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监督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一是监督的法律意识还不强。对《监督法》缺乏足够的认识，依法监督的责任意识淡薄，缺乏责任感、紧迫感和主动性，工作空位不到位，忌讳“监督”二字，讲优点成绩多，讲缺点不足少。遇问题轻描淡写、避重就轻，对行政个案监督时调查研究不够，多采取一般转办程序一转完事，笃信“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愿启动人大监督程序，放弃监督职责，听之任之。

二是监督魄力还不足。行政执法包罗万象，内容繁杂，涉及民生民利，执法主体部门多，执法对象多元化，矛盾冲突激烈，解决难度较大。监督工作中存在瞻前顾后，谨小慎微，害怕越权和越位。宁愿将质询、特定问题调查、撤销等刚性监督手段弃之不用，而搞行风监督员等柔性方式应付走过场。

三是监督主动性还不够。不善于调查研究、解剖麻雀，对问题不求甚解、研究不透。尤其是超前意识不强，对当前矛盾多发期行政执法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疏于研究，监督指导不到位，客观上造成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案件多发。还有的对行政法律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不够，行政执法监督能力不强，遇事人云亦云、毫无主见，使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形同虚设。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

（一）监督工作认识淡薄。人大是集体行使监督职权，人大代表监督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监督的力度和效果。近年来，代表结构有了明显改善，素质有了提高，但与人大所面临的监督任务和要求相比仍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人大监督的效果。人大专职委员多数因年龄偏大由党委和行政部门改任，部分委员把人大当成“二线”，视为退休前的“最后一站”，感到人大工作不像党务和行政、经济工作实在，有失落感，对做好监督工作的信心大打折扣。一些非驻会委员认为监督工作属份外兼职和业余，于己关系不大，存在应付差事心理。另外，个别代表因曾提的议案得不到应有重视，或得不到满意答复，心灰意冷，监督热情不高，履职意识差。

（二）监督形式单一弱化。行政执法涉及范围广、数量大、任务重，执法依据的法规种类多，执法程序具有一定弹性，与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倍受关注。一些执法部门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问题，究其原因就是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内部监督缺乏具体的褒奖与惩戒措施。加之人大对行政执法监督过于宏观和原则，审议和提建议多，适用刚性监督措施少，工作中该跟踪调查的不调查、该质询的不质询、该撤销的不撤销，使一些执法人员执法随意，办案不公，枉法裁判，知法违法，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三）监督法规不够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法规重行政机关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管理控制，轻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公民与行政机关平等民事主体关系的内容。公民在国家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和屈从地位。受行政立法思想的影响，人大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也难免陷入重维护行政行为的误区。有的行政法规带有明显的部门利益痕迹，导致法律间不协调，甚至抵触和矛盾，适用后产生的法律效果令人困惑。而人大监督必须依法进行，这样，难免左右为难，监督失衡。重实体、轻程序是我国立法的一个特点，立法滞后，行政执法程序不完善，有些行政法规虽然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执行权，但由于没有程序规定，无法可依，执行措施难于操作，造成少数执法人员执法随意，，使人大的行政执法监督难于有力实施。

（四）监督机构不尽合理。人大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必须有一支专业性较强的监督机构，如审计、税务监督等。然而，这些机构都设置在政府序列，属权力的自我监督，“用自己刀削自己把”，使监督的公开、公正的真实性及监督力度受到制约和影响，也影响人大行使监督职权。一些地方采取党政联合发文、决定本行政区域内重大事项，替代行政机关和权力机关的职权，党政不分，使人大对政府的监督处于两难境地。另外，政府机构设置的多重性也不利于人大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一些由省直接管理延伸到地方的部门，如税务、工商、技监部门，实行人、财、物上划管理，又是政府系列设置，人大对其行政执法监督缺乏刚性处置手段。三、措施与对策

（一）提高素质强化监督能力。人大代表素质直接影响着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思想和文化素质，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人大代表来自不同党派、不同行业、不同民族，要有较强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要大公无私，敢讲真话。其次，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素质，是各行业、战线的行家里手、专业人才，只有这样，才能独具慧眼，提出高质量议案和建议。所以，要推荐具备良好的政治和专业素质，热心参政议政的人当选为人大代表。开展多层次的培训提高代表依法履职的素质，并组织视察、调研等“三查”活动，使代表敢于言民志、表民意、争民利，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知政、参政、议政、督政中提高履职能力。

（二）多方施策营造监督氛围。人大是人民利益的代言机构，监督权是人民所赋予，要敢于监督和善于监督，真正使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要广泛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把监督工作做深做实。要科学整合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群众监督、新闻监督体系资源，积极推进依法行政的进程。要以人大监督为核心，强化部门内部监督，借助专项监督，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建立行政执法监督网络机制，严格收支两条线，杜绝下达行政罚款指标；严格行政处罚，搞好行政法规培训，落实行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要综合运用各种监督方式，紧扣群众关注点、社会热点和难点，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做到委员监督与代表监督结合，代表监督与群众监督结合，营造一种和谐的行政执法监督氛围。

第2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就强化航道执法权力监督，推行政务公开，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监督效应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是防治腐败的关键，阐述了建立与航道行政执法工作相适应的监督机制重要性，就构建航道行政执法权力有效防控机制，营造干净干事的执法环境，推动航道依法行政、公正执法进行了探讨。

加强对权力运行的有效监督和制约，是防治腐败的关键。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再次，从党和国家发展战略高度，精辟分析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面临的形势，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加强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航道部门肩负航道基础设施建设、养护与管理职责。长期以来，航道行政执法工作一直是水运企业和运输船户关注的重点，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探索和创新与航道行政执法工作相适应的监督机制，营造干净干事的执法环境，是构建航道行政执法监督体系的一项及其重要工作。

一、强化法制教育，构筑自我约束思想防线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人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在一个“为民、务实、清廉、高效”的氛围里，执法不公、、趋利执法的现象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我们航道行政执法人员，必须以总书记党风廉政建设的要求为指导，坚持教育在先，预防为主，大力弘扬清正廉明风尚，积极营造秉公执法、廉洁自律的良好氛围；深入持久的法制教育，促使航道执法人员转变思想观念，清除本位思想、特权思想的影响，科学认识和正确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不断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格依法办事的自觉性，约束自我，摒弃私心杂念，抵制各种歪风邪气的侵蚀，构建航道行政执法事前监督机制体系，从源头上防治执法过程中的腐败，防患于未然，做到秉公执法，依法行政。

二、加强执法管理，提升执法人员整体素质

依法行政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对领导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教育，构筑一道法律至上的思想防线。当前，航道征稽正处于国家“费税改革”的关键时期，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等违法现象，归根结底在于个别执法人员本身的道德素质和业务水平达不到要求，难以抵挡物质诱惑和熟人情面，才会出现滥用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相同情况不同处罚、违反法律规定准予行政许可等现象。航道行政执法人员没有准确运用法律的业务基本功，就容易出现违法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等问题。因此，对航道行政执法的监督必须做到，一是航道执法人员必须符合《江苏省交通行政执法人员管理办法》、《江苏省交通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中规定的持证条件。二是新上岗的执法人员必须参加了省交通厅举办的岗前培训并经考试合格。三是执法人员参加了年度知识更新培训和转岗培训。通过加强航道行政执法人员的日常监督，减少不当执法行为的发生。

三、防微杜渐，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

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着眼点应从单位内部行政执法岗位抓起，建立严密的监督制约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首先，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政策，全面推行征稽经费由上级主管部门核拨和各基层征稽单位在执法中的罚没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家财政制度，杜绝私设小金库、小钱柜，从源头上堵塞乱收费、乱处罚。其次，严格执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错案（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明确执法职责、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提高执法人员责任心和工作主动性。第三，加强廉政监督，纠正、吃拿卡要的不正之风，及时纠正和严肃查处行政执法中违法违纪行为。

四、推行政务公开，自觉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推行航道行政执法责任制，建立航道行政执法公示制，增加航道行政执法工作透明度，将行政执法工作置于全社会和群众监督之下，才能够真正做到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因此，我们在航道执法过程中，必须本着对执法相对人负责，自觉接受船民监督的态度，将执法的依据、程序公之于众，并告知当事人不服执法决定的申诉方式，以增加行政执法的透明度，有效遏制行政执法“三乱”现象；同时，加强对航道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将行政执法的主要依据、各部门的职责、人员、姓名及举报投诉复议渠道，在水运企业和船舶运输单位以及运输船户，以及航道沿线广泛宣传，做到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提高群众和执法相对人学法、知法、守法的自觉性，为航道依法行政、公正执法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第3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行政执法监督的任务概括为以下几点：

（1）督促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积极、自觉、严格地执行并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规章，依法履行法定的行政管理职权。行政管理不是简单、机械的活动，法律规范也不是自发运作的准则。现代行政管理要求管理者把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规范适用于复杂多样、变化无穷的社会现实问题及事务。在这一过程中，各级行政机关有责任根据法律规范的要求就法律规范如何具体执行采取相应的措施，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建立有关内部的工作制度、开展执法人员的培训考核、明确执法的目标责任等等，都是法律、法规、规章实施工作所应注意并予以落实的事项。把执法机关是否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积极、认真地履行法定职责置于监督之下，可以有效地促进法律、法规、规章的正确贯彻实施。

（2）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行政执法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和规章直接或间接作用于行政管理对象的基本形式，决定了各种各样的行政行为包括各种行政执法行为，只有在依法实施的前提下，才能合法、适当，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才不致遭受侵犯。现在的问题是，行政执法行为出现违法与不当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的事实，因此，纠正违法行为，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的损害提供有效的救济，在行政执法监督工作中居于重要位置。考察当前的行政执法工作有两点需要给予重视：一是既要监督具体行政行为，也要监督抽象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被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加之抽象行政行为并不是针对特定的具体人或事，使人们对抽象行政行为合法与否很少予以关注，其结果往往是因为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合法而导致大量的具体执法行为的违法。既然抽象行政行为也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同样存在着是否合法的问题，因而就存在着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的可能性，而且其危害性要远比具体行政执法行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行政执法监督工作就没有理由不将监督抽象行政行为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二是既要监督行政机关的作为行政行为，也要监督行政机关的不作为行政行为。行政执法机关可能会因为实施某种行为而违法，构成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侵犯，需要予以监督处理。同时行政执法机关也会因为不履行法定职责和义务而构成违法或侵权（通常人们称之为行政执法机关的不作为），客观上必然会影响法律、法规、规章的实施，使行政管理权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落实，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这就要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把此类问题纳入监督范围。

（3）协调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国家行政机关在实施法律、法规、规章时，既有明确分工、各负其责的一面，也有互相配合、密切协作的一面，现实中，因执法而产生的矛盾和扯皮的问题也时发生，大体上可以分为积极的执法争议和消极的执法争议。前者表现为不同行政执法机关针对同一事项或问题互相争夺管理权，或是各自都在行使管理权，重复执法，造成行政相对人利益的损害；后者表现为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某方面的管理上相互推诿，使执法出现“空档”。究其原因，既有行政执法机关彼此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理解不同的原因，也有行政执法机关在行政执法活动中相互配合不够等因素。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影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正确实施，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从人民政府统一领导本行政区域内各项行政工作的法定职责来看，开展执法监督，就应当把协调执法矛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以充分发挥政府的综合、协调功能。

（4）调查研究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作为执法依据的其他规范性文件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加以改进或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行政机关在执法工作中出现矛盾或难以实现立法预期目标，有时并不仅仅是执法工作本身的问题，而在于法律规范或执法依据本身难以操作或者脱离现实。这当中既可能是立法当初就没有处理妥当而使法律规范存有缺陷，也可能是因为客观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使法律规范已不能适应实际需要。如果不及时地对法律规范进行修改或调整，仅靠规范和严肃执法行为本身，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注意调查研究法律规范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对法律规范的可行性和实际效果进行评价并酌情予以处理和反馈，无疑是很有必要的。

第4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在现代社会监督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指权力的制约、督导、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国家如无必要的监督机制，就很难正常的运作和发展。因此，现代国家都把监督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机制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行政执法监督不是对行政执法的行为零碎的，仅仅对一些具体事务的监督，而是要对行政主体所作的因执法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一些特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体制化，一般化的监督，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行政执法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以及根据法律、法规授权或受有权国家机关委托，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力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其是法的实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实现方式。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各类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及有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实行监察、督促、督导的活动。

本文通过分析，界定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含义，并通过对行政执法监督理论的分析，反思了我过现状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提出了必须健全和完善我国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以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关键词：行政执法 行政执法监督 行政执法监督主体 自由裁量权

“监督”一词，根据我国《辞源》的解释，是指监察督促之意。在现代社会监督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它的实质是指权力的制约、督导、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国家如无必要的监督机制，就很难正常的运作和发展。因此，现代国家都把监督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机制之一。在这里我们所讲的行政执法监督不是对行政执法的行为零碎的，仅仅对一些具体事务的监督，而是要对行政主 体所作的因执法而产生的具体行政行为和一些特定的抽象行政行为的体制化，一般化的监督，这是一种制度化的监督，这种监督是法治的重要内容。

一、行政执法监督机制之界定

（1）行政执法。行政执法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以及法律、法规授权或受有权国家机关委托，行使相关行政执法权力的单位和个人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贯彻执行法律的活动，包括行政许可、确认、检查、处罚、强制等各种行为方式。在我国，行政执法主体的产生主要有两种渠道：1、根据法律规定依法产生和获得；2、根据法定授权产生和获得。具体而言，我国的行政主体主要有以下三类：1、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2、各级人民政府中享有执法权的下属机构；3、因法律、法规授权而具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和按照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授权的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

（2） 行政执法监督。行政执法监督是指各类监督主体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及有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实行监察、督促、督导活动。这与行政监察监督不同，后者是指行政机关或国家公务员对企事业单位或公民，其他组织等行政相对人执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执行行政命令，决定等情况进行监督，它包括如工商、税务等部门对个人、组织的监督，稽查特派员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监督等等，行政执法监督主体一般包括以下几类：1、权力机关对行政执法的监督，是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它所产生的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法律活动所实施的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律监督；二是工作监督；2、行政机关的监督。指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依照隶属关系，对下级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执行法律和守法活动的监督；3、司法机关的监督，分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审判机关的监督；4、社会组织的监督；5、舆论的监督；6、人民群众的监督。

二、关于行政执法监督理论的分析

1、行政执法与“权力”的关系。有史以来行政一直是权力的代名词，行政执法是权力最形象逼真的化身。权力具有双重性，它不仅代表责任和义务，同时也意味着某个人的便利和地位。权力在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产生两种效果：正效应和负效应。权利的正效应指权力发挥其正常的应有的正面和职能。权力的负效应，指权力的拥有着假公济私、滥用权力，因而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造成危害。行政执法在日常生活中表现是纷繁具体的各种具体行政行为，其具有自由裁量性、单方意志性、直接效力性和直接强制性，且其具有国家强制性，该强制性是由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因而行政执法便具有了权力的负面效应。行政主体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就时刻有滥用权力的可能，行政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行、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定职责等执法违法的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表现的相当突出。

2、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在我国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人民为了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需要通过经过科学分工的各个国家机关来行使权力。每个行政机关的权限应经过合理配置，其权限都必须是特定的、受到限制的，权力只有受到限制才能真正保障权力的正当行使。而不受限制的权利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每一个机关及其公务员都必须在法定的的权限内行使权力，自觉接受来自其他国家机构及人民的监督。对行政机关有效地监督，是保障依法行政的重要方式。

3、自由裁量权的界定。行政执法过程中最难监督之点即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运用，最能侵犯个人、组织、正当权益的也是行政执法中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现代法治原则不仅要求行政执法依法办事，而且行政执法根据公认的合理性原则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看到行政机关本身对行政效率的追求，行政管理采取首长负责制，行政活动中自由裁量的必要性都给依法行政带来了困难。 各种监督主体对行政执法监督的困难之处也在于此。国家应对行政执法监督机制进行研究，从而防止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对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的侵害。

三、我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反思

1、现行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我国历来十分重视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到目前为止，已初步形成一个主体众多，范围广泛，形式多样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从主体来看，包括权力机关监督，新闻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其他组织和社会的监督；以监督的范围来看，既包括对国家各级，各类行政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监督，也包括对国家公务员是否遵纪守法，廉洁奉公实行监督；从监督的内容来看，既包括各级政府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也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及合理性。

2、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及不足。目前我国虽初步形成了内外结合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发挥了较为全面功能，但仍存在一系列的明显缺陷。主要表现为：不少监督部门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地位偏低、权力不足、权威性差；一些监督部门职能重复、交叉过多，监督权责关系未理顺；监督部门之间协调、配合不够，对行政执法部门尚未形成应有的监督合力；等等。 这些事实的存在与发展与我国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落后与不足是不相适应的，为此我们必须要在社会急剧发展的时期，在社会转型期内认真了解我国现行行政执法监督的缺陷。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制的主要问题（一）监督的主、客体错位。群众对行政执法、各监督机构对所监督机构、同级机构之间总是关系牵制，致监督无力；（二）监督职权混同，目前我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仍存，表现在监督机制上就显得党的监督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和包揽了其他主体的监督；（三）监督主体的监督意识淡漠；（四）社会监督、民主监督力度不够；（五）监督与制裁衔接不紧凑，后者往往软弱无力；（六）监督法治程度底，制度不健全。

四、我国执法监督体制的重构

（一） 我们须明确其重构之前提条件

第一、 其依据须法律化。行政执法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并且这些法律在形式上要具有规范性，具备法的特征，从整体上，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文件应具有的外在形式和特征，不同内容之间应该互相联系，形式统一的体系；从微观上讲，行政执法所依据的法律条文的用词及整个条文构造应当严密，使法律规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第二、制定和完善关于行政（执法）程序的地方性法规、规章，更有效地规范行政执法行为。行政程序规范不完备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是目前行政法制的一个重大缺陷。 第三、建立有效的行政执法监督保障机制。因为行政执法所依据法律无论怎么完备，因普通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可以任意被违反而不承担任何相应后果的话。相关法律的权威边无法建立起来，行政执法的效果也不会见好；第四、培养行政执法监督意识。由于权力绝对私有制的时代离我们并不远，与之相联系的心理积淀、习惯模式、价值观念、风俗传统还会延续，这些东西有可能会以新的面貌出现，要清除这种可能性，需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人民应懂得自己才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某个利益集团和个人，每个公民都应当清除传统的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等非平等思想，树立起平等意识。再者要有参与意识，人民当家作主不只是发表言论，更主要的参政议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等各种途径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可以说没有参与意识，别的一切都等于零，有了这些民主意识，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就有了基础，可以说行政执法监督意识只是民主意识的一部分，在该种意识的培养中，教育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它能起到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作用，并对人精神风貌和良好素养起长期的巨大使用，潜化地影响其职业道德、职业能力、责任心和使命感，为正确、合理地履行职责奠定坚实的基础，使行政执法监督主体能在法制领域依法监督。

（二） 须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主体。我们需要深入细致地分析研讨行政监督主体本身的优劣得失，以求对症下药，健全和完善等。健全和完善人大监督。首先要坚持人大在对行政执法监督职权中的统一性，其次是要提高权力机关监督的权威性。为此我们需从如下几方面做工作：

第一、 要深刻意识人大监督是最权威的监督，别的监督都从属于人大监督。因此一方面要大力宣传宪法，让每个人都了解人大的作用，了解人大监督的特点。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趋势，凝聚为一种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从制度上保障人大监督的行使，明确各种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使人大监督在实际上具有可操作性，可执行性。

第二、 改善党的领导和人大监督的关系。党对人大的领导属政治、组织、思想的领导，人大监督是最高监督，故而人大绝对可以对党的成员进行监督，党的领导和人大的监督并不是从属关系，而是交叉关系，这样，一个国家的机构运转才能正常进行；

第三、加强人大监督的监督力度。首先要认真全面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次人大应充分运用质询和询问，时刻监督政府在行政执法中的违法和不合法行为，使行政执法行为公布于众。要加强各种形式的行政执法监督，充分发挥各级人大在行政执法监督中的作用，维护法制统一正确实施，坚决杜绝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以及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现象。

第四、尽快制定一部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法，以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大监督的内容、方式、程序等以明文形式公诸于众，使人大的监督具有针对的操作性，使之有效地运行。

第五、完善人大各组成部门。首先，应进一步提高现有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的素质，要吸收既懂专业知识，又有实际经验和较高政策水平的人进入专门委员会，以提高其整体工作效力。其次，必须十分重视有专门委员会办事机构人员的配置。

第六，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在我国，司法监督包括检察院的监督和法院监督，要健全完善司法监督，首先须扩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范围，强化司法监督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功能。

转贴于 第七，健全和完善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行政执法的内部监督包括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指行政体系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专门监督是行政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首先对行政监察，我们应朝以下各方面着力加强行政监督制度。1、职能分离，行政监察监督的职能必须独化，并与其它监督方式有明确的区别；2、加强行政监察的透明度，制度化、法律化；3、集中力量促使行政监察机关监察任务的完成。其次对审计监督，我们应加深和拓展审计监督的作用范围，搞好对固定资产投资缓建项目的跟踪审计，加强对流通活动、消费基金、财政金融等部门的审计，抓好对发展农业和扶贫专项资金的审计，另外还要实现审计监督的法律化、制度化。

第八、健全和完善对行政执法的社会监督。这是一种最能体现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监督形式，故而这种监督方式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和巨大意义。要健全和完善这种监督，首先应健全和完善各民主党派的监督，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主要是通过人民政协的组织形式进行的。通过政治协商对执法监督起着重大作用，但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并感觉到各民主党派的理想监督状态和实际监督效果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所以要继续努力使各民主学派的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走向法制化、制度化，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制度。并且还要进一步扩大各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在各级人大政府和司法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名额，使大量有知识、有能力的人才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另外也要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提高参政议政素质。在组织选拔上，选拔品学兼优有组织能力的新人进入各级领导机构。其次还要健全和完善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的愿望应该是很热烈的，国家为人民群众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开辟了各种通道，有信访，举报、申诉、控告、建议等等。当前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的愿望与地方政府个别领导的利益的冲突，中央希望人民群众中存在的问题能得以及时、迅速地解决，但地方部分为一己之私，不认真对待人民群众的呼声，害怕把矛盾公开化，影响自己的政绩，造 成很多群众 越级上访，申诉等等，但这些问题有时并不是上级部门所能直接解决，甚至间接也不能解决，故而，中央应重视政策的执行问题，地方也应深刻明白，这是对本身长远利益的考虑，如果有这个观念的转变，那么人民群众 的信访、举报、申诉等应该是很容易解决的，别的都不是问题，这样就可以从最根本上稳固统治阶级赖以生存的人民群众。

最后，还要健全和完善舆论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舆论是一种公众意见，舆论监督，尤其是新舆论监督具有全民公审的强大威力，它能及时地把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行为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产生无可抵御的批判力量。我国的舆论监督走过了曲折的路程，在我们传统的文化中缺乏对舆论理论的形容，故而我们只把舆论看成是宣传，鼓动和组织群众，舆论监督功能却没有被提到桌面上来。目前舆论监督仍然面临许多困难，所以必须认真对待这些问题，要认识到新闻舆论必须代表广大群众的利益，它必须深入生活，言言有物，有的放矢，为群众说话，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为新闻舆论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在我国，此方面的改革要比政治、经济领域内改革更为困难和复杂。还要认识到新闻舆论监督要法制化，我国新闻舆论方面的立法比起其他方面的立法是比较滞后，但现实中许多新闻单位代表正又对非正义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时，却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在对舆论的管理方面，暂时处理的情况多，人治的色彩比较浓，在可能面临社会诸多压力的情况下，新闻机构的一些领导不得不时刻观察上面的态度，仔细应对各种情况，这样政治就领导 了舆论界，政治上的黑幕被遮将会导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应允许新闻界经常披露有关问题，并发表评论，展开讨论。在提倡舆论监督的同时，应切忌出现“舆论定案”的现象。

总之，行政执法监督机制的研究是一个涉及面很大的课题，它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深刻分析才会实际有所增益，才能强化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力度，确保依法行政，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以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刘海年等编：《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法治出版社1996年8月版。

3、郭道晖：《法的时代精神》，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

4、应松年：《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1996年《法学》第11期。

5、郑成良：《论依法治国之法理要义》，1996年第4期《吉林大许学社会科学学报》。

6、王宝明：《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

注释：

张民锋、傅斯来：《当前行政执法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载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行政执法问题研究》，第51页。

肖扬主编：《依法治国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5页。

第5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功能实现的关键，自2002年8月我国开展社区矫正以来，社区矫正执行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也存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的问题。本文从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和重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四个方面对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提出了对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社区矫正执行 检察监督 完善建议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型的刑罚执行方式，是与传统的监禁矫正相对的刑罚模式。我国自2002年8月开始在上海和北京两市试点社区矫正以来，取得了很多实践成果，但与此同时，对于社区矫正功能实现最为关键的社区矫正执行，还存在着规定过于笼统、不被重视、流于形式等问题，导致部分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失控的现象时有发生，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深入开展以及社区矫正功能的实现。因此，对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必不可少。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是指人民检察院依据相关的法律规定，按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对公安、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的执法、司法活动进行监督，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社区矫正依法公正执行的活动。

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权力制约理论、人权保障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以及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首先，权力制约理论。其最早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分权思想，是西方政治学的重要理论。其核心观念在于通过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制衡，从而防止权力的恶意扩张和肆意侵略。对于社区矫正执行也不例外，检察监督就是通过对社区矫正执行权力的制约来实现权力的平衡，保障社区矫正的公正执行。其次，人权保障理论。保障基本人权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共识，比如《世界人权宣言》第三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我国更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社区服刑人员虽然是“犯罪人”，但基本人权是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的，检察监督的开展正是为了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人权，维护其合法权益，实现“依法治国”、“司法文明”。再次，恢复性司法理论。恢复性司法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艾葛拉西提出的，美国恢复性司法学家丹尼尔·凡奈思与凯伦·斯创认为，所谓恢复性司法，是指强调修复因犯罪行为所导致或揭露之伤害的司法理论。 简而言之，恢复性司法就是希望实现犯罪人与受害人乃至所有受到犯罪影响的社区成员的对话，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彼此之间直接沟通和协商的犯罪反应方式。我国的社区矫正执行正是对这一理论的实践，而检察监督则是制度设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它是保障这种沟通和协商有效进行的关键所在。最后，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理论。协作，是为更好的达成共同目标；刑事司法机关的协作，目标就在于更好的打击犯罪，实施法律，维护社会的稳定。在社区矫正执行中，检察监督正是刑事司法机关协作的具体表现，共同的目标是更好的开展社区矫正，促进社区服刑人员尽快回归社会，实现社会和谐。

二、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存在的问题

（一）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依据不足

首先，《社区矫正实施办法》法律位阶太低，不能引起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以及检察机关对于社区矫正执行工作的充分重视，社区矫正执行主体违法违规现象仍然较为普遍，而检察机关也将检察监督的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使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形同虚设；其次，《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比如对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等都没有提及，检察监督效果难以发挥；最后，检察监督的权力设置缺乏强制性，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在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什么时候进行纠正、不纠正或拒绝纠正应当如何处理，使得检察监督难以落到实处。

（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不准确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定位的不准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监督不重视，仍将工作重点放在监狱、看守所的监督上。其次，将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混为一谈，不分区别的将相关工作方法、工作手段、工作经验予以运用，忽略了社区矫正执行自身的功能价值。最后，“越俎代庖”，部分地区代行了司法行政机关的相关职责，比如帮困扶助、心理矫治等，导致主次颠倒，监督淡化。

（三）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

由于长期受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之我国社区矫正执行制度确立时间较短，检察监督工作还不成熟，很容易造成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不够。实践中，检察机关和相关工作人员常常以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基本权能为重点，但对于其享有的司法权能，比如获得减刑权、对无法律依据的矫正措施的拒绝权、对矫正过程中违法行为的控告申诉权等常常予以忽视。

（四）忽视对社区矫正执行效果的检察监督

社区矫正执行效果体现在对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矫正，以及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但目前的检察监督，还停留在对社区矫正主体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监管和控制上面，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过程中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忽视了对社区矫正执行主体的执行效果，是否真正实现了社区服刑人员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的有效矫正，以及是否能够顺利有效的回归社会的检察监督，不利于社区矫正执行的健康长效开展，更不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 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完善建议

（一）完善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

“法无授权即禁止”，是公权力的运行原则，对于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亦是同样的。如果深入有效的对社区矫正执行开展检察监督，就必须完善相关立法，具体来说就是要制定《社区矫正法》，并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同时出台相关实施细则，保障检察机关真正获得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法律权力。

首先，制定《社区矫正法》。我国社区矫正研究专家已经起草了社区矫正法专家建议案，共计118条，并在2012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主办了相应的研讨会，专家建议案的内容就包括社区矫正监督与法律责任等问题，检察机关应抓住此次机遇，结合自身检察监督实践，对《社区矫正法》的制定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促进该法的早日出台，明确自身法律地位。其次，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可以将社区矫正作为一个新的刑种在《刑法》予以确立，比如社区服务刑或社区矫正刑。同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执行的监督程序、监督方式，在检察机关行使纠正违法权之后，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拒绝纠正或不纠正的，实行责任追究制和限期整改制，赋予检察监督更多强制力，保障检察监督落到实处。

（二）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进行重新定位

对于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应当从以下三个方面重新定位：首先，应当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视。社区矫正执行是社区矫正能否有效开展的关键所在，如果社区矫正得不到有效规范的执行，矫正社区服刑人员的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以及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矫正效果就难以实现，检察机关应当加强重视。此外，社区矫正作为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是贯彻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关键，符合时代要求，顺应历史潮流，检察机关更应加强重视，充分做好社区矫正执行的检察监督工作。其次，将社区矫正检察监督与监外执行检察监督区分开来，建立、健全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制度。规范社区矫正执行的信息报送制度，明确司法行政机关作为报送主体，明确报送内容，比如相关判决书、裁定书、送达凭证以及其他法律文书、矫正执行信息等，还要根据本地区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开展情况明确报送时间和接收部门，同时要加强对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录入的检察监督，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区矫正执行信息平台，解决跨地域的刑罚交付执行和跨级别的刑罚变更执行监督信息不畅的问题，防止社区矫正执行脱管、漏管、失控现象的出现。最后，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防止自身“越俎代庖”。检察机关要建立相应的监督信息平台，并定期召开情况通报会，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及时向舆论媒体、社会公众通报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相关情况，接受媒体的质询和人民的监督，防止代行司法行政机关矫正职责。

（三）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

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合法权益的保障是社区矫正执行检察监督的重要方面，也是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落实，对实现依法治国、推进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在检查监督过程中，对于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的保障，主要应当做好以下两方面：第一，要注意对未成年、妇女、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比如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主体注意对未成年服刑人员的心理辅导和成长关注，建立跟踪维权机制；针对女性服刑人员心理承受能力差的现象，要注意提供法律援助和心灵关爱，保证矫正执行机关在进行矫正时有女性矫正工作人员参与，并采取较为舒缓的矫正方式；对于老弱病残，要监督社区矫正执行机关对其进行重点帮扶，确保正常生活。第二，注意对社区服刑人员司法权能的维护。检察机关应当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制宣传教育，使其意识到自身的司法权能，提高社区服刑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同时，检察监督工作人员也要纠正思想观念，在保障社区服刑人员基本权能的基础上注重保护其司法权能，通过检察官信箱、检察官接待日、合法权益告知制等制度建设，从根本上保障社区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

第6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摘 要： 对当前理论界出现的否定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观点进行批评；认为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既符合立法精神，又符合中国现阶段的国情，对于遏制和消除司法腐败起着关键作用 。提出当前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重点和方法。

关键词： 执法监督 司法腐败 公正执法 法制化

当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中，对于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对执法司法机关的法律监督，存在疑惑的人不少。有人甚至在报刊上发表了有争议的言论。对此，从理论上进行深入探讨，找到正确的答案，很有必要。

就笔者目前所读到的一些文章和在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综合起来看，对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大体有三种：一是“多余论”。认为在法律监督方面，既有国家权力机关（人大）的监督，又有国家专门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还有执法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而且这些机关本身都有党的组织，因而地方党委及其政法委没必要再实行监督。有的文章说，按照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也不应有这种监督。二是“无据论”。一些论者没有直接否定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的合理性，而是强调这种监督缺乏法律依据，即强调宪法和法律中都未明确地方党委对执法司法活动有监督权。在实际工作中，有的执法司法人员对党委及其政法委的监督抱拒绝的态度。三是“干扰论”。有人从司法独立的角度，对党委执法监督提出质疑，认为这种监督实际上是地方党委对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干扰。甚至有人以个别领导者非法干涉司法程序，造成司法不公、执法不公的案例，来论证党委执法监督与公正司法、公正执法的对立性。有的文章说，政法部门的党内联合办公，就是搞政法委书记“首长负责制”。上述“三论”虽然各有区别，但本质上都是对党委执法监督的否定。对于这些错误的观点和思想倾向，如不加以澄清，必将对执法司法实践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否定党委执法监督的观点和思想倾向？笔者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在一些地方确实存在少数人特别是重权在握的党政领导干部，不顾党纪国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肆意干预执法司法工作，严重影响了执法司法的公正性（理应严肃追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同志便辨不清主流与支流，也不深入调查研究，错误地把司法机关出现的腐败问题归咎于党委及其政法委对司法机关的监督，进而怀疑这种监督的合法性。他们不知道党委执法监督的前提，就是“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章》），党委及其政法委自身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逾越法律以言代法的现象存在。如果有人要反其道而行之，那便是个人的违法行为，与党和国家的制度设定无关。这正如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下也有法官枉法裁判一样。至于政法委主持的党内联合办公，更是政法机关内部就少数涉及社会大局稳定的案件或司法机关争议较大的重大疑难案件，为防止在这类案件的执法过程中出现司法腐败和冤假错案而造成严重影响，所采取的一种能增加透明度的案件分析会。它的目的正在于使司法机关公正而高效率地办案而不是违法办案。对于这一点，许多局外人士知之甚少。而仅凭推理，难免产生错误或偏激的观点。另一个原因是，一些人超越现实，盲目地追求西方三权分立的体制。从理论上讲，西方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不失为一种比较理想的体制模式。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西方。这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中国的经济基础尚处于“初级阶段”,作为上层建筑的民主与法制也就不可能达到很高的程度。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渐进式的改革,它必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司法改革也必须首先考虑这一点。任何想逾越这个现实的想法都是幼稚的。在当前法律监督机制尚未完善、执法司法队伍素质还比较低的情况下，盲目搬用西方“三权分立”那一套，或把党委执法监督排斥于法律监督主体之外,是十分错误的。

应当说，地方党委要不要实行执法监督，不是由谁说了算的问题，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所居于的地位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一执政党，“执政”二字决定了党对包括政法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的领导权，党委及其政法委的执法监督权是从党的领导权中派生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不仅要坚持党管干部、党管意识形态的原则，还要坚持党管国家机器（包括司法机关）的原则。既然要管，怎么不能监督，人大能监督、新闻媒体能监督、群众能监督，党委还不能监督？何况这种监督是符合立法精神的。《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疑具有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权。而且，党委执法监督在社会主义法律监督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我国法律监督主体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具有广泛性，不仅有关国家机关可以进行法律监督，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政协在内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法律监督，这充分体现了我国法律监督的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优越性。”①“在当代中国，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党的监督尤其重要，起着关键的作用。”②中央政法委于1998年4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党委政法委员会执法监督工作的意见》，随后，各省市区也做出相应的决定；各地通过贯彻实施中央精神，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新形势下的执法监督工作还有待进一步探索。监督的制度还应更加完善，尤其要加强对法律监督本身的立法，“将法律监督权限、程序、方式加以制度化，使法律监督活动也有章可循。”③既要有利于监督的实施,又不至于干预执法司法程序。当前，要不要党委的执法监督,不应当再成为“话题”,要研究的是如何形成包括党委执法监督在内的多元执法监督体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加强党委执法监督,丝毫没有否定司法体制改革的意思。应当说,中国加入WTO后,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处理经济问题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在这种形势下,司法改革的目标也应当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使中国的司法制度逐步与世界接轨。但我们决不能不顾国情，头脑发热，幻想一步到位。

在现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委执法监督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首先，党委执法监督对当前比较乏力的执法监督手段具有充实的作用。在我国现行司法体制中，虽然设定了法律监督的制度，但还很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虽然检察机关是国家设置的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重要作用无可置疑，但在实际操作中遇到阻力较多，有时很难发挥作用。而这时候，党委及其政法委则能起到支持和弥补作用。政法委虽然不是执法司法职能机关，但它是党委的工作部门，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在执法监督上有自己的优势。它比较超脱，而且对政法机关具有一定的处罚建议权。所以，这种监督具有一定的抗干扰性，并借助这种抗干扰能力而得以推行。在其他监督遇到困难的情况下，加强党委执法监督，对消除当前司法腐败问题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其次，党委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中造成的失误具有补救作用。党委开展执法监督绝非要也绝不允许干扰执法司法程序，而是要在维护执法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前提下，对执法司法过程中已经造成的冤假错案,或显失公平，或另有与法院已认定事实有重大出入的案件，建议进一步调查取证或再审,以此避免因权力滥用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其三，党委执法监督对司法腐败具有超前防范的作用。党委及其政法委按照党管政法工作的要求，督促和引导政法机关特别是审判机关建立完善各种内部监督机制和错案责任查究机制，从制度建设上设防，可以有效地解决司法体制上存在的许多漏洞，为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发挥积极的作用。党委执法监督超前防范司法腐败的作用还体现在具体个案监督中,比如一些久诉不息的信访案件，虽然尚未启动审判程序，但就所反映的情况看，确有可能引发司法腐败的因素，提前批转给法院领导，提醒给予关注,往往会收到防范于未然的效果。其四，党委执法监督对执法司法机关独立办案起着保障作用。我国司法体制目前面临的问题，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紧密相关的，要从体制上解决当前面临的矛盾，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自上而下有序推进。比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提出和法律化，就是党在总结了几十年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自我完善。在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实践过程中，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对其支持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并为此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一些地方的党委政法委为了确保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还专门出台了有关政策规范，明确规定除对超出法定期限久拖未决和审决后群众反映强烈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案件进行监督外，任何领导者不得干扰司法机关正常执法司法活动。这样,就使司法机关独立办案的职权得到了更好发挥。

当然，地方党委加强执法监督也并非事无巨细，事事监督。就当前情况看，主要应抓住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几类问题加以查纠。一要抓住是否公正执法的问题。不仅要坚决查纠各类冤假错案，更要围绕贯彻严打方针，严查狠治为黑恶势力及各种犯罪活动提供保护、充当后台和保护伞，执法犯法、徇私枉法、放纵犯罪,以及在取保候审、保外就医、监视居住、减刑、假释等执法环节中违法违纪问题。二要抓住是否文明执法的问题。当前要重点查处刑讯逼供，滥用警械，超期羁押等严重侵犯人权的问题。三要抓住是否廉洁执法的问题。不仅对执法司法人员收受贿赂办人情案要严肃查处，还要认真查纠执法司法机关搞利益驱动，以执法司法为名，行创收之实，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问题，如违规罚款，罚款私分，滞留赃款赃物，等等。四要抓住是否高效执法的问题。对久审不结、久访不息的案件，要追踪调查；对涉法上访问题，要集中调查、集中监督、集中处理，使这类问题得到及时有效地解决；对各执法部门制定的便民措施和禁令，要明查暗访，发现问题，督促整改，确保制度和禁令的落实。

从方法上讲，地方党委开展执法监督要注意抓好协调与考评。所谓“抓协调”，就是要抓好重大案件的协调督办。由党委政法委协调的案件主要应是影响社会稳定、 在当地有重大影响、群众反映强烈而政法各部门认识不一的重大疑难案件。党委政法委要按照罗干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在明确范围、严格程序、健全制度方面改进加强，使协调案件的过程，成为支持执法司法机关公正执法、加强配合和制约的过程，成为帮助执法司法机关排除干扰、抵制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确保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过程，达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同时，要注意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和执法司法机关内部监督机构的作用，注意加强与党委纪检部门的配合。所谓“抓考评”，就是要全面推行执法质量考核评议制度。考核评议的范围主要是群众反映强烈、久诉久访不息和重点督办的案件。党委政法委要加强对这一工作的指导协调，推动其平衡发展。只有这样，党委执法监督才会更有成效,更能体现执法为民的本质要求。

注释：

第7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摘要：民事案件执行难、执行乱问题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痼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有的民事执行监督体系缺乏一种强有力的外部制约机制，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有坚实的法理基础，也有现实的必要性，是解决目前执行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我国，民事执行权由法院行使。在法院的外部监督机制上，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舆论监督、审级监督等。完善检察机关的民事执行监督权成了人民的共同期盼。

一、我国民事执行监督机制存在的缺陷

(一)民事执行的外部监督不到位

从理论上讲，我国民事执行监督主体极为广泛，包括人大监督、党政监督、群众监督、检察监督、新闻舆论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等。然而，在实践中，这些林林总总的监督方式却显得极为疲软，难以发挥其应有效能。以权力机关的监督为例：虽然根据我国法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我国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法院的权力来自人大，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民事执行是法院工作的一部分，因此，也要受人大的监督。但实际上，人大的监督却因为自身的工作方式、工作性质而往往流于形式。根据有关法律。人大对法院民事执行工作的监督主要以听取法院工作报告、提出质询、行使特定问题调查权以及对法官的罢免等方式进行。但由于我国宪法确定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原则，因此，在实践中，人大对法院的监督极为慎重，通常只能对一般的、抽象的和总体、宏观的问题进行监督。对于具体的个案的监督。则只能由人大产生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来行使。这一特点决定了人大对民事执行活动行使的监督权必然是十分有限的。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人大监督权的行使必须遵循集体监督的原则。这一原则注定了人大的监督必须通过召开会议、听取汇报、审议报告，就问题作出表决等方式来进行。虽然集体监督具有民主、公正的特点。但效率低下却是其无法克服的弊病。以此来应对成千上万的执行案件、执行裁定和执行行为。显然并不现实。至于党政机关监督，它更多的体现在对司法机关人、财、物方面的影响，因而是一种非程序化的监督手段。是以牺牲司法独立为代价的，且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这种监督形式也容易被滥用。因此不能被认为是值得推广的有效监督制度。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在一些个案中甚至发挥了其他监督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新闻立法严重滞后，容易导致舆论监督的异化，使舆论监督成为个别当事人谋取利益的工具。并给法院的执行工作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这种监督形式发挥作用的空间有限。

(二)民事执行的内部监督不理想

民事执行的内部监督是指法院系统内部的监督，包括法院自身各部门之间的监督。以及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制约与监督。就目前而言，这种内部监督并不完善。

首先，审判权、执行裁定权与具体执行权多由同一法院行使。在民事诉讼中，绝大多数的案件是由作出判决的法院执行的。由于我国宪法只规定了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不是法官的独立。因此，审判法官、执行法官、执行员都隶属于同一个院长领导。在这种体制下，即使他们发现了彼此之间的违法行为。也大多以“维护法院公正形象”为由而采取包容的态度。毕竟。“自己当自己的法官”“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是一种艰难的选择。

其次，上级法院纠正下级法院违法执行行为的途径有限。根据《法院组织法》规定，我国法院系统是按上下级之间的监督关系构建的。因此，从理论上讲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民事执行行为有一定的监督权力。但实际操作中，这种监督作用极为有限：一是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情况的信息掌握不多且不及时。难以监督。二是上级法院即便发现下级法院有违法执行行为，基于审判权“不告不理”的特性，只要相关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上级法院无权介入。即使有关当事人对人民法院违法的执行行为不服，依照现行法律，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应当由原审人民法院管辖。由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并无相应的措施，导致无法监督的结果。

法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监督流于形式。虽然法院每个内设庭以及法院的领导。对于违法执行行为也有权监督，但领导监督和各庭之间由于利益的趋同性。使得这种监督无法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逻辑悖论，从而导致监督效果的不理想。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

在我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着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的神圣职责，在实践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是否遵守法律，负有检察职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对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也理所当然地属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范围。

(一)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是法律监督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检察权定位为法律监督权的做法，最早起源于前苏联。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着苏维埃革命政府的政令在执行中的混乱，以及旧势力对工农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的抵制。列宁敏锐地意识到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重要性。在《论“双重”领导与法制》、《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怎样改组工农检察院》等文章中，列宁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的基本理论。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国家“法制应当是统一”的思想。列宁强调：“法制不应该卡卢加省是一套，喀山省又是一套，而应该全俄罗斯统一，甚至应该全苏维埃共和国联邦统一。”并提出。应当将检察机关组建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去实际地反对地方影响，反对地方的其他一切官僚主义。促使全共和国、全联邦真正统一地去实行法制。”…在《论“双重”领导与法制》的著名长信中，列宁第一次详尽地阐述了“检察权”的概念，并阐述了苏联检察监督的思想：“检察机关和任何行政机关不同，它丝毫没有行政权。对任何行政问题都没有表决权。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做的事情只有一件：监视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了解，不管任何地方的差别，不受任何地方的影响。”列宁的法律监督思想在苏俄中央政治局中引起了极大震动，并得到了拥护与支持。1922年5月2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检察监督条例》正式确立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在之后颁布的《苏联检察院组织法》第32条第3项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审查法院判决、裁定和决定交付执行的合法性，对司法执行员的非法行为提出抗诉”，从而赋予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权。可见，自法律监督权形成伊始。对民事执行活动的监督权就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涨，这一制度迅速传播到东欧及越南、朝鲜、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巨变。而苏联也已经解体，但由于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对民事执行所发挥的无可替代的监督效能，这一制度依然得到了独联体国家的传承。如俄罗斯、乌克兰等国家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行为依然具有监督权。

(二)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而言，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权力机关(立法机关)是个全权机关，正因为此，也造成了由其派生的权力之间的失衡：由于行政权拥有强大的、广泛的社会管理权力，一旦滥用职权，不当干涉司法。势必威胁到司法权的独立性与公正性；而司法权拥有行政审判的权力，虽然可以对行政权构成一定制衡，但判决如受到行政权的抵制而得不到执行也难以获得有效的救济；此外，法官拥有对刑事、民事案件方面的审判权。如法官滥用权力，违法审判，也难以受到来自行政权方面的有效遏制——因为，与“三权分立”下行政权对审判权的制约不同，行政长官并不具有对法官的任免权或提请任免权，更不具有经立法机关同意，任命检察官对法官的不端行为进行调查并提起弹劾程序的权力。虽然我国权力机关拥有对法官的罢免权。然而，由于立法机关的工作程序是合议制，对于事项的讨论必须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进行决定，因此，其无论对于行政权还是对司法权的监督制衡都不可能直接具体到每一行政行为或具体个案。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另一独立的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权与司法权进行监督便成了必要。

在这种“一统四分”的权力格局里，通过设立法律监督权，克服了在立法权之下，各种权力之间相对封闭、缺乏相互制衡和监督的弊病，从而维持了权力之间的平衡。因此。这也促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型的检察权——法律监督权的形成。值得一提的是，制度设计者为防止法律监督权成为凌驾于行政权与司法权之上的超脱权力，对法律监督的手段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即不赋予监督的终局性效力，使得检察监督事实上只是提起了一个监督的诉讼程序。例如：对法院判决的监督充其量只是启动了上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程序，对滥用职权或徇私枉法等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法官的纠弹，最终也必须交由法院审判。因此，认为检察权的独立配置缺乏依据或认为检察监督权的行使威胁到司法独立，是缺乏说服力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国宪法设置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其着眼点决不仅仅在于对法院的个别领域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来，检察监督由刑事领域覆盖到民事、行政审判领域，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事实上，检察监督应当涵盖包括民事执行活动在内的全部审判活动过程。

第8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从整个诉讼过程来看，法律对审判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措施的规定比较健全，有二审、再审、提审、抗诉等，但是，对执行工作的监督长期以来缺乏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和措施，虽然许多地方法院作了一些规定，但在全国法院系统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致使一些不当和错误的执行行为难以纠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依法有效地得到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中作出了八条的规定，从而确立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制度，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纠错制度，使得执行监督权在执行程序中的适用有了完善的法律依据。

一、执行监督的范围

从广义上看，执行监督应当是监督执行，也就是说，法院内外上下各个监督主体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施的监督。在监督主体上，被监督者是执行法院及其从事执行工作的工作人员，而监督者的主体比较广泛，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党政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是，在众多的监督主体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具有职权性和权威性，最直接，最有效，因此，《执行规定》只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而执行监督的内容，从广义上看，应当说执行法院的所有执行工作都属于监督范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行全面监督，包括宏观和个案、合法和违法，但笔者认为，既然执行监督作为一种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的纠错制度，那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监督的重点应仅是对执行个案中发生的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和具体执行行为，包括执行中作出的不当或错误的裁定、决定和通知等进行监督。

二、执行监督的原则

从执行监督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来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施执行监督，应当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1、合法监督原则。《执行规定》第129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依法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最高人民法院依示监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法院的执行工作。”执行监督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执行程序中发生的不当或错误的执行问题，而造成执行错误的主要一方面就是违法执行。在通常情况下，合法的执行措施和执行行为不会造成执行错误。因而，执行监督所纠正的错误实质上是纠正违法执行问题。执行监督既然为了纠正违法执行问题，就不能推翻下级法院合法的执行，所采取的纠正措施必须合法。所以，执行监督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进行，必须坚持合法原则，不得依上级的权威或职权违反法律规定强令下级改正合法正确的执行行为。

第9篇：执法监督论文范文

关键词：刑事执行监督;权力属性;权力运行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12-0124-02

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之下，整个检察权及其组成部分都面临着权能和权力运行模式的一些改变，但关于检察权权力属性的争议再一次被推至热点话题进行讨论。就更名确认的刑事执行检察权而言，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部分，极大程度地彰显了检察权的独特地位和权力属性，即法律监督权。也只有将检察权的核心定位为法律监督才是中国司法制度的正确选择，才符合现代司法理性并有利于司法独立与司法权威[1]。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紧紧围绕着法律监督权的属性进行权力定位、价值定位、权能配置及权力运行的。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定位

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的部分，其权力性质的定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的法律规范中有所不同，笔者从历史定位、域外定位、法律定位等多个方面探讨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形式意义上的定位。

（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历史定位

中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因其权力效能中的行政监察和司法监察功能被称为中国检察权的理论起源，这一漫长时期的监察制度行使了类似于现代司法制度中检察权的监督作用，如汉代御史大夫享有监督司法审判的职权，并借此形成了专门的监察机关[2]。同时，在死刑执行过程中，御史监察官员可对其进行临场监督。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下的检察权虽具有了监督性质，但本质上仍属于行政权力，更为可惜的是刑事执行（确切地讲是刑罚执行）的检察权只有很细微的体现。近代中国特别是清末修律变法时期，检察制度在本土化的御史制度监察思想基础上，学习并吸纳西方先进的检察理念后应运而生[3]。特别是在1909年颁行的《法院编制法》中，明确了检察官享有判决执行监督权。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域外定位

西方检察权的理论基础是分权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合宪制政府”通过代议制政府理论和权力制衡思想寻求到了国家权力建构体系的基本支撑点[4]。检察权通过被赋予的行政权性质在刑事诉讼权力范围内控制和监督司法权，属于行政权对司法权制衡的一种形式，可以有效防范司法权滥用、司法专断等行为。然而在现代权利救济理论下，权力是为保护权利服务而产生的，检察权的产生也是为了防范“以牙还牙，以血还血”式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私力救济的不利影响[5]。权利救济理论阐释了检察权的合法性却遗憾地没有回答其权力属性。显然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检察权权能之一也主要是作为法律拟制的行政权以防止刑事执行阶段的司法专断和司法权滥用。苏联在列宁的权力制约理论下，其检察机关一开始就独立设置，自成体系，不隶属于司法、行政等机构，而刑事执行检察权则是这种检察制度下重要的权力配置。①

（三）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法律定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且《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条和《检察官法》第一条都重申了这一规定。然而，目前国内针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存在不同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司法权，检察权的运行“具有法律性、裁断性和终局性等司法特征。”[6]检察权行使的目标是维护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与审判机关行使职权的目标是一致的[7]。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的机构设置上具有上下级隶属的行政属性，且检察权只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启动，没有终局性。“检察权在本质属性上应该归并于国家行政权。”[8]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具有双重属性，是行政权和准司法权的共同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检察权属于法律监督权。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又当如何？下文笔者将从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能出发，去探讨并反思检察权的权力属性。

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实质定位

从刑事执行检察权本身出发，其独立的法律监督权的实质地位就显得比较明确了，具体而言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刑事执行检察权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监督权。首先，它针对的主要是权力，而非权利。当然，这不意味着它不保障权利，事实上，针对权力的最终目的就是保障权利。只不过它通过制约权力来保障权利，而不是直接以法律规定权利。例如保障在押人员在未决乃至执行期间的权利都是通过对相应的执行机关采取监督手段予以实现的。其次，它往往不具有直接的决定权，而仅仅是提出异议和参与解决的权力，事件的最终结果并不为其所掌握和控制。通常情况下，刑事执行检察权依靠法律规定的监督手段来表达自己对执行机关的不同意见，但这种监督手段效果是较弱的。最后，刑事执行检察权实际上是程序性的权力，没有实体决定权。故刑事执行检察权出发点是对权力的制约，落脚点亦是体现在监督的效果上。

第二，刑事执行检察权符合法律监督的特征。首先，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法律性，即监督主体地位和监督职责均由法律予以规定，监督行为的判断标准和监督效果也由法律进行规制。其次，刑事执行检察权具备法律监督的程序性，无论是对司法权的监督（如暂予监外执行检察监督）还是对行政权的监督（如刑罚执行监督）都是一种程序的运作，而不决定案件的实体结果。最后，刑事执行检察权符合法律监督的事后性，虽然近年来学界和实务界均提出应该将事后监督转变为全程动态监督，但任何目前所有监督手段的设置均以法定情形出现作为履行监督职权的标准。

第三，刑事执行检察权作为法律监督权具有独立地位。当然这种独立性不是指刑事执行检察权不受任何权利制约，毕竟作为一项国家权力，无论是内部自上而下还是人大、媒体等第三方的制约都是存在的，这是为了防止权力擅断。其独立地位体现为当刑事执行检察权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开展法律监督时，不会也不应该受到其他权力的干涉。

三、刑事执行检察权的价值定位

上文论证了刑事执行检察权具有独立法律监督权的权力属性，基于该权力属性，刑事执行检察权才能彰显其独特的价值，并确保这些价值的实现。

第一，人权保障。一切的刑事执行活动都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权力机关对个人利益进行正当性的限制或剥夺，一旦刑事执行机关采取的行为或下达的指令过分强调执行的效果而忽视或罔顾了执行相对人的程序或者实体利益，对执行相对人而言就是一种不被允许的伤害，特别是随着刑事法律体系的不断发展，刑事执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被提到了更高地位。那么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中一项重要的价值目标就是保障刑事执行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一方面保障其享有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权利，另一方面在执行活动开展中其实体利益不被侵害。

第二，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刑事执行过程中，执行机关另外一个层面的擅断和罔顾法律规定，可能导致应该被追诉和受到刑法不利后果的人得不到追究，刑事执行检察权运行过程中也要对这类情况进行监督，避免执行者的违法违规，防止被执行人做伪证等违法行为发生，将其置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之中，接受法律的公正裁决，以确保整个诉讼能顺利地进行。

第三，保证刑罚目的和功能的实现。刑罚的目的是对犯罪人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刑罚的功能是对犯罪人的特殊预防和对社会一般人的一般预防。但如果犯罪人基于某种不被允许的手段和行为致使刑罚得不到正确实施，如违法获取减刑假释等，则是对刑罚权威的损害也使刑罚功能无法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双受其害。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就要防止这类情形的发生，体现其保证刑罚目的和功能得以实现的价值。

四、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分析

根据现有法律的规定，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是对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执行、刑罚执行等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就目前运行状况而言，存在诸多问题，归结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监督权运行依据不足。例如目前理论上确立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羁押必要性审查的主体资格，但是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只是作为建议权的主体，而非决定权的主体，且运行过程中如何开展也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便造成了实务工作中的许多问题缺乏指导性依据。二是监督权运行权限不足。“检察机关对检察权所及范围内的事项进行调查，以便了解事实真相，是行使检察权的先决条件。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调查权，也就因此而成为检察权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9]但是刑事执行检察权的运行过程中如不赋予其调查权，则监督的手段和效果将被大打折扣。三是监督权运行保障不足。“徒法不足以自行”，就目前而言，刑事执行检察部门的人员配置、业务能力、经费保障都较为有限，很多地方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人员不足，且人员结构趋于老年化，也没有按照规定进行轮岗，许多人从事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多年，对于业务知识的更新和掌握明显不足，习惯于老办法对付新时期出现的问题。

刑事执行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和价值定位的论证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深入，我们坚信，刑事执行检察工作会朝着更好的方向迈进，也会收获更多理论和实践的硕果。

参考文献：

[1]陈松林.现代司法理念下的检察权――司法改革背景下检察权的定位[J].河北法学，2007（25）.

[2]田鹏.中外检察权比较研究之反思[D].兰州：兰州大学，2013.

[3]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英]维尔.与分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何家弘.检察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8.

[6]刘立宪.司法改革热点问题[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

[7]林钮雄.检察官论[Z].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