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评价精选(九篇)

第1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谭飞（著名时评人\影评人\电影监制）：

现在的贺岁档就是一次“放下身段”比赛，谁放下得好，姿态准确，不遭人嫌，谁就赢了。

@魏君子（新浪网娱乐频道策划部主任）：

金陵女子学院教务长魏特林女士日记写道：所有女人在金陵大学避难时，日本人要100多个女人，当时有20多个站出来，使女学生免遭厄运――87年韩三平据此拍成电影「避难，90年代该片编剧李克威前妻严歌苓写成短篇小说，后改成长篇「金陵十三钗，陆川「南京也用了原素材。期待张艺谋版「羊脂球。

@胡建礼（京华时报文娱部主任）：

张伟平持《金陵十三钗》要求提高最低限价、提高片方分成，引发院线联合抵制，放言谈不拢就封杀十三钗。竞争对手趁机宣布“不涨票价”，以博得院线和观众好感。贺岁档还没开始，国内影市就硝烟弥漫。张伟平的要求其实合乎情理。海外制片方最高拿60%，国内制片方只能拿四成，风险却全由后者承担。

@李星文（新浪名博，北京青年报记者）：

#贺岁风云# 如果不算《失恋33天》的惊天搅局，贺岁档从本周正式开战。《东成西就2011》11月24日上，《鸿门宴》29日上。《开心魔法》12月1日上，《龙门飞甲》和《金陵十三钗》16日正面PK。《亲密敌人》23日上，《极速天使》28日上。今年古装武侠连连受挫，《龙门飞甲》很可能成为这一类型片的救赎之作。

#贺岁风云# 12月16日，《龙门飞甲》正面对捍《金陵十三钗》。《大魔术师》推迟到明年1月12日上映。博纳双片合围张艺谋之势瓦解，但3D武侠和2D情怀将一决高下。从类型来说，两者并不犯冲。从声势来看，《金》比《龙》更雷霆万钧。从片长来说，90分钟的《龙》比145分钟的《金》能在一天内排出更多场次。

《金陵十三钗》要想票房长红，需要口碑强力护驾，然后拉出一个超长的档期和排片量。《龙门飞甲》考的是爆发力，口碑我估计会是中等偏上，粉丝的热情和单位时间内的排片场次，将决定其最终收成。

#贺岁风云# 感觉暴风雨就要来了。影市的博弈从来都是先打雷后下雨，两国交兵从口角风暴开始。好莱坞大片喜欢强调日内瓦公约，殊不知枪声一响谁还顾得上条条框框。蛇妖和仙女也曾达成互不侵犯条约，最后闹得比法海和白娘子还势不两立。侠客和的恩怨，猜不到开头，更猜不到结尾。为世界和平祈祷吧。

@圈内电影人吐槽马甲：

#龙门飞甲#的最低票价：A、B、C类城市最低票价分别为35、30、25，IMAX最低票价为40元。 这哪是贺岁档的两部影片之争，明显就是三十六计与孙子兵法嘛！神马笑里藏刀、打草惊蛇、擒贼擒王、后发制人……还有其它几部贺岁片在隔岸观火，准备趁火打劫、顺手牵羊。切记，远交近攻。

第2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一、叙事主题

《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的叙事主题都是关于救赎。前者在表现中国人群像的背景上突显了日军年轻士兵角川的救赎之路，他最终放走了小豆子和老赵，在初春的南京郊外自杀。影片还表现了唐天祥的救赎。他一度为了亲人的安全向日本人出卖了藏在安全区的受伤的中国士兵，但是他的出卖反而为安全区包括他的亲人招来了更大的灾难。影片后半段，唐天祥作为拉贝的秘书本来拥有与妻子一起逃生的机会，但是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同行的一位中国军官，完成了自己的救赎。《金陵十三钗》把叙事的重点放在了秦淮河和美国小混混的救赎上。为了突显救赎的主题，影片把小说原著中教堂的主持英格曼神父和助手法比合并为殡葬师约翰•米勒。英格曼神父有着虔诚的，来华传教多年，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而约翰•米勒是一个来中国混社会、玩世不恭、私欲旺盛的、还算年轻的美国人。影片开始极力表现约翰的沉沦。他穿越硝烟弥漫、哀鸿遍野的南京街道，来到文彻斯特教堂殡葬英格曼神父，神父已经被日军的炮火炸为灰烬。约翰丝毫不为战争的苦难所动，依然向教堂中唯一幸存的陈乔治索要钱财。他为了享用神父的大床、伺机寻找教堂的钱而留下过夜，与闯入避难的秦淮河女人打情骂俏。用影片中陈乔治的话说，一开始他是一个典型的“二流子”形象。

日军冲进教堂、对女学生实施暴力的时候，约翰第一次站了出来高喊“Stop!”，从此开始了他的救赎之路。当影片叙事发展到约翰为秦淮河女人剪发化妆这一段落，特写镜头中约翰坦露心扉，讲述五年前第一次做殡葬就是打扮自己的女儿，曾经的“二流子”至此彻底转化为一个内心纯净高贵的人。秦淮河女人的救赎之路与约翰相比，影片安排得更为细腻，她们形象的转变更多地与女学生们纠缠在一起。影片一开始，她们在女学生眼里完全是一副“衣衫不整的放荡样子”。当日军冲入教堂，女学生们在千钧一发之际保护了她们的藏身之处，她们与女学生的关系开始发生改变，她们把自己当成女学生的“姐姐”。在香兰和豆蔻回到翠禧楼这个段落，香兰中弹倒地依然拼命伸手拉住日军，想帮助豆蔻逃生。这一细微举动对影片中十三钗形象的转变具有重大的意义，为后面十三钗舍生取义的情节埋下了伏笔。

有评论认为《金陵十三钗》又一次迎合西方的口味，讲述了“一个高大的外国人庇护中国羔羊的故事”。其实影片的主角正如片名所示，是这一群秦淮河女人。约翰与其说是一个拯救者，不如说是一个得到救赎的人。《金陵十三钗》对约翰的定位与《南京!南京!》中的西方人形象非常相似。《南京!南京!》中出现了拉贝、魏特林、威尔逊等真实的历史人物，但是影片没有把他们塑造成“中国的辛德勒”。在影片中他们是勇敢的，同时也是苦难的。在人类的这一灾难面前，他们与影片中的姜淑云、陆剑雄们一样，展现了人性的光辉。两部影片对西方人形象的处理显示了新世纪中国电影与世界平等对话的叙事态度，将世界文艺的永恒主题“救赎”作为影片的主题，表明了新世纪中国电影人对单纯的民族主义立场的超越，也反映出他们摆脱弱者姿态，对南京大屠杀的思考深度。

二、叙事形式

《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从个人对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取材，特别是亲历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人的记忆、日本人的记忆以及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记忆。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主任的明妮•魏特林记录日军侵占南京的《魏特林日记》，成为两部影片的重要素材来源，甚至可以说两部影片的主要叙事内容和叙事方式的建构，很大程度上就来自于魏特林日记对当时的记录。在叙事视点、叙事时空和叙事结构的安排上，两部影片在叙事形式上的不同体现出新世纪中国电影国际化叙事策略的多元化。

1．叙事视点

《金陵十三钗》的叙事视点是个人化的，而且是一位十二三岁南京少女的叙述。这为整部影片定下一个叙事基调，提示观众这是一个初长成的女孩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这是一段独一无二的生命体验。与原著小说相比较，《金陵十三钗》的视角是女性(少女)，视角投射的对象也主要是女性()。这一叙事策略的选择无疑带有浓重的商业性的考虑。《南京!南京!》则是全知叙事与个人视点相结合。其中，日军年轻士兵角川的视点镜头最为鲜明。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以躺在南京郊外地上的角川仰视的角度来拍摄的日军宣传条幅，第二个镜头即是角川的近景镜头。角川的主观视点镜头贯穿影片始终，在影片的每一个重要叙事环节都存在着。观众借助角川的主观视点，能清晰地感受到身处南京大屠杀前后的角川内心世界的波动。角川视点的存在给中国观众的欣赏带来了强烈的陌生化效果，也使陆川广受质疑。其实除了角川视点之外，陆川在影片中还设置了当时定居南京、亲历日军侵占南京始末的西方人的视点，这一视点以寄出的英文明信片的形式存在。这些寄往西方的明信片在片头即已出现，将南京的名胜古迹和古老文化传播出去。这些明信片的内容都非常简洁、对事件的叙述不附带任何感彩，作为原始资料，它们代表了无可质疑的真实性。感性的角川视点与客观的明信片视点共同构成了个人叙事视点。在片尾，全知叙述者以字幕形式将战争中各主要人物的命运一一交代，他们不再被指认为是中国人或是日本人，而是全部成为以数字形式存在的、定格在照片中的年轻生命。片尾全知叙述的这一处理方式彻底揭示了影片另一个叙事主题，即陆川一再强调的“对战争本性的反思”。《金陵十三钗》的少女叙事和《南京!南京!》将全知叙事与日兵角川视点、西方人视点并存的视点设计，都以一种探寻的姿态关注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显现出叙事的国际化视野。

2．叙事时空

“能动的叙事空间和时间变形的无穷潜力是电影叙事的两个基本特征”。［2］电影的叙事时间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把握，即放映时间、本事时间、本文时间。影片的放映时间是固定的，本事时间是影片“具有因果关系的事件(即故事本事)的时间流程，它主要描述的是故事本事在其自然的时间顺序上所具有或应当具有的时间持续过程”。［3］(P67－68)本文时间则是“影片文本中呈现出来的时间”。［3］(P70)电影的叙事空间主要有两种形态:一是故事空间，即情节发生、人物活动的舞台;一是镜头空间，即在一个完整的电影镜头中所呈现的空间形态。从叙事空间的安排来看，影片《南京!南京!》的故事空间非常宏阔，通过详实的资料搜集和严谨的影像呈现，观众几乎可以看到当时南京的全貌。无论是满目疮痍的街道和城市废墟、屠杀大批战俘的寒冬江边、国际友人成立的南京难民营，还是日军慰安所、指挥部，都在影片中得以全面展现。《金陵十三钗》则除了在影片开始的士兵抵抗段落和豆蔻、香兰回翠禧楼段落是发生在断井颓垣的南京大街上之外，影片把主要的故事空间放在虚构的文彻斯特天主教堂内，在教堂的地窖、走廊、书房、礼拜堂、院子和神父的房间展开。故事空间的格局对影片的叙事风格会产生极大的影响，是影片叙事情感格调的视觉呈现。文彻斯特教堂的彩色玻璃窗、狭长的走廊、地窖都使得影片的叙事更幽暗、隐秘和曲折，与秦淮河女人、教会女学生之间排斥又吸引的关系，与秦淮河女人、教会女学生和美国假神父之间的迷离关系相互呼应。张艺谋堪称处理室内戏的高手，从《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到《满城尽带黄金甲》，他对于这种在幽暗空间中表达微妙的情感关系一直得心应手。除此之外，《金陵十三钗》对故事空间的塑造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神来之笔。浦生在影片中是一个次要角色。通过他的几句简单台词，“我们家什么都没有”“我没妈”“家里人都死光了”“下雨了，场里还晒着麦子呢”，观众被提示去想象浦生的家乡———哀鸿遍野的中国乡村。这为《金陵十三钗》局促的教堂叙事蓦然添上了一个广阔的背景，也使这部英文对白超过50%的影片拥有了挥之不去的本土气息。从叙事时间的安排来看，《南京!南京!》的本事时间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被日军攻破开始，到1938年春天拉贝回国、南京难民营被解散、角川放走了小豆子和老赵开枪自杀结束。《金陵十三钗》的本事时间同样是从1938年12月13日日军破城的一刻开始，到秦淮河女人代替女学生赴约、约翰•米勒带女学生顺利逃出南京城为止，主要讲述了从南京城破到圣诞之前七八天的故事。从本事时间上的比较可以看出，两部影片对南京大屠杀这一题材的表现初衷不同。一个力求对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进行整体关照，一个则选取其中的一个点加以铺排。从本文时间来看，《南京!南京!》通过全知叙述者在片尾以照片加字幕的形式交代其主要人物的归宿和命运，其中“小豆子，还活着……”的字幕表明影片的本文时间一直持续到观众欣赏影片的此时此刻。这一叙事手法打破了虚构和现实的界限，使观众产生了一种生命绵延不绝的强烈感受。而影片片头以明信片形式对南京鸡鸣寺、明城墙等古迹的介绍又把观众的思绪拉到民族历史的深处，使影片的本文时间尽量往前绵延。《金陵十三钗》书娟的画外音所带来的回忆视角也使得影片的本文时间大大加长，“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晓得那些秦淮河女人最后的结局……”，通过画外音，《金陵十三钗》同样把本文时间一直绵延到“现在”。而且，《金陵十三钗》通过“金陵”“秦淮名妓”“秦淮景”这样一些文化符号，把影片的本文时间也尽量往前绵延。不同于《南京!南京!》只是通过片头的几张明信片来提示南京历史和中华文明的悠久古老，《金陵十三钗》设计了秦淮河女人裹在旗袍中的曼妙身体和摇曳步态、她们弹琵琶唱曲的才艺、她们掷地有声的台词等，进一步将影片本文时间对民族古老历史的绵延视听化。通过分析发现，与《南京!南京!》将叙事重点放在对人性和战争本性的反思相比，《金陵十三钗》花了更大的力气去进行民族文化符号的挖掘和展现。但是，《金陵十三钗》对十三名秦淮河女人的塑造又因为刻意强调和色彩的洪流，带有明显的迎合视听消费的意图。

3．叙事结构

对战争本性的反思、角川的主观视点镜头的大量运用、背景音乐中锥人心魄的鼓点、黑白影像的设计、群像式的角色呈现，都使得《南京!南京!》突破了线性叙事的“开端—发展—高潮”的结构方式。《金陵十三钗》的叙事结构则严格遵循“开端—发展—高潮”的模式，影片的叙事形式呈现为典型的好莱坞大片风格。影片精心地控制着观众情绪的起伏，利用各种视听手段、通过一波又一波的小高潮的叠加，最终迎来代替学生赴死亡之约这一最后高潮。影片对叙事的控制显得收放自如。开端的士兵抵抗、各色人等奔逃的激烈场面之后，即是秦淮河女人进驻教堂的一派旖旎风光。日军闯进教堂、女学生惨死的段落紧接着长谷川弹唱优美的日本民谣段落。《金陵十三钗》对好莱坞大片惯用的渲染积累情绪的各种视听手段也运用得非常到位。例如，日本兵冲进教堂到处抓女学生的叙事段落，女学生们拼命跑到楼上用书柜抵住门，藏在屋内恐惧万分，而日本兵在门外不断推门，书柜上的书本随之倾落，书本落得越来越多，终于门被撞开，这一叙事段落所积累的情绪也达到了顶点。这一视听设计与好莱坞大片中经常运用的手法如出一辙。《金陵十三钗》深谙好莱坞大片叙事的技巧还表现在，当大义凛然的十三钗鱼贯走出教堂、登上日军汽车的时候，十三钗之一因害怕而反悔，叙事突起波澜。综观两部影片的叙事形式，无论是叙事视点、叙事时空还是叙事结构的设计，一方面服务于其叙事主题，另一方面也表现出对视听消费的迎合。这一点在《金陵十三钗》中体现得尤为鲜明。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新世纪中国电影在叙事国际化这一问题上所面临的困惑:国际化是否就意味着好莱坞大片化?

三、价值观

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化和市场化也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课题。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新世纪中国电影叙事的国际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其表达的价值观是否能得到全球电影观众的认同。《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都力图把关注的视野扩大为面对骇人灾难的全人类，都着力于表现中国人以及当时在场的外国人在个体生命和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关头的抵抗、自救、互助乃至舍生取义。张伟平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再表示“一部好的电影一定离不开国家命运和民族精神。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主流价值观”，并认为《金陵十三钗》“采用的是一种通用语言，关于英雄主义情怀的电影，相信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能接受并喜欢，这使得我们充满希望……我们希望这部电影给美国人和欧洲人提供一个了解中国和中国电影的视角”。［4］《金陵十三钗》所传达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英雄主义。影片通过三条叙事线索一再强调对“英雄主义”这一价值观的颂扬。李教官带领他的士兵本来已经接近城门、可以安全撤退，但是为了保护女学生，李教官毅然决定阻击日本人。在弟兄们都牺牲以后，李教官把浦生送进了教堂，他本来可以换上平民的服装乔装出城，但是他选择了留在教堂对面的纸店，以便在最紧要的关头用自己最后一点力量保护女学生们。约翰•米勒与陈乔治上街寻找香兰和豆蔻，路遇美国同乡，同乡告诉约翰可以乘船离开，但是约翰选择了留下。还有影片的主角———秦淮河女人们主动选择代替女学生赴日本人的死亡之约。《南京!南京!》也不乏对“英雄主义”这一价值观的讴歌。陆剑雄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日本人大规模屠杀中国战俘的子弹，保护了小豆子;小江主动站出来做日军的慰安妇;姜淑云不顾自身安危去认领同胞;唐天祥最终把生的机会留给了别人。国际化语境中的“英雄主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的解读其实就是“舍生取义”。“舍生取义”在中国文化语境中不仅仅是一种英雄主义情怀的壮举，所谓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因此，两部影片对“英雄主义”这一价值观的表达更具有为了国家、民族大义不惜牺牲个体生命的崇高内涵。由此可以看出，两部影片对“英雄主义”价值观的颂扬，一方面具有普世意义，另一方面不同文化语境的观众在接受时又可以有自己的解读，兼具了国际化和民族化的双重内涵。

张颐武先生2012年伊始在接受香港《文汇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谈到他对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的核心价值观是扶弱抑强、以德报怨、合而不同。并强调中国应该在跨文化传播中下苦功夫，力求使国外民众对中国核心价值观产生共鸣。电影无疑是一个跨文化传播价值观的极好媒介。从《南京!南京!》和《金陵十三钗》对价值观传播的重视，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新世纪中国电影在面对国际市场的时候，努力挖掘中华文化价值观的普世意义，并借助丰满的本土叙事加以表达的策略。

第3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关键词] 批判；视角；平视

一

女学生、士兵、、外国人，《金陵十三钗》讲述着一个舍身的故事，谁为了谁，放弃了一步可即的生路，杀身成仁；谁又为了谁，不惜桃代李僵，舍生取义。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没有必要去比较谁比谁高贵，谁又比谁低贱，我们只需要在那人性放射出的最高光辉面前，虔诚地低下头。

这就是张艺谋的《金陵十三钗》，影片所表述的中国人，他们或许一字不识，无法用语言形容出什么是道义、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果敢，在他们学会用文明来表达这一切的时候，他们早已用行动证明了这一切。

第一次，在张艺谋的电影中，我看到了这位思想深邃的导演与中国国民性的和解，看到了他终于能够用温暖的目光去注视那些被他曾一度作为对立面所批判所表现的人群，看到了这位年已花甲的老人，在逐渐褪去中青年人的锐气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圆融的人生价值观。

二

不妨把眼光投向1987年张艺谋第一部导演的影片《红高粱》，何其相似！同样是抗日战争为背景，同样是日本人的暴行激起中国人的反抗，同样是表现那喷薄而出的中国人的血性；然而，又何其不同！作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37岁的张艺谋，在影片中流露出年轻导演势不可挡的激情与锐气，那种粗犷的、原生态的对酒神、太阳神的崇拜，那种大刀阔斧、浓墨重彩的大写意镜头使影片充满着青春与生命的张扬与活力。然而，他的镜头语言有绚丽的、有狂放的、有热烈的，唯独缺少温暖的，缺乏一种悲悯感，似乎传达出张艺谋作为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想的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观念：中国老百姓，我可以为你们的际遇而落泪，可以为你们的血性而感动，但我们同时也不能接受你们的愚蠢、落后与无知，我们必须批判你们、改造你们！

于是，愚昧落后的中国国民性就成了张艺谋、成了第五代导演们无数次表现与批判的命题。在张艺谋之后的《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这些影片中，表现着令人窒息的“铁屋子”式的中国宗法社会，表现着“沉默的大多数”奴性、顺民的生存观，表现着几个“被惊醒的人”徒劳无功的挣扎与反抗……在这一系列的影片中，张艺谋不动声色地表现着，隐藏在镜头之后导演的目光是冷静的，甚至是冷酷的。

接下来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等，这些赞颂中国百姓执著、坚定、纯真等美好道德情感的影片，色调和煦、明亮。不是没有批判，就像《红高粱》一样，张艺谋将批判潜藏在影片深处，用一种对美好情感的向往与追求来反衬现实的琐碎与贫乏。同时，却也多了一点东西，就像《秋菊打官司》里秋菊最后坚持讨到了一个说法，却在村长的“人情”之下陷入了困惑。秋菊的困惑，似乎也是张艺谋的困惑，这个时期的张艺谋，似乎在持续批判国民性愚昧落后“恶”的一面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同样鲜明的那种纯真的、坚持的、果敢的“善”的一面，并且，在这“恶”与“善”的两面性中，很可能，他还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立场。

从《英雄》开始的一系列影片，那个能够把最简单最单纯的故事讲述得风生水起的老谋子，似乎突然间不会讲故事了。在把摄影师的镜头灵感在影片中发挥到了极致的同时，混乱的主题思想使张艺谋的影片叫座不叫好。细观《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等影片，感觉张艺谋在力图营造一个东方武侠景观的同时，内心正在对《秋菊打官司》时期形成的困惑进行全面的思考。有评论者说《英雄》与《十面埋伏》的结尾是断裂的，最初一心一意、势不两立的复仇，经过流血牺牲的努力，却在最后一刻放弃了，开端与结局的矛盾无形间消解了主题的意义。①然而， 从另一个角度看， 或许，这种意义的消解也恰恰反映出这个时期张艺谋动摇的价值理念与艺术观——在《英雄》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为保护一国人民而刺秦，对于赵国，是“善”，而对于天下，便是“恶”，为天下人的“善”而成为赵国人的“恶”，还是反之。这种似善非善，似恶非恶的复杂情况，使张艺谋无法像以往那样举起批判的武器，轻易对秦王、无名和残剑这三个最为鲜明的角色下结论——他只能把这种矛盾呈现在影片中。

2006年，张艺谋初读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便深感这是一个非常有“戏”的故事。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张艺谋便和严歌苓谈及对《金陵十三钗》剧本的构想，探讨故事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剧本历经4年时间，前后修改56稿，张艺谋说：“《金陵十三钗》改编后的剧本，是我当导演二十年来碰到的最好剧本。这样一个本子捏在手里，我常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②换句话说，改编得面目全非，仅保留时代背景、孟书娟视角及舍身一情节的电影剧本《金陵十三钗》，与其说是最好的，不如说是最合适的，是将张艺谋这个时期的人生价值理念与艺术观传达给观众的最佳载体，而此时，对以往的困惑与思考，张艺谋似乎已经有了答案。

三

张艺谋说：“《金陵十三钗》是我耗时最长、耗资最大、耗费心血最多的一部电影。”③这部战争史诗电影用宏大的气象展现了“战争中的一抹粉红”④，既是张艺谋多年艺术创作的一次集大成者，又是对以往艺术成就的一次超越。

第4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这一次，故事看起来真的来了。伴随着进口大片更多的配额和分账，伴随着东方梦工厂的即将落地，伴随着电影制作流程的好莱坞化，中国电影一直被诟病的“故事”软肋，将显得空前重要。

故事就要来了。但是故事并不是装在卡曾伯格的口袋里从海外进来，而是长在中国广袤的题材土地上，等待有人精心耕耘、播种、收获。

这一年我们看了太多印象模糊或奇怪的中国题材的失败改编。不久前第三届“金扫帚奖”评出，堪称历史题材大败的一年。《战国》《杨门女将》《关云长》，都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好故事，评委会特别奖的《金陵十三钗》也是中国导演讲了一遍又一遍的南京题材，但是这些好题材并没有成为好电影，根子基本都出在故事上。有的片子讲得特别诡异，每个人活得都像一个概念，比如说《战国》，这个片子里的孙红雷为什么那么“雷”，肯定不是演员的问题，孙红雷被选为最令人失望影帝，挺冤的；还有的片子拍得过于天花乱坠，比如《金陵十三钗》，一个不亚于《辛德勒的名单》的题材。但是《辛德勒的名单》用人道主义讲故事，《金陵十三钗》用一种扭曲的献身式的民族主义讲故事，境界确实不在一个水平上。

张伟平在《金陵》失意奥斯卡后开的新闻会上说，“最后，就是政治影响了市场，影响了奖项”。他这个判断其实是很准确的，对于《金陵》来说，首先要政治上(价值观上)符合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然后才是拍摄手法天花乱坠。这两样里光有天花乱坠的手法是无法打动国际观众和国际评委的。这样的片子，如果不讲价值观，不讲境界，就变成宣扬仇恨了。对于电影这样的大众化流行文化来说，宣扬仇恨显然是一个公认的禁忌。

讲故事并不是中国导演们习惯得那么简单。故事是真正的核心，是“斯皮尔伯格们”至今仍在孜孜以求的东西。价值观、历史背景、地理背景、人物、场景、对话、桥段……在电影工业里，故事里的每一个成分都需要精心考量，并可能决定胜败。

第5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我和媳妇走出电影院，坐上104快车回家。车上媳妇让我说说观后感。我说：“好！”我又问媳妇电影怎么样？媳妇也干脆地说：“好！”

在《金陵十三钗》公演前两天（2011年12月14日），北京青年报C3版刊登，读家莲珥题为“筋骨不错，内力销欠”的文章。文章指出影片不足之处，现摘录几段：

一句话点评：小说借由战争这一极端环境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思考和颂扬被人道主义与战争反思所替代，因此观者才觉得整部影片煽情太过、压抑太过、未留出口。

张艺谋肯花两个小时的银幕时间来品这故事的味道，但可惜最终也只借用了骨头，却将骨髓剔出，又填入新的作料去烹饪一道好莱坞菜单上常有的“人道主义+反战”的浓汤，实属可惜。

然而所道“可惜”者，则在于张艺谋为赶“战争史诗电影”这早非时髦的时髦而延展了电影的宽度，代价则是不得不牺牲和消减了本可深挖的原著所天然带来的厚度。

中篇原著的主要篇幅集中在女学生与秦淮女子的多次短兵相接中，她们之间复杂而暧昧的关系不断流动变化，直至高潮。

而张艺谋的这版电影虽筋骨不错，却也只能说是短一口气的战争史诗，没修炼好内功的江湖把式。

我认为，《金陵十三钗》的主题是让国人永远记住那段血的教训和对战争的反思，而不是以女学生与秦淮女子多次短兵相接为主调。

我还认为，可以对影片技巧做探讨，但不要说得那么不中听。

第6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张艺谋和张伟平分手了，在合作完第11部影片《金陵十三钗》之后。

很少有导演和制片人能共同完成这么多部影片，二张在2002年推出的影片《英雄》开启了中国的大片时代，此后拍摄古装商业大片一度成为一线导演证明实力的必选项目。2011年，《金陵十三钗》在国内市场获得超过6亿人民币的票房，成为当年华语电影票房冠军。但即便如此，两个人还是分手了。

从今年3月开始，就有人在微博上爆料“二张闹掰的事，确认无误”。此后，便不断传出张艺谋加盟各大影视公司的新闻，但当事人均无明确回应。直到近期，“被抛弃”的张伟平主动联系某网络媒体，表示自己从今年3月开始就联系不上张艺谋，“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我都找不着人。”

二张究竟是为何走到了这一步？分手又会对两人电影事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事人缄默不语的时候，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即使是相对的工作人员也不愿意透露任何相关信息或者作出评价、流露情感，他们怕自己的表述传达出某种“站队”的信息。毫无疑问，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二张都是中国电影业的大佬，“谁也得罪不起”。

玩失踪 算什么

“你对我不满意，给我一个说法啊。”张伟平对张艺谋的回避态度表示不满。

两人合作的第一个项目是电影《有话好好说》，张伟平在里面客串了一个角色，梳着大背头，身穿花衬衫，从一辆大奔里钻出来，狠狠地朝姜文身上踹。他更重要的角色是影片的投资人，当时刚与巩俐分手的张艺谋正处于感情和事业的低潮期，海外片商对失去了巩俐的张艺谋缺乏市场信心，导致《有话好好说》资金迟迟不能到位，评论界也对张艺谋的首部“进城”电影指指点点。

据相关媒体报道，张伟平和张艺谋相识于1990年春节的一次聚会：张伟平两口子遇到巩俐、张艺谋，太太是巩俐的影迷，相谈甚欢，但张艺谋生性低调，张伟平也搞不清楚导演具体是干什么的，两个男人简单搭话后，张艺谋要提前走，张伟平说，我送你吧。一路上，在张伟平的夏利车里，两人具体聊了什么，没人知道。总之从那时起，两人开始往来密切。张伟平频频请张艺谋到家吃饭，带他遍尝京城美食，而在此之前，张艺谋生活极其简朴。

1996年初的某天，张伟平发现张艺谋愁眉不展，一问才知道原计划投拍《有话好好说》的资方决定撤资，影片面临搁浅。从未涉足电影业的张伟平豪爽地表示，钱由他来出，拍吧！张艺谋提醒他，电影风险高，弄不好就剩一堆废胶片，但张伟平执意投入2600万。

虽然最终因为发行原因，张伟平的首次“触电”以赔本告终，但他却决定转型做电影。1997年，张伟平成立了北京新画面影业有限公司，张艺谋管艺术创作，他管发行营销。这个名字据说张艺谋琢磨了两天，也被外界戏称为“张伟平专门为张艺谋开的公司”。张艺谋曾说：“新画面实际上应该叫做一片公司，只做我一个人，确实像一个专卖店。我们这个组合是独特的友谊和情感的一个结果，没有可比性，也没有复制性，不能拿来做产业链上的参照。”

张伟平也说，“我们的合作是情谊大于形式本身，为了情谊而不是利益。在一起合作是缘分使然，而不是像别的制片人那样满世界找导演或者导演拿着本子满世界找钱。我们的合作关系从形式到内容都不同，是不可复制的。”

外界对二张关系的称颂在2008年时达到高峰。在张艺谋为奥运会开幕式筹备和演出的三年时间里，制片人张伟平愉快地歇业了。人们这样评论：这并不需要觉悟，而只是出于情谊的“从一而终”。

在2011年12月《金陵十三钗》于国内首映时，张艺谋与张伟平携手亮相，一切如常。但若按照张伟平的描述，这是俩人到目前为止的最后一次见面。2012年1月《十三钗》入围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只有张伟平携主演韩熙庭、佟大为前往美国出席了相关活动，张艺谋则因以“母亲身体不好，需要呆在她身边”为由缺席了金球奖。2012年2月《十三钗》赴柏林电影节展映的时候，则是张艺谋携主演贝尔、倪妮、佟大为等亮相，张伟平没有随行。

2012年3月，曾入选《金陵十三钗》培训名单后未能参演该片的女演员何珺在微博上曝料称张艺谋已在无锡娶妻生子，当有媒体向张伟平求证此事时，张伟平态度暧昧，“这事我不方便谈，你们找一下艺谋，他本人发言为妥。”而在此之前，针对张艺谋的负面评价总是会被张伟平挡箭，他曾气势汹汹地表示，“别有用心的批评、借骂张艺谋炒作自己的，都是人渣！”

没合同 不可靠

新影联院线副总经理高军认为，张艺谋与张伟平分手是一种必然，“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这是商圈中颠扑不破的道理。”

从形式上说，张伟平和张艺谋的合作并不是商业化的。16年来，张伟平和张艺谋没有任何形式的契约，纯靠信任互相支撑，连寡言少语的张艺谋在某次接受央视采访时都感叹：“我的这位投资人，一不看剧本，二不看账本。”小8岁的张伟平拿出十足的“保护者”姿态，还对媒体说起一个不乏浪漫色彩的畅想：“以后老了不拍电影了，我们就一起去旅游，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休息，或者看别人拍的电影。”

但即便是两人经常以“哥俩好”的形象出现，互诉交情，大大小小的分手传言也一直存在。

张伟平透露，去年9月份他就收到消息说张艺谋要离开新画面。在《金陵十三钗》的一场点映会上，他从民生银行行长洪崎口中听到过“张艺谋打算拍完《十三钗》和新画面分道扬镳”的消息。“我当时听了觉得很诧异，我说不可能啊！我还当着大家的面儿，饭桌上将近十个哥们，给张艺谋手机留了言，他很快就给我回了电话，张艺谋说：‘干吗呢？’我说：‘刚放完你的片子，大家反映挺好的，民生银行的行长洪崎跟我说了，说你在外面说，合作完《金陵十三钗》，就要跟新画面分道扬镳了？’艺谋在电话那边还跟我说：‘不可能，造这种谣的人多了！’我说：‘是啊，造了好几年了，希望咱俩分开，我都习以为常了。’”

直到张伟平看到很多“知情人”出来爆料的时候，他才觉得这是个事儿了，于是开始找张艺谋，“说咱哥俩出来聊聊吧，这么多年了，咱哥儿俩什么事儿不能见面聊聊啊？”但据张伟平描述，张艺谋的手机永远都是小秘书，找张的助理庞小姐，得到的回应是他在国外。“后来没信儿了，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到现在都这样。所以我想，你们谁知情？我都蒙在鼓里呢，你们知什么情？”

高军认为，二张这种所谓“桃园结义”的义气结盟在当下的商品经济社会不合时宜，时间越长就越薄弱，“如果没有这次《金陵十三钗》的票房失利，还不至于爆发。但这是迟早的事。对影片的的定位，对演员的选择，力保谁，起用谁，谁妥协谁让步，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只是因为票房好就一笔带过。”

在拍摄《满城尽带黄金甲》时关于周杰伦的选择，在拍摄《三枪拍案惊奇》时关于小沈阳的选择都并非没有争议。但因为张伟平、张艺谋两位当事人都不松口，外人不得而知真正的角力过程。

因为张伟平张扬、好战的性格，在业界颇多争议。在博纳影业总裁于冬看来，正是因为张伟平的强势，致使《金陵十三钗》和《龙门飞甲》同一天开画，造成了“中国电影发行史上的一个悲剧”，他判断，因为排片问题，《金陵十三钗》损失了2亿到3亿人民币的票房。

圈内人对张伟平的印象是“经常是人还没见，嗓门先从门外传来了”。因此，“张伟平开骂”一直是公众在张艺谋电影正式公映前必看的前戏。相比起来，张艺谋的性格则显得内敛。这两种性格，刚开始很互补—就像两夫妻，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但时间长了，这种性格的不同便会产生强烈的矛盾。业内人士透露：“这两年，外界对张伟平的炒作套路越来越反感。这点，张艺谋未必没有同感，只是过去因为效果不错，他忍了，现在他的作品口碑逐年下降，他便会开始怪罪张伟平。”高军认为，制片人和导演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出发点不同，因为有了张伟平，张艺谋作品的文化品位打了折扣，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分就分 谁怕谁

张伟平曾说，“如果有一天艺谋不拍电影了，新画面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它就是为艺谋一个人开的。”

而在人们纷纷猜测新画面公司面临解散的当下，张伟平明确表示：以后想做什么电影做什么电影，想做谁的电影就做谁的电影。

高军认为，以张艺谋的品牌号召力和性格，离开张伟平后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拍摄资金不是问题，对张艺谋来说，想拍一个电影，一定会有足够钱来支持他。”

张伟平对此也有清晰的认识。2009年时，他曾表示奥运会过后，张艺谋这个牌子就值4个亿。“现在哪个影星、歌星的影响力能跟张艺谋比？他们后面站的不过是点影迷或者歌迷，张艺谋奥运会后站的是全国的老百姓。”

在这次分手事件中，张艺谋的价值得到了市场更积极的回应。坊间传闻万达邀请张艺谋加盟的条件有两个版本：版本一是万达给张艺谋开现金、股权、票房分成总价不低于10亿元。其中现金2亿元，期限只有2年，只拍2部片子，外加每年2000万的固定运营费用；另一版本是现金2亿元，8年8部戏，平均每部片子摊销成本2500万。此外，每拍一部片子还有导演费，文艺片3500万，商业片4500万。这样算来，每部片子付给张艺谋的成本为6000万到7000万，8部片子共计5.6亿元，再加上票房分成等，总价也有可能接近10亿元。但即使是这样也没谈拢。最新消息是，张艺谋已决定不再签约任何影视公司，而将于上海成立规模为20亿元的“张艺谋文化产业基金”。

而对于张伟平在电影业接下来的发展，前景并不明晰。高军预测，“张伟平因为之前只合作一个导演，没有其他的选择。像张艺谋这个级别的导演，陈凯歌、冯小刚，都有了稳定的合作对象，他已经没有机会了。而培养新导演，需要很长的周期。以前俩人都是大佬，但现在对张伟平来说，江湖地位不如以前了。”

而在影评人周黎明看来，张伟平身上的确有诸多不足，但也有诸多长处。当初张伟平投资张艺谋时，是张艺谋事业的低谷。现在如果他找到下一个张艺谋，投资他，把他捧出来，对中国电影的贡献比绑在张艺谋身上还要大。

制片人和导演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关系，并不仅仅是一个人找钱，一个人拍片这么简单。在遇到马珂之前，姜文有名气，有作品，也能找到投资人，但就是拍不顺手。冯小刚与王中军的合作几乎和二张的合作时间一样长，但直到现在，在积累了足够的信任之后，冯小刚才能开拍《温故1942》这部电影。

张艺谋和张伟平分手以前是有过好日子的，并非一种资源的错配，或者谁“绑架”谁。与新画面公司合作了《金陵十三钗》等多部影片宣传工作的麦特文化传媒总裁陈砺志婉拒了本刊采访，他唯一一次就此事开腔是在今年5月接受《新京报》采访，针对外界将分手的矛头指向张伟平，陈砺志回应道：“和新画面没有密切关系的人，不了解确切的东西，但接近张伟平身边的人不多。”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个制片人为了一个导演能做那么多的事情，他替一个导演解决了创作之外的任何问题，而且他总是能做到。”在陈砺志看来，张伟平能在1996年拿出2000多万来支持一个导演的梦想，并且能持之以恒地投入，就是因为感情，“导演没时间顾及家人、生活，张伟平却能对他的穿衣购物、父母女儿都照顾到，这就是因为兄弟感情”。

陈砺志告诉记者，十几年下来，张伟平失去了很多：“他放弃了以前的一些生意，投资电影的风险很高，即使做了所有的准备，都有可能亏损。而且他还引发了一些是非，他原有的生活方式是不会像这样被放大和误解的。可能他得到的只是伤害。”

第7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电影本身就是一门光与影的艺术，而作为摄像出身的张艺谋导演，更是把光线的运用强调到了极致。整个的影片光线很压抑，一直是在一种很暗的格调下进行的，开始的台词就衬托了这种氛围，“整个南京，就好像有一层永远也驱不散的雾”（我感觉更像是在描述2011年的啊）。这其实很符合当时南京作为被占领区的感觉，而每一次的光线变换，无论是一个镜头的特写，还是那个小姑娘在教堂的天窗的眺望，都给了人一种希望。这种光暗转换的手法我第一次看到是在《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波特曼饰演的那个小女孩，看到嘉里欧德曼在屠杀她的家人，她只能装作没看到，继续朝前走，走到了里昂的门口，装作是他的家人敲门，整个画面非常暗，突然里昂把门开开了，一束光打在了波特曼的脸上，也给了她生的希望。

金陵十三钗里我印象最深的光暗转换，第一次是那些躲在地窖里，而那些女学生也要藏身进去，镜头给了一个群像，目光极其迫切的望着那些女学生，求她们不要进来。当时就很明显的一缕光打在玉墨的脸上，而她恳切的求生目光也让为首的舒小妹动了心，直接跑到楼上，引开了鬼子。第二次是那些“秦淮河的女人”已经决定要狸猫换太子的替那些女学生赴japs的鸿门宴，突然舒小妹恍惚间，看到玉墨他们变身原来风情万种的女人，各个旗袍丝袜，用很暖的光束罩着她们，笑着闹着就走了过来。这个光暗的转变，我觉得（我瞎猜的）体现出张艺谋导演那种“佛魔一念间”的每个人心里状态的改变。

每个人心里都有善恶，好像王阳明说的“无善无恶心为体，知善知恶是良知”（大概是这个意思，记不大清楚了哈），无非有些人善念多些，有些人少些。而如何超度自己，让自己尽量善一些，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课题。而在《金陵十三钗》里，在那种极端的条件下，每个角色，除了那些日本鬼子，都完成了自己从暗到明的一种救赎。约翰神父的突然觉醒，从一个“二流子”到保护女学生免遭直至逃走的英雄；金陵十三钗的无私献身，替孩子们去死；汉奸孟先生（哪个倒霉编剧，起个和我一样的姓，哈哈）提供工具和通行证。而导演好像就是告诉大家从暗到明的转换有多么痛苦，弃恶从善都要付出代价，约翰被一顿暴揍，那些女人和孟先生甚至都献出了生命。这个也和现实很像，俗语说，“学好不容易，学坏快着呢。”每个人都要经历心理上比较严酷的自省、慎独、克己各种情况，严格限制为所欲为，才能做一个“还算好人”。而我仍然相信，变成了英雄的约翰神父，未来还是会做错事，还是会说错话，虽然他已经脱胎换骨，到了更高的精神层次，但这就是人，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恰如你我。

第8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关键词：金陵十二钗；服饰；色彩

中图分类号：J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8-0046-01

一、服饰色彩

服饰，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同时也是人们思想意识和精神风貌的体现。然而在服饰文化中，服饰的色彩是尤为重要的。服饰色彩是人们对服装的第一印象，它有极强的吸引力，若想让其在着装上得到淋漓尽致的施展，必需充足掌握色彩的特征。

《红楼梦》中服饰的华美、高贵、富丽堂皇，一一展现了家族人物的地位与精神风貌。书中出现的服饰色彩令人叹为观止，黄色类计有葱黄、金黄、鹅黄、柳黄以及近似桔黄的蜜合色；绿色类有葱绿、水绿、柳绿、豆绿、翡翠、松花绿和秋香色；红色类最多，计有杏红，银红、桃红、杏子红、水红、石榴红、碧玉红、茜红、玫瑰红、大红再加上似为酒红的大红等；此外还有石青、藕合、玫瑰紫、荔枝、茄色等等。中国从古自今红色是吉祥的颜色，是很受民众喜爱的，有“中国红”之说，曹雪芹也很偏爱红色，在《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服饰中，几乎每人都有一件红衣裳，共性中的个性，每一个人物还是有其代表色的。不管是十二钗，就连一个小丫环和小斯，在服饰上也不雷同，而曹雪芹在对他们服饰描写上，做到从服饰看人心，既重视人的外表，又重视人的内心。服饰是人的第二皮肤，也是人们对美的一种追求，一种张扬和一种延续，曹雪芹在书中很注重对服饰的描写，他把人物的心灵、外在和智慧的美充分结合在一起，为我们呈现出极为震撼的作品。

二、金陵十二钗人物的服装色彩

金陵十二钗之首为林黛玉和薛宝钗，林黛玉服饰以白、蓝、绿等冷色调为主。潇湘馆为林黛玉的住所，因而她被称为潇湘妃子。潇湘馆环境清幽，有青竹相伴，微风拂过，青竹随风摇摆不定，此凄凉冷清与黛玉的处境不谋而合。书中写道黛玉服饰的时候，是月白绣花小毛皮袄，月白象征黛玉的纯洁之美。黛玉的进府造型十分出众，众多服饰中，给人们留下极深刻印象的，大概就是入府时所穿的白色襦裙和那件绣有绿蕊梅花的白色披风了。披风是中国旧有的一种外披服饰，一般无袖、颈部系带，披在肩上用以防风御寒，多为一片式结构，在中国清代时主要用作上层社会妇女的礼服外衣，含高贵之意，并有“一口钟”、“罗汉衣”、“篷篷衣”等名称。短者可称“帔”，长者又称“斗篷”，斗篷一般连帽。黛玉身上所穿的这件白色披风，以轻纱为原料，剪裁简单，唯一的装饰便是下摆的那一枝梅花，枝干倨傲，色泽清冷，纯手工的刺绣更见气度不凡。白瓣绿蕊梅花有称“绿萼”，珍贵少见，与黛玉“世外仙姝”的身份不谋而合，是黛玉众多衣饰中最能体现其风骨的点睛之作。

另一位奇女子是薛宝钗，她的服饰是中国传统审美及哲学文化在生活中的集中表现。从她的服饰中我们能够了解到她的个性、审美心理，更能从中了解中国传统服饰文化艺术的精髓，从而了解当时整个社会的审美倾向。

薛宝钗是具有典型自然美的代表人物，“不觉奢华，惟觉淡雅”是她外在形象的最合适写照。在着装方面也遵从了自然美的原则。首先，在服饰色彩上，她大都选用了自然界具有的原生态的色彩，如蜜合色的棉袄、玫瑰紫的坎肩、葱黄色的棉裙等都是一些自然界的植物颜色。其次，在服饰的材质上也都选择了动植的毛发等天然纤维，如鹤氅、棉裙、丝绸，可谓取之自然用之于自然。最后，在服饰搭配方面，她也是遵从简约原则，力求保持朴素、原汁原味的自然之美。明清时期女子服饰造型以秀美、清丽为主，一切从简，主要是为了突出个人自身的形象气质。宝钗服装的素雅风格与她个人的个性、喜好、以及所受的传统教育和家庭环境都有关系。

对于王熙凤，书中是这样描写的“那凤姐家常带着秋板紫貂昭君套，围着那攒珠勒子，穿着桃红洒花袄，石青刻丝灰鼠披风，大红洋绉银鼠皮裙，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里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桃红，桃花的颜色，比粉红色略鲜润的颜色，显示出女性的柔美，石青色也是清代的正色，清代的常礼服和官服都是是青色的，桃红、石青都是运用自然界的色彩描述，再加上大红色的搭配，体现了王熙凤奢华的一面。

《红楼梦》中最神秘，最传奇的美丽女子，她有国色姿容、天香韵致，她风情无限、又处境堪怜――她就是秦可卿。衣服簪环基本上没有大区别，都是身穿蜜合色的褙子，头戴漂亮的水钻珠子箍，额前一颗晶莹的红宝石，颈中都是珐琅项链。裙子的颜色也一样，是娇艳的桃红，脚上还有一双大红色的绣花鞋。

官宦世家出身的妙玉独自一人在大观园栊翠庵内带发修行，是个正值青春妙龄的女尼姑，她的服饰，虽在书中没有具体交代，不过按照一般出家人的穿着，大概是一般的僧袍挽髻，这一身装扮，虽说比不上大家小姐，比一般尼姑可要美丽动人，真应了岫烟对她的评价“僧不僧，俗不俗”。妙常冠是以软木为胎外蒙布帛的狭条形，然后再以两片相叠的巾帻覆在头上，后有长带垂下，是带发修行的尼姑们常配之冠，有时也搭配观音兜。

第9篇：金陵十三钗评价范文

关键词：《水浒传》；特殊群体；类的思维；文化传统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5-0001-02

提到《水浒传》，想必人们头脑中会跃出一百单八个生龙活虎、气概非凡的梁山泊英雄。这一百单八将又被划分为三十六天罡星和七十二地煞星，他们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几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们的名字个个如雷贯耳，他们的故事桩桩妇孺皆知。“那一百单八将，他们可是上界的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下凡，了不得啊！”人们往往这样赞叹着。人们赋予这样一个群体一个特殊的名号――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口耳相传中愈发威名远扬。下面，我将从这读起来朗朗上口、威风凛凛的名号出发，探究中国文化惯于划定特殊群体的传统。

一、《水浒传》中的“三十六天罡与七十二地煞”

在《水浒传》的开篇，这“一百单八个魔君”的出场就不同凡响。庄严肃穆的上清宫，层层封印的“伏魔之殿”，因着洪太尉的好奇揭了封皮，打开大殿，放倒石碑，掘起石龟，扛起石板，“石板底下却是一个万丈深浅的地穴，只见穴内刮剌剌一声响亮，那非同小可，恰似‘天摧地塌’，那一道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上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往四面八方去了”，读者便知梁山英雄来头不小，不由心生敬畏。小说中与之呼应的是第七十一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梁山泊设坛祭神时，上天显灵，天降的石碣上镌着梁山义士的大名――“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面也有天书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宋江说道：“鄙猥小吏，原来上应星魁，众多兄弟，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今着上天显应，合当聚义！”这里的“一会之人”正是将这群体的特殊性突显出来了。他们不是散兵游勇，也不是乌合之众，他们被尊为“上符天数，下合人心”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一名号统摄着这个特殊群体，这一名号也令敌人闻风丧胆，更令说书人的抚尺一声气概不凡！人们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烙在记忆里，虽然英雄们都身怀绝技，各显神通，但是，“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才是他们最响亮、最威风的名片。

二、其他文学作品中的特殊群体

划定一个特殊群体，并冠以特定名号，这一现象不只出现在《水浒传》中，在我国其它古典小说中也很常见。

（一）《红楼梦》中的“金陵十二钗”

《红楼梦》第五回“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中，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在孽海情天的薄命司完整地翻看了“金陵十二钗正册”，其以朦胧的、充满暗示的形式预演了以林黛玉、薛宝钗为首的“金陵十二冠首女子”的命运。警幻仙姑解释说：“贵省女子固多，不过择其要紧者录之，下边二厨则又次之，余者庸常之辈，无册可录矣。”那么，这十二位女子必是荣宁二府卓尔不群、出类拔萃的非凡人物，否则不会录于金陵十二钗正册，可见作者是用“金陵十二钗”划定了这个特殊群体。不论是黛玉的咏絮才，还是宝钗的停机德，她们的才学心性令人心生怜爱，不论是探春的远嫁，还是惜春的出家，她们的悲怆结局更令人扼腕叹息。虽然她们个性鲜明、独一无二，但不管人们介绍到她们中的哪一个，都不忘加上一句“金陵十二钗之一”。

（二）《三国演义》中的“五虎将”

《三国演义》中魏、蜀、吴三足鼎立，由于讲求正统的思想，以刘备为首的蜀汉政权最得读者的青睐，说起刘备的帝业，不得不提他手下的五虎将――关羽、张飞、赵云、马超和黄忠，个个骁勇善战、战功卓著。他们在三分天下的乱世中，或千里走单骑，或大闹长坂坡，或单骑救主，或大战葭萌关，或计夺天荡山，于众英雄中脱颖而出，令人们称道、崇拜，于是人们用“五虎将”来划定这一特殊群体，以表钦佩之意。

除以上提到的古典小说外，现代小说中也有此类现象，如武侠小说大师金庸的代表作《射雕英雄传》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段皇爷的四大弟子――“渔樵耕读”等同样令人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三、现实生活中的特殊群体

不止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也惯于划定特殊群体。“”中臭名昭著的“”，他们相互勾结，做了不少迫害老干部，压迫老百姓的坏事，是共和国的罪人。纵然他们的发迹史、血债史各不相同，但人们用“”将他们归为一类，说起来就咬牙切齿。执掌台湾时期，“四大天王”也在各大媒体上赫一时，他们四人都曾身居要职，在内颇有威望，纵然四人政治资本、权术手腕各不相同，但都避不开民众对善于弄权之人的精准概括。“四大天王”的戏称，既是台湾民众对政治的戏谑，也是他们面对政治时的智慧。

现实生活中的大人物如此，小人物也不例外。以我的见闻为例：表姐的女儿上小学，她曾无比愉快、无比自豪地对我讲：“我和我们班的小林，隔壁班的玉子是‘铁三角’，我们经常一起做作业、玩游戏，别的同学看到我们也经常说：‘看！铁三角又在一块儿’。”我的中学时代，老师嘱咐班长、副班长、团支书和学习委员四人管理班上的日常事务，同学们亦将此四人合称“四人组”，经常可以听到同学中这样的对话――“你不舒服啊？不如请假提前回去吧。”“老师不在，我跟四人组讲一声。”“对，跟四人组请假也管用。”

四、中国文化为何惯于划定特殊群体

在此值得提出的是，西方虽有诸如百科全书派、荒诞派之名，但这些派别（群体）只是概述、略记，终不及中国点出“三十六、七十二、十二、五”等确数来得精确、来得彻底，可见划定特殊群体的传统在中国文化中更加深厚。那么，中国文化为何惯于划定特殊群体呢？我将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中国人的“类的思维”

中国古人是整体主义的宇宙观，例如“混天说”“盖天说”，由此衍生出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不强调，甚至不认为可以精确地认识和把握个体之特性，总是以一种融汇性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找出共通点，一以概之。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否认语言概念表达事物的终极性，故发展出“类的思维”。有人比较中西方人的写作模式得出结论，西方人倾向于演绎模式，即先不管对错，大胆提出一个命题，再寻找证据来验证或支撑，而中国人则更倾向于归纳模式，即先收集整理材料，经分类、比较、钻研得出结论，从这点可以看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惯于归纳的，这也表明中国人善于整理信息，即归类的特点。由此不难解释中国文化为什么惯于划定特殊群体了，这正是站在认识纷繁复杂的事物的共通性的基础上，为便于认知、分析而作出的努力。

（二）中国文化注重传承

承接第一点而言，正是通过找出事物的异中之同，并把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划定出来，才能更便于其为人所识记，从而达到广泛传播，有效传承的目的。既然划定一个特殊群体，那么，他们作为一个整体便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关联，想到其中一个人物，必然去联想另外的人物，想到这个群体，必然想去细数这个群体的各位成员。例如，我们经常被问到唐宋家有哪些？“三苏”指哪几个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是哪几部……，这无疑是有利于文化的传承的。

（三）中国人的集体主义观念

中国现代工业起步很晚，几千年来一直是农业立国，以至于有学者将华夏文明定义为“黄色文明”。传统农业生产决定中国人民需要集体劳作，于是在讲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的中国，个人相对于集体是很渺小的。在这种文化的感召下，个人心灵依赖集体，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集体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由此，即便是再了不起的英雄，如梁山好汉，再脱俗的女子，如金陵十二钗，都需要属于一个群体，都需要与其他同仁一起，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个人价值依赖于集体价值，更仰仗集体价值来提升。

五、如何看待中国文化惯于划定特殊群体这一传统

对于这一文化现象或者说文化传统，我想主要应该从利弊两方面来看待。

（一）这一文化传统的的益处

正如前文所述，对特殊群体的划定及命名有利于对人物进行分类，从而进行更有针对性的评议，说广大一点，就是有利于使信息形成体系，以便更进一步分析、比较和总结，从而得出更深入、更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文化现象不仅有利于文化的传承，更有利于丰富中国文化的思维成果。

（二）这一文化传统的弊端

在文学作品中，对特殊群体的划定有时会过分强调整体，而忽视人物个性，造成人物脸谱化、类型化。就以梁山好汉为例，大家一般会概括地评价：豪气冲天！殊不知武松打虎和李逵打虎是各有各的打法，花和尚鲁智深也是粗中有细的。细节的提点才能让人物更加鲜活。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划定特殊群体的传统也有不好的一面。例如，易导致小集体、小团体主义，少数人因共同的利益抱成团，过度维护本集体的利益而损害大集体的利益，不利于整个大集体的发展与进步。再如，易导致特权。所谓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以外的权利，可以认为是一部分人享有一般人享受不到的权利，这种特权往往只造福于一部分人，而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人们划定一个特殊群体，代表了人们对这一群体成员的某些不寻常或者说过人之处的肯定，有尊崇或者畏惧的心理成分，而这个群体的成员在享受这些肯定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将自己从普通大众中拔高了一截，由此产生优越感。那么，这一“敬畏”一“优越”，特权的产生似乎就顺理成章了。而特权的泛滥对我国现代民主的进程显然是不利的，无数惨痛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总有一群人很特殊”是我从《水浒传》中得到的一点启示，这一点以及我在上文围绕它展开的论述显然只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很小的一点。站在这一点放眼望去，我们可以发现文学即是人学，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无不蕴涵着丰厚的文化传统，而文化的传承又让传统在国人心中源远流长。虽然西方文明如潮水般涌来，但中国文明依然深刻在国人心中，这是不可置否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利弊，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也不数典忘祖，崇洋，而应采取扬弃的态度，这样才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施耐庵.水浒传（上、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罗书华.红楼梦细细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