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类高级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高级技工学校的课程结构是学校培养高级技工的理论和技能支撑．它决定了学生学习知识技能的程序，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结构和技能水准。就高级技工学枝的课程基本构成、课程排列模式、课程构成比例、课程结构特点进行了阐述。其中贯穿了课程改革“重实践、重技能”的思想．贯穿了“就业为导向”的思想

课程结构是指各类型课程间的构成比例及相互间的纵横关系。课程结构研究在职业教育课程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课程结构决定了学生按照什么顺序来学习这些课程．以及通过这些课程学习后将获得什么知识结构课程结构开发一直是职业教育课程开发中的一个重要任务。研究高级技工学校课程结构需探明以下几个问题：(1)高级技工学校课程基本构成．即由哪几大课程门类组成；(2)不同课程门类之间按照什么模式排列．即相互间的纵横关系；(3)不同课程门类之间的构成比例．即课时分配。

一、高级技工学校课程基本构成

高级技工学校是培养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较强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并掌握生产岗位关键性操作技能和必备的专业理论知识．具备解决生产操作中技术难题的能力和具有刨新能力的高级复合型、技能型人才．要求学员应达到高级工技术等级。为此，高级技工学校课程应包括：核心技能课程和专业技能课程。

(一)核心技能课程

职业核心技能是指任何职业或行业工作都需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且在职业活动中起支配和主导作用的技能各国学者对这种核心能力虽然表述各异．但对以下主要内涵却是彼此认同的。即：交流与合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计算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外语应用能力、自我提高能力等一个人如果具备了这些能力．就容易适应各种职业的基本要求或实现职业变更可见．核心技能是一种“就业导向”的能力核心技能课程就是设计构建一个培养学生核心能力的方案和系统．是实现教育目的和课程目标的完整的教育过程。

(二)专业技能课程

专业技能课程是旨在发展个体技术实践能力的课程．它是高级技工教育课程结构的主体．这是由高级技l丁教育的性质所决定的高级技工教育典型的应用性、突出的技能性、较强的实践性．决定了课程设置应始终围绕培养对象的职业能力这一主题。冈此，以工作分析为基础来开发课程在高级技工教育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通过工作分析可以把工作任务划分为一系列独立存在的任务模块：以完成任务为核心派生工作项目：以完成项目为目标派生工作职责：以胜任工作职责为目的整合理论与实践教学内容。这一类课程称为任务中心课程．是高级技工学校专业技能课程的主体。虽然任务中心课程要求专业理论知识应当“附着”在工作任务中．但是为了给学生提供更为广阔的理论知识视野．促进他们的职业能力向更高层次发展．特别是在高级工阶段有必要给学生提供一些拓展的专业理论知识。这些专业理论知识是没法以工作任务为中心进行组织的．更为合适的办法是按照知识本身的相关性把它们组织成课程。这种课程可称为拓展型理论课程。除了上述课程类型以外。开设出一系列校内、外实践教学课程．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就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的积累，获得综合的技术实践能力。这类课程称为综合实践课程。如上所述．专业技能课程包括任务中心课程、拓展型理论课程、综合实践课程。

二、高级技工学校课程排列模式

为了培养出职业素质高的高级技能型人才．高级技工学校必须走产学结合共同培养人才的途径．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以及一个人的职业技能、职业意识、职业素质的培养。离不开企业的参与，职业环境的熏陶；离不开从事职业工作的专业人员和管理者的言传身教。因此．任务中心课程是高级技工教育的主体．而综合实践课程是高级技工教育的重要环节．对技能人才的成长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此外。核心技能是当今每一个社会人取得成功所必需的技能其内涵和掌握程度视不同的职业要求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都是必须具备的。将核心技能、从业的职业索质、所需的职业技术和一定数量的拓展知识结合起来．笔者对高级技工学校人才培养的课程结构提出了一个框架．如下图所示：

将上述课程结构进行内涵分析和关系解读．可以看出核心技能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是支撑高级技工学校人才培养取得成功的两翼保证。任务中心课程是就业的敲门砖和关键所在．而拓展理论课程则是从业或创业的应变要素。

(一)枉心技能课程结构

核心技能课程是课程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对人才素质的理解。该部分课程按照核心技能的内涵、种类、要求等进行设置。对其中一部分核心技能采取单独开课的方式．如思品活动课程、数学应用课程、外语应用课程、人文活动课程、信息技术应用课程、文体活动课程、就业、创业活动课程等．供学生自由选修。另一部分核心技能采取渗透到其他课程中的方式．充分发挥各门课程优质教学资源的作用因高级技工学校大部分招收的是初中毕业生。文化基础薄弱．因此，在初级工阶段．核心技能课程凸显基础性的课程功能．如开设语文、英语、数学等；中级工阶段凸显服务于专业技术教育的课程功能．如开设专业数学、专业英语、应用文写作等：高级工阶段凸显综合化的课程功能．根据

专业需要开设专业数学、专业英语等学生通过核心技能课程的学习．获得必要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价值分析与综合能力的训练．形成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准确的观察判断能力。以及清晰的沟通表达能力：课程结构力求体现必修与选修、统一培养与个性发展、教学要求和学习必趣的结合．以提高学生能力为目的．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专业技能课程结构

专业技能课程主要是任务中心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拓展理论课程在高级工阶段开设．一般在两门左右。下面主要对任务中心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结构作详细阐述：

1．任务中心课程结构。任务中心课程设计的基础是“典型工作任务”。设计学习任务．就是将典型工作任务进行教学化处理。在课程分析过程中．对典型工作任务进行准确的描述具有重要的意义。(其结构见表1)

按照这一顺序设置课程符合人的职业成长规律和能力发展．即从门外汉到高级工的过程。学生首先对所学职业(专业)内容和工作的环境等有感性的认识．获得与工作岗位和工作过程相关的知识．然后再开始学习专业知识按照通过(职业)行动获得知识的心理规律．采用从向核心发展的结构．学生获得直接的知识。

2}综合实践课程结构综合实践课程包括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是以校内外实训基地为依托．从“见习”到“顶岗”再到“就业”．设计为从低到高逐步发展的几门具体课程。(其结构见表2)

认识实习是结合课程教学内容．把教学场地搬到具备相关资源的企业现场．是学生对企业初步的、局部的接触。一般为时2周。

社会实践是学生利用二年级暑假．到专业对口行业的企业跟班学习．了解行业的产品种类、工作内容以及基本工作规范。比认识实习更进一步。是对企业相对全面的、广泛的接触。

岗位实习一般安排在中级工证书考核后，为时18周。学生到专业相关企业顶岗实习．了解生产或工作流程．训练岗位技能。比社会实践更进一步．是对中级工模块教学知识和技能的实际检验和真正强化为高级工阶段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

毕业实习为时l8周。建立在一系列的校外实践教学基础上，使学生面对现实、适应市场、顺利就业。

三、高级技工学校课程构成比例及结构特点

根据高级技工学校人才培养类型以及就业导向的课程观．核心技能课程与专业技能课程比例为3：7。综合实践课程占专业技能课程30％。这一构成比例．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技能、增强了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但理论课程内容必然被精简。原有课程的学科结构被彻底改变。技术的进步逼迫人们不断地创新与学习．以适应可能面临的岗位变迁。因此．在强调技能针对性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岗位适应性的关系：在强调成才教育的同时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成人教育的关系。

任务中课程强调课程目标与某一具体岗位知识、技能等要求的匹配性．强调课程内容对学生就业的实用性．但不能因为强调就业技能而忽视知识基础．不能因为强调零距离上岗而忽视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因此在强调就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如下措施提高岗位适应性：一是在高级工阶段开设拓展理论课程．增加理论课程课时：二是鼓励学生多学两项技能、拿多本证书。除获得本专业高级工证书外．还鼓励学生获得相应工种的中级工证书。

高级技工学校的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期．高级技工学校的培养目标不仅是让学生获得专业技术技能．还要使他们的身心素质、道德、个性等都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使之成长为品德高尚、人格健全、心理健康、行为端正的社会公民。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如下措施提高成人教育：一是核心技能课程与专业紧密结合。做到因材施教．而且能让学生在工作环境、实践场所学以致用。增强成就感．提高教学效果：二是充分利用选修课和第二课堂。扩大学生知识面．培养、发展学生兴趣爱好特长和潜能：三是改变核心技能课程考核体系。将课堂教育延伸到学生在校的日常学习和生活中。将一部分核心技能融会贯穿到专业技能课程教学中．使每一位教师都承担起育人的作用。

高级技工学校课程结构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课程结构设计．遵循教育规律．坚持两个不断线，实现能力培养的递进性和渐进性。一个不断线是：专业知识学习不断线。从第一学期就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使学生尽早介入本专业知识的学习．培养专业兴趣，熟悉工作岗位环境。同时。专业知识和专业意识逐年得到不断加强和深化。第二个不断线是：专业技术能力培养不断线。依托校内外实训基地。以职业能力为主线．构建螺旋递进的富于弹性和个性的实践教学体系。从基本技能实训到综合实训、从认识实习到毕业实习，这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

2．建立以能力培养为主线的课程结构模式。专业技能课程大多数采用更适合高级技工教育的任务中心课程．按照工作任务，选择教学内容．进行课程整合．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整合、专业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整合

第2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能力的黑龙江省高校经管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JGXM-HLJ-

2011132）；齐齐哈尔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2011032）；黑龙江省高等

教育学会重点规划课题（HLJXHB1110011）；齐齐哈尔大学教育科学研

究项目（2012100）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科研创新是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推动力，评价经管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研究生科研创新的直接产出成果，构建经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用灰色关联分析对黑龙江省具有经济或管理类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全部高校2008-2012年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比较分析，为黑龙江省高校科研创新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经管类研究生 科研创新能力 灰色关联分析

科研创新能力作为科学硕士综合能力的核心素质，是衡量研究生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志。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是科学硕士读研期间的必然要求，经济或管理类研究生学制一般为2-3年，在科研工作中主要从事文献检索、阅读等信息行为，由于科研时间较短、科研创新平台较少，导致高校对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如何提高经管类科学硕士的科研创新能力是高校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国内学者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做了相关研究。大致分为三类：一是通过分析制约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培养的影响因素，总结出提高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就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积极搭建科研创新平台以及改善科研环境。二是通过问卷调查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改革现有的培养机制与科研体系是提升科研创新能力的根本途径。三是分析研究生对信息的获取与利用等信息行为，提出学术信息平台可促进研究生的科研效率与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往文献对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进行了深入研究，多属于观点陈述型或通过对研究生进行问卷调查，提出相关对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客观性不足。

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黑龙江省经管类硕士2008-2012年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分析，构建经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利用面板数据对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的科研创新能力进行分析和评价，通过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发展态势的差异提出相关对策。

构建科研创新能力指标体系

评价科研创新能力的主要内容是科研产出的评价，硕士研究生科研产出评价的实质是对学生科研创新活动的各种直接产出成果及其影响进行评价（田方林等，2011）。经管类研究生的科研创新活动主要包括发表学术论文、参与科研项目、撰写学位论文三个方面。

发表期刊论文情况主要通过CSSCI篇数占比、数占比、期刊影响因子平均值以及论文被引频次平均值来体现。CSSCI篇数占比是指在CSSCI上的篇数占总数的比例，高水平的论文具有较高的研究层次与学术价值，反映了本学科领域的研究前沿，是科研创新重要的表现形式。数占比反映了研究生在科研过程中的产出效率，在创新能力中代表科研创新产出效率的指标。影响因子既能够体现期刊的学术水平及影响力，也是评测论文质量的重要指标，论文的质量决定了论文的被引频次，被引频次越大表示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论文的研究意义越大，实践证明，影响因子、被引频次与的质量呈正相关性。期刊影响因子和论文被引频次两者互为补充，能够反映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科研项目是研究生将理论联系实践、提高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它体现了论文研究层次上的深度和广度。本文将科研项目级别分为三个等级：部级、省部级以及市厅级，尤其是部级别的科研项目常常能够实现重大的创新。因此，科研项目级别越高，研究价值越大，创新性越强。

学位论文是衡量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优秀学位论文情况通过省优秀学位论文数和含国家基金学位论文比来体现，省优秀学位论文在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具有更高层次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国家科研项目支撑的学位论文表明对其研究领域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根据系统性、可操作性、数量与质量相结合的原则（苏学等，2010），本文借鉴以往文献的研究并采取专家意见构建科研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经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3个一级指标：发表期刊论文、参与科研项目、优秀学位论文（权重分别为：0.4，0.3，0.3）；9个二级指标。其中发表期刊论文有4个二级指标，即CSSCI占比、数占比、影响因子平均值、被引频次平均值（权重分别为：0.5，0.1，0.2，0.2）；参与科研项目有3个二级指标，即国家项目占比、项目级别加权平均值、科研项目占比（权重分别为：0.4，0.3，0.3）；优秀学位论文有2个二级指标，即省优秀学位论文数和国家基金学位论文比（权重为：0.6和0.4）。

样本分类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黑龙江省内具有经济或管理类硕士授权点全部高校，共12所。基于它们在高校属性、科研机构、办学实力等方面有所差别，将其划分为A、B、C三类。

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以及东北农业大学都是“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且都拥有经管学科博士点与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其中，哈尔滨工业大学设有国家重点学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另外三所高校有农林经济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省级重点一级学科，都拥有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将以上4所高校归为A类。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东北石油大学都设有工商管理等省级重点一级学科以及黑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是教育部与黑龙江省重点共建高校，其他3所都拥有经济或管理学科博士点，将这4所高校归为B类。最后，将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以及哈尔滨师范大学4所普通高等院校归为C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通过CNKI与黑龙江省学位办网站，结合实际调研，形成三类高校2008-2012年的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的基本统计数据，如表1所示。

在调查A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发表CSSCI所占论文比重中发现，除2009年稍有波动外，高水平论文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见表1）。在科研创新的产出效率方面，虽然属于A类的4所高校都不是以经管类学科为重点培养对象，但是，经管类硕士有较好的创新意识，能够积极主动的，因此，数所占比例不低。经管类硕士所投期刊的影响因子平均值与含国家项目的论文比重虽然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是，到2012年为止，科研项目占论文比重仍然只占38.8%，参与部级科研项目的硕士学位论文占比也比较低，可见经管类硕士参与科研项目的情况不甚理想。

由表2可知，B类高校经管类硕士发表高水平论文所占比例变化幅度较小。2011年，B类高校经管学科研究生发表的论文数占比高达56.9%，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但是，A、B类研究生发表的CSSCI篇数占论文总数的比重相差较大，这说明B类高校比较注重科研产出效率，而在的学术水平与创新性上与A类高校仍存在差距。

调查显示，2009-2012年，C类高校经管类硕士发表的高水平论文所占比重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与A类高校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的数量也相对较少，说明C类高校的研究生整体来看创新意识不足。将表1和表3数据对照可知，C类高校经管学科硕士参与科研项目的学生比例高于A类高校，这里有A类高校导师项目多由博士研究生参与完成的原因。C类高校发表高水平论文的数量偏低，说明近年来它们在经管类硕士的培养体制上存在一定的问题。

数据分析

为研究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产出的动态变化，比较三类高校科研创新情况的差异，本文采用灰色关联分析，它能够量化比较分析事物动态过程的发展态势，研究两因素之间相互关联的程度以确定被评价对象的优劣。具体评价步骤如下：一是确定比较数列v0k，取每个指标的最佳值作为参考数列，即V0=（v01，v02，…，v0k）；二是对各指标值进行规范化处理，规范化公式为：；三是利用AHP确定指标权重Wk；四是计算关联系数计算参考数列和比较数列之间的关联系数ζik，其计算公式为：，i=1，2，…，m；k=1，2，…，n；五是计算灰色关联度，关联度的评价值高低代表被评价对象科研创新能力的强弱。

为了更加清晰地评价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的变化趋势，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本文根据整理的数据绘制了动态分析图，图1描述了2008-2012年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论文创新性的变化趋势，通过图1可看出，三类高校的变化趋势明显不同，A类高校的论文创新性评价值最高，B类高校次之，C类最低。其中，A类高校的论文创新性上升趋势非常明显，说明A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着重学科前沿的创新，发表的论文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或应用前景；B类高校的学生在论文的创新性上随年份的不同无明显变化；C类高校的学生的创新性总体演变趋势大体呈倒U型曲线，一方面，是由于2012年的时间较短，导致被引频次较少，另一方面，与2011年相比，高水平的论文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图2描述了2008-2012年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参与科研项目情况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 A类高校经管类硕士参与科研项目情况在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10年达到一个极小值点后再反弹急速上升；B类高校在2010年达到了一个极大值点，评价值高于A、C类高校，而后从2010年开始曲线变化幅度不大；C类高校参与科研项目情况呈波浪形的变化，有微弱的下降趋势。各 类高校硕士参与科研项目情况与情况的变化趋势相似，可推断出，科研项目的数量与级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管类硕士的数量与水平。

由于每届黑龙江省经管类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仅有3-6篇，数量较少，而更多的科研项目依靠博士生参与完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2008-2012年期间，A、B、C三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参与国家基金的学位论文数都比较少。由于学位论文的选题、研究方法、研究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创新性变化趋势非常明显，由图3可知，A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在学位论文的创新性方面呈上升趋势；曲线B开始呈上升趋势，在2009年达到了极点后转呈下降的趋势。C类高校的学位论文创新性在2008-2012年无明显变化。此外，从动态分析趋势图可以看出，期刊论文的创新性和科研项目的参与间接影响着学位论文的创新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了解到，A、B、C三类高校的科研创新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异性。究其原因，A类高校身为“211工程”大学，拥有部级重点实验室与研究中心等优秀的科研环境，重视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建设，将学科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体系。B类高校同属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的重点院校，它们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引领学科前沿，形成了商工、商法以及文理结合等特色突出的学科专业群，科研创新效率居于领先地位，虽然在科研创新效率与培养优秀人才方面比较出众，但经管类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的质量一般，导致整体科研创新能力不是十分理想，因此，4所高校在培养优秀经管类研究生方面都有待加强。C类高校地处偏远地域，由于培养学科侧重点不同等原因，导致经管类研究生相对较少，发表的学术论文数少，在学术论文质量、部级科研项目等方面处于劣势，与A类高校有很大差距，科研创新能力相对较差。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描述性统计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对黑龙江省三类高校经管类硕士的期刊论文创新性、科研项目参与性以及学位论文创新性，实证分析了其变化规律。以上结果表明：近年来，黑龙江省各高校经管类硕士的科研创新能力出现了不平衡的现象，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以及东北农业大学这4所A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的科研创新能力在2008-2012年期间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大学以及东北石油大学这4所B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近年来参与科研项目的情况比较理想，在论文的创新性方面则差强人意；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黑龙江科技大学、齐齐哈尔大学以及哈尔滨师范大学这4所C类高校的经管类硕士的科研创新能力总体来看虽有所增强，但是，论文的创新性发展态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高校在培养经管类硕士科研创新能力的过程中应注重学科之间的相互促进、相互推动，高校应强化校际之间的合作，创造有利于科研创新的科研环境。如果高校不及时改革现有的培养机制，将会造成各高校经管类硕士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据此，提出提高经管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建议如下：

（一）建设交叉学科师生队伍

研究生固守单一学科领域内的思维与理论去研究问题很难有突破性的创新，而科学发展常常涉及不同学科的相互交叉和相互渗透，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现了学科发展的前沿，有利于研究生形成整体科学意识并能够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发现问题。因此，高校应注重跨学科研究生的培养，一方面，鼓励不同学科的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另一方面，不同学科的导师进行跨学科课题的研究，从而构建新的学科体系，促进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二）强化校际之间的合作

高校在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教学体系、培养模式，高校采用导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沟通的方式，容易造成“近亲繁殖”，不利于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因此，高校之间若能加强合作，互相带来新思想、新方法，不仅能够建立浓厚的学术氛围，还可以互相吸取优势。

（三）积极搭建科研实践创新环境

科研创新工作是排除主观因素的科学研究，而科学研究是实证研究。经管类研究生平时主要进行教学辅助工作和科研工作，而科研工作若只局限于相关文献的阅读与理解，忽视社会实践的科研活动，则不利于科研创新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证研究表明，研究生参与科研项目的过程是提高其科研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也是提高论文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加强产学研合作，为研究生提供参与科研项目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有利于研究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科研实践相结合，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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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关键词 理工类 专业类高校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 瓶颈

AbstractThe paper considers that almost all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lytechnic and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ncounter the many bottlenecks: without breaking through the bottlenecks， the journalism education in 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and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ay not work out a new way with variety features.

Key wordspolytechnic universities profess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journalism education bottleneck

进入新世纪，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发展迅猛，除原有的新闻传播专业大力扩招外，国内一批以理工科为主的综合院校（以下简称理工类高校），一批以政法、财经、师范、农业、外语、体育、石油、航天航空、交通、邮电专业教育为主的院校（以下简称专业类高校），也纷纷建立新闻传播专业，大规模招生。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的主要思路，是依托本校学科教学、科研的优势，走出一条体现本校特色、与传统新闻传播办学有所不同的道路，培养出具备某种特别知识结构、适合社会某些方面特殊需要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但是，在探索特色办学的过程中，目前，受自身条件局限，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却遇到了如下一些瓶颈：

一、教育环境缺乏人文氛围的熏陶，学生整体人文素质难以满足专业要求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习大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 “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第4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以前，开设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上是老牌综合性大学，其人文社科专业开设比较齐备，云集了人文社科的许多专家、学者和大量学生，形成良好的人文氛围。在这种氛围下，在校学生有机会听到很多高水平的人文讲座、选修各种人文课程、参加各种人文气息浓厚的社团、与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相处。在这种学校里成长，学生受到人文氛围的熏陶，容易养成新闻传播从业人员必备的人文素质。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受传统和现实因素的诸多限制，无论在办校思路、制度安排、学科建设、课程开设、讲座邀请、社团设置、活动举办等诸多方面，都普遍缺乏人文方面的考虑和相应的氛围。以讲座和学术会议为例。笔者所在的学校绝大多数讲座，是“务实”性质的，它基本上与经、管、法、税、商、金融等学科有关。请来开讲座的，更多的是各级官员、各行业的行政管理者以及总裁、经理之类的业界精英；讲的内容，很多是对具体政策法规的解读、对当前国内外热点问题的解答，对业界实操经验的介绍。

缺乏人文氛围，若在课程设置上增加人文课程份量，或可有所弥补。但遗憾的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为了突出本校特色，在课程设置上不是增加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人文课程的设置。

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管如何探索特色，不能忽略它人文性质浓厚的学科基础。一般的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既缺少人文氛围的熏陶，又在不同程度上减少人文学科相关课程的设置，学生要在以后的新闻传播实践中走得更好更高，恐怕有点难。

二、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学生课业负担过重、课程学习疲于奔命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总想发展自己的特色，在特色的形成过程中，却往往存在学生学习课程过多过杂、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是这些个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往往秉承这样一种宗旨，既必须努力保持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的基本面貌，又想依托本校一些龙头学科的教研条件，形成培养独特的学校烙印鲜明的复合型新闻传播人才的优势。为达成这样的宗旨，其培养目标难免贪大求全，教学课程难免大包大揽，学生课业负担难免过重。在具体的教学安排上，也容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种甚至多种：一、课程过多；二、学时学分过多；二，许多专业课程的教学浅尝辄止，学生的课程学习往往蜻蜓点水，难以深入。

请看某法商类高校的新闻学专业本科教学计划（2007级）。培养目标：“培养具备系统的新闻理论知识与技能，宽广的文化与科学知识，以及一定的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专业的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新闻、宣传政策法规，能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和宣传部门从事传播方面的工作，能在法律、经济部门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等工作，也能在党政机关、出版部门、各类学校、科研机构及其他企事业单位从事宣传、文秘、管理、编辑出版、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复合、应用型新闻专业人才。”“本专业依托法商专业，鼓励学生拓宽知识领域，跨专业选修课程、辅修第二专业、修读第二学位，成为有法学、经济学或管理学专长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为了达到这样的培养目标，这所高校在开办新闻专业的很长一段时间内（2002级——2004级），竟然把微积分概论等设置为学位基础课必修课（对02级的学生而言，还有统计学和经济学概论，且每门课都是54课时3学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对学生的理论素养、知识结构和技能要求十分全面，对学生的出路考虑十分周全的培养目标和课程方案。但是，这样的目标和方案难免给人贪大求全、难以实现、流于形式的感觉。学生要扎扎实实地学好学深新闻传播专业必备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相当困难。

再看某体育类高校新闻专业的本科课程方案（2007级）。看起来，它像是体育新闻专业新闻学专业与体育学专业的简单叠加。除涵盖一般新闻学专业的全部课程外，又增加了数量可观的体育课程，以及由新闻学与体育学交叉嫁接出来的所谓体育新闻类系列课程。在具体的方案里，体育概论、篮球、体操、体育科研方法等9门体育课程，文学概论、逻辑学等7门人文课程，新闻学概论、传播学概论等12门新闻传播课程，全是它的基础课或主干课，此外，它还要学生学量的公共选修课、方向选修课、实践课和校本课程（如活动、专题调研等），加上公共必修课程，面面俱到，学生须完成165总学分，57门课（不包括实践课和校本课程）才能毕业。此外，要拿到学位，还需满足“英语必须达到全国英语四级水平，普通话必须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达到计算机水平测试二级等级的要求”等条件。在一个以体育生为主的院校学习新闻传播专业，许多学生本身也是体育生，要都达到这样的要求，难度可想而知。

面对这种现象，广州体育学院体育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德胜教授感触很深：“在教育部三令五申减少学时学分，减轻学生负担，让大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主学习、积极创新的今天，连北京大学等名校都在努力把授课总时数控制在2400学时以内，总学分控制在160学分以下，而部分学校的体育新闻专业授课总时数却高达近3000学时，如此一来，学生每时每刻都在上课，几乎没有实践或娱乐的时间。”学生不仅仅是没有实践和娱乐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学生没有大量阅读和思考的时间，每日忙于应付各门功课，疲于奔命。学生当中甚至出现了“不想做课程学习工具”、“希望能更多享受读书思考乐趣”等说法。专业教育，看来也要减负，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类院校培养目标贪大求全的新闻传播教育。

三、新闻传播教育专业资源匮乏，完整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

办新闻传播专业教育，许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不同程度上存在本科教育职业技术化的倾向，努力构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培训体系。为了避免传统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易产生的学生“坐以论道容易、站起动手困难”的弊端，也为了避免在就业市场上与综合性高校的传统强势正面对撼，它们想走一条更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培养的教学道路：一方面，努力把学生训练成为掌握一技之长的专才，偏重于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翻译、摄影、摄像、传媒新技术应用等技能、技巧的训练；另一方面，努力在课程设置、实践形式、实践内容上与综合性大学新闻传播专业有所不同。

这本来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是一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资源的匮乏，却使它们的专业培训体系难以形成，尴尬百出：

首先，师资庞杂多元，专业培训力量难以整合。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其师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来自传统新闻学院的，来自业界的，来自邻近学科的，来自校内所依托的特色专业的。其中，要整合前三类师资，已有相当难度，因为大家的专业背景难免有一定差异。要把第四类师资也整合进来，难度更大——你的专业教育特色要依赖它才能形成，许多基础课、主干课和选修课都由它的老师来上，但它的专业背景与你却相差十万八千里。长此以往，多好的课程设置和体系设计可能都流于形式。

其次，学科处于边缘地位，专业培训体系建设举步维艰。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优势学科和重点学科，当然不是新闻传播，一般而言，处于这些学校边缘地位的新闻传播专业，师生的权益难以得到应有的保障。分配经费，有一套物竞天择的运作体系；计算酬劳，有一套偏重本校优势学科的成熟方案；申报课题，无论校内校外你基本处于弱势地位。在这样的环境里办新闻传播专业，难免这样一些后果：一、很难吸引本专业的著名学者、教授；二、难以充分调动专业教师的积极性；三、难以引进“双师型”老师（同时具备业界职称和教师职称）——业界一些想进来的业务精英，受学历、职称、理论、教学水平的限制，往往无缘高校教职；四、相关实验设施和培训经费的投入难以得到保障。缺少办学经费、合格师资和相关设施，又难以充分调动现有老师的积极性，如何建设正常运转的专业培训体系？

再次，缺乏业界人脉和实体资源，缺少像样的实训和实习基地。业界的人脉和实体资源优势，不是一朝一席可以形成的。一般的理工类和专业类高校办新闻传播专业，要拥有广泛、深厚的业界人脉和足够实体资源，还有待长时间努力。

四、人才培养定位强调特色，却难以摆脱新闻传播行业用人惯性的支配

新闻传播业是一个没有严格专业门槛的行业，近年南方报社等新闻单位招人，新闻传播专业学生所占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大部分降低到现在的约20-30%甚至更低。新闻单位用人，越来越强调从事某类报道的采编人员的专业背景。尽管理工类、专业类高校在办新闻传播专业时八仙过海，各具特色，但是，其毕业生基本上仍然被用人单位看成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而不是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社会学、外国语、计算机、信息科学、体育学、心理学等专业的学生。新闻单位用人所说的专业背景，指的是后者。很多理工类、专业类高校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在本校的“特色教育”下忙活了几年，到头来发现，无论实习还是工作，新闻单位考察他们的，首先是新闻传播专业的基本功，并没有把他们当作有特殊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来看待和使用，在“专业竞争”中，他们仍然难以与具有真正专业背景的毕业生相提并论。特色办学，却依然难以逃避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的面临的共同尴尬。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要让自己培养的具有本校特色的复合型新闻人才得到业界认可，绝不是贴个标签那么简单。

理工类、专业类高校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不突破这些瓶颈，让学生人文素养整体不足、培养目标贪大求全、培训体系资源匮乏、特色人才的培养难得业界认可等现象继续长期存在，理工类、专业类高校走有本校特色的新闻传播专业教育道路的追求，难成现实。

第5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各高校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和办公软件操作技能，为后续课程做好知识和技能上的准备。从学校的教学层面来看，由于该课程涉及面广，且较多知识与技能仅是“点到为止”，所以容易被师生打上“简单”、“低端”的标签，从而没有引起师生足够的重视，导致该课程的实际收益非常有限。从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需求来看，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占据办公软件市场的主流地位，已是办公自动化的必备工具。据微软一项针对全世界企业实施的办公应用技术能力的研究调查显示，会使用微软Office办公软件的工作者，实际程度只达到20%～25%。事实上，大多数人仅了解Office软件的简单基本操作，掌握的操作知识非常有限，以致无法适应学习、工作的要求或是在工作中走了大量的弯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加强计算机应用论文基础课程教学，提高学生的办公软件应用技能，对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素养，打造学生的职业能力，是一个投入少、收益高的途径。 

2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 

经济管理类专业主要包括会计电算化、金融与证券、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经济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这些专业主要培养的是服务于企业营销、财会、采购、物流、客服等职能的专门人才。不同于计算机类专业更多地将该课程定位于程序设计、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课程的先修课程，经管类专业更加突出课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结合经管类专业毕业生的职业特点，可以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归纳为两个方面。 

2.1 提高学生对办公软件的操作应用能力 

在经管类专业学生就业的诸多岗位中，绝大多数都会遇到文档编排、数据计算、统计分析与决策等情况，例如项目策划书编排、合同编排、工资计算、库存与销售情况分析、生产与物流决策等。尽管这些工作也可以用一些专门开发或购买的信息系统来完成，但开发与学习一个新的信息系统具有较高的成本。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具有学习难度低、功能强大、可扩展性强等特点。在熟练掌握Office办公软件的情况下，日常的文档编排、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都可以轻松快速实现。所以，将Office办公软件作为核心内容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高校众多课程中最具有 “学以致用”、“终生受用”特点的课程，值得重视与加强。 

2.2 通过相应的计算机等级考试 

计算机等级考试是对学校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考查；等级考试通过率是对教学质量非常直观的展示。由于等级考试通过率具有横向可比较性，越来越成为主管部门对各学校、各系部考核的指标之一，所以计算机等级考试也越来越受到学校及各系部的重视。以四川省高等学校计算机一级考试为例，从2013年开始对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地改革，增加了与实际工作案例联系紧密的实践操作性题目，更加强调了对学生操作应用能力的考查，且考试内容也紧跟信息技术发展步伐，越来越能客观地检测出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认知和操作技能的掌握程度。从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来看，近几年在二级考试中增加了Office高级应用的考试科目，打破了以前只有程序设计类考试科目的传统。这个考试科目的增加，几乎可以认为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尤其是经管类专业学生量身定制的考试科目。所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可以兼顾“认证”需求，低者可以将一级作为教学目标，高者可以将全国二级作为考试目标，为经管类学生提供一个考证的完善通道。 

综上所述，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日常教学应当将提高学生对办公软件应用能力培养和提高等级考试通过率作为目标，随着等级考试的不断改进，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3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是实现以上两个目标的核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具有涉及范围宽、知识比较散的特点，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要面面俱到又要深入讲解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围绕以上两个目标对内容进行精心选择和设计。 

3.1 选择与设计教学内容的原则 

3.1.1 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原则 

作为一门面向所有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无意识地体现了其“公共性”，即相同的课时数、相同的教学内容、相同的教学重点。这种面向各专业的无区别式授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综合表现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动力不强。根据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发现，学生往往对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感兴趣，并具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因此，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专业培养目标和技能需求，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重点设置、案例设计等环节上密切与专业技能需求相结合，与培养目标接轨，突出其专业倾向性，才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基础理论知识部分中的原码、反码、补码知识，对于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需要重点讲解，而对于经管类专业显得过难也不实用，应该忽略。文字输入部分，对于一般专业能够快速进行中英文打字即可，但财务会计专业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突出数字小键盘的输入训练。函数应用部分，对于大多数专业而言，掌握SUM、AVERAGE、MAX、MIN、IF函数的基本使用，能进行简单计算即可，但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应当掌握到通过函数嵌套进行复杂计算和数据分析的程度。典型地，会用函数嵌套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计算，会对身份证号码进行分析。

3.1.2 适当提高难度原则 

90后学生出生在计算机普及的过程中，成长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学会一些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掌握了互联网的简单使用，所以他们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比十多年前的新生具有更高的起点，也具有更好的接受理解能力。基于这种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多的在学生已有经验系统基础上，引入具有更高难度，与实际工作案例联系更加紧密的教学内容，缩短常识性知识讲解和基本操作练习的时间。例如，在Word文字处理软件教学中，不少同学已经会一些基本的文字输入及格式编排操作，在教学时间安排上就要缩短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操作练习时间，将练习重心转向诸如长文档编排，邮件合并等高级应用的内容。适当提高教学难度，给出一些有挑战性的操作案例，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2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框架 

围绕提高学生的操作应用能力和提高等级考试过级率两个目标，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应当包括如表1所示的内容。 

4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改革 

教学过程涉及到课时安排、教学方式与方法等内容，它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保证。 

4.1 优化课时结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通过对几所高校的了解，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普遍安排的是48学时或64学时，以48学时居多，总学时中理论课学时和上机课学比例为2∶1或者1∶1。这种课时安排的前提假设是利用理论课时对课程的教学章节进行全面的介绍，然后在理论课后再进行上机实践操作。事实上，理论课上花费较多的时间对诸如Windows系统、Office办公软件等操作性强的章节进行系统性地讲解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讲解无论是多详细、多生动，也仅能让学生对相关软件的功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而已。对于类似于Office办公软件这种内容，只有当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将对功能的认识应用于具体的案例，学会解决相关问题并形成经验之后，才能称之为有效的学习。所以，要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率，应该大幅度提高上机实践课的比例，缩减理论课时数量。以总课时64节为例，建议将理论授课课时调整为16，上机实践课时调整为48，形成1∶3的课时结构。在16节理论课时中，仅对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如数制转换、信息表示与编码、计算机工作原理、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常识等理论知识做必要的介绍，将操作性强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部分完全放到上机实践课中进行，以边讲边练的形式进行教学，这将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4.2 引入微课教学手段解决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所谓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而展开的课程片段，它可以是理论知识讲解，也可以是操作演示。微课视频具有教学时间短、教学内容少、主题突出等显著特点。考虑到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间有限，微课视频通常只有5～8分钟的时间长度。 

尽管现在的大多数新生了解一些计算机及网络操作知识，具有较高的学习起点，但也存在着部分来自于边远山区或因家庭条件原因，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师的讲解内容，有些学生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有些学生则可能完全跟不上教学节奏，没法按要求掌握应有的知识。通过开发微课教学视频，并建立大规模在线课堂（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给学生提供一个全天候的学习环境，通过让后进学生反复观看教学视频，可以弥补学生之间水平的差异，使全体学生掌握应有知识技能成为可能。对于计算机应用基础中一些有难度的知识，例如数制之间的转换、函数的多层嵌套、数据透视表等，有必要将其制作成微课视频，供学生反复学习。微课教学手段的引入，有助于提高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使进一步引入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成为可能。 

5 结 语 

提高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要转变观念：它不仅仅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更是能够学以致用、终生受用的课程，是与职业能力密切相关的课程。在此基础上，授课教师需要对经管类毕业生工作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结合学生特点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确保教学内容能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设计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核心，而优化课时结构、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与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保证。多措并举，提高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质量，使其真正发挥在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是需要不断探索与总结的。 

主要参考文献 

[1]毕丛娣.财经管理类专业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探讨[J].计算机教育，2007（12）：46-48. 

第6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1 引 言

 

计算机应用基础是各高校为一年级新生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旨在培养学生基本的计算机理论知识和办公软件操作技能，为后续课程做好知识和技能上的准备。从学校的教学层面来看，由于该课程涉及面广，且较多知识与技能仅是“点到为止”，所以容易被师生打上“简单”、“低端”的标签，从而没有引起师生足够的重视，导致该课程的实际收益非常有限。从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工作需求来看，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占据办公软件市场的主流地位，已是办公自动化的必备工具。据微软一项针对全世界企业实施的办公应用技术能力的研究调查显示，会使用微软Office办公软件的工作者，实际程度只达到20%～25%。事实上，大多数人仅了解Office软件的简单基本操作，掌握的操作知识非常有限，以致无法适应学习、工作的要求或是在工作中走了大量的弯路。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加强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提高学生的办公软件应用技能，对提高学生信息技术素养，打造学生的职业能力，是一个投入少、收益高的途径。

 

2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定位

 

经济管理类专业主要包括会计电算化、金融与证券、市场营销、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经济信息管理、财务管理等。这些专业主要培养的是服务于企业营销、财会、采购、物流、客服等职能的专门人才。不同于计算机类专业更多地将该课程定位于程序设计、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等课程的先修课程，经管类专业更加突出课程的“工具性”和“实用性”。结合经管类专业毕业生的职业特点，可以将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目标归纳为两个方面。

 

2.1 提高学生对办公软件的操作应用能力

 

在经管类专业学生就业的诸多岗位中，绝大多数都会遇到文档编排、数据计算、统计分析与决策等情况，例如项目策划书编排、合同编排、工资计算、库存与销售情况分析、生产与物流决策等。尽管这些工作也可以用一些专门开发或购买的信息系统来完成，但开发与学习一个新的信息系统具有较高的成本。微软Office办公软件具有学习难度低、功能强大、可扩展性强等特点。在熟练掌握Office办公软件的情况下，日常的文档编排、数据处理分析等工作都可以轻松快速实现。所以，将Office办公软件作为核心内容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是高校众多课程中最具有 “学以致用”、“终生受用”特点的课程，值得重视与加强。

 

2.2 通过相应的计算机等级考试

 

计算机等级考试是对学校教学质量、学生学习效果的一个重要考查;等级考试通过率是对教学质量非常直观的展示。由于等级考试通过率具有横向可比较性，越来越成为主管部门对各学校、各系部考核的指标之一，所以计算机等级考试也越来越受到学校及各系部的重视。以四川省高等学校计算机一级考试为例，从2013年开始对考试形式和考试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地改革，增加了与实际工作案例联系紧密的实践操作性题目，更加强调了对学生操作应用能力的考查，且考试内容也紧跟信息技术发展步伐，越来越能客观地检测出学生对基本理论知识的认知和操作技能的掌握程度。从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来看，近几年在二级考试中增加了Office高级应用的考试科目，打破了以前只有程序设计类考试科目的传统。这个考试科目的增加，几乎可以认为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尤其是经管类专业学生量身定制的考试科目。所以，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可以兼顾“认证”需求，低者可以将一级作为教学目标，高者可以将全国二级作为考试目标，为经管类学生提供一个考证的完善通道。

 

综上所述，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日常教学应当将提高学生对办公软件应用能力培养和提高等级考试通过率作为目标，随着等级考试的不断改进，这两个目标并不冲突，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3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内容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是实现以上两个目标的核心。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具有涉及范围宽、知识比较散的特点，在课时有限的情况下，要面面俱到又要深入讲解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要求围绕以上两个目标对内容进行精心选择和设计。

 

3.1 选择与设计教学内容的原则

 

3.1.1 与专业培养目标相结合原则

 

作为一门面向所有专业开设的公共基础课，该课程在教学过程中无意识地体现了其“公共性”，即相同的课时数、相同的教学内容、相同的教学重点。这种面向各专业的无区别式授课会带来一系列问题，综合表现为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动力不强。根据多年的教学工作经验发现，学生往往对与自己专业密切相关的知识感兴趣，并具有较高的学习热情。因此，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专业培养目标和技能需求，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重点设置、案例设计等环节上密切与专业技能需求相结合，与培养目标接轨，突出其专业倾向性，才能够有效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基础理论知识部分中的原码、反码、补码知识，对于计算机专业学生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基础理论知识，需要重点讲解，而对于经管类专业显得过难也不实用，应该忽略。文字输入部分，对于一般专业能够快速进行中英文打字即可，但财务会计专业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突出数字小键盘的输入训练。函数应用部分，对于大多数专业而言，掌握SUM、AVERAGE、MAX、MIN、IF函数的基本使用，能进行简单计算即可，但经管类专业的学生应当掌握到通过函数嵌套进行复杂计算和数据分析的程度。典型地，会用函数嵌套对个人所得税进行计算，会对身份证号码进行分析。

 

3.1.2 适当提高难度原则

 

90后学生出生在计算机普及的过程中，成长于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大多数学生在入学前就已经学会一些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掌握了互联网的简单使用，所以他们学习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比十多年前的新生具有更高的起点，也具有更好的接受理解能力。基于这种特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更多的在学生已有经验系统基础上，引入具有更高难度，与实际工作案例联系更加紧密的教学内容，缩短常识性知识讲解和基本操作练习的时间。例如，在Word文字处理软件教学中，不少同学已经会一些基本的文字输入及格式编排操作，在教学时间安排上就要缩短这种低技术含量的操作练习时间，将练习重心转向诸如长文档编排，邮件合并等高级应用的内容。适当提高教学难度，给出一些有挑战性的操作案例，往往更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2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框架

 

围绕提高学生的操作应用能力和提高等级考试过级率两个目标，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应当包括如表1所示的内容。

 

4 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过程改革

 

教学过程涉及到课时安排、教学方式与方法等内容，它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保证。

 

4.1 优化课时结构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通过对几所高校的了解，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普遍安排的是48学时或64学时，以48学时居多，总学时中理论课学时和上机课学比例为2∶1或者1∶1。这种课时安排的前提假设是利用理论课时对课程的教学章节进行全面的介绍，然后在理论课后再进行上机实践操作。事实上，理论课上花费较多的时间对诸如Windows系统、Office办公软件等操作性强的章节进行系统性地讲解是没有必要的，这种讲解无论是多详细、多生动，也仅能让学生对相关软件的功能有一个粗浅的认识而已。对于类似于Office办公软件这种内容，只有当学生通过实践操作，将对功能的认识应用于具体的案例，学会解决相关问题并形成经验之后，才能称之为有效的学习。所以，要提高该课程的教学效率，应该大幅度提高上机实践课的比例，缩减理论课时数量。以总课时64节为例，建议将理论授课课时调整为16，上机实践课时调整为48，形成1∶3的课时结构。在16节理论课时中，仅对计算机基础理论知识，如数制转换、信息表示与编码、计算机工作原理、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常识等理论知识做必要的介绍，将操作性强的操作系统和办公软件部分完全放到上机实践课中进行，以边讲边练的形式进行教学，这将大大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4.2 引入微课教学手段解决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

 

所谓微课是以视频为主要载体，围绕某个知识点(重点、难点、疑点)而展开的课程片段，它可以是理论知识讲解，也可以是操作演示。微课视频具有教学时间短、教学内容少、主题突出等显著特点。考虑到学生注意力高度集中的时间有限，微课视频通常只有5～8分钟的时间长度。

 

尽管现在的大多数新生了解一些计算机及网络操作知识，具有较高的学习起点，但也存在着部分来自于边远山区或因家庭条件原因，没有接触过计算机的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对于教师的讲解内容，有些学生能够迅速理解并接受，有些学生则可能完全跟不上教学节奏，没法按要求掌握应有的知识。通过开发微课教学视频，并建立大规模在线课堂(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MOOC)，给学生提供一个全天候的学习环境，通过让后进学生反复观看教学视频，可以弥补学生之间水平的差异，使全体学生掌握应有知识技能成为可能。对于计算机应用基础中一些有难度的知识，例如数制之间的转换、函数的多层嵌套、数据透视表等，有必要将其制作成微课视频，供学生反复学习。微课教学手段的引入，有助于提高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也使进一步引入翻转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成为可能。

 

5 结 语

 

提高经管类专业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的教学质量，要转变观念：它不仅仅是一门公共基础课，更是能够学以致用、终生受用的课程，是与职业能力密切相关的课程。在此基础上，授课教师需要对经管类毕业生工作的实际需求进行分析，结合学生特点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对教学内容进行精心选择，确保教学内容能紧密结合工作的实际需求。教学内容设计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核心，而优化课时结构、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与手段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保证。多措并举，提高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质量，使其真正发挥在学生专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是需要不断探索与总结的。

第7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目前，在科研成果评价制度方面，许多高校科研管理部门采用定量分析的评价方法制定政策。具体程序包括：确定评价指标，对不同级别的论文、著作、项目标定不同的权重分值，建立评价体系；将科研成果按规定折合分值，多项成果分值累加，得出科研人员的研究工作量并以此为依据给予奖励。在论文成果评价方面，通常分为普通期刊论、论文集论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ISSHP（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会议索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论文、CSSCI（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期刊论文、《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期刊论文、本校认定的权威学术期刊、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A&HCI（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检索论文等几个等级。著作一般分为学术著作、学术译著（中译外）、学术译著（外译中）、词典工具书等级别。权威学术期刊由本校专家依据本校具体情况研究确定，一般从大家公认的学术价值较高、影响力较大的期刊中产生。著作成果的分值标准依据著作级别、获奖级别来确定。在科研项目方面，纵向项目依照项目来源分为部级、省部级、厅局级、校级等几个级别，级别不同，每万元科研项目经费折合的科研工作量的标准不同。部级项目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重点、一般项目，省部级项目包括中央、国务院各部门批准立项项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批准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等。横向项目单独分类，依据项目经费的数额折合工作量。相关政策的优点在于政策的实施可以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评价方法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相对客观。从相关政策条例实施的情况来看，效果明显，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提高了学校的科研水平。从激励的角度分析，对达到预期目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论文成果质量鉴定不严格

在定量评价的成果评价制度中，依据的刊物级别，分为普通期刊论文、北大中文核心期刊论文、CSSCI或CSCD期刊论文、几大国际检索论文（SCI、SSCI、EI）等几个等级，这种分级评价方法有其合理性，如分级清楚、标准统一、论文容易归类、管理，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科研成果水平等级，但并非所有核心期刊论文都能体现其内在水平。原因有二：其一，核心期刊的测定方法有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引文法是根据期刊所载论文被引次数的多少评价论文质量，引文法测定的核心期刊虽然能够反映该学科的内容和水平，但文献被引频次要有一个时间跨度才能反映出来，即当前核心期刊的学术价值并不一定完全准确代表当前所价值。此外，论文是否被引用不仅与论文质量有关，也与该论文选题是否为当前研究热点、学科发展趋势及该领域研究人员数量息息相关。一般情况下，应用性的学术期刊被引用的频率低于理论性期刊。其二，受利益驱使及其他因素的影响，部分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质量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有些期刊主办单位为了经济利益收取高额的版面费或碍于人情关系，从而降低了所刊发论文的质量标准。这些论文看似发表在级别较高的刊物上，实则是花钱买来的，或是依靠人情关系刊发的，论文质量并不高。因此学术期刊级别不能完全体现论文质量。

（二）图书类成果质量鉴定不科学

图书著作形式可分为专著、编著、编等几类，其中专著的独创性最高，产生的是原创作品，其学术价值最高；编的独创性最低，产生的是演绎作品。科研人员都希望自己出版的图书认定为著作，如今图书出版社大多为企业化管理，重视经济效益，对所出版书籍，只要没有违法行为，没有版权纠纷，能够提供足够的出版资金，可在图书著作形式认定方面、学术价值等方面放松要求，因此部分图书成果分类界定标准不统一。对高校科研管理者而言，只要是公开出版物，若非相关专业的权威人士，对出版物的学术水平高低难以界定。

（三）研究报告类研究成果要求不规范

一些立项项目以研究报告作为结题成果形式，而用来结题的研究报告的应用价值只是一些单位出具的证明作为报告实际价值依据。由项目负责人本人找单位出具相应证明比较容易，并不具有说服力，一个项目批复的资金少则几万，多则几十万，最终的结项成果如不严格鉴定实则是对资金的巨大浪费。

（四）科研项目级别界定不规范

一些纵向项目级别界定明确，也得到多数高校的认可，但一些随机立项项目，学（协）会类项目、各类项目子课题、自筹经费项目、各类横向项目，项目来源规范性不强，真实学术水平有待严格甄别。通常立项项目级别依据项目来源单位级别来确定，如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即为省部级项目，这类项目属于常规项目，每年固定时间统一申报，有一定规律性。一些随机申报项目，项目来源单位级别界定不明确，申报时间无规律，因此项目级别界定缺乏规范性。如一些学（协）会类项目，各高校对学（协）会项目来源级别认定不统一。在子课题级别的认定方面，各高校也标准不一，认定标准严格的高校要求在获批的总课题立项书中明示该子课题的名称及子课题的负责人，才能认定该子课题成立，相应级别按低于总课题一个级别确定。认定标准宽松一些的高校则只需总课题负责人出具该子课题立项证明即对该子课题予以认可。

三、完善人文社科成果评价制度的方法与途径

（一）制定科学、客观、公正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

科学、客观、公正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是产生高水平科研成果的基础，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就失去了评价的意义。亚当斯的公平理论指出：“一个人的公平感来自于对自己劳动贡献与报酬比与别人的劳动贡献与报酬比的比较和评价”。如果人们对评价过程或评价结果感到不公平就会采取降低效率、降低积极性及降低努力程度的方式回应，这会对整个高校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政策时要以推动学校科研水平为出发点，真正立足于提升学校学术水平，制定科学、公正、客观的科研成果评价体系。高校各级领导往往既是科研带头人又是行政管理者，既是科研管理制度制定者又是受益者，在科研成果评价制度制定过程中难免会向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向倾斜，特别是在我国官本位意识严重的环境中，权威期刊的认定经常由领导的意见决定。即使采用由学校各学院、系、部教师推荐的方式，推荐主体也经常从自身利益出发选出自己容易发表又相对学术性不是明显较弱的核心刊物。这种方式确定的科研成果评价标准难言权威性、公正性，往往成为各方利益博弈的结果，不利于促进高水平科研成果的产生。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学校领导应该认识到科研成果评价标准对学校发展，对科研人员科研的重要意义，要真正站在有利于促进学校学术、科研发展的角度，公开、公正、公平地研究确定科研成果评价标准。

（二）注重评价体系的长效性

俗话说：“十年磨一剑。”要出高水平的科技论文和科研成果，需要教师沉下心来，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和积累，去除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因此，在制定科研成果评价政策时要改变重短期目标轻长期目标，重数量轻质量，重立项轻管理，重结果轻积累、重科研经费轻项目级别的科研管理观念和舆论导向，鼓励“慢工出细活”，减少急功近利、“短平快”。并通过调整或改革科研考核、科研奖励、职称评定等一系列政策，鼓励教师出高水平科研成果，营造学术气氛。

（三）注重科研成果评价方法多样性与合理性

1.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人文社科类科研成果价值的体现受多种因素影响，在评价过程中单纯地依靠定量评价或定性评价都不能完全客观、准确地对成果本身作出评定，只有二者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反映科研成果的真正价值。定量评价是将科研成果依据刊物级别、被引用次数等标准折合成分值，再根据分值确定科研成果的价值。定性评价最常用的是同行评议法，其中包括实行公开评议与匿名评议。在科研成果评价中，如果单纯采用同行评议的定性评议方法，受成果价值的潜在性、模糊性，评议专家知识结构、学术视野、学术偏好、人情关系等因素的干扰，容易导致评价标准的自由度过大，给主评人人为地拔高或贬低某一成果带来方便，而导致评价失去科学性。同时，科研成果评价是一种主观评价，如果只通过成果发表的刊物级别、是否是专著，还是编著等简单划分来确定成果的价值，也不够科学。因此采用定量评估和定性评估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分解价值的指标并量化，设定可比的分项指标量、详细的定量标准，消除或削弱评价中的主观因素的干扰，使同行评议能在更规范、更清晰的条件下运作，可以尽量减少评估误差，促使科学研究成果评价更科学、客观、准确。2.同类相比原则。科研成果价值的多样性决定了对特殊的知识内容、价值、功能，用同一标准判断很难确认其特殊价值，因此，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必须分类进行。可按学科内容、形式、研究方向分类，对同类科研成果采用相同的标准进行评价，这样才会相对公平，分类越细，可比性就越强，标准越易确定，评价结果越准确、公正。3.排除偏见，容许异议。在评价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因主评人的学术道德、学派、与被评人之间的恩怨而导致的偏见，可能造成对成果价值的放大、缩小、虚夸、否定，也是科研管理机构在组织评审专家时必须关注的问题。由于评价的复杂性、主观性、主评人所处环境及心理因素的干扰，为避免偏差，应允许在一定时间内对评价结果提出异议，当出现异议时要重视异议，这样有利于增强评价的准确性、科学性，克服评价的主观偏向性。

（四）抓好项目申报评审工作

第8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1、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2、取得经济类中级职称5年以上。

3、通过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4个模块，职称外语考试综合类A级。

4、在公开出版的专业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2篇以上，刊物要有国际或国家统一刊号，或者有公开发行的个人专著一册，与人合著的必须是第一作者，论文如果没有公开发表，必须是在部级学术会议上公开交流。

5、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工程师工作二年以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从事工程师工作五年以上，并通过国家或省职称外语，计算机考试。

6、申报高教，科研，卫生，工程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高级国际商务师，其他系列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资格，参加A级考试。

第9篇：工程类高级论文范文

从主观层面讨论社会分层是研究社会结构的一种重要视角，但在国内社会学界社会分层研究中常受到忽视，学者们常常把主观社会分层研究局限于职业声望的测量，然而，职业声望远远不能反映出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感知。为了能更全面地也是更深层地把握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本文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讨论这一问题：1）考查人们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即人们对于社会区分的感知（或者说感觉）的强度、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时采用的标准以及区分出的结果；2）考查人们对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价值态度，即认为当前这种分层的机制和结果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是公平的还是不公平的；3）考查人们的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即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的判断，人们所发展出的一套对整个社会结构的系统的解释以及对社会结构的定性的判断，它是趋向于冲突论的分析思路还是协调论的分析思路，是采取批判现状、否定现状、要求改变现实的态度，还是采取承认现实、维护现状的态度。与此同时，本文还试图把人们的社会分层想像与当前社会学家们提出的有关假设、观点和争论进行印证。

本文的分析主要是基于个案访谈资料来进行的，所用的访谈资料来自作者1995年至2000年期间在广东省深圳市、海南省海口市和三亚市、湖北省汉川市（县）、江苏省太仓市（县）、辽宁省海城市（县）、安徽省合肥市和北京市等地所做的160多个个案访问，访问对象涵盖了各类从业人员及下岗失业人员，绝大部分访问对象居住于城市，少部分居住于乡村。访谈中的提问主要涉及人们在讨论与社会分层相关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词汇、概念和分析逻辑及其背后的隐喻，以期考查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社会分层形态以及它与现实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差异之间的关联。

1995年至2000年期间是中国社会经济分化进一步加速和深化的时期，1995年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感受与2000年会有所不同。本研究中的绝大多数个案访谈是在1995年末及1996年上半年和1999年下半年及2000年这两段时间进行的。为了能透过人们的意识观察社会分化的过程，本文还对1995和1996年的受访者的感受与1999和2000年受访者的感受进行了比较。

一、社会成员的区分：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

关于人们头脑中的主观社会分层与现实中存在的客观社会分层之间的关联，理论家们提出的基本假定是：当社会经济差异不显著、不稳定或呈多元化趋势，社会结构特性较为松动灵活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淡漠，社会区分观念模糊不清；反之，当社会经济差异显著、稳定或呈单一性两极分化现象，社会结构表现出刚性特征时，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就较为强烈，社会区分观念较为清晰。这一基本假定表明，人们的社会分层意识的强烈程度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及其结构化程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的访谈通过四个方面的讨论来考查被访对象的社会分层的意识过程及强烈程度：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和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1、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

分析人们是否体验到人群之间的社会性区别，是考查主观社会分层的第一步。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的折射，它反映出实际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当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或深化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会增强，当社会经济差异缩小或出现多元散化分层（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 ）现象时，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就可能淡化。

在讨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区分时，1995和1996年受访人的态度与1999和2000年受访人的态度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表明了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程度显著增强。在95和96年，受访人对这类问题一般不太感兴趣，对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区别感觉比较模糊，多数受访人表示不太考虑这类问题，对社会成员进行等级或类别的划分他们感到为难。“阶级”一词被认为是过时的概念或者是错误的概念，“阶层”一词对多数人来说还比较生僻，与改革前的身份制相关的一些分类概念（如户藉身份、行政档案身份、单位所有制身份等等）则变得混杂不清。总的来说，95和96年的访谈资料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改革前身份制的社会区分观念趋于淡化，改革后新的社会分化所带来的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人们头脑中还未形成稳固化的印象。

自1997年以来的访谈资料反映出来的情况有所变化，人们对社会经济的分化现象的感知逐渐增强。与95年、96年的访谈资料相比，1999年和2000年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明显强化，不论你是用“阶级”的概念或者“阶层”的概念，或者其它老百姓的口语化的说法，绝大多数受访人都认为人群间的社会经济区分现象是存在的，有几类人被明显地分类出来，几类人之间的分类界线和各类人的社会经济特征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清楚。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中，10个受访者大约会有8个人认为存在“阶层”或“阶级”，有1人认为不存在，另外1人会说“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总体上给人的印象是，大约70-80%的人认为存在群体间的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这种系统的社会经济差异把社会成员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或不同的等级。而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者中大约只有1/3左右认为存在“阶级”或“阶层”现象。尤其与95和96年受访人态度不同的是，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社会区分这个话题表现出较强烈的兴趣。超过半数的受访人往往就这一问题展开来与访问者进行讨论，发表态度鲜明、有时带有情绪色彩的观点言论，这反映出他们对社会分化的强烈印象。有少部分受访者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采取相当谨慎的态度，他们一般是小业主、私营老板、与经济部门或市场联系较密切的干部和经历过文革的老年人。这并不表明他们对这一话题不感兴趣，或者对社会区分现象无所感知。恬恬相反，他们对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扩大有较深刻的体验，并且，对这一现象可能引发的后果尤其是政策变化的后果是否会影响到其个人利益有所担心。在访谈中，他们往往思虑再三、斟字酌句地回答提问，并不时地观察访问者的表情和反应。他们经常会问访问者：“你们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中央的政策要有什么变化吗？”“是不是又要划成份了？”个别受访者在深思熟虑之后拒绝回答有关提问。这类现象在95和96年的访谈中要少一些，那时人们对此类问题较为淡漠或顾虑较少，而1999年和2000年受访人对这类提问的反映较为微妙、敏感或激烈。这种态度上的变化说明人们对实现的社会经济差异的感知程度日益强化，绝大多数人都明显体验到了社会经济差异。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度的增强表明，自1995年以来社会经济差异呈现出扩大深化的趋势。

2、社会区分的标致特征

对社会区分的感知是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经济差异的直觉反映，这只是社会分层意识的表层，比这更深一层的意识是，人们如何解释他们体验到的社会经济差异。首先他们要解释的是，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些差异。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较为趋同一致并且单一化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单一方向的两极分化；当人们对造成社会分层的原因解释多种多样时，说明此社会分化趋向于多元交叉。在访谈中，为了便于更直接地把握人们对此问题的解释，我们要求人们说明他们是用什么标准来区分社会成员的。

访谈结果显示，当前人们进行社会区分的最主要的标准相当的一致。当你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分类时，多数人几乎本能地以经济收入差异来进行划分。10个受访者中大约会有8个基本上是按照经济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群体划分的。这一点似乎印证了李强教授的观点，当前社会主要是经济分层[3].不过，虽然多数人以收入来进行社会区分，但同时他们又认为权力与收入是同样重要的。访谈中询问“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时，认为权力比收入更重要的人要略多于认为收入比权力更重要的人，不过，超过半数的受访者无法确定收入与权力哪个更重要，他们一般认为权力与收入同样重要，或者权力与收入是一回事。一位受访者的回答是：“有了权就有了钱，有了钱就能获得权力保护，两个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人们把权力和收入合而为一，作为最重要的社会人群的分类标准。在这一点上，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所反映出的情况与此不同。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在讨论社会区分标准时表现出更为多元化的倾向，虽然许多人提到了收入水平，但一般并不认为它是社会分类的最重要的指标。另外，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一般把收入与权力看作为两个分离的指标，而不是结合在一起的指标。

不论是1995和96年的访谈还是1999和2000年的访谈，多数的受访者在进行社会区分时都提到了文化知识、技能水平、个人能力等这类因素，并且在理性上对这些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他们的说法是：“有知识的人就应该获得高收入”，“社会应该以有知识没知识来进行高低等级划分”。同时他们又说，现在的社会不是按知识来划分的，“有知识没有权不行”，“上了大学可以从农民变为技术人员，但是没有家庭背景进不了好单位，去要倒闭的企业，照样下岗”。“很多中专生、大专生在家待业，没有文凭但有好爸爸的人可以找到好工作”。中老年的受访者一般对子女教育期以厚望，刚开始就业的年轻受访者则希望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拿更高的文凭。他们说：“以后的社会就是靠知识能力来排列，没知识没能力的人要被社会淘汰。”越是社会低层的人这种感受越是强烈。这说明，知识、能力等因素被人们认为是理想中的社会区分标准，以后的社会应该以此来进行划分，而当前社会并不是由知识和能力来进行划分的。

自1995年以来，人们的社会区分标准由多元化趋向于单一化，这反映出现实的社会分化在由多元分化或多维度分化转向单向的或一元性的分化。 　3、社会区分的等级类别

根据上面的分析，在当前人们的意识中，社会成员主要是依据收入财富和权力这两个因素合而为一来加以区别的，根据这一区分标准，人们把社会成员逐一归类，由此在头脑中构画出社会构成的大致框架，这一框架就是人们意识中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这是人们在头脑中建构出来的社会结构，是我们研究主观社会分层的核心内容，透过它我们可以把握实际存在的社会结构的一些基本特性。如果人们意识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确定而清晰的，说明现实中的社会结构的分层或分类界线是确定存在的，而且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是有影响力的；反之，当人们意识中的社会构成架构是模糊不清的，则表明社会结构具有松动性和灵活性的特征以及多元化的倾向。

在访谈中，我们以开放的形式要求受访人对社会成员进行社会经济性分类，以考查他们对社会结构形态的认识。由于知识水平和生活阅历的不同，有些人对社会基本构成有较为完整的想像，能描述出一个相当系统的社会经济分类；另一些人的感知则较为模糊，只能提供他们感觉差异最为鲜明的几个群体类别；还有少部分人完全无法进行这种思维的抽象和归类。总体上来说，大约半数以上的受访人能对当今的社会进行系统的类别性的或等级性的群体（阶层或阶级）划分，其余的人在经过一些提示的情况下也或多或少地划分出一些有明显特征的类别或等级。大约10人中能有8人进行了分类。尽管人们进行分类时运用的语言词汇不同，区分的粗细程度不同，但是绝大多数人的分类在两个方面趋同。第一，多数人的分类是有等级排列顺序的，也就是说，人们想像的社会结构是具有等级差异的体系；第二，多数人的分类中都包含有几个基本的类别，而且对它们的等级位置的排列也基本相同，也就是说，有几类群体人们都意识到了它们的存在，意识到了它们各自的确定位置。

在文化水平略低的职业群体中，人们最经常提出的分类是：“有钱的人”、“有权的人”和“普通人”（或“一般劳动者”），他们的具体解释是：“有钱的人”就是做生意当老板的人，“有权的人”是指当官的人，“普通人”指没有权也没有多少钱的人。一些人提出更细的分类，在“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之后，他们会划分出“有知识的人”（或“读书有文化的人”、“有技术专长的人”），在“普通人”中他们会进一步分类出“处于中间的人”（或“工薪阶层”）、工人、农民，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下岗的人”和“种田的人”（或者“穷人”、“受苦的人”、“经济有困难的人”等）。

在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中，人们的分类实际上与文化水平较低的人基本相同，只不过采用的词汇不同。他们的分类一般包括：“领导干部”、“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或“知识分子”），在这三个类别之下分类的名称和数目较为多元化，大致包括有“普通的公务员”（或“办公人员”）、“工人”、“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等等。也有更细的分类，例如把三资企业人员、国营企业职工和个体私营企业雇工区分开来的。

有些人直接按等级分出上层、中间层和下层。进一步追问这些层里包括些什么人时，他们的回答内容与上述分类没有太大的区分。比如，上层包括领导干部、私营老板、有名的知识分子等，“他们有钱，权力大”；中间层包括一般的工薪阶层，“有稳定收入，没有下岗之忧”；下层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农民工”等，他们“收入少、工作没有保障、生活有困难”。

有些人的生活和工作活动只局限于某一领域，与外界接触较少，他们无法对整个社会或社区的成员进行分类，但他们会对自己熟悉的领域中的人进行归类。例如，一位曾在多家服装店工作过的21岁的售货小姐对社会上的人进行这样的归类：“社会上层的人是那些进‘梦特娇’之类专卖店买衣服的人，他们都是有钱的老板、政府部门里的一些人、有钱人的太太，他们都是趾高气扬、摇晃着走进店里，穿着名牌，拿着手机，大把花钱不心疼；中间层的人就是到我们这种服装店（三福百货）里买衣服的人，他们看来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象教师呀、医生呀有点文化的人，衣着干净整洁，买衣服很仔细；下层的人的就是去女人街（集贸市场）买衣服的人，这种人有时抻脖子朝我们的店里望一眼马上把头缩回去，不敢进我们的店，就是进了店里也看得出心里发虚，不会在我们店里买衣服。”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划分，人们对几个基本分类的高低等级排列非常相似，只有当排列“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谁在上谁在下时会有些分歧。一般来说，农村人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排在“有权的人”之上，而城市人更可能把“有权的人”排得更高。文化水平较高的职业群体或社会经济状态较好的人更可能认为“有权的人”等级位置更高，生活阅历较多、社会接触面广的人也更可能把“有权的人”排在“有钱的人”之上。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尤其在体制外就业的）则更可能把“有钱的人”放在“有权的人”之上。

从人们对社会结构基本形态的想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有几类人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突现出来，他们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经济特征使他们从芸芸众生中剥离出来。他们是处于社会两端的人，即：处于社会顶端的人——有实际权力的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处于社会底端的人——因工作和收入无保障而生活贫困的人。另一方面，对处于这两端之间的中间带的人进行社会经济区分的意识则不太鲜明。

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与上述情况不同，大多数受访人都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感觉是浪费时间。有些受访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分类，但缺乏一致性，较难以归纳出普遍认同的分层结构——不论是等级性的还是类别性的。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未能明确感觉到确定的群体之间确定的分类界线的存在。而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高低等级排列、类别界线清楚的社会分层体系在人们头脑中明确起来。

总体上来看，当前人们头脑中所建构的社会结构基本形态具有相当的一致性，这表明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已达到明晰化的、普遍化的程度，社会经济差异已趋于系统化和结构化。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意识到这些社会性的分类具有代际传递的特征，许多受访人指出：“有权的人和有钱的人的子女是不会下岗失业的”，“进入好单位的人都是有钱有势的人的女子”。

4、自我社会经济归类

人们在头脑中构筑了社会结构的大致框架之后，会给自已在这个框架中定一个位置。能否把自己归类为确定的群体或确定的位置，反映了人们的社会区分意识的强烈程度。如果具有相同社会经济特征的人把自己都归为同一类人或相似的社会经济（等级）位置，即表明他们有群体或阶层（阶级）的归属意识或地位的认同感，这意味着这些人具有强烈的社会区分意识。反之，如果人们难以给自身明确定位，或者主观定位与其客观的社会经济状况缺乏一致性，即意味着他们对社会经济差异的体验和认识并不深刻。群体归属意识及地位认同感的存在说明，不仅其他社会成员把他们归为特别的一类，而且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是同一类，这反映出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对人们的意识及行为产生了后果。这种情况一般是在社会经济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高的情况下——或者说社会分化达到了明朗化和固定化——才会出现。

访谈中，在受访人提出了对社会成员的基本划分之后，他们被要求给自己在这个分类体系中定位，并确定自己的地位等级。结果显示，人们的自我地位认同与前面的社会等级分类的排列顺序相当的一致。比如，工人一般自己归类为“工人阶级”、“无产阶级”、“贫苦工人”、“穷困阶层”，其等级地位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农民把自己归为“农民”、“农民阶级”，等级地位归类为“最低阶层”、“下等阶层”、“低等阶层”；小业主、小商人自己归类为“个体工商户阶层”、“经商的人”，等级地位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产阶级”、“中下等阶层”，也有少部分自认为是“下等阶层”、“低等阶层”；一般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般自认为是“干部阶层”、“管理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工薪阶层”，等级地位多数归类为“中间阶层”、“中下阶层”。

有意思的是，虽然人们把有实权的领导干部和私营企业主划为社会上层，但是这两类人中的多数并不承认自己是社会的上层。访谈中发现，领导干部虽然并不明确声称自己属于上层，但时常流露出明显的优越感，尤其是那些掌握实权的干部或者好单位（如银行、财政、税务、工商、公检法、部分大企业等）中的干部。他们常常把自己谦逊地类归为中上层，但他们的实际态度又让人觉得他们自我感觉是社会的上层。有些领导干部解释他们不把自己归类为上层的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上的考虑，无论如何，共产党的干部总不能自认是在老百姓之上的大老爷。多数的干部认为他们比私营企业老板等级地位高，但一些清水衙门的干部会认为私营企业主比他们地位高。自认为属于社会上层的私营企业主并不一定是最大的私营企业主，一些在某一区域范围内算得上是大企业主或有影响力的企业主有时会认为自己是社会的上层，但是，多数私营企业主会说他们在经济方面是上层，其它方面不是。有些私营企业主自认属于社会的上层时带有一定程度的逆反心理，流露出对其实际的地位现状诸多不满。多数私营企业主希望成为社会的上层，但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一些压制。值得注意的是，私营企业主在对自身进行类别归类时，对于“私营企业主”这一身份名称标签的认同程度相当高，高于其他各类人群对相应的身份标签的认同，比如象“个体工商户”、“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和“农民”等等。

从访谈结果来看，很明显，当前各类群体都倾向于根据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来归类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高低位置，各群体多数成员所认同的位置与人们进行阶层或阶级分类中的等级排列顺序大体一致。这与5年前和10年前的情况有很大差异。1991年和1994年卢汉龙教授在上海、广州所做的自我社会地位的认同调查结果表明，当时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实际的社会经济状况是很不一致的[4].1995和1996年的访谈资料也得出类似的结论。由此可推论，在近5年期间，人们的主观地位认同与客观的社会经济状态之间的一致性大大提高，类似社会经济条件的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增强。

社会经济群体的成员是否具有强烈的群体认同感，一方面取决于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导致他们与其他群体之间有多大程度的差异，另一方面取决于意识形态因素，即是否存在着强化群体之间社会经济差异或利益冲突的政治和文化思潮，比如象启蒙、灌输、引导阶级意识的运动。当前的主导意识形态趋向于淡化或掩饰群体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因此，可以认为，当前人们的群体认同感的增强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差异的深化和稳定化所造成的。同时，访谈结果还反映出这样一种情况：越是对自身地位状况不满意，越是感受到被压制、被剥夺的人群，群体认同感增强的越快。转贴于

二、对社会区分的态度：社会分层的价值判断

人们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强度及其变化表明，自90年代中期以来，社会经济差异显著扩大并显示出两极化发展的趋势，这一趋势发展到今天正在形构一个等级化的分层体系。这种等级分化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它是否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或者，它会导致社会动荡吗？这是当前理论界和有关决策部门所关心的问题。

社会区分的存在或者社会经济差异的扩大会产生一系列的社会政治后果，但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多么严重的后果，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价值态度。社会经济差异和均衡分配是一个平衡器的两端，向任何一端的倾斜都将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资源分配过于平均，将使个人及其社会失去发展动力；人们之间社会经济差距过大，将导致社会的动荡不定。但是，这一平衡点应该定位在哪里，缺乏绝对的量化标准。虽然，吉尼系数被公认为是衡量收入差距的一个指标，但并不能绝对地说，一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吉尼系数高（即收入差距大），就意味着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不稳定，或者这个社会比另一个社会更有发展的动力。每一个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及特定的历史情境都有可能使这一平衡点定位于不同的位置，因为这些因素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这里的意思是说，一种社会分层体制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适度的，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取决于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这是我们要研究的社会分层意识的一个重要部分。

由于当前人们主要是以收入水平来进行社会分层，因此本研究的访谈集中考查的是人们对收入差距的主观态度，以此来透视人们对于当前正在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的价值判断。

1、对收入差距合理性的判断

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有一点是出人意料的：多数受访人认为按经济收入差异排列的社会等级秩序是合理的。这与1995年和1996年的访谈结果有些不同，当时虽有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必要的，但多数人不认同社会成员主要以经济来分层。很明显，人们对于经济分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同程度和容忍程度有很大的提高。不过，不同类型的人对经济等级分化的合理性的认可程度有所不同。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对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且当前的差距还不够大，还应该拉的更大；还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虽然是合理的，但是目前差距太大了，应该缩小一些；再有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在目前是合理的、是必然的，是改革过程中必需经过的一段时期，过了这一段就会缩小；最后一部分人认为收入差距现象不太合理，应该改变。这四种态度反映出对收入差距现象的认同程度的不同。采取极端态度的人——完全肯定收入差距并主张进一步扩大差距或者完全否定收入差距——只占少数，多数受访人倾向于温和地肯定收入差距现象。

对收入差距和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可程度受到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影响，一般来说，社会经济状况较好的人、改革中获利较多的人更可能认为收入差距是合理的，尤其是一些年轻人；社会经济状况不太好的人、改革中利益受损的群体，比如低收入的离退休人员、下岗人员等，更倾向于对收入差距表示不满，他们体验到较强烈的相对剥夺感。

2、对于导致收入差距机制的价值判断

虽然多数受访人认为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合理的，但同时他们又普遍地对当前的收入差异现象表现出很多的不满。访谈中进一步的提问和讨论反映出，多数受访人实际上并不是对收入差距的存在表示不满，他们是对导致收入差异的某些因素不满意。

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异的不同机制有不同的价值态度。他们认为，有知识、有技术、有本事的人获得高收入是合理的，应该鼓励的。但是，他们对因权力而获得高收入的现象则普遍认为是不合理的。受访人在谈到某某私营老板发大财时，会流露出羡慕或嫉妒，但不满情绪并不强烈，他们说：“那是人家有本事，胆大敢干”；对于获得高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或有特殊专长的人，他们的态度也类似。但是，对于某些当官的人或者某些部门的人获得高收入，他们则认为是极不合理的。通常受访人会在这个问题上发很多的议论，例举一些贪赃枉法、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例子。很明显，人们倾向于认为，文化知识和个人能力是调节收入差距的合理机制，但因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则是不合理的。与此同时，多数受访人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权力是决定个人收入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认为收入差距存在是合理的但又对当前收入差距现象普遍不满，因为人们对导致收入差距的一个最重要的机制不加以认同。

访谈中发现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其行为选择是分离的。多数受访人认为以权力获取高收入是不合理的，应该受到谴责，甚至那些真正掌握实权的人也这那么认为。但与些同时，人们又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获取权力、分享权力、接近权力以期获得经济回报。一些受访人因自己能与权力搭上勾并获得好处而沾沾自喜。

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于某些导致收入差距的机制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有更高程度的认同，对两种高收入人群的态度的变化反映出这一点。1995年和1996年的多数受访人对发大财的私营老板和个体户道德评价极低，常常认为他们是一些走邪门歪道的不法分子，同时，人们对高收入的歌星明星也极为不满，认为这是不合理、不正常的现象，有些受访人用一些污辱性的言语评论歌星明星，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而1999年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这两个人群获得高收入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认可。人们在谈论发迹的私营老板时会对他们的冒险精神和聪明才智感到钦佩，他们还会提到这些老板付出的艰辛努力：“他做得也不容易”，“他走到这一步吃了很多苦”，“辛辛苦苦赚得钱还要孝敬当官的”等等。对于象歌星明星这些有特殊才能的人获得高收入，人们的愤愤不平的情绪也缓和了很多，约半数的受访人认为这是正常现象，“因为这是由市场所决定的”。对于当官的获得高收入，不论是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还是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大多都不加以认同，而且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对此的不满情绪更为强烈。从表面来看，这似乎表明人们对于导致收入差距的权力这一机制的否定倾向增强了，也就是说，对权力参与社会等级分化的认同程度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但是，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讨论——比如干部与群众的收入差距、不同级别干部之间的收入差距和享有的待遇、特权的区分等等，我们发现，对于因行政（或科层）权力而导致的收入差距及其它福利待遇和特权的差异，1999和2000年的受访人明显要比1995和1996年的受访人容忍程度高。这说明，人们对于权力机制导致经济差异的合理性认同程度实际上还是提高了，只不过这一机制的作用力的迅速增强势头远远超过了人们认同程度的逐步提高，从而引发了人们的不满情绪。

3、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公平感

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的时期，不同的人所感受到的不公平感或相对剥夺感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下降的人感受到的不公平感要强烈一些，而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社会经济地位稳定而波动不大的人或社会经济地位上升的人这种感受相对要弱一些。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与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紧密相关，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是如此。然而，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除了个人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外，还有一个特殊因素对人们的不公平感受产生强烈影响，这就是体制分割或者也可以称之为部门分割。

根据工作单位的所有制类型，处于就业状态的受访人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体制内就业者，他们从业于公有制单位（如党政机关和国营、集体企业）；另一类是体制外就业者，他们从业于非公有制单位（如私营、个体、三资等）。访谈有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在收入差距方面，体制内的人所感到的不公平感要比体制外的人感觉强烈。这一结论与以往学者们的说法有所不同。一般认为，体制外收入差距较大，人们的不公平感可能要强一些，管理层与被管理层或者老板与雇工之间利益矛盾会大一些；而体制内收入差距较为平均，人们体验到的不公平感要弱一些。但实际情况是，在体制外就业的人虽然收入差距很大，但收入较少的人并不认为老板或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收入高是不公平的，不合理的，对许多受访人来说，这种收入差距反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他们觉得如果他们勤奋努力、业绩好，他们有希望提高收入。体制外的受访人较少报怨公司和老板给他们的报酬或待遇不公平，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如果他们有什么不满意他们就会去换一份工作。但在体制内，人们对分配不公平的报怨则非常强烈。首先，受访人对不同单位、不同部门的收入差距有很大意见，同样行政级别、做同样工作的人在不同的部门收入差距极大；其次，受访人对本单位内部的经济分配也怨言极多——包括那些收入水平高的“好单位”的就业者，对于谁提升了谁没提升、谁加工资谁没加工资、谁分了房谁没分房有很多的报怨。

这一发现给人的感觉是，人们对于由市场机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方面的差距并没觉得有太大的不公平，但对于由体制所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则有较强的不公平感。这是不是可以说，当前社会不公平感的产生根源是原有的计划体制，而不是市场机制。

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公平感的差异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表现得并不明显，到1999和2000年的访谈中这一点才突现出来，这可能是由于近5年来体制内的收入差距逐步扩大所引发的。转贴于

4、等级分化结构的价值支持体系

人们在对等级分化的社会结构加以认同或否定时，背后往往是有某种伦理性的价值体系的支撑，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着人们对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正是这套伦理理念使人们对现实存在的社会等级秩序做出肯定的或否定的判断。探究人们这一方面的价值取向，有助于解释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看法、态度和不满。不过，讨论深层次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需要对传统文化、思想及社会心理有深厚的研究，作者本人缺乏这方面的基础，无法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在这里，作者只是把访谈中受访人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观念做了初步的归纳。

在访谈中，受访人对当前的社会经济分化现象做出价值判断之后，被要求解释他们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受访人的解释基本可以归纳出三种不同的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

第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对收入差距扩大、社会等级分化现象以一种淡漠的态度加以接受。他们认为，人与人之间的高低等级、富贵贫贱之分是天经地义的，甚至认为是命里注定的，按他们的说法：“有些人生来就命好，有些人生来就命苦”，“城里人生来就是享福的，乡下人生来就是吃苦的”，“x x 天生就是读书的种，现在当了大官”，“x x 天生就是老板命”等等。在他们看来，所有的社会都是有些人高高在上享清福，有些人落入底层吃苦受累，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没有什么不合理，也没有什么道理好讲。持这种观念的人许多是农民，尤其是中老年农民，还有一部分是城镇中的老年人或中老年妇女。他们中有些人经济生活条件相当艰难，访谈中时常为维持家庭生计而犯愁，但他们较少表露出报怨的言辞，或者对社会、对比他们富有的人的不满情绪。他们把自己的困苦处境归咎于命不好，也有人说是因为自己“脑子不如别人灵活”，还有人说是“世道不好”——他们说的“世道”似乎是一种天命所为的环境。如果他们的生活条件能维持在中下水平或更高的水平，他们还表现出相当乐天的、满足的心态。这种情况在1995和1996年的访谈中较多见，而1999和2000年访谈有些变化，可能是由于种田普遍收益减少、老年人生活水平相对下降，持有传统地位等级观念的人也免不了有些怨言。总的来说，他们的看法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不论是多大的差异——都是自然的，顺应天理的。因此，他们倾向于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这些人对于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似乎较类似于有些学者对中国传统农民意识的描述[5]，也就是说，中国人传统上较认同于社会等级结构。

第二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可以称之为“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它与经济改革前所宣扬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某种关联。持这种观念的人一般对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持否定态度，尽管否定的程度有所不同。按他们的说法，“人和人之间有社会分工的不同，但不应该有高低贵贱之分”。一般来说，他们并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者，他们也认可一定程度的社会经济差异，但目前这样的“贫富差距是不合理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危险的”。他们所期望的社会——用官方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共同富裕”、“大众奔小康”。他们认为，部分人收入远远高于其他人的收入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也是不道德的——有些受访人因此而攻击“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他们还认为，高职位的人享有特权和优待也是不合理、不正常的。这种社会观念表现出某种朴素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平民意识，学术界有时称其为“民粹主义”。他们一般较推崇当年毛泽东所追求的或文革时期舆论宣传所提倡的“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持这种观念的人最多的是工人，或者说是国有或集体单位的普通职工，尤其是那些在较大规模企业里面临下岗失业压力或者已经下岗失业的人员，包括那些下岗后做小生意的个体工商户或个体劳动者。另一部分人是一些老干部和老知识分子。这类受访人对于合理的社会秩序的想像很明显受到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宣传的影响，他们在访谈中时常提及毛泽东时代的某些事。有些年轻的工人、个体劳动者、农民工并未经历过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灌输，但他们之中也有部分人采取这种观念。实际上，在社会底层中的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处于失业、待业状态或者干重体力活、打零工的年轻人，持有相当极端的情绪，他们对自身境遇极为不满意，对生活富裕的人怀有仇视心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传统观念中包括有平均主义或者“世界大同”、“杀富济贫”的因素，因此，这种共产主义的平等意识也可能有传统文化的渊源。

第三种有关社会秩序的伦理理念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其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方的新自由主义理论。持这种观念的人是市场导向改革——比如私有化、股份化、国企改革、减少政府干预、充分的自由竞争等等——的积极支持者和推进者，他们对于当前的社会经济等级分化趋势予以积极肯定。这类受访人在讨论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时表露出的态度有些类似于达尔文的适者生存逻辑，在他们看来，高智商、有能力的人获得高收入和高社会地位是合理的，低智商、无能的人落入社会的底层也是正常的，“这样经济才能发展，社会才有活力”。他们认为，应该鼓励人们发财致富，鼓励富有者、企业老板创造更多的财富，他们倾向于反对某些调节收入差距的政策或企图，认为这样做会打击企业家的积极性。持这种态度的受访者一般文化水平较高，他们往往是改革的获益者或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比如近年来提拔上来的“知识化、年轻化”的领导干部；大中型企业的老板、负责人、高层管理人员；经济收益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及传媒、金融等行业的专业人士；尤其是那些政界、经济界、知识界的（中）青年才俊们，最为典型的是所谓“不落空”的人[6]，这些人就是人们印象当中的“高层白领”。一些刚步入社会的高学历青年也是这种观念的追随者。这类受访人不仅在态度上肯定社会等级分化，而且在实际行为上——服饰、行为举止、消费物品、生活方式等——也在推进和制造社会经济的等级分化。在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城市（比如北京）和与全球市场体系联系较密切的活动领域，这种观念最为流行。从这一点来看，这种观念可能是随改革开放而引入的西方自由竞争的市场理念。

从访谈资料中较难以判断这三种价值理念哪一个在当前社会中占据了主流位置。每一种观念在不同的人群范围内产生着不同的影响。许多生活于乡村中的人和部分城镇中的中下层人群认同传统的地位等级观念，考虑到中国大多数人口还生活在乡村中，因此，持有传统地位等级观念的人在当前社会中占据多数。这种伦理观是在社会经济差异不断扩大条件下维持社会稳定的根基。

“共产主义”的平等观念的持有者可能在数量上不占据优势，主要是一些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面临下岗失业或已经下岗失业的人认同这种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人群内部这种观念在发展和强化，它似乎在发挥着增强群体内聚力的作用。在一些工人集中的居住区进行访谈，经常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对某一个工人的访谈常常引来好几个人参与讨论——有时是家庭成员，有时是周围邻居，个案访谈成了一个讨论会。他们的处境大都差不多，呆在家中无所事事，心中积蓄着郁闷、不满和无助。聚在一起聊聊天，交流彼此的感受，发泄不满情绪，成为家常便饭。在这一圈子以外的人很少能听到他们的声音，但在他们内部，对毛泽东时代的怀旧之情和对现实的不公平感受在传播着。这种现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阶级分析家们对于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成的有关论述[7].

就社会影响力来说，自由主义市场观念在当前最居优势。由于持有这种观念的人往往是政治界、经济界、知识界的青年精英分子，这种观念对各级政府的政策实施和传媒及出版物的舆论导向都可能产生实际的影响。但是，对于生活在不太发达的小城市和乡村中的人们来说，这种观念的影响力则不太显著。转贴于 　三、阶级的分析与阶层的分析：社会分层的意识形态

基于对社会区分的感知和价值评判，人们会发展出对于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社会关系的总体性的认识和解释。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总体性的认识也有可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理论阐释或社会意识形态，并对现实结构及其机制运作产生影响。在社会学界，对于社会经济差异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分析思路，一种称之为阶级分析，另一种称之为社会分层研究，这两种分析思路与意识形态有某种关联，基于这两种分析思路，常常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社会政治意识。一般而言，阶级分析对现存社会秩序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批判态度，对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是一种冲突论的解释，它比较强调群体利益的对立性、冲突性，其政治立场较为偏向于在社会分配中处于劣势的人群如工人阶级、妇女、穷人等等。社会分层的研究较倾向于从协调论的或功能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分化现象，并且带有一些认同或维护现存体制的味道，它比较强调全社会一致性的价值认同和社会共识。在西方社会学界，这两种传统的分析思路发展到今天，其分野界线已不那么明晰了。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阶级的分析和阶层的分析则明显地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倾向，代表着对当前社会经济差距扩大现象的两种不同态度。毛泽东式的阶级分析曾经一度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80年代它遭到了批判和否定。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对于不断扩大的社会经济差异现象进行功能主义分层理论的解释成为一种主导倾向[8]，这种分层理论倾向于否认阶级的存在或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利益冲突的存在，强调社会共识的目标追求——如“实现四个现代化”、“发展经济”等等，人们之间存在经济收入的差异被认为是有利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然而，最近几年来有关阶级的话题又再被重新提起，人们对阶级的感知及用阶级分析视角观察事物的思维方式似乎在复苏。当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干群矛盾突出，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下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农民收入难以增长，而同时另一部分人积累财富的速度在加快，这一系列的社会现象使某些理论家以及一些普通民众又回想起当年所受到的阶级斗争教育中的某些概念名词。尽管所谓的阶级分析或阶层分析是社会学家和理论家们所做的区分，但它们也必需基于一定的社会基础，表达确定的社会群体或利益集团对于社会结构的解释和判断。实际上，在同一个社会中，人们对于社会结构的感知和想像是不同的，基于这种想像而发展的对结构的系统阐释也是不同的，不同的阐释对现实社会的影响也会不同。奥索基指出：对相同社会结构的不同想像不仅仅表明不同的偏好，也表明了由于不同实际利益而导致的不同经历和观察的知识库存。[9]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些阐释会对现实产生作用，不同的阐释之间会发生竞争。某一种或某几种阐释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中心位置，成为对现存社会结构最具优势的或合法性的阐释，它可以倡导社会中的多数成员接受这种阐释——认可或否定现存社会秩序。按照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说法，当某一社会群体或阶级能够使其他群体或阶级接受自己的政治文化阐释时，它就对其它群体或阶级拥有了统治权。

为了能了解当前人们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性的理解是什么，人们是偏向于冲突论的解释还是协调论的解释，它背后所包含的意识形态的含义是什么等等问题，访谈设计了一些与阶级分析和阶层分析相关的词汇、概念与受访人进行讨论，听取受访人对这些概念名词的解释和分析，观察受访人是如何把这些概念名词与当前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访谈中发现的一个问题是，社会学家对“阶级”和“阶层”及相关词汇的界定与普通民众的认识并不很一致，这造成对受访人的回答进行理论解释有些困难，因为操作概念与理论假设之间有些脱节。但下述的讨论还是有助于我们初步把握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总体性的认识。

1、“阶级”与“阶层”的词汇使用

我们首先从人们讨论这类问题时最为常用的两个词汇说起：即“阶级”与“阶层”。在当前中国社会中，“阶级”和“阶层”并非只是理论家、政治家和学者们才采用的概念，这两个词汇是相当的大众化。在作者本人所作的访谈个案中，超过90%的人在某种场合听说过“阶级”或“阶层”这两个词汇之一，在城市中这一比例接近100%，在乡村中相应比例也超过了80%.接近80%的人能或多或少地解说他们认为什么是阶级或阶层，接近半数的人对于“阶级”或“阶层”有自己较确定的说法。一般来讲，听说过“阶级”这名词的人要多于听过“阶层”这一名词的人，文革时期的阶级斗争的教育运动使得“阶级”这一词汇普及成为大众化日常用语，而“阶层”一词是近十几年来出现于社会并带有一些学理味道的词汇。对于一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体力劳动者，只有把“阶层”一词与“阶级”一词联系在一起加以提示，才能或多或少地明白“阶层”是对人群的区分概念。不过，在讨论到当前的社会成员的区分时，采用“阶层”一词的人多于采用“阶级”一词，尤其在有文化的和年纪较轻的人当中更是如此。

2、“阶级”与“阶层”概念的理解

访谈结果表明，“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是人们讨论社会分层问题时最常使用的群体分类概念。词汇被使用的频率虽然重要，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人们使用这些词汇想要表达的真正意义，这种意义有可能表露人们对当前社会结构的总体性价值判断，以及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竞争。

在接受访谈的人群中，采用“阶级”和“阶层”这两个词汇作为群体分类概念的人主要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采用“阶级”和“阶层”这两个概念但对这两个词汇的含义进行严格区分。这类人大多是文化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处于中上水平，例如：干部、知识分子、私营企业主、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个体工商户、效益较好的正规部门（包括企业）的普通办公人员和工人。这些人在对“阶级”与“阶层”这两个词汇的不同意义进行解释时表现出一些类似性，他们中的多数人认为“阶级”是与政治相联系的一个概念，并且带有某种对抗或斗争的含义；而“阶层”是与经济的差异相联系的概念，带有等级或层次色彩；同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当前社会存在阶层但不存在阶级。但也有少部分老纪较长的人如老干部、老知识分子等认为当前存在或正在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阶级”及“阶级斗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往往属于在市场经济中获利较少或失去部分利益的人。

第二种情况是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但对两者的定义未加严格区分。这些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大多属于中下水平，例如：做小生意的人、城镇中的工人、经济生活条件较差的普通办公人员、基层的管理人员、农民等等。对他们来说，“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互换，或者表达的是相同的含义。在对社会人群进行区分时，他们有时采用“阶级”一词，有时采用“阶层”一词。他们中也有人认为“阶级”的范畴要比“阶层”大，但指的是同一类的东西，如现在有“工人阶级”，但“工人阶级”内部包括几个“阶层”。这类人一般较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阶级”或“阶层”的确切定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于“阶级”或“阶层”的理解类似于文革期间官方所宣扬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比如，他们说：“现在有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指企业老板），工人阶级受资本家剥削”，“现在有官僚阶级（指干部），压迫无产阶级（指普通老百姓、工人、农民等）”。采取这种观点的人多是企业普通工人和基层管理人员，尤其是国营大企业的下岗工人，或者原来是国营企业职工下岗后为私营个体企业老板打工。他们的年纪多在中年以上，毛泽东时代所宣扬的阶级意识对他们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他们把当年所接受的阶级分析教育与目前自身处境联系起来，其中有些人能采用当年的阶级冲突理论进行相当系统的阶级分析。另一部分人对“阶级”或“阶层”概念的理解则相当含糊，实际上他们认为“阶级”或“阶层”这类区分是由政府来划定的，与他们的个人看法以及实际的社会经济差异没什么联系。他们对这类话题没什么兴趣，不想发表什么意见。在接受追问和提示的情况下，他们会搜索记忆拚命想找到与官方界定相一致的说法。这类人多是文化水平低而且社会接触面狭窄的人，尤其是中老年妇女。另外，一些刚步入社会的文化水平较低的青年人也可能有类似态度。

另一部分受访人不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他们也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人虽然讲不清“阶级”或“阶层”是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他们具有较强烈的社会人群区分意识，或者也可以说是“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他们一般都能根据人们的社会经济背景情况进行社会区分。这类人虽然文化水平不太高，但对于社会分化现象有感知力和观察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能对社会阶级或阶层现象进行相当系统的分析。不采用“阶级”或“阶层”概念的另一类人则是文化知识水平偏低、生活面狭窄、工作经历和社会阅历简单的人，尤其是社会经济状态处于最低层次的人。尽管他们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差异，但他们从未感觉到要对这种差异进行思索和分析。人们之间的社会经济差异在他们看来似乎是天命所为，似乎是不可改变的自然现象。

3、“阶级”与“阶层”概念背后的社会政治意识

人们对“阶级”与“阶层”两个词汇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可能与这两个词汇在中国产生及运用的社会历史情境有关。在西方文献中，阶级主要所涉及的是经济的区分，而阶层（分层）指的是多种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但对多数中国人来说，“阶级”这一词汇所涉及的是政治问题，如政治身份或政治态度的差异，有时还与政权争夺联系在一起，而“阶层”则指的是经济差异。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在最初使用“阶级”一词时是追随马克思的观点，把经济因素（如占有多少土地）作为划定阶级成份的主要指标。但解放后随着经济差异的缩小，政治态度或政治立场成为区分阶级的主要指标，阶级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区分。划定政治态度和身份的座标轴则是党的路线方针和总目标，凡是支持正确路线方针、有利于党的总目标（如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实现的个人或群体就属于领导阶级、同盟军、统一战线中要争取的阶级，凡是反对党的路线方针的人就是阶级敌人。

“阶层”一词在中国的理论文章和传媒中被采用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它是在反对经济分配平均主义、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宣扬收入差异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大气候中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起来的，是伴随着经济差异逐步扩大而日益推广开来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人们总是把“阶层”与经济差异联系在一起。受访人在解释他们为什么认为现在存在阶层但不存在阶级时说，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现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没有必要划阶级了，但是收入差距扩大了，所以有阶层没有阶级。另一种解释是说，现在政治差异、政治斗争不重要、不突出，而经济差距明显，所以存在阶层而不存在阶级。

人们对“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区别有时也表现在主观判定和客观划定的区分上，比如阶级主要是主观上认定其政治属性来划分，阶层则是由收入或财富的多少这种客观指标来划分。实际上，许多受访人认为阶级的划分是由党和政府来决定的，是与政策制定有关的事。人们回答有关“阶级”的提问要比回答有关“阶层”的提问谨慎得多。而且不同的经济状况的人采取谨慎态度的程度也是有所不同的。小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和与私营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基层干部最为谨慎，而工人和农民顾虑最少。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某镇私营经济非常发达而且干部与私营老板关系较为密切，此镇镇长对于有关“阶级”的提问思索良久，难以决择，提出要看一看其他人的访问记录是如何回答此问题的，被告知不能看时，他又思索良久，最终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在访问一些小私营企业主和小生意人时也常常遇到类似情况，当问题提出以后，他们的第一反映是用探寻的眼神看访问人，似乎要从访问人的面部表情看出这一问题背后的政治或政策的含义。

人们的谨慎态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希望自己能领会政府的意图、自己的回答能与政府的意图保持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回答有可能会影响政府的政策变化。有两类人在回答有关“阶级”及相关问题时尤其表现出企图使政策延续或改变以利于自身利益的倾向。第一类人可以算是“既得利益者”，如经济上获利较多的政府官员、私营企业主及经济效益好的企业负责人、部分社会经济地位极大提高的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员等；另一类人可以称之为“利益受损者”，如下岗失业人员、没有文化和技术的体力工人、经济生活水平下降的退休人员、深受干部盘剥之苦的农民等。这两类人的回答表现出对于目前的社会结构、社会分层机制、社会分层秩序的两种不同的理解和判断。

“既得利益者”倾向于更严格地区分“阶级”与“阶层”概念，认为当前社会不存在阶级只存在阶层，其背后的意图是淡化或否定群体之间利益的矛盾，表明当前经济差异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每一个社会都存在经济的差异”，“收入差距有利于社会进步，”他们对当前的社会分化现象提供了一种较为温和的、维持目前发展态势的意识形态解释。“利益受损者”则不太区分“阶级”与“阶层”这两个概念，他们凭直觉体验到他们与社会另一端的人的距离越来越大，因而，他们认为当前社会存在“阶级”或者“阶层”。他们中的多数人对这种分化现象持批评态度，一部分人对此愤愤不平，表现出强烈地改变现状的愿望，另一部分人则采取忍耐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改革过程中的阶段现象，“熬过这一段就会好起来”。他们较倾向于认同毛泽东时代的冲突论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阶级（斗争）理论有些杀富济贫的味道，因而，政府划阶级、定成份可能会对他们有利。

尽管这种两种相互对立的解释与人们自身的社会经济状况关系密切，但综合各类人群访谈结果表明，当前对社会分化现象较为温和的、维持现状的解释占主流地位，不仅是“既得利益者”提倡这种解释，而且处于中间层的人以及一部分“利益受损者”都接受这种解释，尤其重要的是，刚步入社会的年青人大多接受这种解释。有意思的是，“既得利益者”们虽然反对对社会结构进行冲突论的阶级分析，但是，在某些问题上他们又总是保留着阶级分析的思维方式。比如，中高层党政官员在讨论到对私营企业主的态度时，常常流露出对私营企业主可能的政治权力要求保持警惕性，在他们的意识中，他们与私营企业主的类别区分界线是鲜明的。与此同时，一些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私营企业主和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如工商联、商会人员或某些理论家等）也开始或明或暗地伸张他们的政治权力要求，其理由是：“相应的经济实力应该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或政策决策权”。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理论（实际上应该说是政治斗争或政权争夺理论）对他们还是有些影响。

四、结论与讨论

根据上述对访谈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推论出下面两个结论：

1）透过人们对当前社会分化现象的体验和感知，我们能觉查到，一个结构化的社会经济差异等级体系正在人们头脑中建构着，几个基本社会经济群体（或者称之为阶层或阶级）之间的区分界线在人们的意识中日益明晰化，收入财富和权力是促成这种区分明晰的最主要的因素。毫无疑问，人们已经比较明确地感知到了当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分化的、而且边界清楚的形态，这意味着，现实当中确实存在或者正在出现这样一个有着确定形态的、确定分类界线的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而且造成等级分化的最主要的机制较为单一。这与当前中国社会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观点相背离。在国内的阶级阶层研究中，有一种普遍被接受的看法，即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结构快速变迁的阶段，原有的分层体系（再分配体制）在向一种新的分层体系（市场体制）过渡。在这一阶段，不同的资源掌握在不同的人手里，这导致了地位的不一致性，比如，某些人经济地位高而政治地位低，而另一些人可能政治地位高而经济地位低。尽管在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差异在扩大，但这种差异的结构化程度较低，结构的松动性较强，社会流动机会较多，地位的代际传递的可能性较小。因此，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更可能处于多元交叉的、过渡性的状态，社会群体之间由社会经济差异所造成的分割界线不会太明显、太确定。这样一种理论假设与1995年和1996年的受访人的感知较为一致，但1999年和2000年的访谈结果却对此提出了抵挑战。

2）访谈的另一发现与当前流行的观点也有不同。一些理论家认为，目前正在逐步扩大和深化的社会经济差异将激起人们的普遍不满，从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访谈所显示的结果是，人们主要并不是对社会经济差异本身不满，而是对当前导致社会经济差异的某些机制不满意。实际情况是，人们对于正在结构化的社会等级体系的合法性的认同还是比较高的，围绕着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发展这类社会目标而组构成的一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即使一些“利益受损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意识形态，把自身目前遭遇到的困境当作为改革和发展所要付出的代价。尤为重要的是，青年一代较倾向于认同这一等级化社会结构。这一套对社会现实的意识形态解释是当前社会稳定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但这套对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解释在两个方面遇到了问题，一个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一个是干部的社会地位。让中国人接受一个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并不是很困难，因为中国传统社会认可等级而不是强调平等。但是解放后确让工人相信他们是领导阶级，是社会的的主人翁、是企业的主人等等，目前官方的意识形态仍保留这种说法，这显然与现实有些距离，因此，工人是最难认同当前的社会等级分化和自身地位下降。另外，中国传统上都认为当官的就是大老爷，是管着老百姓的，这与当代西方民主国家的公务人员概念不同。文革时提倡干部“为人民服务”，是人民的公仆，目前的官方舆论也还坚持这么说，这与当前的实际情况也有很大距离，因此，人们对于当前干部的社会经济地位的认可程度较低，对于通过权力获取经济收益和特权极为不满。

[1]stanislaw ossowski，class structure in the social consciousness ，london：routledge 1998.第6-7页。

[2]同前，第172页。

[3]李强：〈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4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编：《中国社会学年鉴：1992.7-1995.6》，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第119-127页。

[5]（美）白瑞琪：《反潮流的中国》，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第210-211页。

[6]孙立平等：《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7]frank parkin：the social analysis of class structure ，london ：trvistockpublication ，1974；e.p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