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相关规章制度精选(九篇)

第1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规章制度 公司法 劳动合同法 共议单决 共议共决

公司规章制度定义

制定规章制度既是公司的法定权利也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国际劳工组织将规章制度定义为：供企业的全体从业人员或大部分从业员适用，主要用于约束企业人员行为的各种规则。①中国学者的定义有，“企业规章制度，是指企业为了维护其企业秩序和经营活动秩序而制定、颁布执行的书面的规划、程序、条例、规定的总和。”②“企业规章是企业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的，适用于本企业全体职工的一种行为规范，也是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对企业内部的劳动纪律和职工的劳动权利义务的具体化和明确化，是企业对职工进行生产和经营管理的手段和标准。”③综合上述定义，可认为公司规章制度是指由公司有权部门制定的以书面形式表达并以一定方式公示的非针对个别事务的规范总称。它包含以下四层含义：其一，企业规章制度必须依法制定，具有合法性；其二，企业规章制度建立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以促进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是企业内部的自治规范；其三，企业规章制度是企业实现自主经营的权利，应该依据自身特点来制定；其四，规章制度的实施范围仅限本单位内部普遍有效，不是针对某人或者某个案而言，也不能规范其他单位劳动者。

《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解读

立法分析：公司民主管理的困扰。公司民主管理是一直困扰学界的问题，一方面，根据现代管理理论，民主管理有其重要性和作用；另一方面，民主管理又给公司生产经营带来决策效率降低等问题。中国《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改制以及经营方面的重大问题、制定重要的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公司工会的意见，并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该条款确认了公司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实行民主管理，并概括规定了民主管理的内容，但却未就公司民主管理的含义和实现方式做具体规定，只规定了听取职工的意见和建议，决策权还在公司手上，即由公司“单决”而不是职工代表大会“共决”。因此，中国公司内部实行民主管理的法律依据并不明确。因立法上的不明确，使得公司法该规定在现实中流于形式，也给法律适用带来困扰。

经营管理自与公司民主管理的冲突。经营自是法律赋予公司并给予保护的重要权利。早期的公司以合伙规则中运作方式为参考，采取股东管理公司的模式。到近代由于公司的股权往往较为分散，为有效管理公司事务，公司法中采用集中管理模式。集中管理是指公司的管理事务由公司董事会或管理者承担，公司股东不能直接管理公司事务。事实证明，公司集中管理制度能够很好地实现公司的经营管理自。

法律价值取向：公司民主管理。根据《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第三款则进一步规定了公司重大问题和重要规章制度应当听取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和职工的意见与建议。从法律价值取向上来看，立法者的目的是要建立公司民主管理制度。《公司法》第十八条第三款规定的法律价值取向是试图在中国公司内部建立公司民主管理制度，但其规定非常简约、不具体，缺乏现实的操作性。从公司民主管理实践来看，该规定的现实意义体现在：通过立法方式引入民主管理的理念，表明了立法者的法律价值取向，对于公司的民主管理工作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解读

《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

立法背景：劳动者弱势地位与人权保障的冲突。法律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是针对并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规则，将公司的劳动规章制度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这对于防止公司滥用规章制度、协调劳动关系，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起到积极作用。劳动者客观上所处的弱势地位，使得劳动关系领域出现大量的不和谐、不稳定现象，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也严重违背了宪法人权保障原则。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是其进行劳动管理的重要依据，可见，将用人单位的劳动规章制度纳入劳动法的调整范围，让职工参与公司有关劳动条件、劳动保障等规章制度的制定，让劳动者行使知情权、参与权及决策的权利，有利于实现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

立法目的：平衡劳动者与雇主的利益关系。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对直接涉及劳动者权益的劳动规章制度应通过民主协商确定，该规定能够较好地平衡劳动者与雇主的利益关系。通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以立法形式赋予了职工与工会平等权利，使职工在劳动保障方面能够与雇主方平等协商，并参与决策、影响决策。其立法目的在于通过制度规定来平衡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关系，约束雇主方在劳动关系上的恣意行为，防止其滥用规章制定权，而出台严重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制度规定。

法律适用

对《公司法》与《劳动合同法》规章制度的界定。本文认为对公司规章制度的界定可以从两方面来认定：一是与劳动者权益直接相关的劳动规章制度；二是与劳动者权益间接相关的其他企业规章制度。而在劳动规章制度的界定上，又可具体分为两种：一是关于工资、劳动时间等狭义的劳动条件部分，此种规章制度，直接关乎劳动者切身利益；二是企业职工工作过程中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维护企业生产经营秩序的客观需要而制定，以此来规范职工的工作行为。

“共议单决”或“共议共决”的选择与适用。将《劳动合同法》和《公司法》相比较可以看到，在公司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上，劳动合同法强调劳动者权益的保障，公司法注重公司经营自利的维护，在“共议单决”或“共议共决”问题上，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存在模糊不清的界限。从部门立法的角度来看，劳动合同法出发点是调整劳动关系，因而侧重于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而公司法属于商法领域，重在调整和规范公司的行为，侧重于保护公司、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上述立法技术均是各国通行的惯例，而且从某一方面来说，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主体，他们也有共同的利益，也都有要求得到法律保护的正当诉求。故《劳动合同法》和《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并不存在冲突的问题，在“共议单决”或“共议共决”的问题上，关键是在正确理解基础上，正确选择与适用“共议单决”或“共议共决”。

公司规章制度的内容有一部分与劳动契约的内容重叠，即所谓劳动条件部分，包括工资、工时、休假、退休、福利等直接关系到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的内容，一般而言，这一部分内容应属于“共议”的范畴。中国《劳动法》第八条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按照该规定公司在涉及到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等方面事项时，公司的职工可参与进来，进行民主管理，公司与职工就劳动条件等相关事项进行协商，即共议。公司规章制度中属于共议范围的有劳动规章制度和其他经营管理类规章制度中与劳动者权益间接相关的内容。

公司规章制度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劳动者权益保障无直接相关的内容，诸如管理和安全质量技术等。由于异质性成员之间并不是平等对话的关系，因此职工即使依民主管理的程序参与其中，进行“共议”，也只能在协商过程中发表合理化的建议和意见作为决策参考，而没有规章制度的决定权。故上述主要用于调整异质性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的规章制度，属于“单决”的内容，而不采取职工共决和多数决的形式。

综上，公司规章制度的制定上，适用共议单决的方式，能够促进公司民主管理，规范企业行为，也能够保障企业经营自利，提高企业决策的效率，以更好地适应多变复杂的市场竞争环境。适用共议单决的方式，能够在企业的经营层面上，给企业更多的空间和自；而在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障上，能通过相关劳动法规予以倾斜性保护，实现部门法之间的和谐统一以及劳资关系的利益平衡。

（作者为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教育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①王权典，陈莉主编：《当代劳动法学概论》，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页。

②董平：“如何从企业规章制度上预防劳动争议的发生”，《职业》，2001年第1期，第38页。

第2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公司；公司章程；自治空间

中图分类号：F27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191－02

私法自治理念在合同法中体现为契约自由，在公司法中则体现为公司自治。但这种自治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公司自治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从公司与政府的关系看，公司自治强调公司相对于政府是自治的，政府不得干涉公司的自主经营。二从公司与股东的关系看，公司自治应当是以股东为本位的自治。公司具有团体的性质。“社团自治”，即社团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通过章程和多数表决制，自己规定内部关系[1]。公司的成立应当具备的三个要件是：人的要件、物的要件、行为要件即制定公司章程[2]。虽然关于公司成立的要件有不同的观点[3]，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司的成立必须有公司章程。它强调股东依据自己的意思订立公司章程，依据公司章程表达意愿的自由。从这一层面上理解，公司自治就是公司章程自治，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载体。

一、我国公司章程自治空间的现状

我国自身并没有孕育出公司制度，作为“舶来品”，我国引进公司制度的定位在于承担富国强民的重任，而不仅仅是规范公司这一组织体的私法规范。1993年《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供方案，所以，在我国，国家是公司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在国家过多的强制性干预下，公司很难实现自治。作为自治载体的公司章程，其自治的空间自然有限，在实践中，公司章程原本有限的自治空间，更是被公司实践为“千人一面”的填空题。

修订后的公司法进一步扩大了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对新公司法中出现“由章程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除外”等表述进行统计，除去第25条、第82条集中规定章程应规定的内容事项外，其他涉及允许或指定由章程规定公司事项的条文有24项，①而在修订前的公司法中只有11项，显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现行公司法下，公司通过公司章程这个载体拥有了较大的自治空间，但是，很多学者认为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必要，应赋予公司更大的自。

二、界定我国公司章程自治空间的标准

从公司章程的历史演变中可以看到，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相关因素的合力作用下，法律对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都有不同的界定，不存在一个绝对的、统一的标准。我们试图找到关于公司章程自治空间的相对确定的标准。公司制度的功能在于在保证公司获取利益的同时，还要涉及股东之间、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公司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问题，即公司具有效益功能和平衡功能。这些主体之间利益的平衡是国家强制的内容，在此之外，即为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

公司法是规范公司章程的规则体系，国家对于公司自治与强制的态度反映在公司法上即为公司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所以，自制与强制的立场必将影响公司章程的自治空间。对于强制性规范，公司必须遵守，公司章程也不得改变；对于任意性规范，属于公司自治的范围，公司章程可以对其选入（optin）选出（optout），实现个性化的设计。我们对于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有以下几点思考。

1．公司的内外事务有别：公司章程的内容应当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区分为相应的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

现行《公司法》第25条、第82条分别规定了章程应当记载的事项，在其余的法条中，用“由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来进行表述。关于公司章程的内容，一些学者认为应尽快采取英美法的公司章程两分法――即公司章程分为章程大纲与章程细则两部分[4]。我们认为，应当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将公司章程的记载事项区分为相应的必要记载事项与任意记载事项。

其中，必要记载事项体现了国家强制的内容，必须记载，否则章程不发生效力。其主要涉及公司的对外关系，是公司与第三人，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公司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公司的外部关系会涉及到没有机会参与规则设计的第三人的利益，所以，必须借助强制性规范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哪些内容属于强制性规范的内容，比如公司的名称、住所、经营范围、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出资人的出资额、种类、时间等，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数量、每股金额、股份种类等）、公司股东及公司对外是否承担担保责任等都属于这个范畴。对于上市公司，要根据需要增加必要记载事项，比如公告的方式、载体等。落实到现行《公司法》，必要记载事项应当包括第25条、第82条所规定的事项以及“由公司章程规定的事项”，比如，《公司法》第13条：“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者经理担任，并依法登记。”

关于任意记载事项，当公司选择，一经记载，即发生法律效力。其主要涉及公司的内部关系，是规范股东之间、公司与股东、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权利义务。股东密切关注自身的利益并直接参与公司事务，所以，对于股东及公司利益的保护主要通过股东的协商与自治实现的。在任意记载事项中可以规定《公司法》中“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及“股东（大）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我们将其他事项理解为除了受以下的限制外，公司章程都可以自主地进行规定，以体现公司的自治精神。但应受到的限制主要有：不得违反公司法的立法宗旨和原则；不得违反公司法的规定（主要为强制性规范）；不得与必要记载事项的内容相抵触。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及1998年大港收购爱使的过程中，爱使通过修改公司章程，使在爱使董事会中“推选代表的股东必须持有爱使股份至少半年以上，并且在董事会换届选举时，新当选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组成人数的1/2”，这是爱使采取反收购的一个举措，但是，股东选择管理者是股东固有的一项权利，而董事的提名权是这项权利的重要内容，爱使在公司章程中对这一权利的限制和剥夺是违反公司法的规定及宗旨的，所以也是无效的。

必要记载事项与任意记载事项的划分，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公司的内外事务有别：公司内部事务的自治范围广于公司外部事务的自治范围。

2．不同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自治的范围广于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因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能够募集到庞大的资本。但是作为投资者，大多数人买进股票的目的是为了在其价位相对较高时抛出，以获得其中的差价，而不是为了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所以，他们可能并不努力去获取公司的相关信息，因为获取信息是需要成本的，他们通常不仔细或根本不去了解公司章程的内容。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由于其持有股份数量的限制及投资的目的，使他们不能够影响或认为没有必要参与公司规则的制定，如果他们对公司感到不满意，就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转而去寻找其他的投资机会。基于此种情形，为了兼顾众多的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的利益，对于上市公司要有一些强制性规范，不允许公司任意改变，所以，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应当是最小的。

再来看有限责任公司。一般而言，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相对较少，且他们之间通常会存在着特定的关系，比如亲戚、朋友，具有人合性的特征，因而在获取公司信息方面比较容易，而且股东之间对于公司事务进行协商相对方便。所以，法律应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之间协商的内容予以尊重，因为当事人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他们协商一致不仅满足了自身的需要，也使社会效益得到增加[5]。

而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股东参与公司决策的程度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大致在上市公司与有限责任公司的中间的位置。所以，按照公司类型将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程度由大到小排序：有限责任公司、不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结语

国家对于公司的态度在自治与管制之间徘徊，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每个国家都试图在相应的阶段找到二者的黄金分割点。纵观我国《公司法》，国家还应多给予一些自治，减少一些管制，相信投资人和市场的智慧。公司章程是公司自治的载体，公司章程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自治是公司自治的直接反映。我国的公司由于历史的原因，行政权力干预过多，欠缺公司自治及章程自治的理念。实践中，很多人通常的思维应该是只有公司法明确授权的内容，章程才可以规定，具体到现行《公司法》上，即为“公司章程应该载明的事项”、“由公司章程规定”及“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我们认为，应当把公司章程的内容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区分为必要记载事项与任意记载事项，只要不与公司法的立法原则、宗旨、强制性规范与必要记载事项相抵触，即为公司章程自治的空间。期盼作为市场主体的每一个公司都能设计出个性化的公司章程，更好地实现自治。

参考文献：

[1] 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4．

[2] 郑玉波．公司法[M]．台湾：三民书局，1981：155．

[3] 顾功耘．公司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第3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投资者；保护

投资者保护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之一，是资本市场发展的生命线，在我国资本市场新兴加转轨和规模急剧发展以及投资者结构不合理、风险识别与承受能力普遍较弱的情况下，投资者保护工作已成为我国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瓶颈。中国证监会一直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的监管理念，从监管层面做出了许多投资者保护的工作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上市公司作为资本市场的基石，如何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成为当前制度及监管框架下促进资本市场和谐发展的重要一环。

一、提高投资者保护意识，完善规章制度是前提

“有法可依”是依法治国、走向法治国家的第一步。建立健全公司内部规章制度，是依法治理上市公司，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健康发展进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根本前提，公司要全面提高投资者保护意识，将投资者保护理念体现在公司的各项规章制度中。公司应该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并持续完善公司运作的相关规定，并在规章制度中明确投资者保护详细条款。具体而言，首先是制定公司制度的“基本法”即《公司章程》，要按照证监会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和证监会关于“清欠”、分红等相关规定，及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其次是对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制度，如“三会”运作、内部控制、募集资金管理等制度进行完善更新；第三是对信息披露、财务会计、内幕交易防控等其他制度进行修订完善。

二、加大制度执行力度，规范运作是基础

“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确保制度的实施，从现实来看，其难度一点也不低于制度的制定，如果没有实施，再完备的制度也不过是一堆废纸。切实依照公司相关制度执行，提高规范运作水平，是保护投资者利益的基础。

（一）规范“三会”运作

1、规范股东大会运作

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召集召开股东大会，必须聘请见证律师现场监督并出具法律意见书；积极实施网络投票、累积投票制等，支持独立董事或其他股东征集投票权，确保所有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规范董事会运作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选聘程序选聘董事会成员，按相关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设立董事会提名、战略、审计、薪酬、关联交易等专门委员会；配备符合条件的独立董事，要充分发挥独立董事在关联交易、董事高管任免及考核薪酬、外部审计咨询机构聘请等方面的作用；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履行职责，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则规范运行，督促各位董事忠实、诚信、勤勉的履行职责，对公司经营战略、重大投资、对外担保等事项尽责审议；促使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平等对待所有股东，实现高效运行和科学决策。

3、规范监事会运作

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监事选聘程序选聘监事会成员，配备足额的职工代表监事，保证监事会的人员及结构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监事会按照《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和义务认真履行职责，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规范运行，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原则，独立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能，列席董事会会议，切实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二）避免同业竞争，减少关联交易

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应该实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不得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允的关联交易，确实需要保留的关联交易，必须提交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相关决议表决时关联董事或关联股东均必须予以回避，独立董事发表相关独董意见，并按规定予以充分披露；不得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侵占公司资金行为，也不得有违规担保或委托贷款等变相侵占公司利益情况。

（三）加强募集资金管理

公司应当审慎选择商业银行并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资金应当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用账户集中管理，同一投资项目所需资金应当在同一专用账户存储，公司应当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及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并向监管部门报备；集资金应按照招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所列投资计划用途使用，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不得改变；闲置募集资金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分别出具明确同意后，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审议时必须提供网络投票表决方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向必须经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进行，变更后的募集资金投向原则上应当投资于主营业务。

三、狠抓落实，找准抓手是关键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在建立健全公司内部制度并确保制度执行、规范运作的基础上，做好投资者保护工作的关键是突出重点，找准抓手，切实提高投资者保护工作水平。

第4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内容提要: 公司章程之所以能够成为公司的“宪章”，根本在于公司章程具有独特的功能。从公司内部构造的角度看，公司章程是公司成立及独立人格的基石，是股东自治的基础，是公司管理者的行动指南；从公司的外部关系看，公司章程能够保障公司内外部参与人的权益，促进公司内部人员以及国家与公司的衔接，保障公司组织与公司法律的和谐并促进公司法律制度创新。随着公司法律的变革，公司章程的功能也随之变化，公司章程逐步演化成为公司治理的“宪章”。

在现代社会，公司控制着庞大的社会财富，已经成了看不见的帝国，现代市场经济也称为“公司经济”。[1]毫无例外，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律中，都有关于公司章程的规定无论巨型公司还是中小型公司，甚至是一人公司，在公司成立之时都必须依法制定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则涵盖了公司从设立、运营到解散的方方面面，在某种意义上，公司章程比公司法更为关键。那么，公司法律中为什么要规定章程？作为社会客观存在的、创造出经济奇迹的公司，为什么需要章程？公司章程具有何种功能，可以让公司以及规范公司的立法都无法抛弃它呢？本文试图以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章程制度为背景，从公司内部构造与外部关系两个角度，对公司章程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公司为什么需要章程——基于公司内部构造之考察

公司成立之时必须制定章程，这是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与公司实践的基本要求。甚至有学者提出现代企业是章程企业，靠章程维系。[2]那么，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构造以及公司设立、运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是什么？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公司首先会被视为“嵌入”社会大网络结构中的小网络化的经济组织。[3]所以，公司内部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投资者（股东）、董事、监事、经理和职工等内部利益相关者以及由他们组成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等，在公司中具有不同的地位、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实质上，公司人际关系网络的形成，除了受公司法律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公司运营规则等规定指导之外，公司章程同样起着主线与核心的作用。公司章程成为连接各个股东、股东会与董事会、股东与公司、公司与公司人员的纽带。

（一）公司的视角：公司成立与独立人格之基石

众所周知，法人作为自然人创造的“特殊物”，是“法律拟制人”。我们进一步追问，既然法人是法律的拟制人，法人的人格又如何表现，法人的“灵魂”何在？回溯历史，通常认为，现代企业、公司起源于中世纪欧洲地中海沿岸。自11世纪起，西欧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和城市手工业兴起。出于资本、人员联合和减少风险的实际需要，便出现了现代公司的三种雏形：船舶共有；康枚达契约或组织；家族经营体或家族企业。[4]在三种公司雏形中，船舶共有与康枚达契约实际上是由投资者之间通过契约的形式建立起来的。“从这些热那亚和威尼斯的记录看来，海外贸易最典型的两种契约是代理契约（Commenda）和合作契约（Societas Maris）……”。[5]在这两种契约中，包含了投资者约定组成“企业”的目的、权利与义务、利润分配与责任承担方式等内容，它们是具有并行性或为了共同目的的相关当事人之间合意达成的共向契约，[6]成为船舶共有和康枚达契约或组织的构建基础。投资者按照其在契约中约定，进行出资、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承担风险等，最终实现契约的目的，所以这种契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各投资者签署的、为“某一宗生意或航海”的共同行动纲领。基于此，如果说船舶共有与康枚达契约是现代公司的雏形，上述共向契约则是“公司章程”的最早形制。

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特许公司中国家（国王）为公司颁发的特许状（Royal Charters）构成特许公司章程的核心内容。这种特许状包含着对公司经营范围、法定人员、经营地域等的授权，实质上是一种特权。但引人注目的是，在特许公司形式出现的早期，加入公司者并不是以股东身份在特许状的规制下参与公司活动，而是加入公司的成员仍以自己的存货和账户从事经营，并独立于公司和其他成员承担经营责任。此时的特许状并没有起到规制公司及其成员行为的作用，股东的经营行为各异，经营目标不一。[7]依据现代公司成立的条件——即人的要件为具有一定的股东或发起人物的要件为资本的聚合，行为要件为公司章程[8]——显然，仅拥有人与物的要件，没有行为要件——公司章程——统制公司行为，公司只是在形式意义上存在。只有股东的行为依据章程具有共同目标、在组织内部遵循着相同的规则之时，公司组织才具有实质的价值和现代公司的特征。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成员从事私人贸易行为到1692年被禁止，至此东印度公司才更接近于现代公司。[9]此后，在公司准则主义设立阶段，公司章程成为了每一个公司成立必须具备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在美国，1811年纽约州颁布的公司法，在废除特许权令状的同时，明确公司的成立只需通过订立章程和申请执照即可实现。[10]而1819年美国马歇尔大法官在“达特茅斯学院案”的判决中认定：“公司是一个拟制人，看不见、摸不着，仅仅存在于法律的拟制之中……它（公司）所拥有的仅仅是创造它的章程所赋予它的财产。”[11]基于这项判决，公司作为章程的创造物——看不见，摸不着，只存在于法律的想象之中——被赋予了基本的，甚至可以对抗其创造者的法律权利。

在现代社会，公司章程订立的目的在于确立公司成立的制度基础，使其获得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并规范公司的组织与行为；公司章程是公司对外的资信参照物，也是对内进行公司治理的直接依据。具体而言，公司资本是公司法律人格的物质前提，公司章程中的资本条款是对公司资本构成的详细记录，目的在于确定公司资本，使得公司资本总额明确记载于公司章程，使之成为一个具体、确定的数额；而章程所规定的资本总额也须分解到人，尤其在法定资本制下，公司资本要由全体股东认足或募足。当股东没有按照章程资本条款出资或出资不实而危及公司法律人格之时，公司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据章程的规定要求股东缴付。公司有限责任是公司人格与公司出资者人格相区别的保障，是公司拥有独立人格的又一前提条件。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公司章程中一般要求明确记载公司财产责任条款，通过公司章程的记载表明公司有能力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使之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此外，公司章程中公司名称条款的记载使公司得以与其他公司相区别公司目的条款表明公司人格的限制；公司的机构及其权利义务记载表明公司组织体的组成及各部分运行的规则，从而令公司具有决策、执行、应变等的能力，使公司像一个自然人那样自主行事。最后，各国公司法中对于公司的设立一般都明确规定了登记制度，而公司登记最主要是对发起人制定的公司章程的登记。[12]这实际上是国家通过注册登记对公司人格的认可。“每个州都有一部法律实际规定公司的存在或者始于公司章程归档之日，或者始于公司凭证的颁布之日。大多数法律还规定，除由州政府提起诉讼之外，（州务卿）接受章程（或公司凭证的颁发）的事实，就是公司组建之前满足所有条件的‘确定性证据’。”[13]在公司登记完成之后，公司成立，其即可拥有独立的人格开展经营业务。

公司人格的存在，是基于公司的章程。“章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东西（Thing），是公司的控制者的权力来源。”[14]所以，公司独立人格的确立除了国家法律规定与认可之外，主要是通过章程的记载事项在公司对内、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公司章程的最终形成是在公司人格最终确立之时，并且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公司独立人格主要体现在公司章程之上”。[15]

（二）股东的视角：股东自治之基础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公司的诞生要先于公司法，最早产生的公司章程也要先于公司法。如前所述，在船舶共有和康枚达契约组建的契约中，投资者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就契约的内容进行博弈，国家公权力无需介入。即使在公司特许设立之时，投资者暨股东依然是公司的主要发起者与制度的主要供给者。“当公司只能通过取得特别法令或特许状才能设立之时，发起人可按照他们的自主意愿提出申请，但由立法机构或国王决定他们实际上获得什么。在理论上，就法定公司和特许公司而言情况的确如此，但在实践中，主动权实际上已经转移给了发起人，他们起草并提交他们自己的议案或者在他们的申请之后附加一个草拟的章程，虽然提交的这些文件可能被拒绝或被修改，但发起人等到的结果将可能是或者被完全拒绝或者被批准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成立公司。”[16]此后，由于1720年“泡沫法案”（the Bubble Act）的出台，很长一段时期鲜有合股公司取得特许状得以设立。在这种条件下，英国的商人发明了一种利用信托方式、根据“财产托管证书”

来设立公司的方式，[17]使这一时期的公司数量得以发展。在“财产托管证书”——公司章程雏形[18]——中再次显现出股东摆脱国家控制而进行自治的身影。19世纪中叶以后，在公司准则设立阶段，制定法虽规定了标准的公司结构，但又允许发起人通过公司章程和细则对公司进行自主的制度安排，即“发起人被赋予了自由地按自己的愿望签订公司契约的权利”。[19]所以，现代公司法律赋予并保障股东通过公司章程实现自己的意志的“自治空间”，公司法允许并鼓励公司股东根据自治的规则制定章程，以约束股东之间、股东与其它公司成员之间的行为，维护公司暨股东利益。

首先，公司章程在股东自治的基础上制定。公司章程由发起人在公司成立之时通过平等的协商决定其内容，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还需经过创立大会通过。发起人或股东自由商定公司目的、资本总额、出资形式、资本构成等内容并在公司章程中予以记载，保证了公司构建目的的明确和物质基础的完备。发起人甚至可以在公司法提供的公司治理结构模本中选择一种在公司章程中记载，[20]以规范公司基本组织结构。股东在协商的基础上，选择公司的董事，并可以将首任董事等人员姓名记载于公司章程之中，[21]从而强化公司首任董事的经营责任。当公开发行的股份公司发起人起草公司章程之后，在创立大会上没有参与章程起草的股东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在一定条件下修改公司章程草案，[22]从而实现全体股东的自治。当公司章程修改之时，需要至少全部股东表决权的半数或者章程中规定的表决权数的股东出席并以其一定比例的多数表决权通过，这一比例远高于一般事项表决通过的要求。[23]为体现中小股东意志并保障中小股东自治权利，有些国家（地区）公司法律还特别强调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修改需要股东人数的过半同意，甚至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24]可见，在经济民主的基础上通过的公司章程是股东自由意志的产物，股东自治的光芒闪烁其间。

其次，公司章程为股东自治的基本形式与实现的保证。在现代公司中，股东对公司的支配暨股东自治的实现，一方面表现为股东通过制定公司章程确定公司内部基本管理规则；另一方面表现为股东共益权——选择管理者、参与重大决策等的权利——的行使。此外，当股东的权益受到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侵害时，诉讼则是最后的救济方式。章程的制定对于股东而言是一种事前的规划与安排；股东共益权的行使，则是一种事中的介入；而诉讼救济则是事后的保障。这些安排与保障在公司章程中均能找到相应的规则与依据，使章程成为股东自治的基本形式与实现保证。具体而言第一，公司股东（大）会的组成和议事规则主要由公司法规定，董事会、监事会的组成、职权和议事规则主要由公司章程规定。[25]对于公司管理者的选择，公司章程可以就董事的资格作出规定；董事会的人数也需在公司章程中作出规定或依照公司章程规定之方式确定。对于公司的高级职员，典型的公司法条款仅写明公司每一个高级职员“具有源于公司章程细则的权限并应当履行其责任，或者承担在符合公司章程细则范围内由董事会确定的责任，或者承担根据其他高级职员指示而确定的责任”。[26]可见，股东依据自主意志在章程中确定公司规则，通过章程实现对公司的掌控。

第二，股东共益权是通过表决权行使来实现的。虽然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中都对表决权行使作了原则性规定，即每一发行股份享有一个表决权或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也允许公司章程中另行约定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例如，在英国，只要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可以对表决权结构作出令人满意的复杂安排；[27]在美国，绝大多数州允许公司在章程中按其偏好自行建立表决机制。[28]所以，公司章程可以对股东参与重大决策权利作出调整与规制，使股东能够依据自身的偏好设计章程规则，实现对公司的掌控。

第三，股东除了可以直接依据公司法律对于侵犯自身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之外，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法律也大都允许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对股东权的保障机制，并且股东可以以违反章程规定为由对公司、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29]

（三）管理者的视角：公司管理者行动之指南世纪初成立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中心董事集团（董事会）的经营管理行为直接受到以特许状为核心内容的章程约束。[30]在当代，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01条第2款及《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41条第1款（以及许多其他州的法律）将董事的基本职责规定为：“公司的所有权利应当由董事会及其授权统一行使，且公司所有的商业经营或事务管理都应当在董事会的统一指导下进行，但董事会受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任何限制的约束”。“受……约束”（Subject to）条款被认为是公司章程对董事权力范围的限制。[31]公司章程的内容遍及公司的设立宗旨、组织原则及业务经营范围等方方面面，是公司管理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基本准则。此外，由于公司的高级管理者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因此当其违反公司章程规定的职责时，公司可依章程对经营管理者提出诉讼。基于此，我国《公司法》第11条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

随着公司制度的发展，虽然公司的所有者是股东，但经营公司的却是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级管理者。Berle与Means的研究表明：1930年美国200家最大的非金融性公司中，以家数而论，公司处于“经营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32]的占所有公司中的44%；如果以公司资产的比例而言，属于“经营者控制”的则高达58%。[33]与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现象相伴随，公司权力的重心也出现了转移，即股东大会权力缩小，董事会权力强化，以谋求公司经营的合理化与效率化。[34]就此而言，显然随着股东权力的弱化，股东自治的良性状态必然受到破坏，公司为资本所有者所有的基本理念受到了威胁。但在现实中，公司组织体却并未完全脱离股东的控制。从总体上看，公司管理者依然能够使公司在投资者暨股东既定的方向上运作，究其原因，公司章程作为管理者行动指南的功能在此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以试想，当发起人或股东制定章程成立公司之时，除公司法律规定的权限之外，面对市场公司股东会赋予公司管理者相应的经营管理权限，但鲜有股东会自愿放弃公司的控制权，或让这种权力自始就脱离自己的控制。即使是有限责任公司或组建时股权就相对集中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小股东只要参与章程的制定，就不会在公司组建制定章程之时主动放弃对公司将来运营施加影响的机会。因为，在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发起人并不是按照资本多数决原则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是像合作社一样无论出资多少实行“一人一票”的“共同决定”。在发起人平等的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公司内部制度安排，对将来可能的“内部人控制”和大股东控制公司的情况都能够安排一些制约机制。例如，在美国，一家公司的董事的数目可以“由公司章程或细则指明，或按该章程或细则规定之方式来确定”。[35]公司章程细则通常要确定董事会例会的召开时间或授权董事会以决议的形式确定例会召开的日期；公司章程和细则还可以确定董事会召开时董事的出席比例等。[36]董事会会议的规则在公司法中仅有概括规定，而其详细规则则存在于公司章程细则之中，甚至股东可以在公司章程中选择不设董事会或限制董事会的权力。[37]凡此种种，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对公司董事、经理等管理人员的法律规范中，处处浮现出“在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等字眼。股东完全可能在公司章程中设立相关条款，制约董事会权力，在章程中预先为董事会设置行为指南。

二、公司法为什么规定章程——基于公司外部问题之考察

公司章程是两大法系国家（地区）的公司法律中必然规定的内容，但公司法律的产生与发展往往落后于公司的实践。实际上，在公司法产生之前，公司行为主要依靠类似公司章程的文件——在公司自由设立阶段的康枚达契约和在公司特许设立阶段的特许状等——进行规制。[38]所以，公司实践的不断发展，导致规范公司的章程制度日臻成熟；而基于公司实践检验成熟的公司章程制度的价值被人们日益接受，早期的公司立法甚至直接吸收公司章程中的成熟经验，从而成就了公司法及其发展。因此，有学者提出“……章程自治行为的法律化——产生了公司法”。[39]也许正是基于此种“历史渊源”，在现代各国（地区）公司法律中对章程的规定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一）安全阀功能：保障公司参与人的权益和预期的安全

法律是对现实生活的回应，法律的许多制度都旨在保护权利和预期的安全。[40]当代公司法律制度也不例外，法律普遍规定的公司章程制度同样具有保护权利和保障预期安全的价值功效。一方面，对公共产品的提供，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国家可以将实践中运用公司章程的积极经验以及通过法院系统审理成千上万有关公司章程案件中碰到的问题和解决途径进行归纳总结，并转化成为公共产品在立法中予以体现。由于公司法中规定的章程条款是千万次“试错”的经验总结，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公司参与者的要求。最重要的是，由国家而不是章程制定的任何一方负责标准公司章程条款的设计，则国家往往基于公司发展与运营安全的角度平衡各方利益，使包括章程制度在内的公司法律制度本身获得正当性。另一方面，公司参与各方制定章程尽管事先会尽可能考虑周详，但章程内容涉及范围广且效力具有长期性，限于公司参与各方信息不全、考虑不周等原因，难免挂一漏万或者章程的文字表述不明确，各方理解各异，因此章程内容中可能存在“缝隙”。而公司法中章程制度的规定可以通过法律事先的周全安排防止“缝隙”存在，保障公司经营的健康与安全。有些国家（地区），如英国、美国及中国香港等，在公司法律之后附有示范性的公司章程样本，供公司参与各方选取。[41]

在实践中，公司章程还以大幅笔墨规定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的忠实与勤勉义务、保密义务和禁止越权义务，并要求任职期限未满的董事对因其擅自离职给公司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42]防止董事因行为目标函数与公司暨股东的利益不一致而滥用公司控制权，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此外，各国（地区）公司法律规定，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董事等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规定的功能则是依靠公司章程的规定防止公司内部人员滥用职权，起到事先预防和事后补救的作用。

公司章程由组建公司的各参与者起草，但各参与者最可能忽视的就是未来公司经营中债权人等其他非章程起草人的利益。为了平衡公司中各方当事人的权益并维护其安全，各国（地区）公司法律都明确规定，公司章程具有公开性的特征。[43]公司章程公开的法律意义在于：第一，便于股东知悉公司经营情况，行使法律赋予的对公司的监督权；第二，便于债权人充分行使对公司的债权，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便于公众了解公司，为其是否进行投资提供可靠的决策参考。[44]以公司债权人为例，如果交易相对方是一家公司，陌生的交易者在不了解公司以往交易信用的情况下查看公司登记章程不失为一种防范风险的方式，尤其是在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国家更是如此。因为“资本市场内充斥着形形色色之交易形式，任何交易参与者所重视的，必然为交易相对人之各种交易条件及资力，例如有无资力及信用如何。相对人欲取得资讯必须付出代价，此即资讯搜寻成本公司将公司章程加以登记公示可减轻交易相对人之资讯搜寻成本。”[45]公司章程记载的公司目的是对公司交易能力与资格的规定，交易者在选择交易伙伴时——尤其是专营、专卖产品的交易——必须对其首先考虑。公司的资本则是决定其履约能力的重要因素，如果公司没有与交易相适应的履约能力，就会使交易人陷入不利境地。[46]实际上，公司章程的这些记载，对公司潜在投资者的安全保障也同样适用。章程中记载的公司目的、注册资本数额以及股权结构等事项，有利于潜在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进行判断。显然，公司章程是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对外资信证明。虽然随着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对“越权”原则的修正与折中资本制、授权资本制的采用，公司章程的对外资信证明的功效已经打了折扣，但这并不能抹煞公司章程的安全保障功能。这也是德国等国[47]直到目前法律依然规定公司章程要在法律或章程指定的报刊上以公告的形式公示的原因所在。

（二）连通器功能：促进公司内部人员以及国家与公司的衔接

美国的法院认为，公司中存在三种法律关系：政府与公司、公司与股东以及股东之间的关系。[48]这三种关系如何相互联结并共同促进公司发展的呢？公司作为一个营利性企业，它是由人和财产根据规则组织起来的。那么，独立的投资者、独立的财产，是什么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并成为公司这样高度自治的组织体呢？“公司的根本存在在于公司的章程”，[49]这一论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思路。公司章程具有“连通器”的功能，它不仅连接着股东之间、股东与公司之间、股东与董事等高级管理者之间等各类关系，而且还在宏观上连通着国家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从股东之间的关系看，公司章程是股东合议的结果。理论上，一方面合议直接体现了合作的色彩，即为了共同利益的实现、在统一观念的指引下、通过合作和互予互取实现“正和博弈”。公司章程中的这种合作色彩表现为：第一，股东在法律和公司章程确立的基本治理框架中相互依存、共同规划，促进各方获利意愿的实现；第二，公司章程大纲分配股东、董事等公司内部成员的权利义务，促进公司内部成员积极合作、有效监控的实现。另一方面，章程的合议效力具有持续性。在章程存续的时间维度中，股东可能会发生更替和股份的增减，但无论如何公司章程对所有股东均具有约束力，使公司保持为一个完整的、发展状态中的组织体。公司章程成为股东投资公司并保障公司组织体存在与发展的凝聚力源泉。

从股东与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者之间的关系看，以公司经理为例，公司法一般并不规定经理的职责和权限。公司高级职员权限与其应当履行责任的规则来源于公司章程。公司章程的规则成为公司暨股东赋予公司高级管理者权力并对其进行监督的纽带；公司董事等经营管理人员则依据法律规定与公司章程的约定对公司暨股东承担“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职工与公司的连接点，在公司章程中亦有表现，如德国的“职工参与制度”，即法律规定一定规模公司的监事会中必须有一定比例的职工代表。

国家与公司之间的连接点也在于公司章程。1819年马歇尔大法官在“达特茅斯学院案”的判决中认定，公司的特许状就是公司与州政府之间签订的契约，州政府不得单方面损害该契约。[50]在现代社会，各国（地区）公司法律均规定公司章程为公司登记的必备条件之一。章程中包含公司法律规定的绝对必要记载事项、相对必要记载事项和任意记载事项，其均不得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冲突。公司登记机关审核公司章程并对公司进行注册，实际是国家为维护交易安全、规范公司组织结构、保障公司有序发展所作的外部审视。所以，登记生效的公司章程必然与国家所期望建立的和谐公司秩序内在契合。即使在公司成立之后，国家亦可通过对公司章程的调节实现对公司组织的管控。例如，美国许多州在公司法中都明确规定“州对其所颁发的任何执照，在日后都有权加以修改”，表明了国家对公司事务干预与调节的连通管道恰恰是对公司章程审查注册后颁发的执照；如果公司执照被修改，也就意味着公司章程的修订。此外，国家还可以通过修订公司立法中有关公司章程的规定，干预或调节公司的行为。公司法律中的公司章程规则，仿佛是国家手中的一条风筝线，国家可以通过增加或减少章程中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和对章程记载内容的授权性规定实现对公司的调节。例如，1986年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第102条修改，授权公司可以修改公司章程，取消或者限制董事对货币损失的个人责任……特拉华州数以千计的公司马上根据这一新的法律修改了自己的公司章程。[51]而当安然、世通公司的丑闻激怒美国社会之时，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通过规定一系列强制性条款加强对公司的监管，不再允许公司章程取消或限制董事的个人责任，[52]公司章程中存在的与新法案相冲突的内容就面临着必须修改的状况。

公司章程将股东、高级管理者等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公司组织的基础；公司章程又将国家与公司相连接，形成了国家对公司管控与监督的一个管道。凡此种种，章程作为公司组织的“宪章”

发挥着公司内部各种关系、内部与外部关系的“连通器”功能，体现出公司章程制度的独特价值。

（三）润滑剂功能：保障公司组织与公司法律的和谐并促进公司创新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司作为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市场主体，其变革速度之快令人惊异：公司内部的创新层出不穷，公司组织呈现出千差万别的个性。但是“公司法的事务经常并不是属于需要高度优先解决的问题，因为它们本质上倾向于非政治性并且不大可能与政府感觉需要立刻解决的危机有关”。[53]以英国公司法为例，其制定于1856年，经过1862年、1908年、1929年、年、1967年、1976年、1980年、1985年、1989年等多次修改或者重新颁布，沿用至今。[54]公司法的修改速度比较经济发展而言显然是滞后的。虽然，近年来世界各国（地区）公司法的修改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景象，但现行公司法律的修改不过是对公司发展现实的初步回应而已。即使在被认为是公司法律制度最发达和修改最及时的美国，学者们也承认其法律是远远落后于实践的。然而，公司法律的不周延性与滞后性并没有成为公司组织发展的桎梏。

在公司法律中，以“在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章程中另有规定的除外”等形式表现的任意性条款大量存在，均是授权公司章程可以对公司规则作出自主的安排。所以，两家公司虽然都是依据公司法完成组建并运营，但其具体的制度安排却可能因为公司章程中相关设计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从而在统一的公司法律规制之下创造出千变万化的公司组织体。例如，美国公司中普遍设立的、CFO等职位，并不是法律规定的；而“联合利华”公司仿效古罗马的执政官实行双董事长制，也不是法律规定的。这些特殊的安排往往出现在公司的章程之中，这些丰富多彩的制度安排恰好弥补了公司法律的不周延性与滞后性，使得公司组织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变化。所以，公司法律为公司组织设计了一个制度框架，在不破坏法律权威的条件下，将千变万化、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的公司稳定地置于公司法律框架之中，而公司章程的“润滑剂”功能，将这种理想变成了现实。[55]

此外，股东依其需要在公司章程中作出特殊的制度安排，当这些特殊安排被公司越来越多地采用时，国家往往会将这些规则吸收进入公司法律，使普遍化的章程规则进入国家的法律体系之中。[56]所以，在历史上，公司章程自治行为的法律化促进了公司法律的产生；公司法律规范着公司章程的制定、修改；章程“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又在成功实践的基础上影响公司立法，从而在公司立法与公司章程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在美国《特拉华州公司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拉华州公司法律以不确定性著称，法律中采取大量的授权性规范，授权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依据自身需要作出必要的安排。由于公司章程的灵活性，许多公司章程中自主设计的反收购措施被普遍适用，并通过司法判决使之得到确认并逐步被公司立法所吸收；[57]公司章程对公司规则的灵活设计导致纠纷的复杂化，吸引了越来越多优秀律师和法官的参与，司法实践对于公司章程设计的检验与认可进一步推动公司立法的发展与完善。[58]

【主要参考文献】

1.Robert W.Hamilton，The Law ofCorporations，（4th edition），Los Angeles：West Group Publishing，1996.

2.Paul L.Davies，ed，Gower’sPrinciple ofModern CompanyLaw，（6th Edition），London：Sweet&Maxwell，1997.

3.Frank H.Easterbrook and Daniel R.Fischel，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Corporat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

4.史际春：《企业和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日]大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7.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1]参见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2]参见江平：《公司法与商事企业的改革与完善》（五），载《中国律师》1999年第6期。

[3]参见席恒、李鼎新：《公司治理的社会学分析：结构与功能》，载《人文杂志》2002年第2期。

[4]参见史际春：《企业、公司溯源》，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1卷），法律出版社1997版，第51-52页。

[5]这里所谓的代理契约（Commenda）和合作契约（Societas Maris）实际上就是前述康枚达契约或组织与船舶共有。[英]M.M.波斯坦、E.E.里奇、爱德华.米勒：《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周荣国、张金秀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页。

[6]共向契约的说法最早见于1892年德国法学家康采发表的《协同行为论》，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具有并行性或共同性的意思表示的一致，最典型者为设立社团的行为。在共向契约中，当事人约定的不是相互之间做某事，而是共同去做某事，各当事人订立的目的是相通的。参见周林彬主编：《比较合同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80页。

[7]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当1600年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状并垄断对印度贸易权利之时，该公司成员既可以从事私人贸易，也可以认购任何数额的公司“联合股份”（Joint Stock），联合股份和由此而产生的利润在每次航海结束后（后改为按一定期限在认购人之间分配。当时的东印度公司“只有船舶是共有的，贸易资本还是个人的，仿佛是以一种组合公司的形式在进行贸易。在1612年，各个人的资本才合为共同资本。”参见[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308页。

[8]郑玉波：《公司法》，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

[9]参见朱慈蕴：《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

[10]参见注[9]，第11页。

[11]Trustees of Dartmouth v. Woodward，17 U.S.（4 Wheat.） 518，636 （1819）.

[12]例如，《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2.03条第1款规定，当一个公司在州务卿处将公司章程注册备案之日起即开始存在；英国公司法也认为，章程的注册造就了一个新的公司实体。

[13]Robert W.Hamilton，The Law of Corporations，（4th edition），Los Angeles：West Group Publishing，1996，p.93.

[14]邓峰：《作为社团的法人：重构公司理论的一个框架》，载《中外法学》2004年第6期。

[15]温世扬、廖焕国：《公司章程与意思自治》，载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6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16]Paul L Davies，ed，Gower0 s Principle of Modern Company Law ，（6th Edit ion） ，London：Sweet & Maxwell，1997，p.3.

[17]通过“财产托管证书”，将公司财产权委托给一个独立的受托人团体进行管理。通过这种信托契约，一方面可以为不参与经营的认股人提供风险责任的限定条件；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受托人以公司的名义进行活动、起诉和应诉。See note[16]，pp.28-31.

[18]参见张开平：《公司权利解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19][美]伯纳德.施瓦茨：《美国法律史》，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2页。

[20]例如，就股份有限公司而言，法国法规定了两种可供选择的公司治理模式：传统上的单层制模式和1966年《商事公司法》借鉴的德国双层制模式。法国《商事公司法》第4章第3节“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与管理”之第1小节“董事会”（第89条至第117条）规定的是类似于英美法系国家的单层董事会治理模式；其第3节之第2小节“经理室和监事会”规定的则是双层公司治理模式。法国《商事公司法》第118条规定：“任何股份有限公司的章程，均可规定，该股份有限公司由本小节（第2小节）的规定调整。在此情况下，公司仍受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规则约束，但第89条至第117条规定的规则除外。”该规定确立了由公司章程对公司治理模式进行选择的制度。在日本《公司法》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21]例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88条，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2.02条第2款。

[22]对于创立大会，有些国家公司法规定，创立大会的决议，应以出席大会的认股人的2/3以上表决权并以被认购股份总数过半数的多数来通过或以在创立大会行使表决权的设立时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且以相当于出席会议的该设立时股东表决权的2/3以上多数做出（如韩国《商法》第309条，日本《公司法》第73条第1款）。而创立大会可以直接做出接受章程、章程修改或设立废止的决议（如韩国《商法》第316条第1款，日本《公司法》第73条第2、3、4款和第96条，法国《商事公司法》第79条）。

[23]实际上，在公司出现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在公司法发展的早期阶段，公司章程的修改需要全体股东的同意方为有效。但如此规定必然导致公司章程修改的困难并引发公司僵局的出现。为了充分发挥公司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从效率角度考虑公司章程修改的规定逐步演化为采取“资本多数决”原则进行。但有些国家公司法律对于特殊事项的改变，仍然规定须经全体股东同意方可为之。例如，法国《商事公司法》第60条规定：“未经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不得改变公司国籍”。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3条第3款规定：“只有经全体参股股东同意，方可对增加股东的依照公司合同（章程）必须承担的给付作出决议”。日本《公司法》第110条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作为其发行的全部的股份内容，设置就第107条第1款第3项所列事项的公司章程规定，或就该事项修改公司章程的场合，须得到全体股东的同意”。

[24]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53条第2款规定：“公司合同（章程）的变更决议必须经公证人制作成公证书，并且必须以投票的3/4多数通过。公司合同（章程）还可以设定其他条件。”

[25]以英国为例，其公司法律中很少直接规定公司的具体事项，且不规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划分和具体权利的内容，不规定董事和高级职员的权利义务；它甚至不规定董事应由股东大会选举或任命产生。有关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以及股东的投票权等，也不是强制性规范，而多采取推定适用规范，即只有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时才适用。因而，对于公司内部的具体管理制度，公司法除了明确规定股东大会有权以普通决议辞退董事以外，可以说大多留给了公司章程来具体规定。参见樊云慧：《英国少数股东权诉讼救济制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页。

[26]See note [13]，p.189.

[27]See Janet Dine，Company Law ，（ 4th edition），Palgrave Publishers Ltd，2001，p.298

[28]例如，美国特拉华州允许在公司章程中约定公司给予股份任何数目的表决权（包括不给表决权），并且还可以将表决权同时赋予债权人，或者只给予债权人而不给予股东；股东的投票权可累积，也可不累积，任由公司选择，等等。See Frank H..Fischel，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Corporate Law，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1，pp.63-65.

[29]例如，在英国，对于少数股东权的保护，除制定法之外，少数股东在普通法上享有哪些权利，公司中哪些行为构成对少数股东个人权利的侵犯，都是由公司章程来规范的。因而，可以认为，普通法上的少数股东个人诉讼都是围绕着公司章程来进行的。同注[25]，第33-34页。

[30]参见[日]大久雄：《股份公司发展史论》，胡企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3-354页。

[31]See note [13]，p.186.

[32]根据公司所有与公司经营的关系，公司的控制形态概括地分为五类：（1）全部控制多数所有权控制（Majority Ownership）；（3）通过法律手段实施的控制少数所有权控制（Minority Control）；（5）经营者控制（Management Control）。经营者控制，即经营者所拥有的股权微不足道，原本无法控制公司的经营，但因为公司股权极其分散，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集团持有足够的股份可以控制公司或者给经营者施加较大的压力，经营者从而获得公司的控制。参见[美]阿道夫.A.伯利、加德纳.C.米恩斯：《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甘华鸣、罗锐韧、蔡如海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80-100页。

[33]同注[32]，第123页。

[34]参见梁上上：《论股东表决权——以公司控制权争夺为中心展开》，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2页。

[35]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03条第1款。

[36]See note [13]，pp.253-256.

[37]1984年修正的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章中增加了允许任何股东人数为50人或者50人以下的公司在公司章程中选择不设董事会，或者可以限制董事会的权力。

[38]在1600年英国女王颁发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就记载了公司的组织机构由作为决策机关的所有成员“总会”及作为执行机关的总裁团构成，奠定了英美国家公司法律中公司治理的框架。同注[30]，第398页。

[39]蒋大兴：《公司法的展开与评判---方法、判例、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86页。

[40]见[美] 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41]所以，即使在具有较高寻求律师法律服务意识的国家（地区），“对于那些组建较小公司的人经常雇佣一个公司组建代理机构使用‘标准格式’的公司章程来组建公司，而不是依靠律师”，但他们却没有不安全的顾虑。参见[加拿大]布莱恩.R.柴芬斯：《公司法：理论、结构和运作》，林华伟、魏文日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42]参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章程指引》（2006年修订）第97条、第98条、第100条、第101条。

[43]例如，英国《公司法》第246条规定，任何人只要交付五便士就可查阅保管在伦敦城市路55-71号公司大厦公司注册人员那里的公司组织章程和细则；在每张付费两个半便士后，就能取得经校核无误的复本或其摘录。英国《公司法》第24条规定任何股东在交付不超过五便士的费用后就可要求公司给予组织章程和细则的副本一份。参见[英] R.G.佩林斯、R.杰弗里斯《英国公司法》，《公司法》翻译小组译，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2页。台湾地区“公司法”第101条第2款也规定，公司负责人应将公司章程置备于本公司，否则，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参见梁宇贤：《公司法论》，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187页。

[44]参见刘志文：《论公司章程》，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6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2-203页。

[45]王文宇：《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46]参见注[44]，第197页。

[47]德国《股份法》规定，公众可以在法院查阅连同申请书一起递交的文件，这其中就包括公司章程，而且公司成立必须进行登记公告，公告的内容与公司章程的内容基本一致。参见毛亚敏：《公司法比较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48]See Davis v. Louisville Gas& Electric Co，16 Del.Ch. 157，142 Atlantic 654（ 1928）

[49]同注[14]。

[50]See note[13]，p.6；同注[19]，第74页。

[51][13]，p.391.

[52]参见方流芳：《乱世出重典---2002年美国公司改革法案述评》，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2年8月19日。

[53]同注[41]，第251页。

[54]See note[16]，pp.44-53.

[55]当然，还需强调的是，公司章程的润滑剂功能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即股东在公司章程中的自主安排仅针对公司法律中以“在公司章程中可以规定”、“章程中另有规定的除外”等形式表现的任意性规则；对于强制性规则，股东则不能以公司章程自主设计的形式予以规避。这也是保障公司组织有序发展的基本要求。

[56]例如，产生于公司章程特殊安排的“驱鲨剂”条款已经在不少国家（地区）呈现出法律化倾向。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06条确认了交错选任董事制度，而英国公司法允许发行用来防御收购行为的无投票权股票，即是“驱鲨剂”条款法律化的表现。参见张舫：《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第5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严峻1

〔摘要〕

目前，在我国各地公司监管过程中，往往在公司注册登记时进行严格的要求，但是从实际来看，随着政府行政审批部门要求办公效率化的速度的加快，以减少行政审批为主要方式的行政理念正误导着审批者，致使虚假登记行为的增多，如公司股东提供的实物出资低于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认缴出资数额、公司注册资本虚假等，这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信用危机，而且也引发了注册登记公信力的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

笔者试从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角度来分析我国是否应该制定此制度，通过将国外相关国家在公司设立制度上的一些做法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来分析我国制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利弊以及相关的补充措施。

〔关键词〕

公司设立 公司设立无效 准则主义 第三人 公司设立瑕疵 资本虚假

公司章程 救济措施 法定资本制 授权资本制 股东利益 清算 解散 人格化理论

一、 序言

二、 公司设立的几个基本问题

1、定义

2、公司设立的意义

3、公司设立的几种立法主义

三、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简介

1、公司设立无效之定义

2、公司设立无效与相关制度之区别

1〉 公司成立无效与公司设立无效

2〉公司设立瑕疵与公司设立无效

3〉公司解散与公司设立无效

4〉公司被撤消与公司设立无效

5〉公司破产与公司设立无效

6〉公司设立不能,公司设立失败与公司设立无效

3、建立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意义

4、我国相关立法实践

5、国外相关立法实践

1〉概说

2〉公司设立无效之原因

3〉各国公司设立无效的救济措施

4〉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

5〉关于诉讼的原告

6〉关于确认公司设立无效的溯及力的问题

7〉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律效力

6、主要英美法国家对相关问题的作法

四、建立我国的公司设立无效制度

1、两种方案之比较

2、具体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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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llity of Companies

Yan Jun

Law Department，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province，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in the process of supervising the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 the supervisors

are usually very strict in the course of registering, but judging from the fact, we may see clearly that there is a trend that with the request to accelerate the speeding of working, the supervisors are more and more misguided by the thought that administrative examination is the center of the process, this thought makes some problems which have a bad effect on the society.

The writer tries to analyze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ystem, further more, the writer answered the question from his point of view if China should build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through anatomizing not only the system in foreign countries, but also in related systems in China. At last, the writer table a proposal on how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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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One Prologue

Part One Several Basic Matters Relat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panies

1. Definitions

2. the Meaning of Establishment of Companies

3. Several Legislations of Establishment of Companies

Part Two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1. Definition of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2.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and Some Other Related Systems

3. the Meaning to Found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4. Some Related Legislating Practice in China

5. Some Related Legislating Practice in Other Countries

6. the Practice in the Main Common Law Countries

Part Four Building the Nullity of Companies' Establishment System in China

1. a Comparison of Two Schemes

2. Specific Sche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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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由于我国是实行的公司设立准则主义原则（除对国有独资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仍保留审批原则外），其规定较为死板，不易变通，致使公司在设立行为过程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出现了大量的公司注册资本虚假、虚假投资2、章程记载事项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共利益等现象；另外公司设立共同行为缺陷的存在和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公司登记过程中违法或失误的行为的存在也是导致我国目前有很多学者呼吁设立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原因。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要是为了解决以上问题而单单制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公司设立无效是对公司法人人格的一种否定。其之制定会使公司内外关系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并将危害社会经济秩序。因此对公司设立无效须作严格解释，不可任意解释。3英国爱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教授Robert Drury曾将公司设立无效制度比喻成为变戏法，用以形容公司无效的观念，他认为虽然宣告公司设立无效于外观上看似容易，但其所衍生的后果，却会使一个公司的法人人格因此而自始不存在，导致原先外观上完全有效而营运状况良好的公司因而消失。更尤甚者，会对第三人、股票持有人公司员工等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4例如，当某一个公司尤其是公共持股公司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序最终成立时，该公司已经同社会的公共利益有很大的关系：某些人已经取得了公司的股份，期待着公司能够给自己带来大量的投资回报，某些人开始为公司事务的管理而尽心尽力，期待着能够通过自己的回报并使自己取得大量的收益等。如果公司仅仅因为发起人在发起和设立公司时存在某些问题而允许少数人对该公司提起无效之诉，则这些人的所有期待都将落空。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不顾少数人的利益，不允许他们借口公司设立瑕疵而要求法院宣告公司设立无效，而认为公司设立即便存在瑕疵，所设立的公司也应当维持存在，其出发点是为了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而维护大多数人利益，否则，宣告公司设立无效就会给社会，家庭和个人造成毁灭性的灾难。5

因此，在完善和修改公司法时，是否应考虑增加公司设立无效制度，或者在制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同时另行增加或修改一些配套法规，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在谈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之前，有必要对公司设立的相关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二、公司设立的几个基本问题

1、定义

公司6的设立即公司的组建和创设，是指公司的创办人为使公司成立而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所进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7也有学者定义为是指为了使公司成立而进行的法律行为和程序8。

2、公司设立的意义

公司的运行以公司的设立作为开端，没有公司的设立也就没有公司的营运，也就不会实现公司设立的目的-营利，也就没有商事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公司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作用的发挥是以公司有效存在为前提。设立公司行为是一种创设公司法人人格的法律行为，就是使公司取得法人资格，能够从法律上使之成立。

3、公司设立的几种立法主义

关于公司设立的原则，从公司发展的初期到现在，各国公司法经历了自由设立主义---特许设立主义---核准设立主义---准则设立主义这样一个过程。（也有的学者分为特许设立主义---核准设立主义---准则设立主义---严格特许主义9。）

关于自由设立主义10，崔勤之教授指出：“自由设立原则又称放任主义，是指公司的设立不需要任何条件，也不经过许可批准，完全由设立人自由为之。”11在公司刚刚兴起时，不少国家采用这种主义，但是其易导致公司滥设。

特许设立主义，是指公司设立须经国家元首颁布命令，或基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予以特许。其缺点是过于严格，手续复杂，很难适应经济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期间大约为17世纪，即公司发展的初期。1600年的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早期股份有限公司最为典型形式，东印度公司是根据女王颁发的特许状而设立的。英国在这一阶段对公司的设立采取严格的特许主义原则，当时法律中惟一涉及公司的条文是“除国会法令许可外，不得设立公司”。

核准主义，也称为实质管理主义，是指公司的设立，除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外，还必须经过行政机关审批。其带有相当的国家干预色彩。核准主义的优越性在于通过主管部门的实质审查，能大量排除、减少投资人受损机会和受损程度。但由于其审理时间周期较长，成本太大，导致市场效率降低，同时也容易使公众产生误解，认为凡经过国家主管部门核准的公司必然是合格的公司，一旦出现公司欺诈行为就会使政府的公信力下降，最后这种由政府把关的严格核准制度也容易滋生权钱交易。12当今许多国家对涉及国计民生的公司的设立采用此主义。13

准则主义，也称登记设立主义，是指法律对公司的设立条件作出规定，申请人以此为准则，向登记机关申请注册登记，而无须国家主管机关审批即可设立公司。这一阶段大约是在19世纪。准则主义的推行，是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过程相适应的。设立条件的放宽，必要会促进了公司的迅速发展，而经济的迅速发展也必然要求政府改变公司设立登记的规定。目前大多数国家采用这种立法主义。

严格准则主义14，即准则主义加上核准主义的成分。这一阶段大约为20世纪至今。随着证券市场的兴起与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要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这涉及到一些相关社会公众，即有关股民的利益，这就需要国家对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进行特殊的、必要的、严格的监管。

三、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简介

1、公司设立无效之定义

公司之设立，如违反强行法规、公序良俗、或公司之本质者，应属无效。15公司设立无效，是指公司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颁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由于公司设立在条件或程序上存在实质性缺陷，故法律上认为该公司应当撤消或用认定为无效。也有学者这样定义：指在公司成立后的法定期间内，股东基于法定原因向法院起诉，由法院宣告该公司的设立行为无效并进行清算的法律制度。16

2、与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相关的制度

1〉公司成立无效与公司设立无效

公司成立无效是指已获准登记的公司由于其设立时不可补正的瑕疵在事实上不具备法人资格而被有权机关依法认定其自始不成立，其兼有民事以及刑事后果。而公司设立无效是指由于设立行为的无效而使设立中的公司未获准公司登记，它产生的法律后果只是民事后果。

2〉公司设立瑕疵与公司设立无效

在现代各国,当公司因为不完全具备公司法所规定的实质要件而仍然取得公司设立证书时,则该种设立行为所存在的问题被称之为公司设立瑕疵，实际上是指公司在设立时不具备公司法所规定的实质要件。公司法对公司设立瑕疵的法律态度有三种,即瑕疵设立对公司有效,瑕疵设立无效和公司设立可撤消.公司瑕疵设立无效理论认为,如果公司设立存在瑕疵,则公司的设立行为是无效的行为,公司股东或董事等可以提起公司设立无效之诉,此种规则为大陆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所实行.欧洲共同体在1968年3月9日所颁发的有关公司方面的指令明确要求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在他们的公司法中规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认为,在公司设立的某些方面和程序方面如果存在瑕疵,则公司可以被人提起无效的诉讼.

3〉公司解散与公司设立无效

导致公司解散的主体有发起人17或者是股东会18，而公司设立无效的确认之能由法院依法作出；公司解散可由很多非法定情形诸如章程中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决议解散、行政命令公司解散等等19，而公司设立无效只能由法定情形所导致；公司解散是同时兼顾公司内部人员利益和社会资源利益，而公司设立无效仅旨在保护股东个人利益；另外公司解散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而公司设立无效受诉讼时效限制。

4〉公司被撤消与公司设立无效

公司被撤消往往是由主管机关依职权决定，公司被宣告设立无效只能由法院依据股东申请作出；公司被撤消大多由于其在生产过程中违反国家强制性法律规定，如违反国家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或产品违反产业政策，或者由于其在设立过程中有违法行为，如虚报或谎报注册资本、未履行登记手续等，公司设立无效仅限于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形，并且这些情形在公司设立之初就已经存在，只是未曾关注或发现而已；公司被撤消则不受任何时间限制， 只要存在经营或设立违法的情形，主管机关就可依职权撤消之，而公司被宣告设立无效受时间限制（如德国为3年）；公司被依法撤消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体现了社会本位的立法原则，法律设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股东的个人权益不受侵害，体现了个人本位的立法原则。

5〉公司破产与公司设立无效

公司破产制度则几乎遍布全世界，凡有公司制度，则必有公司破产制度，而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仅存在于部分大陆法系国家；公司破产可由公司本身或公司债权人向法院申请，而公司设立无效一般只能由股东向法院提出请求；公司设立无效之诉中法院没有旅行公告程序、催告债权人申报债权的义务而法院受理破产案件后必履行这些义务；对公司破产各国都无一例外地规定只有当公司因经营不善导致资不抵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时才能被提起诉讼，而公司设立无效仅限于上文论述的几种情形，且各国规定不一；公司设立无效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而公司破产不受时间限制；设定公司破产制度是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得到清偿，而法律规定公司设立无效制度是为了保护股东个人利益，二者有质的区别。

6〉公司设立不能,公司设立失败与公司设立无效

公司设立失败，即公司设立没能成功，这主要是公司设立过程中，没有依法运作而导致的必然结果。公司设立失败包括公司设立不能和公司设立无效两种形式。 所谓公司设立不能是指在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公司不能成立；所谓公司设立无效是指已经登记注册，即已经成立的公司，因公司设立行为违反法律规定，而导致公司成立无效。

3、建立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意义

建立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意义在于：保护国家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和公司对公众的信誉，确认公司设立登记的公信力；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因故意或过失进行情况不实的或有重大缺陷的登记者，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且必须对第三人因不知请所造成的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借助公司设立无效的规定，补救因公司设立无效而引起的问题，包括确认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律途径，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及相应的法律责任；健全公司法律制度，与国际公司管理惯例接轨。

4、我国相关立法实践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的被国外认为是属于公司设立无效的情形，而关于公司设立无效的法律责任，我国《公司法》没有系统、详尽的规定，只在第97条中，对于股份有限公司不能成立、发起人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作了相应的规定：

1. 连带负担公司设立费用和债务的责任。对于设立中的公司地位的认识，各国一般都认为与合伙相当，准用有关合伙的法律规定。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对设立行为所产生的债务和费用负连带责任。

2. 连带负担返还股款及利息的责任。采取募集设立公司的，在公司不能成立时，发起人对已缴纳的股款，负返还股款及利息的责任。《公司法》第86条与第91条对此作了规定。

在《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中的第十三条虽然有“公司设立行为存在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条21规定的情形，已实际出资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公司设立无效，并返还出资。”的内容，我国公司法对于类似无效情况，倾向于事后补救办法，即公司登记机关有权要求有关责任人消除无效因素，但不否认其公司人格。如公司法206，208条22，虽然规定了对注册资本虚假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但对受害当事人的救济无济于事。即使根据商法和民法的关系，补充适用民法通则关于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也无法使受害当事人得到充分的救济。23即使是采用像206条规定对“情节严重的，撤消公司登记”的类似宣告公司设立无效的措施，《公司法》及其配套法律法规也没有对有权机关，撤消的法律途径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出规定。

5、国外相关立法实践

1〉概说

对于公司无效的讨论，一个可能的研究角度是由两个不同的面向所衍生出的无效观念加以观察。一是由纯粹经验上之解决方式，即强迫公司应与强行法相符合，否则无效；二是由学理上之观点出发，即“一个组织”如欠缺某些基本之公司之属性时，便不能定义为公司。24

在社会实践中，已出现了公司设立瑕疵的现象，譬如股东未共同制定公司章程；公司未建立符合要求的组织机构，如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公司无固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生产经营条件；公司股东提供的实物出资低于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认缴出资数额；公司注册资本虚假；章程记载事项违反强行性法律规范和社会公共利益等。在国外，这是典型的公司设立无效。

从国外情况看，设立无效制度主要见诸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规定，如德、法、意、日、韩等国的公司法或商法，英美国家法律则没有规定这一制度。这是因为在设立公司上，大陆法系国家普遍采用法定资本制25或折衷授权资本制26，英美法系国家则普遍采用授权资本制27。而设立无效制度是对法定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存在的不足所作的一种补救措施。股东依照法定资本制或折衷授权资本制原则缴足出资后，如果出现了设立上的瑕疵或公司经营不善而使个人利益遭受侵害时，公司设立无效制度为其提供了一种救济方式：只要具备某些法定情形，如章程欠缺、设立章程违法、股东无行为能力或为限制行为能力人、公司经营不善等，已经缴付出资的股东均可向法院耆宿，请求法院确认公司设立无效，从而对已成立的公司进行清算，避免遭受进一步的财产损失。可见，公司设立无效制度是一种保护股东利益的制度。至于英美法系国家，因采用授权资本制，股东出资期限一般不受限制，故即使出现公司设立无效的情形，也不会对股东利益造成多大侵害，是否追加投资完全由股东个人决定，这正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公司法》或《商法》没有创立公司设立无效制度的根本原因28。

2〉公司设立无效之原因

公司设立无效主要是因为设立行为违反法律规定引起的，如发起人或股东低于法定人数29，章程缺乏必须记载事项30或存在违反公序良俗的记载31、公司未召开股东大会、公司资本不足32以至影响公司之目的的实现等。具体的说，公司设立无效的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1. 设立公司的发起人违反主体资格的要求

这主要是指因公司的发起人或股东本身或其意思表示有缺陷，致使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无效。主要有：（1）公司发起人或股东中有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这些人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无效。33（2）某一发起人或股东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并非是真实的意思表示，而相对人已知或可知其真意的。这两点都可在《法国商事公司法》中找到体现，如第360条规定：“公司无效或修改公司章程行为的无效，只有根据本法的明文规定或规定合同无效的条款，始可宣布。”第36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因意思要件的缺陷或一股东的无行为能力，公司无效。”

2. 违反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

公司设立无效为公司设立行为本身的缺陷所造成。主要表现在：

（1）公司设立没有达到法定条件。如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没有达到法定人数。章程欠缺或者章程违法。如《德国股份法》第275条第1款规定：“章程不包含关于股本数额或关于经营对象的规定，或章程关于经营对象的规定为无效的，任何一名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均可以提起宣告公司无效的诉讼。” 欧洲公司法第一号指令的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欠缺任何设立文件，或未遵守预防管制规则（the rules of preventive control），或不符合必要之法律手续之规定。

第6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一、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法理基础

（一）对《公司法》第16条效力性质的解读

如何解读《公司法》第16条，直接关涉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有无。《公司法》第16条规定：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规定的限额；公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被担保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担保事项的表决。从以上表述中的诸如“不得”、“必须”和“应当”等限定词义来解读，第16条在性质上属于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非倡导性规定或者任意性规定。

就具体法律效力而言，笔者认为，其一，对于《公司法》的上述强制性规定，担保法律关系的各方当事人及其利益相关者，均应视为有义务知悉这一条款，并根据这一条款的要求约束自己的行为，违反即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虽然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行为并不必然无效，但是否有效应取决于强制性规范的具体性质与立法目的。[2]从《公司法》第16条规定的具体性质与立法目的来看，该规定属于法律的效力性规范而不是管理性规范。因为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和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的法律效力，并且其立法的宗旨在于管理和处罚违规行为，而不是根本上否认该违规行为效力的法律规范。从《公司法》第16条及其相关条款的具体性质、立法背景和宗旨来看，由于1993年《公司法》缺乏此类规定，导致在实践中公司控制股东和公司高管滥用公司资产对外提供许多违法担保，使得公司、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与威胁。针对这种惨痛教训，立法机关最终在2005年有针对性地制订了《公司法》第16条及其他相关条款，旨在保障公司对外提供担保时遵循严格的决定程序，而且也在警示债权人严格审查担保合同的签约程序，以防范担保无效的法律风险。[3]有关公司担保的规范内容不仅拘束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控制股东、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而且也拘束担保债权人，从而遏制公司的无序、恶意担保行为的发生。可见《公司法》第16条的效力在性质上属于效力性法律规范，对担保法律关系的所有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二）对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的解读

关于公司对外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我们还可以从公司章程的公示效力角度再度予以考察。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除非公司自设立之初就决定不对外进行担保交易，对外担保的规定几乎是一人公司除外其他公司之公司章程的必备条款。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是一种传统的公示方式，其宗旨就是使公司的内部治理规则公诸于众，防范公司、股东或者第三人受公司相关利益主体的欺诈之苦。因此，公司章程在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效力，意味着善意第三人对公司章程的信赖受到保护，非善意第三人要受到公司章程记载事项的对抗。就对公司担保债权人而言，若是担保债权人由于自己的过错致使担保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规定，则担保合同对公司没有拘束力。

综上所述，如果公司担保债权人拒绝或怠于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认真审查公司关于担保决定主体、决定程序和决定权限的适当性，则担保公司有权拒绝承担相应的担保义务。此种审查义务既源于法律的规定，也源于公司章程登记的对抗效力。虽然“第十六条对于担保权人而言，也许是恶法恶条，但它的的确确是公司股东特别是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利益的守护神。在这种业务中，安全和程序的价值远高于所谓效率的价值。”[4]

二、公司担保债权人审查义务的内容

（一）《公司法》明确规定的义务内容

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的规定，公司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合同的审查义务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主体是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在《公司法》修订以前，由于传统的体制下的企业管理与经营惯性和立法的缺陷，董事长或执行董事被视为公司当然的、绝对的法定代表人，常常以“一把手”自居。然而有的公司法定代表人经常为了不法利益就肆意对外提供巨额担保，公然侵害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利益。因此现行立法将公司提供担保的决定主体规定为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目的是为了提高公司治理的集体决定功能，从根本上遏制公司决定的独裁，扭转肆意担保的混乱局面。2.公司提供的担保不得突破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在作出担保决定时，不得超过公司章程规定的限额。超过公司章程规定担保限额的，超过的部分无效。3.公司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特殊规定。公司为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必须经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这是法律的特别规定，公司章程也不得对此作出相反的规定。在决议表决时，受被担保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不得参加该担保事项的表决。同时，在排除该受支配股东的表决权后，决议的表决由出席会议的其他股东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才视为有效的决议。4.关于上市公司担保的特殊限制。公司立法关于上市公司的担保限制体现在以下几个相互关联的条件：时间限制条件即在1年内；担保数额限制条件即超过公司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表决权限制条件即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证监会和银监会规定的义务内容

2005年12月中国证监会和银监会了《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上市公司的担保设置了限制条件，强化了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内部决定程序。首先，《通知》要求公司章程明确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审批对外担保的审议权限和责任追究制度。其次，《通知》细化了审议主体，规定董事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并做出决议；应由股东大会审批的对外担保，必须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批。再次，《通知》规定上市公司在办理贷款担保业务时应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以下文件材料：公司章程、董事会决议或股东大会关于该担保事项的决议原件、刊登该担保事项信息的指定报刊等文件材料。《通知》还进一步规定了以下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审核的事项：1.与担保有关的贷款申请材料的齐备性及合法合规性；2.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关于对外担保的审批情况；3.上市公司对外担保的信息披露情况；4.上市公司的担保能力；5.贷款人的资信、偿还能力等其他事项。

可见，相对于《公司法》规定的审查内容，《通知》扩大了银行债权人对上市公司担保的审查义务。当前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是，对于这些扩大的审查义务的规范效力，究竟如何认定？笔者认为，证监会和银监在《通知》中对于上市公司的扩大规定不能作为在司法实践中考量合同效力的审查内容，理由如下。其一，从整个法律体系来看，《通知》属于行政规章，不能突破《公司法》的规定而扩大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如果担保债权人按照《公司法》规定尽了相应的审查义务，而没有完全履行《通知》中的审查义务，法院就不能依《通知》这一行政规章中的禁止性规定而判定该担保合同无效。因为，在审判实践中法院确认合同无效的依据，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不是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其二，从其性质和设立目的来看，《通知》中的扩大规定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非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虽然证监会和银监会可依据《通知》的强制性规范对上市公司的担保业务进行行政监督和管理，但法院不能将此扩大的强制性规范作为司法裁决担保合同效力的依据。其三，《通知》所适用的对象仅仅指上市公司，而不包括其他非上市公司。笔者认为，基于同等保护的法律原则，对于公司法所确认的各类公司，不管其所有制如何，也不管规模的大小，都应当在共同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平等的竞争，适用同等的法律规则，尤其对于商事交易行为效力性质的认定更应该如此。对于同样的商事行为而给予不同的效力性认定，则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

三、公司担保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标准

（一）形式审查标准的共识选择

关于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公司之相关文件履行审查义务的标准，存在实质审查和形式审查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观点。无论学界还是实务界，绝大多数人赞成形式审查标准，[5]纵观赞成形式审查标准的理由，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适当履行原则因素。担保债权人在审查董事会或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以及其他书面材料时，仅对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外观审查即可视为适当履行了义务，而不是要求审查人对外观之外的内容进行超越普通商事交易习惯和普通审查技能的审查；其二，交易成本因素。若是要求公司担保债权人对公司相关决议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实质性审查，就会不适当地加大担保合同的交易成本，与商事交易的简便快捷发展趋势相悖；其三，信息不对称因素。在公司的实际运营过程中，公司经营管理者常常不愿详细、真实、全部地披露相关信息，使公司债权人无法充分利用公司的现有信息而处于劣势。因此，实质审查标准虽然有利于保护中小股东等利益群体的利益，但很可能会超出担保债权人的固有审查能力，这对担保债权人而言是一种不符合商事交易现实环境的苛求。然而，值得注意和探讨的是，在赞成形式审查标准的诸多研究者中，却对形式审查的内涵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即对形式审查的具体标准问题还存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分歧。

（二）形式审查标准之辨——“名”同“实”异的形式审查标准之透析

关于对担保债权人履行审查义务的判断标准，研究者的主流看法是形式审查标准。但是，在“形式审查标准”的“名”同之下却存在几种本质上不同的看法，因此，究竟什么是“形式审查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却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存在以下三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仅对决议文件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即可……形式审查不是不审查，更不能只审查担保决议中的公司章程或法定代表人个人名章之真伪，而要审查公司章程和相关的公司担保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审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决议内容的合法性、决议条款的逻辑性与真实性、决议的表决情况（如赞同、否决、弃权），还包括股东或者董事签名的真实性等方面。”[6]第二种观点认为，“作为形式审查标准的基本要求，银行债权人仅对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董事会决议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合理审慎的审查即可，但要尽到具有普通伦理观念和智商的理性银行从业人员在同等或近似情况下应当具备的审慎、注意和技能。”[7]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合理审查义务是指债权人对公司章程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形式审查，尽到一般人的谨慎审查义务。倘若债权人对公司章程进行了上述合理审查义务，但未发现公司章程的虚假或无效事实，则债权人据此与担保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应当有效。”[8]

上述观点的差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比较。从审查的直接对象来看，是针对公司章程、决议文件，还是包括决议的表决程序、签章等？从审查的目的来看，是判断公司章程、决议文件的形式真实性，还是包括决议程序的违法抑或签章的实际真伪？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两个方面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审查的目的决定了审查对象的范围，审查的直接对象决定了审查目的是否能够达到。因此，我们可以从以上两个方面对公司担保债权人的形式审查标准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界定。

（三）形式审查标准的具体界定

1.审查的直接对象。根据《公司法》第16条、第105条和第122条的规定，公司担保债权人应当审核的直接对象包括：（1）担保公司的章程。审查的关注点是公司的章程关于对外担保的决定主体、决定程序和担保限额的规定。（2）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审查的关注点是决议形式上的完备性，即决议的内容是否与担保相符，决议的作出主体是否与公司公示的董事、股东相符等。（3）担保的对象。审查的关注点在于担保的对象是否为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或者是一般的商事主体。这两类的决定主体是不同的，若担保的对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则应该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关于公司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的确认问题，应以公司的股东名册、登记资料、委托持股协议、信托持股协议、表决权委托协议、经营管理委托协议等相关文件为准，因为担保债权人掌握的信息有限，没有能力对纷繁复杂的法律文件的内容进行全面、真实的审查。（4）担保公司的性质。审查的关注点是作出担保的公司是否为上市公司，因为若是上市公司，则担保债权人应该根据《公司法》第122条的规定，审查担保金额与公司总资产的关系。在实务操作中，人们对“公司资产总额”的计算时间点存在不同的理解。一是将其理解为股东大会对担保作出决议时公司的实际资产总额；二是理解为上年度经审计确认的公司资产总额；三是最近一期经审计确认的公司资产总额。相比较而言，从第122条控制风险的立法目的以及交易效率的角度来看，采用第三种理解较为合理。

2.审查的判断目的。审查的目的是判断以上公司文件和证明资料形式上的合法性。即通过以上文件和资料的审查，判断公司担保的作出主体、决议程序和担保限额在形式上是否符合《公司法》第16条、105条、122条的规定。至于相关行为主体的实际真伪，担保决议的非记载的形成程序是否违法，以及相关上市公司已经对外作出担保的数额和公司的总资产的关系是否存在虚假，此非普通担保债权人的审查能力所能及的。概而言之，倘若公司担保债权人对担保公司的章程、决议文件和证明资料进行了必要而合理的形式上的审查，没有发现决议文件虚假或者其他违法事实，则担保债权人据此与担保公司签署的担保合同应视为有效。

笔者进一步认为，只要担保债权人尽了上述形式上的审查义务，即使在担保合同签署后，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被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确认无效，也不影响担保公司理应承担的全部责任。[9]这种认识和处理结果，既符合2005年立法机关对公司担保规定的修订意旨，又同时防范担保公司出于道德风险而规避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或者故意放纵公司内部治理而牟取不当利益。当然，如果担保债权人明知或应知担保公司的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担保决议在内容或程序上存在法律瑕疵，仍执意与其签订担保合同，从而致使担保合同无效，则担保债权人与担保公司应对担保合同的无效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担保事项在公司章程中缺失情形下的审查义务之确认

根据《公司法》第16条的规定，担保债权人签署担保合同时，必须按照担保公司的章程对担保事项的规定，索取相应的公司决议文件。但是在公司的实际设立过程中，由于《公司法》第25条、82条并没有把担保事项作为公司章程的必要记载事项，并且许多登记机关提供的章程范本中也不涉及担保的规定，因此发起人在制订章程时容易忽略担保事项。那么，在公司章程中担保事项缺失的情形之下，如何界定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对此，笔者认为，《公司法》第16条作为对担保事项的强制性规定，担保债权人在此情形之下应积极索取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关于该担保事项的决议。理由如下：首先，对非以担保为营业的普通公司而言，公司对外担保属于特殊的经营行为，担保行为创设的债务对公司及其股东蕴涵着巨大风险。担保债权人索要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有助于尊重广大股东的知情权与决定权，符合《公司法》第16条的立法目的和价值取向。其次，我国《公司法》选择了“股东会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按照“股东会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取向，除非法律、公司章程、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另有授权，董事会的权力应局限于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范围内，其他权力均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享有。因此，在公司章程对担保事项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形之下，担保债权人的审查义务是按照形式审查标准，对担保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关于此担保决议进行审查。

四、公司担保债权人违反审查义务的法律责任

违反前述审查义务而导致担保合同全部无效或部分无效时，如何确认有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公司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其本身亦属于合同的范畴，除其特殊性外，自应适用合同无效情形的一般规则。对于此类无效担保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的无效部分，可以依据《担保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8条的规定来处理。在担保合同仅因公司担保债权人违反审查义务被确认无效的情形之下，公司担保债权人、债务人、担保公司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但担保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在担保合同因主合同无效而导致无效的情形之下，公司担保债权人、债务人、担保公司亦应当根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公司担保债权人的过错范围既包括在签订主合同时的过错，也包括在签订担保合同时违反审查义务的过错。但是，对担保公司而言，其无过错则不承担民事责任，有过错则承担民事责任部分不应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三分之一。

注释:

[1]甘培忠：“公司法第十六条的法义情景解析”，载《法制日报》2008年2月17日第6版。

[2]王保树：“从法条的公司法到实践的公司法”，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6期。

[3]胡光宝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释义及适用指南》，群众出版社2005年版，第84、475页。

[4]同注[1]。

[5]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107页；曹士兵：“我国新公司法关于公司担保能力的评述——重温最高人民法院‘中福实业担保案’”，载《法律适用》2006年第6期；赵图雅：“公司对外担保制度解析”，载《经济视角》2009年第7期。

[6]刘俊海：《新公司法的制度创新：立法争点与解释难点》，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7]徐海燕：“公司法定代表人越权签署的担保合同的效力”，载《法学》2007年第9期。

第7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规章制度有效性

张先生与女友是某电信公司的业务骨干，工作出色，深受上司的赞赏。两人谈恋爱多年，感情稳定，决定年底结婚。当两人邀请总经理出席婚宴时却被告知公司内部有规定“公司同事间不允许结婚，已经结婚的有一人要辞职”。结果张先生选择了结婚，公司也严格执行了规章制度，与张先生解除劳动关系。张先生不解也不服，每个公民都有婚姻自由，结婚不影响两人的工作，也不影响企业的发展，单位同事之间不可以结婚的规定是毫无道理的。于是，张先生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经审理，张先生胜诉，双方恢复劳动关系，继续履行原劳动合同。

这是有关企业内部规章制度不合法的纠纷。为了加强管理，规范管理运作，企业都会制定各种各样的内部规章制度，作为法律法规的延伸和具体，实现劳动过程的自治规范。目前我国没有专门关于企业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1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根据《劳动部关于对新开办用人单位实行劳动规章制度备案制度的通知》(劳部发[1997]338号)的规定，劳动规章制度的内容主要包括劳动合同管理、工资管理、社会保险、福利待遇、工时休假、职工奖惩以及其他劳动管理。企业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其他相关的制度，例如员工招聘制度、考核标准、晋升条件,等等。那么企业应如何制定有效的规章制度，预防劳动纠纷的发生?

一、规章制度具有法律效力的四个要件

1.规章制度内容要合法

在实践中，我国不少企业制定的内部规章制度违反国家规定的基本标准，例如：员工入职要交500元保证金，待劳动合同终止时予以退还;工资每月结算一次，平时支付工资的80%，余额在年终结清;员工提出辞职，应交纳岗前培训的培训费，按月工资的30%计算,等等，严重侵犯了员工的合法权益。本文开篇案例中电信公司败诉的主要原因是内部制定的规章制度不符合法定要求，违反了国家《婚姻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制度。”因此，企业的规章制度必须在现行法律的框架之内进行制定，不能违反现行法律法规。这里的“合法”应作广义的理解，指符合所有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具体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民族自治地方还要依据该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关于劳动方面的行政法规。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条的规定，用人单位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劳动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所以，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合法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基础。

2.规章制度要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合理

法律将规章制度的制定权利授予用人单位后，除了合法性之外，还产生“规章制度合理性”的问题。《劳动合同法》规定员工如果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或者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法律并没有对什么是“严重违纪”和“重大损害”做出具体的规定，这些都需要用人单位在规章制度中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企业如果不予界定或界定不合理，界定权就交给仲裁机构或法院，企业失去主动权，多一层败诉风险。企业如何把握好合理和不合理的“度”是一个难点，因为这是相对而言。一般情况下，如果这个规章制度能被企业的大多数员工认同，那就是合理，如果大多数员工认为不合理，那么这个规定就存在问题。

小李在公司担任仓库保管员，她在没有告知单位的情况下，拿了仓库里2盒餐巾纸。公司发现餐巾纸缺少后在内部开展调查。当问到小李时，她承认是自己拿了这几盒餐巾纸，随后将餐巾纸归还了公司。公司认定此行为是盗窃行为，根据奖惩制度规定，“偷窃或盗用公司或同事财物”属于严重违纪，予以开除。但小李辩称她看到食堂的餐巾纸快用完，预先准备好让饭堂管理员来拿，但饭堂管理员一直没来拿，就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下，认为自己并不属于严重违纪，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最后裁决小李的违纪行为并没有达到严重程度，继续履行劳动合同。本案中小李擅自拿了餐巾纸，在第一时间做出检讨，并将原物归还，单位的利益并未遭受损害。因此，企业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要尽量做到科学(教学案例，试卷，课件，教案)合理。

3.规章制度的制定要符合民主程序

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对企业管理能否起到有效作用关键在于执行，如果规章制度在制定过程中让员工参与讨论，体现员工的意愿，得到员工的认可，就能更顺利地得到实施。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2款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这就要求企业规章制度制定的行为是一个民主表决和集体协商的行为，而不再是企业职能部门制定、高层管理表决的过程。

某公司《员工手册》中有这样一条规定：员工迟到3次即解除劳动合同。李某为该公司生产部一名车床工，在2007年5月～8月期间由于个人迟到3次，造成部门的停机事故，公司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李某拒绝接受，理由是《员工手册》不是依民主程序制订，只是总经办讨论通过的。最后仲裁机构裁决：公司做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无效，不符合民主程序。

4.规章制度制定后要向员工公示

作为企业内部的规章制度，要对其适用的对象进行公示，未经公示的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员工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些行为属于违纪行为，对员工不具有约束力。《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3款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不少企业将制定好的规章制度挂在公司内部的网站或者贴在宣传栏、食堂门口等视为已经将规章制度告知员工。企业如果将网站公布、公告栏公布作为告知的证据，容易引起劳动纠纷，也将面临败诉。因为员工可以说我去食堂吃饭，并不是去看通知或者“我从来不上网，不知道有这样的制度”等等。因此，有效的制度必须经过公示，常用的公示方法包括：

(1)员工手册发放法：企业可以制作一份《员工接受书》，放在《员工手册》最后一页，一式两份，公司一份，员工一份。《员工接受书》内容如下：“本人确认已阅读了由X年X月X日起生效的公司《员工手册》，清楚了解了手册的全部内容，并同意接受此手册的全部内容”，让员工签上本人姓名和日期。

(2)会议宣传法：企业通过召开会议向员工介绍规章制度，并设计一份《与会人员签到表》，做好会议纪要，把会议的主题、时间、地点、与会人员、会议内容等详细记录。

(3)劳动合同约定法：将规章制度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并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下列规章制度作为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用，乙方(员工)知悉并认可下列制度。”

(4)传阅法：公司将制定好的规章制度每个部门发一份，并要求每名员工阅读后签名确认，表示知悉并认可该份制度，公司人力资源部收回有员工签名的原件作为公示的证据保留。

二、规章制度制定和执行中要注意的问题

1.明确规章制度的效力范围

规章制度制定时要明确其效力范围，也就是对那些人有效、在哪些场合有效，适用于哪些事情，什么时候生效，有无溯及力等。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在制定《考勤制度》时为了讨上司欢心，将适用人员改为“该《考勤制度》适用于除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外的所有员工”，在制度公示后不久，公司的王副总整天无心工作，并连续旷工15天，董事长要人事专员根据《考勤制度》相关规定与王副总解除劳动合同，却发现该制度不适用于副总。因此，企业在制定考勤制度、奖惩制度等一般性制度时，适用对象宜广不宜窄。另外，在外资企业，规章制度最好有两种文本，对规章制度的各种文本的效力进行规定。2.规章制度不能规定本应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

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民主程序，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的讨论、协商，但由于受很多程序上实际操作的限制，企业仍然享有较大的自。而劳动合同中的事项，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事项。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规章制度并不一定要与全体员工讨论。因此，在实践中，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没有经过协商，而由企业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3.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要送达给员工

规章制度的制定为了执行，将执行结果运用于员工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将执行结果送达给员工，没有送达给员工的执行结果无效，对员工不具法律效力。某公司根据内部奖惩制度，以小李记大过两次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小李承认上星期五由于上夜班睡觉被记大过1次，但怎么计算也没有2次。公司拿出一张半年前小李上班私自外出记大过1次，却没有小李签名的通知单作为证据。法院判决半年前的记过通知单没有送达，该次执行结果无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企业必须将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进行有效送达，具体方式有：

(1)直接送达。将执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给员工本人，由其签收。

(2)间接送达。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将书面的执行结果送达给员工的成年家属代收，并设计一份书面签收单，由代收人签字证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了公司的XXX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

(3)邮寄送达。通过邮局挂号信或快递方式送达，并在快递单上注明快递的内容，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4)公告送达：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采取上述方法均无法送达时，而将需送达的执行结果予以公告，公告经过60天视为已经送达。例如：XXX同志，根据公司的《奖惩制度》，你营私舞弊，虚报假账，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合同解除时间为2008年5月10日。因公司与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等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特此通告送达。”

只有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符合民主程序并向员工公示后的规章制度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保障员工依法享有的劳动权利和履行的劳动义务，避免劳动纠纷的发生。规章制度建立并完善后，企业应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将劳动关系纳入正常有序的制度管理范畴。

参考文献：

[1]郭文龙:规章制度制定程序的合法性是处理争议依据的法定前提[J].中国劳动，2005，(06)

[2]王学华刘渊恺:案例解析劳动规章制度的法律效力[J].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07，(03)

2.规章制度不能规定本应在合同中约定的事项

规章制度是企业单方面制定的，虽然有民主程序，经过职工代表大会或全体职工的讨论、协商，但由于受很多程序上实际操作的限制，企业仍然享有较大的自。而劳动合同中的事项，都是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的事项。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因为规章制度并不一定要与全体员工讨论。因此，在实践中，凡是应当由双方协商确定的事项，没有经过协商，而由企业单方面在规章制度中明确规定时，一般情况下，都不会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

3.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要送达给员工

规章制度的制定为了执行，将执行结果运用于员工管理的前提条件是将执行结果送达给员工，没有送达给员工的执行结果无效，对员工不具法律效力。某公司根据内部奖惩制度，以小李记大过两次为由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小李承认上星期五由于上夜班睡觉被记大过1次，但怎么计算也没有2次。公司拿出一张半年前小李上班私自外出记大过1次，却没有小李签名的通知单作为证据。法院判决半年前的记过通知单没有送达，该次执行结果无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因此，企业必须将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进行有效送达，具体方式有：

(1)直接送达。将执行结果以书面形式送达给员工本人，由其签收。

(2)间接送达。直接送达有困难的，可将书面的执行结果送达给员工的成年家属代收，并设计一份书面签收单，由代收人签字证明某年某月某日收到了公司的XXX规章制度的执行结果。

(3)邮寄送达。通过邮局挂号信或快递方式送达，并在快递单上注明快递的内容，以挂号查询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

(4)公告送达：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采取上述方法均无法送达时，而将需送达的执行结果予以公告，公告经过60天视为已经送达。例如：XXX同志，根据公司的《奖惩制度》，你营私舞弊，虚报假账，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合同解除时间为2008年5月10日。因公司与你联系未果，请你自本通告刊登之日起30日内到公司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等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特此通告送达。”

只有遵循合法性、合理性原则，符合民主程序并向员工公示后的规章制度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保障员工依法享有的劳动权利和履行的劳动义务，避免劳动纠纷的发生。规章制度建立并完善后，企业应严格按照规章制度执行，将劳动关系纳入正常有序的制度管理范畴。

参考文献：

第8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公司章程 《公司法》 强制性规范 冲突 协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6-0300-01

一、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并存于公司治理中

公司章程是公司在设立阶段由发起人针对公司的名称、组织结构、设立、运营、解散及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权利、义务等方面所作的意思表示的产物。[1]公司章程是公司股东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根据公司情况投票通过，不同公司章程不同，使公司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主体。同时，公司章程的自主定制体现了私法自治，使公司成为真正的私主体。公司设立之前，各股东是设立协议这一“多边协议”的当事人，相互之间具有平等的订约机会，订约内容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受到《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调整，但是《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公司章程必须包含的项目，属于形式强制性规范。公司设立之后，股东具有了新的身份，而公司章程的修改也受到《公司法》的约束，要求必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属于一定程度上对股东契约自由的限制。

《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包括内容的强制性规范以及程序的强制性规范，内容的强制性规范又分为管制性规范与一般的强制性规范。[2]内容的管制性规范主要是国家出于经济目标之外的目的，例如行政目的，而制定的某些规范，随着《公司法》的修改，此部分已逐渐减少；而一般的内容的强制性规范是出于保护社会整体经济利益而制定的，如要求公司章程必须规定的事项，公司成立的条件，以及对公司管理层的限制等，不允许当事人以意思自治进行变更和规避的规范。此外，《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多为程序性的强制性规范，如要求公司设立必须经过的程序，股东（大）会召开的程序、股东（大）会的议事规则等。

公司法在公司治理结构中起统领的作用。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其设立和存续往往涉及的利益广泛且具有不特定性；有限责任更是加大了对交易安全造成危险的机率，产生深刻的影响，所以在公司法中，凡涉及交易安全的事项以强制性规范来加以规定。因此，《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作为国家意志的体现，对公司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公司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冲突的例证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公司章程的规定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范，这是一种由公司章程的积极规定而引起地积极冲突。近年来，在我国市场经济环境公司管理实践中，有些有限公司会在公司章程中设定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特别条款，《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被改变；例如，某公司章程规定了该公司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职权概括地由公司董事长行使或者设立总裁进行行使。

（一）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关条款的适用

深大通 1997 年度股东大会上，与会股东就修改章程的议案表决。[3]会上，广东华侨信托投资公司代表认为，大通公司董事会成员所代表的股份较为集中，而此前章程 105 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当由二分之一以上的董事出席方可举行。每一董事享有一票表决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通过。”规定导致董事会在某些决策形成时，即使未取得各方一致，也可轻易获得通过，通过的决议难以体现中小股东利益。华侨信托认为，应在公司章程第 105 条增加“列入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应由出席董事会董事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公司部分股东则认为若改为三分之二以上董事通过，不仅有悖于国际惯例，也找不到相应法律依据，对该项提议表示反对。

（二）公司章程严于《公司法》的规定

《公司法》第 112 条规定：董事会会议应有过半数董事出席方可举行。董事会做出决议须经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因此，章程规定不能低于半数下限。那么，章程能否做出须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的规定？《公司法》半数比例要求目的在于维护资本多数决原则，提高公司运作效率。然而资本多数决原则在实践中常被异化，公司大股东常利用该原则侵害中小股东利益。[4]《公司法》所规定的简单多数与绝对多数是法定最低标准，章程可更严格，三分之二或一致同意原则上并不违背《公司法》。同样，如果股东间出于意思自治而约定比例高于法定最低标准，股东不可以该约定“显失公平”要求撤销。因为，商事行为的主体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基础之上，商人不可以因缔约时的疏忽或其他原因而提出减免处罚。商事外观主义原则作为对第三人的交易安全的保护在公司法中尤为重要。对有关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和运作以及公司资产和利润分配等普通规则，适用协商结果。如果未对公司以外第三人造成消极影响，法律理当保护当事人合同自由，允许章程排除《公司法》的适用，个别股东不可事后反悔并要求撤销相关条款。

三、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冲突的原因

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冲突，是私人秩序与国家秩序之间的冲突，是大股东利益与中小股东利益的较量，是现实的无穷与理论的抽象之间的辨证关系。如上文已经提到，公司章程与公司法并非步调一致，章程有时可能超出或者试图避免公司法的适用。

根本原因在于市场自由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冲突。公司是众多自然人组成的为达到盈利目的而凝聚成的组织体，股东作为经济人总是希望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如果违法成本或道德成本远低于所获的利润，股东往往甘愿冒险。因此，公司滥用自己的市场地位、管理层“背信弃义”、大股东倾轧小股东的现象频发。因此，为了实现社会公平，对公司及大股东的权力进行规制，国家作为有形的手干预公司的治理，利用公民授予的权力，对公司的种种显失公平的行为进行规制。于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自由与强制就处于一种微妙的复杂关系中。

其次是价值观的冲突。公司章程的形成机制无法避免的成为大股东利益的体现，主要是为了维护大股东、公司的利益，更加注重效率；而公司法着重保护的是社会公平以及交易安全，是出于对交易第三人以及中小股东利益的保护。立法者可以使公司“不至于受个别意志的优惠，使它能看清时间与地点，并能以遥远的隐患来制约当前切身利益的引诱。”

第三是法律术语的模棱两可。法律规范究竟是强制性还是任意性或者赋权性，法律条文中并未明确写明，而是由学者通过用词来揣测立法者的意图，进而断定条文的规范效力。因此，如果公司法条文中用语不规范抑或模棱两可就往往容易造成公民无法意识到此条的强制效力，进而公司章程中的条款与公司法的条文发生冲突。通常“可以”等表示此规范是任意性规范，而“必须”、“不得”等属于强制性规范。但是如前文提到的公司法第38条，其并未注明表示强制的字眼，因此，往往造成了实务中的冲突。

五、公司章程自治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的协调

公司法的强制规范作为对公司运营等某些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进行干预，但是并不排除公司自治。公司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股东制定公司章程时的随意性，起到补充作用。公司法强制性规范作为自由的界限，保障公司章程的制定、履行，而且公司章程规则的完善也是在公司法已有的制度基础上。当《公司法》对某个事项做出了强制性的规定，而公司章程并未涉及该项内容时，应以《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填补公司章程的漏洞。法律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意志所注重的是公共利益和公司宏观上的整体运作效率和公平，尤其体现在公司的决策和运行机制上，包括公司的组织权力分配、机构的运作以及公司机关的设置条款等基本规则。在公司章程没有对某些事项进行规定时，《公司法》作为“公众产品”的介入无疑会降低当事人的谈判交易成本，促使公司运作效率的提高。

（一）公司法规范应以赋权性规范为主

作为私法，公司法原则上应以赋权性规范为主。《公司法》应当让位于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规定，而减少为了维护公司运营而制定的强制性规定，其强制性只是以保护社会交易安全为限度，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股东通过约定排除该项规则的适用。

对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而言应根据公司类型的不同而比重有所区别。在我国公司的类型中，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较少，股东能较为充分的享有知情权，股东成为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所以应更加突出股东的自治，而且由于有限责任公司不曾上市，对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小。《公司法》应当让位于公司章程的自治性规定，而减少为了维护公司运营而制定的强制性规定，《公司法》应当以授权性或补充性的规定为主。此外，涉及到经理人和控制股东的义务问题，应以强制型规则为主，只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可以允许股东通过约定排除该项规则的适用。而股份有限公司由于股东人数较多，公司资本额较大，更具有资合的性质，而且股份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很容易造成管理层侵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对于管理者的义务应当制定较多的强制性规范，而且对于上市公司，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有相对更多的强制性规范，并与其他的法律如证券法、刑法相配合。

（二）公司章程制定应当更加科学化

对于公司章程而言，公司章程的任务是将《公司法》中包括强行性规定在内的一般规定予以细化，并在不违背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下，利用《公司法》中一些授权性规范，将这些权利有针对性地做出具体规定，成为本公司组织和经营活动的自治规则，使公司章程的规定具有可操作性，实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机结合。[5]

公司章程的制定应当遵循合法、规范的原则，根据公司的特殊性制定运营相关、切实可行的规则，同时应当尽量避免因高于公司法对比例的要求将来使公司陷入僵局。公司章程的内容应当避免对中小股东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侵犯，通过对管理层的监督和权利限制来增加章程的科学性。

（三）司法机关应当宽容裁判

裁判宽容要求法官确理解《公司法》领域中私法自治的含义。谨慎地解释公司自治与国家强制的界限、审慎地界定强制性规范设定的基准，明确并坚定《公司法》的私法属性，司法者应该充分尊重公司的商业惯例和商业判断。[6]公司纠纷应该采取较为灵活和宽缓的审判方式，而且可以能动性地将调解设置为前置程序，适当且主动缩短可以灵活确定的审理周期。自治与强制在实践中的界限并不因理论上的简单规划而清晰、明确。因此，司法者在判断强制性法律规范的界限时，应该慎重、宽容。司法者应明确《公司法》不是推行公共政策的法律，也不是完全的民事权利。裁判宽容要求尊重商业判断。在公司纠纷案件处理过程中，法官应确定位自己的角色，充分尊重公司决策机关依据商业惯例所作出的商业判断。法官的工作目标与商人的经营目标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可能作出的不利于商业经济发展的判决；从而，坚持尊重商业判断的原则，法官将会作出更加公平合理的决断。

结语

随着股东法律意识、自主意识的增强，股东获得信息的能力增强，应当更加突出公司章程的自治效力，使股东的意志能在不显失公平、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的禁止性规范的前提下上升成为公司的意志，自主分配权利和义务。此外，用《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为公司章程设定一个自由的边界，使企业能在规范且自律的环境下自由发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公司法》还是公司章程都应当做到公正透明，确保股东能有效行使自治权利。当公司章程与《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发生冲突时还要求法官在审判时宽容裁判，尽量维持私人自治与公司自治。

参考文献：

[1]常建，论公司章程的功能及其发展趋势[J]，法学家，2011（2）.

[2][美〕爱森伯格，公司法的结构[M].张开平译，王保树主编《商事法论集》（第3卷），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甘培忠，《公司法》适用中若干疑难争点条款的忖度与把握[J]，法律适用，2011（8）.

[4]牛晓，从公司法强制性规范看公司章程自治[J].知识经济，2010（19），第88页.

第9篇：公司相关规章制度范文

【关键词】公司经营者；劳动者；职工代表大会；公司规章制度 

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就是公司这一现代企业组织形式。长期以来，我国在企业形态方面实行的是双轨制，以所有权区分的企业如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这带有典型的计划经济色彩，另一类就是以承担责任的方式来区分的企业形式：公司、合伙、独资企业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打破双轨制，建立以公司为核心的企业形态，使企业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而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我国的劳动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劳动关系作为两大基本生产要素——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具体运行的形式和表现，反映着社会基本经济矛盾的存在和解决的特点及要求。劳动关系的变革是社会经济变革中的最本质最根本的变革。①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伴随着劳动关系由行政调节向市场调节过渡，一些传统的劳动法律观念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产生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本文主要就公司法与劳动法交叉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一、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现代企业制度中，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往往是相分离的。作为经营者，如厂长、经理等，他们的权利与义务在公司法中有规定，另一方面，他们作为劳动者，劳动法对此也有规定。原劳动部在1995年4月27日发布的《实施〈劳动法〉中有关劳动合同问题的解答》中，对此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厂长、经理是由其上级部门聘任（委任）的，应与聘任（委任）部门签定劳动合同。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有关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与董事会签定劳动合同。”② 

原劳动部的这一解答现在仍然有效，也是处理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法律依据。但是这一规定的合理性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对于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由公司法调整，劳动法对此不应涉及，公司经营者应不属于劳动者的范畴。 

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公司经营者与公司的关系被视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一种。但是，对于作为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之一的劳动者的内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法律关系的主体，一般指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有时也指法律关系的参与人。③对于参加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法律都明确规定了一些条件，只有符合这一条件才能进入这个法律关系。如《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了董事、监事、经理的任职资格：“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在对公司经营者的资格问题上，《劳动法》与《公司法》都有涉及，那么到底适用哪部法律呢，还是二者重叠适用？有人认为，对于这种法律关系的调整，应按照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来处理，劳动法当属调整劳动关系的一般法，公司法属特别法。因此，当公司法有特别规定时，应依公司法为准。④这种观点似乎兼顾了两部法律，应该说是在现行体制下一种比较恰当的折中的解决方法。 

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是应该从劳动者的内涵出发。劳动者是一个涵义非常广泛的概念，但是区分社会学与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认清此问题的关键。从社会学角度看，凡是参与实际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人，都可以称为劳动者。按照这种解释，国家领导人、知识分子、工人、农民等都可以说是劳动者。但是法学意义上的劳动者，是从劳动法律关系的角度进行界定，劳动者应具备一定的法律资格。一般而言，作为劳动者，应符合四个标准：年龄、健康、智力、行动自由。如超过退休年龄的人返聘的，其就不应视为劳动者，而应看作劳务人员。公司的经营者在劳动法律关系中，是作为劳动关系一方的劳动力使用者的代表。他们在劳动法律关系中代表产权并向产权人负责。⑤只要代表产权并向产权人负责的就不应属于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的范畴。另外，从传统的劳动法理念出发，一个劳动者只能建立一个劳动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劳动者只能是某一个单位的员工。而对于公司的经营者并没有如此严格的规定，如《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根据这一规定，一个公司董事、经理完全可以在另一个不同类型的公司担任董事与经理职务。从以上两方面可以看出，公司的经营者根本不具备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的标准。所以，对于公司经营者的权利义务问题，《劳动法》不适用，应全部适用《公司法》的有关规定。 

二、公司制下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 

《公司法》第16条第2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和两个以上的国有企业或者其他两个以上的国有投资主体投资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依照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和其他形式，实行民主管理。”而《劳动法》第8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劳动者依照法律规定，通过职工大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民主管理或者就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与用人单位进行平等协商。”对比这两条规定，不难发现，《劳动法》的规定并没有对企业的类型作出限定，而《公司法》则把它限定在国有投资主体设立的公司上。实际上，在我国有工厂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与公司制下的职工代表大会之分。

现行职代会制度，是在50年代“工厂管理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过60年代-70年代的发展和充实，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普遍推广实行。1986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以下简称《职代会条例》，该条例原则适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建筑施工、农林、水利等企业）的颁布，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职代会制度。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以下简称《企业法》，该法原则适用于交通运输、邮电、地质勘探、建筑安装、商业外贸、物资、农林、水利等企业）再次肯定了职代会制度，并得到宪法和其他法律的确认。但是，从职代会的发展历史看，其理论基础和作用形式是建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上的。⑥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与现代公司管理体制制之间有许多不相容的地方。 

如果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这种形式，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这与当时的政治体制是相一致的。当然，我们现在进行市场经济建设，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不能动摇，但是，不能把劳动人民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与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我国在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之初，也只是把它限定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中推行，对私营企业并为要求。这种设计应该是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在现在进行大范围的公司制改造之时，对职工代表大会的地位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职工代表大会与现代的公司治理有许多不相容的地方，如产权的最终处理权应由所有人来行使，职工代表大会不应具有此项权力；承担责任方面，公司以全部法人财产权承担责任，股东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的经营活动中不承担任何责任，当然也不应享有与经营有关的权利，职工代表大会的职权应定位在维护职工权益方面。 

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职工代表大会已经由传统的职工参与民主管理转向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了，特别是在非公有制实体中，这一角色特别突出。但是，这一任务是由工会来承担的，新《工会法》对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阻扰和限制工会的建立，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其各工会组织代表职工的利益，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所以，笔者认为，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职工代表大会已经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他们的职责完全可由工会来代替。其实《公司法》16条明确了工会的地位，对于国有投资实体设立的公司赋予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权利。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完全可以合一，他们的角色应定位在是职工的代表，全方位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三、公司规章制度与劳动法 

在规范的公司制度下，企业作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管理的需要，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公司法》很多条文都赋予了企业的此项权利。如规定董事会可以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经理可以制定公司的具体规章等。《劳动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第4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规章制度，保障劳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这些规定赋予了企业在人事管理方面的自主权，调动了企业的活力。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劳动争议案件由于用人单位依据规章制度对劳动者做出了相应的处理，而劳动者不服所引发的。许多企业利用自身的优势地位，制定了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而对于如何制定规章制度，我国法律并没有统一的规定，所以在实践中引起了许多问题。 

从原则上看，制定规章制度是公司的权利，但是，根据《公司法》、《劳动法》以及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章制度有效应符合以下几个标准： 

第一，制定程序合法。《公司法》55条规定：“公司研究决定有关职工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事先听取公司工会和职工的意见，并邀请工会或职工代表列席有关会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规定，企业内部制定的涉及职工重大利益的规章制度，必须经过企业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乡镇企业法》规定，乡镇企业依法实行民主管理，投资者在确定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和企业负责人，作出重大经营决策和决定职工工资、生活福利、劳动保护、劳动安全等重大问题时，应当听取本企业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实施情况要定期向职工公布，接受职工监督。《工会法》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研究决定有关工资、福利、安全生产以及劳动保护、劳动保险等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依照上述有关规定可以看到，制定企业内部劳动规则是企业行政方面的权利。但是，由于企业规章制度涉及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应当经过该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或者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其他企业在制定企业规章制度时，应当听取工会的意见，但是，其最终决定权属于企业行政方面。这是对于企业在制定有关内部劳动规则的程序性要求。这种程序性要求既保障了企业的人事管理权，又注意尊重企业职工的利益。企业规章制度只有在注意尊重全体职工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得到企业职工的自觉贯彻执行。 

第二，内容合法。企业规章的内容，由于企业的具体情况不同，国家不便于做统一的要求，企业应当根据其具体的需要加以制定。因此，企业规章制度的内容必须合法，主要是指企业规章制度所确定的劳动标准必须合法，其制定的具体内容不得违反我国《劳动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因为《劳动法》是调整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另外企业在在制定规章制度时，还应当注意协调好与劳动合同、集体合同的关系，避免他们之间发生冲突。 

注释： 

①常凯主编.劳动关系劳动者劳权[M].北京：中国劳动出版社，1997：42. 

②中国劳动法学研究会审定.劳动法律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99. 

③沈宗灵主编.法理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335. 

④李秀文.公司制度中劳动法律关系分析[J].中国劳动，2004（1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