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的故事精选(九篇)

第1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读了《徐悲鸿学画的故事》这篇文章以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徐悲鸿的爱国情怀。让我想起了邓小平爷爷说地话：我是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徐悲鸿也是这样，他用自己的努力，也为中国争了一口气。文章主要写了徐悲鸿在外国留学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外国学生侮辱中国，徐悲鸿十分生气就与他比赛，看谁无能经过他的努力，他成为了着名的画家，为中国争了气。徐悲鸿的爱国精神体现在他的努力上，他每次去临摹名画，都是带着一块干面包和一壶水去的，一去就到闭馆时间才回来。自从国家被侮辱的那一刻起，他就下定决心为祖国争气，让我感受到了他的好品质。最终，在他的努力下，他完成了目标，给祖国争了光。这位伟大的爱国人物使我又想起了奥运冠军刘翔，他也是一位爱国的人物，在他受伤的情况下，还坚持跑步。在奥运会上，刘翔扭伤了脚，但他并没有放弃比赛，而是坚持地向前冲。即使他跌倒了，他也会用自己的那最后的力气爬起来，因为在他的行踪还有一个信念：我要为国争光。只要有这个信念在刘翔的心中，他就一定会爬起来的。他最终也是经过努力，得到了冠军，不仅自己争了光，也为祖国争了气。鲁迅先生说过：“惟有命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徐悲鸿也是这样，他的爱国精神永远记在了我的心里。我们也要想他一样，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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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至今，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不仅收藏于专门的徐悲鸿纪念馆，在全国各地大小博物馆以及私人藏家手中也有不少收藏。因此，对其作品进行深入研究，可以加深对徐悲鸿艺术风貌的认识，也对鉴赏和收藏徐悲鸿画作有所裨益。

本文以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两家文博机构所藏徐悲鸿画作为研究对象，以展现徐悲鸿艺术创作的一个侧面。

奔马：肩负使命的象征符号

徐悲鸿（1895～1953年），江苏宜兴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村家庭，父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书画家。自幼跟随父亲学习诗、书、画、印艺术，具有深厚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17岁时已成为宜兴远近闻名的小画家。

1918年，徐悲鸿在北京大学讲演《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时，曾经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入者融之。”此后，他即一直以此为原则，在中国画创作中坚持不懈地进行实践和探索。因此，“继守佳法，采融西画”就成为徐悲鸿一生艺术实践的方向与动力。

徐悲鸿所创作的作品中，以水墨奔马形象最为著名。他在青年时代即痴情于画马，20岁时所画骏马就得到当时著名画家高剑父的称赞，谓之“虽古之韩干无以过也”。他所画的骏马在用笔和结构上突破旧有框架，不再以传统的细致线条去勾勒，而是以大块的水墨酣畅淋漓地直接辅陈，速疾完成整个马匹的体态。

徐悲鸿所画的马大多昂首傲立，四肢修长，或立于猎猎疾风中，或驰骋于茫茫荒野上，鬣鬃飘逸，长尾翻卷，看拟信手拈来，却充满力量与动感，使马的形象蕴含着积极向上、催人振奋的感召力度，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典型符号，甚至成为现代中国画的一种象征性标志。

徐悲鸿的奔马作品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均有收藏，而且数量较多、品相较好，可以反映其高超的笔墨技法与精神风貌。

雄鸡、雄鹰：黎明前的报晓斗士

徐悲鸿自1919年留学欧洲，历经8年刻苦学习并游历西欧诸国，于1927年归国，担负起艺术创作和培育后辈的重要使命。他先后担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教授，北平艺专校长，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职。1933年起，他陆续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等国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加剧，中华民族处于危亡关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徐悲鸿积极投身抗战活动中，在香港、新加坡、印度等地区和国家举办义卖，努力宣传和支援抗日救国。

抗战期间，他创作了一系列著名的大型国画和油画，以激励广大民众坚韧不拔的毅力与抗战决心，如《九方皋》《奚我后》《田横五百士》《愚公移山》等画作，均成为讴歌和激发人民斗志的文化号角，成为那一时代最具典型意义的艺术作品。

徐悲鸿在抗战期间除了创作一些著名的人物群像作品外，还参用中西两种画法，创作了许多动物类绘画，如雄鸡、雄鹰以及雄狮等，借此唤醒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和勇气。这类作品在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亦有一定收藏，体现了那一时代的特殊历史背景。

喜鹊、春燕：迎接春天的使者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华民族迎来抗战的胜利。在这一过程中，徐悲鸿创作了一大批富有春天气息的作品，特别是以喜鹊、春燕、柳树、桃花等为主题的绘画，寓意象征胜利的春天即将到来。以此增强广大民众抗战的信心和意志。

传统绘画语言的运用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等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美术教育和全国美术事业发展工作中。他团结美术界广大著名人士，培养出许多后辈美术工作者，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为现代中国美术界的中坚力量，有的成为著名画家，对中国当代美术事业的传承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从流传至今的徐悲鸿传世作品看，其归国早期尚保持着较多的西式风格和用笔特征，至抗战时期以至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创作的许多绘画都具有更浓厚的中国传统特色，保持着更多的古代常见主题，连一些绘画的取景和构图也与古代绘画基本一致。只是，他在作品中所采用的笔墨技法和创作手段，已经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方的艺术元素，使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创新性。

由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所藏徐悲鸿作品来分析，其中有不少作品为典型的传统绘画题材，如松、竹、梅以及兰花、桃子等等；另有一些绘画为传统寓意的内容，如“猫蝶图”“松鹰图”“松鹤图”“春鸭图”等等，说明徐悲鸿有着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

当然，徐悲鸿创作的传统题材作品虽然主题、构图都是旧式的，但其用笔用色以及展示的精神风貌却是全新的，包含着许多西画用笔技法和对光、色、透视、构图方面的理解，这就使得其作品更加吸引观者的目光，同时也更具时代感。

注重写生素描

中国古代画家历来重视艺术的传承，对前人的优秀作品多加临摹和仿习。同时，许多画家在创作中认识到以自然为师的重要性，纷纷投身山水之间，以天地为师，妙化自然。但即使这样，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无法解决艺术创作中造型准确的问题，这也是长久以来国画作品中刻画人物、动植物缺少精准造型的根源。

徐悲鸿旅欧留学期间，接受了严格的西式绘画训练。他对西方绘画的造型能力感悟尤深，认识到写生素描是研究造型艺术规律与表现形式的本质语言。因此在归国之后，无论是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还是在学院里的教学中，他都视素描技法为绘画的基础，积极提倡和大力推广，以提高绘画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

正因为徐悲鸿具有高超的素描功底和写实能力，他所创作的人物肖像以及动物都十分逼真。如他早期创作的人物肖像《老妇》《抚猫人像》《远闻》《箫声》等，后来创作的《珍妮小姐画像》，以及诸如马、牛、雄鸡、喜鹊、狮、鹰、野猪等动物形象都极为传神，具有准确的造型和鲜活的个性。

从沈阳故宫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两馆所藏徐悲鸿的国画作品看，其中一些作品即体现出他深厚的西式素描功底，如动物造型十分准确，符合生物解剖学原理，连物体表面的光色差异，也通过笔触的变化而表现出来，反映了他精准扎实的艺术功力。

徐悲鸿一生创作的绘画作品，其数量可谓浩繁，其品质可谓精美，从而使他享誉近现代中国画坛。今天，我们探究其绘画的奥秘，自然离不开他留下的绘画作品，也离不开他继守传统佳法、采融西方艺术的创作之路。融中西文化、艺术为一体进行自己新的创造，这便是徐悲鸿先生的艺术风貌。

责编 李挺

1. 徐悲鸿等八人合绘《猫蝶花卉图》立轴

1931年作 纸本设色 纵134厘米

横67厘米

此画为徐悲鸿早年与友人合作所绘，共有八人执笔创作，其中徐悲鸿于画中绘一只黑白相间的花猫，倦伏呆立于巨石之上，其后有友人分绘的月季、夹竹桃、竹子、荼藤、野，空中有一只彩蝶翩翩起舞，寓意猫蝶（耄耋）共处，长寿百年，也反映出民国时期文化友人书画为伴的真情趣味。图左侧有一段长题：“辛未之夏，再游旧都，仲子邀余写猫，君方画夹竹桃，石冥作荼蘼（túmí），仲子缀竹石，羽仪补月季，而廖生白珩以蝶及蓝花，是成之集。未周年，廖生已逝，书此慨然。壬申之春，悲鸿题记。”款下钤“海燕楼”朱文腰圆印，图中右侧另钤“悲鸿”白文方印。

沈阳故宫藏

2. 徐悲鸿 《跃马图》 立轴

1946年作 纸本墨笔 纵100厘米 横63厘米

耸立的双耳，侧后而望的头颅，高高的曲颈，骠悍而充满流线型的身躯，腾奔的四蹄，以及飞扬飘逸的鬣鬃和长尾，熟悉的笔墨和绘画符号，典型的悲鸿式奔马，让观者赏心悦目，让识者仰止倾心。图右下角署款：“悲鸿，丙戌”，款下钤“东海王孙”白文长方印。

沈阳故宫藏

3. 徐悲鸿 《奔马图》

1935年作 纸本设色 纵79厘米

横110厘米

全图荒草茂繁，骏马驰骋。一匹烈马逆风疾驰，孤独前奔，其前蹄跃出，后蹄猛蹬，显示出一种力感；其身姿优美，鬣鬃飞扬，一派天然自由的气息。图上部侧后行书自题：“此去天涯将焉托，伤心竞爽亦徒然。柏威哥存念。乙亥危亡之际，悲鸿写于危巢。”款侧钤“东海王孙”白文方印。图右下角另有“真宰上许”朱文方印。

沈阳故宫藏

4. 徐悲鸿 《雄鸡竹图》 立轴

1943年作 纸本设色 纵111.4厘米横53.5厘米

画中将一雄鸡置于竹旁的岩石之上，雄鸡好似正要打鸣，鸡冠红色深沉。此幅作品笔墨洁净而工致，具有典型的徐氏风格与风貌。图右上侧题款：“宜之先生惠存，甲戌岁阑，悲鸿。”款下钤“悲鸿”白文方印。

辽宁省博物馆藏

5. 徐悲鸿 《松鹰图》 立轴

1943年 纸本设色 纵81.5厘米

横51厘米

此幅画作中间以古拙笔法画一棵松树横卧空中，枝叶疏朗，树干苍虬。枝干上端挺立一孤鹰，昂首回望，目光炯炯，一派傲视环宇的风范。雄鹰造型生动，鹰眼及尖喙、利爪极其传神。笔墨层次分明，浓淡相宜。图右上侧题款：“卅二年冬，悲鸿。”款下钤“徐”朱文小圆印。

沈阳故宫藏

6. 徐悲鸿 《飞鹰图》 立轴

纸本墨笔 纵85.7厘米 横29.4厘米 1943年作

该画构图巧妙，雄鹰展翅腾空，目光俯视，利爪张开，像是要准备捕抓猎物。下方的留白更是给观者无穷的想象。左下方落款：“三十二年秋.悲鸿”，款下钤朱文圆印一方，右下角还钤“一九五一年抗美援朝书画劳军纪念”朱文印一方。

辽宁省博物馆藏

7. 徐悲鸿 《柳鹊图》 立轴

1942年 纸本设色 纵105厘米

横54厘米

全幅画作绘随风舞动的柳枝，柳条密布，摇曳生姿，繁而不乱。其间飞翔的喜鹊一高一低，嘎嘎鸣叫。淡墨和浅绿色勾勒出春风轻拂的柔嫩柳枝，上下飞舞的喜鹊给人以新生的希望。款下钤“徐悲鸿”白文方印。

沈阳故宫藏

8. 徐悲鸿 《墨竹图》 立轴

1934年作 纸本水墨 纵149.6厘米 横53.2厘米

此图中竹叶仍是中国传统画法，而竹竿则是吸取了西画中的光影照射的视觉原理。左下落款：“静妻画竹，宜以佳幅归之。癸未始夏.悲鸿。”款后钤朱文方印“江南布衣”一方。

辽宁省博物馆藏

9. 徐悲鸿 《红叶四鹊图》 立轴

1942年作 纸本设色 纵89厘米 横35厘米

落款：“壬午岁阑，悲鸿”，款下钤一心形白文印“悲”。

辽宁省博物馆藏10. 徐悲鸿《幽兰图》 立轴

1944年作 纸本设色 纵80厘米 横33.8厘米

此幅兰草画作是少见的徐悲鸿纯中式的笔墨画法，基本上采用了中国古代传统的画兰之法。画下方款属：“宛在幽岩里，窈窕深谷中。众生贪扰攘，无复理芳容。甲申始夏，悲鸿。”钤印“徐”（朱文）“悲鸿”（朱文）“曾藏薛处”（白文）。

辽宁省博物馆藏

11. 徐悲鸿《野猪图》 立轴

1942年作 纸本水墨 纵111厘米

横43厘米

画中央以洗练的用笔绘一头生猛野猪，俯首弓背，四肢着力，獠牙外露，神情狰狞，一副横路搏命之相。此图用笔精准，着墨多变，浓淡相宜，虽未敷彩而光色丰富，不愧大家手笔。图左上侧署款：“君墨老兄命画，看去大似虚张声势，不易得也。壬午晚秋，悲鸿。”款下钤“悲鸿”朱文方印。

沈阳故宫藏

12. 徐悲鸿《芳草水牛图》 立轴

1942年作 纸本设色 纵56厘米

横47厘米

第3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一生都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么多北京的学生陪我过生日”，2月10日上午，在北京东城区金宝街一家据说与清朝内务府有关、具有宫廷风格的私家菜馆里，90岁的徐悲鸿夫人廖静文对11位前来为自己庆贺生日、均已超过八旬的徐悲鸿弟子们说。廖静文接过昔日的漂亮女学生现已是著名画家、雕塑家的白发老人们献上的鲜花后，坚持站着用近半个小时表达自己对老学生们的感情和对往事的沧桑感受。

今年春节刚过，著名画家、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原主任杨先让和著名画家周国瑾，便开始为廖静文90岁生日的事情忙碌。之前大年三十，杨先让应廖静文邀请带领全家到廖静文家里吃年夜饭。廖静文告诉他：“先让，过了今天我就90岁了。”杨先让知道廖静文是不喜欢过生日的，但他们要张罗一个“不要生日蛋糕和美酒，只要鲜花的小型聚会”。他说：“我们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来相聚的，是个小聚不是大聚，今天我们把师母的家人一位位都请来，我们这些老学生本来又是特别好的朋友和同学，我们一起来相聚，这是一次很温馨的家庭相聚”。

这次充满家庭温馨气氛的聚会被称为“怀恩之聚”。此前，83岁的杨先让专门带着两本厚厚的册页首先来到徐悲鸿纪念馆请廖静文题词。之后，到位于北京门头沟区戒台寺旁的同为徐悲鸿学生的著名画家侯一民、邓澍夫妇家里，请他们题写生日祝词，并商议聚会的名称。侯一民的祝词是“九曲风涛仰华巅一一静文师母九十岁华诞，后生相聚举樽共祝师母健康、事事顺心!”

周国瑾的朋友、安徽籍一位热爱艺术、做健康营养食品，叫吴勇的老板有幸支持了该活动，最后他得到了由所有参加该活动的艺术家题字和签名的一本册页。以作纪念。

怀恩之聚的理由

“我解释一下，我们这个聚会也不一定是庆生的，因为我们的师母不愿意庆生，所以我们没有蛋糕，只准备了一束鲜花。为什么叫做。‘怀恩’呢?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老师、院长――徐悲鸿，我们都是他招来的学生，徐院长最得意的学生就坐在这里。瞧，现在都老到这种程度了。我们的师母今年90岁高龄了，这90年多不容易呀，所以我们是抱着一种感恩的心情。”作为写过《徐悲鸿艺术历程与情感世界》一书的学生，杨先让现在还经常谈起在学生时代的一次学期期末评奖中，自己的一幅图案设计习作被评上奖，由徐悲鸿院长亲自颁发30万法币奖金的事情。在该书中，杨先让以艺术家的眼光对徐悲鸿艺术做过中肯评价，该书一直被廖静文所称道。她认为这本传记能够呈现徐悲鸿及其艺术的基本事实。

那天，陪廖静文来的是儿子――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学院院长徐庆平。杨先让介绍说，徐庆平刚从美国参加在丹佛美术馆举行的徐悲鸿画展回来。当年徐悲鸿最重要的一个心愿，就是去美国“新大陆”办展览。1941年，他在新加坡时已经得到了罗斯福夫人和林语堂的邀请，20多个装满作品的箱子已经办好手续正要出发。珍珠港事件爆发，新加坡面临陷落。徐悲鸿仓促离开了新加坡，那批作品都留在了新加坡。后来徐悲鸿的身体不好，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最好的一批作品及其藏品都毁在那里所引起的焦虑。从去年10月30日至今年1月29日，在徐悲鸿女儿徐芳芳的操办下，徐悲鸿综合性个人画展在美国丹佛美术馆展出，该展有一种了却徐悲鸿生前心愿的意味。杨先让表示，徐庆平刚从美国参加徐悲鸿作品研讨会回来，借着他回来召集聚会是一种庆祝，也是一种感恩。

廖静文在两本册页上的题词为：“往事依依，岁月如流，人生苦短，悲鸿逝世已59年。他的许多学生也先后凋零，而我也90岁了。现在还能见到侯一民、邓澍、李天祥、赵友萍、杨先让、张平良、张乃光、周国瑾、高潮、赵瑞英等备感欣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永葆艺术青春。”杨先让评价廖静文的一生是勇敢的一生，连徐悲鸿长女徐静斐都称继母廖静文“太伟大了”。1953年，徐悲鸿去世后，廖静文把家里全部钥匙送到文化部，把徐悲鸿所有作品及其藏品都捐给了国家，其中很多重要的画都写着“静妻留存”等字样，但她说那是不属于她的，是属于国家的。

“怀恩之聚”除了邀请廖静文子女外，还特意邀请了照顾廖静文的阿姨、秘书，意在“我们希望她健康长寿，希望她家庭愉快，希望子女能够做得更好”。“我们今天的相聚，就是这么一种感恩的心情。她的学生在北京有很多，也有很多认识师母的人，但我们不能召集那么多人，今天只是一个小型的聚会”，从杨先让的介绍里可以看出，学生们是在刻意营造一种家庭式的聚会氛围。

这个老太太大概有神经病

“1953年悲鸿死的时候，当时悲鸿是在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开会，我接到电话说他脑溢血。我赶到会议上，悲鸿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孩子为什么没有来。因为当时我走得很急，没有带上孩子。那时候庆平才6岁，女儿芳芳才5岁。悲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很不放心两个孩子，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孩子为什么没有来”，说到徐悲鸿的去世，廖静文历历如昨。

当时急救站的医生说，徐悲鸿的脉搏、呼吸都很正常，让他休息不要让他多说话，把他拿起来的笔和纸放下来。当时，根据主持人的意见，把徐悲鸿送到北京最好的有苏联专家的北京医院。救护车来了之后，没有等廖静文上车，车就开走了。因为没有那么多座位。当时廖静文坐另外一位领导的车赶到医院，但是不让她进门，说现在苏联专家在诊断。廖静文说：“那我就等着。等了大概半个小时，我就很着急，因为脑溢血是要抢救的，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后来我不管，问悲鸿在哪里，我就自己跑到那个房间去，看见苏联专家正在给他检查。我就跟他说，悲鸿没有别的毛病，就是高血压，赶快抢救吧。当时苏联专家很傲慢，他说治病是我的事，你不用管。他不听我的意见，很快悲鸿的病情就恶化了。恶化以后，悲鸿还意识清楚，后来可能脑溢血更厉害就去世了。我一直守在他身边，守了两天三夜，没有吃饭，也没有睡觉，一直看到悲鸿没有呼吸。悲鸿到最后两只眼睛都是睁着的，他不放心两个孩子，也不放心他的美术教育事业，因为当时他是中央美院的院长。”谈到凄惨的人生一幕，廖静文的沧桑语调击溃了在场几乎所有人的情感防线，现场一片肃穆，有人在抹眼泪、抽泣。

“当时我从医院回到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家的。家里就我和两个孩子，没有别的亲人，所以他们给我安眠药，安排中央美术学院的人来陪我，给我按摩，让我睡觉，睡着了我醒来又哭。那时候徐庆平陪着我睡，他学着大人的话，劝我说：‘妈妈，爸爸已经死了，你哭没有用，你不要哭了。’可是劝我的时候，他自己也哭了，那是很悲惨的。那时芳芳才5岁，她没有哥哥懂事，她一直问我：‘妈妈，爸爸死了还能活过来吗?’她希望爸爸有两条生命，死了还能活过来。这

是不可能的。悲鸿死去到我恢复理智的时候，我就把身上、家里所有的钥匙送到中央文化部去，交给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叫他们来接收所有悲鸿的作品以及收藏的作品，一共2000多幅。这样就由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文化部和全国美协3个单位派人到我们家来，接收悲鸿的作品1000多幅。悲鸿的唐、宋、元、明、清及近代藏画，包括齐白石等人的画也是1000多幅，都由他们清点拿走了。”

后来，对廖静文说：“你是不是离开这个家到外面去旅行一下，过些日子再回来”。廖静文说她不可能出去旅行，因为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廖静文说她的要求就是自己和徐悲鸿结婚的时候还在读大学，现在自己最想的是到大学读书。就安排廖静文到北京大学去读书。“以前我读的是美国人办的金陵女子大学化学系，是学理工的，但是和悲鸿结婚这么多年后，我的数学什么的都忘掉了。我说‘我不读理工了，我读文学系’，到了北京大学后我就读的是中国文学系。头两年，基础课程我都读了，而且参加了考试。读了两年后，因为孩子是请我娘家的亲戚照顾，一有病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赶紧跑回家，给他们请医生看病，或者送到医院去。我在北大也不安心读书，因为总是惦记两个小孩，但是我还是把北大的功课都读完了。从北大回来后，文化部就安排我在徐悲鸿纪念馆当馆长。那是1957年，我开始当徐悲鸿纪念馆馆长，一直到今天”。

当时因为正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财力不行，说，就拿徐悲鸿故居做纪念馆。廖静文就把徐悲鸿用她的名字给她买的房子的房契拿出来交给国家。廖静文说：“因为悲鸿身体不好，他知道自己一定在我之前去世，他怕我在他死后没有房子居住，所以用我的名字买了一所大房子，有4个四合院的大房子。这样故居就做了纪念馆。还写了一个牌子：悲鸿故居。现在这个牌子还留在徐悲鸿纪念馆。”

“”开始后，很多红卫兵造反，响应政府号召“破四旧”。“他们认为悲鸿的画和他的藏画都是‘四旧’，他们说这些画都应该一把火烧掉。当时红卫兵抓住我就打，审问我说：‘徐悲鸿出身很穷，他怎么有钱到国外去读书?’我说是国家派遣的。他们说不可能，派他到国外留学，他一定是特务，要我写徐悲鸿是特务。那我怎么能写他是特务呢?我要写他是特务，我就没有良心，因为悲鸿绝对不会是特务。他怎么出国的，我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坚决不写。红卫兵就打我，有一次把我打得昏迷了，昏迷了3次，就是到急救站去抢救都抢救不过来，最后就找医生做人工呼吸、打强心针，这样才抢救过来。然后他们把我关到一个小屋子里面。”

“当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没有一处好的地方，但是我想到红卫兵讲，这些东西都是‘四旧’，都要一把火烧掉，我就想着得赶陕抢救这些东西。所以我一个人在那个房子里，趴在床上，写了一封信给。他们当然不让我出去，我等徐庆平回来。那时他已经进入大学一年级了，住校，正好礼拜六回来。我就把信交给他，我说你把信送到国务院，交给，要他赶快来把这些画运走。因为我知道不可能见徐庆平，我说你把信交给国务院看门的。我在信上写了急件，还打了3个圈。庆平就去了，庆平说，能不能送给也不知道，我也心里没有底。第二天就派当时的警卫部队来把悲鸿的画和藏画都运走了，运到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所以今天我还要感谢总理，是他抢救了那些画。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捐献的画一张都没有少，都保存在徐悲鸿纪念馆里”，廖静文坚定而穿越时空的讲述，使在场的每一人都沉浸在历史的特定社会场景之中。

“”以后，知道廖静文被打得很厉害后，就派人把她接到中央办公厅的宿舍去住。“红卫兵找不到我，这样就躲过了红卫兵的打。所以我总是对人讲，我一生都忘不了总理，是他救了我，也是他保护了悲鸿那些作品”。后来，去世的时候，廖静文说她哭得很厉害，她说她不知道怎么去找，就到了天安门。那天风很大，廖静文在天安门广场走来走去，因为她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因为着急和在这之前并不知道病得那么厉害所产生的意外，廖静文在天安门广场突然吐了一口血――“鲜红的血吐出来。我一直感激总理，非常怀念他”。

前不久，廖静文到香港，在深圳等飞机的时候，买了两本记录生平的全集和老照片。她表示这两本书她一生都要留着。她后来出差到淮安――的家乡，专门去参观了故居和纪念馆。她买了最漂亮、最好的花篮。不管多贵都要做最漂亮的花篮。她带着最漂亮的花篮，献给故居及其纪念馆，因为她觉得自己没有别的方法报答，只能这样做。一直到今天，她心里都非常怀念。

在“”还没有完全结束时，廖静文就给和写信，要求恢复徐悲鸿纪念馆。批示，要负责办理。在批示的第二天，就派办公室主任来找到廖静文，决定再建徐悲鸿纪念馆。当时廖静文很感动，她说，“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老，才60来岁，很多事都是我跑，跑到北京市委催建筑材料。因为当时还不是经济社会，所有材料都是国家统筹分配，要国家拨材料，所以我要催材料，要去办一切手续。比如说，给我们的地方要搬迁30多户人家，那要拆迁房，我就去找房管局局长。我每天吃了早饭，就到房管局门口等着。等局长上班，我就要求他给我房子。这是一个例子，其他好多东西都是我自己跑。房管局的有些人说，这个老太太大概有神经病，每天这么早跑到这里站着等局长。其实我没有神经病，我非要这么做才能等到房子。我为盖新街口的徐悲鸿纪念馆跑了10年，才把房子盖起来。盖房子的时候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感激，也感激总理”。

“现在我们的国家经济情况好多了，觉得我们展览的地方太小了，许多悲鸿的作品和收藏都不能展出来，说这个房子要拆了重盖。因为北京的地皮很贵、我们的地方很小，国家拨给我们500平方米，盖4个大展室，原来的两层盖成四层，那样展室就会增加3倍。在我们旁边还给了1000多平方米，我们的办公楼也由两层改成四层，而且加宽了。新房子盖起来的话，我们的面积就很大了。大概旧馆今年4月要拆掉重盖，费用要将近一亿人民币，这都由国家出钱，所以我很高兴，也很感动。到新馆盖起来，我一定请大家参加新馆开幕式，那时候我会请大家吃饭、庆祝。”廖静文站着一口气讲了将近半个小时，中间杨先让和徐庆平多次请她坐下讲，她不同意。讲到眼下的状态，她的语气明显有些明朗而有力，有一种从梦魇中回到现实的感觉。

仰望华巅的姿势

1950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著名画家、雕塑家侯一民谈到自己写给师母廖静文的题词――“九曲风涛仰华巅”时，表示要表达3层

意思：一是黄河九曲十八弯，往上走就是神龙文化的发源地华山，可以看到华山之巅。二是老师悲鸿先生去世59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不断有那么几个人说一些很难听的话，甚至是谩骂，但是在世界人民的心里，徐悲鸿永远是一座高山。他永远站在华夏文化的高山之巅。三是廖静文师母今年90岁，在悲鸿去世以后，千辛万苦，一片深情，使得悲鸿的作品能够很好地保存，使得悲鸿纪念馆得到几次重建，使得悲鸿的艺术能够发扬光大，太不容易了。在伟大的悲鸿之后，有伟大的师母。侯一民说：“所谓华巅，古人说‘华巅相对’就是白头相对，就是人的头发白了。我们这些学生的头发都白了，我们的师母也是90高龄了。华巅就是我们祝愿我们的师母身体健康、一切顺心。”

“我们的师母已进入‘90后’，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80后’了，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师母‘百零后’时，我们再重新相聚”，侯一民风趣幽默而不失深刻，从他对祝词的解读里，可以看出徐悲鸿在学生们心目中和历史上的身影。侯一民为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后任该院副院长等职。

生于1928年2月的著名画家李天祥，曾任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第二画室主任和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和侯一民是同班同学。1953年，李天祥赴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油画系深造。李天祥说他一生最佩服文艺界里的两个人：一个是伟大的鲁迅，再一个就是他认为是文艺界、美术界的鲁迅――徐悲鸿。1946年，李天祥考国立北平艺专时，因他是师范学校毕业不能考大学，当时没有资格，但因那时徐悲鸿开了可以招初中毕业生的先例，使其得以如愿。

李天祥表示，那时谈到文人、美术界，大家谈得最热的就是在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徐悲鸿到南洋，到各地卖画，捐款给中国当时的贫苦人民。因为受文艺界、美术界能有这样的伟人所感动，所以他千方百计考进美术学院。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过程中，逐渐也更加认识到徐悲鸿的伟大，对他更加热爱和敬佩。

第4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书画；徐悲鸿；油画作品

中图分类号：J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204-01

一、题材选择的民族性

徐悲鸿在自己的画作中常常选取这样的题材入画，一副副艺术化了的神话或传说中的场景铺在画布上，展示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自强不息、英勇无畏。《愚公移山》就是这样一幅作品。“愚公移山”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身居北山的执着老人愚公带领乡亲们不畏艰辛凿山开路，他们的至真至诚与自强不息感动了天帝，最终派夸娥氏二子背走阻挡愚公一村道路的两座大山，而徐悲鸿则是用这个语言来展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

二、富有民族性的美术风格

徐悲鸿学贯中西，在油画的画法上别具一格，在他的油画创作过程中也力求传统笔法。在画作中徐悲鸿如中国传统的工笔写意一样注重用线，在整体的浓墨重彩之外，线条勾绘出的大致轮廓疏密有致，所画之物的形体也得以体现。徐悲鸿《奔马图》运用特色鲜明的写意画法，采用瘦劲有力的线条勾勒勇猛奔腾的骏马，整个画面有着强烈的动感，笔法豪迈有力、气势非凡，也形象地展现出中华民族奔腾前进的气势。

画面的结构组合是绘画的重要内容，它是形式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备受画家重视的绘画技巧。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里历来讲究和谐与深意，中国画的构图是蕴含着中华民族这样的内涵。在徐悲鸿的画作中，构图总是能够密切契合中华民族所认同与追求的文化内涵。例如徐悲鸿的《箫声》，利用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绘画的边角构图法，人物吹箫姿态以对角线形式分布在竖长型画面的对角线位置，手拿竹箫的人物与树木巧妙结合，画面虚实相生。这样的布局结构也深化了作者想要表达的思乡怀人之情。

三、作品重兴寄

中国的艺术作品总是有着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这一点在中国所最早成型的诗中就有所体现，一个优秀的作品总是要有所寄托才能是有意义的作品，不然作品就会被冠以没有灵魂与核心的乏力之作，甚至被称为无病。早期的诗歌作品如《诗经》中的作品就体现出这样的特点，《诗经》中有：“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用风雨凄凄的环境烘托出女主人公思念丈夫的深情，“最难风雨故人来 ”，在最思念之时看到自己的丈夫归来，那种欣喜真是难以言说。徐悲鸿的作品也有着中国作品注重兴寄的这一特征，用作品传达个人情感的同时，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也在作品中的到多方面的展现。

上文提到的《诗经·风雨》也曾入到徐悲鸿先生的画作之中，即著名画作《风雨鸡鸣》，徐悲鸿在这幅画上题款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幅画视觉上的美好享受夺得欣赏者的眼球，而徐悲鸿通过这幅画所穿达的寓意更是令人心情激荡。这幅画的创作时间正是怀抱不轨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占中国的危急时期，危难中的中国民族处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而作品中思慕“君子”的孤苦无依的女子也看到自己的希望，因为中国共产党出现并带领着全民族顽强抗战，“雄鸡一唱天下白”的前景就在不远处，寄托着作者渴望天下宁定的愿望也体现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英勇无畏、顽强抗战的民族精神。

徐悲鸿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战火连天、生灵涂炭的艰苦岁月，徐悲鸿如中国大多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一样怀着对祖国强盛深切的期盼，徐悲鸿也以其优秀的画作激励着当时朝不保夕的中华儿女，“以一颗正值艺术家的良心，分辨着真和伪、善和恶、美和丑，用满腔热忱做他应该做的事情。”徐悲鸿在与泰戈尔交谈《愚公移山》时说：“不画，不足以表现我们中国人民为赢得抗战胜利，不怕流血牺牲的钢铁意志。无论英雄豪杰或舟子农夫，皆因靠着那几根骨头和股肉活动，方有生可用，有饭可吃，有酒可饮，有国可立！人民大众的筋骨是可以顶天立地的！”民族自信与中华民族内涵的理解都凝结于此。

四、结束语

硝烟漫天、战火纷飞的岁月已经离我们远去，而徐悲鸿画作中所展现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与精神内涵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现在我们身处和平的年代，而我们的国家还是不够强盛，伟大的“中国梦”还没有完整实现，更需要我们继承中华民族的内涵，自强不息。此外多元化的时代也让很多人逐渐遗忘了我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徐悲鸿以他一生的优秀画作告诉我们民族文化的博大与厚重，立足于本土文化的创作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

参考文献：

第5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徐悲鸿的人生道路中，有三位女性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徐悲鸿与这几位女性的关系，也是民国恋爱史别典型的爱情桥段，虽然说典型故事的结局并非圆满，几位女性的结局也多为抱憾；但到底被世人视为传奇，且在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对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蒋碧薇，初恋情人终未善果

论及徐悲鸿和蒋碧薇的关系，得追溯回两家上辈。徐悲鸿早年曾与蒋碧薇的伯父蒋兆兰和姐夫程伯威同在宜兴女子学校教书，由此建立了同蒋家的联系。虽然蒋碧薇早在13岁时就因父母之命和查紫含订下了婚约，一见钟情的两人却仍旧在当年作出相当出格的举动——1917年，蒋碧薇终于痛下决心和徐悲鸿一起私奔东渡留日。此举莽撞，却如愿成全二人。

两年后，徐悲鸿得到官费留学的资格，夫妇二人共同赴法。抵欧之初，他参观了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国家画廊、皇家学院的展览会以及法国的卢佛宫美术馆，目睹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优秀作品。在考入巴黎美术学校后，徐悲鸿受教于弗拉芒格先生，开始接受正规的西方绘画教育：上午在巴黎美术学校学习，下午去叙里昂研究所画模特儿，有时还抽空去观摩各种展览会；在继承古典艺术严谨完美的造型特点的同时，掌握了娴熟的绘画技巧。留学4年之后，徐悲鸿的绘画水平已达到可与欧洲同时期的艺术家相媲美的地步。

1921年，徐悲鸿夫妇在中国驻德国公使馆的一次酒会上结识了青年画家张道藩。而这一面则是三人在日后情感纠结的开端，在法期间，张道藩就曾数次向徐夫人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而痴迷艺术冷落了家人的徐悲鸿对此并不知情，也未曾细致入微地体察妻子的感受。回国后，两人漫长的通信和交流对比起徐悲鸿的冷落，加之丈夫和学生孙多慈的暧昧消息，导致蒋碧薇和徐悲鸿的婚姻终于走向不可挽回的境地。

1945年，不堪忍受的蒋碧薇终于和徐悲鸿办完离婚手续。但身居中央常委、长高位的张道藩因顾念个人仕途，并未与自己远在澳大利亚的妻子离婚，而是选择将原配置与大洋另一端，和以情妇身份的蒋碧薇在本地过着同居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成正果的爱情也如同燃尽了烛火一般，烟消云散。蒋碧薇最终未能挽回张道藩，她的晚年多靠售卖徐悲鸿给她留下的字画为生，清苦度日。蒋碧薇著名的上下篇回忆录——《我与悲鸿》和《我与道藩》，记载了自己令人唏嘘的过往。

1978年2月16日，蒋碧薇在台北去世。根据蒋碧薇的遗言，她珍藏的徐悲鸿作品和一些古画，全部捐给台北历史博物馆。而她的倩影，也同时出现在这两位画家的笔下。

孙多慈，无疾而终的插曲

作为台湾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后任院长），孙多慈一直是以民国时期杰出的美术教育者和国画家的身份活跃在台湾。她出身于安徽寿县的书香名门，祖父孙家鼐是清末重臣，历任工、礼、吏、户部尚书和中国首任学务大臣，曾一手创办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父亲孙传瑗（养癯）曾参加晚清民主革命，为一代名士，历任孙传芳秘书和安徽省常委。然而她最广为世人所知的并不是她的显赫家世和艺术才能，而是和恩师徐悲鸿的一段无果的爱情。

1930年，自幼喜爱艺术的孙多慈在南京中央大学美术系作旁听生。时任美术系主任的徐悲鸿在授课时很快就留意到了这个清新纯情的女学生，而颇具艺术家风华气质的徐悲鸿也很快吸引了少女的芳心。二人的暧昧关系迅速传遍了中央大学，同时也造成了徐悲鸿与其当时的夫人蒋碧薇之间的龃龉。

1931年7月，孙多慈以第一名的成绩正式考取了中央大学美术系，师生之间的情感更是日见笃厚。徐悲鸿为孙多慈作了大量的肖像画，无论是随手涂就的素描或是细致创作的油画，徐悲鸿笔下的孙多慈的形象均是清纯可人，我见犹怜，足以见其对爱徒的用情之深。徐悲鸿的油画《台城月夜》描绘了二人相伴美景中的场景，其夫人蒋碧薇自是嫉而生妒，但夹杂在和张道藩的感情纠葛中，也无力挽回。

徐悲鸿给予了孙多慈包括出版个人画集之类力所能及的帮助，最终却因为孙多慈父亲的反对而未能如愿。虽然在民国时期师生恋常有，毕竟还会顾及他人口舌与世俗观念，何况是因徐悲鸿的移情别恋在先，性格冲动和意气用事导致了婚姻的危机。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始乱终弃的争议。

1945年，徐悲鸿就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终结了长达28年的婚姻生活。而孙多慈最终也嫁作他人妇。1949年，她和丈夫许绍棣举家迁往台湾，终结了和徐悲鸿这份炽烈而又漫长的情史插曲。1975年，孙多慈因患癌症逝于美国洛杉矶。

廖静文，最后的安身之所

第6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回眸生情愫

孙多慈，安徽寿县人，又名孙韵君，1912年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孙传瑗原是五省联军孙传芳的秘书，后曾任大学教授、教务长。母亲汤氏任过女校校长。孙多慈姐弟三人，她是最大的一个。1930年，17岁的她毕业于安庆女中。

这年夏天，因为未考取国立中央大学，孙多慈独自来到南京，到文学院找宗白华教授，想在艺术专修科旁听。宗白华对安庆小老乡特别热情，又是孙传瑗的女儿，更生出许多爱怜之意，就安排她到徐悲鸿教授那里学习绘画。

就这样，那年初秋，18岁的安庆少女孙多慈开始了在国立中央大学旁听的生活。

艺术专修科旁听的多是落榜生，要不就是转科生，绘画基础都不好，所以徐悲鸿开始并没有在意她。一个多月后，教授带着西画组的学生去栖霞乡村师范学校参观，穿着高跟鞋的孙多慈落在了队伍后面，那刻，徐悲鸿第一次注意到这个女孩，她有着一双人见尤怜的眼睛。

回来之后，徐悲鸿的目光总会不由自主地落在这个温柔、宁静的少女身上。孙多慈身上有一种灵性，在艺术上，在一言一笑中，一种难言的情愫渐渐在徐悲鸿心里升起。

深冬的一个周末，徐悲鸿邀孙多慈一起去台城写生。此后，徐悲鸿对孙多慈的爱便再未停止，前前后后持续了十年之久。“燕子矶头叹水逝，秦淮艳迹已消沉。荒寒剩有台城路，水月双清万古情。”

1931年夏天，国立中央大学艺术专修科招考新生，徐悲鸿主考的素描成绩发榜时，他把考生试卷和分数一起公布出来挂在工字大楼大门外——孙多慈这个旁听生的成绩居然得了95分，高高排在第一位。外人眼里自然脱不了舞弊的嫌疑，也因此，徐悲鸿和夫人蒋碧微产生了极大的矛盾。

天目山之吻

1933年初，他们有过一次长达一年多的分离，徐悲鸿携中国近代名家绘画去欧洲举办巡回展，孙多慈还继续在中央大学学习。其间孙多慈与徐悲鸿只能通过书信来往，直至1934年8月徐悲鸿回国。

赴欧归来，徐悲鸿的名气得到了很大提升，蒋碧薇作为其夫人，在欧洲的社交生活中协助了徐悲鸿许多，她在欧洲的艺术圈子里也赢得不少仰慕者。她和徐悲鸿，是令人艳羡的一对璧人。

但蒋碧薇没想到的是，徐悲鸿仍旧对孙多慈念念不忘。

1934年10月，为了弥补赴法一年多来对学生课业的亏欠，徐悲鸿带着十几个学生，一路从南京辗转至向有“江南奇山”之称的天目山进行写生。农历9月18那天，师生一起去赏月，但三番五次地，怎么叫孙多慈都不去。晚上回来后，徐悲鸿故意恶作剧捉弄了孙多慈，没想到惹哭了她。为表示赔罪，徐悲鸿约她单独去狮子岩。

上山走得有些累了，孙多慈在后面跟不上来，掏出一条小白手绢，使劲扇着风。一抬眼，看见身后有一棵高大的红豆树。孙多慈痴痴立在那儿，“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她选了两颗最红最亮最圆的红豆，摘下来，捧到徐悲鸿面前。

徐悲鸿回南京后，特地到一家大银楼订制了一对金戒指，将这两枚红豆分别镶嵌于其中。红豆之上，一镌“悲”字，一镌“慈”字。前者送给孙多慈，后者留给自己。

这几天徐悲鸿与孙多慈亲密无间，根本无所顾忌。那天在狮子岩，忘情之极两人相拥一吻，却被同学不小心拍了下来，归来后有关他们的风言风语很快在中央大学传开。

蒋碧薇听闻怒不可遏，冲进画室去找孙多慈与徐悲鸿“算账”，甚至把画室里徐悲鸿绘有孙多慈的画也撕破……专修科班上的同学也有意识对孙多慈进行冷漠和疏远，他们总离孙多慈远远的，用异样的眼光盯着她。蒋碧微大闹画室之后，这种矛盾更到了白热化的地步。

面对面

在徐悲鸿的努力下，193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孙多慈描集》，安庆才女的画作，一片清新之气，安庆美学大师宗白华作序，溢美之意跃然纸上。

但1935年的春天，徐悲鸿并未尝到多少与孙多慈相恋的幸福，相反，因为恋情的深入惹来夫人蒋碧微无休止地纠缠，他的整个生活始终处在焦躁之中。

1935年5月的一个周日，蒋碧微撑着一把长柄阳伞，穿一身拖地白长裙，戴着长至手臂的白手套，款款走进中央大学女生宿舍东楼：“孙多慈，知道我为什么来这里吗？”

“徐夫人，我……”

“徐悲鸿正为一位学生出画集奔波，短短一个月，上海就跑了四五次，知道这位学生是哪一个？”

“我。”

“班上学生那么多，但他只为一个学生在争取出国留学的名额，知道她是谁？”

“我。”

“外面传言，说徐悲鸿一改往日作风，半公开举行画展，为了卖画，甚至奔走于权贵富豪之门，而所得卖画款项，都作为这位学生出国留学的费用。知道她又是谁吗？”

“我……”

蒋碧微尖刻地冷笑了一下，指着孙多慈的脸说，“你年纪轻轻，出身在官宦人家，也在国家高等学府读书，怎么素质如此低劣，与秦淮青楼女子无异？”

孙多慈从未受过如此屈辱，面对盛气凌人的蒋碧微，根本无力回击，任泪水在眼中打转。

“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生也可死。生，主动放弃对徐悲鸿的纠缠，不再与他有任何来往，我也不再追究你的责任。死，仍缠着徐悲鸿不放，那我也就不顾及什么了。我一定要在中央大学把你搞臭，在南京把你搞臭，在美术界把你搞臭。我蒋碧微说到就能做到，也有这个能耐。是生，是死，你自己选择吧！”这时候，中大女生宿舍其他寝室的同学，也都闻声围了过来。

三个人的苦夏

1935年5月，徐悲鸿与蒋碧微通过各自渠道，为孙多慈庚款留学名额之事，展开了一场争夺大战。在这场两夫妻的角力中，社交手腕高超、人脉广的蒋碧微最终胜出——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的最后一次董事会议上，孙多慈名字被勾掉。学校和美术界的风言风语，顺江而下，短短三两天的时间就传到了安庆。孙家出了这样的事，夏至前十多天，孙多慈的母亲就从安庆赶到了南京。孙多慈在南京已经呆不下去了，决定先随母亲回安庆，给自己一个宁静之地，也让徐悲鸿的生活可以平静下来。

1935年的那个夏天，大多数时候徐悲鸿都把自己关在画室里。也许是应该出去避一避，他想，远离家庭的烦恼，远离蒋碧微喋喋不休的烦恼，远离中央大学风言风语的烦恼，远离南京各界异常眼光的烦恼。

这个夏天，同样日子不好过的，还有蒋碧微。从表面上看，她是取得了胜利，但她彻底失去了徐悲鸿。徐悲鸿知道是她在留学名单上做了手脚，对她的怨恨更加深了几分。

这年，白露前后，徐悲鸿夫妇，一个回了江苏宜兴，一个去了广西桂林。

战火中重逢

1937年日本侵华，1938年4月，孙多慈随父母避难至长沙，没想到与徐悲鸿不期而遇。随后孙多慈一家就被徐悲鸿接到了桂林，不久后他又设法为她在广西省府谋了一个差使。

孙多慈爱徐悲鸿，徐悲鸿对孙多慈也很有感情。直到此时，他百般犹豫终于登报声明，与其前妻蒋碧微脱离关系，随后托朋友沈宜甲去孙家提亲。不料胸有成竹的沈先生却被孙老先生给撵了出来。孙家随即便收拾行装，没过几日就离开了桂林，远远地跑到了浙江丽水。

不久，孙多慈便与当时的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结婚，婚后留在了浙江艺专、省立临时联合中学任教。

孙多慈对这段婚姻至死都是悔恨的，她悔嫁许绍棣，悔自己当年没有勇气。1939年8月，孙多慈在给徐悲鸿的信中写道，“我后悔当日因为父母的反对，没有勇气和你结婚，但我相信今生今世总会再看到我的悲鸿。”

一生念念不忘

孙多慈于1975年3月患癌症病逝于美国洛杉矶，享年64岁。

因为长久积郁和在无爱的婚姻中的挣扎，孙多慈的一生大都在痛苦、悔思中度过，她生前为了寻求解脱经常借故去美国，并常常到同在美国的王少陵先生家做客。

王少陵是一位著名的油画家，当年从大陆赴美之前向徐悲鸿告别，因为时间紧迫，来不及等徐悲鸿为其作画，便硬叫徐悲鸿在一幅本来写给孙多慈的诗作上落下了他的款，带到了美国，后来将这幅徐悲鸿亲笔所书的诗幅一直挂在家中：

急雨狂风势不禁，放舟弃棹迁亭阴。

第7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放下你的鞭子》是著名左翼剧作家田汉的独幕剧，后被陈鲤庭及崔嵬等人改编成当年街知巷闻的抗战街头剧。故事情节大概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大半国土沦陷，百姓流离失所。从东北沦陷区逃出来的一对父女，流落街头，以卖唱为生。一日，女儿香姐提嗓卖唱，却多次唱不上去，老父举起鞭子要打她，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工人大声高呼：“放下你的鞭子!”嚷着要教训老父。香姐及时制止，并诉说日本侵华、家乡沦陷、被迫流亡等辛酸经历，激起观众抗日救国情绪。

王莹，安徽芜湖人，1913年生，原名瑜志华，后改从母姓为王克勤。少女时代她受凶恶的继母虐待，十三岁时竟被卖到南京城南薛姓富商家当童养媳，受尽折磨。十六岁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得到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执教的美籍女作家赛珍珠的帮助，几经周折，得以逃往汉口，投奔担任校长的舅母王世懿，得以考入长沙湘雅医院护校读书，从此改名王莹。1927年，她前往上海，投身文艺界，经近十年奋斗，能歌善舞，亦能文善表演的王莹已成为蜚声沪上的当红影星。她对时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徐悲鸿一直很崇拜，与之通过信，她还在上海托田汉向徐悲鸿求画。大师与才女心灵相通，慨然作画《梅花图》相赠。王莹一直珍藏这幅国画于居所，时常观赏。

1938年抗战初期，徐悲鸿接到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邀请，决定赴印。在赴印前，徐悲鸿在香港和新加坡为抗战卖画筹款。到1939年4月下旬，金山、王莹率领军委会政治部影剧二队也到南洋各地为抗战筹款义演。10月，徐悲鸿在新加坡碰到王莹等人正在一个广场上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他看了王莹主演的此剧后，特别感动，随后就创作了这幅抗日题材画作。徐悲鸿以接近真人的比例将王莹入画：她身穿白底蓝纹、印有祥麟瑞凤图案的服饰，手持红绸，翩然起舞。画中观众扶老携少，有人衣衫褴褛，有人着军服持枪，有人手交叉、神情陶醉……徐悲鸿将抗战时的生活状态及群众的心态细腻地刻画了出来。《放下你的鞭子》是徐悲鸿画作中题材非常独特的一幅，也是唯一的抗战题材作品。就作品的年份、题材、背景及画作尺幅而言，可以说是徐悲鸿创作中最重要的爱国题材油画巨作。

徐悲鸿将此画作题名为《放下你的鞭子》，他还在画的左下角写下了“人人敬慕之女杰王莹”字样。

徐悲鸿向王莹赠画时，侨领黄孟圭特地举行宴会，并赋诗如下：

大师绘事惊中外，

女杰冬梅艺绝优。

第8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清末民国文化；交汇绘画

一、清末的职业画家

当时在沿海一带活跃的画家有虚谷、蒲华、任熊、任薰、任伯年等。任熊、任薰是两兄弟。他们画人物，也画花鸟。任熊画了很多剑侠、神仙的人物画，很受社会的喜爱，被民间刻成版画，做成用的纸牌。这些画家，已经脱离了文人孤高的性格，和民间艺术打成一片。他们也接受了买画卖画的商业行为，把绘画当作一种职业来谋生。他们两人教出来的学生任伯年，更是一个商业城市中的标准职业画家。

任伯年活跃在上海，那是沿海新兴的工商业大城。他的家庭本来就是以做肖像工艺品为业。后来他以卖画为职业，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任伯年最喜欢画历史或民间传说的故事画，例如“女蜗补天”、“苏武牧羊”、“花木兰”、“钟馗斩鬼”等等。这也说明了城市市民不再喜欢山水画，他们对传奇、故事，对现世的人物更感兴趣。任伯年受到陈洪缓的影响也很大。他的人物造型很奇特大胆，也具备强烈的民间性格。[1]

虚谷原来是一个清朝的将官，后来出家做了和尚。虚谷的画有很强的西方色彩。他似乎受过严格的写生训练，喜欢鲜艳的颜色，用很干的笔画出带有光影感觉的金鱼、蔬菜、松鼠，很像西方的水彩画。从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中国绘画和西方绘画接触以后的变化。他的《蔬鱼图》，画了几根青蒜用红绳绑着，还有一只圆形的鳍鱼。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蔬鱼，经画家一处理，特别有一种民间的活泼趣味。这一类的日常蔬果题材，经过扬州画家开发以后，逐渐成为职业画家最爱画的题材。任伯年、吴昌硕、蒲华，都曾用不同的方法画过这一类的蔬果。当然，能把这一类题材表现到极致的画家，应该是清末民初的齐白石了。

二、清末民初中西交汇

2.1齐白石

齐白石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不可多得的大画家。他出生在湖南一个很穷苦的农村，从小就必须下田劳作，饥荒时还要到山上寻找野菜吃。但是，这种穷苦的日子不但没有阻碍齐白石的成长，相反地，童年这一段农村生活的经验，竟是他成为画家之后，取用不竭的绘画泉源。[2]他画两只小鸡正在争夺一条蛆叫。他画一群一群的蛾蚌，在水中游动。他画的虾，身体还是透明的，仿佛要跳跃起来！如果没有他童年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绝对无法把这些画画得那样生动亲切。看了齐白石的画，我们一定会觉得世界真是非常美好，连一些最微小的草虫也那么可爱，生活过得那么快乐。透过齐白石笔下的可爱世界，我们也感受到生命欣欣向荣的喜悦。齐白石不断把美丽的东西画出来，我们看了他的画，同样感受到生命的喜悦。

2.2徐悲鸿

徐悲鸿是最早到欧洲学习西方绘画的中国画家之一。中国的绘画，一直保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可是，到了20世纪，西方的科技、政治、经济，都影响了中国。[3]中国人本身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现在再看中国古代的绘画，有时候竟会感到陌生，因为那些画和我们的生活内容相差太大了。徐悲鸿到了法国以后，就努力学习欧洲的绘画。他对于写生的训练，透视法的技术，都学得很认真。徐悲鸿回国以后，就拿欧洲绘画的一些长处来改良中国的绘画。徐悲鸿画过很多大幅的油画。油画是用颜料掺油画出来的画，和中国画以水来混合墨和颜料不一样。徐悲鸿用油画画了一些中国历史故事画，例如：《田横五百士》。这张大油画，描写田横和他的五百名部下，因为忠于国家，一起自尽殉国的故事。画中穿红袍的田横正与众人告别。我们都知道，在传统的中国画里，很少有人用这样大的画面来处理历史故事。在这幅画里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是徐悲鸿个别找了临摹的对象，先做写生练习，然后再组合成画。另一张叫做《奚我后》的大油画，画的是古代灾荒中难民流亡的情形。画中有许多没有饭吃的老百姓，可怜地看着天，似乎在等待着别人的拯救。

徐悲鸿受到西方近代人物写生的影响，很注意每一个人物的表情。在这一张人物众多的画中，他对每一个人物的姿态、表情都做过仔细的研究。徐悲鸿在画这两张画时，中国正遭受日本军阀的侵略，老百姓生活很苦，所以徐悲鸿有意用历史故事画来反映当时社会的情形。徐悲鸿不断地把西方绘画的观念、技法和工具介绍到中国，并且在学校里用这种新的绘画方法来指导学生。我们现在学校美术课的内容，大都是从徐悲鸿时代延续下来的，有石膏像素描的练习，也有写生等等。不过，到了后来，徐悲鸿又拿起中国画水墨画的工具来画画了。

他用中国画水墨画的工具，加上西方的技巧训练，创造出一种新的水墨画。

三、结语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和西方交会的时代。在绘画方面，中国的和西方的，也正在融合。我们需要参考世界各国的美术，使中国原有的绘画变得更新，也更现代化。（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参考文献：

[1]洪再新，中国美术史，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0

第9篇：徐悲鸿的故事范文

关键词： 徐悲鸿 素描教学 写实主义 新七法

徐悲鸿先生特别强调素描基础的重要性，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的观点，1917年他就在《中央大学讲座演辞》中提出：“素描在美术教育中的地位，如同建造房屋打基础一样，房屋的基础打不好，房屋就砌不成，即使勉强砌成也不牢靠，支撑不久便倒坍。”因此，学美术一定要从素描入手，否则是学不成功的，即使学会了画几笔，也非驴非马、面目全非。

一、徐悲鸿的素描观

徐悲鸿在造型艺术中，把素描提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他进一步指出：“素描拙劣，则于一个物象，不能认识清楚，以言颜色更不知所措，故素描功夫欠缺者，其所描颜色，纵如何美丽，实是放滥，几与无颜色等。”并认为：“艺事之美，在形象而不在色泽；取色泽而舍形象，是皮相也。”徐悲鸿的写实主义主要是沿袭了西方学院派古典主义的教学传统，在古典油画中，色彩是从属于形体的，学院派对素描的重视，实际上是对物象本质结构的重视。我国的画论、画语录相当丰富，但是没有对于造型基本功的系统论述，谢赫的《六法论》提到了一些原则，是从品评艺术的角度立论的，此后没有人就造型基础问题进行详尽的引申发挥。”他在素描教学中非常重视素描基础的严格训练，他深知，培养造型艺术人才，就非得有塑造形象的能力不可，而塑造形象的能力主要来自素描的训练，他把严格掌握形象当做训练基本功的重要标准，总结出了一系列的理论与方法。糅合了中国画要求简练、准确、生动等特点进行课堂教学，他总结的“宁方毋圆、宁拙毋巧、宁脏毋净”的经验，至今仍在指导着素描教学，被老师们反复引用。

徐悲鸿认为西方的素描是一种科学，因为他能够非常写实地反映客观真实，在这一点上它比我国的传统造型技巧完备且先进。素描的基础，最根本的是培养正确地观察、分析、综合对象并把它生动地表现出来的能力，是一种造型的科学。因此，要想画好素描，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是不行的。

二、正确地观察、科学地研究和艺术地运用

徐悲鸿认为素描写生具有三方面的功能，即培养观察能力、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也即眼、手、脑三者的综合训练。而写生过程中的分析与综合是素描极为重要的法则，我们在素描训练过程中诸多的欣喜与烦恼，差不多都与观察时的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以及粗与细、长与短、虚与实、明与暗等能否得到正确处理有关。徐悲鸿把《礼记中庸 》上的一句话“致广大而尽精微”用在素描教学上，指导观察、分析、综合造型的训练，是十分恰当的。所谓观察，首先是果敢而完整地抓住特定对象的特定感觉，这个特定的感觉阶段，亦即事物的表象阶段，这是我们认识事物的开始。徐悲鸿要求学生在观察时眯缝着眼睛看整体，看主要的东西，写生时力求简练概括，抓住要害。当我们观察了事物表象的各个方面之后，紧接着的任务就是以这些表面现象为向导，深入事物内部探究它的实质，从“致广大”到“尽精微”，亦即进入分析、理解的阶段。这个分析理解的阶段，就是借助几何的成分，如横线、直线、角和面的平衡关系，以及各种几何体如圆锥体、立方体、球体、圆柱体，还有物体各部分的关系形成透视线的联系等进行比较与测定，事实上，这个几何分析也是形体概括的前提。若以人体为例，就需进一步研究对象的解剖结构，对于模特儿的皮下肌肉、骨架、运动及形体各部分的连接作深入的分析，注意部分与部分，内部与外部的联系，力求做到“尽精微”。这个分析、研究、理解对象内部规律的阶段，是人们认识事物，培养观察能力、表现能力和审美能力的阶段。

三、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结合和交替运用

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有矛盾，但是也可以达到统一。认识客观事物总是从个别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因此，只有充分掌握材料，研究了细节，才能进行恰如其分的综合，得出明确而适当的概括。所以对各种造型因素进行仔细的观察非常有必要，而且要极尽精微，不能马虎了事。而对各种造型因素进行分析与综合，最终概括成完整的形体，主要靠形象思维。说“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步骤不能绝对分开，而且往往是两个步骤的多次反复——从整体到局部，从局部回到整体。在观察、分析对象之初，必须从造型的整体出发，否则会把对象画得支离破碎，毫无生气。徐悲鸿认为要把造型问题搞清楚，只有对着实物写生，进行观察、分析、综合，“尽精微，致广大”，进行长期的勤学苦练，把眼睛训练到明察秋毫，把手训练到随心所欲，把思维能力训练到合乎唯物辩证法。

四、新七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