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精选(九篇)

第1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价格贸易条件;趋势;影响因素;进出口

中图分类号:F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162-03

贸易条件指数是国际经济关系中衡量相对贸易利益变动趋势的一个重要指标。近年来,部分学者认为,贸易条件指标只适用于供给约束型经济,而不适用于需求约束型经济,而当前的世界经济总体上是属于需求约束型的[1]。但我们认为,价格贸易条件作为静态指标,或许存在缺陷而不能衡量贸易利益的分配;但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作为时间序列性的动态指标,则不失为最简单客观的衡量比较利益变动趋势的测量方法。为了叙述方便,如没特别说明,本文中的贸易条件均指价格贸易条件。

一、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状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显著的成就,2007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与贸易额的显著增长和贸易地位的快速上升相比,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则呈现出相反的态势,长期以来中国的出口价格水平下降,进口价格水平上升,这是典型的贸易条件恶化表现。根据中国海关统计,19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商品平均售价下降9.7%而同期世界平均出口售价却上升16.6%[2]。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研究员赵玉敏、郭培兴和王婷(2002)通过编制和计算各项贸易条件指数得出:1993―2000年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13%,其中制成品价格贸易条件下降14%,初级产品价格贸易条件下降2%,所以制成品的价格贸易条件下降是导致中国整体价格贸易条件下降的主要原因[3]。张海波、刘洪钟(2008)通过对1981―2007年中国贸易条件的测算发现:中国总体贸易条件、初级产品贸易条件和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都呈下降趋势,每年下降速度分别为4.6%、2.6%和5.1%[4]。世界银行统计资料则显示,从1981―2007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呈波动性下降,总体下降了34.2%,最近几年持续下降。另外,李志弘(2002)、黄满盈(2006)对近十多年的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分别对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的各类价格贸易条件进行了分析,也得出中国贸易条件处于不断恶化趋势的结论[5～6]。

二、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从贸易条件的定义看,直接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当然就是进出口商品价格,所以任何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因素也就是影响贸易条件的因素。现实中影响进出口商品价格的因素很多,所以贸易条件的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么,究竟哪些因素是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呢?我们认为,以下因素是影响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变动的主要因素: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和关税税率。下面分别予以说明。

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示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运用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对于贸易小国来说,其经济增长会改变进出口商品结构,但是它们仍只是国际市场价格的被动接受者,所以其经济增长不会对其贸易条件产生影响。但对于贸易大国来说,它们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其经济的增长会推动产品供求结构的变化,进而影响贸易结构和规模,进出口商品价格也因此变化,从而贸易条件发生改变。当一国经济增长时,会产生两方面的效应:消费效应和生产效应。前者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国内对进口品的需求特别是高档品的需求会增加;后者表示随着经济的增长,生产能力扩张国内进口品的供应数量也会增加。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要看这两方面效应的大小。经济增长的源泉有两个,一是要素禀赋的增加,包括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增加;二是技术进步。一般来说,前者会使贸易条件下降,而后者会促进生产能力的提高从而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

出口商品结构(RMP)表示工业制成品出口总额与初级产品出口总额的比值。多年来,中国都在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科技含量,优化和提升出口商品结构,也取得了显著成果,从1985―2007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发生巨大的变化,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从1985年的49%上升到2007年的95%;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例则从1985年的51%下降到2007年的5%。然而中国工业制成品的技术含量仍然比较低,产品附加值低,又缺乏核心品牌,所以出口商品还是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由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其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国际市场的供求平衡从而影响到中国的贸易条件。汇率(R)是一国货币与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则是用本国货币或外国货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的比价,所以汇率必然与贸易条件存在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对汇率与贸易条件关系的研究也很多,从表面上来看,本币升值会抬高出口价格降低进口价格,从而改善贸易条件,但事实并非如此。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方向及作用机理是比较复杂的。谢朝阳(2008)通过研究发现本币升值能够改善贸易条件其实是一种错觉,能否改善贸易条件取决于许多因素,短期要看贸易条件计价结算时选择哪种货币,只有当出口时用本币而进口用外币时才改善贸易条件,长期则取决于进出口供求弹性大小[7]。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使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方法。即,一国货币贬值能否改善一国贸易收支状况,取决于出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和进口商品的需求弹性,如果两者之和的绝对值大于1,则一国货币贬值会改善其贸易收支从而改善其贸易条件。罗宾逊夫人曾论证过进出口商品供求弹性之间的数学关系,其结论是:当SmSx>DxDm时,本币贬值导致本国贸易条件的恶化;当SmSx=DxDm时,本币贬值不会影响本国的贸易条件;当SmSx

关税(T)的主要作用在于保护国内市场和本国幼稚产业,关税也可以通过调节进出口商品价格从而改变一国的贸易条件。在别国不存在关税报复的前提下,如果是贸易大国征收出口关税,则会提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从而有利于其贸易条件改善。同样如果贸易大国征收进口关税的话,会提高进口商品的价格,从而减少其进口量,因为贸易大国能够影响国际市场价格所以其进口量的减少会降低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从而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一般来讲,在别国不存在关税报复的情况下,只要征收关税的是贸易大国,不管其征收的是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都会有利于该国的贸易条件改善。

三、中国价格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拟构造的经济计量模型如下:

LnNBTTt =Ct+αLnGDPt+βLnRMPt+γLnRt+δLnTt+εt

其中,NBTT是被解释量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GDP、RMP、R、T分别表示解释变量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和实际关税率,α、β、γ、δ为待估参数,分别表示GDP、RMP、R、T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程度,模型中对各变量取对数是为了更容易得到平稳的数据且不改变时间序列的性质和相互关系。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指数NBTT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网站,以2000年为基期,该年的贸易条件指数为100。国民收入因素的GDP指数,数据来源于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与贸易条件指数相匹配,本文将GDP指数也重新换算成以2000年为基期。出口商品结构RMP其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各相关年份和本文的计算,计算方法是出口商品中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值与初级产品的出口值(亿美元)之比。汇率R采用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平均汇价(中间价),单位为人民币元,其数据直接取自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实际关税率T,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本文的计算,计算方法是进口关税实际征收总额与进口总额之比。

1.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在进行计量分析时,首先对时间序列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对经过处理的中国对外贸易条件指数、国民收入指数、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实际关税税率的对数形式进行单位根形式的平稳性检验。

2.协整检验。首先,主要根据赤池信息准则(AIC)或施瓦茨准则(SC)确定滞后阶数k,根据取得AIC的值或SC的值最小的k值的原则确定滞后阶数为2,ADF检验已显示,变量的一阶差分均是平稳的,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

依据上文分析关于各因素对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贸易条件的影响,通过计量软件Eviews5.0对经济模型进行AR(1)形式回归,并剔除t检验值不显著的变量,最终回归结果如下:

LnNBTTt=0.455509LnGDPt- 0.558364LnRMPt+ 0.528482Ln

(2.557543)(-3.270488) (7.481551)

Rt+ 0.169945LnTt+ 0.504087LnNBTTt-1

(2.410579) (4.459245)

R2=0.757284 R2=0.700175 DW=2.104994

回归结果中,R2的结果表明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达75.7%,拟合较好;DW检验值为2.10,基本排除了模型的自相关问题。查t分布,可以看出上式中LnGDPt、LnRMPt、 LnRt、LnTt的系数在0.05的显著水平下,都通过t检验,都是显著的。为了避免伪回归,对回归方程的残差项εt进行ADF检验以确定其是否平稳,结果为残差项的ADF检验值(-4.57)小于1%显著水平的临界值(-4.46),即回归方程的残差项εt在1%的显著水平下是平稳的,则该方程不是伪回归。因此,LnNBTTt与LnGDPt、LnRMPt、LnRt、LnTt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3.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只是证明了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这种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行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下面分别对国内生产总值、出口商品结构、汇率、关税与价格贸易条件做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滞后的阶数非常敏感,此处采用AIC和SC来确定最佳的滞后阶数,经过筛选确定最优滞后阶数为2。检验结果(见下表)。

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

从上表的检验结果的概率值可以看出,在滞后2期时,在5%显著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也即 LnGDP、LnRMP、LnR、LnT是LnNBTT的格兰杰原因。

四、模型结论和政策建议

1.模型结论。从回归方程的结果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关税率、汇率对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都是正的,只有出口商品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负的。

(1)国内生产总值与贸易条件。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贸易条件存在正相关关系,主要是因为这些年来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明显。前面理论分析部分已经阐明:由于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能力的提高进而产出的增加有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孙旭蕾(2007)通过对中国贸易条件影响因素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增长与中国贸易条件成正相关关系[8]。(2)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条件。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贸易条件成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全球初级产品价格日渐上涨,而制成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而与此同时,中国出口品中制成品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现已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中国贸易条件呈负相关关系。时琳(2007)通过对中国贸易条件的相关研究也得出相同的结论[9]。(3)汇率与贸易条件。汇率对中国贸易条件的影响为正。表明中国货币的贬值有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依据罗宾逊夫人的结论,其原因可能是中国与外国进出口商品供给弹性之积小于中国与外国的进出口商品需求弹性之积。李平、辛佳(2008)研究也表明,中国货币贬值将有利于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10]。(4)实际关税率与贸易条件。实际关税率的系数为正,表示实际关税率对中国贸易条件有正的影响。这与前面的理论分析相符合,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的贸易大国,不管其征收进口关税还是出口关税都有利于其贸易条件的改善。

2.政策建议。虽然贸易条件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一国贸易利益的总体下降,但是理想的状态还是应该追求贸易条件趋于改善。如何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呢?本文提出以下改善中国贸易条件的对策。

第一,解决突出问题,保持经济合理稳定的增长。尽管这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应大力发展科技,提高产品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向,实现从偏向劳动密集型部门的增长向偏向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部门增长的转变;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大力开发新能源,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第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这些年虽然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但是由于中国制成品中很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科技含量低,附加值低,所以中国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处于低价位。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提高中国传统优势出口商品的质量、技术水平,实现增长方式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的转变,实现主要出口粗加工、浅加工、低附加值产品向出口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的转变,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是实现中国传统优势出口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第三,改革汇率体制。我们不能片面看待升值问题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处理汇率问题关键要在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同时,不丧失经济竞争力和保持经济的均衡发展。长期来看,汇率变动的内在趋势不应该被人为扭曲,人民币必须改变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即中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了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向更加完善的汇率制度改革。第四,合理运用关税。我们应在WTO的框架下结合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关税水平改善中国关税水平和调整关税结构。首先,在调整关税总水平的基础上,处理好进口关税的梯形结构和降低关税总水平之间的关系。其次,尽可能减少关税造成的扭曲,可以对进口需求弹性高的产品征收较低的关税,对进口需求弹性较低的产品征收较高的关税。

参考文献:

[1]刘巍,陈建军.历史与现实:贸易条件逻辑的前提假设分析[Z].

[2]孟凡伟.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状况与影响因素分析[D].上海:同济大学,2005:20.

[3]赵玉敏,郭培兴,王婷.总体趋于恶化――中国贸易条件变化趋势分析[J].国际贸易,2002,(7):18-25.

[4]张海波,刘洪钟.中国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J].国际贸易,2008,(12):10.

[5]李志弘.论加入WTO后中国平行进口的发展趋势和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问题,2002,(7):7.

[6]黄满盈.中国贸易条件实证分析1981―2004[D].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3-10.

[7]谢朝阳.升值是否改善贸易条件――本币升值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理论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08,(2):551.

[8]孙旭蕾.中国贸易条件主要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07:38.

第2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上述基本看法，使得叙述中国封建经济时只着重从生产关系方面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和压迫，突出地强调农村自然经济，很少从经营的角度农村各种经济单位的再生产状况。讨论商品经济时，主要着眼点放在手和城市经济，对商品经济在农村经济运动中的作用和意义认识不足；在讨论农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时总要联系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似乎农产品商品化和市场扩大必然出现资本主义关系，从而对我国封建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伴随地主制经济长期存在、共同发展的现象熟视无睹，关于商品经济对地主制经济的作用和意义缺乏深入的研究。

在这方面确实有许多问题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比方说，自然经济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存在？地主制经济是否具备自然经济实现的条件？我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吗？商品经济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占什么地位？地主制经济下的商品经济一定会导致资本主义产生吗？任何形式的封建经济制度都是以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为基础吗？等等。

我认为，关于中国封建经济的研究中过份强调自然经济是夸大事物的现象，忽视其本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本文试图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具体地分析一下封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表现形式——地主制经济，仅就它和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做一点探索。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经济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学者们长期共同的努力。

一

让我们首先讨论自然经济问题。

“自然经济”范畴，最早可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自足”，而首先使用“自然经济”一词的当推学派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希尔德布兰德。他于1864年建立的著名的经济阶段论中，以交换形式为标志，把人类社会经济划分为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三个阶段。他所谓的自然经济阶段，包括从货币发明以前的原始经济直至以物物交换为特征的中世纪经济。尽管希氏的经济阶段划分方法引起了许多争论，学者们对“自然经济”的理解也颇有歧义，“自然经济”这个词毕竟被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也批评了这种阶段的划分方法。他的理由之一是，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作为特征提出的是生产者的交易方式而不是生产过程本身，因而第一个范畴也应该是以交易方式为特征的范畴，比如“交换经济”，才能与它们相对立，而不是“自然经济”。

马克思曾多次使用“自然经济”范畴，但不给它下定义。从为了讨论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问题的那两次涉及自然经济所谈的看，马克思所谓的自然经济可以归纳为三点：一、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二、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是，要有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三、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也只有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

与前人主要从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提出自然经济的特征不全相同，马克思概括的这些特征主要是从独立的经济单位考察的。自然经济单位本身的特点决定它与外界不进行商品流通，也就形成了整个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所以，独立经济单位内在的经济运动过程实是决定社会是否自然经济的关键。

马克思的自然经济范畴涉及经济单位的生产、再生产、分配和流通，这显然和前人所谓自然经济的内容大不相同。无货币经济范畴，只能反映流通手段采用货币这一特征。但前人用以和自然经济相对待，而应代之以商品经济范畴。因为商品经济范畴不但包括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等广泛的概念（也可包括货币经济），而且它是取代自然经济的发展阶段。就这个意义而言，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说是不可取的。至于有的学者把货币经济进而理解为使用贵金属货币的经济，从而把金属通货减少、已成为通行一般等价物的实物货币流行的也当作自然经济时代，更是不妥的。

本文的目的不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也不是解决中国经济的阶段性或商品经济的阶段性，仅只是讨论地主制作为一种封建经济制度，它的存在和运转过程中，商品经济到底具有什么作用和意义的问题。为了这个特定的目的，似有必要先对自然经济范畴有较明确的认识。

自然经济单位的特征是，内部有自然的和专业的劳动分工，产品能够自足并以实物形态在内部直接消费和储备，成员之间有直接的劳动交换和实物交换，对内对外货币均不通行。“自给自足”是这种独立的封闭的经济个体最基本的特征，其他各点都是由此派生的。

所谓自给自足，是指经济单位内生产的产品品种和数量恰能满足本单位生产和生活（包括储备）的各种物质需要。我称之为“使用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用以区别另一种情况：以货币的产品总价值量或总收入足够支付本经济单位的全部支出，但产品品种并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后一种情况应称为“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这两种情况虽然都是自给自足，却有极重要的差别。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必须出售自己的产品然后购买本单位不能生产的产品，即必须与其他经济单位发生商品货币关系，否则就因不能供应必需的各种物资而难以顺利再生产。通过商品货币关系才能进行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不是自然经济的。那些能够连续进行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单位，如果计算产品价值，总是可以自给自足的，但不一定是实现了使用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可见，不能说任何情况下的“自给自足”一定是上述具有特定含义的自然经济。

区别了两种不同的自给自足就可注意到，产品品种和数量不足时，经济单位就只能自其他经济单位购进，从而发生商品关系；相反，产品品种和数量超出本经济单位需要时，就会向其他经济单位推销，也发生商品关系。这样，生产品和消费品（包括本经济单位生产、生活及储备等一切需要）品种及数量的一致性就成了自然经济的前提。自然经济只有当经济单位的生产与消费在使用价值形态上继持平衡时才能实现，这可称为“自然经济平衡律”。

没有私有制和分工的人类社会肯定是自然经济的。从这一点看，好象自然经济的实现是无条件的。其实，没有 私有制和社会分工本身就是条件。不过这是情况之一，大抵只存在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全然不是这样，它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均达到一不定期的程度，特别是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早已不是靠石刀木棍生产、茹毛饮血为生的供需极为简单的社会经济了。在这种社会中，使用价值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不是在任何经济单位都能存在的了，它的存在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确定封建社会某种类型的经济单位是否自然经济，应该考察它的经营特征，看他是否具备条件。这些条件是：

第一， 必须有与农业相结合和与之并存的多种手。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单位是以农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但其经济已发展到单靠农产品不能满足全部经济条件补偿要求的水平。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多品种的、相当数量的手工业产品。为此，必须从事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至把这些原料制成消费品的一系列生产活动。这类生产，有的是靠农业生产者农闲的劳动，有的是靠自然分工（性别分工、强弱劳力分工）而由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的劳动，还有的靠部分劳动力集中在一起进行的专业化劳动。不论哪种劳动形式，其劳动力的安排，产品的分配、使用等都是经济单位内部的事，非社会性是共同的特征。总之，作为农业副业的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是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不具备这个条件，独立的经济单位不可能保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

第二， 必须拥有足够的连成大片的地产。生产水平越高，再生产需要的原材料品种越多。原材料取自农产品、林产品、畜产品、水产品、矿产品等。没有资源就没有再生产的起码条件。经济单位自有这些资源，才能不依赖商品交换而顺利进行再生产。因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除去利用公共资源外必须拥有足够的耕地、一定面积的森林和牧志，在它的范围内最刀还有湖泊和矿藏。分散的地产只宜分散经营，难于统一管理形成自给自足体系，故经济单位自有的耕地及其他自然资源应该是连成大片的。

第三， 必须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有技能的劳动力是进行任何生产的主体。单位内劳动力的数量不能低于生产规模的需要。这些劳动力分工从事本单位必需的各项农业和手劳动。不能设想雇佣外来劳动力的经济单位会是自然经济。

既然经济单位实现使用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需要拥有足够的地产和劳动力，这就意味着它必需具有一定的规模。这个规模究竟应该多大，是难以确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时举过若干例证，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曾实现自然经济的原型经济单位。例如在《经济学批判》手搞中提到古代希腊公社，在《反社林论》中提到南斯拉夫的家庭公社、古代的印度公社、在《资本论》中提到家长制、古罗马大领地、查理大帝时的领地以及中世纪欧洲的庄园，在《〈资本论〉第三卷增补》中提到社会初期“按共产主义组织起来的公社”、家庭或家庭集团。列宁曾提到的有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和封建领地等等。这些经济单位有的近乎原始公社，有的属于奴隶主领地，也有的是封建领主庄园。它们有个共同点：都具有相当大的规模。例如古罗马的奴隶主大庄园，有的拥有土地达几千优盖路姆之多。四优盖路姆为一分顷，即十五市亩，如果有四千优盖路姆，就相当于一万五千市亩了。七至十一世纪纪南斯拉夫巨大的宗法家庭组成的农村公社，至少包括一个村庄。东欧上的家庭公社是同一父系的数代子孙和他们的妻子住在一起，共同耕种自己的田地，共同占有剩余产品。西欧历史上的“家庭”也是很不小的。例如，恩格斯在谈到欧洲的“家庭公社”时同意霍伊斯勒的意见，说德意志人的经济单位起初也不是意义上的个体家庭，而是由几代人或者说几个个体家庭所构成的，并且往往还包括许多非自由人在内；罗马的、爱尔兰的、法国的都类似。克拉潘在解释出于七、八世纪直到十一世纪还在使用的“海得”（Hide）一词 时说，它原指足以维护一个家庭生活的土地总面积而言，他特别说明，这里所谓家庭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家庭，而是包括两三代同堂的原始大家庭。所以不能用小农家庭的规模来想象欧洲古代及中世纪的“家庭或家庭集团”、“家庭公社”甚至“家长制家庭”。典型的中世纪欧洲庄园大约包括一个村庄的范围。（也有一个村庄分属几个领主，或几个村庄同属一个领主的）可见，在任何经济形态下，使用价值形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必定是自然经济。

第四， 经济单位内部的分工要有相当程序的稳定性。没有比较稳定的、持续的分工，经济单位内必需消费品的生产就没有保证。上述怀有各种技能的劳动力，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下，和经济单位主人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家庭公社制成员平等的情况下，不同的技艺可能是通过世袭相传稳定下来的。像古代印度公社和南斯拉夫的家庭公社那样，劳动是按照习惯和需要来公配的。在以阶级剥削为基础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产品是通过奴隶主、封建主对劳动者的强制生产出来的。经济单位的主人对所属劳动力有超经济强制力，内部分工通过强制分配与此相联系，这类经济单位又须有下一个实现自然经济的条件，即：

第五， 经济单位中的劳动者与产生资料所有者之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是一种超经济强制关系，它在经济上一则可以保证剥削者能无偿索取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再则可以强制劳动者按照剥削者的需要去劳动。换言之，人身依附关系不但可以强制劳动者劳动，而且可以强制他们干什么样的劳动。这一点对剥削社会中的自然经济单位是极为重要的。为了在经济单位中恰如其分地满足各方面的物质需要，生产必须有一定程度的计划性，至少是某种有意识的内部分工。这往往是基于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间存在不同程度的超经济强制而实现。马克思曾说，自然经济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其实也可以说，依附农制或农奴制是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重要条件。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强制生产者分别进行不同的生产，并使他们稳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这种强制后来却隐蔽在由它形成的世袭传统和习惯之中。在家长制大家庭中，超经济强制是通过家族制度体现的；奴隶制则是超经济强制的极端表现。强制分工是多品种实物地租制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单品种实物地租制并不要求劳动者完全按照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要求分工劳动，所以这两种不同的实物地租制对人身依附关系松紧程度的要求是不相同的。货币地租当然不发生这方面的。

凡是具备了以上五个条件的单位，经济平衡就可能在那里发生作用 ，该经济单位的生产品和消费品的品种及数量能够达到一致，维持平衡，再生产循环无复求于他人，实现了使用价值形态的自给自足。

看来，西欧中世纪早期的领主庄园是具备这些条件的。

所谓庄园是西欧中世纪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典型的庄园一般包括四项基本，即领主自营地、农奴份地、依附农和领主司法权。

庄园主拥有连接成片的一块或若干块地产。这份相当大的地产主要是耕地，此外还有草地、牧场、菜园、果园、森林、池塘、荒地以及建筑等。耕地至少分作两部分，即领主自营地和农即领有地（份地）；有的庄园还有自由领有地。各个庄园领主自营地多少不同，大部分以条田的形式分散于各处。领主的自营地由总管、管家们管理。

庄园范围内居住着许多占有份地的农奴。农奴使用份地的条件是向领主提供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份地与领主的条田插花排列，便于农奴耕作。劳役的项目繁多，以耕作为主，兼干庄园中的一切其他劳动，包括伺候领主的服役项目在内。这种原始的地租形式最有利于保证领主经济产品自给自足。

劳役地租是伴随着超 经济强制存在的。庄园是与经济统一的基层实体。超经济强制在庄园中表现为农奴与领主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领主在庄园内的司法权。人身依附关系使得农奴不得自由离开主人，不能自由婚媾，以及领主拥有禁用权、初夜权、死手权等等。劳役地租和实物地租在超经济强制的条件下存在。领主的超经济强制权力也施及庄园中非农奴身份的人，尽管程度不同；这些人也要为领主服某些劳役和缴纳一些实物，他们也在庄园法庭的权力之内。

超经济强制同时还迫使农奴缴纳实物地租。领主庄园制下实物地租的特点是多样性。它包括牛、猪、羊、鹅、鸡、黄油、干酪、奶、鱼、咸肉、火腿、谷物、面包、蔬菜、水果、蜂蜜、葡萄酒、蜡、亚麻、木材、柴、桶、锅、刀、剪、桌、椅、镰刀、马掌等等。当然不是每个庄园的每个农即都交纳这么多，但整个庄园的实物地租绝非单一的品种。庄园中还有种类众多的各色工匠，如铁匠、金银匠、皮鞋匠、旋工、刀剑匠、渔夫、捕鸟者以及制酒人、制面包人等等。他们得听从管家指挥，生产领主需要的一切。庄园中的农奴、工匠和自由人的多种实物贡纳和各种劳役的产品，满足了庄园多方面的需要，保证庄园内部使用价值自给自足，甚至军费也征收实物。不言自明，要做到这一点，仅靠农业是不可能的，庄园内必须有多种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把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当作实物地租的前提。

总之，西欧领主庄园是这样一个经济组织：它包括相当规模的连接成片的地产，有足够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家庭手工业；领主有自营地，由农奴耕作；农奴领取份地自耕，向领主缴纳劳役地租和多种实物地租。领主和农奴组成统一的经济单位。产品足以使用价值形态保证庄园内经济条件的直接补偿和再生产。

列宁所说的徭役经济就是领主庄园制经济。他在谈到农奴占有份地和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的同时，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作为徭役经济制度得占优势的首要前提条件。 在他看来，农奴主的领地必然是一个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的整体，没有这一条，它就不成其为徭役经济。

显然，自然经济要求的平衡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前述五个条件缺少任何一条都会出现缺口，从那里萌生商品交换的幼芽。而许多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都会使其中的一条或几条无法具备，因此，纯粹形态的自然经济很长期存在。事实上，至少是由于地理条件引起的自然资源的匮乏，就使得许多即使是相当大的庄园也不能绝对地自给自足。大多数庄园至少是盐、铁两项往往难以自给；领主所需的特殊奢侈品也得通过海外贸易商人获得。重要的是，庄园的分工是经济单位内部的分工，庄园内有交换而不发生商品货币关系。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庄园的经济条件能由本经济单位补偿和再生产，是因为领主庄园这种经营方式具备使用价值形态自给自足的基本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庄园的经营方式决定它的本质属性是自然经济的。

第3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要素商贸条件 出口导向型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引言

纵观上世纪中后期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亚洲各国经济增长的主流方式，上世纪70年代以日本为代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后是以我国台湾地区及韩国等为代表的亚洲四小龙同样取得了经济上的长足进展，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东南亚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将此类经济增长方式推向了顶峰，并且取得了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但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及随后出现的欧洲债务危机，都给出口导向型的亚洲经济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增长、稳定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大讨论，以出口导向为增长模式的经济发展，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一度成为争议话题。

研究意义

其实，本文更关注的是经济内生增长方面的研究，探索内生增长与净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而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增长与相对价格冲击之间的关系受到比较大的重视，忽略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影响。为了更加客观、全面的衡量出口导向型经济中，作为出口部门的技术变化，和国际商品价格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需要全面引入要素商贸条件。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可以发现，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考验与反思，因此，以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及影响规模，成为了学术界热门的研究方向，对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或增长优化转型模式也同样具有深远的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现状

通过我国经济发展研究理论中现有的规律，可以看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离不开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一个国家的资源配置若要实现有效的利用，提高其应用的效率，达到促进经济增长，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目的，与要素商贸条件的向好有着直接的关系。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经济的增长，可以使该国家有更多的优质资源投入到项目研发上来，技术的改进与革新是商业贸易产品质量提升的必经途径，因此该国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贸易出口价格，而更高的出口价格也将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直接作用于资源的优化升级，形成商业贸易的良性循环。

而经济增长与商业贸易条件之间的显著关系，还可以体现在要素与商品之间，如：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要素与商品（纯粹消费商品、消费与投资兼具的商品）的内生增长关系清晰地显示出商业贸易条件影响的增长，商业贸易条件的高低与消费品的专业化有着直接关系，二者越高，其增长率也会越高，反之则呈负相关关系。当然，短期商业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导致财富和收入的双下降效应，但长期的商业贸易条件下降，则不会有显著的关系，虽然商业贸易条件对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有正向效应，但是二者之间表现的关系并非是对称或线性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对中心国家的积极效应并不表现的比边缘国家显著，甚至更加弱化。并且，在经过对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调查发现，人均真实的GDP和商业贸易条件之间也联系紧密，并且相互影响。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工业化国家，小型的开放经济体更容易受到商业贸易条件的冲击，如从韩国与日本在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不同表现就可以发现其中的端倪。因此，商贸条件稳定并受影响小的国家，其经济增长更为稳定持续，同时，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范围与力度也会更小。

通过2004年-2008年的五年间，对全球的94个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调查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和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呈正相关关系。但也有少数的研究认为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与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关系，无论是单要素商贸条件还是双要素商贸条件，其波动只能是有利于初级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会抑制该国的经济增长，我国有部分研究者对1981年-2004年的我国出口导向型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的波动和商业贸易条件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和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甚至提出，虽然我国的商业贸易条件出现恶化的现象，但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仍在持续。以上这些没有显著关系的研究，都缺少将技术变化纳入到研究因素中来，仅仅将商贸条件等价于净贸易条件，技术变动的因素没有进行充分考虑。

因此，本文以1997年到2008年亚洲经历的两次金融危机为研究分析的对象，从单要素商贸条件出发，尤其是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参考研究指标，分析了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作用，研究了其对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影响。因为，我国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出口型经济模式和投资型经济模式为主要拉动方式，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经济模式的发展转型方式，因此，本文研究要素商贸条件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推动，将对于是否应当坚持要素发展模式，还是进行根本性的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趋势变化及影响分析

当前我国的要素商贸条件分述主要有三种类型：其一，价格贸易条件，或称为净贸易条件，是指该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和进口价格指数的比值，这类商贸条件没有将投入与产出因素纳入到考虑范围，而只是以出口商品可以换回多少进口商品的价值作为参考，估算比较粗略；其二，收入贸易条件，其考虑的主要是出口对于进口的购买力，计算的方式是出口的数量乘以净贸易条件，这类概念将产出数量考虑进去了，但却忽略了投入数量的变化，也算是对净贸易条件进行了一定的改善；其三，即本文所要论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其计算方式是以出口中某要素的生产率乘以净贸易条件，其本质不离开净贸易条件，其所体现的是该国的单位劳动力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出口商品所能具备的购买力，这一概念比较完善，其所体现的经济内容也更加客观合理，衡量该国出口劳动生产率的效益，也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同时，由于技术进步的积极应用与探索，即使该国的净贸易条件下降，也并不一定会导致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完全可以抵消净贸易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所以，我国出口价格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下降。

从中可以看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重要性，其对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正面的积极意义，有效地抵消了净贸易条件下降所带来的消极影响，起到了改善二元经济结构的作用。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计算可以体现该行业的劳动生产率，但至今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方面的统计研究相对匮乏，转而是以工业行业劳动生产率或全员劳动生产率来进行评估的。但劳动生产率的评估忽略了其他要素的投入增长对经济产出的贡献，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或者可以说高估了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此外，有些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数据虽然被统计出来了，但并不一定是源自该部门的内部数据，有可能是其他部门的投入起到了改善的作用。因此，为了对单要素商贸条件进行修正，可以使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取代一般性的劳动生产率，这样可以更加到位地衡量出口导向型的出口部门生产率的真实情况。

全要素生产率一直被行业内的研究专家公认为是衡量经济增长的重要参考指标，是衡量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之一，除了可以体现该国的投入-产出成本之外，还可以对规模、分配、技术三者的效率进行客观的反映。单要素商贸条件为净贸易条件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乘积，说明当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增加时，该国的收入和福利也会相应地增加，同时带来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技术的全面进步。因此可以知晓，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依靠技术进步取得，还是依靠要素投入取得，可以用修正后的单要素商贸条件指数来加以确认，并且此类评估方式还具有一定的准确性和现实意义。

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和技术变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技术进步可以使得该国在一定投入数量的基础上增加净产出，而要素商贸条件同样如此。反之，当要素商贸条件出现恶化的情况时，会相应的导致该国所获得的净商品的数量出现下降。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已经将技术变动的成分纳入进来，因而，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方式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技术变动和价格变动对于一国的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

本文结合已有的实证进行综合分析，讨论以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的研究方向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影响，理论依据为出口导向型增长假说检验方法，其运用的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已有的资本投入与劳动力投入的基础上，对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和经济增长进行考察，将出口变量因素纳入进来，而其他一些研究则用商贸条件指数来替换出口变量因素，但考虑其方向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上述的函数研究方式忽略了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体现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深入影响，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因此，基于全要素生产率为基础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引入，可以很好地弥补传统的净贸易条件评估中的不足，考察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影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因为，其传统的商贸条件并不能完全体现该国的经济发展是否遵循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以，需要引入新的解释变量来衡量经济体的增长关系，即出口与经济体的增长是否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所研究的对象数据主要是以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对单要素商贸条件变动的影响，衡量此因素对于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起到了何种作用。因此，可以将两次金融危机设为虚拟变量来加以考察。

一般可以认为资本的增长与劳动力的深化，对于一个经济体有着积极的正向意义，可以明显地起到深化资本市场的作用，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对经济的作用都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经济增长和出口有明显的关系，并且一般情况下表现为正相关关系，间接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为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通过对1980年至2011年的数据分析，其中的数据计算都以2000年为基准，如出口数据、固定资本形式和人均GDP等，数据来源为世行的数据库，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进行计算，可以得出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作用。

要素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研究

从世行已有的经济增长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与物质资本的累积有很大的正相关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同样与物质资本的累积呈正相关的关系，这得益于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以往的发展中取得了稳定持续的增长，在此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同样离不开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的推动。除了韩国的出口导向型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够显著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表现都与传统的评价保持高度的一致，而韩国也在整体上表现出正相关的关系。因此，单要素商贸条件体现着技术的进步水平，从亚洲新兴经济体近30年的发展中不难看出，出口导向型中的技术进步对商业贸易条件的改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出口水平，进而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各国的影响表现并不相同，并且有着显著的区别，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菲律宾，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带来0.3%的经济增长；而影响最为微弱的是新加坡，其单要素商贸条件每增长1%，能够带来的经济增长仅为0.02%，二者之间差距超过了15倍。从这些差距可以发现，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波动虽然可以推动技术的整体进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全面增长，但其增长值有些时候并没有期望的那么高。

从1997年到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看，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各国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不尽相同，由于两次金融危机带来的严重影响，恶化了单要素商贸条件的积极效应，使之对经济增长效应的推动显得较为微弱。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单要素商贸条件之间呈正相关关系，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表现的并不明显。尤其在200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呈负相关，而以马来西亚、韩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甚至出现了单要素商贸条件严重抑制经济增长的情况发生，金融危机重创了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但从1997年与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来对比，后者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前者要小得多，而我国在两次金融危机期间的表现也是后者要明显好于前者，充分说明了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推动我国的出口型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以上的论述研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过去30多年之间，主要依靠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的惯性模式，在短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即单纯的依靠内需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的建立短期内难以实现，而是要依靠内需、投资和出口并重的经济增长模式。从我国经济增长在面对两次金融危机时的表现仍旧可以看出，以技术进步为单要素的商贸条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正数，即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增长。因而，以技术进步为要素的商贸条件推动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虽然有很大的争议，但不能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虽然国际需求会弱化我国的出口规模，形成消极影响，但要素商贸条件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仍旧可以起到持续发展的作用。

第二，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保持一致的，即单要素商贸条件是起到了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实效。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来看，主流的表现为：随着单要素商贸条件的变动，经济增长是与之呈正相关关系的，并且单要素商贸条件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是起着推动作用的，商业贸易条件的向好，无疑对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增长具有积极的意义，在研究了以往的亚洲经济发展进程后，更加肯定了这一结论。因此，以技术进步为表现的单要素商贸条件可以有效的抑制净贸易条件的恶化，可以避免经济体陷入贫困化增长的陷阱，主要的原因就是技术进步可以促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其主要表现在制造业当中。在30年前亚洲的制造业占总出口比重为78%左右，而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其比重已经明显提高了将近10个百分点，充分说明了技术进步和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推动着经济的发展。

第三，当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时，其所标志性的变动即是商业贸易条件的波动，这些变化会传递到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当中，我国的经济发展以出口导向型为主，因而所受到的冲击就更加明显，但受此类冲击时是一般性破坏还是创造性破坏，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探析。但在1997年和2008年的两次金融危机期间，亚洲新兴经济体所受到了经济冲击，其冲击对于单要素商贸条件和出口导向型增长之间的影响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较大的差别。当金融危机导致的出口价格恶化逐步累积，并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即出口价格恶化的效应超过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就会对经济的增长起到抑制的作用，由于区域的出口价格下降和需求乏力，亚洲经济体的出口转而面向西方发达国家，以应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我国同样如此，随着出口面向美国和欧盟，经济调整后更加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继而导致全球的生产与分销体系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亚洲新兴经济体。

整体而言，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的影响要小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形成的冲击并没有西方世界那么明显，除了出口价格的反弹之外，还与技术进步的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改善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由于单要素商贸条件的推动，我国经济的出口收益不断取得增长，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虽然收益放缓，但整体的增长趋势并没有停滞。因此，在短期内没有对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进行根本转变的需要，这也不符合经济增长稳定持续的现实条件。同时，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全球金融危机既是导致一般性破坏的因素，同样也是造成了创造性的破坏。

结论

两次金融危机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都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研究我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对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的分析。如何严谨、科学地评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的作用机理，引入要素商贸条件的研究理念已经成为业内的焦点方向。

因此，评估要素商贸条件对于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具有现实的积极意义，对于我国无论坚持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论证研究，也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占据我国经济增长的比重依然很大，客观公正推动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增长，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王文治，扈涛.FDI导致中国制造业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了吗？―基于微观贸易数据的GMM方法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1

2.贾立敏，王翔宇，孙立祥，周敏.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我国货物贸易出口流量及流向研究[J].商业时代，2012.5（13）

3.杜晓蓉.单要素贸易条件对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型增长的影响[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6（90）

4.黄顺武，胡敏.贸易条件影响生产率吗？―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经纬，2013.1

5.周紫哲，魏冬.要素偏向型出口技术结构与劳动报酬占比关系检验[J].商业时代，2014.4（10）

6.叶李伟.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福建省产业结构变动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3.10

第4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差分方程；蛛网模型；平衡点；稳定；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7-0005-02

市场经济中当期商品价格是由消费者的需求量而定，而下期商品数量是由生产者的供应量而定。需求关系与供应关系导致商品价格与数量必定产生振荡现象。若振幅逐渐变小至平稳，则经济稳定；反之若振幅逐渐变大至不可控制，则经济紊乱。

一、蛛网模型

设第i个周期商品数量为xi，价格为yi，i=1，2，3…。这个周期是指商品的1个生产周期，例如对苹果而言，其指的是种植周期。由于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商品数量，令yi=F（xi）为商品需求函数，图1中所示下降曲线为需求曲线。由于下个周期的商品数量xi+1取决于上个周期价格yi，令xi+1=H（yi）或yi=G（xi+1）为供应函数，这里G为H的反函数。图2中所示上升曲线为供应曲线。在图1中，需求曲线与供应曲线交于P0（x0，y0）点，称该点为平衡点，即数量与价格一直维持在该点不变。但实际并非如此，当商品数量变化到x1后，价格y1由函数F决定，继而产生点p1（x1，y1），以此类推，会产生系列点p2（x2，y2），p3（x3，y3），…。若按图1所示方向趋近P0，表明P0为稳定平衡点，即市场经济稳定。若其按图2所示方向远离P0，表明P0为不稳定平衡点，商品数量与价格振荡越来越大，即市场经济不稳定。图1与图2产生的形如蛛网的折线称为蛛网模型。观察图1和图2可知，在P0点当函数G斜率大于函数F斜率时，P0是稳定平衡点，反之即为非稳定平衡点。但是，这仅仅限于图像上观察，为了从理论上说明平衡点稳定条件，下面将差分方程应用到蛛网模型当中。

二、差分方程模型

在引入差分方程之前，先将供应函数做下改进，将决定商品数量xi+1前一周期的价格yi改为前两个周期yi和yi-1，这样可以体现生产者管理水平的提高，这里不妨取yi和yi-1平均值，即有Xi+1=H（yi/2+yi-1/2）。在P0附近用直线来近似曲线F和H，可将需求函数与供应函数近似为：

其特征根为λ1，2=（-mn±）/4。当mn>8时，方程有特征根位于单位圆外，所以此时P0点不稳定。当mn

三、模型分析

首先，m的大小反映了消费者对商品需求的敏感程度，假如其为生活必需品，稍有不足，消费者必抢购，则m值偏大。假如为非必需品，若稍有不足，消费者心态平和并无较强购买欲，则m值偏小。n的大小反映了生产者对商品价格的敏感程度，假如生产者追求短期利益，价格略增即加大生产，则n值较大；反之假如其有生产规划，则n值较小。其次，当n固定，m越小，需求曲线越平滑，即消费者对商品需求不高，稳定条件越容易满足，则经济形式越稳固。当m固定，n越小，生产曲线越平滑，即生产者对商品价格不敏感，稳定条件也越容易满足，则经济形式越稳固。但当m、n都较大时，即生产者与消费者分别对价格与需求都很敏感，则稳定条件不易满足，经济不稳定。

四、经济不稳定时的干预措施

方法一，m值尽量小，不妨令m=0，则mn=0

方法二，n值尽量小，不妨令n=0，则mn=0

参考文献：

[1] 赵静，但琦.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

[2] 埃莱迪.差分方程导论[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社，2013.

第5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贸易条件；比较成本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4-0107-02

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改善程度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所获利益太小，直接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在当今世界，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对外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相当大的比重。2006年世界GDP55。2万亿美元，其中全球商品贸易额(出口)达101200亿美元，服务贸易额24150亿美元。世界贸易额占世界GDP 20％以上。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2.7万亿美元左右，中国进出口额1.76万亿美元，其中出口达9689亿多美元，出口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以上(按汇率计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增速仍将高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日益重要。

战后以来，人们加深了对于对外贸易作用的认识。尤其在目前。人们普遍地认识到了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传导作用和乘数作用。所谓对外贸易的调节作用是指利用对外贸易中的出口和进口这一对变量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平衡，以及调节消费、储蓄和投资、税收和政府支出的平衡。对外贸易的传导作用，是指通过外贸部门与国际市场的直接联系，促进和带动国内相关联产业和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所谓对外贸易的乘数作用是指外贸出口增加1元，会带来国民收入倍数增长，与此相适应。对国内就业量也会产生倍数增长的效应。正是对外贸易对一国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大，所以战后以来，人们一直非常关注贸易条件。但是人们对于贸易条件影响经济的认识是不尽相同的。拉美经济委员会主席普雷维什和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辛格等人认为整个世界分为“中心”和“”两类国家和地区，“中心”国家利用优越的经济条件剥削“”国家，致使“”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拉美一些激进的青年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甚至因此主张“脱钩论”，即发展中国家要与发达国家脱钩。当然这种“脱钩论”的观点现在看来确实过于偏激。但是它显示了这样一个问题：贸易条件的状况对于一国外贸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那么什么是贸易条件?所谓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关系。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x表示，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用Pm表示，贸易条件=Px／Pm×100％。一般地贸易条件改善对于一国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变大对于他们的发展是有利的。反之，如果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比值变小，表示贸易条件恶化。当然贸易条件的改善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贸易条件的恶化也有各种不同具体的情况。

在当今世界，自二战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表明，一国通过对外开放、对外贸易，经济会得到较快发展，而一国如果闭关自守，经济的发展速度会放慢，这种情况说明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又称相对成本学说)的正确性。李嘉图的相对成本学说认为，假设有甲、乙两国，生产A、B两种产品，甲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优势，乙国在A、B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具有绝对劣势。甲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优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劣势；乙国在A产品上有相对劣势，在B产品上有相对优势。这样通过国际分工，甲国专门生产A产品，乙国专门生产B产品，然后进行交换，这样生产的总量会增加。假设未分工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分别均为1亿单位，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之和与B产品之和均为2亿个单位。经过分工，甲、乙两国生产的A产品和B产品总量均增加至3亿单位。从理论上讲只要参加国际分工，就会参与分享A、B两种产品因为生产的国际分工多出的2亿个单位，至于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在其中能够分享多大的份额，按照劳动价值理论，由国际价值决定国际价格。在实际交换中，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该国经济力量的强弱。

从理论上讲，发展中国家也能够获得进行国际分工生产和交换带来的好处。假如发展中国家不能够获得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发展中国家就不会参与到国际分工过程中去。当然发展中国家得到多大比例的额外利益，它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史表明，在以往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发达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大一些，而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额外利益比例要小一些。当然在现实的经济中，也有这样一种情况：某个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后所获得的利益甚至要小于没有参加国际分工的利益，这往往是由于发达国家在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下，以利益为诱饵，诱使该发展中国家加入国际分工，然后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垄断地位，大大地压低进口商品的价格，大大地抬高出口商品的价格，使发达国家攫取了超过国际分工带来的全部好处，这个超过的部分只能来自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当然这种极端的情况是偶然的、不太常见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中国家还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分享国际分工带来的利益。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被发现、发明和运用，国际垄断的不断被打破，发展中国家就可以经常地获得国际分工所带来的不断增大的利益。

在李嘉图比较利益论存在的条件下，会不会存在贸易条件的恶化呢?实际上，比较利益论与贸易条件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畴，但是两者又有着密切的联系。比较利益论是指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会带来更多的利益。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程度与比较利益大小两者基本上是同方向变化的，即一国贸易条件的改善必然会带来更多的比较利益。在贸易条件恶化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不存在比较利益?这里要具体区分。在比较利益较大，而贸易条件恶化程度较轻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参加国际分工所获得的利益虽然受到一些损失，但仍然有利可图。只有当贸易条件严重恶化，其恶化的程度已超过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带来的利益时，只有在这时，国际贸易对这些发展中国家才真正具有负面的影响。这种极端情况在历史上并不是经常出现的。

下面可以用数字来说明，贸易条件的恶化与比较利益的关系：

从表格1中看到，在进行国际分工之前，英国340个劳动力一年生产了一亿个单位的粮食和一亿个单位的布匹；而葡萄牙160个单位的劳动力也生产了1亿个单位的粮食和1亿个单位的布匹。两个国家劳动力总共生产了2亿个

单位的粮食和2亿个单位的布匹。从表格2中看到，通过国际分工，两个国家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两个国家总共生产了2.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3，2亿个单位的粮食。比未进行国际分工前多生产了0.54亿个单位的布匹和1.2亿个单位的粮食。假设这两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排除了买方市场与卖方市场因素的差异，排除了垄断因素的差异，假设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国际分工多出的利益在英国和葡萄牙之间分配，这种分配建立在符合国际价值规律的基础之上。英国2，54亿匹布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317.5人／年标准劳动量(英国参加国际分工前340人生产的一亿匹布和一亿单位粮食相当于250人／年标准劳动量)。而葡萄牙生产的3，2亿单位粮食，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400人／年标准劳动量(葡萄牙实际投入的劳动量是160人／年，国际分工前的标准劳动量是250人／年)。进行国际分工后，两国500人所生产的粮食和布匹产量相当于进行国际分工前717.5人的年标准劳动量。英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317.5人／年，增长了27％。葡萄牙年标准劳动量由原来的250人／年提高到400人／年，增长了60％。两国进行国际分工后多出的21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在英、葡两国按照0.31：0.69比例进行分配(英国所占比例：(317.5～250)／217.5×100％＝31％，同理可得葡萄牙所占比例)，即英国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67.5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而葡萄牙获得因国际分工多出利益的150人／年标准劳动量产品。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条件下，如果英国贸易条件虽然有恶化，但只要没有超过27％，即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值下降的幅度小于27％，比如说下降了22％，英国仍然可以通过对外贸易获得更多的利益。如果英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下降幅度超过了27％，比如说下降了53％，这种情况下，英国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便完全无利益可言，比它不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所获得的利益还要少。

第6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FDI 国际贸易 贸易条件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际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同步增长，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相互融合，共同构成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动力。FDI具有促进东道国生产、贸易数量增加、生产要素比例变化、生产率提高等多种效应，这些效应必将影响一国的贸易条件变化及该国在世界贸易利益分配中地位。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的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

一、贸易条件的种类及其对贸易利益的影响

在经济学理论中贸易条件可分为三类：价格贸易条件(net barter terms of trade,简称NBTT)、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简称ITT)、要素贸易条件(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简称FTT)。

价格贸易条件又称纯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反映的是单位出口商品的进口能力。公式表示为：NBTT=Px/Pm，式中Px、Pm分别为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其经济学含义是，随着出口商品相对于进口商品价格的变化，出口每单位商品所能换回的进口商品的数量。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改善；当NBTT＜1时，表示价格贸易条件恶化。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意味着一国的贸易利益或经济福利的增加。

收入贸易条件是联系出口数量，反映一国出口商品的整体进口能力的指标。公式表示为：ITT= Px/Pm・Qx。式中Qx为出口数量指数。由于ITT是由NBTT和Qx两个因素决定，在NBTT恶化时，由于Qx有可能大幅上升，ITT有可能不降反升。由于ITT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以及通过对外贸易满足本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为直接。但是，该指数无法说明ITT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含量提高还是由于低价促销带动出口数量增长引起的，所以，其无法表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实际竞争能力。

要素贸易条件(FTT)又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sing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简称SFTT)和双要素贸易条件(double factorial terms of trade，简称DFTT)。其中SFTT=Px/Pm・Zx，DFTT= (Px/Pm)・(Zx/Zm)。式中Zx和Zm分别是出口和进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要素贸易条件表明，NBTT恶化并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出口生产率的提高会使出口价格下降，而国外进口品生产率的下降会使进口价格上升。但无论发生哪种情况，一国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的上升或下降的幅度，而不是取决于价格贸易条件。

可见，贸易条件的变动主要与出口价格、出口商品数量、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有关。而FDI的流入可以改善东道国的生产、影响出口商品价格和数量，并通过技术外溢等间接效应得影响，提高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

二、FDI的“生产效应”对价格贸易条件的影响

根据古典经济学理论，一国的要素禀赋状态决定了贸易的商品结构，而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两国之间的商品和要素价格趋于相等。我国劳动力丰裕，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建设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外资的大量进入解决了我国的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提高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资本―劳动比（K/L），进而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某国产量增加时，如果国际市场上对该商品的需求不变，或是增长幅度小于供给增加幅度，出口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下降。如图2所示，当该国的出口商品X的供给量增加，即提供曲线由L变为L'，假设国际市场上的需求量不变，即D曲线不变，则X相对商品价格就会由P降低为P'，该国的贸易条件就会恶化。

实际上，由于我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增加的同时，世界市场上的需求量却并没有提升，产品的价格也存在长期持续走低的局面。相反，进入21世纪以后，由于初级产品价格的急剧上升和制成品出口的增加，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都有所改善，尤其是能源出口国。如图3所示，自1980年至今，我国贸易条件呈现出波动性的下降趋势。从1980年到2005年，恶化幅度达到25.64%，超过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11.11%，而这期间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幅度达5.15%。

价格恶化加剧的同时，我国贸易条件的波动性也非常大，本文采用统计方法中测量变量离势的指标――标准差来衡量NBTT波动性的大小。通过计算，1980-2005年间，中国的贸易条件波动率为7.99，发展中国家为5.76，发达国家为3.84，而贸易条件的波动主要是由于已过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造成的。这说明，我国的进口能力和对外贸易状况并不是很稳定。

三、FDI“贸易效应”与收入贸易条件

许和连（2002）、冼国明（2003）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贸易之间关系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结果表明，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确对中国的出口贸易起到了促进作用。谢冰等人通过回归分析得出结论，FDI流入量与我国的对外贸易之间，尤其是出口贸易间存在着正相关性。从图4可以看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和FDI也呈现同步快速增长的趋势。

根据公式ITT=Qx・NBTT可知，出口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能够促进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当NBTT不变、改善和恶化时，FDI的收入贸易条件效应将不同。当NBTT不变时，FDI通过增加出口商品的数量，进而改善该国的ITT；当NBTT改善时，FDI的流入同样能够改善该国的ITT；当NBTT恶化时，若FDI引致的出口数量增加幅度超过NBTT恶化的幅度，则该国的ITT还是能够得到改善，反之，ITT也将恶化。从图5中可以看出，出口数量的激增弥补了我国NBTT恶化的幅度，使得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有了很大幅度的改善。

四、FDI“技术效应”与要素贸易条件

FDI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大量外资流入产生了显著的溢出（Spillover）效应，FDI对中国工业的生产率提高和技术进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外资企业凭借在技术、原材料来源、规模经济、销售渠道和产品开发更新能力等方面的优势，抢占了市场份额，在短期对内资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并使国内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提高进展缓慢，形成严重的技术依赖。

（一）FDI流入对单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

对于出口导向型的外资企业，其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必然比内资企业的出口商品劳动生产率高，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将改变我国的单要素贸易条件。通过表1可以看出，我国出口商品生产率不断提高，2000年达到了1980年的13.87倍。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存在恶化的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很大，弥补了价格条件的恶化，使得我国单要素贸易条件得到很大改善。

（二）FDI流入对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

内资企业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能够促进本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而提高出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当然，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还是比较复杂的，国内学者严兵对1998～2003年工业部门35个行业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部分行业通过竞争产生的溢出效应在2002年的时候开始陆续呈现出来。这说明，内资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提升，开始具备一定的抗衡外资企业竞争的能力。如表2所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制造业的FDI流入量增加，我国制造业的劳动效益系数不断提高。

通过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制造业劳动效益系数进行对比发现，我国制造业的劳动效益高于美国、日本和德国，但次于韩国。这说明我国同美国、日本和德国的双要素贸易条件也趋于改善。双要素贸易条件的变动分析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因为它不仅要考虑本国劳动生产率，还要考虑贸易伙伴的劳动生产率，同时还需要考虑该国NBTT的变动情况。

四、结论

（一）FDI流入提高了该行业的K/L，有助于改善该国的价格贸易条件。但是，由于我国FDI主要流入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该行业生产和出口数量的激增，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产品价格持续下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造成贸易条件不断恶化且波动性大。

（二）FDI流入对我国的出口贸易有很强的促进作用，出口数量的激增弥补了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的幅度，所以近年来，我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有了明显改善。

（三）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了出口商品的生产效率，对我国要素贸易条件的改善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改善的幅度主要在于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效应的大小和东道国“吸收―利用―消化―创新”的能力。

（四）现阶段，我国在利用外资时应考虑由“数量增加”改变为“质量提升”，主要目标应放在外资的技术含量和技术外溢效应，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我国产业的升级。单纯通过吸引FDI来促进贸易增长必将引起贸易摩擦的加剧，继续恶化贸易条件，损害我国的贸易利益。

参考文献：

[1]李雪辉、许罗丹.FDI对外资集中地区工资水平影响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02（2）．

[2]江小涓.中国的外资经济――对增长、结构升级和竞争力的贡献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庄芮．FDI流入的贸易条件效应：发展中国家视角 [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

第7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关键词:贸易条件 汇率 证实分析

贸易条件反映一国贸易状况，其改善或恶化将直接导致一国实际资源的流入与流出，反映一国实际福利的变动情况。反映货币比价的汇率变动会对贸易条件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贸易摩擦，改善贸易条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国际贸易中的贸易条件不仅包括商品或纯易货贸易条件(N)，还有贸易收入条件(I)、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及双边要素贸易条件(D)。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但由于贸易条件(N)最易计算，所以大多数经济学文献中使用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在一个两国世界中，贸易条件(N)可以表示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和该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比值。而在一个具有多种贸易商品的世界中，贸易条件定义为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该国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比值。用Px代表出口价格指数，Pm代表进口价格指数，其计算公式为N =(Px / Pm )100。显然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贸易条件(N)与反映一国货币同国外货币比价的汇率存在着联系。事实上，汇率的变动将不仅通过价格的变化在短期内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而且将会长期通过对进出口商品的数量、结构等方面的影响而对贸易条件发生作用。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

关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最常被引证运用的是马歇尔-勒纳条件的弹性分析法，该方法考察的是在汇率贬值情况下贸易条件是改善还是恶化。之所以用到弹性的概念，是由于货币贬值同时改变了以本币或外币表示的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而决定贸易条件改善与否取决于出口商品本币(外币)上升(下降)的幅度是大于还是小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下降)的幅度。一国货币贬值，该国出口商品可以保持本币价格不变，当然也可以上升。而进口商品由于货币贬值导致本币价格上升、需求下降，国外出口商为了维持一定市场份额，使得本国进口商品的外币价格有可能下降。用ηDX 、ηDM分别表示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ηSX 、ηSM 分别表示进出口供给价格弹性，则在汇率贬值情况下有如下结论:

当ηSX ηSM >ηDX ηDM 时，汇率贬值恶化了一国的贸易条件;

当ηSX ηSM =ηDX ηDM 时，汇率贬值对贸易条件不起作用;

当ηSX ηSM

这种弹性分析法建立在外汇市场稳定及其它条件不变前提下，是一种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所谓贸易条件的改善除了从分析中的弹性变化理解外，通常指的是该国出口商品价格相对于其进口商品价格有所提高，反之则为恶化。其经济学的含义在于单位出口商品能否比原来换得更多的进口商品，若能则表明贸易条件改善，否则贸易条件恶化。汇率贬值无疑成为许多国家在一定条件下促进出口、改善贸易条件的手段。但是贸易条件提高了，也不能因此判定一国贸易状况得以好转。同理汇率升值在一定条件下会降低一国贸易条件，但也不能因此得出一国贸易状况恶化的结论。其原因在于贸易条件的变化是许多对该国和世界其余国家有影响的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仅凭单一的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定这些力量对该国净福利影响的结果，这也成为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短期静态分析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将在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的基础上分析其数量、结构等方面的效应，从而全面理解汇率变动对贸易收入条件、单边要素贸易条件的影响，如此深入揭示汇率变动背后的对贸易条件的一系列作用机制。

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影响的长期动态分析

如前所述，汇率变动的价格效应在短期内将产生直接快速的效果。然而作为开放经济条件下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汇率已成为一国调控经济的重要目标变量，在贸易方面则不仅反映在谋求进出口量的变化上，还需考虑贸易结构、成本、福利及整体状况等许多方面。

短期内，由于信息传递、反应的时滞效应，汇率变动通过价格的变化所产生的数量效应并不会立即显现。经过一定时间的调整，这种效应才得以全面展现。考察贸易收入条件(I)，其计算公式为I =(Px / PM )Qx ，Px 与Pm 同商品贸易条件，Qx 代表出口量指数，该指标意指以出口为基础的进口量。但是单纯从商品贸易条件(N)的变化上难以反映出贸易收入条件的变化，因为指标I的取值决定于N与Qx 的乘积。此外，如果一国出口产业规模效益比较明显，出口量的扩大则会引致生产成本的大幅下降，进而使出口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通过贸易换取了更多的国外资源，从而提高了本国的福利。但是对于大国或某种商品的主要供应国而言，其出口的增长有可能引起出口价格的大幅下降，一旦出口价格下降的幅度超过出口量增加的幅度，则贸易收入条件恶化，进而引起贫困化增长。

除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外，由于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因而汇率的变动对贸易商品的进出口量将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加之劳动力工资及其他要素成本也因汇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化，使得进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同样发生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将对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产生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因素较之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化的国内产业与对外贸易政策等决定因素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强化贸易商品结构调整的效果，从长期看，可能有利于本国贸易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有利于提升贸易及产业竞争力。考察单边要素贸易条件(S)，其计算公式为S =(Px / Pm )Zx ，Px 与Pm 同商品贸易条件，Zx 代表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指数。由于企业力图在汇率变动的环境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从而增强竞争力，由此Zx 的值可以得到较大提高，即使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但是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依然可以上升。

以上分析表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存在多方面的作用机制。在假设汇率变动而外部世界一定的条件下，这种变动的影响在短期首先通过价格效应作用于商品贸易条件，其前提必须满足一定的弹性条件。而从较长时间来看，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将发生作用，贸易收入条件将依赖于商品贸易条件及出口量指数而发生变化。此外，汇率变动还将因进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不同、生产投入及要素成本的变化而对进出口量及商品结构产生影响，国内企业生产率同样发生变化，进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贸易条件下降，贸易收入条件和单边要素贸易条件也可能上升。因此整体贸易状况与福利的变化需要综合考虑贸易条件的变化。

汇率变动对我国贸易条件影响分析

对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人民币汇率在较长时期内的贬值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发展。但是出口量的持续增长不仅加剧了贸易摩擦，且自身的贸易条件也面临着恶化的危险，福利遭受损失，经济增长也受到影响。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我国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已成为经济中的热点问题。

依据分析，选取贸易条件为被解释变量，其影响因素包括汇率以及汇率变动产生的数量效应以及结构成本方面的效应。此处，为简单起见，贸易条件依据通常做法用商品贸易条件(N)代表，选取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我国贸易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份额(XW)说明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国内零售价格指数(RI)说明汇率变动的成本效应，因此模型为:ψ(TOT )=(REER，XW，RI )。实证选用对数模型，依据下表所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如下:

lnTOT=3.4939+0.1474lnREER-0.1030

lnXW + 0.0959lnRI

(11.7109) (5.7788) (-2.9078) (2.1815)

R 2=0.8470 DW =0.6316 F =36.9013

查表并对比模型参数可知，该模型通过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检验。从经济学意义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1474%;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份额每变动1%，贸易条件反向变动0.1030%;国内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每变动1%，贸易条件同向变动0.0959%。由此可见，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较变量XW与RI变动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更大，说明汇率变动对贸易条件的直接作用是显著的，而汇率变动的数量效应与成本效应则由于机制传递、调整及其他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效果则较弱。其中XW与贸易条件的反向变动说明当出口量增大时，我国的贸易条件是恶化的。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增加即人民币升值时，贸易条件得以改善，反之则恶化。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8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论文摘要: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贸易条件却出现了恶化趋势,本文系统阐释了影响我国贸易条件的因素。

贸易条件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之比,是反映其在国际市场中竞争实力或竞争地位的指标,经济学含义是每单位出口商品能够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贸易条件也是衡量一个地区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贸易条件也将发生一系列变化,分析其关键影响因素,进而提出应对策略显得尤为必要。

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我国是贸易大国,经济增长对贸易条件的影响是显著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完全是国际市场价格的影响者和制定者,但也绝对不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而我国的经济增长应该会对贸易条件产生影响。我国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比较高,主要侧重于关键设备、短缺能源以及原材料等。随着我国国民收入的增加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尤其是在当前扩大内需的政策推动下,对进口商品的总需求将会不断减少,未来的贸易条件会得到改善。

产业结构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从根本上说,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是建立在本国产业结构的基础之上的,产业结构的状况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层次的高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产业结构具有随着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逐渐升级的趋势,这必然会使一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发生同样的变化趋势。我国已经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从初级产品为主向以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但贸易条件却没有得到改善,这与我国出口商品加工程度低、粗加工比重大、附加值低、质量不高、在国际市场上处于较低价位水平是分不开的。这说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是改善我国贸易条件的重要因素。

汇率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汇率是一国货币同外国货币交换的比价,而贸易条件是用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因此本外币比价之间的变动必然直接导致以本币或外币衡量的进出口商品比价的变动。理论认为,本币升值有助于贸易条件的改善,但从我国数据来看,人民币升值以来贸易条件仍然延续了恶化态势。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元贬值和国际商品价格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效应,美元贬值推高了国际价格基准,加之供需紧张和期货市场投机等因素,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我国进口价格大幅上涨,部分抵消了人民币升值对进口价格的降低效应。

从总体上说,剔除生产成本上升后的出口价格仍显著上升,说明人民币升值确实提高了我国出口价格并有助于改善贸易条件。而且,人民币升值以来,剔除国际价格上涨因素后的进口价格涨幅则有所下降,同时优化了我国出口结构,高附加值和定价能力较强的行业出口占比明显增加,从而也改善贸易条件。人民币汇率的适度升值将改善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从长远观点来看,我国为保障自身的经济安全及利益,特别是为提高外贸效益,必须在长期内逐步改革目前的汇率政策,应该让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将行政力量作为一定的辅助手段。

FDI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外商直接投资(FDI)多采用加工贸易的方式,目前,我国的加工贸易还处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主要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从而使得出口商品的价格难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内部采购行为使得加工贸易原料的进口价格居高不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FDI对我国的熟练劳动及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而对非技术人才数量增加的作用偏小,因而它加大了我国收入的不平等,拉大了技工与非技工的工资差异,城乡就业人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使得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恶化。若要从根本上改善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应该适当引导FDI进入我国的第一产业,使之发挥提高农业生产率的作用,并且要引入到资本、技术密集型部门,促进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升级,使我国逐步完成从低档次、低附加值的初级产品向高档次、高附加值的产品转变,最终提高我国的价格贸易条件。

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由于关税壁垒受到国际贸易组织的约束和限制,在目前全球经济一体化下已经较少采用,而非关税壁垒由于其多样性和隐蔽性,在当前的国际贸易中却屡屡得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在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影响下愈演愈烈,对我国的出口产品造成了巨大影响,恶化了我国的贸易条件。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在环保和科技方面的优势,制定更高的环保、技术、商品和劳工标准,从而形成绿色壁垒、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等新贸易壁垒,削弱发展中国家凭借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而获得的竞争优势。

参考文献:

1.曹晓蕾.世界贸易条件新变化与中国的对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5)

第9篇：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范文

Abstract:In pre-modern stages,There happened to be a continual development of city .The conditions of the movement of Japanese City was inquired into approach a subject from different angles: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the division of labour in society and commodity economy,etc.

Key words: the movement of city;the system of Baku-han;the productive forces in society; commodity economy

摘要：从16世纪中叶到19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由于日本的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了。从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商品经济等方面，探讨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关键词：城市运动；幕藩体制；社会生产力；商品经济

城市的兴起和成长，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是历史前进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特别是社会分工发展的结果。人类进入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以后，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不断发展，推动和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人类的原始居住点最终分解成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社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作为农村的对立物，开始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中世纪时期的西欧，由于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西欧的城市完成了从“城”到“市”转变从而使商业和工业为主的城市逐渐成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V-G-柴尔德把城市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1]p296城市革命则把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个非连续性的社会过程连接起来，构成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完整过程。因而，城市革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前提条件。

西欧的现代化是从十五、十六世纪开始的，而日本的现代化却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才开始进行的。这容易使人产生疑问！在研究日本史过程中，笔者注意到：在十六世纪中叶以后到十九世纪初，日本社会出现了城市运动。这次城市革命在日本历史研究中受到忽视，一般情况，研究者多集中于对城市历史特别是城下町的研究，而没有从城市与日本现代化的关系的角度来把握日本的城市发展。

“到1800年，全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7%左右而日本则为16%—17%左右。”[2]p116这是日本城市发达的结果，日本的城市化率在现代化初期是世界各地所不及的，特别是江户、大阪、京都等三个中心城市的发展。“江户到18世纪中叶人口便超过了100万，1650年前后大阪人口已近80万人。”[3]p236“人口在五万左右的有金泽、名古屋、广岛、长崎等；人口在万人以上的城市大约有五十多个-------这样的人口集中，是由于城市经济的优越性而产生的。”[4]p86从城市人口的数量来看，日本的城市在十九世纪前，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这里的城市化运动并不是产业革命的结果，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日本历史，在1550—1800年，完成了一次城市运动，创造了日本的“原城市化”运动。它是日本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本文便来看一看日本城市运动的历史条件。

一、它是日本战国后期，幕藩体制建立的结果，形成了国家对商业和城市的统治，这样，日本的城市作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发展起来。城市作为社会发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的重要载体成长起来。

德川幕府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幕藩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日本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的完成，它是日本武家政治的最强盛时期，完好地运行了近三个世纪。日本的幕藩体制是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兵农、兵商分离制的身份制社会。它们决定了城下町的发展方向。这一条件是日本城市发展即原城市化的决定性前提。

（一）、幕藩体制不是一种绝对的中央集权体制。这种体制决定了它“与中国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它是集权的，同时也是分权的，但又不同于欧洲中世纪彻底的分权制。”[5]p184幕藩体制是集权和分权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它塑造着日本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德川幕府实行封建的中央集权政治。幕府支配着全国重要都市，三都为中心的全国经济中心点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枢纽，形成了全国性的中央市场。这是由集权获得的。“一国一城令”要求每一个藩国只有一个城下町，这样各藩就以城下町为中心形成了藩的领国经济，城下町成为全国性流通体制的支点，形成了全国各地的地方市场。而藩国林立的状态在全国统一条件下，有利于形成各藩国之间的竞争与交流，推动着地方市场的繁荣。

同时，这种集权和分权的体制，又由于“参觐交代”制度的实施使其进一步完善化，促进了幕府对全国的控制。在稳定统一的政权统治下，这一制度不仅促进了全国物资流通范围的扩大，而且促进了交流的发展，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以江户、大阪为中心形成了全国性流通经济体制，经济一体化的格局开始出现。这样，城下町便成了大名的领国经济与中央的全国经济圈进行交流的枢纽，地方市场的繁荣不能脱离中央市场，有利于民族统一国内市场进一步发展。因而，幕藩体制下的城下町成为日本典型的城市，它们与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变动密不可分。城市作为国内统一市场的载体在这一时期成长起来。

（二）、以石数制为主体的兵农、兵商分离政策是城下町成立的根本性的前提条件。

正天16年（1588年）的《刀狩令》和正天19年的《身份统制令》[6]p89-90明确实行兵农分离等制度，它使日本社会发生以下变化：

首先，建立了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以石数为基础的土地所有制。用身份制和村请制把农民变为国家的农民，国家依靠农民的自然经济所生产的年贡来维持收入。而且，通过“检地”来确定农民的社会地位。“检地的特点是否认过去的名主领有地，承认直接生产者为领有土地的本百姓即自耕农。”[7]p164日本江户时代通过这一政策形成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日本具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8]p785因而，这种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的自由生产，农民各自独立地专心从事农耕；他们成为国家的农民，免受其他中间阶层的剥削。

其次，兵农分离制——武士从农业生产中分离出来。随着军事制度的革命──火器的使用和从而产生的以坚强堡垒进行防御的必要──武士都集中了城下町因而将他们的田地交由农民去耕作。”[9]p16丰臣时代，使日本武士完全脱离农业生产，成为幕藩体制的维持力量，而武士被要求完全居住于城下町，他们便成为城市中最大的消费者阶层和文化的载体之一。“促进城下町形成的政策，造成了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过渡。这本来是为了集中统治武士而推行的政策，但由于武士阶层消费的扩大，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战国时代的居城及要塞已丧失军事意义成为政厅与大名的宅邸，而城下町因为人口的集中变成了城市。”[10]p70

最后，兵农分离过程同时伴随着农商的分离过程。由于战国时代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手工业者增多了。而在武士集中于城下町过程中，武士做为消费者阶层不得不依靠商人、手工业者的活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商人、手工业者集中于城下町，使商业、手工业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使工商业者作为一个集团成长起来，这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变化——这一时代商人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标志着日本完成了一次社会大分工，商业、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经济部门。因而，日本的幕藩体制允许商品经济的发展，日本的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开始成长起来。

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又以实施石数制为基础，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石数制是以年贡为主的实物地租作为封建的地租形式。通过石数制，日本所有的村、郡、国，均称之为若干石的村，若干石的郡或国，这并不是以其地域的耕地面积，而是以稻米的生产量来表示的，全国各地的经济实力便可一目了然了。以石数制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不仅有利于自然经济的发展，而且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城下町的存在而使领主、武士和农民都卷入了商业社会之中。商品经济使日本的封建统治阶级不断地改变统治政策，而不是固守一成不变的经济政策，由此来适应着江户时代商品经济特别是货币经济发达的状况。

综上所述，日本德川时代，幕藩领主在幕藩体制的建立中对城下町的推进政策，使日本的城市具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功能；形成了对农村和城市的双重统治。井上清曾指出：“幕藩体制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农业和以商品经济发达为基础的工商业为前提而建立起来的。”[11]p3这样，幕藩体制不仅塑造了日本的封建小农经济——日本进入封建社会的最高阶段，而且塑造了日本社会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日本的城市在幕藩体制下发展起来。城市运动即原城市化也就成为日本江户时代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是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商品经济是城市产生和繁荣的经济原因。同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是日本原城市化的经济原因。特别是元禄时代以后，城市货币经济的繁荣进一步推动了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的进程。

（一）、日本的社会生产力是不断发展的。由于德川幕府结束了战国时代以来的兵乱，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劳动人民就可以在较为安定的环境里进行生产，“耕地面积从丰臣秀吉检地时的150万町步，到18世纪初达到297万町步，1872年又扩大到358万町步，在此基础上，江户时代不到300年间粮食产量增长了近80%，从1588年的1800万石增长到1872年的3222万石。” [12]p35（其中17世纪末达到2580万石）[12]p16这样，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中等土质耕地的反收获量1594年为1.1石，1686年达到1.3石，到1873年提高到1.6石。[12]p35 同时，江户时代的租税率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幕府确定的年贡率，开始是六公四民------十八世纪初，年贡率改为三公七民。” [13]p63这样，日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特别是农民手中剩余生产的增长，成为社会分工和交换扩大的基础，是使商业、手工业和农业分离的物质前提条件。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劳动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日本的农业才能够满足非农业人口对农产品的需要。农业为工商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城市才能够不断发展。

（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战国时代的畿内地区的棉纺织业的分工就已经发展起来，“要经过十四、十五道手续，提供许多的职业，养活各种家庭的人。” [14]p13-14 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专业化的市场出现“不久它们变为常设的市集，商人定居下来，便形成了町。” [15]p208-209早期市场町、门前町、寺内町等市的繁荣，有利于促进了日本城市的进一步发展。 后来，由于城下町化，武士、工商业者的集中使城市中确立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地位，使工商业者从农业分离出来，这样便形成了日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阶级。城市分工的确立以及城市商业的发达既促进了商品经济发达也促进了工商业者的内部分工。“十七世纪由于商业的发达，商人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商品贸易额更为增多和商业趋向合理化，从而商人之间的业务分工发展起来-----大量的出现了专门从事某一种商品的批发商和经纪人。”[4]p102-103这样，城市的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商品货币经济进一步推动着城市的发展和日本的原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综上所述，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为日本的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原城市化在这样的条件下向纵深发展——商品经济发达起来。原来作为农本经济的附属物的商品经济渐渐地成长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因而，日本工商业者地位的确定反映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 [16]p161日本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反映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商品经济促进了城市和城市化的发展，而城市的繁荣又促进了社会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促进着日本的原城市化。马克思曾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许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17]p371

三，自然地理条件是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交通条件的发达及相适应的社会技术的进步则为日本城市的繁荣和原城市化奠定了物质基础条件。

“通过对许多城下町地理条件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城下町所依靠的地理条件，有如下几种情况：（1）多位于平原的中心地带，路上交通便利。（2）河流的控制地区，水陆条件好。（3）适宜海上运输军备便利的港口，海运条件便捷。（4）军事要塞的地方，多集中丘陵地带。”[18]p221这里可以看到，城下町在形成之初，便多集中交通便利地带，陆运、海运和水运发展起来。而江户时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参觐交代制度”的实行，使全国性的交通运输非常方便。在陆上，形成了以江户为中心，以“五街道”为主要干线的通往全国各地的陆路交通网；在海上，由于日本是个岛国，海上运输作为主要交通方式，自古以来就很发达。江户时代由于全国流通的增长，使环岛海运发展起来，形成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以“四海道”为主要航路的海运交通线。此外，内河运输也有所发展。疏浚了主要河流，河运多与陆路和海路衔接，使海陆运输更为活跃。

这样，由于全国水陆交通运输的发达，全国各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便进一步加强了。参觐交代制度推动了各地之间的交流，人口的流动和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城市经济开始打破自然经济所造成的隔绝状态，促进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特别是“东西海运的畅通标志着以大阪、江户为中心的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2]p21这反映着海运在日本的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海运是简便易行的运输方式，它具有中途不用反复装卸、运输量大、运费低廉等优点。德川时代“海运船舶可载五、六百石，大者可达千石。”[19]p265由于日本江户时代以贡租米作为最初的流通物资，它的运输量使海上运输特别发达。交通运输作为商品的载体，促进着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江户时达的水陆交通条件，使商品运输和集散更加繁荣，促进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着商人的活动区域扩展到全国。

四、江户时代长期稳定的和平环境，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日本城市化的完成。

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城市社会经济更加繁荣。“这样就产生了同附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这种可能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由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由相应的文明程度所决定的需求的发展程度。”[20]p296没有这一时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也不会这样引人注目的。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使日本的商品货币关系发展起来，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的不断发展。

通过以上论述，日本德川时代，在幕藩体制确立的过程中，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城市化运动。这一过程，以战国时代的商品经济发展为基础，确立了市集的地位；以城下町化过程中的统一政策为契机，人为地促使了日本的“城”与“市”的结合，不仅建立了近代意义的城市而且推动着日本的原城市化。同时这一过程又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品货币经济的繁荣为动力，其他社会、自然条件为辅，日本商业和城市经济进一步发展，日本的城市社会建立起来，这样，城市商品经济作为农本经济的对立物发展起来。因而，在1550-1800年期间，日本的城市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已经成长壮大起来，日本的原城市化也顺利地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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