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精选(九篇)

第1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经济特区；GDP含金量；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简介]周光伟（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经济、发展经济学；陈宏国（1985-），男，广东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区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一定关注。周光伟，韩彪（2012，2013）认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GDP数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唯GDP论下，从GDP含金量视角思考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区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视角创新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GDP之“金”的内涵

周光伟和韩彪（2013）认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数λ*=GDP*/GDP 。假设深圳GDP含金量系数λ*1=GDP*1/GDP1 ，全国GDP含金量系数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与全国整体相比，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率先作为。具体概述如下：

（一）率先发展市场经济

深圳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市场形成开放式的竞争格局，政府、企业、社会总体而言富有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姚小雄，2000；乐正，2010）。

（二）率先发展开放经济

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 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运用国外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乐正，2010）。

（三）率先改革发展路径

深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2010）。具体表现为：1.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经济、环境并重发展（袁易明，2004）。2.率先发展自主创新体系，已成功转型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体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体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进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农，2000；陈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市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开展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加强行政电子监察，全面试行政府绩效管理（许勤，2011）。

三、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结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质量合格之“金”

1.深圳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分产品种类、小样本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深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社会舆情看，深圳由于路桥等基础设施未到使用年限而发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矿难、食品质量不合格等事件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质量”概念，将质量安全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2.市场经济体系要求顺利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理性经济人对于产出质量（包括产出环境质量水平）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在交换的环节达到理性经济人的产出质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换。

3.产出质量技术保障能力更强。201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勤，2010）。深圳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质量技术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换顺利之“金”

1.在产品销售率指标方面，深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2.交换顺利在狭义上指全部产出实现了交换，广义上还可包括交易成本最优化标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是社会为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种代价（高培勇等，2003）。每单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说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当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时，平均每次/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的投入，从而减少了服务于货物通关而产生的相关生产投入。这样，相应的GDP统计也会减少，同时社会有效产出并没有减少。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积极效应是降低了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总体判断交易成本状况，深圳单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见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价格体现市场价值之“金”

深圳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导致价格更能体现市场价值。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发展开放经济过程中，深圳需要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加强经济联系，不得不适应其市场经济规则，同时也要在适应中逐步优化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际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值偏低。经过初步计算，深圳单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根据“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数”指标，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国（见表3）。

2.深圳基尼系数偏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市场性报酬机制，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多年超出国际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薛进军等，2008）。可见，深圳基尼系数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总体大于全国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国收入之“金”

1.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指标看，深圳以较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见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实际使用之“金”

虽然没有关于生产能力闲置、生活浪费等统计数据的直接证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断：1.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浪费所购买的商品，必然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害，于是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会更大限度地减少浪费。2.在外向型经济相对更加发达的条件下，相当部分消费者来自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减少浪费。3.产品科技水平更高，产出效用也会更高，因而产品耗用不仅带来更大使用价值满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总之，深圳实际使用状况应该优于全国，浪费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响之“金”

1.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产品都能在市场内自由流动，深圳与全国环保投资的效益应该基本一致，于是环保投资决定了环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几年，深圳占GDP1.8%的环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发达国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几年，环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深圳万元GDP能耗水平也明显比全国偏低（见表6-7）。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比如，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基于产权清晰前提的，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清晰将促使环境保护的开展。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

3.窗口效应等正面社会效应更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其窗口效应比全国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国内其他地区视野更加开阔，更具有创新思想，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非经济福利，这是对经济福利的补充和丰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与全国相比，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质量合格、交换顺利、价格体现市场价值、实际使用和正常外部影响视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负面的，即降低人际公平和本国收入视角的GDP含金量。从总体看，深圳之“特”影响下的深圳GDP含金量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特区道路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当然，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每一个视角下GDP含金量影响的证明也需要扩大数据支撑和深化逻辑分析，还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所有经济特区，以验证各经济特区的差异，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奠。

[参考文献]

[1]周光伟，韩彪.我国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义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学学报，2013（5）.

[2]乐正.一个时代与一座城市——深圳三十年发展的回顾与展望[J].南方论丛，2010（3）：1-20.

[3]姚小雄.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深圳培育现代市场体系过程[J].特区理论与实践，2000（9）：29-34.

[4]袁易明.可持续发展路径选择：理论逻辑与实践启示——以深圳的发展为例[J].深圳大学学报，2004（6）：5-10.

第2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地区竞争；市场化；财政分权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11-08

一、引 言

中国1978年以来的改革在创造经济增长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空前的地区经济差距[1][2]，这不仅包括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也反映在各地区市场化水平差距的扩大。1998年国企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相对市场化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3][4]如果用国有经济占工业产值比重的标准差来度量市场化地区差距，我们发现，从1978年到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地区差距持续扩大，随后开始缓慢收敛，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由此产生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导致改革后各地区市场化差距的持久扩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是否可能趋同？影响趋同的因素是什么？如果这种大幅度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这将意味着“一个国家，两种经济”：一个是高度市场化的东部沿海地区，另一个是市场化程度偏低的内陆地区。这种市场化水平的差距不仅会影响中国地区经济协调发展[3]，而且，由于不同的经济基础直接导致不同的政治偏好，它进而可能影响中国未来的政治区域格局。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解释倒U形变化轨迹产生背后的原因，分析相应的趋同可能性问题。

关于中国市场化或国企民营化进程的理论文献都强调了财政分权下的地区竞争对市场化进程的推动作用。Qian和Roland (1998)指出，财政分权和资本市场上的地区竞争提供了有效的承诺机制，使政府能够向国有企业做出硬预算约束承诺，从而推进国企市场化改革。[16]文章以此解释1980年代后我国市场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但是没有考虑地区差距对竞争结果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强调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企激励机制安排的影响，认为产品市场上不同地区企业的竞争促使地方政府采用股权激励或民营化来激励原国企经理人。[5]朱恒鹏（2004）从经验角度分析了产品市场竞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影响，认为1994年以后的国企民营化动力不是来自于产品市场层面上的地区竞争，而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6]

尽管产品市场竞争的确会推进国企改革，但1980年代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重要的体现在各地区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尤其是1990年代后地方政府对FDI的竞争。对于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而言，如果没有政府的援助就会不可避免的走上市场化重组的道路(注:同时，产品市场竞争会加剧国企对政府援助的依赖性。)。而地方政府对国企的补贴援助政策取决于这种援助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地区竞争提高了地方政府补贴国企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政府的市场化激励。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的实证结果有力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的研究表明财政压力（即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补贴、或出售国有资产增加财政收入）是推动政府国企改革的主要因素。[7]但是，当地区之间存在技术水平差距时，Cai和Treisman（2005）指出，资本市场竞争将可能导致地方政府行为的两极化。发达地区会变得对资本更亲善，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不发达地区将会由于竞争劣势而放弃对资本的竞争。[15]所以，地区竞争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激励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本文在Qian和Roland（1998）及Cai和Treisman（2005）的模型基础上，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模型分析表明，地区竞争不仅导致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发展差距的扩大，而且有可能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地区差距，两种影响机制的共同作用将可能导致地区市场化进程差距扩大。市场化地区差距变化的趋势主要受市场化改革成本以及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影响。当考虑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可能出现两极化。根据“干中学”机制以及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资本积累越多，技术进步的速度也越快，而地区竞争下非国有资本积累的两极化及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将反过来扩大地区之间的技术水平差距，从而进一步强化市场化的地区差距，导致两极化，而不是趋同。同时，一个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市场化改革的成本也会相应的较低，地区竞争下的市场化差距反过来造成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也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出现，在这种两极化稳态均衡下，一个“高度市场化的发达经济”和一个“市场化水平较低的不发达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但是，我国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制度为抑制地区竞争、缩小地区差距提供了制度空间，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对地方官员的考核与晋升机制，以及转移支付工具和区域经济技术扶持政策等来控制缩小地区差距。

二、中国市场化进程：经验特征

市场化进程是一个经济全面的转型过程，既涵盖了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化，也包括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政府与市场的适应性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环境的建立。要准确度量市场化存在一定困难，樊纲、王小鲁（2001，2004）构建了一个涵盖以上五个方面的各地区相对市场化指数。[8][9]但该指数目前只有1997―2002年的数据，不能概括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特征。为此，我们还采用了一个可得的指标：国有经济总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这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市场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基础，该指标在樊纲等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中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

关于改革28年来各地区市场化进程，文献普遍认同以下三个经验特征： [5][3]

（1）自1978年后，各地区市场化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持续下降。

（2）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存在很大的差距。1998年国有经济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最低的只有6％，而最高的仍然有70％；根据樊纲等（2003）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2002年市场化相对水平最高省份广东达到9.74，而最低省份宁夏只有3.73。

（3）东部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明显快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通过分析非国有经济发展指数，我们发现中国市场化进程还存在一个重要的经验特征：

（4）地区之间的市场化程度差距呈弱倒U形变化趋势。以国有经济工业产值比重的地区标准差为度量指标，自1978―1994年，市场化地区差距呈不断扩大趋势，1994年后，差距逐渐缩小。由于1999年后国有经济工业产值统计口径发生变化，指标不具有可比性，所以无法刻画之后的变化趋势，但通过樊刚、王小鲁（2001，2004）的相对市场化指数[8][9]，我们可以看到1998年后市场化地区差距仍然有缩小的趋势，但2001年后各项指标变化趋势并不一致，需要更为精确的数据加以明确(注:虽然樊刚等编制的相对市场化指数的绝对值在各年之间不具有可比性，但我们加工后的指标比较的是市场化指数的地区分布在不同年份的变化，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市场化指标作为较全面衡量经济转型情况的一种指征，它的变化趋势关系到中国经济改革最终的区域格局。如果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将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这一经济体制的地区差异将会影响到中国区域政治经济的整合，以及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直观的看，1995年前后中央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但显然地区差距仍然很大，而且趋同速度比较慢(注:由于缺乏更完整的数据，难以对“趋同性假设”进行严格的计量检验，本文意在从理论上讨论趋同条件与可能性。)。这自然产生一个问题：影响趋同性的因素、以及影响趋同速度的因素是什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个非对称地区竞争框架给出决定市场化地区差距的理论解释，并据此提出缩小地区差距的政策建议。

三、理论模型

1.基本模型

考虑一个分权框架下的政府―企业动态博弈，每个地区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组成。首先，在0期自然决定国有经济状态，在1期，各地方政府根据各自国有经济状态同时选择行动，非国有经济观察到政府行动后做出相应的反应。

假设存在M+N个地区经济，在0期每个地区都拥有Q家国有企业，每家国有企业都有一个项目，每个项目产生的收益分为政府税收所得R和企业职工和管理人员的私人收益B。Q个项目中有v比例是好项目，1-v的比例是差项目。每个好项目在1期产生收益（Rq，Bq）；对于差项目，政府可以选择将企业出售或市场化重组，由此产生收益（RH，BH）；政府也可以选择援助，向该项目再次注入1单位的资金，并产生收益（RS，Bs）。假设BH

非国有经济在1期出现，我们假设在没有地区竞争的情形下，每个地区都将出现相同数量的非国有资本Ki=k，记非国有资本总量为K=(M+N)k。但地区之间非国有经济的技术水平不同，其中，i个地区的生产函数为f(Ki,Ii)=AiKαiIβi，α+β＜1，表示还存在其他固定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等。同时，令Am=1，λ=An/Am＞1，所以λ越大表示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越大。Ii是政府为改善本地投资环境的投入，比如，政府职能的转换、法律制度建设等，模型中我们将该投入定义为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而且有fKI＞0，基础设施投资将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产品。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政府的收入都来自于国有经济，不对非国有经济征税。所以，给定国有经济状态，政府得到的总收入为Ri ＝vQRq。同时政府的支出分为两项：对差项目的援助补贴Si和地区基础设施投资Ii，所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Si＋Ii= Ri

其中，si∈［0,G］，G=(1-v)Q根据设定，补贴一家国企需要1单位的资金，所以，G-Si同时也表示国企被出售的数量。

假设社会总收益由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和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收益组成。面对差的国企，地方政府在预算约束下选择Si来最大化社会总收益。显然，对国企的援助补贴将挤出基础设施投资，并降低相应的非国有资本边际产品。当非国有资本不能跨地区流动时，政府不用考虑援助决策对非国有资本数量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的目标函数为：

Wi=Aif(k,Ii)+vQBq+SiBs

从而，没有地区竞争时，最优基础设施投资量I*i或援助数量S*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Bs

如果Aif(k，R-G)Ii＞Aif（k,R）Ii(1.1)

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从（1.2）式可知，当援助国企收益过小或过大时，可以得到类似Qian和Roland（1998）的结论。在两部门经济中，一个地区的市场化水平由该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以及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进程决定。尤其在地区竞争情形下，地区间非国有资本配置不平衡，将直接导致市场化差距的扩大。但为了简化，我们下面采用的市场化指数侧重于国企的市场化改革程度，而没有考虑非国有资本在不同地区的配置所导致的市场化差距的扩大。这样的处理尽管会对分析结果在量上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整体性质。

记地区i亏损国企市场化改革指数为δi=1-vQRq-Ii(1-v)Q，定义n地区与m地区之间市场化程度差距为：Δ＝δn-δm=1(1-v)Q(In-Im)

根据（1.2）式和市场化定义，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个推论：

（1）国企改革成本越低，市场化水平会越高。如果将模型中非国有资本数量和国企改革成本内生化，前者随资本的边际产品增加而提高，后者会随着非国有经济规模扩大而降低，那么，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与国企改革之间就存在一种互动关系：国企民营化程度以及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越高，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而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反过来又通过降低国企改革成本推进国企改革。但同样也可能出现另一种坏的均衡，较小规模的非国有经济以及较低程度的国企市场化。这两种均衡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它们的可能性以及决定因素直接关系着“两种经济”并存的可能性，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

（2）地区生产力越高，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投资边际效率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就越高，所以更有可能对更多的国有企业进行市场化改革，这是决定东部沿海地区与内陆欠发达地区市场化差距的基本因素之一。

（3）亏损国企比重(1-v)增加时，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强化，政府的财政资金用于投资基础设施的边际价值更高，援助的数量降低。所以，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越强，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激励越强，这与王红领、李稻葵和雷鼎鸣（2001）、郭凯和姚洋（2004）的实证结果基本吻合。[7］［10]

（4）非国有资本量越大，基础设施投资的边际收益越高和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越高，相应的政府实施市场化的激励也越强。由此可以解释1990年代FDI大规模增加以及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可以解释初始状态差异对市场化路径的影响。如果一个地区（比如浙江）初始的国有经济比重较低，那么一方面，援助成本会较高，另一方面援助的收益也较低，从而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强；相反，初始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市场化改革激励就越低。它同样可以解释FDI的不平衡分布对市场化路径地区差距的影响。这一点在一个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模型中可以更清晰地体现出来。

2.地区竞争与市场化差距

我们现在考虑地区竞争对地方政府市场化激励的影响。我们假设非国有资本可以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国有资本不能流动。首先，考虑给定每个地区基础设施投资水平Ii时，资本市场或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我们假设M＋N足够大，地区间形成一个完全竞争资本市场，资本回报率r由市场均衡决定，资本流动均衡由以下两个条件决定：

由（1.3）式得到，Ki/Ii=-fKI/fKK＞0，即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可以提高本地区的资本量。

给定非国有经济的最优反应，地方政府i选择基础设施投资不仅会影响原有资本边际产品，而且会影响本地区的资本数量，地区i基础设施投资Ii的一阶条件为：

Aif(Ki,Ii)Ii+Aif(Ki,Ii)KiKi(Ii,Ai)Ii=BS(1.5)

因为Ki/Ii＞0，比较条件(1.1)式和条件(1.5)式可知，如果资本配置不发生变化，那么就有Ii＞I*i，地区竞争将提高援助国企的机会成本，从而强化所有地区的国企市场化改革激励。[16]但是，当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存在差距时，地区竞争将导致资本配置的两极化，[15]这将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激励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导致市场化进程的两极化：发达地区由于资本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而加速市场化，以吸引更多的资本；而不发达地区由于资本的流失，基础设施投资激励下降，市场化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由资本流动均衡条件（1.3）、（1.4）和（1.5）式得到，在地区竞争下，满足预算约束的最优基础设施投资水平为：

该假设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成本不是很低，地区竞争出现前至少不发达地区还没有实现完全市场化；同时市场化改革成本也不是太高，地区竞争后一定会出现一些国有企业被市场化了。比较(1.2)和(1.6)式，得到：

四、市场化进程趋同性

1.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条件

给定我们的市场化刻画指标，一个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取决于该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以及国有经济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两种基本因素。

首先，从模型分析可以得到，地区竞争将扩大地区间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差距。这种差距的扩大源于两种因素：第一是在存在技术水平地区差距的情形下，落后地区资本流向发达地区，或在竞争中较少的非国有资本流向落后地区；第二，地区竞争扩大了地方政府在培育非国有经济方面的投入差距。落后地区由于资本市场竞争劣势而降低了有助于提高资本边际产品的努力，比如基础设施投资、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对市场经济起支撑作用的制度或法律环境建设。这在模型中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I的地区差距扩大。在国企部分市场化状态下，可以得到类似Cai和Treisman（2005）的结果：

（1.9）式说明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主要取决于地区技术水平差距。

其次，命题1说明，在地区技术水平差距过大，或市场化改革成本较高的情形下，地区竞争同时也将导致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而且地区之间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市场化地区差距扩大趋势越强，给定其他参数，有（Δ-Δ*）λ＞0。

给定上述两种基本力量，结合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要实现市场化进程的趋同需要达到两个基本条件：

（1）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缩小。根据命题1和(1.9)式，如果过高，是不可能降低地区之间的市场化差距的，所以，趋同的前提之一就是非国有经济技术水平的地区差距缩小到一定的水平。从更广泛的含义，或从非国有资本的所有者角度讲，反映了一个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表示了技术水平的高低，其实还会受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所以，该条件也要求各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不存在大的差距。

（2）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由命题1得到，在给定技术水平差距的情况下，只有当市场化改革成本降低到一定的程度，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差距才会缩小。

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实施财政分权体制，以强化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但同时也打开了地区竞争的闸门。在给定地区之间技术差距的前提下，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变化趋势更大程度取决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高低，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消化国有资产和下岗个人的能力越强，那么市场化改革成本也将越低。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地方政府在实施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中还存在政治上的风险（成本），这种风险的大小取决于经济改革方向以及国企改革战略。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得到在1990年代中期市场化改革成本出现了质的变化：

（1）1992年后FDI大规模进入中国，同时民营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规模的扩大，这不仅为国企改革创造了条件，而且地区之间对非国有资本的竞争将提高地方政府的国企改革激励。

（2）1993年中央明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企改革方向，并在1995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战略，从而大大降低了国企改革的政治成本。

这两个因素可以解释中国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变化趋势在1995年出现拐点，进入倒U形的下降区间。在这之前，由于市场化成本过高，不发达地区市场化水平滞后，导致了地区竞争下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持续扩大。但是，通过我们的数据以及樊纲等的相对市场化指数，自1995年以来的趋同趋势很微弱，很难判断地区间市场化水平是否会趋同。

2.长期中两极化的可能性

根据趋同性条件分析，要判断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长期变化趋势，需要讨论技术水平以及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如果在长期中各地区技术与市场化成本收敛，那么，这个动态经济将会出现一个对称的稳态均衡，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实现趋同。反之，如果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或“市场化成本陷阱”，那么，长期中就会导致两极化的不对称稳态均衡，类似于静态模型中的不对称均衡，在长期稳态下会有两种经济并存。

（1）技术水平的内生决定与“技术进步陷阱”。

从命题1和（1.9）式可以看到，地区间的技术水平差距越大，地区竞争下市场化水平差距就会越大。在模型中，我们假设是外生变量，但事实上，技术水平受一个地区资本积累水平的影响，尤其是“干中学”机制将导致非国有资本积累较高的发达地区技术进步较快，导致地区技术水平差距的扩大，樊纲和陈渝（2003）的经验研究也表明各省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 的提高有明显的贡献。[3]

同时，如前所述，λ还反映了各地区非国有产权的保护程度，产权保护越弱，非国有资本的净产出水平越低。而一个地区对非国有经济产权的保护程度很大程度上受该地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规模以及所占比重的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很大，相应的，非国有经济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力越强，受保护程度也越高。所以，在地区竞争下，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规模很大，相应的产权保护更为完善，非国有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也会越高，而不发达地区则由于非国有经济规模较小，保护力量也较弱。这从另一个角度导致了非国有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地区差距的扩大。

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市场化差距反过来扩大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地区差距，而这又会进一步强化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不发达地区进入“技术进步陷阱”，不能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趋同。一旦落入这种技术进步陷阱，那么，在长期中就有可能导致一种两极化稳态均衡：“高技术水平，高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和“低技术水平，低市场化程度”的经济并存，形成“一个国家，两种经济”的格局。

（2）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与“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

另一种可能导致两极化的因素是内生决定的市场化改革成本。市场化改革成本或政府补贴对国企职工的效用取决于国企职工对这份补贴的福利评价，而该评价受经济结构的影响。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经济的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8]，这个环境表现在：①非国有经济规模越大，力量越强，那么非国有经济吸收国有重组资产和下岗工人的能力越强，相应的降低了国企重组的成本；②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一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提高了国企职工下岗后的再就业机会，国企职工对重组下岗的心理成本和经济成本都随之降低；③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国企的经济绩效，以及相应的国企职工福利，降低了国有经济的就业岗位的相对价值。所以，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越大，市场化改革成本就会越低，相应的市场化水平也越高。而地区竞争恰恰是扩大了非国有经济发展的地区差距，以及相应的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地区差距，这将反过来进一步扩大市场化水平的地区差距，这种循环作用将导致不发达地区落入“市场化改革成本陷阱”，妨碍地区间市场化进程的趋同，从而形成另一种两极化均衡的形成机制。

3.地区市场化进程趋同力量

尽管地区竞争会导致市场化进程地区差距的扩大，甚至在长期可能导致两极化，但同时也存在其他一些力量和制度安排来抑制这种扩大趋势，推动地区经济趋同。

（1）中国式分权为抑制差距扩大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考虑中央政府的作用，其实这是一个完全分权的国家治理结构。而中国式的分权特征是在实施财政分权的同时，政治上是高度一体化的，中央对地方官员具有任免权，而且中央政府控制着许多公共政策的决策权。在这种背景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有可能通过官员晋升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的行为。比如经济增长指标激励下，地方政府就具有通过发展非国有经济发展地方经济的激励，从而推动地方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中央有可能通过转移支付、区域经济扶持政策来抵消地区竞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东北振兴计划、西部开发战略等政策的实施，通过中央提供的倾斜政策提高了落后地区的比较竞争优势，从而减弱两极化趋势。

（2）“技术外溢”效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尽管由于“干中学”等机制使得发达地区技术进步率更高，但是，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通过商品、劳动力以及资本的流动，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会对不发达地区产生正面的“技术外溢”效应，带动不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缩小技术水平的差距。

（3）全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助于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改革成本。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指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尽管不发达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规模较小，但是，在全国劳动力市场下，本地区的改革成本可以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由发达地区的非国有经济消化不发达地区国企资产和下岗职工，从而降低不发达地区的市场化成本。所以，地区之间人口流动成本越低，这种成本转移效应就越强。

（4）产品市场竞争不仅有助于推动市场化进程，而且有利于缩小市场化地区差距。

对国有企业而言，最直接的挑战来自产品市场的竞争，从经验数据上看，市场竞争越激烈的产业，国有经济的比重也越高，而那些市场集中度较高的产业，往往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国有比例。对此，张维迎和粟树和（1998）通过产品市场竞争与国企激励机制安排之间的关系来分析这一现象。[5]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解释，产品市场竞争的直接影响是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盈利水平，或者说扩大了亏损面。根据我们的模型，不管是否存在资本竞争，这种国企状态的改变，将强化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从而降低国企援助数量，提高市场化水平，在资本竞争压力下，这种财政约束效应会越强，更大程度上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市场化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产品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推动了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中国加入WTO实际上对中国政府施加了市场开放预期，从而推动了政府加速市场化改革，以应对预期的市场竞争，避免由于竞争失利所造成的资产损失。

同时，从命题1可知，产品市场竞争越剧烈，v越低，临界值BS越高（见图1），资本竞争下地区国有经济市场化改革差距收敛条件越弱。在这里，v表示国有经济中好项目的比例，v越大，地区财政收入越高，财政约束越弱，对于给定改革成本，在满足基础设施投资后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补贴国有经济。因此，要实现市场化地区差距缩小，所要求的临界改革成本也就会下降，趋同条件变得越强。

所以，只要各个产业具有足够的竞争性，那么，在全国统一产品市场压力下，不发达地区的国有经济状态会不断恶化，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的改革激励，缩小市场化进程的地区差距。

五、结 论

本文通过一些可得的数据提出地区经济体制的收敛性问题，如果现存的市场化地区差距不能缩小，那么就很可能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尽管“一国两制”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伟大创举，但在大陆出现“一个国家，两种经济”显然将有碍于中国区域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区域政治的整合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一样，这一经济体制的差距同样会影响到中国社会经济的和谐与稳定。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一个不对称地区竞争模型说明分权框架下地区竞争对市场化地区差距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区之间存在市场化水平趋同的可能性，但是趋同的速度受技术水平地区差距及国企改革成本大小的影响。当考虑到技术水平与市场化改革成本的内生决定时，就存在长期两极分化的可能性，对这种可能性的严格讨论将是今后的一项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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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二元结构；城乡经济一体化；城乡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2-44 -03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理论

城乡经济一体化是针对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而提出的，是指城乡经济遵循客观规律的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更好地促进城乡人口、技术、资本、资源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逐步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上协调发展的过程。

（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一是长期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长期发展战略。二是整体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一个整体发展战略。三是互动性。城乡经济一体化强调的是城市与乡村的统一、协调与均衡，这既要以城带乡，也要以乡补城，最后达到共同繁荣。四是基础性。城乡经济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内容，在城乡一体化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它决定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和实现程度。

（二）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内容

一是城乡产业一体化。城乡产业一体化即是强调城乡产业的内在联系，改变城乡产业经济传统格局，打破城乡产业分割，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对城乡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合理分工布局，变城乡单一结构为复合结构。二是城乡资源一体化。城乡资源一体化即是在城乡资源配置上，资本要素要积极从城市流入乡村，进行农村大开发；科技资源要发挥城市的优势，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强大而有力的保证；要用城市较为发达的信息，推进农村信息化。三是城乡经济调控一体化。城乡经济调控一体化即是要政府在制定城乡经济政策时要统一考虑，必须统一制定城乡发展战略，统一城乡发展的方向和目标，统一城乡调控的政策措施，从而促进城乡经济有序发展。

二、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及因素分析

（一）安徽城乡经济发展差距

1、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

居民的收入水平直接地反映了当地经济水平。我们列出2001年到2008年9年间的安徽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基本情况表。

通过对上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安徽农村居民的纯收入总额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1年到2008年期间，安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都高于农村居民纯收入。第二，从城乡收入比可以看出，安徽省城乡人均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如果考虑城镇居民的隐形收入，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将会更大。第三，安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总体上小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变动态势不稳定，不利于缩小城乡差距。比如，2005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5.67%，比上年减少了近12%，2006年又增长12.42%。

2、城乡居民财产差距

城乡经济的差距不仅反映在城乡人均收入上，同时也反映在城乡居民家庭拥有财产上。目前对城乡财产的确定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从城乡家庭的储蓄存款余额来反应这个问题。下表是安徽省近年来的城乡储蓄余额。

从表2-2可以得出下面两点结论：

第一，城镇居民的储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的。安徽省城乡储蓄余额都呈上升趋势，分别从2001年的13220052万元、3784609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32301332万元、8476709万元。在增长过程中，城镇居民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村居民的增长速度，导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差距呈现小幅扩大趋势。第二，城镇居民占总储蓄的比重呈上涨趋势。2001年，城镇居民占总储蓄的比例只有77.7%，而到了2006年，这一比例便达到了79.2%。

3、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差距

（1）近十年来安徽省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汇总如下表2―3 。

从表2-3可看出：

第一，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绝对数差在不断扩大。由2001年相差的3821元增加到2008年的7381元。第二，从城乡人均消费水平的比值来看，城乡消费水平的支出比从2001年的2.92倍扩大到2008年的3.14倍，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城乡人均消费水平并没有缩小趋势，而是进一步的扩大，尤其是在近几年，城乡消费差距都在3倍以上，致使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严重低于了全省的平均水平。

（2）城乡家庭支出的恩格尔系数比较

从近年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表2-4可以得出如下两点：

第一，安徽省城乡生活水平差距经历了扩大―缩小―再扩大―再缩小的趋势。第二，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中的趋势是在缩小，但其城乡差距也较为明显。尽管安徽省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在提高，但是安徽省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却一直处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说明安徽省城乡居民的生活质量都不如全国的平均水平。

（二）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发展因素分析

1、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有利因素

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终极目标之一是城乡一体化发展，而城乡一体化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条件，二者相辅相成。第二，“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去年，安徽省首个部级区域规划《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获得国务院批复，标志着皖江城市带正式成为首个国字号“产业转移特区”，这会带动安徽的产业升级，给安徽带来另一个发展契机。第三，安徽省总体经济实力提升。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总体经济实力有了明显的提升，这为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四，国家对农村的经济政策。一直以来，我国党中央和政府都比较关注“三农”问题，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给予高度关注，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的政策。

2、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制约因素

第一，仍然存在“重城轻农”的观念。近年来，虽然“重城轻农”的观念有所转变，对农村经济加大关注，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重城轻农”的观念，“重城轻农”的观念依然存在。第二，投资体制不完善。农村、农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而当前安徽省农村投资体制不完善，农村经济的发展得不到资金的有力支持。第三，制度供给失衡。如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等，城乡制度的供给失衡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第四，农村劳动力素质低。目前，安徽省农村劳动力相对过剩，但是他们的素质是偏低的。第五，管理体制不健全。包括安徽省在内的许多中西部省份在管理体制方面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如行政管理体系层级较多，职能不够明晰，管理界限模糊；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效率低下，管理成本较高等。

三、安徽城乡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建议

（一）促进城乡市场一体化

1、加快发展农村要素市场，促进城乡要素市场一体化

第一，要大力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拓宽农村投资渠道。第二，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第三，加快农村土地市场改革。第四，加强农村信息体系建设。农村信息不畅是影响经济发展又一重要因素。

2、培育农村市场主体，确保农户的利益实现

市场主体在市场化过程中处于核心地位，当前安徽省农村市场主体在市场竞争中出于劣势地位，因此，要积极培育农村市场主体，使之发展壮大，不再是以家庭为单位。

3、加强市场中介组织建设，增强其服务功能

市场中介组织是市场能够顺畅、健康运作的必要基础，其发育水平，也是衡量市场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要大力发展独立公正、规范运作的专业化市场中介服务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中心、商务信息咨询机构、消费者协会等，充分发挥其规范市场运作、协调市场冲突、促进公平价格形成、减少流通环节等方面的作用，最终达到顺通市场交易、提高市场运作效率的目的。

4、加强市场管理，构建城乡统一的市场管理体制

第一，要消除城乡各种制度障碍，如妨碍城乡市场一体化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制度，以提高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效率。第二，建立公平、健全的经济法规和市场规则。废除阻碍市场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制定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规则，形成城乡市场公平、合法竞争的市场环境。

（二） 促进城乡产业一体化

1、统筹城乡产业布局，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

第一，根据各地区的特色，发挥产业优势。第二，加强各地区间的合作。第三，适时的进行产业转移，提高整个省内的产业水平。第四，发挥政府在农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

2、加大农业投入，发展优势农业

安徽省一直就是一个农业大省，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安徽省应该是继续发展农业，不放弃、不抛弃农业，提高农民收入。第一，保证农田的耕地面积基本稳定。第二，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突出优势农产品。

（三） 加快实现安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一体化

1、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要扭转“重城轻乡”的公共产品供给观念，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供给制度，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真正有效地纳入到国家公共产品的制度安排中来，从根本上破除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城乡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的新型现代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2、形成可持续的农村公共产品财政支持机制

首先，适应我国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要求，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财政支出结构，使其更多地向农村倾斜，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其次，合理调整和改善财政支农资金的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建立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单项财政保障制度，使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逐步纳入公共财政的保障范围并保持经常性和制度化，逐步缩小城乡间基本公共产品的差距。三是以法律形式保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财政支持机制。

3、完善城乡公共产品的决策机制

首先，推进基础民主制度建设，实行村民自治，通过村民大会等形式，鼓励农民参与本地区公共产品项目的选择，使村民的意愿得以体现。其次，提供政府公共服务的水平。政府在深入了解农民对公共产品实际需要的基础上,要对公共产品需求进行科学分析，包括可行性分析、供给数量的确定以及供给方式的确定，从而保证公共产品的高效供给。第三，建立公共产品供给的监督机制。充分发挥群众和媒体的监督，防止农村供给的被挪用或浪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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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丽萍.金融危机形势下安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探析[J].农业经济与科技，2009.

第4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制度；体制；“三化”协调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1-0010-02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人均收入较高，人民生活富裕，其经济发展模式也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争相模仿和学习的样板。其经济发展的基本特点是：从产业看，工业化水平较高，并拥有发达的服务业；非农产业产值所占比重较高，2008年高收入国家非农产值比重高达98.5% [1]。从人口分布看，以城市为主，2007年欧美国家城市化水平达到80%左右 [2]；尽管农业人口和产值比重低，但农业现代化水平较高，基本能够满足本国市场对各类农产品的需求。而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河南省，存在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农业人口和产值比重过高、资源配置效率较低的问题，较大程度地制约着经济的协调发展。为此，河南省委、政府提出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建设中原经济区，推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三化”协调发展提出后，有不少学者从不同侧面对如何实现“三化”协调问题进行了研究，目前看大多是从资源要素合理流动角度进行分析，且较多强调政府推动。我们认为“三化”是否协调发展，的确在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从更深层次分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又主要取决于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我国当前仍处于转轨时期，河南地处内陆改革相对滞后，政治经济体制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制度、体制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但目前从制度体制视角对“三化”协调发展的研究则比较少，这里尝试对此进行分析，以丰富对“三化”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

一、对“三化”协调发展概念的经济学解读

“三化”协调发展概念提出后，不少专家、学者对“三化”协调概念给出定义或阐释，如：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永苏认为：三化协调是指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良性循环，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掣肘、制约发展 [3]。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耿明斋进一步说明了三化协调的内涵，认为“三化”协调有两层含义：一是相互促进。工业化对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促进，城镇化对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促进，农业现代化对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促进。二是均衡。即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均衡发展，齐头并进，而不是错位发展。“三化”协调也就是“三化”在实施过程中相互促进、均衡发展的状态 [4] 29。

以上定义对“三化”协调发展的内涵进行了形象、直观的描述。本人认为，定义某种经济活动或现象，应从经济学专业角度解读，既要从定性和定量方面进行界定，又须从静态和动态方面加以描述。“三化”协调发展本质上追求的是城乡之间以及三次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其内涵应包括两方面：其一，“三化”的协调发展状态，指城乡之间以及各产业之间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或一般均衡状态；从定量角度界定这种状态，应满足城镇与农村边际收益基本相等、各个产业边际收益基本相等。其二，“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三化”协调发展水平高低，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演变从低到高的阶段性来衡量，根据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其演进路径沿着以第一产业为主导到第二产业为主导，再到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方向发展，演进过程中亦伴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这一演进过程就是“三化”协调发展水平逐步提高的过程；可分别依据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占主导地位为标志，依次定义“三化”协调状况的低级、中级和高级水平。在整个升级演变过程中，既要追求“三化”协调发展的状态，即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累积经济实力，为经济发展实现质的飞跃打好基础；更需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创新推动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打破原有低水平的协调或均衡，逐步过渡到高水平协调与均衡。

二、“三化”协调发展受制度、体制的制约

不论是从“三化”协调发展状态的实现，还是从“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来看，都会受到制度体制的影响。“三化”协调状态代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均衡状态，那么，它的实现过程必然与社会制度、体制及其经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尽管各种制度条件下人们的主观愿望都希望达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最优状态，但由于经济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同，导致经济运行质量与结果的差异往往很大。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制度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完全依靠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存在市场失灵的状况，因此无法保证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依靠政府计划手段调控经济运行，但决策人很难准确掌握市场供求状况，并据此对社会资源进行最优化配置；混合经济中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作用被限定在市场失灵领域，市场与计划合理分工配置资源的方式，一般认为其效率相对较高。再从“三化”协调发展水平的提高看，重要的是技术和管理创新引发产业升级对这一过程的推动，而创新的实现也与制度体制环境密切相关，既需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亦需要政府在基础研究等领域有所作为。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化”协调发展的机理

根据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由于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行业进出无障碍，各市场主体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市场机制引导要素资源配置到效益最高的部门，最终使得所有的市场及其市场主体同时达到均衡，这种状态下，人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从事各种经济活动的边际收益相等，整个经济社会总收益达到最大。当然，由于经济活动中创新的不断出现，必引发不同地区、行业出现收益上的差异，原来的均衡总是被不断打破，追求新的均衡使“三化”协调发展逐步过渡到更高水平的均衡。这种一般均衡的动态实现过程中，从三次产业看，农业与二、三产业相比，容易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天生弱势，加之农产品附加值较低，经济效益较低，由此必然导致农业资源要素向二、三产业流动；同时，竞争之压力也促使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用现代化生产手段改造和装备农业，提高农业经济效益。上述过程也就是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互动的过程。农业等部门迫切需要提高生产效率的欲望形成了对现代化生产技术的市场需求，工业部门内部竞争的压力促使其瞄准市场需求不断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并提供市场需要的现代化设备与技术。从城乡看，二、三产业集中在城市，农村以农业为主，因此农业生产要素向二、三产业不断流动的过程，也正是城市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城市人口的不断膨胀对各种服务业形成了极大的市场需求，推动第三产业快速发展；同时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也迫使农民必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现代化。由此看来，市场机制引导要素资源合理流动的过程，恰是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过程；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依靠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效率最高，能够自觉实现三化“协调”发展。

然而，完全竞争市场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市场形态，现实中的市场还存在诸如垄断、公共产品、外部经济影响等市场失灵问题。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调节经济运行，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或“三化”协调是不可能实现的。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完全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的情形都不多见，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制是混合经济形式。在一般市场领域，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采取计划、税收和法制等手段调节经济，以弥补市场配置资源功能之不足。“三化”协调发展问题，主要表现为各产业协调和城乡协调两个方面，其本质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从各产业的协调看，农业天生弱势，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必然导致其发展滞后；可农业又是支撑其他产业发展的基础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属性，这就需要政府采取对农业适当倾斜的政策措施，确保各产业协调发展。当然，科技、教育和交通等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公共产品特性，其发展过程中同样需要政府发挥适当的作用。从城乡协调看，由于二、三产业边际收益一般高于第一产业，城市边际收益往往高于农村，导致农村劳动力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二、三产业快速发展，这在客观上既要求城镇化建设步伐与人口流动、产业经济发展相适应，同时也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反过来带动和促进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然而，城市化发展过程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推动是不现实的，如城市布局、规划、城市基础设施及城市各项功能建设等都存在较高程度的公共产品属性，因此离不开政府主导参与。

由此看来，市场经济条件下“三化”协调发展的实现，在一般市场领域主要应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运行，减少政府干预；而在市场失灵领域，政府可采取计划、法律等手段发挥适当作用。为此，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体制，科学合理地定位政府角色，正确发挥政府作用，既要防止越位，又要防止缺位，更要防止错位。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EB/OL]. .

[2] 段瑞君.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2008，（10）：54.

第5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一、中国的市场化程度现状的复杂性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造就了复杂的经济体制现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体的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中国在转型过程中采取了渐进主义的模式，而不是大爆炸或休克疗法。中国的改革是分步进行的，由浅入深、先易后难、从点到面。这样的改革避免出现大的冲击，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但是很多艰难的问题也遗留了下来，许多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包括私有化、金融和贸易自由化等等；由于改革是从点到面，因此某些行业、某些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而有些市场化程度则低。

1．总体市场化水平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见表1）综合现今主流统计结果会发现这些指数中近70％的指标显示我国的总体市场化水平处于中等市场化程度（请和中等发达程度区分开来）。不管是政府的数据还是学术研究，近十年来③，大家比较赞同的是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在60%～75%之间。

2．行业市场化水平经济学中认为，行业市场化，主要是通过行业的非国有化程度，即各行业非国有经济的占比来衡量。一般用非国有经济部门在岗职工人数占行业在岗职工人数的比重来衡量该行业的市场化程度。根据《2010年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可以看出，市场化水平高的行业基本上是制造业、建筑业、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以及房地产业（均超过45％）；而金融保险业（35.7％）、公用事业，比如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22.8％）、邮电通讯（14.8％）以及交通运输中的铁路运输（4.3％），还有文化产业如体育（7.5％）、教育文化艺术产业（4.3％）等，市场化程度都要低得多。显然，在这些垄断型行业中，市场化程度还是非常之低的。综合以上分析，对当前行业市场化的总体判断是：制造业市场化程度最高，服务业中的金融保险、文化产业等，市场化程度还很低。

3．地域市场化水平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程非常不平衡。这从国民经济研究所的NERI指数可明显地看出来。2000年排名前10位的，除了安徽，其他都是广义的东部沿海地区。总体而言，市场化程度，西部最低（4.71），中部次之（5.47），东部最高（7.16）。而且，东部与中部的差距比中部与西部的差距要大得多。

二、中国市场化程度的复杂性与转轨经济法的任务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来，中国的市场经济的发育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不能简单地用市场化程度高或者不高来概括。“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经济发育不够成熟”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时，特别是要以这一事实作为研究基础时，应该区别情况，具体对待。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总的来说中国的市场化水平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不过需要我们经济法研究者注意的是，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的关键行业依旧是国字当头。在这些行业中，市场准入门槛苛刻、行政干预很强，自由竞争较弱。而在一些行业，如轻工业行业或者服务餐饮行业，市场化程度较高；从地域上讲，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欠发达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另外，需要注意的还有，政府管理错位和错误的行政干预并不代表行政干预强（依法的行政干预），很多干预都是粗暴的、过度自负的违法干预。

1．转轨经济法要区分不同的经济领域采取不同的措施很明显，某些行业市场开放程度高，市场在资源调配中发挥着基础作用。市场经济的一些弊端暴露的较为明显。在这些领域，政府管制软弱无力放纵了市场的缺陷。比如餐饮业，一般来说会有一二十个监管单位对其进行管理，但是依旧保证不了食品的安全性，保证不了餐具的卫生，保证不了消费者不被宰价。这些领域，显然不是要减少政府的公权力的，而是要进一步加强执法授权，保证公权力被正确地执行。在这些领域，经济法依旧要注意控制市场的缺陷性，防止不正当竞争、防止可能发生的垄断。而在有些领域，权利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要的作用。在这些领域，就要凸显转轨经济法的控权功能，限制对政府授权。当然，经济法的控权的功能和行政法比起来弱很多，控权主要还是要由行政法来实施，经济法主要是注意控制对权利的授予。不过笔者同时也认为，经济法的控权功能并不一定非要表现的如行政法一般，体现在具体的控权行动之中，经济法如能在制定相关行业和地区的经济法规章时，将控制授权的理念运用其中，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强调和信任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减少对政府的授权也是一种控权表现。

2．转轨经济法要和民法、行政法联动，发挥培育市场控制公权力的功能在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善的领域，会出现市场缺陷的问题。但是当这些缺陷暴露时，往往看不到政府发挥应有的功能。法律对于政府如何管控市场是有规定的，即便这些规定有些还有不完善，不够成熟之处，但在严格执行之下，大部分问题应该足以解决。如老百姓关注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并不是由于政府公权力的管制太强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政府监管的错位而产生，只能说行政机关没有依法行政。在政府公权力不作为或者滥用时，行政法应该是控权的主要力量。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的领域，制定的法律赋予公权力过大的干预市场的时候，经济法的控权作用就应该凸显出来了。

结语

第6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市场失灵；股市低靡；政府干预

绪论

市场经济又称自由市场经济或自由企业经济，它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体系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像计划经济由国家所引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已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这一体系中，市场调节、政府干预、自由竞争和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组成要素。

一、我国市场经济现状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走向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框架基本形成，股份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2003年以来，共有33家中央企业在境内外上市，公司制企业户数比重由2D02年的30.4％提高到2006年的64.2％；国有中小企业改制面达85％以上。国有企业联合重组步伐加快，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和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的工作成效明显。垄断行业体制改革顺利推进．电力行业逐步实现厂、网分离；组建了国家邮政局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铁路、电信、民航等行业的企业重组工作也已基本完成。

随着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金融体制加快创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汇率形成机制和利率市场化改革迈出重大步伐。我国的市场经济已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它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硬币的两面性，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过度的自由竞争、价格浮动乃至供求失衡所带来的负作用也同时阻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失灵的原因

(一)经济竞争的不理智性。

1　公共资源的过度使用。

生产过度依赖于公共资源(如以江湖河流为主要对象)。这类资源既在技术上难以划分归属，又在使用中不宜明晰归属。正因为如此，生产者受市场机制追求最大化利润的驱使，往往会对这些公共资源出现掠夺式使用，而不能给资源以休养生息。

2　竞争失败和市场垄断的形成。

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动力机制。一方面，由于分工的发展使产品之间的差异不断拉大，资本规模扩大和交易成本的增加，阻碍了资本的自由转移和自由竞争。另一方面，市场垄断的出现减弱了竞争的程度，使竞争的作用下降。造成市场垄断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市场扩大；企业为获得规模效应而进行的兼并。一旦企业获利依赖于垄断地位，竞争与技术进步就会受到抑制。

(二)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

外部环境不稳定性(如经济危机、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给予国民经济的打击就是致命的。这种不稳定性造成通货膨胀和失业，或消费和投资不平衡。失业是市场机制作用的丰要后果，从微观看，当资本为追求规模经营，提高生产效率时，劳动力被机器排斥；从宏观看，市场经济运行的周期变化，对劳动力需求的不稳定性，也需要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以满足生产高涨时对新增劳动力的需要。

(三)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性。

1　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

从市场机制自身作用看，资本拥有越多在竞争中越有利，效率提高的可能性也越大，收入与财富向资本与效率的集中也越大。此外，资本家对其雇员的剥夺，也使一些人更趋于贫困，造成了收入与财富分配的进一步拉大。这种拉大又会由于影响到消费水平而使市场相对缩小，进而影响到生产，制约社会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使社会经济资源不能实现最大效用。

2　区域经济不协调。

市场机制的作用扩大了地区之间的不平衡现象，一些经济条件优越，发展起点较高的地区，发展也越有利。随着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等会相对较高，可以支付给被利用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也高，也就越能吸引优质的各种资源发展当地经济。那些落后地区也会因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优质要素资源的流失而越发落后，区域经济差距会拉大。再是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利益，在不同地区使用自然资源过程中也会出相互损害的问题，从而造成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与危害。

三、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对策

政府干预的定义很广泛，通过材料分析，整理出如下概念：一是政府干预是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中的行政机关通过行政活动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在否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而政府宏观调控是在肯定市场机制作用的前提下，更多地借助宏观调控政策等经济手段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二是解决市场经济失灵的问题，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既要使经济以市场机制为主体进行配置资源，又不能让它完全自发的运行，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关键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切实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移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针对市场经济失灵的三大表现，作为经济主体的各级政府，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一)保证公共资源的有效供给。

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是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南水北调等。这样，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政府投资在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二)努力缩小地区差异。

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努力缩小地区、城乡之间以及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要加强对区域发展的协调和指导，积极推进西部大开发，有效发挥中部地区综合优势，支持中西部地区加快改革发展，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鼓励东部有条件地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在收入分配方面，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通过政策的倾斜，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四、结语

政府干预主要是指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的调控和规制．其基本　内容是借助于公关权利对市场运行的协调。政府的决策不可能完全正确；政府角色错位，即政府未能恪守其“增进市场论”的基本角色，干预的范围和力度过大，超出了矫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机制顺畅运行的合理界限。认清了政府失灵的原因，我们就能更好的利用政府积极干预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从而实现我国市场经济快速稳健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1]．《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l H1．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12]徐策．张伟超．《市场失灵的三大表现及其宏观调控对策》口]．经济学家，2006

[3]丁长清． 《中国历史上政府干预市场问题的考察》口]．南开学报，2001．(4)

第7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关键词：体育；经济；相互关系；发展

在计划经济时期，体育与经济基本没有联系。自从我国经济水平得到迅速发展之后，体育与经济才开始逐渐结合。体育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的水平又促进了体育事业的发展。体育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人们为了增强体质、增加体力，选择锻炼身体来实现这个目标；其次是指专业的体育运动，就是游泳、跑步、体操、足球等体育项目。无论是为了加强身体素质的体育锻炼还是专业的体育活动，都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水平是体育发展的基础

（一）经济水平决定了体育的发展水平和规模

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实力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显著提升，国家和社会有能力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扩大体育的发展规模。

国家向体育行业提供一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体育发展的规模也会相应扩大。国家利用各种方法筹集社会资金，将它们用来建设社区体育基础设施，加快了体育在群众中的发展速度，直接扩大了全国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规模。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均生产总值还赶不上发达国家的实力，为体育事业所投入的人力和财力也被制约，限制了体育的发展规模。当国家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以后，就增大对体育事业的投入，我国体育规模很快就能扩大。

（二）经济制约了竞技运动的水平，以及体育运动的运行机制

影响国家竞技运动水准的因素有很多，除了社会发展因素外，主要就是国家经济水平的影响。现代科技水平越来越高，运动训练的物质技术水平和科学训练水平对竞技比赛的成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在良好的经济基础上，才会有科技水平的发展，然后将这些先进的科技成果运用到运动训练和比赛中去，于是有了运动水平的提高。每一场体育赛事也是科学水平的竞争，国家为了在体育比赛中领先也投入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

在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了有效地调整，这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首先，体育事业从计划经济开始转变为市场经济，一些市场机制慢慢被引入体育发展中来，市场会为消费者提供各种需要的体育服务。其次，一些拥有较多观众、影响力大的体育项目，比如说自主经营的企业型的职业运动俱乐部等，开始变成一种体育产业。最后，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健身娱乐企业和俱乐部开始流行，还有为群众普及体育知识，鼓励更多人参与体育锻炼的非盈利性的民间组织也在逐渐兴办。

（三）经济水平直接影响到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和娱乐形式

社会对体育的需求越大，体育就能发展的越好，但社会的经济水平决定了社会对体育的需求力度。社会经济水平较高，人们愿意将多余的金线和时间花费在体育健身和娱乐上。人们乐于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锻炼活动，让自己的心情保持愉快，同时让身体更加健康，这已经成为时尚生活的潮流。

体育在人们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的同时，也使体育运动形式不断发生变化。社会上的人们通过各种方法参与体育运动，从集体休闲化的广播体操和广场舞到丰富多彩的健身娱乐活动。人们参加体育活动，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有趣的健身活动。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娱乐健身的活动也越多样化，健美操、舞蹈、游泳、保龄球、滑雪和攀岩等活动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二、体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体育运动的最终目标是增强人的体制，让人的身体更健康。只要劳动者拥有强健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就会在工作中表现的更好。劳动者的身体越健康，身体的体抗力和适应力越强，就能尽快适应各种艰苦的自然环境，工作的同时还能抵抗职业病的入侵，减少了劳动力的流失。劳动者的身体素质有了整体提高外，他们在体育锻炼的过程中逐渐培养了良好的心理素质，与困难做斗争的意志力也越来越强。当他们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时，还是会保持乐观的心态坚持完成工作任务。通过参加体育运动，还有利于培养人的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这让人们在日常工作中的配合更加默契，顺利完成各种劳动任务。

体育产业的经营和开发也为市场经济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它是一种新型产业。体育产业为人们提供各种体育服务，人们在消费的同时增强了自己的身体素质，还满足了人们的娱乐需要。开发全新的体育产业进一步加快了市场经济的繁荣，带动了国内的消费热潮，促进了资金的流动和GDP的增长速度。体育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好，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也越来越多，为更多的劳动者提供劳动岗位。

三、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前景

为了促进体育事业的稳定和快速发展，我们要加大对体育事业的改革力度。目前我国体育的发展方向，就是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改革自身的体制限制，按照市场规则来发展体育经济。

首先要建立科学有效的体育产业管理制度。当前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现状还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所以要对体育竞赛、表演的市场秩序进行规范化，还要提高体育产品的质量，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为了使体育产业能尽快走出发展的低谷，国家应该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其进行帮助和鼓励，同时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加大对体育资源的开发力度，扩大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所带来的消费规模，增加内需，通过产业的提升来调整我国体育产业的结构。此外，要制定专门的体育投资法规来监督和规范财务运作，保证体育投资者的经济效益，还要规范体育产业经营的税收制度。为了体育经济的综合开发，也要鼓励和帮助分散的体育场所。

结束语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科技和经济方面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物质水平得到了明显提高，我国社会消费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与健康有关的体育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加大，所以体育消费行业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作为新型的综合产业，已经站在经济发展的前沿，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健身娱乐需求。体育与经济的关系也越来越密切，体育和经济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通过市场运行体制在体育产业发展中的引入，建立相应的管理体系，从而促进了体育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体育事业也会发展得更好。（作者单位：九江学院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彭忠华.从IMC到整合营销的分析及发展逻辑[J].商业研究.2005年24期.

[2]孙晓强.体育赞助营销七忌[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4年01期.

第8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一、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正确地分析国情，作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对中国基本国情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最准确的估计，是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是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立论基础。

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建设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征有三：一是生产力不发达，二是生产关系不成熟，三是上层建筑不完善。在认识这个问题的基础上，在发展生产方面，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生产关系方面，适应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和水平的规律，调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上层建筑方面，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九个历史性转变，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不发达状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肓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是由地区经济文化很不平衡，通过有先有后的发展，逐步缩小差距的历史阶段；是通过改革和探索，建立和完善比较成熟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体制的历史阶段；是广大人民牢固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自强不息，锐意进取，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精神文明的历史阶段；是逐步缩小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阶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按照“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特征。

工商行政管理在初级阶段的最主要的职能是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为国家建立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服务。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市场主体行为及市场交易行为。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深刻认识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特征，积极探索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的新路子。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性和一般特点，即：一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基本运行机制；二是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是市场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三是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生产经营活动；四是所有生产经营活动都依法进行。另外，还具有时代的特征，如当代经济是知识经济等。但它又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具有身的特点：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是在宏观调控基础上，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四是社会主义法治经济，保护的是国家、人民群众的利益和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在现阶段，我国的市场仍存在不足。主要有：

（1）所有制结构正处于调整之中，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上思想解放不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从现在起至二十一世纪中叶，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是必须解决好的两大课题。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对公有制实现形式如何多样化、如何引导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在思想上观念上还有待于进一步转变。

（2）市场不发育，体系不健全。在现阶段，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经济市场化程度低，自然经济意识和计划经济意识还根深蒂固。市场主体的条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市场不发育，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不能很好地发挥出来；市场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一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大量市场主体进入市场，另一方面，不少要进入市场的主体的条件及其行为又不符合进入市场的要求。

（3）法制不健全，法治观念淡薄。建立法治经济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实行的，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现有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又由于“依法治国”方略开始实施时间不长，群众的法律意识还不强、法治观念较淡薄，以及执法队伍素质不高，使执法水平较低，执法效益较差。

三、正确认识初级阶段的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是一项综合性的行政执法工作，涉及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领域。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改革流通体制，健全市场规则，加强市场管理，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工商行政管理的地位更加重要，任务更加艰巨，对工商行政管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作为主管市场监管执法的职能部门，在市场的迅速变化和发展过程中，不断面临着新的任务和新的挑战；一是市场主体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改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主体的成分和结构。二是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营销网络的形成，拓宽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视野和范围。三是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在商品流通领域的运用和现代经营方式的不断涌现，提高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监管市场的理性和科技含量。四是市场竞争的加剧，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的加快，国内市场国际化程度和开放程度提高，加大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市场监管执法的难度。五是政府职能转变和规范执法行为的力度不断加大，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实现职能到位的紧迫感。

面对初级阶段历史性转变的新的形势和新任务，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必须实现战略转变。这一转变总的方向和目标是：在思想上，要牢固树立维护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秩序的观念，认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职能、监管对象。把思想认识真正统一到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上来，统一到监管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职能上来，站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高度，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在市场监管执法的对象上，要从有形市场的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全面实施对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竞争、交易行为的监督管理。在监管执法的方式方法上，要从传统的静态事后管理，转向现代化的动态的事前、事中、事后相结合的系统化管理。在内部职能分工和机构设置上，要逐步弱化从所有制和条线出发的监管工作思路，从单一的相互独立的条线管理转向以市场主体行为为基础、综合运用各项职能的全方位监管。

四、如何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做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全省每一个工商行政管理干部都要全面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把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问题弄懂弄通，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纲领弄懂弄通。只有理论上的清醒，才有实践上的自觉，做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紧密联系实际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1、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开展工商行政管理各项工作。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也是对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最根本的要求。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史无前例的事情，工商行政管理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牢牢把握经济建设中心，一切以“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来分析市场监管、行政执法中面临的新情况、解决出现的新问题，实现职能到位，促进经济发展。

2、积极推行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和环节。改革是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强执法监管部门的目标，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现职能到位，强化执法力度，更好地监管社会主义大市场的需要；是提高全系统干部队伍素质和依法行政水平的需要。在体制改革中，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严格政策，严肃纪律，抓好几个重点：一是必须紧密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抓住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个关键，大力加强各级工商局领导班子建设，造就一支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队伍。二要把队伍建设，特别基层工商所队伍建设列入全系统的基础工程。坚持以政治思想教育为重点，着力提高队伍的政治素质；以强化业务知识培训为途径，改善队伍的业务文化结构，提高执法水平。深刻认识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基础在基层，关键在基层，行风形象“窗口”在基层，改革的突破口在基层，要按照抓基层，在基层狠抓；抓基础，从基础抓起；抓重点，从重点突破的工作方法，抓好工商所党支部建设、监管模式改革等基层建设各项工作。三要积极稳妥地攻克市场管办脱钩、人员分流这两大改革难点。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严格政策，严明纪律，积极稳妥地推进这两项工作，确保队伍稳定，确保社会稳定。四是正确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与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关系、改革与地方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关系、改革与自身建设的关系、改革与实现职能到位的关系。

第9篇：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范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十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施政理念使得人们对本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充满了期待。由于制度要素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不断凸显，社会各界对深化改革的期待不断高涨。本次会议将对中国未来几年的整体改革推进做出怎样的顶层设计？自本期开始，本刊特推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系列文章，邀请专家学者聚焦改革热点，畅想盛会宏图。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瞻

7月在湖北调研时，已经对未来政策的走向做出了初步点睛：加快推进和深化改革、强化改革的顶层设计以释放社会发展活力，依然是接下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鲜明地指出，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之源，是我们取得经济建设伟大历史成就的重要法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停顿和倒退都没有出路。新时期，我们的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各种利益关系相互交错，面对的问题更复杂、更繁重、更艰巨，只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获取最为真实的资料才能制定最为适宜的政策措施。更全面深化改革，不能刻舟求剑、不能闭门造车、不能异想天开，要下大工夫真正调查研究，真正总结和借鉴国内外的历史经验，真正把握历史大势，真正听取党内外的各种意见建议，真正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的有益探索，从而真正释放社会活力。

笔者认为，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应该重点围绕六个主要方面深入展开。

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一是如何进一步真正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就必须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认为，发展市场经济就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发挥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的价格发现、资源配置的作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要重建市场信用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要建立健全市场法律体系；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应完善市场竞争体系。

进一步理顺市场价格体系，推动要素价格改革。价格是市场最重要的信号，应该减少政府行政干预而由市场形成价格，以使市场价格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性，从而最大化地将资源引向最能有效发挥资源作用、提高资源效率的行业和领域。

加快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市场秩序管理，完善市场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严厉打击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维护市场有效运行。

不断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形成的体制机制障碍，打破区域市场封锁，实现资源在全国自由流动，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努力形成全国畅通的物流系统，加快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流通体制，降低流通成本。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加强市场主体信用建设，倡导和促进公平竞争，打击不公平竞争和恶性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二是如何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增强经济发展活力，调动各种经济成分的发展积极性，就必须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我们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为主体不仅体现在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质上，同时要创新体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市场活力。

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缩小战线，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充分参与市场竞争，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进一步完善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放宽市场准入限制，破除观念瓶颈，给予民间资本真正的国民待遇，引导民间资本流向社会急需的领域。完善相关财税体系，发挥财政及税收的资源配置功能，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制定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财税体系，给予其合理的减税或免税政策，调动其积极性激发企业活力。

不断提高对外开放质量和水平，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完善出口和进口政策，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引导加工贸易向产业链高端延伸，不断开拓新兴市场。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合理引导外资流向。积极参加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制定，反对任何形式的保护主义。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国际市场。

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

三是如何进一步提高政府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用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前提是必须管好和用好政府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

无疑，政府宏观调控是维护市场机制作用充分发挥的重要保障。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为应对不断增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应不断提升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和应对国际经济风险的能力。

但是，“看得见的手”决不能伸得太长，更不能代替“看不见的手”。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应合理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促进建成小政府大社会，市场能办的尽量交给市场来办，市场办不好的由政府辅助来办，市场不能办的再由政府来办，政府行为要做到既不能越位又不能失位，以建立有限、有效、有责的政府为目标，政府行为不能压制而应激发市场活力，最大化发挥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的双重作用，促进形成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和政府服务水平良性互动机制。

为此，一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以建立服务型、廉洁型政府为目标，精简政府机构，提高政府行政效率和效能；二要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大部制改革，健全部门职责体系，缩减行政审批程序，继续简政放权，推进政府向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创造良好发展环境转变；三要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建立智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四要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推进依法行政，切实做到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五要严格控制行政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提高“三公”透明度。切实改善行政作风，密切联系群众。

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四是如何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稳定是发展的基本前提，促进社会发展活力不能以破坏社会稳定为代价。创新是发展的不竭动力，破除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障碍才能最大限度调动社会积极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和实践的主体地位，释放社会的创新潜力，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创新，充分调动企业作为创新先锋的创新积极性，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加快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通过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源改善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向内生增长过渡。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建设，加大执法力度，提高侵权成本。完善知识创新体系，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适时突破重大技术攻关。

创新的最大潜力在民间，人民群众是创新的主体，应加大宣传教育，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激发人民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努力形成全社会进行创新的良好氛围。应在财政、金融、税收、制度等方面加大对创新的支持力度，吸引民间资本积极参与，完善相关激励机制，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集中，努力将全社会的创新智慧和力量汇集到创新发展上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的持续性。

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

五是如何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制度是维护公平正义的重要手段，应从制度设计上以有利于保障人民的权益为标准，协调各种关系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汇集到经济社会发展上来。

政府应当成为正名分、行仁义、尊道德的表率，维护公平正义需要创新观念，树立正确的、具有前瞻性的治国理念。完善各种制度和体制机制，用科学、规范、完善的制度体系去消解导致社会不公的一些力量。坚持效率和公平兼顾，更加注重公平的理念，推进社会的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健全相关法律体系，重视司法队伍建设，严格依法办事，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切实推进依法治国建设进程。强化社会道德体系建设，提高全民素质，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氛围。

公平正义以经济平等为根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不可能让民众信服它是公平的社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最根本的还在于努力发展经济，为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准奠定物质基础，打破固有利益格局，经济发展成果更多向底层民众倾斜，更注重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全民共享。完善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等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快推进医疗、教育、卫生体制改革，促进教育公平、医疗公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根本利益。加大政府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对贫困地区、边远等落后地区的支持力度，不断缩小地区城乡差距，解决人民的后顾之忧，激发社会的潜力和活力。

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

和执政能力

六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