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经济管理方式精选(九篇)
第1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香山；买办；商人群体
香山原属于东湾县，称香山镇，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分出东莞县香山镇地，开始设香山县。所管辖的地域主要包括今天的中山、澳门和珠海，是一个临海和移民地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为香山商人们的发迹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19世纪下半期，以香山商人为主体的买办阶层，因中国新的贸易格局而崛起，进而以血缘方式连结起来，构成香山买办群体，推动着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而进入20世纪初，香山籍华侨商人又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影响着中国百货业的发展。
1 香山商人群体的形成形式
香山商人群体的团结形式颇有特色，包括世袭、地缘等，促使在香山商人之间形成巨大的实业网络。
1.1 世袭关系
香山商人可以说是因客观的地理、经济及文化条件而产生，为保持家族的经济实力，职位几乎由某几个家族垄断，甚至形成了世袭的形式。
据统计，香山买办世家中著名的且阵容较大的有：莫氏（莫仕扬）家族，先后当买办者17人，延续60年左右；唐氏（唐廷枢）家族，14人，延续四五十年；徐氏（徐润）家族，11人，延续四五十年；郑氏（郑观应）家族，11人，延续三四十年；容氏（容闳）家族，4人，延续三四十年。其买办职位一般由家族成员继承，香山买办还倾心洋务，投资近代新式企业，重要职位也是由家族成员掌控。即使是步入20世纪，引进西方经营管理模式，香山商人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其先后担任先施公司的董事主要是以马应彪为首的马氏家族，职位也大都是世袭，而这种世袭又恰恰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
1.2 地缘关系
先以家族为群体凝聚基础，再以相同的地缘为基础汇集起来形成小团体，这是香山商人群体的团结形式之一。可以说在整个19世纪，香山唐氏（唐廷枢）家族、徐氏（徐润）家族、郑氏（郑观应）家族、莫氏（莫仕扬）家族、容氏（容闳）家族的买办，彼此引荐和相互作保，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洋行做事，从而形成了以地域和血缘为纽带的近代香山买办群体。在20世纪初，香山商人们又以相同的地缘以及经济需要凝聚成新的力量，实现百货业网络不断扩大、增强，促使20世纪上半期的百货零售业几乎全由广东香山人主导。
以1872年商办轮船招商局为标志，香山买办凭借其财势及已有的商业经验，在晚清政府的洋务活动由军用工业向民用领域扩展的转型期中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机遇，成为与官方洋务活动关系最密切、最广泛的商人群体，开始具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又如上所述，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办者都是香山籍华侨商人。马氏、蔡氏和郭氏在澳洲悉尼，凭借血缘及地缘关系，集合家族成员的积蓄，合伙兴办生安泰公司，经营香蕉贸易，在公开竞争的市场上击败外国对手。他们对内虽然互相竞争，但却能携手一致对外，使得近代的百货业几乎由香山人掌控。
此外，对于长期担任近代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企业家而言，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人对近代企业的经营形式、管理等问题，亦有切身的实践和较为深入的了解，针对中国企业存在的弊端，结合欧美各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他们提出了商股商办的经营管理思想，早期徐润在企业经营形式问题上主张实行“招集公司”的办法。而四大百货公司的管理也是相当制度化，除经营管理具有现代规模外，四大公司还引用了西方的零售业管理方法，如先施百货公司最先建立的“不二价”方法，对所有货品订定实价、发出收据、聘请女性售货员等。
但值得注意的是，香山商人群体势力的增强并没有使他们完全摒弃传统的管理方法，传统的任人唯亲、家族治理企业、彼此引荐、世袭、互相做保的方式，使族人、亲戚和同乡纷纷进入企业做事的情况依然存在。
2 香山商人群体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香山商人群体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是功不可没的。19世纪最具有影响力的香山买办群体，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推动者和行动者。中国第一家大型煤矿――开平矿务局、中国第一家钢铁煤炭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中国第一家大型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第一条国有化铁路――唐胥铁路、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第一台蒸汽车――“龙头”火车头、中国第一家水泥厂――唐山细棉土厂、中国大陆第一份华商报刊――《汇报》，都与香山买办有着密切联系。正如郝延平在《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书中说道“买办在中国早期工业化的重要性在于他们成为一种集投资者和管理者的角色于一身的新型人物，因而成为开拓中国新式工业企业的领导力量之一……，20世纪初香山商人创办四大百货公司，又是在中国发展实业方面的一个创举，他们采用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方法创造性地推进了中国百货业的现代化。
香山商人群体在近代中国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仅局限于经济方面，他们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也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需要他们的帮助，如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离不开他们的积极参与；关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爱国人士，也愿意从他们那寻求政治上的保护、经济上的支持和思想观念的呼应，创办了先施公司的马应彪在经济上和思想行动上都曾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们都间接或直接地推动了中国的政治改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他们积极参与洋务运动、投资近代新式企业，促进中国早期的工业化；在近代社会生活中，他们热心于公益事业、兴办学校、建设医院、创办会所、出版报纸、编辑族谱以及赈济灾民等，这些不仅有利于近代社会的文化发展，而且也有利于近代社会的不断进步。
注释
[1]转引虞和平：《香山籍买办与宁波籍买办特点之比较》[J]，广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胡波：《近代中西文化碰撞中的香山买办―兼论近代中外关系的几种研究模式》[J]，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3]王远明、颜泽贤：《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版，第166页。
[4]王远明、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第179页
[5]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永安公司的产生、发展和改造》[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页
[6]王远明 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第189页
[7][美]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年版 第273页
[8]王远明 颜泽贤编《百年千年：香山文化溯源与解读》[M]，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第190页
第2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论文摘要:随着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科学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研究的热点。在中国的特定组织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创建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已经成为管理学界面临的重要问题。在分析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基础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创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立足于中国的管理实践，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作为实践途径，对中国学派进行全面的实践性研究。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表明，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工业化的推进不仅取决于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还取决于管理创新和科学化的程度。自新中国建立之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管理科学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与国外现代管理科学相比还存在明显差距，尚未形成符合我国国情、能够科学指导我国管理实践的系统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本土的管理科学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研究的热点。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和社会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当前许多经济现象都是特定国情之下出现的独有产物，具有不可借鉴性;同时，中国五千年积累形成的传统文化也决定了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具有更强的复杂性和独有性。在这种情况之下，单纯生搬硬套西方的管理科学理论，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在21世纪，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中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不断攀升，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中国的表现令世界瞩目，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也在全世界倍受关注。探素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道路，建立中国的管理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构建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无疑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1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创建基础
特定的环境下衍生出特定的管理理论，随着历史时代的发展变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学技术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与之相适应的产生和发展出种种的管理理论。诸多的管理学派彼此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基于不同环境下不同人群的需求提出对于管理的理解，是一个阶段或一个视角的总结。在目前主流的管理学派发展中，以美国的管理理论体系为主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引进了一批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促进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中国与西方的管理环境存在差别却是不容置疑的，大量的西方经典管理理论在中国都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推进，管理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相应的对于适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理论的需求也越发强烈，在这种情况下，新兴管理理论和管理学派的发展也显得尤为迫切。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管理者都逐渐地发现在中国的管理科学研究中，需要在借鉴西方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同时，继承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和近代管理实践经验，结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实事求是的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特有问题。中国的古代管理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环境下孕育产生的，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管理文化为核心，以儒家思想为背景的管理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文精神，以安邦定国为主，以人为核心，强调整体的协同，尤以诸子百家中的道家、儒家、墨家、孙子、韩非子等为代表。道家讲求运用自然之道，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遵守自然之道，运用自然之道来达到管理目的行为。儒家以天道观为基础，认为管理本质是一种以道德为引导，借助相应礼节来加以规范的行为。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兼爱交利是他们的管理思想，认为管理本质是博爱，是为人谋利的行为。孙子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通过计策、决策等实现“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以取得上下齐心、国家太平，并保证在战争中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治是政治管理思想的核心，认为管理本质是以“法”治民。在我国古代的管理实践中，“重道”、“明德”、“修权”、“知止”、“行法”、“谋略”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都能够得到体现。在中国历代文人学者作品中也蕴涵有丰富的管理思想，如唐代韩愈的《杂说》、柳宗元的《种树郭聚驼传》、宋代范祖禹的《帝学))、明代张居正的《帝鉴》、洪应明的《菜根谭》等。在中国历代史书(如二十四史)和兵书(特别是孙武的《孙子兵法》)中也包含了精湛的管理思想，中国的古典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和红楼梦以及明清笔记中，也有不少管理智慧和用人之道。
从管理实践层面看，中国历代的儒商如先秦的范蠢、子贡和白圭，明清的十大商帮特别是徽商和晋商，近百年成功的老字号如北京的同仁堂等，20世纪海外成功的华人企业家如台湾的王永庆、香港的李嘉诚和霍英东等都有其成功的管理之道。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的管理实践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1960年《鞍钢宪法》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方法，1961年的《工业七十条》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企业管理试行条例。20世纪80年代初，以“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改革试点，使企业管理工作的重心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实行是中国企业领导制度的重大改变。承包经营责任制、资产经营责任制等的推行，推动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变，促进了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一时期，蒋一苇提出了“企业本位论”、“职工主体论”、“经济民主论”以及“两制四全”管理体系。“两制”即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建立高度集中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制;“四全”即在企业建立全企业、全过程、全员性的全面计划管理、全面质量管理、全面经济核算、全面人事劳动管理，是我国管理理论的重要代表。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如首钢的“投入产出总承包”，海尔的‘旧清日高管理法”，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法”等，我国企业管理的水平不断提高。
2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研究现状
中国的国情具有自身的独有特点，我国的改革开放自身就是中国式的管理变革，在经济制度、产业制度、社会制度、生产制度等诸多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独有性，西方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并不能直接套用。目前从中国管理科学的发展现状来看，尚未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和理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应该是源自于中国本土管理的历史思想和现实实践的科学理论，是当前时展的必然要求。
对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研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提高而出现的必然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20年，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对于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阐释方面。21世纪以来，则主要是从宏观角度来探索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成思危提出从中国企业、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看，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是非常必要的。李京文院士认为创新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科学，已成为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研究有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创新，应该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挖掘中提炼一种共性的管理理念，总结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功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模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等单位对于创建中国学派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大力倡导和支持，在课题研究方面一直将我国管理科学问题当成重点问题，其十一?五规划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奠定在未来l0-20年中逐步建立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的学科基础，对中国管理学相关研究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此后相关研究成果显著增多，由华中科技大学管理学院主办的《管理学报》自创刊之日起，就设立了“中国管理论坛”等栏目，刊发了一些研究成果，推动了关于中国管理问题的研究。2008年3月在西安召开的第一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就“管理学在中国”的概念与研究意义、管理学在中国发展的基本脉络、中国文化情景的管理问题及中国管理学派的创建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2008年11月召开的中国管理学年会中也对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进行了深人研究和广泛探讨。
关于现代管理科学的中国学派，国内外学者专家都进行了深人系统的研究。一部分的研究集中于对于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研究和现实应用，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国内开始有相关的文章发表，如《“红楼梦”经济管理思想》、《中国古代行为学研究》、《现代管理学中的古为今用》等，但总体上数量甚少。国外学者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运用于经营管理并且进行管理方面研究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欧美较为突出。中国古代典籍如《论语》、《老子》、(孙子》、《三国演义》等，受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企业界的高度重视，有些企业甚至将它们用作培训经营管理人员的教材。欧美学者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同样也给予高度关注，如美国的丹尼乐?雷恩于1979年写成的《管理思想的演变》一书就论及了中国古代孔子在管理思想方面所作的主要贡献。另外一些研究则集中于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有的研究注重于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注释和介绍，希望作为在中国实践的指导;或者是加卜中国的现实情况做验证.其结果还是说明了所引进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功用，体现全盘西化的特征。有的研究则主张本土创新，按照西方理论模式，结合中国社会文化具体特点，演绎出解释力更强的理论模式和学术观点。有的研究比照现代西方管理概念试图构造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具体侧重于管理哲学和管理科学。这些理论都把贯通中西管理理论、能够指导中国管理实践作为重要目标。
在实践方面也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尝试。台湾学者曾仕强从实践应用角度出发把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总结为一系列管理原则，典型代表是提出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曾仕强，2003。该理论不仅尝试性的进行了理论体系的概括，其实用性导向原则也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除此之外，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历程中自发的形成的中国管理模式也备受关注，如海尔管理模式、白沙管理经验等。2007年11月30日，金蝶公司联合中欧国际t商管理学院主办的“2007中国企业管理高峰论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各行业超过巧。名企业家、企业管理者、资深管理学者，他们就“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这个议题进行了深人探讨。
3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创建中国学派
现代管理科学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综合产物，与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息息相关。从现代管理科学发展规律可以看出，不同学科、不同技术领域相互渗透、结合、交叉以至融合，特别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间的相互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科学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推动了现代管理科学向实践应用问题的转化。
管理科学与管理理论必须基于特定的管理实践，与特定环境结合，与特定的人和事物结合。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基于中国的特有国情和发展环境，中国的管理实践与西方国家的发展历程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现实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千头万绪，互有联系，呈现出系统复杂性的特征。在这种复杂多变的国情之下产生出现了大量的实际管理问题，这些问题产生于中国特定的社会实践条件之下，古代的管理思想和西方的管理理论都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解决。现代管理科学是扎根于一个国家、地区特有的社会组织和文化基础上的科学，21世纪的新中国与孕育出大量现代管理科学理论的西方国家不同，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中国所推进的政治经济制度创新和变革也是之前从未尝试过的发展过程，因此，西方现代管理科学不能生搬硬套来使用，也不能简单的加以改动，更不能削足适履，改变中国的管理实践来迎合西方管理科学的需要。
管理科学是学以致用的科学，其研究需要透过实践现象的表面，把握管理问题的本质，从丰富的中国管理实践中总结提炼出深层次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科学理论，完成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变和升华。中国改革的社会实践和管理创新是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应当基于中国的管理实践，融合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和理论，将管理科学与中国管理实践相结合，通过深人全面的实践性研究，指导和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管理问题，并在解决过程中提炼出新的管理理论和方法。从管理实践的角度，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深人系统的研究下去，这是创建现代管理科学中国学派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具体创建过程中，则要以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近为今用，综合集成作为创建途径。每个特定情况之下的管理实践无不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在进行的实践性研究中，借鉴西方的实证研究方法，从三个方面分头进行研究。对于古代的管理实践案例，如都江堰、大运河等进行实证研究，从中提炼出适用于现代情况之下的古代管理思想。对于国外的管理实践案例如阿波罗计划、曼哈顿计划等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从中找出可以为中国所借鉴的实践经验和教训。对于中国近现代的管理实践案例如三峡工程、两弹一星等则是作为研究的重点内容，从中概括出特定情况下中国本土所出现的现代管理思想和管理模式。对于以往三个方面进行综合集成的整理和归纳，继承和学习古代和国外的管理实践精华，结合近现代管理实践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管理科学理论和方法，用以推进管理科学理论的发展和指导中国的管理实践。
第3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现代科技革命；信息技术革命；会计学
会计学作为管理学科的一个分支，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它会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发生变化，而会计环境是随着科技革命不断发生变化的。会计的管理服务功能注定它要依靠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和具体体现就是科学技术。现代科技革命与会计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一、科技革命是推动会计学发展的源动力
自近代科技产生以来的3次科技革命，每次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企业组织的成长壮大，促进了会计由簿记向近代会计的转变，并由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产生了质的飞跃，最终使会计从生产的附带职能中解放出来，形成一门独立的管理科学。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企业产生与发展壮大，我们所看到的会计必然还是地主家那鼻梁上架副老花镜、头戴瓜皮帽的账房先生。当然，也不会有今天会计学科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会计学科发展的源动力。
早期的会计是比较简单的，只是对财物的收支进行计算和记录。随着社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进步与发展，会计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漫长发展过程。它从简单的计算、记录财物收支，逐渐发展成为用货币单位来综合反映和监督经济活动的过程，直到参与企业预测、决策、控制、考核等各个方面。会计的技术和方法经过长期的实践，以及吸收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也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它的发展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
（一）第一次科技革命促进了近代会计向现代会计质的飞跃
15世纪航海技术的发明使人类发现了地球，从此掀开了人类文明的序幕。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成为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其中，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地的商业和金融业特别繁荣。日益发展的商业和金融业要求不断改进和提高已经流行于这三个城市的复式记账方法。复式记账技术首先来自银行的存款转账业务。为适应实际需要，1494年，意大利数学家卢卡·巴其阿勒（Luca.Paciolo）出版了他的《算术·几何·比与比例概要》一书，系统地介绍了威尼斯的复式记账法，并给予了理论上的阐述。可以认为，此书是会计理论和方法的最早的著作。正是由于这本书的出版，复式簿记方法才在欧洲和全世界得到推广，开始了近代会计的历史。18世纪，蒸汽技术的发明实现了社会的工业革命，使得会计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英国进行了产业革命，成为工业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在英国，由于生产力的迅速提高，首先产生了适应大生产需要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股份公司，于是对会计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引起了会计内容的变化。会计服务的对象扩大了，过去只服务于单个企业，现在通过职业会计师的活动发展为所有企业服务，使会计成为一种社会活动。会计的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发展，过去，会计主要是记账和算账，现在还要编制和审查报表，而且，为满足编制财务报表的需要，还要求研究资产的估价方法和有关理论等。
（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现代会计理论方法体系得以建立，从而形成了现代会计学科体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无论是生产上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上都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此，会计学的发展中心也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对标准成本会计的研究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到这一时期，会计方法已经比较完善，会计科学也已经比较成熟。
（三）第三次科技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国际化，其间的IT革命，使会计管理范式虚拟化
20世纪50年代以后，股份公司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得到快速的发展。股份公司是以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相分离为特征的，为保护那些不参与企业管理的所有者的利益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以对外提供信息为主，接受“公认会计原则”约束的会计，即财务会计。另一方面，企业面临着更为剧烈的市场竞争和瞬息万变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了在这种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得以生存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就要求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与方法，以便具有灵活的适应能力和预见能力。为此，管理当局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管理当局的这一需要，管理会计逐渐同传统会计相分离，并形成一个与财务会计相对独立的领域。
20世纪90年代以后，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科技革命发生，使得微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高科技新材料技术、能源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生物工程技术等获得突破性进展，使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具备了经济全球化、交易方式和货币电子化、企业虚拟化和学习化等特征。它使企业管理向集成化和知识化方向发展，会计管理范式趋于虚拟化。
二、现代信息技术革命对会计学科的影响
20世纪50年代，IT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赖以存在的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并彻底改变了社会发展的运行方式，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数字化的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现实和网络空间的形成已使地球变得越来越小，网络已经把整个世界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会计作为国际商业通用语言的功能将得以完全实施。随着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运用，会计信息处理从手工逐渐发展到电算化，产生了电算化会计，这是会计操作技术和信息处理方式的重大变革。它对会计理论和会计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课题，使传统会计格局逐渐被打破，新的会计思想和理论逐渐确立，推动了会计的自身发展和变革。
信息技术和网络带来了诸如电子市场、虚拟商店、网上购物、网络贸易以至商业互动模式等新兴事物的崛起，打破了传统贸易形式的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从会计角度看，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主要包括：电子商务会计和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其中，电子商务会计=传统会计+会计数据信息服务+其他；而网络信息自由流动是会计信息供给方、寻求方、认证中心（CA）之间发生的信息自由流动。电子商务与传统会计的结合物——电子商务会计的出现，对传统会计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报告内容乃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将产生巨大的冲击。
（一）会计目标将会多元化
会计目标主要明确为什么要提供会计信息，向谁提供会计信息，提供哪些会计信息等问题。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体系的基础。现在财务会计把会计信息使用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一种通用的会计报表。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需求者与作为会计信息提供者的企业之间可以利用网络及时双向交流；企业在了解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决策模型后，可以针对其需要，向其提供专门的财务报告。因此，在网络经济时代，可能发展出提供适用于不同决策模型的专用财务报告。
（二）会计基本假设将面临挑战
会计主体的外延不断变化，“网络公司”、“虚拟公司”使得会计核算的空间范围不仅仅是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下的实实在在的企业，进而使会计主体假设面临着挑战。随着虚拟公司与网上银行的发展，企业之间的交易不再使用看得见、摸得着的钞票和单证作交易媒体，而采用“电子货币”支付的网络贸易将成为信息时代的商务主流。电子货币的出现，引发了货币革命与支付革命，使货币真正成为观念上的产物，弱化了记账本位币的假设。
（三）会计核算的重点将有新的变化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决定一个公司生存发展的不再是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赖以生存发展的厂房、设备等有形资产，而是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专有技术、信息资产等无形资产。无形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作用也越来越重要。由于无形资产在企业中地位的显著提高，会计核算的重点将从有形资产转移到无形资产上。知识产品中无形资产的计价、金融衍生产品的计量、人力资源会计的构建、新经济运行会计模式的建立等也会对会计发展提出新的挑战。
（四）对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
企业的会计人员不仅是会计数据的加工者、会计信息的输出者，而且是对接收到的会计信息进行分析的参与决策者。网络经济同时也对会计人员提出了挑战。1.会计人员不仅要有深厚的业务知识，而且要懂得如何使用计算机、如何利用网络；会计人员不仅要对从网络上得到的会计信息进行“过滤”，确保会计信息真实可靠，而且要注意对本企业财务机密的保管，防止黑客和竞争对手非法获取。2.在网络经济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频繁，这就要求会计人员不仅必须懂得国际上通行的财务会计、审计等知识，而且要具备相关的经济法律知识。
三、会计学的创新会促进科技进一步发展
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会计学必须不断地创新。这不仅是对科技发展的被动反应，同时，对科技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一）会计学的创新能够科学地反映经济运行状况，协调各种经济关系，促使资源配置优化，能够直接或间接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
科技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辅相成，协调一致，经济发展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经济水平决定了科技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会计的创新水平。例如，美国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崛起，成为科技大国、经济大国，动摇了英国的霸主地位，此后一直执世界科技、经济发展之牛耳，会计自然而然处于领导地位。现代会计就起源、发展于美国，美国会计的水平代表了当今世界会计的水平，美国的会计准则为世界各国提供了蓝本。我国在2007年1月1日实施的具体会计准则的制定就主要参照了美国的模式。
（二）会计学的创新促成了新的科技发展动机
会计学的创新促进了经济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科技创新提供了物资基础，而且形成了科技创新的动机。因为经济的发展会产生许多新的科技需求和其他需要。需求产生动机，动机产生行为，这两种新的需求，必然又形成科技创新动机，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形成经济科技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孙铮，韦华宁.试论信息时代会计假设受到的冲击与影响.财经研究，2000（3）.
[2]陈海清.试论网络经济对财务会计的影响.上海会计，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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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开田.科技革命与会计管理范式创新.江苏财会，2003（1）.
[5]张东莉.信息时代对传统会计假设的挑战.财经问题研究，2001（2）.
[6]秦志敏.环境的变化与会计未来的发展.财经问题研究，2001（7）.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
[8]薛云奎.会计大趋势——一种系统分析方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第4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一、推行市场化改革，促进企业家脱颖而出
企业家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近年来，我们紧扣市场经济脉搏，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狠抓市场化改革，创造最有利条件，形成了优秀企业家层出不穷、竞相发展的良好局面。一是按市场化要求推进企业改革。从1992年开始，我市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在全国率先推行了股份合作制、“四扩一调”和企业组织形式升级三步改革，使企业逐步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广大企业经营管理者同时成为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经济利益的直接联结、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激发了他们自主创业发展的干劲和活力，促使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管理才能，进而百炼成钢，成长为能管理、善经营的名副其实的企业家。近年来，我市先后涌现出了王金友、郑和平、王金玉、王桂波、窦宝荣等一大批在全省、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企业家，其中有23人获潍坊市以上优秀企业家称号。二是按市场化要求配置人才资源。主要是改变传统的企业干部选任模式，通过竞争上岗、公开招聘、测评推荐等方式，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近年来，我们在全市限额以上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竞争上岗制度，通过网上申报、参加人才招聘会等方式，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优秀经营管理人才360多名。市委还成立了企业经营管理人才评荐中心，去年以来为16家企业成功推荐了22名经营管理人才。三是按市场化要求转变政府职能。适应改制后企业成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实际，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努力改善发展环境。软环境建设上，建立健全了市级领导包靠企业和联系企业家制度；围绕招商引资、项目用地、户籍管理等，先后出台优惠政策30余项；成立了行政审批服务中心，清理、减少审批项目437项；设立经济软环境投诉中心和行政效能投诉监察中心，对机关效能进行督查。硬环境建设上，市里每年投资数亿元用于道路、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建设了25平方公里的经济开发区，实行“税外无费”政策；过境诸城的胶新铁路已正式建成通车。优良的创业环境，激发了企业家的创业热情。近几年，我市每年新上投资过千万元的大项目都在50个以上，去年达到194个，总投资额107.8亿元。
二、坚持职业化定位，提升企业家整体素质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家队伍，必须走职业化道路。我们坚持以职业化为目标，引导和帮助企业家不断强化职业意识，努力提高职业素质。一是强化教育培训，加快知识更新。近几年,市里先后邀请专家、学者30多人次前来授课，对企业经营管理者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宏观经济形势、现代管理知识等方面的培训，共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16期，培训人员2160人次。着眼于培养造就一批高层次的职业经理人，我们还建立了职业经理人培训基地，定期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前来授课。市里还积极创造条件，引导鼓励企业家到高等院校进修深造，目前全市取得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企业家占总数的75％左右，其中有16人取得MBA学位。二是加强横向交流，促进共同提高。由市政府牵头，组建了企业联合会，同时依托纺织服装、食品加工、机械制造三大主导产业，成立了三个行业协会，目前已有200多家企业入会。协会定期组织不同层次的经营管理人员沟通情况、交流心得、开展研讨。汽车工业协会自成立以来，围绕培育壮大诸城的汽车产业，进行多次协调磋商，使一大批机械加工企业加入到福田公司配套厂家行列，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会员企业50余家，为加速“诸城汽车工业城”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三是搞好人才储备，培植新生力量。建起了企业后备人才库，将全市限额以上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全部纳入其中进行管理，并通过网上觅才等方式不断加以充实，目前已拥有1000多名企业经营管理者信息。同时，对库内人才定期进行培训、考核，合格者颁发任职资格证书，并向有关企业推荐。市里还在市经贸局单列编制，从应届大学本科以上毕业生中选聘优秀人才，到局机关和骨干企业进行双向任职锻炼，待条件成熟后放到企业管理岗位上去，去年已选聘4名，今年计划再选聘10名。
第5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现代物流国际国内启示
一、国际现代物流业发展现状及发展新势
政府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促进物流发展，物流成本较低，大型物流公司积极开展并购和整合物流能力，自营物流和第三方物流发展良好，第四方物流服务已经进入市场，拥有大量的物流人才和具有完善的人才教育培训体系，完善的物流基础设施和功能全规模大的物流园区。物流管理水平和自动化水平和物流服务专业化水平高，出现物流运作全球化，企业物流信息化，物流企业信息化趋势。
二、我国物流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物流体系，适应物流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尚未建立，服务体系建设滞后，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20%左右。是发达国家近近一倍。物流业务附加值低。物流社会化程度较低。物流组织管理水平低，物流总费用中的仓储保管费及管理费用偏高。目前，我国物流管理费用与GDP的比例依然偏高。保管费用过高。物流发展的专业化程度不高，影响物流效益，物流专业人才缺乏，制约了物流业的发展。
三、对中国的启示
1.统筹规划,抓好物流基础设施的整合与建设,应加快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但应注意:一是要符合国家规划的总体要求,适应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二是要优先整合利用,改造提升物流资源,充分发挥现有设施的综合效能。三是对基础性,公益性设施,政府要增加投入,经营性设施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扩大投融资渠道,实行企业化经营。四是要注重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五是要采取积极措施,提高重点物流区域,物流节点城市的物流组织化水平。六是要注重区域物流的协调发展.积极建设区域物流系统,扩大地区之间的物流合作,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发展现代物流,为用户服务为根本出发点。因此,物流企业的经营模式,企业结构设计,管理方式一定要贴近市场,方便用户,注重以电子商务和信息化为支撑.要坚决反对和制止那些不顾实际,圈占土地,重复建设的做法。
第6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一、银行业的产生适应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19世纪60年代后，中国近代新式商业和国家资本主义、民间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商品交换和商业经营范围的日益扩大，对资金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信用的利用也越来越广泛，促成了兴办实业的洋务派和工商业者对近代银行创设的共同希冀和实际努力。他们在创办企业的过程中逐渐感到单是生产企业难与洋商争利，同时在与西方的长期接触中看到“西人聚举国之财为通商惠工之本，综其枢纽，旨在银行”的长处。与此相呼应，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人物也大声疾呼“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创设近代银行的热忱与实践活动，随着甲午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设立银行的时机成熟了，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诞生。虽然我们不能忽视国家财政需要在中国近代银行业产生中的直接作用，在当时社会条件下，这种需要也具有现实性和必然性，但没有理由认为银行业仅仅是基于政府筹资需要而产生的，新式银行这种近代经济组织形式无疑是深深根植于资本主义经济土壤之中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成长壮大。
二、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支持
在我国近代银行创设之初，虽然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对政府较强的依赖性，但较典型的商办银行一开始就重视向近代工商业放款，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如1907年初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提出“以发展工商业为原则”的口号，1919年、1922-1926年该行对工商业的放款占总放款额的比例都在40%以上；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设后，即提出“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的口号，1926年的放款余额达3400余万元，其中工业放款占1/5，加上商业放款，则占到3/4；官商合办的通商银行给私营工商业的放款数量也占了不少比例且呈增长之势，对商号的放款从1897年至1904年间的20-90万两增加到1905年的二三百万两，辛亥革命前与通商银行发生贷款关系的私人工业企业就达14家。金城银行、中南银行也是注重对工业放款的典范。总的来说，虽然近代银行业对工商业的放款在放款总数中所占比重还不大，但它是逐年增长的。其中对工业的放款，增长速度又要快一些。20年代中期，银行对工业贷款额不断上升，供给工厂资金的方式也由短期融资转为中长期的厂基押款。当时银行的工业贷款一般集中在获利最多的轻工部门，贷户以大企业集团为主，虽然许多大银行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他们也通过其分支机构，与内地工业发生联系。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二三十年代活动遍及苏、皖、豫、鲁、鄂、川、津等省市，对近50家企业发放贷款。
银行对工商企业的支持不仅表现在资金融通上，而且在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方面也有所作为。如上海金融界组织国货工厂定期聚会，交流经验，改善经营，组成国货产销合作协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协助贷款厂改善资本结构、提高技术水平，聘请专家审核业务报告并提出改进意见，派会计人员协助健全会计制度，还组织了棉叶研究会，聘请专家从事对棉纺工业经营管理的研究。金城银行和中南银行组织了诚孚信托公司来管理自己投资的纱厂，开办纺织实验所，培训纺织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以及参与研究改良植棉业等。
由于中国早期的产业资本不可能完全来自商业资本的转化，而近代银行在产业资本的集中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企业利润率的客观需要。甲午战后，中国被进一步纳入世界市场体系，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发生的重大变革，也对中国发生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银行业的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相互渗透，混合生长，形成一种新的最高形态的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而在近代中国，资本集中两个最有力的聚合剂银行和股份有限公司都已出现，且在一战后得到了发展，出现了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互相渗透的趋势。一方面银行资本通过贷款和投资渗入到工业中，分享工业企业在战时的优厚利润；另一方面产业资本通过入股或创办银行，吸引银行向大资本的产业投资，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控制更多资金，共担经营风险。如192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对大生织物公司和申新系统的放款分别占该行对纺织业放款的59.48%和11.81%，对茂新与福新系统的放款占对整个面粉业放款的76.65%，对中国水泥公司与启新洋灰公司的放款占对整个化学工业放款的100%：1927年金城银行给大生集团的放款占该行对棉纺织业放款总额的16.74%，对范旭东集团放款占其对化工业放款总额的58.93%，对荣氏福新系统的放款占其对面粉业放款总额的36.88%；而茂新、福新、申新资本集团的荣宗敬及大生资本集团的张謇在1919年分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投资20万元、15万元，占该行总资本的20%和15%左右，1920年张謇大生集团创办淮海银行，1921年在中国银行的股份达14.33万元，刘鸿生资本集团在1926年8月以前参与投资的银行、钱庄达8家。1919年周学熙资本集团创立中国实业银行。
应该看到，伴随这种趋势出现的金融资本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出现的金融资本有质上的不同，这只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金融资本，而且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需要和相互利用的关系而非相互控制的关系。资本流向利润最高的领域是符合经济规律的，银行资本也不例外。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联系日益密切在客观上也支持了工矿业、交通航运业的生存发展，银行业与工商业相互扶助，共同进入大发展时期，从近代化演讲的历史高度，对这一现象所蕴藏的内涵，是应给予积极评价的。
三、组织形式、经营管理方式、制度建设的科学化
1、与旧式钱庄相比，近代银行的优势主要体现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上。钱庄是从事银两、制钱、银洋兑换以及保管、收付，同时经营小规模存放业务的适应于封建经济的传统金融机构。主要针对商业金融通和个人信用放款，不注重资本积累也不搞抵押贷款，而且因其资力有限，无法满足资本主义工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其组织形式多数是独资或数姓合资的无限责任制，在外资银行和新式银行竞争下，在政局动荡和频发的经济金融危机中，这种无限责任制承受风险的能力令人堪忧。而近代银行采用股份制的组织形式，有利于聚集社会闲散资金和分散风险，初步形成了法人治理机制，即股东会、董事会、经理层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机制，以维持各阶层的利益均衡，排除个人的独断专行，保证其长远发展。
2、近代银行引入了西方先进金融制度，使中国金融业摆脱了旧式金融组织经营管理方式的局限，开始了近代化的飞跃，资本主义因素越是发展和强化，封建与殖民经济成分就越受到排斥和削弱。如通商银行章程在用人办事、业务原则、经营方针上一再强调“悉照西例”、以“汇丰为准”并雇用洋大班，其目的不是为了将银行职能买办化，而是在当时中国没有银行经营管理成法可循的情况下，为了取法西方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之长的权宜之计，是一种进步的选择。
3、为了制止近代银行发展初期的无政府状态和滥发纸币的严峻形势，清政府在1908和1909年颁发了我国第一部银行法和票纸管理法，即《银行通行则例》和《通用银钱票暂行章程》。明确了银行的性质和监管的对象、措施、准备金制度以及暂准发行银钱票的行号的条件。如在监管措施中规定了注册制度，定期检查制度，监管机构等，尤其值得肯定的是《银行通行则例》虽规定由政府对银行实行检查制度，但第5条明确指出，银行“各项贸易事业，公家概不干预，如官有籍端需索等情，准该行禀度支部查明从严参办”。这种反对政府官员对银行的正当营业进行干预的措施规定体现出政府允许银行独立自主经营的意识，是具有合理性的。虽然这两部法律颁布不久清政府即被，其实际收效甚微，但它们标志着近代中国对银行业实行立法管理的开始，其管理思路和具体措施经过北洋政府颁发的《银行通行法》的改进，从长远看是有利于银行业的健康发展的。
4、在近代优秀银行家的推动下，近代银行的管理开始步入职能化、科学化的轨道。陈光甫、周作民留学归国的金融家学以致用，领导中国近代银行业全面推行科学管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建行伊始就废除官利制，规定营业如有盈余，先提公积金，后分股利；采用新式会计簿记；1916年在全国首创铁路押汇制度；1917年设立国际汇兑部，打入外资银行垄断的领域；1919年设立调查部，首创信用调查制度；1920年设立查帐部，强化行内业务监管；1921年成立信托部，开展信托投资业务。他还确定“服务”为该行扬长避短经营方针的基础，向员工提出了十条服务规则。在培养人才、吸收人才方面，银行家们也是不遗余力。陈光甫多方借助国内一些大学力量为其银行培养人才，还对行内员工不论学历高低均进行分期培训。浙江兴业银行也常在其选定的相关学校中推行“浙江兴业银行助学金制度”，吸收有志于金融事业的优秀人才。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力图打破中国商界和金融界人才录用以推荐为主的陈规陋习，逐步扩大吸收大学毕业生，为了开拓业务，他还物色一些外语人才，予以高薪。中国近代银行业中优秀银行家的出现并形成阶层，改善了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扩展了银行业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及其政治地位，其开拓、进取、创新精神也反映出早期的中国金融资产阶级服务于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进步性与革命性。
四、“独立化”的商办倾向
在这30年间，近代银行业与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官代为维持”到“独立化”成为时尚的演变过程。辛亥革命后，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银行业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伴随着银行业实力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的增强，西方银行理论与银行制度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推动了银行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时人对银行作用和体系的认识更加全面，把握也更加准确。民国第二任财政总长周学熙认为中央银行资本的完全民有是世界潮流，因为“中央银行为经济界之总机关，不可与财政有密切之关系，设资本出自政府，则财政得以操纵银行，财政破裂之日，即经济动摇之时”同时，中央银行完全民有，也可“示政府无与民争利之心”。但考虑到当时国家民穷财尽，百业待兴，急需建立中央银行为金融活动的总机关，国库更是当务之急，在开办之初，资金无出，可由政府先行认股，待以后募股逾额，再将政府股份退出。应该说，周学熙主张中央银行完全民有，保持其独立性的思想在当时政治形势下是具有内在合理性的，也反映了他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倾向，中国银行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逐步实现了独立目标。中国银行成立时，因为招集商股困难，资本全由北洋政府认垫，加之中行章程规定其总裁副总裁均由政府任命，并随财政总长的进退而进退，致使其成立不久，就被北洋政府控制，失去了独立性，沦为北洋政府的外府，被迫不断向政府垫款，继之于滥发纸币，结果导致1916年的停兑风潮。上海中行在副总裁张嘉?的主持下，召开股东会，宣布为保护股东利益，维持银行信誉，拒受政府的停兑令，照常兑现。浙江兴业、上海商业等民营商业银行同声赞许，汇丰、麦加利等外资银行也给予融资支持，上海中行安度风潮，信誉大增。1917年冯国璋出任大总统，梁启超出任财长，起用张嘉?为中行总行副总裁，主持中行的改组工作。同年11月，《中国银行章程》公布，对旧章程作了重大变动，突出强化了股东会的权威，如取消官股的控股地位，股份“计十万股，政府得酌量认购，以资提倡”官股可随时售于民众，“凡出资者无论官商都为股东”得以行使股东权利；废除正副总裁政府任命制，董事监事由股东大会选任，总裁副总裁由董事选任，非有一万股以上之股东不得充任董事及监事。1919年段祺瑞执政后，图谋重新控制中行。意在“自由任命总裁，滥发军费，再蹈五年之覆辙”，遭到各地中行商股股东联合会的斥责，不得不放弃图谋。在张嘉?的主持下，中行积极吸收商股替代官股，商股比例不断上升，1915年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到1923年已达97.47%，1924年官股只剩5万元，仅占总股本2000万元的0.25%，中行几乎已成纯粹的民营银行，中行业务也从为政府服务逐渐转向为工商企业服务，从中取得了可观的效益，1915年至1922年年盈利率多在15%以上。
这一时期，要求独立发展的并非中国银行一家，独立化已成为汹涌的民族金融发展潮流。比中行晚些，作为北京政府国家银行的交行也出现了与中行相类似的发展趋势。1922年6月，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选举张謇为总理，钱新之为协理，确定了“发行独立、准备公开”、“对政府旧欠进行清理，拒绝一切军政借款”、“营业上着重汇兑等商业服务”的经营新方针。同时，该行还对人事做出重大调整安排，对北京政府采取若即若离的疏远态度，力图保持独立发展。1925年北京政府交通部以60万元交行股票作抵分别向金城、盐业、大陆、中国实业四家银行贷款30万元，3个月后因交通部无力归还借款，60万元交行股票因此转为商股，从而加快了交通银行的商办化进程，1925年官股占全部股份的比重只剩下十分之一。中、交两行商办化倾向尚如此明显，一般商业银行就更不待言。
客观地说，政府借款和中交两行拆息的高利率也在实际上刺激了银行的设立和投机行为。1918——1921年是政府公债发行最多的年份，也是银行成立数记录最高的年份，银行业纷纷趋利于政府公债，出现公债发行与银行数量同步增长的趋势，但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政府更替，纸币失信等一系列事件促使中国银行业开始考虑其长远发展前途。这一时期，北京和上海的银行先后成立了自己的组织——银行业公会，以之体现和向社会宣布自己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组成部份的金融资产阶级的独立发展的意志和要求。1919年全国银行公会联合会宣布“政府对于财政计划设无根本之改革，则银行界对于中央或各省借款凡流用于不生产事业者概不再行投资”，而只承担确为生产事业借款。北京银行业公会还大胆标榜自己负有监督北京政府发行公债及制定金融政策的职责和作用。总的来说，甲午战后30年间，由于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都因缺乏对金融的控制力，银行业基本上不隶属于国家财政，彼此相对独立。加之民主意识兴起、资本主义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以及银行业的实力增强，也为金融资产阶级表达自己的阶级意志提供了思想氛围和经济基础。这种“独立化”倾向既是他们在经济和政治上日趋成熟的标志，也是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有利契机。
五、与外资银行“争利权”
在外资银行的示范效应和高额利润的启示和诱发下，“通华商之气脉，杜洋商之挟持”，防止利溢于外是中国自办银行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促进本国银行业发展的积极作用。“争利权”这种指导思想比起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是一大进步，表明中国开始积极融入世界经济，从“耻于言利”到敢于“争利”是中国推进近代化历史进程的必经之路，中国近代银行业就是在“争利”的过程中奋起直追，不断发展的。
通过以上对甲午战后30年间中国近代银行业中出现的近代化因素的分析，可以看出，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许多产业部门和金融业遵循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和内在要求，已或迟或早地出现了资本集中的趋势，产业和银行业开始相互渗透，银行业商办趋势日益明显，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传统经济向近现代经济的加速演进，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孕育着新的活力。而政权却逆潮流而动，对民族资本主义不是给予政策扶持、创造自由的发展空间，而是出于维护政权的政治需要，从金融垄断入手谋求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最终在战争的压力下导致了伴随着金融崩溃的社会经济及其政治统治的全面崩溃，强行阻断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向上的、合乎规律的发展，其中的教训对我们今天的金融体制改革也不乏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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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粤商研究；粤商区域影响；粤商精神；粤商模式；粤商企业
[作者]欧翠珍，广东商学院国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广州，510320
[中图分类号]F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0)04－0175－006
近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带来全国各地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商帮”逐渐成为学界、商界甚至政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和关注对象。广东因得天时地利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者，对“粤商”的研究自然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命题。许多学者从历史学、文化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视角出发，对粤商的成长历程与特点、粤商的行经轨迹与区域影响、粤商的文化个性与商业精神、粤商的发展模式及经营特点等进行了全面分析和解构。本文将梳理和评点已有的粤商研究成果，剖析和审视当代粤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期未来的粤商研究能在秉承严谨学术精神的氛围中得到更好拓展。
一、基于历史学视角的研究
历史学的研究路径较早为前人所践行。如有关“五口通商”“广州十三行”等的研究中就有大量有关粤商的形成、粤商的历史特征等文史资料。但从“商帮”的意义上对粤商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关注和研究，则是近十多年来实践界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现象。这方面的成果既有大量的研究论文，也有若干研究论著；既有基于整体的分析，也有基于具体区域的研究。
1、对粤商发展历史的整体研究。如黄启臣、庞新平将明清广东商人置于全国和全世界的大历史环境中考察，分析了广东商人对世界海洋经济史和海洋文化史的贡献，并论述了明清广东商人的商业活动把广东与国内外市场联为一体，不但加速了广东近代化的进程，也逐渐将近代化的风气传播于祖国内地…。邱捷认为近代的广东是早期现代化“先行一步”和商人势力比较强大的省份，但广东商人也有其局限性在于，在20世纪的头20多年，商人这个群体主要经营传统商业行业，尚未产生一个工业资产阶级，这种情况对广东早期现代化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韩小林指出，在整个清代特别是清中期之后，粤商的商业活动遍及于全国各主要地区，西起甘肃、四川，东到江浙、上海，北起天津，南及广西、海南，都是粤商的势力范围。刘正刚、许云则是以当今定义的“泛珠三角”范围(指广东、福建、江西、广西、海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9个省区加上香港和澳门的“9+2”超级经济圈)，从区域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粤商与清代泛珠三角经济交流。
2、对粤商区域影响力的历史研究。粤商的发展不仅体现在自身的成长与壮大，而且体现在对广东以外区域的辐射和影响。根据影响程度的大小，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近代粤商西进对广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都出自广西的高校和有关研究机构。如黄滨针对粤商西进对广西圩镇的发展、对催生广西近代工商业包括百货、批零及典当业和私营金融业的萌芽与成长等作了多方面的研究。其中，《近代粤商渗入广西的商业路线和业务内容探微》通过大量的地方文献资料，对粤商人桂的基本商业路线及基本商务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得出结论认为：凭借特定的商业路线和商业业务，入桂粤商在广西营造起了相对独立的、在广西城镇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经济行业系统；而《明清时期广东城镇行业的发展与粤商对广西城镇行业的缔造――广西市镇行业成因的跨域探源》提出，明清时期广东市镇经济行业的长足发展与广东商人的源源入桂，给素来“鲜少商贾”的广西市镇注入了一支极其重要的工商业力量，他们在广西建立起来的各类经济行业，构成了明清时期广西市镇经济行业的主干部分。侯宣杰的《清代广东会馆与粤商的本土化发展――以广西为视域》认为，清代进入广西城镇的粤商创立并依托会馆，保护其产权利益，构建以亲情乡谊为基石的商业网络，有效地降低了异地经营的成本，推动自身的本土化发展，同时促进了清代广西商业经济的发育和成长。
(2)近代粤商对上海等地经济与社会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既有出自上海的学者，也有出自广东的学者。如上海学者宋钻友的论著《广东人在上海(1843－1949年)》开创性地研究了粤商的人口来源、在上海的空间分布、同乡组织、区域特点，展示了这些粤商在上海丰富多彩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活动，对于金融、商业方面着墨尤多。书中关于广东同乡组织的运作特点、不同县级同乡组织的联系与区别、广东人的宗教与信仰、粤商的商业伦理等问题的论述言必有证，富有创见，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其论文《上海潮商的行业分布――纺织、钱庄、进出口业》对上海潮商的重要行业作了翔实介绍，并分析了潮商对近代上海工业、金融业、贸易业的以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粤资金融机构与旅沪粤商商贸活动之关系――以国华、广东银行为中心》则以国华银行和广东银行为中心，对上海粤资金融机构进行详尽考察，作者认为，同乡认同不仅对粤资金融机构的创立及其业务开拓起了积极作用，同时加强了上海与华南、香港、南洋的经济交往。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生林辉锋在《广帮与潮帮：晚清旅沪粤商管窥》中论及，鸦片战争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广帮、潮帮庞大的移民群体的迁入，对晚清上海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习俗转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进而影响到了晚清政局。
(3)近代粤商活动对境外国家的影响。如黄启臣等的《清代活跃在中日贸易及日本港市的广东商人》分析了清代大批广东商人前往日本进行国际贸易，并在日本各港市经商创业和定居，在日本商界和华侨社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高伟浓、杨晶的《19世纪80年代中朝通商之初到朝鲜半岛的广东商人》对当时广东商人在朝鲜的分布及具体从业情况、活动范畴等进行了分析。徐名文、沈建华的《潮商在柬埔寨的二百年》对潮商移居柬埔寨的过程及在柬埔寨癌动足迹进行了历史学探寻。
总体来看，基于历史学视角的粤商研究时间较早，研究成果较多且有一定深度和广度。
二、基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
对商帮的研究之所以兴起和盛行，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不同的商帮各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且正是这些不同的特色和个性，一方面会因其积极的一面助其商帮取得成功；另一方面又因其不足的一面而陷其商帮于成长的困境。基于文化学视角的商帮研究正是对这种商帮之间的差异进行文化学上的探源，这是对任何一个商帮的研究都绕不过的路径。
对粤商的文化学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条主线：
1、粤商地域文化特色及其商业精神。王先庆认为，“粤商”独特的个性特征既造就了“现代粤商”强大的生命力，又带来了制约自身发展的新问题。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粤商具有市场敏感性强、接纳和包容性强、讲求实效和稳健、注重实干和苦干等优点。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则稳健有
余，进取不足，保守过度；务实过头，务虚不足，忽视形象宣传和品牌包装推广；单打独斗，很少合作，很少积极主动地参与战略联盟式的并购或合作；重战术、轻战略，重短期利益，轻长期后劲。他进一步分析了造成这一个性特点的深层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主张。欧人以岭南文化为切入点，总结出广东商人的商业精神为：全民皆商的重商精神、敢为天下先的开拓创新精神、重利不务虚的务实精神和“借鸡生蛋”的变通精神。王义明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粤商精神突出表现在包容、务实、敢为天下先等方面，然而近年来正在经历从汇聚融合到合作发展、从先行一步到再闯新路、从灵活善变到自主创新、从精明务实到战略思考、从“只干不说”到广泛对话、从小富即安到和谐安详的全面变迁。刘志坚的分析了粤商在长期的发展中，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岭南海商的开拓冒险、崇尚家族宗族及社会资本、开放兼容、重商等诸多文化特点。程宇宏等更提出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定义粤商，即粤商是指“主观认同某些价值观念或其经营行为体现出某些价值取向，与广东文化(岭南文化)呈现高度相关的企业家群体”。
2、粤商与其他商帮的特色比较。如周兆晴在《新粤商》中提出“实用主义”和“不喜抱团”是粤商的两个重要思维方式，并针对很多人以为这是粤商“缺乏战略、长远和全局眼光”、“粤商商会较少而流于形式”的说法，对粤商的这两个特色进行了辩护和褒扬。认为“实用主义”说明粤商“注重中短期目标、操作性和灵活多变”，“不喜抱团”说明粤商重视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合作。而黄永军就“浙商凭什么就超越了粤商”的分析中认为，粤商曾凭借天时地利的先天优势率先致富，而草要出身的浙商在历经艰苦的创业修炼之后超越了粤商，这是浙商作为一种商帮的胜利，也是一种地域文化的胜利。与粤商的“敏于行而拙于思”的特点相比较，浙商虽90％以是出生于草根，但他们从未放弃从书本上获取经营智慧和思想的努力，正是这种追求使他们在财智时代如鱼得水、如鸟在林。陈梅龙的《宁波商帮与晋商、徽商、粤商比较析论》提出，相比晋商和徽商，粤商果敢练达，在内外贸易中均独树一帜，但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演进时期，没有适时变革，充分正确地发挥商业资本的作用，渐次落到了时代后面；而相比甬商(宁波商帮)，二者均为近代商界的领头雁，同为沿海商帮，几乎同时在鸦片战争后崛兴于沪上，但甬商很快超越粤商成为沪上最重要的商帮。究其原因，一是粤商没有甬商资力强大的金融业作为资金支持，二是粤商在沪上不如甬商有地缘优势，三粤商在沪上明显不如甬商团结。刁宇凡在《浙商与粤商的全方位比较》中阐述了两大商帮的商业文化、商业精神、发展模式和发展前景的异同。黄华在《“粤商”文化的创新研究》中，将粤商研究与企业文化联系起来，认为粤商企业文化的发展与粤
此外，还有学者从粤商与儒商关系的角度来研究粤商。如戢斗勇认为粤商与儒商属于交叉关系而非包含关系，为了实现新粤商素质的提高，应当提倡现代新型儒商的价值取向，造就一代现代新型儒商式的新粤商；张明富认为在广东顺德、东莞、南海、佛山、宝安，“贾而好儒”的商人占商人总数的52％。还有学者针对粤商中的支流进行文化学视角的研究。如王文科的《潮商的文化特质与取向选择》和林济的《论海外潮商家族文化的心理嬗变》对粤商中的潮商的文化特质进行了分析。
总体来看，基于文化学视角的研究由于研究视角本身的特点，这方面的研究描述性、故事性色彩较浓，学术性偏弱，成果以散见论文为主，专著较少。
三、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的研究
对粤商进行经济学与企业管理视角的研究，是伴随着自近代以来粤商在海内外影响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粤商企业经历数代变迁，由传统的家族式经营过渡到现代企业制度，其内外部治理结构的完善是我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的补充；粤商较早走出国门，有许多通过开辟海外市场并实现本土化、最终成长为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案例。因而从粤商研究所涉学科来看，必定兼涉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多个学科。基于这一视角研究的意义，如申明浩所说，它“可以使人们加深对华人企业组织制度形式与组织行为以及与社会经济制度环境之间的互动变迁关系的认识，可以引发我们去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规则与现代市场经济规则以及现代企业制度规则的衔接点、结合点，进而从学理上探讨富有效率的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从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管理科学理论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之手”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而各高校和科研院所则成为研究的中坚力量。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粤商模式的研究。如《粤商模式》较全面地分析和介绍了粤商的创业模式、经营模式、管理模式、资本运作模式和主要行业的产业模式，指出广东是一个以富有商业精神、对市场运作熟练且敏感而著称的省份，但广东要提升工业产业竞争力，必须同时培育“工业精神”，并把工业精神作为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和共同价值观念，促进广东产业经济迈上了新台阶。《珠三角大悬念》分析了“珠三角”在中国当代经济改革与市场开放过程中创造了“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东莞模式”，描述了珠三角城市的成长路径，但同时也全面披露了珠三角城市风光背后的迷茫。
2、对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问题的研究。如《粤商经营之道：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抉择》对粤商多元化与专业化发展的动因、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及政府主导型经济环境会对粤商的多元化与专业化的战略选择的影响等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周兆晴在《新粤商》的第四章“专业化：‘孤注一掷’的选择”中，对粤商从多元化走向专业化的历程和原因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企业是靠多元化经营迅速发展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形式改变和产业升级，粤商普遍开始从多元化向专业化方向转变。专业化战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实力战略，新粤商顺时应势，自觉选择了后一种发展方向。
3、对新粤商的研究。一是对新粤商特点的分析。如李源从科学发展观与粤商发展关系的角度，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培养新粤商精神，这种精神的内涵包括：更强的科学理性精神，更强的自主创新精神，更强的遵纪守法精神，更强的人文关怀精神和更强的团结合作精神；谭建光提出打造“责任型粤商”、“创新型粤商”、“国际型粤商”，应成为新时期新粤商发展的战略选择。二是对新粤商与广东经济发展关系的分析。如徐印州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广东区域经济的特点与新粤商成长的所有维度相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广东区域经济与国内其他区域经济、新粤商与其他所谓“商帮”的区别会越来越小，新粤商若不能适应本土以外的经济环境，则其作为“商帮”的群体实力、其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会日渐减弱。崔艳芳通过分析近年来的广东对外贸易，指出对外贸易的发展使新一代粤商逐渐形成了“灵活敏锐，胆大心细”、“国际视角，坚定务实”、“低调内敛，与时俱进”的特点。三是对新粤商经典案例的分析。如周兆晴的《新粤商》精选了粤商在各个领域的经典成功案例，如家电业的TCL、格兰仕，地产业
的万科、合生创展，通讯业的华为、中兴以及金融业的平安、招商等，分析和总结了新粤商的特点。
4、对粤商企业的研究。对粤商企业的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如《粤商发展报告》就从企业竞争力、企业的品牌建设、企业的自主创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的战略联盟等对粤商企业近年来的发展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不足之处在于，这些研究是以整个广东经济和所有广东企业为研究对象，对何为粤商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粤商企业的研究也不如《新粤商》中明确以民营企业为主体来进行，使研究显得有些范围过于泛化。相形之下，一些单篇论文的研究显得更有针对性。如聂正安基于组织学习对企业的自主创新乃至整体进化具有重大影响、而组织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嵌入了一定文化环境的视角，提出珠三角本土企业的组织学习不可避免地受到岭南文化嵌入性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有很大一部分是“阻碍性”的。岭南文化偏向闭锁凝滞、拙于自我创造、缺乏价值理性、排斥正统正规、忽略正式组织，它在珠三角本土企业组织学习的取向上留下了明显烙印，并具体反映在知识来源、知识传播、学习主体、学习幅度和学习效果等多个方面。顾文静从薪酬、福利、就业环境、企业人工成本支撑力等方面对粤商企业和浙商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粤商企业在高端劳动力市场上的薪酬竞争力略有优势，但在福利和就业环境等方面的竞争力呈现出劣势；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粤商企业的各方面竞争优势正在丧失。黄华认为“粤商”企业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竞争环境，应对岭南文化和粤商家族企业文化去粗取精，积极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将企业文化创新与企业内部管理创新相结合，全方位创新“粤商”企业文化，塑造“粤商”企业形象。申明浩认为，粤商在工商业经营过程中形成互助互补的关系网络，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显著的经济性、稳固的社会根基、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以及发展的国际化等特征，归纳和总结其经营治理模式，不仅可以为国内企业渡过危机提供借鉴，还能够补充和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理论，对于我国民营企业正在面临的继承和守业问题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海内外粤商联动甚至可以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另辟蹊径。黄华等对粤商企业如何在东盟进行投资进行了研究，认为粤商企业在东盟进行直接投资首先应考虑区位的选择问题。他通过实证分析认为，经济规模、双边贸易量和空间距离等是影响粤商企业投资东盟的重要因素。东盟各国因对广东的投资引力系数不同可分为强引力型、次强引力型和弱引力型三类，粤商企业对东盟投资的区位选择可以此作为重要参考。李作战等采用实证分析方法，针对新粤商创业自我效能感这一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有重要影响的概念进行探索性研究，提出了新粤商创业自我效能感的五个维度结构为：创新、风险容忍、营销效能、财务效能和人际交往。
总体来看，基于经济学与管理学视角的粤商研究起步较晚，具有学术深度的、有系统性的研究论著较少，但对某些局部问题的研究不乏一些有份量的成果。
四、粤商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综上，在政界、商界的推动下，在学界数年来的努力下，粤商研究成果无论在量上还是质上均取得一定成绩。无疑，这些成果的取得对厘清粤商成长的历史、认清粤商面临的现状和拓宽粤商未来发展的空间均有一定指导和借鉴意义。
与此同时，笔者在梳理这些成果的过程中，也深感粤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粤商研究中存在一些不良的浮躁风气。粤商研究论著中不乏学术水平较高、学术规范性强的代表作，但也有一些浮光掠影、偏重描述性、故事性、宣传性的书籍。当然，遵循百花齐放的原则，我们不必对这类成果求全责备，但一些以高校为主体的粤商研究论坛也出现这一现象，就绝不是粤商研究的“福音”。如有学者直言目前的粤商研究停留在口号化、感性化、静态化状态的起步阶段，且存在一股不良的浮躁之风。笔者在浏览大量的粤商研究资料时，看到有些成果牵强地将广东所有企业的研究，置换成了“粤商”二字，将这类“成果”自行归人粤商研究成果。将粤商研究泛化为整个广东经济和广东企业，对粤商缺乏准确的界定。
第8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一、情报研究工作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同志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2]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正在和将要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已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和形成共识。那么，情报研究与知识经济有什么关系呢？情报研究在知识经济时代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呢？
当前，关于知识经济的定义是五花八门，但本质上并无大的差别，都是着重强调知识和信息这样的非物质东西在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世界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OECD）对知识经济作了一个较好的简练定义：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或者说是以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为基础的经济。认为知识经济是和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以往经济形态不同的新的经济形态。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以知识资源为基础，以知识为主导，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再是劳动力（指体力的）、资本、原料和能源等要素，而是创新性的知识要素。知识变得很值钱，成为一种新的“资本”，知识变得更加有用，可代替或更少地消耗劳动、原料和能源。知识经济作为一种知识产品型经济，产品价值的增长不再主要通过劳动的累加，而是主要通过知识的累加和创新，通过知识的生产、传播、扩散、整合、繁殖，知识真正成为一种最宝贵的资源、最能增殖的资本、最有价值的产品、最重要的生产力。
在知识经济的众多产业群中，信息咨询业是最有活力的朝阳产业之一。而情报研究工作是信息咨询业的核心工作，因而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情报研究工作的特点看，情报研究是通过对已知信息、情报和知识的整理、加工和处理，从而形成新的信息、情报和知识的过程。情报研究需要对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模糊不清、缺损不全的各种信息、情报和知识，通过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进行科学的筛选、组合、提炼、综合、升华，进而形成或生产出有质的不同的新的信息、情报、知识成果或产品。情报研究工作实质是一项创造性的知识生产活动，是知识经济时代一项典型的或有代表性的生产方式，情报研究成果实质是一项典型的知识产品，对它的使用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报研究过程是一种高智力的创新劳动，是人的大脑与知识原料相互作用，产生新的知识的创造性智力劳动，情报研究工作的过程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过程的基本特点，结果产品是研究报告，分配是给用户，使用是用户用于实践，结果是产生效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知识经济活动。
如果将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对知识和信息进行加工、生产知识产品的产业，那么知识产品凝聚着智力劳动，因而具有价值。情报研究工作对政府、企业等用户实行有偿服务，自然要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作为情报研究成果的用户，政府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了和盲目决策，提高了机关运行效率和行政效果；企业提高了决策和管理的效率与质量，使企业收益增大，竞争力增强，因而情报研究产品具有使用价值。
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型服务业，它与传统的服务业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服务业或是以体力服务的劳动密集型，如商业、娱乐业等，或是以资本融通为内容的资本密集型，如金融、保险等，而情报研究作为新型的服务业，是以智力服务为主的智力密集型。传统服务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服务，往往是一次性享用，大多限于即时消费，而情报研究服务提供的实质是一种无形资产，可以多次使用，甚至无限期使用。
知识经济的最显著特点是创新性。而情报研究工作正是具有这个特点。情报研究产品不象一般产品，可大规模地生产；而是需要根据各个不同的用户，不同的需求和要求，生产不同的特定产品，因而对创新的要求最为明显和突出。
二、知识经济时代呼唤情报研究工作的大发展
知识经济时代，信息量空前增大，社会分工更细，竞争更加激烈，创新活动则更加频繁和重要。美国著名社会学家托夫勒在其著作《未来的冲击》中针对知识经济时到：“知识就是力量”这一论断已经过时，只有“知识的知识”才是力量。这个“知识的知识”是指加工过和创新出的新知识，而情报研究工作生产的正是这种“知识的知识”。
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种竞争归根结底是知识的竞争，是知识的知识的竞争。谁拥有知识，并能使之产业化，创造出高附加值的知识产品，谁就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争的越激烈，对“知识的知识”的需求就越强烈，生产“知识的知识”的产业就越发达。情报研究作为一种典型的生产“知识的知识”的未来产业，自然将是最具有生命力的朝阳产业之一。
企业经营发展，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策略和措施，可产生近期和长远的效益；政府行政管理，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政策建议，可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科学研究活动，采用了情报研究成果提供的发展方向引导，可产生明显的时间效益和成本效益，避免走弯路、走错路。这些各个方面的巨大需求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有专门的产业或部门来搜集、整理、分析、研究国内外、行业内外等各种各样、浩如烟海的信息、情报和知识，并提供满足用户需求的策划方案、咨询报告等各种知识产品，为政府工作、企业经营发展等提供智力支持。而这正是情报研究工作的本质和情报研究工作者的特长。因此，知识经济的发展给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近些年，国外情报研究工作发展很快，许多有关公司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并且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对情报研究工作的客观需求，各种情报类的软科学研究、咨询、策划公司发展迅速，对企业的战略规划、营销策划、市场调研和预测、投资、建设等项目论证和可行性分析以及信息咨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这些情报研究工作从市场开拓、服务收益到产业化都还与国外相比，与实际需求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情报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这一挑战，抓住机遇，使情报研究工作在知识经济时代得到空前的发展。
我国的情报研究工作几十年来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赢得了社会各方面的普遍尊敬和支持。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情报研究工作具有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从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看，情报研究工作在管理决策咨询、技术发展引导和市场营销支撑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明显增强，受到了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和广大科研生产人员的进一步重视和支持。
从近些年情报研究成果的分布看，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重点技术领域跟踪和辅助管理决策两方面，研究思路主要是根据对国外情况的分析，结合与国内情况的比较，落脚到对我发展的决策建议上。重点技术领域跟踪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国际上先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研究，对国内的发展提出方向性、引导性的建议；辅助管理决策主要是通过对国外社会经济发展战略、调整改革、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政策法规、投资与经费管理、国际合作、企业的制度建设和市场开发等领域的跟踪研究，提出我在相应领域的决策建议。总的看，当前我国情报研究工作出现了许多可喜的情况，特别是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情报研究工作的作用不断扩展，研究成果的价值不断提高。与以往情报研究工作主要以信息综述或评述为主不同，近些年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和成果越来越以信息的针对性深加工并落脚于提出对策建议、政策措施和技术发展引导为主。特别是围绕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大工程项目、规划计划编制，以及在技术攻关、技术预警、市场分析等方面，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情报研究报告。这反映了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工作提出了越来越高、越来越实、越来越急迫的要求，同时也给广大情报工作者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情报研究的需求越来越大，课题数量与经费投入增长快速。不同于以往情报工作以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反映为主，近些年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在情报工作各类课题中的比例明显增多，已成为情报工作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与此同时，情报研究课题的投入经费也有了明显增长，从以往的近万元左右增长到几万元左右，甚至更多。粗略看，情报研究课题的数量与经费近些年均呈线性增长趋势。另外，近些年，情报工作者自发搞的课题越来越少，多数课题都是用户提出的需求。这些都反映了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工作越来越重要和必不可少，情报研究工作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支撑和引导作用越来越强。情报研究课题的内容明显扩展。一是面向管理决策、生产经营和市场开发的课题越来越多，二是对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情报研究课题逐步增多。与以往情报研究课题多以技术跟踪与分析为主不同，近些年为各级领导管理部门决策咨询服务和企业经营发展服务的课题明显增多，其经费投入也起点较高，增长较快。同时，尽管情报研究工作仍以对国外的情报进行研究为主，但近些年对国内的有关情报研究课题也在逐步增多。这反映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国际背景和我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国家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等国情对新时期情报研究工作的需求不断增强。情报研究课题承担力量的分布不断扩展，人员结构明显变化。以往，各系统情报研究课题的承担力量主要为各系统内自己的专业情报研究所的专业情报研究人员，系统内其他单位和其他行业单位很少从事情报研究工作。近些年，各系统内的其他研究单位，如一些系统总体所、综合论证所、经济研究中心，甚至专业研究所、高等院校都承担或参与了大量的情报研究工作，系统外的一些研究机构、大学等单位也在开始进入其他系统的情报研究领域，而所有这些单位承担情报研究课题的研究人员往往并不是专业或专职的情报研究人员。这反映了在新的信息环境下，非专业情报领域的机构与人员越来越具有直接获取信息和进行加工的能力。另外，从课题研究者的分布看，单个作者少，合著者多，多产作者也不多，这反映了情报研究课题具有越来越明显的集体劳动性质。
在看到情报研究工作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应看到当前情报研究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还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国家改革和发展实践需求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要求。情报研究的选题范围不宽，市场仍然有限，成果对需求的针对性不强，从量到质都还有较大差距，效益还不够大。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与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的脱节问题仍表现较为突出。这一方面表现在情报研究工作者对科研生产的技术与管理需求了解甚少，往往不知需求是什么；另一方面，即使知道一些需求或用户明确提出了需求，由于情报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地位的局限，也难以提出与实际对口、针对性很强的研究报告。这些问题既有领导管理和科研生产部门对情报工作理解不够，未能充分将情报工作真正纳入主渠道工作的原因，也有情报研究工作者主动性不够，坐等上门，甚至消极被动等自身的观念和作风问题。情报研究工作的快速反映能力仍显薄弱。情报研究工作的根本属性就是要及时或快速地提供研究成果，服务于实际需求。特别是随着管理决策和市场营销类情报需求的快速增长，用户对情报成果要求的时间性非常强，而现在许多情报研究课题要一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往往是用户的决策已做，实践已开始，情报研究成果才送上门，失去了应有的价值。这固然有情报研究课题本身难度大的原因，但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落后，习惯于单干式的小作坊工作方式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管理、政策、经营、经济类情报研究课题普遍质量水平不高。与以往大多数情报研究课题为技术科研类不同，当前涉及政府管理、政策法规、生产经营、市场开发的情报研究课题越来越多，这些课题对情报研究工作者都是一些新的课题，因而要求情报研究工作者一方面要加快更新自身的知识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重研究新的情报研究方法，不断提高适应实际需求和用户要求的基础能力和研究水平。情报研究工作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单一、落后，影响了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使用效果。总的看，近些年的情报研究课题多使用定性方法，而稀缺定量研究方法或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多靠主观推理，较少利用数据、案例的计算分析说明问题。另外，不少研究课题所采用的素材多次转引，来源不清，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可信性。
情报研究工作要加快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发挥应有的作用。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先行者、探路者和基础保障，将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发挥更大的作用。在走向新的信息环境背景下，回顾近些年我国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前瞻未来几年社会经济发展对情报工作的需求，可以看出，各方面对情报研究工作将需求更大、要求更高。与此相适应，情报研究工作的发展趋势将呈现出以下特点：情报研究工作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力量，越来越直接服务于或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报研究工作不再游离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管理决策、科研生产之外，而是直接进入或融入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科研生产工作程序之中，成为各种决策管理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越来越强的决策支持能力、快速反应能力和综合信息服务能力。情报研究工作的承担力量更加多元化。随着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和信息处理手段的高级化，专业情报研究部门与非专业情报研究部门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各有关行业、有关研究机构和有关研究人员从事情报研究工作将越来越多。这也对目前的所谓专业的情报研究机构和情报研究人员提出了挑战。情报研究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更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对情报研究成果的质量和水平要求越来越高，迫使情报研究工作不断采用新的更好的方式方法，特别是充分共享和互相利用各自的信息资源，建立以虚拟组织形式为特征的情报工作组织体系，发挥整体优势，进行有效的系统集成，同时要更多地借鉴基础学科的一些通用方法和其他学科的一些可用方法。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逐步增大。以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严格的部门管理，本系统内的情况一目了然，几乎不存在对国内的情报研究工作。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要生存发展、配套协作，科研单位要技术创新，政府管理部门要把握全行业的情况、引导行业的发展、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些都需要对国内情况进行特定的情报研究工作。
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逐步到来，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情报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情报研究工作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大量的高质量的情报研究成果，而目前不少的情报研究成果还停留在信息的搜集和简单整理上，缺乏有针对性的经过高级加工的情报研究成果，对实际缺乏指导性和应用性；另一方面，新的信息环境下信息获取的途径和手段有了巨大的发展，相对越来越多的情报需求者可以自己获取信息和加工信息，专业的情报工作者面临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的危机。辨证地看，危机就是转机，挑战就是机遇。情报工作者在新的环境下，面临新的形势，转变观念，只要转变工作方法和手段，就能化危机为转机，化挑战为机遇。
长期以来，情报研究工作被视为科研生产工作的辅助工作，实质上，作为科研生产工作的一部分，情报工作的确做出了不可缺少的贡献。辅助工作并非对情报工作的轻视，而只是表明了情报工作在整个科研生产工作中的分工。今天，情报工作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情报工作的地位、作用以及随之而来的定位问题都凸显了出来。从地位上看，情报工作在当前和今后的科研生产实际中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地位。情报作为重要的资源，已被广泛认同。信息情报工作作为社会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也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从作用上看，随着逐步进入信息社会，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信息传输规模与途径的不断扩充，有针对性地及时地采集，特别是整理、加工信息，生产出高质量的信息产品，对政府的宏观管理和科研生产创新以及改革和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定位上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利用越来越方便的信息获取手段和途径获取所需信息，情报工作者需要逐步摆脱以往的科研生产管理工作的辅助者的角色，而以自己独特的优势，联系实际，面向市场，改进方法，增强手段，在信息情报的集成和升华上做文章，做大文章，在信息转化为新的知识，转化为新的智慧、转化为生产力上发挥作用，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在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实际中大显身手，使情报工作者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支重要主力军。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情报研究工作者应具有超前的思维意识和思想观念。以往，多把情报研究工作看为一种辅、服务性的工作，似乎不重要，这反映了用户对情报研究工作的认识不够，许多情报工作者也不以为然。但在知识经济时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产品经济转变为服务型经济，强调“服务至上”，用户对情报研究的需求也空前急迫。因此，情报研究工作到知识经济时代，是真正地“走运”了，大有了用武之地。情报研究工作者需自觉、主动地拓展工作领域，使工作从辅助决策过渡到决策过程的一部分，的确不可缺少，而不仅仅是参考，可有可无。
第9篇：近代经济管理方式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 管理人才培养 教育改革
一、经济形态演变与管理学科发展的理论分析:历史的观点
管理学科与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互生规律与联系。管理学的发展，不仅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关，而且与经济形态的更替有关。从管理学发展的历史主线看，每一次新旧经济形态的更替，都能促进经济水平不断提高并进而带动管理学科向前发展。但与此同时，新经济形态本身也往往对管理学提出特殊要求，成为引导管理学发展的另一动因。
迄今，人类社会已经历了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向新经济过渡的时期(又称为后工业社会时期)。在农业经济社会，庄园经济对管理学发展的影响虽说是初期的但却具有重要意义。这时的管理主要是为庄园主服务的，是庄园主的“管家”。其管理的重心在于财产物质本身的保管，以及各种往来款项的收取等。由于经济活动比较简单，不涉及投资、融资等业务内容，因此对管理者的素质要求也不高，只要有些文化，会书写和做事精细即可。这时的管理只是雕虫小技而已，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科学管理。当然，管理科学也不会在这种经济环境下产生。
现代的管理科学是以产权管理和管理技术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之后的产物。资本主义经济大体上有两个发展阶段:产业革命之前以贸易经济为主的时期和产业革命后以工业经济为主的时期。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财产物质及其交换只是一种形式，其根本的目的是要通过交换而实现增值和赚钱。因此，人们不仅关注财产本身，而且更加关注财产的归属关系，即财产交换所反映的产权关系或权益。权益思想的出现和其概念(资本)上的普及化对管理学科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它使得管理工作由对财产本身的管理而转向对企业产权结构、管理组织形式的管理。自此，产权结构的调整、组织结构优化成为企业管理的中心之一。而同期发展起来的经济学，以及嗣后产生的制度经济学则为这种管理提供了理论和思想基础。
与产权管理相对应，侧重于生产过程的管理技术也在迅速发展。在资本主义初期的贸易经济阶段，管理技术是不重要的，也缺乏完整的方法体系。工业革命后，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经济占据了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纺织、冶金、煤炭等工业由于大量采用先进的机器设备而使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也给管理学科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如何合理地组织生产过程;如何科学地使用各种设备;如何对费用和成本进行有效地控制等。面对这些新问题，靠传统的管理方法是无法完成管理工作的。现实的需要促进了管理科学的发展。于是，工程师与管理者联袂努力，共同创造了一系列旨在解决生产过程控制和成本控制的管理方法。如目前广为熟知的标准管理就是在这一时期产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犹如一位美国管理学家所说:“管理科学的出现是企业工业化发展需要的一个回声”。
二、新经济的影响:对管理人才的要求与挑战
目前的管理思想、理论和方法体系是在工业经济时代产生、发展起来的。当知识经济这种全新的经济形式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壮大时，其对管理学及管理者素质所带来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对管理学科的教育和管理者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一)管理者应掌握最新的管理工具和技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现代的管理技术已非常丰富，已有越来越多的科技成果被应用于管理领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信息技术和工业科技向管理学方面的渗透。如erp和电子商务就是这方面的典范。最近.美国经济学家马克卢普把管理者称为知识劳动者、新信息的创造者，另一美国知识经济学家把管理部门看作为二级信息部门或典型的准信息产业。这种对管理学的定位与理解，很有时代性、宏观性和理论深度.也更加突出了管理在知识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二)管理者必须具有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管理是以经济学为基础的。如果离开经济理论的支持，管理就会走入歧途。这就要求，管理者必须掌握经济学尤其是新经济的一些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和分析管理中所遇到的间题。如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成本结构与态性和工业经济时代的成本结构与态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对知识型企业或高科技企业来说，其主要的成
本是研制成本，而制造成本几乎为零。这种成本结构使得传统的成本理论和控制点与知识经济下的成本构成是不符合的，这要求我们需要寻找和确定新的成本控制点，并发展新的成本控制方法。
(三)管理者需要具备较强的语言沟通能力。新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企业的网络化和业务的国际化。尤其是我国加人wto之后，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会进一步加快。因此要求企业管理者必须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以便与世界各国的企业开展业务。最近，我国部分高校在涉外性专业中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就是应对这种挑战的具体举措。
(四)管理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社科素养。企业管理有信息管理、资金管理、物流管理等之分。但最根本的还是对人的管理而不是对物的管理。为了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管理者应该了解人情世故，要有一定的文化积淀，以便使管理措施人性化，从而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最近西方国家兴起的柔性管理.其实就是这种管理思想的体现。
三、管理学科教育的变革之途
(一)加强“双语”教育
在语言教育方面，目前有两个值得重新认识和反思的间题:一是重视英语教育，强调四、六级的过关率，而对汉语教育重视不够。尤其是一些大学的管理类专业至今没有开(大学语文)或(汉语写作)课程。现在看来，这种教育指导思想是有偏颇的，因为这会影响学生表达自我思想和与人沟通能力的培养。因此，在课程设置改革方面，管理类专业应该重视母语的继续教育，以培养学生良好的语言能力。
二是在英语教育上，重视大学英语而对专业英语重视不够。主要表现是，与大学英语相比，专业英语的课时少，而且多是选修课。其实，就实用性来讲，专业英语更有用处，掌握专业英语非常必要。最近，国家教育部要求涉外经济与管理类专业(如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国际会计专业等)逐步实现全英语上课，直接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应该说是非常及时与有远见的举措。
(二)重点培养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
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是学生的基本素质，尤其对有些管理类专业如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更是必须具备的。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应用能力，对此间题尚无良策。现在很多学校侧重于到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去培养学生的动手和应用能力，但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判断，效果并不理想。有调查资料显示，50%以上的学生认为到企业后无法实际介入企业的经济业务，专业上得不到锻炼。这种情况对会计专业学生可能更严重。对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我们推测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生对企业了解少，无经验，企业怕学生做错而添麻烦:二是有些资料和情况企业也不希望让包括学生在内的外界人士知道。针对这种情况如何培养学生的两种能力呢?我们认为应多管齐下，根据不同专业采用不同的方式，不能过于依靠企业。如对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应主要以案例教学为主，这是西方国家的商学院已经证明了的用于培养学生应用能力的非常有效的教学方式;对会计专业则尽量安排去会计事务所，然后辅以模拟实践练习;对市场营销专业，因其实习可以为企业带来某些利益，企业乐于接受，则最好安排到企业进行产品推销等。在后两种方式下，需要建立比较稳定的实习基地，以提高实习效果。
(三)突出专长，兼顾全能
全才与专才是一对矛盾。在学校教学课时既定情况下，如何协调二者之间的关系，恰当地配置课时资源，是各校制定教学计划时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是强调全才、通才培养，课程按照宽口径、淡化专业的精神设置，增加公共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课时，压缩专业课的课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现在有必要对这种做法进行反思。因为有一个现象已经出现，而且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这就是专业之间界限模糊，学生专业不精，没有特长。该掌握的看家本领学而不精，其他相关知识似懂非懂。表面看来，好像学生的知识面广，适应性强，其实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
我们认为，在目前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必须学有所长，学有所专，“一手仙，吃遍天”的信条在当前社会仍然适用。基于这种理念，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应该加大各专业课程的比重，尤其在必修课中要体现这种思想。至于全才的培养，我们主张应通过修读或副修第二专业来完成，当然在专业计划的任选课程中，也可以设置一些相关课程，以照顾全面发展的需要。
(四)改革课程内容，增加课程中的新知识含量
我国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快，国家的经济政策、法规等变动较大。由于教材编写和出版的周期比较长，因此势必造成部分内容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