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大以后的世界精选(九篇)

第1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原苏联经济学家康得拉季耶夫(以下简称康氏)对英、法、美等国从1780年到1920年的140年经济状况进行统计分析，发现西方经济发展中存在着40－60年的周期运动（亦称长波），每个长波又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时期，各持续20－30年。根据统计，从1780年到1920年西方经济已出现过两个半长波。他预言第三长波的下降期开始于1920年。后来的世界经济运行的结果正是如此。人们据此推断，第三长波的结束期为1945年，并以此为起点开始第四长波的运行。

当前对世界经济第

四、第五长波的起止点存在疑问，作者认为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将各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看成同步，如均以1945年为起点；那么，其结束的时间自然就要一样了，如此，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就自然不能成为其经济周期的新起点。第二，是将世界经济周期等同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周期，那么，在20世纪90年代日、欧各国经济不振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说世界经济已开始新的长波了。

本文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世界经济第四和第五长波的转折点。

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

冷战结束之前，世界经济运行周期主要反映发达国家经济周期。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解体，并转轨市场经济；同时，中国、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也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改革，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一大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扩大对外经济开放，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加入到世界经济的体系中来，世界市场空前扩大。这些世界政治经济的巨大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变化。例如，世界国内生产总值按市场汇率计算1970年为3.4万亿美元，1980年为11.8万亿美元，1991年猛增至24万亿美元，2000年为32.3万亿美元。因此，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经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根据经典的周期理论，世界市场的扩大必然影响其经济运行周期。因此，20世纪90年代初期应该是世界经济运行第

四、第五长波的转折点。

二、发达国家经济各自周期及与世界经济周期不同步

（一）发达国家各自经济周期的不同步

1945年二战结束，世界经济掀开了新的篇章。因此，将1945年作为世界经济第四长波的起点是无疑的。康氏长波也正好指向这一时期。英、法、德、意、日等国经济因在战争中遭受重创，战后，在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重建国内经济。因此，这些国家的经济周期的起点与世界经济同步，都以1945年为起点。

然而，美国经济的新一轮长波也是从1945年开始的吗？

第2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关键词］ 经济波动 FDI 协整 VAR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7）4-0035-06

引 言

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年均GDP9.4%的速度增长，在国际经济中占有日益重要的地 位。中国改革的目的就是借助外部的力量推动经济增长，长期居高不下的外贸依存度便是例 证。进入21世纪，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在更深层次和广度上推进的改革，使中国与世界 经济的联系愈加密切，这也使中国经济更容易受外部影响，尤其是受世界大国经济波动的 影响，目前广为讨论的世界经济不均衡发展中的中美两两极说也表明了这一点［2］。此外随 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我国FDI流入量的不断攀升，FDI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变量。

关于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如何通过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国内研究较少。检索相关文 献，具有代表性研究的是梁军（2004），作者通过对世界经济增长率、FDI增长率和我国GDP 增长率的实证分析发现，“世界经济增长率下滑，我国FDI增长率上升，推动我国经济增长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升，我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增长率下降，阻碍我国经济增长”［3 ］ 。但梁在分析时，只是简单的利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没有协整检验，可能存在“伪回归 ”，而且这种范围过大的考察不足以反映以FDI为介质的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大国经济波动 的关系。此外也有从其他视角考察研究世界经济波动与中国经济的关系，如任志祥（2004） 从国际贸易渠道和金融系统和资本流等方面考察了世界经济波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4 ］；宋玉 华（2006）从定量角度，运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关系数分析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持续性、波动 性及领先滞后关系等，并通过VAR模型中的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描述二者通过国际贸易 、FDI流入相互的路径［5］。回顾有关文献，目前从FDI视角分析大国经济波动对 中国经济影 响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以1980―2006年与七国集团经济、中国FDI及中国经济相关的数据 为样 本，采用协整关系检验和VAR模型，借助eview3.1软件为分析工具，拟从FDI的视角实证分 析大国（G7）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

数据描述和建立模型的分析

1.数据描述

本文主要用了如下几个重要的时间序列：FDIt［6］（中国外商直接投资）、GGDPt（七 国GDP）、CGDPt（中国GDP）、RGGDPt（G7经济增长率）、RCFDIt(中国FDIt增长率 )和RCGDPt(中国经济增长率)。数据范围为1981―2006年（除FDI和RFDI来源于UNCTAD，其 余变量数值均来源IMF。）

为了使增长率动态变化指标更直观，笔者分别给出了它们的波动曲线图，见图1、图2和 图3。从相关数据特别是波动图可以看出：

第一，中国FDI增长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率波动具有同向性。

从1982年初至今我国FDI增长率有过明显的五次高涨时期：1982年到1983年、1987年到1988 年 、1990年到1992年、1999年到2001年和2003年到2005年等五个时期。同期我国的经济也处于 高涨时期，从1983年到1990年，RFDI处于下降趋势，从9.16%持续下降到2.77%，同期RCGD P具有相同的波动趋势，198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5.2%，此后在波动中不断下降并于199 0 年达到低谷3.8%；1990年后RFDI上升，并在1992年达到峰点，同期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由199 0年 的低谷走向1992年的峰点14.2%；1992年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先降后升的“V”形，1999 年到达 低谷为7.60%，同期中国的FDI增长率也是从1992年的峰点152.13%开始下降，并在1999年 首次出现了负增长，此后波动显得较为平稳。

第二，中国经济波动与七国集团经济的波动具有明显的协同性。

在1982年到2006年间，中国的经济周期（以峰峰判断）波动与G7经济周期波动具有协同性。 从图形上观察，80年代至今经历了1984―1987、1987―1992及1992年至今等三个经济波动周 期 。而这期间G7的经济波动周期在考虑滞后期的情况下与中国经济波动周期在时间、波形上比 较相似，尤其是1984―1988和1988―1992的G7经济波动周期几乎与中国的经济波动周期完全 重 合；1992年后，中国经济增长步入下滑轨道并于1999年到达低谷，此后步入上升阶段，而G7 经济增长1992年一直处于波动中，2000年开始下滑，2001年陷入谷底。

3.平稳性、协整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以上通过对增长率波动图形的观察发现，中国的经济波动与世界主要大国的经济波动存在协 同性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FDI的增长率存有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三者存有 协整（过程从略），但并不表示中国经济、中国FDI与G7经济存有因果关系，因此我们 拟以1980―2006年的中国GDP（CGDPt）、七国集团的GDP（GGDPt）和中国的FDI（FDIt） 为 观察样本，利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经济、中国的FDI和七国集团经济的因 果关系。

通过单位根检验（具体过程从略），发现中国与七国集团GDP、中国FDI的自然 对数值都服从二阶单整。运用中国、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对数值的二阶差分来 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结果显示，关于七国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的原假设，拒绝它犯第一类错 误的概率是0.0167，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七国GDP是中国GDP增长的Granger 原 因，这表明大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较大。中国GDP不是七国集团GDP增长的Grange r 原因仅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在90%的置信水平下，中国GDP是世界大国GDP增长的Gr anger原因，这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 来越明显，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FDI和中国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原假设均被拒绝，说明中国经济和中国FD I 具有相互性的影响。一方卖弄这表明中国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是吸引外商来华投资的重要因 素，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越来越引起世界的关注，这种良好发展的势头使得跨国公司在全球 调整起生产布局时不得不考虑中国因素，这也可以解释近年来同世界其他地区比较我国FDI 流入不断攀升的重要原因；同时也说明了随着FDI流量增大和存量的聚集，FDI对我国的经济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表中结果还显示，大国经济的增长也是中国FDI增长的Granger原因， 而且置信度极高，这表明大国经济的增长影响到中国FDI的增长。

4.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上述Granger因果分析显示，世界大国经济增长能够影响到中国FDI和经济的增长，而中国FD I又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增长，这已经表明中国FDI已成为世界经济影响中国经济的重要传导因 素，为了更好地考察三者的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 来考察三者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关系时不受先验经济理论的限制 ，直接通过时间序列数据本身的特性进行研究，先验知识只用来考虑及选用模型的经济变量 。

我们选取1980―2006年中国GDP、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的自然对数值得二阶差分，建立了V AR模型：

其中，LCGDPt、LGGDPt和LCFDIt分别代表中国GDP、七国集团GDP和中国FDI的自 然对数值得二阶差分Ci为常数项，bjk代表各变量的系数，uit为各变量参 差项，P为滞后项。根据ACI准则和SC准则选取滞后项为3。

在上述VAR模型的基础上，再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标准差冲击对内生 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若ut发生变化，不仅导致各变量的当前值发生变化，而且会 通 过当前值影响其未来取值。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描述这些影响的动态轨迹，显示任意一个变量 的扰动怎样通过模型影响到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可反馈到自身的过程。

图4显示，中国GDP对来自七国集团GDP的新信息冲击即刻就有反应，但在第一年为负 ，第二年变为正的反应并在第三年达到最大，第五年后逐步消失，这表明中国经济易受世 界大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对来自自身冲击反应较弱且在第二年后逐步减弱；对来自FDI的冲 击反应不是很强，但持续时间较长，在第六年后开始逐步减弱。

中国FDI对来自七国集团GDP的冲击即刻就有反应且强烈，持续时间长，在第三年达到 正向反应的的最高点，然后减弱并在第六年取得负的最低点，此后冲击反应虽有所减少，但 仍不稳定，这表明大国经济的波动仍是影响中国FDI的重要因素；对来自中国GDP的冲击反应 在第一年比较强烈，第二年后虽开始减弱，但持续时间较长。

七国集团的GDP对来自中国GDP冲击反应较弱，第一年几乎没有反应，第四年后冲击反 应逐步消失，这说明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受中国经济的波动对影响不是很大；对来自自身GD P的新信息冲击即刻就有正向反应，但在第三年后变为负向的反应，第六年后开始逐步减弱 消失；对来自中国FDI的冲击反应较弱，在第一年内为正向，在第二年开始变为负向，此后 逐步减弱。

5.方差分解

考察VAR模型时，还可以采用方差分解方法研究模型的动态特征。即把系统中每个内 生变量（共m个）的波动（k步预测均方误差）按其成因分解为与各方程新信息相关联的m个 组成部分，从而揭示对VAR模型变量产生影响的各随机干扰的相对程度。根据估计得到VAR（ 3）模型，我们分别对LCGDP、LGGDP和LCFDI的方差分解，结果如图5。

对七国集团GDP的方差分解显示，各因素影响力在1年后逐步稳定，有大约60%的变化 可以由自身因素解释，由中国FDI解释的成分占了18%左右，而由中国GDP因素解释成分的占2 7%左 右，这表明中国GDP的波动对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影响较弱，但从时间上看，中国因素解释 的成分在逐步加大，这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对世界大国经济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增强 的表现。

对中国FDI方差的分解显示由自身因素解释的成分一直在降低并在第六年达到36%左右 稳定状态，由七国集团GDP解释的则显得较低，仅有9%左右；由中国GDP因素解释的很高，占 了大约60%左右，而且有逐步增大的趋势，这表明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仍是影响中国FDI的重 要因素。

对中国GDP方差分解表明由自身因素解释的成分第一年后很高，此后逐渐下降并在第四 年后稳定在80%左右，这表明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推进，自身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程 度在减弱，但占据稳定的主导地位；由世界大国GDP因素解释的成分虽很低，但不断增加并 在第五年达到稳定的12%左右；由中国FDI因素解释的成分逐年增加并在第四年达到稳定的19 %左右，这表明FDI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研究结论

随着中国“入世”及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拓展，中国经济与世界大国经济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显著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波动，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 响也在加大。中国自身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劳动力优势和优惠外资的政策，大量被吸引来 的外商直接投资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 波动的传导因素，本文以中国经济、中国FDI和七国集团经济相关数据为基础，运用计量分 析工具给予了实证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世界大国经济的波动在90%的置信度下是中国FDI波动的Granger原因，而FDI波动 也是中国经济波动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中国的FDI已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 波动的重要介质。在对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资金主要来源于世界经济大国，它们的经济 波动必定会影响到其对华投资，进而影响到中国经济的波动。

(2)中国与世界经济增长存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且互为因果，这表明中国与世界经 济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关系；但相互间的影响又存在着不对称性，与世界大国经济对中国的影 响相比，中国对世界大国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弱，这是中国整体经济规模有限所致，但这一影 响将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而不断增强。

(3)方差分解显示，中国FDI波动由中国经济波动因素解释的成分很高，远大于世界 大国经济波动因素的解释成分，这表明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仍是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 重要因素。基于此我们认为，尽管外商直接投资持续性高涨的流入及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主 要的生产基带来的担忧使得资金流出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回流”资金［7］，但中 国经济发展的良好势头仍将吸引大量的外资进入。

总之，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世界经济大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 经济的波动受世界大国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加明显。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投入 资金累计超过6650亿美元。2005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已达8317亿美 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58.5%；外商投资企业达57万家，其中有48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实现 工业增加值11.9万亿元，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29%［8］。随着中国FDI的流量 不断增加和 存量的聚集，FDI成为世界大国经济波动影响中国经济波动越来越重要的介质，对此我 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注释：

［1］G7即七国集团，由美、英、法、德、意、加、日七个发达国家组成。本文以G7代表原 因有三：一是均为经济大国，其经济的波动基本上代表了世界经济的波动，二是与中国贸易 联系密切，三是在七国对华FDI占世界对华FDI的比重高达80%以上。

［2］段平方.世界经济“失衡与增长之谜”与中国经济发展.特区经济，2006（8）：15. 17

［3］梁军.从FDI看世界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国际贸易问题，2005（8）：62 .67

［4］任志祥.中国经济波动与世界经济波动周期的协动性研究//浙江大学2005年博士学位 论文：48.53

［5］宋玉华.中国与世界经济波动的相关性研究.财贸经济，2007（1）：104.110

［6］RGGDPt是以1995年为基期的实际GDP增长率，RCGDPt是以1978年为基期的实际GDP 增长率，GGDP是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值。

第3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一、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回顾

自成立以来，世界银行对发展目标、治理结构、业务流向等方面进行过多次的调整与改革，在治理方面比较大的调整有三次。第一次是对内部架构的调整⑦。1952年以前，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是根据职能划分的，分为贷款部、经济部、市场部、法务部等部门。目前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是在1952年内部结构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治理结构的特点是按地区划分（除了几个专业委员会之外），这一结构对于提高世界银行的运营水平是非常有效的。第二次是对投票机制的强化⑧。在1972年以前，世界银行的贷款尽量根据“常识”来运行，一些有不同意见的项目将在提交执行董事会投票前得到妥善解决。1972年，Gonzalez修正案通过后⑨，为了回应国会的要求，美国的执行董事开始在世界银行内越来越多使用投票权影响贷款或援助方向，同时，美国的执行董事也对一些项目明确发表看法，使得一些项目没有办法提交执行董事会讨论。事实证明，美国完全可以影响世界银行贷款的流向。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又指责多边开发银行将贷款提供给违反人权标准的国家，因此要求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对这一类项目投反对票，一些与糖、橄榄油等相关的贷款项目因此受到影响。第三次是目前仍在进行的投票权改革⑩。2008年秋，世界银行集团同意开始两阶段的改革，以提高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DTC）在世界银行的参与，包括增加DTC国家的投票权、股份、在执行董事会中的人数、对DTC国家关于发展的看法做出回应等内容：（1）增加DTC国家的投票权，根据新的股权计算公式!，将DTC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的投票权从42.6%提高到47.2%，同时，将DTC国家在国际开发协会（IDA）的投票权从40%提高到46%。（2）建立独立的配股原则。要求建立和IMF配额相一致、但又不一样的股份分配方法，欢迎新的IDA出资，以及保持发达成员和DTC成员之间的投票权平衡。（3）对IBRD和IDA的股份结构进行定期评估。每5年对IBRD和IDA的股份结构进行评估，以保证股份结构能够反映各自的经济占比以及对世界银行集团的贡献。（4）增加来自DTC国家的董事。在保持其他国家董事不变的情况下，增加2名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董事，使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达到3名。（5）修改《世界银行章程》。修改《世界银行章程》是为了修改关于基本投票权的规定，提高基本投票权的提议已经得到理事会的批准，正在征得成员国的同意，已经有80%的成员国（占70%的投票权）同意，但离85%的投票权还有一定的距离。可以看到，经过这一轮的投票权改革以后，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提高得最多，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共增加了3.27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成员增加1.33个百分点，总体上最不发达国家增加的投票权都是非常有限的，这是由投票权计算公式所决定的。DTC改革的实质是通过提高基本投票权以惠及最不发达国家，同时较大幅度提高新兴经济体的投票权，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一次调整。这和全球经济结构变化也是一致的，1990-2010年间，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都有所下降，只有新兴经济体的比重是上升的。投票权改革之后，美国的投票权下降了0.51个百分点到15.85%，但仍然拥有足够多的投票权以否决《世界银行章程》的修改（15%），也就是说，在修改章程上美国仍然有独享的“否决权”。到目前为止，世界银行的改革还没有触及到核心的议题（比如美国的干预、治理机制不顺等），世界银行下一步的改革能否触及到这些核心议题，也正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内容。

二、世界银行治理改革方案分析

对于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改革，学者和官方都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改革方案，世界银行也多次成立专门委员会研究治理改革的问题。这些方案中，对世界银行改革的许多问题都有所涉及，有些甚至切中了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要害。

（一）关于改革行长选举的方案

2000年7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成立了工作组来评估行长和执行总裁选择过程，工作组对世界银行现有行长推选程序进行了评估，并提出了改进意见。之前，世界银行行长的选举程序是：在世界银行现任行长宣布即将卸任后，选举过程即启动。执行董事会就适合行长之职的基本条件达成一致，美国政府将会由财政部领头成立“提名委员会”，并根据执行董事会提出的条件筛选候选人，委员会和一位资深提名顾问一起对候选人名单进行初选，其他国家的提名人也一起进入初选（包括非美国公民），美国执行董事负责及时通报董事会提名进展。最终，美国总统确定最终人选名单，并由美国执行董事向执行董事会推荐，执行董事会投票选出行长。工作组提出了新的筛选程序：（1）在现任行长即将卸任时，由执行董事会启动选举。执行董事会确定行长的基本条件，并成立小型顾问委员会。（2）由顾问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名单，并不带倾向性地提交给执行董事会。候选人应当是成员国公民，可以由成员国政府提名，也可以不经过成员国政府提名，不经政府提名的候选人应当获得本国政府的背书（至少不反对）。（3）执行董事会就候选人名单进行初步磋商，直到确定最终人选才进入选举程序。（4）选出行长后，由执行董事会完成任命程序。可以说，新的筛选程序有很大的改进。一是改革了美国主导提名过程的做法，转而由执行董事会来进行筛选。二是打破了国家提名。在新的程序中，候选人不一定要经过国家提名（但需要本国政府的支持，至少不反对）。新的筛选程序是非常合理的，除了其执行筛选的机构有待商榷以外#。遗憾的是，直到2012年最新的行长选举，仍然没有对原有的筛选程度进行改革。

（二）Caliari和Schroeder的建议

Caliari和Schroeder提出“改革提案”，但只提出了几条建议$：（1）世界银行的出资国和借款国有同样的投票权，单个国家不能拥有否决任何提议的投票权。（2）执行董事要通过正式投票来表达观点，而不是给暗示。理事会、执行董事会的会议记录要公开。（3）行长要基于择优原则公开选举。应该说，有些建议是比较合理的，比如信息公开；而有些建议则缺乏具体的行动方案，比如关于行长选举的建议。至于说，Caliari和Schroeder提到的“出资国和借款国有同样的投票权”，其实涉及世界银行改革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世界银行的性质：世界银行是像联合国一样的国际组织，还是一家政策性银行，或者是援助机构、商业银行？世界银行的性质直接决定了投票权的分布，以及许多治理的原则。

（三）Linn关于世界银行改革的建议

Linn在世界银行工作长达30年（1973-2003年），曾任负责金融政策和资源动员的副行长、以及负责欧洲和中亚的副长，应该说对世界银行的情况是非常了解的。Linn认为世界银行的改革可以分两个步骤完成%，在近期内，重点是要形成开放的、竞争性的、基于择优原则的（行长）选举过程。并在当前的危机中，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穷的国家）提供快速应急资金，稳定投资和当地的发展。而在长期内，世界银行应当推行的改革包括：（1）世界银行要在提供援助、国家间援助协调上占据主导地位。（2）扩大贷款对象（把发达国家纳入）、调整经营政策（适当增加风险的同时加强风险对冲）、增加融资渠道，以此提高世界银行的地位。（3）世界银行的改革要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相协调。（4）世界银行的改革需要仔细的准备，不能匆忙决断，应当在全球援助和公共产品体系变革的大背景下，考虑世界银行的改革。在所有改革方案中，Linn的建议是最务实的，很多都是关于世界银行业务调整的建议，这取决于他对世界银行业务的了解，但这也恰恰局限了他的提议，对于世界银行战略性的关键领域改革，Linn并没有多少贡献。

（四）Zedillo报告中的改革建议

2008年9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了治理改革委员会，并邀请了南非财政部长TrevorManuel任主席，委托Manuel对IMF治理改革进行研究，Manuel领导的委员会于2009年3月24日提交了最终报告^。与此对应，世界银行也邀请墨西哥前总统、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ErnestoZedilo对世界银行的改革进行研究，Zedilo领导的委员会也于2009年10月提交了最终报告（这里称为Zedilo报告）&，Zedilo委员会的报告也是改革世界银行治理的方案之一。Zedillo报告对世界银行的弱点进行了总结：（1）在战略形成上的弱点。现有机制下，没有有效的战略形成机制，缺乏可以形成战略的部门或机构，发展委员会、执行董事会都没有办法实现这一职能。（2）投票权分布不合理。投票权分布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基本投票权占比过低。《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的基本投票权，是以数量而不是比例的形式确定的*，所以新成员的加入以及增资都会导致基本投票权自然稀释。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之初，基本投票权占11%，而现在只有2.86%，虽然有计划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5.5%，但Zedillo报告认为这一水平仍然过低。国际金融公司也有同样的问题，从成立到现在，基本投票权已经从12.28%下降到了1.82%。二是缺乏投票权评估机制。世界银行没有自动或定期评估股份构成的机制。三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投票权不对等。四是最大股东垄断的问题。由于修改《世界银行章程》要求的高度多数，给了美国独家的否决权，引发世界银行被最大股东垄断的看法。（3）职责划分不明晰。在世界银行中，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界线很模糊，执行董事会和行长分享管理世界银行的职能，导致行长无法完全发挥自己的作用。同时，行长是执行董事会的主席，导致利益冲突，董事会无法独立行事。除此之外，还存在行长选举不透明的问题，排除了大部分成员国，而且行长必须是美国人的潜规则仍然在沿用。针对上述问题，Zedillo报告提出以下改革建议：（1）改善投票权分配。具体建议包括：一是改革执行董事会。减少董事会成员到20人，尤其是减少来自欧洲的执行董事，同时执行董事会选举产生，每个执行董事代表不超过10个国家。二是每5年对投票权进行自动评估。三是世界银行股份应当与投票权脱钩。四是将基本投票权提高到10.78%。（2）改革治理机构。将现有执行董事会提升为理事会，由各国财长组成（副财长为替补），通过选举产生董事长，并成立顾问小组为理事会服务。同时，将所有运行工作交给管理层。（3）改革行长选举程序。（4）加强管理问责制。（5）扩大世界银行集团可用资源。Zedillo报告非常全面，对世界银行治理中的许多关键领域也都有所涉及，包括美国垄断、行长选举、执行董事会改革等内容，尤其是关于执行董事会改革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世界银行治理结构的根本问题。不过，和2000年工作组的建议一样，这一报告中的许多内容都没有被采纳，包括减少董事会成员、提升执行董事会为理事会、改革行长选举等内容都没有得到实施。当然，对于报告建议的投票权和股份脱钩的看法，还是世界银行这一机构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不对世界银行的性质进行充分的讨论，很难得出适当的结论。

（五）其他看法

也有研究认为(，当前的危机并不构成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因。Dooley等人认为在危机之前，学界普遍预计布雷顿森林体系会出现危机，但学者担心的是由新兴市场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突然中断，从而引发金融账户失衡的危机，因此学者建议为了避免这一危机的发生，应当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但实际上美国金融危机并不是这种危机，它很大程度上是长期资金流入过多导致资产市场风险，以及风险管理失当所导致的。因此，把现在的危机认为是“预言实现了”，然后要求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名正言顺的。而且，Dooley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实际上已经发生了实质的变化，可以称之为布雷顿森林体系II)，不需要任何的改革。当然，Dooley等人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II和现有体系不需要改革的看法，并没有被认可。

三、世界银行治理改革中的几个问题

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归根结底，取决于世界银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这一点是目前的改革方案中所没有涉及到的。同时，世界银行的改革要有理论依据，并不能完全基于政策分析，这也是目前的改革方案中所缺乏的。在这一部分中，笔者将对银行的性质、治理结构、战略形成机制和美国的地位等四个问题进行讨论，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明确的答案，才可以给出合适的改革提议。

（一）世界银行的性质

世界银行是美国为了帮助欧洲重建而设立的，在欧洲重建任务完成之后，世界银行才转变角色，变成一个主要由发达国家出资、并为发展中国家服务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变为减贫等发展议题。要讨论世界银行的性质，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回答：第一，世界银行是谁的机构？世界银行的资金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各国缴纳的资本，二是从金融市场上融资。从融资结构来看，它有非常市场化的一面，显然不是慈善机构或者是类似联合国的国际组织。从这一点上看，世界银行是属于股东的，所有过度提高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投票权，以及将投票权与出资比例脱钩的建议，都是不恰当的。如果明确了世界银行是由股东所有的机构，那么就可以进一步讨论投票权分配的问题。在公司治理中，有两个占主流的治理结构：一种是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另一种则强调利益相关者。虽然世界银行是属于股东的开发银行，但它提供的服务具有较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因此是必须要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其中就包括了接受贷款的国家，在投票权分配时，需要考虑贷款接受国。笔者认为，在世界银行新的投票权计算公式中_，已经充分反映了世界银行分配股权的原则，这一原则是适当的、无可争议的。第二，世界银行做什么？世界银行是股东所有、采取利益相关者治理框架的机构，从世界银行的定位出发，既要考虑市场化的贷款供给，也要考虑不发达国家发展和减贫的需要，从这一点看，世界银行贷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错配。到2011年6月底，世界银行对非洲的贷款只占到贷款余额的1.1%，而相对条件较好的亚太地区和南非则分别占到了19.7%和9.8%。导致供需不匹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收益率的问题。世界银行虽然不是纯粹的商业机构，但主要靠从金融市场融资的特点决定了世界银行要考虑贷款的回报率，这会导致世界银行的贷款业务与减贫目标背道而驰。从世界银行在不同地区贷款回报率可以看出，2011年，世界银行在非洲的贷款回报率只有0.7%，不足以支付融资成本，而在拉美和亚太地区则分别达到2.5%和2.0%，世界银行在拉美和亚太地区的贷款，又主要流向了墨西哥、巴西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有三个思路。一是扩大世界银行可用的资源。这在Zedillo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扩大世界银行可用的资源有两个办法：补充资本金或者提高杠杆。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相比，世界银行的杠杆率已经是最高的了+，所以进一步提高财务杠杆率可能将导致无法控制的风险，最佳的途径是扩充资本金。在DTC改革完成之后，可以在不改变投票权的情况下，适当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二是在不同业务间平衡。可以进一步调整世界银行的业务分布，包括Linn建议的把发达国家作为贷款对象，同时用高收益的贷款来平衡低收益的贷款，高收益的贷款规模越大，可以支持的低收益贷款规模也就越大。当然，如果这样做的话，世界银行现有以地区划分的架构可能需要适当调整。三是扩大软贷款和IDA的业务。这两者都是专门针对最不发达国家的业务，可以进一步扩大IDA可支配的资源规模，扩大软贷款和IDA业务。

（二）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

在讨论世界银行的性质时，已经讨论了投票权分配的问题，其实已经是治理结构的内容了。笔者认为，在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执行董事会。在Zedillo报告中，已经提到了改革执行董事会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非常关键的建议。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治理结构最重要的是董事会和CEO，但是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会既不是董事会，也不是CEO，是一个矛盾而且尴尬的机构：一方面，根据《世界银行章程》，执行董事会是管理机构。《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理事会可以委托执行董事行使任何职权，但不包括：（1）接收新成员和决定成员接受的标准；（2）增加或减少资本；（3）开除一个成员；（4）根据执行董事会对本协议的解释来裁决；（5）达成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临时或行政上的非正式安排不包括在内）；（6）停止银行的运作并分拆资产；（7）决定银行利润的分配。其中尤其是第（7）条明确了执行董事会其实不是“董事会”，而是集体CEO。在《世界银行章程》也明确规定了“执行董事负责银行的一般运营”。另一方面，执行董事会按照各自的投票权（股份）进行工作。执行董事会的投票权，是由其代表的国家决定，从这一点上看，执行董事会执行的是董事的职能。这一矛盾内生于世界银行的治理结构中，从世界银行成立那一天起就存在着，但在1972年由于美国通过Gonzalez修正案而被强化。在1972年以前，执行董事会很大程度上是代表理事会工作，在一些由理事会负责、但非关键的事务上，代替理事会决策。但1972年以后，由于执行董事会更深介入到了贷款审批业务中，导致执行董事会成为了管理层的一部分。执行董事会兼任“董事会”与CEO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执行董事会介入经营，架空了行长以及其他管理人员，使得世界银行始终缺乏专业的管理。同时，执行董事依照各自的国家利益来投票1，导致世界银行成为各国利益的角斗场，使世界银行成为一艘没有方向的船，缺乏战略形成机制的问题由此而生。

（三）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

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之初，美国拥有超过37%的投票权，此后，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持续下降，到2010年，已经只有16.1%的投票权。根据DTC第二轮改革的计划，美国的投票权将进一步下降到15.85%的水平。总体上，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是有所下降的，但是由于世界银行在独家否决权、行长等问题上具有其他任何成员国没有的优势，所以在投票权下降的同时，美国仍然招致许多批评。和其他国家相比，美国在以下几个方面比其他成员国更具优势：

1.独家否决权。在大部分情况下，世界银行的决策采取3/4多数通过的原则，所以美国在大多数决策中并不具有独家否决权。但是，《世界银行章程》规定修改章程必须要85%的多数通过2，所以美国对修改章程有着独家的否决权。其实，修改章程远没有这么简单，85%的多数只是第一道门槛，美国的《布雷顿森林协议法案》对于修改章程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3。该法案规定，以下行动必须经过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以及任何人都无权授权：（1）依照《世界银行章程》II款3条，增持世界银行的股份。（2）接受任何对《世界银行章程》第VIII款的修订，而《世界银行章程》第VIII款就是关于章程的条件，其中已经要求了85%的多数通过。（3）根据《世界银行章程》II款2条，增加世界银行的资本金。也就是说，美国对于修改章程是“双保险”：在世界银行内必须有85%的投票权，而且还必须经过美国国会同意，这也说明美国对于世界银行的章程是非常重视的。

2.总部在美国。总部设在投票权最多的国家，这是《世界银行章程》所规定的。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投票权仍然是第一位的（16.17%），而且比第二位的日本（9.52%）高出6.65个百分点。因为美国在投票权上的绝对领先，以及章程的规定，所以这一条并没有招致什么异议。

3.美国人当行长的潜规则。美国人当行长的潜规则是被批评最多的。《世界银行章程》和任何的法律都没有规定美国人当行长，而行长的选举程序4也是相当不透明的，世界银行自身也曾经想改变世界银行行长的选举，但迄今没有实施。对美国而言，占据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已经成为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一是行长之职形式大于实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集中在执行董事手中，一般情况下，行长是没有投票权的，除非执行董事的投票出现相持不下的情况，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几乎为零。因此，美国只要保持自身的投票权不变，依靠派向世界银行的执行董事即可实现主导世界银行、影响贷款方向的目的。二是美国难惹众议。有这次选举的先例，今后历次世界银行行长选举将会成为发展中国家攻击美国的时机，为了一个并不要害的行长之职去惹众议，美国应该要有所考量。因此，可以判断的是，行长之职并不是美国在世界银行的核心利益，不排除美国为了顺应形势的变化，做出形式上的让步，在未来将世界银行行长一职让出。

4.美国对贷款方向的影响。美国对世界银行贷款方向的影响，始于1972年的Gonzalez修正案，该修正案体现在《泛美开发银行法案》第21款、《国际开发协会法案》第12款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法案》第18款中，该修正案要求：总统应授意每一个多边开发银行的执行董事，投票反对（没收美国资产的）国家运用这些机构的资金。此后，在1994年Helms-Gonzalez修正案中，也作了类似的规定5。除了这两个修正案之外，美国还有许多其他法律规定了世界银行的贷款必须符合一些基本的条件6，这些都造成了世界银行的贷款是有条件的（Conditionality）。国会的立法是第一步，它决定了美国的执行董事在世界银行投票的基本原则。同时，美国还有一个机制来保障执行董事的投票符合美国的法律和利益。所以，美国的执行董事并不可以在世界银行随自己的意愿投票，他（她）要接受财长的建议，对于美国是成员国的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地区开发银行）相关的政策，财长又要接受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AdvisoryCouncilonInternationalMonetaryandFinancialPolicies，全称为“国际货币和金融政策全国委员会”）的建议78。全国顾问委员会是根据《布雷顿森林协议法案》于1966年成立的，委员会由财长（任委员会主席）、国务卿、商务部长、美联储主席、进出口银行行长、国际开发署长官组成，其他国家的执行董事应该也是依据各国财长的意志行事9。同时，相关法律也规定了全国顾问委员会必须向国会和总统提交报告，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边开发银行的情况，至少每6个月提交一份报告。

对于美国影响世界银行贷款方向，笔者认为有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贷款是否应该有条件？有条件贷款的问题，是不发达国家指责最多的问题，但目前美国给出的贷款条件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包括人权、环境、投资保护等内容，所以这些条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尤其是现在新兴经济体对外投资越来越多，新兴经济体缺乏保护自身在海外投资的有效手段，适当运用世界银行的贷款促使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加强投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实际上，有些条件（如环境）是已经写入到世界银行《运营手册》中的。二是美国的贷款条件存在什么问题？美国的贷款条件是以美国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并不考虑其他国家，比如说，如果某国没收了美国公司的资产，那么世界银行可能不会贷款给该国；相反，如果没收的是中国公司的资产，美国只会袖手旁观-。所以说，给贷款附加一定的条件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新兴经济体也是非常有利的，关键在于这些条件要对所有成员国达到普惠的效果，而不能只考虑美国的利益。三是美国是否会放弃这么做？应该说，美国是不可能放弃控制世界银行的贷款方向的，尽管这样做的价值已经大幅下降=。因为这一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多项国内立法，要改变贷款的条件性，至少涉及到要修改美国的七部法律，这是非常困难的。笔者认为，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是有历史原因的，美国在世界银行建立初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是无法否认的。要想彻底改变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只能循序渐进。我们可以把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控制分为三种类型。一是根据《世界银行章程》规定的。比如总部设在美国，这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只需按照章程要求做就可以了。二是章程和美国国内法都没有规定的。比如行长之职，美国是非常有可能放弃这一控制的。三是美国国内法所规定的。这些在短期内很难改变，比如对修改章程的独家否决权，以及附加贷款条件。在这方面，新兴经济体也不需要过多强调，但可以要求美国将这些附加条件普惠至所有成员国，将其固化到世界银行《运营手册》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

四、关于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建议

世界银行治理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明晰的管理架构，这对于世界银行的战略形成和长期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对世界银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基于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世界银行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

1.取消执行董事会，将贷款附加条件固定化、透明化。执行董事会在成立之初，是一个比较虚的机构，在国会要求美国的执行董事根据美国利益投票的背景下，使得执行董事会进一步做实。即使这样，执行董事会只考虑了美国的利益，而不是所有成员国的利益，这样做显然是不合适的。可以取消执行董事会，并将现有的贷款条件纳入到《运营手册》中，专门设立“贷款条件”的条款，从人权、环境保护、投资保护等几个方面对接受贷款国进行约束。

第4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一、发展的“钟形曲线”

战后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既有辉煌的成绩，也有痛苦的失败。根据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实绩，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为工业化的起步阶段，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为高速发展阶段，70年代后期以来为停滞—衰退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发展留下了一条“增长—衰退”的钟型曲线。这条钟型曲线集中反映了战后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基本状况，是我们研究与认识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规律时必须首先承认和尊重的基本前提。

第三世界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在1956—1960年为4.9%，1961—1965年为5.1%，1966—1970年为5.6%，1971—1975年间为6.6%，1976—1980年为4.5%，1980—1990年为2.6%，1990—1994年竟为–0.11%。第三世界国家在60年代和70年代前半期经历了高速发展的15年，这是奇迹般的15年。

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陷入了停滞和衰退。80年代对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是“失去的十年”，对98个第三世界国家的统计表明：80年代中有10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10.2%。90年代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更加严峻。在被统计的102个第三世界国家中有35个在1990至1994年间平均GDP出现了负增长，占总数的34.3%。（WorldBank，1996）最近，巴西全国经济开发银行公布的研究报告《80年代的巴西经济》(1999)中指出：从1990年至1999年的10年间巴西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7%，比“失去的十年”的80年代的年增长率2.9%又进一步下降了。90年代对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将意味着又一个“失去的十年”。

从“奇迹的15年”到“失去的20年”，一条钟型曲线，赫然展现了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曲折与艰难，它也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回答的问题——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走过的是一条先增长，后衰退的道路？其中的规律性是什么？

二、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条件的转化

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发展受到了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经济体系的制约。

在50年代前后，概括起来说，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一般具有三个有利因素：其一，具有发展工业、服务业的较广阔的国内市场空间；其二，具有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其三，具有较好的外部经济环境。正是这三个关键性的因素在第三世界工业化初期，对推动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首先，第三世界战前的经济形态大多是落后的农业经济，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独立后实行工业化的初期，在外国资本进入的推动和市场需求的拉动下，工业和服务业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其次，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初期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国内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进入工业化生产提供的高额利润率的支持。

第三，在工业化初期，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十分落后，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以极其低廉的自然资源、原材料换取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因此，第三世界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客观上也有利于第三世界工业化的初期发展。

但是，第三世界的工业化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第三世界的工业化运动也是当代资本国际循环的一部分。资本国际循环既有促进第三世界工业化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随着介入资本国际循环程度的加深，不利的因素逐渐导致第三世界工业化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障碍。从内部结构看，不能不遗憾地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加入国际分工与资本国际循环后，经过近50年的发展，尽管在绝对意义上经济有所增长，但经济、社会结构并未随之得到优化，甚至遭到了劣化，出现了严重的结构性矛盾。

——产业结构内部，农业、农村的衰退，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在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殖民化解决了早期工业化发展中的工、农业的结构性矛盾。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国家却无法重复西方的作法，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主要是内向性的，大多具有剥夺农业和农民的性质，并最终导致了农业的衰退。当前第三世界国家的农业衰退主要表现在粮食危机上。战后初期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尚能保持粮食的自给自足，进入80年代后粮食紧缺日益加剧并发展为粮食危机，非洲大陆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大饥荒。90年代以来粮食危机依然没有明显缓解，甚至范围还有所扩大。联合国粮农组织曾对90个发展中国家进行调查，结果表明有70个国家的粮食状况趋于恶化。农业、农村的衰退导致国内市场发育缓慢甚至出现萎缩，反过来为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设置了障碍。

——工业体系内部出现了“双重化”的结构分化趋势。这一现象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要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显得尤为突出。“出口导向”是许多拉美国家和部分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及地区在70或80年代以来采取的主要发展战略，也是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然而，过分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西方市场，却使本国和本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工业结构内部出现了不均衡的变动。如韩国和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经常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以上，结果产生了国内生产结构双重化的效应，即导致了出口型产业的过度膨胀和内需产业的相对萎缩，为经济波动埋下了隐患。

以韩国的半导体业为例，80年代末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韩国企业大量投资半导体生产，并受到了政府的大力扶助。但9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半导体市场转向萧条，韩国庞大的半导体出口业顿时陷入困境。有人估计，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受此影响高达20%，与半导体业相关的金融机构也受到严重牵累。经济过度开放，过度依赖外资和海外市场，阻塞了发展中国家国内产业链的自然延伸，使产业发展空间趋于狭窄，加深了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的依赖程度。一旦国际市场上风吹草动，发展中国家就难免出现经济波动。

——社会结构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发展中国家是以所谓的“比较优势”加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的，然而“垂直分工”依然是这一分工体系的结构特征。那么，发展中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比较优势”呢？说到底是发展中国家的廉价资源，包括人力和自然资源。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需要的和看中的。这样的“优势”正好把发展中国家送入国际垂直分工的底部，在发展中国家造成了“不发达的发展”。

战后，第三世界国家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大都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分化，收入差距一直在不断扩大。199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人文发展》报告指出：1965年至1980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约为2亿，而1980年至199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10亿。另据联合国拉美委员会的统计表明，60年代被视为工业化样板的拉丁美洲国家，70年代以来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一直在拉大，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现象均在发展。70年代初期，拥有社会总收入一半左右的富有阶层占总人口的10%，而到90年代初期占总人口5%的富人就拥有社会总收入的50%；另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比重从70年代初期的42%上升到目前的60%左右。墨西哥的最高和最低收入差距相差25倍。巴西50年代确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相当于410雷亚尔，1992年最低工资标准降至70雷亚尔，巴西有11.6%的劳动者的月工资只达到这个标准。

8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发展为基础的。1985年至1991年，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国的制造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1.48%，比同期四国的第三产业平均增长率高3.5个百分点。劳动密集型产业吸引了大量西方资本，扩大了出口，但并没有带来本国技术水平的升级。虽然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虽在一定阶段内有所提高，但却付出了沉重代价——经济剩余大量向西方发达国家转移，进而加剧了本国的社会分化，最终损害本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以泰国为例，泰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谓不快，1989年至1995年是泰国经济增长的高峰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9.4%，危机前泰国人均国民收入已超过2500美元。但泰国真正富有的只是占人口20%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收入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高达55%，而最低收入的20%人口只拥有国民收入的4.6%。

社会分化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国内市场和内需产业的需求约束，造成了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有效需求不足，并进而使剩余资本大量转向金融、房地产投机。社会分化实际上是东南亚地区泡沫经济膨胀的深层原因。

——国际贸易环境恶化使第三世界工业化有利的外部条件日益减损。在工业化初期，发展中国家以极其廉价的原材料及粗加工产品与发达国家交换，自然“经济互补性”很强。但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加强、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一定程度的增长，对发达国家形成了压力。南北经济关系中互补性相对减弱，竞争性相对加强。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并使第三世界国家深受其害。以至于有的西方学者认为，今后不再会有新兴工业国家了，由于世界贸易环境的改变，依靠外向型经济走向工业化的道路已经不能通行。（Broad，1988）

农业衰退、工业结构“双重化”、社会分化和国际贸易环境恶化，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陷阱。这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发展现象。如果说第三世界面临经济全球化的严峻挑战的话，我们认为：它具体的意味是“发展陷阱”有可能最终断送第三世界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

三、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可能的后果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出现停滞与衰退，势必对于“中心”地带产生反馈，势必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乃至全球经济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1、“”对“中心”的反馈

第三世界工业化停滞对于西方和全球经济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个复杂的问题，还需要进行长期的观察与深入的研究。根据80年代以来可以观察到的情况看，经过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在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的问题与危机，可能将依以下三个步骤对于“中心”产生影响。

首先，在发生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化发展普遍放慢甚至衰退的情况下，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场所、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这一阶段“”表现出对于“中心”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这一趋势自80年代以来已经较为明显地出现。60~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一直在稳定增长，发展中国家在总体上是资本净流入地区。其中当时经济增长迅速的拉丁美洲国家吸引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第三世界直接投资的50%。进入80年代以后，特别是随着拉丁美洲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经济发展处于停滞、衰退状态，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迅速减少，并出现了资本回流现象。1984~1988年发达国家对拉丁美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减少了50%。发展中国家占西方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总比重中的份额，从60年代的20%，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0%。（陈雨露，1997）8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资本流向东南亚地区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增加，但1997年东南亚爆发危机以来又大幅度减少。在国际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在下降。8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左右，目前下降到20%左右。

其次，第三世界作为西方发达国家投资场所和产品市场的作用下降，加剧了西方的资本和产品的过剩，对于8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的“泡沫化”起了促进作用。在当代世界经济体系中，第三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担负着实际经济物品的生产，而相形之下西方经济日益“泡沫化”，即在经济总量在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实质性物质生产活动却在日益下降。

以美国为例，自70年代以来美国的实物经济出现了明显的萎缩。以1967年的按人口平均的产出量为基数,1990年同1967年相比，按人口平均的资本货物的产出量，化肥下降了21%，建筑机械下降了46%，油田机械下降了67%，工业建筑下降了63%，海洋运输船只下降了5%；按人口平均的生活资料的消费量，纺织品下降了66%，鞋和皮革制品下降了70%，轿车的生产量下降了43%，住宅建设下降了13%，学校建筑下降了50%，医院建筑下降了17%；按人口平均的中间产品的产出量，水泥下降了73%，粗钢下降了43%，硫璜下降了89%，铜下降了95%，镍下降了98%，铝土矿下降了98.5%。(Larouche，1995)

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经济长期存在巨额贸易逆差。据美国统计摘要提供的资料，构成美国外贸巨额逆差的主要是矿物燃料和制成品的入超。其中矿物燃料的入超是美国外贸逆差中最大的一组产品，主要包括原油、石油制品和天然气等。90年代初这三项产品中的贸易入超均在450亿美元以上，1990年竟高达578亿美元。其次是制成品贸易的巨额入超，主要是运输工具及零部件、轻工类产品、电器类产品等等。上述情况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国民经济结构的转型，重点转向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毕竟也反映了在整体经济活动中实物生产下降的事实。

第5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1. 纵观近10来年的世界旅游发展状况与趋势，从2001-2011年，世界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几大特征：

1.1世界旅游业呈波动增长趋势，地区发展不平衡。

进入新世纪以来，生产力的持续发展，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有力地推动着旅游活动大众化的程度，频繁的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也进一步推动了商务旅游、求知旅游、探险旅游、度假旅游、购物旅游、奖励旅游等需求形式的多样化与精细化。世界旅游业呈总体上升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旅游业对外界环境变化较为敏感，它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使其增长呈现出波动性，又由于旅游资源具有很强的地域性，各地区旅游资源禀赋不同，加上各国旅游发展战略和旅游开发能力的制约，各国旅游业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以下表格反映了近10来年世界旅游业增长的状态：

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次从2001年的6.86亿增长到2011年的9.8亿人次，年均增长4.28%，国际入境旅游收入增长更快从2001年469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103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1.9%。人均花费也由2001年的605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1051美元，年均增长7.38%，可见无论从总收入还是人均开销来看增长率都快于近10年的全球经济增长率。不过，从全球5大区域对世界旅游增长的贡献来看，全球旅游格局正在改变。

从表3可以看出，虽然，欧洲地区任然是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近一半的出境旅游者会选择到欧洲旅游，这与欧洲地区经济发展和一体化水平以及优美的自然景观，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但是，其份额从2001年的57.9%下滑到2011年的51.3%，表明欧洲地区对出境旅游者的吸引力正在下降，而增长最快的亚太地区市场份额自2001年的17.9上升到2011年的22%，反映出世界经济重心由欧美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亚太地区经济高速增长首先带动了商务旅游的快速增长，各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与投入并纷纷调整旅游战略使得这一地区的旅游发展潜力逐步发挥出来并在市场份额方面与2001年之前占据第2位的美洲地区之间的差距逐渐拉大。而非洲与中东地区由于经济落后、旅游资源相对贫乏加上自然气候条件较为恶劣或种族、宗教矛盾、地区冲突不断严重制约了这两个地区的旅游发展。

1.2经济波动、政治状况、自然灾害以及疫病爆发对特定地区乃至世界旅游业的影响巨大。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多国收紧签证政策，旅客对乘飞机产生芥蒂，乘飞机旅行人数在该事件发生后大幅减少15%，国际航空业迅速恶化，进而导致饭店业等其它相关行业客源减少，旅游业遭受沉重的打击，导致2001 年世界旅游业出现负增长，美国旅游协会指出，911之后10余年，美国国际旅游收入损失约6060亿美元，美国占世界国际旅游市场份额亦由17%缩减到12.4%，其国际旅游业迟迟未能摆脱反恐安全的阴霾。至2002 年世界旅游业开始复苏性增长， 但2003年亚洲地区又遭受“非典”袭击，同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多国卷入战事，使世界入境旅游人次大幅下滑，增长率降到-1.7%，虽然到2004 年亚洲地区逐渐从“非典”中走出，旅游业快速恢复增长，这一年全球国际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达到18.7%的峰值，好景不长，2004 年12 月26 日印度洋发生9.3级大地震并引发空前大海啸，2005 年8 月横扫美国南部墨西哥湾的飓风“卡特里娜”给世界带来空前灾难并迅速波及世界旅游业，全球国际入境旅游人次急剧下滑近6个百分点，国际入境旅游收入增长率由顶点掉落至2005年的7.0%，进入2006 年以后，随着印度洋海啸、美国飓风的影响逐渐散去，世界旅游业再次快速好转，并于2007年探及第二个高峰，国际入境旅游人次和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3%和15.3%。然而，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从2007 年8 月开始迅速席卷美、欧、日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深远，许多国家经济状况急速恶化，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也同时给世界旅游业带来巨大冲击，2009年，国际入境旅游人次和收入增长率双双跌入底谷，形成了近10 年来世界旅游业的最大波动。2010年，随着各国政府积极采取各项刺激经济的措施逐步见效，全球经济逐渐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旅游业也实现较快增长，世界入境旅游人次和收入同比上年分别上升6.6和8个百分点。2011年世界旅游业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入境旅游人数较2010年增长4.4%，不过由于人均旅游支出有较大幅度增加，入境旅游收入因此上升了12%。以上是从各种因素的变化对世界旅游经济造成的影响，如果从特定地区考察，其敏感性会更加明显。比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南非世界杯足球赛，2010年泰国红衫军大规模的示威游行，2011年日本大地震与核危机都会直接影响到某个地区或国家在特定时期内旅游业的表现，有些重大事件如战争的爆发则会对特定时期的旅游业带来致命的打击，其结果可能是某段时期内旅游业完全陷入停滞状态。

2.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预测到2020年全球将有16亿人次出境旅游，亚太地区增长前景更为乐观，将接待4.17亿人次的入境旅游者，其中，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受青睐的旅游目的地，接待入境旅游者将达到1.37亿人次，占据全球入境旅游市场8.6%的份额，届时中国也将成为全球第四大客源输出国。而到2030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将达到18亿，并且大部分的增长将来自前往亚洲国家旅游的游客。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纵深发展，交通工具的不断创新，国际交往范围的逐渐扩大，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趋频繁与深化，旅游产业在带动国民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差异、促进国合作、扩大国际影响力以及提升人民生活品质、推动就业与创汇等许多方面的作用与价值将会日益凸显。

参考文献：

[1]罗明义，罗冬辉.世界旅游发展: 2010年回顾与2011年展望[J]国际旅游研究.2011.04(2）.

[2]UNWTO. Tourism Highlights 2011[Z], /facts.

第6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自2007年起，扬州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十年“运博”之花，结出累累硕果。正如外交部副部长吕国增所说，“运博会”已经成为“让世界了解扬州、让扬州走向世界”的独特窗口。

首办“运博会”

《扬州宣言》

2007年，国家文物局提出设立“大运河申遗牵头城市”的设想，并得到山东济宁和江苏扬州、无锡的积极响应，最后确定扬州为牵头城市。在外交部、文化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旅游局等部门倡导和支持下，扬州市与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PECC）合作，从当年起，每年秋季共同举办“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

那年9月26日，“首届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运河名城市长论坛”盛大开幕。

来自11个国家、38座运河城市的市长和代表们会聚一堂，共同探讨运河遗产的保护、运河名城间的交流和合作，这在世界运河城市历史上尚属首次。

时任省委书记李源潮、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外交部部长助理李辉、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联合国人居署高级顾问沈建国，英国、埃及、希腊、奥地利、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运河城市的代表，以及中国大运河沿线的北京、天津、杭州等23座城市的市长及市长代表出席开幕式。

会上通过了《世界运河城市可持续发展扬州宣言》，达成了“促进运河文化传承交流，推动运河城市和谐发展”的共识。联合国副秘书长安娜女士专门向盛会发来贺信。与会嘉宾还共同见证了“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揭牌仪式。“申遗办”的正式成立，标志着中国大运河申遗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成立“合作组织”

打造“京杭之心”

2009年9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世界运河名城市长论坛”隆重召开，17个外国运河城市、35个中国运河城市的市长或市长代表参会。本届运博会的重要成果一是由国内外运河城市市长发起、经中国政府批准的“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宣告成立，二是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永久性会址――“京杭之心”正式奠基。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是一个以文化交流为主题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该组织在尊重不同运河城市文化个性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世界运河城市互动交流，共享经济、社会、文化建设的经验，加强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运河城市共同发展。扬州代市长谢正义当选首届主席。扬州为合作组织常设机构所在地。

“京杭之心”是扬州专为世界运河城市合作交流而建造的永久性会址，会址紧邻古运河文昌大桥，总建筑高24米，面积约1.6万平方米。主要功能包括供1000人开会的阶梯性报告厅、1500平方米展厅、中、小会议厅和休息室。建成后的“京杭之心”成为扬州运河新地标、世界运河文明对话的新平台。

“世界运河大会”花落扬州

“世界运河大会”成立于1988年。第一届会议在美国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举办，曾经举办过大会的著名运河及城市有美国伊利运河，加拿大里多运河，英国伯明翰、利物浦和爱尔兰都柏林等。2010年9月20日，在美国纽约州港口城市罗切斯特开幕的“第23届世界运河大会”上，我市代表团“2012年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大会邀请”并获会议通过。

2012年9月26日，以“大运河，活态遗产”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暨第25届世界运河大会”隆重开幕，这是世界运河大会历史上首次在欧洲与北美以外的大洲举行。中国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代表、内河航道国际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等10个国际组织和23个国家的近百名国际专家出席议。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外交部部长助理张明，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江苏省省长李学勇、扬州市委书记谢正义、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卫・白灵杰等出席相关活动。

会上，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政府代表共同签署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城市联盟《关于保护大运河遗产的联合协定》。根据该协定，各城市将全面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的城市间协调与合作，进一步规范大运河遗产的保护、展示、利用、监测、管理和宣传等活动，实现大运河遗产的整体保护和永续发展，并推动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共贺“申遗”成功

共商保护大计

2014年6月22日（北京时间），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代表国际评估机构对中国大运河内涵、价值及保护管理情况、评估意见和结论进行了介绍。各成员国代表对中国大运河申遗项目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致赞同将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大会执行主席敲下象征最终决定的木槌，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列入“2014年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世界文化遗产。

同年9月26日，“第八届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在“京杭之心”开幕，这是大运河申遗成功后的首次运博会，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内河航道国际组织主卫・白灵杰，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会长唐国强等国内外嘉宾莅临大会。开幕式上，设在扬州的原“中国大运河联合申遗办公室”，正式更名为“中国大运河文化遗产管理办公室”，童明康为其揭牌。

来自16个国家运河城市的专家、学者和国际组织代表，中国大运河沿线35个城市的市长或政府代表齐聚扬州，同庆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并以“大运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的保护与利用”为主题，共商世界遗产保护大计，深化世界运河城市间的交流与合作。会上通过了《大运河遗产保护管理城市联盟章程》。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秘书处在扬启用

世界运河历史文化城市合作组织自2009年创立以来，目前拥有会员共70个。合作组织旨在“以运河为纽带，促进运河城市间经济文化交流，共享发展经验，推动互利合作，促进运河城市共同发展和繁荣”。

第7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中国国力经历了从强到弱又由弱到强的历史过程。1820年中国的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为32.4%，居世界首位；到1890年降为13.2%，1919年又降为9.1%，1952年降为5.2%。这是因为1820-195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0.22%）明显低于同期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1.62%），因而中国GDP比重占世界GDP比重明显下降；到1978年达到5.0%，这是因为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大大高于1820-1952期间的增长率，但是却低于世界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52%），因而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略有下降；1978年中国的比重不断上升，到1995年超过11%，这是因为1978-1995年期间中国GDP增长率上升为7.49%，而世界GDP增长率下降为2.7%，所以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明显上升。;

第二，中国人均GDP水平与世界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是先拉大而后迅速缩小。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89%，1890年降为50%，1919年降为36.7%，1952年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不足1/4（23.7%），1820-1952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呈负增长（为-0.08%），而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正增长（为0.92%），因而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明显扩大；1978年为22.3%，略低于1952年的水平，1952-1978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34%），略低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为2.56%），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不仅与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拉大，也与世界人均GDP水平拉大；而后迅速上升，直到1995年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的1/2（为51.1%），比1978年提高了28.8个百分点，也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1%，日本人均水平的13%，台湾的20%，南朝鲜的22%。这一时期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04%），明显高于世界人均GDP增长率（1.01%），中国人均GDP水平不仅与世界人均GDP水平差距明显缩小，而且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的相对差距也大大缩小。

第三，在世界性现代化进程中，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直到1978年以后才日益开放，加快了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过程。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的作用可以用该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来描述，中国1890年这一比重为1.7%，1913年降为1.6%，1978年降为0.8%。一个国家贸易发展水平可以用该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的百分比来衡量，中国1890年为6.5%，1952年为4.6%，1978年为3.6%。这表明中国虽然是一个人口大国，但又是一个“贸易小国”；虽然中国从50年代就开始发动工业化，但是属于典型“闭关锁国”和“自给自足”国家。1978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四个特点：一是对外贸易呈现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1978-1997年期间中国外贸总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5.6%，其中进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4.5%，出口额年平均增长率为16.7%；二是贸易增长速度超过了经济增长速度，外贸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指占GDP比重）不断上升，70年代末中国贸易依存度占GDP比重为13%，是世界上最低比率的国家之一，到1995年这一比例猛增，占GDP的30%以上；三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比重明显提高，到1995年提高到2.9%，成为世界第十大出口国，但这一比重仍太小，仅“四小龙”出口额就超过世界出口额比重10%；四是中国人均出口额提高了数十倍，1952年中国人均出口额只有1.4美元，1978年为10.1美元，1997年为122.8美元，但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仍然低下，1995年仅为13.6%。这表明对外开放的政策使中国迅速参与国际市场、国际竞争，对世界的贸易增长贡献越来越大。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还是中国人均出口额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与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相比都是太低，因此加速中国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尽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既是中国全面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也符合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长期好处将会远远超过短期的开放调整代价。如果中国人均出口额接近或达到世界人均水平1/2，则中国出口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至少达到1/10以上。

第四，中国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人文指标的相对差距。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人类的生活质量，经济的迅速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幅度提高，促进了中国人口生活质量的明显变化，人们寿命延长了，识字率上升，吃得更好，居住条件改善，尽管这些变化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表现出不平衡特征。从人口出生率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出生率高达37.0‰，1978年降为18.25‰，1995年降为17.12‰；从人口预期寿命来看，1952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8岁，1978年达到64岁，1995年接近70岁；从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看，1952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年限1.70年，1978年上升为5.33年，1995年为8.93年（麦迪逊的计算结果高于

的计算结果），高于同期印度5.55年，但比法国50年代初期低，法国50年代是9.6年，德国是10.4年，美国是11.3年，英国是10.8年。经济增长与人类生活质量改善是一个相互促进和过程，人口健康素质越好，受教育水平越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第五，改革以来，中国各类生产要素增长及其配置市场化程度增强有助于加速中国的快速增长。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类要素指标看，按两个不同时期：1952-1978年期间与1978-1995年期间相比，中国总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由2.20%下降为1.37%；劳动投入增长率略有提高，由2.57%提高到2.62%；资本投入增长率略有上升，非居民投资（non-residentialcapital）增长率由7.57%提高到8.80%；农地（farmland）无增长，由0.47%下降到0%；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增长率由负变正，由-0.78%提高到2.23%。这表明，改革以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不断增强，改善了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也有了明显的提高，1952-1978年期间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1.78%，1978-1995年期间上升为4.74%；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一直呈负增长，1952-1978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2.95%，1978-1995年期间为-1.21%。

通过国际比较表明，1978-1995年期间中国实现经济起飞的过程更类似于日本和韩国在1952-1978年期间经历的经济起飞情形。人口增长率明显下降，中国为1.3%，日本为1.1%，韩国为2.26%；相对高的劳动投入增长，中国为8.86%，日本为9.57%，韩国为8.49%；农地（farmland）无增长或负增长，中国为0.00%，日本为-0.12%，韩国为0.46%；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明显提高，中国为2.23%，日本为3.74%，韩国为1.84%；出口额增长率大幅度增长，中国为13.5%，日本为13.17%，韩国为26.09%；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呈高增长，但资本生产率呈负增长，人均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如果说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日本和韩国成功地追赶了美国，则在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成功地在追赶美国、日本和韩国。

上述数据表明，中国在历史上既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又是一个人均收入相对较高的国家，但它在全球性工业化历史进程中大大落伍了，到本世纪中叶已沦为世界上最贫穷的人口大国。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尽管中国已经开始发动工业化，经济增长速度比较高，但这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率高于中国经济增长率，因而中国占世界GDP总量比重不仅没有上升反略有下降，中国人均GDP相对于世界人均水平也是没有上升略有下降。1978年以后，改革与开放使中国经济增长率明显提高，而同期世界经济增长率又明显下降，出现了中国迅速追赶世界平均水平与发达国家水平的新现象。这是一个全面追赶的过程，既包括经济总量，也包括经济个量；既包括经济发展水平，也包括社会发展水平。上世纪美国追赶英国、本世纪二次大战之后日本追赶美国、“四小龙”追赶发达国家都相继成功了。同样，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正在成功地追赶上来。迄今为止，尽管她尚未完成这一追赶过程，但是她对人类发展的推动、对国际贸易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大。

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

中国走向21世纪的过程，就是从世界经济大国走向世界经济强国的过程。今后中国还会加快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迅速赶上，并在下世纪初期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下介绍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趋势的几种预测和估计。

1995年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预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3-10.2%。2000-2010年期间为8.0-8.7%；2010-2020年期间为7.0-7.8%。

按底线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100美元；1994-2015年平均年增长率为7.6%，预计到2015年左右，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但是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4。按上限方案预测，1994年中国人均GDP为2510美元；1994-2015年期间平均增长率为8.1%，中国将于2010年左右GDP总量超过美国，中国人均GDP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4。

1996年美国兰德公司对中国1994-2015年的长期趋势作了预测。他们对中国人均GDP美元值（按PPP方法计算）的初始值估计过高，既1994年为420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GDP水平的16.3%；他们对未来时期中国GDP平均增长率估计又过低，在最好情况下仅为4.9%。按上述假设条件，他们预测到200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到2010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10%，到2015年相当于美国GDP总量的127%，到2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2.1%，到2010年上升为25.6%，到2015年上升为28.9%。

1997年世界银行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的报告，假设今后十年中国国内储蓄率从40%左右逐渐减少到35%，同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略微下降到每年1.5%。在这些假设条件下，1995-2000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4%，而后GDP增长速度随时间推移将减缓，从目前的9-10%，幅度减到2020年的5%。世界银行专家认为有三种力量会造成今后中国GDP增长率有所下降：一是人口因素，即总人口增长率减慢，劳动年龄人口到2020年不再增长；二是随着资本积累，报酬收益递减的经济法则起作用；三是随着经济成熟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结构变革为增长所提供的动力日益减小，包括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配置收益越来越小。该报告预测中国与其他国家缩小了技术差距，其技术进步的势头将趋于减慢。中国的GDP在2020年大大超过美国。根据世界银行对中国1995年人均GDP的估计为290美元，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接近现葡萄牙的人均水平，相当于美国现在人均水平的一半。此外该报告还预测到2020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第二大进口国和出口国；其居民购买力可能会超过整个欧洲；在世界金融市场上，作为资本的提供者和使用者，中国可以和大多数工业国家竞争。

1997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的《崛起的亚洲》报告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作了三种可能的估计：一是乐观方案，中国将继续进行经济改革，生产力和资本形成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6.6%；二是悲观方案，中国未进行必要的改革，行业瓶颈将制约整个经济增长，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为4.4%；三是基本方案，假设中国仍保持1995年自然和政治条件不变，1995-2025年期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6.05%，大大高于东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2.8%），略高于东南亚地区人均GDP增长率（为4.5%）。在这一持续性高速增长过程中，中国人均GDP相对于美国人均GDP水平迅速缩小，由1965年的3.2%，提高到1995年的10.8%，到2025年又上升为38.2%。

1998年麦迪逊对中国的未来作出了自认为相当保守的估计。他基本假设条件如下：第一，劳动投入增长相对缓慢，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也有所下降；第二，教育水平增长速度有所放慢；第三，人均资本存量增长速度不会超过5%；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也会有所放慢。在上述假设情况下，他预测1995-2010年期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由1978-1995年期间的7.5%下降为5.5%，人均GDP增长率大约由6.04%下降为4.5%。既使在这种假设条件下预测，按PPP法计算，到2015年中国的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约占世界GDP总量的17%，比1995年提高了近6个百分点；由于中国总人口规模大，那时人均GDP的水平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是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的1/5，属于中等收入国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大，将在世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无论那一种长期预测都表明，如果中国不出现社会动乱、国家分裂和重大经济决策失误，在下世纪初期的10-20年间中国GDP总量将超过美国应当是可预期的发展结果。这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后起的工业化国家仅经历了20年的改革开放，就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水平的相对差距。如果我们再能够保持这样的增长趋势的话，20年后中国GDP总量将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水平，中国的贸易总量将略低于美国贸易总量，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空前发展将成为跨世纪的世界性重大事件，并将对世界的发展与和平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期前景

1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各国在贸易、直接投资、金融等方面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以及信息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一个国家产生的危机会改变本地区其他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特别是通过货币危机传导；一个国家的经济萧条会减少其他国家的出口需求；一个国家的币值贬值会增加其他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亚洲金融危机从经济增长、国际贸易、金融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对整个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同时也对中国产生愈来愈大的负面影响。

第一东亚和世界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直到2000年以后才能有所复苏。据世界银行1998年10月报告，1991-1997年期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2.3%，1997年为3.2%，1998年下降为1.8%，比上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为1.9%，2000年为2.7%；东亚和太平洋地区1991-1997年期间经济增长率为9.9%，1997年为7.1%，1998年降为-1.8%，而后将逐渐恢复。其中1998年该地区13个国家和地区中，有7个国家和地区出现负增长，从-0.4%至-15.0%，而中国经济增长最高，为7.8%，但是明显低于前几年的记录。引起1998年世界经济增长率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一是日本和东亚危机国为负贡献，分别为-0.4%和-0.3%，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下降0.7个百分点；二是美国、中国和拉丁美洲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呈现正贡献，但均下降了0.1%，合计使世界经济增长率比上年下降0.3个百分点。预计1999年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贡献比上年又下降0.4个百分点，拉丁美洲也下降0.1个百分点，日本和东亚危机国开始复苏，其贡献率为零，即中性作用，而中国的贡献可提0.1个百分点，为0.3%。

第二通过恶性竞争和大幅度贬值产出影响。东亚地区各国的出口依赖程度明显高于与世界出口市场的程度，这表明，在本地区各国之间的竞争性要高于各国与其他地区之间的竞争性。从1997年6月至1998年8月28日，印度尼西亚币值贬值了76%，南韩贬值了34%，马来西亚贬值40%，菲律宾贬值了40%，泰国贬值43%，俄罗斯贬值了52%。这些周边国家币值大幅度贬值，而中国人民币不仅没有贬值却有所升值，这势必影响今后中国出口竞争力；同时其它周边国家由于币值贬值，按美元计算的资产价格下降，在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方面比中国具有较强竞争优势。例如，到1998年8月美国在亚洲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80亿美元，相当于上年同期的2倍之多。

第三通过贸易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全球进出口贸易增长，对危机爆发国家影响最大，也对与这些国家贸易的国家产生间接影响。据世界贸易组织（WTO）估计，1998年世界贸易增长率仅为4-5%，大大低于1997年的9.5%。据世界银行估计，世界出口额8.8%下降为5.8%。这次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内需停滞，进口大幅度减少，东亚地区危机国家进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3.0%，下降为1998年的-17.0%，日本由1.7%下降为-7.5%。为了应付危机，东亚地区政府都采取了控制需求的措施，企业因巨额债务负担而缩小开支，银行因危机中发生混乱难以开设进口信用，不良债权庞大也阻碍了内需扩大，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增长均在不同程度的下降，美国出口额增长率由1997年的15.4%下降为1998年的2.3%，欧盟15国由9.6%下降为6.3%，日本由11.8%下降为-1.5%。1997年中国出口额增长率为20.5%，净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约在1/5。1998年年初政府提出实现10%的出口增长目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影响估计不足。当年1-11月份出口增长率下降至0.2%，近几个月来出口额连续出现负增长，其中10月份为-17.2%，主要是因为东亚地区的出口大幅度下降所致，1-11月份的亚洲地区出口额增长率为-9.6%。据世界银行预计，1999年世界出口增长率为5.3%，2000年为6.3%，世界进口增长率分别为5.8%和6.4%。在这一国际贸易环境下，1999年中国出口额增长可能会出现负增长。从国内需求增长率看，实际上从1998年下半年已呈扩张趋势，1999年会比上年有所提高，担受出口需求下降的负面影响，使实际GDP增长率下降约1个百分点左右；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出口企业经济效益，间接影响就业增长。

第四通过外国直接投资产生影响。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报告，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直接投资从流入亚洲地区转向欧洲和美国，全年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总额约1400亿美元，其中私人资本的流量下降了7.1%，仅对亚洲新兴市场的流入就下降了14%左右。预计今后还会有所下降。此外占中国外资比重较高的来自东南亚、东亚和香港等地的外商直接投资额大幅度下降。1998年合同投资额（contractual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13.4%，实际利用投资额（actuallyutilizedinvestment）比上年下降了9.27%，预计今年还会继续下降。

第五通过全球性通货紧缩产生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深化不仅使世界经济增长率减速，而且使国际市场各类非能源产品、能源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据世界银行统计，非能源产品价格指数增长率由1997年2.2%变为1998年的-15.7%，其中农产品由2.6%变为-16.5%，金属和矿产品由-10.5%进一步下降为-24.1%，化肥由1.2%变为-15.4%；能源产品由-6.9%，进一步下降为-28.5%。国际市场原油价格1997年为每桶20美元左右，现已降至12年来最低点，跌破每桶10美元大关。东亚地区是原油和农矿原料最大进口区，其经济严重衰退，需求疲软是使农矿产品价格暴跌的主要原因。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英国《经济学家》商品价格指数下降了30%。从深层次看，全球许多工业面临生产能力过剩，同存有严重问题的银行一样，大概是亚洲危机的根源。全球性通货紧缩从外部环境使1997年开始出现的持续的国内通货紧缩“雪上加霜”，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国内煤炭工业、石油工业、钢铁工业、有色工业以及农业部门，影响了中国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

从今后来看，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济危机作为外部冲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将越来越深刻，我们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不容忽视的潜在或显性因素，做出现最坏情形的打算为好.

2国内形势面临的挑战

从1993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适度从紧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的控制高通胀率，由1994年21.4%的高通胀率下降为1997年的0.8%，接近零通胀率，首次成功实现了宏观经济“软着陆”，但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以及各种长期积累矛盾的作用，从1997年以来，国内经济形势面临严峻的挑战。

第一经济增长率不断下滑，已低于潜在产出水平。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指实际产出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自然经济增长率又称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通货膨胀度等于常数——既不趋于加速、也不趋于减速的情况下的真实经济增长率。从历史数据看，8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为9.5%，90年代上半期上升为10.9%，但是90年代下半期这一增长趋势有所下降，在8-9%之间。从1997年一季度GDP增长率为9.6%到1998年一季度下降为7.2%，第二季度又进一步降为6.8%，直到第三季度才提高为7.6%，第四季度又上升为9.0%，其意味着改革以来第四次经济周期（长达八年）的结束，开始进入了第五次经济周期的扩张期。从年度数据看，1997年GDP增长率为8.8%，1998年为7.8%，“产出缺口”由正变负，略低于这一时期GDP的增长趋势。

从1978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前所未有的高增长过程，现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和调整期。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增长率相对下降，呈现结构调整特征，即从总量扩张导向增长转向结构调整导向增长，从供给要素推动增长转向需求要素拉动增长，从以工业主导带动增长转向由工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增长，从投资主导刺激增长转向投资和消费共同刺激增长。相对于世界和其他国家同期增长纪录，其增长率仍居世界前列，仍呈现高速增长特征，中国仍保持较高的国内储蓄率，FDI投资增长趋缓，但仍是世界第二大吸引FDI国，固定资产投资仍然是增长的动力，具有大国优势，有助于扩大国内需求。因此，1999年和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虽难以获得1991-1995年期间的两位数增长率，但也不会出现周边国家那样的负增长或低增长，预计有望达到7-8%的增长率。如果出口额呈正增长，则GDP增长率可能为8%或以上；如果出口额呈负增长，GDP增长率可能为7%或以下；如果出口额增长率为百分之零左右，可能在7.5%左右。中国政府1999年经济增长率目标在7%左右，但这已不是指令性计划指标，而是一个指导性指标。1998年投资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大于消费的贡献率。1997年8.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为2.2%，消费增长为4.9%，净出口增长为1.7%，它们对GDP增长贡献率投资占25.2%，消费占55.5%，净出口占19.1%。1998年7.8%GDP增长率中，投资增长率为4.7%，消费增长率为3.1%，它们对GDP增长率的贡献率分别为60%和40%，净出口几乎无贡献。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明显增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5%，其中国有单位投资增长率为20%，今明年两年还会有所上升。当前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不足。从1994年以来，各类消费增长率都在大幅度下降，按现价计算，到1997年农村消费额增长率由33%下降到6.5%，城镇消费额增长率由37.4%下降到11.2%，政府消费额增长率由33.0%下降至10.2%。消费增长率下降已成为制约GDP增长的主要因素。扩大和满足消费需求既是经济增长的目的、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今后看，中国应从投资拉动为主转向扩大投资、刺激消费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由于消费额占GDP比重近60%，因此只有有效地扩大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特别是扩大和刺激9亿多农民消费需求，应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长久之计。

第二中国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商品市场供过于求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改革以来中国工业生产能力空前提高。按不变价格计算，1978-1997年期间工业附加值增长了7.6倍；1978年时中国工业部门净资产为2000多亿元，到1997年上升为4万亿元。《国际先驱论坛报》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生产能力过剩的排行榜上居首位，几乎主要的商品供应都大大超过了需求。而生产能力过剩同样对中国经济和贸易构成新的威胁。根据中国国内贸易局商业统计信息管理办公室对全国600多种主要商品的市场供求分析，1998年初调查约有25%的商口供过于求，5月份调查约有27.4%的商品供过于求，1999年初约有2/3的商品供过于求，例如，纺织品、日用百货商品供过于求的比例为100%，电器、交电商品、化工商品供过于求超过90%，此外农副特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过于求的比重也明显上升,其余1/3的商品是供求平衡,只有一种粮油商品供不应求。制造业生产能力过剩，是多年来这些行业过度投资、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后果。它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结构性竞争日益突出，而现存的经济结构既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也不适应国际市场竞争挑战。

因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零售业、餐饮业之外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仍然保留排队现象，国有经济部门高度垄断的格局没有打破，特别是银行业、电信服务业、高等教育、医疗保健、电视与电影、科研和技术服务业等。这既人为地压抑了居民消费，又减小了这些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

第三通货紧缩越来越明显，严重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从经济学看，产出缺口的变化直接影响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方向。当实际产出高于潜在产出（产出缺口为正）时，通货膨胀一般呈加速上升；当产出缺口为负时，即实际产出低于潜在产出，则通货膨胀呈加速下降。从1997年10月以后，社会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一直持续负增长，到1998年为-2.6%，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0.8%，其中食品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3.2%，交通、通讯工具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为-4.2%。改革以来，中国始终面临着高通胀威胁，而今却第一次面临通货紧缩的威胁。如果说通货膨胀直接损害广大消费者利益的话，那么通货紧缩则直接打击生产者。从大多数消费者角度看，物价下跌是一个好现象，但商品和服务价格持续性下跌迫使企业被迫削减开支，减少供给，过度竞争，降价倾消，调低工资，增加失业，而且形成恶性循环，生产能力愈是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就越大，工资收入提高越慢，下岗人员明显增多，这反过来又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在供过于求和价格下跌的情况下，抑制通货紧缩的主要办法是关闭效率低下、质量低下、商品过时、污染严重、持续亏损的企业。例如，1998年国有重点煤炭企业累计亏损37亿元，亏损面达81%，予计1999年下岗职工240万人，关闭各类小煤矿2.58万处，压产2.5亿吨，煤炭生产比1996年将减少近3亿吨。1998年纺织业淘汰512万棉纺绽，分流安置66万名下岗职工，1999年准备计划压绽438万，减员110万人。此外，冶金、森工、军工、石油等生产能力过剩的行业，亦将大量裁减工人，进一步压缩生产产量。

第四城镇失业人口急剧增加，创建国以来最高记录。首先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迅速上升，由1993年的420万人升至1998年的620万，增长47.6%；其次是下岗职工大幅度增加由，1993年的300万人，升至1997年的1435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929万人，

估计1998年将在1700-1800万人之间，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200万人；下岗失业人员由1993年的120-180万人，上升至1998年860-960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约610万人；1998年农民工进入城镇的失业人口约80万人，估计其失业率为1.5%；1993年中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为540-600万人，1997年上升为1300-1500万人，真实失业率为6.8-7.8%；

估计1998年全国城镇失业人口约为1540-1640万人，真实失业率约7.9-8.5%，成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突发性失业高峰。90年代以来，农业部门就业增长下降了10%，第二产业增加了20%，服务业增加了55%，成为中国就业增长的主要渠道；城镇就业增长了21.6%，其中城镇集体经济下降近20%，国有经济是先上升、而后有所下降，而其它经济（私营企业、个体经济和三资企业等）则增长了130%，成为中国城镇就业增长的渠道。

高失业不仅已经成为全国经济社会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也成为各地区最突出的经济发展问题和社会稳定问题。全国城镇实际失业人口规模最多的地区是辽宁，为96.0万人，其次是黑龙江为81.0万人，河南为72.8万人，湖南为76.9万人，湖北为67.1万人，山东为66.8万人，四川为64.6万人；重庆在四个直辖市中实际失业人数最多，为26.6万人，而北京只有6.5万人，天津为9.2万人，这是因为这两个市上报的下岗未就业人员数太低所致。

中西部地区城镇真实失业率普遍高于沿海地区的水平。青海城镇失业率居全国首位，为11.5%，其次是陕西为11.4%，贵州为10.5%，吉林为9.3%，湖南为9.0%。福建为4.0%，广东为4.8%，上海为4.9%，北京为1.4%，天津为2.8%，最高地区与最低地区相差近10个百分点。这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仅表现为人均GDP水平与增长率差异甚大，而且各地真实失业率水平差异甚大。中国进入高失业阶段的地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中西部地区处于高失业率水平。

第五国有企业改革越来越困难，亏损额愈来愈大，利润额愈来愈高少，并出现了巨额净亏损。国有企业乃至整个国有经济既不适应国内市场竞争，也不适应国际竞争，这是多年积累的深层资机制性矛盾，并已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1994年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亏损额达483亿元，利润额为829亿元，净利润额365亿元。1997年亏损总额上升了一倍，为831亿元，而利润额却下降了一半，为428亿元，净亏损额为403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对5.8万家国有企业亏损额合计为近千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7%,其中大中型企业增长30.4%。若考虑到利润额逐年下降，估计1998年净亏损额约700亿元。

国有企业投资利润率大幅度下降。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润率为3.2%，到1997年下降为0.9%；1990年国有企业资金利率为投资利润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从各种经济类型劳动生产率增长指数看，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1-1997年期间，国有工业企业增长了59%，以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增长了114%；从各种经济类型比较劳动生产率看，1985年其他经济与国有企业之比为1.5:1，1991年为2.1:1，1997年为2.8:1。这说明从总体上看，国有企业已无法与外资企业为主的其他经济企业竞争，出现了此消彼长的过程。因此，能否在三年内实现国企改革的目标（中国中央政府的政治承诺）是令人怀疑的。

参考文献：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机遇与挑战：中国走向21世纪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和基本发展战略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WorldBank,1997,China2020:DevelopmentChallengesintheNewCentury,TheWorldBank.AsiaDevelopmentBank,1997,EmergingAsia:ChangeandChallenge,TheAsiaDevelopment.AngusMaddson,1998.WorldBank,1998.GlobalEconomicProspectsandthe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

新华社，北京，1998年12月10日、1999年1月22日电。

《国际先驱论坛报》，1999年1月30日。

《中国经济时报》，1999年2月4日。

第8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从历史上说，“秒”的概念与地球运动周期的时标密切相关，因此它来源于天文学的概念。在原子秒出现以前，总是先定义时标再定义秒；而原子秒的初始定义本身是与天文历书时标有关的，但它先定义原子秒，再定义原子时，并与世界时相协调。闰秒是原子时和世界时相协调的结果。为了了解什么是协调世界时和闰秒，必须先了解天文时和原子时是什么。

世界时的平太阳日及平太阳秒

1820年，法国正式提出秒长的定义：全年中所有真太阳日（太阳连续两次上中天的时间间隔，它并不总是相等）的和，除以365后，就得到一个平均太阳日，通常称为“平太阳日”，把它等分为86400份，每份即为一秒。1886年，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同意用美国科学家纽康的研究结果定义平太阳日，那么它的1/86400就是1平太阳时秒。之后，又规定在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本初子午线（零经度子午线）测得并由平子夜起算的平太阳时叫做“世界时”，记为UT（Universal Time）。

1960年以前，时间单位的秒长一直使用平太阳时秒长。把直接测定的世界时记为UT0。只要知道某一个观测点的精确经度值，就可把直接测得的地方平时换算成世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天文观测发现并证实了地球自转轴的指向会随时间有微小的变化。自转轴的摆动又使地球表面的地极有相应的移动，天文上称为“极移”。它会造成地球任何地点的经、纬度值发生变动。这样就会造成不同点的观测者观测得到的地方平时归算为世界时（标准时），结果会有差异。加上极移改正后的世界时称为UT1。

1891年，美国天文学家S.C.Chandler指出：极移主要包括两个周期部分，即约14个月的周期摆动，和周年、半年、半月等周期变化。后来还发现一些随机性的变化，如海啸、飓风、地震等的影响。综合以上因素引起的极移变化范围小于±0.4角秒。20世纪初，又发现地球自转速率的不均匀性，这是天文测量上的重大发现之一。至今，地球自转速率的变化机理并未十分清楚，并很难用一个数学模型来精确表达。由于日、地、月互相吸引，潮汐摩擦等引起的这种长期变化导致在一世纪中平均日长约增加1.6毫秒。季节性变化的改正加上UT1称为UT2。

一年中季节性日常变化的平均值约±1毫秒，并且还有随机的不规则变化。从1820年到1960年采用的时间标准是世界时UT，其稳定度可达10—7。

历书时及历书秒

以地球绕太阳公转为基础的研究结果产生了历书时（ET）和历书时秒。

在1956年国际计量委员会（CIPM）给出历书时秒的定义：1900年初，太阳几何平黄经等于279°41′48″，04的瞬间为历书时1900年1月0日12h.0正。历元1900年1月0日历书时12h.0正瞬间的回归年长度的1/31556925.9747为一个历书时秒。这样定义的时间测量系统被称为历书时，简称为ET（Ephemeris Time），其准确度达10—9。1960年，国际计量大会（CGPM）采纳了这一定义，并决定从1960年起使用历书时，直到1967年。

原子时和原子秒

对于如何利用原子跃迁现象实现对频率的精细控制，科学家们及各方面工程技术人员付出了艰辛努力。1936年美国人拉比（I·Rabi）在提出原子束谐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多次相关实验后，发明了利用原子跃迂实现频率控制的新技术。他因此荣获194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国标准局在1948年研制成功第一台氨分子钟。1955年，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研制成功第一台铯束原子频率标准钟，开创了实用原子钟的新时代。在第一台原子钟研制成功后，美国海军天文台的W·Markowitz等人用历书时秒测定铯束振荡器的频率值。根据1955年至1958年问的测量结果得到，在1个历书时秒长的间隔期间，铯束振荡器的频率值为9192631770±20赫兹。

于是，在1967年10月举行的第十三届国际计量大会（CGPM）上通过了原子时秒长的定义：“位于海平面上的铯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级问在零磁场中跃迁辐射振荡9192631770周所持续的时间为一个原子时秒。”

原子时秒的定义标志着时间标准计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的开端和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定义原子时（AT，Atomic Time）的同时，规定世界时1958年1月1日0时的瞬间为原子时的时刻历元。即在那一瞬间原子时和世界时的时刻相差为0。此后便由原子钟独立运行积累原子时。

当时，虽然这样做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操作起来在技术上十分困难。所以当时原子时并未调整到同世界时完全一致，结果发现两者相差0.0039秒。这一差值只能作为历史事实被保留下来。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地方原子时达到的指标是：频率准确度约为5×10—13，频率稳定度优于10—13。本地协调世界时与国际协调世界时之间的偏差已控制在±50纳秒以内，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国际原子时和协调世界时

为了把各地方实验室的地方原子时的标准时间统一起来，获取一个具有权威性的，比任何一个地方原子时更加准确、稳定的时间基准，1971年10月CGPM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原子时的决议：国际原子时（TAI）是由设在法国巴黎的国际时间局（BIH）负责的，根据各地方实验室按照国际单位制系统时间单位秒的定义运行的原子钟数据进行综合，经一定程序、算法处理后建立的国际原子时尺度，并于1973年开始工作。但国际原子时（TAI）不是实时原子时（又称纸面时间）。目前，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多个实验室约300多台原子钟参加国际原子时的国际合作。近年来，国际原子时的准确度和稳定度进入了1×10—14量级。

闰秒

从1972年起，计时规则中又有了“闰秒”的规定。闰秒的目的是为了协调原子时（AT）同世界时（UT）之间的关系。协调世界时（UTC）实际上是由原子钟产生的时间尺度（闰秒除外）。我们知道，原子时是由原子钟提供的，它的秒长十分均匀，但它的时刻没有实际的物理意义；而世界时恰好相反，它的秒长不固定，均匀性差，但它的时刻对应于太阳在天空中的特定位置，反映地球在旋转时地轴方位的变化，这不仅同人类的日常活动密切相关，而且在地面、空间定位测量，航天器和舰船的导航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因为，在导航定位、天文大地测量和深空探测等领域，仍需要知道任一瞬间地球自转轴在空间的角位置，即世界时时刻。地球上的人类根本就离不开与天文、航天、航海等密切相关的世界时。

所以，必须在世界时和原子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办法：既保持原子时尺度高度均匀、准确的优势，又能反映地球自转的变化。这种时号以原子时的定义为基础，在时刻上尽量靠近世界时。这就是说，“地球钟”不能随便拨动，只好拨动原子钟，让它主动接近“地球钟”。协调世界时实际上是原子时秒长与世界时时刻相互协调的产物。当协调世界时和世界时的偏离超过0.7秒的规定值时（1994年以后是大于0.9秒），可采用加减“闰秒”的方法来修正偏离值。

协调世界时的具体协调办法分两个发展时期。第一时期为1961年～1971年。协调世界时以两种改正量为基础。这两种改正量都是依据需要由国际时间局经协调后的，其要点是：（1）对钟的基本速率实行调偏。调偏值至少一年中不变。（2）引进0.1秒的时间阶跃。规定需要时在每月的第一天0时，世界时可对钟进行时刻阶跃调整，阶跃值为0.1秒，以使原子时和世界时的差值不超过0.1秒。第二时期，国际无线电咨询委员会（CCIR）在1971年又决定新的实施细则，规定从世界时1972年1月0日0时起，采用新的协调世界时尺度和闰秒方法。要点是：（1）相对于原子时，协调世界时的基本速率不再调偏，即后者的秒长与前者的秒长一致。（2）当原子时与世界时的时刻差达到0.7秒时，可以对协调世界时的时号发授时刻实施一个整秒的阶跃。阶跃的这一秒称为“闰秒”（地球自转速率变化是闰秒的原因）。凡增加一秒（即推迟一秒）称为正闰秒；减少一秒（即提前一秒）称为负闰秒。（3）规定实施闰秒时间在12月31日和6月30日世界协调时的最后一秒上进行。CCIR于1994年通过协调世界时修订方案：（1）协调世界时时刻与世界时的时刻保持在0.9秒以内；（2）3月31日和9月30日最后一秒作为闰秒的候选日期。

从上述规定可知，协调世界时有两个特征：秒长与原子时秒长一样；时刻与世界时相差小于1秒。这样，即满足了对秒长频率高准确、稳定的需求，又兼顾了对世界时时刻误差小于1秒的一般要求。根据国际规定，各地方实验室产生的本地协调世界时用UTC（K）表示，K为实验室缩写符号，它们各自独立运行。本地协调世界时需要由授时台发播，提供给各应用部门使用。因此，各地方的本地协调世界时必须有实时钟（一般最少有三台原子钟守时）。国际电联要求各实验室的本地协调世界时与国际时间局相差0.1微秒以内。这样，能保证世界各地的本地协调世界时能提供同步精度小于0.1微秒的授时服务。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本地协调世界时与协调世界时的偏差已控制在±50纳秒以内。

协调世界时的闰秒实施日期由国际时间局决定，并提前至少8周公布。然而在另一方面，闰秒这种方法也是有缺点的，它有时会彻底搅乱计时服务系统的连续工作。所以，目前全球要求取消闰秒的呼声也时有所闻。

闰秒的广泛影响

自1971年首次增加闰秒以来，协调世界时已经增加了24个闰秒。一秒钟的时间，看似短暂，为什么授时工作者要和它锱铢必较呢？事实上，从1958年“原子时”诞生至今，它和世界时之间已累计差了30多秒，也就是说，地球自转已经慢了半分钟左右。长此以往，5000年后，两者之间将相差超过1小时。在协调世界时中增加一秒，虽然对于人们的日常活动影响不大，但却绝非毫无意义。

在天文学的高精度观测实验中，在守时方面要求很高的准确度和稳定度，以进行天体角度、距离、速度和时间的高精度测量，如甚长基线干涉仪、深空探测的高精度跟踪导航定位系统、引力波监测及毫秒脉冲星脉冲到达时间的测量等等。其中在毫秒脉冲星的观测中，3纳秒的时间误差就将导致近1米的距离测量误差。这就对原子频标的准确度和稳定度提出10—15量级的苛刻要求。但目前只有优质铯喷泉和氢脉泽才能达到这样的精度。

为了实现对导弹、航天器的精确测量和控制，对时间系统的同步精度要求愈来愈高。对于导弹发射、航天活动来说，准确的发射时刻（零时刻发射）十分重要。一秒钟的时间，航天器、导弹等的飞行距离可达7千米以上。航天试验、测量中所有重要事件的发生时刻都离不开高精度时间同步系统，如射前、射后时间，火箭发动机的点火、关机时间，多级火箭的分离时间，入轨时间及航天器回收制动火箭点火时间等等，都需要对时间统一系统提供准确的时刻标志。

第9篇：长大以后的世界范文

前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简要回顾

原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1925年提出的经济长波理论，把经济长波分为上升期和下降期两个阶段，每一阶段分别为2030年。尽管此后长波理论各学派对经济长波不同阶段的划分及其作用有不同的观点，但从18世纪末以来出现的四次经济长波中我们可以发现历次经济长波上升期都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第一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795至1825年。在此次上升期中，发端于英国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基础技术创新，推动了纺织和运输等新兴产业的出现，在这些新兴产业中纺织业增长最快，成为当时最为成熟的产业。由于生产力变革首先发生于英国，英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迅速成为当时的世界经济中心。

第二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出现在1850至1873年。冶金技术的发明和应用使当时的英国率先进入钢铁时代，钢铁制造业的比重大幅攀升，成为推动当时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行业。随着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进一步调整，产业现代化运动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一些经济发展缓慢的国家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在这次上升期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国，其经济实力接近并超过英国，世界经济重心由英国向美国转移，世界经济格局也由此发生重大转变。

第三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出现在1890至1913年。电气、汽车制造等技术的创新不仅使电气、汽车和化学工业快速发展，而且也推动了工业化国家产业的升级，并最终把汽车工业培育成当时的主要产业。产业结构变化导致企业组织形式发生改变，垄断财团成为当时企业主要的组织形式，垄断财团的出现标志西方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美国最早进入私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心。在美国经济发展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技术和产业向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国家的转移，加拿大、日本和德国等欧洲国家也进入资本主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发展时期。

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发生在1945至1973年。这一时期科技创新来源于更多的领域，电子计算机、生物、航天和新材料等领域新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促进产业结构更加优化，产品向“高、精、尖”和“轻、小、薄”方向发展。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相继进入国家垄断时，世界经济重心也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日、欧”三足鼎立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走上经济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同时，根据此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特点，适时地制定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腾飞，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尽管在历次经济长波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进入上升期的起点不尽相同，但那些在经济长波中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能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本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条件，适时地调整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只有那些对本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适时调整的国家，才能抓住技术国际移转、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的机遇，加快本国生产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创新，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的跨越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历次经济长波中只有少数国家才能利用经济长波中的有利国际经济环境推动本国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正逐步形成

尽管学术界对第四次世界经济长波终点和第五次经济长波起点的时间尚有争议，但我们认为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应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也就是说21世纪头20年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

第一，从世界经济增长变化的时间来看，20世纪90年代末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世界经济自1973年以来遭遇一系列事件，如经济“滞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拉丁美洲债务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破灭、集团解体等的冲击后，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经济停滞、80年代的低速经济增长和90年代初的世界性经济衰退，低速增长的时间已持续20多年，这个时间数字和长波下降期的时间数字基本相符，过去的20多年可以认为是第四次经济长波的下降期。但随着美国“新经济”的出现，世界经济的总体发展逐渐好转，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应该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转折期，即第五次经济长波的起始时期。

第二，生产技术和经济制度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生的一系列改变，为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智能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为代表的新一轮基础技术创新，导致了一大批新兴产业部门的出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国际转移的速度日益加快，与之相适应，企业组织形式也发生重大变化，跨国公司战略联盟等跨国垄断集团成为企业生产组织和管理的重要形式。跨国垄断集团的产生使西方国家进入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特别是基础技术创新“领头羊”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经济霸权”，并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依托，以全球为资源、生产和销售地点，进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配置，从而推动长达近120个月的“新经济”增长，引发了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

第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关系的逐步改善，为技术和产业的国际转移带动世界经济发展提供了便利。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的推行，国际经济交往的壁垒不断撤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日渐完善，对国际经济关系的协调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市场经济制度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协调制度的健全为经济长波的国际传递，特别是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提供了条件，也为其他国家利用技术的国际转移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重新调整机遇来发展经济提供了基础。

第四，从世界经济增长的现实和趋势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已初现端倪。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1996年到2000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分别为4.1%，4.3%，4.6%，5%和4.7%，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增长相对平缓的时期。虽然2001年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性衰退”，增长率为2.2%，但2002年世界经济又有所恢复，增长率达到2.8%，2003年经济增长达到3.8%，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上升到4.1%，世界银行认为2004至2008年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可望达到3.2%，以上这些数据表明世界经济长波的上升期已在逐步形成。

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战略机遇

21世纪头20年既是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随着新技术的产业化和技术国际转移的加速，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空间布局将会重新调整，这些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

第一，为我国引进技术和大力发展生产力提供了新机遇。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处于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基础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智能信息技术和生物工程技术等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技术首先在一国发明和应用，但随着技术产业化的成熟和产品的标准化，这些技术逐步通过国际技术贸易或国际投资转移到其他经济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为我国充分利用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提供了重要战略机遇。

第二，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换代提供了有利时机。当技术发达国家新兴产业发展成熟而行业利润不断下降时，这些国家为了保持行业的高利润就会进行产业国际转移，在世界范围内对产业空间布局进行重新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和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世界产业结构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对我国国内企业利用本土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过程或生产环节，提高我国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提供了契机。

第三，为我国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示范作用。在历次经济长波中一些国家之所以能抓住上升期所提供的机遇，原因之一就是它们能在生产关系上作出适当的调整，从而保持新生产力的活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这次经济长波上升期中，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和企业组织结构的变化与调整，对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组织（如公司治理结构）设计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第四，为我国进一步利用经济长波上升期所导致的世界经济重心转移而带来的区位优势提供了机遇。20世纪80年代亚太地区就进入了经济持续高涨时期，尤其近年来亚洲经济发展中“中国因素”凸现，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最强劲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中持续增长的国家之一。随着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的出现，世界经济重心向亚太地区的逐渐转移，为我国进一步在亚太地区发挥区位优势以带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

如何紧紧抓住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机遇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势头良好，社会全面发展。在现有基础上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抓住我国面临的第五次世界经济长波上升期这一重要战略机遇。

首先，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技术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科技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我国科技创新体系，加大对科学技术研究开发的投入，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商业化和产业化，特别是把国外技术引进与我国生产技术开发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我国新兴生产力，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要抓住本次经济长波中产业国际转移的机遇，根据世界产业的发展趋势，适时调整我国产业发展战略，在大力发展我国先进生产力的同时，积极推进我国现有产业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要把我国利用外资方式的战略性调整与我国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结合起来，充分运用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成果来改造和提升我国传统产业，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各产业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