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的传统文化精选(九篇)
第1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 贵州；施洞镇；苗族；姊妹节；独木龙舟节
[中图分类号] K89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6）06-0032-07
一
在清水江畔，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的苗族同胞每年都有“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是当地苗族一年中最重要的两个节日，分别以女性和男性作为节日文化的表征主体，彰显了他们所代表的家族村寨的荣光，体现了当地姻亲社会关系中的交往交流和人生仪礼的象征性表达与认同，同时也让当地的苗族文化特征因此得到强化和延续。
“姊妹节”苗语称为“努嘎良”（Nongx gad liangl），意译为“吃姊妹饭”，施洞等地的姊妹节在每年农历的三月十五日。“吃姊妹饭”是施洞姊妹节的标志性活动，“姊妹饭”是一种经过植物染色后分蒸的“彩色糯米饭”，晶莹剔透，清香四溢。其主色是黄色和黑色，偶尔兼有红、白、蓝、绿等颜色，喧腾而又温馨的姊妹节一共持续3天，节日期间，寨里的姊妹们结伙聚餐和联欢，不仅未嫁的，而且已嫁或远嫁的姑娘都会赶回娘家。整个苗寨显得格外热闹。同时，姊妹节也是苗家青年的爱情节，姊妹们还要用宴席款待远道而来的后生（男青年）们，苗家男女青年自由择偶为目的的“游方”是姊妹节的重要活动。关于“吃姊妹饭”的由来，施洞口有这样一个说法：苗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在每一次的迁徙中，都有姊妹因出嫁远离家族，不知何时才能再会面，因而姊妹们每年都要共聚一起吃一次糯米饭借此欢聚和纪念。
施洞苗族“独木龙舟”，苗语称为“量翁”（niangx vongx），意译为“划龙”或“划水龙”，独木龙舟节是清水江沿岸苗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节日之一，参加节日活动的除了台江施洞沿江两岸的苗族村寨外，还有与其毗邻的施秉平寨，举行时间在每年的农历五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一年一度的“龙舟竞渡”祭祀活动核心目的是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龙舟竞渡期间，几十条龙船在清水江中划翔，百舸争流，江畔人山人海，好不热闹。同时还会举行赛马、斗牛、踩鼓等苗族传统活动。《苗疆闻见录》载苗民“好斗龙舟，岁以五月二十日为端节，竞渡于清水江宽深水处。其舟以大整木刳成，长五六丈，前安龙头，后置凤尾，中能容20多人。短桡激水，行走如飞”[1] 171。
二
苗族传统节日不同于现代国家和国际社会所设定的法定节日，一般是民族民间社会为巩固其生产生活秩序和延续文化脉络而建立或自然生成的。苗族传统节日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状态，更是一种生活。对于苗族文化传统节日拥有者来说，民族传统节日是流淌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血液，是贯穿于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化脉络，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苗族传统节日之所以能长期传承、生生不息，得益于在它的文化内涵中，有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功能。苗族传统节日民俗最突出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正是在于象征性地表达和实际性地满足了一定地方社会族群内外交流交往的迫切需要和精神追求。以文化人类学的视野考察，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具有以下一些传统功能：
（一）文化传承和民族认同功能
“民族文化传统节日是以特定的仪式隆重举行的标志性的活动。它是对一个民族的传统生活集中而充分的展现，在节日活动中，通过活动或活动仪式中的种种行为展示并建立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整体系统。因此，节日活动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载体”[2]。施洞苗族同胞每年坚守“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在节日活动过程中，全体成员一起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举行固定的仪式。姑娘们采摘南烛木叶、姊巅、蜜蒙花等各色花叶来制作彩色糯米饭，盛装踩鼓，彻夜游方歌唱。男子们则遵循着传统的规则，选取杉木，制作龙舟，运送龙舟，举行龙舟下水仪式，按照祖制，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区域用规定的竞赛规则进行龙舟竞渡。于是通过“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这两个传统节日载体的强化和传播，不仅是对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族民间技艺文化传承的加强，而且是对苗族古歌、苗族鼓舞、祭祀文化、龙舟文化等苗族传统文化最直接的继承。
同时，在这样一个苗族所独有的传统节日里，传承和传播苗族所独有的文化，明显地增强了苗族这个个体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传统节日有着显著的民族文化认同价值，能够增强本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施洞苗族同胞在三月十五日和五月二十五日这两个固定的日子里举行同样的仪式，过同样的节日，传承着苗族独有的文化，让其深刻体会到一种属于同一个族群的文化认同感。共同的节日习俗，使施洞苗族同胞各社会阶层之间产生文化认同感，有利于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具有和谐文化的社群之内，创造一个更为和谐一致的文化空间。
（二）纪念和祭祀功能
在原始中，苗族同胞通过模仿自然界图腾物的形态、动作来表达图腾崇拜，以示对祖先和万物之神的敬仰，以此取悦神灵，祛除一切灾难，保佑人畜平安、五谷丰登。这种原始信仰的祭祀活动，是民间信仰的重要表现方式和内容，是人们向民间神祈求福佑或驱避灾祸的基本形式。由于有些活动规模较大，群众性强，内容丰富，因而逐渐演变为节日活动传承下来。譬如祖先崇拜、纪念英雄和宗教祭祀等就成了这种节日的重要功能。
施洞“独木龙舟节”是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间娱乐活动，是当地进行祭祀和承托神灵崇拜的重要载体。施洞龙舟竞渡的系列祭祀活动在农历五月二十日开始，持续四天，节日期间，在木材的选取、龙船的制作、龙舟下水仪式和龙舟竞渡等系列活动中，都有严格的祭祀仪式和传统规则。譬如以取木材制龙舟为例。“独木龙舟的选材一般以杉木为主，要求杉树没有被雷电击中过，没有被火烧过，这表示着该树没有受到过神灵的惩罚，还要求树梢没有折断过且长短一样，这表示家族团结齐心。杉木选定之后，把事先准备好的青布和摊线缠在树干上，代表后世兴旺，子孙像麻绳一样多。然后祭酒饭，烧香纸，杀鸭取鸭血淋在树干上祭请‘山神’‘树神’和‘地神’，体现了对神和大自然的敬畏。木材选好后，由一位儿孙满堂且知古礼的男性向树祈祷‘保佑老少安康，子孙昌盛’，祭祀结束后，由父母健在、儿孙满堂的一名男性动手砍第一斧，随后众人一起将树向东方推倒，以表达对从遥远的东方迁徙而来的祖先的怀念”[3]。运送木材的时候，沿途的亲友必敬以酒，赠鸭送鹅迎接龙木，并在龙木上系一条红缎带。木料运回寨子，全寨人都出来迎接，彰显了全体苗家人对接龙木的慎重和尊崇。
（三）增强家族凝聚力和交往功能
“一个民族的传统节日，承载的是该民族的文化血脉，通过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的周期性的展示、积累、继承和发展，在拥有同一文化传统成员中产生巨大的亲和力和情感的认同感，可以把拥有共同文化传统的成员团结到一起，从而增强民族的凝聚力”[2]。“独木龙舟节”，虽然名义是竞渡，但是从船的造型以及船上人员的配备和服饰来看，这种划龙舟的方式其实是不适合进行激烈的、殊死相争的竞渡的，而是应趋向于游乐和文化展示。种种活动的内容和仪式都展现着其增强家族凝聚力和族群间交往的功能。
作为“鼓头”的寨老，一般是寨子里德高望重，有很强号召力的老人，其主要负责接待亲朋好友和联络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龙舟竞渡时，龙船每到一寨首先要鸣三眼土炮，提示当地寨民“龙舟到了”，然后寨中亲友燃放鞭炮表示欢迎，接着村民们要向“鼓头”及水手敬酒，并在龙船的龙头上系上红布，称之为“挂彩”。除此之外，亲友们还要热情地送上礼物，尤其是“鼓头”的女婿，至少要送一头猪的大礼，女婿家的族人也要送上羊、鹅、鸭等，最后，水手们将所收的赠礼挂在龙颈上。对于施洞龙舟赛，苗族同胞看重的并不是竞赛本身，也不是各寨龙舟获得的名次，而是看哪一个寨子的龙船打造得更漂亮，哪个“鼓头”人缘好，得到了更多的礼物。因为收到礼物越多的龙船则越显荣光，越显得“鼓头”德高望重，受人尊敬。同时收礼龙船也要以礼物回赠给对方，双方在礼尚往来中促进交流、加强团结、增强民族凝聚力。由此可见，“清水江上的独龙舟是一条多情的纽带，通过独木龙舟节的传统文化活动增进了苗族同胞的村寨交流和家族情感，彼此之间以往若有误解，通过一件礼物，一杯米酒，一道酒歌，误解也就烟消云散了”[4]。
（四）战胜自然的心理暗示功能
苗族同胞自古以来居住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山地，生产生活过程中常常需要顽强地同自然界作斗争。苗族民间文学不乏歌颂战胜恶劣环境和大自然的英雄的传说和古歌，世人之所以唱诵和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些英雄，形成一些纪念性的节日，实则是想借此增强后世子孙战胜自然的决心和信心。关于施洞“独木龙舟节”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叫“苟亚”的人，有一天，他带着儿子驾船到榕山水潭打鱼，突然，坐在船尾的儿子不见了。于是他下水潜到潭底，钻进龙洞，却见一条恶龙正把儿子当枕头靠起睡觉，而儿子早死了。他非常生气，回家带上火石火草，放火烧了龙窝，被烧死的恶龙浮到清水江上来，苟亚见后又斩龙为数段，唤各村的人都来分食龙肉。但此后江雾弥漫，不见天日。有一名妇女携子到江边洗衣，孩子将捶衣棒放在水里划来划去嬉戏，口里念到“咚咚多！咚咚多！”江雾随之散去，于是各寨遂仿棒槌形状刳木为船，每年五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在清水江和巴拉河上敲锣打鼓划龙舟，以示征服恶龙 [5] 14。由此可见，关于独木龙舟节来源的传说，很好地诠释了施洞清水江沿岸苗族同胞与天灾人祸抗争的勇气和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民族精神，同时也以独木龙舟节的方式，将这种精神世世代代流传下去，在子孙后代中产生战胜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强烈意识。
（五）原始母系氏族社会遗存和联姻功能
在原始母系氏族和母权制社会里，妇女掌管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大权，统治着社会的一切日常事务。母权制社会的标志性特征是：“在婚姻缔结上，处于主动地位的常是妇女，而不是男子，母权制度下的女郎们自由为自己选择丈夫。”[6] 68从施洞“姊妹节”的各种礼仪习俗来看，这一传统节日是以妇女为活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节日里姑娘们不仅可以公开地在家庭支持下招待游方客，通过在糯米饭里藏东西来象征性地履行自己对爱情的自主选择，而且在这一天，她们比平时拥有更大的自由和权利。这是妇女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所原有的、与男子平等的社会地位的象征性残余。而过渡到父系氏族之后，妇女们在同一氏族中永远相聚的生活方式却被打破，这是一种悲痛的遭遇，吃姊妹饭的活动或许就是在这过渡时期妇女们于婚前婚后的互相安慰、惜别和重聚而遗存下来的习俗。
随着历史的发展，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婚姻和家庭模式发生了变化，人类婚姻缔结发展到对偶婚，姊妹节从吃姊妹饭的习俗也逐渐发展成为男女择偶乃至文娱交际性的节日了。施洞姊妹节一直以来就承载着男女交往婚配的功能，姑娘们置办酒席，准备好糯米饭招待游方的情郎，盛装打扮，踩鼓舞蹈，游方对歌，通宵达旦。游方过后，“姑娘们提着盛装着自己深厚情谊和姊妹饭的竹篮，站立在村边路旁，等待着送别情人。机敏多情的姑娘们在送情人的饭篮里悄悄地埋藏着自己的心事，挂上竹钩的，意味着要买把伞来酬谢；藏着椿芽的，意味着可以成亲；包着树桠或蒜薹的，暗示着断交。包着椿芽也罢，藏上松叶也罢，来年总是酬谢的，通过酬谢活动，双方感情越来越深。得到树桠或蒜薹的也决不会生气，不能成亲的仍然是朋友。”[7] 689-690“独木龙舟节”，也同样承载着联姻的功能，是苗族青年男女们寻觅伴侣的绝好时机。节日里姑娘们穿上盛装，挂满银饰，以此吸引男青年们的注意；而小伙子们则高吭“龙舟飞歌”俘获芳心：“妹妹生得白生生，个个想她做情人”“是我的花我一定采，是我的人我一定来爱，妹妹哟，请你一定等待”。苗族传统节日期间，苗族男女青年们通过对歌彼此认识，熟悉了解对方，相互建立爱情，结成伉俪。
三
清水江畔盛大的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每年持续进行并逐年盛大，是在其节日功能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呈现出来的。这主要表现在节日的祭祀、交友、联姻等传统功能逐渐弱化甚至丧失，而其旅游服务、商贸往来、族际交流等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逐渐强化。这些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
新时期，传统节日的历史记忆逐渐从自发记忆转变为自觉记忆。近年来，由于苗族的生产生活正日渐趋于现代化、全球化，苗族同胞纷纷走向城市打工、学习和生活，且苗族固有民族形态的存在符号日益弱化，由此，民族的传统节日担负起了传承民族文化的重任，有着强化本民族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功能。“民族文化传统节日要求这个同一族群的全体成员统一在同一节日时间段参与共同的节俗活动，即使是官员在单位里遵守官方的节日制度，回到家庭生活中也要和家人一样过传统节日。这种全民参与的文化生活是一年一度周期性发生的，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被反复贯彻和强调，在同一族群内的全体民众的记忆中根深蒂固、世代传袭”[2]。
（二）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
由于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人们意识的淡薄，节日文化在继承传统功能的基础上，其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的对象、目的及内容也发生了变化。譬如施洞苗族“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活动中，传统的五彩糯米饭是为游方的“后生”准备，然而，随着“游方”实际联姻功能的弱化，现在更多的是为待客而备。同样，苗家女儿们原为游方交友而备的华丽盛装、绚丽银饰，现主要为向外族和客人展示苗族丰富多彩的灿烂文化。随着这种功能的变迁，节日的内容和形式也相应地出现了变化。为了更好地体现文化展示和文化交流功能，政府逐渐演变成为民间传统节日的规划者和组织者，将参加节日活动的苗族同胞范围强行扩大到县域乃至周边县境，还增加了隆重的开幕式表演和盛装游行，从而将刺绣、剪纸、银饰锻造等民间传统技艺集中展示给游客。
（三）旅游和商贸往来
近年来，苗族政府以施洞“姊妹节”和“独木龙舟节”为契机，增强县域旅游经济和商贸往来活力，从而带动本地经济发展对游客的吸引。据统计，每年到施洞参加苗族姊妹节和观看苗族龙舟竞渡的商旅游客约四五万之多。随着政府宣传力度的逐年加大，这两大节日的知名度日益提升，成为台江县乃至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名片和热点。譬如2015年台江姊妹节恰逢五一假期，来自省内外的游客挤满台江县城大街小巷，造成沪昆高速拥堵长达几十公里，十余小时的景况。众多游客的慕名而来，必然促进该地区交通、住宿、餐饮等第3大产业的发展。同时，苗族最富盛名的刺绣、银饰、蜡染等产品，也借机销往世界各地，台江县城借此打造了民族文化产销一条街――姊妹街。而作为姊妹节发源地和独木龙舟节竞技场的施洞镇也大幅提高了知名度，正着力恢复建设清水江畔的古镇，打造中国银饰第一镇。
近年来，“贵州各地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正在日益为各级政府和旅游部门所重视。作为贵州旅游产业的亮点和支柱，古朴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情和历史文化遗存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外游客的青睐。以此为契机，应该说不少地方在招商引资、吸引客源和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随着游客的大量涌入，苗族传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的碰撞接触中也正在逐渐的被同化甚至消失。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迎合游客的需要，苗族传统节日文化也正在被戏剧化、舞台化、商品化”[8]。苗族传统节日的载体，节日生态环境所发生的系列变化，导致了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功能发生变迁，进而在传统节日的活动宗旨、活动内容、活动形式、活动精神上发生了系列改变，这意味着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危机，给保护和传承苗族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挑战。
“传统节日文化是否有生命力，是否能持续发展，在物竞天择中是萎缩还是壮大，决定于功能构成。更进一步说，活动内容是否受到民众欢迎，是否能达成活动参与者或其组织者的愿望，将决定一个节日活动的兴衰存亡”[9] 15。据此，全社会都有责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来抢救具有深刻内涵和社会功能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文化具有不可复制性，一种文化一旦消失就没有重建的可能。因此，全社会和苗族同胞都有义务团结一心，从现实出发，积极探索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和过度开潮中保护、弘扬与创新苗族传统节日文化的长效运作机制。
[参考文献]
[1]徐家干.苗疆闻见录[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2]颜 勇，雷秀武.贵州民族文化传统节日综论[J].贵州民族研究，2007，（6）.
[3]李华禄.清水江苗族独木龙舟活动的文化习俗解析[J].学理论，2015，（13）.
[4]王馨平，杨金刚.浅谈贵州台江施洞苗族独木龙舟竞渡的社会功能[J]. 贵州体育科技，2008，（2）.
[5]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苗族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6]Harry Cutner.性崇拜[M].方智弘，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
[7]吴荣臻，等.苗族通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第2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苗族；侗族；传统工艺；开发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6-0252-03
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是苗侗民族特有的工艺，其历史悠久，技艺精湛，并代代相传，有完整工艺流程，采用自然界天然材料制作，具有鲜明的苗侗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是苗侗历史和文化的载体，蕴涵了苗侗工艺文化，是苗侗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苗侗民族传统科学技术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不仅具有很大的文化价值，同时还具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经济价值等。苗侗民族丰富的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广泛渗透在苗侗民族世代生活之中。
一、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现状
苗侗民族是两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在贵州省的清水江、都柳江流域，以及黔东南一带，苗族侗族分别聚族而居、和睦相处，由于生活习惯、语言、服饰的不同，传统工艺又各有特色，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资源，其物质和精神文化形态完整、内容丰富、多姿多彩、特点鲜明、底蕴深厚。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文化多为族群集体潜意识行为，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并在族群中约定俗成。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主要是指苗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苗侗民族基本的识别标记和文化基因，是维系苗侗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源泉之一。
聚居于贵州省东南部的苗族，多居住在高山地带，以农业为主，种植棉、麻，自己纺织。苗族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手工艺主要有刺绣、挑花、蜡染、剪纸、银饰制作等。苗族服饰多达二百多种，其艳丽的色彩、繁复的装饰承载了丰富的民族历史文化内涵，显示出鲜明的本民族艺术特色。服饰图案内容上，大多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各种活生生的物象，具有表意及识别族类、支系的重要作用；制作技艺上，苗族服饰中至今保存了中国服饰发展史上的编制型、织制型、缝制型、拼合型和剪裁型等五种类型；用色上，对比强烈，色彩浓郁、厚重艳丽，一般为黑、红、白、黄、蓝五种。苗家银饰的工艺精美、华丽、考究，一直以“大、重、多”影响着自身民族的审美观，组合部件多的有数百种，繁复重叠，呈现出繁缛之美。
苗族蜡染风格古朴、粗犷、奔放，纹样多以变形的动植物为主，既抽象又不失具象。蜡染除大量用于服饰外，还用做被面、床单、枕巾、帐沿、手巾和挂包中。丹寨地区的苗族祭祖时，穿着特制的蜡染衣并挑起数丈长的皤，皤上的蜡染纹样多为复杂的龙纹。黄平地区苗族蜡染工整、细密、精致，构图严谨，面积较小，图案是由经过高度提炼和程式化处理的人物、动植物以及几何纹样相互组合而成，记录了苗族祖辈们对原始生活的认识和理解，表达了苗族祖先对本民族图腾标志的特殊情结。这些图案上幽远、神秘的符号记录了苗族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精神。
F州省的黔东南州也是全国最大的侗族聚居地。侗族的传统手工艺文化丰富多彩，民间手工艺主要有刺绣、织锦、彩绘、剪纸、藤编、竹编等。刺绣图案花纹形象生动，色彩绚丽；侗族银饰有颈圈、项链、耳环、手镯、戒指、银簪、银花；纺织品有侗锦、侗帕、侗布。侗族擅长建筑，木结构建筑精巧，形式多样，鼓楼、风雨桥、吊脚楼是侗族的主要建筑。鼓楼下部分呈方形，瓦檐呈多角形高耸于寨中，飞檐重阁形似宝塔。
苗侗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艺文化，体现了苗侗民族独特的审美价值、艺术情趣和文化心理，由此折射出苗侗民族原生态文化特质。
二、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面临的问题
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承载着苗侗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由于社会发展，苗侗族人民很多生活习惯发生了变化，传统手工艺的地位也跟着发生变化，在传承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后继乏人。苗侗传统手工艺产品历来是自然经济形态下广大苗侗群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然而，随着各种工业产品的出现，在性能和价格等方面的种种优势，使苗侗传统手工艺品受到冲击。当今多数苗侗传统手工艺人收入不高，市场前景不好，无法靠技艺谋生，一些传统手工艺人的子女不愿继承老行当，很多工匠也不希望自己的后代像他们一样靠手艺吃饭，因此，苗侗传统手工艺普遍出现后继无人的状态，面临着传承困境。如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苗族泥哨代表性传承人吴天和，自幼随父学习泥哨技艺，并独具特色，由于泥哨技艺无法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他的儿子和孙子都不愿像祖辈一样传承技艺，老手艺苦于后继无人；再如雷山土陶、三穗竹篾等传统手工艺也面临着技艺传承的困境。由于缺少继承人，市场逐渐萎缩，手工艺作坊从以前的上百家缩小到现在的寥寥几家。
家庭传承曾经是苗侗传统手工艺传承的重要形式，但现在这种方式越来越少，家族传承断档情况严重。有的手工艺非常复杂，学起来费时费力，当今的苗侗青年也一样追求高效快速，不再自觉喜爱，他们情愿放弃祖祖辈辈留下来的传统技艺，离开家乡进城务工或外出求学，很少有年轻人再愿意继续跟老艺人学习和从事传统手工技艺。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苗侗民族传统社会中曾经作为衡量一个女子是否优秀的刺绣、织锦或蜡染等传统手艺，在如今已经显得不再重要，大多数80、90后苗族侗族女孩已经不再跟随母亲、外婆、奶奶学习刺绣、蜡染了，除了少部分在大学学习外，多数苗侗族女孩初中毕业便离家外出打工。这些因素让苗侗传统手工艺濒临失传的险境，令人担忧。
（二）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社会地位不高，文化不自信。因为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收入低，地位不高，还很辛苦，加之外来文化的渗入和影响，很多苗侗手工艺人内心不自信，觉得是过时的技术，迫于生计，在日复一日的生产中变得有些麻木，对自己的手艺已没有了感情，他们只注重传统的技艺，而技艺背后的民族文化内涵却没有认真了解，只知道是祖辈传下来的。不够了解自己所从事的手工艺背后的文化价值，所以当他们遇到现代文化的冲击时，就盲目地效仿，放弃了本民族自身的文化和传统。一个民族一旦失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其后果不堪设想。
（三）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生产上面临的窘境。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作坊具有生产规模小、加工时间长、产品生产周期慢等特点，与机器生产相比造价高昂，随着现代制造业的飞速发展，大量价廉物美的新产品涌现在苗乡侗寨，如苗侗群众生活必须的各种竹编、土陶器件已经被不锈钢、塑料器件代替了。传统手工艺人因生意不好纷纷转行，目前只剩一些苗侗老传统手工艺人还在坚守，他们有的是对自己的手艺充满激情，将它作为一种乐趣延续下去。如丹寨杨武的土陶，曾经的辉煌已不复存在，现在只剩几家土炉生产作坊，勉强维持生计，老工匠们也不愿开发新产品。而银饰行业的年轻工匠既想发展保护好自己祖传的技艺，又想赚钱谋求更大发展；刺绣行业大量引进绣花机，使得手绣产品与机绣产品的价格相差了很多倍。面对传承与发展，这些因素往往使苗侗民族传统工匠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长此这样下去，传统的文化资源就会慢慢丢失，也将丧失一个弘扬苗侗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市场。
三、加强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文化资源保护的措施建议
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作为蕴含独特的文化艺术，是苗侗族先祖们勤劳智慧的体现，作为后人有必要做好保护传承工作，在快速消费、破坏式创新的今天，如何保护、传承和发扬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不让它们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失传，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必须要提高民间手工艺人自身素养和民族文化自信，提升民间手工艺人的社会地位，重新审视其价值，充分利用好苗侗民族手工艺文化，重视传统手工技艺的发展，弘扬其艺术和文化内涵，将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保护和经济发展相结合。
（一）多形式的保护发展方式，建立有效的扶持和激励机制，加强州、市、县有关部门、行业的联系。苗侗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文化保护是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协调配合，近年来尽管从中央到各级地方政府对苗侗民族传统工艺保护发展做了许多工作，但是面对日渐消失的民族传统工艺文化，政府及相关文化部门协同工艺行业协会、企业、家庭作坊、传承人等，根据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濒危程度和历史文化价值，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应从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全局出发，对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资源进行充分研究，深入挖掘，从整体性、抢救性、生产性出发，把传承、经营与产业化发展有机地统一起来，探索多种有效方式，建立完善的保护发展体系，遵照市场规律要求，形成科学规范的管理和高效的运营机制，进行保护、合理开发。借助专业协会和专家力量，加大挖掘、整理、研究、宣传力度，让保护工作成为苗侗民族人民自觉的行动，使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得到有效保护。建立相关扶持和激励机制，采取一定的补助、扶持措施，保护好民间传统手工艺的优秀项目、传承人和优秀作品，挖掘培养传承人，进行抢救性保护。
政府对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生产、经营企业和传承人给予必要的政策倾斜，鼓励苗侗青年传承人创业，他们思维活跃、视野开阔，愿意接受新鲜事物。这样既能推动苗侗民族文化产业的繁荣，又能促进苗侗族地区旅游业的发展。
（二）做好宣传教育传承，开展丰富多彩的苗侗民族民俗节庆活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因为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不再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但是作为一项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技艺，为不让它们失传则需要我们去保护。加强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的教育，让民族民间传统文化后继有人。一是把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引入学校教育，组织民间手工艺传承人进校园，开设民间手工课程，渗透到一些教学活动和课外活动之中，对学生进行民族素质教育；二是利用传习所、文化站、文化馆、博物馆等文化场所，开展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讲座，让苗侗年轻一代了解和欣赏本民族的民间工艺，延续苗侗民族信念，维系苗侗民族感情，参与传统手工艺保护工作。
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是培养苗侗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要充分挖掘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潜力，在苗侗传统节日中，利用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资源，开展有价值的庆祝活动，使之成为了解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绝活、弘扬民族民间优秀文化的“窗口”，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
（三）争创文化品牌，保护苗侗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文化的多样性，走产业化发展之路。苗侗文化是苗侗民族的身份象征，保护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对于正在逐渐消失的苗侗传统手工艺，我们应保持其独特的文化特色和地方特色，对有价值的苗侗民间传统文化项目进行保护的同时，开发其历史文化价值和市场价值，创造条件，使其成为村、镇、县的一个文化品牌。在打造文化品牌的同时，进一步挖掘苗侗特色鲜明的文化艺术形式，推出适当的文化活动、文化宣传、文化旅游的项目，促进品牌的形成。
苗侗民族民间传统工艺虽然具有原生态和本真性，但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引导传承人，让传统手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尽可能发掘市场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某些不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手工制品重新适应人们的需要，有的项目可以从实用性向观赏性转变，从而打开市场。用传统技法、纯手工做出来的产品虽然价格昂贵，但传统手工艺的价值如果被社会广泛认可，使传承人获得高额报酬，他们就能将苗侗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同时引导年轻手工艺传承人与现代科技、工艺元素、流行时尚相结合，在图案的造型、设计、原材料运用和制作技艺方面努力创新发展，在生产中不断调整，研发出与现代生产生活相适应的产品，被市场认可，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
以品牌为基础，向民族产业化发展，与苗侗传统村落及旅游景点相结合，促进苗侗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消费。整合资源，产销结合，厂店合一（前店后厂），集中传统工匠和产品，以门店为依托，集中展卖形成规模，激活传统手工艺传承人的创新精神和市场意识，提高民间传统文化产业的市场化程度和效应。
当然，在手工艺生产中，必须保持苗侗手工艺产品的特点，不能盲目追求机械化生产。苗侗民族有很多传统技艺项目生命力比较强，只要把握创新和市场就能做到继承传统、追求创新和推进产业化。
四、结语
苗侗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文化有着苗侗民族的精神特质和独特的艺术气息。创新乃苗侗民族传统工艺文化保护、发展的必由之路，长期的思想禁锢和种种束缚，使生活在贵州边远山区的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人缺乏创新意识、创新意愿和创新的能力。合理开发和利用苗侗民族民间传统工艺文化资源，不断总结传统民间工艺保护与利用的经验，挖掘一批传统民间工艺项目，将其发展为民族特色手工艺产业，寻求有现实意义的保护措施以及创新发展的策略，培养苗侗民族传统手工艺创新传承人才，为地处边远山区的苗侗族人民提供在当地就业的机会和条件，不用为了生存而M城打工，从而也避免了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这对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有一定的作用，引导他们向创新和振兴传统工艺方面做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展示平台，让更多人了解、关注苗侗民族民间传统手工艺文化，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
[2]张锦华.苗族民间美术研究[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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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龙佑铭，吴建伟.贵州传统村落与文化遗产保护文论集[D].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
第3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惠水 苗族山歌 发展现状 保护传承
苗歌，作为苗族口头民间文学之首，有其独特的生活娱乐之处。而在对惠水县苗族聚居村寨的调查中了解到，其苗歌可以大致分为古歌、情歌、苦歌、礼俗歌、排歌、猜歌及其它。这些苗歌旋律优美悦耳，节奏欢快协调，歌词内容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写作手法巧妙 ，大量的运用“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可与《诗经》相媲美，被许多学者称为“大山里的诗经”。惠水苗族山歌是惠水苗族同胞交流思想，交流感情，交流文化，交流艺术的主要方式。
随着现代化脚步和民族大融合步伐的加快，特别现代文明对惠水苗族传统生活方式的巨大冲击，惠水苗族山歌文化的发展、传承和保护工作已刻不容缓。为此就惠水苗族山歌的发展现状作初步研究。惠水苗族山歌的发展现状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喜中隐忧”。
一、我们探讨的是苗族山歌发展的“喜”
1.苗族人民的温饱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为苗族山歌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环境。改革开放以后，苗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吃饭问题陆续得到解决，条件好的已经开始步入小康。特别是党的各项惠农政策在广大农村实施后，极大的调动了苗族人民发展农村经济的积极性。苗族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精神生活也随之丰富起来。于是苗族人民在农闲时节，节日集会时走乡串寨，拜亲访友，赶秋坡歌唱社会主义，歌唱共产党，歌唱幸福生活。青年男女对唱情歌，表达爱慕之情。生活质量的提高也让苗族人民在婚丧嫁娶中有条件注意细节完整的组织活动，这样为排歌、情歌、苦歌、孝歌的发展提供环境。同时宗教政策的放宽，各种苗族的民间活动如“拜保爷”“扫家”以及各种祭祀活动可以自由开展起来，这样许多传统的苗族山歌又得以传承下来。
2.住房条件大为改观，为苗族山歌的发展给予丰富的土壤。在解决吃饭问题的基础上，苗族人民的住房条件也逐步得到改善。有原来的茅草房，变化为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甚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苗族人民，开始盖起了砖混结构的小楼房。在这样的过程中搭梁，乔迁之喜，又给山歌的发展，比如“赞美歌、开门歌、搭梁歌、对歌”等苗歌的发展提供丰富的土壤。
3.基础设施建设大为改善，使苗族山歌再次成为苗家人民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苗族地区的水、电、路三大问题有了很大的改善，有了电苗家人民添置了电视、DVD 、VCD等电器，这样苗族山歌在家庭“场域”中得以出现。苗家山寨乡村公路的网络化，使苗家山歌在苗寨之间得以推广与交流。
4.政府部门的密切关注，苗族文化得以健康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及专家意识到“非物质文化”的重要性，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开展丰富的苗族传统活动，专家们对苗族文化进行研究与收集整理如《惠水苗族》。给苗族山歌的成长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二、虽然我县苗族山歌的传承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苗族山歌的传承保护现状，却让人担忧。主要问题有
1.是对苗族山歌重要性缺乏充分的认识。现在政府更多想的是如何发展经济，老百姓想的是如何更快地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尤其是苗族的年轻人，已经不再像自己的祖先们甚或是自己的父母辈们那样，了解、热爱和熟悉苗族山歌了。再加上年轻一代受到的汉化教育，“在老百姓的眼里，秀才是绝对处于光环之中”。让苗家人民有了“要让子女有出息，就必须送进学堂”的思想。从而导致作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苗族年轻人，对苗族山歌一窍不通，连简单的山歌也不会唱。有个别人甚至看不起自己老祖宗的文化，对学习苗歌瞧不起看不上，觉得自己已经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苗族文化的发扬光大，事不关己。没有意识到这一责任就恰恰落到了他们这一代人的肩上。
2.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包括苗族山歌在内的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消失。。在惠水苗族地区，经济方式的改变使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远离故土，没有时间和心思向老一辈学习苗族山歌。每当过年回家一趟，在老家，他们才发现自己已经不会唱苗歌，不懂苗族传统的礼仪，他们成了苗族文化上“无家可归”的人。
3.是民族语言使用人口和范围在缩小。在苗族人口中，当前会民族语言的人口正在缩小，而苗族山歌可以说是依附于苗语之上的民间音乐。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如果长此以往，到了一定时侯，依附于苗语之上的苗族山歌也就自然消失，“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很多传统的苗族山歌都是用汉语来歌唱，不得不让人担忧。
4.是会唱苗族山歌的歌师在急剧减少，山歌面临断层，后继无人的危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苗族山歌，是记忆的文化，是口耳相传代代相传的文化，一旦传承人逝去，则永远消亡，无可相传。歌师的老化，导致苗族山歌后继乏人。年岁已高的歌师正在无声无息地逝去，作为古老原生文化的见证者、携带者、传播者，歌师的离去，意味着苗族山歌的部分消失或整体消亡。随着岁月的流逝，如不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这种“断层”走向只会越来越加速运作。年长的歌师们认为，应该培养好自己的接班人，继承自己的衣钵，哪怕一个也行，他们的愿望是传得一人就有了后来者，可是物色不到人了，传内没有子女愿意学，传外也找不到徒弟。
5.是苗族山歌的生存空间在悄然隐退。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创造出了更绚丽多彩现代文化。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使主流媒体比如电视、网络普及到千家万户，这种快捷流行艺术的普及，挤压了原生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艺术存在的空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种主流文化的“同化”之下，又都“自觉自愿”地放弃自己的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艺术，而片面地去追求现代流行的文化艺术，现在的苗族青年已经不唱苗歌，只唱流行歌曲了。伴随劳动方式和婚嫁方式的改变，如今惠水苗族地区的“芦笙堂会”、“坐茶棚”和嫁娶“热闹三天”等苗族习俗渐渐消失，苗族山歌的生存空间在悄然隐退。
总之，在“一喜一忧’中，知道了苗族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是人类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倡保护民族文化范围之内的。惠水的苗族山歌语言文化是苗族文化的一部分，有其特殊的一面。它在不断地流失当中，是需要惠水的年轻一代关注，保护与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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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2月
[3]黄镇邦；《当代布依族社会weanl的传承研究》[D]；民族学与社会学院；2009年5月
第4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一、苗族民间传统医药从技术层面到精神层面研究的双重发展
对苗族民间传统医药的研究起步最早的是中国，东南亚和西方国家对苗族这一领域的关注在现有文字的文献中上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偶有见到。在类似的研究中，重点从认知的角度去说明苗族医药的功效、使用方法及医用特点的如著作类有陆科闵著<苗族药物集>(专著)，欧志安著《湘西苗药汇编》、《湘西苗医史考》，陈德嫒、罗廷华、张厚权共同主编《苗族医药学》，包骏、冉懋雄主编《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中国苗药彩色图谱》，邱德文、杜江等主编《中华本草•苗药卷》，唐海华《苗族药物学》，滕建甲、黄爱群《苗家实用药方》，祝均辉主编《风湿病苗药本草荟萃》等；论文类有田振华《苗药功效分类的探讨：》，严一锋等《苗药加牵引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王友《苗药苦参的临床新用》，麻福昌《浅谈苗药针角灸》，杨汉梅《苗药熏蒸治“末病”》，彭继铁、周德忠《苗族药“乙肝散”治疗乙型肝炎320例小结：}，张东海、田华咏等《苗医骨伤科史略》，郑曙光等《中苗医熏蒸疗法述略>，文明昌等《苗族医药治疗牛皮癣188例临床观察：》，杜江<苗医用药的基本规律》，龙金光{：雷公山苗药治疗白内障》，张继德<苗药雪冬花合剂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125例临床观察>，张厚良<贵州苗药研究与开发战略》等等。从文化的层面去建构苗族传统医药理论体系的成果中著作类有雷安平等主编《苗族生成哲学研究：》，陆科闵<苗族医学>，杜江等<中国苗医药>，杜江、张景梅等主编<苗医基础>，胡成刚《苗药资源学)，田兴秀<苗族医药学>，杜江、田华咏、张景梅主编<苗族医药发展史>，田兴秀<三本论》，滕建甲《苗家养生秘录》，彭再生、祝均辉主编《湖北苗药》等；论文和专题调查报告有马太江《川黔滇邻区苗族医药文化探析》，冉懋雄等《略论贵州苗族医药的发展历程与医理方药特色》。唐海华《论苗药学九大特色》，吴元黔《苗族医药学发展简史述略》，麻勇斌《论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缺陷》，万昌发《论贵州苗族医药》，唐永江《苗医学体系研究》，冉懋雄《苗族族源与苗族医药溯源探讨》，龙光桥《苗族医药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制》，麻勇恒《苗族生命意识衍生的医药逻辑诠释——以湘西方言苗族为例》，修洼倒《美国苗族巫师和草药的传统用法》、老挝传统治病药方(Tshuajkhumob))等等。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中，许多研究者不仅对苗族民间传统医药在技术层面上有一个较为系统的梳理，而且从具体的技艺中也归纳出苗族在这一领域里通过长期实践而建构起来的理论体系。如《苗族医药学》除了在药物上对各地苗族所使用的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的使用特点以及单验方等情况等进行详细的介绍外，还对苗族医药形成的历史与源流、医理与症治等作了详细的概括和归纳。此外，《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苗族药物学》等既有苗族的传统医药理论的建构。又有对药物认知技能的分类介绍。
二、苗族医药从传统技能的文化叠加到苗族医药学的理论建构过程
在苗族的传统认识观念中。“医”和“药”是两个互为依存的整体，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无论是中国，还是定居在越南、泰国和老挝等国家的苗族都普遍认为，“医药医药，离医药无本，离药医无根。”“医”和“药”在各方言区的苗语中属于动词和名词的两个不同语法词性的词。“医”在西部方言苗语(又称川黔滇方言苗语)中称为kot，如说“他去贵阳治病”NilmolGuifYangxkotmaob；“药”在西部方言苗语中称为guab。如说“你吃药吗?”Gaoxbuafnaoxguab。在苗语黔东方言区。“医”称为diot，如说“去找药来医治”monglqabjabloldiot；称“药”为jab。如说“这个药好得很”Laibjabnongdvutbongtwat。“医治”在湘西方言苗语中称为chot，如“医病”在这里的苗语中说chotmongb，“他去吉首医(治)病”：wudmongljibshuidchotmongb，“他的药可以医治你的病”：wubnangdnggabkotchotrutmongxnangdmongb等。“药”这个词在湘西方言苗语中称为nggab，如“我们家里种植的草药很多”boubbloudjiangsmexjitdudnangdnggab，“用这个药去医治你的病很适合”Geudadlaibnggadnendzhotmongxnangdmongbhensrut等。在苗族的社会生活中，从医药文化的结构上讲，既需要“医药一体”、“医护一体”、“医养一体”，同时也需要“防养一家(即指预防和食物疗养)”、“医巫一家”、“医护一家”、“医武一家”，这三个“一体”与四个“一家”是苗族传统医药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构中的技术基础。事实上，无论是“一体”还是“一家”，都彼此存在着对这些传统技能文化的叠加现象。
如果我们以一种技能文化(指治疗一种单一病症的本领)来界定每个苗族民间医药师对传统医药文化的理解，“医、巫、武、技、疗、养”兼通是他(她)们既有医治一种疾病的专长，同时还兼顾懂得其它病症医疗方法的重要技能基础。在我们接触过的苗族医药师中，从他们所治愈的各种病例里可以看出他们每个人都是集各种苗医技能文化于一体的“多面手”。如贵州省黔东南州的苗医龙道元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就用苗药治愈多种癌症患者116例，其中肺癌38例、肝癌3l例、乳腺癌15例、子宫癌5例、骨癌5例、食道癌5例、肠癌5例、脑癌4例、鼻癌3例、阴道癌1例、白血病4例…(P．”；在贵州省贵阳市开设济众诊所的苗族民间药医吕世祥至今坚持行医50多年，他个人熟知使用的草药有3000多种、单验方2000多个，经过他治愈的各种疑难杂症重病患者达上万人，据这位70多岁的苗族老医师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仅以苗药治愈的各种病症中，有白血病17例、肺癌170例、各种肿瘤300多例、红斑狼疮12例、皮肌炎3例、类风湿500多例、母猪疯60多例、乙肝200多例、糖尿病500多例、缓解中风偏瘫1000多例、哮喘500多例、男女不孕不育症200多例、肾病综合症100多例等【2j。也就是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具有一专多能的超强本领。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巫一家”这种现象虽然已经越来越少，但这种精神疗法在苗族聚居区依然随处可见，从人类学的角度讲．巫祀疗法更能体现苗族社会中群体性的人文关怀。比如在老挝、越南、泰国以及移居美国的苗族中，每当人的身体状况不佳．都要请巫师到家里来做UaNees(译意为“敬家神驱恶鬼”)仪式，然后杀猪宰羊，让其精神获得鼓舞，通过饮食调节、环境疗养等多种方式使其得到慢慢的康复。又如，在贵州都柳江和清水江上游的苗族村寨，当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身体不佳时，同样要举行AitWukyis(译意为“敬娘娘神”)的仪式，而对于身体不佳的成年人，则要举行的是JenlNzes(译意为“栽生命树”)的仪式等等。用苗族人对这～问题的理解，即所谓的“神药两解”。值得注意的是，苗族的这种“神药两解”文化建构方式，我们从早期的汉文献史籍中均可找到相关的记载。如西汉刘向在《世说新语》的《说苑辨物》中称：“吾闻古之为医者日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5诸扶之而来者，举而来者，皆平复如故。”近人刘镜如在《中医史话》里解释说，“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也就是当今各种苗族传说中的“苗药师”。从上述这些实例中充分说明，苗族对药物知识的认知和医疗技艺的文化形成都是一个经过长期积累和技能性文化叠加的建构过程。
三、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对苗族传统病患观念的影响及医药文化体系的建构
苗族有许多不同的支系。尽管苗族的支系多，分布面广，但在自称上则有着相同的同源读音Hmong，而且在苗语古音构拟中均有着相同的词汇来源。语言结构的一致性决定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同一性。由此，我们在不同地区的田野调查中，既看到了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因苗族传统文化的相同而在总体观念体系建构中的相似性。同时也因每个支系苗族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同，在文化进化发展中出现了多线性的适应发展方式。具体而言，各个支系苗族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在苗族看来，人与自然中各种有生物和无生物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如从东南亚移居美国的苗族至今还保留着这样的文化观念，“由于人与大自然必须达成平衡才能共处。苗族认为，疾病就是这种关系的不正常所致。风湿病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症状是关节和身上疼痛。苗族人常把这种病与天气暖和及多雨潮湿的到来联系起来。如发烧、感冒、流鼻涕和咳嗽归因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改变。”【副与此相同的是，我们到贵州省从江县岜沙苗族做人类学田野观察时同样发现，“在岜沙苗族的社会生活中，对15岁以下身体健康程度较差的未成年儿童，当地人都有将此幼子拜祭树神的习俗。人拜祭树，是人把树看成是人的父母一样，对子女进行关爱，将树与人进行平等对待，其行为对人起到了抚慰作用，目的是让树神永远守护着这个孩子，像父母一样关心自己的子女。人与神的关系和神与神的关系，它代表着人间的辈份、人间的性别等都有了赋予【4j。”这种“赋予”关系就是苗族传统文化中所指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关系。
第5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鼓藏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唯一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古以来该地区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称。因此,黔东南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苗族现存的诸多传统习俗文化中,“鼓藏节”是规模最大、消费最高、最具有影响力的苗族节日活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对我们在当今时代批判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苗族“鼓藏节”概述
“鼓藏节”是苗族人民原始而传统的祭祖大典,现今黔东南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着这一传统习俗。这一节气的祭祖内容十分丰富且庞杂多样,各地有同有异,即使是相邻的两个“鼓社”之间,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鼓藏节”习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节”作为苗族社会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祭祀内容和祭祀程序。据《贵州通志》记载:“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赠亲友,而以肠脏饷客,故名。”1如是观之, 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活动每十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经丑年,终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头。先由群众公推第一鼓头,其条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较好,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头,分别负责各种有关事务。
(二)准备祭祖牯牛。经济状况较好的,每户准备一头,经济困难者可几户筹资共买一头。祭祖牛选购回来之后,派专人精心喂养。此外,各户还得准备相应数量的猪、鸡、鸭等祭品,以便配杀。
(三)制鼓、醒鼓 、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为单鼓和双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单鼓是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象征,双鼓被视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时单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双鼓放在鼓头家。制鼓,即砍树制造单鼓。在农历子年十月下旬举行砍树仪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击单鼓,在子年八月子时举行,主要是预告祖先,子孙将要杀牛祭祖了,请祖先回来享受。接鼓,在寅年农历十月再次醒鼓,将其接下山,同时把原存放于上届鼓头家的双鼓转至新任的第一鼓头家存放。
(四)杀牛祭祖。寅年十月举行。杀牛由舅父或女婿执刀。杀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杀鼓头家的牛,然后再杀群众的牛。合资购买的牛,则由出钱最多者的亲友执刀宰杀。杀牛之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祭祖、“拥牛角”、“浇花树”、“过桥”,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动过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需要进行祭祖、跳芦笙等活动,在神圣而庄严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气氛,以显示出苗族节日的娱人性质和功能。
二、“鼓藏节”习俗的社会作用分析
(一)“鼓藏节”具有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功能
我们知道,苗族同胞世代迁徙平凡,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四处散居。因此,他们只有以祭祖的方式体现公共的民族标识。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观中,对祖先的忠诚就是对自己本民族的忠诚。正是基于这一点,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杀牛祭祖。于是他们以氏族或宗族为基础建立鼓社,以“鼓社”为单位,通过举行“鼓藏节”活动祭祀祖先。“鼓藏节”期间,方圆几里或数十里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的举行,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减少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正如罗义群同志所说:“鼓社祭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头就把你来起来。只要还有这根游丝在也就够了,民族认同的意念就会从这根游丝上传递过来。”2 如是观之,苗族祭祖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通过祭祖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使“鼓社”内部所有成员都归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维护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规章制度。表面看来,一个“鼓社”似乎就是一个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天然的人论情感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已缓缓迈进了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苗族集聚区依然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各项政策难以在苗族地区得到顺利贯彻执行。“鼓藏节”等苗族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因此,苗族“鼓藏节”习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节”的传统消费观阻碍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用现代经济发展眼光看,“鼓藏节”不利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鼓藏节”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既生动地体现了黔东南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又展现着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情风俗。但是这种祭祀活动,祭品选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举行一次“鼓藏节”,每个村寨一次性要宰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水牯牛,这些被宰杀的牯牛均在血缘家族和亲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现在物价水平衡量,一头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则高达七八千元乃至一万余元。除了牯牛,各家还要自备各种节日消费。粗略估计,一个家庭过一次“鼓藏节”的开销,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这对于目前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黔东南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过于奢侈的消费。这种节日消费不但会使苗族同胞数年的积蓄在几天内迅速消耗掉,而且还会助长各血缘家族间互相攀比排场的不良生活作风。如果我们都把这些奢侈的消费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其它经营活动中去,则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脱贫致富。
有学者认为,“鼓藏节”的传统习俗不算奢侈消费,其原因有二:一是广大苗族同胞可以借节日活动从事商业买卖;二是节日期间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这两项收益可以弥补杀牛过节付出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又只看到表面现象。从现实看,并非所有杀牛户都有能力在节日活动中通过经商来赚钱,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备经商条件一样。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节日活动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费者。虽然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但“鼓藏节”毕竟不同于婚、丧、嫁、娶等酒宴,客人仅是象征性地赠送礼物,这些礼物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达数天的生活花费。更何况节日结束时,主人还要增给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饭等信物。
由此看来,多数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劲不可能通过传统节日活动来实现。虽然近年来广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这绝不是通过传统民族节日来实现的。客观上讲,这种相对富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开放,苗族同胞家庭内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奢侈消费换来的只是少数经商者盈利的话,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故此,我们应在继承“鼓藏节”这一苗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精神,鼓励理性消费,将一部分可贵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去,增强自我发展的意识,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三、发挥“鼓藏节”的传统文化功能,推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黔东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加快其经济发展步伐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黔东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其境内有以苗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的文化资源。再者,黔东南处于祖国西南边睡,远离经济发达的工业区,因而拥有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所以笔者认为,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尽可能地删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现代性的文化内容,使传统民族文化从信神向娱人方向过度。就“鼓藏节”而言,我们在坚持这一节日文化范式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推陈出新,采取每个家族或每个村寨杀一头牯牛的方式,这样以来,不但杀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而且苗族节日的风俗传统依然存在,这既有利于节制苗族同胞过度消费的不良生活作风,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简化节日期间烦琐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开展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竞技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划船、民族艺术展等,用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节日的文化氛围,提升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人们回归自然的力度,让黔东南成为广大旅客游览观光的阵地,从而有力地推动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开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保护、继承、宣传和弘扬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当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复兴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快黔东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参考文献
[1]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2] 周大鸣,刘志杨,秦红增. 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 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abstracts】guzang festival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in qiandongnan , and it is also indispensible important content when people research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 the essay regards guzang festiv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dongnan as base, further analys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of guzang festival by the two pros and cons aspects, point out that guzang festival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ourism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regions.
【key words】qiandong-nan,miao nationality,guzang festival.
注释
第6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黔东南;苗族;鼓藏节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我国唯一以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古以来该地区就素有“苗疆腹地”之美称。因此,黔东南成为许多专家学者研究苗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在苗族现存的诸多传统习俗文化中,“鼓藏节”是规模最大、消费最高、最具有影响力的苗族节日活动,对其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和历史传统,对我们在当今时代批判继承和发展苗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黔东南苗族“鼓藏节”概述
“鼓藏节”是苗族人民原始而传统的祭祖大典,现今黔东南广大地区仍然流行着这一传统习俗。这一节气的祭祖内容十分丰富且庞杂多样,各地有同有异,即使是相邻的两个“鼓社”之间,也很难找到完全相同的祭祖内容,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鼓藏节”习俗的研究和考察。原因在于,“鼓藏节”作为苗族社会多年来普遍存在的一种传统文化现象,在一定意义上有着共同的祭祀内容和祭祀程序。据《贵州通志》记载:“每十三年蓄牯牛,祭天地祖先,名曰吃鼓藏。因其以肉分赠亲友,而以肠脏饷客,故名。”1如是观之, 黔东南苗族地区的“鼓社祭”活动每十三年举行一次,每次历时三年完成,即起于子年,经丑年,终于寅年,主要程序如下:
(一)公推鼓头。先由群众公推第一鼓头,其条件是:已婚男子,家境较好,为人正派、公道、能干。然后,由他指定四名副鼓头,分别负责各种有关事务。
(二)准备祭祖牯牛。经济状况较好的,每户准备一头,经济困难者可几户筹资共买一头。祭祖牛选购回来之后,派专人精心喂养。此外,各户还得准备相应数量的猪、鸡、鸭等祭品,以便配杀。
(三)制鼓、醒鼓 、接鼓。苗族祭祀用的“鼓”分为单鼓和双鼓。在苗族人民心中,单鼓是人类始祖蝴蝶妈妈的象征,双鼓被视为苗族祖先“央公”、“央婆”的化身。平时单鼓藏于鼓山林的石窟中,双鼓放在鼓头家。制鼓,即砍树制造单鼓。在农历子年十月下旬举行砍树仪式,于寅年五月再制成新鼓。醒鼓,也就是敲击单鼓,在子年八月子时举行,主要是预告祖先,子孙将要杀牛祭祖了,请祖先回来享受。接鼓,在寅年农历十月再次醒鼓,将其接下山,同时把原存放于上届鼓头家的双鼓转至新任的第一鼓头家存放。
(四)杀牛祭祖。寅年十月举行。杀牛由舅父或女婿执刀。杀牛有一定的次序,即先杀鼓头家的牛,然后再杀群众的牛。合资购买的牛,则由出钱最多者的亲友执刀宰杀。杀牛之后举行一系列祭祀活动,如祭祖、“拥牛角”、“浇花树”、“过桥”,最后送鼓、藏鼓等。
在上述主要活动过程中,苗族人民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需要进行祭祖、跳芦笙等活动,在神圣而庄严的祭祖大典中增添快气氛,以显示出苗族节日的娱人性质和功能。
二、“鼓藏节”习俗的社会作用分析
(一)“鼓藏节”具有维护苗族地区社会和谐的功能
我们知道,苗族同胞世代迁徙平凡,他们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没有固定的疆土,四处散居。因此,他们只有以祭祖的方式体现公共的民族标识。在苗族同胞及其落后的世界观中,对祖先的忠诚就是对自己本民族的忠诚。正是基于这一点,苗族同胞不惜一切代价杀牛祭祖。于是他们以氏族或宗族为基础建立鼓社,以“鼓社”为单位,通过举行“鼓藏节”活动祭祀祖先。“鼓藏节”期间,方圆几里或数十里的苗族同胞都来参加节日活动,共同分享节日的快乐。我们认为,通过这种活动的举行,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团结与交流、减少人们之间的隔阂和矛盾,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积极作用。正如罗义群同志所说:“鼓社祭像一根无形的线,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一头拴在氏族成员的手里。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和他总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旦你跌了跤,他那头就把你来起来。只要还有这根游丝在也就够了,民族认同的意念就会从这根游丝上传递过来。”2 如是观之,苗族祭祖活动具有极强的社会凝聚力,通过祭祖使人们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人际关系网,这个网状结构就是:以共同的原始祖先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使“鼓社”内部所有成员都归向自己的祖先,共同维护和遵守本“鼓社”的一切规章制度。表面看来,一个“鼓社”似乎就是一个苗族大家庭。苗族正是以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把人们天然的人论情感升华为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对于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苗族社会凝聚人心、促进和谐具有重要作用。
时过境迁,历史的车轮已缓缓迈进了现代社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国广大苗族集聚区依然是中国欠发达的地区,语言障碍、风俗习惯等多种原因使我国的各项政策难以在苗族地区得到顺利贯彻执行。“鼓藏节”等苗族习俗在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具有国家宪法和法律不可替代的社会调节功能,因此,苗族“鼓藏节”习俗的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鼓藏节”的传统消费观阻碍了苗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用现代经济发展眼光看,“鼓藏节”不利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鼓藏节”作为一种祭祀祖先的活动,既生动地体现了黔东南苗族同胞的传统文化,又展现着他们热情好客的民情风俗。但是这种祭祀活动,祭品选用的是水牯牛,而且是上等水牯牛,举行一次“鼓藏节”,每个村寨一次性要宰杀十几头甚至几十头水牯牛,这些被宰杀的牯牛均在血缘家族和亲戚朋友中分吃掉。如果以现在物价水平衡量,一头上等牯牛至少五六千元,如果是善于打斗的牯牛则高达七八千元乃至一万余元。除了牯牛,各家还要自备各种节日消费。粗略估计,一个家庭过一次“鼓藏节”的开销,少则数千元,多则数万元,这对于目前处于经济落后地区的黔东南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一笔过于奢侈的消费。这种节日消费不但会使苗族同胞数年的积蓄在几天内迅速消耗掉,而且还会助长各血缘家族间互相攀比排场的不良生活作风。如果我们都把这些奢侈的消费投入到农业生产或其它经营活动中去,则更有利于苗族同胞的脱贫致富。
有学者认为,“鼓藏节”的传统习俗不算奢侈消费,其原因有二:一是广大苗族同胞可以借节日活动从事商业买卖;二是节日期间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这两项收益可以弥补杀牛过节付出的巨大损失。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却又只看到表面现象。从现实看,并非所有杀牛户都有能力在节日活动中通过经商来赚钱,这正如我们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都具备经商条件一样。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更有可能是节日活动中的看客和真正的消费者。虽然前来祝贺的客人也会赠送一定的礼物,但“鼓藏节”毕竟不同于婚、丧、嫁、娶等酒宴,客人仅是象征性地赠送礼物,这些礼物根本不足以维持他们长达数天的生活花费。更何况节日结束时,主人还要增给客人一定的肉、酒、糯米饭等信物。
由此看来,多数苗族同胞的致富路劲不可能通过传统节日活动来实现。虽然近年来广大苗族同胞在生活水平上有了一定提高,但这绝不是通过传统民族节日来实现的。客观上讲,这种相对富裕主要是随着社会的开放,苗族同胞家庭内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结果。因此,如果苗族同胞对传统节日习俗的奢侈消费换来的只是少数经商者盈利的话,这种做法实在有点得不偿失。故此,我们应在继承“鼓藏节”这一苗族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进一步转变人们的消费观念,提倡节约精神,鼓励理性消费,将一部分可贵的资金有效地转移到人们的现实生产和生活中去,增强自我发展的意识,提高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造血”功能,加快本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三、发挥“鼓藏节”的传统文化功能,推动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以民族传统文化为核心、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的旅游经济发展模式。黔东南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加快其经济发展步伐是历史的必然。同时,黔东南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州,其境内有以苗族为主体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化并存,这些少数民族文化不但是我国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黔东南苗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潜在的文化资源。再者,黔东南处于祖国西南边睡,远离经济发达的工业区,因而拥有较为完备的生态环境。所以笔者认为,加快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
当然,我们在坚持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时,要尽可能地删除其中的神秘色彩,增添现代性的文化内容,使传统民族文化从信神向娱人方向过度。就“鼓藏节”而言,我们在坚持这一节日文化范式的基础上,依然可以推陈出新,采取每个家族或每个村寨杀一头牯牛的方式,这样以来,不但杀牛的数量大大减少了,而且苗族节日的风俗传统依然存在,这既有利于节制苗族同胞过度消费的不良生活作风,又有利于加速苗族地区的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简化节日期间烦琐的祭祀仪式,在其间开展各种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内容的竞技文化活动,如唱歌跳舞、斗牛、赛马、划船、 民族艺术展等,用这些形式多样的活动充实节日的文化氛围,提升节日的文化内涵。通过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吸引人们回归自然的力度,让黔东南成为广大旅客游览观光的阵地,从而有力地推动该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开发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是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保护、继承、宣传和弘扬黔东南苗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更应当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对待这些传统文化,挖掘其中的合理成分,充分发挥它们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复兴黔东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和加快黔东南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作贡献。
[1] 伍新福:中国苗族通史[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 1999。
[2] 周大鸣,刘志杨,秦红增. 寻求内源发展--中国西部的民族与文化[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3] 罗义群著.苗族牛崇拜文化论[M],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
【Abstracts】Guzang Festival is one of the core contents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in QianDongnan , and it is also indispensible important content when people research the Miao nationality culture . The essay regards Guzang festival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Dongnan as base, further analysis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roles of Guzang festival by the two pros and cons aspects, point out that Guzang festival custom plays an important economic significance in tourism of the Miao nationality regions.
第7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关键词： 云南苗族服饰图案 图形元素 现代设计 传承与应用
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产生源于人们在生活中对自然各种物象的直接经验，是苗族人民情感与智慧的集聚，具有鲜明的人文性、本原性及功利性等特点，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外在形式具有自身的美学规律，从图案题材的应用，构成元素的布局搭配，到图形要素的组合关系，等等，都体现出云南苗族特有的审美情趣，其所包含的美学特征不仅符合云南苗族的传统特质，而且能满足现代人类社会的设计与审美需求。对其元素进行开发和转化，势必能为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暨图形元素的再造与现代设计应用发挥积极的作用。传承与创新才是对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最好的保护措施，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图案在现代语境下获得新的生命力。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是在特定历史和环境下的产物，其发生和演变均离不开具体的语境，这些千百年来传承、演变而来的古老图形样式，最能体现本民族的创造思维和设计思想。因此，谈到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传承与应用，首先要认同苗族传统文化的“自主”性，即以尊重民族传统习得为前提。例如一些民族禁忌图案或宗教符号，就不适合在现代语境中发挥创新与应用的效能，否则就是对苗族传统图案的践踏与滥用，反而破坏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严格地说，对云南苗族传统服饰图案的保护与应用实际上就是传统图案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自我调整和适应。如何在这些凝结着历史感召力和文化神秘感的图案中，提取有价值的元素与形式，完成传统图形语言在现代设计中的传承和转换，如何挖掘与再现，这是当代设计师需要慎重思考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对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再创造，就要本着融古通今的设计准则，用极具现代的设计方式来演绎这些传统图形样式，如此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其中的关键在于找到传统图形元素与现代设计之间的契合点。
一、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暨图形元素的再创造
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是特定历史和环境下的产物，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的“母题”图案，所谓“母题”图案，即是被苗族全民所共识的主题纹样。通过分析云南苗族服饰主题图案的发展演变过程，可以得知，传统民族图案在每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中，都不是对原有“母题”图案的彻底否定，而是以新的审美观念赋予其新的形式，注入新的元素，使“母题”图案得以不断地发展与创新。因此，对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传承与应用，就必须对图案纹样进行再创造，使其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设计语言。需要强调的是，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再创造，其本质是以原型图案的元素为切入点所进行的二次创造。
1.元素的分解与转换
元素的分解与转换是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再造方式之一，即从图案的原形中提炼最具有特征的元素和单位，再运用新的形式将这些元素进行变异、重构，打破图案原形的组织结构形式，从而产生新的图案形式。这种方法既保留了云南苗族传统图案的个性特征，又促使图形向新的样式转化，也是单一图案再造的主要手法。
2.新元素的置换
新元素的置换是现代图形创意中的一种表现方法，也可以运用到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再创造中，即选择一个简洁的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形态，在保持图案原形的基本特征的前提下置换新的元素以完成二次创造。
3.元素的重组
元素的重组，即是选择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美的部分或角度为元素单位，并保留最具特征的部分，再将这些元素按照和谐有序关系进行重新组织和编排，进而完成图案的再创造，使它产生新的式样。比如苗族“菱形纹”和“虎爪花纹”元素的重组形式，是将元素按照新的秩序关系进行组合，发挥元素特质的同时又产生了新式样。
二、云南苗族服饰图案暨图形元素在现代设计境遇中的传承与应用
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对现代设计、民族化设计有着直接的借鉴与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绝不是简单地将图案进行拼凑和挪用，通常要根据前文当中所提出的图案再创造方式，将图案元素进行转换与整合，使之与现代设计语言相吻合。如此，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才能适用于现代设计的各个领域。
1.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在民族化包装设计中的应用
民族化的包装设计具有直接和间接的提升商品文化价值的功能。从现代消费和商品包装形式上讲，创新是市场竞争与发展的必然，但创新并非摒弃民族传统文化和随意拼凑，创新应该是以继承传统文脉为起点，所进行的形式与内容的重新认识。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在民族化包装设计的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注重以下几点：（1）根据包装的形式和商品特质，采用与之相适应的图形元素。（2）善用简洁化、抽象化、形式化的苗族图案元素，因为这些元素往往具有几何感的式样，通俗地讲，就是显得不“俗”，从而较易与现代包装的形式相吻合。（3）图案元素的组合应强调其形式美感，使用面积不宜过大。（4）采用元素的置换处理方法，根据苗族图案形态特质，取其神似为元素，并结合汉字所做的银饰系列包装设计，使之看似苗族图案的造型但又非图案本身。（5）善于抽取传统图案当中最具特色的元素并对其进行形式化的处理，多尝试将简单元素进按照对称、叠加、拼接等方式进行重组，使之产生独特和意外的新造型，更能够适用与现代包装中图案的设计。
2.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在装饰设计中的应用
装饰的作用是在物体的表面添加辅饰的要素，其目的是强化形式上的美感。云南苗族传统纹样虽然是服饰上的装饰图案，但通过上节中所述的方式方法对其元素进行再造，可使图案在形态、形式、组合关系上充分发挥出装饰的效能，使它在装饰设计的各个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价值。需要强调的是，在运用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进行装饰设计的过程中，当图形元素的每个部分相互结合时，在结合部常常会有“意外”新空间的产生。所谓“意外”，是因为它往往是在结合过程中偶然产生的，可能超出事先的预想，具有意想不到的奇特效果。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意外”效果是构成新装饰效果的积极因素，随机性也变为必然性，变化与统一的秩序关系也自然在构成中得以呈现。此外，在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形式中，很多图案原本被称为“负形”的背景在构成中参与了造型，起到了正负形转换的作用，在视觉上呈现出底色与起花之间的流动美感，装饰效果的视觉张力显得更为突出。以下是我对“昆明市滇池路公共设施形象设计”这一工程所做的具体案例，道路公共设施的装饰风格设计体现出云南少数民族传统特色。在道路公共广告牌设计当中（如图），将云南苗族服饰“田连阡陌纹”和“螺蛳花纹”为元素应用于该设计的装饰效果当中，并将元素进行重组和一系列形式化的处理，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按照同样的方法，在其他道路景观设施和公共休息椅设计当中，云南苗族传统图案元素在发挥装饰效能的同时，也使设计显得更具民族特色，同时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
3.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在广告招贴设计中的应用
传统图形是现代广告招贴设计创意的必要元素。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元素在广告招贴设计中的应用，需要注重图形背后蕴含的特质和规律。也就是说，强调其神似，使其在应用后呈现出具有传统图形的特征，但又并非是民族图案本身的特点。例如在需要表现传统民间艺术形象的招贴设计中，可以抽取苗族传统图形式样为元素，并融合汉字，利用汉字组成具有苗族传统图案样式的设计，既体现出汉字的表达意念，又传达传统图案的视觉效果，从而传神、达意。
三、结语
元素是云南苗族服饰图案的构成要素，直接反映着图案的性格特征，具有强烈的传统特质。因此，传统图形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绝非简单地挪用与拼凑，需对传统图形元素加以转换、重构，使其在发挥传统民族特色效能的同时又符合现代设计的语境。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民族图形的价值得以展现。为此，本文提出了云南苗族服饰图案及图形元素的再创造方法，使其形式美感得到增强，并根据这些方法结合实际案例加以论述。这一研究，对苗族服饰图案的传承与发展，以及构建民族化特色的艺术设计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正文.苗族服饰文化［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08.
［2］杨鹃国.苗族服饰――符号与象征［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10.
［3］彭晓.云南民族民间艺术（下）［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02.
第8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武术的拜师收徒都有严格的规矩，苗族武术也不例外，拜师者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先立誓，再经过师傅的审核和受戒。立誓就是拜师者需要先向师傅表达自己想要习武的愿望和目的，并向师傅立下誓言。师傅一般不会立刻答应学生的请求，需要对学生进行一段时间的考核，看其是否具备一个习武者的基本素质。最后，师傅选定一个吉日良辰进行拜师敬祖，这就是受戒，同时，师傅还会教授徒弟基本的门规戒律。拜师的物品也比较简单，通常是一个猪头、一升大米、一罐酒和适量的香纸，有的人也会给师傅一个红包，这通常根据各家情况而定。以前，苗族村落中识字的人很少，他们传授武术的方法主要是口述和心记，因此现在许多苗族武术已经失传。
二、影响苗族村落武术发展的因素
随着社会的发展，苗族武术的参与者越来越少，这是影响苗族武术发展的重要原因。其次，苗族武术的发展还受到经济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制约[1]。此外，传统的生产方式及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也影响制约了苗族武术的发展。
（一）学习苗族武术的人越来越少
社会在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但是传统的文化却在渐渐地流失，苗族武术也渐渐地失传。现在大多数的年轻人为了摆脱贫困，开始走出农村外出务工。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愿意学习苗族武术，继承传统文化，至于精通武术的人就更少了。以前，人们空闲的时间都用来练习武术，而现在的人们宁愿把大量的时间浪费在喝酒、上网聊天和打游戏上，也不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去练习武术。
（二）受经济发展的影响
经济是一个地区发展的基础，但同时也影响了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过去，人们过着一种自给自足的生活，虽然生活不富裕，但他们在劳动之余经常聚集在一起，相互交流和切磋，使苗族武术得以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苗族武术的继承和发扬。
（三）受社会结构的制约
伴随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出现，苗族村落的经济体制也具有严格的划分。[2]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才会投入部分精力到苗族武术的传承上。城乡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问题，改善落后农村的生活水平还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此，在一些苗族村落，年轻人基本外出打工，只在过年过节才回家。留守村里的都是年纪较大的老人或者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没有进行武术锻炼的意识，致使苗族武术无法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苗族武术文化的传承措施
为更好地发扬和传承苗族武术文化，我们首先必须重视民族文化的发展；其次将苗族武术发展和民族经济发展相结合，两者相互促进，和谐发展。再次，加大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让人们意识到弘扬苗族武术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为苗族武术发展奠定物质基础。
（一）重视苗族武术文化的发展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任何民族文化的传承都需要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结合时展的需求，为民族文化注入新的活力。[3]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苗族武术，还要不断地创新和规范，使其不仅能够用于实战，而且能用于表演。
（二）适应经济发展的需求
文化应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优秀的苗族传统文化，就不能将苗族文化局限在农村，而需开拓武术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旅游业也在蓬勃发展，我们可以将苗族武术和旅游业有效地结合，培养一批武术表演者。这样不仅能弘扬民族文化，还能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三）加大苗族武术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
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文化水平是制约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我们必须重视偏远地区的教育问题，以缩小城乡之间差距，同时，应通过社会媒介，例如电视、广播等进行宣传，提升人们对苗族武术的认识和锻炼意识，使民族文化得到弘扬和发展。
（四）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民族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4]在偏远的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更无法谈及民族文化的弘扬。因此，我们应该引进先进的技术改变苗族村落落后的生产方式，使苗族武术成为人们闲暇时的娱乐方式。这样既可丰富人们的生活，又能使苗族武术得以传承和发展。
（五）改变苗族村落的社会结构
在落后的农村，年轻力壮的青年都走进城市务工，留守在家的大都是老弱病残的人。我们应采取有效的措施改变这种社会结构。例如，加大农村经济建设的投入，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能满足生活的需求。人们只有在富足的生活条件下，才能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苗族武术的传承上。
四、苗族村落武术文化传承的意义
第9篇：苗族的传统文化范文
（一）平面艺术设计中吉祥图案的应用案例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内涵极其丰富、意义深远。中国联通的标志采用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国结”形式；中国结也叫做盘长，是中国佛教吉祥物之一。联通公司借“盘长”表达了事业绵绵无尽、日久天长的美好祝愿。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中间的四个方形寓示着圆圆满满，边上的六个圆形寓意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路路相通。中国银行的标志采用的是古代铜钱，圆中有方的造型寓意着中国银行包罗万象、矛盾统一，既体现了中国银行在面临商业竞争时从容的态度，又表达了中国银行是面向全球的国际性大银行的美好愿景。中国2008年申办奥运会的标志——中国印•舞动的北京，源于中国传统工艺品“中国结”；中国结盘成一个正在打太极的人形，而且在表现这一形象时又融入了中国特色的水墨画的绘画技巧，无论从形象还是从技巧上来说，整个造型融合了许多中国传统元素，洋溢着古老东方的吉祥意味。北京王府井大饭店是北京最豪华的饭店之一。该饭店的标志是由我国著名的工艺美术家陈汉民先生设计的。陈汉民先生以传统的“中国结”吉祥纹样为基础，让盘长经过穿插形成对称的正方形，寓示着饭店严谨的服务态度，饭店员工同心协力，中间的“王”字既是饭店名称的打头的字，而且“王”字意喻王者风范，表现了企业领导人驰骋商界的霸气，同时也让顾客感受到了酒店的尊贵与不同凡响。此外，“井”字的构造也独具匠心，四个角的线都断开，弯弯曲曲就像流水一样，寓意酒店的客源像流水一样绵延不断、络绎不绝。这个标志既有浓浓的中国味，又通过现代设计的特点表现了酒店的富丽堂皇。从以上种种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吉祥图案是现代平面艺术设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二）平面艺术设计中传统吉祥图案的运用技巧
中国传统吉祥图案工艺美术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对现代平面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许多现代平面艺术设计中都能看到中国传统吉祥图案的影子，其丰富的意韵、鲜明的特色、美好的祝愿，促进了中国近代平面艺术的发展。然而，如何更合理地从博大精深的吉祥文化中吸取力量进行再创造也是平面设计师面临的问题。对传统吉祥图案的借鉴和运用，显然地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而应该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精髓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在保留民族特色的前提下融入当前时尚的流行元素，使其在体现民族特色的同时也能富有时代感。例如，“双凤”是凤凰电视台的台标。我们都知道，凤凰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是无比尊贵的，是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凤凰台取其“吉祥如意”之意，而且也表达了惩恶扬善的美好愿景。这与凤凰电视台的服务宗旨是相一致的。台标在继承“凤凰”这一传统形象的主要特点的基础上，在设计的时候稍作了些许改变，采用旋转的一正一反两只凤鸟组合图案，有点类似中国古典文化里面的太极图，而且设计者仅用凤凰的三根羽毛来代替凤凰，而将凤凰图案上的翅膀、眼睛、爪子等细节统统去掉。凤凰台台标的设计在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人性观加入了时尚的元素，实现了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的碰撞与融合。此外，通过对国外优秀平面艺术设计的学习和借鉴并完美融合中国民族特色，逐渐形成具有自主特色的设计，也是中国平面艺术设计的必然趋势。中国现代著名工艺美术家雷奎元先生曾说过，工艺设计的重要创作手段之一就是借鉴古人，借鉴外国，要善于总结，为己所用。雷奎元先生这句话里道出了提高图案创作水平的两种途径，一是借鉴古人，二是借鉴外国。就拿日本来说，它的平面艺术设计在世界范围内是属于起步比较晚的，但是却能后来居上，迅速发展。目前，日本平面艺术设计技术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日本的设计理念比较开放，早期就开始兼容并蓄地吸收世界上先进的设计方法，并不局限于国内的设计理念。
二、苗族图案在平面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一）苗族图案的特点
苗族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苗族的民族文化中，苗族图案是最能体现苗族文化历史和特点的，艺术价值极高。苗族图案种类繁多，从造型上来说苗族图案中以蝴蝶、鸟、龙的运用居多。这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有所不同。在传统文化中以龙为人类的始祖，但是在苗族文化中蝴蝶和鸟也是人类的祖先。此外，一些几何纹也是苗族艺术中常用到的图案，如星纹、篱笆纹、棱形纹等。苗族图案中的龙与汉族文化中的龙略有不同，传统文化中龙是帝王的象征，但是在苗族文化中龙的形象千变万化，也没有固定的寓意。苗龙拥有蛇的躯体、牛的头、鹿的角、虾的眼、猫的耳、鹰的爪等等，它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此外，苗龙还属于大众，不被任何人占有。从颜色上来说，苗族图案又与汉族有所不同。其他民族通常偏爱表现缤纷的色彩，然而在苗族的文化里有“好五色衣服”的传统，即苗族图案里以红、蓝、黄、白、黑这五种颜色为主。明、清的典籍也有这样的记载，当时以色彩的不同风格特点，将苗族分为红苗、花苗、青苗、黑苗、白苗等。
（二）平面艺术设计中苗族图案的运用技巧
苗族图案的优势在于丰富的民族素材，不论是构思、造型还是色彩，都有别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图案。因此，它为平面设计师们提供了大量的视觉艺术资源。首先，从造型上来说，苗族图案的形象异常丰富，图案的来源也非常丰富。例如，单单蝴蝶这一种形象，在苗族图案里就有很多表现形式。有的蝴蝶图案添加了一对翅膀，形象朴实和蔼，宛如一位慈祥的母亲；有的蝴蝶形象被简化为用圆弧线构成的方形、三角形等。前面提到的苗龙亦是如此，它的形象也非常丰富。总之，苗族图案与中国传统图案在造型和意义上都有所不同，它们各有千秋，也可以相互融合，互相促进。其次，纹样是苗族文化中的一大特色，而且地域的分隔等多种因素造成了苗族图形纹样造型的多样性，如枝纹、坨纹、角纹、边纹、方纹等。他们对图案的理解与我们今天的观念差别较大，苗族的纹样创造完全不受点、线、面的约束，完全是真实地反应内心所得，类似现在的感觉图案。也正是如此，苗族纹样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为现代设计师创作提供了形象上的参考。例如，州施洞苗族服装上的铸日造月、开天辟地、桑扎射日、妹榜妹留等图案，为我们今天的平面艺术设计提供了宝贵的视觉依据。最后，从颜色上来说，苗族图案运用颜色的技巧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稍有不同。苗族图案在运用色彩时大胆、夸张，甚至不符合常规，常常使用高纯度的色彩对比，补色的运用更是常见。苗族多居住在交通相对闭塞的山区，因此苗族还保留着一些原生态的生活习惯。苗族图案所用的颜料大多是从大自然的植物中提出的生物染料，例如黑色染料的原材料是板栗壳、早矾、五倍子或者野山柳；蓝色染料来自蓝靛等。染料配色是苗族人的绝活，尤其苗族妇女有丰富的染料配色经验。据说贵州台江县一带的妇女能够调配出50多种的颜色。此外，苗族的色彩除了供人们欣赏外，还具有保护自身安全的作用。苗族人大多居住在深山老林中，常遭虎豹一类凶恶的动物袭击，危及到他们的人身安全。聪明的苗人就在自己的服装色彩上动手脚，尽量将自己打扮得跟周围环境的颜色相一致，使野兽难以辨认，从而躲避野兽的攻击。傍水居住的苗人则多着青色或绿色的服装，以避免水蛇的危害。而在高寒山区居住的苗人则以白色装扮自己。苗族人这种与生活环境的协调和与生产劳动的相适应的配色手法体现了地域色彩和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特色。这种配色理念在现代平面艺术设计中也很值得借鉴。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对民族图案元素进行创造性的研究是现代设计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在现代平面艺术设计中融入民族文化图案，才能使设计的作品更具中国特色。对于苗族图案的运用同样如此。要在保持本土特色的基础上，大胆地创新。现如今，苗族图案不仅具有审美价值，从现实意义讲它还与市场经济接轨，参与了市场竞争，陆续出现在一些民族特色的设计作品中。例如，产于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的“神鼓酒”，它的标志设计就采用了苗族图案。色彩以苗族传统的红色为主，极具民族特色。该设计曾获得“世界之星”奖。民族元素的运用使得我国的包装设计本着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走向世界。
三、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