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精选(九篇)

第1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一、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农村素质教育“执行难”现状

1.农村素质教育内容的异化

素质教育中的素质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科学素质（一个人认知和处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素质，即理性的素质。要求具备最基本的科学观念、科学的思维方法和行为准则，与人沟通的方式是事实和逻辑，判断和认同的标准是“真”）、艺术素质（一个人认知和处理情感世界的基本素质，即感性的素质。要求具备最基本的以语言、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形式表达自己感情的素质，具有最基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能力，与人沟通的方式是感觉与形象，判断和认同的标准是“美”）、信仰素质（一个人认知和处理心灵世界的基本素质，即悟性的素质。要求从小具有虔诚的信仰，心灵有寄托，遇事易平静，行事重善心，与人沟通的方式是心灵的默契，判断和认同的标准是“善”）、人文素质（一个人认知和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基本素质，集理性、感性与悟性于一身，融真、善、美于一体。通过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抚之以心的方式，去爱人、尊重人，与人沟通的时候，能在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方式。判断和认同的标准是“爱”）[1]。但农村素质教育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教材选择、教学方法，都缺乏这些最基本的要素。无论是主管部门，还是学校，都存在功利化倾向，对考试结果无止境的追求使素质教育内容的異化为应试教育加课外活动，有些地区甚至连课外活动都没有。以社会学为例，与农村学生密切相关的内容如二十四节气、森林保护以及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现象的产生和防御等在教学内容中并未得到体现，反而是中国、世界历史几千年都要求学习，而且未要求学生分析历史事件，只是记忆事件的背景、年代、人物、经过、结果等内容，老师难以摆脱填鸭式的教学，学生不断重复死记硬背。教育内容的异化，使农村素质教育的执行效果与最初的政策目标南辕北辙。

2.农村素质教育执行者的抵触

我国素质教育政策形成过程简要概括成：（民间）自发讨论自发实验领导人呼吁与政策介入区域试验、推广政策规划全面推进[2]，其中农村教育的执行者，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和教师曾经在政策的形成阶段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如今，正是当初素质教育的倡导者，对素质教育产生了抵触情绪。众所周知，目前对于学校教学工作的评价，最主要的指标仍然是升学率。升学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一个学校的名誉和现实利益。作为理性经济人，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的选择必然是一面高举素质教育大旗，一面“扎扎实实做好应试教育工作”。素质教育成为应付上级检查、应付舆论监督的面子工程，不仅未能根除应试教育的弊端，反而在原有应试教育工作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工作，基层教育主管部门、学校、教师自然心生抵触，使农村素质教育的执行举步维艰。

3.农村素质教育的社会评价偏低

素质教育原有的政策目标是根除应试教育弊端、减轻学生负担、培养创造精神、促进全面发展，理应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赢得较高的社会美誉度。但农村推行素质教育近十年来，却未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社会评价偏低。在很多农村家长的眼中，教育就是帮助学生考好试、跳农门，推行素质教育是空洞的社会理想，是不切实际的东西。所以，学校开展素质教育活动时，学生家长普遍认为无用、耽误时间，对素质教育的评价很低。

二、政策科学视角下的农村素质教育“执行难”成因

1.重视程度不够，使农村素质教育缺乏必要的政策资源

政策目标无论多么明确，政策规划无论多么精细，政策方案无论多么具体，如果执行政策的机构和人员缺乏足够的用于政策执行的资源，执行结果就难以达到政策规定的要求，就不可能实现政策的既定目标[3]。

政策资源中最重要的就是经费资源和人力资源，这也是农村素质教育执行过程中最缺乏的资源。以陕西省为例，《陕西农村学校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学校的日常开支全靠学生所交的杂费维持，并且有些地方所收杂费还得按一定比例上缴教育主管部门；某乡初级中学为了紧缩开支，连粉笔都得由副校长保管，教师上课时按“根”计领；学校的设施、设备的更新和添置也就更为困难了[4]。

2.政策环境的影响，使农村素质教育未能获得目标群体的充分支持

目标群体，即政策直接作用和影响的对象。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并不仅仅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意愿，目标群体的态度也会影响政策效果。农村素质教育的目标群体就是接受教育的学生及其家长，由于受到政策环境的影响，他们并未给予农村素质教育充分的支持。

公共政策和政策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公共政策会对政策环境产生影响，但同时也会受到政策环境的反作用。目前的政策环境中，并不利于农村素质教育的推行。首先，社会的用人机制和标准仍是惟文凭、讲学历，即使家长心里赞同素质教育，但为了子女未来获得更好的工作、更高的社会地位，他们仍会看重分数，排斥素质教育；其次，广大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普通农民收入偏低，再加上传统“养儿防老”思想的影响，农村学生的家长会较城市家长更加看重分数，希望为子女投入的教育经费能够获得较多的经济回报。这些思想灌输给学生，结果无论是家长还是学生，都对素质教育持否定态度。

3.历史的原因，使政策执行队伍的能力和敬业精神有所不足

教师，作为政策的一线执行者，其自身能力的强弱对素质教育的推进至关重要。改革开放后，教师队伍得到了空前发展，但由于很多农村地区位置偏远，经济欠发达，农村教师的配置较之城市一直有较大的差距，面临素质教育的新要求，更是远远不能适应。

首先，从教师的来源上看，正规师范学校毕业生大多进入城镇学校，而乡聘教师和村聘教师仍是农村教师的主流，他们大多未接受正规师范教育，知识结构和教学能力有所不足；其次，从教师对工作的投入程度看，由于教师工资不高，有些地区有时还会拖欠教师工资，造成部分农村教师不肯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转而从事第二职业，请人代课，甚至随意缺课。农村教师能力和敬业精神有所不足并非一朝一夕造成，有一定的历史原因，但这一现象必须尽快改善，否则农村素质教育难以真正贯彻实施。

4.制定过程的疏忽，造成政策本身的不完善

首先，政策的制定缺乏科学性，制定过程中未组织咨询机构、专家进行充分论证；其次，政策的制定缺乏民主性，政策的目標群体涉及全国的学生及其家长，面对如此庞大的目标群体，制定过程中却未邀请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群体代表进行听证，听取他们的不同意见。制定过程中的疏忽，导致素质教育政策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如政策描述过于宏观，缺乏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配套措施，致使不同的人对素质教育有不同的理解，这自然会影响政策的执行；政策内容一刀切，未考虑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群体对政策的不同接受度，特别是未考虑农村教育的特殊性，这些问题都影响了政策的执行。

综上所述，素质教育“执行难”的主要原因，既涉及政策本身的问题，也涉及执行队伍、目标群体、政策资源等方面的原因。可以说，素质教育“执行难”原因，出现在素质教育政策系统的每个要素。从政策科学的角度来看，解决农村地区素质教育政策执行难的问题，需要加强重视，加大农村素质教育的投入；努力宣传，争取获得目标群体的支持；通过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政策执行队伍的能力建设和敬业精神的培养。同时，还应邀请专家论证、群众听证，以制定农村素质教育的配套政策，使素质教育政策在农村地区真正得到有效落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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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润勇.农村地区“素质教育执行难”现象的政策学分析[J].济南：当代教育科学，2006（4）.P.3～6

[3]谢明.公共政策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P.173

[4]吴润.试论实施素质教育的障碍及对策——兼论陕西农村素质教育问题[J].西安：陕西教育，1999（11）.P.8～10

第2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青少年；体质健康；体质健康政策体系

中图分类号：G80-051；G804.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076（2016）01-0005-07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point of view of "health in all slip"， based on related national and regional health policy text analysis， under the premise of unique stage in determining teenagers， the author defines youth physical health policy system as the all the essentials that can improve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teenagers’ physical health of， promote health equity and accessibility in the fields of education， sports， health， nutrition and rest.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policy content is mainly embodied in 5 areas： education， sports， health， nutrition and rest. By analyzing the corresponding progress of typical national youth physical health policy， the paper presents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policy at home and abroa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adolescent physique health promotion and improving the one-sided understanding of physical health policy.

Key words： adolescent； physical health； physical health policy

收稿日期：2015-11-15

基金项目：上海市大文科学术新人项目资助（xsxr2013002），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我国公共体育服务制度研究”（13BTY013），天津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TY15-012）。

作者简介：郇昌店（1980- ），男，山东临沭人，在读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体育管理。

作者单位：1.上海体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8；2.天津体育学院社会体育与管理系，天津 300381

1.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y and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of Sport， Tianjin 300381， China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全球性和严峻性，长期以来引发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很多政府针对与青少年体质健康关联的肥胖、运动能力不足、压力过大等问题，纷纷出台相应的政策予以治理，如美国政府出台的《学校体育与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技术框架》、日本的《体育振兴基本计划》和我国《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 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等。上述政策均指向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个别层面，通过对独特要素的改善，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提升。通过政策实践与研究进展梳理发现，当前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研究领域，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认识存在片面化、局部化的问题，尚未明确把握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的内涵，大多数政策属于部门政策，不同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不明显。综观此类问题的出现，一是源于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二是过于关注某个层面的社会影响因素，而没有意识到全面的健康社会决定要素。

鉴于此，在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战略下，本研究从国际上逐渐开展“健康寓于万策（Healthy in All Policies，HiAP）”实践框架出发，论证和分析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决定要素，并据此提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体系。

1 健康寓于万策（HiAP）的理论框架

世界卫生组织推进的“健康寓于万策（HiAP）”为提高人口健康和卫生公平，构建跨部门的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系统地考虑了健康和卫生系统的影响决策，寻求协同效应，并避免有害健康影响。尽管直到2006年，“健康寓于万策”才在芬兰总统健康主题论坛（Finnish Presidency Health Theme）上正式提出，但世界卫生组织长期以来的健康实践为该政策的提出奠定了良好基础，见表1所示。

“健康寓于万策”的提出源于对健康影响因素认识的不断深入。1978年，世界卫生组织的《阿拉木图宣言》中提及健康的多维影响因素。2003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应国家也在探索健康的其他影响因素，较为关注健康政策的公平性和可及性等，了《National Public Health Policy， Sweden，2003》《California Health in All Policies Task Force， United States，2010》。2010年，阿德莱德世卫会议再次《所有政策中的健康问题：走向共同治理健康和福祉》的会议声明，由表2即可见健康涉及到多个领域，表明了政策领域与健康的交叉关系。

“健康寓于万策（HiAP）”的提出更与国际社会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密切相关。“健康社会决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SDH）即在直接导致疾病的因素外，由居住和生活环境中社会分层的基本结构和社会条件不同产生的影响健康的因素，导致疾病出现的“原因的原因”[1]。这也是西方社会关注健康服务公平性的重要着力点。源于对健康社会决定因素重要性的认识，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致力于通过公共政策对社会因素的改造，在推进健康公平的前提下提升健康的福利水平。2008年世界卫生组织了《用一代人时间弥合差距》的报告，对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提出针对性改革建议。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及其政策实质就是通过政策设置，改变健康的不公平状况，推进全球范围内健康目标的实现（图1）。

由图1可见，针对健康的相关影响要素，健康社会决定委员会的政策框架强化整体性的治理思路。该治理框架的构建强化宏观政治制度、中观社会地位改造、微观卫生保健系统的构建的思路，致力于健康与福利的协同分配。早在上世纪90年代，学者Dahlgren就提出“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模型”，按照关联层次分为五个类型：年龄、性别和体质要素；生活方式要素；社会和社区网络；教育、工作环境等因素；最后是一般性的经济社会文化要素等。由此可见，健康社会决定因素是超越了卫生领域，且融合了诸多领域和部门的认识突破，对提升健康致因的认识具有重要影响，如图2。

综合而言，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HiAP理论框架不仅与相应的政策实践关联，也与健康的社会因素认知相关，属于对健康改进的全新理念。该理论框架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促进健康、公平和可持续发展；支持部门间协同；借助多元主体的利益；吸引利益相关者；实现结构性或程序性的改变等。“健康寓于万策”要求政府相关部门、私人部门和民间团体开展协同合作以解决复杂的卫生问题[2]。为了推进国家的实践，2014年，世界卫生组织出台了“‘健康寓于万策’的国家行动框架”，针对国家或地方政府提出包含确定HiAP的需要和优先活动、构建行动计划、确定支持性框架和过程、促进评价和参与、确保监测、评价和报告、构建行动能力等六个部分的国家行动计划，并建议相关政策主体可以借助该框架进行调整。

2 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体系厘定

2.1 关注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体系的背景

当前的诸多研究成果，展示了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青少年群体属于社会弱势群体，健康状况更是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研究表明，青少年体质健康差距的决定因素包括贫困、机会不平等、医疗保健、环境条件差、教育不公平现象。就个案层面而言，青少年在成长阶段与 HIV 患者联系在一起，其未来生活质量和体质健康状况均受到一定负面的影响[3]。学者以洛杉矶周边的公园为案例，研究发现环境（公园的距离和布局）和社会因素与促进青少年参与体力活动强度水平相关，建议决策者需要强化这种认识。

就我国而言，因公民健康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健康政策更是受到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鉴于我国日渐严重的国民健康问题，党的十七大和十报告中连续两次提及“完善国民健康政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012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国家健康排名，中国在145个国家或地区中排名第55位[4]。我国民众与世界发展国家的健康状况相比，差距依旧较大。

我国国民健康状况不佳的背景下，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更为突出。青少年群体中，肥胖症、近视和传染病等健康问题极为严重[5]。2010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显示，7～18岁城市男生、女生和农村男生、女生的超重肥胖检出率为23.23%、13.76%、13.76%和8.56%。与2005年相比，分别增长了0.31、0.61、0.23和0.27。同时，青少年近视率持续上升，且呈低龄化趋势。同样是2010年的调研结果，7～9岁青少年的近视检出率为30.07%，10～12岁的近视检出率为47.58%，13～15岁的检出率为65.59%。16～18岁的检出率为76.99%，与2005年相比，各年龄阶段的近视检出率均呈现上升趋势[6]。

近年来，在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略有改善，但情况依旧较为严重。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与青少年未来的社会担当产生了尖锐的矛盾。2011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国务院妇女儿童办公室联合题为“青少年期：充满机遇的年代”的报告指出：青少年绝对人口数量和比例都呈现下降趋势，从2000年的2.28亿（18%）下降至2009年的1.8亿左右（13%）。我国人口老龄化挑战极为严重，未来必然将降低有效劳动力供给，影响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调整，对我国经济社会生活造成深远影响[7]。青少年是未来社会发展和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中国青少年数量降低，且体质健康状况不佳，必将成为制约我国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尽管未来可借助技术升级和产业调整，一定程度可摆脱人力资源短缺的制约，但未来我国社会建设，将更加仰仗数量逐渐减少的青少年群体。鉴于此，国家通过公共政策投资发展青少年事业，必然能展示长远的战略价值。

与其他年龄阶段比较而言，青少年时期的体质健康具有独特性。首先，效果影响的长期性。青少年时期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状况对其一生都有长期影响，是成年人疾病干预的敏感期和窗口期[8]。其次，健康行为的可塑性。青少年时期是个人成长和发育的关键时期，通过健康教育和行为塑造可有效形成健康的生活习惯。很多国家或地区视青少年时期为个体健康教育的关键阶段，通过健康教育促进个体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再次，病患表现的隐蔽性。除一些遗传性和传染性疾病，青少年群体罹患严重疾病的可能性很小；最后，投资主体的国家福利性。青少年群体缺少自主生活能力和必要资源，属于经济弱势群体，因此青少年健康需求需要在国家福利责任框架下予以满足。由此可见，青少年时期的健康投资对其后续成长具有重要意义，需要各界高度关注。当前，各国政府倾向于利用公共政策推进健康福利实现，多部门鉴于部门职责实施了多项公共政策。

2.2 基于HiAP确定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体系

根据健康寓于万策（HiAP）的理论观点，其关注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注重跨部门的联合管理，明确健康的多维度影响等对认识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社会影响因素，这对促进政策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就当前国内外青少年体质健康治理及其政策实践来看，青少年体质健康关联至少体现在教育、体育、卫生、营养和休息等领域。因此，本研究将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体系界定为多领域内可改善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促进健康公平和可及之政策要素的总称。

结合我国学术界对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领域的认知，发现目前的观点集中在几个领域。党权（2014）认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与运动、卫生领域相关联[9]，而（2014）对日本[10]、杨成伟（2015）对美国[11]的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进行讨论时，将论域局限在体育运动方面。根据国外相关实践，推动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行为包含了体育和营养、卫生等方面[12]。为探讨青少年的体质健康与社会决定因素的关系，我国学者对0～16岁的1 118名调查者的社区、家庭、母亲和个人4个维度进行分析，发现调查人群在健康水平和保健服务利用存在不公平，而母亲和家庭等社会因素对不公平程度的贡献较大[13]。同时基于我国部分地方性法规，如《江苏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昆明市中小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等，并根据专家访谈的结果，认为青少年体质健康政策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领域。

2.2.1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教育要素政策

学校是青少年学习和体质健康促进的主阵地，教育政策是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关键措施。教育政策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推进，主要体现在生活方式教育、健康理念教育和校园健康环境建设等。各种形式的健康教育是青少年体质健康教育政策的直观体现。

国际社会很早就意识到教育对体质健康的促进意义。1974年，加拿大政府《加拿大人民健康的新前景》，将健康政策的重点从“疾病诊治”转向“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提出在青少年时期的疾病预防。同年，美国国会通过《健康信息和健康促进法》《国家健康教育规划和资源发展法案》等政策，成立了专门的健康教育局，致力于学校健康教育的推进。在英国，健康教育主要通过更宽泛的生命教育实施。1988年，政府通过了《教育改革法案》（Education Reform Act），要求学校教育过程中重视教育的均衡性。1990年，倡导建设包含健康教育在内的跨领域国家课程。1997年，成立“文凭与课程局”，开始增订社会与健康教育新课程。在很多发达国家颁布健康教育法案中，很多将校园健康教育作为重点领域，通过内容多样、方式多元的教育形式，使得健康教育成为学生健康促进的重要途径[14]。进入新世纪以来，美国、英国、日本等非常重视校园健康环境塑造，促进在校学生的健康教育。

我国健康教育政策开始较早、内容较为宽泛。早在196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除四害 讲卫生的指示》，要求在国内开展卫生教育，校园和学生就是政策重点关注领域。上世纪90年代，国家教委、卫生部、爱卫会联合《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大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对学校健康教育开展具体指导，在后续健康教育实践中，基于学校开展“艾滋病预防”“控烟”和“校园环境”等教育行动。在学校实施健康教育过程中，健康教育与体育、卫生等结合，将学校体育课程设置成“体育与健康”，期望借此推进学生体质健康。

2.2.2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体育要素政策

青少年体质健康通过体育促进形成共识。由于青少年处于学习的黄金阶段，每天大量的时间处于静坐状态，长时间静坐影响了体质健康。针对静坐时间过长的状况，很多国家和组织建议通过体力活动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体力活动是指由骨骼肌运动导致能量消耗的身体活动，包含职业性、交通性、日常体力活动及闲暇体育锻炼[15]。

国际上青少年体力活动政策极具启示意义。世界卫生组织建议5～17岁的青少年每天不能少于60分钟、每周不少于3次强壮骨骼和肌肉的身体活动。加拿大政府建议青少年通过体力活动减少静坐时间，每天静坐的推荐时间不超过6小时，看电视、玩游戏的时间不能超过2小时。2014年美国体力活动协会了全美第一个儿童和青少年体力活动报告。该报告描述了美国青少年体力活动评价指标体系和影响要素的指标体系，并阐明了交通、学校、家庭和休闲娱乐的政策[16]。体力活动政策已成为“健康美国2010”的首要措施，通过科学的指标设计和量化措施呈现，促进青少年群体的体质健康[17]。

在体力活动政策中，体育活动是重点领域。美国青少年体育国家联盟（Nation Alliance for Youth Sport ，NAYS）颁布了《青少年体育国家标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青少年提供体育活动指导。英国体育理事会颁布了《为认识培育体育习惯：青少年体育新战略》（Creating a sporting habit for life-A new youth sport strategy ），为培育青少年群体养成体育习惯提供政策建议和健身指导。澳大利亚的《国家体育运动与久坐行为指南》，为5～12岁儿童和13～17岁青少年制定了健身标准：每天应累计进行至少60分钟的中等至高强度体育运动。儿童、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应包含一系列的有氧运动，并包括一些剧烈运动。每星期至少有3天，儿童、青少年应进行一些有助于强壮肌肉和骨骼的运动。

体育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是我国长期的政策选择。加强课堂体育教学、完善课外体育锻炼，促进体育教学、训练设施与环境的建设，是我国青少年体育健康促进的重点工作。2001年，国家体育课程改革将“健康第一”确定为国家体育教育政策的核心指导思想，国家通过学校体育制度建设，完善了课程标准、师资配备、监督考核、体质监测等环节，而“每天锻炼一小时”、阳光体育运动等在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方面探索成效突出。但我国体育健康促进亦存在政策设计过度依赖体育部门，呈现体育部门专业治理的局限性，应建立教育、卫生和体育多部门参与的协同机制，避免权责不清和重复浪费等问题[18]。

2.3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卫生要素政策

校园卫生政策也是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领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非常重视通过保障校园卫生环境、饮用水安全和流行病预防等措施，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日本在1896年就通过制度建设设置了“学校校医”，并赋予其公务员身份。二战后，日本政府陆续通过了《学校保健法》《学校保健法施行令》《学校保健法试行规则》等。文部科学省更是将散见于不同部门的学校卫生保健的法规文件进行汇编为《新学校保健实务必携》，以推动校园卫生保健工作[13]。美国国会通过《协作性学校健康计划 》，整合健康教育、校园环境、体质健康等内容。美国国家教育协会颁布的《校园健康、心理健康和安全指导》中包含健康与安全教育、体育教育、健康与心理健康服务、校园环境与交通、健康环境和社会环境、员工健康与安全等部分。

我国校园卫生政策不完善，学校卫生体系建设缓慢。建国后就开展“爱国卫生运动”，长期以来高度关注校园卫生。以后，我国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学校卫生，扬州会议后卫生部、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中、小学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草案）》和《高等学校卫生工作暂行规定（草案）等政策，为学校卫生管理提供了政策参考。1998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了《学校卫生管理条例》，2012年卫生部下发了《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为学生公共卫生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国家针对校园生活设施、流行病预防和突发卫生事件等方面颁布了系列文件，较为全面对危及青少年体质健康健康的多个层面要素进行针对性治理[19]。

2.4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营养要素政策

充足的营养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础，也是亟待关注的政策领域。青少年阶段是身体成长的关键阶段，国际上很多国家高度重视青少年营养问题。日本在学生营养立法方面走在世界前列。二战结束，日本在国内经济条件极差的条件下，启动了学生营养餐供给，并通过逐渐制度化保障营养餐发展。1954年，日本政府制定颁布了《学校营养午餐法》（历经1956、1957、1974、1978年多次修改、完善），从立法角度对学校营养餐提出要求。2005年在实施《饮食教育基本法》的基础上，启动了《“饮食教育”推进基本计划》，其中针对青少年学生的计划是其重点。美国在学生营养政策方面的探索也较为出色。一战期间，美国无法招募到充足的兵员，国内对青少年健康关注较高。恰逢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大量经济物资被浪费。美国国会要求美国农业部利用关税收入的30%通过政府采购的形式，购买大量过剩的产品供给学生，这成为美国学生营养餐的起源。1946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国家学生午餐法》，1966年颁布了《美国学校早餐法》，1997年出台了《特殊牛奶项目规划》和《学生奶行动计划》等。2004年美国公法中《对1966年Richard B Russel 国家学校午餐法和儿童营养法的修订》，强化对儿童增加食物和营养援助，简化了计划的实施与改善的管理，重新制定了儿童营养计划。2011年美国通过的 “营养教育培养健康儿童的法案”对青少年的健康教育更有推动意义。美国实施的校园营养餐制度，在覆盖人群和投资方面发展较快，为青少年体质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从美国校园营养餐覆盖人群和投资总额来看，美国政府在营养餐的供应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国青少年的营养问题较为复杂，纳入政策视角的时间较晚。建国初期，我国社会经济条件较差，“营养不良”成为学生常见病之一。1992年教育部、卫生部和全国爱卫会《全国学生常见病防治方案》首次将“营养不良”列为六种学生常见病首位。1995年，《学校午餐营养与卫生要求》属于我国政府首次对校园营养问题的政策实践；随后，《国家大豆计划》《学生饮用奶计划》颁布。针对贫困农村学生，2012年，国务院颁布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随后教育部联合发改委、卫计委等部门出台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对我国农村地区的学生营养改善提供了良好条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关于学生营养的政策建设较为滞后，学生营养保障体系尚未完善，国家对青少年营养保障的责任承担不足。

2.5 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休息要素政策

充足的休息时间是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外部条件。作为教育强国的美国，在里根总统期间，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认为美国青少年基层教育阶段压力过大，应该进行及时改革。基于此美国组织了400多名科研人员，历时4年进行基础教育改革研究后，于1989年了《普及科学：2061计划》，政策旨在改变过去重视知识传授的教学模式，倡导教学简单化和应用化；提倡为青少年学习减负，大力增加青少年的休息时间。在英国，中小学生时间安排较为充足，课程安排主要以实用性知识为主，且高等院校招生对特殊能力学生具有特别关照，所以英国基层教育学生对减负的要求不高。

针对学生负担过重、休息时间被侵占的状况，我国出台了多项政策。建国之初，就提倡“身体第一、学习第二”，倡导降低学习时间。建国之初，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的紧急通知》《关于保证学生、教师身体健康和劳逸结合问题的指示》等政策，关注处理青少年在校学习和休息间的关系。1988年，国家教委《关于减轻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若干规定》，2000年，教育部下发《关于在小学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紧急通知》，要求在推进素质教育过程中，首先将小学生的过重负担降下来。教育部2006年《教育部关于贯彻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办学行为的若干意见》后，于2009年印发《教育部关于当前加强中小学管理规范办学行为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科学安排作息时间，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坚决纠正各种随意侵占学生休息的做法，正确引导家长和社会积极参与，切实把课内外过重的课业负担减下来，依法保障学生的休息权利”。2013，教育部门为彻底减轻学生负担，出台《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在征求意见阶段，从入学、编班、教学、作业、考试、等级评价等方面探索破解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的有效方法。

3 结束语

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的跨界性、跨域性，必然呈现治理的艰巨性。从我国长期以来的政策实践来看，呈现出过于依赖体育领域政策，对教育、卫生领域略有涉及，营养、休息领域提及较少的状况。借鉴发达国家对青少年体质健康的促进计划，未来的政策实践应更多关注跨部门政策制定与执行，通过体育、教育、卫生、营养和休息等领域的制度协同建设，保障青少年群体健康权的实现，进而推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状况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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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 公安院校 大学生 《形势与政策》

《形势与政策》课程是国家教育部规定的高等学校大学生的必修课，是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学生进行《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公安院校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公安高级专门人才、科研人才和公安院校师资力量的重要基地之一。它遵循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战略思想，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贯彻公安教育为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从严治警、从严治校”的方针，着力实施素质教育，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努力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各民族公安人才。

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开阔胸怀视野、增强责任感和大局观重要的方面。新世纪新阶段，公安院校要根据大学生思想与学业实际，以丰富生动的内容和学生喜闻乐见、灵活多样的方式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让大学生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使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大学生中入脑入心。

二十一世纪是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纪，知识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分配、使用将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内容。公安机关必须为我国知识不断创新营造有利环境，要利用法律手段、良好的素质、精湛的专业化技能为知识经济时代服务。公安院校是公安教育的主要承载者，全面贯彻科技强警的战略思想，深化公安教育改革，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落实到整个公安专业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是历史赋予其的使命。公安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公安院校的素质教育，思想政治素质是根本，科学文化素质是基础，公安业务素质是实质，身体心理素质是保障，警务实战技能素质是本领。例如公安院校的边防管理专业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坚定的政治立场及过硬的业务素质的边防管理、检查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他们必须掌握边防管理的基本理论，掌握国（边）境检查、管理中的专业技术，具有处理边防问题的能力，熟悉党和国家对国（边）境管理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公安院校在构建综合素质教育体系中，要建立具有鲜明公安特色的专业结构体系，加强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意识的关系，全面素质教育与发展个性教育的关系，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

公安院校学生大部分未来都走上警察岗位，学生思想活跃，关心国内国际时事，这是在公安院校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基础，工作做好了，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公安院校作为公安机关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准确把握时代建设和发展的脉搏，坚持与时俱进，在提高人民警察学历教育、实施业务培训，尤其是加强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因此，公安院校更应加强大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

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

近二十年来，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越来越重视。1987年5月的《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规定，《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应当列入教学计划。1987年11月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思想教育课程建设的意见》决定，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设置《形势与政策》课程，该门课程为必修课。1996年10月的《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意见》要求，把《形势与政策》课程的管理纳入思想品德课的课程管理体系，列入大学教育全过程，保证平均每周不少于一学时，实行学年考核制度，成绩列入学生成绩册。2004年11月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通知》，对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地位、作用、做法等提出了更加明确、更加系统、更加规范的意见。党和国家对加强高等学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的重视程度，表明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课程具有重要性。公安院校更应坚持与时俱进，加强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的重视。

随着全球化脚步的逐步加快，不仅给各国的发展拓宽了空间，而且为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在此机遇下，将会促使学生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扩大知识范围；将会更加丰富教育内容，从而进一步推动思想教育方法、思想政治工作手段的现代化。公安院校学生的素质至少要达到下列四项标准：一是立场坚定。即政治立场坚定，思想道德水准高；二是学会学习，这是公安院校学生素质发展的根本和首要目标，有扎实的科学文化基础；三是强身健体，身体素质是政治、业务、心理、文化素质的载体，公安院校培养的学生将面临艰苦条件，甚至是血与火的考验；四是学会合作，公安人员的工作特点是与各类人员打交道，要有大局意识。其中第一项标准：政治立场坚定就是要通过《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来达到。公安院校培养的是预备警官，学生参加工作后从事的是公安工作，因此学生应及时准确地了解国家大事，而公安院校的《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正是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社会现状，更好地从事警察职业。

理论教育不能代替《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其根本目的是帮助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把握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因此公安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联系当前的国内外大事，以及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等，这个“实际”具有现实性、鲜明的政治性和直接的针对性，可以使青年学生从对现实政治问题的分析与解决过程中明确立场，从而逐渐培养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公安院校是培养公安机关需要的专业人才的基地。要办出“产业特色”，必须进一步确立“学生是主体”的理念，改变传统的“传道、授业、解惑”，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育观。正确引导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废除教师“一言堂、满堂灌、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模拟式、操练式等方法精心组织教学。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着重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进行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成就教育；进行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重大活动和重大改革措施教育；进行当前国际形势与国际关系的状况、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对外政策，世界重大事件及我国政府的原则立场教育；进行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政策观教育。

参考文献：

［1］胡旭阳，费英勤.有效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实践探索.思想教育研究，2005.6.

第4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一、《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素质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形势政策教育是高校“两课”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国家教委的有关文件明确指出：1．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是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国内外形势，深刻理解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确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政治方向，激发学生的爱国爱校情感，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珍惜和维护稳定的大局，确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教师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和导向作用，教师的素质、水平及至人格等将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所以，为了使在校大学生正确认知国际国内形势，认同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与政策，认清形势发展的趋势与大局，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高我国大学教育的整体水平，必须加强对我国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构成因素的研究，尤其是教师素质，使其进一步规范化、科学化。

另外，由于我国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课起步较晚，发展不平衡，虽然有关教师素质的资料很丰富，有关形势政策教育的论述也比较多，但是，从政治的高度，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角度，对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师的专业素质，进行比较系统研究的资料，至今还不多见。而且，就国内形势来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的竞争日益加剧；国内外的一些不太健康的思想，正加紧对我国在校大学生进行思想渗透；先进的通讯工具和网络的迅猛发展，使形势与政策教育变得更为复杂。一些在校大学生忙于各种证书考试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忽视了政治素质的提高。结果造成了目前很多高校的形势政策教育课，流于形式，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致使高校的突发事件、恶性事件不断发生。所以，深入研究形势与政策教育课的教师素质，有利于高校“两课”教育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专业化。

二、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一)基本素质

1．教师的职业道德。主要包括：热爱教育事业，富有献身精神；热爱学生，诲人不倦；团结同事，集体协作；以身作则，为人师表等。教师的职业道德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师的道德素养是我国顺利实现教育目标的关键。

2．教师的文化知识素养。主要包括：(1)要掌握广泛而深厚的文化科学知识，这是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发现和培养有特殊才能学生的前提和基础。(2)掌握扎实可靠的专业基础知识、理论体系和相关的专业技能技巧，熟悉本学科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准确把握本学科重点、难点和知识点，这是讲好本门课的根本。(3)掌握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及其相应的技能技巧，这是搞好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条件。

3．教师的教育能力。即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品格，这是进行教学活动的前提；对教育内容进行精细加工，对教学手段进行正确选择和组合的能力；对学生的发展进行分析、预测和指导的能力；较好的表达能力；较强的组织能力。所有这些，都是要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教师所应具备的重要条件。

(二)就现实情况来看，《形势与政策》课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针对性和时效性，所以，对高校形势政策教育课的授课教师来说，还应具备以下素质和能力：

1．坚定的政治方向。形势政策教育的授课教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思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必须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必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这些特点是由《形势与政策》课的基本特点和任务决定的。

2．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教育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高低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态度，对于学生正确认识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第5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研究生教育质量；研究生培养；研究生管理；影响因素

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属于高等教育的最高阶段，是培育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主要渠道，是知识创新的源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领域的发展得到举世瞩目的成就，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模式。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政府、高校、企业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访问、交流与经济活动，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显得尤为重要。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社会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企业、机构、组织等对优秀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由此可见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高层次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对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国家智力资源的开发与贮备情况，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与科技研发能力核心智力的体现。2012年3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优化学科专业和人才培养结构、建设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监控信息化平台、完善研究生资助体系、提升国际交流与合作水平”的指导性意见。这些文件的出台表示国家对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十分重视。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提高教育质量”，集中体现了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望，为“十三五”时期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

研究生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生命线。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教育形式多样化，专业类型增多，所开设的学科专业朝着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方向改进，培养模式多样化。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高低尤为重要，其将直接影响我国研究生教育、核心竞争力的可持续发展，在创新型国家建设过程中起着积极推动作用。从总体上看，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从多个角度出发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分析，并针对这些影响因素提出相对应的策略和建议，使未来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更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发展需求，对促进我国研究生教育规范发展及教育质量的持续提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指导意义。

二、研究现状

有学者认为研究生扩招是近年来受社会关注的高等教育热点问题，讨论了研究生扩招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有学者从政策角度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分别是制度建立和加快发展、调整改革、深化改革、积极发展四个时期，研究生教育政策在不同的研究生教育发展时期既有不同的特点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学者对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方面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认为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在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方面均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创设中国特色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指出我国研究生教育处在由规模发展向内涵发展的转型期，应不断完善研究生质量保障体系，对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的价值与实际意义。有学者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十分重要，提出从导向机制、运行机制、监控机制、反馈机制四个方面构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有学者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阐述，从研究生教育关系层次的视角出发，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由内部机制和外部机制构成。有学者对我国研究生教育层次结构现状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对我国研究生规模、数量增长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之间关系的理解具有一定指导作用。有学者对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的概念、相关特征、质量保障相关主体进行了阐述和分析，提出我国应构建多元复合型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模式。

三、研究生教育质量影响因素分析

影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分别从国家政府政策、社会市场环境、学科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规模数量、研究生培养管理这6个方面进行了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如图1所示。

（一）国家政府政策

国家颁布的相关政策对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模起着决定性作用。国家政府政策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体现在：①政策导向：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研究生教育特征，随着我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政策的出台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对不同地区、类型、层次高校的分类指导比较少，政府宏观调控市场配置资源的体系还不够完善。目前，关于政策的前瞻性研究相对较少，缺乏对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②政策实施：很多政策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相关培养单位对一些政策精神缺乏领悟，存在信息传达不对称现象，实施的过程中缺乏动力支撑，未及时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导致单位部门无法根据自身建设情况进行有效改进，实施效果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政策执行力度不彻底，有的培养单位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些功能，超出了原有政策的调控范围；有的培养单位则是只执行了部分政策调控的对象，不能全面把握政策信息协调好政策调整的各项工作活动，未达到预期的政策效果。③约束监督：我国研究生教育的相关立法工作存在滞后现象，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培养单位的评价监督机制及相关约束机制尚不健全，研究生教育质量缺乏法律保障。④效果反馈：近年毕业的研究生规模较大，但由于毕业生所学专业或实践能力与市场需求贴合度不够紧密，仍无法满足当前市场对不同类型优秀人才的需求，导致一些已毕业研究生无法适应激烈的竞争环境而处于未就业状态。

（二）社会市场环境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市场环境瞬息万变，为研究生教育的长期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对高校招收不同专业的研究生数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倾向性影响。尤其是不同行业领域对高校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导向也在时刻变化着，对新时期的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我国东部、中部、西部的高等院校分布不均，且不同区域的研究生教育硬件设施环境、学术文化氛围、教育经费、师资队伍建设、招生规模、生源质量、研究生管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区域色彩较为浓厚。各个区域的研究生教育优势资源共建共享不明显，各领域专家参与的决策咨询、评估等社会活动的积极性没有被充分调动，有效的产学研机制尚未形成，一定程度上导致研究生教育质量不能很好地响应政府政策，同时与社会市场的发展不相适应。

（三）学科专业设置

学科专业建设对高等院校的战略性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能有效促进高校的教师教学、人才培养、科研工作等的顺利进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包含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12个学科门类。2011年，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学位[2009]10号）的规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分为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其中新增了艺术学学科门类。不同的学科门类对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招生规模、教育经费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为分析学科建设对研究生教育产生的影响，本文分别对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年度的不同学科类型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招生数、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量等进行了统计，由于篇幅所限，每年的年度数据就不一一详细列出，通过数据调查、整理、筛选，本文仅对各个年度不同学科类型的研究生毕业数总量分别进行汇总，数据如表1所示，数据走向如图2所示：

通过表1和图2可以看出，从2006年到2014年，工学学科的研究生毕业数量逐年递增，且培养的研究生数量位于各学科类型之首。管理学学科从2006年～2008年研究生毕业数量小幅增长，2009、2010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存在小幅下降趋势，从2011年～2014年毕业的研究生数量逐年增多。2006年～2014年的理学学科变化呈小幅逐渐增长趋势。其他学科的研究生毕业数量部分存在小幅起伏现象，整体均呈现毕业的研究生数量上升趋势。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生的学科倾向性，不同的学科梯队建设、教育资源等影响着研究生的教育质量，这对研究生毕业后的就业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四）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生师资队伍团队人员质量的高低对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存在着较为直接的影响。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研究生导师的综合素质、科研能力、专业技能、学术影响力等都对学生影响较大。尤其是研究生导师对学生的课程学习、论文写作、科学研究等方面能力锻炼的引导十分重要。不同的导师指导学生的方式不同，有的导师较为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从入学开始，对不同类型的学生制定不同的培养方案，因材施教，逐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和科研能力。有的导师则对学生管理得较为松散，与学生缺乏足够的沟通交流，此时，学生可能会存在研究方向不明，科研动力不足，这样就不利于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高。本文从研究生导师的职称、年龄、指导关系等方面对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年的导师数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研究生导师的职称和年龄两方面的数量分布进行了整理和分析，从不同角度分析当前的研究生导师队伍状况，具体数据如表2，图3所示。由于2013、2014年有关年龄的统计数据时问分段和前面年份的数据划分有所变化，本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具体数据如表3，图4所示。

通过表2和图3可知，从2006年～2014年，正高级职称与副高级职称研究生导师数量分布整体呈大幅上升趋势，总量一直在增加。从2008年～2014年，中级职称的研究生导师数量分布呈小幅上升趋势，总量在逐年增加，到2014年，未曾突破两万人的数量。

从表3和图4可以看出，从2006年～2012年，年龄阶段在36岁～40岁、46岁～50岁、51岁～55岁的导师数量均呈整体上升趋势；其中，46岁～50岁年龄阶段的导师数量上升幅度最大。从2006年～2008年，41岁～45岁的导师数量小幅上升，2008年～2011年期间又整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数量有所回升。从2006年～2012年，31岁～35岁、56岁～60岁的导师数量呈渐进上升趋势，2010年以后曲线上升幅度略大。30岁及以下、61岁～65岁、66岁及以上的数量整体偏低。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生导师的职称、年龄、影响力等因素都对导师师资队伍建设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直接关乎研究生导师的整体水平，同时又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由此可见，合理的研究生导师队伍要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均满足单位建设和学生培养的需求。

（五）招生数量规模

近年来，我国的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大，招生来源多样，包括普通本科生、普通专科生、成人本科生、成人专科生、网络本科生、网络专科生、在职人员、普通预科生、留学生等，这些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阅历的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源质量的参差不齐，由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问题带来的生源质量不高、教学资源紧张、管理难度加大等问题均对研究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本文分别对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2013、2014年度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研究生总量进行了统计。通过对数据加工与汇总，详细数据如表4，图5所示。

根据表4和图5可以看出，从2006年-201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总量持续增多，从2008年之后，硕士招生总量速度增加较快。从2006-2014年，博士研究生招生总量逐渐小幅增加，到2014年总量未超过10万人。从研究生招生总量曲线图上可以看出，研究生招生总量增加较快，其中尤以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规模较大。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生总体规模的不断扩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源质量，但不是生源质量降低的唯一因素。研究生招生数量的增多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影响还反映在课程学习、培养过程、资源管理等方面。

（六）研究生培养管理

在研究生的教育过程中，各培养单位对研究生的培养管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对研究生的教育质量存在重要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研究生培养管理：①研究生课程教学：课程内容设置关乎研究生对基础理论的认识与理解，对研究生知识体系的构造与完善及知识创新运用能力。当前很多高校的研究生课程内容与本科生的课程内容设置存在一定的一致性，甚至有重复现象，不同研究生阶段课程内容的特色化与专业化不明显，课程教学方法不够多样化，创新性程度不够。②研究生教育资源：研究生教育资源的丰富程度是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有效保障。教育资源包括课程教学场所、教学与实验仪器设备、研究学习场所、文娱活动场所、科学研究项目、教育活动经费等。部分高校的可供研究生使用的研究活动场所较少，没有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研究环境；此外，一些高校的研究生教育经费不足严重制约着研究生的培养与发展。③研究生科研训练：科研能力训练是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较为重要的环节，包括论文撰写、科研项目申请等形式各样的研究活动。

四、对策与建议

根据我国研究生教育当前的发展现状，以及对研究生教育质量相关影响因素的分析发现，政府政策导向、社会市场环境、学科专业设置、导师队伍建设、招生数量规模、研究生培养管理等均对研究生教育质量在不同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未来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要紧跟时展潮流，更好地融人国际发展环境，借鉴他国先进研究生教育培养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路线，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研究生教育质量，增强研究生实际竞争力。

（一）加强政策导向，完善管理监督体系

从政策导向、政策实施、约束机制、效果反馈、法律法规等方面构建完善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首先，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服务型政府，增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灵活性。强化政府对不同地区、类型、层次高校的分类指导，完善资源配置体系。组建专家决策咨询服务小组，研读与认识国内外研究生教育前瞻性政策，总结不同时期的研究生教育特征，更好把握当前研究生教育状态，加强理论研究深度，为合理地制定与调整相关研究生教育政策提供依据，增强相关政策的预见性、科学性，避免教育政策制定的滞后性，不断完善政策理论体系。其次，完善政策贯彻执行机制，增强相关工作人员对政策的正确理解、对称传达、及时运行等，增强政策执行力。再次，构建有效的决策咨询服务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包括制度建设、法律法规建设、环境建设等，促进研究生教育工作的规范有序化，鼓励研究生培养单位公平竞争。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高校等主体的积极能动性，增强彼此间的协同发展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最后，紧跟社会市场需求，增强研究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竞争力，培养出与社会发展贴合度较为紧密的人才队伍。

（二）产学研协同发展，促进资源共建共享

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为研究生的教育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其一，应根据社会市场对人才供求状况的具体反馈，调整研究生教育结构，控制研究生招生规模，调整研究生的区域分布，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其二，研究生的培养与成长在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和保障的同时，还要有良好的学术文化氛围。加强研究生教育物质环境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综合素质，改善师生学习生活条件。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研究、实验环境，提供丰富的经费支持、设备支持、平台支持以及相应的社会实践环节，强化研究生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相结合。其三，加快我国东、中、西部的资源调整，减少区域资源分布的两级分化现象，加大部分地区研究生教育的建设力度，实现不同区域政府、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的跨区域、跨行业的产、学、研合作协同发展，促进资源共建共享，适应社会市场环境的变化与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强化学科专业建设，明晰教学科研方向

学科是高等院校教学、科研、服务的基本平台，学科建设水平一定程度上体现学校综合实力和发展状况。当前，我国学科建设较注重学科间的交叉性与综合性，注重基础学科发展对应用学科推动作用。加强学科建设已成为高等院校的办学重点。科学合理的学科专业设置对研究生教育十分重要，高等院校在学科专业设置过程中，要与国家政策与发展战略、社会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发展相适应，注重人文学科与社会学科的建设，大力发展应用学科，重点扶植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构建综合性强、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集中优势力量构建一批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专业，包括基础学科、应用学科、高新技术学科，以适应学科自身发展和研究生培养的需要。对于近年来学科目录中新增的学科方向，高等学校可参照已获取的博士、硕士学位授子权的学科领域招收研究生。强化学科专业建设，明晰教学科研方向，引领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

（四）优化管理模式，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变化，不同主体对研究生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对研究生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在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要多层次、多规格的培养各种专业的研究生。研究生要掌握扎实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还要具有从事专门业务的开拓创新与实践能力。①研究生管理部门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对研究生教育质量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首要提高管理人员专业素质，构建有效的管理体制。②当前，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整体国民素质。但是也应正视招生规模扩大所产生的问题，有关培养单位应认真领会相关政策文件精神，针对不同的问题及时制定方案并采取具体措施。③加强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导师选聘制度，从职称、年龄、思想品德、科研能力、学术道德、学术影响力等方面遴选综合素质较高的导师，优化导师队伍，增加导师数量，保持导师人员的多元化、提高导师质量，营造一批具有高级职称、年龄年轻化、科研能力强负责任的优秀导师队伍。例如，刚入学的研究生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能力还不够扎实，需要进一步的深化和增强，这就需要导师面对不同的学生类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时刻关注学生的各种变化。④在研究生管理工作中，管理要规范有序化，创新发展思路、增添研究生教育培养新内涵，合理的扩大招生规模，从生源上把好质量关。在研究生培养管理过程中，营造学风良好、团队和谐的学术文化氛围，从课程教学、经费支持、教育资源、激励方式、心理指导、科研训练与创新、、学位论文、学位授予等环节，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关心，确保学生身心健康。鼓励研究生科研创新，激发学生学习热情，适当改善办学模式，增强研究生与国际知名高校的交流与合作，更好融入国际教育环境，增强我国研究生核心竞争力，提高教育质量与综合能力。

（五）构建多元化评价体系

通过规范制度，构建指标体系、运用评价方法，形成较为独立科学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加强研究生教育的评估工作，有利于促进研究生创新与实践能力；有助于学生自我完善、调节与发展；有利于保障研究生教育质量的提升。①从学习努力程度，课程成绩、专业基础知识掌握程度、公开数量、参加科研项目数、学位论文水平、科研创新能力、专业操作技能、社会实践活动等方面考虑对学生的认知、行为、能力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评价。②构建有效的导师评价体系，加强导师队伍的评估，有助于推动导师的自我提升与全面发展，提升导师的师德、教学、科研及其综合能力。③成立社会上的专业评估组织，对当前的研究生教育进行评估。④国家应尽快制定研究生培养单位的质量评估标准和评估制度。有关部门要根据相关评估结果，决定培养单位学科点的增减以及招生的形式与规模。通过相关评估工作，从评价结果及时发现当前研究生教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增强有关培养单位的重视程度，有助于推动研究生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

第6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一、新时代下的我国基础教育改革

（一）知识经济对创新人才的需求挑战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日新月异的知识创新，全球化、现代化浪潮互相激荡，能否掌握不断推陈出新的能力，是否拥有大批的高素质人才资源，决定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在知识经济时代中屹立不倒。

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经济蓬勃发展，GDP以每年近10%的速度增长，这在世界各国看来都是一个奇迹。但是，取得这样的成绩所依靠的却是廉价的劳动力，没有任何一个一流的国家是仅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就成就的，比如中国与印度相比较，印度以相当高的软件业成就，成为了“世界办公室”，而中国却是“世界制造工厂”。在这些不容忽视的实际情况下，我国的基础教育在价值取向、制度建设、知识教学等方面都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学生思想的启蒙、创新意识的萌发和创造性思维方式的形成等都与基础教育不可分割，在这个充斥着个性化的时代，在这个呼吁中小学基础教育走向生命、回归本真的时代，基础教育管理体制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变革。

（二）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源强国对战略性发展基础教育的思考

在21世纪这样一个必须创新的世纪，谁具备创新型人才，谁就能独占知识经济的鳌头。在这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创新就是其本质，是一个民族、国家永葆生机活力的基础和前提，也是一个国家组成综合实力的重要部分。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指导下，知识经济提倡创新教育，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社会发展的首要位置，坚持以教育为本，增强国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及科技实力的能力，提高全民科技文化素质，将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科技进步的轨道上来，加速国家繁荣昌盛的实现。集中历史智慧，提出科教兴国，反应当下广大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这些战略的实施必须从中小学儿童、青少年抓起，坚实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战略性发展思考。

（三）新时代转换，对当下基础教育现实的启迪

在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如何将基础教育的思路转变，如在德育教育方面应该如何进行、如何改编。有一种看法认为只要服务于市场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常说有三只手，政府和道德，那第三只手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市场经济体制均是绩效体制，市场经济带来了许多进步的观念，如：合作、公平、时间、效率等。此外，日渐强大的网络信息时代让人目不暇接，种类繁杂多样的网络、媒体，有害无害的、有用无用的什么信息都有，很多时候，即便是成年人都难辨其真伪，更何况是还在接受基础教育的中小学生。在这样的的社会现实面前，我们应该如何引导？包括我们自己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不稳定，导致学校基础教育考虑的问题、行为出现不同程度的扭曲，与基础教育突出的发展不平衡矛盾有着间接或直接的重要联系，必须从各个方面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化，为时代新人的培养打下坚实基础。

二、当下教育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政策问题有所改变

教育的政策问题是关系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各级政府列入议事日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一定的教育政策问题，必然要求要有一定的教育政策过程与之相匹配。在我国以往的教育政策当中，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放在“放权”的问题上。同时，还存在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如何有效履行其职责、成功提升其服务水平的统筹管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新形势下，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发展要在进一步厘清“谁来管”界限的基础上重视解决“如何管”、“管什么”，进而实现“管好、管出效率”的目标。

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在要求对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部门的教育管理权力配置要清晰的同时还要将各级教育管理中应该怎样用权尽责进行明确，怎样使得服务水平和能力得以提升，怎样将其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因此，如何充分发挥管理体制的功能就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也必然成了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设计上必须要面对的关键问题。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的运行过程当中，政策问题有所改变是必然的。而教育政策调整的逻辑起点就是政策问题的变革，这必然会引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发生调整行为。

（二）政策目标发生变化

教育政策问题的改变势必会导致教育政策目标的调整，二者的改变是协调一致的。面对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新的政策问题，国家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明确了新的目标体系。《教育规划纲要》中提出当下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工作中心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一方面，要形成“政事分开、规范有序、统筹协调、权责明确”的基础教育管理新体制。另一方面，《教育规划纲要》还提出了“提高服务水平”的目标。

从根本上来说，政策的制定者在对所有政策问题进行分析判断时，找寻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都是其主要目标。政策的调整其实是对当下教育政策问题解决的可能性、方法和途径进行选择的过程，是教育政策的“再制定”过程。政策调整的指导方针、政策方案设计和优选的基础以及政策落实的基本参照都是政策目标。因此，政策目标的改变势必要求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政策要做出必要的调整，它是政策调整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三）政策内容有所欠缺

经过最近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关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体系。但就其政策体系本身而言，国家层面上的教育政策、法律法规都需要得到进一步完善。现有法律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仍有“笼统”之嫌，对于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家政策文本相对比较宏观，还存在较为突出的“不充实、不完善”问题。而地方各级的基础教育政策则明显“单薄”：省市县政策在层级上的显示还明显不够，省级统筹制度也依旧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地方各级在制定、形成地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时，缺乏政策上的创新，鲜有与地方政策突破成功的适合案例出现。

从政策的内容上看，在对中央和地方的责权划分以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职责问题上，国家教育政策还缺乏清晰的界定，必要的法律依据也不够完善。对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规范的改革，更偏重在招生考试制度上。在侧重办学体制的政策设计中，又更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宏观领域上，对学校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规定长期以来都是比较少的等等。此外，对政府职能的变革进程也还没有做出具体的安排。

整体而言，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在政策文本上无论从具体内容还是体系，都凸显出“不完善、不具体、不丰富”等主要问题，政策体系中对于“上与下”等关系也还没完全理顺，满足制度化要求的简政高效机构也还没有形成。

（四）政策“执行不力”

政策的执行是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目标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不容否定，教育管理体制政策本身不清晰、不完善的内容都会造成地方曲解国家政策，造成“执行乱”的现象出现。与此同时，当下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分级管理”政策的实施，在引导地方积极性得到极大程度提高的同时，地方政策在执行中造成地方与中央之间的利益问题矛盾突出。所以，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的各种博弈行为均是不可避免的，政策“执行难、执行不具体不到位”的情况也就普遍存在。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政策实施中的“执行不力”问题，给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造成了反面效应。

以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中最关键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为例，对下，它往往直接干预学校的内部管理、学校教育教学过程，把学校作为其下属的行政单位。在普遍情况下，造成基础教育管理机构的工作杂乱无章，机构设置庞大；也致使学校缺乏活力。对上，把“区域利益法定化”、违反上级政策指导精神的情况也普遍存在。这主要表现在有选择性地对应上级的政策要求，甚至还制定出了一些与国家法律法规指导精神背道而驰的“土政策”。这不仅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恶性循环，还极大地制约着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发展进程。

三、新时代下，对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的实践探索

（一）三级管理体制日趋成熟

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对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明确提出了“要进一步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在这次改革中，原来的基础教育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乡四级管理体制改革为由分级管理、地方负责的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以县为主。至此，我国基础教育三级管理体制已基本发育成熟。

（二）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的确立

“社会本位论”色彩在以往的基础教育政策中相对较弱，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成了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观的主导。人的发展公平性、人的发展质量成为本阶段新基础教育政策的核心问题，促进教育公平、提升教育质量成为本阶段教育发展、改革的核心目标。教育公平、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开始被关注。

“省级统筹，以县为主”的管理模式被新的义务教育法提出，在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中，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发展新形势下已基本理顺。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进一步提出：健全统筹有理权责明确的教育管理体制。以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为重点，深化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公共教育服务水平，加快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的实现，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形成政事分开、统筹协调、权责明确、规范有序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四、新时代下，我国基础教育体制改革的使命

（一）建立创造型的育人导向制度

关于思想教育，要求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以国民素质的提升作为其根本宗旨，以培养中小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作为其重点，造就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经济严重脱节，所谓的基础教育实质上就是指相对封闭的应试教育。在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行各业对劳动者的智能要求发生了质的变化，强调劳动者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以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学校也必须根据时代需求，转变应试教育的发展模式，建立创造型教育，以全面素质教育为基础。

（二）可持续发展与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

在全国率先颁布实施的《中小学实施可持续发展实施纲要》中，对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教育宗旨、教育内容以及教育途径等问题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我国基础教育管理体制上，要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出发点就是要“以人为本”。21世纪是学习型社会，只有具备自主发展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人才才能适应当下社会的发展并创造未来。素质教育着重于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着眼于学生终身可持续发展。

教育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人类再生产，它有着无限的发展潜能，而基础教育更应当如此。作为提高全民族素质的奠基工作，基础教育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发展建设战略目标的实现，其质量、规模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的高低。

（三）教育的优先地位

在我国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不管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规划发展纲要》，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都明确提出，对教育要“保障权利，优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保障公民依法享有的受教育权利就是其中的“保障权利”，而发展的规划定位问题则是其中的“优先发展”。所谓的优先发展，就是必须要在编制长期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中将教育放在优先地位考虑，进行优先规划、优先扶持。

目前，伴随着中小学生对健康成长基础设施的要求以及现代教育技术手段的更新应用，都要求必须在发展教育时坚持适度的超前原则。只有当我们能用几年甚至几十年不滞后的思维去办教育，我国的基础教育才能体现出优先与超前，才能将使人民对教育满意的标准达到，才能使当下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更为符合。

（四）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基础教育的适度超前发展会带来地区之间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选择性。从教育发展均衡、公平的角度去审视，教育事业应始终坚持科学发展观，就是要进一步抢抓机遇，解放思想，统筹各类教育，在更高的水平上实现统筹发展，在协调发展中加快发展。

1、要强化对农村中小学生的教育。在“十一五”期间，中央对于教育的投入达到了21亿元。基础义务教育的重点、难点都在农村。继续强化政府调控，加大对农村中小学生学籍的动态管理；做好农村中小学生布局调整的后续工作，整合学校资源，撤、并农村小学教学点和力量薄弱的初中，推动各种教育要素聚集，力争向优质教育资源发展、推进；大力促进教育发展的均衡、公平，妥善解决贫困家庭子女、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残疾儿童等弱势群体在接受义务教育基础上存在的各种问题，建立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残疾生读书绿色通道等，真正为困难学生提供实效帮助。

2、教育的特色办学理念。在当下的市场经济社会背景之下，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积极面向社会培植教育新的增长点。把教育教学与社会服务、生产实践、技术推广相结合，形成产、学、研的初级合作，促进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第7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1.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表现及影响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行，我国对教育的支出比例增加，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办学难的问题，保证了农村义务教育的生存。但是与城市的义务教育水平相比，农村义务教育由于观念和方法的落后而限制了自我发展的空间，使得城乡义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问题，就需要对其表现和影响进行研究和阐述，在现有基础上科学合理地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1.1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表现

现阶段农村义务教育取得的进步是建立在农村落后的基础上，与城市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基于农村教育的环境和特点，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差距的表现。一方面，城乡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差距大，这种情况不仅体现在农村校舍达不到相关规定的标准，还体现在教学设施落后中，办公室，图书馆，室外跑道，微机室等都被城市义务教育的设备拉开差距。另一方面，农村义务教育的师资力量薄弱，数量的流失和质量的不足都使得教学各个方面落后。如果没有健全的教学设备和良好的教学环境，就会对教学的开展产生消极影响。

1.2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影响

第一，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影响机会平等。教育平等是机会平等的基础，但如果教育均衡被打破，则意味着社会中机会均等不存在。城市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享受优秀的教育资源，有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现状导致阶层流动性差，农村学生失去机会使得农村教师丧失教学信心和农村教育更加落后，形成恶性循环。第二，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影响社会和谐。因为教育资源更多地流向城市，农村教育失去了社会公正，不同阶层之间互惠互利的稳定性被打破，直接导致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达成。第三，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影响农村的发展。从长远发展来看，农村教育的落后使农民丧失了教育权，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使得农村未来的建设缺乏动力。

2.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针对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问题，我国已经积极地实行相应的政策，在提出应对公共问题的公共政策做了很多工作。根据我国当前义务教育发展的情况和未来发展的需要，通过尝试各种策略和手段，总结有效的方法和经验，可以对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公共政策提出建议，使得其发展水平和教育质量有所提高。因为农村义务教育落后受到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基于此，相关政策建议的提出可以从人员素质的提高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两方面进行，使得公共政策有合理的依据和科学的分析。

2.1增强相关人员素质

在实行有关公共政策时，相关人员的执行能力是影响城乡义务教育缩小差距的重要因素。为了避免或者杜绝由于相关人员失职引发的问题，就需要对执行人员进行相应的培训和能力检验。一方面，在选拔政策执行人员时，需要对其教育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进行检验，设定相应标准以提高人员的整体素质；另一方面，定期进行培训，灌输正确的观念使其树立端正的执行意识，能够及时准确地改正错误，保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2.2完善政策监督机制

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政策实施中容易出现政策扭曲，政策失真等现象，严重影响了政策作用的发挥，需要相关规范的指导和机制进行监督。首先，在实施过程中保证行政运行的有效性，纠正出现的错误和偏差，以保证政策达到预期目的；其次，制定政策检查的标准，使得政策的实施更加透明化，防止无效行为的出现；最后，监督政策实行的每个环节，有效协调和组织相关部门的工作，完成监督任务。总之，完善政策监督机制的目的就是化解阻滞因素，发挥有效作用，提高工作透明度，保证执行的有效性。

总结

总而言之，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公共政策研究是实际有效的，既针对现状进行了城乡义务教育水平的分析，从根源上研究其产生的原因；又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对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解决提出了建议，为教育事业未来的发展和创新做好了铺垫。公共政策是针对公共问题的策略，而有关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公共问题已经影响到了机会公平和社会和谐，急需相关策略和方法进行缓解和根治。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为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人才保证，就需要相关研究和实践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水平和质量。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公共政策研究不仅着眼于现阶段出现的问题并提出了有效建议，还为其以后的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杨胜男.我国城乡义务教育差距的政策审视[J].华章,2013,(1):141.

[2]成刚,孙宏业.省级统筹、纵向公平与省域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基于北京市2003-2013年小学数据的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5,(2):11-16.

第8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一、引 言

为适应信息化社会的发展要求，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促进教师教育跨越式发展，积极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是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1]教师教育信息化是在教师教育的过程中，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充分地应用信息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改革传统的教师教育模式和内容，实现教师信息化教育和教师教育过程的信息化管理，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信息素养、信息化教学与信息化管理能力的现代教师。[2]教师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专门政策的支持与保障。

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信息化教育发展的历史时期，为了充分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培养和培训具有良好信息素养、能够有效开展信息化教学活动的新型教师而制定的行动准则、措施和方针。它是我国为适应信息化社会教师教育工作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而制定的各项要求和准则，其表现形式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讲话等，国务院、教育部及政府有关部门的决议、决定、命令、指示、通知、意见、纲领等。“教育信息化作为公共事业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支持，优良高效的公共政策能进一步促进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快速发展。” [3]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是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教育政策在信息时代的新发展，“教师教育政策的好坏成败， 不仅对教育政策自身的发展， 而且对国家的教育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4]

教育政策活动的过程实际上是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及对教育领域内的各种关系进行调节的过程，[5]根据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同形势与任务，国家有关部门必须及时制定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以合理分配教师教育信息化过程中的各种资源和要素，调节各方面关系，解决各种问题和矛盾，引导、规范和保障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近十多年来，在各方面力量努力下，我国逐步构建起较为完整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显著提高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程度和水平。但还有些人对这些政策认识不全面或者不充分甚至不恰当，不了解相关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致使在实施这些政策时出现偏差，造成许多问题，影响了政策实施的效果。为解决上述问题，我们系统梳理了中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历程，分析了其演进过程与特点，以帮助人们掌握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脉络与各阶段特点，增强对政策演进过程及其内在联系的认识与理解，促进政策的有效实施。同时，本研究可以为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及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并为其他学者进一步研究相关政策提供基础和借鉴。

从中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过程及其重大政策的颁布时间来看，中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主要经历了初步探索、逐步形成和发展完善等三个不同阶段。下面结合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其演进过程及各阶段特点，本文主要探讨国家层面的政策，未包括各级地方政府颁布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

二、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初步探索

（一）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溯源

教师教育信息化是应用信息技术等手段来提高教师教育质量和效率，提升教师信息化教育能力与素质的过程，它是在电化教育、计算机教育发展及教师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化教育领域对教师电化教学能力与管理能力的研究与实践，以及计算机教育领域对教师运用计算机开展教学的能力与素质的要求及实践，不仅奠定了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其相关政策也是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基础与渊源。

虽然1952年就已有部分院校为师范生开设“电化教育技术”等课程，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师教育才得到长足发展。1978年春，邓小平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教育部和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比如充分利用广播、电视，举办各种训练班、进修班，编印教学参考资料等，大力培训师资”。[6]这次讲话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也促进了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手段在教师教育中的应用，为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初步探索时期的主要政策

1978年至1997年，是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初步探索阶段。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师教育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979年6月，就培养电教人员的迫切性、师范院校开设电化教育公共课、组织举办多种形式的电教短训班以及如何开设电教专业等问题进行了座谈。[7]1981年10月，教育部颁文要求“发挥电化教育在提高师资水平中的作用”。[8]

但是，“教育工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扭转”，“合格的师资和必要的设备严重缺乏”，[9]为此，1985年5月，国家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1985）），要求 “必须对现有的教师进行认真的培训和考核”，“为在职教师举办函授和广播电视讲座”。[10]《决定》（1985）后，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建立了培养和培训师资的基地和网络，中小学教师的培养和培训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有大量教师不能胜任教育教学工作，面对“优秀的骨干教师也需要进一步培训和提高”的现状，[11]1991年12月，国家教委颁文提出“要充分发挥电化教育手段在继续教育中的作用”。[12]1993 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和学校电化教学，推广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要抓好教育卫星电视接收和播放网点的建设，到本世纪末，基本建成全国电教网络，覆盖大多数乡镇和边远地区”。[13]

1994年10月，国家教委发出关于印发《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指导纲要》和《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计算机培训”指导纲要》的通知（教基司[1994]51号），《中小学教育工作者“计算机培训”指导纲要》对计算机学科教师、非计算机学科教师提出了计算机应用方面的不同培训要求。[14]1996年12月，国家教委印发《中小学计算机教育五年发展纲要（1996年—2000年）》 （教基[1996]27号），要求“所有师范院校的学生都应学习计算机应用课程及计算机选修课程，使学生掌握必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毕业后能够胜任计算机辅助教学和辅助管理工作”，“要逐步对非计算机学科的教师进行辅助教学方面的培训……使其掌握计算机辅助教学知识和技能。”[15]同月，《国家教委关于印发〈关于师范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教师[1996]4号），要求“逐步实现师范教育现代化”。[16]1997年7月，《中小学校电化教育规程》（教电[1997]3号），要求“组织教师参加电化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训”，“学科教师要增强现代教育意识，学习并掌握电化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积极采用现代教学手段，开展电化教学。”[17]

教基[1996]27号文件和教电[1997]3号文件分别要求教师要掌握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知识与技能，这两份文件是初步探索时期主要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这一时期的政策从教师教育手段现代化和教师教育内容应增加教师对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掌握这两个方面，对教师教育信息化进行了探索，提出了应组织教师参加相关培训等促进措施。

（三）初步探索时期的政策特点

1.重视应用广播电视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培训在职教师。这一时期，虽然计算机教育有所发展，但由于我国计算机网络发展处于起步阶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优势还未在教师教育领域得到发挥，广播电视技术却在这方面表现出“多、快、好、省”的优势，成为培训在职教师的重要手段和方式。《决定》（1985）、《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都明确提出要利用广播电视等电化教育手段开展教师教育培训。

2. 在师范院校开设“电化教育”公共课及计算机应用课程，使职前教师掌握应用现代化手段进行教学的知识与技能。1981 年，受教育部教育局委托，在杭州召开“电化教育课”大纲研讨会，南国农主持会议，制定了教学大纲，促进了电化教育课在全国的开设。[18]为了提高全国开设电化教育课的质量，教育部电化教育局于1984 年3 月成立了“全国电化教育课程编审组”，该编审组组织编写与审定的书有：高师公共课所用的《电化教育学》，中师公共课所用的《电化教育基础》。[19]这些高质量的教材为教师教育内容的更新提供了保障。另一方面，教基[1992]22号文件和教基[1996]27号文件要求所有师范生都应学习计算机应用课程及计算机选修课程，掌握必要的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

3.掌握电化教学及应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是在职教师教育信息化能力培训的主要内容。信息技术的发展程度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状况影响着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内容和相关政策的制定，投影、幻灯、录音、录像、广播、电视、计算机等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的现代教育技术，因此，在职教师是否掌握电化教学及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相关知识与技能是衡量其现代教育技术能力水平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内容。

4.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零星地分散在相关政策中，没有颁布关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专门政策。这一时期社会信息化程度低，计算机网络等新兴技术尚未在教育领域推广，教师教育信息化这个名称还没有出现，也没有关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专门政策，这方面政策只是零星地分散在教师继续教育、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电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中，以及《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等全局性的教育政策中，教师教育信息化已经有实践与政策层面的探索，但还未有其名。

三、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逐步形成

1997年4月，我国召开了首次全国信息化工作会议；9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要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我国信息化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教育信息化乘势而上，教师教育信息化得到显著发展，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相继出台，1998年至2005年期间，是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逐步形成的重要时期。

（一）逐步形成时期的主要政策

为了实现党的十五大确定的目标与任务，全面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有效应对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广泛应用引发的教育变革，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实施“跨世纪园丁工程”，大力提高教师队伍素质；要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终身学习体系。[20]该计划的与实施，加快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步伐。此后，我国政府连续颁布了许多促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推动着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逐步发展形成。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发[1999]9号），要求“教师要掌握必要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21]同年9月，颁布的《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明确要求，教师继续教育内容要包括教育教学技能训练和现代教育技术。[22]2000年10月，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提出，“通过卫星电视地面接收站及互联网等多种手段，用较低的成本将课程送到广大农村地区，实现资源共享，培训教师”， 师资方面，“各级各类师范院校要切实加强信息技术等相关专业建设……要将信息技术列为必修课程，使相当部分师范毕业生能基本胜任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要求……要充分发挥教师进修学校的作用，对在职中小学教师大力开展以计算机和网络为主的信息技术的全员培训”。[23]

2001年6月，《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基[2001]17号）颁布，要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 ；[24]7月，《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教发[2001]33号）颁布，提出“努力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教育手段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等方面实现重大突破”；[25]这两份文件实质上均对教师应用信息技术开展现代化教学提出了要求。此年8月，教育部发文要求，“国家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要达到30% 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 以上”，[26]促进了职前教师教育信息化。

2002年2月，《教育部关于“十五”期间教师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颁布，要 求“积极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以信息化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实现教师教育跨越式发展”。[27]接着，教育部《关于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02）），[28]提出“十五”期间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要立足于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型中小学师资，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对“十五”期间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原则、发展目标和措施等提出了全面具体的要求，旨在通过信息环境下教师教育方式、管理以及教师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变革，全面实现教师教育信息化。这标志着我国政府对教师教育信息化认识的成熟，也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初步形成。

2003年9月，《教育部关于实施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的指导意见》（教师[2003]2号），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简称教师网联）计划开始实施，教师网联的任务是“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师教育现代化，实现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中小学教师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高教师教育质量水平”。[29]2004年12月， 教育部颁布《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2004）），明确提出对中小学教学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技术支持人员的教育技术能力要求，并将其作为指导教育技术培训与考核的基本依据。2005年4月，《教育部关于启动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通知》（教师[2005]5号），要求以《标准》（2004）为依据，以全面提高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应用能力，促进技术在教学中的有效应用为目的，建立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和考试认证制度，组织开展以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效整合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技术培训。[30]

（二）形成时期的政策特点

1. 颁布了第一个关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专门性、系统性政策，确定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提出了全面指导和要求

这一时期，随着教师教育信息化工作的逐渐推广和快速发展，政府对教师教育信息化的认识逐渐清晰，在政策方面体现为不仅在国家的重要教育政策中对教师教育信息化有专门论述，并相继颁布了几份专门针对教师教育信息化的重要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的《意见》（2002），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教师教育信息化的专门性、系统性政策，确定了我国教师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和方式。它提出“十五”期间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目标，一是逐步构建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网络教育体系；二是显著提高中小学教师的信息素养，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三是探索并初步构建信息环境下教师教育的有效模式。[31]该文件的颁发是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快速发展，而且为进一步制定教师教育信息化的相关政策奠定了基础，此后许多政策都是该政策中相关规定或要求在新形势下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2. 制定了我国第一个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实施了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建立培训与考核体系，从制度上规定了教师信息化专业能力发展的内容和应达到的水平

2004年，教育部颁布了《标准》（2004），这是我国第一个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它的颁布与实施是我国教师教育领域一件里程碑性的大事，将对我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32]2005年，教育部印发教师[2005]5号文件，要求以《标准》（2004）为依据，“建立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培训和考试认证制度，形成全国统一规范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水平培训和考试认证体系”，逐步将教师应用教育技术的能力水平与教师资格认证、职务晋升等相挂钩，形成鼓励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教育技术应用水平的动力机制。[33]从制度上保证了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合格的信息化教育能力，促进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规范发展和持续发展。

3. 成立专家委员会，为教师教育信息化提供智力支持

2002年4月，全国教师教育信息化专家委员会成立，受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委托，委员会指导各级各类师范院校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学科、课程建设和教学工作；指导和开展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应用研究和经验推广；进行教师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标准的研究，并向师范教育司提供咨询意见和政策建议。专家委员会通过研究及成果推广、咨询建议及指导等活动，为教师教育信息化提供持续的智力支持。[34]

4. 成立专门组织，推动各类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构建开放的教师教育网络体系

2003年9月，教师网联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能够“以现代远程教育为突破口，在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下，充分调动各级各类举办和支持教师教育的高等学校（机构）的积极性，整合资源，构建以师范院校和其他举办教师教育的高校为主体，以高水平大学为核心，区域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为服务支撑，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职前职后教育一体化，教师教育系统、卫星电视网与计算机互联网相融通，学校教育与现代远程教育等各种教育形式相结合，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相沟通，系统集成，优势互补，共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覆盖全国城乡的教师教育网络体系”。[35]

教师网联计划针对当时教师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仍然偏低，“人网”、“天网”、“地网”缺乏整合，力量分散，资源浪费，各种教师教育形式缺乏贯通，优质资源不能共享，教师教育质量不佳等现实问题，通过推动各类教师教育机构之间的协作与资源共享，打破时空阻隔，建立开放灵活的教师教育体系等措施，促进教师教育信息化质量与效益的提高。

5.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开始由其他教育政策文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发展为以独立政策颁布，并逐渐形成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基本政策体系

这一时期，我国教师信息化政策开始从国家关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全局性规划和政策（例如《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全国教育事业第十个五年计划》等政策）或某方面政策（例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等）中的一部分，发展为以独立政策形式颁布，例如《意见》（2002）、教师[2003]2号文件、《标准》（2004）及教师[2005]5号文件等政策的颁布，从教师教育信息化过程和教师信息化专 业能力发展两个层面上都提出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措施，标志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基本体系的形成。

四、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完善

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基本体系虽然已经形成，但这个体系还不完善，而且由于技术进步引发的教育变革对教师教育内容与方式不断提出新挑战，教师教育信息化面临着新的形势与任务，“教育的发展是持续不断的过程，在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与新的矛盾，其中不少问题会提到政策层面并成为政策性问题，面对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有新的政策解决方案” 。[36]及时完善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是教师教育信息化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

2006年至今，是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的发展完善时期。这一时期，我国教育事业进入到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推进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满足人民群众和社会发展对优质教育更多更高的需求，对教师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紧迫要求”。[37]为了应对社会发展等各方面对教师教育的挑战，我国政府及时制定和颁布了数十项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

（一）发展完善时期的主要政策

为了“提高教师在教育教学中有效应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38]我国政府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采取多种方法和手段帮助教师有效应用信息技术”， [39]这一时期的政策比较多，主要政策见表1。自2006年开始实施的中小学教师部级远程培训项目，虽然项目的名称和内容每年有变化，但其目标都是为了“适应教育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新要求”，[40]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此外，相关重要政策的颁布不仅对于有效开展当时的教师教育信息化工作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对未来教师教育事业的发展及相关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的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中发[2010]12号）对加强教师教育，深化教师教育改革，创新培养模式，提高教师应用信息技术的水平的要求，[41]教育部先后制定了《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的意见》（教师[2011]1号）[42]、《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的意见》（教师[2011]6号）[43]、《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的通知》（教技[2012]5号）[44]等相关政策，提出要积极开展教师远程培训，完善五年一个周期的教师培训制度，深入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网络联盟计划，要加强信息技术课程建设，提升师范生信息素养和利用信息技术促进教学的能力。接着，我国政府颁布《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要求设置“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颁布幼儿园及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标准，明确要求这三类教师都应具备相关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能力。2012年，国务院出台《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号） [45]、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及财政部联合《关于深化教师教育改革的意见》（教师[2012]13号），[46]这两项政策都要求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建设教师网络研修社区和终身学习支持服务体系，促进教师自主学习。后者还提出要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教师培训机构为支撑、现代远程教育为支持、立足校本的教师培训体系，同时，创新教师培训模式。

（二）发展完善时期的政策特点

1. 由宏观指导为主转变为以项目来推进

随着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及其政策的逐渐成熟，我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更加务实，开始从宏观指导转向实施相关项目来推进教师教育信息化，例如教育部先后颁布了2006年的《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新课程部级远程培训项目的通知》、“2007年暑期西部农村教师部级远程培训计划”、《关于印发〈2008年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的通知》以及《2009—2012年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和《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小学教师部级培训计划”的通知》（教师[2010]4号）等相关文件所实施的教师培训项目和计划，这些计划都是以具体的项目来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更加贴近教师教育信息化的现状，使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目标在具体项目的支撑下逐步实现。

2.将教育技术能力要求明确列入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和教师专业标准中，教育技术能力成为所有教师必备的职业能力

2011年教育部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要求设置“现代教育技术应用”课程，培养各类职前教师及在职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47]2012年2月，教育部在关于印发教师专业标准的教师（2012）1号文件中，将教师应具备的信息素养和教育技术能力明确写入了三类教师的专业标准中。[48]同年3月，教技[2012]5号文件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各级各类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继续以中小学和职业院校教师为重点实施培训、考核和认证一体化的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将教育技术能力评价结果纳入教师资格认证体系。”[49]同年9月，国务院印发新中国成立以来以第一个全面部署教师队伍建设的专门文件——国发[2012]41号，要求“根据各级各类教育的特点，出台幼儿园、小学、中学、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学校教师专业标准，作为教师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工作的重要依据。”[50]11月，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师[2012]12号），要求为特殊教育教师专门建立网络研修社区，开展特殊教育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专项培训，促进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常态化。[51]教技[2012]5号文件提出要“开发能有效支持师范生教育技术实践能力培养的信息技术和教育技术公共课。”[52]

这些标准和要求是《标准》（2004）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这表明政府更加重视所有教师教育信息化主体的专业能力发展，教育技术能力不只是信息时代中小学教师必须具备的、重要的专业能力，而且是幼儿园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并即将成为职业学校、高等学校教师必须具备的专业能力。

3. 逐渐重视教师教育信息化课程资源建设和共享

教师[2010]4号文件提 出，要开发和提供一批优质培训课程教学资源，为中西部农村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和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53]教师[2011]1号文件规定，“采取政府购买、组织开发、引进等方式，形成多样化的优质培训课程资源……完善优质课程资源评审与推荐制度。” [54]教师[2012]13号文件提出要“优化课程结构，强化教师教育课程”，实施“教师教育部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建设计划”，“加强优质教师培训课程资源建设，形成资源共建共享平台。”[55]教师[2011]6号文件强调要“通过科研立项、遴选评优和海外引进等途径，构建丰富多彩、高质量的教师教育国家精品课程资源库”。[56]这些政策措施既促进了教师教育内容的信息化，又为教师教育方式的变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物质保障。

4. 加强教师培训管理，推动教师教育管理信息化

教育部在教师[2011]1号文件中提出要适应教育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新要求，进一步推进“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要“建立教师培训管理档案，逐步实现教师培训管理信息化、制度化” 。[57]教师[2012]13号文件中进一步要求“教师培训实行学分管理，教师培训学分作为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教师考核和职务（职称）聘任的必备条件。推动教师培训管理信息化。”“加强教师培训过程监控和绩效评估。”[58]对教师培训从过程、绩效和学分等方面进行严格管理，不仅有利于培训质量的提高和教师教育的持续发展，而且推动了教师教育管理的信息化，促进了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全面发展。

5. 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教育深度融合，创新教师教育模式

要“充分发挥现代远程教育手段在教师培训中的作用，将集中培训与远程培训相结合，采取混合学习模式，开展大规模的教师培训”，“构建开放兼容、资源共享、规范高效、覆盖全国城乡、‘天网’、‘地网’、‘人网’相结合的中小学教师培训公共服务体系，更好地满足教师多样化的学习需求”。 [59]国发[2012]41号文件和教师[2012]13号文件都要求“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深度融合，建立教师网络研修社区，促进教师自主学习，要建立教师学习培训制度，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创新教师教育模式”。[60][61]这些政策促进了信息技术在教师教育中的灵活运用，促进了教师教育手段的灵活多样和教育模式的创新，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学习方式。

五、结 语

中国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经过1978—1997年的初步探索、1998—2005年的发展形成和2006年至今的发展完善等三个主要阶段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开放灵活的、面向终身学习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体系。每个发展阶段的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既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状况及面临的主要问题，又在解决这些不同历史阶段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了教师教育政策的发展和创新，促进了国家教育政策体系的完善。任何教育政策都具有历史性和阶段性特征，也存在这样和那样的不足或问题，现阶段的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也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变革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教师教育信息化是一个相对的、动态发展的持续性过程，教师教育信息化政策作为引导其发展方向、规范其发展过程、推动其发展水平、提高其发展质量的支持与保障措施，必须能够敏锐地洞察科技进步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等因素的变化对教师教育信息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能够准确地判断和预测国内外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趋势与潮流，及时发展和创新相关政策，增强政策的预见性和时效性，切实发挥政策对教师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引导、调控、规范和保障作用，推动教师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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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央电化教育馆大事记：1981年[EB/OL].[2013-04-02].http：//ncet.edu.cn/html/guanqing/site1/dsj/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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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国家教委.关于开展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意见[J].师范教育，1992，（4）：9～11.

第9篇：关于素质教育的政策范文

[关键词]乡村教师；乡村教育；创新思维

发展义务教育，重点在乡村，关键在教师。近十多年来，改善乡村教育成为国家重点解决的教育问题之一，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多项措施，有效促进了乡村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但乡村教育质量提升不明显，生源向城镇流动的趋势依然没有减缓。主要原因在于一些措施的有效性不足或者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有些政策还会造成新的不公平问题。2015年4月，国家的《计划》，是我国解决乡村教育衰落问题的一个重大举措。但其能否有效落实，成为一线教师最关心的问题。

一、从“支教”到“乡村教师支持计划”，

政策深度不断突破

从20世纪末开始，从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将城乡教师均衡配置问题提上重要议程。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一次提出通过城镇义务教育教师到乡村学校支教一年的方式，尝试性解决我国乡村缺乏优秀教师的问题。2002年，教育部出台《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十五”计划》，明确提出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的基本原则，并且把“建立教师转任交流制度”作为实现计划的政策措施和工作重点。从此，我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开启了教师交流制度。2003年9月，教育部要求：“建立城镇义务教育阶段教师到乡村任教服务期制度。地（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建立区域内城乡‘校对校’教师定期交流制度。增加选派东部地区教师到西部地区任教、西部地区教师到东部地区接受培训的教师数量。”同时，在人事制度方面进行配套改革，要求适当提高乡村中小学中、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比例，建立城镇中小学教师到乡村任教服务期制度，并对农村地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进行适当补贴。

2005年，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若干意见》中要求：县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定教师编制时要向农村学校倾斜，新增教师要优先满足农村学校、城镇薄弱学校的需求；采取有力措施，实现同一区域同类教师工资待遇基本相同，并逐步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在高级专业职务聘任和表彰奖励中的比例等，重点强调给予乡村教师待遇倾斜。2006年，《关于大力推进城镇教师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的意见》具体提出：探索实施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简称“特岗教师计划”），落实高校毕业生支援农村教育工作，组织师范生实习支教等三种支教形式；开展多种形式的智力支教活动；推动乡村教师到城镇学习，并将现代化的信息化教育手段与支教措施结合等。同时，教育部、人事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了“免费师范生”政策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

2010年，推动我国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指标性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布，明确“将逐步实行城乡统一的中小学编制标准，对农村边远地区实行倾斜政策。对长期在农村基层和艰苦边远地区工作的教师，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实行倾斜政策，完善津贴补贴标准。建设农村边远地区学校教师周转宿舍”。此后，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根据规划，着力于教师资源均衡配置具体配套措施，以及地方出台的相关政策加以落实。到2013年8月底，全国已有22个省（区、市）地方政府出台了关于教师流动的相关政策，不少地区摸索出卓有成效的经验和做法。

2015年4月1日，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了《计划》，以举措“力挺”乡村教师，包括“要把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多措并举，定向施策，精准发力，通过全面提高乡村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水平、拓展乡村教师补充渠道、提高乡村教师生活待遇、统一城乡教职工编制标准、职称（职务）评聘向乡村学校倾斜、推动城市优秀教师向乡村学校流动、全面提升乡村教师能力素质、建立乡村教师荣誉制度等关键举措，努力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乡村的教师队伍”。

《计划》是我国政府对乡村教育支持政策的重大突破，是对制约乡村教育瓶颈问题的精准发力，标志着我国政府深刻认识到了乡村教育优质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难点在于教师整体经济和政治待遇的提高。同时，这一计划首次将社会力量纳入，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的力量，共同解决乡村优质教师不足的问题。这一重大利好政策，让众多关心教育的人士和乡村百姓看到了乡村教育的希望。

二、政策落实力度有限，优质师资流出不流进依然严重

21世纪以来，我们在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的政策步步推进。在很多地方，优质师资下乡也成了常态，但乡村教师的整体素养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升。现有的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弊端。

一是不能有效、可持续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待遇。实际上，不只是乡村教师的待遇不好，整个教师行业的工资水平都不高。中小学教师工资水平偏低，直接导致了中小学教师职业缺乏吸引力。近20年来，优秀高中毕业生报考师范专业的学生及比例持续下降。有数据表明，近年来，师范专业的学生录取分数线低于同层次的非师范专业学生。甚至一些地方本科院校师范专业录取分数线出现偏低、学生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

二是我们在解决乡村教师的问题上，一直采用“堵”的思维。这也是无法吸引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特别是乡村教师队伍的主要原因之一。至今为止，提升乡村师资质量的政策基本围绕“农村校的教师流失潮怎么制止”“优质校的名师不愿‘动窝’怎么办”这两个问题制定的，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希望优秀教师长期在乡村学校任教，不鼓励其进城和流动，这就是典型的“堵”。各地制定政策给补贴、给评优、给高级职称职数、给荣誉，目标就是想办法“堵”住农村教师进城，“堵”住农村教师到沿海优质学校。部分倾斜政策可能蕴含新的不公平：其一，对班级学生人数多、压力大的城镇教师不公平；其二，对大部分同等水平却没有名额晋升的乡村教师不公平；其三，对希望获得优质教育（当高级职称不代表优秀时）的乡村学生不公平。

三是虽然基础教育县级负责制促进了义务教育“双基”目标的实现，但近年其弊端也越来越显现，很多地方存在“政策一大步，落实一小步”的现象。如教师交流政策在地方的落实难度很大。骨干教师下乡加剧了县城学校专任教师的紧缺，部分紧缺学科的教师不得不同时任职两所学校的课程教学，加重了支教教师的负担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优质学校的教育教学以及科研活动的开展；农村学校教育设施和生活设施贫乏，导致下乡教师陷入成就感低下、生活负担加重等问题，导致教师为评职称而下乡，不能主动积极地融入农村学校，不能安心农村工作，使支教效果有限。

《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3-2014》的调查结果显示，65.7%的农村教师希望流动到城市任教。在有流动意愿的农村教师中，68.6%的教师想到教育质量更好的学校任教，90.33%的乡镇教师希望到县及以上城市任教，93.35%的村屯教师希望到乡镇及以上地区任教。可见，优质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仍然是人们对乡村教育的美好期许。从20世纪90年代就产生的乡村学校教师队伍年龄老化、结构失衡、教育观念陈旧等问题，仍然是困扰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瓶颈。

三、创新思维，促进政策落实和乡村教师队伍结构优化

由于乡村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深受个人、社会、政策、经济、家庭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计划》及其他政策能否真正落实，必须以人为本，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的具体落实政策，也只有以人为本，出台能够解决实际困难的有效措施，才有可能受到教师的欢迎。

1.有效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

首先，必须摆脱以奖励少数代替激励全体的传统思维，包括扬弃以职称奖励乡村教师的旧思维，制度性地、大幅度地提高教师特别是乡村教师的福利待遇和社会地位。《计划》多次提到提高乡村教师的生活待遇，但是，一线教师们既担心《计划》不能落实，也担心在地方落实时操作性不够强。如今，已经进入G4时代，国家有必要也有能力给予教师更好的待遇。特别是对于长期坚守乡村的教师以及轮岗支教的教师，无论职称高低，国家都应该大幅度提高其薪酬和补贴，并以制度规定的形式促进落实。比如，可以学习台湾等地区的教师薪酬制，经过学校和社会评价合格的教师，可以根据其任职年限加薪：同时，给予乡村、海岛学校教师大幅度倾斜。

其次，应将所有乡村教师的补贴纳入省级统筹，统一标准、统一发放。省级以上政府必须大力提高乡村优质师资的资金支持，切实解决由于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教师待遇区域差异，引导优秀教师积极主动地投入山区县域和乡村学校教育。

2.拓宽优质师资进出乡村学校的渠道

首先，必须全面实施轮岗制度。理性流动是提高乡村教师吸引力的重要因素。很大程度上，乡村教师进城到优质学校任教，既能促进其教育理念的更新，又具有取长补短作用，是形成多样性教育教学方法的主动性过程，从本质上促进了人才流动以及各类学校多样性的存在。鉴于此，我们的政策也必须与时俱进，改变鼓励教师“扎根”乡村的单一思路，在一定的服务年限下，鼓励乡村教师走出去，为其提供更多的上升空间和更广阔的舞台。这样，才能使其专业不断成长，同时又能满足年轻教师成家和照顾家庭的合理需求，让其在农村的任教期兢兢业业。这也是提高乡村教师职业吸引力，引进更多的新鲜血液补充乡村教师队伍的重要策略。

其次，突破以编制招人的旧思维，提倡扩大“特岗教师”制度，引入社会新鲜力量激活乡村教育。“特岗教师”以岗定酬、以岗招人、岗位固定、人岗分离的特点突破了原有公办教师的管理模式，符合现代管理趋势，可以解决公办教师的编制问题和地方财力有限的问题，以及终身制造成的职业倦怠问题，还可以通过高待遇吸收到高素质、有志于从教的师范和非师范毕业生，为乡村教育带来更多新理念、新方法。

最后，提倡地方师范院校作为实施免费生制度的主体。相比于教育部直属高校，地方院校学生更“下得去”，因为他们的就业期望值相对较低，又来自本乡本土，使他们对乡村更有情感上的认同及更符合其照顾家庭的愿望，一些地方院校实施的全科教师培养计划也更符合小型学校的教学需求。目前，全国已有近20个省份出台相关政策，但还应推广并加大“地方院校免费师范生教育”的政策范围和力度。

3.以结合乡村实际的教改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古今中外的名师同时也是研究专家，他们不仅书教得好，更著有大量的论文和著作。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35年的教育生涯里，都没有脱离过教育教学第一线；同时，他一生中写了40多本书，600多篇论文，1000多篇供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我国小学教育家李吉林在长期的小学一线教育教学中不断反思和研究，先后出版《情境教学实验与研究》等专著七部；她创立的“情境教学”、“情境教育”成为我国素质教育的重要模式之一，其研究成果曾连获10年一度的全国首届、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正如朱永新所说：“教育科学研究不是学者的专利，教育第一线的广大教师应该是教育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因为最贴近教育实际，最贴近学生生活的正是中小学教育第一线的老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