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篇翻译精选(九篇)

第1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语言顺应论；《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翻译策略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135?05

《孙子兵法》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兵学著作，内含丰富的人生哲理，而且在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它具有词约意丰、朗朗上口的文学特点，其句式结构独特，内容言简意赅，带给读者阅读美感。该书几乎运用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所有的辞格（最典型的有比喻、对偶和排比等），并且读起来酣畅得宜，自然妥帖。但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许多译者仅仅视之为标准的军事议论文，为了迎合英语读者的理解需要，选择的也多以归化的翻译策略为主，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流传最广的翟林奈(Lionel Giles)译本(1910年出版)。直至2002年，丹马翻译小组(Denma Translation Group，后文简称丹马)才在辞格的翻译策略方面作出显著性变化，他们选择以断句分行的散文体来译介源文，甚至部分段落采用的是散文韵体形式，以期再现该书的文学艺术价值。

在李运兴教授看来，翻译时有五种处理文化成分的模式，即文化直入(Go-ahead Model)，即源语文化表达形式直接进入译文；文化融合(Integr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与目的语表达形式相融合，以一种新语言形式进入目的语；文化诠释(Annotation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提供文化语境信息；文化归化(Adaptation Model)，略去源语表达形式，代之以目的语表达形式，使得源语文化意义丧失；文化阻断(Block Model)，源语文化表达形式消失，文化意义未进入目的语语篇[1](123?124)。借鉴这五种模式，我们可以勾勒

出《孙子兵法》各英译本针对源文辞格所作出的翻译策略选择。

比利时语用学家杰夫?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在《语用学新解》一书中提出了“语言顺应论(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他以综观视角和适应论观点来理解语用学现象，深刻地阐释了文学翻译的策略选择。维索尔伦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语言选择，原因就在于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2](59?61)。语言可供选择的一系列可能性即为变异性，而协商性指出高度灵活的选择策略是人类对语言选择的基础。顺应性则是语言使用的核心，它使得语言使用者能够根据相关语境，从许多可能选项中作出协商性的语言选择，发挥出主体性，以满际对象的需要。文本意义的生成过程是语言和语境互动的过程，不同的语境左右着语言的选择，并改变了语言符号的意义，而语言选择的目的则是为了保证交际的顺畅性。

语言顺应论常用于指导对文学翻译的探讨，笔者拟尝试在该理论框架下，结合李运兴教授的文化成分处理模式的比较分析，以翟林奈和丹马两部译本为研究对象，针对比喻、对偶和排比这三种典型辞格，考察译者在翻译策略方面所作出的顺应性选择，最终揭示典籍英译活动中处理源文辞格的译介规律和原则。

收稿日期：2012?03?18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0JD03)；中南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专项资助项目“翻译本体研究”

作者简介：屠国元(1964?)，男，浙江宁波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吴莎(1976?)，女，湖南长沙人，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一、两译本在比喻上的顺应性选择

比喻是增加文章形象性最常用、最有效的修辞方法。它可以将生动、具体的形象诉诸视觉、听觉、嗅觉和味觉，增加读者对文章的形象感。《孙子兵法》中妙喻迭出，句句精密，曾被认为“庄子妙于用虚，左传妙于用实，兼之者孙子之论兵也”。丹马在《导言?应用孙子兵法》中写道：“《孙子兵法》松散地组建起一套观察结论和模式，却极少讨论它们之间的联系。孙子没有通过逻辑实证来形成其学说，而是采用类比(analogy)和隐喻(metaphor)。”[3](xix)显然，丹马已经意识到比喻辞格可以使得议论透辟晓畅，也让概念呈现得爽利俊洁。随后，让我们比较一下翟林奈译本与丹马译本是如何就“势”这一核心概念来译介复杂微妙的比喻辞格的。

《势篇》中“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上，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一段中，孙子所指的“任势”即为“造势”——造成有利的主动态势。他以木石“可方可圆、方静圆动”来比喻“造势”的诀窍——掌握规律，因势利导，其关键在于掌握和运用好军队，因敌变化地运用战略战术。作战指挥如果能够做到机动灵活，就像将沉重的圆石从高山上滚下，用力小，却战果丰。此后，他又谈到“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是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矿弩，节如发机”。其今意是：“激流的快速奔泻，以至于冲走石块，这就是‘势’啊；凶猛的鹰鹞搏击小鸟，以至于猎物毁骨折羽，这就是‘节’呀。所以善于指挥作战的将帅，他所造成的‘势’是险峻的，突击行动时节奏短促而猛烈。‘势’，就像拉满的弓弩；‘节’犹如扣动弩机。”这段文字生动地表现出“势”和“节”的文化意蕴，而巨石、激流、雄鹰、强弩这样一些力与美的形象突出了战争要素“势”与“节”的重要意义。

因此，在阐述“势”这一抽象的军事学概念时，孙子摒弃了直接采用文字定义的方法，而是化抽象为形象，变深奥为平易——通过间接的比喻(“转木石”“激水”“矿弩”），如同绘画般描摹景象。丹马在分析“势”时就指出，“该书通过隐喻和意象(image)来说理：‘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如矿弩’，‘如转木石于千仞之山者’。这些意象留在我们脑海中，无意识地形成思想；采用直白的散文体(in linear prose)却无法复述出这些思想的力量”[3](75)。而翟林奈译本则先后采用“onset of troops”和“energy”两个译名来指称“势”[4](24)。若是不看源文，英语读者根本无法认识到它们源自同一个概念——“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概念的统一性，制造了理解上的湍流。

丹马则深刻地认识到孙子阐释“势”的表达形式是“隐喻和意象”，于是他们选择了“以隐译隐”的翻译策略，通篇采用原音（拼音）译名“shih”来译介“势”，随后又通过详加评论来进一步注释。这颇具“无为而治”的风范，也属于“文化直入”的翻译选择策略。事实上，这种明显的异化翻译策略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应：丹马以“文化留白”的方式保留了“文化分歧”，强调了文化差异，唤起了西方读者极大的兴趣。而此前，所有的译者都采取的是“化隐为显”的译法，正如翟林奈，他们不得不选择一个或多个近义词在译文各处中解释“势”。

按照阐释学观点，无论是《孙子兵法》源文本，还是英译本，它们都不可能成为一个完美自洽的整体，其内部存在很多“未定点”和“空白处”，而这些“文化空白”正是带给西方读者阅读乐趣的源泉。因此，译者在典籍英译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避免选用多个近义词来阐释某一个反复出现的关键性概念，这样容易让读者感到思绪不清，扑朔迷离；而且隐含意图被显义译出后，也造成“信息浅薄化”，让读者无法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来体悟比喻，自然也无法深入体验中华文化的艺术魅力和美学效果。有时候，像丹马这样刻意经营好某些“文化留白”，反而能让西方读者参与其中，激发出兴趣来慢慢品味、细细解读。西方读者的阅读可视为一个不断向译本提问的过程，译文则在不断提供答案；适当的问题会不断激发读者去追根穷源，这就顺应了读者强烈的阅读愿望，让比喻造成的审美意象交叉、重叠、缠绕，逐步推进阅读进程。所以说，阅读“文化直入”法处理的译文可以让读者的文学审美体验融入新的文化语境，经过再次整合，将呈现出潜在意蕴。所以西方读者经过细心阅读和回味隐喻，往往可以逐渐发现“未定点”和“空白”中所隐藏的微言大义。

因此，丹马译介“势”时避免选择近义词，也就规避了产生文化歧义的可能性。他们适当“留白”，不去追求在译文中进行“最终”的阐释。这样就让西方读者保持了心灵的开放，使之自行寻觅豁然开朗的阅读喜悦。此外，丹马还结合了文化诠释法，而不是一味“留白”，他们在第三部分的评注地交代了“shih”的来龙去脉，给出了详细注释：“势是形态（军事布局）的内在力量。势并不单单依赖于力量要素。正如老子所言，水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此水之力源于其特殊形态，沿沟壑而成瀑 布。”[3](154)该翻译小组还评论道：“随着条件的变化，任何特定形势下的‘势(shih)’会持续改变；正如我们沿着秤杆挂上砝码，其平衡点总在移动。通过‘计’获得认识后，更容易找到支点。”[3](132)于是，西方读者在阅读译文正文时虽然心存“悬疑”，却能够一气呵成地完成阅读；在激发出联想和审美愉悦之后，读者被诱导着深入思考，然后通过“评注”中与译者的理解“协商”，最终探寻到“shih”的真意。

二、两译本在对偶上的顺应性选择

《辞海》将“对偶”定义为“采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现相反或相类的意思”。因此，“对偶”这种修辞格是将相反、相对的事物放在一起，通过相互比较，来描述和说明它们的性质。对偶的灵活应用可以极大地增强文章的感染力和说服力。而在英文修辞中，“对偶(antithesis)”通常是指“不可调和的对立面或对比强烈的意思骈置一道并处于持久的张力中”[5](151)。从英汉语中对“对偶”的定义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汉语严格要求“字数相等”，在古汉语文学形式中的骈文和律诗中尤其如此；而英语只要求“对偶”做到短语、从句或句子在长度上大致相当，并不强求字数相等。其原因就在于，英语属于多音节语言，并且在语法上也富于词尾变化。从拼写形式来看，即便是单音节词，其拼写字母的数量也有可能不同。而汉字在语音上具有单音节性，一字一音，声调也可资区别；在语法上，汉字也具有孤立性，既无词尾变化，又书体方正。因此，将两个英语单词骈置一道，不太可能产生像两个汉字那样“结体方正、两两相对”的对偶效果。不过，英汉民族在文学领域中都具有共同的追求——要求文章在视觉效果上呈现出形式整饬的美感。

(1)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虚实篇》）

孙子将“先敌到达立即部署”与“后敌到达仓促部署”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军事行动置于一处，形成鲜明、强烈的比较，让读者易于鉴别，明辨利害得失。

翟林奈译为：“Whoever is first in the field and 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will be fresh for the fight；whoever is second in the field and has to hasten to battle，will arrive exhausted. ”[4](27)

在这一句中，“awaits the coming of the enemy”与“has to hasten to battle”，不论是句式结构、还是从句长短，其属性均有所不同；而从译文“be fresh for the fight”与“arrive exhausted”，我们无法看出源文“对偶”的辞格特质。所以说，翟林奈的译法属于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他以“文化聚合”的处理思路，采用英语读者常规的表达形式，从而顺应读者的理解 需要。

而丹马译为：“One who takes position first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awaits the enemy is at ease. One who takes position later at the battleground and hastens to do battle is at labor. ”[3](20)

细看丹马的译文，我们隐约可以看到翟林奈译文的影子。但该译文采用分行断句的技巧，凸显前后两句在结构上的工整对称，三对核心词“first/later” “awaits/hastens”和“at ease/at labor”之间的对比强烈，具有鲜明的文化融合特点，体现出源文“对偶”的文学特质。不过遗憾的是，以“awaits the enemy”对“hastens to do battle”，这在结构和单词数目上并不完全匹配。

(2) 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军争篇》）

源文中存在“正正”与“堂堂”这样的叠字形容词，要译成英文，追求在外形与音调上与源文对等几近不可能，而要实现这十二字的“对偶”也极为困难。

翟林奈译文是：“To refrain from intercepting an enemy whose banners are in perfect order，to refrain from attacking an army drawn up in calm and confident array：——this is the art of studying circumstances. ”[4](36)显然这句话完全无法再现出源文的“对偶”特征。

丹马的译文则为：“Do not 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 Do not 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 This is ordering transformation. ”[3](28)

在此，丹马以“engage well-ordered pennants”对“strike imposing formations”，他们尽力让句子的长度保持大致相当，并让句子结构呈现均衡平行。不过，即便是这样，“对偶”仍然不太彻底，从译文中很难看出源文的文学特征。事实上，英语在修辞中的“对偶”远不如中文那样严格，并不追求绝对工整。在大多数情况下，中文的“对偶”在译介为英文时，往往沦为排比。

三、 两译本在排比上的顺应性选择

“排比”是《孙子兵法》中使用最多的修辞手法之一，源文中不下二十余例，篇篇皆具，通贯全文。大量巧妙地应用排比，再加上文采斐然，使得《孙子兵法》的语言节奏鲜明，和谐流畅，条理清晰，气势贯通。《辞海》定义“排比”为：“修辞学上的辞格之一，用结构相似的平行句法构成。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陈望道先生指出：“排比与对偶颇有类似处，但区别有三：一是对偶必须字数相等，排比不拘；二是对偶必须两两相对，排比不拘；三是对偶力避字同意同，排比却以字同、意同为经常状况。”[6](437)在《文学百科全书》中，“排比(parallelism)”被定义为“英语诗体及散文体修辞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在短语、句子或段落中安排相互并列、协调的意思，以使重要性相等、措辞相似的各成分间平衡、匀称”[5](153)。详细的译文分析如下：

(1)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计 篇》）

翟林奈译文为：“Hold out baits to entice the enemy. Feign disorder, and crush him. If he is secure at all points，be prepared for him. If he is in superior strength, evade him. If your opponent is of choleric temper, seek to irritate him. Pretend to be weak, that he may grow arrogant. If he is taking his ease, give him no rest. ”[4](9) 从这段译文中可以看出，翟林奈并未重视源文的排比辞格形式，也并未努力促进译文的齐同性。这些译文的句式各不相同，根本无法再现排比辞格的气势。

而丹马的译文则是：“Thus when he seeks advantage, lure him. When he is in chaos, take him. When he is substantial, prepare against him. When he is strong, avoid him. When is wrathful, harass him. When he is humble, make him proud. When he is at ease, make him labor. When he is in kinship, separate him. ”[3](132)

丹马曾对此评论道：“前四句以四言(in four- word)、韵联(rhymed couplets)体行文，措辞为中国最古老的诗体，也具有战国时期文体的常见特征。”[3](132)此处的韵联指的是“两行一韵”，但丹马译文并未完整体现出源文用韵的特质；不过，他们让译文的句式保持了一致——“When he is(adj.)，verb him(ad.). ”，以期再现出排比的文学特征。

(2) 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乱，数也；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势篇》）

源文呈现出“三句一组”的结构，其中有两种排比句式：(1)“A生于B”；(2)“CD，E也”。翟林奈译本写道：

“Simulated disorder postulates perfect discipline; simulated fear postulates courage；simulated weakness postulates strength. Hiding order beneath the cloak of disorder is simply a question of subdivision；concealing courage under a show of timidity presupposes a fund of latent energy；masking strength with weakness is to be effected by tactical dispositions.”[4](25)

丹马的译文则是：“Chaos is born from order. Cowardice is born from bravery. Weakness is born from strength. Order and chaos are a matter of counting. Bravery and cowardice are a matter of shih. Strength and weakness are a matter of form.”[3](18)

针对源文，翟林奈选择了两种排比句式来作出合适的应和：“①Simulated A postulates B；②doing A +介词+ B is a C。丹马则分别采用两种排比句式来译介源文：①A is born from B；②A and B are a matter of C。其译文完整、充分地反映出源文意旨，将“文化融合法”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3) 故举秋毫不为多力，见日月不为明目，闻雷霆不为聪耳。（《形篇》）

这三句话属于典型的并列式暗喻，孙子连续采用三个排比，形象地说明：不可能轻而易举、真正高明地预测出战争的结果，而实施完美的全胜战略也并非一般世俗之辈就可以达到的，并且强调了预知胜负以及争取全胜的重要性。丹马针对第一个比喻“举秋毫”作了以下注释：“根据中国古代传说，秋天来临后鸟兽的柔软羽（皮）毛十分纤巧。”[3](148)

他采用“Verb+ing A does not mean adj. B”的句式来译介源文：

“Thus lifting an autumn hair does not mean great strength. Seeing the sun and the moon does not mean a clear eye. Hearing thunder does not mean a keen ear. ”[3](14)

而翟林奈译本则写道：“To lift an autumn hair is no sign of great strength; to see sun and moon is no sign of sharp sight; to hear the noise of thunder is no sign of a quick ear. ”[3](20)

以上观之，译介排比辞格时，翟林奈没有特意去保持译文句式的齐同，他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化归化法”，以顺应读者的阅读需要。而丹马则应用“文化融合法”来突出源文排比句式的并列感，以期达成形式上的对称之美，其结构工整、使得译文增色不少，并且平添了一定的权威感。不过，终因英语语言文字特质的制约，译文在“形对”和“义对”的工整程度上仍然逊于源文。

四、结论

在《孙子兵法》英译历程中，译者们逐渐认识到应当尽量让译文展呈出源文的文学神韵，既适应同时代英语读者的阅读需要，又顺应文化语境的动态变化。于是，译者会根据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采取个性化的翻译选择策略，以顺应读者阅读目的以及文本的外部制约因素；这本身也是一个对译文语言的动态选择过程。译者在辞格方面所作出的取舍，集中体现出译者如何与孙武以及英语读者进行“协商对话”，并彰显出翻译活动的主体创造性。在英译《孙子兵法》这一动态选择过程中，译者选择的方式是协商，选择的目的是顺应。其具体的顺应选择模式可以表述为：译者解读源文本《孙子兵法》，选择源文本意义（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归化或异化），选择英语表述的意义（明确翻译目的，在词汇短语、句子辞格、篇章文体方面选择相应翻译技巧），实现顺应性选择。

就《孙子兵法》英译本辞格的嬗变来看，由于翟林奈是一位具有扎实汉学功底、治学态度严谨的汉学家，因此其译文严谨通顺，行文流畅，还富有一定的韵律，至今仍为经典之作，并且在译文的文学性上颇受世人推崇。不过，他的译文并未着意去再现源文辞格的文学美感。而丹马不同，他们经过历时十年的《孙子兵法》研究，选择典型的异化翻译策略，力争让译文在形式上更为接近源文。其文笔简洁，甚至有些晦涩，文体上也介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目的就是为了尽量保留源文本的文学风貌。正如上文例句所示，为了较好地再现源文的辞格特色，译者理应力争采用文化直入法来保留源文的语言形式，选择异化性的翻译策略；或是运用文化融合法来实现源语与目的语的文化表达形式之间的交融。而文化融合中新形成的表

达形式必需具有独特性，句法辞格这一文学语言特征则可以为英语读者提供理解上的“交际线索”。格特(Ernest-August Gutt)在专著《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中指出：“译文之所以要保留源文风格，并不完全是因为它们的内在价值，还因为它们提供了交际线索，这些交际线索能够引导读者获知作者的交际意 图。”[7](98)若实在无法再现源文中“交际线索”，也可以像翟林奈那样，多采用文化诠释法来补充足够多的文化信息，例如撰写大量的评论、注释和附录，以消除目的语读者的阅读障碍。当以上三种处理模式仍然无法取得理想的顺应性译介效果时，还可以考虑文化归化法和文化阻断法这两种模式。在《孙子兵法》的英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具有历时性特征，而不同译本的辞格处理模式也顺应了当时代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典籍英译活动中，译者应当去探索如何让译文尽量保留源文的风貌，并予以相当程度的文化补偿，来凸显出源文的文学特性。

参考文献：

[1] 李运兴. 语篇翻译引论[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1: 123?124.

[2] Jef Verschueren.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0: 59?61.

[3] Denma translation group. The Art of War[M]. Boston: Shambhala Publications, 2002: xix.

[4] Lionel Giles. The Art of War[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Classics, 2003:24.

[5] 汪洪章. 比较文学与欧美文学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4: 151.

[6] 陈望道. 陈望道文集(第二卷)[A].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 437.

[7] Ernest-August Gutt.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2nd edition), 2000: 98.

Translation Strategy on Figures of Speech in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Theory of Linguistic Adaptation——Based on Comparative Study of Two English Versions

TU Guoyuan, WU Sh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第2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颜丽蕊 安徽新华学院日语系

摘要：《聊斋志异》于江户时代中期传入日本，翻案作家为汉学家们，领会《聊斋志异》文言文原文的意趣，创作了翻案作品。

在日本近代，《聊斋志异》逐渐从江户时代的极少数汉学家扩展至较多的小说家们，被他们所阅读、喜爱和接受。明治之后出现了很

多翻译和翻案，对日本的近代作家的作品产生了影响，翻案作家通过现代日文翻译接触到《聊斋志异》并被深深吸引。

关键词：聊斋志异；日本；翻案；翻译

《聊斋志异》是在江户时代（1603-1867）的明和五年（1768）

最早传入日本的，初期是在将如时代的汉学家之间传阅，对读本、

黄表纸之类的文学作品产生了影响。江户时代，拥有汉学教养的

文人们迅速地对从中国舶来的文学作品进行关注，他们出于个人

兴趣和爱好阅读《聊斋志异》的原文，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翻

案作家都贺庭钟、森岛中良、曲亭马琴、云亭天步子、关亭传笑

等汉学家们，领会《聊斋志异》文言文原文的意趣，创作了翻案

作品。

都贺庭钟的《莠句册》和森岛中良的《凩草纸》是《聊斋志

异》翻案作品的滥觞。都贺庭钟的汉学老师不明，但被推测曾师

从古文辞学派。其汉学造诣深厚，善于白话文学的研究，创作了

不少中国白话文学和文言小说的翻案作品，被称为“读本之祖”。

森岛中良年幼时即开始学习儒学，是博学中西的学者。嗜好阅读

明清长篇白话小说的曲亭马琴以《聊斋志异》的《书痴》为粉本，

创作了两卷本黄表纸《押绘鸟痴汉高名》。稍后写成的翻案作品

《邂逅物语》和《褄重思乱菊》均为五卷的长篇读本，与原作相

比，内容增加了很多。

到了近代，《聊斋志异》逐渐从江户时代的极少数汉学家扩

展至较多的小说家们，被他们所阅读、喜爱和接受。而且，安冈

章太郎等现代作家也接受了《聊斋志异》的影响，创作了小说作

品。随着明治维新的影响以及西洋近代研究方法的进一步传播和

影响，日本作家们以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对《聊斋志异》进行了

全新的理解和再创造。创作翻案作品的近代作家中的代表性人物

是芥川龙之介和太宰治。

芥川龙之介从小就接触中国古典，尤其喜爱《西游记》《水

浒传》《剪灯新话》等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他的汉学造诣很深，

一生创作的148 篇小说中有约十分之一是从中国取材的。芥川龙

之介爱好怪异小说，从《中国奇异集》接触到《聊斋志异》，并

受到启发而创作了文学作品。《聊斋志异》的翻案小说《仙人》

（原作：《鼠戏》《雨钱》，1915）、《酒虫》（原作：《酒虫》，

1916）、《落头的故事》（原作：《诸城某甲》，1917）、《仙

人》（原作：《崂山道士》，1922）4 篇虽说不上是芥川龙之介

的代表作，但是作为把握其文学特质的重要资料，被众多学者所

研究。芥川借历史小说的素材进行巧妙改编，四篇翻案作品或暴

露生存之苦和利己主义的丑陋，或表明失恋后的心境和反战思

想，也表达了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

昭和作家太宰治也写了不少取自东西古典文学作品的作品，

其创作中期的太平洋战争时期犹多。他喜好怪异谈，选取《聊斋

志异》的两篇代表性篇章《黄英》和《竹青》，用浪漫的手法进

行了翻案。《清贫谈》（原作：《黄英》，1941）和《竹青》（原

作：《竹青》《莲香》，1945）是异于原作之情节，又反映了作

者自身心境和思索的作品。

火野苇平涉猎中国的汉诗集和传奇书，案头不离《聊斋志异》

等中国古典作品。由于接触柴田天马的《聊斋志异》选译本和战

后的全译本，火野于1951 年出版了翻案《聊斋志异》8 篇的《中

国艳笑风流谈》。

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火野苇平三个近代作家相继改写《聊

斋志异》，素材的选取方面各有特色。他们分别选取《聊斋志异》

中的“奇异的故事、与花精和人类以外的动物的美好爱情故事、

艳情风流的故事”进行了翻案。

明治之后，出现了较多的《聊斋志异》的翻译和翻案，《聊

斋志异》逐渐从汉学者的书斋进入日本民众之间，获得了众多读

者群体。翻译的迅速发展对《聊斋志异》在日本的普及与流行做

出了贡献，使得作品与大众的关系紧密，《聊斋志异》逐渐被日

本民众熟知，也对日本作家的创作对日本文学产生的影响加大，

明治之后的翻案作家通过现代日文翻译接触到《聊斋志异》并被

深深吸引、进而进行翻案创作。

日本的儿童文学也收到了《聊斋志异》的影响。小山内薰在

儿童文艺杂志《赤鸟》第1 卷第4 号（1918.10）上发表的《梨之

果》（原作：《偷桃》）、伊藤贵麿在同杂志的第10 卷第6 号

（1923.6）上发表的《水面亭的仙人》（原作：《寒月芙蕖》）、

第11 卷第3 号（1923.9）上发表的《虎的变心》（原作：《赵城

虎》）三篇都是《聊斋志异》的改编童话。兴文社出版的《小学

生全集》中的《日本文艺童话集》（1930.7-9）包含了小山内薰

和伊藤贵麿的三篇改编童话。《小学生全集》出版之后，《聊斋

志异》的故事逐渐收录于面向儿童的文学全集中。例如，《少年

少女世界的名作》（小学馆、1975）第44 卷《东洋编-2》中从

《聊斋志异》中选出12 篇，采用了简单的文体以便小学生们阅

读理解。

前文提到的芥川龙之介的翻案作品《仙人》（原作：《崂山

道士》）也属于儿童文学，和小山内薰和伊藤贵麿的改编童话一

样，都属于改编于《聊斋志异》的翻案作品。

综上所述，近代的《聊斋志异》的翻案作品数目多于江户时

代，成果丰硕。并且，《聊斋志异》翻译的迅速发展对具有浪漫

主义倾向的近代翻案作家的文学创作起到了作用。《聊斋志异》

的翻案与翻译对其在日本的普及与流行做出了贡献，对日本文学

产生了影响。

参考文献：

[1]大庭修.商船载来书目[M].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

[2]近藤春熊.日本汉文学大事典[M].明治书院，1985.

[3]下中邦彦.日本古典大辞典 简约版[M].日本古典文学大辞

典编委会.岩波书店，1986.

[4]日本人名大事典（新选大人名辞典）[M].平凡社，1979.

[5]王涛.芥川龙之介中国古典题材小说创作—以〈杜子春〉为

中心[J].2008（5）.

[6]山田博光.聊斋志异与日本近代文学[J].世界与日本，1992

（3）.

作者简介：

颜丽蕊，女，1986年出生，汉族，河南濮阳人，安徽新华学

第3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庞德；华夏集；创造性翻译

中图分类号：G648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4-0002-01

1.引言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是英美20世纪文坛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意象派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和艾略特同为后期象征主义诗歌之领军人物。他不仅是诗人，批评家，更是一位翻译家，这位文学巨匠的最重要贡献就是翻译《大学》《中庸》《论语》和《诗经》。学者赵毅衡认为庞德的《诗经》译本非常耐读， 其中的文字凝练、有力而优雅。然而，因为他当时的原本是参照传教士马礼逊所编著的《华英词典》以及马修斯的《汉英字典》来进行翻译工作的。早期的词典在这些文化特色词语上难免有偏差，因此它的译作在词义理解上不够忠实。然而这种美而不忠的译本却广受欢迎，因为探索新的诗歌形式和写作技巧，庞德译作被誉为"英语诗歌之典范"。（ Kenner， 1971：96）阿帕特称"庞德的优秀译作给西方的翻译带来了新的复兴"（Aptor， 1987：3），近几十年来国内翻译学者都对庞德高度评价。如今是东学西渐之初，要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理想，要让西方人睁眼也能看东方文化，就需要从先前在西方世界广受欢迎的中国典籍译作吸取经验.本文探索在西方世界带来诗学复兴的庞德译本之翻译，力图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借鉴。

2.庞德译作与《华夏集》

在1977年美国诗人学会举办了《中国诗歌与美国想象力》会议。与会的美国诗人普遍认为，美国现代诗歌深受中国诗学的影响， 他们认为， 庞德开创的中国诗歌的创意英译对翻译和诗歌以及英语贡献卓越。由此可见庞德影响之大。这位英美文学界的传奇人物一生最热爱的正是中国典籍文化。在1915 年4 月他出版了中国诗歌译本《华夏集》，在20世纪40 年代重译《大学》，1945年英译《中庸》，在1954翻译《论语》，同年翻译《诗经》。

在所有译作中，《华夏集》首先推动了美国诗歌现代化的进程， 成为美国新诗运动中诗歌创作之经典模本； 他的《诗经》译本也再现了《华夏集》的形象作诗法， 又表现出了他对汉语古诗音韵学方面很强的鉴赏力。这两个最为肯定的代表作中，《诗经》也极富盛名，但《华夏集》更是被称为"对英语诗歌最持久的贡献"。（Kenner， 1971： 96）其中的名篇李白的《长干行》被收人了许多英语诗歌经典读本。

庞德对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介绍了中国文化， 并将中国诗学之精髓用于发展英语现代诗歌， 表现出了他的创意翻译法，该翻译法也在美国形成翻译潮流， 成为了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多元发展的先声。（王贵明，2005： 20-26）他的译作旨在深入原作内部，传达原作内部的思想实质，因而打破了传统译作与原作之间固有的表层语言障碍，为传统翻译理论带来了创新，因此《华夏集》为代表的作品译作直接推动了现代诗歌和世界翻译学的发展。

3.创意翻译法

尤尼・阿帕特曾提出庞德的创意翻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抛弃维多利亚时期那N矫揉造作、生僻古涩的翻译措词； 二是优秀的诗歌译作可以看作是具有自身独立意义的新诗作品； 三是每篇译作都有必要看成是一定程度对原作的评鉴。这三条原则都极富创新精神。

第一条原则提出有特定背景：维多利亚时期的译者为了仿古， 创造了不属于任何时代的仿古语言"瓦多街措辞"。他们认为："维多利亚诗歌翻译都要运用这种语言措辞，无论其是否合适"。（Apter， 1978：3）庞德却提出，翻译不仅是词和思想的翻译，而且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还要有认同感，吸取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其思想和言语之中吸取某些时髦之物。而第三条的所谓以翻译来评鉴文学作品， 是庞德对当代翻译理论影响最深远之处。他通过对翻译的取舍来达到评鉴之目的， 使许多翻译家从当时流行的"形式忠实和内容"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因为庞德更注重传达原作的思想、意象和美感，就对原作的形式、节奏以及表层的韵律有所取舍，也无外乎他的译作像第二条原作所言是新的作品。

庞德的翻译思想体现在译作《华夏集》之中。他并不强调某些词意义的忠实甚至原文意义的忠实。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不应特别强调字词直译，而是要更多展现背后的感情和美感，既然字面翻译无法再现原词语中的美，就要用创意性翻译。可以以《华夏集》中代表作李白《长干行》前一部分为例，以英译中法第一人的许渊冲之译本为对照：

妾发初覆额， 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 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 两小无嫌猜。

My forehead covered by my hair cut straight，

I played with flowers pluck'd before the gate.

On a hobby-horse you came on the scene，

Around the well we played with murnes still green.

We lived， close neighbors on Riverside lane.

Carefree and innocent， we children twain.（许渊冲）

第4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诗歌；动物意象；文化翻译；文化蕴含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7-0150-03

一、引言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古诗词外译作为文化交流的中介之一备受重视。众多学者对于诗歌英译都颇有研究，对于中国古代著名诗人如李白，王维，杜甫等的作品英译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从不同角度对于同一诗歌作品的不同译本的分析的研究日渐增多，多从语言，诗学层面探讨诗歌的英译，然而却忽视了诗歌英译中的文化的传递。

诗歌翻译要关注文本而不失去视野，从语言、诗学与文化三个互动的层面探讨古诗词曲的翻译。《毛诗一大序》载：“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载体，饱含着作者的思想感情与丰富的想象，语言凝练而形象性强，而动物则是被诗人广泛的借用来吟咏，抒怀，借以感喟。以动物为题材的诗歌也是源远流长。《诗经》三百余篇作品中提到动物的就有一百多种，随后动物意象在日后的诗歌创作中得到了更成熟的体现，更细腻、巧妙的体现。在诗歌翻译中，能否将诗歌中包含的动物文化准确的传递也成为诗歌英译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

二、文化翻译与动物意象文化的传递

20世纪80年代起，翻译的文化价值观逐步成为翻译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作为文化代表之一苏珊・巴斯奈特指出：“翻译就是文化内部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文化翻译观的具体含义。第一，翻译应该以文化作为翻译单位而不应停留在以前的语篇上；第二，翻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译码过程，重组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一个交流行为；第三，翻译不应局限于源语文本的描述，而在于该文本在译语文化里的功能等值；其四，不同历史时期文化有不同的原则和规范。巴斯奈特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文化的等值和转换。“翻译不仅仅是双语交际，它更是一种跨文化交流；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但文化移植是一个过程；语言不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人们不再将翻译看成是静止的纯语言的行为，而把它看成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的交流活动。

文化翻译观为解决诗歌翻译中的文化问题带来新的视角。诗歌是一切文学样式里最集中、最凝练的一种形式。它能在短短的篇幅里浓缩着诗人丰富的感情，蕴含着无穷的韵味。“韵味”是诗歌的灵魂，而诗的神韵则来自于诗中富有的不同文化元素的巧妙融合。而文化的渗透性极强，文化因素深及语言的各个层面。如诗歌的语言文本中到处都镶嵌的特有的典故、专有名词和风俗习惯等，使得诗歌的翻译难度较其他文本相比较大。巴斯内特肯定诗歌的可译性。她看到种子（诗歌的内在灵魂）的变化与成长，并提出将植物（源诗歌）的种子移植到另一种土壤（目的语所在文化）一样会冒出旺盛的生命力，即翻译的有效处理使诗歌灵魂这粒种子在另一种土壤上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

动物意象作为诗歌文本中重要的文化因素，是古诗词中最丰富的意象之一。吟咏诗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抒怀诗中的“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北宋词的“日上花哨，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乐府诗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在这个诗歌中动物借以吟咏抒怀感喟，意象丰富。一动物为意象的诗歌源远流长，自春秋时期开始就广泛运用动物形象经行诗歌创作。诗歌中的动物意象文化主要有鸟类文化，昆虫文化还有兽类文化，这些动物意象与诗歌浑然一体，水融，在跨文化的诗歌翻译中，如何使译语读者感受到文本之外的超文本特征，才是诗歌翻译应该追求的目标。

三、动物意象的翻译与文化再现

诗歌中动物意象的翻译，除了要忠实原文，重视语言本身的文本特征，如词汇、语法或形式等。还要译出语言文字以外的文本特征，如动物意象构成的诗歌整体的意境及隐藏的文化寓意。

（一）添词丰意，营造饱满意境

对于诗歌翻译，林语堂认为最重要的是意境的处理。《论译诗》一文特别强调意境第一。诗歌之美，妙在意境，而意境也正是诗歌翻译最难的地方。诗歌英译如若要传达原汁原味的文化蕴含，就不得不在译语中重塑原文中的意境。翻译时为了准确地再现文中动物意象要表露的情感，我们需要采取添词增意的方法，最大程度的还原原诗的神韵，意境。《旅夜书怀》顾名思义就是旅途中夜里写下的抒发自己情感的诗，这首诗首诗是杜甫五律诗中的名篇，历来为人称道，是古典诗歌中寓情于景，情景相生的典范。在翻译的过程中如何营造原文情景交融的意境，表达作者的苦闷实属重要。

例：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Fhe breezes stroke along the grassy strands；The junk-masttall alone in the darkness stands.The sparkling stars spread down tothe fields wide；The moon emerges from the yough fiver tide.My penhas won me fame―has it my will？An official should not retire tillold and ill.What am I like who am everywhere wandering？A gull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hovering！

最后一句广袤的天地为背景进一步反衬“沙鸥”之渺小和孤独。诗人将自己比作是天地中的一只沙鸥，译者直译了这一比喻，并增译了一个关键词hovering。这个词对于展现原诗的韵味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这首诗的创作背景是诗人在政治上被排挤，空有远大抱负和才华却不能施展，作者倍有漂泊孤独之感。原始只说了是一只沙鸥，但究竟这只沙鸥是什么状态呢？是自由自在的，无忧无虑的翱翔还是踌躇满志、漂泊无依呢？中文读者在掌握了一定的背景知识文化的情况下可以自动填充这部分空白，知道此事作者是移情与景，在它看来沙鸥跟他一样是孤独漂泊的，但是译人语读者则是十分费解。译者增加了hovering，就将整个情景状态描绘出来了。西方读者在读的时候自然会将作者的踌躇孤独，漂泊无依的状态同这是漂泊的海鸥联系起来，呼应整首诗，这样处理整个诗的意境更加饱满立体，更容易在西方读者中形成相同的画面，引起文化共鸣。

（二）意象转换，助力表情达意

意象是由意和象两词构成，意是抽象的，它可以是哲理，观念，情思等；而象是具体的，是形与外的东西。意象就是通过具体的象来表达抽象的意。意象是古诗词美学中的重点。而诗歌意象也是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进行能动反映的产物，是审美主体的审美意识与审美客观的审美特征的有机统一。同样是写动物意象，不同的诗则可以表达出不同的主题。如马的意象，可以是“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也可以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马的表达的感情可能是孤独的，也可是轻快欢愉的，所以意象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意象的转换可以构成情景的转换，常常给人以诗人意识的流动感。动物在诗中一般都是作为客体使用，在诗歌的翻译过程中，为了使动物意象起到引导感情流向的作用，可以采用意象转换的方法，突出动物意象，使动物意象由客体转换成主体，对于整首诗的表情达意起到了推动作用。

例：一丘常欲卧，三径苦无资。北土非吾愿，东林怀我师。黄金燃桂尽，壮志逐年衰。日夕凉风至，闻蝉但益悲。

1 often want to take a rest on a quiet knoll.Yet a light purseforbids me in snug nooks to stroll.The Northern Land is not theplace which I have sought；Your dwelling，like Donglin Fane，ismuch in my thought.I cannot live when firewood as cassia is dear；My lofty ideals are declining year by year.In the evening the chillywind comes and gains：The chirps 0f cicadas give me even morepains.

蝉，作为自然界中客观存在的弱小生命体，朝饮甘露，暮咽高枝，夏生秋亡，蝉极易渲染出一种苍凉的氛围。“闻蝉但益悲”的主体是“我”，是我听到蝉的声音更加的悲伤。但是译诗The chirps of cicadas give me even more pains.则是很显然将主语由人转化成了蝉声。是蝉给了作者悲伤，说明禅的主动之意，是诗人感情的内在催化剂，而不是外在的感应物了。这样一方面可以深化蝉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足以突出显示是蝉生徒增了诗人的悲伤。译者在结尾处做这样的处理，意象发生了转换，给诗的情景构成做了变动，使得译文不呆板乏味，枯燥无趣，也力图使读者体会到其中的蝉文化，蝉寓意。

（三）嫁接剪辑，营造独特氛围

诗歌的“味”在于意境的构建，氛围的营造。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要想办法保留诗歌的韵味。诗歌中构建的画面难以复原必然导致诗歌神韵随之消亡。但是由于中英文句式结构的不同，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存在着一个重新组合的问题。动物在诗歌中是整个诗歌画面感呈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重新选择，加工，组合这些意象，使得译诗结构完整，内容连贯，含义明确是很值得商榷的问题。

如《利州南渡》：澹然空水对斜晖，曲岛苍茫接翠微。波上马嘶看棹去，柳边人歇待船归。数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鹭飞。谁解乘舟寻范蠡，五湖烟水独忘机。

On limpid water slant the flickering rays，And near the bluesky jagged islets float；A ferry rows away，in which a horse neighs，By willows men await the returning boat.Among tufts of sandgrassesgulls disperse；Over riverside fields an egret flies.Who would followwise Fan Li and immerse His success on the five lakes where mistsrise？

“波上马嘶看棹去”一句中意象颇丰，波、马、棹这几个意象都是代表着不同的文化信息的语料在原文中揉成一体，译文“Aferry rows away，in which a horse neighs”，则用了剪辑的手法，将波、马、棹几个意象有机的连成一幅整体的画面，这幅画面完整又和谐，气韵清澈，将诗人厌倦仕途、淡泊名利的心境描绘的很是贴切，同时动物马的意象也得以传递，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但没有失落或缺损，更使其意象跃然纸上。

第5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京剧;动态术语;分类;英译;译意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9-0192-02

京剧（Peking/Beijing Opera）是中国优秀文化的代表。随着越来越多西方人开始对其欣赏甚至研究，京剧已成为传播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但随之而来的是京剧术语的英译问题。京剧术语数量大、类目多、用词生僻，不仅外国人听得糊涂，即便国人也未必明白，京剧术语翻译已成为亟待解决的要务。

一、京剧术语翻译研究现状

1.研究不够。据我们统计，1994年至今，国内京剧术语翻译研究的论文仅3篇;京剧术语的双语词典也无觅处。这与京剧的地位显然不符，不利于国粹西渐与发扬。

2.停留于静态术语。前述3篇论文中，刘宝杰研究了京剧行当和剧名的翻译（1995）、京剧名称的翻译（1996）;毛发生（2002）提出了京剧术语翻译的方法。然而，不可忽略的是，京剧中除了乐器、脸谱、服装、剧目等静态术语外，尚有大量技法和功法的动态术语、行话等。对其翻译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3.研究不全不细。即便是对于静态术语的翻译，现有研究也存在不全不细的问题。比如，舞台和道具的翻译被忽略了，剧目名称的翻译研究也仅谈及极少几处。

4.英译混乱。对交际目的和功能的理解、采用的翻译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京剧术语英译的混乱。比如，“武净”、“武丑”二词，毛发生（2002：25）将其音译为“Wu Jing”、“Wu Chou Clown”;而刘宝杰（1995：16）则意译为“Martial Painted-face Role”、“Martial Comic Role”。

5.单纯音译多，译文不达意。毛发生（2002：26）指出：音译法对译文读者接受初期可能会感到陌生，但经常使用后也就习惯了，并将“文场”和“武场”音译为“wen chang”与“wu chang”。然而，拼音对于目的语读者几乎是没有语义内涵的，故不应以简单音译敷衍了事。

6.译文不够准确。京剧术语翻译中译文不准确较为普遍。毛发生（2002：24）将旦角译为“actress”，如花旦Hua Dan actress。事实上，“旦”仅指“女性角色”，并非“女演员”。旧社会旦角也由男性扮演，如著名的“四大名旦”。故而该译法并不准确。

二、京剧动态术语的翻译

1.京剧动态术语的含义。京剧动态术语可界定为：表现动作或言语等形式的特色词汇，包括各种功法、乐法、妆法等，相对于以实物存在的静态术语。

2.翻译原则与方法。京剧动态术语属于信息类文本，英译时应以传达信息为交际目的，遵循“意义优先（priority of meaning）”的原则（Nida & Taber，2004：13），采取“交际翻译”的策略（Newmark，2001：39）。在翻译原则上，应以达意为目标，将深奥的术语转换成简练、易懂的译文，宜采用意译法和直译法，必要可加注，亦可采用音译加注法。（1）直译：较浅显易懂的术语，可直译，如：四功五法four skills and five techniques（“唱念做打”和“手眼身法步”）。（2）意译：有些术语字面意义并不直白，直译无法传达其意思，可意译，如：吃栗子stammering（念错台词或结结巴巴）。（3）直译加注：先译出字面意义，再加解释。如：破脸broken face，asymmetric in pattern（左右脸图形不对称）;幺鹅儿youngest goose，performer who never makes but always breaks（败事有余的演员）。（4）意译加注：有些术语意译后仍有意义遗漏，可加注。如：晕场stage fright because of nervousness，or lacking familiarity with the lines，etc.（5）音译加注：作为补充手段，如：亮相Liangxiang，striking a pose.

三、京剧动态术语翻译举隅

京剧动态术语可分为功法、乐法、妆法等几类，还可包括内场和外场行话。其中，功法之“唱、念、做、打”，可译为singing，speaking，acting and acrobatic fighting。

1.唱：音调、发声和练习方法等，如：

左嗓out-of-tune voice（指嗓音与伴奏不搭调）

云遮月Yunzheyue，mellow and full voice of Senior Male（老生圆润的嗓音）

荒腔lower-than-tune voice（音调不准）

冒调higher-than-tune voice（音调高于调门）

嘎调high/stressing tune（突出拔高音唱字）

塌中aphonia（中老年演员失音无法演唱）

砸夯pounding-puddling way of singing（用气过头或使蛮力，多在尾音出现笨拙重音）

三条腿mono-lined coupleting（唱词只有上句而略去下句，以锣鼓代之）

留腿儿final-line suspension（唱段末句暂不唱，表演后接唱留句）

2.念：包括音韵、平仄等，如：

五音five types of initial consonants（唇音、舌音、喉音、牙音和齿音五类声母）

四呼four types of rhymes（开口、齐齿、合口与撮口四种韵母）

险韵rare rhymes（字数极少的辙韵）

翘辙out of rhyme（唱词不合辙）

跑辙false categorization of rhymes（错韵或乱辙）

叫板ending-tone rhythmizing（道白末句节奏化）

盖口answering lines（对口唱念的应答词）

一顺边lacking change in rhythm or tone（仄声或平声相连，缺乏顿挫感）

3.做：借助服装、道具做出不同造型或姿势，如：

起霸Qiba，getting-ready

趟马horsewhipping skills（持鞭做打马、勒马或策马等舞蹈动作）

4.打：基本武打动作，或结合器械的武打表演，如：

涮腰swaying

朝天蹬skyward/upward kicks

走边Zoubian，side-walking techniques（身怀武艺者轻装潜行）

5.乐法（Music Accompanying）：伴奏术语，如：

挂儿grand interlude（“过儿”，唱段间的大过门）

垫头linking music（起搭桥作用的旋律）

行旋background music（表演时的衬托音乐）

6.妆法（Making-up）：尤指脸部图谱、纹路等，如：

俊扮beautifying make-up

丑扮comic-face painting

净脸垫底face cleaning and rubbing

揉脸face coloring

7.内场行话（Stage Lingo）：

一棵菜best stage cooperation（配合演好戏）

一道汤tasteless soup，performing without creation（演员缺乏独特性表演）

两下锅combined performance of two types of opera（两个剧种同台演出）

挑帘红popular from the start（一出道就受欢迎）

碰头彩head-on cheers（一登台就报以喝彩）

洒狗血overacting

四、结语

在京剧动态术语的翻译中，“达意”应成为译者的首要任务和基本原则，否则将无法实现译文的交际功能。无论采用何种翻译方法，译者都应注重接受者的反应，在充分理解术语含义的基础上，做到准确达意。

参考文献：

[1]Newmark，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3.

[2]Nida，E. A. & Charles R. Taber.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39.

[3]刘宝杰.再谈“京剧”名称的翻译[J].中国京剧，1996，（5）：27.

第6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 信息论 旅游材料翻译实践 指导作用

1.引言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表示，中国到2010年可能超过西班牙，成为受欢迎程度排名世界第二的旅游目的地国家。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到2020年，中国可能还会与法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上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首选之地。（省略）然而目前国内旅游材料（本文指的是提供旅游信息，宣传旅游景点文化的旅游标语、旅游宣传手册、旅游指南等）的翻译要么拘泥于原文，句句直译，要么增减不当，表现出很大的随意性。属于信息型文本的旅游材料应顾及译文读者的期待和译语文化语境，以突出主体化信息为原则，采用相应的翻译策略以达到传递信息的目的。

2.旅游材料的研究

根据纽马克文本翻译理论（纽马克，1988），旅游材料旨在传递信息，属于信息型文本。信息型文本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真实性”，即事实重于形式，强调人们说了什么而非如何说。因此，在翻译旅游材料的过程中，译者不必拘泥于原文的形式而应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以达到准确传递信息的目的。

3.信息传递模式及在翻译中的体现

1948年美国科学家香农在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上发表了“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这篇奠基性的论文是建立在香农对通信的观察上，即“通信的根本问题是报文的再生，在某一点与另外选择的一点上报文应该精确地或者近似地重现”。这篇论文为信息论学科奠定了基础，给出了通信系统的线性示意模型，即信息源、发送者、信道、接收者、信息宿（图1）这一新思想。

图1 通信系统模型（香农，1949）

图1中的信源即信息的发送源：编码是将信息转换成某种信号的过程；信道指信息传递的途径；噪声则指在信号传递中，系统内部产生的以及外部闯入的种种干扰；译码是指把信号翻译成文字、图像等，让信号变成最初传递的信息；信宿则指最后信息的接受者。

笔者认为：通讯系统结构模型，同样适应于翻译过程中的信息传递。图1中的信源相当于翻译中的原作者：作者将自己的思想与信息1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写成作品，这一过程即编码；翻译工作者通过书面文本这一信道将源语言译成目标语，这一过程即译码；最后这些译文将信息2传给目标语读者。以上程序的结构模型如下图2所示：

图2 翻译系统模型（曾涛，1999）

图2中原作者传递的信息与译者所传递的信息并不一定对等，即信息1≠信息2。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译者在传递信息时受自身条件的影响以及源语与目标语两者自身存在的差异，图2中分别用干扰1、干扰2代之。众所周知，对于信源和信宿而言，信息的准确传递是相当重要的；同样，在翻译过程中，信息的任意改变与损耗无论是对原作者、译者还是广大读者都是一种遗憾。

4.信息论在翻译过程中的体现及处理手法

信息具有识别、传递、储存、共享等性质，而信息传递通常表现出转换、压缩、解压缩、离散四大特征。下面是对信息传递的以上特征在旅游材料翻译中的体现作的详细描述：

（1）转换性与等值翻译。

在信息传递中，信息是可以转换的，即可以从一种形态转换为另一种形态，而信息量基本不变。由于人类思维共性及核心句①存在，原作者传达的信息同样可以转换，将源语言译成目标语也就成为了可能。例如：“寺庙”，“山”译成“temple”，“hill”或者“mountain”，似乎等值翻译是非常容易实现的。但实际的翻译要复杂得多，“万寿山”、“兴国寺”如果简单地译成“Wanshou Hill”，“Xingguo Temple”，就丢失很多文化信息，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接受的信息量不对等。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在《论翻译》一文中说：“大部分文学作品虽可翻译，译文也只能得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事实上很不容易做到。”国外著名翻译理论家纽马克在1976年也从两方面对等效原则提出异议：一方面在有些情况下等效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译文要忠于原作者就不一定能忠于读者。可见由于文化与语言差异存在，这种绝对的对等是不可能存在的，即图2中信息1≠信息2。

（2）增译和信息解压缩。

信息的解压缩是指信息传递中，通过描述、说明把某隐含信息扩大，充实为详尽的信息的性质。解压缩性的特征体现了翻译中的不等值原则。例如：

林边有一个洞，叫白龙洞。传说《白蛇传》的白娘子曾经在这里修炼。

Near the forest is the White Dragon Cave which is said to be the very place where Lady White，the legendary heroine of the story of the White Snake，cultivated herself according to Buddhist doctrine（Ke Xixiang，2002）.

“白娘子”，对没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游客而言是无法理解的。因此，在翻译这段文字时一定要增加这部分的缺省的文化，否则目标语干扰会导致信息传递失败。增加对文化缺省信息“白娘子”这个名词进行补充说明，才能避免信息传输失败。

（3）减译和信息压缩。

信息的压缩是指通过加工、整理、概括、抽象、综合等把信息变成一定规律、公理、模型的性质。压缩性的特征体现了翻译中的不等值原则。例如：

这儿的峡谷又是另一番景象：谷中急水奔流，穿峡而过，两岸树木葱茏，鲜花繁茂，碧草萋萋，活脱脱一幅生机盎然的天然风景画。各种奇峰异岭，令人感受各异，遐想万千。

It is another scene through which a rapid stream flows.Trees，grass and flowers of natural vitality，thrive on both banks.The weird peaks arouse disparate thoughts（Li Yunxing，2001）.

汉语结构松散，词藻华丽，多用虚词，追求韵律美和节奏感，在描写景物时常用叠词、近义词、同复合词等突出景物：“萋萋”、“葱”和“戎”、“繁”和“茂”、“奇峰”和“异岭”表达的是相同的意思。在汉语中这种表达结构是必要的，是美的。然而，英语结构紧凑、简洁、客观，如果逐句直译，就只会让外国游客感到不知所云，甚至毫无意义，何谈欣赏美景，传播中国文化？所以这种“美的结构”只会增加外国人的解码负担，是多余的信息，也就是图2中的干扰2，译者必须压缩信息。

（4）转译，解释和信息离散。

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信息的离散性是指原信息的损耗与偏离。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汉语和英语迥然不同的形式，必然导致这种离散，在图2中表现为干扰1和干扰2。造成这一现象的具体原因主要有两点：①源语言的形无法用目标语言的形表达。如汉语中的律诗、回文、仿语等。②由于文化传统不同造成形象、联想的差异。

刘备章武三年病死于白帝城永安宫，五月运回成都，八月葬于惠陵。

Liu Bei died of illness in 233 in present-day Fengjie county，Sichuan province.He was buried here in the same year（Ke Xixiang，2002）.

“章武”、“白帝城永安宫”、“惠陵”等这些词蕴含着浓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外国游客根本无法解读，所以译者在翻译中必须转译这段文字，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传递。

此外，不同文化传统造成对同一事物不同联想也是翻译的难点。例如在中国文化中“松pine”象征坚强不屈、“梅plum”笑傲严寒象征一身傲骨、“竹（bamboo）”象征虚心，有节被誉为“岁寒三友”（Three Friends in Winter）。当我们在黄山旅游中看到这些姿态各异的植物时自然而然会联想到人品的高洁、坚韧不拔。但是对于外国游客而言，其不过是一些寻常植物而已。此外，“龙”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截然不同的含义，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时必须对隐含的信息进行解释说明，以成功传递信息。

5.结语

信息传递理论是一种研究信息处理和信息传递的科学。它不仅研究信息的表达与转换，而且研究信息的传递方式和信息的处理方式等。翻译是一种语际交际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语言转换与信息传递的过程，因而信息论中的基本原理适用于解释翻译过程。本文分析了汉英对译实例，指出某些译例在信息处理中出现的问题及正确处理的方法。本研究的结论表明信息论对旅游材料翻译实践的指导作用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科学的和系统的，其对丰富现代翻译理论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①“核心句”是转换生成语法中的一个概念，属深层结构的范畴。根据乔姆斯基的理论，核心句是语言中表层结构赖以生成的基础，可以通过转换产生不同的表层结构的句子。

参考文献：

［1］Eugene A.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Leiden，E.J.Brill，1964：159.

［2］Newmark，P.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Hemel Hempstead：Prentice-Hall International，1988.

［3］Nida，E.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on［M］.Leiden：E.J.Brill，1964.

［4］Shannon，C.E.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J］.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1948：379-423，623-656.

［5］柯细香.浅谈Skopostheory与旅游资料的英译［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2：90-92.

［6］李运兴.语篇翻译引论［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7］王宗炎.纽马克论翻译理论和翻译技巧［A］.见《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C］.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8-10.

第7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系统对应说与乔姆斯基转换理论 姜玲

关于语言内在论的几点思考 马春雨

语篇照应的动态分析 苗兴伟

语旨对科技语篇语域特征的影响 赵宏涛

语言共性对"沃尔夫假说"的修正 兰萍

非英语专业硕士生翻译教学手段探讨 赵军峰

意象在英汉诗歌翻译中的地位 习华林

论词的搭配语义--兼评Leech的搭配语义观 朱跃

非英语专业的中国学生学习英语词汇的策略--一份分析词汇学习策略的调查报告 陈辉

语法的弱化和语义的显化 周国辉

论隐喻的层次--以方位介词up和in为例 陶文好

Bachman交际测试理论述评 李清华，孔文

现代语言测试之我见 李桔元

英语口语教学中"写"对于"说"的作用探析 袁洪婵，翟莉

外语课堂研究 杨敏

大学英语教师的科研现状与问题分析 杨忠，张绍杰，谢江巍

日本女性语言的男性化--以句尾表现为中心 赵蓉

中国人学日语的难点分析--从日语的语法结构及其功能特性谈起 刘建强，张黎

日语语言心理学知识的介入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徐靖

西安外国语学院国际交流中心

经济原则对句子语义结构与概念结构不对称现象的解释 蒋勇

自传中反身表达的人际意义 李战子

感叹词如何体现话语基调 高彦梅

英语泛指词的特点以及理解难点 杨雪燕

英语完成式的时间关系分析 贾学勤

西方语言学理论对汉语语法学的影响 桂林

语境与言语交际 张莉歌

高年级视听说课程教学改革--"共同参与式"教学模式 王镇平

对新世纪大学专业外语教育的思考 刘再起，王仰正

论CALL中教师面临的障碍 周富强

外语教学中的平衡活动法 王秀卿

关联理论与阅读理解教学 施庆霞

图式知识理论在大学综合英语课教学中的运用 卢红梅

沟通·协作·创新--谈翻译培训模式的改进 王立弟

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 魏令查

论译语文化与文本选择 张德让

对成教英语专业学生英语词语的认知方式与书面表达能力的相关研究 赵堪培

英语难词记忆法:调查与分析 吕文澎

模糊语在文学作品中的文体功能 王嫦娟

《西方文学名著选读》评析 周玉梅

听力理解学习策略训练 吕长竑

从语言和文化层面解读《潦而不倒女隐士》 段亚绒

全国外语院系简介:西安外国语学院研究生部 Verschueren的语用理论对语用句法研究的启示 张克定

语言的镜像作用 姚喜明

海明威短篇小说会话连贯的认知分析 黄小苹

从语言的经济价值角度谈英文商标词的设计原则 任荣

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及其翻译的诠释力 徐庆利，王福祥

结构主义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 崔少元

谈文学形象的翻译 施佳胜，李学英

中国现行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问题与思考--兼评国内外相关研究 李炯英

20世纪90年代国外语言测试的发展 杨满珍

"语言"和"言语"的区别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 谢满兰，刘绍忠

图式理论在L2阅读理解中的运用 崔雅萍

论外语强化教学中的课程内容与教学技巧 常晓梅

外语教学与学生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 李瑞芳

语法比较方式在俄文报刊中的应用解析 李喜长

导致跨文化交际障碍的几种要因 李建忠

论文化教学原则 赵厚宪，赵霞

论4/3/2活动对提高英语口语流利性和准确性的影响 周爱洁

语篇理解与外语阅读 韩晓玲

/l,r/语音习得错误:类型、成因及其矫正 刘锦明，刘晋婉

中式英语,你在使用吗?--《中式英语之鉴》评介 刘银燕

论规约意象意义 王相锋

语篇衔接中的美学观照 丁素萍，舒伟

名动转用与含意 高芳

英语词汇组织假说探讨 陈建生

语言和性别:差异与共性并重 于国栋，吴亚欣

代词强化标记主位与非强化标记主位 王嫦娟

诗歌中视角空间的美学功能 汪少华

阴阳学说:俄语语法理论研究的全新视角 姜雅明，徐珺

《红楼梦》中文化内容翻译探析 白靖宇，寇菊霞

对中国文化汉译英的几点思考 陆祖本

论以格律体翻译英语格律诗的理论基础 王芳

关于翻译标准的哲学思考--论翻译标准的抽象性与具体性 张荣根

大海般的韵律和内涵--《老人与海》的语篇结构及含义 李国庆

悠悠人生无情亦有情--评马拉莫德的《最初七年》及其文体特点 蒋虹

标准英语之争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 王银泉，孙丽霞

S-R理论及其对外语教学的影响 罗立胜，徐一洁

多边性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 谢邦秀

认知方式差异与外语的因材施教 范琳

关于全面加强中国英语教育的思考 王守仁

拓宽思路培养能力提高素质--对外语院校母语文化课教学功能的探讨 张保宁

首届全国大学生"海伦·斯诺翻译奖"竞赛规则及要求

首届全国大学生"海伦·斯诺翻译奖"参赛原文

从焦点理论看分裂结构的句法语义功能 张达球

英语将来时性条件句的可接受性分析 吕长竑

论话语交际中的幽默原则 何文忠

话语标记语的元语用分析 吴亚欣，于国栋

英汉学术论文开头段语篇模式和思维方式对比分析 杨玉晨

话轮及话轮转换的交际技巧 张廷国

Error,Mistake和Pragmatic Failure的分类及溯源 罗晓杰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渊源 马庆林

语篇翻译与译者的写作--以霍克斯"作者自云"译文为例 任东升

文学翻译中语言的民族风格的暗化 周领顺

翻译的核心是追求"本色" 李秀丽

广告翻译与认知语境 曾立

认知与外语多媒体教学设计 卢植

谈英语学习动机及其激发与保持 杜福兴

语言的"双重代码系统"规则和语篇教学 张喆，赵国栋

专业英语师资培训阅读材料的选择原则 朱万忠

指代研究在口译教学中的运用 修月祯

听力教学中的元认知策略培训 杨坚定

翻译促进二语习得与跨文化交际 龙千红

福克纳叙事艺术中的时间和空间形式 管建明

讽智还是讽愚--简论愚人文学的讽刺主题 田俊武，王艳玲

认知语境构建与俄底普斯命运解读 廖巧云

相似环境中人物的不同命运 孔庆华，郭建英

论俄罗斯后现代主义文学 温玉霞

爵士乐时代的幻灭 章汝雯

美国高校的学术自由与学术诚信 田德新

著名语言学家韩礼德、哈桑来我院讲学

特别概念与认知参照点 蒋勇

再论语言的价值 鲍贵

模糊语言及其语用功能 王宏

语篇的信息连贯 苗兴伟

词汇衔接在小说语篇中的连贯功能 罗选民，刘琦榕

论词汇的深度和广度与阅读理解的关系 李俊

汉俄语句子分类的对比 姜宏

从汉英缩略词语的异同谈对汉字的再认识 陆小明

预设研究的多维思考 魏在江

文体学和语言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评Chomsky的"最简"说和Jakobson的"投射"说 于善志

会话照应语修正的语用原则 马文

翻译层次性目的的多维描写 范祥涛

《儒林外史》英汉语对比研究:语言与文化 徐珺

论翻译的推理空间等距原则 王建国

翻译中的词义偏离 姚喜明，焦俊峰

语境与翻译关系新探 彭利元

从汉英音韵对比看中国传统翻译标准观 朱健平

英语跨文化写作中成品表征的传播学解释 丰国欣

中国学生英语作文中逻辑连接词使用量化对比分析 赵蔚彬

中国英语学习者与本族语学生写作中HAVE用法比较 杨贝

拆解文化围墙的"指挥棒"--浅析外语教学大纲中的文化教学目的 肖龙福

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看英语情境教学 敏

反思性教学:促进外语教师自身发展的有效途径 高翔，王蔷

第8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关键词：翻译 认知 翻译技巧

从表面上看，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文字。语言是个符号、认知系统。翻译不仅是符号的转换，事实上是文化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人类各种感知体验的互动交流）。翻译并不是仅仅翻译字词句，而是通过翻译这些字词句来向读者陈述一个事件。翻译的认知模式接受Beaugrande（1978：13）的观点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句子，而是语篇。因此译者要根据自己的感知体验去认知文本里的语篇，不仅翻译出文本的语篇交际功能，进而传达某种意义，这种意义传达的是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文化价值观。语言不是被推导出来的，而是被储存起来的。译者的文化背景和知识水平，翻译的文本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翻译原则和理论都使翻译变得复杂起来。本篇论文从翻译的角度探讨翻译技巧。翻译的文本绝大部分由语言组成。语言是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认知的角度来看翻译，它研究的是原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与创造该文化的人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决定了体验认知的不同。数学有自己的语言来解读数学现象，并且答案通常是唯一的，没有歧义。而自然科学离不开人的体验认知，因此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这也为语言和思维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这也证明了翻译是具有创造性的。

结构语言学建立在分析哲学和唯理论的基础之上，强调的是文本结构的重要性。而认知语言学的基础是体验哲学，体验哲学对这两者进行了探讨，并根据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系统。纽马克认为，翻译是一种发生在翻译之前的分析过程，该过程可能在原语文本中进行；分析的结果可能由原语或目标语表达。这个分析过程就是对原语文化里的知识的学习和使用，是译者内在的思维的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译者对原语文化认知的过程。人总是先有自身体验感知，然后影响行为。这也是知行合一的具体体现。翻译就是对一种体验认知的模仿。

认知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认知具有感知和体验的特点，并强调主客观的互动。人类就像单个的人以自身为中心画一个圆。人是从自身开始首先接触到离自己最近的文化（核心文化），得到体验认知。婴儿最先熟悉的是自己所在的家庭成员。因此，从妈妈爸爸等核心成员的称呼开始扩散到爷爷奶奶、叔叔阿姨、老师等等。人认识世界也是从这个核心开始。见到妈妈就可以正确地喊出妈妈而不是奶奶。这种最初级的感知和认知让我们知道如何界定遇到的个体以及正确定位其与自己的关系，如见到老师可以正确定位为师生关系而不是父女关系。因此语言具有体验性。引用到翻译中就是翻译对等。如英语里的简单主系表结构：“I am a student”， 翻译过来就直接对等为“我是学生”。这种直译法通常表现为外来词汇。在翻译的过程中，除了可以进行直接移植相对等的语言结构之外，两种文化里还可以进行同类意象的比较。如汉语文化里的浑水摸鱼，英语里使用的意象相同：to fish in a trouble water。同一个语言文化里，过去和现在的也可以进行类比。

英汉文化里的人们体验认知不同，对应的语言系统规则也不同。汉语有时间变化而无空间变化。英语是树状结构，有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常采用无主语句。因此这些都是翻译中要考虑的因素，根据作者的体验认知，做出相应的归化或洋化处理方法。认知语言学里隐喻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翻译必定涉及有关隐喻的处理问题。隐喻就是人们通过都熟悉的事物来介绍相对陌生的事物。隐喻也具有体验性。体验哲学是认知语言学的基础。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词汇有施意功能，其本身就具有意义。如介词in就表示一个在一个container（容器）里。“Fall in love”就是两个人进入到love这个容器里。这里love是一个容器，引用的隐喻被规范化。汉语里可翻译为“坠入爱河”，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从一种文化里的隐喻翻译到另一种文化里的隐喻，完成了两种文化的认知交流。翻译强调忠实于原文，但这困难重重。这与马丁（2010：177）所说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模仿”相符合。译者有根据自己的体验认知来删减或者增加详述文本信息。杨宪益在翻译鲁迅《祝福》时，对文中祥林嫂的语句“头上扎着白色头绳”，在译文中添加了mourning一词，译作“ had a white mourning band round here hair”。这是根据上下文以及汉语文化里的风俗习惯的体验感知，翻译出了原语文化的语境。要求译者能够很好地感知体验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其意图，积极地与作者及作品的进行互动。从体验认知角度来解决翻译问题，通过这种意译法，适当地增加对原语文化的补充说明，可以使目的语的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原语文化，促进文化交际。这也是翻译的最终目的。

近年来随着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从认知的核心原则来探析翻译的技巧十分吻合规律。认知翻译学也会作为一个学科日渐成熟。总结起来，翻译就是译者通过目的语的体验认知理解原语文化并对原语文化进行创造性地模仿。翻译不是盲目地夸大译者和读者地位，认为译者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想如何翻译就可以如何翻译，也不是认为原作者高高在上，译者要绝对忠实于作品，而是建立一个译者，原作者和作品之间的桥梁。因此，翻译技巧的考究十分重要且必不可少，不绝对依靠和迷信某一翻译技巧。没有绝对正确统一的翻译技巧，只有在充分考虑到体验和认知因素的前提下，译者统筹兼顾好作者、作品、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还是洋化，哪个地方需要增译来进行补充说明，哪个地方应当为了突出主题做适当的删减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实现“解释的合理性”和“翻译的和谐性”。

参考文献

[1] 王斌.隐喻的翻译和隐喻式翻译[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18（4）：94-96.

[2] 王寅.认知语言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

第9篇：白马篇翻译范文

旅游翻译属于专业翻译，它是为旅游活动，旅游专业和行业所进行的翻译实践。概括的说，旅游翻译是一种交际活动，集跨语言、跨社会、跨时空、跨文化、跨心理于一体的。同其他类型的翻译相比，它在跨文化、跨心理交际活动上表现得更为直接、突出、典型和全面。

二、旅游翻译的分类

旅游翻译活动的范围广，涉及了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对旅游翻译进行分类，可分为：从翻译的手段来看，旅游翻译分为导译、口译、笔译和机器翻译。从所涉语言和符号来看，旅游翻译分为：语内翻译，即在同一语言内进行翻译，几乎以口译为主。比如广东话翻成普通话；语际翻译，即外族语和本族语互译。从译出语和译入语角度来看，旅游翻译分为外语译为本族语和本族语译为外语两大类。从翻译题材来看，翻译分为专业性翻译，一般翻译和文学翻译。旅游翻译属于专业性翻译。

三、旅游翻译的理论指导

旅游翻译属于专业翻译，以实用为主，是应用型的。从理论层面看，有两种常用的理论可以发挥有效地指导功能。纽马克的“文本论”和德国功能派的“目的论”。纽马克按照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将所有文本划分为三大类型。一是表达型，如文学作品；二是信息型文本，如教科书；三是号召型，如宣传广告等。强调以读者为中心，号召读者按照作者的意图作出反应。纽马克同时指出，文本的划分并非是绝对的，大多数文本都同时具有这三种功能。

德国功能派认为，言语交际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活动，由于文化背景、思维方式、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原语作者意图及其采用的语篇形式与译语读者的接受能力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从译语读者的角度出发，根据译文的预期目的来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陈刚，2004）

四、旅游翻译的特点

旅游翻译体裁属于“呼唤型”文本，因此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传递信息，二是诱导行动，因而其语言表达必须准确、通俗、明了，能雅俗共赏，利于不同层面读者的理解和接受。旅游翻译注重原文与译文间信息内容和文本功能的对等。旅游翻译注重突出译文的“呼唤”功能，注重信息传递的效果，还应充分揣摩译文读者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从原文中选取他们易于理解并乐于接受的旅游信息，用符合译语规范和文化标准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原语意义，使译文尽可能取得近似原文的读者效应。

汉英旅游文体的风格差异，反映出来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化心理和审美意识，与各自不同的语言文化传统，社会历史背景，审美思维习惯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

西方传统哲学在主观与客观的物象关系上，主张“客主分离”，更多地强调摹仿和再现。因此，英语旅游文体语言表达客观实在，讲究句式结构的逻辑层次和有机组合，语法规则十分严格，反映出英语表达逻辑严谨，思维缜密的美学特点。景物描写往往用客观的具象罗列来传达实实在在的景物之美，力求忠实再现自然，让读者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印象。

汉民族的写作美学一贯强调“意与境混”的上乘境界，追求客观景观与主观情感高度和谐，融为一体的浑然之美。在描绘外界自然美时意在传递一种内在的情感美。较之英语，汉语旅游文体要显得“文采浓郁”一些，其语言表达常伴有大量的对偶平行结构和连珠四字句，达到音形意皆美，诗情画意盎然的效果。

五、旅游翻译技巧

为有效实现译文的“呼唤”功能，使译文雅俗共赏并为读者所喜闻乐见，符合译文的“体裁规范”，旅游翻译的技巧，尤以下列几种技巧更为常用：

1、修辞性增译

在原文简略，照直译出不能产生相应的译文效果时，应从修辞的角度，按汉语的行文习惯在译文中适当增词，将原文的内涵意义加以引申，尽量贴近译语读者的欣赏习惯和阅读心理。这种靠增词增化修辞功能的手法多用于英译汉。

例如：The sculptures cover a range of subjects：sceneries and constructions such as rivers，bridges，hills，gardens，waterfalls，pavilions，towers，temples，and pagodas；Buddhist carvings such as Bodhisattvas，Buddhists，flying Apsanas，enshrined monks；animals such as flying dragons，dancing phoenixes，lions，elephants，unicorns and oxen.

译文：雕塑中有山水桥梁、园林瀑布、亭台楼阁和殿宇宝塔等建筑物；人物有诸佛菩萨、飞天供养人；鸟兽有飞龙舞凤、狮子、麒麟、象和牛等等。

汉语特有的连珠四字句和平行对偶结构最能体现和渲染意境和氛围。

2、注释性增译

对原文中一些带有原语文化色彩和历史背景的重要信息，在译文中采用适当阐释甚至加注释的形式来明确原义，避免译语读者的误解甚至不解，做到内外有别。

例如：陕西历史博物馆主要展示从陕西出土的历史文物，分史前、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七大部分。

汉语突出历朝历代是为了表示其历史悠久。中国人一看就明白，而国外读者可能就不太清楚。“史前、周、秦、汉等”具体是什么年代？这就必须在译文中增添注释，使历史进程变得清新，不会让人产生误解。如：“the Prehistoric Age（1，150，000 years ago-21st century BC）；the Zhou（771―221 BC）；the Qin（221―206BC）”等等。

3、修辞性省译

对那些汉语原文中纯粹出于行文用字而又无多大实际意义的表达，若全盘照直译出，势必破坏译文美感，使之臃肿堆砌。为确保译文的流畅通达，必须对原文表达进行删改。这一技巧多用于汉译英。

例如：飞霜殿在唐代是玄宗皇帝和杨贵妃的寝殿。当时殿前汤池之中，整日雾气升腾。每当冬季大雪纷飞，宫内玉龙飞舞，银装素裹时，唯独飞霜殿前，化为白霜，因此得名。

在翻译时“大雪纷飞”，“银装素裹”，这些虚化的意象都在译文中转化为直观具体的物象，如“snowflakes fly in the air，and everything in sight becomes white”。

4、重视选词用字

由于英、汉语在行文布局、遣词用字上的差异，加上旅游行业的特殊性，有些原文中的词汇，在译文中照直译出往往会文不达意或不合规范。这就需要对原文词义加以恰当引申，找出它们在这一具体语境中的实际含义，再选用相应的译文形式予以表达。同时，译文选词时也要注意英、汉语间组词连句上的差异，注意词与词之间的逻辑搭配关系。例如：

Not far ahead of us is the New World Grand Hotel where you will stay.

试译：前面不远就是你们要下榻的酒店―古都新世界大酒店。

文中“stay”极其通俗。直译“逗留”不合适，读者无法接受。根据上下文语义，结合目前流行的说法，“下榻”译得恰到好处。

5、结构拆译和分清主从

由于英、汉语句型结构上的差异，英、汉语不可能在句式上完全对应，这就必须从结构上对原文进行相应处理。英译汉时一般多用“拆译”的方式；汉译英时则用“分清主从”的手法。

例如：西安是亚欧大陆桥陇海铁路线上最大的中心城市，在全国经济总体布局上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汉译英时则用“分清主从”的手法。

译文：Xi’an counts as the biggest central city along the Eurasian Continental Bridge，which runs parallel with the artery railway line from Lianyunguang to Urumqi，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overall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6、篇章整合与改写

指在篇章结构的整体照应下，对原文语篇按译文的段落展开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甚至改写，使译文更合译语习惯和读者口味。一般而言，英语段落展开多为演绎式，起首开宗明义，直点命题；汉语多为归纳式，讲究起承转合，考虑时间事理顺序。

例如，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位于黄埔江畔，浦东陆家嘴嘴尖上，塔高468米，三面环水，与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隔江相望，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高塔。

译文：The Oriental Pearl Radio and Television Tower stands on the Huangpu River and at the point of Lujiazui. Surrounded by waters on three sides and facing a row of buildings of variegated western architectures in the Bund across the river，the 468-meter-tall tower ranks first in Asia and third in the world.

译文采用了篇章整合的形式，打乱了原文句序，将段中句子放后（原文黑体部分），全段按内容调整为两个逻辑层次分明的句子，紧凑了原文结构和语义，信息更加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