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先受偿申请书精选(九篇)

第1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关 键 字：参与分配，执行竞合，优先执行原则，平等执行原则

强制执行是指执行机构在持有合法执行根据的前提下，按照追求迅速、经济和适当的理念从事实上实现权利人的权利。强制执行属于个别执行，但与破产程序一样，强制执行中也存在着权利人之间权利的公平保护和利益衡量问题，这一问题主要出现在参与分配和执行竞合的场合。我国在理论上和实务中，遵从的是平等执行原则，很少从强制执行基本原则的高度看待和研讨优先执行原则，因而也很少认识到应当将该原则纳入我国强制执行基本原则体系之内。笔者认为，优先执行原则优于平等执行原则。在此，笔者想通过对优先执行原则与平等执行原则的对比，从权利保护和利益衡量的角度，对优先执行原则进行探讨。

优先执行原则，又称优先清偿主义等，其基本含义是，除法定优先权之外，执行权利人因申请执行或者查封扣押的时间先后而顺次获得对债务人财产的受偿。平等执行原则，或称平等清偿主义等，其基本含义是，除法定优先权之外，执行权利人不因先申请执行或者先查封扣押而获得对债务人财产的优先受偿，而是各执行权利人按照债权额比例公平受偿。事实上，在现代法律中，几乎不存在纯粹的平等清偿主义。法国《新民事执行程序法》（1993年3月1日施行），就没有采取纯粹平等清偿原则，而是由传统的平等清偿主义向优先清偿主义转变。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对本地区所采用的平等清偿主义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批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90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由此可见，我国采用的是平等执行原则，即参与分配的债权人，除享有法定优先权外，应按债权比例平等受偿。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8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封、冻结的，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者擅自解冻，违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满足所有申请执行人清偿要求的，执行时可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处理。即我国民事诉讼法禁止重复查封、扣押，从而使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在事实上取得了优先地位。可见，我国也并没有采取彻底的平等原则。《执行规定》第88条第一款规定：多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分别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执行法院采取执行措施的先后顺序受偿。那么，优先执行原则和平等执行原则究竟谁更符合现代司法理念，谁更利于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谁更适应公正与效率的要求呢？

拥护平等执行原则者主张有二：一，该原则的合理之处是在强制执行程序中维护了债权人的平等地位，与债权人平等的实体法地位相一致，从而确保债权人平等受偿这一目的的实现，此观点也与我国现行立法的主流观点及通过立法所体现出的理念相吻合。二，债权人平等原则是债法的基本原则，债务人总财产是全体债务的担保。所以查封、拍卖债务人财产所得价金，在未交付给债权人之前，仍为债务人财产的一部分，如果债权人在实体法上无担保权益存在，则价金应提供全体债权人平均受偿。

笔者对此不以为然。首先，如果在执行义务人的财产足以清偿各债权人债权的情况下，无论是参与分配，还是执行竞合，采用优先执行原则并不导致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的债权不能实现，采用该原则也不是不能够保证各债权人债权受偿这一目的的实现。但我们还应注意以下情形：先请求强制执行者为了使强制执行不致落空，往往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物力或财力去调查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或支付能力等，对于这些付出我们不能视而不见。如果采用平等原则，让其他债权人毫不费力地就能获得与先申请债权人花费一定的时间、精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取得的相同的利益，是不合理的，也不利于鼓励申请执行人协助人民法院办理执行案件。就这一方面来看，优先执行原则较平等执行原则合理得多。

其次，债权人从债务人处受自觉清偿时，各债权人之间本来就有先后之分，先请求者先受偿，后请求者后受偿。后来的债权人无法否认先受清偿的债权人受偿的效力，并且不能再主张从其他已经受偿的债权人处分配一部分数额。申请强制执行只是债权人利用国家强制力迫使债务人履行债务，其实质与从债务人处受自觉清偿无异，只是在形式上和手段上有所区别。自觉清偿既然允许有先后的效力，那么强制清偿就也应允许有先后顺序之分，所以也应该是先申请者先受偿，后申请者后受偿。即使是在平等执行主义下，应该说平等也是十分有限的，它只是对分配完毕之前申报权利的债权人平等，对后来的债权人也不平等。在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各债权人债权的情形中，如果因为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参与分配而使得先请求者得不到先受偿（即适用平等清偿原则），就不合理了。我们知道，被执行人为公民或其他组织，其全部或主要财产已经被一个人民法院因执行确定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可以申请对该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在采用平等清偿主义的强制执行中，执行法院就必须审查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是否具备申请参与分配的条件，同时如果有人对参与分配的申请提出异议的，该申请人应当对该异议提出异议之诉，对此执行法院应当予以审理；这样一来，执行法院可能会多次制作分配表平等清偿参与分配的所有债权，同时债权人可以对分配表提出书面异议，对此执行法院必须予以裁决，如果执行法院认为该异议有理的，而其他债权人对该异议持有反对意见，此时提出该异议的债权人得以对该异议持有反对意见的债权人为被告提出异议之诉，对此执行法院也应当予以审理。由此可知：采用平等清偿主义的参与分配极可能不当阻碍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先受偿，同时也造成执行程序的繁琐、迟延，增加诉讼成本，降低诉讼效率。如果适用优先清偿原则，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先受偿，这样，不仅可以保护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的合理利益，而且程序简捷执行迅速，从而符合强制执行的宗旨和性质。

再次，在是否可以超额查封和重复查封方面，优先执行原则和平等执行原则有各自的不同做法，由此而导致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益产生不同的影响。虽然《执行规定》第39条规定：查封、扣押财产的价值应当与被执行人履行债务的价值相当。但在平等执行原则之下，在参与分配和执行竞合时，先申请执行的债权人会因担心其他债权人参与分配而导致自己的分配数额减少，所以会尽量超出自己债权数额而要求超额查封债务人财产。这样就可能使债务人能够自由处分的财产减少，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债务人正常的民事活动和日常生活。但如果适用优先执行原则，先申请者先受偿，则其就不会产生上述的担心，也就没有必要想方设法要求超额查封。就此看来，在保护债务人合法权益方面，优先执行原则优于平等执行原则。对于重复查封问题，笔者认为，优先执行原则应当允许重复查封，这是因为根据该原则，执行权利人是根据查封的时间先后而顺次获得对债务人财产的受偿，所以后行查封并不能构成对先行查封的权利人债权的侵害。《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82条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已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一条、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被执行人的财产查封，冻结的，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擅自解冻，违者按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处理。可见，平等执行原则禁止重复查封，因为根据该原则，执行权利人不因先查封而获得对债务人财产的优先受偿，各执行权利人按照债权额比例公平受偿，所以，后行查封就可能构成对先行查封的权利人债权的侵害，从而不能实现全体债权人之间的公平受偿。事实上，平等执行原则的这种顾虑只存在债务人资不抵债的情形，如果是债务人财产足以抵债的情形中，则后行查封并不能构成对先行查封的债权人债权的侵害。但在债务人财产足以抵债的情形中，禁止重复查封，实际上是对后行查封的债权人权利之歧视，违背了债权人平等的债法基本原则。因此，在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方面，就可否重复查封来说，优先执行原则优于平等执行原则。

《民诉法适用意见》第299条规定：被执行人为公民或者其他组织，在有其他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执行中，被执行人的财产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规定的顺序清偿，不足清偿同一顺序的，按照比例分配。《执行规定》第88条第三款规定：一份生效法律文书确定金钱给付内容的多个债权人对同一被执行人申请执行，执行的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各债权人对执行标的物均无担保物权的，按照各债权比例受偿。由此可见，在现行法律下，如果遇到执行义务人资不抵债的情况，各债权人就只能依照债权额按比例受偿了，即只能适用平等执行原则而不能适用优先执行原则。然而，强制执行的宗旨既然是保护个别债权人的债权，就得采用时间或效率优先原则，即优先执行原则，则适用平等执行原则的合理性就不足。那么，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和问题呢？破产程序的目的是实现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适用的是平等原则。在采用一般破产主义的国家或地区，不论法人还是自然人、其他组织，也不论商人还是非商人，都具有破产能力。这样，在强制执行中（包括参与分配和执行竞合的情况），如果遇到执行义务人资不抵债时，强制执行程序就可转为破产程序。我国现行的破产制度采限制破产主义，即只有企业法人才可以适用破产程序公平清偿所有债权，因此，在强制执行中如果遇到企业法人资不抵债的情况，可将强制执行程序转为破产程序。但是，由于自然人或其他组织不具有破产能力，所以对于自然人或其他组织资不抵债时，特设参与分配制度，为所有债权人提供一条公平受偿的法律途径，可见我国参与分配制度体现的主要是平等执行原则而不是优先执行原则。然而，我国参与分配制度的具体操作过程仍然是对债务人财产的个别执行，在债务人资不抵债时进行的个别执行，不但使债务人疲于应付不断而来的个别执行，造成时间和清偿费用上的过多支出，而且由于参与分配制度中没有对债权人的公告和通知程序，很多债权人很可能由于不知已对债务人财产进行执行或者不知债务人已资不抵债而没有申请参与分配，如此一来，债权的公平受偿必受影响，这样也是有悖立法者初衷的。因此，在公平保护所有债权人债权受偿方面，我国现行参与分配制度不及破产制度彻底。

在当今世界，采取一般破产主义的国家或地区，其强制执行往往采用优先执行原则。在一般破产主义已经成为破产制度中的一种发展趋势的情况下，我国的破产法也应当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同时在强制执行法中采用优先执行原则。这样，一方面，可以使破产法和强制执行法相互协调，产生功能互补；另一方面，可以完善破产制度，遵循强制执行的宗旨和性质，使得强制执行制度内部达到高度一致。我国采用一般破产主义后，不论债务人是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也不论债务人是否资不抵债，均可适用参与分配制度。参与分配制度适用的是优先执行原则，其宗旨主要是使各债权人能够利用同一执行程序获得清偿，以节省执行的时间和费用。

第2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申请执行人：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以下简称历城农信社)。被执行人：济南泰瀛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许加臣、许加美。执行异议人：陈卓。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执行的历城农信社申请执行济南泰瀛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许加臣、许加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申请执行标的额为34474382.46元。执行中查明，被执行人许加臣名下有房产一处，但该房产已因赵艳荣申请执行许加臣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查封，本案系轮候查封该房产。济南中院督促历下区法院尽快处置涉案房产，但首查封案件的申请执行人赵艳荣拒不申请拍卖处置该房产。后经协调，历下区人民法院书面同意将涉案房产交由济南中院处置。后济南中院依法委托评估机构对该房产进行了评估，评估价值为3724.54万元。评估报告均已送达相关权利人，异议期内，相关权利人对评估报告未提出异议，案件进入拍卖程序。

另查明，被执行人许加臣的上述房产先于2011年11月17日抵押给历城农信社，抵押债权本金3300万元;后于2013年1月18日抵押给第三人陈卓，抵押债权本金720万元，两次抵押均办理了抵押登记手续。济南中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以下简称《委托规定》)第13条的规定，确定涉案房产的第一次拍卖保留价为评估价即3724.54万元。后第三人陈卓向法院提出异议，要求法院重新确定保留价，理由如下：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以下简称《拍卖规定》)第9条规定：保留价确定后，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的，应当在实施拍卖前将有关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于收到通知后5日内申请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应当重新确定保留价;重新确定的保留价应当大于该优先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依照前款规定流拍的，拍卖费用由申请执行人负担。因此，根据该条规定，本案中拟拍卖房产的保留价应包含所有优先债权数额(3300万+720万=4020万)及强制执行费用，将评估价3724.54万元确定为保留价明显错误，请求法院按照《拍卖规定》重新确定保留价。

【审判】

对于陈卓的异议，济南中院经审查后认为：《拍卖规定》第9条适用于拍卖申请人为普通债权人而非优先权人的情况，目的是防止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况。所谓无益拍卖，就是指保留价确定后，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不能使案件申请执行人从中受益的司法拍卖行为。而本案拍卖申请人即为优先权人，不适用上述规定。另外《委托规定》第13条规定，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保留价;第16条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__准。综上，法院确定以上述房产的评估价作为第一次拍卖保留价，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利害关系人陈卓的异议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据此，济南中院于2015年2月22日作出(2015)济执异字第2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陈卓的执行异议。陈卓对上述裁定不服，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第一，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一般以参照评估价确定为原则，本条款属确定拍卖保留价的特别条款，是对无益拍卖的禁止或者限制性规定，即当拍卖对申请执行人实现债权没有益处且会耗费一定的司法资源的情况下，这种拍卖应当被禁止或者限制。第二，本条款适用的前提条件是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形，而拍卖是否有益所针对的主体是申请执行人。本案中，申请执行人历城农信社是涉案财产的第一顺位优先受偿权人，拍卖涉案财产可以实现或部分实现其债权，因此，此次拍卖并不属于无益拍卖的情形，不能适用《拍卖规定》第9条关于无益拍卖中重新确定保留价的规定。第三，当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形时，若申请执行人选择继续拍卖，流拍后要承担支付拍卖费用的后果。因此，是否继续拍卖并重新确定保留价的选择权在申请执行人一方，被执行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均无权依据本条规定申请重新确定保留价。本案，申请复议人陈卓是涉案财产的第二顺位优先受偿权人，并不是本案的申请执行人，因此主张按照《拍卖规定》第9条重新确定保留价属于主体不适格，济南中院未同意其请求重新确定保留价并无不当。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5月8日作出(2015)鲁执复字43号执行裁定书，驳回陈卓的复议申请。

【评析】

本执行案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在首查封案件申请执行人拒不申请拍卖被执行人财产的情况下，执行法院是否可以依职权启动拍卖程序?二是关于拍卖财产保留价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有两个司法解释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对此该如何选择适用?三是如果选择适用限制无益拍卖条款，应当符合哪几个条件?一、执行中拍卖程序的启动

此问题在当前执行实务中十分突出，直接影响到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程序的推进。一方面是首查封案件的申请执行人怠于行使权利，迟迟不主动申请法院拍卖被执行人房产。原因可能有二：一是被执行人为规避执行，事先寻找关联公司或者股东、亲友等将其财产进行保护性查封，掌握财产处置的主动权;二是被执行财产上设有优先权，而首查封案件的申请执行人为普通债权人，其预测拍卖该财产所得价款，在扣除优先债权数额及评估、拍卖和执行费等费用后，所剩无几或根本没有剩余，拍卖被执行人房产不会使其受益。另一方面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人急于拍卖被执行人财产，但因没有首查封被执行人财产而无法启动拍卖程序。特别是当两个案件分属不同的执行法院时，首查封案件的执行法院因申请执行人不申请，而且还可能涉及限制无益拍卖以及交纳评估费用的问题，一般不会依职权启动拍卖程序;而抵押权案件的执行法院因未查封被执行人财产，没有处置权，也无法启动拍卖程序。

一边有力无心，一边有心无力，结果就是被执行人的财产长期难以处置，两个甚至多个案件久执不结。而且此类案件在执行实践中数量较多，当事人反应强烈，影响了债权人利益的实现，损害了法律权威，亟需加以解决。笔者认为，对于此类情况，执行法院应当改变传统的必须依据当事人申请的做法，通过法院间协调，依职权及时启动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变价处置程序。因为，首先从执行程序的功能定位上来说，执行不仅是为了保障申请执行人的利益，还包括实现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维护司法权威。因此，即使申请执行人怠于行使权利，人民法院为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权威，当然可以依职权主动处置被执行人的财产用以偿还债务。其次，从法律依据看，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要求对被执行人财产的处置必须经过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四条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拍卖规定》第1条即规定：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查封、扣押、冻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进行拍卖、变卖或者采取其他执行措施。

可见，法院依职权启动拍卖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最后，从效果上来看，如果法院不能依职权启动拍卖程序，致使被执行人财产长期不予处置，不仅会使案件久执不结，而且在将来财产变现后，在此期间产生的迟延履行利息由已丧失处置权的被执行人承担，对被执行人来说有失公平。而如果法院能依职权启动拍卖程序，不仅能使优先债权尽快得到实现，而且一般也不会直接损害普通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普通债权人对此有异议，可通过执行异议、复议__程序寻求救济。因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486条对被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非经查封、扣押、冻结不得处分的规定，在首查封案件申请执行人经法院督促仍拒不申请对被执行人财产启动拍卖程序的情况下，执行法院可通过协调或请求上级法院指定管辖，确定由一家法院依职权主动启动拍卖程序，但可能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况时除外。因为根据《拍卖规定》第9条，在可能出现无益拍卖时，执行法院必须依据申请才能启动拍卖程序。

二、执行中拍卖标的保留价的确定

对执行中拍卖标的保留价的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先后有两个司法解释作了规定。《拍卖规定》第9条第1款规定：保留价确定后，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优先债权和强制执行费用后无剩余可能的，应当在实施拍卖前将有关情况通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于收到通知后5日内申请继续拍卖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但应当重新确定保留价;重新确定的保留价应当大于该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委托规定》第13条规定：拍卖财产经过评估的，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的保留价;未作评估的，保留价由人民法院参照市价确定，并应当征询有关当事人的意见。第16条规定：施行前本院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在先的《拍卖规定》第9条确定了执行中限制无益拍卖的原则，也即法院在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后，实施对其无益的拍卖行为时，拍卖保留价应当大于该优先债权及强制执行费用的总额。而根据之后的《委托规定》，评估价即为第一次拍卖保留价。对于以上两个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委托规定》是关于执行中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的一般性规定，旨在防止出现首次拍卖保留价即低于评估价的情况;而《拍卖规定》是在拍卖标的物上存在其他优先债权时，为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利益，避免浪费司法资源，而所作的限制无益拍卖的特别规定。因为执行程序本身也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具体到拍卖来说，拍卖作为一种成本较高的执行措施，其实施与否，既要考虑执行当事人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尽量避免对各方当事人都没有实际利益的执行。在普通债权人或受偿顺位在后的优先债权人申请拍卖时，如果依据本次拍卖保留价计算，拍卖所得价款在清偿顺位在先的债权和强制执行的费用后没有剩余可能的，就意味着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很可能无法通过拍卖价款得到实现，这种情况下的拍卖就可能成为无益拍卖，如果再依照正常程序进行拍卖，其结果，不仅对申请执行人和顺位在先的债权人无益，而且还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出现无益拍卖的情况下，有必要设置专门的法律制度予以限制或禁止。因此，在执行程序中确定拍卖标的保留价时，对两个司法解释的适用应当如此选择，即如果拍卖标的物上不存在其他优先债权时，应适用《委托规定》，以评估价为首次拍卖保留价;如果标的物上有其他优先债权且存在无益拍卖可能时，应适用《拍卖规定》确定拍卖保留价，但是当优先权人为拍卖申请人时除外。

三、限制无益拍卖原则的适用条件

1.拍卖标的上存在优先债权。如果申请执行人均为普通债权人，那么根据被执行人的整体财产状况，各债权人要么按照查封财产的先后顺序受偿，要么通过参与分配程序或破产程序按比例清偿。不管那种情况，首查封的申请执行人均会因拍卖被执行人的财产而受益，不会出现无益拍卖的可能。

第3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在民事司法活动的执行过程中，常有被执行人对多个债权人负有给付义务，而其财产不足履行全部债务的情形，此时就涉及到如何分配被执行人现有财产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通常是由破产法律制度来进行，而我国的破产法律制度为一般破产主义的破产法律制度，在我国破产的能力主体只能是企业法人，这只能解决正常的企业法人作为被执行人，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的财产分配问题。而对于公民、其他组织以及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作为被执行人时，就要适用参与分配制度来处理这一问题。

参与分配法律制度向前可以追溯至罗马法。罗马法学家保罗《论告示》第59编指出：“当债权人中的一人要求控制债务人的财产时，人们问：是否只有提出了要求的人才能够占有此财产？当只有一个人提出要求并且得到裁判官允许时，这是否使所有债权人均有了占有财产的可能性？确切地说，在裁判官允许占有之后，这不被看作是对提出要求者的允许，而被视为允许所有债权人占有财物” .这就是最早期的参与分配思想，参与分配制度的历史由来已久。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时间短，涉及参与分配法律制度方面的立法较之于世界上市场经济发展较早的国家起步晚、规范少且较为原则。我国关于参与分配制度的立法仅见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这两个以司法解释身份出现的法律规范性文件中，而没有“法”的规范，并且在这两个法律规范性文件中也仅有12条的篇幅，且《意见》3条基本被《规定》的规定所覆盖。现根据我国的现有立法并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有关法律规范，从参与分配制度的概念、参与分配申请人主体的范围、申请条件及分配主持法院和优先制度这四个方面结合实务中的具体情况谈一谈民事执行参与分配制度。

二、参与分配制度的概念

目前，对于参与分配制度的定义大致相同，基本都是根据《意见》第297条和《规定》第90条的规定进行叙述的。童兆洪主编的《民事强制执行新论》中的定义是：“参与分配是指在执行程序中，经申请执行人申请，人民法院据已生效的确定金钱给付的法律文书将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或其他组织的全部或主要财产查封、扣押或冻结后，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其他对该同一被执行人（债务人）已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因该被执行人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在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完毕前，申请加入已开始的执行程序，并将执行所得对各债权人平均清偿的一种执行分配制度。” 金永熙著《法院执行实务新论》中的定义是：“参与分配，是指已经取得金钱执行根据但未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在被执行人公民或其他组织全部或主要财产已被法院因执行金钱给付的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或其他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在被执行人的财产执行完毕前，申请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参与分配的一种方式。” 这两个定义都是依据《意见》第297条和《规定》第90条而作出的，他们把参与分配的被执行主体的范围仅限于公民和其他组织之中，不包括企业法人。

在当今的民事执行法律实务中，时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企业法人，它们成立于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前期，它们的设立不规范，组织机构不规范，经营活动不规范，有的因经营亏损而自行歇业，有的因为违法而被撤销，它们中有很多企业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很少，让当事人通过破产程序来分配被执行人财产，往往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而且破产申请人还要预交部分破产费用，对申请人来说这是得不偿失的事，而对于整个社会来讲这是对审判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浪费。在国外，对此情形法院可以对公司强制清算。我国在这方面的规定却不够完善。纵观我国作为地方性法规的各地有关企业清算的条例，它们有的对企业解散后应当清算而不清算的没有规定法律责任，有规定的也只是规定了企业的责任，而对于对解散企业负有清算义务的股东、董事会的成员不履行清算义务的没有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虽然根我国《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了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决议解散这三种解散情形，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了因违法被责令关闭的企业解散后由有关主管机关组织股东、有关机关及有关专业人员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而当今的法律规范中对“有关主管机关”不组织清算组、被指定人不履行清算义务没有制裁手段或制裁力度较小。因此这些制度在现实的司法活动中很少得到实施。正因如此有的企业的股东、董事，特别是些经营亏损自然歇业的小公司的公司股东在公司解散后根本就不履行清算义务，甚至有的人索性一走了之，让你找不到清算责任人、找不到清算所需的相关资料，使清算无法进行。即使能对这类企业依法组织清算，往往其现存资产还不足支付清算费用，这时对该企业的清算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此时对于被执行人的现有财产若不按参与分配的程序进行分割，对于后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就会造成实体上的损害，这有违民法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该企业有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持有对该企业的金钱给付执行依据，其中部分人已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而该企业法人的资产已不足支付现有已取得执行依据的所有债权人的全部债务，其他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时，我们应把这样的被执行人作为特例列为民事执行参与分配的被执行主体。为此，我们把民事执行中参与分配法律制度中的被执行主体范围确定为公民、其他组织和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这里法人企业只是特例，对于绝大部分 的法人企业，其财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时，可告知当事人依法申请被执行人破产，通过破产程序来分配其财产。由此，笔者认为对参与分配制度可作如下定义：参与分配，是指被执行人为公民、其他组织和某些被撤消、注消或歇业时对其负有清算义务者不履行清算义务且其现有可供执行财产较少的法人企业，在执行程序启动后，被执行人财产被执行完毕前，被执行人主要或全部财产被人民法院因执行金钱给付生效法律文书而查封、扣押或冻结，其财产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对该被执行人已取得金钱给付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申请参加分配被执行人财产的一种执行制度。

三、参与分配申请人主体的范围

根据《意见》第297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执行依据的或者已经的债权人。这里所称的债权人包括了两个部分，其一是已经取得了执行依据的债权人，这些执行依据包括人民法院的生效的有执行内容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支付令，已生效的经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公证债权文书，以及由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书、调解书。持有上述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时，所持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给付义务必须没有超过法律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其二是已经的债权人，这部分人与被执行人有着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而且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因债务人不履行义务，债权人已向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尚未就此作出判决书、调解书或所作出的判决书、调解书尚未生效。这里仅是已的债权人，不包括向仲裁机构已申请仲裁而未取得生效仲裁裁决书、调解书的债权人。以上所称的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没有义务种类之分，可以是金钱给付义务，也可以是交付特定物之义务，对于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之义务也没有作出排除性规定，也就是说对于持有这类生效法律文书的债权人因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给债权人造成损害的，该债权人也可以申请参与分配。

根据《规定》第90条的规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只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这里所称的执行依据的形式种类同《意见》第297条所指的生效法律文书的种类，但对作为执行依据的生效法律文书主文部分所确定的执行内容《规定》作出了限制，它只能是金钱给付的内容，而不能为特定物的交付及行为。

比较两个规范对申请参与分配主体范围的规定，《规定》较《意见》对于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从申请的时机和债权的种类都作出了更严格的要求。由于两者对于可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范围规定的不一致，由此就形成了在确定参与分配主体时适用两个规范的冲突。这两个冲突规范的适用较为简单，因为这两个规范均系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具有同等的效力等级，它们的冲突应依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来处理，也即在两个规范就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时，应根据新的规范《规定》来处理。亦即自《规定》公布实施后，我们在确定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主体范围时，应依《规定》的第90条之规定处理。他们只能是已对被执行人申请执行的申请执行人以外的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的其他债权人。最高人民法院在制定《规定》这一法律规范时缩小了可以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的范围，这是在总结我国就《意见》有关规定实施6年多的司法实践经验并借鉴他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修改。这是因为执行相对于审判来说，更需注重的是效率，如果仍然按照《意见》的规定来确定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范围，只要被执行人的财产没有被实际分割，任何一个债权人都还可以通过来申请参与分配，而执行中参与分配的实际分割就必须推迟，直到这一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案件审结，该债权人的债权是否得到支持得以确定后才能将被执行人的财产进行实际分割，这往往会经历一段较长的时间。如果在这一债权人与被执行人之间的案件即将审结前，又有其他的债权人对该被执行人再提讼，这势必又要延期分割。如果是多次发生这种情形，参与分配的债权额、债权人数、分配比例都必须等所有的案件审结后才能确定，这有违了执行效率原则。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强制执行程序本身就是专门为满足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而设，不是像破产程序那样为所有债权人而设。只有有执行依据的的债权人才能申请执行，在执行程序中受到债权的清偿。没有执行依据的债权人，其申请对债务人强制执行的条件还不具备，不应当有权直接参与到执行程序中来，受到执行债权人一样的待遇 .再从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上来对比，台湾地区的《强制执行法》第34条对可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也作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也仅限于有执行名义 的债权人。《规定》的这一修改更有利于参与分配制度的实施，体现出执行工作的效率原则，能够使债权人的经济权益尽早得以实现。

在执行实务中常有这种情况，某一尚未审结的案件，其原告对被执行人的财产先进行了保全性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财产已被查封、冻结的，不得重复查封、冻结”，由于保全措施的效力及于该案的执行，在保全措施效力未尽时，任何单位包括其他人民法院以及同一人民法院办理其他案件时都不得重复查封、冻结或者擅自解冻。也就是说在采取保全措施的案件得以执行前，执行参与分配案件时不能处置被执行人已被这一尚未审结案件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此时对于被执行人已被保全的财产是否主张参与分割，已申请执行、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人就需要作出选择，他们可以选择等待这一案件审结后包括这一案件的原告及其保全的财产在内，适用参与分配程序来分配被执行人财产；也可以因为未审结案件保全到的财产占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份额较少或接近于适用参与分配程序该案原告应分得的份额，参与分配案的申请人选择放弃对被保全财产的分割请求，就被执行人被保全以外的财产进行分割，尽早实现可实现债权。这样看起来好像是已经的债权人可以参与分配，超出了《规定》第90条对可申请参与分配的主体范围的限定，其实他能够参与分配，所基于的不是《意见》第297条的规定，他所基于的是对被执行人的财产依法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这一法律事实，他的这种参与分配申请人的资格也不能等同于一般依《规定》第90条的规定而取得的参与分配申请人，他能否与其他参与分配申请人共同分割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还要由其他的申请人来选择决定，其权能要低于其他依《规定》第90条的规定而取得申请人资格的申请人。

四、申请条件及分配主持法院

1.申请时限

关于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申请时限，《意见》和《规定》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作出规定，但两项规定的期限是一致的，《意见》第297条规定的是起始时间“在执行程序开始后”，而《规定》第90条规定的是终了时间“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意见》没有规定终了时间，但它不可能延续到执行完毕后，最迟只能是在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前提出，而《规定》虽然没有对提出申请的起始时间作出规定，但它不可能早于执行程序开始前，否则就不是申请参与分配了，没有执行程序的开始，就不可能有参与分配程序。由此可以看出，两者对提出参与分配的时间规定是一致的，即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申请的时限为自执行程序开始至被执行人的财产被执行完毕这一段时间。

这里的申请时限的终了时间规定的不够科学，这里的执行 完毕前的“前”，人们可以理解为哪怕是执行法院的分配方案拟好了，正在进行分配时，如果此时还有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这样就必须重新制定分配方案，如在新方案实施前又有人提出申请，势必又要重新制定分配方案，这样就会使参与分配程序显得拖沓。关于申请时限的终了时间，我们可以参考台湾地区《强制执行法》的做法，参与分配由执行法院制作分配表、指定分配期日，并规定申请参与分配申请时限终了时间为“标的物拍卖、变卖终结或依法交债权人承受之日一日前，其不经拍卖或变卖者，应于当次分配表作成之日一日前。”这样就由执行法院一次性确定了分配日，同时也确定了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的最后时限，不存在一再延期、更改分配方案的情况。

2.申请人应提交的法律文件

债权人申请参与分配所需提交的法律文件《意见》和《规定》所作的规定基本相同，债权人必须提交书面申请并附执行依据，有所差别的是《意见》要求“申请书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而《规定》没有写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的要求。对于根据《规定》第93条申请参加参与分配的债权人提出申请时需提交哪些法律文件《规定》未予明确，从《规定》第92条笼统地看，他就需要提交执行依据，而这些债权大都权利义务关系明确，数额确定，让他们再通过诉讼来取得执行依据，就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笔者认为对于这种申请人可以采用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以“其权利证明文件”作为执行依据提交，这样做也有利于案件的尽快执行。

3.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条件

适用参与分配程序分配被执行人财产，或者说参与分配程序的起动，必须有“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情形出现。实践中人们对于“不能清偿”有两种不同的标准。一是客观标准，《意见》的规定更倾向于这一标准，《意见》第298条规定债权人在申请书中“应写明参与分配和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的事实和理由”。从客观标准出发，人们往往很难证明被执行人的财产不能清偿所有债权，这是因为这时的被执行人往往拥有较多的债权人，作为债务人的被执行人不说，其单个债权人很难查清被执行人所负债务的总额以及其中已存在执行依据的债务总额。同时被执行人还有可能转移、隐匿财产，这样债权人也很难查清被执行人的全部财产，如果用客观的标准来要求，债权人就很难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权。为此《规定》中就没有要求债权人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而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只要客观事实表明被执行人可能不能清偿所有债务，而债权人认为该被执行人不能清偿全部债务，即可提出参与分配申请。采用主观标准来衡量被执行人是否不能清偿所有债务，即使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被执行人有能力履行全部债务，适用参与分配程序对被执行人进行执行，既不损害被执行人的利益，也不会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由此可见，采用主观标准较之于采用客观标准更有利于案件的执行，所以后制定的《规定》对此则采用的是主观标准，不要求申请参与分配的债权人证明被执行人不能清偿所有债务。

4.分配主持法院

《规定》第91条规定“对参与被执行人财产的具体分配，应当由首先查封、扣押或冻结的法院主持进行。” 这一规定只规定了由首先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财产的法院主持，它没有区分是保全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还是终局执行中的查封、扣押、冻结。也就是说，不管是保全执行还是终局执行措施，我们确定主持分配的管辖法院的依据只是采取查封、扣押、冻结三措施之一的先后次序，哪个法院最先对被执行人采取了前述三执行措施之一的，就由哪个法院主持分配。

五、优先制度

参与分配的债权一般不尽相同，这就存在是否有优先的问题。如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薪酬债权、有保全的债权、普通金钱债权同时存在，它们是否享有优先权，以及优先债权之间是否有优先的效力等级，这就是参与分配制度中的优先制度。本着债权平等、公平受偿的原则，各国关于执行分配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优先主义、平等主义、团体优先主义。而我国现行采用的执行分配原则是“混合主义” ，即优先主义和平等主义并用。

对于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薪酬债权它们的优先权在《意见》第299条、《规定》第88条第二款中有明确的规定，即这三者都具有优先权。在这三种债权同时存在时，薪酬债权作为金钱债权，它的优先效力要低于基于所有权、担保物权所享有的债权。

关于诉讼中申请人民法院采取了保全措施的债权是否具有优先权的问题，两份法律规范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这也是业界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有优先权，其理由是：（1）一个法院的查封行为是为了本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实施的，不是为其他案件。查封是为了保证我这里的案件得到执行，我这个案件债权人得到满足，而不是为保证所有债权人能够受偿；（2）禁止重复查封，实际上就是禁止其他债权人对查封财产进行执行。另一种观点是没有优先权，其理由是：（1）民事诉讼法第九十四第并未规定查封财产如何处理，既未说是否实行参与分配，又未说在先查封的人是否有优先受偿权；（2）之所以禁止重复查封，是因为一个法院查封后，查封的效力就产生了，其他法院再行查封没有必要 .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片面之处，查封优先，查封的效力就等同于抵押，其实保全措施是控制性手段，其目的是防止被告、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它并不能在防止被告、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上设立他权利。若申请保全的债权人完全与其他没有申请保全的债权人同等分配被执行人的财产，申请保全的债权人查找被执行人财产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及其对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所作出的贡献就得不到回报，有违民法上的公平原则。对此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有限优先原则，在被执行人财产能够清偿其全部债务时，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享有优先权；在被执行人财产不足清偿其全部债务时，采取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不享有优先权，但在具体分割被执行人财产时，可以根据申请保全的债权人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及其对防止被执行人转移、处置财产的所作出的贡献大小，法官运用其自由裁量权适当调高该债权人的受偿比例。

第4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2015年3月，L市房管局收到该市中级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将该市聚贤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贤公司）的一幢房产（房产权证号5093、土地权证号2256）转移给天翔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公司）。该协助执行通知书及附带执行裁定书、拍卖成交确认书等资料显示：聚贤公司以该房地产向兴业银行L市支行申请抵押贷款，逾期本息900余万元未还。L市中级法院受理该银行机构，依法判决后，裁定拍卖聚贤公司抵押房产以偿还相关债务。后经公开拍卖，天翔贸易有限公司以最高价860万元竞得，并以合约支付相关款项。

收到协助执行通知书后，L市房管局查验该房产在兴业银行抵押之后，聚贤公司还向W先生发放一笔民间借贷100万元，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现仍在抵押登记状态。对此，该局认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存在抵押登记的房子在未注销抵押登记前不能发生转移。而《房屋登记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经依法登记的房屋抵押权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权利人应当申请抵押权注销登记：（一）主债权消灭；（二）抵押权已经实现；（三）抵押权人放弃抵押权；（四）法律、法规规定抵押权消灭的其他情形。W先生在其债权、抵押权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自然不会主动申请注销相关抵押登记。据此，L市房管局认为该房产暂时不能办理转移登记到天翔公司。

而该市中级法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第三十一条“拍卖财产上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因拍卖而消灭，拍卖所得价款，应当优先清偿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受偿权人的债权，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该房产已经拍卖，其上原有的担保物权也已消灭，无需再经当事人申请注销原有的抵押登记。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三十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已经被执行拍卖、变卖或者抵债的，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的规定，该房地产已经拍卖，其上的查封、扣押、冻结随即消灭。而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法院全部处分标的物后轮候查封的效力问题的批复》 （法函〔2007〕100号）中对这一规定进一步进行了解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5号）第三十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已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进行拍卖、变卖或抵债的，原查封、扣押、冻结的效力消灭，人民法院无需先行解除该财产上的查封、扣押、冻结，可直接进行处分，有关单位应当协助办理有关财产权证照转移手续”。因此，该房地产转移到天翔公司是完全合法的。

前述最高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查封、扣押、冻结的房地产一经拍卖，无论其上的查封、扣押或冻结，还是原有的担保物权及其他优先受偿权，皆因拍卖而消灭，房地产登记机构应依协助办理相关转移登记手续。

第5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全面了解美国破产重整程序制度规定

美国破产保护旨在保障各债权人能公平受偿，以及保障债务人得以通过重整实现继续经营的重生机会，而并非“保护”重整债务人。相较《中国企业破产法》及目前国内的企业破产重整实践，美国破产重整程序在保障债权人公平受偿及债务人重整成功方面有更为切实可行的制度规定，如下制度是中国企业作为境外债权人积极参与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

特定货物取回或特定债权优先受偿制度 美国债务人企业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供应商债权人对承运人尚承运在途的货物享有取回权，即要求承运人停止向重整债务人交货；同时，供应商债权人可以在破产重整申请之日起20日内，向美国债务人要求取回其在破产重整申请日前45日内交付给美国债务人的货物。如供应商债权人的该取回权受到第三方权利之对抗而无法实现（比如美国债务人通常以其库存或收到的原材料货物为其向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贷款提供担保，该担保权人有权对抗供应商债权人取回货物之主张），则供应商债权人可以要求就其在破产重整申请日前20日内向美国债务人交付的货物，作为“破产管理费用”（Administration Expenses）予以优先受偿。

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制度 美国债务人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5?7名无担保债权人将组成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聘用律师、审计师等专业人员，代表所有无担保债权人参与、调查并监督整个破产重整程序。该委员会聘用专业人员的费用计入破产管理费用，由破产财产优先予以支付，无需债权人自行支付。这与中国破产法规定有重大不同，在国内破产重整程序中，债权人委员会及各债权人聘请律师等专业人员代表其参与破产重整程序的费用由各债权人自行承担，因顾虑费用成本，各债权人参与债权人委员会及聘请律师其争取合法权益的热情往往不高。

关键供应商地位制度 美国破产重整程序中，为保障债务人企业的生产经营得以持续并在重整后扭亏为盈，对于债务人重整具有关键作用的债权人供应商可以在经由债务人申请，法院批准后获得关键供应商地位，获得该地位的债权人供应商，不仅可以就破产重整程序中继续出售给债务人的货物作为破产管理费用优先受偿，亦可就破产重整申请前的（至少部分）债权予以受偿。

重整计划下的部分资产变卖处置制度 与中国破产重整程序类似，美国破产重整的基本架构是：新投资人通过支付对价，成为重整债务人的新股东，从而通过股权获得重整债务人的所有资产，该对价即用作按比例清偿重整债务人之债务，未清偿部分的债务依法得以减免。目前国内非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均以重整计划项下新投资人受让重整债务人股权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的破产重整多以新投资人支付对价部分清偿债务，并受让原股东让渡的股份以取得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再由重整后的上市公司向新投资人定向发行股份以实现借壳上市。实践中鲜有破产重整计划下变卖、处置重整债务人部分资产的案例。但美国破产重整程序中，除日常商业经营外，破产管理人可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表决前，经通知及听证程序后，对债务人某部分资产进行出售、处置，即所谓重整程序项下的部分资产清算（Partial Liquidation）。

争取实现债权受偿比例最大化

根据美国破产法，通常作为无担保供应商债权人的中国企业处在清偿顺序的最末位。为保障自身合法权益，争取实现债权受偿比例的最大化，中国债权人企业需积极参与美国破产重整程序，争取行使特定货物取回权或特定债权优先受偿权。中国债权人企业平时应当注意谨慎保存所有交易相关的书面证据（包括但不限于书面合同、订单、电子邮件、传真件等），详细记录合同或订单的履行日期并保存相关证据。一旦得知美国债务人企业申请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应尽快向熟悉美国破产重整实务的律师进行咨询，委托其代为行使货物取回权或主张特定债权的优先受偿。

如该债权人企业不符合主张货物取回或优先受偿之情形的，亦应争取成为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之成员。根据美国破产重整程序规定，美国联邦破产管理人（the United States Trustee）应当征询前20大无担保债权人加入无担保债权人委员会的意愿，从中选择5?7名担任委员会委员，被征询的中国债权人企业应当在积极争取入选债权人委员会后，投票聘任律师等专业人士，要求该等专业人士调查、了解、监督整个破产重整程序，为争取无担保债权受偿比例最高而依法进行各项主张，行使各项权利。并且如中国债权人企业能作为委托该等专业人士的委员会成员，将有更多机会了解重整债务人的具体财务信息、经营状况等，以便能基于该等信息做出是否在重整程序中及重整完成后继续与重整债务人商业合作、交易的综合判断、决策。

第6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一、代位执行的执行依据

执行必须具有一定的执行依据，这是依法执行的前提。申请执行人申请对被执行人进行强制执行，其所依据的是生效的法律文书。在代位执行中，生效法律文书对第三人没有法律拘束力，那么对第三人迳行执行的执行依据是什么呢？有人提出代位执行的理论依据存在缺陷，违背了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况且代位执行没有法定执行依据，剥夺了第三人的诉讼权等救济权（注1）。有人认为执行依据是人民法院向第三人发出的履行到期债权的通知书（注2）。也有人认为执行依据是申请执行人据以对被执行人申请强制执行的生效法律文书（注3）。多数人认为执行依据应该是人民法院针对第三人对履行通知书无异议又不履行的情形而制作的民事裁定书（以下简称执行裁定书）（注4）。笔者同意第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只局限于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而忽视了判决效力和执行效力的扩张性原理。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为保证判决的统一性，保障判决得以实现，赋予判决一定对外效力，即对当事人以外特定的第三人发生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0条的规定，就体现了执行力的扩张。而代位执行正是基于执行力的扩张而设定的，其理论基础源于合同法中代位权理论，因此，代位执行是有法律依据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履行通知书是执行依据。而履行通知书只能起到告知作用，并不能产生特定的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执行依据是法律文书，况且第三  人可以对履行通知书提出异议，只要第三人一提出异议，履行通知书就失去效力，因此，履行通知书不能作为执行依据。第三种观点，更是难以成立。根据判决效力相对性原则，判决效力仅及于当事人，原则上不对第三人产生法律拘束力，当事人不得以生效的法律文书向第三人主张判决效力，更不得以对自己确立的判决为执行名义要求对第三人强制执行。虽然在特定情况下，法律赋予判决效力和执行效力的扩张性原理，但是我们不能依据扩张性原理直接以对被执行人生效的法律文书迳行对第三人强制执行。否则，既违背了判决效力的相对性原则，又剥夺了第三人依法享有的异议权。

执行裁定书，既有效发挥了执行效力的扩张性的原理，又充分保障了第三人的异议权，是代位执行强有力的执行依据。1、执行裁定书，具备法律文书的功能。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的拒执罪的解释》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作了阐述，“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指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执行内容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而对第三人的执行裁定书就具有特定的执行内容，况且该裁定书送达第三人后即发生法律效力，符合解释的精神。根据最高院“对被执行人到期债权的执行”的规定，第三人在履行到期债务通知书指定的期限内未向人民法院履行，人民法院对其作出强制执行的裁定，应当向其发出执行通知书，按一般执行程序予以执行。从这两方面规定可看出，对第三人的执行裁定具有确定性和强制性，应按一般执行文书的程序执行，因此，执行裁定书作为执行依据是有法律根据的。2、执行裁定书能有效保障第三人权益。代位执行设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既要求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已到期，又赋予第三人15天的异议期，况且法院原则上不对第三人的异议进行实质审查，对第三人作出强制执行的裁定后，应当直接送达给第三人，在第三人未按裁定书履行的情况下，向其发送执行通知书，按一般执行程序执行，所有这些条件的规定，足以保护第三人的救济权。

二、代位执行的性质

由于司法解释只对代位执行作了简单的规定，所以对代位执行的性质有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代位执行是“继续执行制度”的体现（注5）。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23条规定：“人民法院采取本法第221条、第222条、第223条规定的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偿还债务的，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债权人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财产的，可以随时请求人民法院执行。”这里的“其他财产”包括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所以，代位执行是“继续执行制度”的表现之一。也有人认为，代位执行是第三人协助人民法院执行工作是一种行为（注6）。而笔者认为，代位执行只是一种执行方法。持“继续执行制度”观点的人将被执行人的“其他财产”扩大解释到被执行人到期债权，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因为财产一般仅指财产所有权的有形物标的，不包括权利，因为债权是有风险的。法律规定：在案件未执毕前，被执行人应当继续履行，申请执行人一旦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可随时提出执行请求。其目的在于发动申请执行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能把赋予申请执行人的继续申请执行请求权等同于代位执行。同时，代位执行也不是协助执行制度。协助执行是法律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规定的义务，与生效法律文书对被执行人确定的义务有质的区别，协助执行人协助执行是履行其法定义务，而不是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代位执行就是对第三人的财产进行强制执行，而不是要求协助执行。因此，代位执行不属协助执行制度。代位执行是在被执行人采取强制措施后，被执行人仍不能履行法律义务时对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所采取的一种执行方法，其目的是为了执行，即实现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而不是为了保全债权。代位执行与民事诉讼法中设立的如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在性质上是一样的。只是代位执行并非能普遍适用于各种执行程序，只能适用于被执行人享有债权的情形。

另外，代位执行也与债权转让有严格地区别。债权转让是指债权人通过协议将其债权的全部或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行为。债权转让后原有债权债务关系消灭，新的债权债务关系产生，债权人不得再向债务人追索，必须自行向第三人追索，并自行承担转让风险。而代位执行只是依申请人或被执行人申请所采取的一种执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变更了执行主体，目的在于执行被执行人享有的债权，制止逃废债行为。只有第三人履行债务后，从实体法上讲其对申请人负有的债务在第三人履行的范围内消灭。如果第三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只能说明所采取的执行措施无法实现执行目的，此案仍无法执结，那么被执行人对申请人负有的履行义务仍不能消灭，被执行人就不能以债权已转移为由进行抗辩。

三、代位执行的条件。

在执行中，并非所有被执行人的债权均可执行。一般情况下，只能执行被执行人现有财产，在具备下列条件时，才能执行被执行人的债权。

1、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不能清偿债务。

只有当被执行人现有财产到了不能清偿债务时，才能执行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到期债权。实践中，如何认定被执行人现有财产能否清偿债务？由于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的现有财产认识一般仅停留在表层，即对其外在的财产状况有所认识，如房产、车辆等，而对被执行人隐性的财产现况一般很难调查，如以他人名义的存款等等。如果以外在的财产现状来判断其能否清偿债务，可能只是虚假的事实，而不是客观上的事实。况且以调查认定的外在现状来判断，有时很难准确认定，也很难操作。笔者认为，当执行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仍不能达到执行目的的，就可认定被执行人现有财产不能清偿债务。这种方法，便于执行法官掌握，也容易操作。

2、被执行人对第三人享有债权。

债权既包括金钱请求权，也包括实物请求权，但不包括专属于被执行人本身的权利。此外，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既包括到期债权，又包括未到期的债权。虽然目前法律、法规将代位执行仅限于到期债权，但笔者认为，代位执行应适用于未到期债权，因为代位执行的目的是执行债务人的债权，虽然债权未到期，法院仍应对未到期债权采取控制性执行措施，以防止未到期债权流失，从而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利益。在强制执行法草案中将未到期债权列为对象之一。到期债权既包括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到期债权，又包括未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到期债权。而我们通常所指的也是未决到期债权，《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也只规定了这一情形，而对已判决到期债权却没有明确规定。已决到期债权又分为两种情形：一是被执行人已经对第三人申请执行。这类情况比较好办，可以要求其他法院协助执行。二是被执行人尚未对第三人申请执行。当债务人的已决到期债权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时，一些债务人往往对已决到期债权的申请持消极态度，他们或者怠于申请执行，或者因对已决到期债权有利益上的牵连，有意不申请执行。这时，允许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已决到期债权行使代位申请执行权，已成为现实的需要。从执行工作规定来看，对到期债权并没有特别限制，况且已决到期债权是得到确认的到期债权，因此在理论上对已决到期债权申请人也可代位申请执行。

3、被执行人怠于行使权利或虽行使债权但未达到目的。

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被执行人怠于行使，意指应当行使并能够行使而不行使，二是虽行使其债权但未达到目的。因为对代位执行而言，被执行人是否怠于行使债权从实质上讲意义并不明显，而是能否达到执行目的才是真正意义所在。

4、申请执行人或被执行人的申请。

因为执行人到期债权是申请执行人代位行使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否行使取决于申请执行人。如果人民法院不依申请执行人的申请，而依职权直接执行，则将剥夺申请执行人的处分权，有悖民诉法的处分原则。被执行人申请代位执行的应区别处理。如果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其申请要求对到期债权执行的，此种申请符合代位执行规定的情形，可予以准许。如果被执行人有财产可供执行，那么对其申请代位执行的，应予驳回。

四、  代位执行行使效果的归属

行使效果的归属直接影响到债权的分配和优先受偿等问题，其意义重大。对于申请执行人依法行使代位执行权后，第三人向谁清偿债务，是申请执行人还是被执行人，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依传统民法的代位权理论和债的相对性原则，第三人只对被执行人负有履行义务，通过法院执行回来的债权的所有权人只能是被执行人。当被执行人存在多个债权人时，其他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可按债权比例受偿，否则将损害未申请代位执行的其他债权人利益。另一种观点认为：代位执行所得的债权直接由第三人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因为执行工作规定和合同法解释（一）均采用这一观点。执行工作规定第61条第二款第12项规定：“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其对被执行人所负的债务，不得向被执行人清偿。”合同法解释（一）第11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即由第三人直接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申请执行人在受偿时具有优先的效力。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

首先，此项规定具有较强的实体意义。代位执行可直接裁定第三向申请执行人履行债务，第三人向申请人履行债务后可抵消申请人对被执行人的债权，并且使被执行人和第三人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其次,此项规定可以简化诉讼程序，减少程序上的繁杂和不便，便于及时清洁债权债务，体现出交易活动的效能原则。第三，此项规定可激励积极行使代位权利的债权人。申请执行人最先积极寻找财产，应该得以优先受偿，让没有行使权利的其他债权人轻而易举地分享积极行使者辛苦得来的成果，是不公平的。

注脚：

注1：焦一宁《关于代位执行的问题与出路》，2002年9月17日发表在中国法院互联网《民事审判研究》。  

注2：谢春和、黄胜春《代位执行制度的理论与实践》，1995年6月《现代法学》。

注3：吴英姿《代位执行之我见》，1997年9月发表在《南京大学法学评论》。

注4：傅明亮《代位执行若干问题探析》，1997年9月《法学》。

第7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一、司法强制执行不应当“打太极”

房屋征收是指市、县级人民政府基于公共利益需要，在强制力保障之下剥夺集体、个人房屋所有权并给予公平补偿的行政行为。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房屋征收的强制力包括征收主体作出征收补偿决定和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规制缓和成为世界趋势的当下，通过协商的手段实现和谐征收是政府和法院的所思所为，《征收条例》提倡首先通过协商解决征收补偿问题。然而，协商不是万能的，在既定的时间内无法达成协议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作出补偿决定，被征收人在法定的期限内不又不搬迁的，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法明传[2011]327号《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以下简称《紧急通知》)要求，依法慎重处理好每一起强制执行案件，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坚决防止因强制执行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迫于的压力，一些地方法院对于正当合法的征收强制执行申请也不受理，以向上级法院请示为由进行推诿和“打太极”。《紧急通知》第2条规定：“凡是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而中央政法委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问题的精神则要求：由重大事项的承办部门具体组织实施风险评估工作，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对评估结论负责。《紧急通知》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主体的确定，却成为一些地方法院“打太极”的借口。

为了依法履行职责，树立法治的权威性和人民的信任感，对于诉讼案件必须严格司法审查――敢于监督，合法的非诉执行案件依法执行――敢于支持，实现行政诉讼法监督和支持的两个功能，不再“打太极”。

二、征收强制执行中的司法审查

《行政强制法》第2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或者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强制履行义务的行为”。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在征收方案既定的期限内达不成补偿安置协议的，征收部门提请政府依法作出补偿决定。可见，补偿决定是人民法院据以强制执行的、具有执行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强制法》第34条的规定，人民政府作出补偿决定后，被征收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在法定的期限内既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又不搬迁的，人民政府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应当对该补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该司法审查的标准应当依照《行政强制法》第58条的规定进行：1.明显缺乏事实根据的；2.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的；3.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此乃称为明显重大违法排除审查标准。对行政行为的审查标准有形式审查、明显重大违法排除审查与合法性审查。根据《公务员法》的规定，下级服从上级决定了下级对上级的审查系形式审查；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决定了不具隶属关系的行政机关之间的审查系形式审查。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的审查系合法性审查即实质审查。为了便于理解，笔者将行政行为区分为无效行政行为、可撤销行政行为和合法行政行为。无效行政行为在三种标准的审查中都应否定其效力；可撤销行政行为在诉讼审查中必须撤销或确认违法，在非诉审查中维护其效力；合法行为在三种标准的审查中都应当维护其效力。根据《征收条例》的规定，下列情形属于明显重大违法。

1.不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和专项规划。

2.征收补偿方案征求意见期限不足30日。《征收条例》规定征求意见期限不得少于30日，其目的是为了确保被征收人和利害关系人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参与。

3.旧城改造多数人反对的，没有进行听证。过半数的被征收人认为征收补偿方案不符合征收条件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由被征收人和公众代表参加的听证会，并根据听证会情况修改方案。

4.没有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根据中央政法委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精神，责任主体应当组织实施风险评估工作。作出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司法机关、部门、征收部门对征收的风险进行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包括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规定；是否符合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否可能引发不良连锁反应或对相关利益群体造成影响；是否存在可能引发的不稳定因素；是否有相应有效的风险化解措施和应急处置预案；是否存在其他不稳定隐患。风险评估应当通过收集相关文件资料、问卷调查、民意测验、座谈走访、听证会等方式就重大事项征求意见。风险评估报告应当作出无风险、有较小风险、有较大风险和有重大风险的风险评价，提出可实施、可部分实施、暂缓实施、不实施的建议。政府对作出了征收决定但又存在一定风险的，应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工作。

5.不属于公共利益。《征收条例》第8条对公共利益的界定做出了较为宽泛的规定，尤其是本条第(五)项规定：“由政府依照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的对危房集中、基础设施落后等地段进行旧城改建的需要”。征收补偿资金来源于政府财政拨款、政府制定征收与补偿方案、政府作出征收决定、政府作出征收补偿决定，无论是否存在投资商，都认为属于公共利益。

6.违反公平补偿原则。补偿安置是征收成功与否的关键，《征收条例》第19条确定按照被征收房屋价值衡量的公平补偿原则。公平补偿原则具体包括价值不减损、面积不减少、就近安置等内容。

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补偿决定属于明显重大违法的行政行为，人民政府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受理或者不予执行。

三、司法强制执行程序

《行政强制法》第13条规定：“行政强制执行由法律设定。法律没有规定行政机关强制执行的，作出行政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作为行政法规的《征收条例》没有规定政府的强制执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7条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赋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根据《行政强制

法》第53条的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补偿决定的，人民政府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具体程序如下。

1.先行催告。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4条规定，人民政府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前，应当向被征收人发出催告书，限其10日内履行搬迁义务。催告书送达10日后被征收人仍未履行搬迁义务的，人民政府可以向被征收房屋所在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先行催告是行政强制法新设立的制度，通过催告督促被征收人限期履行搬迁义务，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强制执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2.法定的申请要件。《行政强制法》第55条规定，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应当提供：(1)强制执行申请书，强制执行申请书应当由行政机关负责人签名，加盖行政机关的印章并注明日期。(2)征收补偿决定书、评估报告、入户调查表、未经登记房屋的处理意见、征收补偿方案等。(3)被征收人的意见及人民政府催告情况。(4)被征收房屋及其居住人口情况。(5)补偿安置情况以及过渡房的有关情况。

3.法院受理及其救济。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6条规定，人民法院接到人民政府强制执行的申请，应当在5日内受理，作为政府的中心工作，当日申请当日受理也是可能而且应该的。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30日内作出是否执行的裁定。裁定不予执行的，应当在裁定书中说明理由，并在5日内将不予执行的裁定送达人民政府。人民政府对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有异议的，可以在15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复议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裁定。

4.审查的形式。根据《行政强制法》第57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人民政府强制执行的申请进行书面审查，具备法定申请要件，除明显重大违法情形外，人民法院应当自受理之日起7日内作出执行裁定。《行政强制法》第58条规定，人民法院发现补偿决定明显缺乏事实根据、明显缺乏法律法规依据或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在作出裁定前可以听取被执行人和人民政府的意见，也可以组织听证。

第8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2013 年5 月29 日，某物流公司(本案原告)与保险公司(本案被告)签订了《海运货物/运输预约保险单》，约定被保险人为包括原告在内的七名/类企业的客户;保险期间从2013 年5 月25日至2014 年5 月24 日，预计年投保额人民币2亿元。该保险合同规定：被保险人必须在每月15 日前，或自前次申报45 天内(以两者中先发生者为准)，向保险公司书面申报所有起运的货物运输(如果该段期间内没有货物运输，那么必须书面申报该段期间内的货物运输为零)，保险公司对不符合申报条款的运输任务不负保险责任。

2014 年4 月11 日，原告受A 公司委托运输货物，运输途中，由于驾驶员所装载的货物高度超过了路桥高度标准，货物与横跨道路的高速路桥发生刮擦，致使货物严重受损。2014 年5月9 日，原告向保险公司申报了本案货物运输，前次申报时间为2014年3月19日。

另，上海某区法院受理了A 公司与本案原告的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经过二审程序，法院判决本案原告赔偿A 公司损失792485.58 元。判决生效后，本案原告尚未履行。2015 年7 月26 日，A 公司出具《索赔权转让证明书》，同意将对保险公司的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本案原告，但同时表示，原告取得保险金后，A公司有权优先受偿。

之后，原告向被告申请理赔遭拒，遂于2015 年9 月28 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赔付保险赔款792485.58 元，并另行支付运费21200元及承担本案诉讼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本案焦点

本案原、被告双方的争议焦点主要有三：一是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的行为是否有效;二是被保险人通过诉讼已明确了第三人的赔偿义务，保险金请求权是否消灭;三是本案保险合同中的申报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

三、案例评析

(一)保险金请求权转让行为有效所谓保险金请求权，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要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权利。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五款规定：被保险人是指其财产或者人身受保险合同保障，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由于保险标的因非故意行为所致发生保险合同内约定的事故而遭受损失，因而享有保险金请求权。此外，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双务合同，保险人在享有收取保险金的权利的同时，还应承担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合同约定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因而，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其固有的财产权利，理应受到保险人的尊重和法律的保护。

保险金请求权作为被保险人的财产权利，其不具有专属性，理应可以被转让，因而，在保险实务中，被保险人将其享有的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予以转让，应当是其实现其财产权利的一种方式，具有合法性。具体到本案中，按照《海运货物/陆上运输预约保险单》的记载，被保险人为包括原告在内的七名/类企业的客户。原告受A 公司委托运输货物，A 公司成为原告之客户，因而A 公司是该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原告则是该保险关系中的投保人。保险事故发生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A 公司应当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被告辩称被保险人不得向原告转让索赔权，笔者认为，如果仅仅从保险合同及民事权利的角度考虑，A 公司通过签订《索赔权转让证明书》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原告属于合法的财产权利处分行为。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不得行使，那么按照法无明文禁止则允许的原则，无论被转让对象是投保人还是其他关系人，都应当充分尊重A公司的权利转让行为。

虽然被保险人可以合法转让其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但是将该权利转让给被追偿对象是否有效，仍值得探讨。在本案中，原告作为运输公司，接受A公司委托承担运输任务，并在运输途中由于驾驶员失误致使保险标的严重受损，原告与A 公司之间构成违约之债，因此原告作为缔约承运人应对A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该责任已由法院的民事判决所确定。按照我国《保险法》第六十条之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按照该条规定，在保险人履行完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事故责任人的赔偿请求权将转移给保险人，意即在本案中，被告将可以对原告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本案被告辩称，根据法理及商业惯例，原告作为被追偿对象，即使被保险人将权利转让给原告，也不具意义，被告可行使抵销权。

对此，笔者难以苟同。笔者认为：所谓抵销，从广义上讲，是指二人互负债务场合，依一方意思表示或者双方的合意，使彼此债务全部或者部分地归于消灭。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互负到期债务，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的，任何一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但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性质不得抵销的除外。按照传统学理及《合同法》相关规定，合同双方当事人行使抵销权，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二人互负债务;(2)双方债务的标的物种类、品质相同;(3)双方债务均已到期;(4)双方债务均适用于抵销。在本案中，被告作为保险合同中的保险人，其取得对第三人求偿权的前提是已履行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因此，在本案诉讼过程中，由于被告尚未对A 公司的损失进行补偿，因而其无法依据《保险法》的规定合法取得对原告的代位求偿权，故原告对被告并不负任何民事责任。

退一步说，如果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承担赔偿金，那么依照《保险法》第六十条的规定，被告将可行使代位求偿权，要求原告承担赔偿责任，这符合抵销的法定要件，应当允许其实现抵销权。但是，即便被告之后可以实施债务抵销权也不能先前否认和阻止原告的诉讼请求，即被告的债务抵销权不能成为其不承担保险金给付义务的理由。综上，A 公司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被告的行为，属于正常、合法的财产权利处分行为，应认定其有效。

(二)被保险人已通过诉讼明确了第三人的赔偿义务，保险金请求权并不当然消失在本案中，原告与A 公司之间成立违约之债，且该赔偿责任已由人民法院的判决所确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是否归于消灭?在保险实务中，保险标的的损坏很多情况下是违约或侵权行为导致，在此情况下，保险人与第三人基于不同的债务发生原因而对被保险人负赔偿义务，这就构成了民法上的不真正连带之债。所谓不真正连带之债，是指数名债务人基于不同之发生原因，对于债权人负以同一给付为标的之数个债务，依一债务人之完全履行，他债务因目的达到而消灭之法律关系。不真正连带之债与普通连带之债的不同主要表现为：普通连带之债通过求偿关系实现各自分担债务，不真正连带之债通过追偿关系实现终局责任分配。正因为此，被保险人在维护权益时可以有两种途径进行选择：一是基于违约之债或侵权之债向造成保险标的损坏的第三人追究责任，二是基于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申请赔偿。

有的学者认为：不真正连带之债因不同原因而成立不同债务，一旦某债务人全部给付，为避免债权人双重得利，其他债务人的债务一并消灭。我国《保险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财产保险秉持损失补偿原则，这是由保险的经济补偿性质和功能所决定的。因而，在因第三人导致保险标的受损的情况下，如果第三人的赔偿已完全填补被保险人的损失，那么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将归于消灭。

本案中A 公司已采取诉讼的方式向原告索赔，且已生效的法院判决确定了原告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原告作为A 公司、被告与原告三者关系中的终局责任人，其是否履行赔偿责任将决定A 公司对被告的债权是否消灭。根据不真正连带之债的理论及我国《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保险金归于消灭的情形只有一种：即第三人已履行其所负债务，且使被保险人的损害得到完全填补。虽然法院已经判决原告对A 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而且赔偿金额能够完全填补损失，但是由于原告在判决生效后尚未履行其应负债务，因而A公司的损失尚未得到填补，因而并不能因为法院的生效判决就简单认定为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义务消失，而应当根据被保险人损失填补状况进行实际判断。

因而，笔者认为，即使法院已经通过生效判决明确了第三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义务，但是只要被保险人的实际损失尚未得到全部填补，那么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就仍存在，并可依保险合同要求保险人履行给付义务。

(三)申报条款不属于格式条款

本案二审中，原告称申报条款属于格式条款，该条款加重投保人、被保险人责任，违反了《保险法》的规定，应属于无效条款。我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根据对该法条的理解，格式条款具有以下三个特点：(1)格式条款是一方于订立合同前预先拟定的;(2)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制定的;(3)格式条款在订立时未与对方协商。本案中，被告与原告签订的保险合同中规定了申报条款，该申报条款是否属于格式条款，应结合其形式及签订的具体内容加以判断。

首先，该申报条款并非记载于《运输货物保险条款》中，而是记载于合同正文，因而可以判断该条款并非保险人预先拟定，且给予原告足够的协商机会，因而不符合保险条款构成要件。

其次，该保险合同是货运预约保险，保险人制定该条款的目的在于确保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如实、按时向保险人申报其运输货物，一方面方便保险人按照约定保险费率收取保费，另一方面防止投保人逆向选择。具体来说，由于货运预约保险的一大特点在于投保人定期向保险人申报运输的货物，每次申报时间间隔较长，如果不规定申报条款，那么保费的收取将缺乏明确标准，无法实现保险合同的目的。另外，如果不规定申报条款，那么投保人可能为了减少保费支出，瞒报、少报运输货物，直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才进行集中申报，如此则会大大增加保险人所承担的风险。因此，该申报条款对本案原告具有针对性，而不是为了在其他保险合同上重复使用而制定的，不应将其定义为格式条款。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申报条款应属于双方协商而成的普通合同条款，并非保险人单方面制定的格式条款，因而原告的诉称缺乏法理依据，合同双方应接受该条款的约束，忠实履行申报条款，并承担违反该条款的法律后果。

四、本案启示

(一)保险金请求权转让限制

保险金请求权，作为被保险人的一项重要财产权利，在保险法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保险金请求权，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是一种期待权，其并不具有实现的基础和条件。只有保险事故发生之后，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该期待权才转化为现实的对保险人的债权，因而在被保险人和保险人之间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因此，保险金请求权作为一种债权，应当承认被保险人将其转让的合法效力。

但这是否意味着被保险人可以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任何第三人呢?保险合同与其他合同最大的不同在于保险合同对于诚信的要求远远大于其他合同，原因在于保险人决定承保与否与费率大小主要取决于投保人对保险标的的如实告知及保险标的的风险大小状况。因而，可以说，保险合同的成立依赖于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强烈的信赖关系。最大诚信原则对于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要求主要体现在危险增加通知义务、维护标的安全义务、防止和减少损失义务等，如果允许被保险人将保险事故发生之后的保险金请求权随意转让给任何第三人，那么被保险人可能会因为自身权利得不到实现而对其应尽义务持懈怠态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被保险人因转让保险金请求权可获取更大利益，因而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持纵容态度，并不积极履行防止、减少损失义务。

此外，保险利益是贯穿整个保险法的核心理论。我国《保险法》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第四十八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因而，根据对法条的理解，可以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专属于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

之所以如此规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从保险利益原则的演变来看，要求保险合同具备保险利益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行为和道德风险，是公共政策的要求。只有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产生损失，才能防止其主动制造保险事故或者在保险事故发生时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损失的扩大。二是财产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损失补偿合同。损失补偿的具体含义为：在补偿性的保险合同中，当保险事故发生造成保险标的的毁损致使被保险人遭受经济损失时，保险人基于被保险人的经济补偿数额，恰好弥补其因保险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损失补偿保险的基本目的在于为遭受损失的被保险人提供经济补偿，使其经济状况恢复到损失发生前的状态。保险利益明确了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发生而造成的财产损失，从而限制了保险人赔偿责任，有效防止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获取利益。因而，允许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将保险金请求权转让给任意第三人，那么第三人因缺乏保险利益而难以防止道德风险和不当得利，保险利益的作用就无从发挥。

在保险实务中，由于被保险人的专业知识缺乏及索赔时间、经济成本较高，索赔难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而专业的保险索赔公司应运而生，这类公司直接购买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并以自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以获取利益。这一做法明显违反了《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也有悖于保险合同的损失补偿原则。但是由于对保险金请求权的性质认识模糊，法律法规也缺乏明确规定，在实务中如何制止第三人借保险事故谋利的情形发生，实为困难。

笔者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依附于保险合同而存在，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产生，因而其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债权，但是与其他债权相比仍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与其他债权相比，保险金请求权具有较强的人身依附性，为了防止道德风险和行为的产生，被保险人只有在因保险事故导致保险标的受损而产生实际上的经济损失时，方能依据保险合同将保险金请求权转变为现实性权利。此外，保险金请求权作为保险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也应当遵守保险的基本原则，即损失补偿原则，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的补偿量应以其实际损失为限。所以，基于此特性，笔者认为，保险金请求权不应像普通债权一样允许随意转让，而应坚持有限让渡原则。

具体来说，保险金请求权的转让对象应当对保险标的具有利害关系，即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损失，方能合法成为保险金请求权的接受人。没有发生利益受损的主体，应限制其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以防止道德风险及不当得利。

(二)保险金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竞合的处理原则

在财产保险实务中，保险事故的发生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第三人违约或者侵权而造成，因而被保险人可有两种途径获得赔偿：一是基于违约或侵权之债向第三人行使赔偿请求权;一是基于保险合同向保险公司行使保险金请求权。此时，可能有四种情况发生：

1.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赔偿请求权，获得的赔偿金额已足以填补损失，那么依据保险法理论，应当认定被保险人的损失已得到补偿，其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则归于消灭。

2.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赔偿请求权，获得的赔偿金额不足以填补损失，那么被保险人的损失尚未得到全部补偿。依据《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二款之规定，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仍可以行使，只是赔偿保险金时，可以相应扣减被保险人从第三者已取得的赔偿金额。

3.如果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等于保险价值的，保险人可以在赔偿金额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自动转让给保险人。

4.如果被保险人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小于保险价值的，不但保险人可在已赔偿金额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求偿权，被保险人也可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被保险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补偿，在实务中往往会同时选择向第三者和保险公司索赔，以期以最小的时间、经济成本获得赔偿金，尽快恢复保险事故发生前的状态。被保险人基于不同的请求权基础行使赔偿请求权，是其合法享有的权利，应当承认其具有合法性。但是这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即被保险人向法院起诉第三者以行使赔偿请求权并获得法院支持，但是第三者拒不履行法院判决，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失无法得到补偿，因而被保险人继续依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如此，大大浪费了被保险人的时间和经济成本，使其损失无法得到及时弥补，造成更大损失。

被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弱势方以及实际损失的承受者，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已成为世界各国保险法的共识。此外，保险的目的在于分担风险和损失补偿，因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是保险目的所在。相较于第三者而言，保险公司有着经济实力雄厚、风险意识较强等特点，如果被保险人优先向保险人索赔，能够以较小成本获得补偿，并尽快恢复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前的状态，从而有效减少损失。此外，相较于被保险人而言，保险公司的法律意识、索赔能力更强，其代位行使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能够有较大可能获得第三者的赔偿。如此，可以避免损害赔偿责任人在被保险人获得保险金的情况下逃脱责任，削弱侵权法对加害人的威慑功能。因而，在保险金请求权与赔偿请求权竞合的情况下，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索赔不能，那么保险人仍应当依照保险合同支付赔偿金，以尽快补偿被保险人因保险标的损害而承受的损失。

故而，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中，由于保险人的财力雄厚，较少出现赔偿不能的情况，被保险人可以优先向保险人行使保险金请求权，以使损失得到尽快弥补。如果被保险人已优先向法院起诉第三者，第三者拒不执行法院判决导致其损失无法得到补偿，被保险人可以直接向保险人提出索赔。基于保护被保险人的目的，保险人并不能以第三人为该债务之终局责任人为由予以拒绝，而应当在法律和合同规定的期限内，尽快履行自己的赔偿义务，以尽最大可能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减少其求偿成本，实现保险合同的目的。

第9篇：优先受偿申请书范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应当依照本办法交纳诉讼费用。

本办法规定可以不交纳或者免予交纳诉讼费用的除外。

第三条 在诉讼过程中不得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向当事人收取费用。

第四条 国家对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保障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维护其合法权益。

第五条 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在人民法院进行诉讼，适用本办法。

外国法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与其本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诉讼费用交纳上实行差别对待的，按照对等原则处理。

第二章 诉讼费用交纳范围

第六条 当事人应当向人民法院交纳的诉讼费用包括：

（一）案件受理费；

（二）申请费；

（三）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

第七条 案件受理费包括：

（一）第一审案件受理费；

（二）第二审案件受理费；

（三）再审案件中，依照本办法规定需要交纳的案件受理费。

第八条 下列案件不交纳案件受理费：

（一）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

（二）裁定不予受理、驳回、驳回上诉的案件；

（三）对不予受理、驳回和管辖权异议裁定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

（四）行政赔偿案件。

第九条 根据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交纳案件受理费。但是，下列情形除外：

（一）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原判决、裁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二）当事人对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或者裁定未提出上诉，第一审判决、裁定或者调解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又申请再审，人民法院经审查决定再审的案件。

第十条 当事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下列事项，应当交纳申请费：

（一）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构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

（二）申请保全措施；

（三）申请支付令；

（四）申请公示催告；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

（六）申请破产；

（七）申请海事强制令、共同海损理算、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海事债权登记、船舶优先权催告；

（八）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和国外仲裁机构裁决。

第十一条 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理算人员在人民法院指定日期出庭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费和误工补贴，由人民法院按照国家规定标准代为收取。

当事人复制案件卷宗材料和法律文书应当按实际成本向人民法院交纳工本费。

第十二条 诉讼过程中因鉴定、公告、勘验、翻译、评估、拍卖、变卖、仓储、保管、运输、船舶监管等发生的依法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费用，人民法院根据谁主张、谁负担的原则，决定由当事人直接支付给有关机构或者单位，人民法院不得代收代付。

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三款规定提供当地民族通用语言、文字翻译的，不收取费用。

第三章 诉讼费用交纳标准

第十三条 案件受理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财产案件根据诉讼请求的金额或者价额，按照下列比例分段累计交纳：

1.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

2.超过1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2.5％交纳；

3.超过10万元至20万元的部分，按照2％交纳；

4.超过20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

5.超过50万元至1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

6.超过100万元至200万元的部分，按照0.9％交纳；

7.超过20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0.8％交纳；

8.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7％交纳；

9.超过1000万元至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6％交纳；

10.超过2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二）非财产案件按照下列

1.离婚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300元。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2.侵害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以及其他人格权的案件，每件交纳100元至500元。涉及损害赔偿，赔偿金额不超过5万元的，不另行交纳；超过5万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

3.其他非财产案件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没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0元至1000元；有争议金额或者价额的，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交纳。

（四）劳动争议案件每件交纳10元。

（五）行政案件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商标、专利、海事行政案件每件交纳100元；

2.其他行政案件每件交纳50元。

（六）当事人提出案件管辖权异议，异议不成立的，每件交纳50元至100元。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本条第（二）项、第（三）项、第（六）项规定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交纳标准。

第十四条 申请费分别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一）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仲裁机构依法作出的裁决和调解书，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申请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裁定以及国外仲裁机构裁决的，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没有执行金额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元至500元。

2.执行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元；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1％交纳。

3.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规定，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讼的，按照本项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

（二）申请保全措施的，根据实际保全的财产数额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财产数额不超过1000元或者不涉及财产数额的，每件交纳30元；超过1000元至1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1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但是，当事人申请保全措施交纳的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

（三）依法申请支付令的，比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的1/3交纳。

（四）依法申请公示催告的，每件交纳100元。

（五）申请撤销仲裁裁决或者认定仲裁协议效力的，每件交纳400元。

（六）破产案件依据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纳，但是，最高不超过30万元。

（七）海事案件的申请费按照下列标准交纳：

1.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1万元；

2.申请海事强制令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5000元；

3.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的，每件交纳1000元至5000元；

4.申请海事债权登记的，每件交纳1000元；

5.申请共同海损理算的，每件交纳1000元。

第十五条 以调解方式结案或者当事人申请撤诉的，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十六条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十七条 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十八条 被告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决定合并审理的，分别减半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十九条 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按照不服原判决部分的再审请求数额交纳案件受理费。

第四章 诉讼费用的交纳和退还

第二十条 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人预交。被告提起反诉，依照本办法规定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由被告预交。追索劳动报酬的案件可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

申请费由申请人预交。但是，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六）项规定的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执行申请费执行后交纳，破产申请费清算后交纳。

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费用，待实际发生后交纳。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在诉讼中变更诉讼请求数额，案件受理费依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当事人增加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增加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补交；

（二）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前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按照减少后的诉讼请求数额计算退还。

第二十二条 原告自接到人民法院交纳诉讼费用通知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反诉案件由提起反诉的当事人自提起反诉次日起7日内交纳案件受理费。

上诉案件的案件受理费由上诉人向人民法院提交上诉状时预交。双方当事人都提起上诉的，分别预交。上诉人在上诉期内未预交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在7日内预交。

申请费由申请人在提出申请时或者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预交。

当事人逾期不交纳诉讼费用又未提出司法救助申请，或者申请司法救助未获批准，在人民法院指定期限内仍未交纳诉讼费用的，由人民法院依照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三条 依照本办法第九条规定需要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预交。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再审的，分别预交。

第二十四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规定移送、移交的案件，原受理人民法院应当将当事人预交的诉讼费用随案移交接收案件的人民法院。

第二十五条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并将案件移送有关部门处理的，当事人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予以退还；移送后民事案件需要继续审理的，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

第二十六条 中止诉讼、中止执行的案件，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费不予退还。中止诉讼、中止执行的原因消除，恢复诉讼、执行的，不再交纳案件受理费、申请费。

第二十七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发回重审的，应当退还上诉人已交纳的第二审案件受理费。

第一审人民法院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应当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当事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驳回的裁定提起上诉，第二审人民法院维持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的，第一审人民法院应当退还当事人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

第二十八条 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终结诉讼的案件，依照本办法规定已交纳的案件受理费不予退还。

第五章 诉讼费用的负担

第二十九条 诉讼费用由败诉方负担，胜诉方自愿承担的除外。

部分胜诉、部分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共同诉讼当事人败诉的，人民法院根据其对诉讼标的的利害关系，决定当事人各自负担的诉讼费用数额。

第三十条 第二审人民法院改变第一审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的，应当相应变更第一审人民法院对诉讼费用负担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 经人民法院调解达成协议的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三十二条 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应当交纳案件受理费的再审案件，诉讼费用由申请再审的当事人负担；双方当事人都申请再审的，诉讼费用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负担。原审诉讼费用的负担由人民法院根据诉讼费用负担原则重新确定。

第三十三条 离婚案件诉讼费用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第三十四条 民事案件的原告或者上诉人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原告或者上诉人负担。

行政案件的被告改变或者撤销具体行政行为，原告申请撤诉，人民法院裁定准许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负担。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在法庭调查终结后提出减少诉讼请求数额的，减少请求数额部分的案件受理费由变更诉讼请求的当事人负担。

第三十六条 债务人对督促程序未提出异议的，申请费由债务人负担。债务人对督促程序提出异议致使督促程序终结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另行的，可以将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

第三十七条 公示催告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第十条第（一）项、第（八）项规定的申请费由被执行人负担。

执行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申请费的负担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决定。

本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提讼的，可以将该申请费列入诉讼请求。

本办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的申请费，由人民法院依照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决定申请费的负担。

第三十九条 海事案件中的有关诉讼费用依照下列规定负担：

（一）诉前申请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申请人就有关海事请求提讼的，可将上述费用列入诉讼请求；

（二）诉前申请海事证据保全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

（三）诉讼中拍卖、变卖被扣押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发生的合理费用，由申请人预付，从拍卖、变卖价款中先行扣除，退还申请人；

（四）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申请债权登记与受偿、申请船舶优先权催告案件的申请费，由申请人负担；

（五）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船舶优先权催告程序中的公告费用由申请人负担。

第四十条 当事人因自身原因未能在举证期限内举证，在二审或者再审期间提出新的证据致使诉讼费用增加的，增加的诉讼费用由该当事人负担。

第四十一条 依照特别程序审理案件的公告费，由人或者申请人负担。

第四十二条 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的，诉讼费用依照有关法律规定从破产财产中拨付。

第四十三条 当事人不得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提起上诉。

当事人单独对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费用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院长申请复核。复核决定应当自收到当事人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决定诉讼费用的计算有异议的，可以向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请求复核。计算确有错误的，作出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更正。

第六章 司法救助

第四十四条 当事人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可以依照本办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司法救助。

诉讼费用的免交只适用于自然人。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免交诉讼费用：

（一）残疾人无固定生活来源的；

（二）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的；

（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特困定期救济对象、农村五保供养对象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其他收入的；

（四）因见义勇为或者为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致使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本人或者其近亲属请求赔偿或者补偿的；

（五）确实需要免交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六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减交诉讼费用：

（一）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生活困难，正在接受社会救济，或者家庭生产经营难以为继的；

（二）属于国家规定的优抚、安置对象的；

（三）社会福利机构和救助管理站；

（四）确实需要减交的其他情形。

人民法院准予减交诉讼费用的，减交比例不得低于30％。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缓交诉讼费用：

（一）追索社会保险金、经济补偿金的；

（二）海上事故、交通事故、医疗事故、工伤事故、产品质量事故或者其他人身伤害事故的受害人请求赔偿的；

（三）正在接受有关部门法律援助的；

（四）确实需要缓交的其他情形。

第四十八条 当事人申请司法救助，应当在或者上诉时提交书面申请、足以证明其确有经济困难的证明材料以及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因生活困难或者追索基本生活费用申请免交、减交诉讼费用的，还应当提供本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符合当地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规定的公民经济困难标准的证明。

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司法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应当向当事人书面说明理由。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申请缓交诉讼费用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决定立案之前作出准予缓交的决定。

第五十条 人民法院对一方当事人提供司法救助，对方当事人败诉的，诉讼费用由对方当事人负担；对方当事人胜诉的，可以视申请司法救助的当事人的经济状况决定其减交、免交诉讼费用。

第五十一条 人民法院准予当事人减交、免交诉讼费用的，应当在法律文书中载明。

第七章 诉讼费用的管理和监督

第五十二条 诉讼费用的交纳和收取制度应当公示。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按照其财务隶属关系使用国务院财政部门或者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全额上缴财政，纳入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人民法院收取诉讼费用应当向当事人开具缴费凭证，当事人持缴费凭证到指定银行交费。依法应当向当事人退费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诉讼费用缴库和退费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商最高人民法院另行制定。

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基层巡回法庭当场审理案件，当事人提出向指定银行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基层巡回法庭可以当场收取诉讼费用，并向当事人出具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不出具省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印制的财政票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交纳。

第五十三条 案件审结后，人民法院应当将诉讼费用的详细清单和当事人应当负担的数额书面通知当事人，同时在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中写明当事人各方应当负担的数额。

需要向当事人退还诉讼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法律文书生效之日起15日内退还有关当事人。

第五十四条 价格主管部门、财政部门按照收费管理的职责分工，对诉讼费用进行管理和监督；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乱收费行为，依照法律、法规和国务院相关规定予以查处。

第八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诉讼费用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以外币为计算单位的，依照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案件之日国家公布的汇率换算成人民币计算交纳；上诉案件和申请再审案件的诉讼费用，按照第一审人民法院决定受理案件之日国家公布的汇率换算。

第五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4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讯，1月6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