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历史教学是教师依据历史教材向学生传授历史知识，提高学生历史思维能力的活动。历史教材则是该学科知识体系的载体，但在教学实践中，教师必须对教材做相应的变通，使教材具备一定的认识梯度，才能成为易于被学生接受的课堂教学信息。因此，教师要依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对教材进行重新补充。针对高三历史教学来说，其应包括史料搜集补充，史料的分析运用以及相关理论的渗透。

黑格尔在《历史教学》中，把历史学习分为三个认识层次，即“白描性历史”、“反思性历史”、“哲学性历史”。据此，在教学中，教师应从史料的搜集补充、分析运用等环节入手，为学生创设三个思维层次，这样不仅能让学生参与学习，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探求，并集知识、能力、素质于一体，有利于改变教学中以教师为主体的传统教学模式。

一、史料的搜集补充

对高三学生来说，搜集、整理史料是该阶段能力培养及高考应试的要求，也是教材处理过程中应做的工作。由于现行《中国古代史》教材史实简约概括，观点单一陈旧，分析过于肤浅，基本是知识条目式的摘录与注释，史料也不充足，因此教师有必要让学生搜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以便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历史，再现历史的原貌。教师在学生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应使学生认识到客观存在的历史是不变的，而反映其本相的史料，却来源广泛，多种多样。具体搜集形式，教师可给学生一个主题让其就地取材，如：在讲“秦朝”时，可让学生整理出《秦之论》、《过秦论》、《六国论》、《鸿门宴》、《阿房宫赋》、《陈涉世家》等学过的课文中与主题有关的史实和观点，让他们从新的认识角度理解这些文章，这既可使学生获得学习知识的快乐，又可培养其创新精神。

在此期间，教师则可注重搜集补充教材中的隐含或缺乏的观点性史料。如讲“秦始皇”时，教师可举出不同时期人们对他的评价观点，以作分析。如：贾谊在《过秦论》中说：“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作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董仲舒认为：“(其)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损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先王之道。”唐代一首诗中则说：“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骂秦始皇为“大独裁者”，而在《读<封建论>呈郭老》中有：“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祖龙是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教师还可引用《原君》中的观点和《过秦论》中的观点进行对比。通过这些史料引导学生分析思考这些史料观点为什么大相径庭，从而让学生明白史料的背景及来源不同，则史料的可靠程度及作用大小不一，同一史料可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史料的分析运用

就是让学生把搜集到的史料按主题归类，理顺关系，整理成文，然后进一步分析。其方法可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知道“是什么”，弄清史料的基本大意，史料线索及真伪，并能用语言文字概括转述；其次，分析“为什么”，理解史料的观点，并从背景中找出条件、原因，从过程中概括出性质特点，从结果中分析其影响；最后，引申出“怎么样”，看这则史料与主题的关系，对当时及后来有何参考指导意义。

三、理论的渗透

第2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宪法学，经济宪法，经济学

经济学关注政治、法律问题，法学注重相关经济因素，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学术传统。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紧密关联，学科理论高度综合化的条件下，总结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理论交融的历史过程，对于更新宪法学理论与方法，实现经济宪法学理论创新，是很有意义的。

一、法学与经济学交汇中的宪法理论

把政治、法律和经济联系起来思考的最初尝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墨翟等古代先哲。到了近代，亚当。斯密率先结合政治和法律制度分析经济发展，从而开创了古典政治经济学［1］。美国实用主义法学家霍尔姆斯大法官在19世纪末曾预言：未来的法律属于研究统计学和经济学的人们［2］。这些早期探索已经昭示着法学、宪法学与经济学交融的前景。

在法学与经济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经济学家在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充当了理论先导。法学家则提供阵地扮演了组织者的角色，并将两个学科的结合引向系统化。

（一）旧制度经济学的领域拓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全面暴露了市场体制的缺陷，动摇了人们对“看不见的手”的信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经济活动与法律事务的关系更加密切，经济学开始向法学渗透，形成了以美国经济学家康芒斯等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主张“法制居先于经济”，明确地将财产权和法律制度纳入经济学范围，宪法在其中也受到重视。康芒斯认为，法院对经济利益冲突的调节“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制度经济学试图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根据宪法的路线”[3].制度经济学虽然通过把宪法和法律纳入经济学范围实现了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但由于未能更新研究方法。以致法律与经济的结合显得随意而松散，宪法问题也未得到充分的研究。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更新

根据研究法律制度的需要更新经济学方法的任务。是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完成的。1960年科斯在《法与经济学杂志》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提出后来被称为“科斯定律”的基本思想：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权利的界定对经济效率没有影响；但事实上市场交易是有成本的，因而权利的初始界定必然影响经济制度的运行的效率[4].新制度经济学以交易费用为理论基础，以财产权为逻辑起点，全面考察制度安排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为对法律制度进行经济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更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该学派对宪法与政治已有一些探讨，以道格拉斯。诺斯和哈罗德。德姆塞茨的分析最有代表性。

诺斯在研究制度变迁时十分注重作为基本制度规则的宪法，认为宪法的“目的是通过界定产权和强权控制的基本结构使统治者的效用最大化”[5].其目标是：建立财富与收入分配方式；为竞争界定一个保护体制；设立执法体制的框架以减少经济部门中的交易费用。诺斯指出：“离开产权，人们很难对国家作出有效的分析。”[6]他运用产权理沦研究国家，提出了“新古典国家理论”，认为国家决定产权结构，因而应对产权结构造成的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负责。国家有三个特征：一是为取得收入而提供“保护”和“服务”作为交换；二是为使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个不同的集团设置不同的产权；三是面对其他国家或国内潜在统治者的竞争。因而国家有双重目的，既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又要降低交易费用使社会总产值最大化以增加国家税收。这两个目的之间的矛盾、冲突和对抗，就成为国家兴衰的原因。

德姆塞茨用科斯定律研究民主政治，指出：“当政治竞争的功能完好无缺时，个人对从事政治活动的偏好不再与民主制度有较大的关系”[7].但是，了解政治和候选人情况需要信息费用，投票者个人不能决定政治结果，因而不愿进行政治投资。所以民主是不完全的，其中“少数人有权力去影响政治结果”［8］。这就为政党、政治投机、利益集团和政治垄断提供了一种解释。但新制度经济学忽视法律的自身价值，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财产法、契约法和侵权法方面，对宪法的研究显得粗略。正如美国国际开发署经济政策与制度发展问题专家诺曼。尼称尔森所说：“宪法秩序还是制度分析中关于运行改进的对策中最不清晰的一块。”［9］

（三）法律经济学对宪法的经济分析

与康芒斯的制度经济学几乎同时出现的法律现实主义运动，直接导源于实用主义法学，其重要倾向之一就是“强调经济学”［10］。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率先为法律专业的学生开设经济学课程，聘请经济学家执教。1958年，经济学家迪莱克特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创办《法与经济学杂志》，从而为新制度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但是，直到70年代以前，法学家们在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领域并无很大的理论建树。1973年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波斯纳的巨著《法律的经济分析》问世，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局面，标志着法学与经济学进入了全面系统化的双向融合阶段。波斯纳的经济分析不仅包括了普通法中的财产法、契约法、侵权法和刑法，也包括了政府调节市场、商业组织与金融市场、收入与财富分配等方面的法律以及程序法，宪法和联邦制也成为经济分析的对象，从而形成了法律经济学的庞大体系。

在对宪法所作的经济分析中。波斯纳认为：“宪法解释比一般法规的解释更灵活这条原则，表明变更宪法的成本要高于变更一般法规的成本。”［11］宪法在州与联邦之间、联邦政府内部分权，是为了提高改变宪法条文的成本，而对个人权利的宪法保护与此不同，是为了增加剥夺权利的成本。在谈及普选制、代议制和分权制时，波斯纳认为，对任何群体选举权的剥夺都会引起该群体的财富向选举中实力强大的集团再分配，选举权的普及将增加财富再分配的难度；由于昂贵的信息费用使民众通过直接民主形式不可能作出明智的决策，代议制可以节省信息费用：“分权制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对国家强制性权力的垄断”［12］，这种垄断形式的成本可能高于其他一切垄断形式。此外，波斯纳还就经济正当程序、联邦制的经济属性、种族歧视、思想市场等宪法问题作了专章阐释，颇有新意。

以波斯纳为代表的法律经济学对宪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新制度经济学更加具体深入，但仍谈不上全面、系统和深刻的研究。而且，波斯纳以财富最大化目标和效率价值取代宪法的其他重要价值，因而据此得出了一些错误的结论。如在种族歧视问题上，波斯纳针对著名的“布朗诉教育委员会”一案提出，法院应该要求南部各州为黑人教育提供更多经费作为保留学校种族隔离的条件。从而把种族歧视视为可以通过支付一定成本后，如何阻止它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运用其经济和政治权力损害公众？“［13］

对此，公共选择派的答案有两个：其一是从政治上回归18、19世纪的立宪主义立场。布坎南声称，自己的理论是“18、19世纪传统智慧精华部分的表达和再现［14］”。公共选择以社会契约论和个人主义为政治信条。崇尚民主、平等、自由、公平和个人权利的宪法价值观，认为宪法须适应民主的要求，民主应有宪法保障。其二是，从经济上复兴亚当。斯密倡导收支平衡的政治经济学传统，把“限权政府”的要求重点放在限制政府经济权力方面。布坎南批评凯恩斯主义把家庭肆意挥霍的愚蠢行为当作国家理财的明智之举，主张国家和家庭一样需要节俭和量入为出［15］。因此。公共选择学派主张制约政府征税、财政和货币方面的权力，实行预算平衡。

公共选择自60年代出现以来，已经产生了广泛的实践和理论影响。自70年代开始，布坎南等人亲身参与倡导、草拟和讨论宪法修改建议，展开了宪法改革运动，在部分州获得了成功。到80年代，平衡预算与限制征税的宪法修正案草案得到了里根政府持续的支持，通过了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审查并被提交国会两院审议。该草案虽然于1982年秋被国会否决，但它在公众中的影响仍然长期存在。已有一些州吁请召集制宪会议，考虑限制政府的财政支出。从理论上看。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的宪法与政治分析乃至一般宪法学和政治学理论，都受到公共；选择的影响，正统的西方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地位。应当承认，公共选择学派对宪法价值的重视、对宪法克服政府缺陷的功能分析、对集体行动的研究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一定的实际意义。但在运用理性经济人假定和主观价值论时则走向极端，甚至把公平税赋与个人或群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联系起来，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具有高度的综合交叉性，包括了财政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宪法学等诸多学科，在内容上相互交错，并没有一个完整、系统而一致的“宪法经济学”体系。

三、挑战与回应：走向经济宪法学

经济学在宪法领域的开拓和渗透，法学对经济学方法的吸纳，已经对传统宪法学理论形成挑战。宪法学不得不面对挑战。创新理论，走向经济宪法学。

（一）宪法学对经济研究的初步尝试

有人考证，“经济宪法”问题是由德国宪法学家F.伯姆最先提出的。目前，在德国、法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经济宪法”已经成为学者们公认的宪法学范畴，并受到专门的研究，经济宪法学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正在形成［16］。

在我国，宪法学理论一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马克思主义对宪法和法律的基本观点就是经济的观点，对宪法的经济研究本应成为我国宪法理论的优势，但遗憾的是，马克思主义对宪法的经济观被教条化。宪法的经济研究长期不受重视。直到1992年以后，宪法学界才对宪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恢复罢工自由等与经济关系最为密切的宪法问题进行探讨，有的学者还提出了经济宪法的概念，开始运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和公民权利保障［17］。这些探索显然是很有价值的，但还只是初步尝试，总的说来，表现出泛泛而论甚于深入具体思考，感性认识多于理性分析的弱点，尚未进入拓展研究领域、更新研究方法的阶段。

（二）经济宪法学：宪法学的视角转换、领域拓展和方法更新

首先，要正确估价并利用经济学与宪法学各自的相对优势。经济学面对生产、交换和分配领域内普遍存在的数量关系，成功地将数学工具运用于人类行为与制度分析，因而“获得了其他社会科学无与伦比的技术上的优势”［18］。经济学利用这种优势完善了实证分析方法。构造许多理论分析模型，因而得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扩张、渗透和入侵，人们形象地称之为“经济学的帝国主义”。有趣的是，“经济学的帝国主义”倾向在部分法学家身上表现得比经济学家明显得多。这些法学家不仅全面采信经济学，而且以效率概念取代正义概念，试图把传统的法律概念从法学中剔除掉，波斯纳代表了这一极端。另一方面，“不少传统的法学家瞧不起分析法律的经济学家的工作，却又因之忐忑不安。他们常常还没有弄懂经济的方法就试图反驳经济方法”［19］。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代表下全面否定经济分析的另一极端，［20］他的“法律帝国”与波斯纳的“经济帝国主义”适成对照。

笔者认为，对经济学在技术与方法上的优势视而不见。简单拒绝它们对宪法的分析价值，或者全面采信经济学来替代宪法学，都是不可取的。前者可能使宪法学丧失自己的阵地，失去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力；后者忽视宪法价值，终将削弱宪法对社会经济关系的调节能力。因此，经济宪法学应当正视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技术上的优势，并予以吸收和采纳，使宪法学面向建设、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实践，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的宪法调整，摆脱单纯的条文注释和把目光盯在书面宪法上的局限性。同时，宪法作为根本法，是法律价值的集中体现，系统地确认了秩序、公正、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和人权等法律的基本价值，宪法学在对这些价值的规范研究方面具有优势。应继续拓展和深化这种研究，弘扬宪法的理想。可以说，经济宪法学就是要在坚持宪法理想的前提下，促使宪法学的视角从书面宪法向现实宪法转变。

其次，拓展宪法学的研究领域，在市场、个人与国家的动态关系中把握宪法。宪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市场与民主的联系，从多方面估量，乃是一个惊人的历史事实［21］。同样，平等、自由、人权、法治既不是个人主观愿望的结果，也不是来自政府掌权者的恩赐，而是内生于市场的价值机制、竞争机制的供求规律之中。不理解市场经济与宪法的关系，就不能理解市场，也不能理解宪法。

布坎南曾把当代社会面临的挑战说成是政治和制度方面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是不全面的。美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林德布洛姆的看法更为中肯，他说：“在世界上所有的政治制度中，大部分政治是经济性的，而大部分经济亦是政治性的。［22］传统宪法学理论把宪法视为公法，宪法学眼中只有政治宪法，应当说是片面的。事实上，宪法不仅授予并制约公共权利，同时也确认、保障并限制私人权利，我们只能把宪法视为一切法律的母法。

因此，在经济学把政治、宪法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同时，宪法学也应向经济方面拓展。研究市场关系、市场机制及其对宪法的影响，形成经济宪法的理论。

再次，更新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传统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单一而片面，只讲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忽视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被简化为揭示宪法的阶级性，规范分析被局限于宪法条文注释，因而难以说明复杂的宪法现象。

经济宪法学应继承和发展宪法学的现有研究方法，同时采纳经济学提供的新的研究方法与技术。定性分析应从宪法多层次的属性着眼，说明宪法的经济属性以及经济属性与法律属性和政治属性的关系，阶级性只是政治属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宪法领域也存在着大量的数量关系，选举制度、个人与集体、重大利益与一般利益等等都需要进行定量分析。经济宪法学应从经济学中借鉴定量分析的方法与技巧。在运用规范分析方法时，应摒弃简单的条文注释。在对宪法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必须把宪法价值与市场经济的机制联系起来分析。同时。宪法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增长作出贡献，宪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要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来说明。实证方法不等于实证主义，实证主义思潮的势头在当代已开始衰退。但实证分析方法并不因此而丧失其运用价值。此外，经济宪法学应广泛运用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资源的稀缺性和外部效应等基本假定，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经济学基本方法。以及效率价值，全面研究宪法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着重考察经济制度、经济权利和经济权力等经济宪法现象。

总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依法治国，必须注重建设，在理论上“注重对宪法进行经济学论证或者说对经济进行宪法学论证”［23］。经济学与宪法学对各自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使它们之间的相互渗透、交叉与融合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经济宪法学的产生乃是这一历史过程的逻辑结果，是宪法学对经济学挑战的积极回应。

注解：

[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39、240页；巫宝三主编：《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选辑》（先秦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2][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3][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页。

[4]参见[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一24页。

[5][6][美]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杜1994年版，第229、21页。

[7][8][美]德姆塞茨：《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维度》，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0、55页。

[9][美]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页。

[10][美]戈尔丁：《21世纪美国法理学与法哲学》，《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春季号。

[11][12]RichardB.Posner，EconomicAnalysis，Little，BrownandCompany，1986，P58l一583.

[13]RicharB.Mekenzic，ConstitutionalEconomics，PrefacebyEdwinJ.Feulner，Jr.，Lexington，1984.

[14]James.M.Buchanan，ConstitutionalEconomic，（）xford，1991，P43.

[15]参见[美]布坎南：《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180—184页。

[16]参见徐秀义、韩大元：《宪法学原理》（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06页。

[17]参见许崇德主编：《中华法学大辞典。宪法学卷》，中国检察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拙作：《平等、自由和公民权利的经济观》，《法律科学》1995年第5期；邹平学：《的经济功能初探》，《法律科学》1996年第2期。

[18][19][美]罗伯特·考持、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11页。

[20]SeeRDworking，WhyEfficiency？AResponsetoProfessorCallabresiandPosner，HofstraLawReview563（1980）；参见朱景文：《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21][美]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1994年版，第4页。

第3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趋势，主要看文学艺术对象是否提供可能性，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经验是否提供必要性，人们的思维方式是否提供可行性。

(一)文艺学研究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与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

研究方法作为认识的工具，始终受制于研究对象，它是对象的“类似物”，是“工具，是主观方面的手段，借助它使主观方面与客体保持相互联系”[①]。因此，依据研究对象及其特征，才能产生相应的研究方法。毫无疑问，文艺学的研究对象是文学，问题在于如何看待文学。

文学是自然科学、哲学、神学的附庸，是一个独立实体，还是一个系统，这在人类认识的不同历史阶段，认识是不同的。在古希腊美学和文学思想的萌芽时期，把文学和美当作自然现象的一部分；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到黑格尔，始终把文学看作是哲学的一个环节；中世纪神学则把文学作为维护宗教统治的工具；当今，文学被看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按照现代系统观，宇宙万事万物无不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文学也不例外。与自然系统相比，它是由人“根据一定的原理”创造的“所谓立体性地统一起来的一个整体”[②]。当属人工系统。作为人工系统，它既是人与自然结合而成的复合系统，又是与社会生活环境、文化环境双向联系的开放系统、动态系统，它所具有的要素、结构层次、功能远比自然系统丰富和复杂。系统原则揭示，文学内部的各个要素(作家、作品、读者；生活、创作、欣赏等等)都不是孤立的，它既自成系统，又与其他各子系统发生联系，构成一个综合化的大系统。不仅如此，它还置于艺术文化背景之中，与其他门类的艺术构成艺术文化系统。文学要存在、发展，又必须与社会各个方面发生关系，不断互相传递信息，进行系统的反馈运动，来实现自身的反馈调节运动。因此，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网络复合系统。

实际上，文学系统的内部要素、结构、功能远比这丰富复杂。即便如此，也可略见一斑。文学对象的丰富性和系统性，为建构多样、综合、一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文艺学研究的历史表明，以文学的“某个部分、方面、侧面、层次、因素、阶段”[③]。为研究对象，就创立了各自不同的文学研究方法。比如，以研究文学与社会生活关系为对象的文艺社会学方法；以语言为对象的符号学、语义学、结构主义方法；以作家、读者为对象的文艺心理学方法；以文学活动流程为对象的信息论方法；以文学功能为对象的价值学方法等等，不胜枚举。前苏联学者布什明在探讨文学研究方法时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文学则承认用与对象的本质相适应的各种可能的方法，从文学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文学是有可能和有必要的”[④]。前苏联著名学者卡冈对这一问题更是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他认为，艺术是一个由艺术创作、艺术作品、艺术知觉组成的特殊的信息系统，而它又置于整个艺术文化的大系统之中，依据它们各自的结构层次及相互关系，形成了许多既有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新学科和新方法。他以下图[⑤]。文学艺术对象的丰富性、系统性必然带来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综合性。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说：“对于今天的艺术——所有的艺术来说如果说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选择。这里没有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流派，没有非此即彼的艺术风格”。这一分析虽有所偏颇，但却预示着文学艺术研究方法多样化的历史趋势的来临。在当今，从多种角度，运用多种方法综合展开研究的趋势，正是当代科学日趋分化和整体化的一种表现，是“寓于多”时代的要求。企图以“一言而为天下法”的定于一尊的研究方法将一去不复返。有望建树的学者，总是不遗余力去寻求新的研究角度，探索新的研究方法，以促进“知识旧体系的更替，新体系的建立”[⑥]。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现状的回顾和反思

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形成多样化的态势，既是对文学艺术本体观念变革的产物，又是对文艺学研究方法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艺学研究方法体系，有必要从历时和共时、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考察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历史和现状，在新的审视点上进行必要的反思。为此，我们将从4个坐标系上进行粗略考察。

1、中西传统文学研究方法的扬弃

在西欧，从古希腊时期到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文学研究方法，主要是由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又称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和培根创立的形而下学的逻辑归纳法。其次还有历史归纳法、社会学方法、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某些自然科学方法。这些方法虽有消长、斗争，但总是能够延续下来，至今仍被运用，故称为传统方法。

在中国，由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缺乏思辨思维和形式逻辑，主要强调直观和经验，并同伦理道德挂钩”[⑦]。中国文学研究方法主要通行的是经验主义的现象描述法、伦理道德的社会学方法。

上述传统方法的长处是：

第一，形而上学的逻辑演绎法强调从哲学角度对文学艺术进行研究，重视哲学对文学的指导作用。加之它遵循严格的逻辑规律，论证严密，思辨性强，有助于建立文学的知识体系。

第二，注重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哲学、社会、历史、心理学角度探讨文学的价值功能，这在今天也是有益的。

第三，传统方法经过无数文艺理论家的继承和发扬，不仅为后人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而且也形成一整套的逻辑方法、研究模式。比如演绎法与归纳法的论证程序、原则、方法等，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从上述三方面看，传统方法开辟了从某一方面、某一角度深入研究文学的道路，为今后从宏观上，从整体上认识文学做了充分的必要准备。但是随着一个个“多元时代”(普里戈金认为，我们今天生活的是一个既有决定论现象，又有随机性现象；既有可逆现象，又有不可逆现象的多元时代。)的到来[⑧]。上述传统方法并不能涵盖如此复杂的文学艺术现象，暴露出明显的不足。

第一，传统方法存在一定的猜测性、假设性，缺乏科学性。抽象的哲学思辨方法的致命弱点是把文学艺术作为哲学的附庸，用某种先验的哲学观点和体系解释文学艺术，一旦两者不符，便将文艺削足适履。同时它所遵循的逻辑论证原则是从一般推出个别，一旦大前提错了，结论也就错了。这种方法有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印度学者N·K·简恩说：“从科学的观点看，这种方法已过时，运用这种方法，人们推测出一般陈述(假说)，并据此演绎出许多陈述。倘若每个演绎出来的陈述都被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它就支持了假说。倘若情况并不是如此，则暴露出这个假说的局限性。”[⑨]

事实也是如此。从科学认识史上看，中世纪基本研究方法是演绎法，一切以圣经、教父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不能越雷池一步。但是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运用观测实验的科学方法，了托勒密地心说，而建立了日心说；刻卜勒发现了行星运动规律；塞尔维和哈维发现了血液循环，了传统观念[⑩]。从文艺学研究史看，培根以科学实践观和归纳法把“美学由玄学思辨的领域转到科学领域”，“对审美现象进行心理分析”[11]。而黑格尔运用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导出了文学“是理念的感性的显现”的错误结论。所以，抽象的哲学思辨法存在着较大的猜测性和假设性。而中国所采用的现象描述法，虽能从感性经验入手，以“极精炼而又隽永的语言点出关键”，其中也不乏“极明亮的思想火花”，但是它是一种猜测的、笼统的、直观的方法，缺乏思辨色彩，因此猜测性、假设性更大。归纳法较之演绎法有更多的积极意义，但归纳法的产生是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强调“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统一，甚至抹杀二者的差异”[12]。因此不免流于经验，缺乏理性、科学性。

第二，归纳分析和综合分离。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是辩证统一、互相提供前提的思维方法。归纳是演绎的基础，为演绎提供根据，而演绎又为归纳指明方向，提供前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历史上产生的演绎法和归纳法，长久以来争论不休，各执一端。文艺学研究领域中形而上学方法与形而下学方法的论争，就是认识史上这两种方法争论的反映。黑格尔在《美学》绪论中对此有过总结。他说：“谈到科学研究的方式，我们就走到两个相反的方式，每一个方式好像都要排除另一个方式，都不能让我们得到圆满的结果”。“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只围绕着实际的艺术作品的外表进行活动，把它们造成目录，摆在艺术史里，或是对现存作品提出一些见解或理论，为艺术批评和艺术创作提供一些普泛的观点。另一方面，我们看到艺术的科学单就美进行思考，只谈些一般原则而不涉及艺术作品的特质，这样就产生出一种抽象的美的哲学”[13]。黑格尔从主观到实践上，都力图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但由于哲学观上的唯心主义，未能科学地解决二者的真实关系，自己的研究不免又回到了抽象的哲学思辨上来。

第三，以部分研究代替系统研究。传统的研究方法是单打一的方法，基本上就文学的某一部分、某一侧面、某一要素进行孤立研究，而且还误以为穷尽了对文学规律的认识，这样就以单项、线性、平面式的研究代替了多项、立体、网络式的研究，比如哲学思辨法以本体论研究代替美学研究；社会学方法以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美感经验的心理分析法以心理分析取代社会批评。这样，传统研究方法就不能全方位地揭示文学的自然质、功能质和系统质，无助于全面认识文学。

对传统研究方法的利与弊的分析，是以系统方法为参照物，以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文学研究方法为目的去透视的结果，其中该扬之处，继承发扬光大；该弃之处，舍弃弥补改造。

2、西欧当代文艺学研究多元方法林立

到19世纪末，随着自然科学、心理学、文化学长足的进步，西方文艺学研究方法学派林立、纷繁复杂。其名目之多、时间推移之快、重点转移之频，都是前所未有的。归纳起来，大约有如下几种：精神分析、科学美学、语义分析、符号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原型批评、接受美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比较文学、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等。上述方法，无论其存在时间的长短，都有其一定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从某种角度看，还有其不可互相替代的某些方面的功能。但同时也应看到，它们有自己适宜的国情、范围，必然有不可弥补的缺陷。对此也应科学地进行分析。

总的来说，当代西方多元方法的合理因素是：

第一，开展多角度的研究。传统研究方法把文学艺术作为一个静态的封闭实体进行研究，确认它的不可分性，因此至多研究它与社会、与哲学的联系，与科学的差异。而多元方法则分解文学实体，从社会、作家、作品、读者各个不同层次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即便像作品这样一个层面，也要继续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出现了语义、符号、结构、形式、阐释等研究方法。这不能不承认多元方法打破了传统方法拘泥一格的模式，发现了新的研究对象，扩展了新的观察视点，树立了新的阐述目标，为多侧面、多角度、立体地研究文学和开辟新的天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第二，各学科相互渗透，各种方法互相借鉴。西方研究者虽然往往片面夸大自己研究方法的正确性、有效性，但是为开辟新的研究角度，又不能不自觉地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各学科之间是互有借鉴和渗透的。比如心理分析导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发端于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社会学、“三论”是外来学科的方法的移植。由此可见，多元方法在各学科相互渗透，借鉴方面是有成效的。

第三，从某一角度的深入研究。从总体上看，多元方法林立、并存；从局部上看，各派对立、排斥，都想以自己的优势取代别的方法，因此迫使各派在某一角度、某一方面深入开拓。比如结构主义历经俄国的形式主义、捷克的布拉格学派和法国的结构主义，从雅各布森的“音素、语素、词、句等组合关系入手”[14]。研究文学，到罗兰·巴特建立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的研究模式，再到热奈特的4种主要叙述类型的研究[15]。步步进展，层层深入，开拓了从语言方法研究文学的空间。应该承认，在某角度的深入研究上，多元方法所做的贡献远远超过以往的文学研究。

尽管多元方法有其历史的功绩，但由于它们大多以西方不同的唯心主义哲学为基础，因而有其不可弥补的缺陷。卡冈在评价不同的科学对艺术的研究时说：“迄今仍然是非系统的、杂乱无章的，在最坏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嫉妒的竞争中，而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研究建筑在漠不关心的‘和平共处’中。”[16]这就是说，多元方法往往是各自独立、各走极端、互相排斥、互相取代。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在现今科学知识发展的水准上依靠系统研究的原则”对文学“展开综合研究”。这项任务，西方研究者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历史地落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的身上。

3、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兼收并蓄、改造创新

前苏联从19世纪的俄国开始，传统的研究方法是社会历史方法。到20世纪初，由“莫斯科语言学小组”和“诗歌语言研究会”兴起的形式主义方法曾一度相当活跃。但不久，由于它把内容与形式割裂开，出现了将形式绝对化的倾向，而遭到了过分严厉的批判。之后，前苏联研究方法滑向了另一个极端——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是出于片面地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制约性原理，从而导致文学史过程简单化和公式化”[17]。因而从50年代中期起，前苏联开始着手纠正这方面的问题。50年代被称为回顾和反思(或“解冻”)时期，主要是清算庸俗社会学的错误，从60年代开始，前苏联把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提到首要地位，在组织上设立专门机构，出版专门刊物；在实践上大量介绍各种研究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和应用研究。一大批著名学者，如尤·鲍列夫、卡冈、赫拉普钦柯、斯托洛维奇、叶果罗夫、马尔科夫、彼得罗夫等人，致力于新方法的研究，并著有专著。至此，在文学、美学研究领域，庸俗社会学得到彻底清算，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并存，并把研究方法推向新的阶段。

前苏联在文学研究方法上历经的曲折、反复以至于最后达到繁荣，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值得借鉴。

首先，强调对各种方法的兼收并蓄。前苏联政治生活的变迁、文学本身的变化、西方文学思潮的涌入、自然科学的发展，彻底改变了在文学艺术和研究方法上的“大一统”和单打一局面，进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历史的开放的时期”，对传统的、西方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各种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兼收并蓄。这种做法反映了前苏联学术界研究学风的宽容、研究思维方式的辩证。一般而言，在研究中某种方法兴起确立之后，易排斥其他方法，一种思潮流行时，又容易否定过去，割断历史。鉴于历史教训，前苏联在进行方法论研究时，这种片面、对立、极端的倾向较少发生。因此在清算庸俗社会学时，并没有抛弃社会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强调内部研究时，也不否定外部研究；在吸收外来研究方法时，又不妄自菲薄；在坚持传统时，又不盲目自尊；在运用美学研究方法的同时，也不放弃自然科学的研究手段。这就保证了文艺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注意对各种研究方法的改造。历史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完美无缺的。各种方法都有它适应的国情、对象和范围，当它被移植或吸收时，必须根据自己民族的情况加以改造。前苏联学术界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改造各种研究方法，特别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比如风靡整个欧洲的接受美学到了前苏联，则被改造为“历史功能”研究。历史功能研究强调“分析一部作品的时候，不仅要看到它在作者生前的时代所起的作用，而且要看到它在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外——在未来的时代所起的作用”。“用巴赫金的术语表示，历史功能阐释就是‘对应关系’的研究”，包括“作者同前辈的对话、作者同当代读者的对话、作者同未来时代读者的对话”。[18]从历史功能研究所强调的研究重点和三种对应关系类型看，它注重作品对读者的作用，这就把文学研究的重点从文本转移到读者身上，这与接受美学极其相似。但是它又克服了接受美学的某些片面性，把作家、作品、读者联系起来，更强调作品在当时、当下、未来三维空间中历史地、辩证地发挥作用。与接受美学相比，它们之间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又更具历史性、辩证性。

此外，像结构主义这样的研究方法，前苏联学术界既充分肯定它是“深入研究艺术篇章的手段之一”，能起到“为研究工作者开辟广阔天地”的重要作用[19]。同时又严格地将结构分析与结构主义区分开来，并给予新的解释。所有这一切表明，前苏联在引进新的研究方法的同时，一方面兼收并蓄，一方面加以改造，为我所用。

再次，敢于创新，勇于开辟一条新路。

前苏联文艺学研究方法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新的研究方法的产生、新的应用领域的铺开；二是综合研究的兴起。从前者看，主要是表现在类型研究，历史功能研究、阐释和评价的方法产生及各种方法的应用上；从后者看，主要是从“综合角度，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来全面评定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外在作用和内在价值”[20]。

前苏联文学研究在挣脱了庸俗社会学和教条主义的羁绊，开创了百花齐放的活跃局面之后，及时认识到开展综合研究的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末，前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艺术创作综合研究专门委员会，70年代初提出“综合考察和系统研究方法相符合”的思想，许多著名学者转向综合研究，并致力于应用。像鲍列夫和斯塔菲茨卡亚在1980年发表的《社会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方法》指明了归纳综合的趋势。卡冈的《对艺术作综合研究的系统方法》、《作为系统的艺术文化》等文章，则是综合研究的结晶。在综合研究中，他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坚持历史的逻辑方法，另一方面又提倡多种方法的运用、补充、渗透。只有这样，才“不会变为方法论上的多元论和折衷主义，而只会成为对作品实行全面分析的因素”[21]。

前苏联对文艺学综合研究的主张、做法及成果，无疑是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新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4、我国文艺学研究方法变革的趋势。

我国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趋于单一。“五四”时期，西方各种方法涌入，但迫于战争、动荡，未能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独断论、机械论和“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领域狭窄，思维方式保守，方法单一。具体表现为：就研究的内容看，注重文学与社会、文学与政治、文学的功能方面的研究，忽略文学的艺术美学特性的研究；就思维方式看，是单向、平面、线性定性的机械论、还原论；就思维角度看，是单一、静止和封闭的；就思维空间看，只有当下，而无历史的、时代的、当代的，只有中国，而无外国；就思维模式看，“一内容二形式，鉴定式的结论，调查式的评述”。文学研究上述问题，一直到1983、1984年开展“方法论”的讨论，才有所认识、有所纠正。

1984年，我国兴起的方法论讨论热潮，已经形成“多元发展的态势。表现为：文学观念和批评观念的多元、批评方法的多元、批评实践总体结构的多元”[22]。随着各种各样方法的介绍和应用的尝试，目前“综合态势，已显露端倪”。但是这种综合仍然处于不自觉的交织糅合，而不是自觉的、融会贯通的、整体化的综合，还没有出现有影响、有见地的专著。与前苏联70年代相比，我们的方法论研究还需告别“告知、尝试”阶段，走向综合、整体化的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抹煞1984年的方法论讨论的历史功绩。应该看到它是对历史经验反思的结果；是肃清“左”倾教条主义、机械论、独断论影响的产物；是我们民族方法论自觉意识的觉醒，它必将促进新的文学观念、新的思维方式的诞生。

总之，从历时和纵的方面看，中外传统方法的扬和弃；从共时和横的角度看，西方多元方法的利与弊，前苏联文学研究方法的历史经验，我国当代研究方法发展趋势，都说明必须建构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的体系。

(三)文学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可以理解为“人们按一定的方式、规则、程序输入和输出信息的思维活动形式”[23]。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24]

从人类认识史看，主要经历了原始、农业、分析和综合4个时代；人的认识对象中心由模糊的表象世界——实物中心——系统中心——元系统中心；人的思维方式由原始思维——以实物为中心思维——系统思维——元系统思维。

在人类的幼年时代，由于生产力极为低下，人类根本无法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相信一切出于“神之手”。在认识对象上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都是以混沌模糊的表象呈现于世。因此原始思维是一种“以‘集体表象’为基础”“无逻辑特征”的形象思维，古代神话就体现了这种思维特征。

从奴隶社会到整个中世纪的农业时代，人类主要思维方式是“以实物为中心”[25]。在农业时代，由于“人们与自然界之间的交换活动仍然停留在实体交换水平”[26]。许多门类的科学知识尚未形成，科学认识的方法停留在直接观察上，认识论的模式是“以实物为中心”，即只局限于相互孤立的、具有感性特征的实物和现象上，去探求它们的质。前苏联学者库兹明在分析这一时代的思维特征时指出：“在这个阶段，认识是从现象上，即还是从外表上来看待对象的，认识还没有揭示出对象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没有揭示对象受它所属的那个系统的制约性和对象的质的过程”。这就是说，“以实物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具有直观、笼统、猜测、感性、孤立的特点。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表现为把文学作为一个实体，只从外部(自然现象或哲学)探讨文学的某些特征，因而文学一直是自然哲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庸。

从农业时代到分析时代，其中有一个过渡，即前分析时代(14～16世纪)；分析时代从17世纪到19世纪中叶。在这一时期，人们的交换活动中心已由实物转向能量，科学长足进步，科学研究则分门别类，研究方法由观察改为科学实验，思维对象自然仍以实物为主，但已不作为实体，而能够进行解剖分析；思维方式则主要是形而上学。这种思维的优点是“对事物研究细致、具体、严密，在科学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其缺点是具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特点，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与机械决定论。

所谓“还原”原意为简化、简缩、缩小。它的基本思想是：主张把复杂的对象分解为简单部分，从简单部分特性的已知来把握对象整体，主张以低级运动形式解释和说明高级运动形式，进而说明世界的图景。这是一种解剖式和分解法，排除一切偶然性和变量，抓住一条线索追踪来源，探寻因果联系的单项、平面、线性思维。

机械决定论又称拉普拉斯决定论。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已经决定的，无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只要找到一个宇宙方程，了解宇宙的起始条件和边界条件，就可以用力学的方程给予明确的描述，给予绝对的正确预言。[27]这种思维是一种直线因果的思维定势。

分析时代的形而上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是：从研究对象看，它把文学当成一个独立实体并加以分解，孤立地进行某方面的考察；从研究内容看，已涉猎了较多方面，如文学与社会、文学特性、心理因素、形式因素等等，但分门别类地进行孤立研究，尚不能联系起来；从思维特征看，是单项、平面、线性因果的。应指出，我国文学研究中所流行的庸俗社会学方法，如果从思维根源上看，则与形而上学有一脉相承之处，而且还比它走得更远。

由于分析时代科学知识的积累，人们不仅发现了各门科学的具体规律，而且还发现了各门学科间相互联系以及相互联系所产生的一般规律，这就扩大了各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大多数科学都经历了一个把关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观念不断扩大和加深的过程，比如马克思关于社会结构的学说对于深入系统研究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和遗传学对于深入研究生物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对于物理学，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对于化学……这些理论在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确立了彻底唯物主义的系统性思想……科学进入一个新阶段”，即以“系统中心”代替“实物中心”。[28]

“系统中心”以“构成现象系统的‘种类’为中心，而个别现象和对象这时则表现为总体的构成部分，表现为它的因素、成分”。对象的系统性则要求多侧面、多角度、多层次、立体地观察事物，系统思维正好适应了这种要求。在文学研究领域，则要求把文学作为一个系统，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侧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这一时期出现多元方法便是系统思维的必然产物。

20世纪40年代以来，人类进入信息时代，人们“所研究的现实被看成是多中心的、超系统的统一体，一种复杂现象的综合”。人们认识的内容不再是实物或系统，而是“复杂的对象——综合的多系统的现象及其全部各种层次的和多侧度的关系”[29]。即元系统。元系统要求人的思维具有显著的综合性特征。实际上，目前“综合考察、综合研究、综合创造、综合发展、综合规划和综合管理等等，已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方式”。[30]在文学研究领域，建立多样、综合、整体化的研究方法体系，就是元系统思维方式的必然要求，也是科学发展水平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必然趋势。可是与这种必然要求和趋势相比，我国当今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农业和分析时代，呈现出“封闭、求同、单向、直观、超稳定、亚节奏”的特点。[31]表现在文学研究领域，则是公式化、程式化、概念化。审视过去、展望未来、立足现在，我们再不能固守传统格局、固步自封、妄自尊大，而是要奋起直追，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研究方法上来一个彻底革命，以迎接文学综合时代的到来。

[①]黑格尔语。转引自〔苏〕鲍列夫《美学》，第1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②][日]增成隆士：《美学应该追求体系吗？》，转引自《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上册，第1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

[③][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④][苏]布什明：《文艺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⑤]此图载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80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⑥][苏]鲍列夫：《美学》，第1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⑦]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⑧]普里戈金：《跃进时代中哲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⑨][印度]简恩：《科学方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基础现代模式》，《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年第3期

[⑩]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12～11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1]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册，第202～20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12]生：《西方认识论史纲》，第162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

[13]黑格尔：《美学》第1卷，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79

[14]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5]傅修延、夏汉宁：《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第162页、第423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

[16][苏]莫伊谢依·萨莫伊洛维奇·卡冈：《美学和系统方法》，第73～7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17][苏]柯静采夫：《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18]吴远迈：《苏联的文学研究方法的新趋向》，《文学评论》，1983年第1期

[19][苏]鲍列夫：《美学》，第532～53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0]高利敏：《当代苏联文学研究方法和批评新观念的发展》，《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1][苏]鲍列夫：《美学》，第526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

[22]滕云：《批评的主体意识、多元态势与综合态势》，《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2期

[23]陈晓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向何处去》，《新华文摘》，1985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465页，人民出版社，1972

[25][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2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6]李晓明：《模糊性：人类认识之谜》，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85

[27]《大科学的群体论》，《望》，1986年第3期

[28][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29][苏]库兹明：《马克思理论和方法论中的系统原则》，第54～5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

第4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有关《诗学》的比较思维国内学术界关注的还不多。大家感兴趣的还是《诗学》的主体内容:摹仿说、悲剧论和艺术的功用。我们认为，《诗学》的言说方式贯穿着比较的思维，这是一种侧重于概念分析的理性思维方法。张尚仁在讨论了古希腊哲学思想后认为:“古代希腊哲学的认识史，在欧洲认识史中属于对主体、课题和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开始形成概念的认识阶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这一认识阶段中所达到的认识成果的集大成者。”［4］94文学研究隶属于哲学认识，从方法论上看，《诗学》在进行文学比较时，主体已经不做情感的投入，所分析的概念纯粹是从对客体的比较中抽象出来。马强据此认为，《诗学》是纯理论的思维，“西方人一开始就十分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善于运用逻辑的方法，追求范畴的严密和体系的完整，而非简单地进行经验归纳。这一切推动了西方科学的长足进展。亚里士多德就是其中的代表性的人物。”［5］34这一看法显然不符合古希腊哲学的发展历程，《诗学》的比较思维走在经验归纳与逻辑演绎的路途中。朱光潜先生对这一思维概括说:“在《诗学》和《修辞学》里，他用的都是很谨严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它相关的对象区分出来，找出它们的同异，然后再就这对象本身由类到种地逐步分类，逐步找出规律、下定义。”［6］66这一概括更为准确的说明了比较方法在《诗学》中的运用。《诗学》以比较的方法确定摹仿艺术的种差。亚里士多德给事物下定义贯彻“属+种差”的定义方式，诸多艺术门类在“属”上都是创制艺术，而在种差上存在着区别。种差上的区别就是艺术分类的标准。亚里士多德一开始就从种差上为艺术分类:“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萧乐和竖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只是有三点差别:即摹仿所用的媒介不同，所取的对象不同，所采的方式不同。”［7］3通过三方面种差的比较，亚里士多德将艺术各门类进行了划分，比如他说:“有一些人(或凭艺术，或凭经验)，用颜色和姿态来制造形象，摹仿许多事物，而另一些人则用声音来摹仿。”［7］4

这是从摹仿的方式确定画家、雕刻家与游吟诗人、颂诗人、演员和歌唱家的区别。前者用颜色和姿态摹仿事物，后者用声音摹仿事物。在论述悲剧、喜剧的区别时，亚里士多德运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悲剧与喜剧的区别在于所摹仿的对象:“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7］8－9可见，亚里士多德是通过比较方法来确定知识之间的关系的。创制知识这一“属”内的诸多种差依据摹仿的媒介、摹仿的对象与摹仿的方式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表现为绘画、颂诗、史诗、喜剧、悲剧等艺术门类，在相互的比较中，各艺术门类的特点也随之得以展现。《诗学》在论说悲剧定义与创制方法时也贯穿着比较思维。《诗学》的主体部分是论述悲剧的定义与创制方法，这是古希腊戏剧盛行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史诗和悲剧是古希腊成就最为突出的艺术门类。就戏剧而言，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古希腊已经出现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与欧里庇得斯三大悲剧家，喜剧家阿里斯托芬也在亚里士多德出生的前一年逝世，因此，在戏剧研究方面，亚里士多德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能够阅读到古希腊最为优秀的所有戏剧家的著作。《诗学》作为指导学生艺术创制的秘传学问，亚里士多德当然也要对悲剧的创制方法作详尽的说明。

亚里士多德首先给悲剧下了一个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7］19这一定义是通过比较摹仿方式、摹仿媒介和摹仿效果三方面内容而确定，这一比较性的定义囊括了悲剧的六大要素，同时也确定了悲剧创制的技术性要求。亚里士多德论述悲剧情节安排就以是否能够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为标准，他说:“悲剧所摹仿的行动，不但要完整，而且要能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7］31为了达到悲剧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情节安排的“突转”、“结构布局”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比如在情节“突转”上，他要求不能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也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只能写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的人由于犯了错误由顺境转入逆境。在布局上，亚里士多德要求单一的布局，他通过比较单一布局与双重布局说:“第二等是双重的结构，有人认为是第一等，例如《奥德赛》，其中较好的人和较坏的人得到相反的结局。由于观众的软心肠，这种结局才被列为第一等，而诗人也为了迎合观众的心理，才按照他们的愿望而写作。但这种不是悲剧所应给的，而是喜剧所应给的。”［7］41－42

从这些言说方式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非常理性的。首先他通过比较种差确定悲剧的定义，然后以悲剧所要达到的陶冶怜悯与恐惧情感的要求确定悲剧的情节安排。在论述这些内容时，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情感与客体保持着距离，他论说的是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个人的喜怒哀乐。《诗学》在批评方法上也运用着比较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诗学理论是在其老师柏拉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因此，柏拉图的诗学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反思的对象。《诗学》中一些经典的论述往往来自与柏拉图的比较。例如，在论述诗能否摹仿真理时，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7］28－29这段论述表面上看，是诗与历史的比较，实际上是对柏拉图诗是“摹仿的摹仿”，“诗与真理隔着三层”的观点的反叛。在对悲剧效果的认识上，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与其老师对举。柏拉图认为，摹仿诗人引发了群众的“感伤癖”和“哀怜癖”，使人的性格中理智失去了控制，因此破坏了“正义”。亚里士多德针锋相对的认为，悲剧能够净化情感，从而逆反了柏拉图的悲剧理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构成了对比关系。陈康先生说:“在亚里士多德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柏拉图的影响之广是惊人的。在这项研究中，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以柏拉图哲学为背景。”［8］406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对柏拉图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对比的方法更为集中的体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对柏拉图哲学的反叛。通过比较，诗的特性得以确认，其地位得以张扬。

《诗学》的比较方法是理性的思维方法，祛除原始思维的诗性智慧。古希腊哲学从泰勒斯开始，逐渐摆脱了神话思维的影响，运用了概念、推理和论证的方法来说明世界，这是人类认识方式与认识能力的飞跃。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希腊哲学史》探讨了古希腊哲学与神话的关系后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将这种想象性的猜测转变，飞跃成为一种理性的思维，就产生了哲学。所以，古代希腊神话应该说是希腊哲学的史前史。”［3］84飞跃是一种质的变化，哲学斩断了神话的脐带，以新的姿态开辟人类文化的新纪元。亚里斯多德是这次文化飞跃的集大成者，在思维方法上吸取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哲学家的智慧，祛除了原始思维的想象性、以己度物和以象见义诗性痕迹，开创了抽象高蹈的形式逻辑思维。《诗学》中的比较方法就是形式逻辑思维的具体体现，比较可以是三段论的辅助，也可以是走向归纳结论的桥梁，因此，《诗学》灵动而又深刻的论述了艺术的本质，许多结论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二、《诗学》隐喻理论的理性诉求

比较的思维在《诗学》中有另一层面的运用:隐喻。隐喻是比喻的一种方式，即以具体的事物说明抽象的事物。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看，隐喻原是远古先民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想象性和以己度物的诗性特征。维科在《新科学》中论述了先民想象力旺盛、推理能力相对薄弱的思维特征，指出处于这一阶段先民的思维方式为隐喻，他说:“根据上述来自玄学的这种逻辑，最初的诗人们给事物命名，就必须用最具体的感性意象，这种感性意象就是替换(局部代全体或全体代部分)和转喻的来源。……在把个别事例提升成共相，或把某些部分和形成总体的其他部分相结合在一起时，替换就发展成为隐喻。”［9］176在维科看来，原始时代，先民的抽象思维能力还比较薄弱，词汇的积累也比较贫乏，因此，先民表述较为抽象的事物必须借助具体的事物，比如以具体的“头”指示抽象的“人”的概念。可见，隐喻是原始先民出于本性的表述行为。隐喻到了亚里士多德手里发生了质的变化，它从一种原始的思维方法发展为有意为之的修辞手法。语言学家埃科认为，“隐喻这个论题，是亚里士多德首次在《诗学》中提出的。”［10］179埃科所谓的首次，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运用理性思维论述了隐喻的理性运用。亚里士多德关注的不是原始人如何理解物我关系，在城邦注重演说能力的时代氛围中，亚里士多德更加注意语言运用的技巧。汪子嵩等先生在《希腊哲学史》中描绘了古代希腊修辞学盛行的状况后，说:“在古代希腊修辞学早有创立和研究，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邦政治生活活跃，演说和论辩是政治上谋进取、法庭上舌战取胜的重要手段，智者修习修辞术风靡一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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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熟的城邦民主制催生了修辞术，从而使隐喻的诗性披上了理性的外套。亚里士多德论述隐喻，最为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智者的学说，顺应时代氛围，将隐喻限制在修辞技巧的范围内。埃科在论述亚里士多德隐喻理论时说:“隐喻被定义为是使用另一种类型的名词，或被定义为由一对象的真正名词到另一对象的转移，通过由类到种或类推作用可以出现的一种行为。”［10］179－180这是一种语言的运用能力与技巧，亚里士多德说:“姑且把修辞术定义为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11］8可见，理性思维遮蔽了隐喻的诗性智慧，冷冰冰的利益算计取代了隐喻所蕴含的诗性温情，人及其利益开始在文化生活中凸显，成为支配文化活动的“上帝”。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隐喻思想正是这一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探讨了隐喻的运用，其具体的论述贯穿着理性的思维。亚里士多德认为，隐喻字是字的一种类型，他说:“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7］73隐喻既然是用其他事物的字借来表述这一事物，它必然涉及到甲事物(别的事物)、乙事物(所表述事物)和隐喻字三方面的关系。隐喻字原用于表述甲事物，现在不表述甲事物，而用来表述乙事物，从认识论的角度而言，其目的就在于以熟悉的甲事物替代听众不熟悉的乙事物，从而使人们更好的认识乙事物。亚里士多德所讲的隐喻的类型: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借种作种说明了甲乙事物之间构成了种与属的联系。两者之间的借用往往是一方比较容易感知，一方难以认识，所以隐喻是人们学习陌生事物、知晓陌生事物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中说:“不费劲就能有所领悟，对于每个人说来自然是件愉快的事情;每个字都有一定的意思，所有能使我们有所领悟的字都能给我们极大的愉快。奇字不好懂，普通字的意思又太明白，所以只有隐喻字最能产生这种效果。”［12］176

隐喻所产生的愉悦效果只是一种认识上的，其理性色彩非常强烈。亚里士多德还论述到了隐喻的类同性，这种类同布莱克称之为比较理论。亚里士多德说:“类同字的借用:当第二字与第一字的关系，有如第四字与第三字的关系时，可用第四字代替第二字，或用第二字代替第四字。有时候诗人把与被代替的字有关系的字加进去，以形容隐喻字。”［7］73－74类同字的隐喻是最受人欢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隐喻能够“使事物活现在我们眼前”［11］187隐喻的四种类型都能够达到这种效果，只不过借属作种、借种作属和借种作种三种类型是借语词的形象性使事物活现于眼前。比如亚里士多德所举的例子:“俄底修斯曾作万件勇敢的事”、“用坚硬的铜火罐割取血液”，语词之间的换用增加了句子的形象性。类同性的隐喻则揭示事物之间的相似与类似关系，是相似性基础上不同事物之间的比较关系。隐喻词实际上就是事物之间类似关系的体现，因此“隐喻关系不能太远，在使用隐喻来称谓那些没有名称的事物时，应当从切近的、从属于同一种类的词汇中选字，这些字一说出来就该让人明白这种切近的关系。”［11］167类同喻的比较在词语的聚合关系中进行，第二字与第四字之所以能够相互替代，就是词语的聚合关系体现了事物之间的相似性，修辞学家布莱克据此说:“如果一个作者认为隐喻就是把一种业已存在的类似或相似性呈现出来，他所持的这种看法我就称之为比较理论。”［13］146布莱克从比较理论的角度论述隐喻，他着重的是隐喻所体现出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然而，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布莱克，隐喻背后的诗性思维已经完全消失，隐喻成为诗人有意为之的艺术手法。《诗学》中的隐喻首先是一种悲剧的修辞技巧。亚里士多德是在论述名词的种类时讲到了隐喻字，它应该隶属于双字复合名词。隐喻字在悲剧中的运用可以形成高雅而不平凡的风格。亚里士多德说:“风格的美在于明晰而不流于平淡。最明晰的风格是由普通字造成的，但平淡无奇，克勒俄丰和斯忒涅罗斯的诗风格即是如此。使用奇字，风格显得高雅而不平凡;所谓奇字，指借用字、隐喻字、衍体字以及其他一切不普通的字。”［7］77

第5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1.理性和理性精神的概念

简单地说，理性就是人判别自己和别人行为是否合理的标准。这种标准在认识论上就是“真”与“假”，或者“对”与“错”，在价值判断上就是“是否有意义”。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基本的真理被直观地把握。[1]从上面的定义来看，理性包含三方面的意思：第一，理性是一种超出感觉、知觉和情感的高级认知活动，包括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其特点是它的概括性和间接性。第二，理性是人类的专利，既是人类独有的，因为动物没有理性，又是人类共有的，因为正常人都有理性思维的能力，只是这种能力的大小不同而已。第三，理性既然是一种深层次的认知和思维活动，那么它就一定可以通过社会化的活动得到不断发展和提高。所谓理性精神，是指建立在理性概念基础上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2]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种核心的精神和价值（:1）追求真理。坚信外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而且这种客观规律具有可认识性。（2）崇尚科学。科学与理性是相通的，也是理性的一种体现。（3）实事求是。理性精神必须从实际出发，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4）独立思考。没有独立思考，就不会有判断、推理等理性思维。（5）积极进取。进取是一种理性的心态，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总之，理性是一种能力，一种高级的认知和思维能力，而理性精神是一种思想和精神，是在一个人理性能力不断增强和稳定的基础上升华而成的健康向上、追求进步的价值观。

2.理性精神的历史发展和现实意义

“理性”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而希腊文明最大的亮点就是充满了理性和思辨的色彩，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就开始用理性的眼光观察世界，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他们提出了“人的理性是万物的尺度”“人是理性的动物”等深邃思想。古希腊文化中对理性的高度张扬对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理性成为新兴资产阶级手中高举的大旗，经过文艺复兴的深刻洗礼，理性精神在西方世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包含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科学认识两方面。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对物质和金钱的过度追求使得理性走向了反面，成了囚禁人们自己的牢笼。古代中国没有“理性”一词，但是理性精神却贯穿了中国历史始终。它主要是“由儒学提供的，是一种崇尚天人合德的理性价值”[3]，中国传统观念中的理想社会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而和谐的基础就是理性精神。儒家学者所宣扬的天理伦常、中庸之道等道德规范和实践原则就是中国传统理性精神的主要内容，它们随处可见于儒家典籍、文学作品甚至儿童启蒙读物中，并经历代学者的发展和改造，形成了完整的体系。与西方相比，中国传统理性更侧重于人际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而比较忽略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和认识，著名学者李泽厚称之为“实用理性”，他曾这样描述：中国实用理性的传统既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也排除了反理性主义的泛滥。它以儒家思想为基础构成了一种性格———思想模式，使中华民族获得和承续着一种清醒冷静而又温情脉脉的中庸心理……[4]由此可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东西方都形成了自己的理性精神。客观地讲，这两种理性精神谈不上谁优谁劣，它们各有千秋，互相包容取长补短才是理性的态度。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建设公民国家和和谐社会，而理性精神就是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精神和价值体系。

二、培育理性精神是历史学科的重要使命

历史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在培育学生理性精神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培育理性精神也是历史学科的重要使命，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1.了解历史进程的要求

虽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性价值和标准，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全人类都需要理性。理性精神是人类进步的基石，而理性精神正是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孕育和发展的。翻开历史，几乎无处不闪耀着理性的光芒，如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惊世之语，体现了古希腊人对真理的执着追求；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冷静思考，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百姓的高度重视，等等。因此可以说，了解历史进程本身就是培育理性精神的过程，在学习的过程中，人们受到了理性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

2.追求历史真相的要求

求真是人的本能，没有真实就没有真理。美国著名总统林肯有一句经典名言：让人民知道真相，国家就会安全。历史尤其需要真相。常言说，历史教人理性。因为历史研究必须以真实发生的事实为依据，对历史真实的追求高于一切，篡改历史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正因如此，作为史学大国的中国一直坚守“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这就是理性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甚至是某些人的一己私利，我们经常看不到真实的历史，得不到历史的真相。对历史真相的追求是我们的永恒任务，追求真相的过程就是理性精神的实践过程。学习历史等于时刻都在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理性。

3.客观认识历史的要求

世界上没有纯客观的历史，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同，眼光相异，对同一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价肯定会不同，甚至有天壤之别，但我们依然可以而且应该把客观认识历史作为自己的目标。《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要求学生学会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修订后的新课程标准更要求学生初步学会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对历史事物进行考察，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历史人物和事件，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目标。要客观认识历史，没有理性的态度是不行的，例如现在很流行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但其中粗制滥造忽悠观众的不少，它们的问题之一就是没有把历史人物和事件放到特定的历史时空和具体的历史进程中去认识，随意拔高帝王将相的思想境界，用现代观念编写古代爱情故事，连语言都“现代化”了，本来严肃的历史在那些蹩脚导演编剧眼中变成了儿戏，而不少观众却误认为是真正的历史，缺乏理性，害人不浅。

三、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

历史学科里拥有培育理性的深厚土壤，历史发展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哲理。历史知识中培养学生理性精神的素材比比皆是，那么如何在历史教学中引导学生不断走向理性呢？笔者在此仅就自己的教学实践，谈谈基本思路和方向。

1.冷静和耐心

学习历史绝不是简单记忆，而是在了解和掌握一定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历史，逐步提高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掌握基本的学习方法，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进而正确认识现实，服务社会。正确认识历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所有历史现象都是在过去特定的时空环境下发生的，受到历史、时代、人自身等多方面的局限，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形成客观、正确的认识，必须等待，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国古代有一句俗话叫“盖棺定论”，其实稍懂历史的人都知道，经常情况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仅仅等到“盖棺”是不够的，因为它们在历史上的影响、危害等很难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例如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当时人只看到它的荣耀与辉煌，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欧洲航海家进行了开辟新航路的远航，郑和下西洋的局限性才逐步显现。历史教师在教学中一定要教育学生冷静和耐心，始终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充分认识到历史人物的多面性和历史事件的复杂性，这才是认识历史的理性态度。

2.判断和分析

如前所述，学习历史的目的不是背诵历史事实，而是正确认识历史，因此我们不能只做历史知识的储藏室，而是要做历史知识的加工厂。“加工”历史的方法很多，但准确判断和客观分析是最基本的。就像自然科学研究非常重视实验和数据一样，作为一门严肃的人文学科，历史研究非常讲求证据，《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明确要求学生“初步形成重证据的历史意识和处理历史信息的能力”，通俗地讲就是用证据说话。但是证据自己不会“说话”，学习者必须对证据进行基本的判断和分析后才能让它“说话”。在历史考试中有一种常见的题型，即材料分析题，这是典型考察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认识的题型，所以广泛流行，长盛不衰。它所体现出来的历史学科的最大特点就是重证据，必须论从史出，不可信口雌黄。笔者也经常给学生训练材料分析题，并教导学生在做材料题时，一定要先判断，正确判断出材料讲的历史事件，然后再分析，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材料内容，思考相关的问题。判断和分析是思维能力的体现，也是理性精神的体现。

3.怀疑和批判

怀疑和批判，是指一个人对错误(或自己认为错误)的思想、行为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和驳斥。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世界上没有绝对真理，因此不能没有怀疑和批判。一个人缺乏质疑的态度就不会有成就，一个民族缺乏批判精神就不会进步，马克思、恩格斯就是批判地继承人类思想文化遗产后才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学科为我们提供了足够的怀疑与批判的养分，因此我们应该培养学生一种批判的思维能力和习惯，让学生带着批判的精神去认识历史，学会分析和应用历史的能力。[5]课堂是培养学生怀疑和批判精神的主阵地。笔者认为，历史课堂应该是有“问题”的课堂，有“质疑”的课堂，要多提问，敢怀疑，能批判，不怕错。例如学习“重庆谈判”时，就有学生对教师关于“是一个不讲信义的政治流氓”一说提出质疑，理由有二：一、他虽然是在西安事变后被迫接受联共抗日主张的，但是后来并未反悔，而是真的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二、他最终也没有加害来重庆参加谈判的。这位学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独到的见解简直令人吃惊，这无疑是一次怀疑和批判的精彩表演。

4.包容和反思

第6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研究的理论并不是关于文学性质的解释，也不是解释研究文学的方法。理论是由思想和作品汇集而成的一个整体。”［1］(P．3)现代文学理论的形成、发展与变化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辨，而是基于思想及文本的思考与论争。作为现代文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1917～1949年)乡土文学理论既具有现代文学理论的一般特点，同时，由于乡土社会在现代中国的身份与地位不断发生变化，作家、批评家的思想立场也处于变化之中，又使之具有自身的独特品格。 本文试图探讨乡土文学理论的形态特点，并历时性地追踪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历史流变，以期在整合已有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找寻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历史启示。 一现代乡土文学的文本形态、价值取向乃至命名方式都受到国外乡土文学及乡土研究的启发。尽管作家们在接受国外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影响时，具有选择性和自主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世界范围内的乡土文学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和倾向，其中最基本的一点是，乡土文学描写的都是偏远的乡村、小镇的故事，文本中的背景往往与现代都市有意无意地构成一种对比关系，突出或强化地方色彩，在对乡村、小镇的自然景物、民俗风情、日常生活的描绘中，流露出对乡土世界及乡土民众的同情，隐现着对于现代都市的复杂心态，这些基本特点对中国现代作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在艺术理念上，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直接与世界接轨，但是，在形态上却更多地保留了中国传统文论的特点，零星地散见于单篇论文、书信、序跋、创作谈、译后介绍之中，往往三言两语，点到即止，缺乏西方文学理论的严密的体系性。但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又绝非穿着白话外衣的古老灵魂的死灰复燃，其精神是现代的，其价值取向也以人道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因此，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既不是古典的，也不是西方的，而是属于现代中国的文学理论。在庞杂的理论资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作家的思考与批评。废名援引波特莱尔的话说:“所有伟大诗人，都很自然的，而且免不了的，要成为批评家。”［2］(P．57)现代乡土文学作者也是如此，无论是夫子自道，还是相互辩难，其言论既为阐释以往的作品提供了理论依据，又预示着一种新的创作动向，因而，在这些看似散乱、庞杂的理论资源中蕴藏着关于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流变的全部。 显然，这些理论形态并不是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但对于中国文学理论而言，这是常态，因为“在中国，文学理论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知识学意义上的话语系统”［3］(P．46)，它更多地与政治立场、政治激情、集团利益乃至私人恩怨错综复杂地纠缠在一起，恰恰是这活生生的理论资源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理解现代乡土文学的窗户。 二现代乡土文学理论虽然不是以体系性的、完整的理论形态出现的，但是透过表面零散、杂乱的理论话语还是可以看出每个时期的不同理论观点自身的统一性、逻辑自洽性及其历史流变。 在功能上，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经历了从“乡土启蒙论”到“宣传论”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是乡土文学的发轫期，期间确立了最基本的乡土文学理论，即鲁迅的“乡土启蒙论”。鲁迅指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4］(P．439) 这是鲁迅对《呐喊》的文学功能的概括，也是其启蒙文学的理论宣言。鲁迅要改变的主要是乡土层民众的精神。鲁迅强调:“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5］(P．526) 简而言之，鲁迅的“乡土启蒙论”是以“为人生”、“改良人生”为目的的，而鲁迅等人之所以要改变当时的人生，乃是源于对现代性的追求。 现代性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最迫切的使命，“乡土启蒙论”从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即思想文化入手，推动社会的现代化。正如林毓生所言，鲁迅等“五四”先驱“要求通过建立为社会和政治改革所必需的新的思想文化基础，来全面解决当代的问题”［6］(P．63)。受鲁迅的影响，青年作家许钦文、鲁彦、台静农、彭家煌、胡也频、许杰、赛先艾、黎锦明、王任叔等以犀利的批判锋芒穿透种种乡风民俗、乡间悲喜剧，直指传统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制度，虽然作品的故事情节、风格特征各异，但是其基本立场是一致的，即都是以人道主义思想、自由平等的理念为价值尺度。 “乡土启蒙论”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理论的核心，也是中国乡土文学特有的理论。“乡土启蒙论”赋予乡土文学以明确的启蒙意图和功利色彩，即鞭策落后、抨击专制，以达到改良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而形成其既同情农民、又批判农民的独特品格。 同情农民是世界范围内乡土文学及其理论的主流倾向。乡土文学的兴起大多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有关，工业化、城市化一方面致使农村人口大量流向城市，农村日益萧条;另一方面与城市工作相比较，农耕劳作更加艰辛，加之农民生活较为贫穷，从而使作家对农民充满同情。因此，同情农民、为农民呼喊是乡土文学创作的普遍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乡土文学都是功利性的。虽然城市生活也有其不如人意之处。 “乡土启蒙论”与世界乡土文学普遍同情农民的思想倾向相一致。但是，鲁迅超越了同情，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农民，指向了乡土社会的思想、文化、习俗及其孕育的农民思想，这在世界乡土文学中是极少见的。以赫姆林•加兰为代表的美国乡土小说就没有启蒙诉求。困扰美国农民的不是精神枷锁，而是城市化和西进运动造成的萧条、沉闷与单调(各国的具体情形不同，但大同小异)，与观念更新、思想解放没有直接的关系，因而没有启蒙的必要。但是，“乡土启蒙论”却致力于把乡土层民众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实现“人”的解放，其目的是消除封建思想对乡土层民众的精神毒害，为之争取做“人”的权利。因此，乡土批判是对农民的更深沉、更急切的同情，但在表现形式上却是严厉的批判，其独特品格是由当时的社会现实和价值取向决定的。#p#分页标题#e# 总体而言，自由主义作家涉足乡土文学略晚于鲁迅，也大都程度不等地受到鲁迅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启发，但是，自由主义作家创作意图中的启蒙诉求相对减弱，而对地方色彩的追求却有所增强。因而，其乡土文学理论是功利论与纯艺术论的折中。在同情农民、关注乡土社会在动乱时世中经受的压力等方面，自由主义作家与鲁迅派作家并无分歧，但为什么启蒙诉求会减弱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回溯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自由主义作家或者是“五四”的先驱，或者是经过“五四”洗礼的青年，他们都赞同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开发民智，即主张启蒙。康德指出:“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7］(P．271)启蒙的目的就是教会被启蒙者使用自己的“知性”，而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一旦学会使用“知性”，其结果必然是引发他们与当时的政权作斗争，这是对既有秩序的全盘颠覆。但对于主张改良、反对暴力斗争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是一场灾难。换言之，启蒙的逻辑结果就是发生剧烈的社会变革，这与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背道而驰，势必导致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启蒙精神相对减弱，而地方色彩有所增强。在某种程度上，地方色彩是偏远的乡村在与现代都市的对照中赖以确认自我价值，从而获得身份认同的根本，地方色彩缓和了启蒙叙事过于沉重和压抑的气氛，因而，自由主义乡土文学的整体风格显得较为轻松、明快。值得强调的是，自由主义者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持守着这种相对淡然的启蒙立场。 鲁迅派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的分歧最终都追溯到对于启蒙的态度和认识上，但是，两者并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只是不同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启蒙诉求的缓急程度不同而已。 三自由主义作家所害怕的启蒙的后果正是创造社、太阳社后期等左翼作家、批评家所需要的结果，他们要求作家描绘的是启蒙后的农民，因而，合乎逻辑地否定了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另立了一套新的理论话语，其核心观念是“文学是宣传”。虽然这是创造社后期左翼作家所倡导的文学的功能，并非专门针对乡土文学，但乡土文学的功能不仅从属于这一总的原则，而且这一理论对乡土文学具有特殊的意义。 “宣传论”肇始于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对于乡土文学理论而言，“革命文学论争”是一个信号，标志着左翼文坛彻底放弃了“乡土启蒙论”，转而提倡“宣传论”。“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避免地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常时故意地是宣传。”［8］钱杏邨在肯定文艺宣传的正当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宣传文艺的第一条件，就是要煽动，要起煽动的作用”［9］(P．170)。“宣传论”随之成为左翼作家对文学的基本认识。瞿秋白在批驳苏汶时说:“文艺———广泛地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10］ “文学是宣传”是左翼文学的基本理论，左翼乡土文学的功能也自然是宣传，同时，这一理论出炉的历史语境显示了它对于乡土文学具有的重要意义，因为当时左翼话语中的“群众”、“大众”主要指农民，不仅因为农民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更因为农民在政治上和实际工作中被看成是最值得联合、发动和依靠的对象。 当时，左翼作家极力否定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中的农民形象，就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因为宣传是为了发动农民，而作为发动对象的农民应该具有相应的素质，不能像阿Q那样思想觉悟低、体格孱弱，于是，钱杏邨指责鲁迅的思想“走到清末就停滞了”［11］，宣称“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勇敢的农民为我们又已创造了许多可宝贵的健全的光荣的创作的材料了”［11］。“宣传论”塑造的是不仅有斗争思想而且有斗争能力的农民形象。任白戈主张，“将目前正在历史底任务之下喘息着的农民底现实的生活或英勇的行为表现出来的一种文学”，要宣传他们“花一般的理想，火一般的感情，铁一般的意志”［12］。显然，20世纪30年代左翼批评家强调乡土文学宣传功能的真实含义是正面宣传，鲁迅的“乡土启蒙”思想被彻底否定了。因而，不论左翼文坛如何调整与鲁迅的关系，都仅仅是一种姿态。 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是宣传”的基础上，40年代的左翼文坛进一步将乡土文学的功用定位于工具。当然，工具论的说法并非源于40年代，30年代左翼批评家就有取消文学独立性、以政治价值来衡量艺术价值的说法，认为“艺术价值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政治的、社会的价值……归根结底，它是一个政治的价值”［13］(P．103)，但这仅仅是少数人的观点，连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周扬对此也有所保留。周扬指出:“忽视艺术创作的特殊性，把方法问题完全还原为单纯的世界观的问题，这错误是早已正当地受到了批判。”［14］然而，运动确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15］(P．848)。由于运动的严肃性，使一部分主张艺术独立性的作家、批评家放弃了自己的观点，“至1942年后文学工具论便达到极点”［16］。 例如周扬，虽然此时也谈到文艺的特殊性，但已经把“文艺服从于政治”作为绝对原则了。周扬指出:“文艺的特殊性并不能作为文艺可以离开政治任务，艺术家可以和政治乃至政治家疏远的一种遁词。”［17］(P．389)也就是说，艺术家就是革命工作者，艺术就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也最先表现出来。 #p#分页标题#e# 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工具性不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伴随着巨大的政治力量对作家的艺术构思及文本形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工具性的最基本要求是贯彻、宣传政策，作家只能根据政策设置情节、划分人物身份，典型的例子就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在写作过程中，丁玲认真领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精神，对于作品人物顾涌的思想、性格、行为的塑造紧紧与他是中农还是富农的阶级身份联系在一起。既然艺术是工具，就要起到正面的效果，于是作家们都心照不宣地宣传政策及其执行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至于消极影响则完全回避了。周立波知道，“北满的，好多地方曾经发生过偏向”，但是他认为“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18］(P．287)。在周立波看来，写不写消极影响是涉及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在本质上，工具论仍是一种“宣传论”，无非是把宣传的范围、内容、目的进一步具体化。20世纪30年代，解放区乡土文学强调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塑造与农民政治身份相符的文学形象，是一种对外宣传。既要求继续对外宣传农民的正面形象，又倡导对内宣传，主要是对农民宣传新的农村政策，要求文学作品与政策、法规保持高度的一致，宣传最终成为乡土文学的核心功能，左翼批评家们提出的一些具体理论观点都围绕着这一核心，并使之得以实现和巩固。 应该说，“乡土启蒙论”和“宣传论”都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理论所独有的文学现象，“乡土启蒙论”倡导乡土批判，“宣传论”推崇美化农民，两者的基本观点截然相反，从中不难看出经典乡土文学理论的断裂与变异，其中既有批评家个人的艺术观和思维水平问题，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现实需要与政治需要，而这两种因素的重点在于作家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审美与功用的关系。“乡土启蒙论”基本上是作家、批评家对于乡土文学的阐释行为，是鲁迅等人面对愚昧落后的乡土世界的真诚的艺术思考，作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处于相对疏离的状态;而左翼批评家则以主动向政治靠拢的姿态介入乡土文学批评，并日益表现出为文学“立法”的倾向与冲动，尤其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政权相对稳定，文学批评与政权的合作变得更为密切，文学理论的“立法”性质更为明显，乡土文学理论最终变成了一种政治话语。 四启蒙既是20世纪20年代乡土文学的功能，也是它的目的，而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政治立场分歧的加剧，作家群体的政治化色彩越发浓厚，文学日益成为作家表达政治理念的载体。因而，面对贫穷、饥饿、动荡、兵连祸结的乡土世界，左翼作家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目的日益殊异，左翼作家力证革命的合理性，而自由主义作家则意在警示政府，简言之，就是颠覆与警示的分流与对峙。 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坛根据政治革命的需要，确立乡土小说的创作目的是鼓励农民起来革命，以颠覆旧政权，李初梨将革命文学的形式归纳为“讽刺”、“暴露”、“鼓动”和“教导”［8］，即讽刺、暴露敌人，鼓动和教导农民投身斗争，而斗争的对象就是政府。钱杏邨指责鲁迅“没有政治思想!没有政治思想!有的不过是残败不完的模糊的反抗封建思想，军阀，官僚的片断而已，此外是什么也没有的。”［19］(P．362)对于1928年的左翼作家而言，反政府的迫切性要远远大于反帝国主义，对于这样的用意，自由主义者看得很清楚。苏雪林指出，新写实主义(即左翼乡土小说)鼓吹“复兴中国，非现行政制，改用某种主义不可”，认为这是“野心家的别有怀抱，是非常可怕的”［20］(P．265)。 叶公超相对委婉地指出:“小说根本就没有负着改造社会的责任。”［21］“改造社会”依然是针对左翼文学企图颠覆政府的写作意向而言的。 颠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是革命，而革命却是一个可以公开使用的概念，因为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事业、理论和追求，只不过双方对革命的解释各不相同罢了。左翼作家主张乡土小说的革命叙事凸显的是农民与地主的二元对立，而地主阶级最终依靠的是政府，因此，革命的矛头实际上对准政府，这种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国统区作家沙汀、艾芜、张天翼等人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乡土文学的主流则已经转向在旧政权被颠覆之后，如何发动群众斗争地方豪强、建设新的村级权力机构了，而且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全面颠覆了旧时代的准则和规范，因此，解放区乡土文学的叙事目的是以建设为主、颠覆为辅，颠覆是为具体的建设服务的，这就是“赵树理方向”的基本内涵，用赵树理自己的话说，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政治上起作用”———起建设与颠覆的作用———才是核心所在，“老百姓喜欢看”是为了能够最大范围、最有效地在政治上起作用。在解放区文学中，赵树理之所以能够成为方向，从根本上说，是因为赵树理的艺术观念顺应了左翼文坛的需要。在建设新政权的过程中如何颠覆旧的遗留，特别是那些深入人心的旧的观念和习俗，应该说，这是一项非常艰难的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题材中常见的移风易俗的叙事依然是沿着“赵树理方向”前进的。 颠覆的目的决定了在创作方法上摒弃写实主义，转而提倡新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其意图是要求作家既要面对现实，又要避免启蒙立场———回避农民蒙昧的精神和乡村落后的文化。直白地说，就是要求作家对乡土现实进行选择的描写。“只有不在表面的琐事(Details)中，而在本质的、典型的姿态中，去描写客观的现实”［22］，“要摆脱‘旧写实主义’的拘束，只有努力先去克服你的旧意识而获得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23］。无论是舍弃琐事，还是获得新的宇宙观、人生观，其实都要求作家放弃写实主义直书善恶的较真精神，有所选择、有所回避，取舍之间的奥妙就在于是否有利于为革命(或曰颠覆)提供合理化与合法化的论证。#p#分页标题#e# 自由主义者面对严峻的政治形势和乡村苦难，同样充满了忧虑和同情，苏雪林、沈从文、李健吾等人可谓忧心如焚。苏雪林对当时的乡村现实相当了解。在论及20世纪30年代的农村时，苏雪林说:“肚皮饿着时，以及虐待受到无可再受时，驯良的会变成杀人放火的罪犯，恋田园的会举家逃亡，顽固的也会赞成革命理论。” ［20］(P．263)苏雪林不仅关注着农村的灾难，而且体察到了农民革命的现实原因及其复杂心理。沈从文算得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自觉的乡土作家，他一直以乡下人的身份和姿态写作，对于战争背景下行政权力和武装力量对农民经济上、心理上的压迫与伤害，可谓义愤填膺，即使在创作像《边城》这样较为温暖、浪漫的小说时，沈从文对于乡村现实的黑暗依然耿耿于怀，表示将在“另外一个作品里”描绘农民“受横征暴敛以及鸦片烟的毒害”［24］(P．72)。后来，沈从文又写出了与《边城》极具对照意味的《长河》。虽然沈从文有意减少对现实残酷性的写实，而作成“乡村幽默”，但是，其湘西小说中仍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情调，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湘西现实的忧虑。李健吾极为同情因战争而背井离乡的乡土层民众，在评介芦焚的《里门拾记》时，感慨普通百姓的血泪人生，在论及叶紫时，也无限同情“那被压迫者，那哀哀无告的农夫，那苦苦在人间挣扎的工作者”［25］(P．125)。农民、苦难成为李健吾文学批评的关键词。 对农民的苦难和乡村的萧条真正负责的应该是政府，因此，自由主义者对当时的政府多有批评，如沈从文公开表达了对“地方特权者”的不满，指责“地方政治不良”［26］(P．333)。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创作目的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恰恰相反，意在帮助政府，给政府提供警示，自觉承担了“诤友”的角色，因而他们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写意。沈从文承认其湘西小说回避了更为严酷的现实，并在《水云》中宣称自己是“最后一个浪漫派”，虽然没有公开反对当时在左翼作家中盛行的现实主义，但是，沈从文许多含蓄的表白其实都指向现实主义。苏雪林则说得很直接，她以“喧阗叫嚣”形容之，指责其“被歪曲被利用”［20］(P.265)。李健吾也直言不讳地指出:“我们目前流行的所谓现实作品，十九沉溺在现时的大海，不是树叶盖住了枝干，便是琐碎遮住了视野。”［25］(P．156)一言以蔽之，自由主义者并不认同现实主义，而主张有距离地写意，偏爱温情、平和的乡土书写。梁实秋虽然口头上不反对现实主义，但是主张其中“不必含有人道主义的色彩”［27］(P．258)，主张写普遍的人性，用意仍然是回避黑暗的乡土现实，因为黑暗就是革命的理由。 如果说苏雪林亲近政府的心情与姿态较为平和，那么沈从文则要急切得多。沈从文一直关注乡土层民众的思想与生活，为乡土世界陷入道德退步、生活艰难的困境而忧心忡忡，但他并没有对政治、经济制度产生根本的怀疑，他批评政治，嘲讽新生活运动，心情激愤，其实是替政府担忧，但是，政府不仅不领情，反而横加指责，乃至迫害，致使当时自由主义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据国外学者易劳逸统计，仅1929～1936年间，就有“458种自由主义的著作被查禁，通常加给它们的罪名是鼓吹阶级斗争，诽谤官方，或者是‘无产阶级文学’”［28］(P．38)。 自由主义者最终陷入两边不讨好的窘境，因此，在一些具有议论性的文字中，沈从文一再以孤独的边缘人的语调申述自己不被理解的孤独和痛苦，鲁迅说他“忠而获咎”［29］(P．45)，确实是洞悉了自由主义者的困境。 总之，自由主义者面对当时乡土社会的状况，并非无动于衷，但是他们的政治主张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胡适温和改良的思想可以看成是自由主义者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其乡土叙事意在警示政府，而不是颠覆政府，用苏雪林的话说，就是“以促政府的警惕和注意”［20］(P.265)。 五现代乡土文学理论的共同起点是“乡土启蒙论”，对致力于现代性追求的乡土中国而言，“乡土启蒙论”无疑是治救旧文化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作家的集团化和政治化，乡土文学理论出现了分流，自由主义理论和左翼理论依照各自的政治理念不断地发展、流变。 从周作人到沈从文，自由主义者没有放弃启蒙立场，启蒙的理念与政治改良结合在一起，警示就成为其乡土文学的创作目的了。左翼乡土文学理论出于发动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否定了“乡土启蒙论”，进而推出“宣传论”，其创作目的日益集中于颠覆。启蒙与宣传、颠覆与警示成为乡土文学流变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审美趣味、语言色彩、叙事视角、结局模式等也依据各自的逻辑而发生变化。 值得深思的是，左翼理论以鲁迅为旗帜，却彻底否定鲁迅的“乡土启蒙论”，并由此导致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乡土文学领域的虚假叙事，艺术价值丧失殆尽，无法发挥其政治作用，其中的成败得失为当下乡土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历史参照。

第7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文学史理念创新的思考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二、对文学史体例创新的思考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三、对“史”“论”的思考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总结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参考文献：

[1]谢昭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12）：58-59.

[2]温潘亚.文学史理论与文学史教学问题[J].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3（3）：33-34.

第8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全文如下：

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陈忠。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第9篇：史学理论论文范文

一、中小学德育发展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的德育工作总体上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6年。这是一个拨乱反正，强调又红又专的时期，主要解决的是德育正位问题

这一阶段，在刹住十年教育动乱、恢复和建立良好教育秩序、狠抓科学文化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了学校德育，既要重视德育的政治性，又要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业务工作之中，做到又红又专；重申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加强了学校德育的宏观管理。这一时期最重大的教育事件是恢复高考，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化推荐升学制度，学校德育在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开始从泛化的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但是，这一阶段仍普遍存在着德育方式单纯灌输、德育内容成人化等问题。

（二）第二阶段：1986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建立制度、探索规范的时期

这一时期国内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学校德育受到了来自两个方面的严重冲击：一方面，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摇动了学校德育的管理、削弱了德育队伍的力量；另一方面，西方侵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摇撼着我国传统的信念和价值观。社会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教育界的直接反映就是抓智育硬、抓德育软。宏观和微观背景条件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学校德育工作出现了“不到位”的问题。“老办法不行，新办法不会”，“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重智轻德、应试教育等问题日益严重，形成了学校教育忽视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品质教育的倾向，德育工作成为学校工作的薄弱环节。不少学校处于矛盾彷徨之中，建立制度，制定规范，保证德育到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大量德育序列化实验开展起来。1988年，党中央制定和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校德育工作的通知》，首次确立了学校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制，国家教委颁布了《中学德育大纲》和《小学德育纲要》，对学校德育工作的方向、内容和管理提出了明确的系统的要求，结束了建国四十年学校德育无纲少范、简单服从社会成人运动的局面。这几个文件对推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整体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管理，实现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三）第三阶段：1992年以后，进入了构建现代学校德育体系时期

这一时期，党中央根据新形势又进一步制定颁发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和《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学校德育的社会背景和内在要求基本清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对精神文明建设的强烈需求、广大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的迫切愿望和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使学校德育在改革开放十几年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了从宏观背景到教育管理直到教学过程的方方面面的系统探索，并取得了很多可贵的经验和研究成果。这些方方面面的经验正在互相磨合、交互融合，逐步形成学校德育的学科理论、管理规范和教育内容、方法的体系。

这一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些基本问题，诸如德育内容不系统不科学，随意性的问题，德育目标缺乏针对性、层次性，德育活动缺乏计划性等问题，以及“小学讲共产主义，中学讲社会主义，大学讲行为规范”的德育现象，引起了专家、学者和广大教育工作者普遍关注，进而通过研究提出了德育的层次性、针对性、系统性、计划性、科学性等一系列对策和实践措施。

二、中小学德育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总体看，学生思想道德面貌的主流始终是好的，也可以说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好的行业，学校是全社会系统中德育工作做得最好的部门。但是，新形势下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对教育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小学德育工作新格局尚未真正建立，建立起较完善的现代中小学德育体系尚需时日。

（一）关于对德育的认识与管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地位、任务总体上是趋于认同的，但存在着社会、家庭与学校认识不同步、不一致现象。

近十年来，不少学校和地方党政部门都意识到学校德育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并且进行了社区、家庭与学校齐抓共管的大量探索，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但由于对市场经济、社会的不可控因素认识不足，没有形成综合治理的机制和规范。人们对社会和家庭影响因素在学生思想品德形成中作用增强的趋势还没有充分估计，因而导致了社会、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不协调或配合不当。

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以教学为中心的思想树立得还比较牢固，但学校德育建设对教学工作的目的性和动力意义，还未被更多的人所认识。有些学校还错误地认为教学工作上去了，分数成绩上去了，学校的德育就无可指责。学校德育的重要性并无多少异议，但如何统一全社会对于学校德育的认识，却是国家和教育面临的重大问题。

从学校内部的管理看，大部分学校对德育工作抓得较紧，强调德育的计划，保证德育的活动时间，明确方方面面的责任等等。这些措施对守住德育阵地、顶住逆流冲击、防止学校“污染”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学校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德育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以校长挂帅、班主任为骨干、课任老师全员参与、党团组织积极配合的德育工作系统还不健全，党支部、团队、工会、政教处、教导处、年级组、教研组、班级德育工作的相互关系尚未形成有效的规范和常规。大多数学校的所谓德育人人有责，实际上是班主任对方方面面负责。在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时期，如何把教学工作与德育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需要深入地研究。

（二）关于德育的内容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德育内容越来越丰富。从德育的范畴看，心理素质教育、道德素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日常行为规范教育等都成为学校德育涉及的领域；从具体内容看，传统美德教育、国情教育、“五爱”教育、时事政治教育、理想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社会主义教育、法纪教育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30多项内容都进入了学校德育。丰富的德育内容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目前，如何整合极为广泛的内容，推进学校德育课程化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内容丰富的同时是方法的多样灵活，民主性、实践性的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大量涌现，已经产生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但是，长期以来德育工作过分强调思想改造，片面强调“晓之以理”的灌输，忽视通过“循循善诱”去激发学生在道德上自我完善的内在需要和机制，经常把对学生的德育要求和学生道德发展的自我需要和内在机制对立起来。因而大多数校长和教师仍然长于“管”和“灌”，而短于“放”与“导”。所以，如何把灵活多样的德育方法系统化、常规化，使广大教师习以为常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三）关于学生思想道德现状

总体上讲，学生思想道德的主流是好的，爱祖国、爱学习、有理想、守纪律、团结同学、尊敬老师，是我国中小学生的优秀品质和基本特点。但是，在现代社会别是在经济体制发生质变的过程中，中小学生有了更多耳濡目染的机会，也有更多的接受不可控强烈刺激的可能。市场经济的双重效应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作用就更为明显：他们政治上关心国家大事，但对了解和参加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他们思想活跃、自我意识强，有强烈的独立自主需要，却对学校的马列主义世界观教育有逆反心理，苛求社会和他人为其提供更多的条件，却缺乏社会责任感；他们生理的成熟、能力的发展先于心理的发展和社会的成熟，却盲目自信，认识事物只会横向比较，不会纵向分析，处理事情则自律少，规范差。这些矛盾使相当数量的（20％左右）青少年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莫名其妙的烦躁、波动、消沉、狂热等现象经常发生。“双重效应”背景下“学坏容易，学好难”导致了中小学生的一些普遍性弱点：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和劳动观念淡薄，自理能力、自控能力较差，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的能力不足，缺少同坏人坏事做斗争的正义感等等，这些缺陷已经成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解决的难题。

三、德育改革发展趋势

近年来，围绕构建新形势下的德育工作新体系，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认同，成为中小学德育改革的主要发展方向。

（一）德育管理的发展趋势

1.德育组织形式社会化。前几年，我们的中小学德育工作之所以未尽人意，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互为环境的学校、家庭、社会之间协调不够，缺乏相适应的组织形式和工作经验，未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近年来的德育研究与实践告诉人们，要取得中小学德育的最佳效果，光凭学校单方面德育管理是不行的，必须实行社会全方位综合治理。各行各业，校内校外，家庭、政府都要负责，齐抓共管，一起把青少年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不少学校都在尝试这条途径。上海市政府与社会积极配合，通过成立学校德育社区教育委员会，划片治理，包校到区，明确社区教育的职责、任务、目标、分工等问题，并逐级落实的办法，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烟台市芝罘区在80年代中期就开始构建“一主两翼”的社区教育模式，这种模式以学校为主，社会和家庭密切配合，以德育为中心开展共建、共管、共育活动，优化了德育的外部环境，极大地增强了学校德育效果。这种学校、家庭、社会三结合的社区教育格局，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并付诸于实践。然而，在总体上，我国大面积的真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网络尚未形成，党政、工青妇、文化宣传等有关担负精神文明建设主要职责的部门齐抓共管的德育运行机制尚未真正建立。

2.学校内部德育管理由党支部为核心、团队组织活动为主发展到校长负责、团队配合，以班主任为骨干，课任教师全员参与，班级活动为主。以往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主要依靠党团组织全面管理。多年的德育实践证明，此种把社会模式直接移进中小学的做法不太符合学校工作特点和中小学生发展规律，效果不太理想。近年来，校长负责制已逐步成为中小学管理的主要制度。学校德育不论是党团为主管理还是校长负责管理，都要依靠班主任和教师落实到班级。因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全程参与者和主体，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的时间和空间比学校的其他任何部门和人员都长，在时空上具有同一性和互溶性，教师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情况最了解、最清楚，因而做工作最具有及时性、针对性，也最具有号召力和说服力。班级是学校实施教育教学的基本单位，班级和教学过程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德育的主阵地。中小学德育工作实行校长负责，党、团配合的制度更为合理。天津一中以班主任为中心组织教学活动和烟台市莱阳一中的班级教导会的经验说明，校长负责、班主任为骨干、教师全员参与的德育管理应是中小学德育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中小学德育目标的发展趋势

中小学德育目标从过去单一的高要求开始走向分阶段分层次实施的基本要求和较高要求。建国后，伴随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运动，学校德育高度政治化和成人化，德育目标不视年级高低、年龄大小，从幼儿、小学到中学、大学都是培养共产主义接班人，都要求做到政治挂帅，大公无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培养“四有”新人的朴实要求，1988年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改革和加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实事求是地确定中小学德育工作的任务和内容”，提出了“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把全体学生培养成为爱国的具有社会公德、文明行为习惯的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逐步确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并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思想觉悟，使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将来能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这个通知，明确了我国中小学德育工作要以培养合格公民为基本要求，以造就共产主义接班人为更高要求。同年，国家教委制定下发了《小学德育纲要》和《中学德育大纲》，明确提出了小学德育目标要为培养社会主义公民打下初步的思想品德基础，中学德育目标要把学生培养成“四有”的社会主义公民。近十年来，不少地区和学校根据目标分阶段、分层次的思想，制定了学段、学年乃至学期的具体德育目标，形成了目标系列和相应的德育评估标准。

（三）实施德育内容的发展趋势

德育内容课程化，是学校实施德育内容发展的主要趋势。随着学校德育工作目标进一步明确，学校德育内容逐步实现全面、系统、具体。学校德育与智育、体育、美育有不同的特点，它必须充分考虑教育的社会性和现实性，有效的教育内容必须与社会的、区域的乃至学校的具体背景相联系。这很容易造成学校德育宽泛、无序。各个学校通常都能够从实际出发，联系具体实际，进行大量的德育活动，这些活动虽然大都对提高学生德育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对学生整体素质发展而言，其全面性、系统性、必要性从量和质上缺乏教育的规定性，必然造成德育的盲目性。克服盲目性、明晰规定性的基本途径，就是德育课程化，使德育的目标内容、计划和方法成为广大教师自觉操作的规范。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以课程方式明确规定了德育的训练项目、时间和程序，这种课程与学科课程从规定上和实施上的不同特点在于，有共同的明确目标和相对统一的教育要求，但在内容和方法上有相对的选择性。目前，我国的学校德育工作课程化也正是这种趋向。

（四）德育方法的发展趋势

从重视理论灌输、说理教育发展到强调养成和实践。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德育存在着重共性轻个性，重他律轻自律，重外显轻内化，重灌输轻养成，重理论轻实践，片面强调限制、防范和改造，忽视引导、熏陶、塑造的倾向，造成了目标结构的片面性和不合理，导致了德育功能的不完整。前几年，学校德育过分突出政治功能，甚至以政治功能代替德育的认知功能、情感功能和审美功能，排斥德育促进和完善人自身发展的功能，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学校德育阵地大大缩小，严重影响了德育效果。德育实践告诉人们，道德素质教育只有针对学生生理心理特征及其对道德的认识能力水平，遵循人的身心发展和思想道德形成发展规律，才能真正增强德育实际效果。近年来，人们在科学育人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学校德育规律，对德育方法进行了大量的改革探索，成果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注重了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强化养成，在养成训练中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陶冶学生的思想情操，确立正确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注重了使学生走向社会，深入生活，参加劳动，在社会实践中体验、思考、认识、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规范自己的行为。重视实践、强调养成已成为德育方法发展的重要趋向。

（五）德育途径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