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深化改革方案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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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国务院国资委2014年7月15日宣布，在中央企业启动4项改革的试点，分别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试点、董事会授权试点、混合所有制经济试点、向央企派驻纪检组试点。这标志着国企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新一轮国企改革拉开大幕。

一、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改革顶层设计

我国国有企业深化改革随着十的召开逐渐拉开了帷幕，十为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新的任务，也重新启动了国企改革顶层设计，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快我国国企股权多元化改革步伐，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国企深化改革的重点，企业通过股权多元化改革，企业内部逐渐形成混合所有制经济体系，这样就会降低国有股权占企业股权的比例，这样就能推动国资与社资共同发展，还能为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创造进一步有力条件。国家应该积极推动具备上市条件的国企上市，在暂时不具备上市条件的国企中推行股权多元化改革，融入更多的投资者。

第二，适度推进中央企业改制上市计划。我国中央企业早在12年就由国资委退出了综合实力排名方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排比评价体系，13年正式推出中央企业综合实力排名，这一排名的推行，能够有效的激励上市公司巡查自身的不足，对提高企业经营质量、规范市场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家相关部门也成立了中央企业上市规范小组，提高上市企业运作水平。

第三，规范董事会建设。我国实行董事会以来，到去年年底，有52家中央企业设立了董事会，董事会的建立有助于国有企业约束机制以及长效激励机制的运转与实施，也强化了国企经营投资责任的追究机制。13年，国资委下发了关于中央企业董事会高管薪酬管理完善相关文件，规范董事会管理。

第四，加强国有企业内部改革，为了为企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竞争保障，积极推行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收入能增能减、员工能进能出制度，并且实行重大信息对外公开，实行透明化管理。采用聘请制度能够有效的激励国有企业员工，使管理人员更好的实施管理；普通员工积极进取，提升国有企业综合竞争力。

第五，积极探寻国企员工持股方法，进一步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还需要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下，企业员工持股，将劳动者效益与企业效益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相关部门应该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企业资产稳步增值的基础上，探索员工持股的有效方法。

第六，加强国有企业维稳工作，如今，我国正属于高速发展阶段，社会矛盾不断的上升，在国有企业中，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企业的改制、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企业的稳定造成影响。做好国有企业维稳工作，对于国有企业的稳定与发展有很大的作用，能够为国企创建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七，全面帮助国有企业提升管理水平。首先，实行上下联动协同方式，有国资委成立管理提升小组，完善企业管理相关目标、路径、考评等机制，国有企业也需要成立相应的工作机制，配合提升小组相关工作；其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从内在需求出发，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最后，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还需要不断的夯实企业管理基础，抓好管理主线，弥补管理短板，积极推动国有企业管理规范化、信息化、制度化建设。

二、推行资源整合以及并购重组改革计划

第一，推行中央企业重组整合计划，对企业内部整合实施有效的协调，深化改革脱困工作。在中央企业并购过程中，存在制度不健全、风险控制能力低、战略有效性差、并购操作不规范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国资委提出并下发了相关的文件，对中央企业并购提出具体的意见，规定具有债务风险重点监控、监管或三级以下企业不能纳入并购范围，对并购主业之外的企业实施严格的控制。针对现在并购重组中文件，国资委经国务院同意，对以下中央企业实施了并购重组，如中国华粮物资集团并入了中粮集团有限公司、第二重型机械集团与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实施重组。

第二，中央企业对低效无效资产进行清理，促进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根据国资委统计相关数据显示，当前中央企业中低效无效资产大量存在，对企业健康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并制约了企业改革制度的实施。推行国有企业低效无效资产评理，能够有效的夯实国有企业资产的质量，国资委也在13年下发了相关的文件通知，要求三年内中央企业完成低效无效资产的清理工作。

第2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CSR推进机制建设的进展

CSR推进机制建设存在的问题

社会责任推进缺乏宏观整体性部署

虽然2015年的社会责任国家标准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社会责任推进统一行动的开启，但却没有改变中国社会责任推进长期缺乏宏观整体性部署的事实。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责任国家标准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推广与应用仍然值得怀疑。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推进的职能在国家层面上具有分散性和割裂性，缺乏统一的高层治理架构，形成“多龙治水”的格局。三是社会责任国家战略一直缺乏，也缺乏社会责任的国家中长期规划，目前正在制定的国家“十三五”规划似乎也没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整体性专项规划（国务院国资委正在制定的也仅仅是中央企业社会责任“十三五”规划），无法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工作提供一个统领性部署。

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总体依然较低

客观上讲，虽然中国企业“十二五”时期的社会责任能力较“十一五”时期具有较为明显的提升，但企业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总体上仍然处于较低水平。根据《中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报告（2014）》，2013年中国2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指数平均得分仅为28.08分。在社会责任能力成熟度的六个评价维度上，200家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在经济价值创造能力维度上的表现最好，在合规透明运营能力维度上的表现次之，但二者的得分也分别只有58.17分和34.76分，处于弱能级；在社会责任理念与战略、社会价值创造能力、环境价值创造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推进管理能力等维度上的表现都处于无能级水平，得分分别仅仅为28.02分、23.11分、14.80分和9.65分。

社会责任推进受新常态的冲击明显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新常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结构调整阵痛显现，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部分经济风险显现，这对企业社会责任推进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具体来说：一是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面临着迅速扩大投资的压力，由此使得对于投资项目的放行标准难以严格把关，尤其是涉及到社会责任标准。二是企业经营压力的增加，不仅会导致企业将全部的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生产经营上，从而对社会责任推进工作形成忽略和无视。三是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企业工作的重心。一方面，由于改革方案和改革结果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推进工作也在等待改革方案和改革结果，因此这一工作暂时搁置的现象比较普遍；另一方面，虽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承担社会责任”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内容之一，但在实际改革实施过程中却相对忽视，甚至很多国有企业因为全面深化改革任务繁重而不愿意投入精力和资源来开展社会责任推进工作，形成对这一工作的弱化甚至暂时搁置。

社会责任呈现边缘化表面化空洞化

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推进机制建设在取得明显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很多异化现象甚至倒退风险，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持续健康发展形成挑战。具体来说：一是企业社会责任推进面临边缘化风险。从企业实践来看，典型的表现就是很多企业在社会责任推进方面要么有机构没人员，要么有人员没机构，等等。从理论研究来看，企业社会责任至今一直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管理学甚至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之外，处于理论研究的边缘地位。二是企业社会责任推进表面化现象普遍存在。很多企业由于仍然将社会责任看做装点门面的工具或者公关手段，等等。三是企业社会责任推进出现空洞化态势。一方面，在广义社会责任的理解下，无所不包，因此在实践中反而变得十分空洞。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所涉及的许多内容和议题，其任务都已经由企业其他部门所承担，因而社会责任推进部门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责任“寻租”现象普遍性存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推进过程中不乏各种各样的“乱象”。具体来说：从管理者来看，一些企业的最高管理层为了获取个人的政治前途等，往往高调地推动一些对企业并不合适、对社会也并没能产生长期价值的所谓社会责任项目；从企业来看，一些企业为了获得政府的特殊政策支持，往往高调地开展一些貌似对社会负责任实则并无益处的所谓社会责任项目等等；从政府来看，一些政策制定者在社会责任政策或标准制定过程中，为在未来的政策执行中获得好处，往往在政策或标准设定上做出偏颇性决策，并在未来获得政策性“租金”，等一类“寻租”现象普遍存在。

第3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会议指出，要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也要在有利于建章立制的改革举措上下功夫，依靠改革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和动力。要在国企、财税、金融等领域，集中推出一批力度大、措施实、接地气的改革方案。

向改革要增长，是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奇迹”和“中国模式”的真正精髓。综观近4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经济发展的低谷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波折，无一不是靠改革才得以应对和化解。而由于观念和现实利益的种种羁绊迁延改革，则往往会累积各种风险，最终拖累发展，并影响社会稳定。

当人们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时，会发现从投资到出口到消费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也是当前经济增长乏力的原因所在。这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恰是改革着力方向。这也是为什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五次会议强调要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改革举措往前排。

以投资为例，面对投资的疲软，相关各方一方面要通过资产证券化等金融改革手段置换消化存量债务，另一方面要通过投融资领域的改革来做大投资增量，除了进一步放开相关领域的投资门槛吸引社会资本之外，还要在防范风险完善监管的同时，进一步放宽对各种投融资新平台和手段的限制，为移动互联时代的投融资创新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

在直接通过改革要增长的同时，各有关方面还应注意在推出种种稳增长手段的同时，着力推进改革，以使二者相辅相成。人们欣喜地看到，日前央行在主动下调人民币汇率的同时，强调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迈出关键一步，以后要更多依靠市场供求双方来决定汇率的走势。此外，央行在进行降息降准操作的同时，进一步打开了人民币存款利率上浮的空间，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又进一步。

这些措施一方面是稳增长防风险之举，另一方面也内含推进改革之意，更符合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所提出的“有利于建章立制”的要求。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那些能够同时兼顾发展与改革双重要求的举措，往往效果最佳，而为了发展和稳定推出过多的权宜之计，则往往不仅损害了改革的势头，最后也不利于发展和稳定。

此轮股市起伏也因此引人注目。面对因地方政府和企业债务负担而欲贷乏力的银行体系，中国经济需要实现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从债权融资向股权融资的动力机制转型，这需要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来提供平台。但一个健康发展的资本市场的出现，需要各方面改革的配套推进，否则证券市场在各种因素推动下快速启动后，并不能持续稳定发展，容易在相关利好因素不足或风险积累较大之后，出现较大幅度的起伏动荡，结果很难使得资本市场发挥其配置资源的作用，实体经济不仅无法受益，反而可能受到影响。

实践证明，有改革为发展保驾护航，则发展无往而不利，在发展中着力推进改革，则改革能充分落到实处。这应该成为各有关部门推进各项工作的着眼点。以地方债务的化解为例，如果不通过金融改革手段则无法有效化解存量债务及其风险，不利于中国经济再次轻装前行。而如果不辅之以地方投融资体制、债务发行和管理制度等各项配套改革，则难以形成预算硬约束，难以保证地方债务不会再度攀升，且令此轮地方债务化解有可能沦为道德风险加速器。

第4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近日，在省委、省政府下发的《关于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促进发展的意见》中，已列出加快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优化国资监管体系、提高国资监管效率等3方面11项具体改革任务清单，我省在积极探索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上又迈出了一大步。

为什么要知难而进

今年以来，由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国有企业稳增长的形势异常严峻。从我省数据看：上半年，全省32户省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尽管预计实现营业收入1620亿元、同比增长5%，但实现利润102亿元、同比下降26%，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1亿元、同比下降37%。

面临严峻挑战，《意见》提出要推动国有资产监管上新水平、国有企业发展上新台阶，进一步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

省国资委副主任任丁介绍，近年我省国资国企改革发展虽然取得可喜成效，但依然存在很多制约国有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比如产权多元化进展缓慢，企业内部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不彻底，国企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行业集中度不高等问题，影响着国企的长远发展。

拿国有资本“一股独大”为例。由于所涉利益调整过大，“一股独大”在全国范围内已成为普遍现象。相关数据显示，全国国企的国有股占比高达80%以上。

“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期，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已显得刻不容缓。”业内人士普遍这样认为。如今，国资国企改革到了一个新关口。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今年全国两会，中央深入推进国企改革的决心彰显：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一系列具体要求，为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指明了方向。

今年2月，作为我省改革的首批试点企业，长虹新一轮国企改革方案已作为样本递交至省委、省政府。有知情人士透露，“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就是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特别是在涉及一些重大项目投资的财权以及人事权等方面，力度较大。同时，政府还对长虹在50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并购产生的大量退休员工等包袱进行清理。”

“本轮改革与此前的改革一脉相承，是国资国企改革的深化。”省国资委主任刘国强解释，我省此次出台的《意见》是一个更加系统、全方位的顶层设计和制度性安排，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与此前是不同的。

中央定调，地方跟进；知难而进，敢于探索。《意见》的出台意味着酝酿已久的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大幕开启，国企的“铁饭碗”将会有大变数，改革的浪潮已势不可挡。

如何取长补短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让国资与其他社会资本相互渗透，这是目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我省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中的亮点，其中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先把脉我省非公有制经济：受历史、区位、观念的影响，依然存在发展不足、水平不高、活力不强等问题，以家庭制、家族制为主的民营企业管理体制亟待向产权清晰的现代企业制度转轨；受政策环境的制约，民营资本参股国企资本机会不平等，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民间投资增速和民间投资中的产业投资增速近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再看作为公有制经济主要实现形式的国企，除了国资流动性差、运营效率不高，法人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制度不完善外，长期以来在管人、管财、管权方面的行政化现象也十分严重。

“民企去家族化，国企去行政化，二者之间的连接就是混合所有制。”对于怎么“混”，不少业内人士认为，资本的联合应坚持市场化导向，不能搞行政主导的“拉郎配”，而且“企业的改革是一个大动作，不同企业有不同的情况。要实现企业的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不能搞‘一刀切’，如何具体操作非常重要。”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在重新对国有资产进行布局、吸引民间资本进入等方面，首先将国有企业分为功能型和竞争型两类，将完全竞争类的行业作为本轮国企改革的重要切入点，同时还将建立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项目库，实行分类动态管理。

省国资委有关负责人透露，我省将筛选一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向社会公开出让。四川铁投集团、交投集团、化工控股集团和川商集团等国企，将拿出一批大项目向民营企业转让。这些项目集中在高速公路、能源、化工、铁路等领域，民营企业可以参股或控股。到2020年，力争省属企业中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增加到50%以上。

“发展混合所有制就好比是用两条腿走路，比只用一条腿走路要好得多、快得多，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最终实现‘国民共进’，增加社会整体财富。”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说。

要跨过几道坎

《意见》提出，我省力争到2020年，80%的国有资本集中在公共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引入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等目标。

然而，混合所有制并不是一“混”就灵。改革中如何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消除国企高管被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以及如何消除民营企业的顾虑与担忧，至今仍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的“坎”。

不过，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释放的最积极信号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省国资委主任刘国强概括，“深化国企改革，一方面是推动企业改革创新，激活企业；另一方面是优化国资监管，放活企业。无论是‘激活’还是‘放活’，都是要充分尊重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据了解，目前我省推进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以产权转让、增资扩股、合作等方式引进各类投资者的进场交易制度，形成依法规范、公开透明引进混合所有制机制；二是推动西南联交所的规范发展，使之成为全国唯一的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三是将西南联交所作为我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项目的信息平台，充分发挥产权交易市场信息集聚和传导功能。

“四川此轮国企改革的方式方法比过去明显增加了，国有资本有进有退的路径也丰富得多了。”作为我省国企改革专家――四川创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刁军说，这些方式方法和路径包括混合所有制、内部重组、外部重组、组建国有资本控股集团，以及国有资本从少数企业集团完全退出等。

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今年我省国资国企改革相关工作实施方案已经敲定，将启动51项改革任务，要完成19项，涉及企业分类管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三项制度改革、产权多元化、企业重组整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等。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解决问题，才能切实增强国有企业活力、竞争力和质量效益。”

第5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会议总结2014年的经济工作成绩;应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情况的变化;制定宏观经济发展规划。这是判断当前经济形势，定调2015年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认真解读的权威风向标。

今年的关键词是“新常态”。新常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这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工作的理论基础。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和国际收支、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市场竞争特点、资源环境约束、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九个方面进行了深度解析，得出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明确判断。

在此经济新常态下，投资者应该如何从政策的风向标中找到正确的道路，发现蓝海，找准投资方向？这也是我们努力思考的方向。

何谓新常态？

自从在2014年初首次使用并在其后多次正式提及，8月份《人民日报》发表一组三篇特别报道，聚焦“中国经济新常态”，此后“新常态”一词迅速在媒体升温并脍炙人口。

“新常态”是国际上近年来提出的重要经济术语，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

我国的经济新常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国际形势相耦合。当前全球经济正处在缓慢而脆弱的复苏之中，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在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美国在2014年底公布的一系列数据表明美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欧盟及欧元区持续缓慢增长，日本经济增速显著回落，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经济体普遍处于经济减速过程中。这种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均衡性、脆弱性和易变性，让各国都进入了深度调整与转型期，形成了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中国经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高速增长开始减速换挡，步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的“新常态”。

因此，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中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

也就是说，这个新常态不是中国自己“制造”，而是对全球经济形势的准确定位，中国的经济工作重点，是要去“适应”之。

读懂中央的要求

读会议公报，就要提炼出一些关键性的“干货”。会议认为当前形势的经济新常态的表现是：

消费需求从模仿型排浪式特征到个性化、多样化成主流;投资需求从传统产业到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创新性投融资;出口和国际收支方面的低成本比较优势不再;生产要素从劳动力成本到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市场竞争从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正逐步转向靠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

同时公报提出了我国经济工作要如何应对这些趋势性变化：要使消费继续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基础作用;要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要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必须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公报要求“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那么这里提出的趋势性变化也就将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目标。用公报的话来讲，就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公报中由此提出八个“更加”，指出了2015年政策的总方向，也是整个经济工作的宗旨：

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公报中明确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如下五点：努力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

寻找蓝海

读懂了会议精神，我们才有可能对各个领域进行对照，哪些领域将处于明年经济工作重点关注的范围，成为发展的蓝海？

首先看明年的货币政策。公报对于明年货币政策基调的论述仍然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外界更加关注此次出现的新表述――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如何理解“松紧适度”？招商证券研报和民生证券研究院执行院长管清友都认为，明年货币政策基调将更为积极，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大宽松力度，降息、降准皆有可能。

其次看战略性重点发展区域：“要重点实施‘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公报中明确了三大新亮点。由此在股票方面要关注的板块有京津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自贸区、国企改革等概念。

在行业方面，环保、新能源、创新技术、基础建设等都在报告中有所提及。环保产业将是重中之重，“要坚持不懈推进节能减排和保护生态环境”，凡是与环保相关的节能减排、固废处理、水处理等领域都将得到高度重视和大力发展的机遇。

“创新”在报告中多次被提及，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和创新性投融资，将迎来明确的发展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创新性投融资”、“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这两个短语，结合目前热门的如P2P等广义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发展，与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运用相关的金融领域，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小额借贷等方面具有广阔的想象空间。

基础建设仍然是重中之重，报告别提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基于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仍将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性作用。

农业方面的土地流转将进一步健全和规范。公报提出要完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搞好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健全公开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农地流转将有更加深入的改革方案。12月底国土资源部土地勘测规划院院长郑凌志公开表示，国土资源部2015年将在征地制度改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三方面，选择若干试点，进行土地制度改革试验。

第6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现在方向明确了，下一步怎么做？吴敬琏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现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来推进第三步。

下面是吴敬琏先生的演讲全文。

一、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

改革问题好像是十以来众所关心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讲两点，一是十的重大意义，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我觉得十做了很多决定，这是十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继续推进，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动摇。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来了。十决定，我们要沿着70年代末期这条路线重新向前推进。所以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十政治决定的意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眼前应该做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十开完以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媒体上对十的意义也做了大量的解读。这些解读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的认为十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这两个宏伟目标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说，十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要求，即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以前没有这样提的，特别是其中的城镇化问题是新提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从社会、思想、文化上面着眼，认为十报告里面讲了24个字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里面涉及到国家一些争论的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属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这次都包容在里边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在中国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上作出了决策。这个决策就是要坚持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改革这样一个路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忆一下十开会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针，也就是十做出这个决定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比较大，应该是比较熟悉，也有些比较年轻，不一定很清楚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十前10年又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样的分析。

实际上，我刚才说十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十前，在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内部有很激烈的辩论。

70年代末期，就是结束以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逐渐就形成了共识，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目标更加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在整个20世纪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纪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就是说，大体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或者叫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改革，促成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度增长，到了2010年，中国不管是GDP，经济活动总量，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量，都分别超越了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的经济体系里还留存了很多过去旧体制的遗传，旧体制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多少有一点计划，以后就没有真正的通过计算，编制出一个计划能够执行。所以严格地说，它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但是有一点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来分配资源。所以更准确说我们把它叫做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投资从哪里来，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呢？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而且这个市场体制也形成了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就是鼓励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通过给他们更高的报酬来鼓励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

虽然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动上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但是改革资源配置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来命令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着，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工作报告经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说是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协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举步维艰。经济的增长有不同的模式，像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资源，货币表现就是由投资来支持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带来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九五计划”，就是1995年制订的计划，决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靠投入实现增长，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集约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但是从“九五计划”我们就知道得很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够实现。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转变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后一个转变是前一个转变的关键。

在“九五计划”期间，这两个转变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能够完成。转变过来会发现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短缺。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量耗费资源，生产活动一方面会创造新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靠着粗放的增长方式，它就会使得这个环境的损害无法治愈，无法自己调节。于是环境就被破坏、生态的损害就会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空气污染积累到一定程度，中国三分之一左右大气就变成北京这个样了。

那么还有更深入的问题：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因为它是靠投资来实现增长的，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样就造成了大众不能够分享我们经济增长得来的好处，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进而言之，它就会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让我们有个分析，它的主要原因就是来自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遗产大量存在，所以这个行政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过所谓双轨制、倒买倒卖来寻租，就变成让群众十分不满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寻租活动就越来越严重。如果说80年代，寻租活动主要是从价格的双轨制来的，那么到了21世纪，最重要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中的问题是征收价格和政府的批租价格的巨大差价，这个差价总额据说有几十万亿，就是租金总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高，于是到处都可能产生饥饿的形态。所以腐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腐败和垄断加在一起，对于我们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两个问题，就使得我们经济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党政领导，在本世纪初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产，必须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认识到我们在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去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要求进行的改革很缓慢，或者是完全没有动。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本来已经决定了，但是进行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比如一些重要部门改革，电力部门的改革，本来要求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售电放开，国务院2002年批准了电力部门的改革方案，以上四项只做了一项，就是厂网分开，电网和发电厂分开了，这个分开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其他各项都没有做。

另外一个铁道的改革，铁道改革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完全没有做。所以到这一次，决定撤销铁道部。在这以前，铁道部是一个超级的政企合一，不但行政和企业是合一的，而且有自己的“公检法”，就是说改革完全没有进行。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思想出来，把我们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都说成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甚至把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这样一些事情跟市场完全不能搭界的问题，都归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思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改革，就是把市场放到政府的命令之下，强化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样一种偏向造成的后果就使得改革放慢，而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反倒扩大了，就造成一种怪圈，本来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不足造成的粗放发展方式和寻租腐败的盛行，现在提出一种办法，正好强化了粗放发展的基础。腐败本来是由于权力进入经济活动造成的，如果要用加强党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办法来制止腐败，结果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基础更加扩大，那么就会使得腐败变得更加严重。

出现了腐败现象，就要用审批制来克服腐败现象。审批制本身就是寻租的制度基础，那就会使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二、到2011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2009、2010年，这时候社会矛盾变得非常激化，而开倒车的思想也可能达到最高程度。但2011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从本世纪以来，关于到底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讨论、争论、辩论，真理也就越辩越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历史的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当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理论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教育，使我们认识到用开倒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虽然短期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比如说温州高铁事故，高铁事故本身和整个铁路系统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不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人们，常常把高铁建设取得的成绩看成是强政府下发展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表现。确实高铁取得了很显著、很亮丽的短期成绩，而且中国确实需要高铁建设。如果从短时期去看，应该是超级政企合一的铁道部做出的伟大成绩。但温州撞车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人们会全面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进行高铁建设，问题在于，用这样一个超级政企合一的体制，用命令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第一是浪费，大概将近3万亿的债务不知落在谁的身上，因为这3万亿债务是不可能靠它本身赚回来的。另外就是里面的贪污非常严重。

有些地方用大量投资造成年均14%、15%的GDP，但这里出现了大量债务，主政的重庆是一个样本，当他的事情暴露以后，人们就会考虑，用这样一个体制，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实现民富，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十开会前，人们有了更冷静的思考，到底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了新的变化。十做出的决定，就是在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坚持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十明确说，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我们面临的这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都只有靠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够解决。所以我说它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保证十的决定能够落到实处。

三、中国下一步怎么做？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参与之下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

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在于落实，关键在于落实，在于要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

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有两次大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就是80年代我们有一次大的推进；90年代又有一次大的推进。我去年年底出了一本书，叫《重启改革议程》，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从这两轮改革推进来看，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第二步。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3年提出了六项工作要求，其中第六项，是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点。这就是三步中间的第二步。

90年代的改革是在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到了1993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就制订了总体方案——《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决定》，规定了重点方面的改革方案，固定了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整个是一个路线图。

需不需要设计新的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呢？我觉得中央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求拿出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还是正确的。因为市场非常复杂，非常巨大，又是很精巧的一个系统，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许多子系统。像我们在改革初期以为的那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无非就像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战士们都自己打草鞋，打草鞋不需要设计，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为什么我们在列宁经济时代搞建设的叫边设计边施工，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你这样零零散散各自去设计，最后建立起的这个系统是无法互连互通、无法协调运行的。而且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追求，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总体规划，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设计往往是向自己的利益追寻，最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一个大杂烩，无法正常运行。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的支持参与之下来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并且监督着规划着执行。

怎么来进行这个总体规划的制订呢？一方面要有中央直属机构的统筹，同时要有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际上，从前几年开始，已经有许多研究机构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向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建议。

我想工作可以有这么两个基本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从问题入手分析，从现实的突出矛盾入手，找寻造成这些矛盾的体制性根源，然后确定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每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都是由许许多多、至少是若干个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从分析问题入手找到体制上的毛病，然后开出处方，进行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比如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过去主要考虑了再分配方面，实际不只是这个，从初次分配我们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初次分配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有关，就是我们主要靠投资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所以投资比重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是谁呢？是中国，也可以是大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就会相对降低，这是我们收入差别不能缩小的一个基础。所以要改变收入差别扩大，不能光从再分配着手，还要从初次分配、从生产结构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转变增长方式，能够使得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更多知识、有更多技术的劳动者，甚至成为专业人员，这个时候劳动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就会提高。

比如政治改革问题，也可以从问题入手，找到它的体制性根源，再找到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就是归类，按照体制领域归类，比如财政、金融、国企、市场等等，把从问题导向找出来的改革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进行归类，列出清单以后进行梳理，制定出我们下一阶段改革的总体方案。

90年代改革用了一个概念，叫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总体规划看起来是一个从最小一揽子做起的改革方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改革不单向突进，因为它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各部分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要协调，所以不能单向突进，要配套改革，叫一揽子。我们现在问题非常多，不可能四面出击，在一个阶段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要挑选出那些关系最紧密的改革项目，提出一个既是一揽子的、但它包含的内容都是最小的，这就是最小的一揽子。

这种方案一方面要全社会的参与，再有一个，中央直属统筹的机构把他编制出一个最小一揽子的总体方案，然后在中央会议上确认，以后再有一个大体的蓝图全面推出。

第7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关键词： 校企合作 应用型高校 中外模式 深化改革 生态共赢

全面深化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式改革，培养适合社会发展和企业需要的“四种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本科人才，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途径是校企合作。通过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模式，建立“互补、双赢”的校企合作关系，利用企业、学校各自的利益诉求，形成利益共同体，构建“校企合作共生共赢生态圈”。借助企业实践平台培养和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进一步锻炼和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就业核心竞争力。

一、国外校企合作模式研究

二战后欧美等国家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上不断探索，率先提出并开展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形成了适合本国的各具特色的多元化校企合作模式，典型的校企合作模式有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英国的“三明治”、奥地利的“模拟公司”，亚洲经济迅速崛起的日本采用“产学合作”、新加坡创立“教学工厂”模式等。

纵览各国校企合作模式，政府高度重视校企合作在人才培养上的作用是关键。具体举措有：（1）为校企合作立法，明确相应的政策法规，调动学校、社会及用人单位合作的积极性。（2）政府设立专门的协调或管理机构，依法规范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协调校企合作关系，保障合作渠道顺畅。（3）通过对企业实行税收减免和财政支持等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企业积极主动全程参与职业教育。

国外校企合作成功经验：政府通过法律及设立专门机构来规范并培育校企合作大环境，校企共同制订的专业培养方案契合社会和企业的需要，学生在校企合作模式下专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得到迅速提升，社会对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培养的人才认同度高，由此校企合作进入了互惠共赢的良性生态圈。

二、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现状研究

当前我国高校普遍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应用能力，注重和企业的合作，重视双师型教师培养；高校主动服务企业，寻求共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校企共建合作模式与管理机制。然而，目前我国高校的校企合作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是国家对校企合作重视不够。缺乏相应的法规及配套政策调动学校、社会及用人单位合作的积极性，政府对校企合作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不够，对校企合作中出现的责权利不明确，致使校企合作难以深入开展。

二是高校对合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高校重理论轻实践，不愿面对校企合作中的管理问题，对学生赴企业实习中遇到的纠纷缺乏有效引导，有的高校为了规避风险，选择少参与、消极应付的态度。

三是企业参与合作的热情不高、动力不足。中小企业参与的最大动力，就是借此吸引并选拔一批优秀人才在企业就业，但企业往往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开展低成本的加工制造，尚未把产品开发与技术创新摆在重要位置，同时出于知识产权保护，也不会安排学生进入企业核心技术部门，而仅安排生产流水线顶岗实习，因而对大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培养不足，让大学生认为大材小用，缺乏施展空间，学生实习结束愿意留在企业就业的较少，导致企业缺乏合作动力。

四是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认可度不高。企业只安排学生在生产流水线顶岗实习，高校和企业都对学生实行“放羊式”管理，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工程实践技能难以提高，且我国现行高考体制下，很多学生所学专业并非其职业兴趣所在，学生缺乏赴企业从事专业实习的兴趣。

三、校企深化合作培养模式改革方案

培养大学生的实践能力，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提高大学生的实践能力，需要加强校企合作，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才能激发学生工程实践的学习兴趣。为此提出如下改革方案。

（一）政府需完善税收政策和财政支持政策

1.制定税收优惠政策。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为在校大学生提供顶岗实习支出的相关费用，在计算企业应纳所得税时予以减免抵扣；允许企事业单位将职工教育培训费用于接收大学生的实习实训；企业与高校联合进行技术开发、成果转化转让符合条件的，均可享受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2制定财政支持政策。设立专项财政资金，用于对接收实习生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允许企业根据接收实习生的数量和提供的培训内容等，申请一定额度的政府财政补贴；鼓励龙头企业积极参与高校的人才培养工作，为行业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只有国家从法律、政策等方面保障了校企合作的大环境，并对政策予以了全面落实，校企合作才能走入实质，才能借鉴现行的德国“双元制”、新加坡“教学工厂”等校企合作模式，培养出符合社会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

（二）完善学生实习期间的安全保障机制

1.保障大学生实习期间的生命安全。一是明确安全责任，对因实习学生责任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按照责任分担的原则，由高校、企业、学生共同承担责任。二是建立和完善大学生实习期间的保险制度，明确大学生实习期间保险的投保主体、保障对象及责任范围等基本要求，鼓励保险公司进行设立并不断创新大学生实习保险，保险内容应涵盖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等。

2.保障大学生实习权益。政府部门出台有关行政规定和相关措施，要求企业、学校和实习生必须签订三方协议，以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在任何情况下，实习都不能成为廉价雇佣，实习生与企业要就实习的工作时间、加班约定、薪酬、考核等具体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并写入三方协议。

（三）校企联合培养工程实践技能

（1）以学院专业教授为主，聘用合作企业的技术总监共同组建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指导委员会，将人才培养方案紧贴当前行业的发展前沿，让人才培养方案真正满足企业的要求。（2）邀请企业中的技术骨干定期为学生做专题讲座或参与实践教学，使学生能直观地了解企业的用人要求，对所学课程在就业中的应用能够有清晰的认识，了解所学课程的整体架构，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3）将企业研发项目引入毕业设计课题，企业技术骨干与教师共同开展毕业设计指导工作，从毕业设计选题开始就与企业的实际生产相结合，用企业实际生产的标准考核学生毕业设计的质量。

（四）加强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和澳大利亚的成功经验，建立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的教师工程实践能力培养机制，安排教师赴企业顶岗实习，参与或主持企业的项目研发，提高青年教师的工程实践能力，培养适合当前专业发展需要的双师型教师。

（五）尝试“预聘”人才培养模式

在当前缺乏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保障的情况下，借鉴美国“合作教育”中的工学交替模式，尝试预聘。即在大三期间，学校根据学生的专业就业意向，引进相对稳定的对口企业到学校举办专场招聘会，一旦企业与学生签订预聘协议，学生就到企业顶岗实习，通过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校企联合共同开展对学生“四个能力”的培养。“预聘”人才模式可从以下方面开展工作。

1.搭建校企合作平台，达成合作协议。高校在实地调查企业需求的基础上，从岗位需求及培养目标的实际需要出发，以主动积极的姿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确定意向合作伙伴，制订校企合作协议框架，并修改专业培养方案，开设适合企业所需的专业课程，并在课程教学中，邀请企业技术骨干进行实践环节指导，并参与对学生的课程考核。同时可根据企业技术研发需要，与教师共同指导学生开展课题研究、毕业论文指导。

2.建立合作保障机制。高校和企业相关人员可以组成预聘人才培养工作协调领导小组，总体指导、协调和管理高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上的合作事务，包括制订合作计划、培养目标和实施方案，协调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3.共同考核，明确最终录用结果。经过系统培训后，学校与企业综合考查学生各方面的能力，以及学生对企业文化和企业业务的熟悉程度，根据考核结果及双方最终意向，决定录用结果。这样，企业可以招聘到需要的人才，学校的专业能办出特色，学生能提高职业素养和工程实践技能，形成良性循环。

四、结语

在我国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众多跨国外资企业纷纷转往东南亚，国家大力倡导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知识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为国家源源不断地输送紧缺人才，寻找一条适合当前国内形势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是高校人才培养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学习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大力发展校企合作，进一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打造一批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专业，以特色增强竞争力，树立面向应用、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培养理念，科学构建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的教学体系，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打下实践基础，从而为我国产业转型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更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参考文献：

[1]马顺彬.借鉴国外校企合作经验，提升我国校企深度合作力度[J].企业家天地，2011年第8期.

[2]孙丽.应用型工科高校有效教学体系构建[J].装备制造技术，2013年第9期.

[3]刘宝良.特色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下高校改革创新的探索[J].价值工程，2014年第33期.

[4]汪建华.工程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长沙：湖南工程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第8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一、抢抓机遇，进一步增强加快改革的信心和紧迫感

经过长期以来的艰苦努力，我市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已经进入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在新的发展时期，改革突破、体制机制创新对生产力发展、社会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我们要积极把握改革的机遇，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扎实有效地把全市的改革向前推进。当前，有三个方面的情况需要认真把握：

一是改革面临重大机遇。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了全面部署，明确了新形势下的新目标、新任务，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掀起了新一轮更广泛、更深入、更彻底的改革浪潮，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开辟了更广阔的新空间。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市委九届三次全会分别把今年确定为“改革促进年”和“改革创新年”，要求坚持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和阶段目标相统一、相配套，有步骤地推进各项改革深入开展。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加快改革的大环境、新机遇，抓住经济增速较快、改革环境比较宽松等诸多有利条件，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市体改委组成人员作为全市改革的高层议事者、协调者和直接组织者，更要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围绕我市改革发展大局，积极稳妥、扎实有效地推进我市的改革事业。 二是改革进入关键时期。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市坚持以深化国企改革和企业上市为重点，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在诸多方面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市属工业流通企业改革基本完成，非工业流通企业改制有序推进；垄断性行业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市煤气公司％的股权转让、自来水公司％股权转让初步完成；企业上市工作扎实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初步确立了国资委－资产经营公司－国有控股企业三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营运框架和有效的国有资产管理、监督、营运体系，国有资本的运作能力得到加强。事业单位改革方面，摸清了市属事业单位底数，并按照行政管理型、社会公益型和生产经营型对市属事业单位进行了分类，研究制定了相关政策文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二轮改革”全面完成，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共项。总之，我市的改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具备了进一步加快改革的基础条件。

三是改革任务依然艰巨。主要表现为改革进程滞后于兄弟城市，某些方面的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突破。我市国企改革大多面向本企业的经营者，多为存量改革，增量调整不足，保障政策不到位，改制质量不高。苏州、无锡等地区％的国企改革都是增量改革。我市事业单位改革步伐相对滞后。在个地级市中，除扬州和连云港外，其它各市都已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我市卫生体制改革除灌南、东海部分卫生院进行了改革，市属卫生机构改革刚刚起步。而×××除公益性医疗卫生机构外，所有经营性医院都已进行了全面改制。我市文化体制改革目标不明确，改革涉及文化、广电、新闻出版等多个部门，由于条块分割，大文化体制尚未确立，等等。都需要我们在下一步的改革中着力加快推进。

二、重点突破，确保各项改革取得实际成效

改革是一项十分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整体推进改革中，我们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围绕改革重点，明确目标，完善措施，实施重点突破，以求迅速推动全局之效。

一是民营经济发展要快速推进。市委、市政府把推动全民创业、发展民营经济作为“富民强市”的一项重要举措，已于年初召开万人大会进行了具体部署。今年的各项改革要重点围绕全民创业，在全市营造“政府鼓励创业、全民参与创业、全社会支持创业”的浓厚氛围。要采取各种积极有效的措施，放开政策、放活个人、放飞企业，形成千军万马闯市场、千家万户办实业、百舸争流谋发展的创业格局。

二是市属企业改革要全面完成。今年市属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国有集体资本退出和改制重组步伐进一步加快，年内全面完成工业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外贸、粮食、供销、建筑、旅游及其他垄断行业的改革。市体改办、经贸委、计委等与改革关系密切的成员单位，要组织精干力量，以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积极主动地为推进改革献计献策，做好指导协调，确保改制顺利进行。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改制的监管力度，切实解决好违规操作、资产流失、侵害职工利益等问题，确保严谨规范、阳光操作，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和社会稳定。要进一步加大企业上市的推进力度，市体改办、经贸委作为这项工作的牵头单位，要加大争取力度，确保“五个一工程”(确保一家企业上市、争取一家企业配股、争取一家企业申报材料、完成一家上市辅导期验收、组建一家新的股份制公司进入辅导期)的实现。

三是事业单位改革要加快实施。有关部门就事业单位改革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我市已经具备了全面实施的条件。但事业单位因其功能定位特殊、人员身份特殊、供给渠道特殊，其改革比企业改革情况更复杂，任务更艰巨，必须有充分的准备。要多深入基层调研，多借鉴外地经验，在改革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实施方案，使其更有针对性、实效性和可操作性，按照“分类定位、分开管理、分别改革”的思路，对行政管理类、社会公益类和生产经营类事业进行不同方向的改革，确保取得预期成效。

四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要实现新突破。这是今年的一个重要任务。要加快建立市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组建新的国资委，对现有市级资产经营和管理公司进行整合，新组建体育、文化等投资主体，在国有资产和国有资产受权经营主体重组整合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要按照政企、政资和政事三分开的要求，建立起权利、义务和责任“三统一”，管资产、管人和管事“三结合”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

五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要进一步深化。要按照“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定位，加快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换和政府机构改革。以贯彻落实《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政务公开。要以行业协会为重点，清理整顿和规范发展社会中介机构，逐步将目前由政府部门、资产经营公司承担的行业管理、社会服务等职能剥离给社会中介机构。

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各项改革任务顺利完成

一要加强领导，建立健全灵活有效的运行机制。各项重点改革都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力量，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扎实有效地组织实施。市体改委作为市政府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要进一步调整完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不定期地对事关我市全局或重要的改革实施方案和有关政策进行审议论证，及时协调改革中的具体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市体改办作为市体改委的常设机构，在推进我市改革中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继续当好市委、市政府改革发展的参谋，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改革动态，针对全市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提出可供决策的解决方案。

第9篇：国企深化改革方案范文

    关键词: 中小企业  融资难  信用缺失  信用体系  信贷产品 

    An Analysi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ly 

    through Credit Incompleteness 

    Abstract: The problem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financing difficultly that has been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is a point at issue. It is credit incompleteness that results in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in modern society where credit has become the core of modern economic life. It’s necessary to deepen timely the reformation of Chinese bank system for solv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collecting funds. But, we should establish a complete credit system; and the key to constructing the credit system is people’s favorable expectation of the future. Before this, it is the most urgent that existing banks bring forth new financial instruments which is suitable for the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Key Words: medium-and-small size enterprises; Difficulty of financing; Credit incompleteness; Credit system; Credit instrument. 

    中小企业在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服务、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金融制约因素严重阻碍了其健康发展,更不利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针对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差、融资难问题,有人提出组建民营银行,即增量改革,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 林毅夫2000;江其务,2001) ;有人提议国有银行民营化,即存量改革,建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刘佩2000);也有人主张通过企业债券市场(邱华炳,2000)、股票市场,尤其是二板市场(王国刚,2001;陈晓红,2001)为中小企业筹集资金。不管是选择建立民营银行的增量改革方案,还是选择国有银行民营化的存量改革方案,亦还是选择建立企业债券市场、二板市场的方案,适应民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结构的变化,与时俱进,我国深化银行改革势在必行。就目前我国国情来看,笔者认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深化金融改革的前提。因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最基本的特征和作用就是采用还本付息的方式,聚集资金、分配资金、调节资金余缺;而以还本付息为条件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信用的本质特征。所以说,信用是金融的基础,信用是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 

    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信用,即债权债务关系是一种最普遍的经济关系,经济生活中的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都渗透着债权债务关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吉登斯在其一系列社会理论着作里反复指出:现代社会的核心问题是“风险”与“信任”关系的协调,也就是信用问题。当今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大体雷同,都以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准绳,但是各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整体竞争力的差异较大,深究其因就是信用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可见,现代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信用关系是现代经济中最普遍、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信用成为现代经济生活的核心。 

    一、信用缺失梗阻中小企业融资 

    理论界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已有了许多研究成果,涉及到中小企业自身资本金少、规模小、管理模式、经营机制落后、倒闭比率高等因素,涉及到现有金融体系中小银行不能满足、国有大银行不愿融资的体制的原因,有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的原因,有法律制度不完善的制约,有缺乏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的因素,也有当前资本市场排斥中小企业筹资的原因(梁峰,2000)。笔者认为,这些研究成果对揭示制约中小企业融资的因素有现实意义,同时认为,在信用已成为现代经济生活核心的今天,在当前经济形势下,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资金发展壮大时融资困难,另一方面国有商业银行沉积了大笔资金缴存中央银行、转存上级行或通过不正当渠道流入股市投机,造成我国投资需求不足、进而消费需求和总需求不足,为什么呢?简单一句话,就是信用缺失梗阻了资金的流动。信用的缺失是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得关键。 

    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借贷行为,因此信用在内容上由承诺和兑现两部分构成。承诺,不管是口头上的还是书面的,都很容易做出;而兑现则是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的统一,不是容易做到的。有还款意愿但没有还款能力或者是有还款能力但没有还款意愿,都会造成信用在内容上不完整,即“信用缺失”,这是指狭义上的;广义的信用缺失还包括整个社会缺少信用记录、信用征集、信用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保、信用管理等完善的信用制度体系。狭义上的信用缺失,尤其是由有还款能力而无还款意愿所造成的,引发的结果——债务人受益、债权人受损,这一信息,在广义信用缺失的条件下,成为“不完全信息”:一个人失信了,只有当事人知道,其他人不知道或者为知道这一信息而付出的成本太高,这个人照样可以从其他人获得借款,至少短时间内是可行的。 

    对我国企业融资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占绝对多数,由于政企不分,企业获取资金多少完全取决于政府行为或政策需要,这时国家信用唱主角,曾经发挥良好作用,但最终造成低效、浪费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外资的进入,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的不断涌现,且日益蓬勃发展,推动国有企业走向市场,“拨”改“贷”以后的企业资金供给机制,表面上政府信用让位于银行信用和商业信用,但是由于银行是国家的,企业也是国家的,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到期本利不还时有发生,使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既制约国有银行向现代银行制度的转变,也制约着国有企业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国家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四家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实施剥离。足见这一阶段的银行信用仍是以国家信用作保障的(由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只对1995年以前国有银行形成的不良资产进行剥离,这就是说国家信用只保障1995年以前的国有银行信用风险)。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信息不透明程度高,信息基本上是内部化的,在广义信用缺失条件下,银行通过一般的渠道很难获得中小企业的信息,对中小企业贷款与大企业相比成本要高的多。同时,中小企业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产生的失信,令银行不敢对其提供资金支持,虽然中小企业中也有不乏信誉卓越的,但是在信用缺失的条件下,银行很难将其与其它企业甄别出来,从而导致中小企业向国有银行融资困难。 

    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差、融资难制约着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在中小企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日益突出的今天,这一问题也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这一问题,有学者提出组建民营金融机构,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也有学者提议对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改革,增加其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这些改革十分必要,但有一点应注意:民营银行也好,国有银行民营化也好,它们首先都应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现代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是它们经营的基本原则,在市场化的经营机制下,任何一家银行选择融资对象时,只能以企业的发展状况、盈利能力、资金偿还能力和信誉状况为标准。企业的成份是国有还是民营,只能说明企业的产权结构。一家民营银行会因为一些国有企业的效益好、信誉佳而向其大量贷款;一家国有银行也会因为民营企业经济效益好、信誉佳、发展健康而向这些民营企业提供信贷资金。因此,国内纷纷炒作的关于放松私人投资者和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组建所谓民营银行的建议,并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建立合理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规范化的市场运营机制以后,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国有银行完全能够满足我国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其前提是必须有一个完善的信用制度和信用体系。这可以从近年中央银行连续七次下调存贷款利率、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多次下调准备金存款利率,而商业银行“惜贷或惧贷”、“缴存和转存”准备金等行为上反映出来。缺乏完善的信用体系,使银行在选择贷款企业时,很难获取该企业的信用状况记录和相应的信用担保,为了避免信用风险,银行就谨慎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