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精选(九篇)
第1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关键词：卡尔·威特； 学前教育； 后天教育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09-090-001
对于一名年轻的学前教育工作者来说，不断地学习才能使自己得以进步。阅读一些教育名家的著作，学习他们的思想，可以让自己的理论知识变得更加充实，也可以让自己的实践工作有丰富的知识做后盾。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书，在细细阅读之后，发现卡尔的许多思想都十分先进，对学前教育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价值。
一、不要关注幼儿生下来时具备的能力，要注重后天的培养
卡尔重视后天教育的作用，他信奉爱尔维修的观点：人刚生下来时都一样，仅仅是由于环境，特别是幼小时期所处环境的不同，有的人可能成为天才或英才，有的人则变成了凡夫俗子乃至蠢才。即使是普通的孩子，只要教育得法，也会成为不平凡的人。当时德国的许多教育家和父母都认为儿童的教育应始于七、八岁，早期教育有损于儿童的健康。这在卡尔·威特看来是相当可怕的想法。他认为，人具备一定的潜在能力，并且这些潜能都是有自己的发达期的，若不在发达期发展，那这些潜能就永远也得不到发展了。潜能除了有发达期，还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因此，若要发展孩子各方面的能力，就要尽早挖掘他们的潜力并加以正确的培养，要不失时机地给孩子发展能力的机会。同时，卡尔·威特认为过度关注幼儿的天赋，会使父母变得挑剔、急功近利。他们会制定许多高强度的计划去训练孩子，这种做法只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扼杀他们学习的兴趣与动力。因此，父母要懂得感知孩子的需要，这样才能成为合格的父母。
二、能够感知孩子的需要，但不要过分顺从他们
卡尔认为，爱和懂得疼爱是两回事，父母不应满足孩子的所有要求，孩子也不要妄想通过乞求得到快乐。诚然，父母应该能够敏锐地感知孩子的需要，但不能都无条件的满足这些需要。一些基础的、必需的要求，父母可以满足，但一些额外的、不必要的，甚至是无理的要求，父母应当给予延迟满足或拒绝。这样做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忍耐力和受挫能力，也维持了父母与子女间良好、平衡的关系。
三、最好的教育方法就是游戏
首先，卡尔主张用游戏的方法进行教育，并且这个方法贯穿了小卡尔整个受教育的过程。卡尔·威特认为游戏是动物的本能，游戏能够唤起学习的欲望。在进行外语学习、音乐学习以及数学学习时，卡尔都会设计一些小游戏，并将所要教授的知识融入进去，让小卡尔一起参与。这样，小卡尔在玩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将知识与技能灌输到自己的大脑中去。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卡尔·威特深信这一点。其次，卡尔·威特认为，除了兴趣，大自然也是另一个很好的老师，父母应该抓住大自然中的一切素材进行教育。卡尔经常带着儿子去野外活动、游玩，在游玩的过程中，每当小卡尔对一个事物产生兴趣时，卡尔都会借机向小卡尔介绍该事物的相关信息，以丰富小卡尔的知识。如小卡尔如果关注到了路边的花，卡尔·威特就会介绍花的构造以及生长特点等一系列的科学知识，让小卡尔在不枯燥的环境下进行学习。最后，卡尔·威特强调父母应该重视孩子提出的问题并注重培养孩子的提问能力。学会提问是孩子想学习的表现，也是孩子能力提高的一种表现。许多父母因为面子的原因会严厉训斥孩子提问的这一行为，甚至给予错误的答案，这些做法都会对孩子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四、不要把儿童当成“小孩子”来看待
卡尔·威特从来不认为将孩子当作孩子看待是妥善的做法，他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几乎将小卡尔当作是一个“小大人”来看待。卡尔认为在家庭中，应当给予幼儿平等的地位，让他们适度地参与到成人世界中去。小卡尔从小就接受着严格的教育，他被其父母认为是一名有意义的家庭成员。威特夫妇经常分派给小卡尔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任务，并让小卡尔参与家庭成员间的谈话，当然谈话内容是比较适合小卡尔的。卡尔·威特认为这样做有助于儿童产生一定的存在感，让幼儿认为自己是家里重要的一员，并且要有所担当。这不仅培养了幼儿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幼儿的责任感。卡尔相信幼儿虽然年龄小，但是该懂的道理他们还是需要懂得的，若一直将幼儿视作为“孩子”，那他永远都不会成长。卡尔还提出了另一点值得我们学习的看法，他主张家庭中的成人在教育过程中的言行应该保持一致，特别是父亲与母亲。对孩子立下的规矩要严格执行，不能出现“爸爸不给买糖，妈妈同意买糖”的局面，这样不仅会让孩子对一些准则产生模糊的概念，还会让孩子从小就学会“找靠山”，做一个“两面派”，这是非常可怕的。
五、在做对的时候夸奖，在做错的时候开导
卡尔·威特认为夸奖的最大妙处就是能够建立幼儿的自信心，他提出一切信心来源于父母的夸奖。卡尔在教育小卡尔的过程中善于发现孩子的天赋，并尽其所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环境，发展天赋，而发展所需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夸奖与鼓励。夸奖可以让幼儿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值得再现和延续的，同时也能让幼儿体验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愉悦，从而承认自己的能力。一旦自信心建立起来，那一些优良的品质如乐观积极的态度、坚忍不拔的意志、勇于创新的精神等都会随之而来，这些都是走向成功的必要品质。但卡尔不提倡随便表扬孩子，孩子应该做到的事不应给予表扬，若连理所应当的事情都要表扬的话，孩子会认为表扬是很容易得到的，那表扬会失去它的作用，孩子的受挫能力也会大大下降。
第2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作为妈妈和老师，我对儿童教育方面的书籍一直是更为关注一些。一次在新华书店里，发现的这本书。《卡尔.威特的教育》真的是一本好书，这是一本关于幼儿教育方面的书籍，是一部有有着很长的历史的经典教育书籍。因为是教师，所以我带着疑问的眼光读完老卡尔写的育儿经验，卡尔威特在三个世纪前的教育经验在现世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对现代的小学教育，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借鉴。
素质教育很早就开始有了，至少在卡尔威特的教育方式上就是这样应用的。以素质教育的非智力因素打下基础，在上面建筑一个神童般的宫殿，这就是卡尔威特的成功秘诀。
教育孩子要有正确的方法，要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和良好的行为习惯，要开发孩子的智力，引导孩子对周围事物的兴趣，养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培养孩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鼓励孩子敢于向成人提问，作为老师和父母，我们可能什么都知道，只要把问题的思考和解决的方法和步骤展现在孩子面前。明确告诉孩子你不懂或不清楚，但可以一起查书，上网或者请专家。在引导孩子查书找资料、向别人请教的过程中，孩子学到的不仅仅是知识，同时培养了孩子对读书的好奇心、发现问题的恒心、解决问题的自信心。
要养成孩子的好习惯。专心致志的习惯——学习必须专心致志才能有好的结果。学语文时就只考虑语文，学数学时就专心于数学，如果在学习时想着玩，玩时又担心学习跟不上，不能用心一处，即使学生整天坐在书桌旁，那也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只是一种对自己和别人的一种欺骗。学习任何学科也是一样，只有专心致志才能学好。
敏捷灵巧的习惯——一部分学不拖到最后就不想做，久而久之，这些学生作业一直迟交，甚至不交，其实这些学生不明白，迅速完成作业之后，多余的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发展自己的爱好。如果不养成敏捷，灵巧的习惯，能做的事就更少了！坚持不懈的习惯—— 在学习上会有很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但是只要有恒心，只要能够坚持，那么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好习惯是从小养成的，小学阶段是养成好习惯的关键时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老师还是父母，都应该重视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
从玩中学是孩子更易接受的，父母要常深入研究。辅导孩子的过程和孩子学习的过程都应是快乐的，并且成效显著的话，我想智慧的大门就打开了。
第3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最近有幸拜读了《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书，感受颇深。卡尔威特用自己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把自己的儿子小卡尔威特培养成了十九世纪德国一个着名的天才。小卡尔威特能够取得那些惊人的成就，全都是他父亲悉心教育的结果。这虽然是一本关于孩子早期教育的书，但是对于我们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的人来说从中也能获益匪浅。
卡尔威特在这本书中谈到了很多行之可行的教育方法。他倡导“寓言教育于游戏”中，他说“不能强迫施教”，这也是他所推行的教育法的一大原则之一。只有孩子兴趣盎然，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而要唤起孩子的兴趣，最好用游戏的方法进行教育。游戏是动物的本能，同样孩子也喜欢教育。譬如说在教授《让我们荡起双桨》这篇课文时，如果能加入音乐这个元素，教导孩子学唱这首歌，孩子的兴趣肯定也是高涨。孩子自然而然地把这篇课文背诵出来了，从而也完成了教学目标。卡尔威特还说“孩子模仿写字还是教育的好机会”。父母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应该养成写日记的习惯，这样可以记载孩子的进步和发育情况。这也是留给下一代的宝贵财富，让他们在培育自己孩子的时候能够从前辈的教育中得到教益。许多孩子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总是要求写日记。诚然写日记对于刚接触作文的孩子来说确实有点困难，但当孩子们成年之后再来看自己的日记点滴可能会有另外一番感触。同时每周能坚持写下自己的感悟，对于写作水平的提高也是大有帮助的。
卡尔威特提出不要随便表扬孩子和绝不过多地表扬，表扬对于小学教师来说是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行之有效的手段。他说：“孩子信心的源泉是父母的夸奖，‘夸’不仅仅表明了父母的信心，同时也让孩子鼓足勇气”。当孩子取得成绩时，适当的表扬能激励孩子积极进取，激发他们的上进心。特别是对于一些后进生，如果在他们有了些许的进步，即使只是很小的一点进步时，你能恰如其是地对他表扬。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些表扬就像是一场及时雨，会让孩子信心十足，加倍努力学习，改善他们的学习状况。但是如果过度表扬反而容易滋生孩子的骄傲情绪。我们班有一位同学，平时课堂纪律不是太好，某一次上课，我发现他能保持十分钟的时间听课，而且也不影响其他的孩子。当时，我马上对他进行了多次表扬，希望他能够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但是，事与愿违，这多次的表扬反而滋生了他的骄傲情绪，纪律比以前更差了。所以，表扬应该适量，多了反而容易带来不良影响。
读完《卡尔·威特的教育》这本书，心中似乎有种豁然开朗之感。虽然这是一本家庭教育的书籍，但其教育思想、方法，确实值得思考、学习、借鉴。文中所折射出的观点，同现在的赏识教育，成功教育，在一些思想上，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相信读完此书，每个人肯定都会收获颇丰。
六年级:盘旋灵
第4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第一个孩子，八九岁时就能自由运用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英语和希腊语等六种语言，并且通晓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尤其擅长数学；10岁时，进入德国哥廷根大学；14岁时，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16岁时，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
第二个孩子，同样不俗，10岁时，成为重点大学的本科生；13岁时，成为硕士研究生；16岁时，又成为数学专业的博士生。
这两个孩子之所以能够成为“神童”，得益于他们各自都有一个执着于早期教育的父亲。第一个孩子的父亲在52岁时得子，第二个孩子的父亲在35岁时得子，都算得上“老来得子”。于是，他们都视儿子为掌上明珠，悉心呵护，倾注全部心血，严格按照自己的方式对儿子施以早期教育。
所不同的是，第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位牧师。在教授儿子各种知识的同时，没有忘记要把儿子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才，十分注重心灵的打磨。他教育儿子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为他打开智慧的天窗，使他能够敏锐地观察到社会上的坏事，洞察出社会上的矛盾和缺陷”,“决不让他成为精神上的盲目乐观主义者”。而第二个孩子的父亲呢？则是政府的底层官员。在孩子的整个早期教育中，他“一切从孩子的实际出发”，“注重辩证法，避免走极端”，调动可以调动的一切手段，教授儿子快速掌握书本知识。他教育儿子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缩短学制，最后跨越”，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使儿子完成中学学业，成为应试高手，然后升入理想大学，再“考研读博”，最后成为“人上人”。
结果，第一个孩子，在23岁时，出版了《但丁的误解》一书，成为研究但丁的权威，后来一直在德国的著名大学里担任教授，被誉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楷模，在有口皆碑的赞扬声中终其一生。——他父亲的教育目的完全得以实现。第二个孩子，虽然还只是一名16岁的在读博士，但他极具数学天赋，被学界认为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很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数学巨擘。当然，这些都还只是一种预期，是虚拟的状态。——他父亲的教育目的部分得以实现。不过，这孩子目前有一点内心的东西，倒是真实可感，且让世人唏嘘不已：2011年10月，16岁的他居然要求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父母，务必替他在首都全款购买一套价值逾百万的住房，以助他实现自小就深埋心中的人生理想：做一个人上之人。
第一个孩子是德国人，出生在公元1800年7月，他的名字叫卡尔·威特；第二个孩子是中国人，出生在公元1995年7月，他的名字叫张炘炀。
第5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3年，鱼腩变劲旅
2009-10赛季，斯洛姆卡已是汉诺威的第3任教练，也是球队留在德甲的唯一希望。不过，他的开局绝对算不上完美，前6场竟全遭败绩，德国媒体已在猜测汉诺威将1季3换帅。联赛倒数第4和第3轮，汉诺威还接连在客场0比7和0比3惨败给拜仁和勒沃库森。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斯洛姆卡的球队将被宣判死刑时，汉诺威主场6比1狂胜门兴，3个多月来首次跳出降级泥潭，末轮又经受住考验，客场3比0大胜保级直接对手波鸿。人们开始感慨斯洛姆卡的神奇和汉诺威的坚韧，没想到奇迹才刚开始，随后两季汉诺威以第4和第7的成绩连续获得欧联杯入场券，新赛季7轮战罢排名第5。上赛季欧联杯1/4决赛，汉诺威面对最终冠军马竞，两回合均以1比2惜败，这已是俱乐部史上最辉煌欧战成绩。在德甲赛场，汉诺威得名“主场龙”，1比1战平两连冠多特蒙德，已是该队连续第22个德甲主场不败。
斯洛姆卡执教汉诺威91场联赛拿到135分，场均1.5分，创下汉诺威闯荡德甲的纪录。斯洛姆卡当过数学教师，对临场战术计算得非常仔细，汉诺威在他调教下有了鲜明特点，攻防转换速度极快且富于变化，两翼传球极具威胁。与依靠稳守反击才取得上赛季第4的门兴不同，汉诺威的比赛更精彩，德国电视台愈发关注这支球队，贝肯鲍尔甚至放言：“如果要说出一支可能联赛夺冠的黑马，非汉诺威莫属。”
因为斯洛姆卡，汉诺威在竞技和经济层面都发生质变，上赛季从欧联杯收入2000万欧元。经历了3个夏季转会窗，斯洛姆卡并未对阵容进行太大调整，“我们留住骨干，只是有针对性地加强了一些位置。”俱乐部投入不大，球员身价却因出色的成绩而不断提高，球队也吸引到更多赞助商。斯洛姆卡成为德国足坛风云人物，上赛季欧联杯决赛和今夏欧洲杯均担任转播顾问，睿智而幽默的言语风格颇受观众好评。
下赛季入主拜仁？
尽管曝光机会越来越多，斯洛姆卡仍保持低调，总以笑眯眯的形象示人，哪怕是克洛普上轮愤怒地向他抱怨，多特蒙德已有多名球员受伤下场。不过，就在最近联赛因国家队比赛日休战时，斯洛姆卡一跃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起因是他在接受《图片报》专访时，没有回避下赛季执教拜仁的可能性，“我能理解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猜测，毕竟海因克斯和我的合同都快到期。”
海因克斯很可能执教完本赛季就退休，拜仁早已开始寻找接班人。瓜迪奥拉入主当然只是传言，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倾向于当初在日内瓦一起踢球的门兴主帅法夫尔，斯洛姆卡则是监事会主席赫内斯青睐的目标。法夫尔在赫塔、门兴执教成功后，都在随后的赛季遭遇困难，而且他脾气倔强，斯洛姆卡似乎是更靠谱的人选。
第6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国外已有很多欧洲中世纪大学史和逻辑学史的研究成果，国内的研究也日益增多，但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只是分散于相关著作中。不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既无法说明理性主义思想在欧洲中世纪大学学问中的核心地位，也无法认清逻辑学在中世纪发展的环境因素和西方近代科学兴起的背景。
一大学产生前夕逻辑学在高级教育中地位的提高
古代晚期基督教会逐步接受了“自由七艺”(以下简称“七艺”)作为教育的基础内容，逻辑学渐受重视。奥古斯丁有专门的逻辑学著作———《逻辑学原理》流传。由于马尔蒂亚努斯(MartianusCapella)、波依修斯(Boethius)、卡西奥德鲁斯(Cassiodorus)、伊西多尔(Isidore)等人为挽救文化而做的努力，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一些内容得以流传到中世纪。但逻辑学在中世纪早期的教育中是不受重视的。当时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官员和教士，教育的主要内容是语法和修辞。逻辑学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更很少见到在其他学科中的应用。从加洛林文艺复兴到11、12世纪，一批文化中心的教育活动逐渐超越训练读写的水平，向更高级的学问研究迈进，逻辑学的地位很快凸显出来。萨莱诺的医学、博洛尼亚的法学、法国北部的神学和逻辑学、以沙特尔和奥尔良为中心的拉丁文学迅速发展，初具高级学问的雏形。逻辑学使论证合理化、使学科知识系统化的工具性作用显现出来，因而受到重视。在唯实论和唯名论的辩论中，各方无不诉诸逻辑学的锋芒。凭借逻辑学，在巴黎声名鹊起的阿伯拉尔(PeterAbelard)与众多权威辩论并取胜，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
如果说他将“是否合理”作为检验各种观点的标准，那么逻辑学便是他追求合理的利器。他在《是与否》中将对立的神学观点和理由列出，以激发读者的怀疑精神，“虽然在书中他明显倾向于使矛盾的解决符合权威的观点，但这些在正统观点所掩盖下的结论无法掩盖他这种方法的自由性。这种方法激发了好奇的心灵，支持了逻辑学的统治地位，这样结果也就通过张扬对理性的信心而解放了理性，通过强调论证的过程而挑战了权威，尽管他没有直接赞颂理性而蔑视权威”。《是与否》所采取的是一种稍显激进的经院方法(scholasticmethod)。经院方法是将对立的观点列出，经逻辑分析和论证，再将这些观点加以调和，得出符合权威的结论。这种方法强调理性与权威的结合，在中世纪广泛用于对各科材料的整理和评注。11、12世纪大学形成的过程也是许多学科由分散的初级学问向系统的高级学问发展的过程。博洛尼亚的法学家详尽注释了“查士丁尼法典”，总结出从最普遍到最具体的一系列理论，找出矛盾并进行调和。这种方法应用于法律研究，民法学才得以形成系统。同时，教会法学诞生的标志———《格雷蒂安教令集》，更鲜明地采取了经院方法，将繁杂而矛盾的教令汇编起来，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神学的系统化有赖于阿伯拉尔的学生彼得•隆巴德的著作《四箴言书》。他吸收老师的方法，列出教会权威们对立的神学观点，进行分析。与其师不同的是，他将这些观点悉数调和，以符合正统。萨莱诺的医学家对医学文献也采取了类似的处理。
以逻辑学为核心的经院方法的流行，刺激了“七艺”中逻辑学地位的提高，导致了语法地位的降低，以奥尔良为代表的语法学术中心衰弱了，而以巴黎为代表的逻辑学中心地位日盛。同时逻辑学与语法学开始相互渗透，一方面使传统的文学韵味浓厚的语法学变为纯理论的语法学，另一方面促进了中世纪逻辑学对语言的重视，导致词项逻辑等一系列新成果的出现。哈斯金斯对逻辑学的兴盛扼杀了正在复兴的拉丁古典文学之事深感惋惜，但从整个学术发展看，对逻辑学的尊崇是重大的进步。当然，对逻辑学单纯的迷恋，也带来一些问题。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ofSalisbury)曾游学欧洲，先在巴黎学习逻辑学等学问，后又在欧洲其他地方学习，重返巴黎后，看到往日的同学仍终日在逻辑学上冥思苦想，感到吃惊又好笑。他并不反对学习逻辑学，但作为工具的逻辑学只是学习其他学科的工具，不能本末倒置。这一弊端在大学时代得到了克服。
二逻辑学在大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与演绎推理的盛行
约1200年大学产生后，逻辑学地位进一步提高，并在大学教育中被确立为基础学科。这主要表现为:逻辑学成为大学基础学科中最重要的课程，并向各高级学院全面渗透。
大学的基础学科是在艺学院(FacultyofLiberalArts)教授的，其内容为更加深化和丰富的“七艺”和“三哲学”，即自然哲学、伦理学和形而上学，而艺学院的课程又以逻辑学为基础。在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艺学院的学生需要约4年时间获得“学士学位”，所学课程中逻辑学占了绝大部分，而且还频繁地练习逻辑辩论，学生能否通过逻辑辩论是获得学位的关键之一。在攻读“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阶段，学生除了继续学习三哲学外，便是持续不断的逻辑辩论训练，并开设逻辑学讲座(作为低年级学生的选修课)。逻辑学是巴黎大学的招牌学科之一，其艺学院对逻辑学的重视自不待言，即使在以自然科学和数学闻名的牛津大学艺学院，1268年规定的艺学学士必修课中，逻辑学的著作也占了绝大部分。中世纪大学在早期发展中课程和学习时间的安排尚不易考察，但从中世纪晚期更成熟的大学课程安排中可发现其特点。在1420年埃尔福特大学(ErfurtUniversity)的一个艺学院教师的文集里，保存了艺学院的课程表，学士学位攻读者所必修的22门课程中，有17门是关于逻辑学的，另外5门分别是关于语法、修辞、自然哲学和天文学的：从1412年埃尔福特大学规章中所规定的艺学院各课程所需时间上看，逻辑学类课程占到总学习时间的一半以上。类似情形也出现在莱比锡大学1499年到1522年的规章中。逻辑学在大学中获得了重要地位，同时其工具性作用得到充分体现，避免了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12世纪所揭示的弊端。原因何在呢?这得从大学各科教师使用的讲义———评注(commentar-y)———的发展谈起。这种评注是对相关学科权威著作的评析。13世纪早期的评注仍是对文本进行划分并解释疑难，称为“诵读式评注”(lectio-commentary)，这种评注似有照本宣科之嫌。13世纪后期发展出两种新型评注:一种是“语句分析式评注”(sententia-commentary)，它在“诵读式评注”的基础上，对文本的分析更加细微，同时增加了需要讨论以澄清的问题;另一种是“问题式评注”(question-commentary)。它丢弃了注释，只是辩论与文本相关(甚至超出文本)的问题并加以解决。
至14世纪，这两种新型评注成为主流。各大学共同的评注类型决定了共同的授课方式和共同的辩论训练。无论细微的分析，还是问题的辩论，都离不开逻辑学的辅助。逻辑学在大学中的基础性地位，表明了学者对演绎推理的重视。在14世纪归纳推理兴起之前，演绎推理是唯一成熟的推理方式，而逻辑学便成为最流行的演绎推理工具。这直接塑造了中世纪学者的思维:各种前提就是权威的理论，各种观点是否符合逻辑地导出，是判断其是否符合科学方法的标准，而一门学科是否成为令人尊崇的“科学”，就在于其整个理论系统是否为严格的演绎推理的产物。演绎推理盛行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高级学院更偏向于招收有艺学院学习经历、精通逻辑学的学生。这种情况在北方大学更明显。在巴黎、牛津和剑桥，对非僧侣学生来说，艺学院的学习经历乃是进入高级学院的必要条件。
牛津大学获得“艺学硕士学位”的人，若继续攻读高级学院的“硕士学位”，其学习年限甚至可以比其他学生缩短约一半以上。“艺学硕士”在医学院只需学习4年，而其他人则要学习8年;在民法学院只需学习4年，而其他人要学习6年;在神学院只需学习4-5年，而其他人要学习14-15年。在南方大学，艺学院受到的重视虽然不如北方，但要想成为高级学院的学生，也要具备艺学的基本知识，尤其是逻辑学。1240年蒙彼利埃大学的规章中规定，医学院的学生应当精通艺学。1309年的规章中还规定，精通艺学的学生可以比其他学生缩短学习期限。在博洛尼亚大学，精通逻辑学的学生可更顺利地进入法学院学习。
三大学逻辑学的发展与归纳推理的兴起
从12世纪到13世纪中期是逻辑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继承与消化时期”。期间大学从萌芽走向成熟，大学里的逻辑学逐步吸收了前人的学术遗产，同时出现了开创性的发展。
12世纪中期前，高水平的逻辑学书籍较少，主要是波依修斯译成拉丁文的亚里士多德《工具论》的部分篇章，包括《范畴篇》、《解释篇》，还有译自波菲利的著作《导论》，波依修斯对《范畴篇》、《导论》和西塞罗《论题篇》的评注，另外还有他本人撰写的关于划分、范畴和假言三段论的论述。这些逻辑学著作构成了后来被称为“旧逻辑”的内容。12世纪中期以后，亚里士多德的绝大部分著作被译成了拉丁文，《工具论》中的其他篇章，包括《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题篇》和《辩谬篇》，也在学术界流传起来，这些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连同学者们的评注就构成了“新逻辑”的内容。“旧逻辑”和“新逻辑”又被合称为“古代逻辑”(logicaantiquorum)，即古希腊罗马人的逻辑学。虽然“古代逻辑”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主要内容，但同时也通过各种评注融合了非亚里士多德的因素，包括斯多亚派、新柏拉图主义以及阿拉伯学者的因素。
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大学里的学者对这些“逻辑遗产”进行了精细地评注，消化吸收，并加以发展。被称为中世纪第一个重要逻辑学家的阿伯拉尔虽然有生之年只接触到“旧逻辑”的部分，但他凭借勤奋和超时代的天赋，为大学逻辑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关于词项属性、形式有效的推论与其他推论的区别、助范畴词等问题的讨论，都成为以后逻辑学发展的先导。如果说阿伯拉尔有些超前，那么至13世纪中期，逻辑学便顺理成章地朝着不同于“古代逻辑”的新方向发展了。这一时期的学者已完全消化吸收了“古代逻辑”，从大阿尔伯特(AlberttheGreat，约1193-1280年)的学术著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将大阿尔伯特关于逻辑学的论著看作是13世纪中期大学学者们所能得到的所有来自古人的逻辑学遗产汇总”。
他不仅涉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各个主题，还吸收了前人———包括波菲利、波依修斯、热尔贝(Gerbert)、格罗斯泰斯特、阿拉伯学者等———一系列的成果。在这样成熟的学术基础上，“逻辑学大全式”(Summulelogicales)的著作开始出现，这些著作逐渐打破了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主的体系，新的体系包涵了更多中世纪学者创新的因素。另一方面，一批大学的逻辑学家开始侧重于逻辑学新领域的研究。他们将那些不同于古代逻辑的新发展称为“现代逻辑”(LogicaModerna)，其内容包括古人不曾探讨过的或只有初步涉及的逻辑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有三大部分，即助范畴词理论、指论、命题逻辑推理理论。
巴黎大学舍伍德的威廉(WilliamofSherwood，约1190-1249年)著有《逻辑学导论》，其中就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指论。另外他还有单行本的著作《助范畴词》。同时代的一位学者———西班牙的彼得(Pe-terofSpain)———的《逻辑学大全》中除了论述“古代逻辑”外，有约一半的章节涉及了“现代逻辑”的内容。该书是中世纪大学里最流行的逻辑学教材，至17世纪已出了166版。第一阶段的积累与转折预示着以后大学逻辑学将迎来更繁荣的时期，即第二个阶段———高峰时期。从13世纪中期以后，大学逻辑学的发展渐渐进入辉煌时期，并在14世纪达到了顶峰。杰出的逻辑学家大量涌现，“现代逻辑”获得长足发展，逻辑学开始对哲学、自然科学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14世纪涌现的著名逻辑学家有威廉•奥卡姆(WilliamOckham，约1288-1348年，曾活跃于牛津大学)、约翰•布里丹(JohnBuridan，约1295-1358年，曾任教于巴黎大学)、沃尔特•布雷格(WalterBurleigh，约1275-1344年，曾任教于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萨克森的阿尔伯特(AlbertofSaxony，约1320-1390年，曾任教于巴黎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他们的逻辑学著作展示出该学科发展的新趋势:一是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为主的体系日益被“现代逻辑”体系所代替，二是逻辑学日益形式化。在奥卡姆的《逻辑学大全》中，他一方面对“现代逻辑”各部分的安排更加合理，另一方面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以三段论为核心的特点把握得更清楚，从而不再将一些繁琐的论述归于亚里士多德。此书内容的编排仍旧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那种“自然”的顺序，即对“古代逻辑”论述在先，对“现代逻辑”论述在后。约翰•布里丹的《逻辑学大全》继承了奥卡姆的特点，但也存在如他一样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沃尔特•布雷格的《论逻辑学的纯粹性》(Depuritateartislogicae)和萨克森的阿尔伯特的《非常有用的逻辑学》(PerutilisLogica)中得到了克服。这两本书不再把以三段论为核心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看作是独立的，而是将之作为命题推理的一小部分，并把命题推理放到了逻辑学最核心的地位。这标志着中世纪逻辑学真正获得了独立的系统。同时逻辑学纯形式化的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强调，使中世纪逻辑学发展成一种高度形式化的逻辑学。
这些发展为近代数理逻辑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这些辉煌的逻辑学成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连锁反应，对此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奥卡姆。他将逻辑学中的指论运用到哲学上，对共相和殊相进行分析，强有力地支持了唯名论的观点，并发展出俗称为“奥卡姆剃刀”的方法论，即“如无必要，勿增其实”。这种方法蕴涵于奥卡姆及其追随者的哲学、神学等理论中，被称为“现代方法”(viamoderna)。与之相区别的是“古代方法”(viaan-tiqua)，即蕴含在托马斯•阿奎那、大阿尔伯特、邓•斯各脱(DunsScotus)等为代表的唯实论者各种理论中的分析方法。
第7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1562年，罗勒（Cipriano de Rore，1515／16―1565）是继其之后的第一位音乐家，维拉尔特的同乡与学生。这位被认为是“第二常规”的先驱的人物，虽然在圣马可大教堂的乐正职位仅有一年多时间，但罗勒采用多种作曲技巧和艺术表现对牧歌的继承与发展，告诉了我们意大利牧歌及声乐曲创作中出现的艺术观念和作曲实践的演变，譬如罗勒对维拉尔特音乐创作中“初具规模的创新”予以“大胆的发展：临时记号的插入超出了仅用于确定伪音程序的范围，还有突出与歌词相应的临时记号的使用等”③，给意大利牧歌输入了一种新鲜血液，可见影响之大。维拉尔特与罗勒都没有为键盘乐器创作音乐，但在他那个时代，威尼斯乐派的其他音乐家如第二管风琴师布斯（Jakob Buus，？―1564）、卡瓦佐尼（M． A． Cavazzoni，约1490―1559）和管风琴师帕多瓦诺（1527―1575）等人致力于器乐音乐创作，创造性地利用管风琴、琉特琴等乐器演奏技术，发明了利切卡尔、托卡塔等体裁，仅在1546年至1548年间，威尼斯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琉特琴曲集。1565年，维拉尔特的学生扎里诺（Gioseffo Zarlino，1517―1590）就任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获得乐正职位，他既是作曲家又是理论家。扎里诺忠实地继承了老师的作曲技巧与做法，从他1549年的第一部经文歌集开始，在随后四十年的时间里，通过印刷媒体巧妙而谨慎地改变了他的公共形象。扎里诺到威尼斯的前十年，致力音乐创作，同时酝酿着自己的理论。1558年，他出版了《和声的基本原则》，书中，他论述调式理论的构成时，提供了生动的涉足印刷文化与创建音乐理论的近八十个例证。扎里诺的引证通常按照从“古代”到“现代”的顺序进行，最后总是以选自他自己作品的一些实例结束。同时选取1559年刊印的维拉尔特的《新音乐》，以提供例子，再加上他自己的经文歌印刷乐谱，给世人展示出他在理论上与实践的结合。在整个16世纪后期，正要进入17世纪时，扎里诺发展了圣马可大教堂中的音乐传统，最终确立了威尼斯乐派作曲与表演的音乐中心地位。扎里诺时代，正值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在音乐方面最为辉煌的时代，还有其他一批著名的音乐家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为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人有卡瓦佐尼的儿子帕拉博斯科（Girolamo Parabosco，约1522―1557）、维奥拉（Alfonso della Viola，约1508―1570）、A．加布里埃利（Andrea Gabrieli，约1515―1586）、波尔塔（Costanzo Porta，约1529―1601）、多纳托（Baldissera Donato，约1530―1604）、A・加布里埃利的侄子G．加布里埃利（Giovanni Gabrieli，约1555―1612）和以理论闻名的维琴蒂诺（Nicola Vicentino，1511―1576）等。这些人中，特别是A．加布里埃利发展“复合唱”的写作方法，在自己的创作中强调人声和乐器的同时使用，进而创造出后人所谓的“竞奏（唱）风格”（stile concertato），是一种人声与乐器的“合奏（唱）”（consort），远远地超出了维拉尔特首创的简单交替合唱。而G．加布里埃利也创造性地使用“对话技巧”（Dialogue technique）进行创作，首次使用“协奏曲”（concerto）一词，使一个独立的器乐演奏声部同声乐线条形成对比的做法成为威尼斯乐派的音乐传统一个方面。进入17世纪后，来自曼图亚的蒙特威尔第（Claudio Monteverdi，1567―1642）就任乐正，续写了威尼斯乐派的圣殿光辉。
几代音乐家的努力造就了威尼斯乐派的辉煌地位，同时明确地反映了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作为学生，从罗勒到扎里诺十分了解并传承了维拉尔特传入威尼斯的佛兰德声乐复调创作艺术的过程。所有这些既反映在他们的音乐实践活动之中，又体现在他们提出的音乐理论认识之中。威尼斯乐派的音乐家们尤其是扎里诺，对当时音乐中的调式理论、纵向结构（和弦）、作曲规则等进行的论述，深入和全面，他归纳、发展和总结了音乐实践中的宝贵经验，成为音乐理论史上一个重要的节点。生活在文艺复兴盛期的扎里诺先后于1558年、1573年两度出版了他采用意大利文撰写的《和声的基本原则》（Le istitutioni harmoniche）一书。全部四卷书中，他把和声观念明确地向前推进了一步，成为拉莫（Jean－Philippe Rameau，1683―1764）之前最为重要的论及和声理论的著述。同时，扎里诺此书中，还详细地将自己随同维拉尔特学习的个人体验与见解的过程给予了描述，堪称一份具有指导意义的教学笔记实录。《和声的基本原则》的第三卷《对位艺术》中，扎里诺从理论和大量谱例中展示了声乐复调的创作技术在其黄金时期的辉煌表现。譬如他对四声部多声写作，就借用了自然界中的四个要素来说明四个声部的特征：Bassus声部相当于“大地”，是最低声部，承载着和声的基础，决定着音乐的低声部进行；Tenor声部相当于“水”，围绕着低音，并规定着作品的调式；Alto相当于“空气”，居于上方的Sprano之间。如果Sprano相当于“生命之火”的话，那么Alto就在调和Tenor与Sprano之间的关系，使之水火相容。因此，Sprano声部在音乐中自然成为了最为动人且最为有力的声部。④扎里诺的这个比喻，将和声进行中的四个声部的定位、作用和关系做了相当形象的定义，为和声学后面的发展、声部性质的出现、和声结构及其色彩与情绪的对比奠定了重要基础。在这一卷里，扎里诺还谈到了不协和音的作用。他认为不协和音并非是以不悦耳的音响而存在，它其实蕴含着一种极大的愉悦，正是由于不协和音的运用加强了随后音乐发展中出现的协和音的悦耳与柔和性。他甚至要求“音乐家首先应（在创作中）从一个协和音程进入到另一个协和音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协和音程接着协和音程，也是更好地能够接受的，而且能够使耳朵得到更大的愉悦，像黑暗之后的光明对眼睛而言是更乐于接受的。”⑤正是由于他的这一观点，扎里诺被称为音乐史上第一位论述和弦结构和最早研究大、小三度音程关系的理论家。在《和声的基本原则》的第四卷，主要论述调式，是扎里诺后半辈子逐步吸收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十二调式理论之后的总结。一方面，他通过对瑞士的人文主义者格拉雷安（H．Glareanus，1488―1563）提出的传统十二调式理论加以调和，以风格和合适的终止式作为体现，并明确地指出，在作品里不仅有单纯的调式，也有复合的调式。判断该作品的调式需要从开始一直到最后一个结束音，使结束音和弦具有一种稳定的调中心的位置，体现出一种声部思维的观念，十分接近于后来出现的调性和声的进行风格。另一方面，扎里诺在他的著作中根据从“古代”到“现代”的先后顺序来引证当时印刷出版的作曲家作品，譬如1520年印行的格里姆（Grimm）和维尔辛格（Wyrsyng）的《圣歌选集》（Liber Selectarum Cantionum）就是他所谓“古代”的例子，而1559年刊印的维拉尔特的《新音乐》（Musica Nova）则提供了“现代”的例子。论述最后，他总是选取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实例结束，譬如他采用自己新创作的二重唱作品来代表每一种调式。在《和声的基本原则》第四卷中扎里诺的近八十个例证多数均来自他创作的歌集。这样一来，扎里诺基于调式理论探讨对位法的做法不仅具有一种分类性质，更多的像是一种作曲（如对位）教学指南的示范一样，这些例子同时明确地将扎里诺的理论与复音音乐的作品整体联系在了一起。扎里诺在这一方面提出的理论，到20世纪初期，还曾受到音乐学家胡戈・里曼（Hugo Riemann）等的重视，他称扎里诺是最早认识到调性的音乐理论家⑥。作为威尼斯乐派中在音乐理论研究领域最富成就的扎里诺，因为《和声的基本原则》的理论观念与学术构架，将其稳固地置于16世纪中期威尼斯极为活跃的人文主义环境之中。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扎里诺因为《和声的基本原则》的出版被人认为是维拉尔特的最为重要继承者的位置上，如前所述，他的著作公开引证了这位作曲家的作品和他的教义，明确的师承关系让后学升起对扎里诺的景仰。在扎里诺之后，他的影响还依然存在。譬如G．加布里埃利、梅鲁洛（Claudio Merulo da Correggio，1533―1604）等或多或少地曾经在威尼斯与扎里诺有某种联系或跟随某位与扎里诺有联系的人学习过，从而薪火相传地将扎里诺抑或威尼斯乐派在音乐理论上的成就予以发扬。与威尼斯乐派所有的音乐创作一起，为欧洲音乐发展注入了活力。
参考文献
1Giulio Ongaro,‘Venice’, in Stanley Sadie, The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 London: Macmillan, 2d ed． 2001．
2戴定澄《欧洲早期和声的观念与形态》，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版。
3王远《乔万尼・加布里艾利和他的经文音乐》，《人民音乐》1990年第1期。
①②姚青《威尼斯作为16世纪末17世纪初欧洲音乐发展中心的历史机缘分析》，《音乐研究》2009年第5期。
③④[英]演杰拉尔德・亚伯拉罕《简明牛津音乐史》，顾囊耄上海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⑤戴定澄《合唱音乐――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合唱曲选》，人民音乐出版社2008年版，第228页。
第8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关键词]哈斯卡拉，马斯基尔，现代，犹太历史意识
[中图分类号]K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2)06―0045―06
犹太启蒙运动，习惯上被称为“哈斯卡拉”，是1770年代以来在柏林犹太知识精英中兴起的一场文化教育和思想解放运动。哈斯卡拉运动的目标在总体上是鼓励犹太人通过世俗教育，广泛接触和吸收欧洲文化的方式，在犹太人的文化生活中悄悄地引起一场变革，最终塑造出能在思想上摆脱传统束缚，在思想和经济上适应欧洲主流社会的一代新型“现代”犹太人。哈斯卡拉运动的开展标志着犹太民族的复兴以及犹太人生活、思想“现代化”的开始。致力于哈斯卡拉运动的学者重新审视了犹太人和犹太教的历史，反思和批判了传统的犹太历史观，促进了现代犹太历史意识的形成。一历史意识具体指：历史进步意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意识、以及历史延续性意识。本文将对此做深层次的分析。
一、历史进步意识
欧洲启蒙是相信进步的时代。启蒙思想家看到了人对自然的认知力及控制力，因而坚定了对进步的信念。启蒙运动把历史的概念引入许多学科，强调时间的流逝会相应的带来变化。地球、基督教、《圣经》、人种及个人，都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德国启蒙思想家认为，顺应历史潮流的教育能促进人性的发展。同欧洲启蒙一样，哈斯卡拉被马斯基尔视为革命性的事件，犹太历史从传统迈向现代的决定意义的转折点。马斯基尔具有强烈的现代人意识，怀着坚定的批判立场，他们重新审视了人和人类社会的性质，并决心涤荡犹太教历史上非人性的、不道德的和迷信的成分，为通往进步和理性的时代扫清道路。打破拉比犹太教权威，走向世俗化、接受欧洲的科学和文化被视为一条走向现代社会的必由之路，同时有助于克服所在国和主流社会对犹太人种种偏见。在启蒙精神影响下，一种超越过去的历史进步意识促使马斯基尔同传统的历史观念决裂。在启蒙精神影响下，一种超越过去的历史进步意识促使马斯基尔同传统的历史观念决裂，他们不仅把进步的观念植入犹太价值体系中，而且广泛加以应用。门德尔松、卢扎托、克罗赫马尔等都反复论证犹太教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宗教。莱温佐恩进一步指出，在自然进步的同时，文化、艺术、科学和社会都在进步，犹太人不可袖手旁观，他们除了融入一进步的时代之外别无选择。马斯基尔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相信犹太教和犹太社会正在朝着历史进步的方向前进。
门德尔松的第一位希伯来语传记作家优切尔(Euchel)认为，门德尔松是犹太历史进入新时代的关键人物，他第一次给犹太人带来了现代希望。从优切尔开始，门德尔松反复地出现在每一个马斯基尔关于黑暗时代和光明时代(以理性和宗教宽容为特征，犹太人借此可获得道德的再生)的历史分期中。优切尔解释了为什么门德尔松被视为处在犹太历史转折点上的人物：门德尔松将犹太教恢复到自身的纯洁状态，将《托拉》学习重新摆到了适当的位置。他要求使用纯正的希伯来语，号召学习外国语言，热爱科学。门德尔松论证了犹太人是有希望的，他们绝不像基督教所羞辱的那样，是一个没有灵魂、全然无益的民族。门德尔松的卓越成就改善了犹太人的公众形象。他与基督徒莱辛共同见证了宗教宽容和历史进步。他的声名促进了异教世界对犹太人的宽容，有助于缓解顽固的基督教反犹偏见，些在很大程度上都归因于门德尔松。他在自己的生活中敏锐地向人们展示，在有关人性和人类道德进步的问题上，犹太人并不比其他任何民族差。
马斯基尔以赞许的语言描写他们那个时代，并且相信在个幸福的时代，改变犹太人的命运完全有可能。在他们眼里，个时代像天堂那样纯洁；犹太人聪明、睿智，有高尚的德行。在处理人的精神、家庭和国家事务方面犹太人将显得文明、有教养。个时代为犹太人的拯救提供了机遇，德国的哲学、科学与文化将帮助犹太人实现精神的再生。马斯基尔描绘了美丽鲜艳的犹太历史新图景，反映出一种积极而和谐的状态，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历史紧张关系也得到缓解。在马斯基尔的作品中，犹太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流散不再被视为一种正常状态。索尔・柏林在他的讽刺作品中嘲弄了犹太传统，讽刺传统主义者将辛酸的流浪生活和异族人对犹太人的憎恨看作上帝对犹太人惩罚的论调，认为知识、智慧和科学才是个时代的主旋律和犹太人追逐的目标。他批判犹太人尊崇古代先贤权威，贬低现代人的态度。柏林的马斯基尔认为，传统犹太人没有认识到历史已经发生变化，也不能接受历史进步的观念，些人很可能成为社会改革的绊脚石。马斯基尔强调新的历史观念在变革传统世界观方面的重要性。
约瑟夫・沃尔夫在介绍《舒拉密特》本启蒙新杂志的时候说：“犹太人历史的新篇章已经开始。是一个告诉人们快乐事件的时代，每一点进步都让人觉得前途更加光明，振奋人心。”沃尔夫相信，在样一个新时代，犹太人可以获得更多的尊重，因为，启蒙第一次使得非犹太人将犹太人当作是人类的一员。而另一本青年启蒙杂志更是乐观地指出：“我们正拥有充满阳光的现在，我们也必将拥有充满阳光的未来。”种历史的乐观主义和历史进步的意识是欧洲思想领域的一大革命，是近代欧洲自然科学和哲学成就所显现出的一种人类对征服自然和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人们相信，未来世界将更加依赖于科学的进展，而不是古代诗人和哲学家的思考。科学进步将使人类更加有信心和能力面对未来。种由哈斯卡拉培育的对历史和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念，使得后来的改革者试图通过更加积极的宗教改革消除犹太社会的弊病，清除犹太教中已经失去效力的律法和仪式，跟上时展的步伐。对于犹太改革者而言，未来一定会比现在更加美好，而改革派犹太教就是引导犹太人在历史进步的征程中发挥典范作用。正是在一意义上，改革派犹太教又被称为“进步犹太教”，“自由的”或者“进步的”犹太教主要用以描述犹太教在本质上不是一种静止和僵化的，而是处在动态变化中的一种宗教，它允许宗教形式、诫命、仪式甚至信仰阐释等方面的变化，鼓励以现代自由思想和精神来重释古代观念和信仰，希望犹太教成为一种具有活力和可塑性的宗教。我们看到，在德国，种历史乐观主义和进步信念支配着大多数的改革者，即便后来面临着甚嚣尘上的反犹主义，德国犹太人对于前景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
二、历史主体和内容的转换
研究表明，现代犹太历史意识早在19世纪犹太历史编纂学和犹太教科学运动兴起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种同传统历史决裂的思想应当从19世纪以历史主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色的时代前移到由理性主义主导的哈斯卡拉时代。哈斯卡拉时代，马斯基尔已经开始修正传统历史观念。传统历史包括历史编年、民间故事、从普遍历史中萃取的犹太史片段、口传《托拉》以及犹太圣贤作品。总的说来，些传统历史文献反映的并不是客观历史，经常被超越客观历史的神学观点利用和支配，意在确认着传统宗教价值，并为犹太民族的特殊性提供论据。传统犹太文献对历史和知识本身却缺乏合理关注。哈斯卡拉引发了历史思维革命。在马斯基尔著作中，历史主体发生了转变，从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了以人及其活动为中心。犹太人的历史也第一次具有了世俗内涵，关涉犹太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马斯基尔的历史诠释中并没有否认神的干预，但是总体而言，他们不再将神的干预看成是一种充分的历史阐释。门德尔松认为神的力量引导着历史，历史的领域并不是犹太人生活的主要领域。总体上，他对历史真理持怀疑态度，认为历史真理是低于永恒真理的知识媒介。但是，不可否认，门德尔松仍然是哈斯卡拉中犹太历史意识转变的重要人物。在门德尔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有广博的历史知识，特别是经典历史知识。在同伏尔泰和其他以轻蔑术语描述《圣经》人物的学者论战中，他反对完全非历史的研究方法，认为种方法妨碍了人们对《圣经》历史和人物的客观研究。尽管门德尔松坚持犹太律法的完整性，但是他也意识到律法产生的历史环境的重要性，所以，他的律法阐释显得比较灵活，力图同特定时代和社会环境保持一致。
哈斯卡拉强调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能力，它在提高个人及人类地位方面与欧洲启蒙运动是雷同的，并且期望人能够从历史上不断进化的社会和宗教构架中解放出来。哈斯卡拉哲学家为历史确立了新的评判标准――理性和道德。它们成为判断事件、社会、宗教和文化价值的尺度。历史被描述成理性力量同企图破坏理性的反理性力量之间持续斗争的过程。历史也是人性发展的过程，折射出人性的光辉，对于培养出健全的现代人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历史也为伦理学提供了经验参照，成为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威塞利是第一个探索应用新历史知识和观念的马斯基尔。他将历史列入他所倡导的教育改革计划，并将之看做是治愈传统犹太社会痼疾的一种有益因素。他认为，对于一名《托拉》学者，历史是有益的，因为是理解《圣经》各部分以及获得那个时代和空间环境知识的必要。对于作为人类一员的犹太人来说，历史有助于发展人类的好奇心、批判思想和怀疑主义及洞察力。对于犹太民族来说，历史提供了对犹太人命运和“选民”观念的理性解释。作为马斯基尔的犹太人，历史是有益的，因为它体现并证明了人道主义、道德、智慧等重要启蒙价值。通过历史寻找道德普遍性的根据是启蒙历史思想的主要特征，也反映了历史在人类道德教育方面的作用。威塞利为马斯基尔的道德历史观奠定了基础。他采纳了样一种观点，即历史是道德斗争的过程，理性同偏见、美德与邪恶的斗争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特征。
哈斯卡拉实现的历史主体转换促使犹太教关注的焦点发生变化。如果说传统犹太教关心人的思想和活动如何服从神的旨意的话，那么，现代犹太教则主要关心怎样的神意才能增强人类历史创造力并服务于人类道德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承继哈斯卡拉的遗产，犹太教改革运动不满足传统犹太教按照神意预设的历史进程，力图通过能动的宗教变革推动历史发展，使得宗教教义和伦理更加适合现代犹太人的生存需要。改革派犹太教试图构筑一套合乎人性需要、普世的宗教伦理，它以理性为基本特征，从而跳出了传统的以神正论为核心的神学伦理学范畴，历史的价值在于为人类道德提供经验说明。
三、哈斯卡拉与历史延续性
历史经验要求人们必须在尊重和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变革，改革不是要割裂和断绝同过去的联系，而是旨在更新传统。早期哈斯卡拉对于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崇尚，往往使人们忽略了其中的传统因素，产生哈斯卡拉试图颠覆传统的误解。事实上，研究表明，哈斯卡拉是一种基于历史和传统之上的社会和宗教改良运动，参与其中的恰恰是那些恪守犹太教礼仪的传统犹太人。他们往往从传统中寻找改革根据。他们进行改革的目的并非要全然抛弃传统，而是要在现代环境下捍卫传统，维持犹太延续性，希望通过适度的社会和宗教改良，使传统犹太教跟上历史发展的步伐。为一种恢复犹太社会活力的愿望所驱使，哈斯卡拉意在提供一种必要的工具，调和启蒙理想与犹太传统的精神生活。哈斯卡拉反对的是拉比犹太教权威以及由此导致的宗教僵化，而绝不是历史和传统。恰恰相反，哈斯卡拉试图创造一种基于传统的理性主义。样的理性主义追求的并非是超越历史的真理，而是基于历史的真理。样的理性主义并非是要否定传统，而是要将传统带入到一种新的、更具有生命力的状态中。
一般认为，启蒙和传统之间存在着难以消解的张力，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有影响力的宗教往往欢迎新科学和启蒙哲学，并将之作为更新传统和保持活力的方式，而新兴的启蒙与改革思潮也是牢牢附着在历史和传统之上。研究哈斯卡拉的学者索金认为，哈斯卡拉是犹太版本的宗教启蒙，努力纠正犹太教与其经文传统的核心内容以及更大范围的文化脱离接触的不正常状况。事实上，纵观欧洲中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宗教创造性得以升华的时期，犹太人一直将自己的经文传统看成是有益的，积极地同周围的文化进行着互动。但是，在哈斯卡拉之前的几个世纪里，阿肯什纳兹人却日益在《塔木德》决疑和喀巴拉的世界中孤立了自己，忽视了《圣经》、犹太哲学和希伯来语，同时也忽视同外部世界的交流。马斯基尔所倡导的哈斯卡拉希望在犹太传统文化类型、宗教习俗和欧洲文化及对于公民权的诉求之间维持一种谨慎的平衡。正因如此，他们强调《圣经》、民族历史、特别是希伯来语的重要性。
哈斯卡拉在一定程度上复兴的是塞法迪犹太传统。一传统在阿拉伯帝国时期发展为一种经典的犹太文化形式。它的重要特征就是对哲学、拉比文献和《圣经》评注的关注。早期的马斯基尔从犹太历史的“塞法迪黄金时代”中找到变革的根据：可以用当代的观念来更新古老的思想。从传统犹太智慧来看，新科学、新智慧、新哲学并非是不可接受的。马斯基尔乐观地认为，他们可以不发动一场革命来实现他们的文化理想并将之作为传统犹太资源复兴的一种方式。门德尔松的哲学强调将中世纪犹太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同德国启蒙观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一种根植于传统，又一定程度上契合现今社会的保守历史观念。犹太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列茨认为，摩西・门德尔松尽管在许多方面和他同时代的知识精英不同，但是他和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历史地理解犹太教的反
感。一结论显然过于草率，应该说，门德尔松所反对的乃是一种对犹太教作精确的历史批判研究的历史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种历史研究可能会破坏启示和历史真理。在对于犹太律法特别是《圣经》的诠释方面，门德尔松却严格地遵守了历史的立场。该立场所显现的是对于犹太教口传传统《塔木德》有效性的尊重，对于拉比犹太教评注传统的尊重。门德尔松捍卫全部犹太律法的合理性显现了他的历史保守主义立场。种历史保守主义与后来早期改革者所崇尚的理性主义和反律法立场是相悖的。因而，从种意义上说，门德尔松所领导的哈斯卡拉对待宗教传统的立场没有直接对改革运动造成重大影响，但是，犹太教改革运动在德国经历了纯粹理性主义、道德主义和反仪式主义的发展阶段后，在遭遇德国保守政治和文化压力的情况下，开始意识到一定程度的历史意识对于确立犹太身份是必要的，于是，一些致力于改革的神学家又从历史角度捍卫了若干传统仪式和律法的有效性。哈斯卡拉回归并重新解读《圣经》文本，对忽视中世纪犹太哲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批判等观念都为后来改革派犹太教所吸收，为进一步变革奠定了基础。
尽管早期马斯基尔特别是门德尔松对待历史的立场在本质上是一种传统主义，试图从传统中寻找与时代要求相契合的观念，最终将现代思潮融入传统的解释框架之中。但是，哈斯卡拉领导层的传统主义倾向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犹太教在基督教文化压力下走向同化的冲动。事实表明，我们非但不能将门德尔松之后德国社会出现的改宗浪潮归罪于门德尔松领导的早期马斯基尔，相反，我们应注意到，门德尔松是犹太历史和宗教传统的守护人。恰恰是门德尔松，在坚持犹太教作为一种理性宗教的同时确认了犹太教传统的价值。一点是他带给犹太教改革运动的重要遗产。
哈斯卡拉为犹太教科学研究创造了条件。所谓“犹太教科学”(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是19世纪德国犹太人为争取解放所作的努力。它主要关心的是从外部批判的角度来捍卫犹太教，同时试图为犹太人在现代国家的生存提供学术支撑。场运动主要表现在对犹太教的科学研究、理想主义的犹太宗教哲学以及系统、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犹太历史学家出现方面。改革的倡导者开始应用成熟的犹太历史编纂学方式来达到改革的目标。种方式后来被应用到19世纪犹太身份的重构当中。可以说，历史和科学批判的意识是以马斯基尔历史意识为根基的。马斯基尔的历史意识是在18世纪末期哈斯卡拉圈争取犹太社会内部改革以及同传统习惯和思想决裂过程中产生的。马斯基尔通过传播现代知识、文化、科学及教育，起到了解构传统历史观念、构造新时代图景的作用。而门德尔松对犹太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他的《耶路撒冷》以及对《圣经》所作的评注为犹太教科学运动兴起奠定了基础。场运动开创了一种对犹太教全新的、历史的、客观性的研究方法，为犹太精神生活注入了强大生命力。科学世界观对世俗文化和科学性的强调引导着犹太教突破超验和启示神学的范畴，将神学纳入科学和哲学的范畴，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一种神学科学、神学哲学，甚至神学历史学。我们看到，后来的改革运动正是通过对犹太教的批判研究来构筑其思想体系的。一研究在传统、现代和未来之间建立了一条不会断裂的思想之链，并使传统不至于僵化，从而确保了犹太教不断更新和发展。
四、哈斯卡拉历史意识的局限
作为犹太社会发生的一场文化和宗教启蒙运动，尽管哈斯卡拉表现出了鲜明的，有别于传统的现代历史意识，且种历史意识后来成为现代犹太教的重要遗产，但是哈斯卡拉中所出现的历史意识仍然存在着重大的时代局限。哈斯卡拉的历史意识主要停留在哲学和世界观的层面，缺乏精细的对历史的批判和分析，实证的历史研究在哈斯卡拉运动中并没有发展起来。
对于门德尔松著作和言论的调查表明，在门德尔松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历史因素和历史意识，但门德尔松本质上不是一位历史主义者，他对于具体的、批判性的历史研究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对历史编纂学表示了反感和鄙夷。在给数学家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阿布特(Thomas Abbt)的信中，门德尔松抱怨道：“一切以历史为名的学问，如自然史、地理史、政治史、学术史等都在我的视野之外。每次当我读到有关历史的东西时，除非它的风格让我感到振奋，我都顿感倦意。”门德尔松所承认的他对历史缺乏兴趣，根源于他那理性的方法和判断无所不在、始终统一的推想。同时，门德尔松将自己关于历史的结论建立在传统的陈述上，如他认为有必要认识到神圣的力量在引导着历史，历史的领域尽管与犹太民族相关但关联很少。历史是一种公民科学，是政治体制的编年，对于没有国家的民族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被囊括进普遍人类历史的编年中，样的编年史也包括犹太人。在谈到德国《圣经》批评学所采取的历史方式时，门德尔松声称犹太教不能够将《圣经》当作是一部历史著作，并以此来理解所谓不同时代的上帝的神佑和全能。犹太人并不试图发现那些实用的历史兴趣或者对《圣经》的历史好奇感，而是应当试图研究他们所恪守的宗教诫命。一般而言，门德尔松怀疑历史真理，认为历史真理在层次上是低于永恒真理的。同样，门德尔松反对莱辛所谓的犹太教比基督教发展要低一个层次的观点，认为历史问题在神学上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上帝没有过去或未来，只有现在。所以，总体而言，门德尔松既不是历史理论的建构者，也不是历史主义方法忠实的实践者。
第9篇：卡尔威特的早期教育范文
和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一样，英国也有代表自己一流水平的研究型大学联盟——“罗素大学集团”。该集团成立于1994年，由24所英国最顶级的一流研究型大学组成。和美国的常春藤联盟不同的是，英国的罗素集团成员学校均是由国家资助。也是因此，罗素集团大学每年都可以囊括全英国大学超一半以上的科研经费和赞助资金，雄厚的科研实力，使其成为全世界产生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大学联盟，而仅其中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帝国理工大学和伦敦大学就产生了近200名的话贝尔奖得主。
罗素大学联盟学校成员：
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纽卡斯尔大学曼彻斯特大学
帝国理工学院伦敦大学学院伦敦政经学院伦敦国王学院
谢菲尔德大学布里斯托大学诺丁汉大学南安普顿大学
埃克塞特大学伯明翰大学利兹大学英国约克大学
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卡迪夫大学杜伦大学
利物浦大学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华威大学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而在上述联盟成员中，又有些大学同时被称之为“红砖大学”，这个称谓主要是有别于牛津和剑桥大学，最早是对于维多利亚时期创立于英格兰工业城市，並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得到大学特许的6所市立英国大学的称呼，“红砖大学”是英国最顶尖的老牌名校。最早的“红砖大学”成员包括：布里斯托大学、曼彻斯特大学、伯明翰大学、谢菲尔德大学、利兹大学和利物浦大学。
英国是一个严谨的国家，为了延续和保持英国教育在世界上的一流水平，许多独立的教育监督机构会定期对英国的学院以及开设课程进行督察和认证。而也为了在英国留学的含金量，英国也不断地修正签证的政策，以从根源上尽可能地防止“留学海带”“留学垃圾”的情况。在最新的签证条例中提到，“所有学习本科及以上课程的海外学生必须拥有B2水平，即雅思5.5分；所有学习本科以下阶段课程的海外学生必须拥有B1水平，即雅思4.0分。”我们对此政策不难理解，内政部认为基础英语在本国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教学，留学生要想融入英国生活，更好地学习，中级的英语水平是必需的。在相关细则中，也特别提到：“英国边境事务管理署的官员将有权力拒绝英语水平不好、不能单独（无翻译）进行英语交流的学生的入境。”因此，要留学英国的学生们一定不要掉以轻心，要对自己的学校、课程等重要信息熟知並为入境时有可能问到的问题预先准备。
英国的学制短也是众多学生选择它的原因之一，高中两年，本科三年，硕士一年。在保证教育质量的同时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显示了这个国家在教育方面的务实精神和效率第一的原则。注重实践是英国教育又一大突出特点，很多大学都与当地的著名企业联手为学生提供实习的机会，使学生在学校期间就能得到锻炼，为将来踏上社会提前做好准备。同时，英国大学每年都有就业率的排名，显示了英国在培养人才方面与社会接轨的宗旨。
赴英国留学，在很多人心里都是和昂贵的留学费用连在一起的。所以，赴英留学费用高也成了很多人心中不可回避的一个“结”，那么赴英留学究竟会有多高的留学费用呢？真的就那么高不可攀吗？
其买由于金触危机带来的汇率下降使得留学费用降低，英国留学更是显得平易近人，不再像过去贵族般高不可攀，使得一些家境一般的孩子也能圆他们的英国梦了。和其他国家相比，英国有126所公立大学，有政府的支持，所以英国的学费相对比较而言並不很多，一年在10-15万人民币左右。而对于要申请本科的学生，如果能够合理地调整学制，科学地管理自己日常消费，还可以降低赴英留学的预算。比如英国的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的国际学院，为学生开设了更为灵活和合理的课程，学生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留学效果：国际认可学历、行业权威认证和一年带薪工作经验。而该校的学生仅通过合理调整学制就可以节省约20万元人民币的留学费用，同时学生也缩短了留学的时间。
所以，相信英国的教育在新的一年将会以更多元、更亲和的姿态面对有真正求学意愿的中国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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