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的困境精选(九篇)

第1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职业教育；区域经济；联动困境；协同路径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和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教育为提高国民素质、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职业教育为我国各级教育层次中与区域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部分，不同地区会根据区域内的产业特色和经济结构设立相应的职业教育院校，通过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各种扶持，使其培养合适人才、提供科研支持以及满足社会服务需求。然而，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并未实现其应有功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区域经济也并未完全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因此存在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本文首先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以及协同机制困境三个方面分析其联动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

1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

1.1人才支持困境

首先，人才支持困境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首要联动困境。由于设立职业教育院校的初衷为通过科学的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同时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和实际需求培养适合本区域经济发展的各种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由于培养目标不清晰、培养方式脱节以及人才跨区域流动等原因对区域经济发展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不清晰是指职业院校在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并未真正考虑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需求，往往只是照搬国内同类型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从而失去了地方性职业院校应有的办学特色。其次，职业院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还存在培养方式脱节的困境。除了培养目标缺乏特色外，职业院校培养方式脱节主要体现在培养计划与实际培养情况不符、培养方法与现代职业教育要求不符以及培养过程与企业实际需求不符三个方面。培养方式脱节与培养目标不清晰所造成的困境不同，体现在培养方式脱节将直接影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是导致人才支持困境的直接原因，而后者为间接原因。最后，人才跨区域流动是导致人才支持困境的外生因素或环境因素。职业院校的人才支持困境既表现为职业院校难以培养区域产业和企业所需的专业型人才，又表现为职业院校在培养相关人才后，由于“马太效应”导致人才往区域经济水平更高的地区流动，而中部和西部等经济欠发达的地区难以留住人才，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职业院校的人才支持困境。

1.2经济对接困境

人才支持困境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联动困境的一个方面，主要原因在于职业院校，而经济对接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结构。因此，经济对接困境与人才支持困境最显著的不同为前者的主要诱因为外生环境变量，而后者的主要诱因为内生变量。经济对接困境主要是指在职业院校人才支持困境的前提下，由于区域经济发展程度不足或者区域经济结构畸形导致大量企业并未与相应的职业院校进行合作，包括企业战略投资、企业人才选拔合作、企业实习基地建设等，导致职业教育难以服务区域经济的发展。经济对接困境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战略投资不足。一般而言，由于职业院校建设和发展资金不足导致其教育质量和办学规模难以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在此过程中企业的战略投资显得尤其重要。同时，企业的战略投资也为职业教育与企业合作的重要内容，战略投资不足的深层含义为企业并未将人才队伍建设和专业人才需求与职业教育相结合，即两者并未形成协同发展路径。经济对接困境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实习基地建设还有待加强。企业实习基地建设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为职业教育院校需要足够的企业实习和实训基地来满足不同专业学生的需要，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层次。另一方面为目前大多企业实习基地往往只是一个空架子，许多企业在设立职业教育实习基地之后并未真正付诸实践，或者对于职业教育实习的重视力度不足。

1.3协同机制困境

协同机制困境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不同，后两者产生的原因较之前者相对简单，前者产生的原因主要在制度性层面，即目前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两者互动协同路径的缺失，而后两者产生的原因多在职业教育院校和企业本身。因此，协同机制困境对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路径的构建有更大的阻碍作用，同时也对职业教育院校与地方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而言，协同机制困境指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方(政府—院校—企业)并未实现有机结合，从而导致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难以形成互动自反螺旋效应。互动自反螺旋效应是指职业教育院校和相应企业首先通过部分领域的合作结成互动自反节点，通过节点质量的提高和节点数量的扩大使两者能够有效结合，形成协同提升路径。因此，互动自反螺旋效应的缺失是导致协同机制困境的主要原因，直接表现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脱离与联动困境。具体表现在职业教育课程、职业教育科研、职业教育服务等方面难以发现企业参与的影子，或者说职业教育院校对于企业产品设计与开发、企业市场推广以及企业重大战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微乎其微。

2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

2.1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

本文首先分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其次根据联动困境提出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具体为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破解人才支持困境、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破解经济对接困境、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破解协同机制困境。破解人才支持困境需要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具体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要求职业教育院校不能完全照搬国内同类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即必须培养具有差异的专业型人才。职业教育院校一方面必须根据区域产业发展水平确定职业教育目标和层次，如果职业教育目标高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显然导致培养出的人才难以适应地方企业的需求，如果职业教育目标低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会导致培养出的人才不能胜任企业的工作，同样无法提供相应的人才支持。职业教育院校另一方面必须根据区域产业结构确定职业教育目标，根据不同类型的区域产业培养不同的专业人才以满足不同企业的需求。以IT产业为例，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为主导，那么职业院校应将培养目标集中于IT人才的培养，而非脱离实际产业结构需求着重培养其他方向的人才。第二，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式要求职业教育院校必须根据职业教育院校的特色、区域经济结构特色以及专业人才需求特色确定相应的人才培养方式。职业教育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式也包括很多种，包括理论与应用相结合、课堂与实践相结合、模仿与创新相结合以及专业与综合相结合。同样以IT产业为例，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中的准则设计与理念更新产品为主，那么职业教育院校首先需要注重学生理论基础的培育，其次适时地将理论培养与实践培养相结合。然而，如果某地区经济以IT产业中的大数据或云计算为主，那么职业教育院校必须采取模仿与创新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即一方面要求职业院校学生模仿先进的大数据或云计算技术，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模仿的基础上寻找相应的漏洞进行创新。因此，只有通过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才支持困境，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的人才支持水平。

2.2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

破解经济对接困境则要求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功能。外部经济因素主要包括政府的财政扶持、企业的资金支持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的经济支持等方面。首先，在政府—院校—企业三方合作机制中必须以政府财政扶持为导向，通过政府财政扶持从总体上把握职业教育的水平以及方向。其次，以企业资金扶持为主要内容，由于企业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微观参与主体，因此企业对于职业教育的扶持水平直接决定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程度和规模。最后，以社会经济支持和职业教育院校自身发展为保障，其他诸如行业协会或行业团体对职业教育的扶持同样重要，是政府支持和企业扶持的补充与发展，虽然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教育院校的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在此过程中职业院校也必须设计合理的合作框架，合理配置不同种类、不同规模以及不同要求的经济支持因素。职业教育院校需要设计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并且严格实施审计的活动，保证最大化各种外部经济因素的效用。同时，职业教育院校也必须逐步建立现代教育体系，通过战略规划和现代教育管理等手段逐步与国际职业教育水平接轨，学习先进的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对接方法并付诸实践，从而摆脱经济对接困境。

2.3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

除了破解人才支持困境和经济对接困境，职业教育院校还需要多维度提升其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破解协同机制困境。提高职业教育院校的科研能力是提升其经济服务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而提升其经济服务能力是科研能力提高的深层要求。首先，提高职业教育院校的科研能力要求职业教育院校在设计人才培养目标时就必须将科研评价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并且通过改善科研条件、提供科研场地以及加强科研实训等方式提高职业院校学生的科研水平。其次，只有在保证科研能力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服务能力这个关键连接点将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充分发挥互动自反螺旋效应。也就是说，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的协同机制必须首先保证职业教育的人才支持功能以及区域经济的经济对接功能，进一步通过经济服务纽带促进区域经济和职业教育协同路径的构建，关键点在于其经济服务能力与科研能力和区域经济实际协调统一。

3结语

本文从人才支持困境、经济对接困境以及协同机制困境三个方面分析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联动困境，在此基础上探索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即优化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多方面加强外部经济因素对职业院校的对接力度以及多维度提升职业院校的科研能力与经济服务能力。因此，着重提升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路径有利于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转型以及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动力。

作者:芦婷 单位: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丁金昌.高职教育“双层次多方向”人才培养的研究与实践[J].中国高教研究,2011(06).

[2]刘松莉.我国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发展对策[J].中国商贸,2009(05).

[3]林克松,全.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互动的体制机制构建[J].教育研究,2012(11).

第2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一、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具体表现

1.自卑

自卑是贫困生最容易产生的心理问题。自卑的学生往往对自我持有否定的态度和情感体验，缺乏生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面对经济贫困、生活困难的现实，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在心理上采取了逃避、退缩的应对方式，不与同学交流，不参加集体活动，消极地对待生活。

2.人际交往困难

贫困生因家庭贫困而自卑，但作为一个自我意识已经成熟的个体，他们又有强烈的自尊要求，因此对涉及自己的事情非常敏感，容易形成情绪和情感上的强烈波动。由于这样的心理特点，使贫困生在人际交往和群体活动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表现出明显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他们有融入群体的强烈愿望，但又往往因为自身的问题导致矛盾和冲突;他们有得到周围环境支持的心理需求，却又不愿接受他人的同情和怜悯。不少人因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顾影自怜，很难与群体中其他成员沟通合作。

3.忧虑

贫困生，尤其来自农村的学生，常见个性特点是内向、敏感，他们的上学费用有的靠家长借债供给，将来主要靠自己偿还。面对就业压力，容易产生对未来生活的忧虑，害怕毕业后工作难以解决，生活压力大。平时情绪抑郁消沉，多愁善感，有时冷漠，有时激动。个别贫困生甚至认为社会对自己太不公平，活着太沉重。

二、贫困生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

1.个人认知影响

贫困多由家庭地理环境、父母受教育程度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应该说，对于绝大部分贫困生而言，家庭经济贫困都不是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贫困既不是缺点，也不是耻辱。但有些贫困生却把贫困当成无能或耻辱，并因此引发了许多心理问题，即由经济贫困导致心理贫困。一些学生不愿承认自己的贫困，一次次失去受资助的机会;一些学生在物质上得到资助后，精神上却陷入了深深的负疚与自责之中。

2.外在环境影响

首先是消费环境。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社会大环境不断刺激学生的消费欲望，大学生中不时泛起各种各样的消费热点，这无疑给囊中羞涩的贫困生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增添了许多烦恼。其次是就业压力。当前大学毕业生就业实行双向选择。贫困大学生既没有父母可以依赖，也没有金钱作为后盾，加之自身在言谈、气质等方面还有不足之处，因而面临的就业压力更大，心理上便容易产生焦虑、紧张、神经质等问题。

三、贫困生心理问题的解决对策

1.物质上给予资助

从大学生进校开始，学校老师，尤其辅导员、班主任就要注意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经济状况，解决贫困生的实际问题。如联系助学贷款、宣传奖学金政策、减免学杂费、筹措发放特别困难学生补助、组织勤工俭学活动等，千方百计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困难。有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贫困生才能减少心理上的负担和忧虑。

2.精神上给予鼓励

根据贫困生的实际，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也应以同样高度的责任感去帮助这些同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鼓励他们在困境、逆境面前不自卑，能够正视困难、积极进取。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力。要让贫困生认识到国家以及学校财力毕竟有限，要彻底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问题，还需要他们个人及其家庭共同想办法，不能一味地等、靠、要。通过精神上的鼓励，力求使每一位贫困生都能承受由于经济窘迫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避免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3.优化育人环境

对贫困生而言，心理上的自卑和抑郁很可能带来学习、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的其它问题。因此，要注意加强校园、班级、宿舍等育人环境建设，培养团结友爱、相互理解、互相帮助的良好风气，同时要充分发挥学生会、社团的作用，积极开展心理互助活动，为贫困生消除自卑，孤独等心理障碍，促进心理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让贫困生感受到社会和学校的温暖，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从而消除经济困难给贫困生带来的精神上的压力。

第3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诚信教育;诚信体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生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是高校资助工作的难点，长期存在家庭经济状况量化难、部分参与认定学生不诚信的现实困境，尤其是2019年3月29日教育部下发《教育部关于取消一批证明事项的通知》中取消高校学生申请资助时需由家庭所在地乡、镇或街道民政部门对学生家庭经济情况予以证明的环节，改为申请人书面承诺后，学生的诚信表现成为高校认定贫困生环节中的决定性因素，直接影响着认定过程和结果公平与否。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是政府基于公民的个人诚信进行公共管理的治理方式变革，是改革的方向。因此，从诚信体系构建的维度研究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既是应对政策调整的当务之急，也是解决长期困扰高校的贫困生认定工作的突破口。

一、关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的诚信应厘清的三个问题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涉及到的诚信问题十分复杂，诚然，不诚信行为在认定中是客观存在的，但很多时候无法简单做诚信或失信的二元判断，先厘清其中涉及到的三个问题才能对问题有更全面的认识。(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群体不等同于贫困生群体。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以下简称《申请表》)中，班级民主评议一栏中对参与认定的学生，困难等级划分为家庭经济特殊困难、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济一般困难和家庭经济不困难，前三个等级可以认定为贫困生，如果评议为“不困难”，也就是说，这部分学生不属于贫困生之列。从这个角度看，参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学生并非都是贫困生，它的范围可能比贫困生群体大、也可能二者相等，当然还可能比贫困生群体小，如果两者相等说明参与认定的学生诚信表现好，如果参与家庭经济困难认定的学生群体大于或者小于贫困生群体，则可能存在不诚信行为。一旦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群体等同于贫困生群体，就会将诚信实施对象局限在贫困生范围内，以致忽视了其余参与的学生导致成效受影响。(二)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诚信的对立面并非失信。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学生不诚信行为主要表现在非贫困生虚报数据伪装为贫困生、贫困生夸大贫困程度以获得更深一级的认定结果，这两种不诚信行为是常见的失信现象。还有一种情况常常被忽略，那就是有的贫困生由于某些原因不愿意家庭的真实情况被同学教师知晓，故意在数据和材料上进行隐瞒，例如填写《申请表》时把家庭收入提高，很难将此种行为定义为失信，因为在进行贫困生认定时失信的界定标准往往是，不诚信会带来经济获利，但贫困生隐瞒家庭情况并没有从中获利，反而是无法获得资助。因此，在进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时，除了要防止出现伪装贫困的情况，还要注意隐藏贫困的情况。(三)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的诚信体系构建并不等同于诚信教育。诚信教育，指的是学校管理者和教师作为教育实施者对学生所施予的积极影响，它是诚信体系构建的组成部分，但不等同于诚信体系。学生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的不诚信行为出现的原因归纳起来，包括了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如社会环境、学校文化、同学和朋友的影响属于客观原因，从众心理、侥幸心理属于主观原因。人们在谈诚信教育的时候，其实是从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积极影响的角度来说，但不能否认的是，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的不诚信的行为其实也在对学生产生着不良影响，因此，单单的诚信教育并不能满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防止不诚信行为的出现。应该说，当前的诚信教育也正是忽略了环境和教育者等客观原因对学生的影响，认为不诚信的现象的出现源于学生自身存在的原因，因此通过教育、引导就能改变其认知和行为，没有看到不诚信背后复杂的个人、社会、学校的原因。因此，诚信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对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不诚信现象原因的全新解释而提出来的整体方案。

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构建诚信体系的原则

(一)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心理学把人的诚信行为置于人们无法直接看到的心理层面上予以解释，对于诚信意识、诚信行为发生的内在机制作了深刻的剖析，它的观点主要有两种，一是将信任理解为个人人格特质的表现，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二是将信任理解为对情境的反应，是由情境刺激决定个体心理和行为［1］。社会心理学关于诚信对构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体系的启示在于:第一，诚信是一种人格特质，其中既体现了学生在诚信认知、情感、行为形成中的主体性，且可通过社会学习形成这种人格特质，例如在个人的生活和学习中提供更多的诚信感受和学习经历，这种诚信意识会内化为个人的人格特质的一部分，继而提高自身的诚信自律水平。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过程中要坚持正面的引导教育和氛围营造，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诚信认知，同时通过各种形式引导他们陶冶情感、坚定信念，创造机会和条件投身实践，激发诚信行为动机，发挥自律在诚信养成中的重要作用;第二，诚信人格是在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中形成和发展的，不能忽视客观的社会和学校环境对学生诚信的影响，我国社会中仍存在大量的不诚信现象，如假冒伪劣商品、违约、虚假数据等等，而且涉及到的群体广泛，甚至有的政府部门也存在不诚信行为，如学生开具家庭经济困难证明的时候部分工作人员不核实情况就签字盖章，都给学生造成不良的示范作用，在学校范围内，身边同学、教师的不诚信现象也屡见不鲜，如抄袭作业、考试作弊、数据作假、剽窃等。可以想象，即使部分学生诚信自律水平很高，但是周围环境中充斥着不诚信，他们想要保持个人良好道德人格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还必须通过他律的形式，如诚信条例、诚信档案等强化外部监管，一旦诚信道德人格进入规章制度、乃至法律的范围，它就不仅仅依靠自律，而是成为以强制力为后盾的规范，学生必须严格遵守，即自律与他律结合起来。(二)多向互动的原则。诚信应该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实际需要信任的事件以及为了增加信任而采取的行动连接起来，是一个至少包括两个人的社会心理现象。因此，展开诚信的心理学研究就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特质取向，还应该考虑其他因素，如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交往对象的特征，交往的具体情境等［2］。诚信认知、意志、行为的形成是一个多向互动的过程，包括有教师与学生的互动、环境与学生的互动、学生与学生的互动，其中包含着思想、信息、情感的交流。一是师生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教师的诚信与否直接影响学生的诚信人格形成，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认定中教师和管理者要注意自身的诚信表现，教师与学生应该建立民主、平等的荣誉共同体。二是充分发挥环境影响人、塑造人的功能，致力于营造一个以诚信为荣的校园文化环境，强化舆论的宣传和教育的熏陶作用，引导学生增强自律意识，使他们能够切实地感受到诚信是一件无上荣耀的事，能给自身带来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激发诚信动力。三是据调查，学生的诚信行为受同学和朋友的影响很大，其影响力超过了教师、网络，一些学生在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的诚信状况与身边的同学朋友相关性大，周围人表现出的诚信越多，参与认定的学生也就更趋向诚信，可以说，生生之间的诚信互动是解决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的关键点之一。

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构建诚信体系的策略

(一)建立完善的学生诚信条例和诚信档案制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的诚信体系属于高校诚信体系的一个部分，应依托学校现有的诚信条例和档案基础，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规章制度，成立以班级和学院民主评议小组为主体的管理机构，建立起明确的诚信评价机制，配套设置诚信行为和不诚信行为的奖惩，新生在入学教育中就开始学习诚信条例，并在每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时坚决贯彻执行，从而避免制度缺陷或者执行不严导致的学生破坏诚信原则现象，根除部分学生存在的侥幸心理，高度重视学校的诚信制度，达到用诚信条例的强制作用来规范学生行为的目的。同时，要建立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中的学生诚信档案，可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存档，表中有个人亲笔写下的对所填信息和数据真实的承诺，这样能够增强学生的诚信意识以减少填写表格时不诚信行为的发生频率。另外，设立随机抽查的机制，将经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家长、个人核实后的数据与学生所填数据比对，将诚信情况如实录入个人诚信档案表，然后装入大学生诚信档案，诚信档案在学生毕业时装入人事档案，从而使他们的信用记录延伸到社会，保持其延续性。(二)加强诚信宣传，营造良好的校园诚信氛围。在每学年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工作开展前，把认定中的学生诚信作为教育的重点，利用多渠道、多形式的宣传手段对学生进行教育，如学院宣传栏、学校官方网站、微信抖音公众号、校园广播、学校报刊、党团活动、主题班会等渠道进行诚信宣传教育，注重对大学生诚信榜样的先进事迹的宣传，可发掘学生身边同学的诚信事迹进行报道，发挥环境育人和朋辈教育的作用;围绕诚信道德修养开展征文、演讲、书画作品、情景剧等形式的学生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给学生经历道德认知和情感的体验，促进他们在真实情境中诚信行为的出现频率。通过以上方式，营造浓郁的校园诚信氛围，建立良好的舆论导向。(三)设立诚信宣誓环节，重视个人诚信自律的作用。在当前的学生工作中越来越重视仪式教育，诚信宣誓的实质是要求学生向学校作出承诺，保证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中遵守学校的诚信条例和遵循诚信道德规范。在实际操作中，针对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中“个人承诺”部分，设计学生代表发表诚信倡议、集中填写承诺内容并署名、集体宣誓三个环节。根据管理工作中的现实情况，以年级、系、专业或者班级组织参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的学生集中，先请一名学生代表公开倡议在认定过程中个人秉承诚信原则，然后教师详尽告知学生填写的要求和诚信承诺的用意，若在表格中署名，就将视为已理解并信守誓言的承诺，而后学生一起亲笔填写内容和签名，最后集体起立宣誓《申请表》中的承诺内容。诚信宣誓实际上是重要的道德训练课程，学生通过誓言的形式向学校作出承诺，形成一种内心的自我约束，增强诚信自律。(四)教师和管理者以身作则，构筑师生诚信荣誉共同体。教师和管理人员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重要推动者，他们的言行及对诚信条例、认定办法的理解和执行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诚信表现水平。因此，教师和管理者要树立诚信的师德风范，以诚待人、关爱学生，利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来引导和教育学生。在政策的实施上、认定流程的控制上要以实际行动践行承诺，在民主评议环节中辅导员、班主任要对填写规范和要求作出指导，把关公平公正产生评议小组成员，带领评议小组成员客观公正评议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等级;在指导学生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填写和班级评议、学院评议过程中关爱学生，参与认定的学生一般家庭经济情况不好，只有与学生进行情感沟通、形成共鸣，急学生所急、想学生所想，教育理念才能被学生所理解与接纳，也才能充分发挥教师和管理者的诚信示范作用，构筑起师生荣誉诚信共同体。

【参考文献】

［1］刑媛．诚信研究的几种维度分析［J］．中共太原市委党校学报，2003，6:42

第4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辅导员；贫困生；心理健康；对策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高校招生规模迅速扩大，贫困大学生的数量不断上升，已约占大学生总数的20%左右，贫困大学生这个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也愈发突出。和其他的大学生相比，贫困大学生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同时，家庭贫困以及造成家境困难的各种因素，也导致了部分困难学生心理失衡，使他们在心理上成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弱势群体。现实告诉我们，贫困生的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单纯经济上的帮助无法彻底解决他们的所有问题。针对大学生贫困的特点，作为学生辅导员，我们不仅要帮助这些学生通过正规渠道获得经济上的帮助完成学业，同时还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和心理调适。

贫困大学生是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在家庭经济困难的压力下，易产生自卑感、无用感、绝望感等心理问题，出现“心理贫困”现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强烈的自卑意识和失落感。经济上的困难使贫困学生容易在学习上、生活上自我否定，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而感到自卑。在校期间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与其他同学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生活节俭、学习认真；但是由于成长环境、教育环境的不同，往往知识面有限，某些科目的学习上有困难，遇到打击可能产生气馁或者偏激情绪。

二是敏感的人际关系和孤独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心理健康状况上表现对人际关系比较敏感，家庭经济困难使他们不愿意参加集体活动和加入学生组织，他们往往自我封闭、交往面狭窄。

三是迷茫的择业心态和恐惧感。随着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学生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便是就业，在职业选择和人生规划时，家境困难的学生不但要考虑自己的发展，而且还要比其他学生更早地考虑反哺家庭，于是贫困学生面临现实压力的时间更早，负担更重。加之有些学生对社会的认识片面，对社会感到不满、失望，加剧了他们的心理负担。

有针对性地对这些学生的心理问题成因进行分析，有利于开展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帮扶工作；有利于研究并建立一套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行为激励机制；有利于让国家的资助政策落到实处。社会心理学理论表明.生活在同一社会群体或相似的生活环境中的人会形成相似的人格特点，一个人的生活境遇与人生经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其性格与心理结构。笔者结合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与人格理论分析贫困大学生的成长环境及特点，归纳出影响其人格特点形成的几点因素：

一、来自于家庭环境的影响

学生由于家庭经济拮据难以满足平常家庭孩子的物质要求，与富裕孩子随心所欲的花费相比更使他们相形见绌，如果不能正确引导则容易形成自卑、嫉妒、孤僻等心理问题。如果生活压力使得贫困家庭的父母心态不平衡甚至产生病态心理，在教育子女时对学习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错误引导，这也常常直接影响到子女的心理健康。

一些贫困家庭没有注重性格及兴趣的培养，使得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无法适应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当他们意识到只学书本不足以让自己成为优秀学生的时候，会对大学生活产生恐惧感，对前途既怀疑又茫然。

另外孤儿和单亲家庭的贫困学生由于缺乏正常家庭的关爱，往往会使孩子形成不良的性格特征，使得贫困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出现障碍，表现为缺乏生活热情、人际交往羞怯、恐惧等。

二、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影响

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只注重物质利益上的追求，把财富占有的多寡当作价值衡量的唯一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社会上由于没有经济地位而受到的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会影响他们的价值取向，给他们的心理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另外，一些动机善良的帮扶活动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实施不当或有意无意地被扭曲，也会对受助学生产生不良的心理影响。

三、来自于校园文化的影响

人际关系带有浓厚的感彩。具体体现为群体成员间的心理吸引或心理排斥，表现为个人与他人感到满意或不满意。贫困大学生由于自身所体现的社会身份文化特征，可能被其他类型的学生群体所疏远，因此产生焦虑、孤独或者不满情绪，从而造成心理失衡。

四、来自于自身所面临的各种压力的影响

（一）经济的压力。经济生活方面的压力是导致大学生心理贫困最根本也是最直接的原因。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经济上还没有自立，他们不得不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上学，同时申请困难补助，业余时间还要勤工助学。相比其他同学，学习生活面临的困难更多。

（二）家庭的压力。据调查，造成家庭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是家庭收入低下或家庭负担过重（有重病人、赡养人口过多）。而在大城市读书的学生生活状况已经比其父母好了许多，但强烈的责任心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负罪感。走进大学的他们，已然成为了他的家庭的期盼，生活状况的反差给他们带来了沉重的心理负担。

（三）学业的压力。贫困学生一般都会有比较重的思想包袱，他们深知自己的大学生活来之不易，力求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来报答含辛茹苦的父母。然而在人才济济的大学中，高中成绩优异的他们尽管再努力，也有可能出现成绩平平。一旦他们的成绩不如别人时，就会很强地损伤自尊，击垮他们的动力，使自身陷入了精神上困苦的境地。

（四）就业的压力。目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和就业竞争相对激烈，同时由于健全、公开、公平、择优的就业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造成就业市场人才竞争的不公平。对于一些综合能力不高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来说就会产生一些错误的社会观和就业观，同时给他们的心理带来巨大压力和困惑。

（五）感情的压力。大学生是青春期发展的后期，他们日趋走向成熟，在这个时期他们对情感有着迫切的需要。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经济困难他们或压抑自己的情感，或无法承受交友所带来的一些负担，不自信的性格及自卑的心理也给他们交友带来了障碍。

（六）自身心理素质的影响。贫困学生的心理素质是影响和制约他们心理健康的主要内因。贫困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存在不同程度的人格发展缺陷，如偏执型人格障碍导致固执、多疑、好嫉妒、难与同学相处；强迫型人格障碍具体表现为过分的自我束缚，自我怀疑，常常紧张、苦恼和焦虑；自我意识缺乏客观性也是导致心理问题的重要原因，有时自我感觉太好，自我期望值过高，偏离实际水平，而一旦遇到挫折和不幸时，又走向对立面，产生悲观、失望、消沉、偏激等心理问题。

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的源头是经济贫困，经济上的帮扶对心理健康的调节是有很大作用的。学校应完善勤工助学系统，为贫困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并为他们创造勤工俭学的岗位，缓解其经济压力。另外，建立经济资助机制，通过社会资助、学校定期补助及减免学杂费等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扩大奖学金的覆盖面。奖学金的设立有利于培养贫困生的好胜心和拼搏精。

要解决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更得从贫困大学生自身着手。要让学生从认识上改变对贫困的看法。贫穷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没有勇气正视贫穷。贫困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暂时的物质贫穷并不能代表什么，只要自身具有坚韧、勤奋、吃苦耐劳等品德，在校努力学习知识，掌握实践能力，贫穷的现状是可以改变的。每个贫困大学生都应该树立起信心，培养健全的人格，在经济脱贫之前先做到“心理脱贫”。

总结以往的心理咨询实践会发现，贫困生会因为老师或者同学一句无意中说的话、一个不经意的眼神而引发的心理问题，如“这个老师没有回应我的问题是对我有偏见”，或者“这个同学跟我讲话态度冷淡看不起我”等。因此笔者认为，要为贫困生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优化校园的育人环境.引导师生以平等的心态看待贫困生，不歧视、多理解、不怜悯，多帮助，减轻贫困生的贫困感和自卑意识，改善班级、寝室等小群体的人际关系对于贫困生来说极为重要。小群体密切的人际互动关系对他们的心理有着重要的影响应，在小群体中营造一种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良好的人际环境，并通过组织各种团体活动来优化这种人际关系.这对于调适贫困生的自卑情绪、开启他们封闭的心灵、增强其交往能力也是十分有益的。发动师生扶助贫困生.形成全员助困的良好氛围在师生中积极倡导爱心助困活动。从经济、学习、心理等各个方面帮助贫困生，唤起全校、全社会对贫困生的关注和支持。

辅导员应当加强对贫困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帮助学生们了解和分析自我心理健康状况，客观、勇敢地面对现实，恰当、全面地接受自我，既看到自己的外在劣势.又看到自己的内在长处。应该对学生进校后的心理健康档案进行筛查，并对其中有自卑感、自我封闭、自暴自弃等心理倾向的贫困生进行约谈，予以特别关注，让贫困生感觉到他们是备受关心的。在学校层面通过点面结合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引导，如采用专题讲座、主题班会、小型讨论会等形式.进行心理知识教育和典型案例教育.指导他们学会自我调适.帮助他们树立信心，阳光进取。另外，组织贫困生开展一些以他们自身为主角的活动，如“受助者助人”、“爱心传递”等，帮助比自己更困难的人，为社会福利院、敬老院的困难群体服务等。通过这些活动.使贫困生从内心融入社会群体.逐步消除孤独感.同时学会感恩和付出，并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中奉献自我，寻找自我，实现自我。

第5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一、引 言

自从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提出“大都市圈”到戈特曼在1957年提出“大都市带”概念之后，国内外学者围绕大都市圈而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可以说汗牛充栋。大都市圈经济似乎成了应对国际市场国内化和国内市场国际化的灵丹妙药。有人甚至认为“大都市圈”是推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大都市圈经济确实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是区域分工与互补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但是，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大都市圈经济是为了解决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是适应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符合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由此可知，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所实施的大都市圈经济的制度条件与我国国情有很大的差异，完全照抄照搬发达国家大都市圈经济建设的经验，不利于我国大都市圈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大都市圈经济的整合。目前，我国尽管形成了像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珠江三角洲大都市圈和环渤海湾大都市圈等参与国际竞争的城市群体，改变了我国单一城市参与国际竞争的模式。然而，我国大都市圈经济的增长功能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圈内经济整合依然面临“囚徒困境”。①如何化解“囚徒困境”，打破大都市圈内一般纳什均衡，实现大都市圈内整体经济的帕累托改进是我们进行大都市圈经济整合②的主要目的。

伴随着欧洲煤钢共同体的酝酿，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经济整合”的概念，随着欧共体的成立，“经济整合”的概念得到丰富，人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规范，但并没有统一的界定。大都市圈经济整合就是指在大都市圈经济发展中，为提高产业的集约化程度、扩大经营规模，达到有效配置经济资源和大都市圈内优势互补，增强经济竞争力，对其经济的组织结构、产业组织、发展模式、经济资源利用等进行战略性重组和调整的过程。[1]

二、大都市圈经济整合中的“囚徒困境”

大都市圈经济整合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按照聚集经济的发展规则，通过大都市圈内外部范围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作用，降低大都市圈内经济运营成本，使圈内微观主体的竞争力增强。同时，通过圈内微观主体的扩大效应，实现大都市圈经济整合，提升其参与国际大都市圈的竞争力。这就是为何我国大都市圈经济成为当今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的原因之一。大都市圈经济整合的内容非常广泛，大家比较公认的整合领域主要有产业整合、市场整合、区域网络组织整合、交通信息基础设施整合。其他方面的整合都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而展开的。

大都市圈经济整合是以核心城市的集聚与扩散效应为依托，依据大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功能和作用的不同，按照产业链条的要求不同，参照要素禀赋的差异，在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下，通过分工与互补的合作原则，实现产业链条的延伸和专业化生产，降低大都市圈经济管理和运营成本，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双赢的机制。然而，目前我国大都市圈内大中小城市之间依然存在产业同构，产品同质，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地方保护等影响经济整合的壁垒。一般说，产业同构、产品同质和重复建设在市场经济中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只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作，实行优胜劣汰的机制最终还是可以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结构合理，实现市场出清的。可是，一旦有政府行为的介入，那市场运行的游戏规则就可能改变，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所发挥的作用就可能会大打折扣，“囚徒困境”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 and Rogers，1997)早就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尽管我国大都市圈经济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内在驱动力的产物，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时间还不长，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路程还很长。中央政府由于财力有限，很难对地方经济发展进行撒网式的扶持，只能按照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进行经济发展规划。这样，按照中央现有的财政税收政策，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实行的是分灶吃饭的财政政策，事权和财权分离。地方政府受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一方面希望借助于外力来发展地方经济，于是大都市圈经济就成了合理的外力选择，都希望借助大都市圈经济整合，分得一杯羹，从而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中央与地方是分灶吃饭的财政税收政策，地方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现任领导班子，出于政治、个人政绩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可能并不会按照产业分工与优势互补的原则来发展地方产业，而是从以上政治、个人政绩和当地经济发展三个方面的需要出发，发展目前比较热门的产业，或能带来实惠的产业。在这方面，大都市圈内的很多地方政府可能就不会从全局和大都市圈的整体利益出发，而是选择后者。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通过“囚徒困境”模型进行分析研究取得的成果，成果显示：地方政府出于“经济人”追逐利润的内在要求，纷纷投资进入能获利的产业，于是形成的“纳什均衡”是每个地区都选择了自己的最优战略，选择那些短期利润高、回报快的产业，而不会进入那些回报慢、利润低的产业，最终形成过度趋同的产业结构，影响规模经济和效益，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质量。结果可想而知，大都市圈内真正的产业链条没有培育出来，圈内产业同构、产品同质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囚徒困境”在大都市圈经济整合中产生也似乎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其实，在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大都市圈中也存在“囚徒困境”，关键是基于长期合作博弈所带来的收益大于短期“纳什均衡”所产生的“囚徒困境”时，圈内地方政府是出于什么样的思考。我国大都市圈成员城市之间各自为政、恶性竞争的行政区经济的“囚徒困境”现象，实际上就是城市政府个体理性与整个大都市圈的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反映。如果大都市圈内城市政府是出于提升整个社会福利，而不是为了局部的短期利益，那通过多次合作博弈是可以化解这个难题的。

三、总结与对策

上述大都市圈整合中产生的“囚徒困境”难题，之所以成为当今中国圈域经济发展的难题，就是由于我国现有的制度存在缺陷。制度缺陷是造成大都市圈经济难整合的真正症结所在。既然制度缺陷是大都市圈内产生“囚徒困境”的主要原因，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这种困境呢？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大都市圈内存在市场交易成本和组织成本，当市场交易成本大于组织成本时，整合就是大势所趋。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现状，目前市场交易成本还是大于组织成本的，合作对大都市圈内的地方政府来讲依然是理性的选择。理由是我国已经加入了WTO，对外开放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外国企业或公司将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要想留住外资企业或本土企业，单一的城市功能是很难长期留住它们，必须有广阔地腹地、相应的产业链条和专业化的服务设施。因为趋利避害是企业的本性，也是资本的本性。所以，从长期看，大都市圈经济整合又是一个必然，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之间也许会展开一场激烈地较量，但较量的结果仍然是合作。按照中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如果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作，发展大都市圈经济的路程太漫长，这不符合我国发展大都市圈经济的精神。因此，破解“囚徒困境”中的纳什均衡，实现帕累托改进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具体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建立大都市圈规划协调机构

欧美和日本之所以能够培育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都市圈经济，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一个凌驾于地方政府之上的大都市圈规划协调管理机构。该机构并不直接参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规划和制订，也不对地方政府的行政事务进行干涉。而只是负责对大都市圈内的重大基础设施规划、环境污染治理、圈内产业布局和整体功能规划进行论证和协调，以便于实现大都市圈内基础设施的连通性、整合性和高效性，实现圈内整体功能最大化。目的是降低圈内环境污染治理成本和经济整合成本以及协调圈内产业布局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矛盾。欧美和日本大都市圈正是因为有了圈内统一规划协调机构，克服了圈内各自为政的城际之间利益冲突，使大都市圈经济整合目标与城际之间的发展目标统一和协调，实现了圈内资源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可见，建立大都市圈规划协调机构可以克服圈内城际之间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囚徒困境”。

（二）实施圈内财政税收补偿政策

我国大都市圈内各个城市之间实施的是财政税收分灶吃饭政策。各个城市为了本城市的发展和出于本级政府政绩等因素的考虑，自然而然地会调动一切有利于经济发展，增加本城市财政收入的经济发展政策。这是圈内城市地方政府在博弈过程中理性的选择，也符合政府行为理性的内在特征。在事权与财权不一致的情况下，圈内城市地方政府为了实现各自的预期目标，都会选择当今市场需求旺盛的产业作为本城市的支柱产业，以便增加自己辖区的财政收入。这样一来，产业同构、产品同质和重复建设问题就不可避免，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经济运行规律使产品竞争更加激烈，价格战就成了同质产品竞争的唯一优势。降低价格意味着本级城市产品销售额降低，利润下降甚至为负数。这可不是圈内地方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地方政府于是就运用行政手段甚至打着宏观调控的幌子，进行行政干预，限制外地同类产品进入本地市场，实施地方保护，最终导致圈内市场分割，统一大市场难以形成。要破解这种圈内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博弈的“囚徒困境”，需要在圈内实施财政税收一体化政策。所谓圈内财政税收一体化政策，就是根据受益原则和出资原则，谁受益就谁出资，谁受益就谁治理的原则，不同城际之间因出于圈内产业整体布局的考虑，在遵循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原理下有的城市没有发展相关产业，由此可能对本辖区经济发展不利，在财权和事权不一致的情况下自然很难协调，这就需要按照受益原则进行补偿，由受益城市通过财政税收转移来弥补没有发展相关产业的城市而带来的损失，这样，各个城市之间的矛盾就相对容易化解，圈内经济整合就容易实现。

（三）改革圈内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指标

在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作的政府报告里，有两个让人很深思的问题。一是在2006年虽然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20．9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0．7%；同时，2006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1．2%,没有完成年初预定的下降4%左右的节能目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研究员周大地认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顺利是中国没有实现年度节能目标最重要的原因；二是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政府工作，必须不断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现在，不少地方、部门和单位讲排场、比阔气，花钱大手大脚，奢侈之风盛行，群众反映强烈。这种不良风气必须坚决制止。要严格控制行政机关新建、扩建办公大楼，严禁建设豪华楼堂馆所，切实规范公务接待行为，堵塞管理漏洞，努力降低行政成本，建设节约型政府”。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其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7．71%跃升到2003年的19．03%，比日本、英国、韩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等高出许多。同时，我国党政机关在工作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惊人。[5]这两个问题和现象说明了目前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是有问题的。之所以导致大都市圈内城市地方政府之间的“囚徒困境”，就是考核政府官员的主要指标是GDP增长率，所以我国GDP单位能耗调控在2006年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除此之外，公务员制度建设也有问题。导致政绩工程频频出现的原因，就是由于考核公务员的核心指标仍然是GDP增长率。因此，需要改革圈内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应以是否关系民生问题、是否关系圈内整体发展问题和是否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等核心指标作为政府官员的考核评价体系，并以立法形式加以规范。这样，或许会破解政府官员的“囚徒困境”博弈难题。

（四）培育圈内科技创新主体

大都市圈内之所以会产生“囚徒困境”，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我国圈内企业没有很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核心技术，即使有也不是自己的核心技术，大多都是承接国际转移或跨国公司为了占领世界市场而布局在圈内的。目前，我国大都市圈内之所以出现互争投资项目的现象，就是由于自己没有核心技术。在财政分灶吃饭的情况下，圈内城市地方政府都希望这类企业落户到自己的辖区，出现内讧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想，要避免这类事件的发生，除了国家通过相关立法程序加以限制外，更主要的办法就是培养圈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创新产品，这才是我国大都市圈可持续发展的真正动力之源。在圈内培育科技创新主体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力的有利武器，也是我国打破外国企业技术封锁的有利手段。它不仅强化了圈内的核心竞争力，避免了圈内城市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囚徒困境”陷阱，而且促使城市地方政府主动谋求合作，共同开发和攻关相关技术难题，促使政府的服务职能转变，完全实现圈内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①“囚徒困境”博弈模型充分说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存在矛盾。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可能无法实现集体的最大利益。

②“整合”(Concordance或者Integration)[3]一词源于地质学，现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虽然“协调”和“一体化”这两个概念在很多情况下可以代替“整合”一词。但是“整合”比这两个词更具有包容力、灵活性和力度，整合包括被整合者的相互协调、磨合、调控、约束和限制。[4]

主要参考文献：

［1］林先扬．基于经济全球化的大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整合研究［D］．华南师范人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

［2］总理严厉斥责官员奢侈之风［N］．广州日报，2006-3-6:A8.

［3］Jerry Patchell, Kaleidoscope. Economics: The Processes ofCooperation, Competition, and Control in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J］, AAAG, Vol.86, 3, 1996.

［4］朱明春．区域经济理论与政策［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第6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农村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行政救济；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5－0087－04

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主体的职责，也是行政主体管理与调整社会关系的具体表现。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行政主体难免作出违法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害。2000年3月，当时任湖北监利县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职务的李昌平慨然上书朱基总理、反映湖北农村的突出问题、指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候，从一个非常的侧面折射出农民与权利救济无果、权力救济无为之间的紧张关系。无独有偶，2008年，中共中央党校《县委书记、县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培训班》课题组在“800名县委书记调查问卷统计分析”也明确指出了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遇到了哪些救济困境，原因在哪里，如何保障其行政救济权利，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农村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救济困境：主观与客观

所谓的农村行政相对人，通俗的说法就是指社会学概念上的“农民”。按照行政相对人的户籍特征进行分类，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的对象可分为城镇行政相对人和农村行政相对人。行政法学界行政相对人的探讨，虽无城市与农村之分，但是，鉴于我国政治体制下农村及农民的历史现实与特殊意义，有必要引入“农村行政相对人”这个概念，以便于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此外，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与农民维权意识的增强，行政诉讼的很大一部分是发生在县级以下的广大农村地区，农村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侵现象需要特别对待。为了行文的方便，“农村行政相对人”与“农民”两个概念作交叉使用，不严格区别。

行政救济是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这里所说的行政救济是广义上的理解，即包含了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行政、司法、立法的途径。我国城乡差别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公共资源特别是行政及司法资源的巨大差异。相对于城镇行政相对人，农村行政相对人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着更大的困境，保障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更弱。当农村行政相对人面临着行政侵权行为时，其行政救济途径常常是“可遇而不可为”、“欲为而难为”、“敢为而败诉”，最终导致农民在侵害面前“无所作为”，同时又“欲罢而不能”。通过定量的角度，从主客观层面进行分析，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困境主要表现在：

(一)主观不救济

主观不救济主要是指农村行政相对人在面临行政主体侵权时，主观上不采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等合法的救济方式，或是不了解行政救济，或对行政救济法律法规不熟悉，或是采取妥协退让的策略，或是认为现实中的救济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效而主动放弃救济权利。相关数据显示，当民利受到侵犯时，23.6％的人认为多数人会“采取冷漠、忍让的态度，不去维权”；当问及农民放弃司法救济而选择上访的时候，38.8％认为“相关法律本身不完善，不足以解决当前的问题”。

(二)主观怕救济

主观怕救济是指农村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的侵害时，主观上认为如果提起行政诉讼、复议、等手段，会受到权力拥有者的打击、报复甚至进一步的迫害，思想根源深处的畏惧感阻碍其采取救济行动。据调查了解，认为“上访比司法救济的成本低，花钱少，效果快”的占55.1％，认为“老百姓深受古代‘进京告状’或‘拦路喊冤’的影响”的占43.9％，只有27.1％的人认为会“利用国家的宪法和法律积极维护自己合法的政治权利”。

(三)客观难救济

主观怕救济主要是指当行政主体作出了侵害行为，农村行政相对人主观上愿意提起、启动行政复议、行政救济、等救济程序，但是由于相应的程序成本、诉讼成本、时间成本等客观的经济负担，导致救济成本过高，难以行政救济为继。此外，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存在“有人没案办”、“有案没人办”等现象，致使行政救济功能无法有效发挥。调查显示，认为“已寻求司法途径解决，但对结果不满”的占37.8％，认为“即使司法机关做出公正判决也执行不了”占28％，只有35.9％的人认为会“采取上访、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就算是具有法律知识和技能的职业律师要提起行政诉讼，其诉讼立案也是非常困难，更何况是农民呢?

(四)客观输救济

主观怕救济是指农村行政相对人启动救济程序、需求救济途径实施救济行为，但是却常常面临着败诉的困境。即使是敢于通过行政、司法等途径积极救济自身权益，其救济的效果也不尽人意，往往是“受伤的胜利者”、“表面的胜诉者”，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救济。在行政诉讼隐形、隐性调解的政治背景下，行政诉讼撤诉率高达40％，从某种程度上实际是公民被行政性、司法性地输掉了诉讼，背离了救济本身的目的。在很多时候，即使是被诉行政行为败诉的情况下，也会因为拒不履行、难执行等原因而形成实际上的救济困境。

二、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困境解析：共存与冲突

上述的分析表明，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处于被动甚至极为弱势的地位，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形式呈现出多样性，面临的困境令人不胜唏嘘。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主要存在着共存交融性与冲突张力性的两大方面的原因，具体如下：

(一)共存的交融：农村地区历史现实性与农民自身局限性

农村地区的历史现实与农民自身原因同时存在。中国农村地区长期的落后与经济发展的滞后，无法形成一个具有内外规则制约的市场体系，无法通过市场经济催生法制经济与法治诉求的产生，无法使生活在其中的农民形成独立的人格。这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农民在思想上产生“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主观上不主动寻求行政救济。具体来说，第一，受我国古代宗法制度及建国后长期的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农民救济维权意识严重缺乏。“包青天”、“父母官”、“家长制”等就是其集中体现。一味服从的心理惯性、惧怕长辈的心理畏惧，极为薄弱的主体权利意识，导致农民在侵害面前总是寄希望于“青天”一类的官员保障自己的利益，没有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意识。同时，长期以来法制意识的缺失，法律素质的低下使得很多农民根本就不了解行政救济的

途径和内容，甚至部分人根本就不知道行政救济的存在。第二，农村地区长期以来经济文化水平的落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的困境。长期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偏低，行政救济的费时费力在一定程度上让农村行政相对人望而却步。即使是出现了有专门为农村行政相对人无偿服务的法律人，但相对于大多数法律群体来说，其所占比例也是甚为微小，农村居民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非常不利于其合法权益的维护。

(二)冲突的张力：行政救济缺失与民主法治发展之间

一方面，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交往行为剧增，利益冲突浮现，民主、法治、自由等个人主体权利意识增强，迫切地需要在意识形态的政法体制领域跟进经济发展的步伐，及时地解决和维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利益：而另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治和谐、社会稳定的“解压阀”、“缓冲剂”、“油”的行政救济制度，无论是实质上还是形式上，无论是效率上还是效果上，都无法真正体现出应有的意义和价值。因此，我国现行行政救济制度不完善与民主发展对法治诉求之间的不平衡，导致农民权利救济客观上的难寻求行政救济。具体表现在：第一，行政救济的范围过窄，主要表现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较窄，原告资格限制过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缺失，行政复议的审查范围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和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只涉及到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行政赔偿也只限于直接损失和人身财产损失(排除了间接损害和精神损失的赔偿)。第二，行政救济机构缺乏独立性，如行政复议机构不统一、相对独立性不够，行政救济机构往往依附于行政主体，行政化倾向严重，这都不利于公平独立地行使裁判审判权。第三，行政救济程序存在可商榷之处，主要存在直接实施救济的方式少、事前的救济较少、民主与效率原则的实现方式不足、对行政行为结果的救济执行不利等问题，从而造成了行政资源的浪费降低了行政救济效率，甚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会剥夺相对人的行政诉讼权利。

三、消解农村行政相对人救济困境的路径：纵向与横向

人治是中国社会的特征。虽然法治的因素正在不断增加和加强，但是中国社会基本上还是伦理社会。“依照法治精神；人的作用是执行规范；而依照人治精神；人的作用是掌握规范。”如何在有限法治的现实中寻找救济本土资源，如何在法治全球语境中挖掘救济模式，这是当前我国“三农”问题应当关注的一个方面。

纵向与横向本是理工术语，后来不断地被引进哲学、法学、管理学等领域，发展成为分析、解决、构建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概念。如果将农村行政相对人及其农村经济建设与发展视为横向坐标，将行政主体及其政法体制实践视为纵向坐标，以此来审视和求解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困境，为我们提供了一张更为清晰的图景，形成了更为务实的理论路径。面对农民在寻求行政救济时面临的困境，可从横向与纵向对其制度路径进行一番简要的梳理，形成了纵向深入、横向拓展、纵横交错、纵横交汇的理论进路。

(一)纵向深入：完善行政救济机制进而构筑“为农维权”的全方位救济体系

国外法治实践表明，完善的救济机制、全方位的救济体系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基本特征。从受案范围、公益诉讼、司法审查、救济标准、救济原则等方面入手，完善行政救济制度，构筑全方位的救济体系，这是解决农民行政救济困境的必经之路。在秉承行政救济“六原则”的基础上，以行政救济为核心加快救济体系建设：一是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复议机构及其监督机构，改变行政复议的审查方式，建立和完善律师参与行政复议的制度；扩大行政复议的范围，逐步缩小直至取消我国法律关于行政复议终局的规定：二是进一步明确行政救济标准，使其具有合理性和适用性，并尽可能地采取立法直接实施救济；三是完善程序立法，尽可能规定和实现事前的救济；四是依法积极发展非政府组织，创设公益诉讼，可考虑将制定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公有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等致害的纳入国家赔偿范围，同时将劳动权、受教育权等受损害的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五是建立相对独立的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机制，鉴于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不公平分配，在坚持公平原则的前提下，有必要通过建立针对于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机制，通过政策的调节适度地倾斜于农村行政相对人的救济。

(二)横向拓展：加快农村经济发展进而提升农民行政救济的经济能力

经济发达地区比落后地区的诉讼案件更多，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诉讼是必须耗费一定成本的，包括人力、物力、财力、时间以及精神成本。理性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的，都能够根据自身的实际，通过投资与收益之问的比率来决定下一步的行为。从理性经济人假设出发，将行政救济作为一个模拟的、法制的市场，对行政相对人的行政救济作行为分析可知，诉讼受益与诉讼成本之间的比率是原告是否提讼的主要考量因素。当原告认为行政救济的成本远远大于行政救济的受益时，一般情况下不会进入行政救济程序。在农村经济不发达、农民收入普遍不高的前提下，农民出于自身经济实力的考虑，总是会选择放弃或者惧怕诉讼，从而致使行政救济的目的和意义大打折扣。“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因此，加快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提升农民行政救济的经济基础，就成为解决农民行政救济困境的重要途径。当农村行政相对人的经济能力达到一定程度，个人主体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经济话语权更为有影响力的时候，他才会在受到行政侵害时更多地选择合法的救济途径。“十一五”期间，农村发展形势良好，农民收入稳步提高，如果保持长期的发展势头，农民的经济能力在逐步增强的同时，必然会促使农民行政救济的经济能力得到提升。

(三)纵横交错：加强主体权利意识进而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潜在行政救济效能

从纵向看，行政主体进行普法教育，开展法制宣传，其目的是好的，但效果如何，在农村领域不能高估，而且，现实中的法制宣传教育往往存在的严重的形式化、行政化、表面化的弊病。从横向来看，农村行政相对人的主体权利意识虽然得到激发，但未能形成一种常态，往往是迫不得已“逼上梁山”时才匆匆捡起法律武器。针对现状，要首先从农村行政相对人的观念入手，唤醒其权利意识，激发其维权热情，使其认识到自身的主体权利，把自己视为与政府机关平等的权利主体。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行政主体侵害时，认识到自己是主人翁，具有寻求救济的权力，不再仅仅把自己置于受管制的地位。其次，加强对农民的行政法制宣传，通过各种资讯渠道，大力宣传依法行政和行政救济的实质内涵、救济渠道、救济标准等，使农民充分了解行政救济，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潜在行政救济效能。只有使农村行政相对人认识到应该并且能够寻求行政救济，才能真正消解农村行政相对人在行政救济中的困境。

第7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摘 要 财务困境对于公司业绩的负面影响不言而喻。如何剔除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必须分析困境的内涵、特征及其成因，从而提出解决困境的有效路径。公司业绩度量指标的选择以及财务杠杆的界定是今后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

关键词 财务困境 公司业绩 防范对策

一、财务困境的内涵及特征

（一）财务困境的内涵

财务困境又称“财务危机”，一般是指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出现破产、拖欠优先股股息或者银行透支和无法偿付债券等情况。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容易造成“可持续经营”难以继续，并且会因为财务风险失控导致各种违约行为发生，因此财务困境又可称为“违约风险”。

（二）财务困境的特征

1．积累性

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是企业一定时期内各项经营管理活动结果的动态反应，体现了该时期内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问题的积累。特别是对于财务困境的极端情况――破产清算而言，绝非由于一个错误、一时错误造成的，必然是一系列的错误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更正，导致企业积重难返、无力回天。一个高速成长的企业，往往扩大规模而盲目投资，从而背负大量的债务。在投资前期难以发现问题，待到新上项目建成运行后，需要增加营运资金维持日常经营，而新项目又不能立即实现盈利，因此容易造成营运资金周转困难，入不敷出，最终出现困境。韩国大宇、德隆集团都是最好的例证。

2．突发性

财务困境中的很多因素是可以把握和控制的，但更多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性的。如某企业经营状况很好，但由于一个长期贸易伙伴在事先没有察觉的情况下，突然宣布倒闭，造成数额巨大的应收账款不能预期收回，使企业陷入困境。突发事件如果发生在企业承担短期风险的控制能力范围内，企业则可安然度过风险；相反，若超过企业短期承担风险的最高限度，则企业就会陷入困境。

3．多样性

财务困境的多样性表现在三个方面：（1）经营管理、财务管理等多方因素综合影响。诱发财务困境的经营管理因素、财务管理因素又包括许多细小的方面，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经营管理活动的风险存在多种可能，经营管理活动的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企业发生财务困境；（2）财务困境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包括变现拍卖、无力支付短期债务、无力支付债券利息、无力支付债券本金、无力支付优先股股息、重整及法定破产等等。（3）可供选择的财务困境应对措施多。由于其诱因及表现形式的多样性，解决财务困境的措施也比较繁多，既有财务手段，还有非财务手段；既有常规策略，还有非常规策略。

4．灾难性

财务困境的发生会给企业带灾难性损失。企业也会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5．可预见性

因为财务困境是企业生产经营中长期财务矛盾日积月累形成的，因此，财务管理者如果工作谨慎细微，采取有效的财务控制手段和系统的财务危机预测方法，就不难发现财务危机的苗头，最终控制和化解企业财务困境。

6．可逆性

企业是由人创造的，其生命周期具有可逆性。在财务危机的生命周期中，企业是可以起死回生的。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并不一定会导致最后的破产，采取有效的措施，企业可以转危为安。

二、公司出现财务困境的因素分析

公司出现财务困境既可能有外部原因，也可能有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如宏观经济环境和经济政策、法规的影响、市场调节的运行机制的影响、国家宏观管理制度、行业背景等方面。财务困境的内部因素，如公司治理结构不健全、经营策略和管理上的失误、公司财务管理缺陷等。因此，从外部上讲，其一，公司在做决策时要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状况以及总体的经济运行环境，是经济增长过热还是整体趋向萧条并且应合理估计经济环境的变化和走向，不能盲目和不合时宜。企业如果没有能力去面对经济衰退、萧条、复苏、繁荣经济循环，乃至金融风暴，那么财务困境的可能性将会增大。其二，市场价格波动、结构失衡的可能性也可能导致经济周期中经济过热或经济萧条。由于经济过热，厂商过量生产，市场容量相对缩小，市场机制会产生通货膨胀来抑制。在经济转为萧条时，由于需求和投资都不足，市场中就会出现大面积的工人失业。大量公司会陷入财务困境。其三，完善经济和会计法律制度，对企业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其四，严格银行信贷管理，对企业贷款缺乏相应的检查与监督机制，银行不经过调查研究就同意为其提供贷款，而之后又缺少对企业的监督，这样会会使企业的经营陷入困境，并且在财务困境中越陷越深，进入无法扭转经营的局面，最终导致严重后果。其五，行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取决于产品的外观或其技术含量的高低，而是取决于行业结构。行业结构强烈地影响着企业竞争规则的确立以及可供企业选择的战略。行业外部力量主要在相对意义上有显著作用，因为外部作用力通常影响着行业内部的所有企业。因此，关键在于这些企业对外部影响的应变能力。

从内部因素来讲，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健全表现在：1．控股股东不忠实履行义务；2．董事会缺乏独立性；3．监事会的功能弱化；4．经理层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经营管理上的失误如：1．盲目扩张的多元化战略；2．缺乏产业实体支撑的资本市场；3．管理当局挪用公司资金；4．大股东掏空公司资产；5．管理者随意处置公司资产。公司财务管理缺陷则主要包括：1．财务杠杆负效应；2．经营现金流量管理薄弱；3．投资节奏把握和组合欠佳4．企业内部财务关系混乱，财务管理制度不严。

三、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对企业业绩的考核评价主要局限在财务性指标上，或是根据对内的预算或利润差异分析报告进行利润差异分析。投资者在选择股票时通过公司的利润增长或投资报酬率等财务指标来判断公司的发展潜力和投资价值，而忽视了对其利润增长的深层原因分析。业绩评价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在业绩评价中，过分倚重于当期的财务性业绩评价指标势必会导致企业目标利益的短期化，不注重产品的研发和市场调研诱使企业投机行为的发生，不择手段地靠偷工减料牺牲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以损害企业长期业绩的成长来换取暂时优秀的业绩，必将使自己的主营业务产品竞争力下降，资产质量下降。

四、防范对策

（一）建立财务困境预警体系，降低财务困境发生的概率

财务困境预警系统是“触按经济脉络的手指”。企业财务困境的发生，导致高昂的财务困境成本，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根手指的功能作用发挥不好，没有建立起对财务困境预警机制。财务困境预警体系的建设既要从财务指标上建立分析机制，也要从战略管理的层次上予以重视。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建立行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关键是解决公司内部资本股权结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互关系结构。如增加股东大会的透明度；增加独立董事，加强董事的独立性；加强监事会职能；建立和完善公司的激励与约束机制。

（三）确立合理的绩效指标

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应该明确哪些财务变量对于公司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如何来使公司维持这些较高水准的财务变量。一般地，财务管理者将这些变量作为确定关键绩效指标的基础，并以此来建立激励体系。因而一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可以通过建立帮助它走出困境的新绩效指标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四）培育公司外部治理市场

为了避免公司陷入财务困境，除了积极推进股权结构改革和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之外，还应该积极培育公司外部治理市场。政府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配套改革，努力创造适应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外部环境，加快融资体制改革，逐步使企业和出资人能在国家宏观政策的指导下自行决定投资。继续完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促进企业产权和股权的有效流动，活跃公司的外部接管和兼并收购市场，对公司构成被接管的压力，促进公司提高其治理效率和经营业绩，以免陷入财务困境继而被兼并或者收购。

（五）规范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制度

1．应当规范上市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往来。严格限制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与公司发生的经营性资金往来中，占用公司资金。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得要求公司为其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也不得互相代为承担成本和其他支出；上市公司不得以拆借资金、提供委托贷款、委托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进行投资以及代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偿还债务等方式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使用。

2.严格控制公司的对外担保风险，加大清理己发生违规占用资金的力度。应当针对历史形成的资金占用、对外担保问题，制定切实可行的解决措施，保证违反规定的资金占用量、对外担保形成的或有债务，在每个会计年度至少下降30%；严格控制关联方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占用的公司资金。公司应当聘请有资格评估机构对符合以资抵债条件的资产进行评估，以此作为以资抵债的定价基础。独立董事应对此事做出专项说明，并发表独立意见。

（六）加强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

低成本管理是企业生存和获利的根本方式。缩减管理费用是实现企业低成本的重要手段，也是帮助公司走出财务困境的重要方式。公司可以通过推行扁平化管理，减少管理层次、管理环节和管理人员，调整优化经营管理人员结构比重，强化经营职能，降低管理成本。另外，加强计划管理，责任管理，加强财务监管，建立费用审核机构，完善费用审批制度，加强费用的内部审计等等。

另外，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大部分企业出现财务困难都和应收账款回收率低、企业持有存货时间过长有关，尤其是公司在发展中更有可能过分追求收人增长而忽视应收账款的回收。对于处于财务困境中的企业，加强应收账款和存货管理显得非常重要。应收账款的管理首先应对已经发生的应收账款加大回收力度。其次加强管理应收账款周转率。最后，应加强对应收账款的事前控制。

五、结语

财务困境的形成原因，多种多样，公司必须有针对性地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对其进行防范，同时，必须保持很好的财务报告系统，完善公司信用，只有这样，公司管理者才能确定每项资产的利用程度及产生的效益高低、确定每位员工的绩效水平、确定采取每项措施后对企业财务和经营的影响程度等等，并最终促进公司业绩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章之旺.财务困境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实证研究.经济管理.2009.

[2]陈立琴.上市公司财务困境成本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财经研究.2011.

第8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

经济困难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经济原因承受着思想压力和心理负担，普遍在就业上处于劣势。在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下，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更好地应对就业压力，实现顺利就业，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关乎国家社会和谐稳定。因此，文章试图从积极心理学视角研究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体系。积极心理学提倡调动积极情绪，让人感受到成功和快乐，促进健康成长。从积极心理学角度看，经济困难学生群体虽然有些不足，但还有可以挖掘的潜能和提升的空间。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以积极心理学视角，分析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压力现状和原因，用“积极”来观照就业教育的全过程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压力来源

在大学生就业群体中，经济困难学生面临的就业环境尤为严峻，就业难度更大、更突出、更多元化。心理和经济压力导致经济困难学生毕业求职时自卑感加剧，主观能动性缺乏，竞争能力差。就业困难也对他们的行为取向和价值观念带来冲击，引发冷漠、悲观、抑郁、焦虑等情绪。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就业成本提高，心理压力困扰

因为就业成本提高和自身家庭经济限制，经济困难学生获得就业信息的渠道单一，就业中常处于弱势。同时，由于各方面的压力，他们普遍存在缺乏自信、情绪敏感、自我封闭等个性特征和就业焦虑，他们畏惧竞争，害怕失败，想就业与害怕就业并存，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和魄力。[1]

（二）就业期望较高，理性就业心态欠缺

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因成长环境贫困，对就业的工作环境、薪酬条件、福利待遇等期望过高，其能力与企业的需求又不匹配。有些经济困难学生对去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工作存在畏难情绪，倾向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就职，也缩小了他们的择业范围，造成就业困难。

（三）生涯与职业意识缺乏，就业质量不高

经济困难学生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在争取奖助学金或勤工俭学上，过分重视分数和兼职赚钱，生涯意识较为模糊。毕业求职时，面临着较大的生活压力，更倾向于从事稳定的工作，缺少创业激情，缺乏明确的就业目标和要求，很少能够考虑就业前景的规划及发展，甚至频繁调动工作，不利于有效就业。[2]

二、积极心理学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的意义

（一）有利于培养积极的心理品质，优化就业心理素质

传统心理学往往局限于心理问题的诊断与治疗，在对经济困难学生就业指导中注重解决就业心理问题，忽略积极就业心理品质的开发与培养。积极心理学重视调动内在的积极心理品质，倡导优化经济困难学生积极的心理素质，培养主动、乐观、坚韧的就业心态，勇敢应对就业压力。

（二）有利于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提升就业竞争力

培养积极的人格特质是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对就业心理压力的关键所在，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目标。积极心理学注重积极人格的培养，相信人们能够自我管理、自我引导。通过挖掘内在潜能，将经济困难学生的人格优势发挥到极致，帮助他们获得发展和成长的动力，这对于提升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三）有利于培养坚韧的意志，提高就业挫折承受力

积极心理学重视培养积极的意志品质，鼓励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自身积极的潜能，克服困难。关注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心理能量，唤醒和培养他们坚强的意志，鼓励他们做自我心理的积极调适者，有效调节和支配自我行动，生成发展动力，努力提高应对就业的耐挫力，从而实现就业梦想。

三、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体系研究

（一）激发积极情绪，提高压力应对能力

积极的体验和情绪是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积极的情绪能推动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思维和行动，激励人们突破一定的限制，产生更多的思想，并出现积极的行为或行为倾向。[3]

1.树立积极的就业意识

学校可以座谈会、就业指导课等形式，引导经济困难学生客观分析自我，寻找与职业对接的基点；通过建立学生信息数据库，以QQ、微博、微信等平台加强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敢于实践，积极参加宣讲会和面试等，积累求职经验，提高就业能力。通过自我分析，对就业选择、工作能力、职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进行理性判断、及时调整。在就业准备阶段，认真准备简历，凸显个人优势。

2.创造积极的情绪体验

积极心理学认为人人都是自我心理的调适者，都有强大的自我发展能量。在就业指导中，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发现自身优势，创造表现及工作机会，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强项方面有所表现，获得积极的情绪体验，提高自信心，收获满足感和幸福感。在就业活动中，对择业态度、自我认知、自我与职业关系有全面的认识，能对决策负责，即使身处窘境，也能自信应对。[4]

3.搭建多样的实践平台

通过搭建形式多样的实践平台，拓展培养就业竞争力范围，提高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能力，如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组织经济困难学生对社会弱势群体开展帮扶工作，到企业参观学习，参加生命体验等活动，让经济困难学生全方位感受生活的多样性以及个人努力后收获的满足与快乐。通过实践，让他们发自内心地肯定自我，激发顽强乐观的进取精神，提高就业压力应对能力。

（二）塑造积极人格品质，提升求职能力

积极的人格品质有助于人们通过更加积极的应对策略和更加有效的行为模式，更好地应对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压力情景。培养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的积极人格品质，有利克服不良的就业心态，提升求职能力。[5]

1.挖掘学生潜力，培养积极品质

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就业教育就是在就业教育的全过程注入积极的力量，发现经济困难学生积极的个人特质，充分发挥潜能，激发积极的力量和品质，帮助更好地处理就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工作环境中调节自己。另外，加强培养学生环境适应能力、抗挫折能力、自信心、诚实守信等积极心理品质，让学生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就业。

2.树立榜样人物，激发就业主动性

为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榜样人物，建立互动的长效机制，通过榜样现身说法和朋辈的感召影响，让他们知道身边家庭情况相似的同学，通过自身努力可以取得丰硕的成绩，过上幸福的生活，在他们身上发现努力的魅力与成效，从内心深处认可、佩服榜样人物，进而产生积极向他们学习的态度与行为。3.重视个体发展，拓宽就业思路加强个性化就业指导，增加主观体验和成长，鼓励他们树立勇敢竞争的勇气，营造积极上进的氛围，加强挫折教育和心理素质教育，帮助降低就业焦虑。帮助发现个人优势，调整就业心态，激发积极的自我体验和内在动力，让经济困难学生在就业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分析解问题，拓宽就业择业的思路和渠道，实现成功就业。[6]

（三）搭建积极的组织系统，增强适应能力

积极的组织系统包括社会大系统和小系统，针对大学生就业而言，社会大系统主要指政府和企业，小系统主要指学校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压力应对要依靠政府、企业、学校、学生和家庭的一起参与。政府应积极调动社会、高校有效整合相关有利资源，更好地提升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就业帮扶。学校和家庭要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能力锻炼提升、心理辅导咨询等方面进行有效合理分工和工作针对性追踪。企业要对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注，给他们创造一些的机会和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更要自立自强，转变就业观念，主动争取工作机会。文章主要就高校在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体系的作用进行如下思考。

1.重视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教育，加强学生的职业能力

高校针对性开展就业指导讲座和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等，能有效帮助学生全面客观地认识自我，树立正确的职业目标。鼓励经济困难学生把职业生涯规划与学业生涯规划有机地统一起来，合理规划大学学习、工作和生活。针对高年级学生开展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发展前景、就业流程，掌握有效的求职技巧。[7]同时，鼓励经济困难学生积极参加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为他们配备专业指导老师，集中进行赛前强化培训、赛中指导，并在赛后对学生进行个体反馈，帮助学生在参赛的过程中提高综合能力，更好地应对就业压力。

2.建立“制定目标、激发行动、增强技能”的职业指导模式

对于不同专业、不同年级、不同个体，针对性地构建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的积极就业指导体系，完善班主任、辅导员、专业导师齐抓共管，通过与学生面对面沟通、电话、短信、网络等形式交流，关心学生学习生活，关注求职情况，提高学生求职主动性。通过人际互动等，引导经济困难学生制定职业目标，激励其为实现目标而不懈努力。

3.成立“就业促进委员会”，构建“校级———院系———班级”三级帮扶体系

通过吸收各年级学生，特别是经济困难学生，组建学生“三自组织”，倡导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让经济困难学生参与组织筹备、策划举办就业相关活动，如就业指导讲座、就业技能培训、简历设计大赛、模拟面试大赛、自主创业大赛等活动，激发学生关注自身成长，把成长需求转化为学习的内在动力，并在实践中锻炼动手能力和组织协调能力，提高就业压力应对能力和就业综合素质。

4.开展针对性全程就业服务，“职业咨询”与“心理咨询”相结合

高校就业指导中心和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在新生入学开始，就可以形式多样的就业指导教育，针对性地帮助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重点对象还要进行一对一帮扶。为扩大帮扶范围和帮扶成效，可以研究制定提高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的团体帮扶方案，定期开展团体辅导。[8]对于就业困难和经济困难的“双困”学生，仅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无法代替专业化的就业心理辅导，无法代替针对性的职业测评与咨询指导，只有将两者结合，才能提高帮扶的实效性。

5.构建“学校———企业———家庭———学生”四位一体的互动培养模式，发挥联动促就业

学校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构建校企合作就业模式，依靠相关企事业单位的岗位资源，为优秀的经济困难学生搭建一个能参与顶岗实习与就业的平台。让经济困难学生在企业实习的过程中，除得到经济补贴外，还有企业的带教老师指导，通过了解熟悉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从而发现自身优势和差距，切实达到“在学中做、做中学、处处皆学问”的学习效果。同时，学校需要引导教会学生诚信感恩，乐于同家人分享收获和挫折，在这种互动的培养模式中，协力促进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9]

6.加强就业跟踪调查，促进学生持续增强就业竞争力

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毕业离校后的就业指导和帮扶服务，尤其是那些尚未落实就业单位的经济困难学生，学校持续给他们提供最新的招聘信息和相关资讯，不断鼓励他们勇于多尝试，牢固树立“先就业后择业”的积极就业观念。对已顺利就业的经济困难学生通过开展就业跟踪调查，了解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职业态度、工作适应等方面的综合评价，调查用人单位对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加强校企合作。同时，通过收集经济困难学生家庭对子女就业情况和职场表现的评价，掌握学生家庭对学校提升经济困难学生就业竞争力相关工作的意见与建议，实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培养目标。总之，高校经济困难学生由于经济、心理、社会、思想和能力等综合因素的影响，普遍存在就业相对困难情况。在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积极探索以学生为本的新的培养模式，拓宽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就业指导工作的内容与途径，搭建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的积极的就业压力应对体系，帮助高校经济困难学生从思想、态度、知识等方面做好就业压力应对的积极准备，对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等都有重大意义。当然，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就业压力应对体系构建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作，需要学生、学校、家庭和社会等通力协作，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困难学生创造一个良好和谐的就业环境。

作者:张丽艳 单位:温州大学步青学区

参考文献:

[1]王佳利.积极心理学视角下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探讨[J].教育探索，2014（4）.

[2]程族桁.积极心理学视域下贫困大学生就业竞争力的调查和提升研究[J].高教学刊，2015（15）.

[3]郭巧，等.高校“双困生”心理特点及素质提升途径———积极心理学视角[J].广东青年职业学院学报，2016（2）.

[4]王佳利.积极心理学理念下缓解大学生就业心理压力的策略[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1）.

[5]陈亚.积极心理学对贫困大学生就业指导的启示[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2）.

[6]裴佩.积极心理学视野下贫困大学生社会支持系统的构建[J].青年与社会（下），2014（8）.

[7]邵垒.贫困大学生如何实现自强成长：基于积极心理学视野及职业生涯规划技能共性为基础的探索[J].教育教学论坛，2013（17）.

第9篇：实体经济的困境范文

关键词 生态困境 生态利益同创共享 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作者简介：刘珊，湘潭大学经济法学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因资源枯竭和环境破坏而引起的生态危机像是一颗不定时炸弹威胁着人们的幸福生活。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决定的号召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不应该只是功利的经济人，更应是高尚的道德人和理性的生态人，应当清晰：最生动的中国人应当是各种形象人的集合体，集合着所有的“人性美”。在经济全球化、全球市场化、市场竞争化、竞争法治化的时代浪潮里，且看经济法学如何解读生态发展的帕累托最优，以此强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营造我国市场经济可持续稳健运行的外部环境。

一、生态困境的现实存在

与经济发展极不相称的是生态破坏趋势愈发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海洋污染、酸雨、雾霾以及危险物跨境转移和越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随着现代科技文明与经济的高速发展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反而是越积越多，越积越难，以致于演变成了当下无法破解的生态困境。在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体系下，“搭便车问题的广泛存在，必然使得市场机制提供生态保护这样的公共产品的严重不足，有时甚至出现供给为零。” 必须清晰，正因为生态环境被当成是公共资源，其自身的不可分割性导致其产权根本无从界定，既然界定不了，市场机制根本发挥不了作用，这相当于给了企业一个违法的“正当理由”，其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投资与生态治理的积极性必然极大的降低。

“环境破坏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不断生长的问题。人类过度利用自然可再生资源的例子是过度捕鱼和过度采用地下水。雨林的毁坏和湿地排水是对自然界有意破坏的两个例子，结果造成了自然资源的锐减，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日渐降低。” 显然，在转基因技术主粮化的背景下，转基因技术造福人类的同时，其“负外部性”亦给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容小觑的压力。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理念，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不仅仅是理性经济人，同时也应是理性生态人。客观上，“国家应该强大的理想来自于推动环境修复、规制建立和在某些情况下禁止一系列环境与社会破坏性活动的需要” 生态环境如同人一样，拥有正常的身体机能，一旦体力被严重透支，而又得不到及时、有效地恢复，那么精疲力竭而亡则是难逃的命运。在我们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自然资源，过多消耗大自然的“体力”之时，生态系统是无力抵抗的，必然会面临崩溃的窘境。“目前人类面临的所有威胁都应立即解决，因为任何拖延都会提升威胁背后的风险。” 因此，我国的生态治理迫在眉睫，刻不容缓。

二、经济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联系

尽管生态环境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现代国家机器应该为大量环境难题的产生负责，而全球生态难题也日渐凸显，挑战着现代国家机器。” 但生态系统的健康与否同时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利益息息相关，并非只是国家的事，更是每个公民的事。大自然无法享有或者主张人类的权利并承担义务，但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个稳定和谐的外部环境。俗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破解生态困境必须动员公众的力量，让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根据著名经济法学者陈乃新教授首次提出的“增量利益关系说”，在以社会化生产为基础，以资本要素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市场经济主体之间的“合作创造、竞争实现、共同分享”这一新型的增量利益关系。

单个经济法主体以及企业这一典型的结合经济法主体的行为直接或间接的造成了生态困境，其理应积极参与生态环境的治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生态文明的建设有赖于每个人都最大程度地优化使用自身的劳动力。正所谓，“满足人的需要是法的价值最基本的内容，是法对于人的首要意义。” 而经济法作为现代私法，旨在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明晰产权以激励各经济主体持续保有最大积极性投身于劳动创造，并不是单纯依靠掠夺大自然来成就当代的工业文明，其所内含的“同创共享”理念对吸引全民积极投身于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深刻的时代意义。因而，从现代经济法学视域下解读生态困境并寻求破解之道显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突破口。

三、社会化大生产下生态困境的成因分析

（一）社会原因

在个体生产时代，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劳动力，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限的生产，而且个体劳动力利用自然的程度相当有限，生产工具有限，生产方式单一，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能力”不够。当人类进入社会化大生产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分工合作变得日益密切频繁，社会财富大多是由众多劳动者协作创造，个体劳动力变成了普遍的结合劳动力。“个体与个体间合作创造形成结合的劳动能力” ，同时这种结合的劳动能力所创造的生产力远远超过单个个体的生产力。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以前砍一棵树凭一己之力得花上好几个月时间，现在砍一片树林都只需一个晚上便能完成，由此可见，规模化、集合化、机械化生产对自然的破坏力正在不断加大。

（二）经济原因 资本的逐利性正蚕食着生态自净能力和资源再生能力，使得大量的生态资源不可逆的被消耗掉，市场经济下必然得究其经济学原因。“目前，集体有限理性的观点已经被广泛接受，无论是个人理性的选择还是个人非理性的选择，都有可能造成集体有限理性的结果。” 面对生态环境这一公共产品，任何理性经济人都不愿当一个如此的好人――费力不讨好的放弃争取眼前利益的机会。“假如市场经济中存在污染，但政府并没有管制环境，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 既然没有企业愿意投资环保设施，或者投资了环保设备仅仅只是个装设，并非真正投产运作，如此对环境治理毫无益处。基于非合作的博弈思维，基于人的自利本性和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生态治理困境也就顺理成章的诞生了。

（三）政治原因

诚如李大钊所指，“大凡一个主义，都有理想与实用两面。” 政绩讲究GDP增长，公共决策必定偏离了理性的正常轨道，这一根深蒂固的“经济中心主义”几乎束缚了所有市场主体的思维观念，导致普遍的环保意识薄弱，尤其是政府官员这一握有公权力的群体。基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必然导致国家偏重于保护既得利益，维护政权的稳定。“改革的关键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变我国当前不计成本、不计环境污染与破坏，一味追求高速度的GDP至上的发展观” ，正是国家政治的盲目偏向助长了污染、浪费这一畸形市场的强大成长。

四、破解生态困境的具体路径

诚如美国著名学者弗里德曼所坚持，“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是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 市场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法治经济，法律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强效武器。治理生态问题，破解生态困境，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双边信任难题，以良法保障生态文明的善治。

（一）微观产权激励：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

基于人的自利本性使然，个体以及个体结合而成的企业作为微观经济法主体，有动力为了自身的发展利益而选择依法有序地参与生态经济建设，聚焦生态效益的“同创共享”，通过重建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实现自然生态秩序的重建。必须承认，“人是自利的、效用的最大化，在市场中如此，在公共领域中也是如此。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政治家、纳税人或者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 而现代经济法强调生态增量利益的同创共享，使得每个人的积极性得以保障，让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参与环境保护，都能从环保治理中感受到有利可图，这一精神实质恰好契合了人的功利性内在需求。其旨在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就是明晰产权的过程，构建生态利益同创共享的经济法治机制就是以微观产权激励每个有德性的市场主体参与生态治理的务实之举。

（二）宏观政策引导：应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体系

今天的我们已然迈入了全新的大数据时代，能够通过样本分析而突出个性化服务和私人订制的大数据技术可谓是占据了市场比较优势。因此，为贯彻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一方的政府理应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理性分析各类主体行为可能产生的生态风险，预测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模式，以此引导各企业建立起便捷智慧的、高效沟通的内外部协作模型，确保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在国家法律政策下有序开展。具体来说，一方面，政府有能力运用大数据技术引导并推动建立健全生态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生态事故的奖惩追责机制，防止有限的资源被掠夺性开发，确保资源合理高效利用。另一方面，通过依法行使公权力以公共决策等形式认可自然生态的价值，将能源消耗率、环境损害度、生态破坏力等纳入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尤其是必须将生态效益纳入其中。有理由相信，此举必是实现我国生态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不容忽视的创新视角。

（三）官民通力合作：强化生态法治思维重塑理性生态人行为模式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解决生态问题的前提是解决人的心态问题”。 我们必须引导理性生态人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的转变。正所谓，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必要通过强化生态法治思维以重塑理性生态人的行为模式。谈及行为模式的重塑，首先必须明确一个定位：理性生态人和理性经济人的二重性身份;其次必须坚持两个转变：其一，强化生态法治思维实现内在心理机制的转变;其二，着力于经济法主体外在行为模式的转变，促进官民共同体主动实施绿色生态、可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逐步取代盲目的经济逐利方式。在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的今天，必须寻求官民合作的经济法路径，以法治激励“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确保每一个市场主体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生态治理。打造官民合作的理性生态人的共同体，重塑生态行为模式，让经济法主体放大效应所具有的正外部性得以集中发力治理生态环境。从经济学的立场分析，即是我们有必要营造生态法治的“溢出效应”，让生态良好惠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