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哲学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一、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和中医学

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发展密切相关， 以中医学为主体性而言， 在哲学上表现出以《周易》、 道教、中医学三位一体的道本体论的系统关系。 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中国文化中可谓一以贯之。表现为道统文化特性的中国文化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最高目标， 因此， 尽管中国文化的内容博大精深， 但都没有离此鸿的。就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而言， 以道的哲学思维方式所受的影响就更是显而易见。就中国文化的历史而论， 由于社会实践中的问题所引发， 对道的抽象和身体力行成为思想家所研究的具体内容。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道规范自己的理论体系， 并直接的影响了《易传》的形成和歧黄之术的理论体系。表现在哲学思维上形成了所谓的“医易相通”和“医道相通”的哲学观。道教为彻底贯彻和实现道家的终极关怀问题，以人生的终生修道为实践， 在练功的实践中由于对中医学的需要， 实际中的道教与中医学的关系就必然表现为道教学者以道的哲学观对中医学的具体运用， 以及在修道的实践中以自身的练功实践对医道的理解而发展为道教医学。因此， 道教学者是在修道中身体力行的发展了中医学，并结合练功的机制， 对中医学的阴阳、 气血、经络、三焦、精气神、以及辩证施治和理法方药等理论及实践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其中，不但以医道对身体的作用加深了对道的理解， 而且也以道的本体理论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 为中医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的大家世人皆知， 为人称道， 例如葛洪、陶宏景、孙思邈等人。

显然， 中医学是主体存在价值关系的主体自为的学问， 而道教则是超越主体存在的自为的价值从而达到自在的学问。具体而言， 中医学在道教哲学的影响下， 以其老子“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制定了中医学的医学模式，而道教则具体的应用了中医学对人体理论的认识， 尤其是唐宋以后道教的内丹理论的成熟， 更是大量的借鉴中医学有关精气神的理论的结果。这些， 都表明了中国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我们在当代讨论道教哲学与中医学的关系问题， 最重要的当属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的问题， 非但如此， 就人类哲学自身进步的需要， 也极需从道教哲学中汲取营养， 以走出当代哲学的困境， 所以，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应当是当代哲学研究中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 道的本体论哲学研究一直不被世人所重， 或者被斥之为形而上学。所以，对道教哲学及道教医学的研究是相当薄弱的， 因此， 应当引起重视， 这不但为中医学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之必需， 以推动中国传统医学模式的进步， 为人类作出新的贡献之必然; 就走出当代的哲学困境而言， 对道教哲学的研究也必然在发现其对本体论的贡献中认识到其重大的理性意义和社会实践意义。

因此，道教哲学的道本体论意义的研究是相当重要的，以道本体论对人的存在及医学模式的定位， 将决定中医学的今后的发展方向。表现为当代气功热形式的文化现象， 已透视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潜在性影响。但进一步对气功理论的深入研究受到当代思维方式的限定而出现重重困难， 因此， 对道教本体论哲学的正本清源──对道教哲学在哲学发展中重新定位， 即在其自在的道本体上对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关切和可能实现的方法论中实现当代哲学的革命， 是道教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方向。

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 在对道教哲学的终极关怀所能实现的道路中， 反观中医学的理论和实现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合理定位， 以发现西方医学模式中的问题， 并在人类存在的问题中发现其本质性的问题， 以此映现出道教本体论哲学的重要性， 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所实现的价值与自然之道真正的统一起来 ，使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自为转向自在。显然， 这已超出了医学模式所研究的问题， 也正是这样， 才显现出中医学的整体和全面性， 因为中医学历来主张人的生存环境的自为不但是医学应注重的， 同时也是政府和社会应与其统一的， 因此， 古代的“儒必通医”的主张在当代不失其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的意义。

二、道的形上学及其对人的形而下存在的统一

道的形上学问题及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以道教哲学的形式来定位， 其中需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其中主要的问题是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及其道教哲学的优越性何在以及对当代哲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意义。

道教哲学何以能够成立， 这一问题自在于道教的思想体系之中，如果以“智慧”定义哲学， 毫无疑问， 道教的思想体系中处处充满智慧， 如果从黑格尔的哲学标准定义哲学， 则道教哲学并不属于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哲学体系。道教哲学表明， 道教哲学以“道”的本体论规范主体的修为与“道”合一， 这种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始终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源于道家的“道”的哲学， 并以“道”规范主体的修为而成道教的形式其本质上是“道”哲学的统一性。今天看来， 这种哲学在人类哲学中尽管有相当多的内容需要完善， 但其表现的重要性是相当明显的， 因为主体的存在本质及其实现在本体中的地位是人类哲学的终极关怀之所在。显然，其中的形而上学与《周易》的形而上学同出一辙， 人的形而下存在的中医学体系的形上部分与《周易》及道教的形而上学统一， 这在一个方面说明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 也在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医学不仅是医学， 而是关于人的完善自身存在的学问。中医学所包含的道德和伦理的思想， 以及人文关系， 天人合一及运气学说的规则 ，都表明实际上的中医学被中国哲学所包容。

但是， 应强调指出的是， 中医学的哲学因其对主体的关怀所必需， 导致其重要的理论支柱就只有向道家及道教的终极关怀中汲取。如果说中医学的发展是在的索取了道教对主体的终极关怀的理论形式而成功的解决了其中的重大的理论和医疗实践中的问题， 那么， 这一历史事实所反映的道教哲学中的关于解决终极关怀问题的成就本身就成为当代重要的哲学问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规范了道的本体论意义并在相当多的方面由此指示出主体的方法论。《周易》在基本的意义上指出了道的形而上学问题。关于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这始终是哲学的重大问题， 但西方哲学对此已无能为力。由于《道德经》和《周易》以道的方式对这一问题的限定， 使之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形式问题没有在基本的哲学意义上给出， 所以， 人类的存在的所有问题表明， 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是当代哲学应重点解决的问题。中医学在映射这一问题中， 表露出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 尤其《内经》中的有关论述，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的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 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 受《周易》的道器之论之启发， 形成了形而中论的哲学。 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 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的始点， 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间者也”， 因次， 人是存在中的形而中者。人是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 因此， 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 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将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的中医学的哲学问题。（限于本文的篇幅， 有关的具体论述请参看笔者的其它文章）。

三、中医学的医疗模式及其在当代的发展道路

自晚清开始的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在中国近代和当代文化中的主体性地位以来，对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研究， 其中的重要的反映思维模式及其哲学的中医学范畴几乎都以西方哲学的模式进行了解释。对于这些解释， 已成为中医学的哲学研究的主流， 但是， 由于哲学本体论在西方哲学中的失缺， 以西方哲学作为主体形式的研究就不能正确的和全面的反映出本在的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 因此，从本质上重新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模式及其哲学───道家和道教哲学对中医学的重要性及其在当代的发展方向， 是相当重要的。

如果思维方式和其产生的对思维的形式的统一性是哲学的自在， 那么， 一定的知识形式将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 哲学只是从形式中所发现的基本规则。因此， 就中医学的形式而言， 如果承认其是不同于西方医学的独立的形式 ，那么，自在的哲学就是与西方哲学的形式所不相容的。所以， 与西方医学是西方哲学所生成的医学形式一样，中医学也只能是其自身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形式。所以，从中医学的形式中分析其哲学思维， 体认其自在的哲学， 也许是比以西方哲学为主体的研究方式对发现中医学的哲学模式更为有利。

长期以来， 有关中医学的哲学的研究，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其哲学思维属于辨证法的思维方式或朴素的辨证法， 由于中国哲学的自在方式产生的中医学， 使以西方哲学中的辨证法的方法认识和研究中医学形成相当大的曲解， 由此导致不但不能从本质上认识中医哲学， 而且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了相当大的障碍。因此，从哲学上的正本清源就是当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中医学的主要理论之一， 两者的理论关系在哲学中的统一， 构成了独具理论特色的中医的治法和治则的诸要素，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反映出中医学中的认识论的哲学体系， 是与中国哲学的本体论一脉相承的。探讨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的关系， 分析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所反映出的中国哲学内涵 ，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而道教学者在修练和医疗实践中总结出的功理功法， 无疑是对问题的解决， 而这些应在当代加以研究的。

辨证施治与辨病施治是对疾病认识并采取相关的医治方案的中医学的重要的理论，两者反应出的对疾病的认识， 就人是自然界的整体存在物于其中而言，是相当深刻的。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 病因辨证等， 辨证虽有相当多的方式， 但以阴阳为体。 《周易》有“一阴一阳之谓道”之论， 是辨证的总纲。施治与辨病施治虽表现为“同病异证　”、“异病同证”、“同病异治”、““异病同治”等较为复杂的关系， 但只要在阴阳上辩病识证， 就可事半而功倍。总之，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一种高级的综合性的学术修养， 与形而下的西方医学绝不相同。

由于以上的中医医疗特点的存在， 中医学人才的培养的教育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这关系到中医学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就目前我国的中医学人才的培养教育体制而言， 由于与中医学自在的规律相悖， 已严重的阻碍了中医学的发展， 降低了中医的医疗水平， 不但少有近古以前的大家， 而且使目前的中医学人才也青黄不接。

我认为， 中医学的发展道路应在以下的改革中进行:

1， 改革中医学的教材。应编写中医哲学教材， 增加开设以“道”为基本内容的“中医哲学”课， 锻练加强学生的哲学思维能力， 使学生建立起一定结构的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 以利于中医学的学习和中医的医疗实践。不但如此， 还应在普通小学教育中， 增加以中医学为基本的世界观和养生学教育， 真正的使学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对生产高素质的中华民族而言， 这一点也是相当重要的。

2， 中医人才的培养道路， 应走“师徒制”， 这是中医学内在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模式之传承所必需的， 这不但为中医学技术的口授心传特点所决定， 更多的则是中医学的道德伦理的特色所限定的问题。实践表明， 这一不成制度的制度， 为中国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医圣手。但现代的中医教育体制下少有这样的人才出现， 其中的教育体制不可不彻底的反思。

3， 中医学问中， 向有“学医三年， 天下无不治之病; 行医三年， 天下无可用之方; ”之论。因此， 中医学不同于其它学问， 其所探索和解决的问题， 是中医学者终生所追求的学术问题。所以， 政府在医学的管理模式上， 应尊重中医学的学术特点， 保护和礼遇中医学人才， 使其学术研究不被政治所左右， 并为其创造优越的学术研究和生活环境， 使优秀的青年能够走进学习中医学的大们并为此而贡献。这是保护和发展中医学的当务之急。转贴于

4， 改革中医学的医疗模式， 采用以中医诊断为主、西医医疗仪器诊断为辅;中药和道教内丹疗法为主、西药为辅的治疗方法。

5， 抱朴子葛洪有“食补不如药补，药补不如气补 ”的重要的医疗思想， 因此，中医疗法应采用以重在内养精气神、以合大药为内药的治法治则为主， 辅以中药调整和治疗的道教医学体系。道教医学体系的实行， 不但可彻底根治疾病， 提高人们的生存境地， 并可在相当的程度上补中医和中草药资源的紧缺。因此:

6， 中医院的办院方针应以道教内功为主， 药物为辅; 疗养与治疗并重的医疗模式。 对患者授以道教内丹功法、四时养生、动静相宜为辅的医疗思想，在练功中辅之于中药。这一医疗模式的实行， 使之患者能在今后的生活实践中持之以衡并长期受益。

第2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为当今学者探讨中西方哲学提供了一个从外部看待问题的视野。本文通过中法两位学者的谈话揭示了：中国哲学是通过体悟而不是通过逻辑概念表达超越性的；中国哲学里并没有我们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中西方哲学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哲学的异质性使得我们在构建中国哲学的同时应该走出依傍西方哲学的传统；最后，两位学者还从各自的研究立足点出发，在中西哲学比较方面表现出了两种不同的比较进 路，而正是这两种比较进路让我们更紧迫地认识到哲学在新的时代需要观念的更新。

【关键词】 超越性|本体论|可比性|迂回与探根寻源|哲学观念的更新

〔作者按〕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巴黎第七大学弗朗索瓦·于连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涉及的问题是令人感兴趣的，其中包括：哲学观念的更新问题、中西形而上学中的超越性问题、中西哲学的传统问题、中西哲学的可比性问题以及中西哲学比较的立足点与进路问题。这些问题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也许是有启发意义的。

2005 年 10 月 29 至 30 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在浙江绍兴举行。来自国内外的学者 40 余人就有关中西哲学比较问题进行了讨论，气氛甚洽，交流不仅在会议上，而且在饭后茶余。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俞宣孟教授与应邀参加本次会议的巴黎第七大学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f. 于连（ francois jullien ， 1951 年—）：法国当代哲学家、汉学家，现任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葛兰言研究中心主任，曾任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多年来致力于通过中西文化比较重新思考中国及西方文化传统。著有《鲁迅，写作与革命》、《隐喻的价值——中国传统中的诗解释的原始范畴》、《过程和创造——中国文人思想导论》、《平淡颂——从中国思想和美学出发》、《物势——中国有效性的历史》、《内在之象—— < 易经 > 的哲学阅读》、《中庸》、《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效率论》、《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或真理的本质》、《论时间——一种生活哲学的要素》、《大象无形》，还有与 t. 马尔谢斯合作写的《从外部思考》等。其中已经译成中文的三部著作是：《圣人无意——或哲学的他者》、《迂回与进入——中国和希腊意义策略》、《道德奠基——孟子与启蒙哲学家的对话》。教授在会议间隙的多次谈话就富有学术意义。由于他们的谈话有某种共同理解的背景，所以一些话题往往点到即止，并不展开。因而笔者愿以己之所闻，并参照他们的著作作一评论，发表出来以飨同仁。

中西哲学比较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一、 主语缺失的“形而上”是 如何表达“超越性”的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对于《周易·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句作了解释，他认为，这个句子是关于如何读“易”的，这里的“形”就是“卦”（ hexagram ），“上”字当作动词，因此，“形而上”是指人自己从卦象超越出去，这样才能达到得“道”的境界。于连教授读后，对于这个说法表示赞赏。他还补充说，因为有这个“而”字，就有……（他张开双臂向下作操物状升起在胸前）……上升的意思。俞教授说，“者”字在此，不是指“形而上”的东西，而是复指词，指“形而上”这个过程。但是，于连要求知道把“形”说成“卦”的理由。俞教授说，首先，这句话出于《周易·系辞》，那是释《易经》的，在《易经》中，“卦”又称为“卦象”、“象”，“象”和“形”在这里是同等性质的东西，故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说；其次，同样是关于读易方法的王弼主张，“得象而忘言”，“得意而忘象”（见《周易略例·明象》），“忘象”就是忘卦，但是人只能有意记住某些东西，却不能有意忘掉什么东西，可见这里的“忘”字是人主动放弃对象的执着，是指人自己生存状态的转换。更主要的是，“形而上”指人自己状态的转换，这符合传统中国哲学一贯的精神，即，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得“道”的境界是需要人自己去追求的，“道”并不是脱离了人生而“客观”存在的东西。谈到这里，于连教授说，看来中西哲学的不同还与语法相关。中文句子可以没有主语，这就给俞教授那样的解释留了余地。俞教授补充说，黑格尔也注意到了汉语的这个特点，他指出汉语中没有被动语态，这与没有主语是相关的。但是黑格尔意在说明，中文是一种含糊的语言，不利形成哲学概念。依据俞教授论文中讲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是西方超越观念的源头，但是在一些英文版本的柏拉图著作索引中都没有列出 transcendence 这个词，因此可能柏拉图本人没有使用过这个词，于连教授纠正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第六章末尾应当提到这个词。从上面的谈话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是缺乏主语的，即我们看不到“形而上”主语是谁，也就是说，当谈到“超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谁在“超越”以及“超越”的意义何在。然而，我们也并不因为这句话欠缺主语就阻碍对这句话的理解。事实上，古代汉语缺乏主语这种语法现象，并不表明中国思想不指示哲学意义，相反，却显示了中国特有的哲学意义，这种哲学意义不像西方传统哲学家那样追求特定的结论性的东西，而在于呈现“彼－我”相一致的协调或适应状态；中国哲学不存在刻意追求一种客观的“道”，“道”在交流的过程中为人所体验（即，人自我调整后状态的体验），而对于具有文本阅读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个未被言明的主语其实就是读者。“形而上者”的“者”，通过复指，是要读者体验“形而上”时的情形。于连教授还提出：语法对哲学形态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出现书写文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发现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语法结构了（主谓结构）；而在中国古代却并未出现像西方语言里那样严谨的语法结构，只是到了现代中国，汉语语法才依傍着西方语言诞生。虽然“形而上”没有标明主体，但是也只有我们大家在阅读文本和体悟文本中的哲学意义的时候才能进行超越活动，而这里所说的“超越”也只能是在意识中的一种领悟性“超越”。不存在主语，却时刻要求主语存在，只有不忘记自我的体悟才能理解“道”；在希腊和罗马哲学语言中一个句子存在主语却忘掉了主体与客体的适应，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成就了西方出现主体去主动逻辑地构建一种客观的概念体系。俞教授进一步说，由于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理解一个词的意义往往通过对应一个具体的“实”来理解，也就是说词的意义通过“实”来表达，即名副其实。当柏拉图说，动词一开始也只是描述一个动作的名称，这说明西方人最初也是名实相符的，只是在本体论中，才出现“名不副实”的现象，特别是在柏拉图哲学那里，一个词的意义最终要通过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来建立，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解释了：中国古代哲学并未出现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以本体论为主要形态的形而上学。从“形而上者谓之道”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中国哲学中也有“超越”的特征，然而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只是基于“形”的一种对“道”的体悟，它仍然是人自己的体悟，并不是对不可感的东西的概念性的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构建中国自己的哲学史要依据中国哲学中的特质、而不是依据西方哲学传统，更没有在中国哲学中追求或建立一种概念发展史的必要。

二、 本体论问题在中西哲学

比较中的意义在于连教授向会议作的主题报告中，他谈到自己与福柯在一个问题上的不同观点。他介绍说，福柯不承认西方传统有什么特点可言，那是因为福柯站在西方传统的内部，看到西方传统还在向各个方向发展。但是，如果站到西方传统的外部，譬如从中国传统的背景去看，那么，西方传统的特点就会凸现出来。但是，于连对于当场被提问：相对于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特点是什么，却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在会见的交谈中，俞教授又提起这个话题，并且明确指出，标志西方哲学传统特点的是本体论（ ontology ）。对此，于连表示赞同。而且，他明确表示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本体论与西方语言的系词 etre （ being ）有关，是纯粹概念的体系。俞教授一向重视对本体论的研究。他认为，肇始于柏拉图的本体论是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核心，而理性主义则代表了西方传统哲学的主流。这不仅表现在怀特海等人所说的，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柏拉图哲学的注释，而且，还表现在，现代西方哲学对于传统哲学的反叛主要也是针对着本体论的。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中，抓住本体论就是抓住了比较对象的主要特征。中国哲学中不存在本体论，二者以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么本体论具有哪些特点呢？俞教授认为，本体论是通过逻辑概念相互结合形成的超验的普遍原理体系。首先，本体论构建了一个超验领域，也就是说一个超越感觉的领域，只有理性才能把握，这就是二元论；其次，本体论的语言使用的是一种超越时空逻辑范畴，这种逻辑范畴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的地方就在于它们的意义不是通过指示“实”来获得的，而是通过它们的相互关系建立起来的；再次，本体论是以最普遍的形式表达事物本质的第一原理。所谓宇宙规则、绝对真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最后，俞教授还指出西方哲学重在人们通过学习达到一种逻辑思维训练。于连教授在他的著作中也明确表示过，中国哲学中并没有建立起一座如我们在西方传统中看到的本体论大厦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于连教授还深入论述过西方本体论这种哲学和语言的关系。他说：“西方传统意义上的 etre ，在古典中文中找不到相对等的概念。因为正如本弗尼斯特告诉我们的， etre 的话语，即‘本体论'，只是说明在某些希腊的语义根源和语法范畴中意谓的东西也是西方哲学中的逻各斯传统，也就是语言学传统所意味的东西。”杜小真：《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52 页。在于连教授看来，本体论的特点就在于以其逻辑规定的语言追求普遍（即终点），而哲学家通过‘抽象－建构'来设定普遍性原理同上，第 51 页。。他还认为，西方哲学离开智慧，走得太远了，因而失去了理性应有的创造力，他研究中国哲学就是要从一种异质的哲学中获取启发，为理性打开一扇门，恢复理性应有的创造力。

三、 哲学观念的更新

虽然于连教授不愿意直接指明中国哲学的传统是什么，但是在他的谈话里还是能够体现出，中国哲学更多强调的是智慧而不是西方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哲学。于连教授认为，“中国没有建立起本体论的大厦，智慧是‘道’。”于连：《圣人无意》，闫素伟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第 3 页。那么这样的智慧有什么特点呢？于连教授说：这种智慧之学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追求普遍性的原理，而是一种自然的内在性流露，它保持了“中”的开放姿态，而不是像西方传统哲学那样走上了一个极端的寻求普遍原理的不归之路。智慧的语言可以说是从内在性流露出来的；智慧通过连续流动而起作用，进而达到一种穿越；“智慧的圣人‘无意’，比如儒家的‘中’。道家的‘虚空’，也就是避免固定在某一局部之中，而在‘可能性’中追求‘变化’。”《远去与归来——希腊与中国的对话 》，第 51 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于连教授在一本谈话录中曾说过：“中国思想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是哲学地形成的：规定自己的术语，明确辩论的模式等等。其实，我认为中国人知道哲学，中国有哲学的可能性，但又是‘反哲学’的。……而且，中国古代也有争论（辩）的传统，比如墨家在这条道路上就走得很远。但是，许多伟大的中国思想家，比如庄子、孟子，他们怀疑‘辩驳的陷阱’。”所以，他说中国哲学具有自己特有的思想和立足策略。于连教授一方面不否认中国有自己的哲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有哲学的可能”。这似乎表明，他对于缺少“论辩”的东西是否是哲学还有疑虑。俞教授主张，应当突破西方传统的哲学观念，并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哲学观念更新的时代。比较起来，康德和黑格尔那样对于哲学有极大贡献的哲学家都没有面临过哲学观念更新的任务，因为他们仍然在西方哲学传统之中。这种突破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我们不应该把哲学仅仅看成是理论。实际活动是理论的根据，它本身也是哲学的。对此，于连教授感到疑问，他问，一切民族都有活动，那么是否他们都有哲学呢？俞教授的回答是，哲学作为学说，当然要有所说，说不限于理论性的说。把对于实际生存活动的方式的反思说出来就是哲学。反思的方式也有不同，西方哲学的反思方式是“看”， idea 和 theory 的词根都与动词“看”有关，在“看”的反思中，人必须从自己当下的活动中抽身出来。中国哲学的反思不是像西方那样理论性的，它是当下的体悟，其所说的内容是对自己体悟的描述。生存活动是哲学的基础，只要对自己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形之于说，就是哲学。照俞教授的说法，甚至现在还没有建立起作为一种学说的哲学的那些民族，他们一旦对自己的生存方式做反思，并且说出来，也可以有哲学。他认为生活是哲学的基础，哲学是生活的自觉。

四、中西哲学的可比和不可比性

俞教授认为，中西方哲学的交流在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尤其到了近代显得更为突出。在如何看待中西方哲学的时候，俞教授认为这是两种“异质”性的哲学：无论从各自的关注视域、哲学语言性质、表达形式还是在各自哲学目的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既然中西哲学是异质的哲学，那么这两种哲学的比较似乎就成了问题？

然而，当我们做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提出过这两种哲学是否可比的问题，这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事实上就在于，由于没有考虑中西哲学可比性在哪里，现当代学者往往依傍西方哲学史的传统来构建中国的哲学史。我们知道，西方哲学传统是本体论的传统，但是中国哲学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本体论，于是，一部依傍西方哲学构建的中国哲学史成了中国哲学特质被遮盖的哲学史。所以，中西哲学是否具有可比性、如果存在可比性，那么，在什么意义上是可比的就成了一个隐而不显的问题。

俞教授向会议提交的论文试图变不可比为可比，他认为，中西两种哲学是异质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不可比的；但是就中国人和西方人从事哲学活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又是可比的。从事哲学活动用英文讲就是“ to philosophize ”，人的生存活动应当有多种可能的方式，不同的超越方式造成了不同形态的哲学，但是，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生存方式却具有相同的结构。从同一个生存结构描述各种可能的生存方式，并从不同的生存方式去解说不同的哲学形态，这就是比较哲学所能做的。 于连教授对于不可比的问题似乎并不关切，对他来说，为了暂时跳出西方哲学的传统，越是差异性比较大的哲学越具有启发意义，中国哲学正是这样一种异质的哲学，因为它同时满足以下要求：（ 1 ）脱离印欧语系——存在一个大印欧语系（梵文因此排除）；（ 2 ）脱离历史、影响和交流的关联（这一点便排除了阿拉伯世界和希伯来世界，他们都持续地和欧洲历史相连）；（ 3 ）最后，要找到的是一个在文本中陈述出来的远古思想，而且具有原创性（日本被排除在外）。同小注⑥，第 4-5 页。于连教授还引用了福柯的“异域”这个概念来分析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性，并从差异性出发阐述了中西哲学可比性观点。他认为中西方哲学是各自发展出来的哲学，并遵循了各自不同的途径，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相关的两个“异域”的哲学。但是，虽然并不相关，却并不代表二者不能平等的对话，所以于连教授就是要借助“个体案例”的阐释并通过文本的解读，找到一种可以让这两种哲学平等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彼此的无关性，同上，第 36 页。进而呈现两种哲学的“所未思”以恢复中西哲学各自应有的创造力。对不可比的关注和不关注，使俞教授和于连教授走向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对于俞教授来说，不可比的问题导致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疑虑，为了克服疑虑，必须为中西哲学之为哲学寻找到一个一致的说明，这就是深入哲学之为哲学的根源。对于于连教授来说，他没有为中国哲学之为哲学做说明的压力，异质的中国哲学反而是他求之不得的东西。

第3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哲学理解、观念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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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的了解，要远远多于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了解。当然，我这样说不是在责怪西方哲学家，而是在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两边的理解中存在着一种不对等关系。在这篇文章中，我将首先陈述一下目前西方对中国哲学的理解，然后介绍一下哲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指出有两种不同的“中国哲学”概念。最后我将分析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与相似，特别是要关注东西方哲学研究中的共同之处。

一、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

首先，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并非全部是误解。相反，事实上，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存在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否定的，一种是肯定的。

1， 对中国哲学的否定态度

在否定的态度中还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忽略，一种是误解。在第一种情况中，某些西方哲学家并不关心除了西方哲学之外的其他任何哲学，包括了中国哲学以及其他亚洲哲学。在他们看来，哲学仅仅诞生于古希腊，所以，任何被称作哲学而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东西都不在他们的哲学研究范围之内。譬如，文德尔班在他很有影响的《哲学史教程》中就完全没有关注到中国哲学。在他看来，哲学史就应当是西方哲学史。但这种情况自上个世纪以来有些变化：开始出现一些哲学史教程和著作包括了对中国哲学的描述和解释，特别是在对世界哲学的导论性著作中。至少一些哲学史的著作开始有意识地标注为《西方哲学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哲学史。这表明，他们开始缩小对哲学史理解的范围。

对中国哲学的另外一种否定态度就是误解。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存在对中国哲学的正确理解，而是说，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完全出于自身需要，完全脱离了中国哲学的语境或背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解释就是这样的典型。黑格尔否定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可能存在形而上学的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完全就是一种宗教，即孔教。但显然，正如许多评论家指出的，对中国哲学的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我在后面将指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的相似性不仅存在于道德思想中，同样存在于形而上学中。黑格尔把中国哲学仅仅看作一种道德理论，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可能有形而上学的或超验的思想，中国哲学应当是绝对精神在历史中的一部份，而西方哲学才应当被看作是哲学的主流。

我认为，如今已经很少有哲学家仍然同意黑格尔的这种解释，但毫无疑问，这种误解已经根植于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之中。我想提出的对这个判断的一个证明，就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大学哲学系中的尴尬地位。据我了解，西方国家的大学中很少有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学科，看作哲学系的组成部分。大多数讲授中国哲学以及相关学科的教师可能会是在与宗教或文化研究相关的系或研究所里，比如宗教学系或东亚系等。然而，相反，我们有西方哲学研究、东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等，作为中国大学哲学系的组成部分。

2， 对中国哲学的积极态度

引人注目的是，对中国哲学发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他们相信，中国哲学中有一些东西值得西方哲学家去学习，这在当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在后现代哲学）中变得比较流行。我认为，一般而言，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积极态度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好奇，另一种则是谦逊。

历史地说，西方人对中国以及中国哲学的兴趣从中世纪就开始了。可以理解，对西方的先辈来说，远离他们国土的大陆是非常奇特和有吸引力的。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非常好奇，对到中国的传教士带回的中国物件和中国哲学也很感兴趣。在18-19世纪，当时的许多贵族家庭非常时兴有一间特别的中国房间，用来自中国的丝绸或绘画装饰这个房间。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中也有一种潮流，就是谈论中国和中国文化，引用一些对中国经典的翻译，比如伏尔泰的《中国孤儿》（1755）就是对中国元代古典悲剧《赵氏孤儿》的法文翻译。然而，我认为，这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心态主要是对新奇之物的好奇，而不是认为他们有必要关心中国哲学。不过，西方人了解中国和中国哲学总比忽视或否定要好得多。

对中国哲学的另一种积极态度就是谦逊，即某些西方哲学家非常希望能够从中国哲学中学习到许多东西，用以支持他们的哲学理论，或者是拯救危机和冲突中的西方哲学。譬如，在第一种情况中，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兴趣，目的在于构造他的单子论。有明显的证据表明，莱布尼兹在1701年收到法国著名的传教士白昔（joachim bouvet）的来信后，更加确信了这个信念。白佳昔在信中附上了伏羲易经图。珀金斯在他的《莱布尼兹与中国》（2004）一书中描述了这个过程。他在书中写道：“当莱布尼兹提出一种仅仅基于零和一的二进位算术体系的时候，他意识到，这证明了上帝是如何从一和无中创造出一切的。因此，他用这种二进位制的数字画出了一个圆形图案，并于1697年送给了布朗斯维克的郎多费公爵。……考虑到这种数字系统可以帮助传教士作为解释工具，他把对此的一种解释于1697年寄给了格莱马，1701年寄给了白昔。……当时，白昔正在研究易经，确信它包含了某些神秘的知识，因为它与伏羲和最高主教有某种联系。正在这时，他收到了莱布尼兹对二进制的描述，因此白昔对这两种二进制的相似性——他看作是同一的——感到震惊。这种相似性特别令人感到惊讶，是因为阴阳图的传统排列，即邵雍所做的《暹阗图》，稍加改动，就成了莱布尼兹二进位制的排列。白佳昔确信，阴阳图就代表了二进位制，1701年他把这写信告诉了莱布尼兹，这使得莱布尼兹也确信了这一点。1703年，莱布尼兹把他的《二进位算术的解释》一文送给了巴黎科学院。这篇文章就包括了对二进位算术及其与阴阳图之关系的解释。随后的信件都是在讨论这种关系。由于莱布尼兹相信存在一种中国算法，因此二进位制与阴阳图之间的联系就对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个发现使得莱布尼兹更加相信，古代中国的智慧超过了近代中国，他相信，欧洲人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发现这些真理。这种联系也使得莱布尼兹逐渐确信隐藏于中国语言背后的理性结构。”（perkins，2004：第116-118页）这段引文足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莱布尼兹的思想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由此可以得知，莱布尼兹的二进位思想的确是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交流的结果。

海德格尔也是意识到中国思想对西方哲学具有重要意义的哲学家之一。叔本华非常欣赏印度的佛教思想，但与此不同，海德格尔更尊重中国哲学中的道家思想。他与中国哲学家萧诗毅于1946年合作把《道德经》译为德文。虽然这个工作没有完成，但显然，海德格尔受到了老子《道德经》思想的启发或影响。萧诗毅在回忆海德格尔的文章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当我们于1946年春天在弗赖堡的木材市场广场上会面时，我得知海德格尔有意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当时，他向我提议，我们可以在这个夏天合作在他位于托特纳堡的小屋里合作翻译《道德经》为德文，因为只有这个夏天他才能够暂时不做他的工作。我很高兴地同意了，确信海德格尔的思想会对经过灾难性的世界大战的德国人以及西方世界产生影响。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完成这个计划，但我仍然深深地感到，这个工作对海德格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有一次，海德格尔本人曾对他的德国朋友说，通过从事对老子思想以及孔孟思想的工作，他学到了许多东方的思想。”（paul shih-yi hsiao，1987：第93页）

更为明显的是，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喜欢从中国古代哲学中寻找他们的思想资源。霍大维（david hull）在他论述现代中国与后现代西方的文章中，就试图用现代中国的方法解释后现代的西方，他力图表明，“传统中国哲学包含的思想资源可以回答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之争所表现出来的某些问题。的确，霍大维是要真正表明，古典的（也可以说成是‘前现代的’）中国思想就是后现代的。特别是，他认为德里达的延异概念以及无法由表达真理的哲学话语所掌握的东西所具有的首要性观念，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都是核心概念。”（lawrence cahoone，2003：第512页）

毫无疑问，逐渐关心中国哲学的西方哲学家数量正在增加。我认为这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在不远的将来相互之间更好地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我们评价这种前景之前，我们应当清楚中国哲学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二、两种“中国哲学”概念

西方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哲学应当是指古代中国的哲学。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把中国哲学就看作是博物馆中的古代文物，而不是看作当代社会中活生生的观念。从当代的观点看，这种理解完全错了。我在这里就想区分两种“中国哲学”概念：一种是古代的中国哲学，一种是当代的中国哲学。

1． 古代的中国哲学

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熟悉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概念，至少他们认为是熟悉的，但实际上存在很多混淆。我认为，第一个也是主要的混淆是，儒家思想被解释为古代中国的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哲学。这显然不是真实的。自战国以来，古代中国哲学就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流派和主张。即使是在汉代，汉武帝确立了儒家思想为唯一正统的哲学，把其他哲学流派都斥为异端，中国哲学中仍然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理论主张，比如道教思想、法家、名家等。所以，古代中国哲学的概念很复杂；当我们在讨论中国古代哲学时，我们首先需要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在讨论哪一个流派或哲学家的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应当集中于不同哲学理论中的具体概念或观念，而不是泛泛地谈论中国哲学。把一种理论或主张看作是各种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

我认为，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另一个混淆，就是认为古代中国哲学是儒家、道家以及佛教思想的大杂烩。历史地说，它们具有许多明显不同的特征。简单地说，根据冯友兰1948年的《中国哲学史》所说的那样，儒家注重的是现实世界中的道德生活，这被称作是入世的哲学；相反，道家的思想被称作出世的哲学，因为它关注的是道法自然。我们知道，佛教思想起源于印度，但它自进入中国之后就从一种宗教转变成了一种哲学。它同样也提供许多道德教导，但方式却与儒家不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就不能说中国古代哲学是由一种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还是佛教等，这样就消除了它们之间的重要差别。因此，在理解中国哲学的时候，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各种流派和理论之间的这些差别，正如西方哲学中的各种差别一样。这样就有助于理解这些流派和主张得以形成以及有时出现相互冲突的各种背景。

我很欣赏冯友兰的这样一段话，他说，中国人并不关心宗教，这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关心哲学；他们不是宗教的，因为他们主要是哲学的。冯友兰把中国哲学的一些主要特征描述为：“大部分中国哲学家都不把知识看作某种自身具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们并不是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即使是在实践知识的情况中，它们也是直接承载着人类的福祉，中国哲学家主要是应用这种知识到现实活动，这就会直接带来幸福，而不是被看作关于幸福的空洞讨论。因此，中国人并不把著书立说看作仅仅是在建立理论主张，而是看作最高幸福的目标本身。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都教导人们所谓的‘内圣外王’的方法。内圣就是一个人建立了自身的德性，而外王则是一个人在世界上拥有了巨大的权力。一个人的最高理想就是同时拥有圣人的德性和拥有统治者的权力，这样就成为所谓的圣王，或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王。”（feng yu-lan, 1952：第2页）

2，当代的中国哲学

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当代的中国哲学。什么是当代中国哲学？我相信，大多数西方哲学家都会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当今中国的主导的或官方的哲学。这既是对的但又不全对。如同古代中国哲学一样，当代中国哲学也是很复杂的。事实上，它主要由三个部分构成，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儒家哲学和外国哲学研究。

的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的中国哲学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思想仍然对中国的哲学研究在意识形态上产生重要影响。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根据最近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社会的学术研讨会的情况报道，当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个是关于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普遍意义。对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来说，紧迫的任务就是要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如何在今天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造性。

作为哲学传统的一部分，当代中国哲学有着无法归之于古代哲学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方法论研究以及中国哲学经典在当代的意义。

第一个问题首先就与西方哲学有关系。在19世纪末之前，中国没有“哲学”这个概念，它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在古代中国没有哲学思想。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第一本书《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是由杜威的学生胡适在20世纪初写的，这被看作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的诞生。然而，它是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把哲学思想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道德哲学或社会哲学。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也是把西方哲学的模式复制到了中国思想中。这种复制的好处在于，很容易按照不同的哲学分支对历史上的哲学文献做出分类和但它的坏处也很明显，因为它按照完全不同于经典最初方式的西方哲学方法重新排列了所有的材料，这就歪曲了历史的事实。这样，中国经典的历史意义就会被消解掉了。对中国哲学的这种状态的反思，自胡适和冯友兰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哲学家关注的问题。最近的一种观点认为，今天的中国哲学家应当用自身的方式而不是西方的模式去解释中国思想和中国哲学。这是对自身哲学传统的一种自我意识。但关于中国哲学的学科地位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因为这门学科本身的确是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我们如何能够在完全不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下去做中国哲学？这是我们面临的首要的紧迫问题。

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哲学史中的方法论问题。中国哲学史中一直有一种解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传统，这被看作是研究中国哲学史文献的主要方法。由此，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部分儒家经典都是这些作者对先前文本的注释，例如孔子对六艺的解释。通过这样的解释，孔子教授他的学生，并形成了自己的经文学派，即“经学”，这自汉代以后就被推崇为中国社会中的主导意识形态。但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传统，这就是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类理性做出的反思和批判。《论语》就是这种传统的一个代表。这个传统被称作“子学”。当我们分别反思这两个传统的时候，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脱离经典所产生的语境去理解经典的意义？我们知道，这些经典的作者试图回答或解决他们的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大多数经典的教导都与作者的时代相关，在他们看来，一个理论或主张的责任就是要回答那个时代的问题。这种对待理论的态度与西方完全不同；对西方哲学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从具体的经验中能够得到抽象的或一般的概念，而不是去解决他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所以，中国哲学家面临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如何能够找到中国哲学经典对我们当今现实生活的普遍意义。

由于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哲学的建立和发展一直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家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哲学一样熟悉西方哲学。随着传教士进入中国，西方哲学自16世纪起就开始引入中国。从此以后，中国哲学家就通过在西方最新出版的哲学著作了解西方哲学，有时也通过日本人写的西方哲学著作。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恰恰是从西方最新出现的思想流派和理论开始的。特别是，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开始出现时，中国哲学家就对他们的理论产生了兴趣，并把他们的一些论著翻译成中文。而更让人感到奇妙的是，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在1921年出版仅6年之后，中文版就于1927年出版。历史地说，这是除了德文和英文之外的第一个其他语言的翻译。如今，西方哲学中的大部分经典文献都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而且有些著作还有不同的中文译本。所以人们就说，中国哲学家了解西方哲学比西方哲学家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还多。

对中国哲学家来说，研究西方哲学的首要步骤就是把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成中文。而对我们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哲学的语境中理解西方哲学。石里克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洪谦以及海德格尔20世纪20年代的学生熊伟，把他们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在中国的西方哲学介绍和研究工作。他们是自194年解放以后西方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但即使是在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够理解他们所作的一切工作。金岳霖于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伦敦大学学习，他一生的工作就是系统地把亚里士多德逻辑介绍到中国，但到了晚年，他却关注中国传统哲学，用逻辑方法分析了道家思想。他的主要著作《论道》（1940）和《知识论》（1983）就表明了他具有强烈的中国哲学情结。我们知道，胡适和冯友兰最初去美国是学习西方哲学，但他们的学术兴趣转向了中国哲学，正是他们根据西方哲学的模式建立了独立的中国哲学学科。

以上这些表明，中国哲学家始终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这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理解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似性。然而，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张力又使得中国哲学家一定会对中国哲学独有情钟。我认为，要使得这两种哲学之间能够更好地相互理解，关键在于找到我们在哲学研究中的共同之处，而不是我们之间的差别。

三、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与相似

显然，差别总是比相似更容易得到认识。有时，我们只需要通过表面的观察或简单的分析就可以找出差别，但相似性却必须通过对差别的比较和深入分析才可能得到。我认为，对相似性的认识要比对差别的认识困难得多。

1．首先是差别

虽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别，但我们还是要首先列出这些差别，由此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似。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中国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根据西方哲学建立起来的，但它仍然具有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对哲学思想的表达方式之间的矛盾。一般地说，我们发现它们在三个方面有所不同：在出发点上，在方法上以及在哲学的目的上。

在出发点上，西方哲学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或个人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这样，个人就可以成为哲学研究身心关系等问题的中心。虽然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导致了中世纪的神学，使得每个人都应当把向上帝奉献自己作为自己获得生命意义的方式，但每个个体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而在中国哲学中，个体之间并非是平等的，因为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成为圣人，这样他们就有了在社会中的不同地位。中国哲学家在分析人性等问题时，更多地是关注个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在中国哲学中，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动物，没有个人的特性。根据冯友兰的观点，在积极的意义上，圣人就是我们每个人在精神上要追求的道德理想。

从这个观点出发，中国哲学家更关心的是沉思和践行，而不是像西方哲学那样的学习知识和训练逻辑。有趣的是，通常会把沉思和践行看作宗教上的活动而不是哲学的活动，但中国哲学思想却是很少或没有宗教意义的。正如冯友兰指出的，中国人不是宗教的，而是哲学的。当他们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们首先要读的书就是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这些都是哲学经典。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很少关注方法论，更多地是实现把我们的知识用于现实活动，这才会直接带来幸福。所以，中国哲学家对他们的观点和理论主张缺少严格的逻辑分析和论证，逻辑和认识论在中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最后，东西方哲学在哲学研究目的上的差别也是非常明显的。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看到，对世界的惊奇是西方哲学的开端。因此，西方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探究关于世界的真理以及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这样，西方哲学家们就总是关心我们具有的东西，比如知识、理性能力和逻辑。但对中国哲学家来说，哲学的主要任务是要告诉人们如何成为一个道德意义上的人。所以，冯友兰说，“总之，中国哲学往往强调的是人是什么（比如他的道德属性），而不是他有什么（比如他的思想能力和物质能力）。如果一个人是一个圣人，即使他完全缺乏知识，他也仍然是圣人；如果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即使他拥有无数的知识，他也还是邪恶的。……中国思想家强调‘是什么’，而不是‘有什么’，这就不是在强调纯粹的知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只有科学的开端，但缺乏得到恰当发展的科学系统。”（feng yu-lan, 1952：第2-3页）这就意味着，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圣人或好人，而不是获取关于世界以及人类自身的知识。

2．我们的共同之处

我已经指出，差别是很容易识别的，但要发现这两种哲学之间的相似却更难。通过分析上面提到的各种差别，我把它们之间的相似归结为三个方面：关于宇宙的本源、关于生命的意义和关于社会的规则。

冯友兰说，中国哲学不强调形而上学。他以内圣为例说明中国哲学研究是自我陶冶的方法。但内圣的理想却只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虽然是核心部分，但并非是中国哲学的全部。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之间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差别。儒家强调对行为的研究，而道家则关注超验的东西，这被看作是自然的法则。例如，老子就说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根据老子的观点，道仅仅是万物之道。除了道家之外，佛教和阴阳学派也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讨论了宇宙的本源问题。例如，阴阳学派就提出了对天的神秘解释，把天就看作是宇宙。他们认为，宇宙就是由阴阳结合而成的。正是这个理论激发了莱布尼兹对中国哲学的极大兴趣，使得他能够把他的二进位制用于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在中国哲学中，阴和阳是宇宙的两种不同本源：阴具有女性的特征，是消极的、被动的；而阳则具有男性特征，是积极的、主动的。它们都是宇宙万物的最初因。

天人合一被看作是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因为人本身就是天的一部分，它们相互不可分离。虽然对天人合一以及人对天的服从历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显然，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儒家和道家）都是试图用一种本源而不是各种理论来解释宇宙的最初因和本质。所以，对它们来说，天和道都是唯一的，都是高于人类的，但又是只有通过人类才能得到，这就是所谓的“替天行道”，也就说，人可以以天的名义实践道。天人合一这个观念的前提是相信，人和天或自然之间是没有分别的，因此，人和天被看作是同一的。这与西方的二元论思想完全不同。根据西方的二元论观念，主体和客体是分离的。而正是中国哲学的这个观念，使得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宣称，他们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发现了某些相似性。这里至少可以提到两个观念：一个是开始于19世纪末的反二元论观念；另一个是诉诸于混沌（但不是混乱）的观念。的确，某些西方哲学家已经注意到，古代中国哲学中的某些形而上学思想可以拯救西方哲学面临的在科学技术控制下的人类生活中出现的危机，保持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例如保护动物和自然环境。

许多哲学家已经指出，中国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伦理具有首要性。的确，孔子关注的焦点是自己如何做到内圣外王。道教虽然被看作主要关心宇宙的本源或本质，但它也关注道德问题。例如，《道德经》就是由两部分构成的：《道经》关心的是世界万物成为自身的方式；《德经》关心的是人类的德性。“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道德经》第51章）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由道而生，我们就应当由德而养。道是我们无法用语言去要求的，我们只能遵从或服从它；而德性则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和陶冶而得到的。为什么中国人很少宗教性而更多哲学性，原因之一就是，我们不能去追问道是什么或通过宗教的方式去追求道，而只是追问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好人或圣人。由此，中国哲学家就愿意讨论这样的问题：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做一个好人，我们应当如何去做？我认为，中国哲学的好处就在于它不需要上帝作为判断善恶的绝对标准；因为即使上帝被从至高无上的地位拉了下来（就像尼采做的那样），我们也不会迷失方向。我发现最近西方哲学家出版了许多关于生命意义的著作，比如约翰·科廷汉、安东尼·格瑞林和约翰·斯库顿等。他们都很好地对公众讨论这个问题，但最终他们都要求诸于神学的解释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确定回答。当然，我知道他们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我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不用神学的或基督教的解释就可以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如果我们考虑一下中国哲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想答案应当是肯定的。当然，你可能已经看出了，我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中国哲学或西方哲学没有任何偏好。我的策略是比较这两种哲学，由此我们可以更好地解决我们生命中的同一性和社会地位等问题。

最后，这两种哲学在社会制度的建设上也有相似之处。中国有丰富的如何建立社会制度的思想资源。在古代，有学问的人或受过教育的人的最高理想是做政府的官员。孔子在《论语》中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第19章13节）。在《道德经》中，老子同样为君王提供了许多如何治理国家的建议。他的政治理想是由圣人治理国家。他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第3章）这个理想历来遭到许多批评，被看作是一种愚民政策。但在老子的时代，很难去要求君王去关心人民的疾苦和幸福。所以，老子就以这种方式提出好的君王应当如何善待他的人民。因此，作为君王的圣人就是哲学王。的确，中国哲学中的一个传统就是，几乎所有的帝王都宣称要成为圣人，他们是从上天得到的权位。

根据西方最新的政治哲学发展情况，政府与其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关于民主、政府职责等问题的讨论中成为焦点之一。如何处理最小政府的问题就成为政治哲学家面临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可以说，来自儒家和道家的中国哲学思想可以有助于当代政治哲学的讨论。

当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地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到更多的相似。我们的共同平台是，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我们可以比以往更好地交流。我们知道，相互理解不仅是尽可能多地消除误解的最好方式，也是发现不同哲学和文化之间相似性的方法。这样，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拯救这个时代处于危机中的人类。

参考文献

中国古籍：《论语》、《道德经》

lawrence cahoone, 2003: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3rd edition, oxford: blackwell

feng yu-lan, 1952: 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trans. derk bodd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aul shih-yi hsiao, 1987: heidegger and our translation of the tao te ching, in heidegger and asian thought, ed. graham parke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g. w. f. hegel, 1975: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world history, introduction: reason and history,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第4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西方哲学；启蒙理论；俄罗斯哲学

作者简介：郑忆石，女，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俄罗斯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11BZX00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俄罗斯哲学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009BZX001

中图分类号：B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6-0005-06

哲学是人类理性的升华，其本性是以“超验”的方式探索本质追求终极（“终极存在”、“终极价值”、“终极解释”）。哲学之所以有价值、为人所需、为民族延续所必要就在于此。俄罗斯哲学同样如此。这固然源于其历史文化传统，即它惯于以理智直觉的方式强调生命的实践和生命的体证，在推崇理想的空灵崇高、道德的自主自律基础上立足“拯救”人类的整体，以“由德行义”的自我抉择，关注终极存在，以实现终极价值和终极关怀为旨趣（这一点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尤为明显），同时也受益于它域、它民族、它国哲学的影响。这种影响，由于俄罗斯“亦东亦西”的特殊地理位置，特别明显地体现在俄罗斯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纠缠”中。西方哲学如同俄罗斯哲学的影子，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形影不离。1

一、西方哲学：近代俄罗斯哲学的源头

西方哲学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从学者们对俄罗斯哲学产生时间的界定中便可见一斑。

尽管俄罗斯传统哲学家们对俄罗斯哲学何时产生的认识不同，如洛斯基认为产生于19世纪，别尔嘉耶夫认为产生于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在当代俄罗斯学者那里，则基本赞同产生于19世纪中期，但他们又都认为，严格意义上的俄罗斯哲学，只是在西方文化、西方哲学的影响下才形成并真正具有独立形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俄罗斯东方基督教话语的主要原则是宗教经验的主导地位和作用。这种主要原则追求的是“个人与神的个性联系和个往”，其本质是经验的而不是哲学的，是直观的而不是理智的，因此，“在俄国，东方基督教话语并没有产生出哲学。相反，这里的哲学是从西方来的。在西方化之后，哲学立即就从西方传入到俄国。俄国的哲学只是在俄罗斯综合之后才产生。这个综合是在西方化文化的基础上出现的。相应地，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哲学也是在西方已有的形式和方法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俄国哲学一开始就被纳入西方哲学的传统框架之内”[1]。尽管俄罗斯学者对俄罗斯哲学的时间起点存在着认识差异，但是俄罗斯哲学上刻有的西方哲学和西方文化印记却是共识。

自公元988年东正教从拜占庭帝国传入俄罗斯起，接受东正教的俄罗斯人也同时接触到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希腊拜占庭的东正教文化影响下创造出了具有俄罗斯特色的诗歌、绘画、音乐。近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社会“西望”欧洲，西方哲学对其的影响开始明显增强。彼得大帝1689年的改革在开辟俄罗斯通向西方之路的同时，还通过改革俄国教会削弱了东正教的思想控制，为西方哲学在俄罗斯的传播从而催生俄罗斯哲学创造了条件。而在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实行开明专制的年代，俄国人对德国哲学（尤其是谢林和黑格尔的哲学）的兴趣日渐浓厚，思想界先后出现了“谢林派”与“黑格尔派”。

19世纪30—40年代，俄罗斯爆发了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大争论。虽然这场争论的问题视域是俄罗斯的社会、政治、历史、传统，但却是影响深远的、具有哲学高度的理论反思。这场反思中涉及的思想观念如个性、自由、人权、人道等等，乃至话语如统一、差异、直觉、理性等，无不刻着西方哲学的痕迹。即便是注重俄罗斯的特殊性，强调从俄国的历史与传统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俄国的社会问题，并极力主张俄国的文化及历史道路有别于西方的特殊性，认为俄国民族的伟大历史使命是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俄国，从而试图通过重新解释俄罗斯的历史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也同样深受这种西方哲学的影响。例如，以霍米雅科夫为代表的早期斯拉夫主义者们就因曾受教于黑格尔、谢林等人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而在其思想中蕴含着诸如自由、人道等普遍主义理念。而这些具有明显西方哲学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因素的理念，就它所捍卫的“个人的绝对道德意义和人权因素”而言，虽然“在实质上是基督教因素和全人类因素，但在历史发展方面主要是西欧因素”[2]（P196-197），是近代西方哲学、西方文化主要精神原则的体现。

二、启蒙理论：近代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号角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启蒙理论尤其是近代法国哲学无疑是其重要部分。它如同黎明的号角唤醒了沉睡的俄罗斯，并通过影响社会上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而催生了近代俄罗斯哲学的诞生。

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的影响甚至可以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之前。因为正是在16世纪俄罗斯民族（大俄罗斯）最终形成之后，在建立了包括东北罗斯、西北罗斯所有公国在内的统一国家后，俄罗斯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与中欧、西欧各国的发展差距，意识到与西欧文化建立联系对于加强俄罗斯在欧洲列强中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尽管这一时期教会对国家精神生活的影响强化了，教会与国家专制的结盟逐渐形成，但俄罗斯没有中断而是继续保持并发展了自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以来与一些西欧国家建立的关系。这一时期，一些西方杰出的建筑师、技师来到俄罗斯工作，他们在带来西方科学知识、西方文化，从而为俄罗斯的文化机体注入新生长剂的同时，也间接地启发了俄罗斯社会上层“看外”意识的萌生。

启蒙理论对于俄罗斯社会的“渗入”严格说来始于彼得大帝的改革。正是在这一时期，“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也开始利用那些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早期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所产生出的‘自然法’、‘社会契约说’等唯理论思想”[3]（P108）。因此，尽管“彼得改革不具有深刻的社会变革性质，它维护的是贵族阶级的利益，最终导致了人民处境的恶化和农奴制压迫的加强”[3]（P101）。但是，他为改变俄罗斯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而在18世纪初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措施1，却“活跃了封建制度内部业已存在的潜能，并借此促进了国家的经济和文化发展”[3]（P101）。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许多自然科学和哲学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笛卡儿、霍布斯、普芬道夫、莱布尼茨等人的著作，在俄罗斯已为人知晓”[3]（P107）。这一切，不仅强化了俄罗斯社会的西化，促使俄罗斯社会触摸到欧罗巴“心性”，即了解和接触到西欧科学文化，促使俄罗斯的文化生活发生重大转折，并对其文化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促进了人道主义和唯理论的学说和观点对俄罗斯文明社会的渗透”[3]（P107），从而使彼得大帝时代俄罗斯社会的文化、心理、意识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即“对于人的个性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人不再仅仅被视为罪恶之源（教会始终坚持这一点），而开始被当作一个能动的个性，其价值首先被确定为造福于祖国。如今使一个人能在社会上占据可敬地位的，已不是财富和祖先的名望，而是智慧、勇敢和个人的品质”[3]（P108-109）。可见，正是西欧16—17世纪出现的科学进步、文化繁荣，在“渗入”俄罗斯社会从而为落后的俄罗斯带来教育、科学知识、文学、世俗精神等进步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进步，在促使民众、社会各阶层投身政治斗争的同时，也“动摇了早先形成的政治和社会理论”[3]（P83）。

启蒙思想渗透于俄罗斯社会并在其理论领域折射，便是其后出现的近代俄罗斯哲学。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进步是社会机体受内在力量推动的人性进化和提高过程，是真理、道德、自由、幸福的扩展过程的思想，关于历史的前进，归根结底由人类理智决定，受语言、文字、教育、思想等文化因素推动的观点，启迪着俄国启蒙思想家，形成了相关的社会进步思想。例如，19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就认为，各民族的社会组织形式都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前进运动，人类依靠教育、科学、文化和工业的发展可以达到普遍幸福。西方启蒙思想同时也启发俄罗斯哲学家产生关于“进步”的思想。索洛维约夫认为，进步是“具有自己的意志、思想和个性内容”的主体的活动，是“自然存在的人类借助于科学、艺术和社会制度来改善自己的生活”，是“作为精神存在物的人类力图在生活中实现绝对完美”，因此，进步“与其说这是在自然界中所进行和实现的有因果制约性的运动，不如说是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目的论循环”。[4]（P199，202-203）而别尔嘉耶夫关于“以上帝的名义号召允许人的精神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思想，关于“历史过程是以善为一方与以恶的非理性自由为一方的斗争构成的戏剧”的思想，尽管是以上帝的名义说话，却通过“个性自由”揭示了人类进步的基本内涵和最高标准。[5]（P311）正是西方启蒙思想中关于社会的发展是在进步和退步的对抗和矛盾中实现的，以及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启发了近代俄罗斯的哲学家们，形成了关于“发展”的理念。索洛维约夫就将“发展”作为自己哲学的基本概念之一，指出“发展概念从本世纪开始就不仅进入科学，而且进入日常思维”，而所谓“发展”，一是在变化过程中每时每刻都成为某种东西；二是发展的每一个点都带来以前没有的新东西。[4]（P199）而别尔嘉耶夫则在要求“宗教意识应当承认人类不仅有尘世的，而且有宇宙的意义”，肯定“尘世人类历史的一切事实都具有唯一和不可重现的重要意义；每个人的尘世生命都是绝对存在的瞬间，别样的瞬间不能献给拯救事业”时，表明了历史发展不过是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的基本思想。[6]（P143）

西方启蒙理论对俄罗斯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能不反映到哲学中，这一点从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的争论到索洛维约夫的综合，再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以及后来的流亡俄罗斯哲学所形成的独特俄罗斯传统哲学中，对个性、精神、自由、生命意义、人道主义的观照中体现出的人文性便可得以证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启蒙思想是俄罗斯哲学的“破晓鸡鸣”。

三、德国古典哲学：俄罗斯哲学觉醒的催化剂

在谈到俄罗斯哲学的源头时，别尔嘉耶夫曾说过，俄罗斯“哲学思想的真正觉醒是在德国哲学的影响之下发生的”[7]。因为在他看来，德国古典哲学的每一个思想家，从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无不在俄罗斯哲学上留下过印迹，因此，“德国唯心主义对于俄罗斯思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8]（P30）。别尔嘉耶夫的这一断言，无疑揭示了德国古典哲学对近代俄罗斯哲学的产生所形成的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源自康德哲学。康德关于实践理性是“自由”的保障，善良意志的体现是“责任”的道德伦理学思想，在触发俄罗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社会责任感、奉献精神，引发他们关于“道德，道德评价以及道德动机，在俄国知识阶层的心目中占据着尤为特殊的位置。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评定我们知识阶层的思想倾向的话，我们应该将之称为道德说教”[9]（P161）的感慨，并且不仅是道德的感慨和“说教”，而且在将其付诸实践和行动1的同时，也触发和推动着俄国哲学的伦理学探讨。托尔斯泰从非对抗的根据、律法、在现实中难以实现的原因等角度探讨了其“非暴力伦理学”，尽管他是以基督学说为基础，但所体现的至上道德原则却有明显的康德伦理学“痕迹”。索洛维约夫从善的结构和历程、道德的神性目标和人性基础、生命的道德意义等维度出发，得出“道德哲学的对象是善的概念；道德哲学作为一门哲学学科，它的任务就是阐明由经验所唤起的理性在善的概念中所思考的一切，同时对我们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关于我们生命的应有内容或意义问题——作出正确的回答”2的结论时，明显显露出受康德哲学的影响。别尔嘉耶夫的自由精神哲学则指出，“自由”是基于“个性”的“伦理学和精神上的范畴”，它“根植于生存的内部，即根植于精神世界，自由的世界”，并要求区分“表面的我”和“深刻的我”，不为被过分社会化、理性化、文明化了的“表面的我”、“客体的我”所左右，在面对内在的、真实的、生命深处的、主体的“我”时向善去恶[10]（P25-26），这些思想明显地与康德的自由观有着思想渊源。总之，俄罗斯哲学在道德哲学、伦理问题探讨中，对生命价值的重视、对至善意义的追寻、对自由精神的崇尚无不打着康德哲学的烙印。

这种影响还源自谢林哲学。谢林关于“自然整体”是能动的“世界精神”，其能动性和对立统一性是精神的属性的“自然哲学”；关于艺术直观所把握的对象是绝对同一，在艺术直观中达到主观与客观、自由与必然的“艺术哲学”；关于哲学上的绝对同一不是别的，正是基督教神学所说的上帝。上帝不是非人格的概念或本质，而是创造性的有人格的存在，积极的哲学必须斥之于意志，而肯定“神”的存在就必须是以意志所要求的信仰为基础的“天启哲学”[11]（P166），无论对于俄罗斯民粹主义者“批判思维的个体”思想的形成并极力付诸行动3，还是对于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其影响都是明显的。1823年由一些年轻人在莫斯科成立的文学、哲学小组“爱智社”，就在抛弃自启蒙运动以来流行的法国唯物主义的同时，将注意力转向当时对于俄国知识界还很陌生的德国唯心主义。而在所有德国哲学家中，他们最为看重谢林。4可以说，“谢林吸引了斯拉夫主义者”[12]。斯拉夫主义的早期代表基列耶夫斯基、霍米雅科夫，都曾是“爱智社”成员。而“正是斯拉夫主义者意识到，哲学对俄罗斯来说不应仅仅是对西方的借鉴，而是本民族精神文化的必要因素。基列耶夫斯基明确提出要在与西方理性主义不同的‘独特的东正教思维’基础上建立独创的俄罗斯哲学”[13]（前言，P1-2），即俄罗斯宗教哲学。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神人性和上帝的内在性，是俄罗斯哲学家生命体验的结果，也成为他们思考人的生存与命运的思想依据和基本前提”[13]（P214）。这一点，从基列耶夫斯基强调“理性从属于信仰的原则”、“精神完整性与信仰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13]（P11），到霍米雅科夫用“聚合性”指谓“在神之中的自由，向神的自由”[13]（P21），从索洛维约夫“只有以上帝存在和创造、上帝对世界的构想为根据，世界存在才具有‘合理性’或‘意义’”的以宗教世界观为基础的“万物统一”[13]（P111）的观念，到弗兰克“人的精神性之所以是一种真实存在，正是因为人性之中内在地包含着神性”[13]（P214）的观点，从别尔嘉耶夫“最高价值的人性，精神、自由、创造、爱，这些在根本上不是自然人性所具有的，而是来自神的”，“最高的人性是神性”的“人格”定义[13]（P256），到“宗教哲学是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为的是争取原初的自由和包含在这种自由中的神的‘至善’”[14]（P22）的观点，等等，几乎所有19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谢林哲学的身影。也正因为如此，别尔嘉耶夫才宣称“我们的第一批哲学家都是谢林的追随者，他们迷恋他的自然哲学和美学”[8]（P30）。

德国哲学的影响还来自黑格尔哲学。尽管黑格尔对俄罗斯哲学的影响稍晚于谢林，但却胜过谢林。对此，别尔嘉耶夫指出，黑格尔被俄罗斯人视为“人类思想的顶峰”，人们认为“在他那里可以找到对世界所有问题的解决。他影响了俄罗斯哲学的、宗教的、社会的思想。他的影响就如同柏拉图对于教父哲学的影响和亚里士多德对于经院哲学的影响”。因此，在别尔嘉耶夫看来，“黑格尔在俄国完成了空前的业绩，其哲学的巨大影响一直保持到俄国的共产主义”[8]（P71）。

不同于谢林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较多集中于斯拉夫主义者，以及由此形成的俄罗斯宗教哲学，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的影响则较多地体现在西方主义者中。“如果说谢林的名字和浪漫主义联系在一起，那么黑格尔的崇拜者们多是冷静理性的现实主义者。”[15]但是，黑格尔关于理想注定会变成现实，思维可以转化为存在，并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运用辩证思维方法解决思维与存在、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思想1，在引发俄罗斯的西方主义思想家产生改变俄罗斯现实的渴望，激发民粹主义者们从政治、哲学层面上接受了黑格尔主义，从而先是保守解读2继而是激进反映3的同时，也对斯拉夫主义者产生了影响。斯拉夫主义者们因强调俄罗斯历史、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而似乎无关于黑格尔哲学，但他们用以论证俄罗斯独特发展道路的理论根据却与黑格尔哲学的“绝对精神”难逃干系。因为，他们正是吸取了黑格尔哲学认为“绝对精神”的发展体现在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中，而每一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脱离世界历史，都是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观点，从而论证俄罗斯历史、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存在、发展的合理性、正当性，以至与斯拉夫主义如影随形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同样没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纠缠”。例如，索洛维约夫关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统一”的“完整知识”理论，尽管是揭示西方哲学“把人仅仅作为认识主体，同时把人之外的世界作为认识客体”[13]（P118）的片面性，但通过这种揭示，索洛维约夫却看到西方哲学仅仅具有理论性质，只包括认识主体所提出的“实有”而缺乏实践主体的“应有”；看到作为西方哲学巨擘的黑格尔，其“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因没有“任何应有的东西”而无法通过个人活动实现真理和善良，因此将黑格尔限于理性的实践改造功能转化为通过“意志”来克服知与性、思想与现实的实践改造功能。

综上可见，西方哲学中诸如人格、个体、自由、主体等观念，在启发近代以来的俄罗斯思想家们思考民族特殊性与人类普遍性、社会发展道路的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等问题中，对近代俄罗斯哲学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种影响甚至绵延贯穿到整个20世纪俄罗斯哲学的历史中。

参 考 文 献

[1] C.C.霍鲁日. 俄国哲学的产生，张百春译[J]. 俄罗斯文艺，2010，（1）.

[2] 索洛维约夫. 俄罗斯与欧洲，徐凤林译[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 М.Р.泽齐娜，Л.В.科什曼，В.С.舒利金. 俄罗斯文化史，刘文飞，苏玲译[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徐凤林. 索洛维约夫哲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 Н.О.洛斯基. 俄国哲学史，贾泽林等译[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6] 别尔嘉耶夫. 自由的哲学，董友译[M].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7] 张百春. 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J]. 哲学动态，2006，（11）.

[8] 别尔嘉耶夫. 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M]. 北京：三联书店，1995.

[9]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 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10]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 论人的奴役与自由，张百春译[M]. 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

[11] 全增嘏. 西方哲学史，下册[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2] 夏银平. 漂泊者的俄国之根欧洲之源：俄国民粹主义的理论渊源探析[J]. 社会科学家，2006，（3）.

[13] 徐凤林. 俄罗斯宗教哲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第5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哲学;教育技术;教育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0)02―0017―04

一 教育技术要不要走向哲学

在一般公众看来,教育技术就是计算机、电视、投影等具体的工具。在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的眼里,教育技术学是一门技术学层次的应用性学科。作为工具性的、应用性的、而且所面对的都是实践活动的、所涉及到的主要是操作性工作的教育技术,有必要走向哲学吗?

只要我们环顾四周,看看其他学科的状况,问题也许就不会变得那么唐突。在科学离开哲学的母体许多年后,竟然产生了科学哲学。当技术在社会中获得广泛的使用并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时候,一些深刻的思想家们开始反思技术的应用问题,于是诞生了技术哲学。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了文化哲学、政治哲学、语言哲学、数学哲学甚至信息哲学、网络哲学。更近一点,高等教育学领域里已经产生了高等教育哲学,课程与教学论领域里面也生长出了课程哲学、教学哲学。

毕竟类比和联想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他学科都产生了相应的哲学,并不能有力地说明教育技术领域也必须产生教育技术哲学。问题的根本还在教育技术自身。“教育技术作为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如果长期不能建构较有说服力和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不注重自身的理论建设,就不可能对教育技术的理论和实践进行辩证的、本质的思考,也就不可能充分发挥教育技术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甚至有可能走向理论上的虚无主义道路。”[1]这是教育技术研究者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质问,也是对教育技术走向哲学的热烈期盼。

教育技术是教育中的一种技术、一种工艺,可它也需要形而上的思索,需要哲学的关照。这种思索也应当能使教育技术多一些深刻,少一些肤浅,多几分目的性,少几分盲目性。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虽然在理论上我们认可“教育技术学既是一门科学学科,又是一种技术学科。”[3]可事实上教育技术学被普遍认为是技术学科,很少有人把教育技术学作为科学学科来对待。因为教育技术学没有能够建构出一套科学的基本理论体系,甚至缺乏深度的理论研究。在这种尴尬的情形下,教育技术学如果想让自己更像是科学或者更接近科学,甚至还想站在科学高峰的话,那就一刻也不能没有作为理论思维最高层次的哲学思维。

二 教育技术如何走向哲学

教育技术是有必要走向哲学的,可是,教育技术通过什么样的道路走向哲学呢?技术哲学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一个是作为部门哲学、哲学的分支学科、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传统、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前者从属于一种或几种哲学传统和哲学纲领,后者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纲领”[4]教育哲学亦然。“教育哲学是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的基本问题,或将教育的基本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进行分析的一门理论学科。”[5]显然,教育技术同样可以通过两条道路来走向哲学,即存在两种教育技术哲学。一种是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作为一般哲学关注的特殊领域,即运用一般哲学原理去探讨教育技术的基本问题;另一种是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视角、哲学眼光,即把教育技术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前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可以称之为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后一种思维方式形成的教育技术哲学则可以称之为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1 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

哲学对于体系的热衷使它很容易以演绎的面貌出现,但这似乎是哲学的本性。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就是一种演绎的哲学,它往往从属于某种既有的哲学传统,其任务就是在某种哲学纲领下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工作,目标是建立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哲学的应用学科,其研究问题是哲学研究问题在教育技术研究领域应用的具体表现。”[6]这其实就是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它的形成得既益于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更需要在一般哲学的关照下构建自己的体系。

2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

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不是从某种或几种哲学传统中演绎出教育技术哲学体系,而是通过哲学反思和批判从教育技术内部生长出教育技术哲学。黑格尔十分清晰地指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7] “反思以思想的本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8]近百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提供了无数的观念和思想,这些作为“后天事实”的观念和思想是教育技术哲学产生的土壤。从这个视角看,作为哲学纲领的教育技术哲学是对教育技术的思维着的考察,是对现有的教育技术思想、观念和理论及其前提的哲学反思和追问,最终形成自身的哲学纲领。

三 教育技术哲学的内容框架

本文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作为部门哲学的教育技术哲学,即体系化的教育技术哲学。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还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9]也有学者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问题基本上包括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价值论问题以及基于上述二者的实践论问题。[10] 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是内在于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的研究之中的,因而没有必要单独讨论教育技术哲学的认识论问题。借鉴一般哲学的体系,并结合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应该包括本体论、价值论、知识论和实践论等个四部分的内容。

1 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

传统的本体论是一种关于超验性的“存在”的理论,所研究的存在指的是超越经验的对象,它力图从一种永恒不变的“实体”出发来理解和把握事物的本质,并赋予这种本质以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这种传统的本体论因为其追求绝对不变的“实体”而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的反对。然而,哲学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学问,又不可能不追问和回答本体论问题。如果不能用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来考察教育技术的本质,那么应该从哪些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论问题呢?

(1)从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教育技术的本质不能仅仅从教育技术自身去找,不可能存在一个孤立的、与人的世界相分离的教育技术。有研究者指出,“教育技术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教育技术而是人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把主体同教育技术的‘关系’作为对象进行‘反思’、‘审视’、‘思辩’。” [11]也有人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的本体论所要探讨的是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问题,在两者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可以得出教育技术产生的必然性及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看出教育技术的本质。”[12]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的。从教育技术与人的关系、教育技术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与技术的关系来探究教育技术的本质,进而把握教育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的基本视角。其实,也只有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中才能看清楚教育技术的复杂本质。

(2)从实践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3]这就涉及到了认识论问题。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首要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超越旧哲学的独特魅力所在。在认识论上,我们也要坚持把实践的观念作为教育技术本体论研究的首要观点。在以往的关于教育技术本质的研究中,要么脱离丰富的教育技术实践去讨论教育技术的定义和范畴,要么进行纯粹概念式的学术论争。我们要抛弃这种认识方式,从教育技术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教育技术的本质,而且把教育技术作为人的一种主体性活动去理解。

(3)从生成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传统的本体论认为,本体就是终极的存在、初始的存在。这种本体成了一种预设的、固有的、永恒不变的原点,整个哲学内容和理论体系就是由此展开而来。然而,教育技术的本质是固有的、预设的吗?是永恒不变的吗?整个教育技术理论体系是由这个不变的、固有的本体演绎出来的吗?马克思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14]整个教育技术的世界和历史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也随着人的超越本性而不断超越着、不断变化着。所以,我们需要寻找教育技术的本质,但要反对给教育技术找一个绝对抽象的、静止不变的唯一的本质。教育技术的本质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历史之中,存在于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之中。

(4)从“人”的角度来研究教育技术本体问题

我国哲学家高清海先生认为“‘人是哲学的奥秘’,只有抓住人,从对人,人的本性、人的历史发展的理解中,才能揭开、解开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15] 具有国际性影响的技术哲学家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指出:“如果我们不能深入洞察人的本质,就不可能理解技术在人类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16]因此,我们不可能站在人的世界之外来看待教育技术,来研究教育技术的本体问题。一方面,教育技术的价值指向就是人的发展,具体说就是学生的发展,教育技术是为学生的发展而存在的;另一方面,教育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体现,凝聚了人的超越本性和创造本性。不从人的角度去理解,或不能正确地理解人,我们就不可能揭开、解开教育技术哲学理论中的一切秘密,也不可能深入洞察教育技术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

2 教育技术哲学的价值论

如果说本体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根基,那么价值论就是教育技术哲学的核心。教育技术的价值体现在哪里?教育技术在何种程度上提高了教育的效率和效果?教育技术与人的发展是什么关系?教育技术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指的是什么?教育技术应用中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是怎么回事?这是从整体上对教育技术的价值询问。而在所有的这些问题中,教育技术如何促进人的全面而自由地发展在教育技术价值论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

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有正面的影响,也肯定会有负面的作用。有不少教师因为教育技术的负面功效而排斥教育技术,甚至反对在教育中使用教育技术,他们认为教育技术的应用引起了教育和人的异化。可是马克思在论述工业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时候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尽管以异化的形式――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本学的自然界”[17]教育显然不是物质生产,但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却类似于自然界与工业的关系。真正的、人本学的教育也离不开教育技术的应用。因为教育技术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手段,是人的本质力量在教育活动中的展开和确证。教育技术哲学需要关心和回答的是如何克服这种异化,实现教育技术本质和价值的真正回归。

人们往往过分关注教育技术的应用价值,而忽略了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在技术哲学领域,已经有很多学者在关注着技术美学问题。其实,这一点也不令人奇怪,因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8]审美是人的天性,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教育技术一方面作为人的创造物,另一方面也是教育使人作为人而成为人的实现工具,难道不也应该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吗?教育技术哲学作为对教育技术实践的形上关怀,肯定要探讨教育技术的美学价值,从而揭示出教育技术中的“美的规律”。

AECT新定义把教育技术界定为“通过创造、使用、管理适当的技术过程和资源,促进学习和改善绩效的研究与符合道德规范的实践”[19]这个定义明确提出了教育技术的道德规范问题。那么,教育技术实践如何符合道德规范?教育技术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关系涉及到哪些方面?教育技术实践中的道德如何评价?教育技术对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能起什么作用?这些都是教育技术价值论所需要探讨的伦理学问题。

3 教育技术哲学的知识论

知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是哲学研究的经典主题之一。在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对教育技术知识论进行了探讨,他们认为教育技术哲学知识论涉及四个方面的知识:“科学技术哲学知识、教育学知识、教育技术知识和媒体技术知识。”[20]这其实是对知识论的误解,知识论不是研究具体知识的学问。“哲学家们对知识的研究不是从知识的获得过程和知识的最终形式上探究其中的思维活动内容,而主要是研究知识的基本性质、知识成为可能的条件以及知识表达的形式与世界之间的关系。”[21]显然,上述四种知识分别是由科学技术学、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媒体技术论去研究和发现的,怎么会是哲学层面的教育技术知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呢?

教育技术知识论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教育技术有知识吗?教育技术知识的基本性质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形成的条件是什么?衡量教育技术知识的标准是什么?教育技术知识的表征方式是什么?

杨开城在其论文《论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及其贫困》中指出:“说这种教育技术学(技术应用主义的教育技术学――笔者注)是贫困的,是因为它毫无知识生产能力。”[22]并进而指出教育技术内容中的元研究信息、事实性信息、指示性信息、规范性信息都不是教育技术知识的范畴。这就进入知识论层面的讨论了,涉及到什么是教育技术知识的问题,也涉及到教育技术知识的条件和标准问题。毫无疑问,知识论是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将为教育技术学的科学化提供知识学方面的证明。

4 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

教育技术是因为其强烈的实践价值取向而获得自身的合法身份的。教育技术之所以被当作现代教育改革的制高点和突破口,也是基于教育技术忠实的实践取向和对整个教育系统的推动作用。作为促进人类学习的教育技术,它的实践领域是广泛的,而且形式丰富多样。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并不直接研究这些丰富具体的教育技术实践活动,而是把教育技术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研究的主题涉及教育技术实践和其它社会实践之间有什么异同?哪些活动属于教育技术实践的范畴?教育技术实践中的主体是谁,客体是什么?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的关系是什么?什么是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等方面。概括地讲,教育技术实践论的研究内容应该包括教育技术实践的本质、教育技术实践的特征、教育技术实践的分类、教育技术实践的内在结构、教育技术实践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教育技术实践与教育技术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技术实践观等等。

目前我国的教育领域开展了几项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教育技术实践活动,比如中小学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农村远程教育工程等。这些都是教育技术实践的标志性工程,可是,它们的效益和效果已经遭到了各种质疑。教育技术哲学的实践论需要反思和回答的是:是不是教育技术的实践观出了问题而导致行动结果的偏差?并进而探讨如何树立科学的教育技术实践观。

四 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

“形而上学,整个哲学,是概括在方法里面的。”[23]对于教育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论问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将决定教育技术哲学所能达到的深度和高度,也决定了教育技术哲学的个性。

我们的基本方法论应该是“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24]也就是说,我们从教育技术实践本身来说明教育技术的理论,来对教育技术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考察,而不是像我们通常所做的那样,用在理性王国里构建出来的理论去评判和剪裁活生生的教育技术现实。因此,在方法论上,我们应该坚持:①把研究教育技术哲学与教育技术实践结合起来,并把前者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②把教育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集中在现有的教育技术理论与教育技术实践的关系上,通过对现有理论和实践的批判来实现教育技术哲学对教育技术实践的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功能,从而实现教育技术实践的先在性、基础性与教育技术哲学的批判性、超越性的内在统一;③要从教育技术实践的发展来说明教育技术哲学的进化,来评判、检验、修正和发展教育技术哲学。

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了一般哲学研究的归纳与演绎、抽象与具体、分析与综合、逻辑与历史等方法外,还应当充分吸收分析哲学、结构主义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等现代哲学流派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教育技术哲学。同时,我们还可以借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尤其是复杂性系统科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利用耗散结构、协同学、分形、混沌以及超循环论等非线性科学思维方式,为教育技术哲学提供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从而创造出更加深刻、更加独到的教育技术哲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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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65.

Educational Technology Research from Philosophical Viewpoints

DENG Xiao-hua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第6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哲学教学；声乐教育；相互融合

声乐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基本意识形态，是对生活现象的一种独特表现方式，声乐是在人基本情感下产生的，人的思想感情是声乐教育的基础条件与核心内容，展现着具体社会的发展形态与特征，反应社会的道德价值观与素养，哲学当中有具体的声乐教育理念，长期都在不断探索与创新，使教育体系更加完善。想要更好地促进声乐哲学教育的发展，就要实现马列主义对其教育思想的指导目标，根据马列主义思想观念与方法，对教育做出全面详细的经验总结，并能将其进行分类、整理、融合，完善，提高基础知识理论层次与价值，以科学发展观进行哲学声乐教育，能有效规范教学过程中的相关行为，从而保持声乐教育在正确的道路上发展。

一、声乐教育的审美哲学

声乐审美哲学教育核心是情感教学，它重视声乐的价值，强调的是教育的创新思维，在教育过程中，审美教育的具体行为活动，要加强情感与心灵上的沟通，这对于审美力的提升至关重要。音乐本身就是在一定的情感作用下产生，赋予音乐不同的思想。目前，我国各院校的声乐教育仍然处在传授基础音乐理论知识的层面，教育观念比较传统封闭，在教育方法中，整体比较僵硬，知识的传授度不高、形式也不灵活多变，对于这种现状，相关院校的声乐教育在融合哲学思想时，要全面打破当前单一的教学模式与知识枯燥、僵硬的教学方式，应加强情感教育、情绪渗入、思想价值观念引导，以及强化知识技能等，开展综合性教学工作。声乐的审美哲学教育的特点是人的思想感情与内心情绪的统一，将审美哲学理念运用到声乐教育中，能使原本领悟性音乐向情感审美方向靠拢，并在教学过程中，创新教学模式，师生之间共同将自我情感投入到声乐实践中，体现声乐教育中的哲学审美特征。

二、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

多样性的哲学文化声乐教育，对学生的自我认知、自我肯定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也能推动声乐教育的文化哲学发展。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中，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学、文明学、精神理论等内容，也正是这些内容构成了完整的声乐文化哲学教育体系，体现出人文精神以及文化的重要地位、价值。在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声乐教育的多元性文化也随之不断在发展进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为现代社会积累了独特的、永久的、无价的、自然的音乐艺术形式，充分展现了民族音乐的艺术魅力、个味与风韵内涵。但在当前声乐教育体系中，教学越发透明化，会明显发现教学已经全部倾向于西方文化，无论是教学观念还是内容及模式，都已越来越开放，这种态势并不是什么值得乐观的现象，声乐教育在与文化哲学进行融合时，强调教育模式的多元性，学校也应积极拓展教学格局与教学内容，重点培养学生对国际音乐的理解，构建全球音乐整合体系，对不同国家、不同表现形式、不同种类的音乐，运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加以解释。学校要充分将哲学中统筹兼顾与多样性的思想应用到教学当中，全面培养师生对多样性音乐的乐感，制定多元化的教学方案，丰富教学内容，拓宽学生音乐领域及视野，从哲学文化的多元角度出发，在对民族音乐全面掌握理解的前提下，帮助学生提高国际声乐互动能力，让学生掌握不同声乐文化的本质与规律。

三、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

声乐教育的实践哲学完全脱离了审美哲学与文化哲学教育的限制，将哲学实践当中的社会教育观念融合到声乐教育当中，能进一步推动声乐教育的发展，声乐实践哲学教育注重的是创作、创新能力，体现声乐的内涵与价值，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当前声乐教育来说，很多声乐教师比较注重培养学生的技能，忽视了其他艺术素养及能力的训练，教学目光较为短浅，关注并重视学生现阶段的整体成绩与综合表现，这种教学模式是大部分院校声乐教育普遍存在的现象，完全违背了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根本宗旨，与其观念背道而驰，声乐教师必须要转变这种不利现状，让声乐教育整体满意认可，才能真正实现声乐实践哲学教育的开放性与多元化发展目标。因此，声乐教师不仅要在声乐的审美基础融入文化哲学教育，同时还要在声乐的创作上，强化实践哲学教育，充分注重学生主观感受与实践过程的体验，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应用型专业声乐人才。

参考文献：

[1]陈玲俐.音乐教育哲学在高校教学实践中的多维视角[J].艺术教育，2014,(07):26-27

第7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蒙田的怀疑论是对古代怀疑论思想的“恢复”或“复兴”，但与古代怀疑论性质不同。蒙田的怀疑论是摧毁中世纪经院哲学精神统治的有力武器;它导致了近代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标志的哲学革命;它对人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人及其理性的颂扬一起完善了人类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分析蒙田怀疑论的个性特征，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哲学理论的创新，是从突破旧观念、解放思想开始的。蒙田的怀疑论作为中世纪哲学和近代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之间的一个逻辑环节，所起的正是这种作用。分析蒙田怀疑论的个性特征，对于我们正确把握西方哲学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价值。

蒙田(1533- 1592年)是文艺复兴晚期的法国人文主义哲学家。在文艺复兴这个特定的时期，一切进步的思想家都有这样或那样形式的怀疑思想，蒙田只是人文主义怀疑思想的代表人物。蒙田没有专门的哲学著作，他的哲学思想和其政治、宗教等思想一样，均出现在他以文学的方式写成的三卷本《尝试集》中。他不是一位有系统理论的哲学家，也没有创建新的哲学体系，他的怀疑论思想只是对古代怀疑论思想的“恢复”或“复兴”。

哲学概念的怀疑论是指以克服独断论为目的，以人类在一定时期所得到的认识为反思对象，以人类特有的思辩为基础而形成的怀疑客观存在和获得客观真理的可能性的学说。这一学说在古代哲学家皮浪和塞克斯都·恩披里可那里能够找到依据。日耳曼的“蛮族”人侵，摧毁了古希腊罗马的一切文化，包括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接着是宗教神学长达 1000年的精神独裁。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在各个领域里对宗教神学、经院哲学和各种旧的传统观念开展了无情的批判和斗争，他们特别重视继承和利用在中世纪遭到摧残的古希腊罗马的“世俗文化”，作为反对封建神学的思想武器。蒙田也就成了近代最先全面恢复古代怀疑论观念的哲学家。

蒙田怀疑论的基本依据是：人本身的不确定性。在他看来，“人是一个异常不足道的、变化无常和动摇不定的创造物，关于人找到确定不变的判断是困难的”。这样，人就不可能得到关于自己和关于事物的绝对确定的、永恒不变的知识;感觉会是虚假的，感觉会欺骗我们。由于感觉不是绝对可靠的，在这种感觉基础上形成的理性认识也不是绝对可靠的。因此，就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的性质来说，对任何事情予以确定，是愚蠢的表现。这样，人并没有绝对可靠的知识;一切事物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他说:“就是没有永恒的存在，我们的存在是如此，万物的存在亦是如此。我们，及我们的判断和所有其他生灵，都在不断的滚动、转变中逝去。因此没有任何东西是屹立不变的，而我们和存在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既然事物是变化的，我们人关于事物的知识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任何自诩为达到绝对不变的知识的人，是一种无知的傲慢;知识同认识者是相联系着的，因而人们的知识也是多种多样的。对于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时间里，可以有不同的认识。这样，知识不但是不确定的，而且也不能以一种认识作为人必须接受的统一的知识。“我们试图从事件的相似引出推论是不确定的，因为事件总是不相似的”，“对于同一事物两个人不能作出一样的判断;不但在不同的人那里，而且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里，找到两个完全一致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在关于人们认识的差别性和一致性问题上，蒙田强调差别性，却否定了共同性。在他那里，认识完全个人化了，认识的差别性成了人们彼此之间的共同认识的障碍。

实际上，蒙田的怀疑论在古代怀疑论的基础上，并没有提出更多的、更有说服力的新论据，他的怀疑论的个性特征不在于此，而在于它与众不同的历史作用上。如果说其他的怀疑论破坏了人们的信念，使人不相信其理性有依据科学发展、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对科学发展构成了威胁，那么蒙田的怀疑主义则具有另一种性质:它是摧毁中世纪经院哲学精神统治的有力武器，导致了近代以经验论和唯理论为标志的哲学革命，对人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批判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人及其理性的颂扬一起完善了人类对自身的自我认识。因此，蒙田怀疑论的结论是有局限性的，但在文艺复兴那个特定的年代，它的实际意义却是非常积极的。

怀疑主义成为蒙田哲学的重要内容，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他一头钻进了那座塔楼，在与世隔绝的背景下经历了他的所谓“怀疑危机”。他的怀疑思想的产生以及他敢于把他的怀疑主义的矛头指向经院哲学，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自然科学基础。

封建教会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和长达30年的法国宗教战争，是蒙田经历“怀疑危机”的重要原因。1378年继任教皇乌尔班六世是意大利人，而驻罗马的法国红衣主教们却另选克利门特七世为“对立教皇”，天主教会便陷人分裂。这两个教皇互相争夺管辖地区，互相开除教籍。由于异端势力逐步强大起来，教会感到内外交困，因而于1409年在意大利的比萨召开了宗教会议。这个会议开除了两个教皇的教籍，选出第三个教皇，即亚历山大五世。至此，天主教会成了三个教皇鼎立的局面，天主教会的丑态完全暴露了出来。教会内部的矛盾激化使教会及其所宣扬的宗教神学的权威受到了严重挑战，长达30 年的法国宗教战争则动摇了人们的信仰。所谓“宗教战争”，是天主教徒与加尔文教徒(新教徒)这两种势力的厮杀。16世纪30年代蒙田这一代人面临着一个尖锐的问题:对于基督教的两派— 天主教与新教何去何从? 新教徒怀疑传统的权威，而天主教徒则怀疑《圣经》的权威。蒙田在《尝试集》第二卷中指出:“就民众而言，一旦他们胆敢批判和谴责他们以前奉为神圣的那些观念，一旦他们看到自己的某些宗教条文受到怀疑，就会很快怀疑到其他信念的可靠性并且抛弃一切权威。”蒙田是一个天主教徒，但天主教的虚伪性、腐败性和残酷性已将自身的“神圣”外衣剥得精光;对思想的严厉禁锢，对异教徒的毫不宽容，绵延30余年之弥.的宗教战争，使法国人民长期处于苦难之中。蒙田亲身经历了这样的社会时代，这些刀砍不掉的事实使这位天主教徒过去那种宗教信仰不能不为之动摇。

蒙田敢于怀疑经院哲学，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动摇了神学世界观的根基。首先向天主教宣战的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它提出了地球并不是神意安排的宇宙中心，而是和其他天体一样都按力学规律运动的一个普通天体。科学革命中，与哥白尼齐名、被誉为这一革命的两大代表人物之一的就是比利时的解剖学家维萨里。他以自己的医学成就给了天主教致命的一击。维萨里通过解剖观察出:男人身上的肋骨与女人一样多;人体中没有永不毁坏的“复活骨”。这些见解否认了上帝用男人肋骨创造出女人的说法，驳斥了耶酥可以通过复活骨使死人复活的无稽之谈。近代自然科学的革命也是世界观的深刻革命，它在观念上导致了对正统神学宇宙观的怀疑。

封建社会内部孕育了它的对立物一资本主义。然而，封建教会却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鼎盛时期的封建教会，在经济上，拥有大量的土地，从事各种工商业、运输业和放债活动，征收“什一税”，教皇收人高于欧洲各国国王收人的总和政治上，教会拥有自己的法庭、监狱和武装力量，肆意镇压“异端”。在组织上，罗马教会建立了以教皇为首的高度集权的国际组织和严格的教阶制度，成为西欧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和最强大的支柱。在思想上，基督教神学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成为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效力，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实行了严酷的思想统治。教会这种万流归宗的特殊社会地位决定了它必然成为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众矢之的。与此同时，为基督教会的统治服务的经院哲学也就必然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反封建斗争的切人口。蒙田和其他人文主义思想家一道，向经院哲学开战。与哥白尼和布鲁诺那种仗义直言、大义凛然的战斗方式不同，蒙田的作战方式是用他那富于弹性的怀疑主义武器来动摇经院哲学和教会存在的根基。

蒙田的怀疑论怀疑任何知识的可靠性，而经院哲学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被教会说成是绝对的、终极的真理，它们不仅是人类智慧的最高标准，而且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所以，蒙田怀疑论的矛头直接指向就是经院哲学。蒙田宜布人类有权怀疑和不相信宗教权威。他认为经院哲学家们所说的话彼此抄来抄去，尽是些胡言乱语，这些东西的可靠性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盲目追随别人的人，追随不了什么，他得不到什么。此外，蒙田依据他的怀疑主义原则，否定灵魂不朽、神造奇迹等天主教的传统观念。他认为，灵魂不朽找不到经验的或理性的根据，证明它的不朽是徒劳无益的。传统的天主教观念认为，奇迹是上帝首肯而超越自然法则之上的。蒙田则认为奇迹在认识论上也是没有根据的，“奇迹建立在我们对大自然的无知这一基础上，而不是大自然本身所固有的”。把奇怪的事称为奇迹以及那种奇怪的观念都含有某种群体的优越感。“我们看到野蛮人觉得奇怪，他们看到我们也同样觉得奇怪。”蒙田和其他人文主义者对经院哲学的批判，第一次冲破了宗教的、封建的藩篱，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神学的精神独裁，唤醒了人们的理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也要遵循着辩证法的这一规律:由于内外矛盾的作用，必然要经过由量变到质变再到新的量变的辩证过程，这样必然使整个哲学史的发展呈现为若干不同质的阶段。黑格尔曾把新旧两个阶段比喻为两种安定的状态，而把夹在中间的怀疑论哲学比喻为不安定的因素和环节。正是由于有这种因素，旧的平衡、稳定才能被打破，量的积累、渐进的过程才会中断，因而才会有新的发展阶段的出现。蒙田的怀疑论哲学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与近代的经验论、唯理论哲学之间，正是作为中间环节而起作用的。

欧洲哲学史家一般认为，经院哲学是西欧中世纪在查理曼帝国的宫廷学校、基督教的大修道院和主教管区的附属学校中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哲学。这些学校都是研究神学和哲学的中心，其教师和学者，被称为经院学家;他们的基督教神学被称为经院神学或经院哲学。作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经院哲学已经没有古希腊罗马哲学的那种“追求”或“探索”的进取精神，经院哲学本质上是神学唯心主义，它以上帝和《圣经》作为自己研究和论证的对象，排斥对自然界的研究，排斥实际知识。经院哲学的这种蒙昧主义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道路。

蒙田的怀疑论摧毁了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精神统治，中世纪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已不复存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厌恶神学领域的无谓争论而转人了对现实世界本身的研究。如何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问题，即认识论问题，便成为近代英国经验论和欧洲大陆唯理论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甚至是最主要的问题。弗兰西斯·培根把自己的主要哲学著作称作(新工具》，在他看来，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为人类认识自然、解释自然提供可靠的方法和工具。笛卡尔发表的第一部重要哲学著作叫作《方法谈》，他和培根一样，也把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看作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以为确定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洛克更是明确地把哲学宣布为认识论，他的《人类理智论》对人的认识能力、知识的起源、确实性、范围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探讨。近代其他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家也无不如是。近代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为了解决认识论问题进行了长达 200年的艰苦又有成效的探索，这种探索正是由蒙田破除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独断引发的。

第8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黑格尔；古代中国哲学；辩证法；西方中心主义；理性至上

中图分类号：B5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20）06-0022-05

17、18世纪时期，由于西方传教士的传播，使得中国文化大规模的被引进欧洲，并对欧洲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的哲学影响，这种影响在法国和德国较为明显。尤其在德国人文科学的影响上，张汝伦教授表示中国哲学的影响应该是放在首位的，中国哲学对德国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影响也是一直延续到当代。然而，中国哲学的处境在西方却经历了从积极肯定到全盘被否的转变。

1黑格尔时期的古代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

在了解黑格尔时期的古代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之前，有必要先对黑格尔之前受中国哲学影响的几位重要德国哲学家的看法进行简单梳理。黑格尔之所以对中国哲学感兴趣并且进行研究了解，同这些哲学家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

最早接触中国哲学思想的哲学家要属莱布尼茨，张汝伦教授称他是欧洲唯一一个真正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朱谦之先生表示，莱布尼茨著名的“单子论”，便是受了中国哲学的影响，因为中国人是以理为神，这与他的“二元算术”很是相合。根据朱谦之先生的说法，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的宋儒理学是持辩护态度，并且积极推崇的，而他的学生兼继承者沃尔夫也深受其影响，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引发了德国辩证法观念论的正统哲学，他们认为孔子就是一个辩证法、观念论者，观念论实际即是理性论。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其实是理性主义者，只是这种理性是为道德服务的，帮助一个人的道德水平达到更高尚的层面。可以说，这样的理解与古代中国哲学的特点是相符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开创者康德在早期著作时也多次表示受其老师沃尔夫以及莱布尼茨的影响，为此也很重视对中国哲学的研究。

然而，正是从康德开始，西方对中国哲学的态度开始发生转变。按理说，康德的哲学尤其注重伦理学应该同孔子的儒家学说相契合才是，然而康德却批判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德性的概念，也否定了莱布尼茨-沃尔夫时期对中国人是理性主义者的判断。中国哲学在西方的处境也因此不如先前，莱布尼茨-沃尔夫时期的赞赏态度一去不复返。谢林对古代中国哲学思想的了解应该是比较深的，他甚至可能读过原文翻译过来的资料，但他对中国哲学的态度也是否定的，哪怕费尔巴哈称“谢林的哲学……是移植到日耳曼土地上的古老的东方同一性①。”

到了黑格尔时期，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虽然也进行了许多的研究，但是态度已经发生了完全的改变，对中国哲学的否定更是达到了极致。即便如此，朱谦之先生说黑格尔“虽否定了东方主义，而实与东方思想有很多的接触，……他表面上虽批判中国，批判孔子，但其观念论辩证法一部分的来源，尚不可不求之于中国”。②尽管黑格尔将中国哲学批判得一无是处，实际上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却含有中国哲学思想，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同莱布尼茨时期发生的辩证法观念论的正统哲学一样受到中国哲学的影响，他所研究的中国资料也早已经被融入到了他的哲学中。

当然，黑格尔肯定不会这样认为，否则，中国哲学在黑格尔时期的处境就不会像是低到尘埃里，也不会遭到黑格尔的猛烈抨击，甚至还发出“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论断。这实在是对整个中国哲学思想的一刀切，直接全盘否定。赵敦华教授表示，西方所缔造的这个“古代中国无哲学”就像一道“魔咒”成为一个世界舆论，影响了西方，也深入到了中国学界。①直到现在，仍是为此争论不休，各持己见，至于中国究竟有无哲学？黑格尔为何要这样评价？这其实并不是由黑格尔自己说了算，而是由于他的哲学理解方式导致了他的论断。

2黑格尔对古代中国哲学的评断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庞大的，其中所包含的范围极其宽广。然而，这样一位宽宏伟大的哲学家却在对中国哲学的评价上显得严厉又苛刻。判定“古代中国无哲学”，根本的原因在于黑格尔的哲学理解方式完全与中国哲学相悖。

第一，黑格尔界定的哲学内涵注定他会说“古代中国无哲学”。黑格尔认为，“属于哲学的应是关于实体、普遍的东西、客观的东西的知识，——这种对象只要我思维它、发展它，它就保持其自身的客观性。”②当黑格尔用这样明确的界定来套用中国哲学时，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黑格尔在他的演讲中曾表达过东方人的实体极其不确定，也没有伦理和法律的客观规定。即便是有，黑格尔也不认为有什么用处，因为那是僵化的、静止的、不具有思维。因此，他说：“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③如此一来，整个东方哲学（自然也包含了中国哲学）都被黑格尔归到了宗教思想中，与哲学的关系撇得一清二楚。

第二，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决定了“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观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绝对少不了逻辑性和思辨性的，基于此，黑格尔对中国哲学从孔子、《易经》以及道家三部分进行了简单的评述。

首先，黑格尔将孔子的哲学界定为一本关于道德教训的书，类似《论语》这样的书，在他看来，就是一些伦常道德。至于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④黑格尔的这些话，用赵敦华教授的表达就是否定了中国哲学的存在。不仅如此，对于中国人而言，那也是极其难堪的，孔子是中国的圣人，地位能排到第一，孔子的儒家学说更是整个封建王朝的精神支柱，地位尤其坚固。在黑格尔这里，却显得一分不值，原因在于孔子的思想缺少思辨的色彩，不符合辩证法。然而，黑格尔却又称孔子是“世间的智者”。既是智者，那么智者的核心思想岂会如此不堪？古希腊的智者思想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可是不小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对孔子本人的评价也是心口不一，实际上，他从心底对孔子学说以及孔子本人都是嗤之以鼻、不以为然的。

其次，黑格尔对易经哲学的论述。他说：“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⑤比如，它记载了关于具有一些图形、符号之类的东西。而这些图形在黑格尔看来是极抽象的范畴，还达到了纯粹思想的意识，令人可惜的是，这样的思想并不深入，仅仅留在了最浅的层面上，虽然有具体的理智规定，但还没有达到概念具体化，因而也不具有思辨的思考。同样，关于符号的意义，黑格尔认为其从抽象过渡到物质的速度也太快，便显得空虚又难以捉摸，其实是浅薄的，并无益于思辨的哲学。因此，他表示从其中“找不到经过思想的必然性证明了的原则。”⑥事实上，缺少了思辨的思考，同孔子学说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算不得哲学的。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用易经来表达中国人的智慧后又进行批判，表面上似乎在称赞中国人的智慧，实则具有暗讽的意味，暗示中国人没有哲学，中国人的思想极其肤浅，根本够不上思辨哲学的标准。然而，黑格尔对《易经》里面应该叫做“爻”的代表形象的直线却错误的称为“卦”，“卦”其实指的是三爻图和六爻图。这种在《易经》中最基本的形象的称谓，黑格尔未能识别，要说他对《易经》有怎样深入的探究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因此，他對易经哲学的评说也是不完全真实的。

最后，黑格尔对道家学派也进行了简单的论述。他说：“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①“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②这样的评述，让我们似乎有种道家学派的思想同黑格尔的思想相共鸣了的感觉，既有理性，又有思辨，岂不正合黑格尔辩证法思想？黑格尔将“道”解释为理性，这个解释显得他对道家很是高看和肯定。但是，也可能黑格尔的这个解释只是因为他实在不知道要用什么词才更合适，只好用了理性，黑格尔是个理性至上者，而老子对“道”的解释的意蕴与理性较符合。道家学派认为“道”就是将“无”视为一切事物的起源、最后者、最高者。这样的解释使我们可以将世界的本原看作是“无”，一切开始于“无”，最后又归于“无”，这岂不正是黑格尔的哲学所要表达的理念？只不过这个“无”是“绝对精神”而已。但在黑格尔看来，“道”的概念却是最抽象、最无规定的，它只是一种否定，一种以肯定方式说出的否定。③看上去似乎对“道”的概念进行了确定的解释，实际上这个“无”本身就是不明确的，因此，黑格尔对道家哲学也是也不以为然，持否定态度的。尽管他称老子的《道德经》中有体现真正的思辨哲学，但因为道的概念过于抽象，不符合黑格尔的概念具体化。故而就像张汝伦教授说的，在黑格尔看来，道教与佛教其实都是虚无主义。

第三，黑格尔的理性至上主义和自由意识也判定了“古代中国无哲学”的结果。一方面，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一个运动着的概念体系，它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是从抽象到具体的概念展开过程而建构的。④在这个建构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辩证逻辑非常强，并且极具理性思维。黑格尔认为哲学就是探究关于理性的东西。在他看来，理性是“世界的灵魂，寓于世界之中，是世界的内在东西，是世界最固有、最深邃的本性，是世界的普遍的东西。”⑤理性是最高的，也是最普遍的，黑格尔认为存在即是合理。理性与存在的相互统一，产生了本体论的基础，服务于思辨逻辑，同时能够帮助黑格尔更好的追寻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是辩证法得以存立的根基。但是，中国的哲学体系建构却是完全与此背离的，中国哲学是以关系为开始，以伦常、道德为中心，始终与人相连在一起，教导人向善，但是并不注重思维的思考，而这种教导某种程度来说更像是一种教化，让你这样去行就好，甚至不用问为什么。所以，就算孔子的儒家学说占据了整个封建王朝，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却是“没有能力给思想创造一个范畴上规定了的王国。”⑥

另一方面，由于黑格尔将整个东方哲学解读为一种宗教观念，而宗教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并不具有个体化，虽是在普遍性的因素中，但缺乏自由。黑格尔认为，“人就是自由意志。”⑦在黑格尔的意识里，人们的生活不仅该具有普遍性，也应该拥有自由，这是最基本的权力，也是生活的原则。人如果只有普遍性而没有自由，那么主体是无法有自由意识的，也就无法有思维。然而，对于一个处在封建王朝一切由君王说了算的古代中国，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因此，黑格尔形容“在东方只是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在日尔曼人的生活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皆自由，这就是人作为人是自由的。”⑧缺少自由的中国哲学在他的眼中自然就称不上哲学了。

3黑格尔评价古代中国哲学的失误

前面我们已经探讨过黑格尔对于“古代中国无哲学”的评价，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哲学的理解方式。古代中国哲学并不是以实体为开端，也不重在逻辑思辨性，而是以关系为开始，注重天道、伦常等基本范畴。然而，当人们从关系、天道和伦常等基本范畴上敞开哲学大门时，黑格尔的论断就注定产生错误，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

首先，黑格尔哲学观的狭隘性以及局限性注定了他对中国哲学评判的失误。黑格尔的哲学重视辩证逻辑，重视概念具体化，重视思想的思辨性等，从而忽视了从世界存在关系上理解哲学的可能性。然而，从现今看来，关系更能反应世界真实变化的本原。中国哲学就是以关系为开始的，并不以讨论世界本原为目的，重在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人与天等之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故而“关系”范畴在如今这样一个呈现一体化趋势的社会里更能够帮助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的稳定，促进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以及达到更高的创新等等，具有非常积极的哲学意义。假如黑格尔能够将能他的哲学观放得更大更宽更细致，也许他对中国哲学的批判都不会出现了。

其次，黑格尔偏执的西方中心主义和理性至上主义的思想必然导致他对中国哲学的评判发生错误。黑格尔明言，“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①在他看来，古希腊的哲学才算是真正哲学的开始，中国哲学不过是一种思想。此外，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方式是绝对理性的，理性又是至上的。因此，黑格尔这种偏见的直接结果让黑格尔根本不会去深究中国哲学，更不会换种思维方式去理解中国哲学，反而在心底就已经自我暗示了结论。不单是黑格尔，整个西方界都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偏见，他们这种自我的优越性很难将其他民族尤其是东方哲学看在眼里。

最后，资料的匮乏也导致他对中国哲学的评判产生失误。根据黑格尔的文本得知，他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主要是集中在孔子、易经以及道家，并且关于这些部分的论述篇幅也不长，便简单的概括了整个中国哲学，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中国古代经典著作数不胜数，并不能单单通过孔子、易经或者老子学说就可以述说完整。黑格尔对于法家、墨家等思想都未曾提到，而宋明理学这类极具西方哲学思辨色彩的思想在黑格尔这里似乎也被忽略了。此外，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有限的了解资料更是翻译过来的二手资料，而不是原文资料，这并不符合研究哲学的严谨性，也不符合黑格尔自身对哲学的严谨性。

第9篇：道教哲学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哲学；生命艺术；李石岑；梁漱溟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哲学在汤一介先生眼里曾概括为以真(天与人)、善(知与行)、美(情与景)三个相关连的基本命题：“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及“普遍和谐观念”、“内在超越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理论体系。

事实上，这三个基本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在精神里是有机统一的。这里的划分依然是以西方知、意、情为标准的，是为方便理解的。然而我们要进一步追问：这三者的重要性是否是相等的?是否有某种精神在其间更能独特标明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性?

在我看来，中国哲学的精神必须放在更大的“文化”概念范围内来把握，而一旦我们把中国哲学置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视野中，即刻会发现和西方文化相比有许多的不同：西方重视宗教与科学，而中土文化则为艺术和道德精神所贯注(这一点唐君毅、吴森均有论述)。很显然，谈中国哲学，艺术非但少不了，甚而说是相比西方文化更能彰显民族精神的文化特质。所以，方东美以他诗哲相兼的气度成就了一个广大和谐的中国哲学体系(这在拙著《方东美与中西哲学》已有表述，此不赘述)。他说：“回顾中国哲学，在任何时代都要‘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以艺术的情操发展哲学智慧，成就哲学思想体系。”这就是说，中国哲学是一种艺术化的哲学。换言之，“情”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特质。无怪乎辜鸿铭在他不朽大著《中国人的精神》里也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表达为“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一种情感的或人类之爱的生活。”

我一直认为，比较文化哲学自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发端，方东美先生扬其绪，并筑就了一个迄今尚无法超越的比较文化哲学的理论体系。然而，从梁先生的生命哲学到方先生的生命哲学一美学的异峰突起，难道其间没有起承转合的思想逻辑环节么?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翻阅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哲学文献，发现有一个大哲学家完全被我们遗忘了，他就是李石岑。正是他，对梁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做了犀利的批评，并从生命艺术论的角度立论，建构了自己的比较文化哲学的模型，才使得后来方东美先生在他基础上更上一层楼，不仅仅从人生哲学，而是从“形而上”为切人点来阐发中国生命哲学和美学。由是，我们必须清理这一思想的逻辑递进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后来方东美、宗白华等以生命为本体的艺术哲学诸思想家的理论体系。

二、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论驳梁漱溟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李石岑洋洋四十万言的《人生哲学(卷上)》(1926年)详尽比较分析了西方、印度和中国的文化与哲学之后，提出了他自己的生命艺术论。他说：由是以观，科学、道德、宗教三者，都是抱着一个“生的无限”，都是做的“生的无限”的工作。我们可以作一种总括的说明。无论科学、道德和宗教，在第一镜，则皆为生的无限之希求。我们应该特别尊重这个境界。在第二境，则为达到第一境之方便之功利现象。我们应该不把它看做方便去努力。在第三境，则当更进一步，严加训练，把第二境第一境完全忘却，好像是先天的直接作用一般。于此，乃有科学、道德和宗教之威严。在第四境，则这种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更欲与第一境的“生”结合。凡对于过去的科学、过去的道德、过去的宗教而起一种反抗，其用意都是如此。所以“生的无限”，为人类最高的希求。艺术乃是这种希求比较的可以实现者。拿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相比较，便可以发现它们的成绩的优劣。虽然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但所用的方法完全不同；从方法一点，很可以识别它们的造就科学和艺术论，科学用知的方法，艺术则用直觉的方法；就道德和艺术论，道德用消极的方法，艺术则用积极的方法；就宗教和艺术论，宗教用超现实的方法，艺术则用现实的方法。虽然都是对于“生”的希求，但科学的境界是“求生”，探求生命的实质；道德的境界是“舍生”，抛弃生命的形体；宗教的境界是“永生”，想象生命的未来；似乎都没有提到生命全体。若艺术的境界便不如是，艺术既可以吸取生命的神髓，又可以促进生命之扩大，卡朋特所以极力提倡生命艺术，就出于这种见地。近代东西学术所以对于生命艺术，提倡之不遗余力，也就推原于此。现代的思想界，在西方若尼采、柏格森、詹姆士、卡朋特、莫理斯、爱伦凯(ellen key)之流，在东方若泰戈尔、厨川白树、岛村抱一之流，莫不看重艺术的思想，——尤其是生命艺术的思想，这是世界学术的一个大转机，我们将从此合十瞑目，顶礼世界未来的文化。

呜呼!八十年前李石岑就如此鲜明地表达了生命艺术观是世界未来文化之价值取向。只可惜他要申论的生命艺术观(《人生哲学》的下卷)虽然在南京第一中学讲演过，但终未出版。实属遗憾!即便如此，单从他的上卷已经可以略窥大致。

那么，让我们来检讨一下李先生是怎样从对梁漱溟先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驳中得出他上述结论的。

首先，李石岑认为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名称就不当，因为梁先生实际上是由东西哲学去观察东西文化，而不是像题目那样给人觉得是主张东西文化旁及东西哲学，论述上往往也是一家、一宗，并非和文化相兼相容。

    其次，梁先生的西方文化向前、印度文化向后、中国文化持中之说则更是牵强附会。在李先生看来：“无论西洋印度和中国，都只是朝前走的，不过走法不同，或者走的快慢不同。”况且，梁先生的三条路向立言也欠妥，“乃是按孔家哲学(不是中国文化全部也不是中国哲学全部)、佛家唯识(不是印度文化全部，也不是印度哲学全部)和西洋文化(不是西洋文化全体)立言”。

事实上，梁先生的三路向都是以“意欲”为骨架的。意欲只能是逼迫人类的行为朝前走，何以会有“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以及“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呢?因此，说孔子是调和持中之路经并不正确。如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实在都是“不待鼓而活动不易”(生生不息)。这能说是中国文化走不前不后的路向么?同样，说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向后要求”也是皮相之论!因为印度的出世思想其动机是出于“无生”；但“无生”的觉悟正可以利导且促进“生生”之机。这就是说因为它是要求我们作觉悟的幻生活，不作迷惘的幻生活，可说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又如何能不说是向前的呢?

第三，李石岑对梁漱溟的未来世界文化的三个态度 也不以为然。因为所谓要排斥印度态度，把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的态度，以及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的态度。这些观点皆建立在错误的向后、向前、持中的立论上。更何况梁先生的论述漏洞很多。就对印度的态度来说，他把“宗教”、“佛法”、“印度”混为一谈。然而，在李石岑看来，欧阳竞无的佛法非宗教非哲学的观点应该汲取。至于说对于西方文化全盘承受而又根本改过的态度则与理不通。李先生认为：“他这全盘的一受，又根本的一改，恰好弄成一个对销。”而就对“中国原来态度”来说，李石岑认为孔子的“原来态度”如成立，那也就是在他生前或死后不多的时候县花一现罢了。自然，梁漱溟的中国此刻“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不妨也该慢点言说。

既然梁漱溟以道德(中)、宗教(印)、科学(西)为文化哲学的评判基点，所开出的未来中国哲学应走路向的药方有错误，那么，李石岑给出的“世界未来的文化”(也包括中国哲学应该走的态度)蓝图又靠何基点来支撑呢?他说：由是以观，道德、宗教、科学三者，虽尽发展的能事，但非有艺术的陶冶，决不是以形成一种最大的文化。现代的文化，满装着功利的臭味，无论道德、宗教、科学，都是如此，世界未来的文化必从此转出一个新方向，必是由“到功利之路”，转出一个“到艺术之路”关于艺术思路的内容，且容本书下卷详为陈说，令试略言之。艺术以生命表现为唯一的天职；宇宙本是一个生命的大流，如果艺术能表现宇宙的生命，那便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而所谓道德、宗教和科学，本都是走的“生命表现”一条路，不过方法有不同，或者态度有不同。人类最高的希求，为生的无限；所谓生的无限，具有三个条件；一，生的本质；二，生的增进；三，生的持续。

不难看出，李石岑是将宇宙、生命和艺术(在方东美那里为灿溢的美感)视为三位一体的。这种观点催生了后来方东美的“诗化的哲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石岑以生命艺术观为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观点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建立在缜密的学理分析和论证基础上的。他谈到老子时说：“老子把‘自然，看作艺术的中心，于是又把艺术看作人生哲学的中心。老子对人生完全是一种艺术的看法。”“道家齐生死之说，都是从道上着眼，换句话说，都是从艺术上着眼，因为从艺术看生死，则生死不唯不足以生其欣戚，而生死反足以表扬其艺术。”“老子的人生观一切受成于道，听命于自然，是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便是老子艺术的人生哲学。”而在说到孔子时则说：“孔子一面催促人家觉悟，鼓励人家努力，好本着血统的关系去组织社会；一面又要想出一种调剂社会的方法，使人类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所谓生活，可以说就是情意生活；因为情意生活足以撼动生活的全体。而情意生活总含着一个要发泄的倾向，你就不让他发泄，它也终究会发泄出来的。不过情意生活尽量的发泄出来，就是‘诗’的作用，时时提防它，叫它不要胡乱的发泄出来，就是‘礼’的作用。这两种作用如果使用适当，就可以得到一个很圆满的生活，这便是孔子调剂社会的方法。”毫无疑问，李石岑在这里是把“礼”和“乐”看作儒家的基本精神，尤为突出了“情意生活”(艺术的生活)能撼动生活之全体的作用。李石岑甚而更进一步阐述“乐”和“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这样说道：“礼的作用在诗的作用之后。既已把诗和礼的功夫都做到了，才能谈到仁。因为情意生活有了圆满的发展，自然心气和平，可以达到快乐的境地。快乐的境地便是仁的境地了。(这无异于把“仁”解释成美的境界了!——引者注)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是第一步的工夫，礼是第二步的工夫，乐是最后一步的工夫。乐便是快乐，并不单指钟鼓那类乐器说，正是‘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意思。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可见乐就有这种快乐的境地。而这种境地只有仁者能够享受，‘所谓仁者不忧’，‘仁者寿’。如果不仁，就有乐也不乐了，所谓‘人而不仁，如乐何?’可见乐与仁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不仅如此，李石岑融贯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哲学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眼光。他并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之短见。恰恰是这样，他的生命艺术观开放地吸收了诸多西方哲学的许多新思想。如尼采、柏格森、席勒、卡朋特、詹姆士、杜威等。在李石岑接受某些西方主张生命艺术观的思想家观点时，也不免有些过激言论，这种言论多少轻视了中国固有的生命艺术价值。当然，这是一种矫枉过正的权益之论。例如他说：“尼采主张艺术即生活，生活之艺术化，艺术之生活化。谓人类就本性言之，既自为艺术家，又为艺术品。中国人则对于艺术从不甚了了。中国人心中只有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思想，而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思想。无论政治法律军事乃至宗教美术，莫不拿伦理观念做中心，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只有一种宗法社会下的伦理的生活，却从无表现生活高潮的艺术的生活。中国人的污秽丑陋，固非用艺术的精神不能救济，中国人的瘠弱、奄惫和可怜的安逸，更非用艺术的精神无法苏生。中国人只会沉醉于阿婆罗的梦幻观想里面，却不知更有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的世界，更不知从爵尼索斯的酣醉欢悦里面再淘出一个阿婆罗的世界来。所以中国人又非有一种艺术的陶冶不可。”

三、申论及其启示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境界哲学，不是西方的知识论哲学，这一点在学者似无太多争议。然而，把中国传统哲学家对人生境界的追求看作：由真一美一善(孔子)；由美一善一真(老子)；由真一善一美(庄子)这样的不同境界的追求和超越(如汤一介先生所说)，我疑心这观点是否能成立。这似乎有拼字游戏的味道。因为，这种观点虽然是按境界，而不是按知识问题来陈述三种哲学的表现所取的不同三种价值取向，但事实上在孔子、老子、庄子的哲学中并不存在这种价值递进的取向，这多少还是有点依西方学科规范按图索骥之嫌。经这样一处理，圆融在中国文化里的艺术精神(美)被分解成了一个单元。犹如从大海里经过科学处理提取的盐。已经离开了它生命母体，成了一个僵死的“物”。

倘若我们检视一下李石岑对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批评以及他提出的生命艺术论为未来世界文化的价值取向的理论。我们会发现：“生命艺术论”(美学)的的确确彰显了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又是西方文化所不可比较的。

那么，为什么李石岑不以道德、科学、宗教价值来统合中国文化(在李甚而指整个世界文化)的未来走向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道德、科学、宗教虽都是朝“生命的表现”路向走，然而“似乎都没有捉住生命全体”。它们各抓住了生命的某一面，如科学讲“求生”，道德讲“舍生”，宗教讲“永生”。唯有艺术才既吸取了生命的神髓(本能的直观)，又促进生命的扩大。如此说来，中国哲学最讲生命的表现。中文的“性”即指生命的性向，而西文的“性”则多以知识论的感性、知性、理性来诠释人性，

是科学的、逻辑的。反观中土生命之性是一种艺术的跃动，是情的蕴发，是“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

据此，我们从李石岑的生命艺术观得到几点启示：

其一，李石岑的“境界”论是独特的。他不是像某些哲学家解释的如同单列一条线向上超升的境界路线：如冯友兰的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四境)。李石岑是以“生命”为本体，把科学、道德、宗教、艺术视为价值纬度，层层超升。换言之，科学也好，道德也好，宗教也好，艺术也好，都有层层跃进的不同境界。只不过在方法上的不同，李石岑先生认为艺术之境的超越更符合生命的本质。最令人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第四境时，“先天的科学”、“先天的道德”、“先天的宗教”和最初都有的“生”(第一境)结合而有一个逆向地反对“过去的道德”、“过去的科学”、“过去的宗教”。谁来统合?谁来与之对立，当然只有艺术。所以，李石岑虽然没有讲有“第五境”，但实际上这“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之矛盾(既对立又同一)就是第五境。我们应该记住，李先生讲这番话时是1926年。毫无疑问，以后的冯友兰、方东美、宗白华、唐君毅都吸取了他的这个“境界”的许多思想因子。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多以“价值”按单线上升路线来讲“境界”，未必优于李先生的这个说法。

其二，为什么李石岑把“未来世界文化”看做是生命艺术的一统天下。这有一个基本判断作为前提：即科学、道德、宗教在过去历史上都曾各领风骚，但发展至今天，宗教已不是原来的宗教，它要和艺术结合；科学也不是过去的科学，它也要和艺术结合；道德也如是说。并且，李石岑认为“生命的表现”是由“功利之路”到“艺术之路”的前进。拿艺术和道德、科学、宗教相比，艺术更加符合宇宙的生命精神，艺术以直觉把握，“那种直觉，可以看作生命一样，是日进不已的。宇宙生命，固然是不断的创造，但是直接的内的经验，也是不断的创造。”由此可知，李先生把生命、宇宙和艺术的创造视为一体化的。从前述也可以看出，他对老子的“自然”以及“宇宙”的理解，也是把它看作一件艺术品。并不限于我们讲的琴鼓乐器的艺术表现。对孔子的仁和乐作一而二、二而一的解释，这都表明他理解的艺术是有本体论意蕴的。

其三，李石岑一方面看到当今艺术和科学、道德、宗教的融合，另一方面，更看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并且，他在指出这些不同时是有价值取向的(指向生命艺术的表现)。如艺术与道德的价值比较，他说：“故道德为现实的，为规范的，艺术为直觉的，为浪漫的；道德重外的经验，艺术重内的经验；道德重群体之认识，艺术重个体之认识；道德有凝滞阻碍的倾向，艺术有活泼渗透的倾向。”再如他讲到艺术的真和科学的真之不同，他说：“由此可知直觉远优于思考，换言之，艺术之效力远优于知识之效力。是则艺术的真远优于知识的真矣。艺术的真之解释与评价，虽由美学上云见地而异，然艺术的真决非科学的真，换言之，非客观的真，乃一种之‘真’之感情也。艺术内容之对于哲学的人生的意义之要求，皆一种之真之要求也。美由真之补助，而美之价值乃益增；故美的真(aesthetische wahrheit)在艺术上有至高无上之位置也。”在谈到艺术和宗教时，他说：“从前说宗教是美的基本，现在不然；现在美是宗教的基本了。”凡此种种，都可以看出李石岑对未来世界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的厘定是经过反复比较作出的。

其四，李石岑不同意梁漱溟的“向前”、“往后”、“持中”三路说。主张只有一条“生命的表现”的路向。这个“生命”由本能使然。而就本能论，艺术家的直觉要胜于哲学家的直觉。他从柏格森的生命创化理论作申论，认为：“一为理智的或哲学的直觉(intellectual ormetaphysical intuition)，一为情绪的或艺术的直觉(emotunal or aesthetical intuition)。哲学的直觉，以个个之事物为对象，而基于概念；艺术的直觉，则基于情绪。然后者较前者更原始的，更为本质的，我辈无论何人，在或程度，皆可为此种直觉之享乐者；故尤可知艺术的直觉，近于本能之作用；本能不表现于直接动作，而表现于情绪时，斯为艺术。”这里，我们可以见出李石岑为何独独青睬艺术，因为艺术是“情”之所动，更由生命本能发动。诚如一般人认为中国哲学是境界哲学，这个“境界”，汤一介先生说得好：“所谓‘境界’就是一种对宇宙人生的觉悟和了解，这当然是纯主观上的，……至于能否在现实社会中实现那是另一回事。”由此推之，李先生所谓的生命艺术观之“境”(实为五境)说也是依着中国传统的这个路子走的。这个路子就是以直觉为主，对宇宙人生的看法也是以生命为观照的对象。由“情”而发，像艺术家眼里的宇宙万物皆是充满灿然生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