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期刊网 精选范文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精选(九篇)

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

第1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纲要》体现了国家层面对大数据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布局,为我国大数据的应用提供了行动指南,最终目的就是利用大数据提升全民数据意识、发展数据文化、释放数据红利、打造数据优势。相较以往,此次发展的目标更明确,内容更全面。《纲要》对大数据的定义是,以容量大、类型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大数据不等同于海量数据的集合,而是可被利用的海量数据集合。同时,大数据应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大数据可以创造价值。根据已有的数据发现联系是大数据能够创造价值的基础。2012年达沃斯论坛的报告《大数据 大影响》宣称,数据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类别,就像货币或黄金一样,叫数据资产,它的价值赛过黄金。当前,大数据已经在政府公共服务、医疗服务、零售制造等各个方面得到广泛应用,而且产生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产业空间。

第二,大数据推动数据共享开放。大数据时代政府需和各个社会组织、社会主体合理共享,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之上,发挥各自的发展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数据的共享开放可以让政府少管一些事情,节省很多的人力,同时也能解决大部分公共事务信息不对称问题。

第三,大数据可以预测未来。大数据是以分析大量数据的相关性为基础进行预测,这是大数据不同于海量数据的最重要的特征。在掌握数据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科学的预测,才能做出正确的预判。当前,大数据可以对人们的需求、灾害、犯罪的发生等问题进行分析预测,有了大数据作为支撑,各类商业服务和社会服务将更为精准有效。

二、大数据对社会治理环境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的发展,政府面临的社会环境将会更加复杂,社会治理方法也会更加多样。社会治理环境的变化主要集中在:①政府所处的社会环境将更加开放,并且将更为深刻地遭遇到互联网、大数据等方面的影响和冲击;②社会治理的方法将更加统一高效,大数据将在治理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权力将会进一步收回,交由社会组织配置;③社会环境的变化将更加全面和系统,政府将在更加民主、法制、开放的社会环境下进行治理。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催生了大数据的生成。大数据对社会治理发展趋势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治理环境和治理方法这两个方面,并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其一,大数据使社会治理环境变得空前开放和自由,社会治理环境的改变要求政府必须树立开放的社会治理理念。首先,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查询数据的途径已经不再只依赖官方网站,这样就倒逼着政府必须实现真正的开放和透明。其次,在大数据时代,公民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评论非常简单且易于搜集,过去带有较强政治性的参与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普遍性的公民参与,这种参与会为政府的下一个决策进行引导。最后,大数据拓展了社会治理的范围,并使社会治理更为精准化。由于信息的双向交流,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管理模式从以往的方格化演变为网络化,从而使政策制定更为人性化。政府要掌握、整合和协同各种类型的基层数据,建立服务型政府。

其二,大数据有助于形成统一高效多样的社会治理方法,使社会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实现精细化和科学化。首先,大数据时代对政府理念的影响是包容,大数据里的数据类型非常多,而且来自方方面面,政府需要将这些数据整合起来,去包容和协同。其次,大数据时代最大的转变是放弃对因果关系的渴求,而关注相关关系。换句话说,现在只需知道“是什么”,而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再次,大数据时代似的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和高效。大数据促使社会治理更加及时,因为大数据有助于政府实时甚至预先了解发生的问题,做到预测社会需求,预判社会问题,防患于未然。同时,大数据会实现社会治理的高效和节约,可以极大地节约相关部门和公民本人的时间及精力。大数据还促使社会治理方式的多样化,比如让更多人群进行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最后,在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将面临着更大的约束,尤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问题。为确保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构建一个真正的电子政务平台和应用体系,又要应用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云治理。云治理只是一个手段,最终要走向全面治理和微治理。

三、大数据时代下的社会治理风险对策

在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模式、治理方法都在发生改变,社??治理的主体也更为多元化,大数据在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数据安全挑战。在大数据里,人们的活动都能被看到和记录,人们已经没有隐私了,因此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非常重要。其次是大数据的技术性风险,这类风险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政府应尽快适应大数据带来的新的治理环境,转变角色定位,制定有助于大数据发展的制度规则,引导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

第一,建立统一的元数据标准体系。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运用的基础。标准体系应包含大数据生成、发展及的数据标准格式,便于数据的无缝隙统筹整合,使原本散落在各部门的数据信息整合起来,打破“信息孤岛”状态。

第二,建立防范风险的制度。这是政府实现对大数据合理规制的保障。大数据时代下,挖掘商业价值和保护个人隐私的矛盾日益凸显,技术性风险也不再是人为可控的。因此,建立数据资源的应用规则,界定数据资源的归属,限制数据资源的使用范围,用制度将技术风险约束在一定范围内,确保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

第三,调整社会治理结构。这是政府适应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环境的前提。大数据时代使社会治理主体更加多元化,各主体在共享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政府可依托互联网技术,发展众包、众筹等方式的自我管理的自组织模式,参与公共服务;鼓励社会组织承接城市公共服务;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社会服务方案进行设计与评估,凝聚大众智慧,形成内外结合、各主体协同治理的新格局,让政府的治理结构有效地嵌入到社会治理网格化结构中。

四、大数据时代下社会治理研究的趋势

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的影响下,社会治理的环境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互联网技术和大数据的发展为社会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传统的治理方式提出挑战。这些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和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新的主题,构成了前所未有的研究机遇。

首先,在构建社会治理的新模式上,云治理应该是未来研究的一个方向。运用云治理的手段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要梳理云治理的概念体系,它的前提是什么、它成不成立;二是要分析云治理的价值选择,它是否真正符合人们的价值理念,是否符合现在社会发展、社会需要的方向;三是要研究云治理的现实应用,它能在哪些方面应用,怎么应用。

第2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一、互联网+时代使当今社会呈现新特点

随着“互联网+”、云计算以及物联网等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新发展模式的推陈出新,更使互联网在生态法治建设中得到广泛地推广应用,由此而产生的环境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大数据时代具有4V特点:一是数据量巨大(Volume),一般在10TB规模左右,但在实际应用中,很多企业用户把多个数据集放在一起,已经形成了PB级的数据量(1PB=1024TB);二是数据类型多样化(Variety),数据来自多种数据源,数据种类和格式日渐丰富,不仅含有文本形式,更多的是图片、视频、音频、地理位置信息等多类型的数据;三是处理速度快(Velocity),数据处理遵循“1秒定律”,可从各种类型的数据中快速获得高价值的信息,使得环境数据资源越来越充分、环保管理越来越科学;四是数据真实性高(Veracity),目前全国范围内的一万多家国家重点环境监控企业,基本上都装有在线监测设备,实时监测四大类需减排的污染物排放量,提高环境数据的真实性。

二、互联网+时代对我国环境治理提出新的挑战

(一)立法层面:法律及监管障碍突破

“互联网+”未知大于已知。这对企业而言意味着未来无限的空间和机遇,但是对于法律及监管机构而言则是非常大的挑战:一方面,大数据以及“互联网+”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暂时处于盲点,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另一方面,新的业态刚刚萌芽,其未来的发展存在无限的可能性,如果贸然规制,则可能极大地限制其发展。如何在鼓励创新和防范风险中间维持一个微妙的平衡,对监管机构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政府环保部门在完善环境监管体制的同时,要给予大数据、“互联网+”环境领域适度空间。

(二)执法层面:推动环境监管模式创新

新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计罚、查封扣押等新监管手段,这是对环境监察机构的肯定,也对环境执法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互联网的加入,为重点污染源监控提供了新的手段。蔚蓝地图是阿里巴巴作出的使互联网和环保行业结合的尝试,通过这款App,用户可以点击获得全国各个地区水、空气、土壤的参数和指标。App既能提升公众参与度,推进政府处理一些老百姓关注的问题,还能提高企业的研发和技术能力,最终三位一体地做一些社会关注的事件,为客户、为企业、为社会带来一些贡献。

(三)司法层面:大数据在规制环境污染犯罪等严重污染行为中的运用

大数据技术对于预测及打击犯罪同样具有不错的效果,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社会化分析和预测性分析将会是大数据警务的两个热门领域,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犯罪预防领域的预测型分析能够显著降低犯罪率。大数据应用于环境刑事责任领域,可以有效地降低环境资源犯罪的概率,实现惩罚犯罪与环境权保护的相结合之目标,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促进作用。

三、互联网+时代环境治理转型的推进

在当前时代,作为推动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政府、社会,还是市场领域,都可以以“互联网+”为依托,将大数据技术、服务应用在现代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时,推动环境治理模式的变革,从而促进社会治理转型的,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一)政府层面:拓展政府环境监管义务履行方式

第一,用微博、微信及搜索数据进行环境舆情监测。每天在这些平台上传播的数据量高达百亿甚至千亿条,这些数据对于政府收集民意动态,监测社会环境舆情具有重要意义。第二,发挥政府监管义务在环境领域的履行途径。一是数据收集与数据公开。推动我国大数据的发展,重点在于改变政府理念,由政府牵头带到社会各行各业公开数据,然后收集整理数据。二是空气质量预警预报。充分利用气象数据、空气质量自动监测得到的数据、污染源自动监控得到的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达到空气质量预警预报的目的。三是利用大数据采集技术分析环境污染成因。将各种不同种类的环境指标信息和污染源排放信息相互结合,通过科学的分析合理预测企业排污强度、污染源分布情况及其对周围环境质量的影响。四是构建环境监测数据共享平台。江苏省环保系统“1831平台”,常州市开发的“生态常州”,都属于环保大数据共享平台。

(二)社会层面:推动公众参与积极性

移动互联平台正成为撬动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杠杆,让更多社会力量投身其中,提高环境保护的效果和水平。“互联网+”不仅能创新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和途径,更能在许多环节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市场层面:“共享经济”模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从需求来看,消费者从以往无止境的对商品和服务的“占有”欲,转变为更加注重商品和服务的“使用”权。从供给来看,生产者也必须由提供数量巨大的商品和服务转向提供“使用价值”更高的商品和服务。利用“互联网+”而在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共享经济”模式,正是对此的积极回应。

第3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433;⒉浙江旅游职业学院,浙江 杭州 311231)

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既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因此,必须充分发挥大数据的独特优势,通过创新机制、转变治理方式、强化大数据理念、培养复合型人才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关 键 词:大数据时代;依法治国;信息安全

中图分类号:N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2-0042-05

收稿日期:2014-12-12

作者简介:胡洪彬(1981—),男,浙江临安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浙江旅游职业学院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全会的形式专题研究部署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数据信息量呈爆炸式增长,我国迎来了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作为云计算、物联网之后IT行业又一大颠覆性的技术革命,使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当前,迫切需要分析和把握大数据带来的现实机遇并着力规避其不利因素,以充分发挥其积极效用。

一、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面临的机遇

大数据,或称巨量资料,目前在国内外学界尚未有统一的定义。美国大数据研究先驱麦肯锡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大数据指的是大小超出常规的数据库工具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集。大数据主要有四重特征:即海量的数据规模、快速的数据流转和动态的数据体系、多样的数据类型和低密度的数据价值。[2]在大数据时代,随着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和物联网等在社会生产和生活领域的不断普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和社会发展等各领域的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显示,截至2014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6.32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46.9%,手机使用率达83.4%,已远远高出全球平均水平。[3]而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分析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为4.5亿元,2013年增长到11.2亿元,而2014年将超过20亿元。未来几年,我国大数据规模增速有望持续超过100%。[4]信息网络化发展和大数据的普及,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了信息传播的载体和渠道。

首先,从法治主体来看,大数据时代数据的便捷性提升了公众的参与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要的前提是必须明确依法治国的主体,即由谁来实施依法治国。对此,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5]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强调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6]可见,我国的法治主体为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以集中智慧,减少失误,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保障。

在大数据时代,信息传播的快捷化和数据的巨量化,为提升人民群众参与能力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各类新兴媒体使与国家法治建设相关的数据信息的传播得以实现,有关国家法治化建设的数据资源库可以使人民群众有更多的机会了解国家法治化建设的具体信息,人民群众在通过多种渠道表达意见、建议以及参与决策、反馈信息的过程中,其参与的积极性将得到有效发挥,参与程度也将随着大数据的应用而得到深化,并为我国法治化建设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其次,从法治客体来看,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动态性强化了对国家法治对象的科学认知。依法治国的客体即国家实行法治的客观对象,主要包括国家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生态领域和社会领域内部的各项事务。作为依法治国的实践指向,国家法治化建设水平的提升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对法治客体科学和全面的认知为根本前提的。尤其是在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由于受传统计划体制惯性和社会转型等因素的影响,国家法治化建设中的立法缺位、执法错位和监督不到位等问题还普遍存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大数据时代的动态性数据可以有效弥补国家法治化建设中对法治对象的模糊认知,为立法、执法和法治监督提供数据支撑。有别于传统的信息传播和数据应用模式,大数据的最大特性就在于信息的动态化,具有较高时效性的数据能够直接和迅捷地反映事务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这对于摆脱传统层级数据传递模式,掌控国家法治对象的具体信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由此,加强国家法治化建设就可以结合客观实际,有针对性地解决国家法治化建设中出现的问题,以提高依法治国的实效性。

再次,从法治过程来看,大数据时代数据的多样性为国家法治化建设的透明化提供了可能性。在“人治”管理的模式下,国家主要依靠个人意志来管理国家,在这种环境下,“官本位”与“暗箱操作”导致了”权力寻租“和政治腐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以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公开、透明为根本前提,由此才能为构建现代监督体系提供可行条件。可以说,公开与透明是提升法治公信力的根本前提,也是依法治国理念得到切实践行的重要保证。

在大数据时代,无论是网络媒体信息,还是移动通讯信息、监视器和传感器信息、GPS定位数据信息的获得都十分便捷。而且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更新,新的数据载体和表现形态又将不断涌现,这为有效预防腐败和暗箱操作提供了可能。可以说,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将使国家的立法、司法和执法过程的透明公开成为必然趋势,也正因为如此,依法治国方略也将得到贯彻和落实。

二、大数据时代对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现实挑战

大数据时代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创造了新的机遇,但其在成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驱动力”的同时,也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带来了现实挑战。

首先,数据信息的非结构化和体制壁垒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升法治效率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根基,具体包括国家的立法效率、司法效率、执法效率和普法效率等多个层面和领域的效率。大数据时代,巨量数据本身的80%以上都具有非结构化特性,即数据信息本身的形式相对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而言是不固定的,常常是通过各种格式的载体和文件表现出来。[7]这也是其与传统的结构化数据的最大差别。结构化数据,即行数据,存储在数据库里,可以用二维表结构来逻辑表达实现的数据,随着数据规模的增速,数据量从TB级别跃升至PB级别,数据的形式开始呈现出多样化,且基本涵盖了所有格式的办公文档、文本、图片、XML、HTML、各类报表、图像和音频/视频信息。结构化与非结构化的数据应用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数据分离和数据兼容的难题,给国家法治主体的数据整合、分析和应用带来了现实障碍。加之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由于各部门间存在管理体制差异,导致各部门在数据库建构、操作系统、语义表示、网络协议等方面缺乏统一标准其形成的体制壁垒“产生了信息孤岛”效应,严重阻碍了立法、司法、执法实践中相关数据的流通和共享。

其次,数据价值的低密度性也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法治权威而言,应确保国家法治体系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大数据的广泛应用虽然可以有效增进依法治国实践的透明化,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法治对象的科学认知,但与此同时,大数据价值密度低的特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法治权威的塑造带来了不利影响。在大数据信息构成中,对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有益的、积极的数据与无效的、虚假的甚至不利的数据杂糅在一起,其在构成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使得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宏观环境更加复杂化。以国际互联网为例,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网络虚拟空间中,以英语为语言载体的信息内容占到近90%,法语和世界其他语系信息约占10%,而我国目前在国际互联网上的信息和数据流量仅占全球整体的0.15%。[8]可见,在目前的网络空间中,来自于西方国家的数据和信息占据着绝对优势,蕴含西方国家法治理念的影视作品、文本信息的广泛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着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并使之思维理念日益西方化,长此以往极易动摇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信仰,降低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认同度。

再次,巨量化的数据流转不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的信息安全。一方面,日新月异的数据规模增速极易造成法治监管的漏洞。近些年来,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相关的法律制度正在不断趋于完善,如在互联网管理层面的法规就高达100多件,其中地方性法规50多件、行政法规20多件以及部门规章40多件。[9]然而,大数据时代的数据源、数据量具有动态化和巨量化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极易出现法律制度滞后的可能,给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带来现实阻滞。“斯诺登事件”恰当地诠释了法律制度建设问题在大数据时代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大数据时代无处不在的信息源和智能终端无疑增加了个体隐私泄露的风险。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我国个体信息泄露已成为重要的社会公害,超过60%的调查对象遇到过个人信息被盗用等问题,90%的人收到过垃圾短信或电话推销,13%以上的人遭遇过个人信息被冒用或公开。[10]许多案例表明,侵犯人权及诈骗等犯罪都与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关。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问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路径思考

充分利用大数据既是推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需要,也是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客观需要。当前,必须积极完善相关制度和创新理念,做到化“危”为“机”。

首先,完善相关制度,为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营造有利的环境。萨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组织与程序与其制度化水平成正比例。”[11]大数据时代推进依法治国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决定了当前急需通过完善相关制度为其奠定坚实基础,着力建构领导、执行和权力三重主体间的数据联通机制。党、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分别作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主体、执行主体和权力主体而存在,缺一不可。在这种情况下提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效,必须利用互联网或电子政务系统建构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三重主体间数据共享和流通,打破各部门在数据应用上因“孤岛效应”形成的信息壁垒,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全方位的数据支撑。同时要建构大数据有序退出机制。大数据时代存在的信息安全隐患已引起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如微软和谷歌等全球数据巨头都建构了相应的数据限时销毁程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的相关主体也应积极建立相关数据的退出机制,定期销毁不必要的数据,以确保大数据应用的安全无患。

其次,推进治理方式转型,建构以大数据为资源载体的“良法善治”模式。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2]法律本身必须是真正维护公民权利、自由和公平正义的良法,而“善治”就是要将良法付诸实施,快速、公正且有效地用于治国理政。在某种程度上,“良法善治”既是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在属性,也是大数据环境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应有的价值追求。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努力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要建构科学、全面的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层面的综合数据系统。既要做好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衔接和整合工作,也要着力开发新的数据挖掘系统,以逐步建构起完善的法治数据资源库,如司法案例数据库、执法案例数据库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建构高效的云计算平台系统,实现对各类数据的有效整合,促进数据应用和处理效率的不断提升,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提供大数据支撑。另一方面,要创新和完善大数据资源流程。建构大数据系统的根本目标在于服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而其目标的实现则依赖于大数据流程的创新和完善,因此,需要通过挖掘社会参与数据、反馈数据等相关资源,弥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漏洞。

再次,强化大数据理念,提升对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行依法治国重要性的认识。美国著名法学家罗斯科·庞德曾指出:“法律规则自身难以自动执行,法律必须依靠某种外部手段来推动其进行运转。”[13]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不断地完善制度和加强管理,还要强化相关的大数据理念,这也是消除大数据负面影响的现实选择。一方面,各级党政机关要强化大数据理念。大数据能否有效嵌入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并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级党政领导的大数据理念。因此,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实践中应着力提升各级党政领导的大数据意识,使其能够自觉地整合各类有价值的数据资源,为治国理政服务。另一方面,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数据和信息素养。人民群众作为依法治国的权力主体,其信息素养状况直接决定了在大数据环境下对依法治国的科学认识。应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其信息素养,如提升其对各类数据的辨识、评价能力以及良好的数据伦理认知,使其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真正发挥主人翁作用。

最后,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人才资源。作为一种新兴的信息技术,大数据的价值和关键环节主要在于对数据的挖掘和分析,要在依法治国的整体框架下形成有价值的数据资源,还需要大量的从事具体工作的数据架构专家和分析专家。而专业数据分析人才除了要精通统计学、数学、计算机科学等数据专业知识和技能外,还必须有法律知识背景,包括对国家法律制度建设、立法状况、司法实践、执法过程等均要有科学性和整体性的认知和把握,如此才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中,对纷繁复杂的大数据保持研判的灵敏和准确性。从某种程度上讲,人才层次的高低直接构成了大数据能否科学嵌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的重要制约因素。对此,高校在法律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应高度重视大数据专业知识教育,这也契合了现代大学诉求的通识教育。对于各级党政机关及立法、司法和执法机构的专业人员而言,既可以通过“政校合作”的专业化培养模式培养他们的大数据技能,也可以通过考聘和培训方式增强他们的大数据处理能力。

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推进政务公开信息化,加强互联网政务信息数据服务平台和便民服务平台建设,”“加强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和信息共享,提高执法效率和规范化水平。”[14]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把握与其相关的信息和数据资源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建构科学和全面的大数据资源系统。通过对数据挖掘、分析、应用和管理等方面的优化来建构大数据联盟。要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科学的顶层设计,也需要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乃至社会多元主体的普遍参与和配合,以形成大数据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综合力量。

参考文献

[1][6][12][1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4-10-29.

[2]左建安,陈雅.基于大数据环境的科学数据共享模式研究[J].情报杂志,2013,(12):151-154.

[3]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3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www.cnnic.net.cn/,2014-07-21.

[4]慕容素娟.2014我国大数据市场规模超过20亿元,增速达100%[N].中国电子报,2014-01-10.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39.

[7]茉莉.大数据时代破解非结构化信息难题[EB/OL].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3-07-01.

[8]胡洪彬.E时代青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J].江南论坛,2010,(07):49-51.

[9]马志刚.我国信息安全立法的必要性分析[EB/OL].中国电子政务网,http://www.e-gov.org.cn/wangluoanquan,2011-12-12l

[10]刘英团.大数据时代亟待补齐法律短板[N].法制日报,2014-09-18.

[11]塞谬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三联书店,1996.12.

第4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又称行政法治,是依法治国(法治)的核心要素。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国行政法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目前我国行政法治正面临一个新的社会环境,即“大数据时代”。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探讨政府数据开放对促进行政法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政府数据开放对行政法治

 

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政府数据开放及其作用

 

所谓政府数据开放,是指国家机关及经法律授权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的各类社会组织依照法律规定向公众公开其所掌握的、用于记录与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类事实的物理符号,公众可凭借制度化的合法途径,以便利顺畅的方式获知、取得和使用其中所需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比照分析,从中发现行政管理和决策活动中的问题或了解各种改善方案,并基于对数据分析结果的理解展开公共辩论或直接传达给各政府部门,要求其对此作出明确回应和改进。[1]

 

可以说,政府数据开放是在物联网、无线网络、云计算、手持终端与无线传感器等现代信息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以及在人们有能力获取、分析和处理政府所拥有的海量数据的情况下出现的,是大数据时代的产物。

 

2015年“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在回应有关开放政府数据的相关提议时强调:“政府掌握的数据要公开,除依法涉密的之外,数据要尽最大可能地公开,以便于云计算企业为社会服务,也为政府决策、监管服务。”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指出:通过政务数据公开共享,引导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主动采集并开放数据。同时,《纲要》把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等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指出在我国要形成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开放共享的法规制度和政策体系,2018年底前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

 

由此可见,政府希望通过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以使其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希望社会其他主体在政府数据开放的主导下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开放数据,从而带动整个社会的数据共享,充分释放数据红利,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力。

 

目前,国家层面的政府数据还未通过统一的平台对外开放,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正处于初级探索阶段。2012年6月,上海市率先上线试运行“上海市政府数据服务网”,此后,北京、广东、海南、湖北、山东、浙江等地方政府相继推出了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网站,并且在数据开放平台上开放道路交通、环境资源、教育科技、社会发展等多种公共数据。尽管这些地方的政府数据开放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但在政府数据开放的区域性探索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

 

进入新世纪以来,“数据治国”已经成为许多国家的治国理念。美国奥巴马政府已经将“大数据战略”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将数据定义为“未来的新石油”。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开放透明政府备忘录》,要求建立更加开放透明、参与、合作的政府,体现了美国政府对开放政府数据的重视。同年,数据门户网站Data.gov上线,美国联邦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向白宫提交的《开放政府指令》获得批准,由此揭开了全球政府数据开放的序幕。2011年9月20日,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美国等八个国家联合签署《开放数据声明》,成立开放政府合作伙伴(OGP,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截止到2015年8月,全球已有70多个国家加入开放政府合作伙伴。[2]从目前全球参与开放数据运动的国家来看,既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奥地利、西班牙等发达国家,也包括印度、巴西、阿根廷、加纳、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组织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UN)、世界银行(WB)也加入到了开放数据当中,建立了数据开放门户网站。

 

由此可见,政府数据开放已引起了我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及相关组织的普遍重视,而且其发挥的作用也愈发凸显出来。

 

(二)政府数据开放对行政法治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行政法治是指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能够依照法律规范或法制精神进行管理或服务社会的一种状态,即要求国家行政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从行政过程或环节看,行政法治应当包括行政组织法定(行政主体法治)、行政运行法治及行政法治监督三个部分。[3]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行政法治能够严格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强化监督行政的制度与机制,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维护公民及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能够确保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实施有效管理,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政府数据开放有利于帮助解决行政法治所涉及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效率和科学性问题。

 

政府数据开放对行政法治的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的科学性。尽管在实施政府数据开放战略之前,有些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年的政府信息公开政策,但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是易于阅读的文字信息或文档文件,而信息是对数据进行加工处理的产物,公开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向公众公开。政府数据开放的内容是数据,是未加解释的原始表达,因而数据比信息更具客观性、真实性和准确性。政府开放公共数据,社会各主体就能够更加客观地和真实地分析、处理和利用这些数据来满足自身或他人合理、合法的需求,使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之间的信息沟通越来越畅通,从而有效地指导社会行为,增强政府行为结果的预测性,减少政府行政行为的偶然性,提高政府行政法治的科学性。例如:百度地图结合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实时公交数据,为市民提供了精准的实时公交服务,现已覆盖南京的650条公交线路,覆盖率达85%,准确率高达95%,极大地方便了市民的出行。百度地图负责人介绍说,在百度地图中上线的南京“实时公交”功能,正是通过引入官方的权威数据,才使公众得到了最权威的即时数据;同时,也能将公众在交通出行时遇到的困难和有关交通的建议及时地传递给政府,帮助政府科学决策。其次,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政府数据开放所开放的是大量的数据,具有可机读的特性。通过各种app快速地分析、处理大量的政府开放的数据,可为行政法治提供各种依据。例如:2012年,在应对“艾琳”台风时,纽约市的许多非政府救援组织正是通过使用政府公布的“飓风疏散区域数据”来制作地图,才帮助政府部门迅速地引导市民疏散应急的。

 

二、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环境下

 

行政法治的对策

 

发挥政府数据开放在促进行政法治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国政府要在做好政府数据开放的基础上,积极推进行政法治。

 

(一)加强政府数据开放的具体路径

 

⒈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应供给更多的结构化数据。目前,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所供给的非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过多,结构化数据数量过少,有的甚至没有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供给结构化数据。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数据具备可机读性,因为计算机最善于处理的数据是结构化数据,所以,如何把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数据转变成结构化数据是政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

 

⒉开放的数据格式应多样化。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已开放的政府数据格式基本上就是doc、pdf或xls格式。由于这几种格式的数据文件不是数据库文件,其被计算机开发利用的价值非常有限。

 

⒊开放数据应具备及时性、准确性、真实性,以确保数据的价值,避免过时的、错误的、虚假的信息对行政法治产生误导作用。

 

⒋获取数据免费制。政府数据获取有收费和免费两种模式,在政府数据开放初始,欧洲许多国家采取收费模式,而美国采取免费模式。实践证明,免费模式更有利于社会组织和成员积极利用政府数据,提高政府数据的价值。

 

⒌建立统一的数据开放平台,平台应提供即时互动沟通模块,数据开发平台不能只提供静态信息。比如青岛、武汉、上海等地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就提供了“互动交流”模块,而浙江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则未提供类似功能的模块。

 

⒍建立稳定的、强有力的政府数据开放领导管理体制。政府数据开放涉及的技术专业性和政治性比较强,个人隐私问题、国家机密问题、政府部门利益等问题都影响着政府数据开放。没有一个成熟的数据开放领导管理体制,政府数据开放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⒎引导企业积极开发APP应用程序。通过APP应用程序,利用政府公共数据,可以帮助公众或企业了解和解决某些问题。比如青岛、武汉等地在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就提供了“APP应用”功能模块,但APP应用软件数量还比较少。

 

(二)以政府数据开放促进行政法治

 

⒈完善行政法治的依据。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一系列讲话中阐述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科学立法的重要性。指出:“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国,不是什么法都能治好国;越是强调法治,越是要提高立法质量。” 说:“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5]行政法治要求政府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行政法治的依据就是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这里统称为“法”), “法”的质量高低直接影响行政法治推进的效果,高质量的“法”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必须以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为目的。

 

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将极大地改变我国政府行政法治的社会环境。面对新的社会环境,行政法治所依赖的“法”必须作出相应的增加、修改和废除,以促进行政法治实施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目前,我国还有许多“法”是在20世纪90年代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制定的,这些“法”应该为适应大数据时展的要求作必要的修改或废除。由于实施政府数据开放制度,大量公共数据实现共享,社会各主体分析和处理这些公共数据的能力越来越强,这就要求在立法过程中积极借鉴社会各主体的数据分析和处理结果以提高立法的科学性,建立立法过程中信息与数据共享机制,从而提高立法质量。

 

⒉优化执法的手段。在大数据时代,政府数据开放,政府将更加透明,社会也将更加了解政府政务的前因后果,如果政府有任何隐瞒、欺骗和强制的做法,都将加大行政法治成本,降低政府的公信力。政府数据开放要求政府机构所开放的数据必须是及时、完整、真实、准确的信息,但由于种种原因也可能会出现某种偏差,从而导致公众的误解而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即使所开放的数据没有任何问题,但由于公众对数据的理解不同,也可能会出现某种误读,进而影响行政法治的实现。

 

因此,政府在实施行政法治的过程中需要更多地通过咨询、协商、沟通、建议等手段实施行政管理与服务。在政府数据开放环境下,行政机关应尽量少地采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行政行为,而需要更多地采用权力色彩较弱的行政手段来使行政权,使相对人主动或者自愿服从行政机关的意志。

 

⒊行政职权改革法制化。要有效利用资源,就必须拥有使用这些资源的权力,取消和下放行政权力将有利于提高下级政府机构管理与服务社会的能力,提升整个社会的创造力,这是互联网时代权力转移的发展方向。

 

目前,行政体制改革将“简政放权”视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抓手,强调以简政放权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再以政府职能的转变带动行政体制的总体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已经从政府职能定位向更加侧重政府职权结构调整转变,政府职权结构调整转变成功与否既决定了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质量,也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政府数据开放将会打破公共数据被部分政府机构垄断的现象,公众、企业和其他政府机构都可以共享其公共数据。目前,各级政府部门要通过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或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其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通过“三单”为促进职权改革的法制化奠定基础,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以此确定政府部门的职权边界。

 

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开放了相关公共数据,尽管提供的数据在数量和质量上还存在不足,但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数据信息资源能够帮助社会组织提高自身的管理或服务能力,因此,要将这些成果法定化,以完成实现我国政府行政法治的主要任务——行政职权法定化。

 

⒋加强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滥用行政自由裁量权违背了法律授权的目的和意愿,干扰和破坏了法制秩序,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如何对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是当今中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自由裁量权控制主要包括规则命令式控制、原则指导式控制、程序竞争式控制、监督审查式控制,这些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都是基于外部主体对自由裁量权实施者的外部控制,而在政府数据开放环境下,只有进一步提高公务人员处理数据的能力,才能促使其科学、合理、合法地行使自由裁量权。

 

尽管许多政府部门开发或购买了一些决策支持系统和专家系统,但由于政府对数据处理的能力和主动性不强等原因,导致带有自由裁量权的决策常常因为不能掌握及时、准确的信息和数据而出现失误。因此,在政府数据开放环境下,政府应及时、完整、准确掌握公共数据,在专家系统、决策支持系统、数据分析处理系统、云计算等技术的帮助下,提高处理这些数据的能力,在行使自由裁量权的过程中充分利用数据分析的结果,从而使公务人员更加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进而实现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⒌实现行政法治的数字化。行政法治数字化是减少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度的最佳方法。当前,实现行政法治数字化有以下几种途径:

 

第一,依法实现无纸化办公。目前,我国中央、省级和市级政府基本上都应用了网络数字化信息平台,但还是耗费了大量办公用纸。要实现无纸化办公也需要用法律的手段限制和规范政府滥用纸张的行为。1998年,美国通过的《文书工作消除法》就要求各部门呈交的表格必须使用电子方式,规定到2003年10月全部使用电子文件,全面实现无纸化办公。而我国只是在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文件国信[2006]2号《国家电子政务总体框架》中提出到2010年50%以上的行政许可项目能够实现在线处理。因此,应进一步制定法律法规以促进行政法治数字化建设。

 

第二,构建统一的基础数据库。应进一步推行和应用我国的数字城管、行政审批数字化和网络化、电子社区等数字化行政管理与服务,加快国家四大基础数据库即“人口基础信息库”“法人单位基础信息库”“自然资源和空间地理基础信息库”“宏观经济信息数据库”建设,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和基础数据库提高政府数据共享和开放的速度及其质量。

第5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反思;本质;认识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6 ― 0036 ― 03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政治网络营销对于政治选举以及其他政治活动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国际角度来看,制网权是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在未来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网权水平,取决于政治网络营销的能力。大数据时代,以政治网络营销为代表的制网权,已经上升到与制海权、制空权同等重要的地位。

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指出,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人心向背关系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要着眼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对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进行反思,认识大数据时代的政治本质,可以得出一些重要的经验与启示,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与教训中,我们应该警醒、反省和反思,我们应该从中寻找差距、受到教育,这对于提高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制网权以及有效开展政治网络营销具有重要意义。

一、大数据时代政治网络营销的反思

(一)对于大数据的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的信息化建设已经取得长足发展,获得巨大进步,然而大数据的数量、质量以及应用,却仍然处于国际较低水平。中国的互联网用户、手机用户已经占据世界第一位。2011年,中国拥有4.8亿的互联网用户,几乎是美国的两倍,拥有近9亿部手机,是美国的3倍,但是2010年中国全年新增的数据量,却只占日本的八分之五、欧洲的八分之一,不及美国的十分之一。〔1〕

近些年来,中国信息化建设的硬件水平确实得到较大提高,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可是软件建设却相当薄弱。有些公共管理部门的决策仍然沿袭传统的个人权威与主观判断,几乎没有数据分析,根本不是科学决策。可以说,我国一直没有建立起利用信息数据进行科学管理与决策的意识与习惯。

2013年12月28日,中央电视台四套中文国际频道“外国人在中国”栏目播出一个叫做“我的包子铺”的节目,包子铺的老板是一名瑞士人,中文名字叫何傲杰。他在武汉江汉路开了一家叫做“小路易生煎包”的包子铺,这个外国人用中国特有的地方小吃创业起家,接下来的成功却影响了整整一条街的发展变化。他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在前期准备上,他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几乎尝遍各种见到的生煎包,分析影响味道的每一种可能因素,历经几百次的实验;在市场调查上,他经过客户试吃与市场研究,根据地域不同、口味不同调整配方;在制作标准上,每个包子的面粉22克、肉36克,对于调料也有严格规定,季节不同,温度、湿度不同,调料的克数也要各不相同。外国人何傲杰卖中国传统食品生煎包能取得成功,奥秘就是他对数据的尊重与重视。

1998年,美国联邦政府共拥有432所数据中心,专门负责各类数据的存储和维护工作。2010年,数据中心的总数跃升到2094所。1996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年度IT预算是180亿美元,2010年,达到784亿美元。〔2〕美国对于大数据应用的投入的确耗费巨大,但是却造就了美国信息科技的腾飞,也带来美国其他行业的信息化与现代化,产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更加巨大,更使美国一直保持主导世界信息与科技发展的第一强国地位。美国的成功,同样来源于对数据的尊重与重视。

美国的快餐店麦当劳和肯德基,他们在世界上任何一家店里的口味都几乎一样,这其实都源自于数据严格的标准与精确的管理。再看看中国,就以中国人的菜谱为例,经常见到“盐,少许;醋,半匙;糖,适量”。我们不禁要琢磨,“少许”是少到多少,“匙”是多大的匙,“适量”是多大的量。说到这里,不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中国的落后,根源之一正是缺乏以数据为基础的精确管理。归根到底,中国人对数据的漠视,缘于一种文化上的缺欠:随意、盲目、不求甚解、理性不足。〔3〕

当前世界政治与经济的竞争越发激烈,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军事打击不一定打垮一个国家,而经济与社会打击却有可能让一个国家灭亡。历史上,许多国家的消亡并不是因为战乱,而更多是因为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崩溃,即使是战争失利,大多数也是经济与社会方面处于劣势。

现在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到了精细化阶段,远非早期野蛮的粗放式手段可以解决和应对。任何国家如果不将大数据应用列为未来发展的重点,那么这个国家注定走向衰亡。无论任何组织,都需要不断成长与进步,而成长与进步则需要总结过去、立足现在、把握未来,而这一切都需要基于数据来进行。大数据时代,谁先建立大数据战略、实施大数据策略,谁就能够成为大数据时代的成功者。

(二)对于群众路线的重视程度不够

如今已是“网络问政”时代,政府必须面对现实、积极应对,更加尊重民众、顺应民心。尤其网络舆情,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民声、民心,然而有的人却认为网络是“杀伤力最强的舆论载体”,指责民众对政府过于苛责严厉,没有履行好民众责任。实际上这是少数人对于新技术与新媒体的一种贬低与恐惧,只看到网络舆情的消极性,却忽视其积极性。

试想,网络之所以成为反映意见与矛盾的主要渠道,是否因为社会与民众仍然缺少必要的、合理的反映渠道呢?网络舆情的“杀伤力”,杀的与伤的是什么?都是误杀与误伤吗?网络揭露出来的某些现实矛盾与社会难题,这又如何解释呢?尊重网络舆情,同样是重视群众路线的内容之一。

当然,在网络舆情的信息当中,的确存在糟粕与虚假,甚至存在违法与犯罪。但是面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发展形势,却不能以偏盖全的认为网络只具有“杀伤力”。实际上,网络舆情也是社会问题的“警报器”与政府施政的“预防针”。大数据时代的政治网络营销或网络舆情,虽然源自于商业驱动模式下的应用突破,但是恰恰与民众的意见表达诉求不谋而合,这其实也是人类本性、商业本质与政治利益的内在所决定的。

2011年,网络上曾经流传网络雷语“反对我,就是反对党”。事情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尚且不提,仅从“反对我,就是反对党”成为网络雷语,即可以看出民众如何看待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而从说出这种话的人身上,更能体现出政府如何看待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鲜明地反映出政府对于尊重民众和重视群众路线的程度还远远不够。这种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不禁让我们心惊胆战、惶恐不安。

有的学者还将网络平台说成是“群众路线的阵地”。试想,这是一个什么“阵地”?谁在这个“阵地”上作战?这种说法显然把政府与民众放在了对立面,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看作是竞争关系甚至是战争关系。这本身就是对于群众路线认识的不足或者轻视。把网络平台形容成“群众路线的阵地”,显然是存在把民众当作竞争对手、斗争对象和控制对象的错误思想。这就是建立政府与民众的对立面,将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当成敌我关系。

民众在哪里,政府就应该哪里;民众在哪里,政府就应该服务到哪里。政府尊重民众正当权益,关注网络舆情,关心民意民生,利用网络政治营销与民众建立良好的鱼水关系,这才是政府的当政之道,才能实现社会长治久安、构建和谐社会、建立强大国家。

(三)对于媒体独立性的重视程度不够

有的人认为大多数网络舆情缺乏社会责任。那么,社会责任的定义是什么?没有民众,政府是否能够完全承担或包揽社会责任?对于政府来说,社会责任与制订法律一样,都需要全社会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公众如何担负起社会责任?实际上,公众媒体与网络舆情恰恰是民众参与公共治理、承担社会职责、分担政府责任的重要平台。

有的人认为现在媒体已经非常自由,信息量已经极大丰富。那么,声言信息量已经极大丰富,岂不恰恰证明以往媒体的失声?相较于过去媒体的哑然,如何衡量如今“极大丰富”的含金量?对于政府,一旦失去媒体独立性与公众监督,还有什么可以证明其信息的真实性?自我标榜的权威与公正,是否能让民众心服口服?信息的自我矛盾与数据的拖延公布,又如何才能让民众不猜疑、不困惑?这一切,都是政府需要面对与思考的问题,正如中国国家主席所指出的,这些都需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有的人认为产生网络舆情的主要原因,在于“媒介资源紧缺”。这其实更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无力辩白。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媒介资源紧缺,而是一种人为的媒体分配失衡,是民众没有充足的意见表达渠道与空间。然而,互联网的发展力量超出了权力控制的极限,决定了任何政府已经无法再按照传统方式严格控制互联网信息媒体。互联网新媒体的公众性与扁平性,是任何政府所始料不及的,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任何国家的经济与发展已经与互联网紧密绑定在一起。如果强制控制互联网,就相当于自绝国家经济命脉。

中国政府要解决上面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在自律的基础上重视媒体独立性,继续扩大媒体的自,这样才能提高媒体的公正性与权威性。但是,一个媒介的成立,需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层层核实和检验,其门槛高得让人望而生畏。〔4〕为什么门槛高得让人望而生畏?实际上,这种门槛完全是政府管得过多所造成的,更是对于媒体独立性的重视程度不够。

二、大数据时代政治本质的认识

世界上不存在完美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普适的政治制度,除非全世界是一个国家。不过,如果全世界是一个国家,那么政治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政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发展、不同的文化,使政治制度也注定不同。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政治主导方式大致可以分为王权主导、政党主导、民众主导、精英主导四种类型。王权主导的政治显然是封建专制的遗留,这显然是最落后而且应该被淘汰的类型,任何家族与个人都没有权力、没有资格成为民众利益的代表。政党主导的政治是某个党派长期一家独大而且近乎于专制的政治类型,在一定历史时期会带动国家或者地区的发展,但是长期健康发展则有赖于专制党派是否能够代表民众利益、是否具备合法性与公正性。

民众主导的政治绝大多数至今仍然只是理论上的,虽然所有国家或者地区的统治阶层都会竭力鼓吹民主,都会冠冕堂皇地在口头上把民众放在第一位。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民主仍然只是理想和追求,目前只有少数国家或者地区可以由民众主导政治,而绝大多数只能由政治组织代表民众管理国家或者地区,民众充其量只能参与政治和影响政治。国家或者地区之间的民主程度存在较大差别,主要体现在政治组织到底能够代表多少民众的利益。广泛意义上的民主是所有政治组织和民众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

精英主导的政治一般认为相对较好,通过进行定期选举,按照一定竞选规则,由民众自己选出政治组织的代表人物,依据法律管理国家或者地区。在选举过程中,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为选出的政治组织要能够代表多数民众的利益,这样才能够保证选举后的多数民众能够服从政治组织的领导。政治精英是否符合要求,民众具有一定的决定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政治精英所属的政治组织能够考虑民众的诉求。这种共生的关系,既可以保证民众的利益,也可以保证政治组织的利益。

在大多数情况下,精英主导的政治可以认为就是民众主导的政治,或者说近似于民主政治。某些国家或者地区,例如新加坡,存在某个党派一家独大而自诩为精英的情况,也被许多国内外政治学者所认可,但是由于党派过于强大,占据国家或者地区的绝大多数资源与力量,从而形成政治垄断,实际上更接近于政党主导的政治。

大数据时代,政治更加民主、公开、透明,政府不可能再做民众家长、人民父母、社会至尊,而更像一个裁判员、仲裁人、调解员。实际上,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绝大多数民众对于政治的关注角度,仅限于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部分。民众选举出政治组织,允许政治组织能够在取得政治权力后获得更为丰厚的政治利益,但是要求政治组织能够协调民众或者部分民众形成集体,共同完成民众个人无法完成的事情,诸如国家或者地区的外交、军事、经济、政治等事务。民众希望政治组织能够在民众个体之间、民众个体与组织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起到裁判员、仲裁人与调解员的作用。

大数据时代,民众与政府之间应该是互惠互利、相得益彰的关系。民众希望政府在自己或者绝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情况下,合理、合法、合适收取国家或者地区运行管理的费用,而不是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力量对比需要一种动态平衡。权力就是潘多拉魔盒,如果不加控制,无论在谁的手中都有可能带来罪恶与灾难。政府利用权力肆无忌惮地鱼肉民众是一种罪恶,民众利用权力野蛮暴力地颠覆政府也是一种罪恶,利用罪恶惩治罪恶则是更大的罪恶。

大数据时代,政府与民众都应该清楚:政治不能守旧而要创新,政治不能僵化而要灵活,政治不能独占而要分享,政治不能空谈而要实干。政治不是刁难而是配合,政治不是对立而是妥协,政治不是权威而是服务,政治不是推卸而是分担。政治不该限制而应自由,政治不该防范而应信任,政治不该专制而应民主,政治不该虚伪而应真诚。

〔参 考 文 献〕

〔1〕涂子沛.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15-317 .

〔2〕 涂子沛.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38 .

第6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法治;法治城市;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6)02-0024-06

随着依法治国在我国的全面推进和不断深化,“法治”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成为理论与实践的热点。全国各地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文件精神,结合实际,相继设计、推出本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来衡量和推进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

一、法治指数的兴起与发展

法治指数又称法治指标体系、法治(评价、评估)指标等,“指的是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意义上建立并运用来对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社会的法治状况进行描述和评估的一系列相对比较客观量化的标准”[1]。用法律指标体系来量化和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法治状况源于社会指标运动在国外的兴起。1968年,美国学者伊万尝试了用法律指标体系来评价法治[2]。1996年,世界银行推出了全球第一个法治指数,其附属于全球治理指标之下。2006年,“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WJP)”法治指数(以下简称WJP法治指数)开始创建,并于2008年7月了第一个法治指标体系(WJP1.0版)。WJP法治指数的构建以形式法治理论和实质法治理论为基础,旨在形成一个全球的统一规范,用以指导各国政府、社会、民间组织等共同推进法治发展,并作为衡量一个国家遵循法治程度的标准。指数力求具备普适性,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文化、政治体制都可以适用[2]。各国专家对该指数的设计做出了贡献,其所设计的法治数据体系是迄今为止全球法治实践过程中最全面的范例[3]。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WJP法治指数迄今已经推出了6.0版,包括9个一级指标:约束政府权力、无腐败、开放性政府、基本权利、安全与秩序、规则执行、民事司法、程序公义、非正式司法。包括中国在内,全球有100多个国家参与评估[4]。

受其影响,中国香港推出了香港法治指数,由香港大学专家联合社会组织组成团队设计实施。香港法治指数分为质化和量化两大方面,其中质化方面设置了衡量法治的七项指标,在每项指标下又设置了若干二级指标,在数据获取方式上主要采用专家打分、补充采用民众调查方式,这种方法既通过法律精英层反映了法律运转的现状,又反映了民众对法律的感受,体现了法治运作的整体效果[5]。整个指数评估过程没有任何政府权力干预,具有相当的独立性。

二、国内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发展过程分析

2004年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6],党的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这为法治政府建设提出了时间表。自2004年起,全国各地方的法治建设实践就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不少地方政府通过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围绕法治政府建设开始了尝试,进行本地区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出台了法治政府建设标准、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等。如果说2012年之前,全国各地的法治实践更多的是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进行,那么党的十八提出的法治建设“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则成为全国从上到下全面推进和深化依法治国举措的新起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其作为改革总目标,使得中国从国家统治、国家管理阶段,进入国家治理阶段,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工程中最关键的内容[7]。如何“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成为各地法治建设实践新的出发点。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法治中国建设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位一体,将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定位在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8]。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是要从国家治理的高度进行法治中国建设,而法治中国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并不矛盾,《决定》同时提出的“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正说明法治政府建设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之后,不少地区都开始调整各自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内容,以法治政府建设为基础,对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进行优化、调整,并开始向法治城市、法治城区方向转型,着眼于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角度全面衡量地方法治建设的成效,关注法治实施效果,推动本地区法治进程,提高法治水平。这与法治中国建设的方向是一致的。

三、典型城市(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之比较分析

在中国,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浙江杭州余杭为代表的法治指数量化评估。2008年起,余杭区在全国率先余杭法治指数,它借鉴WJP法治指数和香港法治指数设计、实施的先进经验,引入由国内外知名法学专家为核心组成的第三方评估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通过数字量化方式对年度余杭法治发展水平进行了最直观的全面评价。指数内容涵盖党委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平正义、权利依法保障、市场规范有序、监督体系健全、民主政治完善、全民素质提升和社会平安和谐九大方面[5],在国内外引起极大关注。余杭法治指数在全国法学理论和实务界影响很大,其法治经验更是被提炼、发展,并由此衍生、发展出针对不同对象而设计的专项量化指标体系,如司法透明指数、电子政务发展指数、中国证据法治指数等。另一类指标体系是地方政府专门围绕法治政府建设而构建的法治政府指标体系。体系构建以《纲要》为本,重点突出法治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政府行政的法律依据完备和政府严格依法行政。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均是对《纲要》总体指标的具体分解和提炼,客观、综合、全面地评价某一阶段地方政府的法治工作,成为本地区法治建设和发展的抓手和增长点,典型的代表是深圳。深圳在2008年即出台了《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于2015年出台修订优化版《深圳市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设计了十个大项,以依法行政为核心层层展开,内容更加集中、明确,更具可操作性。

(一)指标设计转型

目前,以WJP法治指数为代表的国际指数(包括香港法治指数)通行的是主观指标占主导地位,原因是这些指数的设计是建立在西方法治成熟经验的基础上,社会公众对法治的预期较为稳定,主观指标相对比较稳定。但是,主观指标具有非理性和波动性特点,在法治尚未成熟的国家和地区,由于人们内心普遍存在着理想与现实的反差,部分社会群体的主观挫折感强,波动性大,主观指标容易被拉低[10]。因此,为了使结果更加真实、更加客观地反映地区法治的实际情况,我国地区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当从现阶段法治实际出发,采用主客观指标相结合,以客观性指标为主的原则,体现现阶段法治的要求。其中,客观指标的设计以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十六字方针”: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为核心,体现了狭义法治(与民主政治无关的法治)的要求。“新十六字方针”中,科学立法是基础,因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1]。治理主体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的能力体现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方面,关系着法治建设的质量和效果。全民守法既是治理过程的要求,也是治理结果的一种状态,是治理达到“善治”的标志。客观指标相对稳定,能够比较直观地从制度和运行、人员配备、工作开展等客观方面梳理出法治建设的基础条件和开展情况,获得相应数据,分析研究基础建设情况存在的优势和不足,而且客观指标的设计越具体、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越强,对问题进行整改相对越容易。主观指标设计为法治满意度指标,以社会各阶层的感受为出发点,主要收集不同层面公众的内心主观感受。此项指标的设立能够保证公众的广泛参与度,测评效度高,既可以与客观指标互相验证,也能够体现社会公众对法治建设的预期,最重要的是评价结果能得到社会广泛认同。

在坚持主客观指标相结合的同时,指标设计应突出地方特点,以实践为导向,追问和反思地方法治发展和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的制度前景[12]。法治实践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地方是直面问题的第一关口,也是解决问题的直接责任主体。因此地方具有制度创新、改革的原始冲动,这也是法治实践的生命力。鼓励具有地方特色的指标进入体系,就是要鼓励地方创新实践、探索尝试,甚至大胆试错、宽容失败,是为法治中国建设积累经验,提供试验田。

(二)评估模式转型

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就是为了用科学方法来衡量和评价城市法治建设的实际水平和实践程度,如何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就是评估模式问题。评估模式的科学性决定了结果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公正性,也决定了社会公众对结果的认可度。首先,在核心指标确定的情况下,具体指标的设计最好由体制内人士与体制外的专业人士合作进行,各取所长,从技术上确保设计出的指标体系结构更加科学合理,兼顾考核和评价需求。其次,由内部自我评价向由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客观评价转型。评估主体的中立是评估结果客观、公正的基本前提[13]。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都提出了第三方评估问题。专业独立第三方进行评估的最大价值取向是评价结果的客观公正性,也是国际指数测量的不二选择。一方面,独立第三方超然于法律法规制定与执行的公共部门之外,身份较为中立;另一方面,法治评估专业性强,理论知识、技术方法缺一不可,为保证质量,评估人员既应熟悉法治评估的相应理论知识、专门方法和技术,还应积累一定的评估实践经验[14]。就目前我国法治发展阶段和实际来看,由政府委托的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作为联结政府和公众的桥梁担任独立评估主体、由人大进行监督的模式较为可行。国家统计局在各地的调查队可以进行数据采集、统计方面的工作。随着我国非营利组织的不断培育、成长,社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和社会事务的意识与经验不断成熟,法治的不断进步以及法治评估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未来适当节点完全可以实现国际通行的专业独立第三方评估。

(三)评价结果运用转型

正确对待评价结果,将评价结果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用,从结果中找问题找差距,进而作为提升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推进地区和国家的法治进程,是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存在的重要意义。

首先,评价结果与政绩考核相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要建立科学的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这实际上是将法治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政绩考核联系在一起,使法治建设有“抓手”。因此将指标体系中部分指标的评价结果按权重比例折算作为年度综合考评法治建设得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不仅可以对各部门实行年度考核,还可以考虑直接与干部奖惩、晋升挂钩。考核重点既包括职能部门依法行政情况,也包括各职能部门的法治推进工作,目的是为了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依法办事的能力,以及推进法治建设的自觉性[15]。当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提高城市法治建设水平。

其次,建立法治评价数据库,实现政府内部信息共享。大数据时代,用数据衡量城市法治建设状况最为直观。通过建立数据库,采集梳理相关的数据和信息,一次为基础,分析地方法治建设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及其原因,根据各部门的职能分工,将问题交办到相对应的部门,进行研究、解决。数据是鲜活的,可以让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时刻感受到,从而将法治理念和行动融入日常工作中去,让法治成为自上而下、由内而外的共识。通过对数据反馈按时间顺序的前后对比,及时调整、优化指标的内容、权重等,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匹配。随着评价的持续动态进行和随之进行的工作修正,法治建设就“动起来、活起来”,成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助推剂。

再次,评价结果向社会及时公布。法治城市建设需要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努力,城市法治水平的高低影响着社会公众的幸福感受,公众法治素养的高低也影响着城市的法治进程。将法治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布是与社会各阶层建立一种互动关系,既体现了城市的实际法治状况,让市民对“法治”的了解更为直观,也培养了公众的法律素养和法治信仰,让法治嵌入公众的骨髓,获得公众对“法治”的认同感,同时也是收集公众的法治感受特别是收集问题的过程,反过来又提升了社会公众参与法治城市建设的能力。

五、余论

法治建设绩效的最大化和最优化是每一个地区和城市追求的目标,而整个社会(包括官方与民间)能接受法治、认同法治的基本价值,形成法治的共识,并按照法治方式行事等,也是我们法治社会追求的理想和方向。法治城市建设指标体系的科学构建和积极运用是法治发展过程的必然要求,更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坚实基础。希望学界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能为法治中国的发展留下一笔宝贵的法治财富。

[参考文献]

侯学宾,姚建宗.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思想维度[J].法律科学,2013(5):4.

戢浩飞.法治政府指标评估体系研究[J].行政法学研究,2012(1):74-82.

李蕾.法治的量化分析―法治指数衡量体系全球经验与中国应用[J]. 时代法学,2012(2):25-30.

孟涛.法治的测量:世界正义工程法治指数研究[J].政治与法律,2015(5):15-25.

钱弘道,戈含锋,王朝霞,等.法治评估及其中国应用[J].中国社会科学,2012(4):140-160.

郑方辉,卢扬帆.法治政府建设及其绩效评价体系[J].中国行政管理. 2014(6):26-31.

钱弘道.论中国法治评估的转型[J].中国社会科学,2015(5):86-87.

汪全胜.法治指数的中国引入:问题及可能进路[J].政治与法,2015(5):2-14.

孟涛.法治指数的构建逻辑:世界法治指数分析及其借鉴[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1):121-129.

蒋立山.中国法治指数设计的理论问题[J].法学家,2014(1):1-18.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N].人民日报,2014-01-01(2).

周尚君.可量化的正义:地方法治指数评估体系研究报告[J].法学评论,2014(2):117-128.

栗燕杰,赵凡.完善法治政府评估体制机制[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24(A07).

第7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 高等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发展

在大数据环境下,社会科学信息技术逐渐更新变化,并且也是现阶段社会经济、政治创新进步改革的关键时机,也是改进创造思维的关键因素。因而,大数据要重视对高校教育的影响,我们国家的高校思想教育要积极主动的跟随大数据时代的发展而进步,那么在大数据环境影响下,各个方面的内容都要积极主动回应,深度运用大数据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发展服务。

1、大数据时代的概念以及特征

1.1大数据时代的概念。随着目前我们国家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的不断创新,海量信息数据被采集、保存、研究以及运用,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数据信息围绕的互联网络中,我们日常生活环境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已经经过数据信息的洗礼,所以这是一个新型的科学信息技术发展时期,也就是大数据时代。因而,人们能够在大范围的信息数据资源背景下做到很多事情,同时很多事情在小规模的信息数据资源背景下是根本不能完成的,这就是大数据。人们可以经过大数据来得到更多的知识以及创造出信息数据改革的社会价值,大数据还可以改变社会各界的关系,大数据社会时代的到来,给人们日常生活的带来了很多有社会科学价值的科学知识。

1.2大数据时代的特征。第一,在大数据环境下,信息数据资源量是人们很难计算的,按照国际文献资料中心估算,全球产生的信息数据量非常大,而且增长速度非常之快。数据信息资源种类不再局限,多种多样的数据形式逐渐体现出来。第二,信息数据资源这会价值总体发展形式,大数据已经融入到社会各行各业中,数据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也随之得到体现。因而伴随着大数据环境的不断发展,我们国家人民生活和医疗以及公共服务都朝向智能化发展。

2、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在大数据环境背景下,我们国家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正在受着大数据环境的影响。因而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思想教育在各个方面。那么作为一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来讲,需要做到从实质上接受认可大数据,正确对待大数据对现阶段高校学生的影响以及创新,用积极主动的思想来面对大数据,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创新进步。

2.1改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内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性。第一,实施大量的前期数据准备,运用新鲜科学的数据来提升高校教学成果。在传统用理论为依据的教育过程中,依据数据信息资源体现出的教学内容更加具有科学认知性以及说服力度。那么针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来讲,比方说:人的生命观、幸福观念、消费观念等等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利用大数来证实价值观的基本现状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能够从实践上知道高校大学生自身价值观的内在状况。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形下,也可以经过大数据措施来研究针对人生价值观念的分析以及所体现出的基本形式与特征,方面进一步实施有目的的教学[1]。

2.2改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实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提高思想意识形态认知,高度重视信息资源以及教育工作者自身隐私的维护。提高思想意识形态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运用已经形成的数据信息资源的优点,在互联网应用控制中起着关键作用,运用互联网将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传送到我们国家发展过程中来去。因此,在互联网应用过程中,多元化价值观的应用与传播,造成非常大的信息资源数据朝向外界传播。那么,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团队要高度重视增强教学综合素养,进一步促进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第二,提高隐私安全教育。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需要提高学生的数据信息资源安全保护意识,针对社会沟通网络、网络视频网站以及银行卡等等个人信息需要非常关注。第三,增强数据信息资源运用能力,深度挖掘数据信息资源的社会价值,针对高校思想教育工作要实时总结自己本身的工作,有意识的增强自己本身的敏感度和对数据信息资源的观察研究能力。将高校中负责思想政治教育的负责人分配到不同的相关管理部门,要求完善数据信息资源,防止分散。提高相关部门与高校的合作,挖掘在大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为了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相关根据。

3、在大数据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发展策略

开放思维思想,创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趋势。在目前大数据环境下,要想推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需要把大数据与之相互结合,把大数据的社会价值充分发挥出来,促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进步。因而在目前大数据环境中,我们国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迎来了新的发展时期,需要主动积极配合,运用大数据信息资源所拥有的优势进行研究和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提高针对网络平台的运用,运用互联网的优势针对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实施分析研究。

结束语:在当下,大数据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革,那么作为教育优秀栋梁人才的重要场所,我们国家高校在大数据环境下主动拓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把大数据自己本身所拥有的一些优点与高效教育相互综合,同时按照大数据时代创新进步的特征,针对我们国家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给予合理意见,推动我们国家高校思想教育工作可以在大数据环境下顺利发展,由此使我们国家高校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逐渐进步。

参考文献:

[1]胡树祥,谢玉进.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3(6):60 - 61,102.

第8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大数据;思想道德建设

近年来,大数据(big data)一词越来越多地被提及,人们用它来描述和定义信息爆炸时代产生的海量数据,并命名与之相关的技术发展与创新。当前,大数据引领下的智慧科技时代已然来临,社会各行各业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深刻影响,大数据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要积极地深入探讨新形势下面临的主要问题,从而提高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一、大数据时代的内涵

信息技术领域原先已经有“海量数据”、“大规模数据”等概念,但这些概念只着眼于数据规模本身,未能充分反映数据爆发背景下的数据处理与应用需求,而“大数据”这一新概念不仅指规模庞大的数据对象,也包含对这些数据对象的处理和应用活动,是数据对象、技术与应用三者的统一。

大数据(bigdata),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获得更积极目的和资讯。大数据对象既可能是实际的、有限的数据集合,如某个政府部门或企业掌握的数据库,也可能是虚拟的、无限的数据集合,如微博、微信、社交网络上的全部信息。

大数据是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通过互联网接触到多样化的信息,涉及到学习、思想、社交、就业等等多个领域。

二、大数据时代对当代大学生思想的影响

目前大数据已经成为社会各领域广泛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推动社会各行各业发生变革的主要力量之一。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样具备大数据的特征。例如:大学生们每天使用的信息交流沟通平台,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由文字、图片、视频、音频、对话、邮件、短消息等构成的海量信息,这些信息集中反映了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行为特征。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如何对这些海量信息进行科学合理有效的收集、整理、筛选、甄别、判断,如何适应和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如何重新审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是需要深入研究和积极实践的重要课题。

1.积极影响。网络大数据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在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教育信息掌握更加全面,教育方式更加灵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更加平等,教育载体具有“微传播化”特征,教育方法更加定量化。可以说,网络大数据的出现和发展,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来说更是如此,以前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受到了巨大的挑战。研究在大数据浪潮侵袭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新形势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

2.消极影响。大数据在大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带来消极影响。在大数据时代,如洪流般的数据中难免夹杂着大量负面虚假信息,很大程度上对大学生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带来不好影响,教育的主流价值观念受到这些虚假信息的冲击。这就对高校提出了必须对学生的信息数据进行不断地收集、挖掘和分析的要求,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做好,将会引起数字鸿沟,造成信息差距扩大。这不仅增加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也一定程度上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权威性降低,减弱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此外,大数据的普遍应用使得数据传播速度快,信息透明度高,如果网络舆情不加以控制,容易在高校学生中产生不良影响,这也将考验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大数据时代高校思想道德建设的建议

1.研究数据的创新性。大稻莸乃枷胝治教育,最鲜明的特征就是研究对象的“数据化”。研究对象的数据化最核心的体现就是量化,具体指标可以体现在数据方面,简言之,即用数据说话。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主要采用的研究方式有问卷和交流座谈等,实效性很难保证。在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们各项决策的制定都需要借助于相应的数据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学也是如此,要想在大数据时代获得新的发展,就必须紧紧抓住数据化机遇,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构建科学的一体化数据信息平台,在平台上各高校教师针对学生思想情况所做的调查问卷数据等,为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工作提供量化数据支持。

2.研究方向的全面性。要在当前社会背景下进一步提升对大学生相关思想行为状态信息分析整理的时效性和全面性,首先应该找准学生信息的搜集的切入点,对高校学生信息进行科学的汇总,不仅从网络上调查和分析学生群体的思想发展情况、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偏向和集中程度、探究学生思想状态与各类事件之间的联系,还需要通过个体数据的整理,反映学生个体的思想成长情况,进而对学生实施该特性化教育指导,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第9篇: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应用范文

【关键词】 测绘科技 经济发展 自治区 经济建设

一、基础测绘档案成果为自治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可靠的服务保障

近年来,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国家测绘局的大力支持下,自治区基础测绘工作取得较快进展,1998年至2014年完成1∶1万地形图18907幅,覆盖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这些基础测绘成果较好地满足了自治区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需求。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作为自治区面向社会提供测绘成果资料服务的窗口,为自治区各项开发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基础测绘保障,近五年提供模拟地形图109753张,控制成果51997点,图集图册3655册,挂图(幅)5425张。提供各类测绘成果数据总量为5884.3GB:其中航片28665片;提供测绘成果地形图数据共64730幅;《新疆概况》多媒体光盘600多张和各种挂图1249幅,保证了一大批国家和自治区重点建设项目得以开工建设。

二、测绘科技档案为地理信息平台及数据资源保障提供服务

随着自治区基础测绘项目步伐的加大,由此产生的新的测绘科技档案成果大量增加,这些测绘科技档案成果更加广泛地应用于自治区各类大型项目,发挥了更积极的作用。在自治区应急平台体系基础地理信息平台项目建设中,各比例尺基础测绘数据、各分辨率航片、卫片为应急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地理信息平台工具和丰富的数据信息资源,为自治区级应急管理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撑及精度支持,保证了系统提供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数据的准确性。

为更好地利用基础测绘档案成果,整合档案资源,目前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已完成新疆1∶1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系统建设项目二期任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高效的数据加工生产体系,搭建完善的基础地理信息运行支撑环境,构建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及完善多种数据源和多级比例尺的基础数据库管理体系,扩大了档案数据入库空间覆盖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建立已有数据资料地区三维可视化模型,从而为自治区基础空间数据生产和管理的信息化与流程化奠定基础,为基础地理信息中心快速有效地管理维护基础测绘档案数据,提高基础地理信息服务快速、有效的保障能力,为自治区政府的宏观决策和社会各行业应用需求提供地球空间信息支撑。

各比例尺地形图档案数据是测绘科技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资料馆根据现有地形图数据架构体系,在新疆1∶5万地图档案基础上,进行小比例尺1∶5万至1∶25万数据缩编,生成1∶25万地图框架数据,构建了标准体系的地形图数据档案,为新疆区域1∶5万基础地理信息数据的采集和更新做出贡献,为社会各界提供更新、更优质的空间数据资源保障服务。其中应用缩编的各比例尺地形图档案数据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项目中,完成了数字石河子、数字库尔勒地理空间框架建设试点项目;推进了数字巴州建设项目的有关工作,整合与更新当地的空间信息资源,促进了当地政府的信息化工作,提高了城市和区域管理的水平。

资料馆还不断更新数据资源,使测绘档案成果服务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自主研发的《新疆大地测量成果信息管理系统》平台通过局验收,建立面向客户端用户的大地测量成果的查询检索、定购、计费、打印、顾客档案等功能分发服务系统,开展了新疆区域大地测量成果及相关资料的整理入库、测量标志普查资料信息集成等工作,为实现基于网络化的地理信息分发服务做好了系统准备。

近年来,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针对突发事件的需要,加强了档案成果应急保障提供能力。制定了《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测绘应急保障预案》、《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档案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新疆测绘档案资料馆档案安全保管措施》,规定了细致的档案应急保障服务流程、应急制度和应急方案。对人员、物资、装备的应急设置及调配等做出规定,明确责任,确保档案资料、设备、人员安全。同时加强档案服务应急宣传,组织学习国家测绘局《基础测绘成果应急提供办法》等有关文件,提高每位工作人员的应急意识,定期组织应急演练,使所有工作人员都熟悉应急流程。近年来,多次为自治区提供测绘应急保障服务,各岗位工作人员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自觉到岗开展应急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基础测绘档案成果应急提供,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测绘保障作用。

1、为反恐维稳保驾护航

新疆地处我国反恐和斗争的最前沿,反恐和斗争形势十分严峻。针对新疆的特殊情况,近年来自治区测绘档案资料馆积极扩展多尺度、多时相、多源、可视化程度高的地理信息覆盖,为新疆反恐和斗争服务。

2007年,应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公安部门、武警某部的请求,资料馆按照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安排,紧急提供覆盖面积约262400平方公里的1∶10万比例尺地形图160余幅共计214张,依靠这些精确的地理信息,公安机关在我区南部帕米尔高原山区摧毁“东突伊斯兰运动”的一个训练基地,取得了反恐斗争的重大胜利。

近年来,境内外恐怖势力在疆内组织策划实施了多起恐怖暴力袭击。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资料馆积极为新疆军区提供及时、适用、可靠的测绘保障服务,无偿为新疆军区提供全疆50个县市中心城区地形图资料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图集数据资料,实现了资源共建共享,较好地服务于新疆稳定工作。

2、为奥运安保提供保障服务

2008年受新疆奥运圣火传递指挥部门的委托,资料馆仅用10个小时时间制作完成安全防范专用图,为奥运火炬在乌鲁木齐的传递接力提供了及时的测绘保障服务。并为奥运会安全保卫工作制作了影像电子地图产品,制作6城市主城区369幅1:1万DLG数据,并协助安全厅进行数据平台的安装、调试及技术培训。

3、重大事件应急保障服务成绩显著

乌鲁木齐“7・5”事件发生后,鉴于自治区武警安全保卫部门用图量增加,资料馆启动测绘应急保障预案,开通测绘成果提供绿色通道,紧急提供测绘应急保障服务,相继为自治区党政机关及武警部队、公安部门无偿提供《乌鲁木齐卫星影像图》、《乌鲁木齐市城南维稳处突工作用图》等各类挂图、图册3600份,提供地形图数据317幅。为维稳处突工作编制《乌鲁木齐市城南维稳处突工作用图》,为各个维稳工作组编制社区工作用图,有利地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打击恐怖暴力提供测绘保障服务。

2008年9月,接到7名俄罗斯游客在新疆漂流遇险信息后,资料馆立即向自治区应急办提供游客所在地的控制成果档案资料,为自治区实施紧急救助服务。

三、测绘档案成果应急提供服务内地省局对口援疆工作

2010年中央召开新疆工作会议后,为内地省局提供援疆工作所需测绘档案资料成为资料馆工作重点。如利用档案资料为自治区发改委制作对口援疆分布示意图,为辽宁省政府提供塔城地区行政区划图数据资料,为河南省政府提供哈密地区行政区划图等援疆工作用图数据,为自治区党委办公厅领导紧急制作提供4幅塔城地区行政区划图;紧急输出全疆A0幅面彩色地图、新疆所有县市的西部挂图数据,并出图覆膜,用于区测绘地理信息局向各个省市提供利用。

此外,资料馆还及时做好基础测绘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以便为各行各业及时提供所需的测绘档案成果,做好地理信息的服务保障工作。如进一步对馆藏测绘成果及目录进行梳理,摸清家底。更新制作“新疆基础测绘1:1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新疆1:5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按地州制作10个地州1:1万比例尺地形图成图范围分布图。2010年5月在相继接到天津市测绘院、江西省测绘局、北京市测绘院、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对口援疆工作需要测绘成果资料的通知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测绘档案资料馆启动测绘成果应急提供预案,开通绿色通道,紧急为江西省测绘局提供所需喀什地区阿克陶县30幅1:10000地形图数据及基础控制资料。同时为天津市测绘院提供所需的策勒、于田、民丰三县的行政区挂图、航空影像、1:1万、1:5万、1:10万地形图数据及相应控制资料,其它省市所需资料随后也陆续提供。

今后,随着基础测绘范围的不断扩大,测绘科技档案成果在提高政府科学决策水平,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供应急服务等方面的作用也将进一步显现。

【参考文献】

相关热门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