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精选(九篇)

第1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关键词】供给侧 银行业 旅游 渝东南

一、研究背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其重点是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渝东南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入贯彻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地方旅游业发展取得较好成效。本课题旨在研究分析渝东南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支持新消费领域过程中，在支持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效和面临的挑战，总结银行业支持旅游业发展的经验做法，有针对性的提出相关措施建议。

二、银行业支持渝东南地区旅游业发展基本情况

（一）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基本情况

截至2016年6月末，黔江辖区一区四县一级支行以上银行机构44家，总体上，辖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稳健运行，呈现资产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存贷款稳步增长、不良贷款呈现“一增一降”、盈利能力稍有回升的态势，有力支持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二）银行业支持辖区旅游业发展情况

一是旅游业贷款总量持续增长。截至2016年6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支持旅游业贷款余额34.42亿元，同比增长8.67亿元，增速为33.66%，高于全辖各项贷款增速16.91个百分点。

二是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截至2016年6月末，辖内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余额9.73亿元，同比增加6.91亿元，增长245.61%，主要用于旅游集散中心、道路建设。其他旅行信贷投放贷款余额1.23亿元，同比增加0.14亿元，增长12.71%，主要用于景区餐饮、住宿、农业观光等。

三是旅游项目建设投入不断加大。截至2016年6月末，辖内旅游项目建设贷款余额21.64亿元，同比增加1.20亿元，增长5.89%，主要涉及乌江画廊、桃花源、峡谷公园等7个景区建设；

四是乡村旅游业得到不断发展。截至2016年6月末，乡村旅游贷款余额1.82亿元，同比增加0.41亿元，增长29.24%，主要用于景区餐饮、住宿、农业观光等。

五是旅游业发展成效逐步显现。助力辖区建成国家5A级景区1个、4A级景区7个、3A级景区5个。2015年，辖内一区四县全年累计接待游客3596.2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1.00%；累计旅游收入136.62亿元，同比增长约35.00%。

三、银行业支持辖内旅游业良好做法

（一）利用电子金融产品优势，提高旅游业业务拓展能力

辖内某银行积极推广“江渝惠”服务平台，为旅游消费及旅游特色商品交易提供手机电商交易结算服务，并利用平台为各旅游商户提供宣传服务，目前辖内已超1000家商户加入该平台。

（二）加大旅游景区ATM、POS机具投放，不断改善基础金融服务硬件布点

截至2016年6月末，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旅游景区共布放ATM机132台，POS机具387台，为县域旅游游客资金存取及消费提供有效的结算服务，提升了旅游金融支付的便利性。

（三）创新特色产品和抵押担保方式，提升金融服务能力

针对生态文化旅游产业特点，创新信贷产品和贷款抵押担保方式。

（四）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旅游业的投入

辖内银行机构改变传统贷款融资模式，采用PPN、信托、私募债等方式支持地方旅游业发展。

四、当前辖内旅游业发展存在的困难

（一）辖内旅游业发展不成熟，缺乏整体规划

目前辖内旅游业仍处于发展阶段，产业发展不成熟，旅游开发缺乏整体规划与区域协调、旅游项目建设经验欠缺，吸引力不强。同乡村旅游处于起步阶段，服务基础设施滞后，多数景点内未投放银行自助终端设备，经营情况不稳定，企业自有资产实力较弱，开展银行融资时，面临无法提供足值有效抵押物或其他有效保证担保措施的问题，导致贷款投放总额较小等。

（二）银行业支持旅游业内部制度落实不够，缺乏针对性

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国家宏观政策、银行业机构业务发展指引等外部政策制定了各类涉及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内部政策，提出了若干措施，但这些措施在实施过程中部分流于形式，落实程度不够。

（三）信贷产品创新不够，旅游业融资便利度较低

银行业金融机构已运用排污权、碳排放权、景区经营权、门票收入等开展各类新型抵质押贷款业务，以及通过互联网便捷、高效发放消费信贷等，以满足新消费供需双方的金融需求，但仍存在产品创新力度不足，产品类型不够丰富的情况。

（四）民营资本介入不足，旅游业发展缺乏活力

辖区旅游业主要由政府主导，民营资本少有介入，导致辖内旅游业发展模式较为单一、资金使用效率较低、政府负担较重，在某种程度上压抑了旅游业的市场化发展。

五、银行业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建议

（一）完善旅游业信贷优惠政策，设立旅游业发展基金

银行业金融机构可针对辖区旅游业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支持地方旅游业发展的信贷优惠政策；地方财政每年可安排一定资金设立旅游业发展基金，对有市场、有效益的重点旅游项目，可以实行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其贷款实行贴息扶持，适当降低贷款风险。

（二）构建旅游业信息披露制度，完善旅游业信用体系

银行业金融机构和政府相关部门可针对辖区旅游业的情况，加强旅游企业融资需求信息的披露，及时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同时进一步完善旅游业的信用体系，为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进入旅游业提供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三）加强旅游业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

加大金融业务互联网化、支付移动技术化，要加大对旅游景点、旅游企业POS机具等电子结算产品的推广，在有条件的景区增设ATM机逐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四）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满足辖内旅游业融资需求

银行机构要积极进行金融创新，推动多元化、多层次的信贷产品开发和创新，进一步扩大基层行信贷审批权限，加强与各旅游业协会或其他自律组织的合作，运用联保、担保基金和风险保证金等联合增信方式，采取多种有效信贷模式和服务方式予以支持。鼓励涉农担保机构为农家乐等乡村旅游提供担保，满足辖内旅游业融资需求。

（五）积极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旅游业，减轻政府负担

银行机构应积极配合政府部门支持民营企业进入旅游业，切实加强对辖区民俗文化、生态旅游业等金融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减轻政府负担。

（六）积极争取国家和地方重大战略等落地辖区

密切关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重大战略，积极与上级部门及政府有关部门沟通了解情况，在信贷、政策等方面为辖区争取更多资源，形成金融聚集效应。

参考文献

[1]周东龙，主动作为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新常态下基层央行有效履职的思考[J].金融与经济，2016（2）.

第2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关键词】产业基金 银行 发展模式

自中央明确鼓励通过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吸收社会资金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以来，基金模式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一带一路”、PPP模式、国企混改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投资实施过程中。当前地方政府及国企客户正逐步将产业基金作为解决自身转型发展和项目资金需求的重要工具，这就为银行提供了新的业务机遇，下面从政策背景、发展原因、银行策略三个角度对六大类基金进行逐一分析。

1.“一带一路”重点项目基金

政策背景：“一带一路”是提出的推进国内优势产业、过剩产业走出去，同时推动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的重大国家战略，未来该战略的不断细化和明确将对国内的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文化等行业有很强的带动作用。发展原因：面对国家重大战略，各大银行已开始在“一带一路”领域进行加大投入。银行策略：在“一带一路”配套实施方案细节尚未公布的阶段，银行应主要挑选中央、省级政府已明确，由央企、省属国企作为参与方并且有明确还款来源和增信保障的重点项目作为基金的投资方向。

2.新兴产业引导基金

政策背景：2015年，国务院正式发文开始全面清理各地方针对企业的税收、财政补贴等相关优惠政策，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只能通过间接投资方式来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进入，发挥政府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因此各个地方政府续成立了各类产业引导专项基金。发展原因：政府引导基金拟投资项目多为各地政府主推的转型升级类企业，这部分资产代表着我国新兴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参与此类基金不仅可获得政府财政引导资金的落户，加深银政合作关系，同时对银行的未来客户关系的建立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银行策略：此类基金在设立初期往往没有明确项目，银行可首先与政府建立并锁定基金合作关系，设置四层安全措施保障银行资金安全：（1）在基金层面政府财政资金和相关管理机构担任劣后级形成一定的安全垫；（2）在基金投资策略的选择上以银行熟悉的大型客户为主，同时银行拥有对投资决策的一票否决权；（3）项目投资条款方面要明确如无法通过上市或转让退出等风险缓释措施；（4）尽量让政府安排当地有实力的大型国企或担保公司对银行投资进行增信。

3.PPP基金

政策背景：PPP是国家力推的新型融资模式和管理模式。目前各地已陆续公布了千余个PPP储备项目，累计金额已超10万亿。各地政府在经历了一段对PPP模式必要的学习和适应期后，预计2017年开始将迎来PPP项目真正落地的高峰。发展原因：银行目前持有的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城投平台类高收益资产将逐步被低收益的地方政府债置换，PPP模式的项下资产是目前由地方政府“预算支付”背书的替换融资平台资产的最好选择。银行策略：银行应主要选择参与两类PPP基金：一是政府主导的PPP基金，特别是财政支配能力较强的省级、省会级城市政府发起设立的PPP专项基金；二是社会资本主导的PPP基金，主要是具备一定实力的央企、地方国企或城司、上市公司发起设立的PPP融资类基金。

4.国企混改类基金

政策背景：中央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是希望构建公平、公正的市场平台，促进国企实力与民企活力的融合，创造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发展原因：银行布局国企混改资产主要是看重混改带来的活力和效率可使国有资产迅速增值，通过基金参与在分享投资增值收益的同时，还可为银行带来混改所包括的员工持股、定向增发等业务所涉及的各类金融服务机会。银行策略：银行可与当地政府签署基金有关的战略协议，并充分参与母子基金的建立和具体项目投资，比如建设银行通过其子公司建信信托参与广东省属国企的混改试点工作，开展了50家国企打包混改试验。

5.地方政府债务优化类基金

政策背景：中央解决地方存量政府债务问题的思路主要是包括三大方面：（1）到期债务由原债权人银行承销并认购地方政府债自行置换；（2）对于分配到各级政府的置换额度不够偿还的在建项目债务可以和原债权人协商展期；（3）地方政府债的资金用途只能是置换旧债或投资项目，不能用于偿还利息。发展原因：各地政府的主要需求体现在降低高息债务和解决到期债务的流动性问题。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实质上都是由地方政府信用保障的资产，收益高、期限短、还款有保障，是目前各家银行竞相争取的资产。银行策略：银行可以通过为省级、直辖市、省会和财政状况较好的市级政府发起设立债务优化基金，主要投资于三个方向：（1）替换地方政府存量高息债务；（2）为到期地方债务暂无法偿还、但未来还款资金有后续发债或财政预算资金进行保障的部分提供过桥资金；（3）对未来有明确的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作为还款来源的地方项目提供过桥资金。

6.城镇化类相关基金

政策背景：到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提高到60%，需要约42万亿的投资拉动，这中间蕴藏着大量的棚户区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等土地相关项目，这些是地方政府手中的最优质的资产。发展原因：银行在城镇化领域的业务可以全面带动银行与地方政府土地、税收、财政资金的全面合作，未来需要不断复制并进一步创新此类基金。银行策略：选取人口净流入，土地预计销售情况较好的地区的优质城镇化项目进行投资。通过土储、财政等各类资金账户监管、有实力企业担保或回购、地方财政支持、抵质押等一系列成熟的组合手段进行风险把控。

以上六类产业基金是银行积极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举措，也是满足政府及国企客户现实需求的有效工具。为适应市场发展和客户的需要，银行应尽快抓住宝贵发展机会，既可巩固与政府及国企客户关系，也为获得稳定高收益资产打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中信银行：抢滩建立“一带一路”基金，《第一财经日报》2015年7月9日

第3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关键词]景德镇；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9-0101-03

[作者简介]曹景华（1972-）， 男，汉族， 高级经济师，研究方向：货币政策；刘田旺 （1969-），男，汉族，经济师，研究方向：货币政策；李子胜 （1969-）， 男，汉族，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管理；汪东方（1987-），男，汉族，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货币政策；王井（1984-），男，汉族，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金融市场；胡林香（1985-），女，汉族，助理经济师，研究方向：货币政策。

一、景德镇市村镇银行发展概况及主要特点

（一）发展概况

2010年12月，景德镇农商银行作为发起行在景德镇市浮梁发起设立首家浮梁农商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6000万元，其中法人股本2300万元，自然人股本3700万元；2011年4月，哈尔滨银行作为发起行在景德镇市乐平发起设立乐平融兴村镇银行，注册资本金3000万元，全部为法人股本。多年来，景德镇辖内两家村镇银行股本构成未发生变化。村镇银行自成立以来，主动适应金融发展新常态，发挥经营机制灵活优势，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创新发展上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实践。截至2015年1季度末，浮梁农商村镇银行资产总额10.06亿元，其中贷款余额6.28亿元；负债8.38亿元；存款余额7.30亿元，其存款规模在全省35个村镇银行中排名第8位；拥有员工34人，设有1个总行营业部、1个本地支行。乐平融兴村镇银行资产总额3.0亿元，其中贷款余额2.4亿元；负债3.0亿元；存款余额1.14亿元，其存款规模在全省35个村镇银行中排名第29位；拥有员工24人，设有1个总行营业部、1个自助银行。

（二）主要特点

1.总体发展速度快

截至2014年底，景德镇市村镇银行资产规模合计为11.44亿元，比上年增长1.99亿元；负债规模合计为9.97亿元，比上年增长1.83亿元；存款规模合计7.74亿元，同比增长8.4%；贷款规模合计为8.5亿元，同比增长25.55%。

2.盈利能力不断提高

2014年，景德镇市村镇银行实现利润总额4000万元，净利润2999.75万元，资产利润率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1%，其中：浮梁农商村镇银行资产利润率为3.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44个百分点；乐平融兴村镇银行资产利润率为1.8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87个百分点。

3.资本约束能力强

截至2014年底，景德镇市村镇银行资本总额为9000万元，资本净额为15500万元。浮梁农商村镇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9.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39%，拨备覆盖率为581.0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31.08个百分点；乐平融兴村镇银行资本充足率为17.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56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为612.1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62.17个百分点。

4.支农作用显著

景德镇市村镇银行自开业成立以来，始终遵循“立足县域、服务三农、支农支小”的市场定位，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为己任，较好地支持了“三农”和“小微”信贷对象，初步发挥了服务地方经济和新农村建设的职能。截至2014年底，浮梁农商银行涉农贷款余额为5.28亿元，涉农贷款比例为89.01%；乐平融兴村镇银行涉农贷款余额为2.18亿元，涉农贷款比例为86.31%。

5.经营机制灵活

根据涉农、小额、时效、分散的放贷特点，景德镇市村镇银行贷款发放具有便捷、高效和灵活的优势。从贷款发放形式上看，主要以信用、抵押贷款为主；从贷款的期限结构看，“短平快”是主要特点；从利率定价看，根据贷款的不同对象，执行利率水平差异较大，也较为灵活，弹性较大。

二、景德镇市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制约因素

经过5年时间的运行，景德镇市村镇银行实现了较为快速的发展，特别是浮梁农商村镇银行，对所在县域金融市场影响力正在不断提高。但在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其可持续发展也面临了诸多障碍，主要表现在发展速度趋缓、经营困难、信贷风险加大等，这一方面是经济新常态下必然反映，另一方面也受其自身发展模式的制约，再加之配套政策支持跟进不力，导致村镇银行较其他商业银行经营面临更大的困境。

（一）吸储难度增大

通过对村镇银行资金实力的分析，首先，因村镇银行设立初期定性为县域以下，发起人大部分为中小银行，其注入资本量较小，后期增资扩股滞缓，规模效应较弱。其次，发展较为缓慢，网点扩张能力较差，辐射面偏小。由于监管政策、综合成本效益及吸存能力等因素导致村镇银行网点扩张五年来仅增加一个，辐射仅在县城周边，未能延伸乡镇，严重制约吸储能力。第三，由于村镇银行品牌效应和社会公众形象等因素，业务开展单一，企业文化尚未形成，金融服务掣肘，特别是异地发起人等因素，也直接影响了存款营销能力。同时由于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高速增长，并受大额存单推出和近期股市飘红影响，加剧削弱了村镇银行存款增长的基础。数据显示，浮梁农商村镇银行存款余额2014年较2013年增长27%，2015年5月较上年同期仅增长10.6%，低于全市存款平均增长水平，乐平融兴村镇银行银行存款余额2015年4月，较2013年、2014年同期增速分别下降12.35%、5.53%。

（二）信贷投放难度增加

村镇银行发起设立之初定位不清。作为金融补充作用的小微农村金融机构，其定位主要是服务小微企业、涉农项目及广大农户，而将村镇银行落户县城区域，网点扩张也在县城区域，有效的辐射范围较窄，其面临更多的竞争压力，从而导致在客户结构上，高价值客户占比低。另一方面，由于利率市场定价能力不高，营业网点的布局、设施、功能有较大差距，另外处于经济下行期，信贷有效需求不足，抑制了信贷营销作用的发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信贷增长。调查显示，辖内村镇银行2015年前5个月信贷投放出现负增长态势。

（三）稳健经营难度上升

随着传统金融需求弱化不断加剧，村镇银行顺应新兴金融需求而调整的步伐缓慢，影响其供求错配。业务领域过于单一，经营风险过度集中，而其客户对象又属于经济弱势群体，在经济下行期抗御风险的能力更加弱化。调查显示，2015年辖内村镇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占比呈现双升态势。收入结构的单一化，传统的贷款利息收入占比过高，实现多元化经营转型目标困难。据调查显示，浮梁农商村镇银行2014年利息净收入占比营业收入高达99.47%，2015年一季度利息净收入占比高达98.88%，经营效益难以维系。随着利率市场化不断推进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实施，信贷有效需求不足，不良贷款风险的反弹，拔备计提增多，再加之扶持政策不充分，导致其效益增长空间受制，效益同期相比出现下滑态势。

（四）转型发展难以推进

国家一直在释放推进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积极政策信号，但是试水P2P平台、大额存单等业务却被叫停或排挤在外。而且随着市场利率化发展的深入，村镇银行由于其自身实力、信誉、利率议价能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能力等因素与其他金融机构形成了市场竞争的两极分化，其必然被排挤在高价值客户门槛之外。受发起行绝对或相对控制，其自主经营权受限；起步晚，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管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集约经营和精细化管理推进不够，抑制了村镇银行服务水平的发挥。经营发展配套服务不足，营业网点的布局、设施、功能与转型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配套的优惠政策跟进不力，而且在信息建设、内控制度等方面均缺少系统性指导或扶持，甚至与其他农村金融机构在支农、小微领域的竞争中还处于劣势地位。

三、新常态下促进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村镇银行从成立之初的快速发展到如今可持续发展中存在的瓶颈，有发展定位不准、基础不实、资本实力不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与后劲不足等原因，同时受自身因素和政策环境的共同影响。因此要促进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应在指导规划、政策扶持、功能定位、升级转型上下功夫。

（一）适时出台指导意见，增强发展后劲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支持“三农”发展的有力补充。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机构准入政策、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关事宜等意见，却未有系统性支持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应出台一套完备的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推进机制的指导意见，解决其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主要内容应包括指导制定村镇银行科学合理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规范发起行的管控，确保村镇银行独立法人行为；坚持业务发展与突出特色、风险防范与深化改革、差异化经营与社会统筹兼顾等原则；指导建立科学激励约束和管控机制，不断培育良好的村镇银行品牌形象等。

（二）准确定位，坚持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

一是要准确功能定位。农村市场中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给村镇银行提供了更大的发展平台和空间。因此村镇银行要围绕区域农村市场定位金融服务，在基于弥补农村金融设计不足的同时，又要进行商业化模式运作，不断扩大其规模实力和社会知名度。二是扩大村镇银行在农村的覆盖面。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实现村镇银行设立“常态化”，塑造金融新格局，坚持金融服务“三农”与小微企业的宗旨。针对县域村镇银行覆盖率较低的实际情况，建议大力发展地市级村镇银行，或是将县域设立的村镇银行升级，实行地级市总部、辖内县域设立分支行、乡镇设立网点的“总分行制地市级村镇银行”发展模式，这有利于充分调动发起银行特别是国有大型银行、中小型商业银行及民间资本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又能积极拓宽辐射范围，壮大自身实力和规模，切实解决其破局吸储难题。三是建立差异化发展机制。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农村金融需求差异性较大，村镇银行应根据区域特点，因地制宜，实行差异性经营管理模式，包括在定位客户、决策流程及信贷模式等方面，充分发挥村镇银行机制灵活、决策时效高、贴近农村等特点，创新差异化的经营管理体制和金融服务需求，保证其服务“三农”的宗旨不动摇。

（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增强村镇银行活力

为“三农”服务是村镇银行的根本宗旨，扩大农村金融供给，为“三农”服务是设立村镇银行的初衷。为使村镇银行更好地服务“三农”，并在服务“三农”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目标，就必须在其发展壮大过程中给予更多方面的政策扶持。一方面，地方政府应加大对村镇银行的支持力度。允许村镇银行部分财政结算业务，增加其资金实力；延续并完善支持农村金融发展的有关税收政策；实行对涉农项目财政贴息、农业风险保障、政府担保基金等多种方式，降低其信贷风险和成本。给予村镇银行更多的参与机会，允许其参与如以地方财政资金为保证的财园信贷通、财政惠农通等创新业务。另一方面，强化监管部门的政策引导。金融监管部门在加强村镇银行监管的同时，更要提高对村镇银行涉农小微不良贷款的容忍度，对其存款准备金、资本充足率、存贷款利率等给予更大的自由浮动空间，充分利用支农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工具，给予村镇银行更多资金支持，从而引导其信贷资金投放和流向，确立准确的市场定位，继续发挥其在农村、小微等领域的优势，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市场空白。同时适当放松监管限制，允许村镇银行一定程度上的金融创新，并享受与其他商业性银行一样的诸如发行大额存单等权利，为村镇银行创造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

（四）助力村镇银行转型升级，推进可持续发展

由于村镇银行本身存在成本高、成立时间短、经营对象弱等劣势，并面临着来自其他金融机构的竞争威胁，其发展壮大必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村镇银行需要在经营转型的关键期寻求战略性机遇和持续性发展。一是建立良性、稳定的资本金补充机制，提高抗风险能力和服务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二是强化“互联网+农村金融市场”。广大农村地区已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村镇银行要运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挖掘“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传统金融优势，积极开拓农村金融市场，更好提升普惠金融水平。三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内部制衡机制，实现自主经营，自选发展策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四是加快业务结构调整，优化传统存贷款业务，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和个人业务，突破单纯依靠存贷差的单一盈利模式。五是做好风险防控，加大信贷的贷前、贷中及贷后管理，适当提高对不良资产风险的容忍度，防止过度信贷收缩损害自身业务发展。六是提高管理精细化水平，建立客户综合服务平台，提升村镇银行农村市场份额，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4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关键词：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职业背景；通货膨胀；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类型：A文章编号：1001-6260（2008）02-0085-08

一、导言：文献综述与评论

通货膨胀是如何产生的？从成因上分析有凯恩斯主义者强调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ost-push)、货币主义者强调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demandpull)、供求混合推进的通货膨胀以及结构性通货膨胀（structure inflation）。货币政策规则与相机抉择论战中，规则论者强调通货膨胀的可控性，认为因为短期菲力普斯曲线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而通货膨胀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供给外生性情况下，央行有控制货币供给的能力，由于动态不一致（dynamic inconsistency theory）以及政治经济周期的作用（the political business cycle），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有制造通货膨胀、增加就业和产出的动机，因此建议实施货币政策规则。Rogoff（1985）提出将货币政策委托给既有相机抉择又有灵活性的保守的中央银行家，则事后通货膨胀可以下降。其逻辑关系是在央行独立性、浮动汇率制度背景下，保守银行家决定货币供给，其偏好与通货膨胀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保守中央银行家（中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偏好，或者说通货膨胀偏差（inflation bias）如何决定？理论上影响偏好的因素很多，比如公众态度（Maier and Knaap,2003；Maier andBezoen,2004）、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来自银行、保险、政府等，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对于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给与的权重（中国货币政策目标是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对两者权重不是很明确）、政府偏好对保守中央银行家的影响程度，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自身的教育与职业背景等(Belden,1989)。国内外学者从宏观经济角度对通货膨胀已经做出了大量研究，而本研究从微观的角度分析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与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理论基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早期所受的教育影响了他们对于通货膨胀危害性的理解和认识，且后天的干中学效应（Learningbydoing）没有改变其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劳动经济学文献显示，个人教育和职业背景在个人提升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Gildea, 1990；Havrilesky，1990）。而职业背景不仅加深了他们及其所在行业对通货膨胀的理解和认识（如房地产等行业明显喜好通货膨胀），更主要的是他们代表了一定利益集团的利益。

国外学者最早研究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的是Belden（1989），他发现，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以投票决定经济政策时，委员的教育和职业背景、目前经济所处的状态等对投票有决定作用。Gildea(1990)、Havrilesky(1991)和Chappell(1995)研究了教育、职业背景和通货膨胀率的关系。Ghlmann和Vaubel（2007）分析11个国家和欧盟1973―1998年的数据，发现：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最长职业背景考虑，在5%的置信水平内，保险公司背景和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如果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从所有职业背景考虑，在10%的置信水平内非中央部委部门公务员背景的委员，在5%的置信水平内中央部门背景的委员、银行背景委员和保险公司背景委员，都有负的通货膨胀倾向；在1%置信水平内，中央银行背景的委员也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中央银行背景委员比政治家有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综合考虑了教育背景、最长和所有职业背景、央行独立性与不具有独立性、浮动汇率与固定汇率制度后，他们发现工会领导人和政治家有通货膨胀倾向，相反，来自保险公司和政府部门的委员比政治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尤其是在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比一般经济学家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倾向。在央行独立、浮动汇率下，法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比经济学专业背景的委员有更高的通货膨胀倾向。研究支持了政治经济周期理论。但中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存在什么关系，国内尚没有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这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第三部分从国际比较视角研究中国与他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教育背景分布特点；最后给出简要的政策结论。

二、中国实证分析

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教育背景划分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法学、工程学和其它，委员有跨学科学位时本文仅考虑最高学位的教育背景（样本中仅2个人存在这种情况）。考虑中国具体现实，且结合国外文献（Gildea, 1990；Havrilesky, 1990），职业背景有两种不同的划分：一是只考虑此人任命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之前最长的职业背景；二是考虑到样本中此人所有的职业背景，且分别赋予相同权重。职业划分为：银行家、保险公司管理者、经济学者、地方政府官员、中央部委官员、企业管理者、农民、中央银行官员。由于中国1997年才开始设立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调整也不是很频繁，样本选区从1997―2006年，样本区间比较短。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委员的教育、职业背景资料来自新华社播发的个人简历。样本区间以自然年为单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组成年内有调整的以中国人民银行年底公布为准。

1．描述性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5条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由以下人员构成：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人、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副主任1人、 财政部副部长1人、 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行长2人、金融专家1人；第6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当然委员。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由11人组成，但是2000年开始由12人组成，2001年增加为14人，2002年增加到15人，此后一直稳定在14人。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数从1997年到2006年分别是：11、11、11、12、14、15、14、14、14、14。2003年6月，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加强了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职能，主要变化有：增加国务院分管金融业务工作的副秘书长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增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为更全面、充分反映银行业对货币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意见，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代替原来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单位。据认为调整后的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更具广泛性和代表性，从而有利于发挥其货币政策咨询议事作用，有利于货币政策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有利于充分反映社会各方面对货币政策制定的意见。

表1是1997―2006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所有任职与最长任职、年通货膨胀率、年经济增长率、年失业率分布表。从表1可以看出，历年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学历结构中经济学占绝对优势，为56%，各年总体稳定在7人左右，工科背景一直稳定在2人，占15%左右，再次是管理学与法学背景的委员。经济学背景占绝对优势是因为经济学教育的学生毕业后大体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其教育背景和职业背景相关系数很大，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按规定多由经济金融部门人员组成。从最长任职经历来看，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占前三位。一个显著变化就是：2001年以前，曾长期任职于银行的官员比例很大，36%左右，但是2001年后，有银行经历的官员只占不到10%；相反，中央部委背景的比例从2000年的不到20%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57%。增加中央各部委背景的委员可以使我国货币政策调控体现更多宏观经济部门对通货膨胀的反馈，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央行工作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从1997年最初设立时候的19%，提高到2002年的36%，最近几年稳定在20%左右。中央部委和央行背景的委员合计占77%。所有职业背景看，中央部委、地方政府和银行管理者居前3位。但是从发展趋势上看，中央部委工作背景的人员比例逐年提高，地方政府工作背景的委员各年基本稳定，银行管理者工作背景的人员逐年下降。所有职业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人员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货币政策执行的特点、中国体制的特点以及中国官员的提拔方式，即看重地方工作经验，同时更加注重把握全局工作的能力。

2. 统计分析

Ghlmann和Vaubel（2007）认为，估计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偏好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要区分中央银行是否具有独立性、汇率制度是浮动汇率制度还是固定汇率制度，央行有很强的独立性、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偏好更容易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他们还认为，即使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货币政策委会委员也有能力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背景对政府提出建议，其对通货膨胀也是有影响的。他们在固定汇率、央行非独立性下对教育背景和最长职业背景的研究表明，在1%置信水平内，法学教育背景人员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在5%置信水平内，地方政府公务员职业背景和银行背景人员有负的通货膨胀偏好。

本文的模型如下：

一些文献认为货币政策影响通货膨胀的滞后期为2～3年（Batini，2000）。Gerlach 和Svensson (2003)认为欧元区为9个月滞后期。王志强（2000）利用1990―1997年的月度数据，证明货币供应量对GDP时滞为4个月，对物价时滞为8个月。卞志村（2004）利用1995年1月―2003年3月的月度数据证明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对GDP滞后时间为7个月和8个月，对CPI滞后时间为3个月和6个月。由于《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1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如果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或者1／3以上委员联名，可以提议召开临时会议。”因此，正常情况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每年至少有4次会议，经济政策至少有4次调整的可能，考虑到我国货币政策几个月的时滞，认为在1年研究的样本期内可以不考虑时滞问题。

本文分别讨论教育背景、职业背景（最长）、职业背景（各种职业背景）以及其组合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由于样本区间较小，教育背景与最长职业背景的组合、教育背景与所有职业背景的组合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本文不予考虑。

从表2可以看出，法学、工科和经济学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在5%置信水平下存在显著影响，经济学的影响为0.81，法学为1.1，工科影响为2.2，文学和管理学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不显著。回归结果告诉我们，虽然总体上这3个学科都有正的通货膨胀偏好，但是相比较而言，经济学背景的委员有更低的通货膨胀偏好，而工科背景的委员则有相对较高的通货膨胀偏好，法学背景居其中。这也许是因为偏向文科的委员对通货膨胀有更深刻的学理上的理解。

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的回归结果显示，最长职业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中，各变量影响都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因素后，结果仍然不显著。所有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回归不显著，但是若增加经济增长率变量后则结果显示，经济增长率变量和中央部委职业背景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经济增长率的系数为2.2，中央部委背景变量的系数为-0.44，这表明通货膨胀率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1%的通货膨胀率导致经济增长率提高2.2%，这也与基本经济理论符合，即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有明显的通货膨胀厌恶，这可能与他们对1989年和1994年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危害记忆犹新，也体现了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宏观经济政策更加重视通货膨胀而不是失业的理念。这也与Ghlmann和Vaubel（2007）的研究结论一致。

注：**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回归结果显示，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教育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货币政策委员会所有任职背景在不考虑经济增长率情况下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以及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最长任职背景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由于篇幅的原因，本文不再列出这些结果。为什么影响不显著呢？Cukierman(1994)研究认为，发展中国家央行独立性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都不相关，因此在央行独立性假定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就更不相关了。

还有可能是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得货币内生性增强。据统计，中国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已经从1997年的41.3%上升到2006年的108.5%。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比例的增加导致货币供给内生性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丧失。中国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见表3。

分析表明，虽然中国央行独立性较差，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最长任职经历）对通货膨胀没有显著作用，但是从表5可以看出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比央行独立性强的国家高。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不存在诺德豪斯所谓的政治经济周期，央行没有利用相机抉择政策制造通货膨胀促进就业的动力。Fuhrer(1997)认为通过汇率安排将本国货币钉住价格稳定国家的货币可以成功地稳定通货膨胀。Mckinnon (2005) 也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通过钉住美元成功稳定了通货膨胀。

三、国际比较分析

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背景与通货膨胀统计检验不显著，这是由于中国不具备上述分析的一些前提条件。但是正如Rogoff（1985）所说，职业、教育背景对个人的通货膨胀偏好形成是有影响的，理论上与通货膨胀是存在一定相关性的。为此，本文认为进一步的国际比较研究很有必要，尤其是与西方大国中通货膨胀率比较低、宏观经济稳定国家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与美国等12个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的教育背景，表4表明总体上经济学背景在各国货币政策委员会中都占最大的比例，其次是法学。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都是经济学教育背景占第一位，法学占第二位，管理学占第三位。在中国、工程专业占第二位，这在各国中是比较独特的。而法国、英国等大国都是法学专业背景占第二位。

从表5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大国来自企业的比较多，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更好地反映和听取企业意见，而我国来自企业的委员相对较少；小国倾向于央行官员，与国家经济单一、规模较小有一定关系。在低通货膨胀国家，如德国、比利时和瑞士，任职最长职业背景包括：地方政府、央行和企业等。我国为中央部委、银行和央行。美国情况比较特殊，侧重专家学者，法国、德国侧重于企业。中国侧重于中央部委，也反映了中国央行接受政府领导，统一贯彻执行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理念。从趋势上看，西方国家中央银行和银行背景的官员比例下降，而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增加。而中国如表1所示，中央部委背景的委员比例显著提高，央行背景的官员所占比例也显著提高。

表6为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所有任职情况。小国如比利时，丹麦、荷兰和瑞士有央行背景的人员占有绝大部分的比例，这与表5是一致的。大国如德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央行背景的人员都占很大比例，法国中央政府、央行、地方政府背景和经济学者所占比例也是较大的，美国来自经济学者、银行、央行与地方政府背景的人员占前四位，中国依次是中央政府背景、地方政府背景、银行背景和央行背景。因此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职业背景与西方大国分布基本一致，唯一区别是经济学家和企业背景委员所占比例偏少。

四、结论

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劳动经济学理论，即在不考虑外界因素，或者外界因素干扰较小情况下，个人主要依靠自己所受教育和工作经验做出决策。研究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教育背景中工科、法学、经济学与通货膨胀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且工科有最高的通货膨胀倾向，其次是法学，最低是经济学。本文研究同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最长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关系不显著，即使考虑了经济增长率后仍然如此。所有任职职业背景与通货膨胀率关系中，中央部委工作背景与通货膨胀率显著负相关。

通过与西方国家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成员职业背景、教育背景与西方大国有很强的相似性，即委员职业经历结构广泛，既有地方背景，也有中央、企业和银行背景，体现了大国货币政策的特点。

本文还发现，中国货币政策委员会组成人员中经济学者背景和企业背景的委员比例偏少，这不利于我国货币政策委员会广泛听取不同专家的意见，因为经济学家对经济形势的看法往往分歧较大。现有委员组成中没有企业代表，由于我国是“世界工厂”，工业产值占我国GDP很大比例，因此货币政策不能不广泛听取企业的意见。

最后，一个新的趋势是,近年来,我国具有中央部委和央行职业背景的人的比例显著提高。这是我国最近比较突出的新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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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the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LI Yongning WU Lianda

(School of Financ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2.PostGraduate School,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flation and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ssion members and get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re exists strong posi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inflation rate and the members with law, economic, engineering background, but exists negative relations between civil servant and the inflation rate.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shows the sam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occupational background and inflation in structure, but the members with economic and businessman background in foreign countries take up little percentage. Recently, members with civil servant background increase greatly in China.

第5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在政府信贷扩张政策的驱使下，银行的总的存贷规模明显增加，与次贷危机前相比几乎是成倍的增加。在利用五级分类指标度量体系对新增信贷资产质量的评估过程中发现，银行信贷资产中正常类资产所占的份额在逐年增加，说明在信贷业务扩张的同时，各银行在资产质量控制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损失类的资产所占的比例也明显上升，增加了银行的经营风险，该问题就值得银行管理者深思。对存贷规模、存贷质量、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的研究归根结底就是为了探究银行的经营风险，其中以不良贷款对银行威胁最大。本次信贷扩张以中长期投资为主，主要流入到了政府鼓励的行业。表面上来，中国目前的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不良贷款发生的可能性较低。但由于此次贷款的时间较长，而且政策项目一般金额巨大，对银行信贷资产风险控制要求非常高，因此，贷款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从上面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银行的收益率都较差，且波动率较大，验证了收益性不确定的事实。

信贷扩张背景下银行信贷资产管理应对对策

信贷政策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对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的发展都会依赖于信贷扩张政策。但在此过程中，管理者应该看到信贷业务扩张的同时对金融行业所带来的潜在的风险。因此，在信贷业务扩张背景下，银行要要强对自身风险的控制，降低经营风险，提高信贷资产的经营效率，对此，笔者觉得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信贷业务扩张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通货膨胀、投机以及部分行业过热，会打破国家经济失衡的局面，严重的甚至出现失控。因此，适当的存贷款规模防止社会投机者在高利润和政府创造的有限社会需求下，生产能力的盲目扩张，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违背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会阻碍我国部分产业利用次贷危机进行产业升级的发展步伐。对信贷结构实现优化的主要目的是将资本充足率、不良贷款率等指标严格控制在央行、银监会等规定的范围内。在此问题上，各商业银行要结合央行的政策导向，合理分配信贷资金的流向，并对短期、中长期贷款的比例进行相应的控制，增加对经济薄弱、对资金需求量大且资信可靠的行业的贷款支持，严格审核对过度投资、投机行业的贷款发放标准，通过贷款流向及时间的组合，优化信贷结构。从美国的次贷危机中可以看到，过度的信贷扩张是经济泡沫发生的根源，会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加剧了银行所面临的经营风险。因此，银行必须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做好日常的信贷监督，尽可能的降低经营风险。此外，应赋予银监会更大的对于银行监管的职能，在保证银行各项风险指标，如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严格控制在可测水平范围之内以外，还应定期对所有影响其长期经营的各项指标定点抽查，全面提高银行信贷资产质量。

第6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论文摘要] “从紧货币政策”在我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不到一年，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紧货币政策”的前景如何成为目前宏观调控的一个疑问。本文将从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最新进展入手，尝试对从紧货币政策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对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货币政策的走向做出合理的预测。 

2008年9月15日傍晚，

三、当前及今后我国“从紧货币政策”的适用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宏观 经济 增长仍然强劲，我国投资、消费的快速增长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经济当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从紧货币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笔者认为，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方面，中央银行应该紧跟形势，有针对性地选择货币政策工具和目标，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和持续 发展 。 

首先，“从紧货币政策”的大方向还应坚持。虽然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基准利率，宣告了央行结束了单方面降低“双率”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代，但并不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已进入到“扩张货币政策”的阶段。经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央行提高双率的宏观经济背景是特殊的、暂时性的。如果剔除掉这些暂时性的因素的影响，透视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我国经济仍然保持较快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消费、信贷等方面增长仍然强劲。就此看来，中央银行不应就此放弃“从紧货币政策”，而应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从紧的基本方向不能变。 

其次，我国中央银行在“从紧货币政策”的工具和手段的选择上应更注重实效。在坚持“从紧货币政策”方向的同时，在货币政策工具、手段和目标的选择上，中央银行应该更加谨慎。相对财政政策而言，货币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因此，对于目前我国的发展现状，应适当地将财政政策赋予经济结构调整的重任，而“熨平经济波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职责则应更多地交由货币政策来完成。在未来的几年当中，货币政策将被赋予更多的使命，一旦经济当中出现新的变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都应第一时间作出反应，适当地调整货币政策的短期行为，以满足长期货币政策目标的需要。 

综上所述，我国当前的“从紧货币政策”的方向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中央银行不但要继续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主要方向，更应加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灵活性，配合财政政策的使用，以促进我国宏观经济继续平稳、快速地增长。 

第7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关键词：金融支持；旅游业；建议

旅游业是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行业，当前已成为浙江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今年以来，富阳市旅游行业以新一轮解放思想大行动为指导，以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为契机，积极打响“富春山水、运动休闲”品牌，不断加强“新富春山居游”的宣传力度，取得一定成效。但是，旅游业对富阳gdp的贡献率并不高。因此，探讨金融如何支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于进一步促进富阳旅游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富阳市旅游发展概况及金融支持的基本情况

（一）旅游业发展概况

富阳地处“西湖—富春江—千岛湖—黄山”部级黄金旅游线的前站，既赋山城之美，又具江城之秀，是典型的江南山水城市。一川如画的富春江横贯境内；有华东地区最大的野生动物世界（国家aaaa级景区），保留明清建筑特色的孙权后裔聚居地龙门古镇（国家aaaa级景区），再现造纸印刷两大发明的中国古代造纸印刷文化村，亚太地区第一洞厅的碧云洞（所在富春桃源景区为国家aaaa级景区），以及富春山居国际高尔夫球场、度假胜地富春桃源、钟灵毓秀的鹳山、天钟山等。

1—9月，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418.11万人次，比去年同期407.19万人次，增长2.68%。WwW.133229.COm其中，国内游客414.78万人次，比去年同期403.60万人次，增长2.77%；入境旅游者33332人次，比去年同期35923人次，减少7.21%。实现旅游总收入28.08亿元，比去年同期25.85亿元，增长8.63%。其中，国内旅游收入27.45亿元，比去年同期25.16亿元，增长9.12%；外汇收入901.65万美元，比去年同期968.47万美元，减少6.90%。

全市共有收费旅游景区8家。其中，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3家，国家aaa级旅游景区1家，其他景区4家。1—9月收费景区接待一日游游客148.76万人次，比去年同期161.59万人次，减少7.94%。实现门票收入7127.83万元，比去年同期7261.72万元，减少1.84%。

（二）金融支持情况

随着富阳市旅游业的迅速崛起，各金融机构切实更新经营理念，积极拓展信贷业务，不断改进金融服务，金融业逐步介入旅游行业。截至2010年10月末全市银行类金融机构中，目前有8家向旅游企业及相关产业发放贷款，大部分贷款是用于宾馆、酒店、饭店等企业升级改造和支持景区建设。其中，住宿及餐饮业贷款10525万元，占36.93%。旅游景区贷款15400万元，占54.03%，如永安山庄从杭州银行、民泰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共获得900万元贷款；富春山居国际高尔夫球场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共获得12000万元贷款；野生动物世界从中信银行获得1500万元贷款；新沙温泉度假村从杭州银行获得1000万元贷款，用于前期景区建设。其他旅行社及相关企业贷款2578万元，占9.04%，

截至2010年10月末，富阳市各商业银行贷款余额为478.17亿元，与旅游业相关的贷款余额为2.85亿元，只占商业银行总贷款余额的0.6％，相对旅游业占gdp的8％～10％的产值份额而言，与旅游相关的信贷投入所占的比例明显偏低。

二、旅游业发展和金融支持存在的问题

（一）富阳市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品牌效应不明显。富阳市虽拥有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3家，国家aaa级旅游景区1家，但其知名度还主要局限在浙江省内，品牌效应远未得到充分发挥。

2.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偏低。近年来，富阳市旅游产业链尚未充分延伸，旅游业收入主要靠“游”这个环节产出，收入总体偏低。据资料显示，2007—2009年富阳市旅游业收入分别为25.1亿元、31.3亿元、34.68亿元，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8.70%、9.13%、9.84%，相对其他主要产业而言，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偏低。

3.金融机构支持不足，产业发展缓慢。一是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能动性不强。金融与旅游产业发展未能有效对接，信息沟通交流不够，支持旅游发展的相关优惠政策也不完善。二是金融资金对旅游业的投入不足。2006年、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10月底全市各金融机构共发放旅游及相关服务产业贷款分别为7646万元、22308万元、20677万元、26515万元、28503万元，分别占全部贷款总额的0.41％、0.98％、0.75％、0.67%、0.6%。从金融机构贷款的数据来看，旅游贷款占全部贷款余额的比例远远小于旅游收入占gdp的比例（见下图），并且2007年后旅游收入占比逐年增加，而旅游贷款占比逐年下降。由此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对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的资金支持还远远不足。

（二）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旅游企业的先天性缺陷削弱了金融机构的支持力度。一是多数旅游企业规模小，抗风险能力较弱，客观上限制了银行信贷资金的投放。二是商业银行与旅游企业的融资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对旅游管理、发展规划、项目开发、融资需求不甚了解，对项目前景、预期收益、风险程度等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致使银行信贷投放难以适应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需要。

2.旅游企业缺乏有效担保抵押物，影响信贷资金的投入。目前我市旅游企业、旅行社、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信贷资金需求量很大，项目建设时间长，经济效益产生慢，创收能力弱。大多数旅游企业只有景区承包经营权，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导致在申请贷款时难以提供足值有效的抵押担保物，制约着银行对其发放贷款。

3.缺乏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由于旅游业贯穿着“吃、穿、用、住、行、游”等多个开发建设和消费领域，产业链条长，覆盖范围广，各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事实上面临着全新的挑战和考验。加之深入调研少，缺乏各方沟通和协作，导致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性较差。

三、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政府应积极支持旅游企业并将其做大做强

一是搭建银企沟通、合作平台。通过政府牵头，定期召开银企洽谈会、推介会等，增进政、银、企之间的关系，让银行和企业了解政府部门支持旅游产业的优惠政策；让企业充分展示其良好的发展前景；让银行对其最新信贷投向、金融产品及贷款发放的必要程序进行说明，达到相互了解和信任的目的，促进相互合作与发展；二是积极落实担保优惠扶持政策。对有市场、有效益的重点旅游项目（如新沙岛、农家乐等），实行积极的财政税收政策，对其贷款实行贴息扶持，适当降低银行贷款风险。针对融资困难的旅游企业，建议政府开辟绿色通道，适当减免旅游企业的房产、土地证等费用；三是积极做好旅游市场营销。以依山傍水的生态环境为依托，紧紧抓住“西湖—富春江—千岛湖—黄山”部级黄金旅游线前站的优势以及杭黄高铁即将建成的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做好旅游营销文章。通过网络、电视、报刊宣传相结合深入宣传富阳旅游，推出富阳运动休闲之城形象宣传专题页面，打响“富春山水、运动休闲”品牌，不断提高城市旅游知名度。

（二）金融机构应合理调整信贷结构，切实加大信贷投入，改进金融服务

一是优化信贷结构，扩大基层行信贷审批权限，逐步把一部分资金投向旅游扩建改造及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金融机构要及时了解旅游业发展的重点投资领域，积极参与旅游项目的调查研究，形成旅游信贷支持与金融风险控制的长效机制；二是开发新的贷款品种，尝试推出门票收益权质押、景区设施抵押等担保贷款产品。同时结合新农村建设，对开发前景广阔的特色旅游产品生产给予优惠的信贷扶持，对农民群众兴办的“农家乐”给予农业贷款扶持，对有创新性和带动性的旅游项目安排一定的政策性贷款，逐步形成全方位的金融支持体系；三是提升金融服务水平，不断完善金融配套服务工作。拓展金融服务领域，调整和优化网点布局，在主要景点设立自动存取款机，安装刷卡终端，提供外币兑换等金融服务。通过多种金融服务方式，创造一个良好的旅游金融服务环境。

（三）人民银行应积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全力为旅游企业搭建金融服务新平台

一是充分发挥牵线搭桥的纽带作用，帮助金融机构找到金融与旅游产业供需的结合点，将有限的金融资源投放到有市场前景的旅游产业中。同时协同其他相关部门，结合市政府对旅游业的规划做好金融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整体规划；二是加强调查研究和征信建设工作，充分利用信贷征信系统提供的相关信息，引导商业银行将资质好、信誉高的旅游企业作为优先放贷对象；三是加强软环境建设。协调配合做好银行卡联网测试工作，不定期对pos、atm标准化改造，帮助金融机构解决游客在本地旅游刷卡消费时出现的各种问题，为游客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四是加强宣传与协调。做好富阳旅游发展的正面宣传，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向各自的总行、分行反馈当地旅游业发展现状和发展前景，激发金融机构支持旅游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争取更多的金融支持和政策倾斜。

参考文献:

[1]人民银行丽江市中心支行课题组.金融支持丽江文化产业的现状、问题与建议[j].西南金融，2005，(12).

[2]王德业，惠建华，孔磊.金融支持地方旅游经济发展探析[j].济南金融，2006，(5).

第8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金融危机是对经济基础的挑战，也是重新调整产业结构的契机。

目前以至以后较长一段时期内，处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大国和制造业大国地位仍然决定了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低成本和低价格的“比较优势”，从而有一定的价格竞争力。然而，在面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恰恰是那些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和外向型企业遭受的打击最为严重，缺乏自主技术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企业最先尝到了苦头―不期而来的金融危机加剧了产业发展困境，对比较优势和出口导向战略提出了质疑。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劳动密集型制成品的比重较高并且价格弹性小，经济报酬递减的生产要素占据了较大比重。当经济衰退发生时，现实的贸易结构蕴含了对市场风险的较强敏感性。

企业投资系统风险加大

我国企业的投资率本身就偏高，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峰期已过，全球实体经济纷纷显现复苏迹象。各国施行的非常规的短期经济刺激计划继续发挥着作用，金融业流动性回升，信贷政策开始松动，资本市场在调整中上升，民间投资也开始活跃起来，整个经济显现出投资过度的倾向。我国政府4万亿投资和产业振兴规划的财政、货币政策效应开始显现，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回升，带动2008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快速上涨。2010年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24%。CPI在2010年也有明显上升势头，通货膨胀预期增强。通货膨胀既推动企业的成本上涨，又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盈利质量，形成企业的发展障碍。

在总体投资率偏高的情势下，反观我国企业的技术投资。按照国际可比指标R&D强度（研发经费/销售额）来衡量，进入本世纪之前，此项指标都在0.5%以下，大致为工业化国家的1/6，各企业投资于研发的经费少之又少。按照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观点，该指标低于1%的企业通常难以生存。资金、机构和人员的缺乏成为我国企业技术创新及迅速发展的最大制约。由于企业的积累能力不足和投资的短期行为取向，也缺乏相应的风险投资机制，致使投资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

同时，企业的传统生产要素，如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尤其是高技术含量的机器设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厂房、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形成高额的固定成本和沉没成本，技术投资和研发投资的长期性、高收益特性以及贷款形成的固定财务成本扩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新兴的生产要素中，技术、知识和信息等要素需要更大的和更为长久的资金投入。综合分析国家的产业政策和企业的投资行为，可以看出，企业的投资取向势必发生变化：在投资期限上，更倾向于长期投资；在生产要素的性质上，更专注于高级新兴要素的投资。同时，与投资取向变化相伴随的，是企业投资的系统风险在加大。

商业银行面临机遇和挑战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产业政策激励，工业企业将侧重于新兴产业和自主核心技术的长期投资。企业的这种投资趋势对于商业银行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激励政策，这些特殊时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效果显著。投资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当货币政策稍有放松，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上升，流动性随即充裕，信贷资金规模有较为显著的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加，相应降低了信贷风险。这些因素的存在可以有效地稳定银行的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率。

从图1和图2可以看出，2010年，非金融企业的贷款结构中，中长期贷款接近短期贷款的2倍，短期贷款的数额基本持平，中长期贷款明显增加，这与银行信贷的期限结构变化具有一致性；大型银行信贷收支统计数据中，中长期贷款约为短期贷款的3倍，并且非金融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几乎全部来源于大型银行。统计数据一方面说明，企业的中长期贷款需求有逐渐增加趋势；另一方面说明，金融企业、商业银行的期限结构发生变化，中长期贷款占比明显增加。

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金融产品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性、竞争性和“挤出效应”，国家鼓励企业直接融资的政策在推动资本市场成长和复苏的同时，客观上压缩了间接融资的需求空间。投资、融资体制改革使企业转变为真正的投资、融资主体和风险承担的主体。企业资本来源趋于多元化，既可以通过股票、债券、短期融资券等方式直接融资，同时也可以通过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投资等方式融通资本，优势企业对银行信贷的依存度减弱，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买方市场，商业银行信贷面临更为严峻的竞争。

另外，存款准备金率上调、产业政策激励（如“绿色金融”政策）和一些贷款新规（如2010 年上半年银监会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等政策约束，客观上对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范围有收窄作用。

银企双方的合作与博弈

企业在产业政策和银行信贷政策的指引下，调整经营战略和盈利预期，进而进行筹资、投资和利润分配等财务决策。商业银行针对经济形势和企业的经营前景、财务状况做出信用评价、进行贷款决策。企业作为银行最主要的客户，其稳定的财务需求必须依靠商业银行的资金支持，贷款收入是银行的主要业务收入来源。银企关系对银行的业务规模、风险控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环。

两者虽处于不同的产业，但资本链条却将它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相互依存共生。由于企业与商业银行各自的经营行为均会给对方带来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两者之间形成了典型的动态博弈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首先是二者地位的平等性，其次是它们之间的紧密性。博弈的结果可能是：第一，落入“企业盈利下降贷款质量下降银行更加惜贷企业财务拮据”的恶性循环，这是唇亡则齿寒、两败俱伤、利润均下降的不利后果，破解这一循环的途径只能是企业自力更生，达到银行信贷的一定条件、具备良好发展前景从而成为银行的目标客户；第二，如果有一方获利而另一方受损，一方的发展以另一方的阻滞为代价，这是损人利己的后果，但这种类似“剪刀差”的局势不可能长期存在，也是产业政策和产业发展现实所不容许的；第三，如果在产业政策的指导下，相互合作、寻求更多的投资机会，则会有共同发展的广阔前景和共赢局面。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投资行为引致的双方博弈，其中，技术研发投资风险相对较大。

新兴战略产业大多为高新技术产业和资金密集型产业，新企业的设立和技术投资亟需大量资金，技术研究和开发需要大量的高级人力资本和先进的物质设备资本，这些都需要企业具有充足的财务资本，从而产生了大规模的融资需求。

政府的支持对高技术产业和风险性投资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但国家政策性贷款仍可能是杯水车薪，仅具有导向意义和象征性。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与国家宏观经济增长政策和产业政策保持了高度一致性。在国家综合利用税收、利率等经济工具引导投资和信贷的背景下，新兴产业和政策扶持的企业获得了灵活的发展机会，所以，商业银行作为最重要的资本来源部分，也面临巨大的增长机遇。

但我国的经济现实是，许多工业企业原有的核心技术长期依赖引进，自主高新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落后地位，国内大部分高新技术市场由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长期占据。技术资本的投资数额巨大，回收期长，技术研发成果从资本投入开始直至形成产业化，其间存在重重障碍，转化机制不流畅。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每年我国的专利技术有7万多项，取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的达3万多项，但专利技术实施率仅为10%左右。这种现状表明我国高科技企业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国家的政策性投资与乘数效应叠加，通胀因素和市场竞争可能使企业的盈利质量降低，从而加大了企业的投资风险、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最终导致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信用风险加剧。这种变化除了对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业务规模、存贷利率等方面产生影响外，对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

经济现实显示，部分企业的财务资本投资已逐渐由短期盈利向长期价值转变，原有的物质设备资本寻求更新，部分落后产能逐步淘汰，新兴的要素资本，尤其是高级人力资本、技术资本、信息资本和知识资本的投资在总额中开始加大比重。相应地，企业的财务资本结构中，中长期资本来源占比大幅增加。

企业客户的技术投资和其他项目投资的投资期限长、经济前景复杂，相应增加了内含的风险因素。商业银行应密切关注企业客户的经营战略转向、投资方向和运用效率，对增量贷款投向实行严格的资信审查和风险控制，注重将风险管理和控制前移至审核、评估阶段。其风险管理应与企业客户的风险管理密切结合，与企业的财务投资部门合作，严格审慎地评估投资项目的经济性和风险性，对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先进性进行鉴别，对担保资产的价值进行的深入调查、合理评估，对其融资结构和筹资方式提供方案设计和专业建议，并参与投资方案全过程的风险评估和监控。

商业银行应主动参与企业客户的项目投资预算和风险控制，提供专业、多样化服务，根据风险状况和承受能力，适时调整信用条件和期限结构，加强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掌握企业客户的财务状况、项目效益和资金动态，及时反馈信息；应定期派驻风险管理责任人员，会同相关专业人员深入项目现场，对贷款的使用情况做到了如指掌，从而控制和降低未来的市场风险。

银企的共同目标是灵活运用资金，获得盈利。在这一共同利益基础上，对于在风险承受范围内的贷款，银行可执行优惠利率；针对成长性良好的投资项目，在严格执行银监会的信贷制度前提下可以有所放宽并适度浮动；推行不同层次的金融产品，以分别服务于不同信用资质的企业客户和不同风险暴露的投资项目。

第9篇：政策性银行发展前景范文

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监管体制框架的重构和金融监管制度的变迁，成为各国关注的一个重大金融现象，家的金融监管体制和制度变革的取向因此就成为金融界讨论的重要变革议题。在我国界，有的学者对我国中央银行履行制订和实施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职能的兼容功能持不同观点，他们的主要理论依据一是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监管体制变化的特征是把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的职能分离；二是市场开放程式较高。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家把中央银行的“两项职能”分离，更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和提高金融效率三是保证货币政策的实施质量，货币政策工具和货币供应完全以市场信号作为调节的导向，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的实现程度是中央银行履行功能唯一评价标准。笔者认为：任何一国的金融监管体制选择和制度变迁都是以本国相应的经济结构特征市场开放度、金融成熟度、银行业微观基础、监管水平等因素进行考量的，而不能强求设定某一种模式。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金融基本特点，我国中央银行兼容货币政策实施和金融监管职能仍然是适合我国国情的一项金融制度选择，如果在尚不具备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的条件下强行分离，将因为中央银行的功能缺损而产生严重的离析负效应。

一、国外中央银行功能深化历程：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兼容与分离的三个阶段

从1857年英格兰银行成为真正中央银行为诞生标志，中央银行制度已有近150年的，以中央银行兼容和分离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两项职能”为划分标志，中央银行制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57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这个时期各国建立的中央银行主要围绕“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三大职能进行。其职能的特点是服从政府财政的需要，主要任务包括统一货币发行，建立对银行的监管制度，组织票据的交换和清算，推行准备金制度等等。虽然，这个阶段中央银行制度是与其对金融业的监管紧密联系在一起，统一货币发行，实现对金融业的有效管理，但这个时期中央银行还不具备运用货币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职能。

第二阶段：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中央银行所急需解决的课题是如何适应政府调节经济和产业协调发展的需要，如何避免大范围的金融机构破产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这个时期的中央银行制度实践特征表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是各国中央银行的两大主体职能，金融监管是贯彻实施货币政策的基础，金融监管制度如存款准备制度同时也是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的有效实施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于金融监管，同时准确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又反过来带动金融监管水平的提高和注入新的监管。正是由于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的需要，流动性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个时期大多数国家中央银行都兼容着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其联动的藕合效应得到充分释放。

第三阶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这个时期出现部分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职能相分离制度变迁的重大拐点。产生这种中央银行体制和制度变化的主要背景是：八十年代后期受世界经济一体化、贸易自由化的冲击，金融自由化一时成为潮流，金融创新产品的“衍生”开发和运用活动来势凶猛，金融制度改革的滞后危及到了金融体系的安全；原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活动界限逐渐模糊，金融业混业经营成为许多国家主要的制度选择；在发达国家，对中央银行传统的货币政策从中介目标到政策工具都产生明显的变化，货币供应量与主要经济变量的数量关系变得越来越不明确，原来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制度、贴现率等的重要性不断下降，运用货币政策的目的更完全地转向维持金融的安全和价格的稳定，而不再是简单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刺激需求；金融风险十分突出，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由于金融不稳定导致经济起伏甚至危机成为二十年来国际经济的重要特征，金融风险管理成为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点。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国家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出现了单独对银行监管的机构。

中央银行的发展全过程表明：中央银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政府对金融业监管的需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多数国家的中央银行同时承担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职能，说明这“两项职能”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存性。这二十年来一些国家把中央银行所履行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分离与这个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以及本国的金融状况出现新的特征是紧密相连的。

二、各国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非一致性：现阶段西方发达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的制度模式和主要特点

（一）西方发达国家或化国家中央银行监管制度安排基本情况

监管的组织结构涉及到一国金融监管体系构成及各组成部门的职责分工、目标安排和协调运作。从现阶段发达国家或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是否对银行业进行金融监管来看，并不存在很明显的特征或可循，尤其从制度、经济规模、地域特点、中央银行是否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等方面更没有明显特征进行考量。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大致有一半国家的中央银行具有金融监管和货币政策“两项职能”，其他国家将这“两项职能”分离。

（二）在部分发达国家中从中央银行分离出银行业的监管职能也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中央银行对监管机构仍具有控制力和渗透机制

将中央银行的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的发达国家也并不否认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内在联系，为保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协调运作，这些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手段。主要特点有：一是金融监管当局隶属中央银行的领导之下；二是两类机构的高层决策者相互兼任；三是中央银行对监管银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监督并保留一定层面对银行进行检查的权利；四是建立了协商机制和沟通管道。

（三）一些国家中央银行“两项职能”分离后，中央银行仍是银行业监管主体之一

反映在“两项职能”相分离的部分国家中，由于审慎监管原则和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作用，有些国家的中央银行仍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监管机构共同对银行业进行监管。如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有货币管理署、联邦储备体系、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各州监管机构。九十年代美国准备成立银行委员会负责银行业监管，但美联储认为联储不能没有监管职能，该改革方案没有通过。加拿大金融业的管理和调控虽然主要由金融管理局负责，但加拿大存款保险公司和加拿大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也负责对加拿大金融业的监管。作为中央银行的加拿大银行规定注册银行的法定准备金率、规定它向注册银行贷款利率，必要时向注册银行进行道义劝说，上述三个机构协调对金融业进行监督与管理。还有如澳大利亚，虽然成立了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除中央银行外有四大金融机构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对象进行监管），但同时保留了中央银行为实施货币政策所需要的监管职能。

三、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兼容“两项职能”阶段：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经济金融环境特征及基础性条件

这个阶段，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持续半个世纪之久履行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两项职能”，甚至象日本、韩国、英国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出现本国或本地区的金融危机才把金融监管的职能从本国中央银行分离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有其深刻的经济特征的要求、金融环境背景以及中央银行功能合理性的需要。三十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迫使西方国家必须尽快恢复经济景气，加快工业化进程，构筑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高速发展的经济促进了金融的发展和繁荣，货币政策承担了重要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发展的任务；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政策工具主要围绕促进经济发展进行操作并具有强烈的敏感度；从金融机构风险方面去考察，化解风险从根本上说依赖于经济增长；金融分业经营和传统的金融业务占主导地位；中央银行不仅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而且作为“最后贷款人”为金融机构提供清算资金；各国的金融自由化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利率市场化、资本自由流动、国与国之间的金融渗透性和互补性受到金融开放程度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