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关系探析

公司治理，产生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学术界普遍认为，好的公司治理能有效降低因两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也是企业能否长期健康发展的基础。那么，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积极作用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提高公司治理水平从而提升公司绩效？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上述问题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回顾。

一、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

公司治理产生于两权分离，因此关于股权结构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而股权结构又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是股权集中度。大多数学者都认同适度的股权集中有利于杜绝“搭便车”现象，使股东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从而正向调节企业绩效，但股权集中度过于集中或过于分散都会对经营绩效产生负作用。杨佩月等以消费类上市为例，研究指出过度集中的股权会对经营绩效产生负作用。黄方亮等更全面研究了其中的关系，首先，在仅考虑内生性时，股权集中度能明显提高公司绩效，而公司的绩效水平也会反向作用于股权结构。其次，在考虑动态性的情况下，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降低。再次，当从滞后性考虑股权结构的影响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公司绩效的调节作用大幅上升。二是股权构成。王洪盾等人结合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高质转变的大环境出发，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与企业TFP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而非国有背景公司的企业TFP显著高于国有背景公司。胡加明等人在《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之谜》中通过对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不同角度检验，得出结果表明国有股占比、流通股占比均与公司绩效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均呈现“U”型关系，法人股占比对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正向调节作用。若再考虑股权集中度，发现第一大股东占比与企业绩效间同样是呈现非线性的U型关系，若第一大股东持股大于51%，则其他大股东的制衡作用明显，此时增加其他大股东占比可正向调节公司绩效。若第一大股东占比小于51%，增加其他大股东占比反而会负向调节公司绩效。针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李小斌通过考察2010-2015年A股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二次混改”后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绩效的变化，得出结果，虽然大股东不再绝对控股，但由于其他股东并无治理意愿未出现制衡作用，因此公司的治理结构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大股东控制权的弱化并未对公司绩效产生正向调节作用。相较于对股权结构的影响，部分国有股东的退出对企业费用控制有较好的效果。杨振中等认为，同一行业中同时存在国有企业和参股的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由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于股权结构与企业绩效的非线性关系基本认同。结合其他学者的研究，国有背景的企业，若能提高其公司治理水平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更加显著。

二、公司董事会特征与公司绩效

在针对董事会特征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董事会规模并非越大越好，一般认为控制在7-11人最好。而对于董事会的独立性，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数量越多，公司治理效果越好。对于董事与高管两职兼任，大多数学者的研究都认为这种模式对于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从董事会特征的总体出发，杨佩月认为董事会能在管理层和股东之间充当协调者的角色，从而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唐艳华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从智力资本价值角度研究，认为大股东治理在增强智力资本价值提升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特征与公司绩效

高层管理人员特征主要体现在对高管的激励方式中，最常见的就是股权激励与薪酬激励两种。江虹认为若公司在股权集中度低的情况下存在高管的低薪酬，则会降低公司绩效。霍晓萍等人在《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中指出，上市公司企业绩效随着高管薪酬差距的变化而正向变化，且国有股权进一步促进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积极调节作用。而股权过渡集中及股权制衡均反而降低了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积极调节作用，但这种负向调节作用对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存在差异性。杨佩月认为，若降低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则会造成对管理层激励作用减小，从而降低企业绩效。田国双等人指出，针对高管的激励方法，因所在公司股权结构不同而产生的激励效果也不同。可见，以上的学者研究都指出了高层激励效果受企业股权结构的影响，需要结合企业的股权结构来量身定制。

四、研发支出与公司绩效

吴翔以2008-2014年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研发支出对企业绩效的正向调节作用体现在滞后一期。韩庆潇从董事会及高关层面出发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高管团队的受教育水平、高管团队中具研发背景的高管成员数量及管理层持股比例等，均能正向调节企业创新绩效。

五、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绩效

结合我国国情，也有学者针对党组织参与治理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中超等认为，对国有企业来说，党组织的参与有利于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刘李福等同样是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得出结论，党委参与公司治理会促进国有企业实施多元化战略，但这参与模式并不会造成多元化战略的折价效应，而是帮助企业科学合理地经营多元化战略。南星恒又从另一角度研究发现，党组织的参与治理，能利于普通员工薪酬提升对企业绩效有积极作用。周燕在对国有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研究述评中，从治理方式及实现途径等总结认为，党组织参与治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根据企业类型的不同而有差异。

六、家族企业与企业绩效

针对经济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家族企业，也有很多学者展开了家族企业治理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杨婵等认为，“创一代－至亲”组合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绩效有正向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在法律制度环境越不完善的地区、在技术变迁速度越快的行业，越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夫妻共治、兄弟共治均能正向调节家族企业绩效，而子女共治由于代沟等因素会对企业绩效产生负向调节作用。许年行等结合本土化研究，引入我国家庭文化概念，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发现，当年龄最大的“长兄”担任公司董事长时公司绩效最好，这一结果反映了我国“长兄如父”等文化理念对家族企业的积极作用。

七、女性参与治理与公司绩效

针对女性参与治理与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付兴梅通过对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女性董事参与治理对公司绩效有明显的提升作用，且二者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性关系，即存在最优的女性董事占比为40.73%。徐琳等从另一个更深入的角度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在女性高管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八、其他相关研究

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经营不善等原因会发生一些意外事件，而导致企业业绩受到重创。针对出现类似败德行为的企业，连燕玲等认为，监督机制及惩罚机制的增强能降低败德行为对企业后续绩效的负面作用。若进一步结合媒体报道效果研究，沈灏等发现，媒体报道数量对企业绩效的恢复有抑制作用，且由于媒体的过度报道，甚至会进一步引发CEO任期和董事会规模降低等，强化了媒体报道对企业绩效恢复的抑制作用。从投资者层面来看，吴景泰等认为，公司治理有利于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进而积极影响企业绩效。杨嘉琳等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研究发现，只有境外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时，才会通过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等方式正向调节公司绩效。从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绩效关系来看，杨姗姗认为，企业社会责任能明显的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进一步来说，董事会规模越大、独立性越高、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均能加大这种促进作用，而管理层持股负向调节这种作用。

九、总结及启示

通过梳理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的文献，其深度和广度都获得了十分大的提升。首先，从研究内容上，结合了更多创新的外部治理因素。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说，近几年更多的是以定量分析法为主。再次，从研究角度说，也有学者从上文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等新颖的角度入手研究，还有学者通过构建指数的方法研究。最后，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因为样本选择问题、研究方法等的不同会造成研究结果的差异性。但造成差异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公司治理本就是一个很宽泛概念的活动，会受到很多不同市场环境、行业环境等的影响。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要综合尽可能多的因素及交叉学科等共同分析其中的关系，为提高企业的治理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绩效，提供更多的思路与方法。

作者:夏勒拜提·阿布都克里木 单位:新疆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