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精选(九篇)

第1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摘要】近年来，我国的流通企业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产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然而这些变化在给流通企业的发展带来新机遇的同时，也给流通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同时，也暴露出了流通企业现有盈利模式方面的不足，流通企业须从经营方式、增长方式、组织架构等方面做出改进，以增强其盈利能力，应对现有经济发展的特点。本文从供应链的视角出发，为流通企业的盈利模式改进提出新的思路，以促进流通企业的发展。

关键词 供应链；流通企业；盈利模式

【基金项目】新疆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校级课题项目（cdyjd2014004）。

【作者简介】赵姣姣，新疆财经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战略管理。

一、引言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生产活动中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交易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二者矛盾的不断加深为流通企业的出现提供了经济根源。流通企业的产生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一两难冲突，从而推动经济不断发展，效率不断提高。流通企业能够专门从事交易的活动，提高交换的效率。因而，可以认为流通企业的本质就是交易的专业化生产者、提供者。然而，流通企业的利润发展空间受到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两头的挤压，商品的流通是供应链的重要环节，以供应链的视角来研究流通企业的盈利模式，从供应链的前后向进行整合，实现“产—供—销”环节的一体化发展以及企业拓展业务的增值，来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对流通企业的经营发展、获得持续的盈利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二、理论研究综述

关于盈利模式的研究，不同的学者观点各异。其中的一种观点是将盈利模式视为商业架构，王方华、徐飞（2005） 在其出版的《利润胜经》一书中认为，盈利模式是企业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对企业自身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源进行整合而形成的实现价值创造、价值获得和利益分配的组织机制和商业架构。而另一种观点则将盈利模式视为盈利的方法，即认为盈利模式是寻求企业的利润来源、利润的产生的一种方法。汪旭晖（2010） 基于价值链角度对盈利模式进行研究，认为新型盈利模式的创新需要流通企业观念的转变，要将供应链管理的理念与企业文化的创新相结合，通过有效的供应链协同降低企业成本，通过生鲜直采、贴牌、自有品牌商品开发等方式实现价值的不断可持续化增值，进而实现企业盈利。

近年来，现代管理理论得到了不断发展，特别是一些新的理论开始出现如流程再造等，“供应链管理”的模式也开始出现，供应链管理逐渐成为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方法之一。供应链的形成就是企业上下游之间一种网络结构关系的形成，是由上游的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商开始到制造和分销商、零售商、最终客户的网络结构组成的一种新的业务流程。一方面从企业的内部结构来看，供应链包括了材料采购、加工制造、产品分销等各个部门，这一部分可以被看成企业内部的供应链。另一方面从企业的外部网络来看，则又包含了原料的供应商、生产制造商、分销商以及最终的用户，而这一部分又可以被看成企业外部的供应链。运用供应链管理的方法，对其各个流程进行再造，可以使供应链各环节上的交易、物流等成本大幅度降低，进而达到增加流通盈利空间的效果。同时，基于供应链整合的新的盈利模式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潘文安（2009）经过调查研究，从供应链合作企业之间的关系角度探讨了供应链整合能力对相关利益者之间合作绩效的影响。该观点认为，供应链内、外部整合能力对企业间的合作绩效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对供应链外部的整合能力是提高企业间合作绩效从而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力量。由此认为，对供应链的整合能力与企业绩效的提高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李飞、汪旭辉（2006） 对中国零售业发展中的零与供之间的关系和盈利模式发生转换之间的矛盾进行了分析，认为零售商对价值链的优化和改进应紧密联系其主营业务的盈利模式，并以沃尔玛和宝洁的合作为例介绍了供应链整合的方式。李凤珍（2011） 对我国零售业的盈利模式进行探析，提出了加强对供应链的管理和创造，打造和谐零供关系的思路。

三、流通企业传统盈利模式特点及不足

虽然我国流通产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流通企业的盈利能力并没有得到快速增强。我国流通企业的盈利模式基本上是照着国外学，但是最传统的“进销差价”模式仍然占据着主要地位，其特点也很明显，流通企业主要是以产品的分销为中心，利润的获得主要是通过转移企业的商品价值，而不是依赖于企业之间的互相合作，上下游的企业之间完全是一种买卖关系。而“通路费用”模式和“类金融”模式则在大型流通企业中较为普遍。在“通路费”盈利模式中，流通企业凭借其强大的产品分销能力控制了上游生产企业，由此来向上游的生产企业收取一定的通道费用。“类金融”盈利模式主要靠对货款占用，从而进行规模扩张和重新投资来获取利润。从以上我国传统的流通企业盈利模式来看，传统流通企业的发展及其盈利模式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 流通企业规模较小，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流通产业的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可以通过扩大经营规模，使每一单位的商品或服务的成本减少、收益增加。流通企业为了使利润增加，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扩大其规模，以降低经营成本，获得更多的利润。然而，我国流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通过规模经济盈利的能力普遍比较低下。

（二） 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盈利渠道单一

一方面，近年来世界一些大型跨国零售公司，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等通过现代供应配送系统，运用采购、并购、网点扩张等手段大肆抢滩，现已掌控着全球范围最大的商品流通量。有限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地被一些外来力量不断侵占，原来市场上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必然受到挤压，市场份额不断缩小，盈利能力随之下降。另一方面，传统流通企业盈利渠道单一。一是通过较低成本采购，并以高于其进价的销售价格出售给消费者，以赚取其中差价，或者是通过销售量的加大和规模的增加而获取厂家奖励。二是通过提供仓储、运输等简单的附加服务获得一小部分的利润。

（三） 流通成本高

流通成本的高低不仅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流通基础设施以及市场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决定一家企业盈利多寡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我国企业流通成本高于西方发达国家，并且一直居高不下。在我国商品的销售价格中，流通成本占了半数左右，这一比例远远高出了西方发达国家。

四、供应链视角下新型流通企业盈利模式特点及优势

（一） 基于供应链管理的特点

1. 全面性。从供应链视角出发，把供应链上的每一个企业都看成是一个节点，研究重点为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整合企业之间的各种物流、信息、资金等，达到降低成本、快速反应、共同盈利的目的。

2.利益的协同性。流通企业供应链管理是建立在利益共赢基础上的，各个节点企业间实际上是一种合作性的竞争关系，实际上这也体现出了企业间核心竞争力的互补效应。当代的竞争也逐渐演变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亦愈加紧密，流通企业应关注如何扩大整个产业链上可供分配的总利益，而不再是利益分配的比重。

3. 信息的共享性。信息能否得到充分共享是流通企业能否及时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反应的前提，也是供应链上企业合作的基础。流通企业供应链的管理已从企业的内部扩展到了企业外部、从企业内部信息化扩展到企业外部之间的信息共享与互相协作。信息能够在企业间共享，才能为供应链进行有效和敏捷的反应做出保证。

（二） 供应链视角下流通企业盈利模式

供应链视角下的流通企业盈利模式通过供应链管理，再造流通企业的业务流程，加强企业间合作，降低各种交易成本、物流成本等，增加盈利的空间；也通过对设备共享、减少库存量、减少其他各种资产的占用等，以较少的资源投入量，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提高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从而有效地解决我国目前流通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增强市场竞争力。图1为以流通企业为核心的产品供应链。

（三） 供应链视角下流通企业盈利模式与传统模式比较

供应链视角下的流通企业盈利模式是基于传统盈利模式发展起来的，通过比较分析两种盈利模式的不同（表1），可以给流通企业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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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盈余重述；真实活动操控；经营活动现金流；盈余管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

一、 引言

作为典型的财务报告失败，盈余重述降低了投资者信心，也影响了资本市场效率，并且已引起世界各国投资者、财务分析师、证券市场监管机构、科研机构等的广泛关注。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盈余重述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如何有效减少盈余重述。已有的研究发现，会计准则与会计交易的复杂性、会计制度理解上的偏差以及管理层的盈余操纵或造假行为都是引发盈余重述的潜在原因。大多数学者将盈余重述归因为公司有意的盈余管理，即错误的财务报告是管理层有意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让投资者相信公司已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我国目前鲜有系统研究盈余重述原因的相关文献，对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尚无定论。本文将就此展开深入分析，探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重述的深层次原因。

现有学者主要通过衡量应计项目验证盈余管理，操纵盈余的公司往往具有较高的应计水平和操控性应计。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应计项目并不是盈余管理的首要方式，管理层更加偏好利用交易操纵盈余，即便这种真实盈余活动会损害公司价值［1］。一方面，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通过改变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过程以实现财务报告目标，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另一方面，会计准则弹性空间的日益收紧使得应计操控程度有限，因而越来越多的管理者转而通过真实操控达到目的。鉴于上述原因，本文拓宽了现有的研究思路，通过衡量真实活动检验重述公司是否存在盈余操纵行为，以期能丰富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会计信息的首要特征是可靠性，有效的信息披露可以强化资本市场对公司管理层的约束，同时发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然而，日益泛滥的财务重述却对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和有效性提出了挑战。财务重述源于之前年报的误述，而财务报告之所以会误报，与管理层的盈余管理动机存在很大的关系。学者们倾向于从会计盈余数据的契约安排（管理报酬契约、债务契约）动机、政治成本动机和资本市场动机角度研究盈余管理［2］。已有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误述财务报告的动机主要是为了避免亏损，进而保持盈余的增长，迎合财务分析师的预期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政策。通过分析财务重述公司的应计盈余，学者们发现，资本市场压力是激发公司采纳激进会计政策的主要因素。重述公司在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度绩效普遍较差，这表明管理层试图掩盖盈余下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3］。财务重述的首要动机是以较低的成本吸引外部融资，保持正的盈余连续增长和正的盈余意外，以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4］。此外，债务契约及高管层的激励补偿计划也提高了财务报表误述的可能性［56］。

中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下，会计盈余总是与权益融资和上市资格等相关联，公司无论是上市、摘帽、配股还是增发均需满足一定的盈余基准，而以会计指标衡量的经营绩效对公司高管层的个人报酬和职业生涯有显著的影响［7］。在公司发生亏损或盈利不佳时，出于职位安全的考虑，经理人员便会更多地利用高报错误来进行盈余管理，高报盈余的会计差错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一种手段［8］。从这个层面来说，盈余重述公司被重述年度指财务报告发生错报的年度。不是所有的错报都会引起重述，当误述被发现并修正时会造成重述。存在显著的盈余管理动机。wu min（吴民）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中国，重述公司管理盈余并非出于融资的考虑，而是为了避免亏损以便在资本市场生存［9］。另外，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股权结构，问题主要是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可能为了自利动机而侵犯小股东利益，并通过操控财务报告内容掩盖事实或隐藏不利消息［10］。因此，控股股东会通过盈余管理活动改变公司的财务报告，以误导投资人或影响公司契约。

上市公司主要利用两种方式操控盈余：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应计项目操控通过会计政策选择、会计估计变更等会计方法（例如少提坏账费用、推迟摊销费用等等）来管理盈余，成本较小，易被公司管理层采用。近年来，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财务舞弊事件，监管部门逐渐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再加上应计项目的回转特性会限制其以后期间的调整空间，这使得交易操控或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控成为管理层的首选。事实上，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会计准则收紧对盈余质量的正向影响［11］。真实活动操控虽然基于真实交易，但其实现的盈余不具有持续性，长远来看降低了盈余质量。另外，出于操纵目的，仅仅为实现特定财务报告目标而构造的交易往往缺乏合理的商业目的和必要的经济实质，其隐蔽性较强，危害更大。公司主要通过融资活动操控、经营活动操控和投资活动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经营活动操控对公司价值影响最大，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公司利用经营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

经营活动包括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等营业活动。研究表明，公司确实通过降低研发开支、扩大生产和利用价格折扣等真实活动的操控方式来管理盈余，以达到相关的盈余基准，即通过对销售活动、存货管理、研发开支、销售与管理费用的操纵进行盈余管理［1213］。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方法，本文用销售操控、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度量真实活动操控行为，检验公司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是否存在异常行为［12］。为了研究方便，本文选择高报盈余指以前年度财务报告会计收益高报，重述公告中调低之前年度的会计收益。的重述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这主要是因为高报公司更具代表性。本文统计的682个盈余重述样本中，高报盈余的公司占到了73%。此外，高报收益意味着公司会计政策较为激进、管理层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运营问题，投资者对收益下调的重述反应更为强烈，研究该类样本更有意义［3］。

对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来说，在财务报告误述年度，为了提高短期收益，达到财务分析师的盈余预测或相关的监管基准，经理人员会通过加速销售来提高短期盈余，即通过降价、提供价格折扣、宽松的信用条件等促销方式提高销售收入，以过于优惠的折扣刺激消费者提前购买产品，上述活动被称为销售操控。销售操控有可能透支公司未来的销售增长，降低公司盈利能力，而过于宽松的信用条件则会产生过多的坏账，影响公司的正常运营。因此，虽然销售操控提高了当前的销售收入，但收入多为应收款项，并未带来公司现金流的实质增加，公司每元销售所带来的经营现金流反而会减少，经营活动现金流往往较低。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与非重述公司相比指的是未发生盈余重述的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经营现金流。

除了对销售进行操纵外，公司还可能通过发货控制或刻意削减研发开支的方法达到盈利目标，即使这种做法会损害公司股东的长期利益。在能力范围内，管理层会同时减少销售和管理费用等可操控费用，如不必要的广告、日常开支，以维持正的盈余意外或盈余增长趋势。上述活动为费用操控，因此如果公司对费用进行了操控，那么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除了对销售和费用进行操控外，管理层还可能通过大量生产的方法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进而降低销售成本，以提高销售利润。过量生产往往造成供过于求，增加公司的存货积压，损害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但它通过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位产品成本，短期内提高了公司盈余，因而易被激进的管理层所采用。对于利用费用操控和生产操控管理盈余的公司来说，其操控性费用往往较低，而生产成本较高。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低的操控性费用。

假设3：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具有较高的生产成本。

三、 研究设计

1. 样本与数据

本文选择沪深两市1999年—2009年这11年间调低之前年度盈余并重述公告的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由于重述是对之前会计年报进行修正，最后得到的被重述区间为1998年—2008年。选择1999年为起点是因为该年会计差错概念及相关的规范首次被提出。重述公告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以及中国资讯网的上市公司文献库，通过检索涉及年度的所有上市公司临时公告中标题包含“补充”或“更正”字样的公告获得。为了更真实地反映公司的实际情况，本研究排除了因校对、排版、串行、数据遗漏、填列错误等引起的重述。考虑到金融行业的特殊性，研究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我们共获得有效样本495个，同时获得非重述公司样本12269个。研究所用其他财务数据来自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

2. 变量度量与研究模型

（1）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度量

借鉴roychowdhury(罗伊乔达)和cohen(科恩)的方法，我们用三个变量度量真实活动操控水平：经营现金流的异常水平、异常操控性费用、异常生产成本［1213］。本文首先用以下模型分行业分年度估计正常水平的经营现金流、操控性费用和生产成本：

式中i表示公司，t表示财务报告发生错误的年份（即被重述年份）。cfo为经营活动现金流，assetst-1为年初总资产；rev为当期营业收入；δrev为营业收入变动；disx表示操控性费用，为广告费与研发支出之和，本文以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来衡量；revt-1为上年收入；prod代表生产成本，为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δrevt-1为上年营业收入变动。以上变量均可以用年初总资产进行调整。

异常经营现金流rcfo为经营现金流实际值与用模型（1）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现金流水平的差异，即：

rcfoit=(cfo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4)

同理，异常操控性费用rdisx为操控性费用实际值与用模型（2）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操控性费用的差异，即：

rdisxit=(disx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1/assetsit-1)(5)

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为生产成本实际值与用模型（3）估计出的系数计算出的正常水平生产成本的差异，即：

rprodit=(prodit/assetsit-1)-k＾1(1/assetsit-1)+k＾2(revit/assetsit-1)

+k＾3(δrevit/assetsit-1)+k＾4(δrevit-1/assetsit-1)(6)

（2） 研究模型

为了验证文中假设，我们建立了以下模型验证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

rmit=β0+β1misit+β2levit-1+β3ln(assetsit-1)+β4roait+β5growit+εit(7)

式中，rm代表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分别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rcfo、异常操控费用rdisx和异常生产成本rprod衡量。异常现金流与异常操控费用方向相同，数额越小表示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现金流方向相反，数额越大表示公司真实活动操控程度越高。mis为虚拟变量，如果公司t年度财务报告盈余被高报且在之后年度被重述本文研究的是发生重述的样本，对于财务报告存在错误但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述的样本不予考虑。，则取1，反之取0。

已有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过小或过大、财务状况较差、负债水平高、成长性高的公司易进行盈余管理，以达到盈利目标或筹集发展所需资金［1416］。因此，模型中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负债水平，以滞后一期的资产负债率（levit-1）表示；公司规模（lnassetsit-1），以期初总资产的对数表示；盈利水平，以资产回报率（roa）来衡量；成长状况（grow），以营业收入三年的平均增长率度量。

四、 实证结果

1. 描述性统计及均值t检验

表1为样本的描述性统计与均值t检验结果（见下页）。我们可以看到，重述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操控性费用与生产成本均值均低于非重述公司，且存在显著差异（t值分别为-5.332、-6.995、-5.26）。但经资产调节后三个变量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变量中，只有异常生产成本通过了t检验，这说明重述公司的生产成本显著高于非重述公司，重述公司可能在被重述年度通过过量生产提高了当期盈余。异常现金流和异常操控费用不存在显著差异，更进一步的结果需要通过回归分析来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表示盈利状况的资产净利率通过了t检验，这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财务状况不佳，盈利性较差。

为5%水平上显著；***为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下表同。

2. 变量相关性检验

表2为变量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异常现金流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021），异常生产成本rprod与误述变量mis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048），与我们预期假设一致，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活动现金流水平较低，生产成本较高。异常操控性费用与误述变量不存在显著相关性，这与假设不一致。异常现金流与异常生产成本间相关系数为0.310，相关性较强，这与roychowdhury(罗伊乔达)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能够导致高生产成本的经济活动同时会造成异常低的现金流。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操控费用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公司大量生产的同时会减少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以提高盈余。从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相关系数来看，资产净利率roa与误述变量mis显著负相关，资产负债率与误述变量显著正相关，资产变量与成长状况grow和负债水平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但相关系数不高，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以异常经营现金流、异常操控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我们对模型（7）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误述变量mis的回归系数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通过了显著性检验（t值为-2.336），假设1得到验证。这说明?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现金流水平较低，公司确实利用销售操控调高了报告期盈余。误述变量同时通过了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检验，回归系数为0.231，t值为4.4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假设3也得到验证。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公司通过大量生产，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从而提高了当前盈余。以异常操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回归系数与预期方向相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较少通过削减操控费用来提高当期盈余，假设2没有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资产规模变量通过了异常现金流为因变量的模型的检验，这说明规模小的公司经营现金流水平较低，可能通过销售操控调整盈余；表示财务状况的变量roa和表示负债水平的变量lev在异常操控性费用为因变量的模型中得到验证，这说明盈利状况较好、财务杠杆率较高的公司操控性费用较少；以异常生产成本为因变量的模型中，表示盈利状况、负债水平和资产规模的变量回归系数均显著，这说明财务状况不佳、负债水平较高、规模较大的公司异常生产成本较高，存在利用生产操控进行盈余管理的情况。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消除极端样本对结论的影响，本文将已承认或被监管部门发现存在严重盈余操纵行为的82家公司去掉后重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在因变量为异常经营现金流的模型中回归系数为-0.035，且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t值为-2.417）；在因变量为异常生产成本的回归模型中系数为0.22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t值为3.939）。没有通过因变量为异常操控费用的回归检验，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利用销售操控和生产操控调高了盈余，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较高。假设1与假设3得到验证，实证结果稳健性较强。

为了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同时研究了公司利用应计项目操控盈余的情况。操控性应计的衡量借鉴jones的模型［17］，即

tait/assetsit-1=β0+β1(1/assetsit-1)+β2(δrevit-δarit)/assetsit-1+β3(ppeit/assetsit-1)+β4(roait-1/assetsit-1)+εit(8)

式中δar为应收账款变动，ppe为固定资产原值，ε代表操控性应计，即da。

表4盈余管理变量间相关系数

变量acfoaprodadisxdaacfo1aprod0.310**1adisx0.141**-0.067**1da-0.533**0.290**-0.218**1通过检验操控性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变量的相关系数（见表4），我们发现变量da与acfo显著负相关，与aprod正相关，与adisx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操控性应计水平高的公司异常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高且操控性费用水平较低，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与真实活动两种方法操控盈余。

以da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误述变量回归系数为0.02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见表5），这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操控性应计水平较高。公司同时利用了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两种方法操纵盈余。可见，重述公司为达到盈余目标，不仅利用会计政策的弹性空间调整盈余，同时还利用真实经济活动进行盈余操控。

表5应计基础上的回归分析

变量(constant)misroagrowlevt-1ln(assetst-1)系数-0.5360.0270.561-0.0150.0020.025t-15.045***2.995***36.819***-1.748*0.85814.899***adj.r20.111f值318.604***五、 结论

以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为研究样本，以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生产成本和操控性费用作为衡量真实盈余管理的变量，本文研究了盈余重述与真实活动操控的关系。结果表明，与非重述公司相比，重述公司在被重述年度经营现金流较低，生产成本较高，说明高报盈余的重述公司通过销售操控、生产操控调高了报告期收益，重述公司确实存在利用真实经济活动操纵盈余的行为。因此，监管部门应高度关注上市公司的重述行为，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本文检验了重述公司的真实活动操控行为，弥补了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应计项目盈余管理的不足。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仅分析了高报盈余重述公司的操控行为，未考虑低报盈余重述公司是否存在利用盈余管理平滑收益的现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所选的对照样本（即非重述公司）可能存在其他重述行为（如对资产负债表项目、现金流量表项目、关联关系等重述），这影响了结论的精确性。此外，本文仅考虑了被重述年度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区间较短，事实上公司操控盈余往往不是短期行为，被重述年度及之前几年均可能存在盈余调整行为。因此，如何克服上述局限性将成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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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商业银行；盈利模式；面板分析

一、基于核心竞争力的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解析

金融危机后，经济增长放缓使得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质量面临风险，房地产贷款与政府融资平台等问题凸显；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基金的迅速发展也使银行作为融资主渠道的地位受到挑战；银行客户也越来越精明，在众多的选择中总会寻找成本收益的最优组合；利率市场化也进一步压缩银行的传统利润空间，这些都迫使银行传统以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进行转变。目前国外对银行盈利模式的研究不多也未形成系统观点，Maudos J.（1998）通过对西班牙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银 行盈利模式对其经营效率往往有决定性影响，有效率的银行利润率越高[1]。 Carvallo等（2005）对1995～1999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银行的成本效率实证研究发现，非利息收入可以有效减少传统银行的成本[2]。国内对银行盈利模式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龙、徐加（2008）通过对我国16家全国性银行盈利模式与效率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银行业整体效率水平仍然较低[3]；颜婧宇（2011）认为，我国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为以批发业务为主的利差收入[4]；郭忠军、郑方敬、郑蕾（2012）通过对我国银行盈利结构的实证研究，指出信贷规模与利差是我国银行盈利的主要途径，这种模式的根源在于投资的高增长以及金融市场发展的缓慢，并急需推进利率市场化[5]。国内外大多都从影响银行盈利模式的内外因素角度研究，但未进一步发掘财务指标背后所反映的银行竞争能力。

管理大师德鲁克曾指出，现代企业竞争的核心是盈利模式的竞争。Mark W. Johnson（2008）从供求角度分析，盈利模式包括顾客的价值选择与企业的经营模式两方面，具体包括要素禀赋，企业竞争力，企业业务流程等要素[6]。迈克尔？波特（1985）也指出：一个企业的盈利模式可以分解为设计、生产、销售、发送等一系列活动，最终形成企业赖以盈利的一条价值链[7]。竞争力是盈利模式的核心，文章据此分析，银行盈利模式就是银行的持续竞争力。根据银行经营的三性原则，银行竞争力主要包括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其中安全性主要为风险应对能力与资本管理能力，盈利性体现在成本收入两方面，具体为成本控制能力与创新能力，此外由于我国顺周期规模扩张的模式，规模也会对盈利性产生影响。最后，流动性也会影响竞争力。对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架构、指标具体见下图：

二、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的面板分析

（一）样本、指标选取

1. 样本选取。本文着眼于我国商业银行，通过对 17 家商业银行（包括9家上市银行，其中有5 家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以及招行、中信、兴业、宁波4家上市银行，以及其余八家城市商业银行） 2004 - 2011 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和面板分析。分析数据来自毕马威中国银行业报告，其中部分数据通过Excel计算获得。

2. 指标选取。

因变量指标：资本收益率（ROE）。资本收益率衡量银行资本创造税后净利的能力，其不仅反映资产的盈利性，也可以反映银行的盈利杠杆。本文所探讨银行盈利模式中引入了风险因素，所以选取资本收益率更为适宜。

反映银行风险应对能力的指标：呆坏账拨备/客户贷款总额。银行面临着信用、操作、市场三大风险，由于呆坏账拨备的计提一般在净利润前，在降低银行风险的同时也会降低利润。

反映资本管理能力的指标：资本/存款。资本是银行应对风险的最后防线，是银行弥补非预期损失的主要手段之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银行的盈利性。

反映成本管理能力的指标：非利息费用/总资产。由于银行对非利息费用可以更加主动地控制和管理，模型选取非利息费用/总资产指标可以很好地反映银行经营成本。

反映资产规模的指标：总资产。规模指标是银行在网点、客户、资产上的优势的体现，也是银行在业务定位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为了提高回归精确度，选取总资产自然对数作为解释变量。

反映银行收入的指标：非利息收入/经营收入。而非利息收入主要反映银行中间业务、私人银行等创新业务方面的盈利能力。非利息收入越高则商业银行创新能力越强，获利能力越强。

（二）样本计描述统

（三）模型设定、检验及回归

1. 模型设定。截面数据有时点性，而金融危机后银行经营状况有所变化，选择面板分析数据更全面，更具有动态性。面板数据模型的基本方程表述如下：yi，t= k + αi+ γt+ βi，tXi，t+ εit其中，y 是被解释变量，X为解释变量，i 与 t 分别表示横截面数据、时间序列数据（ 在本文中 i =1，2，…，17，t = 2004，2005，…，2011） ，β 是回归系数向量。截距项是 k + ai+ ri，其中 k 是常数项，ai度量单位个体间的差异，rt度量时间序列上的差异，εit表示误差项。用面板数据建立的基本回归模型有 3 种，即混合模型、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这就首先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检验，以选择最适合的模型。

2. 模型检验。

首先用 F 检验判断应该建立混合估计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由检验结果可知，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次用BP 检验判断应该建立混合估计模型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由BP检验结果可知，计算出 BP 统计量的值为54.66，远大于 0.05 的临界值，且相伴概率为 0.0000，所以拒绝原假设，可以建立个体随机效。根据F 检验和 BP 检验结果可知，既可以建立固定效应模型，也可以建立随机效应模型。但是究竟哪一种模型，可以通过 Hausman 检验来进行分析。由最后一行P值可以看到，从 Hausman 检验结果知chi2（6）=46.37 > χ20.05（ 6） =12.59，且相伴概率为 0.0000，所以应拒绝原假设，适合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

3. 面板回归结果。由F检验、BP检验和Hausman检验可以判断应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其中被解释变量为我国商业银行的资本收益率，解释变量x1为非利息费用/总资产，x2为呆坏账拨备/客户贷款总额，x3为资本存款比，x4为存贷款比率，x5为非利息收入/经营收入总额，x6为资产对数，具体方程式为：ROEi，t= C + β1X1+ β2X2+ β3X3+β4X4+ β5X5+ β6X6+ εit

（四）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1. 从银行风险应对能力来看，呆坏账拨备/客户贷款总额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但对资本收益率的影响不明显，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警觉度不高。

2. 从资本管理能力来看，资本/存款与资本收益率虽然正相关但关系不明显。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一级法人，其资本金根据巴塞尔协议的规定是明确且足额的，但负责具体业务前线的分支行资本金却未核定明确，当面临风险时都寄希望于上级银行的援助，这直接导致了各分支行的资本拨备低于实际应有水平。

3. 从成本控制能力来看，非利息费用/总资产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具体来看，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营运效率是不同的。从整体来看，成本收入比是衡量支出成本创造收入能力的指标，2009-2011年样本银行成本收入比呈递减趋势。具体来说四大行的收入成本比平均高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2011年工商银行指标值为3.4，表示一元成本花费带来3.4元的收入；建行为3.36，一元花费带来3.36元的收入。此外，股份制银行成本收入指标状况优于城商行。由此可见，四大行规模上的优势使得它可以更低的成本运营。

4. 从规模因素来看，资产自然对数与资本收益率负相关。从目前状况来看，自2004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规模扩张迅速，并且股份制商业银行如招商、中信、兴业等规模扩张速度超过了四大商业银行。但在传统的存贷差盈利模式下，简单的规模扩张所带来的盈利不是一成不变，随着规模的扩大，会导致银行组织机构复杂化、多重委托―关系冗长化以及风险传染效应，使规模效应有U型变化趋势，规模经济逐渐转变为规模不经济。现在看来规模扩张已不能带来盈利的增加。

5. 从银行创新能力来看，非利息收入/经营收入对资本收益率影响不显著，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与创新业务对盈利性的贡献较弱。首先，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中，净利息收入占到经营收入的80%左右，且四大行非利息收入比例高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其中中国银行的非利息收入最高，主要得益于大量的海外机构支撑下的国际结算业务。四大行非利息收入较高得益于大量的网点带来的代收代付类业务，技术含量不高。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招商银行非利息收入较高，是由于招商银行作为零售银行的代表，其网上银行与银行卡业务带来的收益。

6. 从流动性来看，存贷款比率与资本收益率正相关。根据人民银行规定，我国商业银行从事人民币贷款额不得超过存款额的75%，这就将银行贷款能力限定在吸收存款的能力之内，吸收的存款越多，可以发放的贷款才能越多，而且许多创新业务也与吸收存款的能力有关。但目前股份制商业银行存贷比高于国有四大行，在70%以上逼近警戒线。具体从我国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结构来看，四大行个人存款与企业存款所占比重接近50%：50%，除四大行以外的大型商业银行个人存款与企业存款比重接近40%：60%，中小型商业银行个人存款与企业存款的比重最高，接近20%：80%。

三、我国商业银行盈利模式转型的政策建议

（一）差异化经营，培养自身核心业务

中小型银行应将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和中间业务服务作为业务模式上的突破，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风险管理、寻找投资以及资产管理等中间业务。地区性银行应以对公中间业务作为业务模式上的突破，并借助对公业务平台，将其扩展到私人银行业务，进一步发展服务客户的中间业务。大银行要利用自身先天优势将零售业务作为业务模式上的突破。

（二）主动经营风险，进行全面风险管理

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说就是经营风险，银行承担风险的意愿，对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效率直接决定着商业银行的盈利，现代商业银行竞争力和经营能力的核心就体现在其风险管理能力上。全面风险管理不仅涉及传统存贷业务与业务，也包括金融市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银行根据风险偏好与风险承受能力对投资者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需求设计产品，将合适的产品提供给合适的投资者。

（三）轻资产化经营，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单纯地依靠规模扩张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累积了风险。根据资本收益率=资产收益率×资产/资本，可以引入第三个维度“轻资产”来突破二维困境，不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资本收益的提高[8]。具体来说，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电子化以及开展中间服务、证券化降低运营资产。

参考文献：

[1]Maudos J.Market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in Spanish Banking Using a Direct Measure of Efficiency Applied Financial Economics Aug.1998.151-153

[2]Carvallo，O，and Kasman，A.，2005. Cost Efficiency in the 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Banking System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Institutions and Money，（15）：55-72.

[3]龙，徐加.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模式与技术效率[J].金融论坛，2010（6）：43-51

[4]颜婧宇.商业银行盈利模式探析[J].经济师，2011（8）：195-198.

[5]郭忠军、郑方敬、郑蕾.银行盈利模式转型与调控路径探讨[J].金融发展研究.2012（8）.64-67.

[6]Bouwman H. State of the Art on Business Models[EB/OL].httP：//telin.nl，2003

第4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 真实盈余管理；应计利润管理；微利企业；保盈

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当局出于一定的目的和动机，在会计准则不禁止的范围内对企业盈余信息进行调节，以达到管理当局期望水平的行为。盈余管理是造成会计信息质量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盈余管理是目前我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投资者、债权人、证券监管部门、税务机关、准则制定机构等共同关注的焦点，但绝大部分的盈余管理着眼于对应计项目操控（披露盈余管理）的研究。然而，由于应计操纵程度受会计规范弹性空间所限，而且后安然时代监管机构对应计操纵的日益关注与监控，使得公司从应计利润盈余管理转向真实盈余管理。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真实盈余管理

管理当局可以通过“在报告财务或安排交易中运用判断来改变最终财务报告（368）”，所以，从盈余管理实现的手段看，盈余管理可以区分为披露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92）。

披露盈余管理是指在会计准则不禁止的范围内，通过会计手段（如会计选择、会计估计等）对盈余数字进行调节，通常只影响应计利润，而没有直接的现金流量影响，因此也称为应计利润管理。事实上它通常影响的是会计盈余在各期的分布，而不影响盈余总额。

真实盈余管理（real earnings management）是“通过改变企业投资时间或其他财务决策来改变报告盈余（92）”，因此也是盈余管理的范畴。真实盈余管理是通过对真实业务活动的操纵，包括操纵不同的经营、投资和筹资活动来管理盈余，从而来改变报告盈余的行为，但“其主要目的是‘会计产品’，而不是为了公司股东收益的净现值（68）”。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通常影响现金流量和当期盈余，有时也影响应计利润；它通常不增加公司价值，甚至可能损害公司长期利益，因为安排真实交易可能会偏离最佳的行动计划，而给企业带来真实的成本。

基于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研究一直是盈余管理研究的主流。因为应计利润管理并不影响现金流量，所以比真实业务活动管理的成本低，应计利润管理可能是比真实盈余管理更可行的方法。然而，当管理者增加应计利润能力有限时，应计利润管理困难了，从紧的会计准则、管理审查和股东法律诉讼的风险等可能使得管理层更偏向真实盈余管理。

（二）微利企业的真实盈余管理――基于经营活动的角度

微利企业是指其披露的盈余数字刚好超过盈亏临界点的企业。国内外的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有强烈的动机（资本市场动机、监管动机等）为避免亏损而采取各种盈余管理手段调节盈余，使企业报告盈余略大于0（微利）。这些研究，更多地集中于上市公司的披露盈余管理行为。然而，随着社会各界对披露盈余管理的关注和防范，企业管理当局利用会计手段调节盈余信息的成本明显增加；而真实盈余管理比应计利润管理更隐蔽，不容易被审计师或监管者发现。因此，后萨班斯法案时代，企业会权衡应计利润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的成本，在经济、合理的范围内实施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那么具有保盈动机的企业是否存在通过经营活动操纵来调控盈余的行为呢？本文拟研究具有保盈动机的企业为调节盈余而采取的暂时性促销行为、过量生产及减少酌量性费用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1.销售操控。为增加利润，企业可以通过提供暂时性的销售折扣来促进销售，提供价格折扣、放宽信用政策、增加分销渠道等暂时性促销活动会暂时增加销量，使得以后会计期间的销售额转移到本期，从而增加当期账面盈余；但与此同时，这些政策会增加实际的相关成本，其结果是导致单位销售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减少，边际收益下降。

2.酌量性费用的操纵。酌量性费用是指费用开支水平由企业管理层决定的费用。如广告费、研究开发支出①、培训费、维修费等各类销售管理费用。这些费用支出通常不能立即给企业带来收益，企业可通过调整酌量性销售管理费用来实现盈余管理的目标。具有保盈动机的企业可以通过人为降低这些酌量性费用，从而增加当期盈余并减少企业当期的现金流出。

3.生产性操控。出于盈余管理的目标，微利企业可能会增加产量。在固定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量增加可以摊薄固定成本，从而减少单位产品生产成本，继而减少本期销售产品的成本，从而提高年度报告的利润，所以，为提高盈余，企业可能进行过量生产；同时，由于超量生产而导致部分成本当期不能得到弥补，经营活动现金流会低于正常既定的销量水平。

综合上述活动的综合效果，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一定的销售规模下，微利公司存在异常低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假设2：在一定的销售规模下，微利公司存在异常低的酌量性费用开支。

假设3：在一定的销售规模下，微利公司存在异常高的产品总成本（当期产品销售成本与当期库存商品变动之和）。

二、研究设计与模型

为检验微利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是否存在着基于真实活动操控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在Roychowdhury研究的基础上，借鉴其模型，通过回归分析得出非微利非配股企业（对照组）的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和生产成本的估计模型，用以估计样本公司每年的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水平和产品总成本。如果具有保盈动机的上市公司为使得其盈余指标为正，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其经营现金流、酌量性费用水平和产品总成本就会异常。以对照组的回归模型得出微利公司的回归值，其与实际值之间的差额，就是微利公司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和产品总成本的异常值。

企业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及产品总成本的估计模型如下：

经营现金流（CFO）为本期销售额（St）与销售额变动（St）的函数：

CFOt/At-1=α0+α1×（1/At-1）+β1×（St/At-1）+β2×（St/At-1）+εt（1）

Roychowdhury定义酌量性费用（DISEXPT）②为本期销售额（St）的函数；但考虑到企业前期的销售折扣、优惠信用政策等对本期酌量性费用的影响，因此，笔者在Roychowdhury的模型中加入上期销售额（St-1）变量，则：

DISEXPTt/At-1=α0+α1×（1/At-1）+β1×（St/At-1）+β2×（St-1/At-1）+ εt （2）

产品总成本（PROD）等于产品销售成本（COGS）与本期库存商品变动（INV）之和，而产品销售成本（COGS）为本期销售额（St）的函数，库存商品变动（INV）为本期销售额变动（St）及上期销售额（St-1）变动的函数，因此：

PRODt/At-1=α0+α1×（1/At-1）+β1×（St/At-1）

+β2×（St/At-1）+β3×（St-1/At-1）+εt （3）

上述公式中，下标t，t-1分别代表第t年、t-1年的数据，At-1是第t-1年末的总资产，εt是随机误差项。

三、实证研究

（一）样本与数据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我国沪深股市的A股上市公司。考虑2007年新会计准则实施可能的影响，因此选取2001-2006年的数据，其中微利公司定义为净资产收益率在（0，1%）区间的公司。剔除了金融企业，剔除了净资产收益率小于-50以及净资产收益率大于50的异常盈利或异常亏损的上市公司后得到样本6 639个（公司・年度）。对这些样本的净资产收益率频次分布分析表明，微利区间的上市公司数目显著多于亏损区间的上市公司数目，并与亏损特别是微亏区间形成严重的断层现象；［6％，7％］区间的样本数显著较高，即可能存在基于配股动机的盈余管理现象。本文将ROE处于（0，1）的样本公司定义为微利公司。为避免具有配股动机公司数据的影响，本文在研究中将ROE处于［6％，7％］的样本予以剔除；最终应用于实证的有效样本公司年度数为6 149，其中非微利非配股公司年度数5 579，微利公司年度数490。

（二）非微利非配股企业的CFO、酌量性费用和产品总成本估计

为检验微利企业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以及产品总成本的异常值，本文以非微利非配股企业为样本（N＝5579）对上文中模型1、模型2、模型3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用以估计微利企业正常经营现金流量、正常酌量性费用以及正常产品总成本，并得以估计异常值。多元回归的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表1，除CFO估计模型拟合度略低外，酌量性费用和生产总成本估计模型拟合度较高，三组模型及其回归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因此，可以得到正常经营现金流量、正常酌量性费用和正常产品总成本的估计公式。

（三）微利企业异常CFO、酌量性费用和产品总成本分析

根据上述回归模型，可以估计微利企业正常的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和产品总成本；并以企业相应的实际值减去估计的正常值，即为微利企业经营现金流量、酌量性费用和产品总成本的异常值。微利企业异常值的描述性统计及其与对照组均值比较的t检验结果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首先，微利企业非正常经营现金流均值为负（-0.0233），显著低于对照企业（0.0007③），假设1得到检验；微利企业异常酌量性费用为负（-0.0222），显著低于对照（0.00002），假设2得到检验：一定销售规模下，微利企业存在异常低的酌量性费用；假设3与预期不一致，微利企业异常产品总成本为0.0267，显著高于对照企业（0.00006），可以说明微利企业运用了调整产量进行盈余管理，但可能是因为微利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不及对照企业总体，产品总成本相对较低，其足以抵销增加产量的真实盈余管理行为对产品总成本的影响，所以其实际总成本低于对照企业，但其异常值却高于对照企业。

四、结论与建议

上市公司存在为避免亏损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现象，微利企业具有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随着社会各界对盈余管理现象的广泛关注，企业管理当局进行披露盈余管理的成本增加，真实盈余管理比披露盈余管理更为隐蔽。本文以中国A股微利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微利企业异常经营现金流量、异常酌量性费用、异常产品总成本的计算分析显示，一定销售规模下，微利企业存在异常低的经营现金流量、异常低的酌量性费用及异常高的产品总成本。即，微利企业存在通过暂时性促销、过量生产和减少酌量性费用来实现盈余目标的行为。所以，企业盈余管理行为不仅仅局限于披露盈余管理，对盈余管理行为的防范除完善会计准则等会计手段约束外，还需改革退市制度、完善上市公司约束激励机制、强化独立审计制度、提高投资者识别各种盈余管理的技能。

（一）研究改善退市制度

我国证券市场虽然正在不断完善，但是基于会计利润的退市制度并未发生变化，对上市公司而言，如若连续亏损，就将面临暂停上市或终止上市，因此亏损上市公司必然要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短期内扭亏无望的形势下，亏损上市公司的管理当局无疑会利用现行会计政策的灵活性及真实交易安排，进行盈余管理来调整会计盈余。相比而言，成熟资本市场上的退市制度更加注重公开发行股票这一行为的特质而不是会计利润。如美国和香港上市公司的退市条件涉及净利润指标的很少，更多的是一些定性的指标，注重的是上市公司上市行为的实质。因此，国内证券市场的退市制度还太多地停留在会计利润层面上，以盈亏定生死，过于简单和主观，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二）研究改进公司业绩评价体系与约束激励机制

对盈余指标的过分重视，会导致公司管理者采取短期行为，损害公司价值。为了遏止盈余管理，应研究改进公司业绩评价体系，充分考虑非财务指标在业绩评价体系中的作用。在报酬契约的制定中可以考虑运用一些长期激励计划。长期的考核评价体系及约束激励计划，将引导公司管理层注重企业的长期经营效益，抑制盈余管理行为过度，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质量。

（三）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

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必须加强对上市公司的审计。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外部监管机制，若能够独立、客观、公正地履行其职责，将成为证券市场监管系统的中坚力量，但目前国内很多研究显示，注册会计师对盈余管理的风险考虑不足，未能很好地揭示出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我国注册会计师的职业道德水平、审计风险意识和法律责任意识还有待提高。

（四）提高投资者识别盈余管理的技能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基石，如果投资者了解自身及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在市场中各自的职责，将对违规行为形成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上市公司和证券公司将有一定的制衡作用。通过对投资者的教育培训，使其掌握识别盈余管理的知识和技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上市公司对会计数据或报告盈余所做的调整。除此之外，上市公司可以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利用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在会计信息市场上扮演信息分析专家和信息传播者的双重角色，相对于非机构持股而言，机构持股会使得公司信息披露的及时性更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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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Roychowdhury S. Earnings Management through Real Activities Manipulat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6，42（3）:335-370.

第5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摘要]一个企业要维持正常的运转就必须要拥有适量的营运资金,营运资金在企业销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企业利润目标的实现会产生重大影响,营运资金管理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应加强对营运资金的分析。

营运资金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周转使用的资金,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的流动资产净额。在数量上等于全部流动资产减去全部流动负债后的余额,是流动资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营运资金的特点就是流动资产的特点,即回收期短;具有流动性;多种形式上并存性和数量上波动性。

在流动资产中,来源于流动负债的部分由于受短期索求权的约束,因而企业不能在较短时间内自由使用。相反,扣除流动负债后的流动资产,企业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自由使用。因为这部分流动资产净额是由长期筹资方式筹集的,它的偿债索求权时间压力小。

营运资金不仅是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二者的差额,而且其规模受企业销的影响,同时又制约着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所以,营运资金的管理不能单纯地考虑流动资产和流动负债的比较差异,而需要从企业资金运动的全过程进行系统把握。

营运资金是流动资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企业短期偿债能力的重要标志。一般而言,营运资金数额越大,企业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反之则越小。因此,增加营运资金的规模,是降低企业偿债风险的重要保障。然而,营运资金规模的增加,必然要求企业利用长期筹资方式筹集更多的长期资金而占用在流动资产上,但长期筹资方式所筹集的资金成本大,会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长此以往,最终因为盈利能力低下,影响偿债能力,而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反之,营运资金规模小,企业财务风险高,而企业盈利能力大。同时,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也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因此,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对营运资金的管理,必须在盈利能力、财务风险两者之间进行权衡。可见,要对营运资金进行管理,必须从四个内容进行:

一、财务风险

从理论上说,只要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企业就具备了短期偿债能力。因此,企业营运资金的最低理论值为0。但这必须以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与期限结构同流动负债的偿还数量与期限结构完全吻合为前提,否则,企业就可能形成到期不能偿债的风险。从理论上来讲,在企业出现财务风险时,可以将长期资产进行变现,来偿还到期的债务。然而,在实际中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一般不会动用长期资产来偿还流动负债。再者,由于流动资产的变现数量也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主要是应收账款坏账和库存商品削价的可能性存在,所以企业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必须大于流动负债,即营运资金的数量必须大于0。同时,由于各类流动资产的变现速度和变现数量不同,作为流动资产净额的营运资金的结构不同,它的偿债能力也不同,因此,企业对财务风险的态度不同,要求营运资金的结构也不同。

二、盈利能力

如果企业单纯地考虑偿债而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势必会约束自己灵活、机动地运用营运资金,影响企业的盈利水平。因为一个企业的偿债能力和盈利能力互为结果的,所以,如果一个企业的盈利水平长期低下,最终会削弱自己的偿债能力,从而给企业自身带来财务风险。企业盈利能力是受收入和成本二个因素所决定,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不同,收入和成本的水平也不同。假如一个企业营运资金的规模过大,就会增加营运资金中非盈利流动资产的规模和比例,相对减少了企业的收入,同时增加了资金成本和机会成本。反过来讲,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利润目标,来确定营运资金的规模和结构。

三、弹性

由于弹性在财务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营运资金管理中要考虑自身变换的可能性,以便在需要时,调整营运资金的结构。实际管理中,弹性会影响营运资金的规模,如果现有营运资金的弹性不好,又需要对营运资金结构进行调整,面对这种情况企业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牺牲信用和收益,将弹性较小的营运资金强行转换其形态;第二个选择是增加具有弹性的营运资金的规模,用于准备短期债务的偿付和财务调整,这样会增加企业的资金成本,减少收益,维持企业现有的信用。

四、营运能力

营运就是经营运作,营运能力是指企业经营运作能力。狭义的理解是企业经营运作的速度,主要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运用的效率,即资产的周转速度,在财务分析中常用资产的周转率来表示,主要包括流动资产周转率,固定资产周转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指标。

第6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盈余质量 投资效率 投资过度 投资不足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资金配置效率低下，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的现象。产生非效率投资的原因既有管理层―股东、大股东―中小股东之间问题产生的道德风险，也有股东―债权人之间逆向选择的问题、还有企业多元化导致的集团内部资金分配不合理、交叉补贴导致的对部门间的投资不均衡。那么在我国非效率投资的主要根源是什么？近年来，许多研究发现相对于股票价格来说，会计信息系统为公司的经营决策和投资机会提供了更多的增量信息（Alti 2003[ ])。并且，会计信息作为反映公司基本情况的重要信息来源，在缓解问题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Verdi 2006[ ]），这些方面必然间接对企业的投资效率产生影响。相关研究也证明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改善企业的投资效率（Biddle et.al 2009[ ]），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验证会计信息质量通过哪种途径改善了投资效率。这将不利于我们认识投资效率有效或无效真正的根源。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股权集中，外部治理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行为与股权分散、外部治理环境完善下的企业投资行为有所不同，同时特有的双重问题（管理层与股东、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将使各种人为了自身利益对资本配置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根源于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本文将主要研究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否改善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通过哪种途径可以改善?不同的问题影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优化资本配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也将丰富和发展会计信息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层成本，有效抑制了企业的投资不足行为，但是没有发现会计信息通过管理层问题对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抑制了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这表明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根源在于大股东的行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的形式侵占上市公司的利益，需要在投资中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过度投资。

本文的贡献在于，不同于以往研究（周春梅 2009[ ]），本文从双重的角度研究了会计信息对投资效率的影响路径，不同于以往非效率投资与控股股东控制权关系的现象研究，本文找到了控股股东非效率投资的直接证据，发现了控股股东通过过度投资攫取私有收益这一新的途径。这些将为如何改善我国企业投资效率提供直接的帮助。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进行简要的理论分析和假设提出；第三节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四节是实证结果；第五节是稳健性检验；第六节是研究结论。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在理论的框架下研究盈余质量影响投资效率的路径必然涉及到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主要因素之间存在理论上的联系才能研究各个因素间的路径问题。

（一）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

近年来大量文献证实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Bushman & Smith（2001）[ ]首先从理论上提出了会计信息通过三种途径影响企业的投资、生产效率和价值创造。一是会计信息帮助管理者和投资者甄别出好的和坏的投资项目。二是会计信息可以发挥对管理者的监督和控制机制，使管理者将资金配置于好的项目。三是会计信息通过降低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解决逆向选择问题。之后大量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上证明了这些论点。Biddle（2006）和Biddle et al.（2009）分别以34个国家和美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会计信息质量有助于减少公司资本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Verdi（2006）证实了高质量会计信息降低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逆向选择问题，缓解了投资不足。Chang et al. (2008)建立了一个动态逆向选择模型证实了具有更好的财务信息质量的公司融资更加灵活。McNichols & Stubben(2008) 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层对未来的收益形成准确的判断，甄别好的投资机会，从而提高投资效率。

（二） 盈余质量与问题

对于会计信息与管理层成本之间的关系来说，会计信息可以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帮助外部投资者对管理者行为进行监督，防止其窃取投资者和债券人的利益（Fama and Jensen 1983），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契约的形式，Demski and Sappington (1999) [ ]认为，经理人契约是多期的契约安排。虽然在契约履行的过程中，委托人（董事会、股东）不能观测到人的全部行为，但是他们可以通过事后的观察对人进行评价，事后的会计信息就成为下一期契约制定的依据，契约也将对人未来的行为产生激励。目前大量的研究也认同了会计信息对管理者契约结构、激励计划和管理层更换中的作用（Lambert 2001等）。另一方面，财务信息也有助于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比如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内部控制系统能够通过对企业会计信息的准确把握，对管理者进行监督，制约管理层的自利行为（Mcnichols & Stubben 2008）。

同时在我国还存在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为了获取控制权收益会通过各种方式攫取上市公司的利益，为了掩盖这种行为控股股东会实施盈余管理（Liu & Lu 2003）[ ]。此时，会计信息质量可以反映控股股东问题的严重程度(卢闯 2009) [ ]。因此，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有效控制可以适当的约束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另外，大股东为了消除中小股东对大股东侵害行为的顾虑，避免今后中小股东用脚投票，也会主动采取一些自我监督措施，比如提供高质量的、更加透明的财务信息，聘用信誉度高的审计事务所（比如四大）缓解冲突，获得中小股东的信任（Fan & Wong 2005）[ ]。这些方面都说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缓解内部人与外部人的冲突。

（三） 问题和投资效率

问题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是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一支主流，近年来研究者们普遍认为，企业的投资决策将深受问题的影响（Stein 2003）[ ]。问题既可能引发投资不足（Ross 1973），也可能导致投资过度（Jensen 1986）。在经理人存在私人成本和私人利益时，企业的投资将使经理人面临更大的压力和责任，经理人努力工作创造的财富不能由其单独享有，而是与全体股东分享。当经理人获取的收益不能弥补付出的成本时，就会发生卸责行为，即放弃一些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导致投资不足。相反，如果经理人能够从企业的资本投资中获取更大的私人收益，比如企业规模扩大建立起“私人帝国”，提升了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获取更高的薪酬和奖金时，又会引发经理人投资于净现值为负的投资项目，损害了股东财富。

另一方面，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还有可能因为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问题而产生。因为控股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等方式获取私有收益，需要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王英英,潘爱玲2008))[ ]。但是随着监管措施的加强，直接占有上市公司的资源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大股东会通过投资这种更为隐蔽的方式。现有的文献也认为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存在可能导致控股股东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的利益（Claessens et al.2000[ ])。Holmen and Hogfeldt (2005) [ ]指出金字塔结构内终极所有者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损害外部股东利益的行为，金字塔内的杠杆控制不仅为终极所有者提供了隧道挖掘的激励，而且也为其进行过度投资创造了条件。刘朝晖（2002）[ ]首次在国内通过建立模型指出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是为了私有收益，而对私有收益的追求会导致其过度投资行为。以上这些文献都是从理论上的阐述，还没有实证的检验。

基于以上的理论分析，盈余质量、问题和投资效率三者存在紧密的联系。但是，目前的研究或者仅停留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两者直接的关系上（Biddle et.al 2009；李青原 2009），或者仅研究了管理层的问题（周春梅 2009）。对于盈余质量如何通过双重影响投资效率，以及影响的路径没有实证上的检验。基于此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

根据理论分析，我们提出如下待检验假说：

假说1：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改善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都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会计信息能够缓解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

假说2：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起到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行为。

假说3：控股股东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中也具有中介作用，盈余质量也能够缓解大股东问题，从而抑制过度投资行为。

三、研究设计

（一） 投资效率的计量

本文借鉴Richardson（2006）[ ]的模型计量企业的投资效率。模型依据企业的基本信息估算出正常的投资水平，实际投资水平与期望投资水平的差异代表了企业投资效率的缺失。

其中INVt代表t年资本投资规模，以t年固定资产、长期投资和无形资产的净值改变量/平均总资产计量。Growtht - 1代表企业增长机会，以t-1年的营业收入增长率为变量；Levt - 1 , Casht - 1 ,Aget - 1 , Sizet - 1 , RETt - 1 , INVt - 1，分别代表企业t - 1 年末的资产负债率、现金持有量（现金持有量/期初总资产）、上市年限、公司规模（期初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股票收益（t-1年5月到t年4月经市场调整后的、以月度计算的股票年度收益率）和t - 1 年的资本投资。另外还考虑了行业和年度效应。行业分类中制造业取两位代码分类，其他行业取一级代码。由于需要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而有些行业年度样本数达不到回归样本数量要求，本文采用了A股上市公司2003-2009年的数据，并删除了样本较少的行业，共得到七年5038个样本。然后对模型(1)分行业分年度回归，得到各企业t年预期投资量，以实际投资量减去预期投资量，得到剩余投资量，以此来度量企业是投资过度（剩余投资量>0）或是投资不足(剩余投资量

（二） 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

盈余质量的计量有多种方法，目前应用较广的是从会计盈余的主要组成部分出发，从盈余管理的角度，将会计盈余调整为盈余质量。本文选取修正的Jones模型和DD模型指标度量盈余质量的水平。

（1） 修正的Jones模型

本文借鉴夏立军(2003)[ ]和陆建桥(1999)[ ]的方法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和无形资产的修正方法以横截面修正Jones模型分年度分行业回归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

其中：NDAi,t表示i公司t年的非操控性应计利润，REVi,t是i公司t年的营业收入增加额，RECi,t是i公司t年的应收账款增加额，PPEi,t是i公司t年的固定资产,IAi,t是i公司t年的无形资产,参数值b0、b1、b2、b3、b4由对下式进行参数估计得到：

其中，TAi，t表示i公司t年的总应计利润，按照夏立军的研究结论采用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最后，以操控性应计利润|DAi,t|=TAi,t/ Ai,t-1-NDAi,t t/ Ai,t-1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度量指标，该指标越大盈余管理程度越大，会计信息质量越差。

（2） Dechow & Dichev 模型

Dechow & Dichev 模型认为，应计利润与现金流量偏离越大，会计盈余的质量就越低。这一模型克服了Jones模型在计算操纵性应计利润时可能存在的偏差。

本文以横截面回归模型得到的残差TCAE的绝对值作为盈余质量的测度，该指标越大盈余质量越差。 TCAi，t为平均总资产调整的线下项目前总应计利润，等于营业利润与经营活动现金流的差额除以平均总资产；CFO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Asset为平均总资产。

（三） 成本的度量

借鉴Ang et al(2000)[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度量管理层的成本：（1）营业费用率，为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因为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是管理层能够自由控制的主要费用项目，所以，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管理层的成本。（2）资产周转率，为营业收入/总资产，该指标从管理层对资产的使用方面来度量存在成本时管理层对资产使用效率的水平，指标越高，说明管理层卸责（如管理失职、偷懒和过度在职消费）的可能性越小。此指标在稳健性检验中应用。

对于控股股东的成本本变量，本文选取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关联交易为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关联交易涉及的金额（以期初总资产调整），涉及商品交易、资产交易、接受劳务、资金交易、非货币易和共同投资、合作项目 六类。

（四） 盈余质量、成本与投资效率

本文用如下模型考察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模型4）、盈余质量与成本(模型5)、以及盈余质量通过成本的中介效应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模型6)：

模型4中控制了经营现金流波动率、自由现金流、负债和公司规模。现金流的波动会影响资本成本从而影响投资效率（Wysocki 2007）；自由现金流多的企业存在过度投资问题（Richardson 2006)；而负债可以约束管理层的无效投资行为（Jensen 1986）。模型5中控制了公司规模、成长性和大股东持股比例。因为大股东持股可以有效约束管理层的行为；而企业规模、成长性与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Ang et al. 2000）。 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了成本变量，检验加入成本之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是否有显著的变化。另外，由于将管理层和大股东的成本作为盈余质量的内生变量，所以我们用模型（5）测算的成本预测值代入模型（6）中进行相应的回归。

一般来说，考察中介作用须满足三个步骤：第一，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因变量Y（投资效率）有影响；第二，自变量X（盈余质量）对中介变量M（成本）有影响；第三，自变量X，中介变量M纳入同一方程时，如果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不再存在，则可以证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完全由中介变量传递，即完全中介效应；如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影响减弱，则可以通过统计方法验明部分中介效应。

（五）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沪深股市2003-2009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首先剔除了金融类上市公司和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其次对于2007年会计准则变更，我们对涉及的会计数据进行了对接。最后，对于本文使用的主要连续变量，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0-1%和99%-100%的极端值进行了winsorize处理。本文使用的股票市场回报，关联交易数据来源于CSMAR股票市场研究数据库，其他数据均来自于CCER数据库。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检验

描述性统计显示我国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样本大体相当。管理层成本（Agencycost）和关联交易(related transaction)的均值均显著大于中位数，同时方差显著较大，说明上市公司存在较严重的问题。

表3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与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成本与盈余质量变量也都显著相关。但不同的是，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没有显著关系，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在投资不足样本中，管理层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显著相关；而控股股东成本变量与投资不足没有显著关系。

（二）回归分析

由表4可见，盈余质量（DA、TCAE）与过度投资（投资不足）显著正相关。说明盈余质量确实可以改进企业的投资效率。控制变量中，自由现金流越高过度投资越严重；资产负债率对投资效率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在我国负债没有起到相机治理作用。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的影响路径是否相同呢？

表4 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的关系：回归结果

我们首先对管理层成本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5显示盈余质量变量均与管理层成本显著正相关，表明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减轻管理层成本；另外在过度投资样本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可以降低管理层的成本。

表6报告了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关系的变化。可见，对于投资不足样本，加入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效率的作用变小（当盈余质量变量为TCAE时）或者不再显著（当盈余质量变量为DA时），完全符合上文中中介变量的检验要求，我们又运用Freedman and Schatzkin ( 1992) [ ]判断中介变量的方法，检验盈余质量一项在模型4和模型6中的系数之差是否显著异于零。检验方法为：

其中， 为a1的标准差， 为c1的标准差， 为盈余质量与成本的相关系数。计算结果显示t值为16.15516，说明加入管理层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作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表明管理层问题在盈余质量对投资不足的改善作用中起到了中介作用，盈余质量能够缓解管理层问题，从而抑制管理层的投资不足行为。

表6 盈余质量 成本与投资效率

但是表6第（1）、（2）栏中管理层成本与过度投资之间没有显著关系，而且管理层成本加入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变化（参照表4、表6列1、2），这表明过度投资很大程度上不是管理层的行为。那么盈余质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来源于哪里？我们以大股东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运用模型5和模型6重新检验。

表7是以模型5为基础，对t-1期盈余质量和t期的关联交易回归的结果，检验高质量盈余信息能否改善大股东问题，抑制大股东通过关联交易的掏空行为。由表7可见，盈余质量指标DA t-1和TCAE t-1与大股东关联交易显著正相关，表明盈余质量对大股东问题具有预示作用，而通过对会计信息盈余质量的控制能够改善大股东的问题。那么高质量的盈余信息能否通过改善大股东的进而改变企业的过度投资呢？

表8报告了加入大股东成本变量后盈余质量与过度投资关系的变化，可见关联交易与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说明大股东在投资过程中会通过与母公司及其同一母公司下的子公司进行商品、劳务、资产、资本及其共同投资的方式转移上市公司的资产，转移的资产越多过度投资的规模越大，对上市公司的侵害越多。同时，在加入关联交易变量后盈余质量的变量（DA和TCAE）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变得不再显著。我们进行了Freedman检验，t值分别为8.9178、5.309509，说明大股东问题对盈余质量改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中介效应成立。即盈余质量是通过缓解大股东的问题从而改善了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此论证表明，在我国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根源不在于经理人的行为，而在于大股东为了通过关联交易获取控制权私有收益，会以过度投资的方式掌握更多的控制性资源，从而导致了大股东的过度投资行为。

五、 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成本在盈余质量与投资效率之间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管理层成本的另一变量―资产周转率。为了检验大股东成本变量――上市公司与其母公司或者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进行的、以上市公司为买方的六类关联交易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其他应收款对2007年以前的数据进行回归（考虑到2007年证监会清理大股东占款），结果表明以2007年为样本，大股东成本的中介作用依然显著。由此推知，以关联交易作为大股东成本变量具有说服力。为了避免变量之间的内生性，将t期管理层成本、大股东成本变量对t-1、t-2期盈余质量进行了回归，结果仍然表明高质量的盈余信息对成本有显著的影响。为了克服模型（1）在计算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时产生的系统性偏差，我们将模型（1）的残差按大小分为三组，将残差最大的一组作为过度投资组，将残差最小的一组作为投资不足组，再进行相应的回归。对于上述各模型的检验结果与前文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基于稳健性分析，我们认为前文中的结论具有说服力。

六、 研究结论：

第7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 高管变更； 会计准则； 真实活动盈余管理； 总经理变更

一、引言

自1973年Moore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新上任的CEO在上任当年有进行负向盈余管理，并且把公司糟糕的业绩表现归咎于前任CEO这种现象后，学术界就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大多数的实证研究侧重于考察高管变更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和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上市公司采用应计盈余管理进行财务操纵的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开始采用真实活动盈余操控来进行盈余管理。因此，有必要对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国在2006年颁布了新的企业会计准则，新的会计准则在很多方面限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那么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否会因为新的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而发生改变呢？本文拟比较新的企业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以获得会计准则的完善是否促使上市公司转向利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

二、相关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最早发现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存在相关关系的是Moore。Moore（197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新上任的CEO倾向于在上任当年进行负向盈余管理。此后，西方学者从各个角度研究了公司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的关系显著。如DeAngelo（1988）研究发现，当公司高管存在权竞争时，高管为了保全其职位，会进行调高会计盈余的盈余管理行为。Pourciau（1993）研究发现，新任CEO在上任当年会降低当年的会计盈余，而在下一年度增加会计盈余，但他没有找到即将离任的CEO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Murphy & Zimmerman（1993）研究发现，效益不好公司的新任CEO会注销一笔巨大的资产。DeAngelo，DeAngeo & Skinner（1994）也发现，新上任CEO存在注销巨大资产以提高未来盈利的动机。DeFond & Park（1997）研究发现，当高管存在变更的威胁时，为了保全职位，会通过“利润平滑”方式进行盈余管理。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学者也关注到上市公司高管变更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如朱红军（2002）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变更后给企业造成严重的盈余管理问题。王馨（2006）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高管变更的前一年，会调高会计盈余；在变更当年，会调低会计盈余；而在变更后一年，又会调高会计盈余。杜兴强等（2010）研究发现，来自外部的高管继任者比来自公司内部的继任者更倾向于进行显著的负向盈余管理。朱星文等（2010）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高管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然而，上述的研究均只考察了高管变更与应计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而随着会计准则的日益完善和外部监管制度的日益严格，越来越多的有关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上市公司利用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空间越来越小，公司高管转向通过构建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这种盈余管理模式主要通过安排真实交易来完成，比如为了提高当期利润在期末进行降价促销、削减研发支出、削减广告费用、进行过度生产以降低单位销售成本从而变相达到提高当期利润、固定资产的出售等方法。这种操控方式与真实的经营活动难以区分，尽管提高了当期的利润，但会伤害到公司的长期价值。如Graham & Harvey（2005）研究发现，为了平滑利润，上市公司高管会不惜伤害企业的长期价值而进行削减广告费和研究开发支出等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Zang（2012）研究发现，公司高管会通过改变盈余管理方式以应对日益严格的外部监督环境。Cohen（2008）研究也发现，美国萨班斯法案颁布后，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明显增加。Cohen & Zarowin（2010）研究发现，进行股权再融资的公司会同时进行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李增福等（2011）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公司股权再融资前后的盈余管理行为进行研究，得到与Cohen和Zarowin基本一致的结论。林永坚等（2013）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总经理变更当年，存在利用应计项目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在上任后第一、二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那么，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上市公司高管盈余管理的手段是否会发生改变呢？是否会更多地采用真实活动进行盈余操纵呢？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2006年我国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新总经理上任后采用真实活动操控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将比新会计准则颁布前更强。

三、研究设计

（一）真实盈余管理的衡量

首先，借鉴Roychowdhury（2006）的研究方法，本文利用酌量性费用操控、销售操控以及生产操控三种方式来衡量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按照Roychowdhury的解释，费用操控是指通过减少研发、广告和日常费用开支来增加会计盈余，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低的酌量性费用。销售操控是指通过适时性地加大价格折扣或放宽信用条件扩大销售来促进会计盈余提高，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低的经营现金净流量。生产操控是指利用规模效应、通过大量生产产品以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来提高会计收益，该行为会导致公司财务报表呈现更高的生产总成本。这三种操控的度量可分别通过构建经营现金净流量（CFO）估计模型、生产操控（PROD）和费用操控（DISEXP）估计模型来估计，具体如下：

其中：CFO表示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PROD表示生产成本，是销售成本与存货变化之和；DISEXP表示可操控费用，是营业费用与管理费用之和；A表示总资产；S表示销售额；ΔS表示销售变动额；？着表示误差项；？茁表示回归系数；下标i表示行业，j表示公司，t表示年份。

同样，按照Roychowdhury（2006）的方法，构建出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预期模型后，分行业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模型中的回归系数？茁，然后求出各年度样本公司的估计值，再以各年度的实际值减去求出的估计值，便分别可得出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异常酌量性费用（ADISEXP）和异常生产成本（APROD）。

其次，考虑到上市公司可能同时存在这三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方式，借鉴Cohen（2008）的做法，将这三种真实盈余管理活动导致的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异常酌量性费用和异常生产成本相加，求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ZL）。即：

ZL=ACFO+ADISEXP+APROD （4）

（二）回归模型设计

参考Roychowdhury（2006）、Cohen（2008）以及李彬（2009）的做法，本文构建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衡量高管变更与真实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

ZL=？茁0+？茁1GG2004+？茁2GG2007+？茁3LnA+？茁4ROA+？茁5DTA

+？茁6Growth+？着i （5）

式中，ZL表示真实盈余管理总量，GG2004和GG2007表示高管变更，这是个二元变量，取值为1和0；此外，选取了公司规模（LnA）、资产回报率（ROA）、资产负债率（DTA）、公司成长性（Growth）等可能影响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研究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样本选择

本文的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便于比较2006年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的上市公司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的程度，本文选取了2004年和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作为对比的样本公司。为什么不选取2005年的数据呢？因为根据林永坚等（2013）的研究，上市公司的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当年没有动机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而在变更后的下一年度存在真实活动盈余管理行为。因此，除高管变更为2004和2007年的样本外，其余变量的数据均来自样本公司2005年和2008年的数据。由于金融保险行业利润的特殊性，在选择样本时，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的上市公司。此外，有些上市公司可能连续发生高管变更，为消除高管个人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剔除了在2004年前一年或后一年以及2007年前一年或后一年连续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最终，本文得到2004年的137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公司观测值和632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观测值，2007年的165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公司观测值和827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观测值，合计发生变更的公司样本为302个，未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为1 459个。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表2列示了高管变更公司的行业分布。从行业分布情况来看，在各个行业均有高管变更发生，行业分布较分散。同时也说明本文选取的样本代表性较强。

表3列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表3可以看出，真实盈余管理中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的均值为-0.0001，异常酌量性费用均值（ADISEXP）为-0.0002，异常生产成本（APROD）的均值为0.0002，表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后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呈现出显著更低的异常经营现金净流量（ACFO）、显著更低的异常酌量性费用（ADISEXP）、显著更高的异常生产成本（APROD），而真实盈余管理总量（ZL）均值为0.00039，表明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4是多元回归模型的结果，报告总经理变更后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从表4可以看出，GG2004和GG2007的系数均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进行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并且，比较GG2004和GG2007的系数可以发现，GG2007的系数明显比GG2004的系数大，说明新会计准则颁布后，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大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前的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的第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真实盈余管理程度。这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此外，表4显示，公司规模（LnA）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公司规模越大，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资产负债率（DTA）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负债比率越高，上市公司越有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行为。成长性（Growth）的系数为正，说明成长性越高的上市公司，越不可能进行盈余管理，这与McNichols（2000）的发现不一致。McNichols（2000）认为高增长的企业更有可能具有操控的行为。资产回报率（ROA）的系数为正，表明上市公司资产质量越高，越不可能进行盈余管理。

五、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在2004年、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对总经理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均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相比较而言，新会计准则颁布后，发生高管变更的上市公司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要高于新会计准则颁布前。研究结论表明，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的盈余管理行为逐步发生了改变，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逐渐成为他们进行机会主义盈余管理的一种选择。本文的发现拓展了现有高管变更与盈余管理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对深入理解上市公司高管变更后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较强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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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盈余分布 总体应计 特定应计 盈余管理测量

一、盈余管理的内涵界定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财务状况的变动主要是通过财务报表来传达给外部信息使用者。在这个信息传递的过程中，会计准则允许管理层运用他们的的知识和职业判断来编制报表。然而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审计的不完善性，管理层在利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表的同时，也给盈余管理带来了一定的活动空间。目前，理论界对于盈余管理的定义尚无统一认识，国内外学术界广为引用的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

（一）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hipper将盈余管理定义为：有目的地干预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Schipper 1989）。Schipper在定义盈余管理时，虽然没有明确地对盈余管理的类型进行划分，但指出盈余管理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发生在外部披露过程的任何地方，并进一步指出，如果将盈余管理的定义稍加扩展，盈余管理还应该包括真实盈余管理，即指那些利用投资或者融资决策的时间安排来改变报告盈余或其某些组成部分的行为。由此可见，Schipper实际上根据实施手段的不同，把盈余管理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会计系统提供的机会，如管理层在公认会计原则范围内通过选择会计处理方法而进行的应计盈余管理；另一类是通过安排研发支出水平，或者广告支出，增加或者减少生产线等真实交易而进行的真实盈余管理。由于很难区分真实盈余管理是用来最大化股东利益，还是盈余管理，因而与应计盈余管理相比，真实盈余管理更难被信息使用者所察觉。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突出了盈余管理的目的主要是获得个人私利，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以管理层的动机或目的对盈余管理进行定义的方式欠妥，因为人的动机和意图是内心且无法观察到的东西，因此，信息的不对称使得人们永远无法为这种定义下的“盈余管理”进行变量的界定和直接测量（宁亚平，2004）。

（二）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在GAAP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William.K.Scott 1997）。与Schipper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相比，Scott明确界定了盈余管理是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会计准则赋予的对会计政策的选择权达到自利或者使企业市场价值最大化，指出了盈余管理的“合法性”，这样就把盈余管理与盈余欺诈或者说盈余舞弊区分开来。此外，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更为中性，即盈余管理可能会因为管理层的自利行为造成资源的错误配置，但盈余管理的应用也有可能具有增加信息含量的作用，如应计会计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现金流量的波动，从而达到提高企业市场价值的目的。但Scott对盈余管理的定义过窄，因为一个企业的盈余，不但可以通过会计选择进行调整，还可以通过提前或者拖后实际经营决策来调整盈余，如在会计期末通过增加价格折扣或者优惠的信贷条件来加速存货的销售，使当期的账面盈余得以增加。

（三）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 Healy和Wahlen从会计准则制订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Healy and Wahlen，1999）。在这个定义中，Healy和Wahlen明确指出了盈余管理有两种方式，即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利用公认会计原则所给予企业在不同会计方法以及估计之间的选择来进行盈余管理，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主要是利用真实的交易，通过对交易的性质、时间和内容进行刻意筹划而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可以说是目前最全面。它对Schipper和Scott的定义进行了综合，既包含了Schipper定义中对盈余管理类型的说明，又兼容了Scott定义中的中立性，指出了盈余管理有其成本和收益，因而Healy和Wahlen对盈余管理的定义目前是理论界研究应用最广的。

二、盈余管理不同测量方式的比较分析

根据近二十年来国外的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对盈余管理采用的研究设计方法主要有即频率分布方法、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其中频率分布法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还可以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真实盈余管理行为。

（一）频率分布方法 频率分布方法的特点是通过研究管理后盈余的分布密度来检测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这种方法首先假定未管理的盈余大致呈正态分布， 然后通过检验报告盈余在临界点附近的不连续分布来检验公司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如果管理后的盈余明显不符合这一分布形式， 就说明公司存在盈余管理。Burgstahler 和 Dichev最早应用频率分布法估计盈余管理水平的学者，他们认为，在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盈余分布函数在统计意义上是光滑的，当阙值处存在盈余管理时，阙值左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低，右边相邻间隔内的观察值频率异常高，从而造成在阙值处密度分布函数不光滑或者不连续，因此，可以通过检验阙值左右两侧单位区间内的观测实际数与预期数是否显著异于零，而判断盈余管理程度（Burgstahler and Dichev 1997）。在Burgstahler和Dichev研究的基础上，Degeorge等（1999）提出了利用分布函数来检验盈余管理行为，这几位学者构建了一个模型，通过对报告盈余分布密度的T检验来验证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频率分布法是从宏观层面提供了样本整体盈余管理幅度和频率的相对比例，因而频率分布法的突出优点就是，仅仅通过检查盈余的分布就可以鉴别出哪些公司有盈余管理的行为。但运用这种方法来计量盈余管理无法获得关于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或者程度的信息，因而研究结果无法进一步用于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程度、经济后果、市场识别、限制因素等各方面的研究，应用领域较为狭窄。

（二）总体应计模型 总体应计模型试图根据总体应计利润和其解释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来界定哪些应计利润是操纵型的，即用一定的模型将总的应计利润分离为不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和可操控性应计利润，并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这方面的研究最早起源于Healy（1985）以及DeAngelo （1986），他们分别用总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变化来衡量管理层对盈余的操纵程度。继Healy和DeAngelo之后，Jones（1991）引入回归分析方法，通过控制影响总应计利润中的非操纵型因素，在总应计利润和销售收入变化以及固定资产的变化之间建立了一种线性关系。表（1）汇总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几个代表人物及其模型。总体应计模型的特点是将会计盈余分为经营现金流量和总体应计利润两部分，同时又将总体应计利润按照操纵程度的难易划分为操控性应计利润和非操控性应计利润两部分，操控性应计利润即代表盈余操纵的程度。但由于操控性应计利润是不可观测的，因此，通常是先设计一个模型来计算非操控性应计利润，然后比较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和总应计利润的大小，如果非操控性应计利润小于总应计利润，就证明存在盈余管理，盈余管理的量就是二者之差。总体应计模型是从微观层面提供了样本个体盈余管理计量的绝对值，它的主要优点在于可以综合反映企业的各种应计操纵行为，如会计估计和会计方法的变化，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计量相对简单，对研究企业没有特殊要求，计算出来的结果更具有普遍性。Bartov，Gul和Tsui（2001）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和收到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几种计量模型进行了检验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截面Jones模型和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能够更好地揭示公司的盈余管理。但由于影响应计利润水平的因素太多，而现有的截面Johns模型和修正的截面Johns模型仅仅考虑了资产规模、收入增长等因素，没有考虑负债、盈余预期增长速度等其他经济因素对应计利润的影响，因而加大了计量偏差。孟越等（2011）进一步指出导致操纵性应计利润估计误差的原因主要包括：企业的营运资本政策；企业的产品生命周期；企业重组；谨慎性会计原则的影响；销售策略与客户关系。McNichols曾经指出Johns模型仅仅控制了当年销售收入的增长，但是没有考虑到拥有不同长期盈余增长能力的企业其营运资本投资决策可能会有不同（McNichols，2000）。此外，根据前面对盈余管理定义的梳理，可以发现盈余管理主要包括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和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两种实施手段。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Cohen等（2008）研究发现，在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操纵行为有所遏制，但交易操纵活动显著增加（Cohen， Dey et al. 2008）。而目前的总体应计模型主要侧重于对由于会计处理方法的选择而带来的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水平进行计量，对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明显估计不足，这可能会影响到计量的准确性。

（三）特定应计模型 特定应计模型的特点是通过一个特定的应计项目或者一组特定的应计项目来建立计量模型， 以此来检测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等。最早应用特定应计模型来研究盈余管理的是McNichols and Wilson，他们集中对坏账准备这一特定的具体项目进行了研究，提出如果管理者没有进行盈余管理，也能够对资产减值损失做出无偏估计，那么坏账准备的当期提取额应取决于管理者根据现有信息对未来冲销所作的合理预期，这样根据“坏账准备”账户的期初余额，当期冲销额，下期冲销额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回归方程如下：Provt=α0+α1Bgbdt+α2Writeofft+α3Writeofft+1+resprovt。这个回归方程式中的回归残差resprov作为坏账计提的操控性应计，用来检验一个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McNichols和Wilson是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检测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Roychowdhury则开始将特定应计模型应用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检测中。21世纪初，为了应对接连曝光的重大公司财务报告舞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危机，监管者有意识地收紧了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在这种背景下，公司高管可能会更倾向于通过交易操纵来进行盈余管理。Roychowdhury采用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异常生产成本、异常可操控性费用分别作为加速销售、过量生产和削减可操纵开支等操纵行为的替代指标来检验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Roychowdhury， 2006）。Cohen and Zarowin （2010）则利用 Roychowdhury （2006）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测量模型，构建了一个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总额的测量公式，认为一个企业总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程度应该是异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或者是异常生产成本与异常可操控性费用之和。相对于总体应计模型来讲，使用特定应计模型方法的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研究解释变量与单一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如果解释变量与各个应计利润项目的关系不同，如有的正相关，有的负相关，利用总体应计利润方法会因此产生误差，但具体应计利润项目可以克服这一不足。研究者可以根据对公认会计原则的理解，获得对影响应计利润的关键因素的理解，从而针对特定盈余管理手段所产生的单项操控性应计进行检验，降低了总体应计模型的噪音，因而在度量可操控性应计上的精确性优于总体应计模型；另一个优点是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那些更隐蔽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的计量。但这种方法的缺点是运用这种方法需要研究者对制度背景有深刻的认识，如果不清楚哪些应计利润项目纵，该方法的可行性就会大打折扣。此外，与总体应计利润项目相比，具体应计利润项目的操纵量更小，如果所选择的具体应计项目不够敏感，则会使某些实际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无法被检测出来。

三、结论

在盈余管理的研究方面，如何准确地测量盈余管理程度一直是个难点。以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的测量方面。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颁布之后，会计准则的弹性空间被收紧，公司高管通过会计操纵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受到遏制，同时为了规避责任，公司高管也越来越多地采用隐蔽性更高的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达到误导报表使用者的目的。在这种形势下，要求理论界开发出更合理、更准确地模型来更好地衡量两种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目前在盈余管理测量方面主要存在三种测量方式，盈余分布法主要适用于发现是否存在盈余管理行为，总体应计模型主要适应于发现会计操纵性盈余管理，而特定应计模型既可以应用于发现会计操纵型盈余管理，也可以应用于发现交易操纵型盈余管理行为。但采用特定应计模型首先需要深入了解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不同手段，然后再根据不同的特定项目单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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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流量变现的盈利模式范文

【关键词】股票 估值 方法

在股票市场上，我们看到的股票价格从几元到几百元不等，为什么有的投资者会去购买价格几百元的股票，而对价格几元的股票不感兴趣呢，难道几元的股票不比几百元的股票要便宜吗，为什么股票价格会出现波动呢。内在价值理论告诉我们，股票有它的内在价值。在投资之前，需要将股票的内在价值与其市场价格加以比较，当投资者认为一只股票的价值高于它的市价时，他应该买入该公司的股票，因为股票被低估，反之则卖出。股票的内在价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最重要的因素是公司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公司盈利能力越强，发展前景越好，公司的内在价值就越高，反映在股价上，其股票价格就越高，反之亦然。

研究股票的估值，实质就是研究其内在价值，即这家公司的股票应该值多少钱。知道了股票价值，投资决策的过程就变得简单明了：首先分析股票定价，其次比较股票价值与它的市场价格，最后做出买卖决策。

股票估值方法多种多样，为了便于理解，我们将其分为两大类，即绝对估值法和相对估值法。相对估值法，也被称作“可比公司法”，即参考一些同类并上市公司的重要数据指标，特别是业务及规模类似的上市公司，进而确定本公司的估值区间。相对估值方法包括市盈率估价法（P/E）、市净率估价法（P/B）、市销率估价法（P/S），企业估值倍数法（EV/EBITDA）等。绝对估值法又被称作“折现法”或“贴现法”，主要包括股利折现模型（DDM）和折现现金流模型（DCF）。折现现金流模型又被细分为股权自由现金流模型（FCFE）和公司自由现金流模型（FCFF）。

相对估值法反映的是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股票价格，当市场对股票的需求大于供给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会高，反之则低。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经济景气时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会定得高些，在经济低迷时则低些。绝对估值法体现的则是公司内在价值决定股票价格，根据企业的整体估值水平来确定每股价值。接下来，我们将介绍这两类估值方法的具体内容。

一、相对估值法

（一）市盈率估值法

市盈率（P/E）是指某只股票的每股市价与其最近一期（或未来一期）的每股收益的比值，其单位是“倍”，计算公式如下：

市盈率=当前每股市场价格/每股收益

每股收益通常指每股净利润，也即每股税后利润。对于投资者来说，市盈率指标的现实意义是指，在假定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其通过获取企业税后利润全部回收二级市场的投资成本所需要的年数。采用市盈率指标进行股票估值具有综合性、动态性和相对性的优点，但该指标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同类行业规模不同，经营市场细分不同，等等，同类企业的市盈率只能做一个大致的参考，不可照搬照抄，加之经营环境的变化，企业收益并不稳定，市盈率也呈现出波动性。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司经营及发展状况，人们又对市盈率进行了细分，包括静态市盈率、动态市盈率和滚动市盈率等，其表达式如下：

静态市盈率=当前每股市场价格/上年度每股税后利润

动态市盈率=当前每股市场价格/预计本年（或未来某年）度每股税后利润

（二）市净率估价法

市净率（P/B），是指每股市场价格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计算公式为：

市净率=每股市场价格/每股净资产

采用市净率法估值时，首先应根据审核后的净资产计算出发行人的每股净资产，其次根据二级市场的平均市净率及发行人所处的行业情况、发行人的经营状况及其净资产收益率等拟定估值市净率，最后依据估值市净率与每股净资产的乘积决定估值。

除了上述两种估值方法外，相对估值法还包括市销率估价法和企业估值倍数法。市销率指标能够告诉投资者每股收入能够支撑多少股价，或者说单位销售收入反映的股价水平。该项指标既有助于考察公司收益基础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又能有效把握其收益的质量水平。企业估值倍数法在使用的方法和原则上与市盈率法大同小异，只是选取的指标口径有所不同。企业估值倍数法使用企业价值（EV），即投入企业的所有资本的市场价值代替市盈率法中的股价，使用折旧摊销息税前利润（EBITDA）代替市盈率中的每股净利润，在此不再一一介绍。

相对估值方法简单易用，可以快速获得被评估资产的价值，特别是当市场上存在大量“可比”资产在进行交易，并且市场对这些资产的定价相对稳定的时候。事物总是有其两面性，用相对估值法时也容易产生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可比公司”的选择是一个主观概念，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公司。此外，该方法常常忽略了决定资产最终价值的内在因素和假设前提。

二、绝对估值法

（一）股利折现模型

由于相对估值法容易受同类公司的影响，在市场低迷或高涨的时候整体容易被低估或高估。折现法主要是对公司的内在价值进行评估，不存在受其他公司估值状况的影响。折现模型的理论基础是任何资产的内在价值是由这种资产的拥有者在未来时期中所能得到的现金流量决定的。换句话说，即任何资产的价值等于其预期未来全部现金流的现值总和。股利折现模型的公式如下：

上式中：V表示股票的内在价值；Dt表示在未来时期以现金形式表示的每股股利；k表示在一定风险程度下现金流的贴现率。

在实际应用中，上述公式确定股票的内在价值时存在一个困难，即必须准确预测未来所有时期的股利现金流，这是很难做到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使用股利折现模型时通常加上一些假设将其简化，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模型。使用较多的有零增长模型、不变增长模型等。

零增长模型是假定在未来无限期内每年支付的股利都是一个固定数值，即股利零增长，这样贴现现金流公式变为（数学推导略去）：

D0上式中：V表示股票的内在价值； 表示在未来无限期内每年支付的股利；k表示贴现率，可理解为投资者要求的必要的收益率。

不变增长模型是假定未来支付的股利每年按不变的增长率增长，这样贴现现金流公式变为（k>g，数学推导略去）：

上式中：D0表示第零年支付的股利，D1表示第一年支付的股利；g表示股利每年的增长率；k同上，其通常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得出。

（二）折现现金流模型

折现现金流模型包括公司自由现金流模型（FCFF）和股权自由现金流模型（FCFE），这两个模型都涉及自由现金流这一概念，只是一个为公司自由现金流，一个为股权自由现金流。前者侧重公司的整体价值，后者则注重公司的股权价值。公司自由现金流的计算公式如下：

公司自由现金流=（税后净利润+利息费用+非现金支出）-营运资本追加-资本性支出

其经济意义是：公司自由现金流是可供股东与债权人分配的最大现金额。在FCFF模型一般形式中，公司价值可以表示为预期FCFF的现值：

如果公司在n年后达到稳定增长状态，稳定增长率为gn，则该公司的价值可以表示为（数学推导略去）：

其中：FCFFt=第t年的FCFF；WACCn=稳定增长阶段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t从1至无穷大。知道公司的价值之后，用公司价值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就可以计算出公司的每股价值。

股权自由现金流是指在除去经营费用，税收及本息偿还以及为保障预计现金流增长要求所需的全部资本性支出后的现金流，用于计算企业的股权价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股权现金流量=实体现金流量-债权人现金流量

计算出股权自由现金流之后，便可以计算出公司的股权价值，其计算公式和公司自由现金流模型类似，只需用FCFE替代上式中的FCFF即可。对于WACC的计算，其计算公式如下：

WACC=E×（1-α）+D×α

其中，WACC是指公司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也就是根据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得到的收益率（或称之为折现率）；E表示股权成本；D表示债务成本；α表示公司资产负债率。我们简单地以资产负债率作为公司债务的权数，如果更严格地计算资本成本，我们需要计算股权和债务的市场价值，然后计算股权和债务的权数。

折现现金流模型也有其局限性，对一些公司并不适用。例如陷入财务危机的公司，通常这些公司没有正的现金流，或者是难以正确地估计现金流量；收益呈周期性分布的公司，这样的公司因周期性的原因，收益时高时低，对未来现金流的估计容易产生较大偏差；正在进行资产重组的公司。这类公司面临资产结构、资本结构及红利政策等方面的较大变化，既影响未来现金流量，又通过公司风险特性的变化影响贴现率，从而影响估值结果。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1.

[2]钱枫林.中国股市上市公司投资价值的实证研究[J].中国流通经济，20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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