一个基本概念的定义都不是一次完成的，每一个概念总要被分解为若干种不同的规定，这些规定又要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排列，然后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循序渐进，逐步“上升”或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为止。因此，马克思的方法又可以称为概念演化分析法。［2］
具体而言，概念演化分析法又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是“抽象”。每当我们准备研究一个具体的事物时，这个事物在我们面前总是一个“混沌的整体”。为了探究这个事物内藏的奥秘，我们必须像做科学实验那样，采用抽象法，暂时排除一些干扰因素，在抽象的条件下观察这个事物。这时我们所观察到的，就是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如果我们赋予这个事物一个特定的概念，那么，这个事物最简单的状态，就是这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
然后进入第二步，即“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旦概念得到最简单的规定之后，研究的行程又要回过头来。这时，我们还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每当回复一个干扰因素，事物的状态就会变得复杂一些，表达事物的概念也相应得到复杂一些的规定。先前排除的干扰因素全部回复进来以后，我们又见到了具体的事物，这也是事物最复杂的状态。事物最复杂的状态，就是概念最复杂的规定。当然，对于我们来说，此时这个具体的事物已经不再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因为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它的内部结构与相互联系。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概念演化分析过程中，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反映着同一个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不同状态，所以，无论是最简单的规定也好，还是最复杂的规定也好，所有的规定都是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它们构成概念的整体，缺一不可。这是概念演化分析法的关键，也是人们掌握这一方法的难点。由于概念的每一种规定都不相同，甚至在某些规定之间还存在相互矛盾的状况，因此往往会使人们在选择概念定义时，不知所从，产生误解。通常的误解是，只认同其中的一种规定，并排斥其他的规定，而且又总是只认同最简单的规定，而排斥其他复杂的规定，因为最简单的规定在文字叙述过程中常常出现在前。可以说，这是一切误读马克思的方法论根源。
二、三个新发现的具体内容
（一）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复杂的：其中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
误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没有运用概念演化分析法去阅读《资本论》的一个典型例子。
剥削泛指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经济行为。由于马克思创建了剩余价值范畴，通常又把剥削与资本和剩余价值联系起来，特指剥削是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行为历来受道德谴责，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即便是资本家也断不会以剥削为荣的。把剥削视作不道德的行为，在伦理上应该具有普世价值。为此，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消灭剥削，我国曾经废止资本。然而，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却是开禁资本，比如将国营工厂转变为国有资本，鼓励发展民间资本，大力引进国外（境外）资本等等。这样的实践却使理论陷入尴尬：有资本就有剥削，发展资本就要允许剥削，而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为了消灭剥削又不能发展资本。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并不像以往解释的那样简单，而是非常复杂的，它至少包含两种规定，［3］一种是简单规定，一种是复杂规定。
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表明，剩余价值是劳动创造的，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是剥削。对此恐怕人人耳熟能详，近乎常识，无需再作过多的解释。不过，人们并没有注意到，马克思是怎样运用他的方法得出这个规定的，而这对于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却又至关重要。根据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这个简单的规定应该通过抽象才能得出。经过抽象，资本要素被暂时排除，生产过程中只剩下唯一一个劳动要素，因此，剩余价值纯粹由劳动创造，与资本无关，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并没有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毫无疑问是剥削。
根据概念演化分析法，在得出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之后，还要从抽象演化到具体，即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为此，马克思又把资本要素回复进来，在资本和劳动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下，进一步考察剥削现象的变化。这时的剥削变得复杂了，主要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变得复杂了。在资本和劳动的共同作用下，剩余价值分为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两个部分。马克思明确指出，绝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延长工作日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是剥削；而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因而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这就是剥削概念的复杂规定。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这两种规定都是剥削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剥削概念是一个从简单规定演化到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坚决反对把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和通过剥削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混为一谈。马克思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中说：“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4］可见，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和靠剥削占有更多的绝对剩余价值而加速积累是相互并列的，因而靠提高劳动生产力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在剥削范围之内。
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中可以看出，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属于剥削还是非剥削的界限泾渭分明。况且，随着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多，非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将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工作日长度的不断缩短，绝对剩余价值将越来越少，剥削部分所占的比重也将越来越小。马克思甚至把提高劳动生产力视为资本的历史使命，并把工作日的缩短视作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根本条件。［5］927-928
剥削概念的完整内涵充分说明，发展资本和消灭剥削并不矛盾，发展资本的同时也可以限制剥削。发展资本的目的在于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而限制剥削的有效途径是缩短工作日长度，尽量减少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由上可见，眼下所谓的剥削难题，完全是误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而生造出来的假问题，是理论上的作茧自缚。而在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这样的误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资本论》的叙述过程中，恰好是剥削概念的简单规定出现在前，复杂规定出现在后，于是，简单规定就被认作概念的全部含义，而复杂规定则被排斥在外。
（二）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价值演化的过程［6］
同样，由于方法论的缺失，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也被误读了。
众所周知，价值理论是分辨不同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标识，而不同的价值理论又是由不同的价值概念所决定的；彰显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特征的是劳动价值论，而在劳动价值论中，价值概念的定义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也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常识。
然而，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重新解读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并非如此简单，马克思的价值概念非常复杂，其中包含五种不同的规定，并且从最简单到最复杂，展现出一个逻辑严密的演化过程。
马克思首先通过“抽象”，暂时排除土地要素、供求关系和竞争、社会资本和竞争、资本要素等干扰因素。在惟有一个劳动要素的纯净条件下，考察商品价值。无庸质疑，此时决定商品价值的只有劳动者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7］52不过，这仅仅是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或者第一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纯粹形态。
在抽象出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之后，马克思的研究过程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也就是从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开始，逐渐向复杂的规定演化，这需要将先前暂时排除的干扰因素回复进来。
先回复资本要素。当资本要素回复进来以后，商品生产过程转变为资本生产过程，由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进行商品生产。此时的商品价值由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三个部分构成。［7］245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决定的商品价值，是价值概念比较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二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货币形态。
接着回复社会资本和竞争。全社会的资本经过充分竞争以后，都必须遵循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的原则，因此每个资本家都会把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看成是他的成本价格，在此基础上他还要获取平均利润，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是生产价格。［8］177生产价格决定商品价值，这是价值概念还要复杂的规定，或者第三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Ⅰ：生产价格。
再回复供求关系和竞争。先前排除供求关系和竞争，实际上是假定供求一致，因而供求关系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现在把供求关系和竞争回复进来，供求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必然会影响商品价值，使商品价值变得不确定。受供求关系和竞争影响的商品价值可以称为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8］193-221这是价值概念更加复杂的规定，或者第四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Ⅱ：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
最后回复土地要素。将土地要素回复进来以后，生产过程中将由资本、劳动力和土地三个要素参与生产。这三种要素在进入生产过程之前，都以商品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企业需要到市场上去购买这些要素。由于受到供求关系和竞争的影响，这三个要素的市场价值都不确定，均需通过买卖双方的讨价还价最终才能确定下来。企业只有付出这些要素的费用，才能使它们进入生产过程。因此，只有在竞争中最终确定下来的要素费用，如劳动力要素的工资、资本要素的利润、土地要素的地租等等，才真正成为生产商品的费用，成为构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商品价值最终由工资、利润、地租决定。由于工资、利润、地租反过来又是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商品价值由各种要素收入决定。［8］985这是价值概念最复杂的规定，或第五种规定，亦可称为劳动价值的转化形态Ⅲ：要素收入价值。
这五种规定都是价值概念的组成部分，缺一不可。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一个从最简单规定逐步演化到最复杂规定的过程。马克思复杂的价值概念说明他的价值理论也是复杂的。我们可以把马克思复杂的价值理论，称之为价值演化论。
由上可见，以往把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确定为劳动价值论，未免失之简单化。究其根源，也是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开篇，就给出了价值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人们仅仅抓住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就误以为它是价值概念的全部，而抛弃了价值概念的其他规定。
（三）发现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是复杂的：自然演进和内在矛盾的“两个必然性”［9］
由于误读了马克思的价值概念，必然会误解马克思的市场经济价值观。
市场经济有别于其他经济形态最显著的特征是采用资本生产方式，即资本与劳动相分离、资本支配劳动、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方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前两个手稿中，并没有使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概念，而使用的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或简称“资本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的含义眼下已过于宽泛，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他所描述的本应是“资本生产方式”。
经济学正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解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要完成这样的任务难免要对市场经济作出价值判断，而这种价值判断又是通过价值概念显现出来的。因此，经济学的价值概念具有双重功能。一方面，它作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商品价值的计量方法。另一方面，它又折射出经济学理论的市场经济价值观。比如，劳动价值论的价值概念强调劳动创造价值的唯一性，强调劳动与资本的对抗。这样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必然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均衡价格论中的价值概念，强调经济运行的均衡性，它所折射出来的必然是美化资本生产方式、美化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如前所述，以往人们简单化地认定马克思坚持的是劳动价值论，由此推论马克思抱持的是排斥资本生产方式、排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
如果运用马克思的概念演化分析法，读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复杂的，那么这个复杂的价值概念折射出来的市场经济价值观，肯定是复杂的。它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的发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另一方面说明市场经济在运行过程中内含的矛盾也有其必然性。
首先，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在马克思的价值概念中，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最简单规定，确实反映不了市场经济的特征；然而，除了这个最简单的规定之外，其他几种规定都具有市场经济的特征。价值概念在逻辑上从最简单的规定，一步一步演化为最复杂的规定，恰好再现出人类社会从自然经济演进到市场经济的历史过程。马克思说：“商品按照它们的（劳动）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劳动）价值进行的交换，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得多。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资本生产方式）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高度”［10］。这是一个自然发展的客观过程，所以人类社会演进到市场经济有其必然性。
其次，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矛盾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发展出资本等非劳动要素，必然会出现收入差距，必然会出现剥削，从而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同时也必然会引起竞争，从而引发经济波动和经济危机。内在矛盾最主要的表现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导致的生产过剩，从而引发出经济危机。今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一次证明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不可避免性。过去，社会主义国家曾经试图用计划经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矛盾，但实践证明，这种努力是不成功的，它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经济运行缺乏效率。
马克思曾经如此表达他复杂的市场经济价值观：“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7］9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是因为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给社会带来分娩的痛苦；而所谓“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是因为只有这种生产方式才能迅速提高社会生产力，为人类通向未来的美好社会创造物质财富。注意：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应该理解为“资本生产方式”。
可见，以往人们只是抓住了马克思价值概念的最简单规定，抛弃了价值概念的演化过程，从而也否定了人类社会向市场经济演进的客观过程，得出了一个否定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同时，传统政治经济学仅仅抓住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内在矛盾的分析，而忽视了马克思对市场经济发展必然性的分析，从而拒绝市场经济。这些都是在马克思方法论缺失的情况下，误读《资本论》的结果。
三、三个新发现的理论意义
（一）有助于重新认识《资本论》的理论价值
以往，人们把《资本论》看成是一部批判资本生产方式、批判市场经济的著作，不仅如此，还把误读出来的理论付诸于否定资本生产方式、否定市场经济的实践。改革开放着实改变了过去的错误做法，并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论》对资本生产方式、对市场经济的启蒙价值。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如何通过科学分析的方法，阐明资本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萌生是资本和劳动分离的结果；市场经济的发展是资本生产方式不断趋向复杂的过程；市场经济的运行又充满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些都是对市场经济自然发展过程的客观描述。即使是揭示矛盾，也是对市场经济客观存在的矛盾加以描述。其实，马克思早就申明，他写作《资本论》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7］10。这些都说明，《资本论》的理论价值实质上在于启蒙，是对资本生产方法的启蒙，是对市场经济的启蒙。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之前的政治经济学进行的批判，是想证明他的前人并没有科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资本论》的前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资本论》的副标题，由此可见，《资本论》批判的对象是马克思之前的各种政治经济学理论，而不是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过去，马克思批判的对象被有意无意地转移到资本生产方式或市场经济，这是对马克思的误解。
（二）有助于重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
价值和剥削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两个最基本的概念，传统政治经济学只是抓住了这两个概念最简单的规定，于是简单化地认为，惟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完全是剥削，由此构建的政治经济学必然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这样的政治经济学既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改革开放呼唤理论创新。不可否认，理论界已经取得丰硕成果。然而，只要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仍然停滞在既有的简单化理解上面，那么，无论如何创新，隐藏在背后的必定还是那个贬斥资本生产方式、贬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尽管可以在字面上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性、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但是只要涉及到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就难免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前些年学术界在讨论价值问题和剥削问题时的争论，已充分暴露出理论的困境。理论上的模糊不清，终将导致对马克思学说的怀疑。自改革开放以来，宣称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的言论不绝于耳，其原因就在于此。其实，过时的只是被误解的“马克思学说”，而不是马克思学说本身。马克思学说本质上是与时俱进的，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资本论》再次受到热捧即为例证。
以上三个新发现说明，马克思的价值、剥削等基本概念都是从最简单规定向最复杂规定不断演化的过程，其中折射出来的是资本生产方式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也是市场经济自然演进和内含矛盾的必然性。这样就还原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的本质，亦即逻辑过程与历史过程相一致的本质。这些也是马克思演化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据此，我们可以重新构建马克思的演化政治经济学，它将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解释力的政治经济学。
（三）有助于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有了以上三个新发现，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
首先，社会主义依靠什么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只有依靠市场经济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依靠市场经济的主要内容是发展资本。改革开放之初把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中心环节，往后的改革轨迹显示，国营企业改革的实质就是发展国有资本，以后又大力鼓励发展民间资本，积极引进国外（境外）资本。通过发展资本、发展资本生产方式，发展市场经济，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极大提高。以三个新发现为基础构建的马克思演化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从理论的角度说明，发展市场经济、发展资本生产方式有其必然性；在资本生产方式中，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社会主义发展资本就与剥削不矛盾了。大力发展资本就是要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得到解放，才能得到迅速发展。
其次，社会主义怎么消灭剥削？既然相对剩余价值是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得来的，资本家占有相对剩余价值不是剥削，那么消灭剥削就不一定要消灭资本。因为资本家占有绝对剩余价值才是剥削，所以，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就必须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又因为绝对剩余价值是通过延长劳动时间得来的，因此要杜绝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就必须缩短工作日长度。然而，工作日的长度不可能无限制缩短，因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需要一定的工作日长度；另外，在总剩余价值中，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实际界限是模糊的，在现实中不能很清楚地把这两者区分开来，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划分工作日中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有多少时间是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确定工作日长度在多少时间即可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我们也就难以确定工作日保持多少才能够只生产相对剩余价值，而不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可见，消灭剥削需要从限制剥削开始。限制剥削无非两条：一是大力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扩大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尽量缩短工作日长度，减少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
最后，社会主义怎么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两极分化是指现代社会中少数人富有，大多数人贫穷，逐渐分化为对立两级的状况。固然，富有者是因为占有资本要素，而贫穷者则是因为不占有资本要素，对此并无异议。但过去把两极分化归咎于富人对穷人的剥削，现在看来不完全如此。如果从马克思复杂的剥削概念来看，富人之所以占有资本要素而富裕，并不完全是剥削的结果，而主要是依靠资本要素提高劳动生产力，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不属于剥削的相对剩余价值。如果社会主义需要市场经济以及资本生产方式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生产日益增多的相对剩余价值，那么占有资本要素者就会越来越富，这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可想而知，要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任重而道远，因而共同富裕只能作为“最终”才能实现的目标。不过，我们还是可以通过种种努力在现阶段逐步缩小收入差距。在企业则必须不断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因为劳动者也参与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理应分享一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美国经济学家威茨曼提出的“分享经济”理论［12］值得借鉴。对于资本所有者来说，则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扶助贫穷人群，反过来，这也有助于提高社会消费力，缓解生产过剩的矛盾。在政府则必须通过再分配，完善社会保障，提高相对贫穷人群的生活水平。由此长期努力，逐渐缩小不同要素占有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最终才能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1-50．
［2］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20-29．
［3］蒋海益．回到马克思：解开剥削问题的死结［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8，（4）53-57．实际上，马克思的剥削概念至少有四种规定，为简化起见，本文只列出两种主要的规定。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磊、张伟伟等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其中王磊提出劳动强度对剥削程度的影响，张伟伟指出该文中剥削公式的差错，借此表示感谢。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631．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蒋海益．卡尔•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价值概念比较――解读马克思价值概念的多重形态［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1）；蒋海益．〈资本论〉的骨架和叙事过程［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3―124．江苏省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博对此项研究也有贡献，他指出演化为生产价格的过程中也存在竞争，借此表示感谢.
［7］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蒋海益．马克思的价值范畴新探［J］．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7，（1）36-40．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7．引文中括号内的文字系笔者所加.
第6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面对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各种矛盾纷繁复杂尖锐曲折的局面，为了克服党内严重的教条主义，写下《矛盾论》一文，深刻阐述了事物的矛盾法则，揭露教条主义者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思维，阐述了一系列的哲学原理，要人们学会掌握矛盾分析方法。
作槟歉鍪贝的思想指导，《矛盾论》不仅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胜利，在现今社会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精神向导，具有无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另一场革命，当前我们正处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时期，作为改革的先手棋和突破口，商事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在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运用好矛盾分析法，坚持唯物辩证法，树立“三种思维”，认清改革方向，聚焦中心任务，集中重点发力，才能确保圆满完成商事制度改革的各项任务。
一、 坚持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树立辩证思维，深刻认识改革现阶段矛盾的特点
坚持矛盾分析法观察当今的改革形势，矛盾的普遍性告诉我们中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改变。
正如《矛盾论》所说，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其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的阶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区别。因此，如果不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得到巨大提升，经济建设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速度快速发展，但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去，进入了中速增长，很多经济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凸显，改革进入深水期。
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基本矛盾不变的基础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矛盾的特殊性也有不同，比如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最初的高增长阶段，达到人均收入3000美元这个阶段后，很多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除了一些石油国家外，成功逃避“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即人均收入突破到1万美元。虽然有外部环境的影响如经济全球化，但是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关键还是这些国家通过科技立国、调整结构、改革国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等策略，适当地解决了其在相应发展阶段所处的矛盾。
进入经济新常态，上述不协调问题说明现阶段的矛盾主要特点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发育不充分，其主要表现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这个矛盾解决不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形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坚持矛盾分析法，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就必须牢固地树立辩证思维，始终围绕我国发展现阶段的矛盾特点，始终把改革放在大局中谋划，始终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有效激发市场活力。
二、 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树立系统思维，全面把握商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涵
《矛盾论》指出，同一性和斗争性是一切矛盾都具有的两个基本属性。一切过程中的矛盾是相互排斥、相互斗争、相互对立的，但同时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双方之间有同一性，因而能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所谓矛盾的同一性是指：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相反相成”。
聚焦商事制度改革，就必须关注市场监管的“放”与“管”这一对内在矛盾。长期以来“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市场监管困境，很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矛盾两个方面的对立性。但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理论，给了我们看待“放”与“管”新的视角。“放”与“管”表面看是一对矛盾，而且是一对很难处理的矛盾，实质上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存在紧密的依存关系。放权是“破”，重在释放活力；监管是“立”，重在规范秩序。只有管得更好，才能放得更开，只破不立，就会造成市场秩序混乱，简政放权的正能量就可能打折扣。所以，“放管结合”是商事制度改革的应有之义，关键是要树立系统思维，坚持“放”与“管”的对立统一，坚持找到“放活”与“管好”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的平衡点。
商事制度改革从“放活”入手，第一波改革的重点是放活市场主体，为经济发展培育新的动力和潜力。第二波改革的重点是创新监管机制，为经济增长提质增效提供环境保障。第一波改革极大地放宽了准入门槛，有效激发了“双创”热情，每天新设立企业从改革前的6900户上升到目前的1.5万户，营商环境持续向好。根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在世界上的营商环境排名3年共上升了18位。目前改革正处在“放活”向“管好”推进的重要阶段。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就必须坚持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树立系统思维，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更新监管理念，创新监管方式。
首先，要推动事前监管更加宽松简明。改变过去手续繁、效率低的审批过程，这既限制了市场活力，又容易形成寻租空间，把精力更多地转到制定规则和标准上来，明确“负面清单”，引导市场有序准入，立好市场活动的“指示牌”，使企业行为有遵循、后果可预期。
其次，要提升事中监管的有效性。改变过去审批式的静态管理，把精力更多地转到事中环节对交易行为的动态管控，注重风险防范，及时发现违法行为，有效防止大量下放和取消行政审批之后的监管真空。
第三，要发挥事后监管的震慑约束作用。改变过去违法成本低、违法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状态，把精力更多地转向信用惩戒，让失信人真正“一处失信，处处失信”，走到哪儿都“人人喊打”，真正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高压震慑。
三、 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树立精准思维，善于抓住商事制度改革的关键环节
《矛盾》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而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矛盾的两个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其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性质，主要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因此，要用全力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精准发力，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非常重视精准思维，指出“如果对工作、对事业满足于一般化、满足于过得去，大呼隆抓，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问题就会被掩盖。”通过学习思考使我们懂得，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树立精准思维，是一种非常务实的思维方式，它强调具体和准确，要求动作精准到位，在一个个具体的点上解决问题，排斥大而化之、笼而统之。培养和树立精准思维，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正如指出的，“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
商事制度改革涉及的领域广、主体多，必须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抓住具体的关键点、症结点，以达到以点带面的改革效果。以改革的第一招放宽市场准入为例，其主要矛盾聚焦于办理营业执照。世界银行每年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中“开办企业便利度”指标，衡量的标准就是获取开业执照的四项：时间（多少天）、程序（多少道程序）、成本（花多少钱）、最低实缴资本。OECD成员国提取的样本分析表明，创业程序减半，可使企业注册平均增加14%，创业所需天数减半，可使企业注册平均增加19%，创业成本减半，则可使企业注册平均增加30%。我国也是如此，通过取消最低注册资本要求、多证合一等措施，开办企业的便利度上升了25位。
我们都知道，市场环境包括市场准入环境、市场竞争环境、市场消费环境。在深入推进商事制度改革过程中，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树立精准思维，坚持问题导向：
一是在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上，紧紧扣住注册程序便利化，在开办企业时间缩短了多少、审批流程简化了多少、办事成本减少了多少、群众满意度提高了多少上狠下功夫，为促进创业创新、释放发展活力营造更优环境。
二是在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上，紧紧扣住信用监管，在全国信用信息系统上狠下功夫，实现企业信息归集于一网、信息公示共享于一网、联合失信惩戒于一网，为市场编织约束失信的“天网”，同时加强“双随机、一公开”建设和大数据监管，提高监管有效性。
第7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摘要：交换这一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在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在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攻坚阶段之时，正确理解并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交换理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按照历史与逻辑的顺序，系统梳理了马克思交换理论的主要内容，以期为本领域相关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交换理论；《资本论》；体系
交换关系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研究对象。《资本论》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从《资本论》体系的展开来看，交换是马克思经济理论分析的基础、重要内容和贯穿始终的线索。
1.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的前提条件
交换的直接动机是需要，使用价值是商品能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交换产生的前提条件就是商品首先有使用价值，有用处。生产者首先要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商品。
2.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
“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用说，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某种商品可以和不同商品按比例交换，这就说明：同一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而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个等同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这个东西不能是使用价值，因为当做使用价值的两个商品首先是异质的；而作为交换价值，两个商品却是同质而异量的，因此“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括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最后，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劳动产品这个属性了，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隐藏在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的共同物，就是商品的价值，而交换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在这里，马克思从商品和交换关系入手，发现了隐藏其后的价值本质、价值实体并考察了价值量、价值形式等一系列问题，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
3.交换过程使货币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
马克思作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与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矛盾相适应，交换过程也具有二重性并包含着矛盾。交换过程是个人过程和一般的社会过程的统一：一方面是个人过程(为了得到个人需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社会的过程(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商品对别人有没有使用价值)。商品交换要完成，必须是两个商品所有者彼此需要对方的商品并且二种使用价值包含的劳动量又相等时才能达到。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极其偶然的。每个商品所有者都想把自己的商品当做一般等价物，所以实际上就没有一种商品是一般等价物，这就是物物直接交换的矛盾。随着进入交换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多，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出现一个独立的价值形态的必要性也随之增加。“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交换中出现了第三种商品(一般等价物)。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起初是很不固定的，但随着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商品价值也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天然适合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贵金属上。
4.私人劳动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能转化为社会劳动
简单商品经济中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商品的劳动直接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所以各种私人劳动本质上又是社会劳动。不过，商品生产者只有通过商品交换才发生社会联系，所以，其私人劳动的独特社会性质在生产领域不能直接表现出来，只有在交换中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发生价值关系时，才能表现出来。这时他们的私人劳动才能得到社会承认，并在事实上证明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要实现交换，私人劳动必须取得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私人劳动必须对社会有用，能满足社会一定的需要，即具有社会有用性；另一方面私人劳动还必须具有社会等同性即必须把各种具体劳动还原为无差别的抽象劳动，各种商品才能相互比较。
5.货币职能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完备
第8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关键词：劳动力；商品；劳资关系；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3-00-01
从本来意义上讲，劳动作为人类自身的一种生产生活的活动，只是伴随着人的进步的一种存在方式，不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出现。同时，劳动这种活动也不能与生活中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它既不能储存也不能流通。然而，在资本社会中，劳动被商品化，进而被货币化和私有化了，“劳动是商品”这种虚构的观念不受限制地广泛流传并深入人心。“劳动”转化为“劳动力”，这是一个漫长且痛苦的历史过程，包杂着自然暴力、政治权力、经济诱惑等等复杂手段。然而，正是这种种形式的剥夺，构成创造资本的基础，同时也是成为消灭资本的潜力。
一、劳动力商品化是解决资本流通矛盾的唯一方法
在资本的市场秩序中，按照良好的运作模式，不存在欺骗、强制和掠夺等非市场行为，交换应是遵循平等原则的。这时的市场中，每一个交换者相互交换自身持有的使用价值，而这些使用价值所蕴含的价值应当是在同等量值上的。然而，这与资本市场的运作规律构成了一个矛盾，即是说，所有资本家在市场中是能够获取更多价值的，因为在良好运作的市场秩序中，所有资本家都应该是赚到利润的。资本只有不断地获取利润（及超额利润）才能实现自我增殖，同时也才能完成资本的不断积累和再生产运动，资本非如此不可生存。既然市场体制原则上依赖的是平等交换，那么构成利润的增加的价值是从哪儿来的呢？资本这种自我立身的简明“真理”内在地关涉着一个最清晰的和核心的历史事件，即必须有一种商品可以创造出比它自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那就是劳动力成为商品。正是这一资本流通程式中的核心要件，才源流了资本从一落地就充满的魔力。《资本论》的逻辑正是在于说明资本本身的运行逻辑，这个起点就是普遍化的商品，资本形式的不断扩大和螺旋上升正是由于普遍化的商品社会的实现，而在这其中，劳动力成为商品则是诸多矛盾中的内核。
劳动力作为商品同样具有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就其价值来说，马克思认为：“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定的。”[1]另一方面，劳动力作为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是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劳动作为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正决定了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特殊性。劳动力商品的这种使用价值使得其在转让给资本家后能够创造出大于劳动者工资的新的价值，这就构成剩余价值的来源。工资作为资本家付给劳动者的报酬，其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部分，而劳动者“劳动”的剩余价值部分被资本家剥夺了。
二、劳动力商品化所生发的意识形态指向
资本所做的是把劳动力当作一种商品买卖，这正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独到之处。劳动者是劳动力这种商品的现实的持有者，他们在所谓的“自由”的劳动市场出售这种商品。资本主义这种生产体制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似乎是不依赖于欺骗、讹诈和剥夺的，因为资本家可以以市场的公允价值支付给劳动者“平等”的交换价值，即工资，同时为劳动者安排工作以产生资本生生存所需要的剩余价值。这种“自由”和“平等”基于如此想法：劳动者对他们作为商品的提供给资本家的劳动力，拥有个体化的私有产权，而且据称可以“自由”地选择出售劳动力的对象。
劳动力商品化，所造成的的这一结果便是把社会劳动变成了异化的社会劳动。在相互“平等的”双方，进行“自由交换”的背后，是如此的事实：资本家组织劳动者的劳动，其最纯粹和直接的目的即生产商品的交换价值，进一步获取资本利润，以此为基础，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力量建立了主宰其他阶级的社会权力。简而言之，劳动者陷入这样的处境：除了借由工作不断创造条件让别人主宰自己外，他们别无可为。这就是资本统治下的劳动者的自由。这种自由和平等因此具有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下，这种所谓的“自由和平等”所带来的最终后果仅仅是不断扩大的不自由和不平等。自由，在这里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过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进行买卖的自由。这种“自由”对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劳动者来说本质上不自由。正如马克思所揭露的：“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2]在这种资本运作的体制中，是资本而不是活动的个人才具有独立性和个性。
三、劳资矛盾关系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重要政治议题
劳动力作为商品成为资本自我增殖的秘密，同时这种商品的“自由和平等”的买卖进一步放大了资本的力量，这种资本力量的运作同时也带来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劳资关系这一重要矛盾，并进而通过危机的形式演化为一种政治议题。关于这一矛盾，在新的历史时空中也发生了新的运动形式，即劳资矛盾似乎不再能看作资本自身的首要矛盾，因为它已与资本社会的其他矛盾深刻地交织在一起。
从劳动的角度来看，劳资矛盾已不再仅仅限于传统地工厂劳动与资本市场的斗争领域，而外溢到其他斗争领域。劳动者可以经由在劳动市场和工作场所的各种斗争，来获取部分权力和薪金增长。然而，资本已伸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劳动者在生产领域创造的斗争成果，可以被房主、商人、银行业、行政机构这些资本化的领域Z走。而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劳资矛盾关系明确的表现形式则是经由其他形式的社会特征所相互影响的，比如族群、性别和宗教等等，这种不同领域的纠结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实际政治斗争，要比单纯的传统劳资关系矛盾复杂的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81.
第9篇：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范文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使“现代性”的历史界限显得极为清晰。因为，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作为国民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逻辑结论，并不在于其理论推论过程出现了逻辑错误，而在于其借以推论的社会现实前提本身包含着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劳动与作为人类历史发展基础的一般人类劳动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价值论的支离破碎是现代工业现实的支离破碎的原则。资本“为生产而生产”，不仅生产着生产力，而且同时生产着自己的界限。因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了巨大的物质生产力，另一方面却使人成为了抽象物—受商品、货币以及资本的统治，以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创造必须以对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为前提。这种矛盾既表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自身发展的界限，也为人类寻求新的社会形式提供了前提。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正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自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的理论折射，从而也是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的历史界限—“资本自身性质上的界限”的凸显。
总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对“现代性”的认同与辩护，在把人导向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人引向了奴役的深渊。当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完成自身的时候，人就通过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的辩护完成了自我否定;而当劳动价值论使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悖论的时候，它也就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历史界限。因此，对于既改造着世界又改造着自身的人类来说，在置身于“现代性”困境的同时必然会开启出一种新的生存境域。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批判和超越，就是对人类新的生存境域的一种理论开启。
三、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
马克思虽然未使用过“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却具有反思与批判“现代性”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马克思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看作现代社会的整体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现代性”作为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内在规定，理性主体精神确实是其重要内涵，但并不等于理性主体精神。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划了一个时代，或者说具有“现代性”，关键并不在于它把理性主体原则提升为自我意识，而在于它建立了远远不同于传统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即现代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因此，一方面，现代生产对“现代性”具有“基础”作用，“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资本生产的过程”、“资本生产的规律”以及“资本生产的结果”之中 ,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对理性主体的不断呼唤与诉求，折射和反映着现代社会的自我意识。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既没有简单否定理性主体精神，也没有简单肯定现代生产，而是通过探讨理性主体精神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关联，揭示“现代性”的深层逻辑—资本的逻辑—资本的增殖归根到底必须通过吸附活劳动来实现:“劳动是酵母，它被投人资本，使资本发酵。这首先表现在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与重建上。
首先，马克思通过揭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理论缺陷，彻底批判了国民经济学以及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从而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的错误。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把人的劳动规定为私有财产的本质，的确反映了资产阶级生产的实际运动，即对现代经济生活以及价值运动作了“科学解释”，但是这种“科学解释”是建立在对资产阶级经济关系及其范畴的非历史理解基础上的。国民经济学与黑格尔哲学把现代性抽象为永恒的理性主体原则，从而完全站在“市民社会”的立场为“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进行意识形态辩护，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的理论前提—劳动价值论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抽象为“劳动一般”，从而把物质生产劳动转换成了精神活动。具体地说，国民经济学通过劳动价值论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即把劳动归结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把从事商品生产的雇佣劳动抽象为一般劳动，进而把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从而也就直接把“现代性”作为了“资本家的科学的自白和存在”。所以，在国民经济学家眼里，“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既是市民社会的实际，又是现代工业的永恒“意识力量”。黑格尔哲学则通过把“现代性”抽象为精神的货币和资本，把全部历史规定为抽象的、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从而以“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在对资本对人及其劳动的抽象统治的经验事实进行哲学概括的同时，又以“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对这一事实的合法性进行意识形态辩护。
可见，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是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未说明这一事实，把私有财产在现实中所经历的物质过程抽象为一般公式和规律，却没有理解和阐明这些规律怎样从私有财产的运动中产生出来。因此，国民经济学以及站在国民经济学立场的黑格尔哲学，从“历史深处”对“现代性”所作的意识形态辩护，只能是一种纯粹幻想。马克思在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及以此为基础的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批判后，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劳动的特殊性重建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从而从根本上超越了一切把“现代性”抽象为理性主体原则的现代性理论。
其次，马克思通过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具体劳动与其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所陷人的矛盾不能仅仅归结为理论自身的矛盾，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矛盾的理论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必须以劳动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为前提，另一方面又必须把劳动转化为劳动条件，使劳动与劳动条件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便实现自身的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因此，在资本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劳动总是表现为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积累即资本;劳动作为资本积累的手段从而从属于资本;资本支配着劳动从而支配着劳动者，劳动者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从而不能支配作为劳动条件的资本。在这里，人不是通过劳动而实现自我发展，而是由于劳动而被否定;不是人通过活动而存在，而是因为活动而沦为非存在。所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在理论上陷人的矛盾不过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的理论反映，现代性理论的缺陷不过是对“现代性”自身缺陷的理论直观。
因此，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对现代性的批判也就是对现代社会的实践批判。随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形式，以及“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并“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这一规律的揭示，不仅“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实践批判过程得到凸显，同时马克思也由此实现了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
再次，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改造和重建，揭示了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必然性和条件，从而现实地超越了“现代性”。马克思通过揭示商品生产劳动的二重性及其矛盾，进而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科学重建。在马克思看来，以前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把劳动归结为财富的唯一本质，但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一内容。其实，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个人的具体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创造价值; 具体劳动是商品生产的自然基础，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的社会基础，具体劳动创造生产力，抽象劳动创造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的增殖通过抽象劳动来完成，资本价值的转移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是二重性的统一。但是，商品的价值量总是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的量，具体劳动总是被归结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总是被归结为社会劳动，即资本的增殖过程中总是只表现抽象劳动的物化，并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即“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这里的劳动总是表现为抽象劳动排斥和否定具体劳动，从而不仅使具体劳动对资本价值实现顺利转移的作用被遮蔽，而且使它作为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意义被消解。以前的劳动价值论作为对这种现象的理论直观，虽然揭露了事实，但没有洞穿事实的真相，从而犯了把处于特殊社会形式中的抽象劳动与一般人类劳动相混淆的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