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文化概论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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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文化再生产;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

中图分类号:G81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 号:1007-3612(2010)09-0013-04

Research on the Ethnic Sports Behavior Based on the Bourdieu’s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ory

――A Case Study of Sichuan Tibetan Ethnics

ZHAO Bin

(Wushu Department of Chengdu Physic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 041, Sichuan China)

Abstract: Pierre Bourdieu reconciles the dualistic view of traditional anthropology betwee n the structure and behavior and between culture and human with the“practice” . Based on reviewing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 by practice theory, Bou rdieu proposes the theory of culture reproduction, which reckons that culture isin a continuous process of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and it develops and tran sforms itself in the process. The paper adopts Bourdieou’s theory of culture r epro duction to analyze the ethnic sport behavior evolution in of Sichuan Tibetan.

Key words: cultural reproduction; ethnics; sports behavior

四川藏区的少数民族体育由历史沿传而来的,因其浑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穿透力,植 根于人民的生活土壤之中,但少数民族体育在四川藏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也面临着一个扬弃 的问题。从四川藏区社会发展是一个内涵丰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它涉及藏区居 民生活的所有方面:在经济领域表现为工业化;在政治领域表现为民主化;在社会领域表现为 城镇化;在价值观念领域内表现为理性化;在少数民族体育领域则表现为体育行为方式的多 元化和普遍化。[1]可见,四川藏区社会处在一个全面发展、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之 中,区域 内各民族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新的变革,其中也对区域内的少数民族体育行为 方式产生了深深的影响,少数民族体育作为文化分支在变迁中也表现出行为方式的变化。

1 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

“文化再生产”是布迪厄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个概念,他用此理论分析资本主义 的文化制度如何在人们的观念里制造出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意识,从而使得现存的社会结构 和权力关系被保持下来,即被再生产出来。布迪厄试图用“再生产”这一概念表明社会文化 的动态过程,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文化再 生产的结果体现了占支配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意愿,是他们使社会权威得以中性化、合法化的 手段。文化再生产与社会再生产一样,都是为了维持一种体制的持久存在,但是,文化再生 产同时也包含着对此的背离和反抗。文化再生产是一个关系术语,它表明的不是从现在到未 来的没有矛盾的直线发展,而是一个既有冲突也有矛盾的个人和制度的关系网络。被再生产 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文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为了进一步理解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必须回到他的实践理论中去。布迪厄指出实 践既是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个人行动,也是再造文化和社会秩序的途径。布迪厄承认文化对 行动、行动者的强大影响,但同时也指出文化的制约力有范围限度,人们在实践中必然根据 主观需要、客观条件对文化有所继承、发展。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文化也是人们不断再生产 的“产品”。为了说明结构与行为如何相互作用,布迪厄提出“惯习”、“资本”、“场” 等概念。布迪厄把惯习定义为“被构造的和进行构造的意愿所构成的系统―――惯习是在实 践中形成的,并且总是取向于实践功能”。惯习协调了个人行动者日常的知觉、理解和行动 ,并以其多样性使改变客观结构的变化得以发生。因此,基于惯习的实践活动也有着自己的 “逻辑”,它既不是完全由环境决定的,又具有一定的即兴发挥的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理 解社会、文化的变化,理解社会文化世界中的两可性和多重意义。布迪厄使用的“资本”概 念,意义上接近于“权力”(依赖掌握某种资源而拥有)。一方面,社会是由资本的不同分配 构成的,另一方面,个人又要极力扩大自己的资本。布迪厄把资本分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 、经济资本和符号资本等,它们之间有区别又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由此形成了“场”内的 运动,以及“场”与“场”之间的联系。“资本”的概念与“场”的概念联系起来时,就显 示出它的解释力。“场”是布迪厄进行关系分析时使用的一个概念。他曾简要地把“场”概 述为“由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造”。[2]布 迪厄以“场”作为一个基点,分析社会文化动态变迁的过程。

2 文化再生产理论对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研究的意义

文化再生产理论对于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整 个分析框架,而是在于它至少在两方面有助于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研究。首先 ,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观念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实质。 文化再生产理论指出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是动态的、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处 于不断再生产中的过程。以“文化再生产”的眼光看待四川藏族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变 迁,可能会提供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在不否认社会、文化对人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布迪厄强 调文化也是人的产物,是人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创造性、适应性改变的结果。这就为我们 分析问题时提供了辩证的观点。其次,把文化再生产观点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论,有助于我 们更清楚地认识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过程。布迪厄对“场”的分析可以用 于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的研究。布迪厄曾指出,从场的角度所做的分析, 必须考虑三个有内在联系的要素:(一)这个场与权力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 关系,因为权力场总是能强有力地延伸到其他场中,并对其产生影响。(二)场内各种力量间 的关系(当地政府、体育行为方式、民众),他们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场的变化发展情况。(三) 行动者的惯习,这样可以更好地了解他们在场内外的行动,把握场的发展轨迹。[3] 我 们可以把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看做一个场,我们就应关注它与权力场(社 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的相互关系还要分析它自身内部各种力量(当地政府、体育行 为方式、民众)间的相互关系。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所形成的合力方向就是四川藏区少数民 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发展变化的走向,透彻地分析它们在影响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变迁中的 各自作用,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毋庸 讳言,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惯习对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发展方向 有着极大的规定制约作用。

3 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现状

四川藏区包括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总面积 为24.97万平方公里,占四川省面积的51.49%左右,有藏族108万余人,约占全藏族人口 的25%,是仅次于的第二大藏族聚居区。除藏族外,区内还有羌、彝、纳西、蒙、回、 苗等十余个民族的60余万居民。[3]具有族群多、人口密集、各族群间交叉度大 等特点。 更因其地处“茶马古道”这一特殊的历史及地域环境,致使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内容丰富 多彩,形式多样,几千年代代相传、不断延续。它所蕴含的强大生命力难以向外膨胀,故形 成一股向心力,转而加速了本体内部各子系统在社会现代化进程过程中相互碰撞、交融,通 过时间的自然淘汰,文化潮流的滤过与凝练,最终影响到该地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行为方式 的改变。

3.1 主要开展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在四川藏区千姿百态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每个项目都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征,有的 项目带有民俗生活和民族宗教气息,有的项目则折射出尚武骁勇的民族精神之光。这些体育 活动由于形态特征、地域的不同,从而导致其多元价值功能的取向不同。这些种类繁多的少 数民族体育项目涵盖该地区不同少数民族文化背景、具有鲜明的乡土性、多样性等内外特征 。各民族所拥有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不仅体现着本民族文化特色,反映出明显的地缘融合性 。其中,主要的少数民族体育运动项目有:歌庄、爬杆、马术、扎西巴鲁、打浪桥、磨尔秋 、抱石头、跳沙朗、北嘎(藏摔)、吉韧:(指弹克郎球)、碧秀(响箭)、射弩、押加、 拔河、赛牦牛、踢毽子等35项,其中多项具有交叉性,在多个民族中反复出现(图1)。

3.2 少数民族体育开展的项目种类及其特点 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据调查,较 有影响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多达35项,其中多项具有交叉性,在多个民族中反复出现。从笔 者所获得的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具有以下特点:

1)少数民族体育行为呈多元化特征。从对四川藏区居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行为方式的 调查数据分析可以得知,随着四川藏区社会资本的增加,该地区居民少数民族体育的行为参 与方式亦呈多元化特征。调查中年龄在50岁以上(包括50岁)受访者选择参与少数民族体育 行为方式多集中在宗教习俗和喜庆节日两项曾单一特征;年龄在50岁以下的受访者的少数民 族体育行为方式则集中在集体活动、观看比赛和表演、参加竞技等方式。人们体育行为方式 的变化整体呈现出由以前的“宗教节日习俗”单一型向喜庆节日、观看比赛和表演、参加竞 技等9大途径多元扩展态势。

2)居民少数民族体育行为变化呈阶段性变化特征。随着藏区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少数 民族体育行为方式也成为新型的体现民族社会进步的标志,并呈现出阶段特征。解放前四川 藏区社会尚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居 民几乎没有少数民族体育的概念。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更多的归属于宗教祭祀、节 庆习俗文化活动之中。解放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废 除了民族压迫和旧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的文化体育事业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和发 展。“体育运动”的概念第一次从宗教文化习俗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个体。

3)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依然保留了传统的特征。四川藏区共计建立了15所业余体校 和多个项目的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州、县和机关、学校、企业都开辟了运动场所,配备 了部分体育设施,每逢民族节日和运动会,都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比赛。从调查资料显示 ,宗教色彩在民族传统体育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特征。应该说 四川藏区社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现代化发展,使少数民族体育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征、多元 性发展特征、传统性特征。

4 从文化再生产理论看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

四川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再生产成为可能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客观层面是 ,建国以来,国家对四川藏区投入加大使得四川藏区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增强;主观层面 是,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主体、场域没有发生变化,居民仍然在惯习的影响下实践着 自己特有的行为方式。

4.1 四川藏区的经济资本与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 解放前四川藏区社会尚处于封建农奴制历史时期。落后的生产关系即经济资本的贫乏严 重束缚了社会文化体育事业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藏区进行了民族改革和社会主义 改造,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藏区经济得到大的飞跃,经济资本迅速增加,使得少数民族体育 事业得到重视和发展成为可能。改革开放20年,四川藏区体育设施的建设与改善,少数民族 体育活动的普及与开展,也无不与藏区经济资本增长有着巨大的关系。经济在促进四川藏区 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同时也因其经济总体水平的低下制约了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

四川藏区社会长期的二元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贫富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是 四川藏区当前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因此造成的生活内涵的不同也是实际存在的 。具体到居民传统体育活动的方式选择上,受收入水平的限制,相当数量的居民还难以根据 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参与传统体育活动方式。

藏区改革开放以前,经济整体成低水平态势,这个时候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大。改革 开放以后,由于藏区实行连产承包制带来了农产品大幅度增加,和国家多次调整农产品收购 价格使农牧民的收入大幅度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差降至最低点。1984年以后随着藏区城镇改 革的全面展开,加之城镇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藏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开始拉大。由统计分 析显示:四川藏区城乡之间存在着至少15年的消费断层,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性 为主的消费水平上,这也就导致了城乡居民对少数民族体育的需求与行为方式将呈多元发展 态势,四川城乡之间经济资本的占有量不同使得资本占有量多的城市居民的体育行为方式受 经济发展影响较强,接受外来的体育项目,部分民族体育项目在城市中消失,而经济资本占 有较少的乡村,受到外来影响相对较弱,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还得以保存。从现阶段发展 看,城乡差距短期内缩小的可能性很小。农村居民获得的体育服务消费将在较长时期内滞后 于城镇居民。

4.2 四川藏区的文化资本与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 解放前四川藏区社会尚处于封建农奴制阶段。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了社会文化体育 事业的发展,居民几乎没有少数民族体育的概念。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更多的归属 于宗教祭祀、节庆习俗文化活动之中。解放后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民族改革和社 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民族压迫和旧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人民的文化体育事业也得到了 相应的重视和发展。“体育运动”的概念第一次从宗教文化习俗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 的文化个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藏区社会经济的大力发展,国家对四川藏区文化资本的投 入也大大加强,体育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开展。

这些多姿多彩的民族体育项目作为载体,一方面各自体现着本民族文化特色,另一方面 又反映出明显的地缘融合性。也就是说,共同生活在四川藏区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继承并保 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与相近族群不同程度的发生过联系,并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其影响 结果最终在部分相同或近似的体育项目上得以体现。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无一例外的体现出 功利性和实用性。其娱乐价值、教育功能以及健身性都远大于竞技性,充分反映出四川藏区 少数民族体育是建立在农耕文化基础上涵摄生产劳动、民俗、歌舞等多元因素的不太纯粹的 体育形式,就一个有机体而言其文化外延较作为核心部分的体育功能更为丰厚。因此,它多 依附于文化范畴,以节日民俗的形式进行交流、传播与强化。

4.3 四川藏区的少数民族惯习的影响 惯习协调了个人行动者日常的知觉、理解和行动,并以其多样性使改变客观结构的变化 得以发生。单一的少数民族体育参与方式与活动内容是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惯 习。四川藏区居民参加民族体育活动,大多是因为遵从民族习惯和自身喜爱民族体育项目, 并未建立主动利用少数民族体育活动进行建设锻炼的意识,他们主要利用民族重要喜庆节日 、举行盛大庆典及亲朋好友喜庆聚会的机会,并在有人出面组织时进行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较少在日常闲暇或有活动意愿时自觉进行单独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

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内容以比赛表演为主,表演多为综合性文化形式,甚少剥离 出专门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对民族体育活动推广、培训、表演及民族体育项目挖掘与交流 等工作开展面不广,成效不大。全区已建立和在建立的少数民族体育活动中心和民族体育训 练基地数量有限,对提高民族体育项目竞技水平有一定作用,但对群众性民族体育活动条件 改善效果甚微。

5 小 结

四川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是在自己特有的文化形态下产生的,外界的文化资本、 经济资本的再次输入,并没有改变其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反而使其文化再生产。这就 是惯习的力量,人们总是在自己的场域中经过历史的积淀保留着自己的固定的文化传统,这也是传统的力量,虽然现代化的进程使得少数民族体育行为发生了某些形式的变化,但其富 有特色的民族文化内核仍然保留并延续了下来。对于藏区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研究,笔 者将会作深入的调查和进一步的追踪研究。

布迪厄用“实践”调和了传统人类学有关结构与行为、文化与人之间的二元对立观。以 实践理论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布迪厄提出了“文化再生产”理论,认为文化处于一个不断的 生产、再生产过程中,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变迁。用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分析四川藏区 少数民族体育行为方式的变迁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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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语言学；21世纪的新发展；语言学史

中图分类号：H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6）05-0083-08

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前期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取得了新的成就，其研究内容和成就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

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民族语言研究的重点，21世纪以来这个传统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新世纪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主要是从三个层面进行的：

（一）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作全方位的描写研究，尤其是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1.孙宏开自1992年立项主持“新发现语言调查研究”课题以来，主编的《中国新发现语言研究系列丛书》陆续出版，目前已经出版了四十多本，21世纪以来出版的主要有《拉基语研究》、《莫语研究》《柔若语研究》、《阿侬语研究》①等，它们都是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性研究，系统地描写了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和语法面貌，还分析和介绍了它们的系属问题等。

2.《民族语文》等期刊在21世纪以来也陆续发表了不少新发现的语言的概况，主要有《阿侬语概况》《业隆语概况》《赛德语概况》《茶洞语概况》《巴那语概况》《莽语概况》《克木语概况》《扎话概况》《唐郎语概况》《他留语概况》《布兴语概况》《苦聪语概况》《康家语概况》《蔡家话概况》《克蔑语概况》《户语概况》等。这些对新发现语言的描写对语言学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它可以让我们了解这些语言的面貌，从而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和历时比较提供必要而充足的材料。

3.早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进行全面描写研究的重要成果，用57本的篇幅描写了我国59种少数民族语言。随着新世纪以来对新发现语言的研究，这套丛书在2009年重新修订出版，主要增加了新发现语言的介绍和描写[1]。

除了对新发现的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成果，21世纪以来还对一些原来已经发现的单一少数民族语言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描写研究，成果主要有：

（1）赵杰《新疆蒙古族语言研究：以博州察哈尔蒙古语为例》（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2）钟进文《西部裕固语描写研究》（民族出版社，2009）

（3）倪大白编著《侗台语概论》（民族出版社，2010）

（4）曲木铁西《彝语义诺话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

（5）郑宗泽编写《江华勉语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等。

（二）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对特定的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语音和词汇系统进行局部的描写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某种特定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系统的描写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以专著的形式出现。2009年到201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了由戴庆厦主持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参考语法系列”丛书，主要有时建《梁河阿昌语参考语法》、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常俊之《元江苦聪语参考语法》、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②等。所谓“参考语法”，其实就是描写语法的一种，它专门描写某种单一语言的共时语言特征，它的目的是为某种语言的语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提供比较充足、可靠的语言依据。它和其它描写语法的区别在于，它是系统地、尽可能详尽地描写语言的语法，从而能够更充分地满足语法理论研究和语法比较的需要，它也能为语言应用研究提供充足的材料。

2.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专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的形式出现，动词的语法范畴是新世纪以来语法专题研究的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徐世璇《缅彝语言的体范畴研究》（《民族语文》，2000，3），此文通过多种语言的综合分析，提出缅彝语的体存在着动貌和情貌两种不同的类别；

（2）黄成龙《羌语的存在动词》（《民族语文》，2000，4），此文着重分析了羌语的存在动词的人称、数、时、体、态、式等语法范畴；

（3）许伊娜《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民族语文》，2001，1），此文通过对阿尔泰三种语言副动词范畴的语义功能和句法结构特点的对比，分析了这几种语言的结构类型特征；

（4）胡素华《彝语动词的体貌范畴》（《民族语文》，2001，4），此文分析了彝语体、貌范畴的不同类别及不同类别词的表现手法和虚化特征；

（5）钟进文《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民族语文》，2012，3），此文对西部裕固语使动态的主要特点作了分析和研究。

结构类型和结构特点是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语法专题研究的另一个热点，主要成果有：

（1）戴庆厦、邱月合著《 OV型藏缅语连动结构的类型学特征》（《汉语学报》，2008，2）；

（2）余金枝《湘西苗语述宾结构中的一种特殊类别：“形容词+名词”结构分析》（《语言研究》，2009，1）；

（3）戴庆厦、闻静合著《汉藏语的“的”字结构》（《汉语学报》，2011，4）；

（4）李春风《拉祜语的连谓结构》（《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1）。

总之，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研究比过去更加深入了，而且既有对语法的描写，也有对语法的解释。

3.关于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实验语音学的普及和完善，对少数民族语言语音系统的描写研究进入了一个更为科学的历史阶段。这个方面的成果，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整个语音系统做全面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石德富《排烧苗语的语音特点》（《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6）；

（2）宝玉柱、孟和宝音合著《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此书使用实验语音学方法，对现代蒙古语正蓝旗土语音系进行了客观、细致的描写和分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其次要提到的是那些对少数民族语言中一些特殊的语音现象做专题描写研究的论文或著作，如：

（1）关辛秋《关于满文辅音字母的探讨》上、下两期（见《满语研究》2007年第二期和2008年第一期）；

（2）戴庆厦、朱艳华合著《琅南塔克木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死灰复燃》（《语言研究》，2012，1）等。

特别是2010年5月28日至30日在南开大学召开的第九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PCC2010）”，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次会议由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中国中文信息学会语音信息专业委员会及中国声学学会语言、听觉和音乐专业委员会联合主办，会议主题为：“面向语言学、采用新方法的语音研究”。这次会议的《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许多有价值的专门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方面的论文，主要有：

（1）包桂兰、呼和、哈斯其木格合著《蒙古语清擦音实验研究》；

（2）丁思志《送气擦音的语音特点――以黔东南黄平苗语为例》；

（3）周学文《鄂温克语重叠辅音及协同发音研究》；

（4）黄蓓《彝语中清浊塞音对声调的影响》；

（5）艾斯卡尔・艾木都拉《维吾尔语鼻音的声学特征分析》等。

总的来说，新世纪以来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性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不少少数民族语言并未得到充分的描写和研究，尤其是词汇的描写研究更待加强。

二、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

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对比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一）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

关于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对比，研究成果主要有：

1.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民族出版社，2006），此书运用语言比较的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语法进行了比较研究。此书的内容除了论述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方法外，还包括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述补结构、述宾结构、被动结构、语序、句式、量词、四音格词等方面的语法比较。涉及到汉语、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突厥语族、蒙古语族等几十种语言。此书的研究成果对于语言类型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建设以及双语教学实践都有一定的价值。[2]

2.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此书在深入调研和充分吸收国内外有关跨语言对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对比语言学的方法，把汉语和哈萨克语这两种并无亲属关系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个系统，细分为语音、词汇、词类、短语、句子成分、句型、复句、紧缩句和隐语等九个方面进行对比研究，指出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共性和不同之处，使汉语和哈萨克语的对比研究更为深入，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3]

3.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此书是将新疆当地的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进行语音、词汇以及语法上的比较。[4]

4.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此书主要是从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学科出发，采用多学科和多方位的角度，比较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在语言结构、语言运用、语言习惯、语言心理和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趋同性与差异性，比较不同民族语言中体现出来的政治经济、物质文化、道德规范、思维方式、心理观念等方面的异同。此书研究的重点是不同民族在语言运用上的特点，特别是少数民族使用的中介语――汉语的特点。[5]

5.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古汉语研究》，2008，4），此文的最大特点是将古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联系起来，论述了古汉语研究结合少数民族语言的必要性及其难点，还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分析。[6]

6.戴庆厦、朱艳华《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语言研究》，2010，4），此文是在梳理藏缅语28种选择疑问句特点的基础上，将它们与汉语选择疑问句进行对比，分析二者的共时特点和历时演变特点，此文还进一步讨论了汉语选择疑问句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分析了制约选择疑问句句法结构演变的因素。[7]

（二）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对比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属于同一语族或语支的亲属语言的比较、以及同一范畴的不同语言的比较。主要成果有：

1.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此文分析了彝语与其他同语支的语言结构助词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如结构助词的丰富性、多功能性、多义性、后起性和发展过程的相似性，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以及表现在结构助词次类中的诸多不同特点；[8]

2.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语言与翻译》，2001，4），此文将朝鲜语与维吾尔语、以西部裕固语为代表的突厥语数词做比较；[9]

3.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较为全面系统地比较分析了满语和蒙语的语音和词法，找出它们之间的异同点以及语音对应关系。[10]

三、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历时比较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新世纪以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汉藏语系属问题的研究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研究不平衡等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共时描写研究相对薄弱，相应地使得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也有一点先天不足，比如至今都未能很好解决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体现。

汉藏语系的系属问题，是我国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一个长期困扰语言学研究者的、非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汉语和壮侗语的系属问题，也就是汉台语是否同源的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直僵持着。

一方坚持汉台语同源，以丁邦新为代表，他在《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中国语文》，2000，6）一文中，提出了对汉藏系语言研究方法的看法，他分析了近年来跟关系词研究有关的几种说法――“语言联盟说”、“深层对应法”及“语言影响论”，他认为应该把语音对应和基本词汇结合起来，仔细寻求有语音对应的基本词汇，从而找出系统的对应规律，只有这样才能讨论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他认为汉台语有系统的对应规律，所以是同源的。[11]

另一方认为汉台语不同源，以梁敏、张均如代表，他们在《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民族语文》，2004，2）一文中，主要是从数词是否同源这个角度来考查汉台是否同源。他们认为，壮傣、侗水两个语支语言的数词都借自古平话，与汉语数词不是同源关系，因而认为汉台语不具有同源关系。[12]

虽然他们双方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但是经过双方不断地探讨与争论，双方终于都在对汉藏语关系的认识上有所深化。

汉台语亲属关系问题之所以一直都未能解决，主要是因为学术界没有区分同源词与借词的界限。所以在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语言学家们在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研究上作了很多工作。

为了区分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学者们认为必须区分汉台语之间关系词的历史层次，要把汉台语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词区分为不同的类别，这样才能搞清楚同源词和借词的界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1.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民族语文》，2003，1），此文在论述汉语侗台语声调历史发展的基础上，分析了壮傣侗水语里汉语老借词为什么调类对应一致的原因，并由此展开了对侗台语与汉语接触及语源问题的分析讨论，他认为汉语与侗台语之间的历史关系应理解为同源――分化――接触；[13]

2.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此书运用历史层次分析法对汉语和壮语的关系作了分析，认为同源词和借词的甄别应该限制在上古层的有限范围之内，指出侗台语与汉语不仅有接触关系，还有同源关系。[14]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论文，如：龚群虎《汉泰上古关系词》（《民族语文》，2000，2），蓝庆元《白土壮语中的汉语山摄对应词的历史层次》（《民族语文》，2000，6）以及《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民族语文》，2001，3）等。

汉语与藏缅语的同源关系虽然没有多大分歧，但是它们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所以进入21世纪以后，不少研究者在汉语与藏缅语同源关系的论证上也作了不少努力，出版或发表了一些成果，主要有：

1.杨光荣《藏语汉语同源词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是国内较早研究藏语汉语同源词的一部著作。

2.丁邦新、孙宏开主编《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汉藏语研究的历史回顾》（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此书集结了有关汉藏语研究历史沿革、参考文献研究以及其他的一些汉藏语研究的论文。

3.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此书是汉藏比较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由于采用了邢公畹先生的同源体系比较的研究方法，因而在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方面获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15]

4.2001年10月26日在昆明举行了第34届汉藏语国际会议，在会上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所与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合作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课题，该课题分为30个子课题，将从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出发研究，寻找汉藏语系不同层次的同源词，研究不同层次的语音演变和语音对应规律，为各语言、各语族乃至语族之间建立同源关系提供科学依据。该课题以历史比较法为研究原则、以具体语言为研究对象，探索适合汉藏语系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此后多种有关汉藏语系系属问题研究的著作就不断出版，其中很多著作在理论、方法以及语料上都有不小的进步，如：

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此书试图从新的角度观察、探讨汉藏语的系属和分类，构拟了汉藏语100个同源词。此书运用人类学、考古学成果论述汉藏语言各族群之间的文化渊源关系，为语言的源流关系提供文化历史背景，对一些语言的演变和历史来源做了解释。[16]

进入21世纪以后，学术界对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也作了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主要有：

1.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民族语文》，2000，2），此文从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等五个方面，探讨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此文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类型分类的综合性和描写性标准、语言历史类型的构拟、语言发生的多源性和多层性、音节化和韵律化特征、语言分析的历史原则、功能原则和动态原则，还讨论了声调学、语法策略和语言识别、方言划分的“非等量原则”等方面的问题，指出汉语是汉藏语言同源链上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之间的桥梁。[17]

2.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书以汉藏语为对象全面分析和讨论了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书中还特别强调了语言演变的过程，认为任何研究都不能忽视事物的状态和存在。[18]

（二）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

为了证实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存在，学术界有些学者一直在做不同层次不同问题的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进入21世纪以后，汉藏语原始共同语的构拟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成果有：

1.江荻《论汉藏语言历史比较词表的确定》（《民族语文》，2000，3）；

2.吴安其《黎语的古音构拟》（《民族语文》，2000，5）；

3.孙宏开《原始汉藏语辅音系统中的一些问题》（《民族语文》，2001，1）；

4.孙宏开《原始汉藏语中的介音问题》（《民族语文》，2001，6）。

四、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抢救保护性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很多少数民族逐渐放弃了他们原有的语言而改用当地的强势语言。这是一个民族融合的大趋势和世界潮流，并不只是我国特有的现象。在这种大趋势下，使用人口少的民族语言，就逐渐处于边缘化和即将面临消亡的危险境地。目前，我国已经有二十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1000人，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如赫哲族语、满语、仙岛语、木佬语、土家语等。国际语言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的研究，而我国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重视濒危语言研究的。

200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召开了我国第一次以“濒危语言”为主题的研讨会，它标志着我国学术界已经开始意识到保护濒危语言的紧迫性。紧接着在2001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和《民族语文》杂志社又联合召开了“中国濒危语言问题研讨会”。从此以后，我国对濒危语言研究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主要有：

1.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此书对语言消亡的历史和当前情况、对语言消亡的具体现象进行了描述，还对导致语言濒危的原因和发生的过程进行了分析，指出本族语的保存有利于保护文化的多样性，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19]

2.戴庆厦主编《中国濒危语言个案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此书约有45万字，是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成果。主要汇集了土家语、仙岛语、赫哲语、满语、仡佬语五种濒危语言的个案调查材料，对它们的濒危现象、濒危趋势以及造成语言濒危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20]

此外，刘辉强《拯救羌语支濒危语言――尔苏语、纳木依语、贵琼语、扎巴语资料的记录和保存》和赵阿平《濒危语言――满语、赫哲语演变比较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保护濒危语言的重要性。

在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第十届学术研讨会上，范俊军教授作了《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建设初探》的发言，指出：抢救和保护我们国家语言资源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少数民族濒危语言有声语档的建设，从而掀起了后来我国研究濒危语言的一股潮流。

进入21世纪以来，有些少数民族语言也随着社会的发展进入了“濒危语言”的行列，并正在向消亡的方向发展，如东干语。我国濒危语言的数量正在不断上升，所以对于它们的抢救保护性研究更是迫在眉睫。除了要随时调查更新语言的近况之外，有的学者还从保护语言文化多样性和语言资源的角度，提出可以对濒危语言所承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和抢救性保护研究，向社会宣传濒危语言保护工作，并向社会提供濒危语言相关信息的查询功能，这是最近濒危语言研究的一个新趋势。

五、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的双语教学研究比过去获得了更突出的成果。首先，连续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双语教学研究会议，主要有：

1.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第九届学术讨论会暨首届国际双语教学研讨会。此次会议共收到论文100多篇，研究领域涉及：在双语教育中的语言观、双语政策、西方的双语理论与实践、双语与双文化、儿童的双语获得的基本条件、学童双语教育中的跨文化适应问题等，会议就上述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

2.第二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华语社区双语研究，分为6个专题进行研讨：第二语言学习与使用；语言习得与语言对比；语言教学；语法研究；少数民族双语研究；双语社会的语言问题。此次会议还设了华语社区的语言规划问题、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2个专题的圆桌讨论。此次会议涉及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及研究的文论主要有：戴庆厦、关辛秋《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法“空缺”》和《西部开发与双语教育》、曲木尔且《试谈双语能力培训的原则》、邓成伦《论凉山彝族社区教育发展与双语教学的关系》、斯琴《城市化进程与双语变迁》、张洋《新疆多语种双语现象的源和流》、董艳《中国跨境民族双语教育研究》、何俊芳《从个案调查看陇川户撒阿昌族的双语类型转变情况》等。

3.第三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收到论文42篇，会议的宗旨是为从事双语学研究的人员提供交流经验、分享实际工作心得、加强合作研究的机会、促使双语学这一新兴学科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4.第四届双语学国际研讨会。此次会议于2005年在广州召开，收到论文近70篇，涉及双语教育研究、语言比较研究、语言习得研究、教材词典编写等领域。

还有此后的诸多会议，如：第五届至第八届的双语学国际研讨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第十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第七届至第十届的双语双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由此可见国内外学术界对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重视。

其次，21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的论文或著作，主要有：《双语学研究》第二辑（民族出版社，2004）、《双语学研究》第三辑（民族出版社，2011）、方晓华《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10）、黄崇岭《双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等。

从21世纪以来召开的全国性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讨会的会议次数和发表或出版的相关论文或著作的数量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中的地位还是很高的，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多的。

六、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

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特点，如：（1）形势的发展对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不断涌现的新词术语需要翻译工作者们能够及时地消化和吸收；（2）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与社会和谐的关系更为密切，不正确不到位的翻译会使人产生误解，影响社会和谐和民族团结，只有科学的翻译才能够有助于民族团结；（3）大批传统文化遗产中与文字、口传史实有关的文献需要翻译等等。

少数民族语言翻译工作的实际需要给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内容主要是把少数民族语言翻译成汉语和把汉语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翻译。新世纪以来发表或出版的有关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问题的论文或著作相对于实际翻译成果来讲数量要少些，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关于具体语言互译的研究和讨论，还有普遍的翻译理论和翻译方法的研究等，主要成果如：巴达玛敖德斯尔《面向机器翻译的汉蒙短语转换规则研究》（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5），根恒卓玛、李玉莲《青海少数民族语言与翻译论略》（《青海师范大学学报》，2011，5）等。

总的来说，21世纪以来的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研究，在少数民族语言的描写研究、共时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濒危语言研究、双语教学研究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翻译研究等六个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急待今后加强研究。

注释：

①包括李云兵《拉基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杨通银《莫语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孙宏开、黄成龙、周毛草《柔若语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孙宏开、刘光坤《阿侬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2005）。

②几种著作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2009年到2012年出版，主要有时建《梁河阿

昌语参考语法》（2009）；D.O.朝克《鄂温克语参考语法》（2009）；蒋光友《基诺语参考语法》（2010）；韦景云编、戴庆厦译《燕齐壮语参考语法》（2011）；余金枝《湘西矮寨苗语参考语法》（2011）；常俊之《元江苦聪话参考语法》（2011）；康忠德《居都仡佬语参考语法》（2011）；赵燕珍《赵庄白语参考语法》（2012）；戴庆厦《景颇语参考语法》（2012）。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修订本）[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2]戴庆厦.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语法比较[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3]武金峰.汉哈语言对比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8.

[4]张洋.新疆汉语方言与维吾尔语比较研究[M].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5]骆小所.云南少数民族语言与汉语的语言文化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

[6]戴庆厦.古汉语研究与少数民族语言[J].古汉语研究，2008，（4）.

[7]戴庆厦，朱艳华. 藏缅语、汉语选择疑问句比较研究[J].语言研究，2010，（4）.

[8]胡素华.彝语与彝语支亲属语言的结构助词比较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9]黄晓琴.浅析朝鲜语数词与阿尔泰语系的关系[J].语言与翻译，2001，（4）.

[10]高娃.满语蒙古语比较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1]丁邦新.汉藏系语言研究法的检讨[J].中国语文， 2000，（6）.

[12]梁敏，张均.从汉台语言的数词是否同源说起[J].民族语文，2004，（2）.

[13]曾晓渝.论壮傣侗水语古汉语借词的调类对应――兼论侗台语汉语的接触及其语源关系[J].民族语文，2003，（1）.

[14]蓝庆元.壮汉同源词借词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15]施向东.汉语和藏语同源体系的比较研究[M].华语教学出版社，2000.

[16]吴安其.汉藏语同源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17]瞿霭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民族语文，2000，（2）.

[18]江荻.汉藏语言演化的历史音变模型――历史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9]徐世璇.濒危语言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1.

第3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藏族传统文学；现实主义；小说

文学是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随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文学的概念和创作方法、表达方式以及语言风格都在发生变化，形成了形式多样性和结构统一性形式。文学的创作方法大致分为两类：即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是德国文学家席勒在《论朴素的诗与伤感的诗》中首次提出，随着文学的全球化而普遍应用，“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引用在我国文学领域内，而在藏族文学中二十世纪末才真正引用这一创作方法。

一、藏族现实主义文学的早期现象

文学是社会生活对人们头脑反映的一种特殊产物，客观性比较强。文学跟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逐渐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俄国文学家高尔基：“文学史上产生过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但主要的潮流或流派共有两个：这就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 i。简单而言，现实主义就是文学艺术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探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幕仿说”。席勒把“现实主义”这一概念提出以后，在欧洲文艺界非常盛行，特别是在法国等地，形成了以它为命名的文艺流派。跟席勒同一时代的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菲尔丁写了世纪文学史的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从而开创了现实主义小说之门。高尔基称他为“现实主义小说的创始人”。之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又在俄国和法国等地流传，如有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家司汤达的《红与黑》和《拉辛和莎士比亚》等产生了诸多颇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品。

当代唯物论把文学等看作社会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而文学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表现，索取于客观实际，并表现了社会生活。如藏族古代文学《斯巴形成歌》、《斯巴宰牛歌》、《格萨尔王传》等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斯巴形成歌》和《斯巴宰牛歌》等歌词表述了藏族原始先民对大自然的认识和理解。关于《格萨尔王传》有很多不一致的说法，但多数学者认为史诗所表现的内涵是藏族分裂割据后内部矛盾和人们群众对和平安定的迫切愿望。一般来讲，大多藏族文学含有佛教色彩，这些提倡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相对缺乏现实基础且含有神话色彩，因此此类作品属浪漫主义文学。高尔基在《论文学》中提出：“成为‘神话的基础’的‘浪漫主义’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有助于唤起人们用革命的态度对待现实，即以实际行动改造世界”ii。说明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跟现实主义文学大不相同。现实主义文学是文学语言艺术表现社会的真实一面，不采用夸张和拟人的手法而直接地表现出来。回顾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到所谓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品是产生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现实主义文学犹如一面镜子，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客观实际，读者能够在文中感悟到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正如恩格斯为“现实主义”下的定义：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通过细节对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描写贴近于现实生活，即现实主义文学的特点。

现实主义有魔幻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等分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流派。它不是文学集团的产物，而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共同倾向，主要表现在小说领域。“魔幻现实主义”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德国文艺评论家弗朗茨·罗的绘画专著《魔幻现实主义，后期表现派，当前欧洲绘画的若干问题》一书中，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表现主义的一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是以小说为体裁，用神奇、魔幻的表现手法反映社会生活。它与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区别在于表现手法不同，具有神话色彩。“魔幻现实主义”一词的字义理解，可以看到首先具有虚构科幻而无真实性，其次是客观实际出发而表现实际生活，所以由两个较为矛盾的名词构成。其实“魔幻”是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神奇古怪的现象，由它来加以表现社会生活。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藏族文学领域中早已产生，如藏族第一部长篇小说《勋奴达美》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笔者通过勋奴达美和益雯玛的纯真爱情，反对封建社会的包办婚姻和争取美满爱情生活而斗争。小说中为了得到益雯玛而两国之间发生战争、勋奴达美舍弃情人和地位进行修佛等情节，通过虚构和夸张的手法进行著作，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封建、暴力的黑暗一面。同样是《郑宛达瓦》这部小说中，著者达普巴·罗桑登得坚参是以宗教高僧的身份借助于宫廷内部斗争的描写，表达及宣传佛教“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猴鸟故事》中，作者也借助了猴子和鸟的矛盾，通过拟人的修辞手法象征了1788年廓尔卡军队侵略，占领了部分地区，表达了对这种残酷的行为的仇恨及民族的热爱。《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莲苑歌舞》等这一时期小说都属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所以从藏族文学史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之间，藏族文学领域内产生了众多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品。

人们的社会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没有文学实践就没有文学原理。所以没有引用“魔幻现实主义”这一概念之前，在藏族文学领域内早已产生了这种文学现象。

二、藏族现实主义的成熟过程

上世纪末出生的藏族青年学者端智嘉对藏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尤其在藏族文学方面，展现了更为突出的表现。他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称作“新文学的先驱者”。藏族新文学不仅是指自由诗歌，而且还有现实主义新小说。一般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由小说内容和结构进行分类的。在藏族文学史中，切合实际情况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是从端智嘉开始创作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现实主义文学可以说是从他开始形成起来的。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混乱时期。端智嘉把当时社会背景作为题材，详细地描绘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来反映当时社会的现状和形象。著名藏族当代文学评论家斗拉加对端智嘉的小说如此评价：“不仅小说本身有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而且作者很细心地思考了藏族社会的内部矛盾，况且还有批判精神。所以《活佛》这篇小说，是过去或现在都在讨论。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就是文中能感受到藏民族的风俗习惯，特别是农牧民的浓郁的生活。” iii 小说开头由阿克尼玛的情况和儿媳吉姆先早起取水的情景，还有活佛的卧室等进行细节的描述以及表达人物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动作。文中人物的语言都充满了地方色彩等特点，使小说更贴近了现实生活。作者赞扬了藏民族对的精神，通过谏诤假活佛和贪官的卑鄙行为，批判了当时社会的厌恶现象。同样在《被霜摧残的花朵》中，作者反对了孩子在胎时就已订婚的封建思想，树立了自由爱情的重要意义。《骨肉之情》也是端智嘉的代表作之一，文中讲述了年老体衰的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儿子离开父亲四处流浪，最后他懂得了父亲的苦衷和对他的爱，回到家时才知晓父亲逝世的消息，悲痛至极的一个情节。《猖獗的儿媳》中，以更端桑姆为中心人物，批判了社会上的不道德行为。更端桑姆与藏族传统社会的其他女性不同，缺乏善良和朴素之美，作者把她作为切入点，暴露了现实生活中对老人的歧视态度。

一般把人物、环境和故事情节称小说的三要素，一部完整的小说中三者缺一不可。一个典型的人物是要靠典型环境中塑造和描绘的。端智嘉的所有小说都是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没有前期小说那样含有神奇的神话色彩，通过典型的人物和环境来反映藏族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作品。

三、藏族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端智嘉的作品在藏族文学领域中深受影响，甚至启发了好多年轻学者从事写作的道路，特别是小说方面，大多数作家转而依据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如安多方面，有著名小说家斗本加的《宁静的草原》和才让东智的《热落》、《狂风呼啸》，杨措吉的《草原日记》等相续产生了极有影响的作品。改革开放以后，藏族文学界诞生了很多文学刊物，为新一届的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在卫藏方面也逐步出现了很多现实主义小说家，例如有扎西班登的《贫困家庭的苦难》和旺多的《斋苏俯密闻》， 朗顿·班觉的《绿松石》，丹巴雅杰的《远方的黑帐篷》，扎西达瓦的《是我家》，次仁央吉的《山顶之云》等。康区有阿来的《尘埃落定》和降边嘉措的《格桑梅朵》、《十三世达赖喇嘛》，益西单增的《幸存的人》等，这些当代小说都充满现实主义色彩并高度反映藏族社会的现实生活，在艺术思维和创作方法等方面呈现出独特的民族心理特质和语言文化特色，是藏族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大坛内的亮点。

关于藏族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李太加先生说：“例如，《米拉日巴传》里，米拉的母亲是个对敌抱恨和善待亲人，心胸开阔及聪明能干的女人，是个吃苦耐劳的典型藏家女孩的形象，反映当时社会上人和人之间的交接状况。” iv从此文种能看出李先生通过米拉母亲的形象把整部小说归化为现实主义。我们把文学分类时作品的结构和人物形象结合分析才能划分，而不能以某些人物刻画的角度来总结和定义。我们在分析作品时要注意文学的真实性或现实性，所以不能不否认现实主义在藏族文学领域内早已产生狭义观点。虽然米拉日巴等人是历史真实人物，但他一人盖了九座房屋等情节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反映了他对求学的迫切愿望，也依据为一部完整的魔幻现实主义而不是纯现实主义作品。所以，在藏族文学领域中，魔幻现实主义早已产生，但真正意义上的纯现实主义文学是由端智嘉开始形成的。

总之，回顾藏族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现实主义在藏族文学内的发展序列划为以下阶段：即第一，从《勋奴达美》的产生到和平解放，再到1978年改革开放为止，人们对残酷的农奴社会和封建传统思想的不满，以及外界社会的侵略并迫切向往一种安宁的理想国，导致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大量出现。第二，1978年到1985年，以端智嘉为代表的很多年轻学者对当时藏族社会的腐败现象基于批判，暴露这种丑陋的行为，即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形成。第三，端智嘉时期至今，由于文学艺术的发展，越来越倾向于超现实主义。

端智嘉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后，很多年轻作家陆续迈步投向了这一道路。可以说藏族文学进行了一次大转变，即从神话的、虚构的、神奇的浪漫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到现实的、客观的、实际的纯现实主义。从改革开放以来现实主义在藏族文学领域内广泛应用，并且取得丰硕成果，已成为当代藏族小说的最主要的创作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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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耿予方.藏族当代文学史[M].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

[3]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M].花城出版社，1986.

[4]胡全章.传统与现实之间的探询[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5]高作智.小说探秘[M].大连出版社，1990.

[6]端智嘉.顿智嘉小说集[M].民族出版社，1997.

注释：

i以群.文学的基本原理[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 251.

ii 高尔基.论文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13.

第4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新疆文史论集》出版 李飞

民族语文杂志社第七次学术交流会纪要 本刊记者

《鄂伦春语研究》出版 凌兮

从核心词看汉语和藏语缅语的亲疏关系 金理新

彝族古地名ma21 ne33 (Zi)21 (ts)hi33考释 普忠良

七百弄壮语表示性别的词 蒙凤姣

沉痛悼念著名语言学家王辅世先生 《民族语文》编辑部

敦煌莫高窟北区B159窟出土回鹘文《别译杂阿含经》残卷研究 张铁山

哈萨克语知情语气助词 张定京

第34届国际汉藏语言暨语言学会议在昆明举行 王广吉

有关朝鲜语词类问题上的不同观点评析 金日，毕玉德

《朝鲜族双语现象成因论》出版 立禾

扎话概况 李大勤，江荻

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的关系探究--正音字母来源揭示 照那斯图，宣德五

关于蒙古语人称代词词干变格问题 哈斯巴特尔

契丹小字《耶律智先墓志铭》考释 赵志伟，包瑞军

法国选出世界100种引用率最高的语言学期刊 吴清河

南方汉语古越语底层问题新探 龚群虎

壮语中古汉语借词及汉越语与平话的关系 蓝庆元

临高语黎语关系词的文化内涵 刘剑三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计算机词典编纂短期培训班暨研讨会在京举行 普弛达岭

克木语概况 陈国庆

《语言与人类:中华民族社会语言透视》简介 斯钦朝克图

《维吾尔语罗布话研究》出版 蒋佩春

藏文前加字*(h)和上古汉语的鼻音前置辅音 薛才德

《唐蕃会盟碑》藏汉对音里下附小阿(h)的语音意义 郑张尚芳

"於菟"之"菟"的同族词及其同源词 周及徐

蒙古语主要方言的声学和音律特征分析分类 伊·达瓦，大川茂树，白井克彦

重新认识汉语借词在越南语中的地位和作用 阮江灵，亓华

对共同阿尔泰语肯定动词*ba-～*bi-和否定动词*a:-～*e:-的探索 力提甫·托乎提

中国《突厥语大词典》学术讨论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塔伊尔江

阿尔泰诸语句法类型及副动词范畴 许伊娜

关于女真语研究 朝克

动物观念的实现方式与普遍性问题 马清华

茶洞语概况 李锦芳

第五届泛哑语言学会议在越南胡志明市召开 陈伟

开创新世纪民族语文工作的新局面 孙宏开

羌语构词词缀的某些特征 黄布凡

藏语的行为动词和行为结果动词 周毛草

浙江景宁畲话的语音特点 赵则玲，张尚芳

第35届汉藏语暨语言学国际会议在美国召开 田静

说"深层对应"--答丁邦新、聂鸿音两位先生 邢公畹

《民族语文》荣获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评选优秀奖

契丹小字《韩敌烈墓志铭》考释 唐彩兰，刘凤翥，康立君

古代回鹘文文献中的ulu∫一词翻译辨误 李树辉

台湾举办汉文佛典语言学研讨会 照照

"兀鲁思"(ulus)词源考 阿不里克木·亚森，沈淑花

《中国民族语言学理论与实践》出版发行 闵文

维语书面语口语职位称呼的差异和运用 哈力克·尼亚孜

中苏建国初期少数民族文字创制比较 周庆生

蒙古文网络信息技术处理的对策 华沙宝

第8届国际喜马拉雅语言会议在瑞士举行 禹岩

民族语文工作纪事(2000年12月--2001年12月) 郭阳，普忠良

求吉藏语的语音特征 孙天心

壮语量词的语法双重性 薄文泽

《十二国》的西夏文译本 孙颖新

李方桂:中国民族语言学的奠基人 王启龙

"马蹄"源于古台语质疑 廖扬敏

民族多媒体信息系统及其语言数据 郑玉玲

元代文献中"一般"和"也者"的特殊用法 祖生利

台湾举办声韵学学术研讨会 照照

朝鲜王朝的汉语研究及其主要成果 李得春

濒危的三家子满语 季永海

敦煌莫高窟北区出土三件回鹘文佛经残片研究 张铁山

哈萨克语名词修饰语的语序特点 王远新

噶玛兰语概况 曾思奇

《玛曲藏语研究》出版发行 旺宙

民族语文工作纪事(2001年12月-2002年12月) 普忠良，郭阳

景颇语的述补结构 戴庆厦，黎意

《西南村落双语研究》出版 阿龙

古白语贝币名和量词的遗存 徐琳，傅京起

汉语-侗台语的几个端组对应词 蓝庆元

《壮族麽经布洛陀影印译注》出版 中村坡六

汉语-侗台语的几个精庄组对应词 罗永现

"桂北平话及周边方言"学术研讨会在南宁召开 中村坡六

苗瑶民族的自称及其演变 石德富

《蒙古语言文学》更名为《中国蒙古学》 巴图吉日嘎拉

吐火罗人及其语言 耿世民

"首届汉藏语专题(量词)"研讨会在京召开 胡素华，蒋颖

轻动词理论与维吾尔语动词语态 力提甫·托乎提

蒙古语元音的屈折现象 哈斯巴特尔

《华语类抄》词汇体系研究 金哲俊

书面藏语的续连规则及词形变体的自动识别 江荻

汉白文中的"國"及其异体字 陈宝勤

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第七次学术讨论会综述 唐均

民族语文工作纪事(2002.11-2003.12) 普忠良，郭阳

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 朱晓农，Zhu Xiaonong

精母的谐声和拟音 吴安其，Wu Anqi

海南闽语精庄章组声母的塞化与底层语言的影响 辛世彪，Xin Shibiao

几种南亚语的词源统计分析 高永奇，Gao Yongqi

新书消息 闽于

水语的动结式 冯英，Feng Ying

勾漏片的方言归属 李连进，Li Lianjin

壮语方位词 覃凤余，Qin Fengyu

浅谈凉山彝语的语法化现象 唐黎明，Tang Liming

37届国际汉藏语会议在瑞典隆德举行 禹岩，Yu Yan

突厥语历史音变的五条基本规律 李树辉，Li Shuhui

新疆汉语方言中维吾尔语借词的读音 廖冬梅，Liao Dongmei

回鹘语文对契丹的影响 杨富学，Yang Fuxue

苏龙语概况 李大勤，Li Daqing

说"五"道"六" 丁邦新，Ding Bangxin

语言接触与语言区域性特征 黄行，HUANG Xing

被动式标记语法化的认知基础 石毓智，Shi Yuzhi

语法描写框架及术语的标记 黄成龙，Huang Chenglong

"迹"字不从"亦"声申说 陈英杰

论语言接触对苗瑶语语序类型的影响 李云兵，Li Yunbing

藏缅语数量短语的演变机制 杨将领，Yang Jiangling

关于壮语量词的词头化 覃晓航，Qin Xiaohang

如何下载国际音标和格式模板

儋州方言中的侗台语词 符昌忠，Fu Changzhong

南方民族语言与文化研讨会综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语言政策--1949年以来理论与实践》出版 阿龙

西部裕固语中的藏语借词 杜曼·叶尔江，吉合台，Duman Yerjan，Jihetai

第5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方法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7-0082-03

党的十报告中再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大众化的工作将继续深入推进，我们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全军、并且以此教育和指导人民。如何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实践是第一性的。只有通过实践才能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大众化的传播过程也就是让少数民族群众以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去理解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加强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传播工作，有助于增强民族地区团结、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

一、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概况

（一）地理概况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全国十个藏族自治州之一，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甘肃省西南部三省交界处。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000米以上。自治州成立于1953年，现下辖七县一市，州内有藏、汉、回、土、蒙等24个民族，总人口68.97万。其中藏族37.85万，占总人口的55.6%；农牧业人口54.56万，占总人口的80.2%。

（二）经济概况

当地经济近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13年全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8.89亿元，但是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与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滞后直接影响其教育等方面的各项发展。

（三）教育概况

全州共有各级各类学校496所，其中：小学440所，普通中学42所，职中7所，中专3所，特殊教育学校1所，高等院校1所。中小学及幼儿园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和幼儿80000人。其中：藏族学生和幼儿63000多人，占80.9%。其中开设藏文课的学校大概140所左右，占全州中小学数的29.3%，实行藏汉“双语”教学的中小学生45000多人，占40%。教育落后也是不争的事实，不论是师资力量还是教育经费投资都处在落后水平。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及其实质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所认同、所掌握以及运用的过程。“大众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经过理论上升到实践的过程，整个过程是在动态中进行的。简单地说就是要在语言和表现形式上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生活化、通俗化、简单化、把深奥的理论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势表现出来尽可能地让少数人民群众接受。使广大人民群众能顺利的接受和理解，从内心真正的确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被人民大众接受、认同、理解、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通过大众化展开实践、成为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的过程。

三、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各族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武装思想，甘南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呈现了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传播范围不够广泛、传播媒介单一、传播速度缓慢、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碰撞、双语师资缺乏、专职理论人才匮乏、接受认同停在表面、藏汉文化差异、实际理解和运用有待加强。以上几点形成的原因主要有：

（一）复杂的地域文化及民族成分

甘南州七县、一市分布较为松散，地域文化及民族成分复杂、地理位置各不相同，这些无疑给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的普及与提高增加了困难。同样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事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二）经济、文化发展滞后

甘南州主要以畜牧业为主发展当地经济，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等因素经济发展缓慢，很大一部分藏族群众普遍过着游牧生活，生活环境艰难、条件艰苦。相当一部分群众没有接受过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大众化更无从谈起。

1.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碰撞问题

该地区藏族群众主要信仰佛教，由于长期在的熏陶，再加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欠缺，语言沟通障碍等因素，导致该地区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原因。这就使得藏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接受较为困难。于是，跨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课题被推出了。

2.文化差异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藏汉文化差异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信仰与产生碰撞的问题无法有效的解决，即便是当地的政府官员、基层工作人员，他们虽然也信仰共产主义，但是在问题面前他们也感到迷茫。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宣传很多时候只是表面化，没有真正落到实处。藏族群众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实践中会遇到文化转化问题。这种文化转化工作处理不好就会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隔阂。文化隔阂处理不好就造成了文化认同鸿沟，当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面临着这种跨文化传播的困境。

（三）教育落后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一个国家兴盛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如果教育落后，直接阻碍当地的发展。甘南州基础教育落后，师资水平有限，高等教育发展缓慢，全州只有一所少数民族师范院校，藏汉双语专业除了基本的语、数、外，没有涉及到其他专业。缺乏从事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专门人才，没有双语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专职人才。由此导致当地群众对马克思其人其理论非常陌生。

四、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对策建议

（一）推进藏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要探索该地区如何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路径及方法。提高藏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同水平和实践能力。

1.加强藏族地区各级领导干部和相关职能部门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任何一项政策及思想理论的推行都离不开领导及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同样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在甘南州地区的传播也离不开相关部门的重视。我在178份有效问卷的统计中，竟然有121份的人认为“领导重视”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教育工作的重要举措，占了总调研人数的67.97%。在回答问卷中“您认为本地区在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有135人认为“相关部门不够重视”占了总调研人数的75.84%。首先，党政领导干部要不断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党政机关干部要能以较高水平理解和掌握并且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对广大人民群众有很大的示范作用。首先，领导自己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进而才能更好地去推动发展和传播。其次从自身上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这样才能实事求是的根据当地情况去开展传播马克思大众化工作。

2.根据各县实际情况建设符合当地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团队。有计划、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对当地藏族群众开展宣传工作，比如，对当地牧民群众开展此项教育可以根据他们易于接受、或者乐于接受的方法去宣传，在村里或者乡里找到双语工作者并且了解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工作者，让他们给当地群众进行宣传，然后联合这些已经初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群众组成团队，对更多的人去宣传马克思其人其理论。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实际去开展工作，当然，最初不能对宣传工作抱有太高的期望，但是最基本的也让他们知道或者了解马克思这样一个人或者他的一些理论。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光靠某个部门是行不通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部门的配合一并完成这项工作。为了把本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落到实处，一定要把所有相关力量调动起来，让其参与到本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当中。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的工程。没有各部门的支持和配合是不可能完成的。

3.在少数民族地区培养通晓双语的人才力度、加强对青少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培养专门的翻译人才及教育工作者。基础教育的发展直接影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多半都处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尤其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更应该踏踏实实地均衡发展教育，当地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开展此项工作。甘南州藏族群众居多，那么发展双语教育尤为重要，利用双语教学从小学开始让学生慢慢了解马克思主义，编排马克思主义双语理论教科书，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国际敌对势力的渗透无时无刻的在进行。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是他们发展和渗透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缺乏正确的思想意识和正确的是非观。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和办法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青少年进行思想、文化的渗透。这个时期正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时期，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占领他们的思想阵地。在学校的教学过程中，用双语教学方法加强对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教育、集体主义教、革命传统教育、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到他们的头脑中。在高等民族院校中设置双语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现在看来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重要渊源之一。

4.加大少数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宣传力度，利用多种传播媒介，实现传播常态化。一种理论或者思想被多人接受或者熟知并且维护，这与他的宣传力度有很大的关系。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大众化，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普及程度。（1）各县市根据实际情况在党政机关、学校、基层政府等单位经常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制定相应的计划，比如，一周一次或者一月一次，要有详细的计划和周密的安排，不要让这种宣传了敷于是，力争做出效果。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也就落到了实处。（2）建立多种传播形式和多渠道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在民族地区要想深入人心，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接受运用和掌握，需要建立多种形式和多种渠道的宣传方式。通过学校定期培训、广播电视网络、当地日报如《甘南日报》设置专栏等方式方法。（3）除此之外，当地民间力量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些德高望重并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熟悉的老人及长辈对身边的朋友、亲人、进行宣传，我们的基层工作人员要善于发现具备这种素质的人才。宣传过程中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进行。避免庸俗化、教条化、适当地运用藏语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册，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中，要不断地探索宣传的新路径和方法。

5.各县市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制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的相关制度和政策，完善软硬件设施，有相应的扶持政策。甘南州自然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较为贫困，因此没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工作的软硬件配套设施上，缺乏专门的场所，没有多余资金购买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的书籍，也不能组织专门的翻译人才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队伍。甘南州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中，必须要投入一定的硬件和软件设施作为载体，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行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的大众化。

五、推进甘南藏族自治州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意义

（一）理论意义。民众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取幸福，为全世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而诞生。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民族观、群众观都是以党的方针政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推进民族地区的和谐稳定，发展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事业。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适应时代的民族理论、民族观、民族政策、让他们真正的获得全面富裕的安康，和谐稳定的幸福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的真正目的和最终归宿。

（二）实践意义。促使民族地区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相关的民族政策、运用其理论武器和精神力量，开阔眼界，开拓创新，抓住当今发展的最好时期，加快该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是当今甘南州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推进民族群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民族地区的有关问题。总之，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工作意义深远而重大。

参考文献：

[1]夏铸.抓住西部大开发机遇加快促进民族教育事业发展[J].基础教育改革动态，2001（15）.

[2]唐曼莲.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意义重大而深远[J].全国商情：经济理论研究，2010（12）.

[3]汤超珍.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D].桂林：广西师范大学，2009.

[4]温岳鹏.少数民族地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思考[J].群文天地：下半月，2012（4）.

[5]赵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及其关系[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6]吕学芳，郑流云.试论民族地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影响因素及实现路径[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5）.

第6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藏族；天葬习俗；人生礼仪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091-07

天葬是藏族人生礼仪中重要的通过仪式之一，是藏族特有的丧葬形式和藏族民众普遍接受的人生终结处理形式。“仪礼具有共同的意义就是都可以使人实现从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1]。天葬习俗研究是藏族人生礼仪研究的主要内容以及藏族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天葬（bya-gtor）、（dur-khrod-du-skyel-ba），意为“喂鸟（鹰鹫）”、“送尸去丧葬场”，因而称之为天葬应更名为“鸟葬”或者“鹰（鹫）葬”更符合其文化内涵。① ①天葬习俗相比较与土葬、水葬、树葬等丧葬习俗而言，概念含混而模糊，不能直接从字面上给人以明确的印象与理解。“天葬”这一名称使用范围较广，有的学者把树葬、悬棺葬和内蒙地区的“野葬”统称之为“天葬”。《滇南新语》：“悬尸山树之极巅以风，曰‘天葬’”。孙进己、千志耿称东北地区的树葬为“天葬”，参见孙进己，千志耿.我国古代北方各族葬俗试析[J].东北师大学报，1982（3）：98.前苏联学者托卡列夫、托尔斯托夫也将澳大利亚的树葬称作“天葬”，参见（苏）C.A.托卡列夫、C.N.托尔斯托夫主编.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　[M].北京：三联书店，1981，307-308。熊坤新，陶晓辉.天葬起源之探索[J].研究，1988（3）：98.夏之乾.关于鸟葬产生的地域问题[J].民族研究，1996（6）：40-41.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249.等论文和著作中，都分别从不从和角度说明和论证了“天葬”亦作“鸟葬”更符合藏族这种丧葬习俗的文化内涵。当然，藏民族除了天葬习俗以外还，还有塔葬、火葬、土葬和水葬等丧葬形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初始阶段因天葬习俗独特的文化内涵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经过研究拓荒期和高潮期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缘于天葬习俗对尸体独特处理方式和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定严禁参观拍摄天葬，对于天葬习俗研究只停留在一般的介绍性层面，天葬学术性研究进入停滞期。近年来，随着研究视角多样化以及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逐步开始应用，更多学者参与到这一专题研究队伍中来，并出现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学术成果。针对国内天葬习俗研究成果缺乏系统梳理的状况，现就近30年来汉文天葬习俗研究成果和动态分类予以回顾和总结，以期为今后进一步开展天葬习俗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天葬习俗研究的专著

近30年来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专著极少，主要原因是很多研究者不通晓藏文，受到地域环境和以及天葬过程的血腥等条件限制，无法收集到第一手资料。目前能看到的仅有以下几本：首推尕藏才旦，格桑木《天葬――藏族丧葬文化》研究藏族独特葬俗的专门性著作。介绍了的葬俗现象，通过对藏人丧葬礼仪的讲述、研究，挖掘了青藏高原的开拓者――雪域藏人的风俗，探讨他们从远古迄今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以及演变发展历史[2]。本书还在介绍青藏高原塔葬、天葬、水葬、火葬、土葬等仪式的基础上，从历史、生存地理、生活生产、经济文化、、美学心理、价值观念等方面剖析藏族丧葬的真实面貌和深刻内涵，但对天葬习俗的研究却并没有定论，其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等方面关系研究有限。另外有关天葬习俗的研究都包含在一些著作的相关章节中以介绍为主，如夏之乾《中国少数民族的丧葬》相关章节对天葬习俗的叙论；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一书中“天葬漫谈”；[3]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一书第六章“葬俗文化”[4]等著作。以上研究者对宗教民俗文化乃至中国少数民族文化都非常熟悉，又研究者为藏族、或从事藏学研究的资深专家、或曾在藏区从事长期调查，收集了大量的一手资料，对天葬习俗有深刻独特的体会，故而能够著述较为科学的研究成果。

二、天葬习俗研究的学术论文

（一）天葬习俗形成及变迁研究

1.对天葬习俗的概括性研究。对天葬习俗的概括性研究主要包括对天葬从不同角度进行的全面性的小综合研究，非属天葬习俗研究大专题下小专题研究。改革开放后，杨效平开启了天葬习俗研究的先河，他在《天葬新议》认为天葬习俗是藏族一种特殊的丧葬仪式，在青海各地藏族中也普遍流行。论述了天葬习俗的历史渊源，认为大凡风俗总是递相延传；天葬习俗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礼俗，并非偶然的社会现象；葬俗非孤立而是反映社会生活和宗教观念的风俗现象。还介绍了1979年4月北京中山公园主题《自然・社会・人》影展中的“天葬”近景照情况[5]。该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最早研究天葬习俗的成果。王康《藏家人生礼仪点滴》相关部分简介了寓意深邃的天葬习俗仪式过程及寓意，认为天葬习俗是藏族人传统心目中对自然界“天”崇高敬意及佛教化和理想化了“极乐世界”的向往，通过施行天葬习俗达到让死者借助“神鸟”双翼而升天之目的，迎合了第一代藏王从“天”而降完成使命返回的初肇[6]。其研究文献引用率很高。汤惠生《藏族天葬和断身仪轨源流考》认为天葬习俗是与“断身”相关的丧葬习俗，天葬习俗是一种“断身”的变异形式，其本质文化内涵同样也是“再生”[7]，研究视角独特。马志华《试析藏族爱情叙事诗中的天葬习俗》用民俗学视角，以《上达奈沟与下豪仓川》、《奔仑姑娘》等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与地方特色藏族爱情叙事诗为例，以叙事诗学的研究视阈，通过对叙事诗中传达天葬习俗信息的民俗素，民俗链等民俗单位的分析阐述其中印证的天葬习俗，为天葬习俗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民俗学视角。此类概括性研究的文章还有：林志《亡灵驾鹰上云天――巴塘天葬台及玉树藏族天葬文化》、沈跃萍《藏族神话及其远古丧葬习俗》、次仁德吉《独特的天葬习俗》、黄林《天葬青海藏人的再生圣礼》、苗凡卒《天葬――让光荣随鹰背苍茫远去》、丹增才让《热贡地区的丧葬简述》等。

2.天葬习俗形成的原因研究。虽然前人在对天葬习俗进行概括性介绍的同时也涉及天葬习俗的形成原因，但是研究有限。到20世纪80年代，对天葬习俗形成原因的研究才进入了一个高峰期。吴均《藏族的天葬与所谓“戴天头”》认为藏族古代社会受苯教的影响，佛教传入后，天葬习俗为佛教吸纳融合，因佛教在的弘扬和传播，天葬习俗成为后来藏族地区普遍采用和流行的葬仪，为探究天葬习俗成因提供了新视角。熊坤新，陶晓辉《天葬起源之探索》以大量详实资料为基础，从四方面论述了天葬习俗的起源及演进历程，得出天葬习俗并非起源于佛教的结论。以上两文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比较早的和具有代表性的探索天葬习俗起源的研究成果。与之相关研究还有宗政《葬俗疏议》和蔡景峰《天葬》。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藏族的天葬习俗受到来自中亚的祆教的影响，火祆教普遍实行天葬。90年代初期，林悟殊《火祆教的葬俗及其在古代中亚的遗痕》以大量的详实史料分析论述了天葬习俗的沿革情况及其在古代中亚地区的一些遗痕，其中涉及天葬习俗在敦煌卷子中和佛教经卷中的遗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古代该教以及天葬习俗的传播情况。霍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据资料撰文《天葬风俗起源辨析》认为天葬习俗风俗可能是受到来自中亚古代民族、尤其是“拜火教”的影响所致，印度的天葬之源与天葬习俗应该是同出自一源，都是来自古代中亚波斯拜火教葬仪的影响，但是没有充分地论据可以证明，为天葬习俗是受印度的影响而产生[8]，并用资料予以佐证和旁证。该文推动了学术的争鸣和研究的深化，时至今日这一观点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是关于天葬习俗起源新的代表性成果。相关研究还有阎振中《光荣随鹰背苍茫而远去――天葬及其起源》分上、下两篇详实的论述了天葬习俗的临终关怀、中阴超度、天葬习俗仪轨、天葬台及其形成、天葬师及其生活、鹰鹫、天葬习俗的形成、天葬习俗与宗教的关系、天葬习俗与医学等内容，并对天葬习俗的起源推演和验证。作者以大量一手资料详细描绘了一副天葬习俗全景并叙论了其对天葬习俗独特的见解，是全解天葬习俗不可缺少的成果。边巴琼达《浅析天葬习俗的成因及文化含义》、杜林渊，崔炜《藏族地区的丧葬习俗》、高浩《藏族天葬习俗探微》和李苗苗《藏族天葬源起及文化价值探析》的研究共识是天葬习俗与自然环境、及社会经济文化关系密切，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社会关系的调适，倡导平等地尊重和保护藏民族的丧葬风俗习惯，其研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余仕麟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史志资料撰文《藏族传统社会天葬习俗的缘由辨析》，认为天葬成为一种习俗与佛教传入吐蕃有关，但并非直接源于佛教教义。在从五个不同角度分析后又从佛苯斗争、佛教教义、印度葬俗的影响和生态环境四个方面论证认为天葬习俗成为葬俗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种探索社会生活的实践活动，为我们认识天葬习俗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全面而详实的图景，是最新的关于天葬习俗的缘由辨析的研究成果。

3.天葬习俗的文化变迁研究。变迁研究是文化研究的永恒专题，天葬习俗文化变迁研究更是不例外。1793年　（乾隆五十八年），清朝统治者为了革除藏族的天葬习俗，广贴告示禁止藏族实行天葬。曲青山是比较早从历史角度关注天葬习俗变迁的研究者，其《1793年地区丧俗改革述略》在梳理丧俗改革史料内容的基础上认为清朝统治者倡导“以重人伦，以厚风俗”的丧葬改革以失败而告终的主因。该文是为数不多且较早研究地区丧俗改革的文章，代表对历史解读的又一观点。十年后，张窗《丧葬风俗的演变及其原因》运用考古工作所提供材料和调查资料，结合部分文献记载论述了早期的丧葬风俗是土葬，天葬习俗是从印度传入的外来葬俗，佛教传播是新葬俗取代旧葬俗的重要条件，天葬习俗流行的自身社会条件，佛苯之争在葬俗演变中的作用和自然条件对葬俗演变的制约。研究认为虽然天葬习俗在藏族地区的兴起，变化令人瞩目，但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道相合的，这种变化是各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曲折地反映出复杂的政治、宗教等社会的背景和自然经济状况的发展轨迹。其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并广泛应用。安雪芸的《藏族丧葬礼仪中的文化变化》从人类学文化涵化的角度论证了天葬习俗形成的涵化反应是A+B=C：即A为传统的苯教文化，B为传播来的佛教文化。A与B产生文化汇融形成新的占主导和支配地位的文化C即天葬习俗，该文是用人类学方法对天葬文化变迁研究较早成果。

（二）多学科视阈下的天葬习俗研究

1.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白玛措以人类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撰文《由丧葬仪礼到文亿变化接受的比较研究》以“文化型式”（Culture　type）中最为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作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透视圈[9]，论述了天葬习俗仪式过程及天葬习俗包含在文化自身内部的两个主要因素。认为作为丧葬“文化型式”中的许多“文化特质”至今仍有着对佛教传人后汉、藏文化对这种新文化要素的不同反映，证明文化中的“政治力”和“经济行为”是决定文化传播发生时涵化反应结果的重要因素。该文是相对较早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天葬习俗的成果。阙岳用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方法撰文《藏族丧葬习俗的文化人类学分析》，从藏族特有的生态环境、本教、佛教和汉文化等民族文化背景和葬俗的社会功能两个方面，对藏族以天葬习俗为主的丧葬习俗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归结出藏族丧葬习俗所承载的伦理教化、心理平复、调适社会关系和生态环保四项主要社会功能，是应用新方法对天葬习俗研究和探索。李志农以文化边缘的视阈撰写《文化边缘视野下的云南藏族丧葬习俗解读――以德钦县奔子栏村为例》认为地处德钦县奔子栏村的藏民因不具备天葬和火葬的条件，而毗邻金沙江的便利使奔子栏一带的水葬也被视为与天葬一样是利他施舍、以身祭祀神灵、获得新生的丧葬方式。用田野调查文本资料呈现了天葬文化由藏文化的核心地带向处于汉藏文化边缘地带传播，因文化多元性和地域性变化以及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后，对于藏民，对于生态、人文环境以及历史文化的变迁适应，生与死的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与调适展演，是典型的“民族志”式研究。藏拉以调查材料为基础的《略论玉树地区独特的丧葬文化――天葬》认为天葬习俗是对“人”的重塑与回归。贵赛白姆以人类学的视角，利用罗布特・海孜提出的“丧葬礼仪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间的三角关系”[10]分析方法在其文《试析拉萨藏族丧葬传统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之间的三角关系”》中，就拉萨藏族丧葬习俗不同阶段的仪式的初衷和人们对于这些风俗的理解进行分析和阐述。总览以上研究为我们全面地了解天葬习俗、藏民族及其文化发展沿革提供一个窗口。

2.天葬习俗与医学发展的关系。前人的研究大多是从民族文化的角度研究天葬习俗，洛嘉、温志大另辟蹊径，从医学的角度对天葬习俗展开研究。洛嘉《藏族天葬与古代解剖学》认为天葬习俗使藏族人民有机会较早获得较多的人体结构、人休解剖、人体胚胎形成和发育等知识。藏族的天葬习俗为古代解剖学的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并与国外解剖学发展对比，是较早从天葬习俗与医学发展的关系视角解读天葬习俗的研究成果。温志大以一个科班出身医师的视角运用大量详实的史料和资料把《天葬习俗与医学科学的发展》置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及葬俗宏观背景下审视，并论述了天葬习俗活动与医学科学的发展历程，藏医在胚胎学等领域里都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世界医学史上罕见奇迹，也为医学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高原医学的研究中，天葬习俗活动也为临床病理诊断提供了极为可靠和难得的解剖资料。该研究具有独特的视角和现实意义，为人们正确认识天葬习俗的实践意义提供了坐标。同时也为医学人类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医学结合的交叉学科研究树立了典范，促进了医学人类学的发展以及学科本身向着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

3.天葬习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藏族地区是我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东部在发展经济时的那种以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短暂发展的做法不能用于西部，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对天葬习俗进行研究就成为学者的共识，也为生态人类学发展的提供了宽阔的拓展领域。除了有关文章涉及生态环境的论述外，专文论述有许劭立的《地理环境与葬俗》，认为不同的地理环境直接对葬俗产生着影响，是较早关注地理环境与葬俗关系的专题性研究。夏之乾《关于鸟葬产生的地域问题》论述了“天葬”命名、起源、成因、地域归属问题，认为对于鸟葬地域问题讨论的实质是把鸟葬产生的地域统统地归之于一元论和文化传播论，即先是在一个地区产生，而后再向其他地方传播，该研究具有一定的广度和深度，文献应用率较高。韦韧等《丧葬习俗的地理学研究――以天葬为例》分析了90%　以上的藏族同胞接受天葬习俗的主要原因，并认为天葬习俗在节约土地、净化环境、保护资源、在促进社会文明方面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三）天葬习俗研究的其他专题

1.天葬师研究。天葬习俗离不开天葬师，他是天葬习俗得以传承的灵魂人物，维系着天葬习俗的各个重要环节，然而却没有专题研究。2000年后有学者开始研究，主要是以民族志的形式体现出来。格央《天葬师》展示了一个无名天葬师一生的生活，是这一阶段研究天葬师的第一人，为我们全面了解天葬师的生活提供了感性材料。何永胜以人物传记式书写了《天葬台操刀手》，记叙了旦日杰措在解放前后由天葬师转变成为可里西昂草原第一个革命军人后的变化，为认知天葬师随着时代的变迁展演了一副全景画面。类似研究还有唯色以一手资料《天葬场与天葬师》叙论的共产党员天葬师、柯拉乡畜防站的站长仁青的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被《意林》转载张德宁的《飞向天空》展现了索朗平措作为职业天葬师的内心世界、情感变化及其作业过程。佳琪《藏族丧葬文化中的关怀意识》等成果对此专题也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2.天葬习俗与藏民族信仰关系研究。天葬习俗的产生和形成是如前所述是诸多因素多位一体、协调作用的产物。闵文义从苯教、佛教、火祆教等对天葬习俗的影响角度撰文《天葬形成的宗教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认为天葬习俗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物质条件就是青藏高原独具特色的自然生活环境。该研究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和代表性，是较早关注天葬习俗与民族信仰关系的专文，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从该文较高的文献应用率可见一斑。俄项多杰比较水葬、土葬、火葬和天葬习俗等藏族丧葬习俗及功能成文《佛教思想影响下的藏族丧葬习俗》，阐述了与佛教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藏族独有的丧葬文化特性，特别揭示了天葬习俗对环境保护、人与动物协调共生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和谐共生意义彰显其中。

3.天葬习俗之天葬台、颅骨墙及相关研究。颅骨墙、天葬台及相关研究是天葬习俗研究值得关注的内容，多以图文结合形式介绍了各地情况。唐不甜《在中国藏区看天葬（Celestial　Burial　in　Tibetan　Inhabited　Area）》以图文形式介绍了林芝地区的天葬习俗、天葬台、鹰鹫、天葬师和天葬过程，是国外研究者关注天葬习俗并在国内刊物上发表的研究成果。相关研究还有詹建军《神秘的达木天葬台――纪行之三》和李路阳《自愿做天葬师的普尔古》。达摩寺“多多卡”天葬台和其院两面墙上镶嵌的颅骨，称之为“颅骨墙”或者“骷髅墙”，张国云《藏北神秘的骷髅墙》做了相关介绍。相关文章有沈海清《“历险”藏北颅骨墙》。有关天葬台及相关研究有孙雅楠《在天葬台脚下》、塔热・次仁玉珍《天鹰的天葬台》、马晨明《鹰鹫，震撼人心的聚拢――关于天葬的随笔》，这些图文并茂的成果为我们全面认知天葬习俗缩短了视距。

4.硕士论文专题研究。以人类学“礼物”研究为切入点，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民俗研究方向藏族硕士生南措姐的硕士论文《藏族人生礼仪馈赠礼俗研究――以青海安多赤噶（贵德县）藏区为例》，以赤噶藏区藏族人生仪礼中的馈赠习俗田野调查资料为中心点，全面详实地论述了赤噶藏区人生仪礼中礼物交换的过程，其中相关章节涉天葬习俗及死者亡灵祭献的祭品的论述。论文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的新的视阈和方法，利用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资料支持论述。西北民族大学伦理学专业民族伦理学方向汉族硕士研究生高洁的硕士论文《藏族天葬文化的伦理意义研究》从天葬习俗文化中的宗教伦理思想、环境伦理思想、生命伦理学、天葬师的职业伦理、天葬习俗对于医学的贡献等方面论述了藏族天葬习俗文化的伦理意义，探索了天葬习俗对于当代社会厚养薄葬、环境保护、殡葬事业改革、天葬师的奉献精神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启示。本着传播民族文化，加强民族间沟通，进而促进民族团结、构建和谐社会之目的，呼吁天葬习俗文化对促进社会文明发展有特殊意义，应予以理解和尊重，论文分析论证充分，是结合了典型性和现实性的专题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三、天葬习俗研究的特点与问题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于天葬习俗研究随时间整体呈现出正弦曲线变化趋势。虽有专题性和相关著作问世，但是研究专著和深入程度有限。对其研究从20世纪80年初才开始进入拓荒期，出现了一些代表性成果。90年代步入了发展期和高潮期，研究成果相对颇丰但尚未达到成熟期。2000年进入缓滞期，除个别专著以外论文多以介绍为主。20092010年开始，民族志和硕士论文对天葬习俗的研究关注代表了一定的发展趋势。可以说天葬习俗的研究前景非常广阔，有待于我们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近30年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专题从基本的天葬习俗名称、天葬师、天葬台、仪轨到天葬习俗的形成，从天葬习俗的变迁到其与人文关怀，从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到天葬习俗与医学的发展研究，从天葬习俗与地理生态环境的关系到其与民族信仰的关系，天葬习俗的伦理意义等相关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各个研究主题都有一些代表性研究成果。自2010年以来研究生对天葬习俗已有涉及，增添了活力。梳理相关的研究主题和内容可谓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尤其是对于天葬习俗的基本研究和天葬习俗成因探索占据了30年研究成果的大部分。对于天葬习俗研究方法由传统的学术研究逐步向应用民俗学、人类学、地理学、医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转型。尤其是21世纪以来，人类学理论及田野调查方法的应用，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概而言之，对于天葬习俗的研究由传统研究范式逐步向新的范式过度，尤其是代表科研的生力军的硕士生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来完成研究，代表着未来的研究趋势。研究人员方面，囊括了藏、汉两族各级、各层次的人员，有藏学、考古、民俗人员，各级社科院研究人员，高校的教职人员和硕士生、专职医师，甚至还有国外学人都是这一研究队伍的组成者，学科背景各有不同，甚至有些拥有多学科知识，这为天葬习俗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众所周知，藏学研究的资料在某些方面是非常有限和难以搜集的，而对于天葬习俗的资料整理更是如此。近30年以来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资料利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20年的资料来源以对历史资料的发掘和应用为主，后10多年以来的新资料主要来源于田野调查资料。用田野调查法获得一手资料，这是天葬习俗研究的在资料方面由历史资料整理向新资料收集转型主要特点，新资料的调查整理为天葬习俗研究的创新提供广阔的空间。在天葬习俗研究的理论选择上，由单一传统理论和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向以之为基础多学科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如以“文化型式”（Culture　type）中最为基本的单位“文化特质”（Culture　trait）作为比较研究的立足点和透视圈、文化人类学整体观的理论方法、文化边缘地带传播理论、“丧葬礼仪中的灵魂、尸体与死者家庭间的三角关系”分析理论、人类学文化涵化反应是A+B=C等理论来研究天葬习俗，进一步强化了理论的应用和研究。

近年来对天葬习俗的研究日渐走出结合资料，以“天葬习俗及基本研究”和“天葬习俗起源与成因”为主单一主题的研究范式，逐步结合田野调查资料为主与多学科新方法应用的范式，开启了21世纪以来天葬习俗研究的新视角和新领域。但要确立传统研究与人类学研究相结合，以“民族志”范式来研究天葬习俗文化，还需要不断的实践、反思和总结。换言之，从历史层面对天葬习俗文化内容和形成的研究相对比较集中，而对现实层面，尤其是建立在对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天葬习俗文化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进行的研究，则相对缺乏，有待加强和完善。如前所述尽管天葬习俗的研究内容已经形成了很多的专题，但亟待拓宽和加深，尤其是天葬习俗与临终关怀、天葬习俗的伦理意义、天葬习俗的人类学研究，天葬习俗与民族信仰关系、天葬习俗与和谐社会建设，天葬习俗的未来发展等现实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题领域，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关于天葬习俗研究的资料需要研究者更进一步的发掘和整理，沉寂与其他史料中的有关天葬习俗的资料和邻近地区、国家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尤其是藏文史料的翻译和应用需要加强。在新资料的获取方面，田野调查方法是获取一手资料的有效方法。藏、汉、英等多种文字的研究资料和田野调查获得的新资料并予以综合使用，对于天葬习俗研究的创新将起到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综合近30年来对于天葬习俗文化事象的研究成果较多，虽然已对人类学等学科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引用与创新，但是其广度和深度不够，而结合天葬习俗文化本身特点的特色理论、方法、创新更是少之又少，而对于相关理论的研究很少，理论研究有待加强。与此同时，作为整个天葬习俗文化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地方性天葬习俗文化的研究同样需要加强。天葬习俗包含多样文化特点，以多学科的视阈研究的同时应该加强综合性研究，应用交叉学科和综合研究的方法对这一单一民族文化事象予以研究，全面的认识和解读民族文化，把握其中隐藏的一般规律并用来指导实践。

四、结语

天葬习俗伴随着藏民族一路走来，是一种延绵不绝的认同与实践。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迁，天葬习俗将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是“一种永远的文化”，其研究也将需要不断深入，天葬习俗研究相对文化而言属于一个微观和专题研究，相对于其下的各个专题而言又是一个宏观研究对象，因此，天葬习俗研究在不同的研究场域中就显得既宏观又微观。“事实上，占领死人的世界，也就是为了更有利地占领活人的精神世界”[11]。今后，我们要以文化整体观审视天葬习俗文化，将其置于丧葬文化和民族文化的大背景中，进行多学科全面客观的研究，探究其蕴含的规律，取得更多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从而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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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尕藏才旦，格桑木.天葬――藏族丧葬文化[M].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

[3]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散论[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

[4]　陈立明，曹晓燕.民俗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3.

[5]　杨效平.天葬新议[J].青海社会科学，1980（1）：113-114.

[6]　王　康.藏家人生礼仪点滴[J].民俗，1996（2）：8-11.

[7]　汤惠生.藏族天葬和断身仪轨源流考[J].中国藏学，2001（1）：51-67.

[8]　霍　巍.天葬风俗起源辨析[J].民族研究，1990（5）：39-45.

[9]　白玛措.由丧葬仪礼到文化变化接受的比较研究[J].研究，1999（4）：95-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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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事业;本义新闻学

一、引 言

白润生教授在《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中指出：“少数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来说，应该包括民族新闻，以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民族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以中国少数民族语文传播的新闻机构及其业务活动，少数民族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建设和民族新闻传播的历史发展。”白教授的这一观点，笔者是基本同意的。结合中国少数民族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包括少数民族新闻事业所指范畴，还应将“新闻”的“传播活动”纳入研究视野。

新闻事业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新闻传播活动大量存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后，新闻传播活动更加活跃，在少数民族地区尤其如此。如果少数民族新闻学不研究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而仅针对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做讨论，这本身就是本末倒置的，既不符合现实情况，也不符合少数民族新闻传播的特点。

二、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事业的涵义

新闻事业是指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系统的新闻媒介有组织的采集、报道、评述和传播新闻以影响舆论、服务社会的经常活动。资料显示，到2006年9月为止，我国民族地区的各类报纸已达到 200 多种，共有 99种民族文字报纸和223种民族文字期刊，用10余种民族文字出版。

此外，我国现有出版民族文字图书的各类出版社32家，用20 多种民族文字出版图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广播电台每天用 21 种民族语言进行播音。

(二)新闻事业在少数名族新闻学中的地位

将新闻事业作为少数民族新闻学的研究对象毋庸置疑。实际上，现在学界所从事的理论研究也多是从大众媒介入手的。如张斌的《浅谈如何做好新时期民族新闻报道》，刘亮明的《认识和把握民族地区新闻报道的特点》，刘眷歌、 金林的《浅析主流媒体的少数民族新闻报道——以〈人民日报〉为例》，张通生、马哲的《关于改进少数民族新闻报道的思考》;李勤的《大众传播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阿斯买·尼亚孜、金玉萍的《维吾尔民文党报传播效果研究》，李克的《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新闻媒体从业人员现状调查》等。马树勋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纸概略》，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崔相哲的《中国朝鲜族报纸、广播、杂志史》，林青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电视发展史》等系列专著，使得少数民族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三)少数民族聚居区新闻事业的制约因素

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新闻事业发展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这类地区一般交通不便、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因为缺乏获取发行和广告利润的动力，大量商业性质的报刊不愿将发行点铺设至县级市;同时，在欠发达地区，一般而言，党媒往往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唯一类型的本地新闻媒体，其运作经费主要来源与地方财政收入和上级拨款，由于经济落后，地方财政收入少，本地党媒的内容制作和新闻传播能力受到严重制约;另外，少数民族聚居区因为交通不便，大多数农村居民平时的交际圈仅限于本群族内部，使用汉字和汉语普通话的能力较弱，使得该类地区的居民不愿购买信息产品或媒介终端[1]。

新闻事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发展和应用与当地实际情况有着密切关联，这种关联性往往超越了新闻事业的一般发展规律，显示出了强烈的特殊性。总体来说，对于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研究，学术界已初步形成研究范式，总结出了有效的研究方法。

三、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现状

(一)新闻传播活动产生的历史来源

在新闻事业产生之前，有没有新闻传播活动?这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理论新闻界已经有了较为明确的回答。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信息传播活动[2]，是人们之间相互进行的获取新情况、交流新信息的社会传播活动。 在人类还远远没有新闻意识的情况下，它就开始了。它与人类社会共生，与一般传播同步。

(二)新闻传播活动的涵义

新闻传播活动在“人们之间相互进行”，“这首先表示新闻传播并不只指报纸、广播电视等大众新闻传播媒介出现以后的新闻传播活动或仅仅是这些媒介所从事的活动。它包括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人们在不同层次、以各种方式进行的获取新情况、新信息的一切活动[2]”。“新闻信息是始终存在的，只是在人类活动的早期，融于一般信息的传播之中，难以以一种绝对的标准予以判断[3]”。

以新闻概念的出现，或以新闻传播业的诞生作为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现象发生的标志，显然不符合人类新闻传播发生史的真实面目，在理论上也很难形成符合逻辑的解释[4]。宁树藩教授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作序时认为“新闻学可分为两类：一是以新闻传播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可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新闻学;一是以报纸等新闻媒介的活动为研究对象而形成起来的，无以名之，故称之为广义新闻学。”

(三)少数民族新闻事业的特殊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阶段。由于进入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起点不一样，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痕迹与惯性依然存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产生有其特殊性，我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的兴起始于20世纪初叶，比古代汉族地区的报刊相比晚了近100年。更重要的是，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事业出现之始，往往与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不相符，大多是政府“输血”的结果，而并非商品经济的产物。

如在西藏地区，姑且不论1907年联豫创办《西藏白话报》的历史条件，就是在1956年创办《西藏日报》也远远超出了当时西藏社会的实际水平。

同时，即便是今天，新闻传播事业也并没有完全覆盖少数民族地区。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是中国人口最少、密度最小的省区，人口密度平均为每平方公里2.03人，只有全国平均数的1/60。大众传媒的传播力可想而知。在广大农牧区特别是边境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居住高度分散，自然环境恶劣，还有约15%左右的地方收看不到广播电视节目。在一些地方，《西藏日报》被延迟为“周报”、“旬刊”、“月报”，而在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西藏墨脱县，日报几成“年报”。

制约西藏新闻事业发展的还有教育水平、电力、经济实力等因素。这正是西藏新闻传播的真实性所在[5]。根据《中国人口年鉴》的统计数据，1949～1999年西藏的文盲率高达95%。近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西藏的文盲率已经降低，但依然位居全国第一，高达32.5%。高文盲率必然导致低读报率，目前西藏报纸的个人订户极少[6]。

在大众传媒无法到达，或者影响力非常有限的少数民族地区，苛求新闻事业的规律和普遍性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以大众传媒的视域解读“新闻”传播现象，也是不尽合理的。

这些地区并非不存在“新闻”的“传播活动”，而研究此类新闻传播活动正是少数民族理论新闻界的重要课题。本研究所指“新闻传播活动”正是非新闻事业所进行、没有“自觉”的“新闻”的“传播活动”。

四、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对于少数民族新闻学的意义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类型大致可以分为采集渔猎型、畜牧经济型、农耕经济型。乡土社会依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在熟人中，我们的话少了，我们‘眉目传情’，我们‘指石相证’，我们抛开了比较间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会意了。所以在乡土社会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连语言都并不是传达情意的唯一象征体系。”

乡土社会中，“在一个每代的生活等于开映同一影片的社会中，历史也是多余的，有的只是‘传奇’。都市社会里有新闻;在乡土社会，‘新闻’是稀奇古怪、荒诞不经的意思。在都市社会里有名人，乡土社会里是‘人怕出名猪怕壮’。不为人先，不为人后，做人就得循规蹈矩。这种社会用不上常态曲线，而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一套。[7]”今天，在我国一些民族聚居地，现代传媒还尚未直接成为少数民族聚居区的重要信息源。以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高山彝族农民为例，他们能明白县政府、乡、村的概念，是因为他们在接收扶贫帮助中，一些物资就是由这些主体给予的。而对没有发生过直接关系的“民族”、“省委”、“州委”、“法院”等概念，他们就显得很茫然，其本民族原有语言既无此词汇，他们也从未目睹过此类事物。

现代化的新闻事业似乎和乡土社会天然横亘着格格不入。而直至新中国成立后，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外，其他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而55个少数民族中仍然有26个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正如费孝通先生所断言：一切文化中不能没有“词”，可是不一定有“文字”。乡土社会，大体上，是没有“文字”的社会。对于没有本民族文字、又不使用汉字的少数民族而言，显然存在着信息交流，一些信息中混杂着具有“新闻”特性的东西。以“新闻事业”视角来考察没有本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新闻传播活动”是不公平的。

实际上，一些学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撰文立论。 “学术界似乎还存在着一种忽视或轻视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倾向。一些学者轻描淡写，用‘新闻迹象’这一说法来概括中国古代的新闻传播活动。

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研究中国新闻事业史不必去考察它是如何‘从猿到人’的。似乎中国新闻事业即从近代开始，并且有着具体的起点：1850年上海出版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诚然，新闻事业从本质上讲属于近代文明，但这不应是古代新闻传播活动失去学术价值的理由[8]”。“前者(新闻传播活动)是核心，是基础，失去前者就不成其为新闻学了。

可是，长期以来，对新闻的研究不被重视。历史上，当新闻学作为一种专门学问出现时，其内容实为广义新闻学，对新闻的研究，往往置于次要地位。[9]”

据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统计，目前，22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总人数为63万，其聚集村有53.9%是贫困村;绝对贫困人口为19万;平均文盲率为42.3%。这样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显然很难适应现代化的新闻传播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的特殊性正在于，新闻传播渠道和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保持着原始姿态，并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大众媒体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正经历着“从猿到人”的蜕变，是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展史的活化石。以西藏的珞巴族为例，珞巴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解放前还过着于刀耕火种、刻木结绳的生活。1951年印度扩张主义者企图派兵侵占德根和梅楚卡地区，这个消息被博噶尔部落仰崩村的牙莫头人知道后，立即给德根头人送去一份信：一根扎有红羊毛的木棍，表示博噶尔人同德根人一道坚决抗击人侵者。德根人接信后，迅速做好了迎战准备，给了人侵者以沉重的打击。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为蓝本，考察其仍活跃于生产、生活中的新闻传播活动，远比研究在政府“输血”和帮助下建立的新闻事业机构丰富和有趣得多。

实际上，其他方式的新闻传播活动并没有因大众传播的掀起、盛行而消亡，它们不仅和大众传媒同时存在，而且此消彼长，互为补充，以叠加的方式向前发展，使得人类的新闻传播不断呈现丰富与多样性的色彩。这也恰恰是中国少数民族新闻学的魅力所在。

胡钰博士在《新闻传播导论》中将新闻传播分为三个形态：初级形态，从有人时代开始，持续到完整的语言文字体系的形成;中级形态，即人类在掌握语言文字后，意识到个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不但在物质形式上不能脱离，在意识形态上也不能脱离，因而出现了古代报刊;高级形态，以现代报刊诞生为标志，出现大众传媒占主导地位的新闻事业。

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中这三个形态中均有体现，甚至初级形态和中级形态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种比重也恰恰是该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基础的真实反映。当前，中国少数民族正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转型;同时，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活动也正经历着从初、中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转变。而这正符合新闻规律的一般特征。

五、小 结

目前，学术界关于新闻的定义尚有争议，主要的观点包括报道说、事实说、信息说、手段说。除事实说外，其他三种新闻定义都将新闻与大众传媒紧密相连，也就是说，没有大众传媒就不存在“新闻”定义。这种新闻定义，在大众传媒盛行并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机械地运用于少数民族新闻传播，显然就不甚妥当了。而复旦大学的宁树藩教授早在1994年为黄旦教授的《新闻传播学》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就提出了两种新闻学的概念，即把以新闻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称之为“本义新闻学”，实为报学的那种新闻学称之为“广义新闻学”。并大力倡导对“本义新闻学”的重视与研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少数民族新闻学应是以少数民族社会客观存在的新闻现象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的重点是新闻传播活动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注重探索新闻事业的产生、发展的特殊规律和新闻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一门科学。

参考文献

[1] 罗鸣.中国发展新闻学概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2] 黄旦.新闻传播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

[3] 陈力丹.世界新闻传播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

[4] 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5] 周德仓.西藏新闻传播30年[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2008(5).

[6] 张征，张玉荣.“战场”不能被当做改革的遁词[J].国际新闻界，2010(2).

[7]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1985.

[8] 周光明.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J]新闻与传播评论，2007(Z1).

第9篇：藏族文化概论范文

[关键词]吐蕃盟誓制度；唐蕃会盟；《格萨尔王传》

[中图分类号]K89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035-02

盟誓制度是吐蕃时期部落、群体、个人之间为实现某种誓言而逐渐形成的一种重要制度。它是吐蕃最古老的制度之一，源于诅誓咒语，其组织形式称“盟会”，多在春、夏、冬三季举行，故又称“春盟”、“夏盟”、“冬盟”。盟誓内容一般由盟誓缘起、遵誓要求、违盟恶果三部分组成，包括重申君臣关系、制度的制定与修改、重要官吏的任免、财产清理、军队出征、军需征集、贡赋征收、土地管理及政治联姻等双方各自承担的义务和相应的责任，表示某种许诺，且保证信守、实现的诺言，以及若违背诺言则甘愿接受惩罚等内容。盟誓一般以天神、地神、佛经、宝塔或自己信仰的神为证，若违背誓言，即是对神灵、圣物的亵渎。由于当时人们对神灵共同的崇拜与敬畏，故而盟誓具有较强的约束力，给参盟者造成一种约束力和心理压力，从而使盟誓者信守诺言、履行义务。

盟誓最初是吐蕃个人之间为达成某种一致或者为了表白自己而赌咒发誓，到后来经过原始社会末期双方或多方的部落联盟会议发展到奴隶制国家的盟会，甚至是同邻国之间为巩固自己的利益而采取的重要措施之一，同外族政权联姻也是其会盟形式之一。吐蕃盟誓内涵广泛，并贯穿于吐蕃王朝兴起、繁荣、消亡的整个过程，对其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研究盟誓制度对于进一步解析吐蕃社会、政治、军事、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学术界已经有一些学者对吐蕃盟誓制度进行了研究，并且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国内最早对吐蕃盟誓制度做研究的是著名学者王维强，他以《吐蕃盟誓制度研究》为题做了硕士学位论文，后来在《吐蕃盟誓之根源探究》中以藏族传说“人与马的关系”故事为基础，对盟誓的根源进行了详细探究，认为古代藏民对神灵和语言的崇拜是盟誓制度产生的思想基础，而原始社会的部落制社会实体是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他在《藏族“盟誓”习俗探微》一文中除重申上述观点外，还特别以盟誓仪式中的“杀牲歃血”和“手捧白石”为苯教的祭祀方式为论点，得出这种盟誓习俗主要是受到苯教的影响，进而深入探究了盟誓的仪式及源流。马都尕吉在《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中以史诗《格萨尔王传》为引子，对盟誓的产生做了一定探究。他在承认对宗教神灵和语言的敬畏是盟誓约束力产生的思想根源的前提下，又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产生》为据指出以战争来掠夺财富和拓展疆土是其社会根源。铁国花在《浅谈吐蕃盟誓制度》一文中谈到特殊的政体和吐蕃连年不断的战争是盟誓产生的根源。

涉及盟誓制度作用方面的文章主要有王维强的《吐蕃盟誓的形式演变及其作用》、史工会的《浅析盟誓在吐蕃统一中的作用》、王双成的《藏族“盟誓”习俗探微》、陆军的《古代羌藏盟誓习俗初探》。王维强把盟誓的作用分为社会作用和政治作用；史工会专门讨论了盟誓在吐蕃统一过程中的作用，指出盟誓习俗深刻影响了早期吐蕃社会，认为正是盟誓习俗才使吐蕃历代领袖们逐步实现了吐蕃的统一，最终又使盟誓制度化、法律化；王双成以唐蕃会盟为切入点，说明盟誓在调节缓和民族关系方面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陆军详细分析了古代藏族盟誓的作用，还对盟誓在当代藏族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发挥的主要功能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另外，任欠卓玛在《试析〈格萨尔王传〉中的部落联盟现象》中也以《格萨尔王传》为切入点对吐蕃盟誓进行了相关研究，认为正是这种联盟关系才使古代藏族社会从氏族到部落再到部落联盟从而统一了青藏高原。铁国花的《浅谈吐蕃盟誓制度》也对盟誓的作用做了简要分析。

王维强《吐蕃盟誓的形式演变及其作用》对吐蕃盟誓的形式及其演变、唐蕃会盟等进行了独具开创性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吐蕃盟誓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中的各类会盟形式，尤其是他把联姻也看作特殊的盟誓，在文中详尽分析了吐蕃与周边民族的婚姻关系。

牛绿花《浅析藏族习惯法之盟誓主体的历史变迁》主要从法律的角度对藏族习惯法的盟誓主体进行了探究，并对盟誓主体的范围进行了详细探讨和评价，指出了其进步性和不足，并说明这种不足是藏族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宗教性、等级性、夫权或男权的主导地位和不平等性的体现，这是对吐蕃盟誓研究的一个创新。其后又在《试论藏族盟誓仪式的动机和功能》一文中通过分析唐蕃“清水会盟”和“长庆会盟”，得出了盟誓的具体仪式及其动机和功能。

关于盟誓仪式，王双成的《藏族“盟誓”习俗探微》对盟誓的概念、源流、禁忌、仪式及产生的根源、作用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形式做了全面分析。卓玛草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盟誓文化》从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盟誓文化出发，深入探究了盟誓文化的产生、形式、仪式及其历史意义。马都尕吉的《从史诗〈格萨尔〉看藏族盟誓习俗》主要分析了盟誓的要素，即盟誓的主体、目的、誓词和仪式。

刘付靖的《论吐蕃王国时期赞普与贵族的盟约关系》深入挖掘了赞普和贵族的盟约关系，提出赞普与贵族最早的盟约关系当是婚姻盟约。作者在文中还论述了赞普在盟约中对贵族承担的责任，并说明赞普和贵族订立盟约关系是氏族部落在吐蕃王国新的政治格局下的特殊表现。李学琴在《浅谈吐蕃奴隶制时期的盟誓》一文中对吐蕃盟誓也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对吐蕃盟约的维护方式进行了探讨。

孙林的《古代苯教的制度化过程考析》对吐蕃的盟誓制度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值得一提的是他首次对吐蕃盟誓的饮宴、立盟、歌吟、酬神谢天、签订盟誓等具体程式进行了研究，使得吐蕃盟誓的研究更为细化。此外，他在《盟誓文诰：吐蕃时期一种特殊的历史文书》一文中主要对盟誓时的文字载体——盟誓文诰的产生基础、性质、书写及其史学意义、价值等方面进行了专门探索。朱丽霞的《吐蕃盟誓中宗教因素辨析》一文通过详细分析新、旧《唐书》中对吐蕃盟誓的相关记载，认为汉文史料中对吐蕃盟誓仪式的记录有将汉族或其他民族的盟誓方式混杂于其中之嫌，值得关注。

此外，陈践和杨本加的《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主要对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梳理，是研究吐蕃盟誓制度的重要参考资料。张海红在《公元7～9世纪吐蕃盟誓制度研究》一文中对吐蕃盟誓的根源、形式、特点等进行了一系列探讨。任小波的《吐蕃盟誓研究》一文在总结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文献研究跃进到历史研究、从局部研究过渡到整体研究，通过全面整理与吐蕃盟誓有关的藏文史料，对吐蕃时期的盟誓进行了全面探析。李才的《吐蕃时期藏文文献中的盟誓制度研究》一文充分应用古藏文文献以及汉文中有关吐蕃盟誓制度方面的零星记载，勾勒出吐蕃赞普王朝盟誓制度的基本轮廓。李圳的《吐蕃盟誓中的制衡性探讨》一文以盟誓在维持吐蕃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制衡性方面所起的作用为依据，认为依靠盟誓建立起来的吐蕃政权是无法维持其长期稳定的。

法国著名藏学家石泰安也对吐蕃的盟誓制度进行了相关研究，其文《八至九世纪唐蕃会盟条约的盟誓仪式》专门研究了盟誓制度的仪式。作者详细分析了唐蕃会盟的各种仪式，主要强调了其中的宗教元素和唐王朝在会盟中的主导地位，并认为唐朝和吐蕃在会盟中相互迁就了对方。在后来的《唐蕃会盟考》中作者着重探究了吐蕃和唐王朝之间的会盟。

涉及吐蕃盟誓制度的论著主要有林冠群的论文集《唐代吐蕃史论集》和《唐代吐蕃与历史文化论集》、石硕的《吐蕃政教关系史》、张云的《丝路文化·吐蕃卷》，其中，林冠群首次提出地理环境也是影响吐蕃盟誓产生的根源之一。牛绿花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完成《藏族盟誓研究》一书，较系统地概括了藏族盟誓的概念及其构成要素，并认为盟誓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两种契约的合二为一，是缺乏证据时的神判。作者比较系统地评价了藏族盟誓的法律功能，认为其是集宗教、道德、习惯、法律于一体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多元一体的特点。该书在藏族盟誓的历史源流、社会基础、性质、特点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丰富了藏族习惯法研究的视角。

审视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虽然对吐蕃盟誓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足。这些学者所作的研究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整体的横向性比较，盟誓习俗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民族中，以往研究都没有把吐蕃的盟誓与其他民族的盟誓做有效对比，从而更清楚地认识吐蕃盟誓所特有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同时，没有把盟誓制度置于整个吐蕃社会的大背景下进行分析，也没有更多地从一个新的角度进行探讨。吐蕃盟誓有着丰富的内涵，以往的相关研究虽已有所关注，有几位学者也对此有所深入，但大部分论著仍然缺乏完整性和层次性，一些学者的研究仅仅局限于汉文史料记载，而没有与吐蕃本身的实际相结合，因而，其结果具有片面性。此外，涉及唐蕃会盟的研究成果远远丰富于吐蕃会盟。因此，尽管有许多论著对吐蕃盟誓制度做了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我们细细挖掘。

[参考文献]

[1]《藏学研究论丛》编委会.藏学研究论丛（三）[M].拉萨：人民出版社，1991.

[2]张云.丝路文化·吐蕃卷[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3]石硕.吐蕃政教关系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