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融合存在问题精选(九篇)
第1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选定CNKI（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数据库，以“媒介融合与地市级电视台”和“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两个主题的相关文献为基础，通过对其相关文献进行分析，掌握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发展现状，了解媒介融合环境对其生存和发展带来的影响，以管窥媒介融合环境下传媒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研究现状。
1.媒介融合与地市级电视台。截至2014年7月30日，发现研究“媒介融合与地市级电视台”理论命题文献的相关论文有287篇左右，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媒介融合背景下地市级电视台发展策略》（费毅恒，《采写编》，2014年1月）提出媒介融合背景下地市级电视台存在的弊端，分析其发展存在的困境；《媒介融合中电视台网站发展探析——以凤凰网为例》（韦颖，《东南传播》，2007年8月）一文探讨了在媒介融合中电视台网站应如何和电视媒体进行良性互动的问题，并分析了凤凰网在媒介融合中是如何把握自身优势而成为电视台网站中较为成功的典范；《媒介融合的现状及对传媒业的影响》（邢仔芹，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一文展示了媒介融合的发展现状，探讨目前的媒介融合实践及这一背景下传媒业存在的问题。从这一方面的文献研究来看，媒介融合环境给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强势卫视、互联网媒体的垄断、同类电视台节目之间的竞争等。
2.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研究发现“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理论命题文献的相关论文有370篇左右。同样，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对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改革的若干思考》（詹正茂，《现代视听》，2007年7月）一文中提出了我国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问题：观念陈旧，革新意识不强、组织结构老化，运行效率低下、人力结构不合理，员工发展缺失、测评标准不明晰，激励机制不健全等；《地市电视台人力资源的问题分析》（张健，《中华新闻报》，2004年5月）一文中指出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人力资源建设理念模糊、人力资源结构失衡、部分人员专业失范、普遍欠缺人力资源的再开发机制等问题；《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困境及对策》（任佳琪，内蒙古大学硕士论文，2012年5月）一文通过研究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现状，以及抽样调查的补充说明，提出高端人才匮乏是内蒙古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并探讨可产生其问题的主要原因：对高端人才价值认识不足、招聘机制不完善、薪酬评价体系不科学以及激励竞争机制不健全等。从多篇文献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地市级电视台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根据上述的研究现状可以发现，关于研究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生存和发展的影响等相关文献较多。不论是对地市级电视台发展现状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在媒介融合环境的影响下，新媒体的发展和强势媒体的壮大都对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带来较大的冲击和挑战。关于研究地市级电视台在内部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等文献也较为丰富。但是，综合研究发现，关于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等方面的文献研究却存在较大的空白。
（一）媒介融合环境下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困境1.新闻时新性被弱化。在新媒体出现之前，具有地域特色的地市级电视台在信息和更新过程中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话语权，获得当地人的喜爱和青睐。但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蓬勃兴起，媒介融合环境让新闻、信息的渠道变得广泛化，地市级电视台的收视率迅速下降，其优势逐渐被新媒体所取代，新媒体的信息更迅速，甚至成为传统媒体信息的重要来源。2.广告投放量逐渐减少。在媒介融合环境下，广告商对地市级电视台的广告投放量逐渐减少，转而投放在收视更高的网站、视频等相关新媒体中。《2013年视听新媒体蓝皮书》分析表明，“在近年视频行业的高速发展中，视听节目网站的媒体价值逐步被认可，广告数量稳步增加。全国在线视频行业收入在2010年只有31.4亿元，但2011年实现62.7亿元，再到2012年增加30亿元达到92.5亿元”。3.受众更加老龄化。新媒体具有全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等优势，引领媒体产业潮流，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吸引着更多低龄人群，逐渐导致传统媒体的受众人群老龄化。地市级电视台同样面临受众老龄化的现状，国家广电总局的《2013年中国视听新媒体发展报告》显示，“40岁以上的消费者成为电视受众的主流群体，电视受众群的年龄结构呈现‘老龄化’趋势”。
（二）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境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弊端显露。在我国传媒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事业单位管理制度长期以来根深蒂固，在经济落后时代，事业单位制度能够保障固定收入和社会福利，有利于传媒单位的人事稳定。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事业单位管理制度的弊端日益显露，在传媒业中，事业单位的管理制度由于安稳，导致许多工作者缺乏创新，缺少竞争意识，不利于传媒业进步。所以，在近几年，传媒单位人事管理制度逐渐从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型，地市级电视台人事管理部门也面临转型期的重重困难。2.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我国传媒市场的人力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主要表现在进入和退出机制不科学。在传媒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部分人事部门不能根据媒体发展的实际情况招聘人才，尤其是地市级电视台，很难引入专业型人才，更多是根据主管单位的要求来安排人员，甚至有一些与传媒业不相关的人员进入此行业，占据许多辅岗位，存在严重的因人设岗问题。与此同时，不适合岗位的工作人员由于占有事业编制，没有形成合理的退出机制，从而影响传媒单位的整体发展。
（三）媒介融合环境对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情况分析我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相关文献研究较少，但若从媒介融合环境下地市级电视台的生存困境，以及地市级电视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面临的问题分析，媒介融合环境也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下地市级电视台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较大的影响。1.注重地市级电视台“创意型”人才的培养。媒介融合环境彻底重塑了市场竞争格局，并强化了市场竞争。一方面，新媒体的发展趋势逐渐强大，导致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电视台等相关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被不断弱化；另一方面，电视台在内容制作上存在同质化问题，商业性质过于严重，同类节目的“山寨”现象尤为突出，并缺少技术上的更新，导致地市级电视台收视率偏低。究其原因，传媒业生产的是内容和信息，由于产品性质不同，人才已经成为传媒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核心，若改变地市级电视台的发展现状，必须要注重“创意型”人才的培养，重新审视人才的重要性。“创意型”人才不但要具有新媒体的技术和思维，还要有营销理念和方法，确保地市级电视台在媒介融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吸引受众的眼球，挖掘自身特色，以此改变地市级电视台在市场竞争中的发展现状。2.减少地市级电视台人才流失。当前，媒介融合环境间接改变了传媒业的人才结构，传媒业的人才流动频率逐渐增大，地市级电视台普遍存在留不住人的现象。比如：更多技术型传媒工作者选择新媒体、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主持人、播音员也在机遇面前另择良木，选择更广阔的发展平台。长期如此，致使地市级电视台整体水平落后，难以在节目中进行创新和突破。对此，人事部门需要深刻认识到人才流失的瓶颈，并采取相关措施改变现状：在人才管理上激发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媒体人在工作中感受到自身尊严；人事部门要科学合理设置岗位，明确岗位职责，并提供培训平台，让工作者能够给单位创造价值；地市级电视台应该丰富单位的激励机制手段，有针对性地在精神上给予员工更多的关怀和鼓励，在物质上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让人才在自身工作岗位上得到满足，以更好地留在人才。
三、研究展望
第2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议程设置是指媒体有意无意地建构公共讨论与关注的话题。这一思想是政治学家伯纳德・科恩首先提出来的。科恩认为，媒体在使人们怎么想这一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1972 年，麦库姆斯（McCombs）和肖（Shaw）在《舆论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通过实证调查研究，证实了此前科恩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 （agenda setting）猜想的成立。他们分析了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媒介内容议题的排序，同时对照当时公众舆论中诸议题的排序，发现二者的相关性极高。经过较深入的分析，他们提出了一个假设：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大众媒介通过日复一日的新闻选择和，影响着公众对什么是当前最重要问题或事件的感觉；在媒介的议程与公众的议程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即经过一段时间，媒介的优先议题将成为公众的优先议题。在这里，“agenda”总体上指的是所报道的问题的排序或程序，具体指的是某一议题或事件的报道。议程设置论的中心思想是：“在特定的一系列问题或论题中，那些得到媒介更多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一段时间内将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它们的重要性也将日益为人们所感知，而那些得到较少注意的问题或论题在这两方面则相应地下降。”而且，“受到某种议程影响的受众成员会按照该媒介对这些问题的重视程度调整自己对问题重要性的看法。”①这里包含三个层面：在认知层面，公众因为媒介的报道而意识到议题的存在；在次序层面，媒介所安排的议题顺序一般会影响公众考虑这个问题的顺序；在显著性层面，媒介赋予议题的意义（包括给予的版面位置或节目中的时间先后）一般会影响公众对这个议题重要性的认识。
1999年，基于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麦库姆斯和肖在提出“议程设置”假设后的第17年，对该理论重新进行了修改，提出了一个源于而又高于“议程设置”的新假设――“议题融合论”。这一成果集中体现在《个人、团体和议题融合：社会分歧论》一文中。在这篇论文中，他们首次提出了新的议题融合的模式和议题融合的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分别是：寻求团体阶段、寻求团体的“议题”阶段、寻求引导的阶段、寻求引导传播媒介阶段、大众传媒“议题设置”的初级阶段和大众传播媒介“议题设置”的高级阶段。在2000年传播效果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肖和他的两位助手又提交了《公共议题的衰落：个人怎样与媒介融合以形成新的社群》，对议题融合论作了进一步的阐释。
“议题融合论”和“议程设置”假说相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议题融合论”研究的出发点是社会大众，着重研究社会大众为何使用各类传播媒介，如何使用传播媒介以及使用传播媒介所达到的社会效果；而“议程设置”则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出发点，研究的重点是大众传播媒介如何影响受众。“议题融合论”认为人们在使用和挑选传播媒介及其“议题”时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个人首先有强烈加入团体的愿望，然后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媒介，寻求与他们的需求、认知等一致的团体信息，避免与他们的需求、认知不一致的团体。因此，正是个人有强烈的融合于社会、加入团体的愿望，才促使人们使用包括大众传播媒介在内的各种传播媒介。并且，人们选中某一种传播媒介，也是因为这一传播媒介的内容（即“议题”）同他们的志趣相符，可以从中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信息。
二、议题设置中力量的博弈
1972年议题设置理论的提出，没有明确指出议程设置背后的推动力，因此，丹尼斯・麦奎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问题：（1）我们到底是应该寻找媒介对受众个体的议题的直接影响，还是希望议程设置通过人际影响而发生作用；（2）靠直接传播给公众来决定个人议题与靠影响政治家和决策者来决定一个机构的议题，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着重要的差别；（3）议程设置到底起端于媒介，还是起端于公众成员及他们的需求或者还是起端于，譬如说，充当媒介信源的机构的精英人物，这一问题仍然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②可以看出，如果说麦奎尔提出的第一点是针对媒介与受众的关系的话，那么，第二点和第三点则切中了议程设置的影响要素，除了媒介因素以外，还有公众议题和政策议程，并暗示了这样的意义：在影响议程设置中，有哪些因素起主导作用是很难明确的，研究议程设置的背后的力量可能要涉及权力与媒介的关系。
如果说麦奎尔的上述三个问题触及了议程设置背后力量的机制问题的话，那么，肖等人的议题融合理论则将这一关节点得到彰显。
在议题融合论中，肖等人把议题融合看做是一个社会传播过程。在传播过程的前三个阶段，人们主要围绕着“团体议题”。在他们看来，人们生来就有强烈地加入团体的欲望，为了避免社会的不和谐，人总是要从属一个或多个团体。而对团体的选择，则是人们自己做出的决定。一个人一旦决定加入某一个团体，就必然有了解这个团体的“议题”的需求。一个人若对他所属的或想从属的某一团体的“议题”不甚了解，即对于某一团体相关的信息掌握得不充分，他就会去寻求引导，就会产生寻求引导欲。人只有通过充分了解和接受团体的“议题”才可能与团体的其他成员相联系。
团体议题与媒介议题、受众议题一道共同构成了公共议题，然而它们发挥的作用不尽相同。社会问题最初是由不同的利益团体提出，团体议题是公共议题的源头。媒体在团体议题中进行选择，并加以过滤、加工和放大，因此媒介在公共议题的构建中实际上是起了一个工具的作用。受众议题是公众议题的最终出口。随着媒介环境的变化，受众议题可以绕过大众议题、政策议题与团体议题直接接触、博弈、融合，达到社会整合的目的。
导致这一变化的直接原因是传播手段的更新。由于以互联网和现代通信为代表的高科技手段的介入，围绕报纸的地方性团体议程和围绕电视的大众团体议题都在走下坡路，与此同时，个人与团体的联系不再需要依赖传统的大众传媒，个人通过加入团体，使得个人议题与团体议题融合就变得顺理成章，构成公共议题，形成与议程设置中传统力量相博弈之势。
在近几年发生的事件中，我们均可以看到团体议程挑战传统议程的事例，如2003年，已经在中国激起民愤的日本企业试图竞标中国的京沪高速铁路建设项目，一份流传于互联网上的反对书在几天之内就征得了10万个中国网民的签名。后来日方终未如愿。这种由互联网引爆的纯民间力量，无论在规模还是速度上，都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的③。2007年底发生“华南虎”事件中，网民在网上掀起一场“全民打虎”运动，颠覆了陕西省林业厅的议程设置，从而引导了大众媒介的议程设置，因而“华南虎”照的议题成为公众议题挑战传统的政策议题的典型案例。2008 年初，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和西北地区东部出现了导致经济损失 1111 亿元的雪灾，广大网民既是新闻报道的受众，也是新闻事件的评论员，一些热心网友还与职业记者一道成为抗灾新闻的传播者。
三、启示
由上所述，在“谁设置了议程”这一问题上，仅仅认为是媒介、公众或政府三者之一肯定是不全面的。应该说，这三者都有权设置议程，实际上议程设置至少要关涉到媒介、公众和政府等三方。
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把三者截然分开，孤立地看待这一问题。媒介、公众、政府三者并不是“各自为政”，自说自话。三者在设置议程时，是互相联系，互相依靠，互相影响，互为条件，形成合力的。公众议程是媒介议程和政府议程的基础，并经常影响媒介议程和政府议程；政府议程为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提供政策依据，同时又受到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影响；媒介议程引导和影响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同时又分别以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为基础和前提。总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政府议程是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三者谁也离不开谁；是媒介、公众和政府共同设置了议程。
应该说明的是：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三者并不总是高度一致的，有时会表现出“非重叠性”。当其中之一出现疏离时，需要其他二者来“校正”它，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总体上说，议题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即这个议题已经在社会上、在群众中存在，或事物发展、形势发展必然要提出某个议题，这样的议题才是客观存在的。不能人为地制造议题，甚至凭空杜撰议题。媒体正确地使用“议程设置”权利是于社会有益的，但要防止不正确地运用，防止滥用权利。从根本上，要尊重事实，尊重受众，尊重规律。如果为所欲为，民意，乱造“话题”，势必最终受到受众的惩罚。
在回答“谁在设置议程”这一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回答另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新闻能成为议题？这一问题与前一问题是相关联的。既然是媒介、公众和政府共同设置了议程，媒介在设置议程时就不能脱离公众和政府而独自行动，不能凭主观想象和主观愿望来设置话题。媒介的议题设置应该从实践中来，从工作中来，从生活中来，从受众的需要中来。根据近年来我国新闻的实践来看，以下问题应该是新闻关注的对象：
一是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一方面，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动向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出现多元化趋势，对新动向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新闻媒体有责任进行及时的引导，使之朝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是事关国家工作大局的问题。服从服务于国家工作大局，以国家利益为重，这不但是我国新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世界各国新闻工作者的共识。媒体应该关心国家工作大局，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设置议题予以引导。
三是事关公众利益的问题。这些问题既为群众所格外关注，又是政府要着力解决的问题。如果从积极的角度加以报道，探索建设性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效果。
四是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中一些具有倾向性普遍性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代表社会前进方向、具有进步意义的，需要加以褒扬和提倡的；有的则是负面的、消极的，需要加以批判和贬斥，引导人们去反思，进而对思想和行为做出调整，以减少在实践中造成的危害。在实践中，抓住这些“苗头”或典型事例，从中引发出议题，加以分析、讨论，可以起到很好的舆论导向作用。
五是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和群众意见很大的问题。前者如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节能降耗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等；后者如、社会治安、医疗体制改革等问题。
注释
①②麦奎尔、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第3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
【摘要】每一次技术的变革都会创造一个新的时代，而3G移动技术的出现带动了手机媒体产业的发展，将人类带入了移动媒体时代。本文首先阐述了手机媒体的概念和特点，然后将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进行对比并分析了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过程，最后提出手机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发展的趋势，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关键词 手机媒体；媒体融合；发展趋势
一、手机媒体概述
手机媒体的定义：媒体是指传播信息的媒介，它有两层含义：一是信息的承载体，二是信息存储、处理、传播的桥梁。手机媒体作为媒体的一种，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具有媒体的普遍属性。广义上手机媒体是指：一种承载信息的视听终端，它是一种个性化信息传播载体的平台，具有广泛的传播受众和精准的传播效果，诉诸互动的大众传播媒体。最初手机被发明的时候，只有简单的通讯功能，随着短信的出现，手机发明了手机报；随着彩信的出现，手机植入了广播技术；随着视频的出现，手机发展了手机视频：而现在手机俨然成为集图文处理和视频娱乐功能于一体的信息载体。
二、手机媒体的发展现状
手机媒体作为新兴移动媒体，发展迅猛。曾有业内人士认为，手机媒体强势的劲头将颠覆传统媒体，甚至使传统媒体消失殆尽。但笔者认为，手机媒体非但不会促使传统媒体消亡，反而会与传统媒体优劣互补，融合发展。不可否认，传统媒体受到了新媒体极大的冲击，但传统媒体人的思想是灵活的，他们意识到拥抱新兴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才是科学之举。
（一）手机媒体与传媒媒体的差异
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手机媒体和传统媒体以其不同的传播特性为我们提供媒介信息的服务，可以说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再加上手机媒体已经覆盖了我们信息传播和被传播的各行各业。
“传统媒体依靠庞大的传播网络、权威的传播地位、较高的媒介公信力，以媒体为中心进行传播，依然在媒体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尽管受到了新媒体强烈的冲击，但传统媒体有自己的独特性，并且经过长期的发展，传统媒体的信息内容和媒体决策仍然处在“龙头”老大的位置上。
手机媒体虽然发展迅速，但手机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互联网，伴随着移动应用软件的大量开发，手机媒体的信息可谓是繁冗复杂，无法统一管理。而微信、手机QQ和手机微博的广泛应用加速了媒体信息的碎片化效应，促使媒体的内容趋于同质化。不同的媒体，若想要健康共存，一是要取长补短，融合发展。
（二）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
近年来，“手机媒体不断地与传统媒体对接，又不断地将之超越，在手机从一种通讯终端逐渐演变成为一种信息终端的过程中，手机越来越媒体化。”目前，手机媒体与传统媒体融合的具体表现形式主义有以下几种。
1．手机报纸
传统的报业受到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影响，凸显了很多问题。对于受众来讲，内容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创新的阅读方式和成熟的技术手段也能改变受众的阅读习惯，将他们牵引到新媒体的阅读潮流中来。但传统报业不会消亡，数字化时代，传统报纸可以借鉴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的数字化传播方式，发挥自己在内容和营销方面的优势，加快传统报业的媒体化转型。
2．手机广播
诉诸听觉的广播媒体，可谓是在夹缝中生存，因为广播受到了来自电视和互联网以及手机的多重冲击。早期的广播在广电网的掌控下只能进行单向传播。而现在，依托“三网融合”的平台，受众不仅是信息的接收者，也是信息的制作者和者。手机广播与大众的生活联系紧密，推动了广播业的快速发展。
3．手机电视
电视媒体与手机的融合是媒介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由于手机电视具备“传统电视的直观性、广播媒体的便携性、报纸媒体的滞留性以及网络媒体的交互性”③，其发展的潜力之大，已经受到了传统电视行业极大的兴趣，各大电视台纷纷投资手机电视，获取更大利润。
三、手机媒体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手机用户不断增加，手机媒体的发展空间巨大。然而，处于发展初期的手机媒体，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除了信息传播的虚假性和安全性问题，还存在个人隐私、媒体功能不充分、媒体化发展不完善等重要问题。
（一）手机媒体面临的问题
多媒体化的信息传播方式给手机媒体带来了多功能的网络体验，图文处理、视频娱乐为手机媒体带来了广大的用户。依托互联网技术，手机媒体可以与网络媒体进行融合，发展成为移动的PC。
尽管手机媒体为人类带来了更便捷的信息传播方式，但作为手机用户我们不能忽略手机媒体所面临的问题。受众群体比较局限，手机尤其是智能手机具有一定的门槛，大部门的手机用户集中在经济基础好、知识水平高的年轻一代，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进程。手机媒体的信息大多来源于互联网和传统媒体，这导致媒体信息大同小异，媒体内容缺乏创意，导致手机媒体只是媒体的一种延伸，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二）手机媒体的发展趋势
虽然手机媒体发展势头强劲，但毕竟是一种新兴的媒介形式，在面对其它媒体的竞争压力和自身的不足时，手机媒体应当凭借自己独特的优势总结营销策略，以期更好的带动媒体产业的发展。
1．发展手机广告营销模式
一个独立的营销和盈利模式为媒体的发展带来极大的推动作用。手机媒体在独立运行的过程中，应当与通信运营商、内容服务商和技术平台做好沟通，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发展自身的媒体产业链。在整合资源的同时，明确自身产业链的每个环节，为用户和广告主做好服务。“广告是信息传播的一种方式，要达到理想的广告效应，必须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节，同时进行定向的信息传播，以期更加有效地发挥手机媒体的传播功能。”
2．挖掘手机媒体潜在的价值
近两年，移动APP发展火热，这为手机媒体带来很多潜在的价值。除了满足手机用户的基本功能以外，手机媒体还可以挖掘电子营销和手机购物的商业模式，通过建立品牌价值导向，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相信不远的将来．随着手机媒体的商业化发展，将会掀起一场新的营销革命。
3．增强手机媒体终端功能
手机媒体之所以受到广大网民的欢迎，是因为手机实现了移动性和便携性的特点。移动是手机区别于其它媒体的主要特征，然而手机是否做到真正的移动了？互联网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然而移动通讯数据服务并非如此，偏远地区仍然是通讯传播的荒漠地带。其次，手机屏幕小但像素不高，做大屏幕又影响携带，提高手机终端的功能是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途径。只有手机终端功能变强了，手机才实现了作为信息获取工具的价值。
第4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融媒体；基层媒体；宣传工作；传统媒体；控制形式
融媒体实际上是各种媒介载体的混合，它可以将不同媒体的优势融合在一起，形成更大的合力，减少多个媒体之间的竞争，实现更广阔的宣传覆盖面[1-2]。但是在融媒体大幅度发展的背景下，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同时也受到了冲击。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及不稳定性，相对难以控制，并且工作内容也非常繁琐，需要处理大量的数据[3-4]。因此，研究融媒体时期下基层媒体宣传工作的路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由于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较为分散，需要先将不同媒体对应的宣传工作进行划分，避免恶性竞争。结合信息传输平台以及集成系统，实现互补性融合，增加新旧媒体的现实融合价值，建立可持续的融合发展结构[5]。
1基层媒体宣传工作现状分析
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我国融合媒体已经得到了充分发展，逐渐形成较为成熟的宣传体系，具有一定的完整性和稳定性[6]。在此基础上，基层媒体宣传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活动传播媒体的信息，这样虽然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仍然会无法合理、合规地将舆论向着正确的方向引导[7]。面对现状，还需要优化完善相应的宣传工作，以此来提升基层媒体的宣传效果[8]。进而更好地捕捉到新闻的热点，并在展示新闻的同时完善基层的宣传工作，实现新闻宣传与实际宣传的两促进，进一步提升人民大众的理解度和接受度，从而加强基层媒体宣传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以及应变吸引力。
2基层媒体宣传工作存在问题
2.1基层媒体的融合度不高
在融媒体时期，基层的媒体宣传工作建设目前仍停留在组织融合的发展阶段。由于在宣传的过程中存在变化的过程，这部分具有较多的影响因素，并且宣传内容不固定。因此，可以通过对媒体宣传平台的构架来完善对应宣传工作的执行进度以及效果。虽然依靠平台宣传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也是有着一定的弊端的。举例来说：平台的宣传工作稳定性较差，一旦发生运行故障，无法进行有效的宣传，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极大的社会资源浪费。同时，在内容编制的过程中，也容易出现人员配置冗余，造成宣传内容的严重重叠现象。
2.2缺乏整合资源的能力，仅能完成简单联合，无法形成关联性较强的宣传链条
部分基层媒体在进行宣传工作的过程中，对于媒体宣传资源的控制以及处理效果较差，未形成独立的思路，只能依靠媒体信息传播平台实现物理宣传融合。但是这样的宣传模式无法利用融媒体实现宣传资源的高效利用，也无法得到宣传内容在全平台的良好展示。
2.3宣传工作人员的能力不足
宣传人员对于宣传内容不熟练，造成媒体资源配合度不高，影响宣传效果。在通过融媒体宣传的过程中，若管理不当，对于各个宣传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的执行与扩展具有一定的阻碍，导致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呈现的效果不佳，无法达到预期的宣传目的。
3融媒体时期基层媒体宣传工作分析
3.1优化基层政府服务扩展宣传路径
融媒体宣传方式对比于传统的宣传方式，具有更强的灵活应变性。在基层媒体宣传的过程中，相关的服务也会随之发生显著的变化，这种升级变化不仅可以进一步优化宣传的路径和形式，同时对于其他关联的基层工作的宣传也会产生积极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信息科技的飞速发展，基层政府服务与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逐渐有了一定的融合趋势，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成果。对于内容的建设以及宣传也形成了更为高效的途径和方式，逐步利用信息技术与数字技术形成更加贴合实际的媒体宣传路径。目前阶段，我国政府的媒体宣传形式逐渐实现了更新改革，基本是依据信息化技术来进行处理的，通常会创建对应的新媒体或者融媒体平台，将所需要或者公示的相关信息通过平台发表至对应的区域，以此来实现媒体的日常宣传。不仅如此，这种结合新媒体以及融媒体实现宣传的形式还可以扩大整体的宣传范围、提升工作的综合效率及质量、加强网络化以及信息化等优势的均衡融合。
3.2创建信息化的基层媒体宣传服务平台
媒体宣传服务平台是一种较为新颖且效果显著的媒体宣传形式，在最近几年被较多地应用于社会中的各个领域。但是传统的媒体宣传平台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存在较多的问题以及缺陷，相关的应用宣传效果也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使得我国的传媒行业在一段时间内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了加强宣传工作的有效性，同时提升整体的宣传质量，需要依据实际的需求，创建更加灵活稳定的信息化的基层媒体宣传服务平台。我国的融媒体发展一向是立足于信息的传输与共享的，通过两者的结合，可以对媒体的信息做出强化宣传，以此来进一步“统一”信息的具体宣传时间。这样的形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较强的局限性，无论是在对宣传工作的管理或者是控制上都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所以，通过创建基层媒体宣传服务平台来增加宣传工作的路径。举例来说：可以在服务平台中创建对应的控制管理区域，将不同宣传工作进行分类处理，公共留言板可以将宣传的内容进行布置，以此来加强宣传的力度。另外，在日常的宣传工作中，聚合新旧媒体，将所得出的资源与社会生活服务融合在一起，完善优化平台的执行效果，从而扩展宣传的路径，为融媒体基层媒体宣传提供数据支持。
3.3加强宣传内容资源分享共赢
通常情况下，对于基层媒体的宣传工作的实施，首先需要加强宣传者之间的联系，以此来实现宣传资源的分布与共享，实现更加高效的互惠共赢。所以，在进行宣传的前期，可以通过新闻策划去确定对应的内容，同时，再依据时下的热点新闻，对初始的内容做出修饰以及处理，使社会大众可以更好地理解、明确所宣传内容的核心点，建立对应的层级设计，分别可以划分为初级层级设计、中级层级设计以及顶层设计。不同的层级对于宣传的工作都是不同的，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初始的层级一般负责多宣传资源以及内容做出采集、汇总、整合，为后续的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这部分相对较为繁琐，需要在设计的过程中保持严谨，确保无误差；随后，是中层设计，这部分是对初始层级处理后的数据信息作整理的，一般具有决策性，对于较好的宣传资源或者内容，中层级执行人员会对其筛选留用，而相反，一些不实的资源内容，经过核实会被淘汰，所以中层级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要的；顶层设计一般是用于决策的，确定宣传的具体应用内容，负责与各个宣传部门进行关联交流，进而确定最终的宣传形式，以确保媒体宣传顺利实施。
3.4突破人才瓶颈
融媒体的应用与关联自然少不了人才的加持，所以，对于相关人才的培养也是一项重要的宣传工作。对于人才的培养需要将重心转移至高校人才的培养之上，可以通过对现有人员进行新媒体传播理论、传播技能等方面的知识培训，采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形成礼教双向培养，增强学生自身的综合能力，并且在合适的时间之内，进行实践经验的积攒，便于其在未来工作中可以灵活运用所学的知识。同时，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成为新闻素养+新媒体技能+大数据分析兼具的融媒体人才。其次，部分的学生在经过一定时间的学习之后，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瓶颈期，这一问题对于宣传工作也会造成对应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初始基础上提升人才自主处理问题的能力，引进外校综合力量，依据实际的需求，构建对应的培养机构，针对存在的问题，制订具有专业性的解决方案，帮助学生顺利度过瓶颈期。
3.5迎合主流媒体宣传形势
媒体的宣传形式并不是固定不变，实际上具有极强的灵活性，会依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所以，基层媒体的宣传人员要时刻把握主流媒体宣传形势，结合自身的宣传模式做出迎合，确保宣传内容的真实性以及可使用性。现如今，我国的互联网技术也逐渐成熟，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受众的新闻信息获取渠道也是千变万化，同时具有多元化的特征，这也提升了宣传工作的效率以及质量，更加有利于完成媒体工作的改革以及创新。另外，迎合主流媒体宣传形势，还可以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形成相同的宣传格局，打破传统媒体宣传的限制，互联网思维以及技术也会对其做出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形成具有中心化、个性化以及多元化的宣传传播模式，进而帮助我国媒体行业迈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4结语
媒体工作的更新以及改革实际上是相对较为复杂的，涉及较多的社会问题，所以在优化完善对应宣传工作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对应的影响因素。另外，宣传工作也需要设立坚持推陈出新、契合实际的工作目标，并在基础之上，进一步做到贴合现实、贴近生活，具有真实、全面、系统的特征。在基层媒体宣传工作的执行过程中，还需要贴近一线，对于宣传工作的逻辑思维不断开拓，结合现今自媒体的发展现状，构建更具灵活性的宣传工作模式，使相关行业逐渐迈入新的发展阶段，增加宣传工作的社会价值，促使其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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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电视融媒体；互联网+；中国舆论场
《中国舆论场》 于2016年3月20日登陆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每周日 19：30-20：30面向全球直播。其内容时效性强，聚焦每周舆情热点，使最新舆情可以在电视直播和社交平台、互联网紧密互动，从而让舆情热点在电视场、网络场形成共振，最大程度的提升传播力。
一、电视融媒体节目推出的背景
技术、规制和市场力量推动了传媒业的进步，受众向网络媒体的迁移也在加速，新媒体技术的运用越来越便捷，门槛也越来越低，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得到了国家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
（一）电视融媒体节目产生的驱动因素
第一，技术手段的创新。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同媒体之间可以互相支持内容的输出；另一方面，受众越来越适应在网上看视频和新闻。因此，电视与网络的融合以及融媒体的产生是以技术为核心的。
第二，受众的多元需求。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都是为了满足受众的需求，互联网技术可以综合各种手段提供最佳的媒介组合形式以满足受众需求，这些优势不仅吸引了受众，还吸引了广告主，所以电视与互联网走向融合成为必然。
第三，政策法规的支持。为了适应传媒业发展的要求，我国传媒发展的政策环境趋于宽松。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高度重并且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这就为广电媒体加快融媒体节目探索的纵深推进，重视科技创新带动融媒体节目创作提供了思想指导。
第四，市场环境的宽松。一方面，媒体市场的开放为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提供了无限空间；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技术的日益成熟丰富了广告主的媒介选择，媒体同行的竞争与国际传媒格局的变化使得各家传统电视媒体不得不探索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媒体之路。
第五，国际潮流的推动。近年来，数字技术井喷式的发展，很多个人都拥有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这显示出人们对媒介产品消费观念的转变，这就逼迫着传统电视加速与互联网的融合。
（二）电视与互联网融合的三个阶段
第一，电视与互联网的互动阶段。视网互动作为合作的初级层次，只是在议题的设置、内容选择和传播方式上形成一定的交叉互动，媒体之间没有组织、结构等更深层次的改变。
第二，电视与互联网的整合阶段。电视台希望跨媒经营，网络媒体希望获得原创内容和采访权，两方面诉求引起电视媒体和网络媒体集合在同一个组织内，形成一种多元异质媒介的整合体。系统性整合是包括内容资源、技术平台和传播渠道在内的全方位整合。
第三，电视与互联网的融合阶段。当电视与互联网的整合到达一定阶段，二者的边界就会越来越模糊，传播技术的发展和传媒生态的变化就会推动视网融合。[1]一方面，它造就一种新型媒介；另一方面，传媒边界得到拓展。电视融媒体的产生就是电视与互联网的大融合，包括媒体资源、内容生产、传播渠道和组织架构的高度融合。
二、《中国舆论场》的融媒体创新
（一）议程的互动与融合
议程是指在某一时间点，按照重要性等级不同进行传播的一系列问题。网络媒体的即时性，反映速度快于电视媒体。电视媒体越来越多的是回应网络媒体，因为网络媒体已经成为新闻事件的首发点，成了舆论的第一现场。通过议程互动，《中国舆论场》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来自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自媒体的舆情热点，快速筛选值得回应的话题，形成一周舆情榜单TOP10，并做出回应和评论，形成强势传播。
据统计，在《中国舆论场》20160710期至20160925期这九期节目中，一榜知舆情TOP10一共90个舆情热点，其中军事类话题42个，占比46.7%，而且其中3期还受到了里约奥运会的热点影响，在非重大热点活动期间，军事类话题占比更高，所以《中国舆论场》的大部分热点都是关于军事。入选TOP10的热点舆情事件，主持人会在节目开始时进行播报并且配以相关视频画面，但是，不是10个热点舆情都会被挑上节目让嘉宾作答，由主持人选择符合节目定位的舆情热点若干个，然后嘉宾会与观众互动，回答观众问题并提出自己对该舆情的看法。主持人选择的舆情热点是一个把关的过程，在20161009期，一共10个舆情热点，6个军事话题，而被主持人选中的问题多数是军事问题、国际性问题。因为CCTV-4的节目受众定位是全球华人，这就导致了主持人选中的热点舆情中，军事性、国际性问题数量多于国计民生的热点舆情。
可以看出，《中国舆论场》的议程确定来自电视媒体对网络媒体的呼应以及传统媒体本身的把关，并且在议程的选择中传统媒体占据主导地位。
（二）节目内容上的融合
第一，节目中穿插网络视频。在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将网络视频穿插运用，不仅能使电视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同时还能增强现场感。《中国舆论场》TOP10舆情热点，每一个热点的介绍都配以相应的网络视频，并且在节目中多处穿插网络视频。例如，20161009期节目中，嘉宾在回答第一个热点“菲暂停‘南海联合巡逻’计划”时，节目就插入了美菲军演资料的视频，以方便对舆论的回应与引导。
第二，舆情信息采集的多元手段。《中国舆论场》运用传统手段和新媒体手段融合的方式选择观众进行提问。在主持人选出将要分析的舆情热点后，会选择观众提出的问题让嘉宾分析，观众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有三种：其一，通过手机微信公众号提问，关注《中国舆论场》微信公众号并在公众号上提问；其二，在观看节目的同时，通过手机微信“摇一摇：电视”入座演播室现场的虚拟观众席，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赠票”转动幸运大转盘摇到入场券进入虚拟观众席；其三，记者现场让观众进行提问并在演播室大屏幕直播。观众在提问时既有文字留言也有视频留言，20171008期节目中出现了记者在现场让观众视频直播提问，之后专家针对该问题做出解释，如节目中记者采访北师大的观众提出的问题，嘉宾针对问题通过直播技术现场与观众进行视频对话，这在传统电视节目中是很少出现的。
《中国舆论场》在选择互动观众上运用了融媒体技术，包括“手机互动”和“大屏包装”，“手机互动”是指通过摇一摇进入虚拟观众席，“大屏包装”是指虚拟植入舆论热点，实时更新观众互动数据，让观众评论上屏。《中国舆论场》利用融媒体技术和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让观众能在观看节目的同时与嘉宾互动，打破了演播室的闭塞，实现了开放的节目形态。
（三）传播渠道的互动融合
渠道互动是指电视和网络互相借助彼此的渠道进行传播和推广，电视融媒体节目更多的是以电视为主导，借助网络媒体传播。《中国舆论场》实现了跨媒传播、观看渠道多样，既在CCTV4的频道上播出，又联合央视网，在网络上播出；观众还可以手机微信公众号“边看边聊”子板块和微博小视频等方式观看。其传播渠道融合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形成了一个“电视+互联网+”的全方位传播，有能力实现央视的5A效应（任何用户（anyone）在任何时间（any time ）任何地点（any place）都能以任何方式（any way）在任何终端（any terminal）上观看节目）。《中国舆论场》单一的微信公众号不仅承担了节目与观众互动的功能，而且是一个线上的重要传播平台。手机微信公众号“中舆指数”板块内设有“今日舆情指数”、“网友热评”、“昨日舆情”、“精彩回放”以及“深度解读”子板块，“在线互动”板块内设有“边看边聊”、“赠票”两个固定子板块以及其他三个有关舆情热点的非固定子版块，并且微信公众号在子版块“我”中直接与官方微博相连，《中国舆论场》的微信公众号成为融合新媒体与传统电视屏幕的关键纽带，极大增强了《中国舆论场》节目的整体传播效果和互动效果。
（四）传受互动的开放性
《中国舆论场》作为融媒体节目，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建立了一条良性的P系纽带，促进了民意表达，使得意见和看法能得到有效沟通。
第一，多屏互动。《中国舆论场》观众与嘉宾的互动实现了“多屏互动”，其有效利用新媒体技术，将传统演播室屏幕与观众手机屏、嘉宾电脑屏、电视屏幕融为一体，如20171008期节目中出现了中舆观察员，观察员现场直击热点舆情所关心的背景，用直播的方式向观众介绍大家关心的问题。嘉宾在回答问题时也不仅仅是在播放视频资料的同时进行口述，有时还会利用演播室屏幕提供的动画进行讲解。《中国舆论场》的观众-嘉宾互动方式突破了传统电视节目简单一问一答的模式，在融媒体时代，有效进行了多屏互动，打破了传统演播室的闭塞。
第二，设置“抢红包”环节。《中国舆论场》最大的红包是在节目最后的汾酒十万现金红包，观众参与提问可以赢得积分兑换奖品，也可以抢红包，抢红包成为一种简单的“跨界仪式”，鼓励观众参与节目互动，增加了用户与节目之间的黏性。
第三，主持人不再是简单的播报者。《中国舆论场》的主持人变成了众多内容的把关者和调节者，主持人运用各种手段调节激发不同社群的对话，让观众更主动地参与到舆情的评论和分享中去。如20170226期节目中，主持人就有意识的引导话题评论，让戚继光舰副舰长回答观众所关心的问题。
三、《中国舆论场》在融媒体探索上的不足
（一）一次性互动，嘉宾很少存在看法上的辩论
《中国舆论场》虽然重视观众-嘉宾的互动，以互动打破传统电视节目的闭塞，但是，观众-嘉宾的互动基本停留在一问一答的模式上。观众提问的方式方法虽然多样，但是提问以及在嘉宾解答后是否存在疑问我们不得而知，观众―嘉宾的互动不是即时的双向多重交流，而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这可能会影响节目的传播效果，因为只有激烈的讨论和互相争论才有利于思想的迸发与精彩内容的呈现。在选择回答问题时，基本是一个嘉宾回答一个问题，即使问题需要专业的嘉宾回答，但是有些问题是开放性的，几个嘉宾之间不存在争论与观点的交锋，不利于提高节目的观赏性。
（二）在国内观众数量增加的背景下，节目选题过于单一
通过对《中国舆论场》20160710期至20160925期这九期节目监测分析发现，90个舆情热点中，军事性话题42个，国际性话题20个，有关台湾话题6个，其他话题一共22个。可以看出，军事性与国际性话题在《中国舆论场》节目中占较大比重。
《中国舆论场》3月20日在中文国际频道首播以来，收视率稳步提升，网络影响力逐渐增强，国内观众数量递增，微信公众号关注量已超百万。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的2016年上半年央视新闻栏目收入前十（包括全国网和35城市网）的榜单中，才开播不到半年的《中国舆论场》位列第8。这表明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的传播效果良好，国内观众数量逐渐增加。《中国舆论场》的播出平台CCTV-4定位于服务全球华人，这样的定位受到具有国际视野的观众的喜爱，所以《中国舆论场》大多数是国际性、军事性议题，但是在国内观众数量增加的背景下，《中国舆论场》的节目选题显得过于单一，极少涉及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例如，在20161009期节目的，十大舆情热点中，有8个有关军事性、国际性的话题，节目选题单一会流失一部分观众。
（三）抢红包不是增加用户黏性的关键
在实践中，用户黏性已经成为衡量媒介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媒体用户黏性的形成，不是仅由内容品质这一个变量决定的，它是内容产品、社区产品、服务产品、界面形式与用户体验等种种变量作用下的一个函数。[2]《中国舆论场》为增加用户黏性，在节目多个时间节点设置抢红包环节，这一定情况下会提高观众参与节目的热情，提高节目的互动性，但是抢红包已经泛化，很容易造成审美疲劳，这作为一个节目创立之初的尝试不是节目立足的根本。在百度输入“中国舆论场”，第一个词条就是“《中国舆论场》怎么抢红包”，这说明节目在制造用户黏性时，利用抢红包这个噱头会导致喧宾夺主，观众没有更多的去关注节目内容。而且在最后设置汾酒十万现金红包，植入广告过于明显，也容易引起观众对节目的反感。
（四）对舆情把关不到位
在对热点话题进行讨论时，节目的左方出现的滚动式观众评论内容里，多以褒扬为主，鲜有提出质疑和建言献策等方面的内容，不难看出这些内容都是经过导播“筛选”的。按照设想，《中国舆论场》作为一档充分引入观众互动机制的“直播节目”，能够通过融媒体技术实现场内场外的交流和互动，但通过收看节目发现，这种互动缺乏应有的“交锋”，往往是一边倒的赞同。尤其是就某一问题原本存在争议时，仅仅通过在场嘉宾一段30秒的发言，虚拟观众席上就呈现出一片整齐的同意，未免难以服众。而且在观看《中国舆论场》时，有时会发现在短时间内互动总人次突然增加很多，这可能会引起观众对互动人次真实性的质疑，或许是剪辑的失误造成的。因此，即使《中国舆论场》是直播节目，但是背后依然存在着“看不见的手”进行把关，网络舆情得不到真实、全面和客观的充分展现。
四、对《中国舆论场》进行融媒体探索的建议
（一）增加有争议问题的互动，提高节目的观赏性
《中国舆论场》可以利用新媒体技术使观众与嘉宾即时互动，有问有答，双向即时交流。即使不同类别的舆情有专门的嘉宾进行有针对性的解释，但可以允许其他嘉宾进行不同意见的表达，同时也应该让观众积极回应自己不同的看法。尤其在面对开放性的舆情热点时，嘉宾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可以自由争论，观众在嘉宾解释之后还有不明白的依然可以追问，这样可以有效提高节目的精彩程度，同时也可以让观众的问题得到有效解答，舆情热点更加全面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二）增加对非军事性舆情的关注
20160710期至20160925期九期节目中军事性问题占比将近一半，被主持人选中的议题更多是军事性舆情，军事性话题更多的是吸引对国家军事感兴趣的观众，这样不关心军事的观众就会忽略节目内容。在国内观众也越来越关心《中国舆论觥返男滦问葡拢可以适当增加非军事性的民生话题，以吸引国内的大部分受众，海外华人也未必不对国内热点民生事件感兴趣，选择回应多元舆论可以作为提高节目的收视率与传播效果的尝试。
（三）做好独家舆情释疑，提高节目观感
《中国舆论场》要增加用户黏性，必须做好节目内容，在选题上需要真正选择主流受众关心的舆情，积极创新互动方式，打造精品节目内容。搜集舆情热点作为内容不是真正的核心竞争力，《中国舆论场》节目中观众提问以及嘉宾的独家解释应该成为节目的核心竞争力，观众关心的是节目如何解释这些舆情的存在和节目的独家观点。同时也要关注节目的盈利模式，传统的电视节目大多通过多种广告植入方式在节目中植入广告，通过广告实现盈利。作为融媒体节目，《中国舆论场》可以在多媒体平台上以多种方式植入广告，尽量以无痕插入广告为主，主推隐性广告，以减少观众观看节目的不适感。
（四）遵循真实性原则，还原真实的舆情
作为直播节目，其左侧一直有评论弹出，导播在筛选评论时应该尽量还原大众的观点。同时节目组应该遵循真实性，对节目生产的各个流程进行把关，真实反映即时的互动总人次，使节目符合真实性原则，在节目播出前可以审查，如有错误应及时进行改进。
结语
《中国舆论场》是央视在电视融媒体方面的有益尝试，对以后的电视融媒体节目发展起了示范作用。发展电视融媒体要树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一体化发展理念，形成组织上、制度上以及传播方式上的融合；善于利用互联网，用互联网的优势改造传统媒体；要有借力发展的意识，学会借助已经出现的技术；最后打造首发内容，增强内容质量，打造属于自己的电视品牌。
注释：
[1]曹慎慎.互动与融合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电视与网络媒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2]彭兰.好内容不一定能带来用户黏性――新媒体时代服务思维的转变[J].新闻与写作，2015（2）.
第6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一
在互联网的世界里，信息传播本身就是全媒体的，无须人为融合，媒体融合概念易趋于大杂烩。媒体融合最早是由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大学伊契尔・索勒・普尔教授提出的。1983年他在《自由的科技》一书中阐释了这一概念，他强调立足于传播形态融合的各种媒体呈现多功能一体化的信息传播趋势。
在我国，媒体融合意味着把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通道有效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我国自从实施媒体融合战略以来所努力的目标。从表面上，新旧媒体结合的案例倒也不少，如在采访重大事件中，电台、电视台、报纸、网站等联合制作原生态的内容产品，并进行共同消费。但是，巨大的投入带来的不过是不同技术下内容的复制，并没有真正实现资源共享，关键是并没有从融合之处衍生更加丰富的信息产品，也没有形成信息传输通道的多元化综合传播模式。
如果从媒体融合的进度来看，国内的媒体融合似乎还没有真正开始。根据美国西北大学瑞奇・高登教授的看法，媒体融合大概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即五种层次，这是他根据2003年美国当时存在的五种媒体融合形态归纳出的，即新闻表达融合、信息采集融合、结构性融合、策略性融合、所有权融合。按照这一归纳，我国传媒领域更多玩的是媒体融合的表面游戏，其进度还停留在最低层次即新闻表达融合这一层次。
其实，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的一种危机意识，在现实的商业竞争中，媒体融合成为传统媒体未来生存的希望与发展方向。新媒体日益普及，越来越多的传统纸媒面临生存的危机。在这种形势下，传统媒体把希望寄托于新媒体的运用，越来越多的传统媒体进行数字化转型。除了网站之外，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相继推出了自己的微博、微信与客户端。在一定意义上，笔者认为媒体融合是传统媒体自我革新的愿望。
二
当下，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传统媒体转型，至少需要认识到以下现实，在以下三个方面选择创新，或将有所突破。
第一，大数据的挑战与运用。在未来，大数据将成为数字媒体的最大亮点，或者说当前大数据正在成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运用。而对大数据的挖掘和整理，相对于新媒体而言，这是传统媒体的短板，因此将成为传统媒体转型需要渡过的最大难关。
第二，信息的即时传播。随着网络门户、博客、微博等新媒体陆续诞生，信息消费变得越来越即时化，而即时传播是传统媒体的致命弱点。
第三，创新的媒体资源整合。媒体所拥有的资源，通常是一种多元化的组合形态，主要有信息资源、环境资源、媒体资源与受众资源，只有把这些加以整合并进行创新，探索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媒体融合才是有意义的。
以上三个方面，既是传统媒体的短板，也是传统媒体所需要面对的挑战与机遇，毫无疑问这恰恰是新媒体的优势。如果在这三个方面无限制和盲目增加投入，传统媒体无疑是在与时间赛跑，总归是跑不过的。在互联网世界里，人们或者应该意识到的是，如果都像澎湃那样或者只是像澎湃那样，传统媒体的新媒体转型之路或将更为艰难。因此，传统媒体需要反思的是，除了像澎湃新闻那样的道路，传统媒体还可以做什么？在雷纳・班纳姆所说的机器时代里（按他的推算，现在应该是第五机器时代了，即信息时代），凡是技术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关键在于其创新及其运用，传统媒体现在需要寻找的是其创新之路。
媒体融合已倡导十多年，但对新媒体发展而言，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新媒体不但永远在发展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常常让人感到惊心动魄。微博来了，但微博很快便告一段落，因为微信让用户的体验更加波澜壮阔。同样的道理，澎湃来了，也许很快被互联网大潮所淹没。
第7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一、电视媒体的优势与劣势
电视媒体的优势在于：其一，图文并茂，声像结合。观众既能获得视觉享受，又能获得听觉享受，观看电视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其二，内容形象生动、浅显易懂。电视集声音、图像和文字于一身，观众很容易就明白说的是什么，而且还消除了枯燥感。其三。传播范围和受众覆盖范围广大。此外，电视媒体频道众多，观众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来选择自己想看的节目。
但电视媒体由于技术因素，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与观众的互动性不强，接收观众的反馈比较缓慢，而且播放的内容稍纵即逝，观众不得不在固定时间收看固定节目，并且只能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即坐在电视机前观看节目。这牵制了观众的活动范围。
二、网络媒体的优势与劣势
与电视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的优势在于：其一，信息量大，综合高效。网络媒体既具备印刷媒体的保存性和深度，又具备广播和电视媒体的生动和形象性，而且包涵丰富的信息量，能满足受众综合性的信息需求。其二，方便快捷。网络媒体彻底打破了时空的限制，受众可以随时选择自己需要的信息。手机网络的普及，更使信息接收成为一种伴随状态。受众可以边做事边传播和接收信息，不受空间的限制。其三，互动性强，追求受众的个性化和主动性。阿络媒体的信息能迅速及时地从接收者返还给传播者。反馈及时的特点有助于传播者及时调整自己的传播策略和内容，以便更好地进行传播，而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能够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受众可采取积极主动的方式与接收者进行互动，还能帮助推动二次传播的进行。同时，传播方式从“点对面”转向了“点对点”传播，能满足受众的个性化信息传播和接收需要。
网络媒体也有其在短时间内难以克服的问题：受教育程度限制其电脑操作能力。从而影响受众获取信息的能力；虚假报道盛行，信息难辨真假，导致网络媒体缺乏公信力；存在网络侵权和网络暴力等问题，网络管理完善化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这些问题都是网络媒体发展面临的困境。
三、媒体融合：电视媒体与网络媒体实现双赢的抉择
媒介融合是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传播通道有效结合，将诸媒体的功能一体化，衍生出适合媒介市场的信息产品，发挥整合效应，达到“l+l>2”的传播效果。无论从资源整合、受众需求还是媒介经营角度来看，与网络媒体的融合是电视媒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媒体融合有利于资源整合，实现利益最大化。电视媒体可以以网络媒体为平台，最大限度地传播和推广自己的信息产品，并能更大限度地获得网络受众，尤其是吸引年轻观众的注意力。而网络媒体起步晚，在信息采集和节目制作上无法与传统媒体抗衡，在与电视媒体的合作中获得优质的信息内容，既节省了大量的资金，也能借电视节目来提升网络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同时将电视媒体的观众逐步转移至网络成为网络媒体的受众。
第8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摘 要：近些年来，作为主流媒介之一的广播有了长足的发展，即呈现出与新媒介相融合的态势。这种态势的出现，与其说是广播自身发展的表现，倒不如说是由新的媒介技术促成了广播与新兴媒介的融合。如果从内容层面看广播的融合，主要表现在消息来源更加广泛、诸多话题直接来源于受众以及信息报道提供主体的非职业化。
关键词：主流媒介;新媒介;融合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2年3月份有报道说，中国之声新浪网微博的粉丝已经突破200万。粉丝数量领先于同行业。电台在互联网上开通微博，极大地提升了电台与听众之间的互动能力。
然而，广播与诸如互联网之间的技术融合所产生的效果远不止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性。从内容层面看，新媒介成为了广播内容的消息来源;无以数计的受众通过新媒介丰富着广播的话题;更有非职业的媒体工作者以专业传播主体的面貌通过广播向广大的受众传播非媒体工作者所关注的对象。
一、新媒介成为广播的消息来源及新现象
(一)新媒介成为广播的消息来源
用媒介环境学中的后视镜理论来审视广播，广播从其产生之日开始便走上了一条融合的道路。它不断地将先前已有的技术融合进来并保持自身的特色。其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纸成为了广播所融合的对象，报纸的内容摇身一变成为广播所传播的对象。其实，音乐磁带和CD也不断地融合到广播中来。然而随着新技术地不断发展，广播与新媒介、新技术的融合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新媒介对广播的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之一就是广播媒体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从新媒介上接触到更多的消息来源或新闻来源。“新媒介对整个媒体产业，尤其是新闻工作者，继续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因特网正成为信息和新闻的来源，笔记本电脑、手机和数码相机正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使得在今天这个全天候新闻时代，新闻故事和图片能够立即产生。……这也意味着自由撰稿人数量的增加和对多种技能的需求”[1]。
从传统意义上看，消息来源总是与新闻工作者对举的。这里的新闻工作者又主要是指负责新闻生成首要环节的记者。因此，从二元对立的角度看，记者与消息来源构成了对立。这样一来，“提供有可能制作成新闻报道或特稿的思想和大致的人物、地点以及组织[1]”就成了为新闻工作者提供消息的主要来源。从上面对消息来源的揭示看，消息来源主要分为三大类，也就是提供消息的人、提供消息的单位和除去人及单位之外的消息的出处。在这由三类消息来源构成的结构中，根据消息来源与新闻工作者之间形成的关系类型，又可以分为稳定的和临时的。如果从消息来源名字的表现形式看，它又可以分成具名的消息来源和匿名消息来源。
(二)消息来源的过程中的新现象
在当今广播的运营实际中，相应的新闻工作者都或多或少地接触并使用上面从不同角度分析出来的消息来源。这些来源成为广播获取相应新闻的源头。可是在新媒介新技术背景下，广播在使用这些消息来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现象。
1.新现象之消息来源逐渐开始同主播、主持人建立起相应的关系
消息来源除继续同广播的新闻记者保持原有的对立关系外，消息来源逐渐开始同主播、主持人建立起相应的关系。由于新媒介、新技术与广播的融合，主播、主持人直接通过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各种新的媒介来获取信息。个人、单位及信息所赖以依存的出处，都成为了主播、主持人所做节目的消息来源。当然，主播、主持人与消息来源之所以能够建立起直接的关系，这跟广播内部的媒介融合——采编播一体化的人的分工融合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主播、主持人与新闻记者，与编辑的融合，才使得消息来源同主播、主持人建立起直接的关系成为可能。
2.新现象之广播的消息来源呈现出“多”的特点
广播的消息来源呈现出“多”的特点，这是与传统相比较而言的。也就是广播在与新媒介、新技术融合之前的状态相比较而言的。现在，广播获取消息来源的渠道非常广泛，尤其是具有“个人”属性和“地点”属性的消息来源与过去相比，新媒介、新技术背景下的这些属性的消息来源成几何倍数增加。这个特点实际可以从各种新媒介上铺天盖地的信息总量上看出来。然而，广播在获取相应的信息时，除了从稳定的消息来源获取外，更多具有临时性的“个人”和“地点”的消息来源为广播所用。
3.新现象之匿名消息来源的增多
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介，它们所的信息往往都具有匿名的特点。媒体使用匿名消息来源往往成为受众所诟病的对象。“采编室几乎每天都会碰到消息来源的身份，特别是匿名消息的问题。公众以往以为，匿名消息只是新闻界的一种技巧。直到发声(美国前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丑闻后，匿名消息才受到关注，‘自由论坛’调查发现，70%的受访者认为，报道大陪审团的聆讯时，用匿名消息是‘不妥当的’”[2]。众多匿名消息来源的使用，增加了广播报道的风险性。如果在没有核实的前提下，想当然地只是从信息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价值出发，就很可能出现报道失实、缺乏公平性等问题。广播在与新媒介、新技术融合过程中，这些问题应该一起足够的重视。
4.新现象之主播、主持人与消息来源构成直接关系
这种现象主要表现在直播节目中。录播节目，尽管消息来源也与传播者构成了各种各样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但是由于录播节目时间上的相对从容，传播主体在面对消息来源所提供的信息时，相对而言，做出选择和判断的时间比较充分，而直播过程中，面对来自各种新媒介的消息来源，主播、主持人尽管也在选择和判断，但时间相对较少是他们在甄别时所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新媒介为广播提供类型丰富的话题
对于新媒介为广播节目提供了类型丰富的话题，话题的理解不应该只是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诸如“油价上涨”、“食品安全”等话题上，实际上这里的话题除了包含这种传统意义的话题，更将各种类型的节目素材也纳入进来。
从话题提供者的性质出发，当前广播从新媒介上获取话题的渠道主要是两大类，一类来在于隶属于组织的媒介，一类是隶属于个人的的媒介。前者如各大搜索引擎和大的网站。现在，中国之声就经常将搜索引擎和各大网站当下关注排名靠前的新闻事件作为自己的报道内容。后者如QQ平台、E-mail、微博、短信平台和论坛等。无论是前者为还是后者，按照媒介环境学学者麦克卢汉的观点来看，新媒介是对广播传播主体的延伸。这种延伸从地域范围讲，是对原有取材地域范围的突破，这种延伸可以延伸到全国，甚至跨越国界，遍及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所接触的人来看，这种延伸使所接触的人数量增加，有可能接触到具有不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各色人等。新媒介为广播提供了丰富的话题不只是表现在广播从新媒介上选择相应的节目素材，它还因广播依托于新媒介、特别是互联网进行传播，还使得广播节目所传播的话题在话题要与受众具有接近性上发生了变化。由于传播地域的突破，所面对的受众也不再只是原有广播信号所覆盖范围下的受众，互联网上的广播，其受众在理论上可能是国内的，也可能是国外的。在这种传播语境下，广播的话题在理论上就有可能较以前多样化，因为要适应不同类型的受众。当然，是否变化，这取决于广播的定位，取决于其目标受众到底是谁。尽管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能，但在新技术背景下，广播该如何发展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这种理论上的可能，不能不使得广播的从业者做现实的思索。
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广播做什么样的节目，什么样的话题能够进入到广播节目的视野或范畴中来，与其说是传播主体作出的选择，倒不如说是广播节目本身所作出的选择。因为任何一个结构或系统都具有自组性，不需要外力的介入。不可否认，这种说法的确使得研究更具有科学性，能使研究在同质的前提下进行。可是归根到底，什么样的话题能够进入广播节目的系统，最终还是离不开人的选择。表面上看来，传播主体在选择话题时好像具有个人的性质，实际上他们依然是按照他们头脑中存在的有关广播节目的知识结构来进行的。选择和判断广播节目话题的标准不是任意的，而是具有相对地固定性和共通性。往往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变。比如，对于新闻价值的理解，尽管存在着不同的表述，可是综合起来，各家观点中核心的部分往往是共同的。
结合上面的论述，新媒介与广播融合后，广播有了新的依托媒介和话题出现了多样性甚至是复杂性的可能。但是这些可能并不能否定或改变广播传播主体头脑中业已存在的关于广播节目的知识结构，传播主体依然要用结构的标准来对多样性的话题进行筛选衡量，符合的可以进入广播节目系统，不符合的则不能成为广播节目的内容。但是这种不改变不能掩盖过去没能进入广播节目结构但现在存在着进入广播节目结构的可能性。该种可能性的出现，则是因为新媒介、新技术改变了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某种传播方式，即在传播主体和受众间单向传播的基础上增加了双向传播的成分，传播主体和受众间的互动性增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受众具有了影响传播主体的可能。
在广播还未与新媒介、新结束融合之前，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的关系基本上以传播主体主动、受众被动为特点。传播主体传播什么话题都要靠他们自己去找，去发掘;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即便是所传播的内容不为受众所喜闻乐见，受众改变传播现实可能性也比较小。虽然在过去也有受众通过信件给电台交流，可反馈的滞后性在改变被动接受状况上产生的作用并不明显。然而有新技术和新媒介就有了很大的不同，通过上面谈到的属于个人性质的沟通交流方式，受众不仅可以将他们想听什么在节目开始前告之传播主体，甚至在节目进行过程中，直接将自己的话题、问题提供给传播主体。所有这些在新技术的支撑下，话题能够做到及时甚至是即时地传播，受众在广播节目内容上有了一定的话语权。
除了受众主动直接提供相应的话题外，当前，很多电台电视台还通过新媒介向受众征集话题。虽说征集上来的话题能否成为节目内容还是取决于传播主体，可这种方式为不同人群甚至另类人群所关注的话题成为广播的内容提供了条件。在技术不变的前提下，传播主体的视野相对固定。正是由于新技术与广播的融合，传播主体的视野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视野范围更广泛，能进入广播节目的话题也就越多。
三、非广播媒体的从业者以媒体从业者的面貌进行传播
非广播媒体的从业者以媒体从业者地面貌进行传播这个问题要求明确广播媒体的外延，因为它事关非广播媒体从业者活动范围。
“广播(broadcasting)通过电视媒介或广播媒介传送讯息而对接受讯息者无法施加技术性控制的过程。任何人只要拥有适当的接收机，并处在传送的范围之内，都能收到这些讯息(与窄播相对)。从广义上讲，这个概念意味着通过电波向一种大众受众传送讯息的过程，因此就得用广播的符码与惯例以吸引这种大众化的受众”[3]。广播概念的解释明确了其包括电视媒介和电台媒介的外延。其内涵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通过电波向大众受众进行讯息传播。在弄清广播概念的基础上，再来看看新技术促成新媒介与广播融合的事实。在传统上，广播的传播技术属于专业领域范畴，并非一般人所能接触和掌握。然而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一些新的媒介逐步融合到广播中来。如电台媒介就很好地跟手机媒介做了融合。电台媒体通过建立短信平台来与手机的使用者实现互动。电台还通过热线的方式使得二者之间的互动更加直接和及时。就电视台来说，除了上述的方式之外，由于摄像机进入普通家庭，而且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家庭摄像机的像素越来越高，拍摄的图像质量越来越好，很多普通人也渐渐成为电视台素材的提供者。如美国的《美国家庭搞笑录像》、我国的一些DV大赛等。
不可否认，这些融合方式的确是广播与新媒介的融合样式，可是广播与新媒介的融合也出现了新的动向。这种新动向不再只是停留在受众与广播的互动和只是简单地提供相关素材上，而是受众以广播传播者地姿态出现，直接向受众传播他们所关注的内容或信息。这个新动向也可以成为职业媒体传播者与非职业媒体传播者的融合;是人和内容兼而有之的融合。如保定电台新闻频率就有一档《今日准新闻》的小栏目。该节目的记者都是普通的受众，节目由他们采制而成。石家庄广播电视台《民生关注》中有一个时段专门留给受众，他们用自己手中的摄像机拍摄各种民生题材，然后经过筛选并在电视台工作人员指导下编辑播出。
媒介融合始终在进行着，然而以前研究的侧重点并没有将这种新的融合样式囊括进来。“确实，从已经问世的成果看，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视角——有从技术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媒介所有权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媒介文化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媒介组织结构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从新闻采编技能融合角度展开的研究等。这些研究可以说铺展到了与媒介相关的所有方面，包括媒介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涉及到媒介经营与新闻传播的各个角落”[4]。蔡文归纳的国外关于媒介融合的研究成果中未能包含职业传播者与非职业传播者间的融合。
媒介环境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就这种新的融合给出理论上的解释。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延伸。其实延伸意味着对过去的格局的打破或突破。在过去，广播只是隶属于职业的传播者，非职业传播者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可是随着各种新技术的出现，各种新技术在实现人的延伸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形成了一种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进而成为指导人们实践的理论。这种新的融合在实践上还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在理论上还需经过深入的研究。它作为一种新的融合现象，研究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在实际操作中，对把关人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可否认，这种融合都是限于一定条件下的，它们不适于直播，因为直播状态下将无法对该种融合样式下的内容做到及时地掌控。
参考文献：
[1] (美)鲍勃·富兰克林等.新闻学关键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美)海曼，(美)韦斯廷著.郭虹，李阳译.最佳方案:公平报道的美国经验[M].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3] (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
第9篇：媒体融合存在问题范文
关键词：文化传媒企业；融资；融资效率；DEA
一、引言
随着国民对文化传媒产业的消费需求不断加深，文化传媒企业数量不断增长的同时对资本市场的资金需求也逐渐加大。然而伴随国家越发严格的监管力度以及行业“阴阳合同”等恶性问题的出现，国内文化传媒企业从2016年便开始遇冷，2019年，随着监管新格局的确立，企业融资相对困难，逐步进入“资本冷静期”和“政策严管期”。2020年上半年的新冠疫情暴发使得文化传媒资本市场备受冲击，行业经营效益持续下滑，但随着下半年疫情得以控制，市场逐渐步入正轨，行业多个细分领域的资本活力明显回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以及资本政策的持续利好使得文化传媒资本市场脱离“寒冬”的几率将大幅增加。关于文化企业融资，国内学者目前普遍认为我国文化企业存在“融资难”现象，并分析了相关原因和改进措施，HongXiao[1]、吴迅[2]等人从政府、行业和文化企业自身等角度提出了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可为文化企业带来更多发展机遇的建议。融资效率界定方面，P.R.Gregory等[3]、孟枫平等[4]对其内涵进行了完善，并将其视为融资后资金通过优化配置所能实现的最大使用效率；融资效率影响因素方面，刘迅等[5]、WCen等[6]等人从政府、企业和金融市场等角度提出了优化融资效率的建议，且认为实现行业的自由发展需要多方共同参与配合。融资效率评价方面，目前主流评价方法是DEA法，在研究不同行业融资效率特征差异时，田金方等[7]采用超DEA效率法研究得出第三产业融资效率正处于缓慢下行趋势。
二、文化传媒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随着2020年下半年疫情逐渐被控制，国内经济环境的恢复与发展使得文化传媒企业融资环境逐渐向好，融资热度也有所回升，与此同时，新政策的不断推行也为资本市场的再度活跃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由于文化传媒企业的“轻资产”特性，其较其他行业更加依赖资本市场的资金输入以及对融入资金进行的专业管理，因而市场参与者更需学会利用资本实现发展升级。由图1可知，自2016年起，文化传媒企业融资交易数量便逐年呈下降趋势，大额交易案例频现，融资交易金额于2018年创新高，但2019年便呈大幅下降趋势，2020年行业投融资市场仍处于寒冬期，且受疫情影响，融资活跃度大幅降低，相较2018年的峰值期，2020年行业融资规模仅占其约三成。同时，在经历行业投资热潮后，融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资本逐渐向后期轮次和头部企业聚集，2020年天使轮和早期轮次投资占比明显下降，中后期轮次占比大幅上升，未来投资者向头部企业大幅倾斜的趋势或将不断加大。正如“十四五”规划所强调的要“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文化传媒企业应顺应国家整体发展规划，不断脱虚向实，才能真正赢得资本市场的青睐，从而在复杂的变局中站稳脚跟。
三、基于DEA的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评价
1.融资效率评价指标选择影响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的因素包括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投入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融资规模、融资成本与资本结构等；产出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企业资金使用率、盈利能力等。综合考虑以上因素，本文选取的投入指标为资产总额、负债总额、筹资活动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营业成本，选取的产出指标为净利润、营业收入、未分配利润。以上指标对应的数据可分别从企业财务报表中获取，且数据准确性较高。2.样本数据选取与处理本文研究的主题是文化传媒企业的融资效率状况，考虑到财务信息披露的口径与数据间的可比性等因素，本文选取申万行业分类中“传媒”二级分类下“文化传媒”行业的企业作为原始样本进行分析，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企业财务报表和chioce数据库，借助DEAP2.1软件对融资效率值进行测算。为满足研究需求，本文参照已有做法，根据东方财富网以及软件，选取在沪深两市上市的文化传媒板块企业作为样本，并对样本作如下处理：（1）选取2010年12月31日前成立的企业；（2）剔除ST、*ST企业以及在经营过程中处于非正常营运状态的企业；（3）剔除主要财务数据不完整以及财务数据无法获取的企业。在进行样本筛选和剔除后，本文最终选取了21家在文化传媒板块上市的企业进行研究，且本文对选取的原始指标数据做了无量纲化处理。3.基于DEA-BCC模型的融资静态效率评价基于DEA-BCC模型的静态效率评价是以各年度文化传媒企业的截面数据作为原始数据，得出各年度文化传媒企业的相对效率值，进而对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综合技术效率（TE）反映企业对资源的综合配置和使用情况，体现文化传媒企业整体融资效率。通过表1可知，文化传媒企业TE值为1的数量在2017年后便呈下降趋势，而TE值处于[0.8，1）范围内的企业数量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企业存在投入浪费或产出不足等问题，即未实现产出最大化；同时，文化传媒企业中存在TE值处于[0.5，0.8）范围内的企业，即存在企业融资效率处于较无效状态的现象。纯技术效率（PTE）反映企业融资结构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充分利用现有管理水平及生产技术使资金在创造收入、提高利润等使用上实现效率最大化。PTE值越接近1，融资情况越合理，反之则表示企业需优化技术及管理水平以提升融资能力。通过表1可看出文化传媒企业PTE值为1的企业数量呈下降趋势，PTE值在[0.8，1）范围内的企业数量呈上升趋势。PTE值处于融资有效状态的企业数量逐渐减少，而处于融资非有效区间内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加，说明文化传媒企业在技术水平及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退步现象，需加强改进。规模效率（SE）是指在产出水平一定时，企业规模对效率值的影响，即企业融入资金的投入、产出是否与当前规模相匹配。当SE值为1时说明企业处于最佳规模状态；当其不等于1时，则会出现规模递增或递减两种结果。根据表1可知，文化传媒企业SE值为1的企业数量呈下降趋势，SE值在[0.8，1）范围内的企业数量呈上升趋势，说明文化传媒企业投入资金存在浪费现象，这使得企业规模收益降低，融资效率也随之下降，企业需控制投入规模、优化规模效率。根据图4可看出，文化传媒企业效率平均值自2017年后便呈下降趋势，说明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处于波动下降状态，这与行业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特点有关；此外，2017年后行业出现的天价片酬、“阴阳合同”等恶性问题使得监管之势趋严也是推动行业进入寒冬期的又一重要原因，在退出渠道收紧的影响下，文化传媒企业融资越来越困难，行业经营效益持续下滑。通过图5可看出，规模报酬递减的文化传媒企业数量在2017年后呈上升趋势，说明企业投资浪费现象加剧，因此，企业一方面应减少资产的投资来提高资金运用效率，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进行技术创新、完善管理制度、优化融资结构、建设人才队伍等，尝试从多方面综合提高企业融资效率。4.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模型的融资动态效率分析在DEA-BCC模型静态横向对比分析的基础上，为反映2015年～2019年连续时间段内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的动态变化，引进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进行动态分析。2015年～2019年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Malmquist指数分解及变动趋势分别如表2和图6所示。由表2可知，2015年～2019年文化传媒企业Tfpch平均值为1.053，大于1，表明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3%；Effch平均值为0.988，小于1，表明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2%。其中Pech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3%，而Sech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0.1%，说明2015年～2019年期间文化传媒企业规模效率有轻微提高，而企业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却有所退步，且其退步引起的效率下降幅度大于规模报酬变动带来的效率提升幅度，因此，最终使得文化传媒企业技术效率退步，从而对融资效率的提高起到抑制作用。而2015年～2019年文化传媒企业Techch平均值为1.066，大于1，表明四年的平均增长率为6.6%，说明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对融资效率的提升起促进作用，这也是构成Tfpch平均值大于1的主要原因，其为2015年～2019年期间文化传媒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起到了主要贡献作用。通过图6看出，文化传媒企业Effch值在2015年～2019年内基本较稳定，只有在2016年～2017年表现为进步，之后便处于退步状态，这也符合文化传媒企业2017年后资本遇冷、行业经济效益下降的行情。在行业资本遇冷后，许多文化传媒企业尝试改善生产技术，加快产量输出进而提高融入资金投入生产使用后的变现速度以缓解“钱荒”难题，如图6所示，尽管文化传媒企业Techch值和Tfpch值在2017年～2018年和2018年～2019年表现为进步，但其进步幅度呈下降趋势，说明生产技术的进步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升是有上限的，随着科技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当今文化传媒企业的生产技术基本趋于成熟，进步空间较小，长期内很难再有较大突破。因此，文化传媒企业想要提升融资效率，重点应从改善企业管理水平和提高规模效率两方面着手。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