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战争精选(九篇)
第1篇：非典战争范文
那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是它比任何的战争都要可怕。讨厌的非典，犹如一场瘟疫，正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那个时候，全国有几千人感染上了非典，又有好几百人在这场战争中永远的倒下了！
为了打好这一场战争，党和政府也为此出了好几个亿来控制非典的蔓延和对非典的治疗。尽管党和政府以对这一场战争中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非典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人们只能把危险降到最低。
在这一场战争中，战斗在第一线的是白衣天使，我为他们而骄傲。正是他们不怕传染，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抢救病人，不惜一切的代价。这一种精神，不正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都有的那一种舍己救人，忘我的精神吗？身为一个中国人，我怎么会不为他们而自豪，不为他们而骄傲呢？
第2篇：非典战争范文
我记得曾经有过一个医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我们为非典患者进行插管时就会有3-4位医务人员倒下，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此时此刻，病人的生命和安危就摆在你面前。的确，对传染性强、病因不明且尚无特效药物及治疗方法的“非典”，医生不仅仅需要用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去拯救生命，有时甚至还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患者的生命。在“非典”流行初期，由于对这种疾病了解不够，广东省的“非典”患者中竟有三分之一是医护人员，而且还有死亡病例。此时，医务工作者的涵义，已不仅仅是“白衣天使”、“人道主义者”，而是冒着生命危险与“非典”作斗争的勇敢的生命?I卫者。
当“非典”出现后，冲上前线的不是个别的医护人员，也不是少数医务工作者，而是一个个团队、一个个整体。在找到有效的防护措施之前，尽管有医护人员相继病倒，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但是没有人犹豫退却，有的只是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医疗卫生战线的林巧稚、张孝骞、吴阶平、吴登云、手外科医生韦加宁，以及所有战斗在“非典”战线的医务工作者们，代表了一种整体精神，一种普遍存在于广大医护人员身上的献身精神，一种对人类的至爱、对职业所赋予的神圣职责的使命感。
当祖国遭受非典灾害的突袭时，当全国人民惊恐于非典的阴霾时，你们———伟大的白衣天使、生命斗士，毅然抛开个人安危，奔向抗击病毒狂潮的第一线。现在，也许你们仍奔波于病房里，忙碌于病床边，也许你们无暇透过那一扇扇密闭的窗门感受华夏大地仲春那温暖的阳光。
第3篇：非典战争范文
然而，正当众多的空调厂商背着去年“冷夏”留给今年的1000万台库存的沉重包袱，准备着这场“血战”，迎接着这场拚杀的时候，非典疫情发生了。
空调制造业恰恰是受影响较重的行业之一。
“SARS”病毒挑战了众多空调厂商的“平坦化”企业发展战略，暴露了相当一批空调厂家企业营销战略的弱点和不足。提出了空调厂商必须具有应对突发情况的生存和发展能力的严肃课题。事实迫使众多空调厂商在疫情结束以后，必须对既定的营销战略，进行重新的审视和研究。 非典暴露了空调厂商的六大弱点
疫情考验着空调企业家们。空调厂商不仅将直面去年“冷夏”1000万台存货资金沉淀的压力；而且将直面“零接触”条件下商务活动如何开展的全新挑战。
尽管一些企业原已设计了详尽、周密的竞争战略；尽管有的企业已经启动了今年进击市场的“核按钮”；为了抢占商机已经“该出手时早出手”，但是，在突发的非典疫情面前，那种种美妙的战略设计和战术思考，将有相当一部分搁浅在远离接触的疫情面前。那些详尽的“造势战略”和公关战术也将有一部分无法实施；那些“摸着市场脉搏”设计的新产品，将面对的是人们在战胜非典中成长起来的新标准和新需求。
这一来，空调大战的硝烟一下子沉寂了下来。
资金沉淀的压力，企业发展的现实，商厦人气的锐减和每天播报的疫情消息在进行着碰撞。呼唤着企业营销战略，发展战略的调整。
但是，习惯了常规营销中拼杀的人们要在一个全新的战场，进行一场“零接触商务”的全新的战斗，将使相当一批企业家遇到本领恐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网络的魅力。开始转向互联网来寻求“零接触商务”的途径和出路。开始了试探性的利用网络贸易手段，开拓崭新的客户资源，以便淡化“非典”对营销的不利影响。
但是，据笔者所知，相当多的空调厂商并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网络营销体系和相应的网络经营能力。已经实现的信息化，也多是内部局域网，甚或有的空调厂家尽管已经建立了企业网站，也还只是一个“摆什”网站，根本“飞不进个鸟来”。一些厂家还不明白“零商务”如何开展，还不懂得网上商务的规则和技巧；还不会运用视频会议系统召开网络办公会议和定货会议。相当多的一线业务人员也还不懂得“零接触商务”是怎么回事。这怎么能应对挑战，适应非典时期变化了的形势的要求呢？
正是这时空调厂商行业性的弱点和劣势才清楚地暴露了出来。
在这次非典疫情面前，众多空调厂商集中暴露出来哪些主要问题呢？
主要有：
企业战略设计上的“平坦化”；
经营能力上的无风险化；
企业管理上的静态化；
营销模式上的单一化；
资源利用上的局部化；
新品开发上的市场反应淡化。
这六大弱点，恰恰说明了了中国空调企业急需提升企业的战略能力：提升抗风险经营能力。
以往，跨国集团认为网络经营能力已经成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冲击下的一种重要竞争能力，一种抗风险经营能力，中国相当多的企业并不理解；
以往，海尔利用售后服务网站召开5000家站点共同参加的“全国空调厂商一站式网络会议”并没有引起众多竞争对手的重视和认同。但是现在重新审视海尔在2002年就建立起了网络会议室，在全国主要城市开通了9999客服电话的做法，才真正体味出它的的巨大的商业价值和独有的战略魅力！
当别人还在寻找“不接触商务”的途径和办法的时候，海尔却如鱼得水般的坐在了视频会议桌前调兵遣将……
实践生动地说明：后非典时期，首先需要的不是非常商务，而是非常谋略！！ 把握机遇尽快提升企业的战略能力
战略能力是企业竞争力的灵魂和核心。
长期以来，相当多的企业商务模式是建立在是一种 “广告轰炸”或者“人海战术”的基础上。非典疫情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快速扩展性，集中地暴露了很多空调企业在战略能力上的缺陷和不足。 因此空调厂商在后非典时期，抓住机遇，尽快建立起决策快，转向快，动作快的、适应市场的营销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建立客户关系管理机制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战略资源。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1个满意的客户会引发8笔潜在的生意。因此，对客户资源的争夺已经成为了现代商战的主要特点。
但是传统的商业运作靠广告的“造势”吸引顾客。靠推销引导顾客的消费意向。企业和顾客的关系只是一种“保养和更换关系”。在这种营销模式下，遇到非典疫情等类似情况，企业惯用的“造势”战略不灵了，推介产品的商气没有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秩序打乱了，造成了整个供产销系统的脱节与错位。企业坐等商机无人来，就会使我们感到束手无策。
而客户关系管理的营销模式是企业营销管理职能的深化与扩展。是企业管理模式开始了从以产品为核心向以客户为核心的重大转变。是一种旨在改善和建立企业与客户之间崭新关系的新型管理机制。它要求企业管理流程的再造，企业资源的整合，企业办事程序的规范和全员服务意识的提高。系统通过对企业的销售过程，市场交易情况和客户交往情况的相关资料的追综、分析和管理，使企业建立起一种崭新的、能动的、快速反映的机制。不仅可以为客户提供更加快捷和周到的优质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维系现有客户，并在此基础上吸引发展新客户，而且能有效地挖掘客户中的可扩展资源，增量资源，通过为客户服务的最优化，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
广大空调厂商把战略着眼点放在资源的占有和把握上。一旦占有和把握了客户资源就等于把握了一种“柔性的赢利模式”。
·尽快提升多维的网上办公能力
办公能力是商务能力的基础，是企业建立动态反应机制的基本能力。但是，眼下相当多的企业只具有平时的、正常情况下的办事能力，却不具有特殊情况下“零接触”情况下的办公能力。这就会使我们干瞪眼着急。
在非典流行期间，原定的户外促销、新闻等聚会性活动，将被中止。为了不使原来的市场计划受到影响。可以改变方式召开“网络办公会议和“在线新闻会”。继续进行买家和卖家的联系和沟通。还可以利用远离非典的视频办公会议系统，实现远程视频、语音、数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确保企业有一条永不关闭的热线。
“非典”的流行使得京城的家电商摸索出了一种新的经营模式———电话和网上销售。本来他们是为了“应急”推出的服务电话、却受到了顾客的欢迎。电话订货、货到付款的新举措不仅满足了顾客的需求，而且让商家尝到了甜头。都决定要把这些购物新方式长期保留下去。眼下各商家都在暗自较劲，尽快构筑一条新型购物的绿色通道。
·双向的营销运做能力；
企业的网络经营能力，是商务运作模式的重大转变。眼下就要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使企业信息化建设中建立起来的信息系统尽快投入实战，尽快建立起网下和网上双向营销运作系统。
网络营销具有八大功能：
这就是：信息搜索功能、信息功能、商情调查功能、销售渠道开拓功能、品牌价值扩展和延伸功能、特色服务功能、顾客关系管理功能、经济效益增值功能。
在网络营销中，将利用多种搜索方法，主动的、积极的获取有用的信息和商机；将主动的把企业的信息到全球任何一个地点，信息以后，可以能动的进行跟踪，获得回复，可以进行回复后的再交流和再沟通。
特别是网络具有极强的进击力和穿透力。传统经济时代的经济壁垒：地区封锁、人为屏障、交通阻隔、语言障碍、都阻挡不住网络营销信息的传播和扩散。新技术的诱惑力，新产品的展示力，文图并茂，声像惧显的昭示力，网上路演的亲和力，地毯式和爆炸式增长的覆盖力，将整合为一种综合的信息进击能力。实现和完成市场的开拓使命。
网络营销会极大的提高营销者的获利能力，使营销主体提高或获取增值效益。这种增值效益的获得，不仅由于网络营销效率的提高，营销成本的下降，商业机会的增多，更由于在网络营销中，新信息量的累加，会使原有信息量的价值实现增值，或提升其价值。这种无形资产促成价值增值的观念和效果，既是前瞻的，又是明显的。是为多数人尚不认识，不理解、没想到的一种增值效应。
·动态的市场反应能力；
在非典流行期间，市场的商气、产品的流向、顾客的选择和购买意向，都发生了许多明显变化：抓住这些变化，及时的、快速的作出第一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在顾客的选择意向方面：
由首选名品牌向首选安全实用型品牌转化；
由首选价格低廉产品向首选功能健全型产品转化；
由按集中热销购物流选型向主见型选型转化。
所有这些变化，都在创造着一种新的市场机会。这就需要一种发现商情的敏锐，需要一种扑捉商机的果敢；需要一种祺高一筹的策划；需要一种在网络环境下的沟通和交流；需要一种快速的反应和机动的调整。
特别是这种局部营销战略的调整和转变，是以整体战略的调整为基础的。
因为，你想到的事情，人家也想到了；你看到的商机，人家也看到了，形成了一种销售手段的同质化，就会陷入又一种恶性竞争的泥坑中。
但是，上述这一切，没有娴熟的网络营销技能，没有快速的网络传输机制，没有一批复合型的新型人才是不行的。
哈佛大学商学研究院著名教授迈克尔·波特认为：企业的战略目标应确定为“使企业的经营在产业竞争中高人一筹”。因此，广大空调厂商在进行这样的战略目标设计时就要根据决策快，转向快，开发快，动作快的要求，扬长避短，巧布阵局，才能在强手如林的情况下抓住商机，获得发展。
因此，在后非典时期，空调厂商加快企业的商务网站实用性建设，加快发展网上营销系统，加快运用电子信息手段进行“非常营销”，迅速建立起网上和网下双向的营销体系，不仅对于广大空调厂商战胜非典疫情，化解损失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扩大市场机遇，开拓经营思路，进行低成本扩张和参与国际竞争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商家应抓住市场的新“亮点”
灾害，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更在创造着崭新的生活方式。
每一场灾害都是一个学校，教会了人们很多东西，也去除了人们身上的很多恶习。更给予了人们很多思索。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非典又给我们创造了许多新的商业机会，创造了许多新亮点。聪明的厂家，一定要及时地抓住这些新亮点。透过市场短期平淡的表象，看到市场深度开发潜藏着的巨大商机，并把开发这些商机，抓住这些新亮点此作为自己战略决策的重点。
非典给商家和厂家创造了那些新的商机呢？
·抓住新兴起的目标购物
非典过后，人们现有的购物习惯有了新的改变。这种改变，既包括购物习惯的改变，也包括产品选择标准的改变。
非典时期，逛商场购物，由乐趣变成了负担。
但是，人们正是从这种负担的思索中感悟到：健康是人类通向成功的阶梯。因此具有了一种“储存健康”、舍得为健康投资的崭新观念。按照这种观念，对购物环境的选择，舒适是第二位的，健康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这种对环境选择标准的重新认识，一种新的购物方式出现了。这就是目标购物。
目标购物，是按照购物者的既定需求，直奔目标，选择好目标商品后迅即离去的一种快速购物方式。它不仅简化了购物节奏，而且减少了被感染的可能。
这种崭新的购物方式的兴起，呼唤着传统营销接待方式的改革。以往那种“介绍商品话要多，不怕讲它一火车”的传统接待方式和接待习惯显然应该改变。
·抓住商家的扩点增容需求
据调查，北京的许多商家，抓住非典流行期间客流减少的有利时机，在筹划开办新店和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天津市今年以来仅家乐福就新开了三家分店。这种商家的扩点增容正是厂家增产增收的基础。因此，对于广大空调厂商来讲，不仅要看到因非典影响，销量减少的需求，也要看到这种潜在增长的需求。
·抓住疫情稳定后的消费能量的集中释放
基本消费是人们的普遍诉求。在人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非典疫情只是会使大量即期消费变成了中远期消费，“非典”过后，这些消费能量仍会得到一个时期的集中释放。这种消费能量的集中释放会形成今年的一个新的销售高峰。聪明的厂家和商家应该以前瞻性的创新思维，谋划好如何抓住和抓好这个亮点。
·抓住新产品开发的闪光点
市场是企业营销战略的晴雨表和试金石。非典疫情促使人们消费观念的更新。
新观念一定会呼唤新需求和新产品。
生命珍贵的观念，储存健康的观念，保护生存环境的观念，亲情培育的观念，规避风险的观念都将得到提升和弘扬。这些新观念所呼唤的新需求恰恰成为了我们进行市场深度开拓和新产品深度开发的指路明灯。环保型健康空调将成为今年的市场主流。
当前，在市场开拓上：广大空调厂商已经由一般性开拓转变成了多维的深度开拓。
第4篇：非典战争范文
关键词大战略 政治文化 雅典政治文化 罗马精神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5-0035-41
一
大战略与政治文化属于不同的学科和理论研究范畴。[1] 自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战略学界首次提出“大战略”概念以来，经历近一个世纪的构建和探究，大战略理论已经成为基于国际权力政治经验和战略思维而构建的新兴理论。大战略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国家目标、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以及从目标确定到结果生成的战略机理，因此，大战略的缔造是一项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复杂工程。值得注意的是，在从纯军事的战略理论演进到更为广阔、复杂的大战略理论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理论研究者都深谙国家大战略缔造机制中政治社会、精神文化、民族心理等“软因素”的重要作用。19世纪末，德国杰出的军事战略史家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首先对战争和政治的关系做出了探究，使战略理论同国家的政治生活以及它的力量、构造紧密相连。 [2] 紧接其后，地缘政治学家马汉、麦金德论述了地理、领土、人口、民族性以及政府构成对一国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地位，将战略研究的视野扩展到军事层次之外的其他领域。二战期间，爱德华•厄尔（Edward Mead Earle）指出战略必须更多地考虑经济、心理、道义、政治等非军事因素。20世纪中期，利德尔•哈特（B.H. Liddell Hart）论及了大战略至关重要的多类非军事因素。依据利德尔•哈特的理解，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军事力量只不过是这所有一切资源中间的一种而已，其他诸如经济、地理、政治、外交和精神文化因素对战争和战略同样具有重大意义。[3] 21世纪以来，西方的大战略理论已日趋成熟，其中保罗•肯尼迪、约翰•加迪斯等在耶鲁大学主办的“大战略讲习班”通过对历史上战略行为和战略思想的深入分析，总结制定合理化大战略所应具备的包括政治领导个性等在内的一系列原则，欲为未来的领导者提供可资汲取的丰富资源。所有上述战略理论家关注的除却军事力量以外的诸种“软”因素，大多正是政治文化研究和考察的范畴，这种交叉表明两种研究范畴紧密的内在联系。那么，何谓政治文化？政治文化在国家大战略缔造和实施中占据什么角色？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有何内在的相互关系？
政治文化是政治中的“软因素”，在当今国际、国内政治分析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然而，政治文化一向没有确切的定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开拓者、著名美国学者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定义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被概括为政治上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也可被表述为关于政治的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和技能。在另一位著名的政治文化研究大家L.派伊那里，政治文化被概括为社会的各种传统、公共机构的精神、公民的情感和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4]
政治文化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人类谈论与写作政治的时期。西方古代的预言家们在他们的神谕、告诫或咒语中，已经涉及不同国家各异的品质和特性。荷马史诗中英雄们的所作所为，为我们展现了希腊先人的民族性格。史诗的核心人物是作为部落首领的希腊英雄们，他们具有鲜明的个性：他们是神的后裔，强悍、健壮，充满生命的活力；战场上勇敢、坚强，甚至凶暴、残忍。在《荷马史诗》被尊奉为古典时代希腊人圣经的时代，这种被史诗着力渲染的理想化了的人格对希腊人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英雄们价值观的核心是“荣誉”。在追求荣誉的过程中，英雄们表现得独立不羁，敢做敢为，不屈从任何人间的权威。[5]
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诗人和剧作家讨论过爱奥尼亚、斯巴达和雅典等城邦的文化和特性。修昔底德早就发现了民族性格在城邦关系间的独特效应以及城邦的本性对其在战争中表现的重要性，这在他的史书中有较充分的反映。[6] 柏拉图着重环境和个人性格因素分析城邦政体的兴衰是政治文化的分析方法，或者说是现代政治文化理论的最早渊源。[7]
柏拉图的分析方法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和《论李维的前十卷》启发人们要洞察文化和个性、它们形成的环境以及有关的后果。马基雅维里将罗马共和国公民和领导者的活力与诚实，同罗马帝国居民以及近代意大利人的腐败、屈从与反复无常作了对比，认识到文化因素、伦理价值以及认同和承诺的情感，对于国家强盛或衰落是极其重要的。 [8]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这样论及法律与民族精神和风俗习惯：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气候、宗教、法律、执政准则、典范、风俗、习惯，结果就由此形成了一般精神。在每一个民族中，在这些因素中如果某一种表现突出，那么其他因素将会做出同样程度的让步。从前，风俗为拉开戴蒙人（斯巴达人）带来活力，而执政的准则和古老的风俗使罗马蒸蒸日上。[9]
一种政治文化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积淀物，其中每一个要素都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都有其复杂的社会、地理、宗教、种族、历史机缘等原因，都经历了由孕生到成熟、由朦胧到清晰、分解与融汇、蜕变与新生的长期历史演进过程。[10] 派伊指出，对个人来说，政治文化控制和指导着有效的政治行为；对集体来说，政治文化又提供了系统的价值结构和系统的理性思维结构。不仅如此，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之下的隐秩序，具有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等特征。政治行为是它的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因此，政治文化比表层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理论更准确地反映一个民族的政治个性。[11]
由此可见，政治文化是政治系统成员关于政治的信仰、态度、感情和价值观，同时，它也是政治系统内社会的各种传统、历史记忆、公共机构的精神、集体理性以及政治领导人的风格和行为规范等。它们构建该政治系统典型的“文化”属性或特征，形成强大的情感和行为取向合力，影响、推动、阻碍、或颠覆该政治系统的发展和巩固。
作为一种如此强大的隐性制约力量，政治文化必然影响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进而影响国家的命运；政治文化与大战略之间的关系也必然复杂而又多重。鉴于政治文化与大战略悠久的思想渊源和复杂的历史演化脉络，本文以西方政治传统的源流，亦即古希腊和古罗马颇具代表性的历史片段为背景，通过考察政治文化中颇具代表性的国民性格和精神文化要素，来展示政治文化与大战略复杂的内在关系。
二
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404）是古希腊历史的转折点，也是雅典命运的转折点。战争伊始，雅典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构想并实施了他认为能保证雅典得胜的战时大战略，那就是采用“扬己之长”、“克敌之短”和“避敌之长”的战略，即“非对称性战略”，形成雅典海权对斯巴达陆权的长时间战略僵局，以此消耗和磨垮斯巴达从事战争的意志。战争爆发后，雅典采取陆上战略守势，闭城退守，坚拒出战。雅典农民经说服而放弃田产和家园，任其由斯巴达及其同盟军队蹂躏，同时全部乡村人口迁至城墙以内坚守。另一方面，雅典舰队不时袭击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斯巴达的同盟城镇。伯里克利战时大战略的目的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在心理上最终战胜敌人。他相信，一旦斯巴达人无可置疑地明白雅典人愿意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遵从他的战略，他们就会认识到无望战胜雅典，从而最终不得不同意经谈判达成和平――伯里克利追求的、斯巴达人在心理上不能不接受的均势和平。[12] 因此，他谆谆告诫雅典人：“如果雅典等待时机，并且注意它的海军的话，如果在战争过程中它不再扩张帝国的领土的话，如果它不使雅典城市本身发生危险的话，雅典将来会获得胜利的。”[13]
然而历史证明，伯里克利的大战略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失败；他去世之后，雅典逐步走向战略转折，即由大举进攻取代战略防御，从而发动了导致雅典最终战败的灾难性的西西里远征。此后，战局几经波动直至雅典海军被彻底摧毁，雅典永久失去了曾有的绝顶辉煌。
究其原因，导致雅典失败的最致命因素正是希腊文化中独具特色和相对新颖的雅典政治文化。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雅典因其海权优势和城墙系统而具备强大的战略防御能力，从而严格规避发动攻势，这实际上反映了伯里克利的某种多少僵化的“防御崇拜”心态。[14] 事态发展表明，这一心态及其影响下的伯里克利战略包含他忽视或轻视了的一项根本两难，即它与雅典政治文化的一大要素――民主雅典的社会政治特性和国民性格――相抵牾甚或冲突。
雅典崛起的历史造就和显示了它的特性。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民主政体诞生伊始即面临波斯战争的严峻考验。在波斯大军面前，雅典人放弃城市，拆毁家园，登上舰船，全部人民成为水手。这种激烈的行动可谓令雅典永远改变了自身的性格，或者用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演讲中的话说，使雅典“伟大的是有冒险精神的人们”。[15] 这番历史和活跃的民主政治培育了雅典人冒险、革新和不甘安宁的进取性，那是伯里克利时代最突出的政治文化特色。[16]
显而易见，伯里克利的十足防御战略尽管可能绝对必需，但它与雅典自波斯战争后形成的能动、进取和扩张精神相违。不仅如此，它还与希腊传统文化精神相悖，因为塑造希腊文化的首要因素是这么一个传统：战时的勇敢是最高的荣誉和美德。那由荷马史诗熏陶，并且由几个世纪的其他诗歌、传奇以及战争和竞技得到加强；战争中的勇敢坚定和乐于拼杀成为自由人的基本价值。尤其在战争持久不决、艰难经年累月的情况下，伯里克利的战略在民主制的雅典殊难持续，或者说殊难维持其公众舆论基础。
多数雅典人是农民，伯里克利的战略要求他们丢弃城墙之外的房舍、葡萄园、橄榄树和田野庄稼，在他们迁入的城内无可奈何地旁观斯巴达人毁坏这一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拒不出战必定引起他们的不满和愤懑，也引起对无所事事的牢骚和对家园的渴望。由于斯巴达及其盟邦一再入侵和破坏加剧，雅典城内的不满愈益广泛和强烈。更严重的是祸不单行：战争第二年，人满为患的雅典城内爆发难以预料的偶然灾祸――大瘟疫，夺走了雅典三分之一人口，大大消耗了雅典的力量，严重削弱了雅典人的意志，扭曲了他们的心理。 [17] 而所有这些鼓励了斯巴达及其盟邦的战争意志。
普鲁塔克认为，伯里克利――雅典战时的领袖――精神上也发生了改变。在他最后的弥留时日，也从崇信科学堕入迷信错误的知识和可怜的观念。他戴上护身符，以求将他自己从使其衰弱的疾病中拯救出来。在这场可怕的战争结束前，雅典人在看待事物上比他们伟大的领袖在临终之时所表现的迷信更为严峻可怕。瘟疫之后，雅典人崇拜、迷信风气日盛，更加害怕神的愤怒。来自东方的更多的拜神祭仪――东方的山林女神西贝尔、色雷斯的狄奥尼修斯和亚细亚的巴库斯――很快由围困中的雅典人引进，以免传统的奥林匹亚诸神，像阿波罗、雅典娜、宙斯等在未来不能带来救赎。正当雅典人疲于抵挡外部的敌人之时，城墙之内，在城邦历史上开始发生巨大的精神变化和宗教不确定时期。[18]
所有这一切超出伯里克利的战略预计。他对战争的心理动能估计不足，未给战争中的偶然性留下必需的战略规划余地。对战争有非常深刻理解的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两大活生生的力量之间的冲撞”，其首要属性即暴力本身有其逻辑，即武力的不断升级倾向；其中的根本动能，在于两大活生生的力量冲撞时产生的仇恨、激情、恐惧、兴奋和心态等，从而没有哪一方能够完全控制自己的行动。[19] 斯巴达和雅典作为两个大致势均力敌并都崇奉希腊英雄主义的城邦，实际上有着大致同样强烈的战争意志。何况，“一个强国决不会让自己臣属于另一个强国的意向。”[20] 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失算了。同样按照克劳塞维茨，战争当中有一类非常基本的、与暴力和政策（政治）同样基本的因素，那就是使得真实的战争有别于纸上谈兵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料性，连同它们对决策、对士气、对战争和战斗结果的影响。可以说，伯里克利的战略在这一点上也失算了。伯里克利去世不久，他的战略就被雅典逐步抛弃并最终酿成西西里远征失败的惨祸，进而决定了雅典的命运。雅典的战略转折是必然的，因为雅典冒险、能动、扩张和大力进取的政治文化与国民性格比伯里克利的战略更为有力，而这种民族性格在丧失强有力的制约后更为可怕。在最后输掉战争之前，雅典政治文化的蜕变已使战败难以避免。
三
公元前218-202年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是西方历史上一场决定性的较量，罗马的胜利使之成为“世界性政治力量”，迦太基沦为必须听命于罗马的附庸城邦。
对于这场战争，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的目的是重新夺回迦太基因第一次布匿战争而丧失的地位，取代罗马在西地中海的优势。他首要的军事战略目的，是使罗马的盟邦与罗马分离，从而剥夺罗马必不可少的人力物力优势。战争初期，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脉，出人意料地在意大利北部从天而降，经过连续三次歼灭性战役（尤其是极著名的坎尼战役），摧毁了占绝对数量优势的罗马军队，以致罗马权势接近崩溃。然而，是什么令罗马经受住汉尼拔的一次次巨大的打击，长达十几年之久而不屈服并反败为胜？
罗马战胜汉尼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面对汉尼拔最初绝对的战略优势，罗马压倒一切的大战略就是国家的生存。按照多项杰出的研究，[21] 从战争的全过程看，罗马的大战略经典地体现了所有优良的国家大战略的本质内涵，那就是武装力量、政治安排、财政规划、外交操作、对外宣传等所有各类国家战略手段及其资源基础都得到充分动员和高度协调，以服务于保障罗马生存并进而彻底击败迦太基的权势变更尝试。另一项最主要的优越性，在于罗马杰出的战略能动性，亦即战略随战争大局的重大变动而被积极调整。罗马战略的坚韧可变见于初期连续败北后毅然采纳执政官费边的战略，它的生气勃勃则尤其见于名将小西庇阿在战局僵持不决之际决定性地变更“战略重心”，将主战场从意大利半岛一举转向迦太基本土。不仅如此，罗马的战略能动性还杰出地表现在自坎尼惨败到战争全胜，在战略上始终避敌之长、克敌之短和扬己之长，或者说从费边到小西庇阿始终实行有利于罗马的“不对称战略”。[22]
然而，从更深层意义上讲，罗马的胜利是罗马精神的胜利。罗马战胜迦太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和罗马几个世纪里形成的精神特质提供了异常强劲的政治文化力量。
在共和国早期，接连不断的外部危险和战事塑造出一种尚武风尚，使罗马社会从头到脚烙下强烈的军事化特征。作为罗马公民，最重要的义务是服兵役，从军的权利和义务只属于公民。罗马公民在17岁至46岁生日之间，有义务为国家服军役16年。特殊情况下，法律允许政府延长军团官兵服役时间至20年。[23] 长期残酷的战争生活和尚武社会的传统铸造了罗马人冷酷、蛮狠、凶残的性格。军队若在战斗中可耻地败北，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罗马蒙羞，将由执政官下令，百人队队长执行，每10名士兵当中处死1人。[24] 家长式专制也保证了罗马的军事纪律。每个家庭的家长对全家拥有绝对权威，保有对家庭成员的生杀大权；家族体制的公共类似物，即任期一年的执政官的极端权力以及罗马元老院令人生畏的集体权威，足以解释罗马军团里士兵们非凡的纪律、服从和默许。[25] 罗马人残酷的品性尤其表现在他们对待被征服者的态度上。波利比阿注意到，当蹂躏一个城市时罗马人能做到极致――他们甚至将狗也予以肢解。[26]
尚武好战不仅体现于普通公民社会，而且尤其体现于罗马社会最高层、争胜好强的罗马贵族身上。罗马贵族崇尚英雄主义，血刃拼搏和荣立战功是获得政治和社会声誉的必备要素。罗马人对其祖先顶礼膜拜，而其祖先的炫赫在于武力成功，这也就等于政治上的成功。[27] 法律规定，罗马公民只有经过十年征战生涯，才有资格担任政治公职。包括执政官在内的罗马军官在战场上同士兵一起冒死拼杀。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0年里20位作为最高行政官员的执政官当中有12人战死，比例极高。[28] 不足为奇，尽管有特拉美西尼湖战役和坎尼战役那样的军事灾难，共和国仍然不屈不饶地生存下来。
在经年累月的战争中，罗马人也打过许多败仗，但媾和时罗马几乎从未将土地割让，这归因于农民-士兵的土地情结和坚忍不拔。罗马基于广大公民对土地的拥有，农民-士兵的精神本质是罗马军事机器优良的最基本原因之一。迦太基在这方面远比不上罗马。波利比阿评论道：迦太基人使用雇佣兵，罗马军人却是本地公民；“罗马人虽然最初遭受失败，却能以永不枯竭的兵力东山再起，那是迦太基人做不到的。罗马人为他们的国土和子女而战……以顽强的决心直到战胜敌人。”[29]
经由两个多世纪，罗马的威望业已内化于意大利半岛。罗马与迦太基各自对盟邦或附庸的统治方式和由此形成的习俗大为不同。罗马较为宽厚，迦太基却极为苛刻。与罗马的长期交往甚而融合导致多数意大利城邦自视为罗马的自愿伙伴，而非受罗马压迫的奴隶。相反，迦太基人在意大利却素有狡诈、不义、残暴、野蛮之恶名。而且，在意大利半岛各邦眼中，迦太基人种不同，语言文化古怪，宗教迥异，乃是十足的、不可居于其下的外族。[30] 因此，从政治文化视角看，汉尼拔分离罗马同盟的战略目的包含很大的不可实现性。
罗马的盟邦大部分忠于罗马还有另外的精神文化原因。罗马人一向特别不能容忍盟邦的背叛。对待与之作战的叛邻，罗马人几乎总是报以彻底征服和严惩，而非仅仅将其打败。所有罗马人，不管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对那些敢于向其挑战继而被其征服的外邦，都以残暴对待为特征。罗马的同盟者知道罗马人是怎样的人，罗马人几乎必定施加的将是怎样的报复，因而可以说它们大多不敢真正背叛罗马。更广泛地说，罗马的“残忍”与罗马精神的另一成分即讲求实际难解难分。“罗马人的残忍极少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偶尔的怜悯仁慈出自经过谋算的自我利益考虑。”[31] 当汉尼拔的作战技能和战略对罗马构成致命威胁时，嗜杀的罗马便以讲求实际的审慎取代传统的勇猛，从费边开始“退避三舍”，继之以小西庇阿的深思熟虑的外向进攻战略谋划。这就是和上述其他精神特质一样植根于罗马文化中的“实用的冷酷无情”。[32]
如此可见，使罗马赢得胜利的战略和政治文化因素互相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精神文化优势是战略优越的终极条件，民族精神特质和政治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效应也最根本最广泛，可以说它无所不在。
四
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布匿战争揭示了极丰富的大战略和政治文化机理，对它们的研究和领悟具有明显的“现代”性质以及丰富的现今和未来的意义。那就是，国家大战略的缔造和实施是与政治文化休戚相关的头等国务，宏伟辉煌的大战略成就可以急剧地塑造新的政治文化要素，而政治文化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战略缔造，帮助或损毁大战略实施，并且决定大战略的成败，从而决定国家的命运。在此意义上，战争中雅典大战略的最终惨败的关键是其政治文化和精神气质的蜕变，而罗马之所以战胜迦太基、确立地中海霸权，罗马政治文化中精神力量的强大当为主要答案。
注释：
[1] 关于大战略的概念和理论，详见B.H. Liddell Hart, On War 2nd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1967, Part IV; Paul Kennedy ed., Grand Strategies in War and Peace, chapter 1; Williamson Murray et al., eds., The Making of Strategy: Rulers, States, and War, Cambridge, 1994, Introduction and Conclusion; Paul Kennedy, John Lewis Gaddis, et al., “The Grand Strategy Proje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Yale University, Spring 2004; 时殷弘：“国家大战略理论与中国的大战略实践”，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3期；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有关政治文化的概念梳理和研究现状，详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2]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国际战略十一讲》，北京：团结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3] 详见Hans Delbruck, “The Greeks at Their Height”, Book II, in his Warfare in Antiquity,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0; Edward Mead Earle, Gordon A. Graig and Felix Gilbert, eds., Maker of Modern Strategy: 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1; 吴春秋：《论大战略和世界战争史》，北京：出版社，2002年版。
[4] 参见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第19-20、63页。
[5] 祥见《荷马史诗》（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6] 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卷第6章、第6卷第2章、第8卷第7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参见, Robert D. Luginbill, Thucydides on War and National Character, Westview Press, 1999, chapter II.
[7] 王乐理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一卷，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190页。
[8] [意]马基雅维利著，冯克利译：《论李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0、11、43、47等章。
[9]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章。
[10] 丛日云：《西方政治文化传统》，大连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
[11] 徐大同主编：《20世纪西方政治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12] 关于雅典的战时大战略，详见[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13]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9页。
[14] [美]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的战略”，载[美]威廉森•默里等编，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57页。
[15]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2页。
[16] “政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优先地位和宪法形态对公民性格的塑造，某种程度上是我们难以理解的。”Donald Kagan, Pericles of Athen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1, p.48.
[17]“由于瘟疫的缘故，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由于目睹生死兴衰无常）……公开地冒险作放纵的行为……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约束的力量了。”参见[古希腊]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9-160页。
[18] Victor Davis Hanson, A War Like No Other: How the Athenians and Spartans Fought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Random House Trade Paperbacks, 2005, p.85.
[19] 时殷弘：《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第77页。
[20] 利奥波德•冯•兰克语，引自G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Study in German and British International Theory, 1815-1914,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70, p.87.
[21] 有关研究见Hans Delbrück, History of the Art of War, Volume 1；E. T. Salmon, “The Strategy of the Second Punic War”, GreeceRome, 2nd Ser., Vol.7, No.2., Oct., 1960, pp.131-14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Barca”, ;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2] James Parker, “Comparing Strategies of the 2d Punic War: Rome’s Strategic Victory over the Tactical/Operational Genius, Hannibal, Barca”.
[23]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4] Keith Hopkins, Death and Renewal: 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Cambridge, 1983, V.2, pp. 1ff.
[25] [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26] A. E. Astin e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Second Edition, Volume VIII Rome and Mediterranean to 133 B.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424.
[27] Hartmann and Heuser, eds.,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 p.46.
[28] Ibid., p.64.
[29] Polybius, Histories, Volume 6, perseus.tufts.edu/cgi-bin/ptext
[30] Barry S. Strauss and Josiah Ober, The Anatomy of Error: Ancient Military Disasters and Their Lessons for Modern Strategis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p.158.
[31] 转引自[美]威廉森•默里等编， 时殷弘等译：《缔造战略: 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3章。
[32] 同上书，第89页。
第5篇：非典战争范文
2003年人类遭受了非典疾病的突袭，在这个非常时期，医护人员勇敢地战斗在这场没 有 硝烟战争的最前沿，为抢救非典患者的生命和攻克抗SARS病毒难关而忘我地奉献，甚至不惜 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表达对战斗在一线的医护人员的崇高敬意，颂扬民族精神，福来 得学校通过中国医护协会向全国抗非典医护人员捐赠了1000万元面值的福来得学习卡。
这次捐赠活动是由团中央下属的中青在线（省略）和全国著名的职业教育培训 机构－－北京福来得学校主办的前沿培训网（省略）联合发起，是"支持 中国医护人员抗击非典斗争"公益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前沿培训网是广大职业人士钟爱的 中国最大的职业培训网站之一，培训范围包括外语、财会、经贸、政法和工程技术等五大领 域，共30多个学科200多个课程，基本涵盖了当今所有的热门职业，被誉为"专为职业人士定 制的网上校园"。福来得学习卡是基于福来得前沿培训网远程教育平台进行网上学习的专用 充值卡。此次捐赠的1000万元福来得学习卡标有"支持中国医护人员抗击非典斗争专用"的字 样，持有此卡的医护人员或其家属可在前沿培训网上冲抵相应面值的课程学费，并凭特惠号 享受终身学习优惠。这批捐赠的学习卡指定在前沿培训网和中青在线设立登陆专区。
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福来得学校与全国其他培训、服务行业一样，日常工作秩序和业 务受到了严重影响，面授和企业委培业务都已先后停课，但是他们利用其前沿培训网的平台 优势大力推广网上远程教育，受到了广大职业人士的热烈欢迎，成为非典时期许多在职人员 和青年学生网上充电的最佳场所。福来得前沿培训网的业务不仅没有被非典冲垮，反而得到 大幅度的增长。福来得学校王振光校长对记者说："这次捐赠行动除了向抗击非典的医护人 员表示敬意以外，也表达了福来得人迎难而上，通过创新实现生产自救的决心，同时我们愿 意借此机会向社会倡导学习文化，并与各界分享利用网络迅速转换服务模式的经验体会。"
据悉，福来得前沿培训网和中青在线发起的"支持中国医护人员抗击非典斗争"的专题活 动还包括征文、论坛和创新成果研讨等系列活动，相信这些活动的开展能够对我们反思非典 的教训，总结抗非典的经验和探讨后SARS时代的经济发展大有裨益。
第6篇：非典战争范文
近期，“非典”这一突如其来的灾难正侵袭着地球上的人类，于是，人类与病魔展开了一场战争。面对这场战争，我想到了许多......
我首先想到的是医务人员舍己救人的精神。医务人员就是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在第一线工作的人员，他们是与病魔进行面对面战争的，他们冒着被传染的危险，抢救病人，护理病人。当他们紧张地与病魔争夺着一个个生命的时候，丝毫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安危。在这场战争中，许多医务人员都不幸被感染了，叶欣、邓练贤等医务人员更是为此而付出了生命，在这场战争中体现了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应有的救死扶伤的精神。
我还想到医务人员坚强的后盾——他们的家属所体现出的大公无私的精神。正因为有了家属的全力支持，才使得医务人员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全身心地医治病人，使病情一次又一次得到控制，使一位又一位病人康复出院，这里的功劳，也有家属们的一份。
此外，我又想到了记者们兢兢业业的精神。他们为了拍下真实、感人的场面，毅然地扛起摄影机奔赴第一线，为医务人员拍摄，让我们看到了医务人员伟大的一面。然而，当我们赞颂医务人员的时候，疲倦的记者们却默默无闻。
我从“非典”还想到了许多伟大的人，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们伟大的品格都表现得淋漓尽致。我相信，只要我们同心协力，“非典”病魔终有一天会向我们低头的。
第7篇：非典战争范文
20xx年春，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中华民族遭遇严峻考验。
正如恩格斯曾深刻指出的，一个聪明的民族，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非典这场灾难，不仅在考验着我们，也给我们以警示，以启迪。
疫情如火，考验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危难时刻，党中央、国务院从容应对，指挥若定。抗击非典的斗争深刻昭示：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从广东出现第一名患者，到我国内地临床诊断病例骤升至4位数，受害省份扩展到26个……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给我们的事业带来重大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受重创，恐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驾驭局势、治党治国的能力面临严峻考验。
“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4月1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来到疫情严重的广东省，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北京、广东、天津、内蒙古、山西、河北、湖南……危难关头，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次次深入一线，检查、部署防治工作。“中华民族最危难的时刻，党和国家领导人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同呼吸共患难，不仅树立了亲民、爱民的形象，更给人以信心、希望、力量和光明。”
这是一场遭遇战，党中央、国务院心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雷厉风行———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使防治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制度和信息制度；成立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协调、指挥全国防治工作……
这是一场攻坚战，党中央、国务院着眼改革发展稳定的战略全局，科学决策———提出“沉着应对、措施果断，依靠科学、有效防治，加强合作、完善机制”的防治总要求；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实施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根据疫情情况，及时提出一手抓防治非典型肺炎这件大事，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
中国政府的坦诚态度和采取的积极措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赞誉。在中国考察了一个半月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吉姆斯·莫格尔教授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感到中国新一届政府很有能力。”摩根士丹利公司发表的报告认为，中国领导层处理非典的手法，“凸显出令人鼓舞的适应力、透明度及其世界地位。”
第8篇：非典战争范文
朱学勤先生的文章道德在学术界有口皆碑，无远弗届。无缘亲聆先生的教诲，实以为平生之恨事。虽然先生寥寥数语便道破了历史的本质，不过以晚生之浅陋，不能完全接受先生的观点。不仅是因为语焉不详，而且晚生认为先生之所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先生按照自己的既有观念过分地简化了纷繁复杂的历史，似乎是在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胸中块垒。
一．斯巴达体制不能归结为专制制度
根据古代与现代大多数历史学家与政治学家的看法，斯巴达的政治体制应归结为某种宪政制度。斯巴达体制的基调是贵族共和制，在这种制度下，民主虽然是不充分与不完善的，但是还是有最高的权威的。斯巴达体制内部分为几大权力要素，以两个国王，五个监察官（由长老议事会选举），长老议事会（由公民大会从有势力的家族中挑选），公民大会（全体成年全权公民的直接民主）互相制衡。最后形成了寡头统治体制，由五个监察官控制一切。但是监察官还是必须对全体公民负责，政治生活中还是以全体公民的大多数的意见具有最高的权威，至少宣战与媾和这种军国大事需要全体公民大会的多数同意。这种民主决策的程序与现代间接议会民主制也相差无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将斯巴达体制斥为专制制度是不恰当的。（2）
根据历史记载，斯巴达在它的存在的全部过程中坚持了立宪主义的传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摧毁了它的兵力所及范围内所有城邦的僭主制度与民主制度，而扶植寡头宪政制度。因为在斯巴达的统治者看来，前者是一个人的专制，后者是大多数人的专制，都不符合宪政的原则。这种见解也是相当符合现代自由主义原理的。因为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来观察，多数人的暴政与一个人的暴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说不定更加为所欲为，无法制约。（3）
朱学勤先生对以英美为代表的现代宪政制度推崇倍至，但是对于古老的斯巴达宪政制度却极度鄙弃，恐怕在学术立场上不够公正吧？当然，我们应该能够理解朱学勤先生和我们自己的爱憎与偏见：斯巴达是政治家与战士们的大学校和大兵营，要求全体公民过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集体生活，绝对服从以五个监察官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必要时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来完成上级交待的任务。这种军事与半军事化管理风格的社会非一切自由散漫、目无领导的“臭老九”所能容身。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职业脱产的知识分子不会对斯巴达体制有任何好感，除了某些具有“哲人王”或“立法者”念头的知识分子政治家以外（4）。
二．名不副实的雅典民主
躬逢其盛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评论伯里克利当政时的雅典直接民主制度时，说“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个公民手中。”（5）看来只要是实行直接民主制，不管是小国寡民的城邦国家还是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都通通免不了这种下场。伯里克利本人长得极象著名的雅典僭主庇拉斯特图，为此早年他曾经遭到民众的猜忌。而且伯里克利本身也具有僭主的一切才能和技巧。著名的自由主义大师伯林评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拥有独裁者的一切的特质、精力与技巧，而他站在我们一边。”这句话也可以丝毫不差地用在伯里克利身上。（6）
如果根据以色列著名的思想家塔尔蒙的观点来分析，那么雅典民主实质上就是极权主义民主的最早源头和典型。（7）十九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勒庞则一语道破——“那时的共和国本质上是一种贵族统治的制度，是由一小撮团结一致的暴君统治着一群绝对服从的奴隶构成的制度。这些建立在奴隶制上的贵族集体统治，没了这种奴隶制一天也不能存在。”（8）
古往今来的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也都对雅典民主的不宽容性颇有微词，其中最能刺激知识分子的敏感脆弱的神经的就是苏格拉底因为特立独行的言论与作风而被民众判处死刑的故事。勒庞指出：“在一个从未想过思想自由的可能性，讨论城邦的诸神、法典和习俗就是最严重最不寻常的犯罪的地方，‘自由’的含义与我们今天赋予它的含义有何相似之处？”（9）
所谓的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之类的宣传完全是荒唐无稽之言。但是在当时的民主领袖们看来，这种团结目不识丁的底层民众的意识形态天条是任何人都不能怀疑与嘲笑的。雅典的所有的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其实都知道雅典娜在关键时候什么忙都帮不上，但遇到军国大事的时候还是装模装样地去神庙祈祷，而置政治对手于死地的最好办法就是攻击他们渎神了。（10）所谓圣人神道以设教，古今中外都是一致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此觉得厌烦和不可理喻，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小心谨慎，只敢腹诽，表面上还是毕恭毕敬，甚至还要完成一些官方指派的写颂诗的任务。所谓的犬儒主义，其实就是雅典知识分子们的典型生存状态，并不需要等到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高压统治下才会出现。（11）
在伯里克利这位伟大的民主领袖当政的雅典民主全盛的时代，雅典人还搞过一次轰轰烈烈的追查祖宗十八代阶级成分的政治运动，将很多混进自由公民队伍中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变卖为奴。将近两万人的公民中，竟然查处了五千人，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这些人的狭隘、偏执与残酷了！（12）其实所谓的直接民主制就是理论上人人平等，实际上互相瞧不起，一旦有什么政治运动，就是互相排挤与陷害的最佳时机。后来伯里克利在雅典阵亡将士墓上的演说，那样美化雅典的自由、平等与博爱的精神，是不是把这一段残酷丑恶的历史全部给忘记了？
三．雅典经济政治制度的双重属性
雅典政制的精髓并不能以自由来形容，而应该以全体特权公民的直接民主制度来衡量。这种直接民主制必然带有政治上的平等主义与经济上的平均主义，综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的色彩。因为承认人人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那么无论是作为这种平等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或者理所当然的结论，经济权利上的平等就是呼之欲出了。而这就是民主制尤其是直接民主制的实质与必然结果，它是与平等以及坚决地扶弱制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民主体制内部绝对有必要铲除那些对一般民众产生了威胁的杰出与特立独行的人物，陶片放逐法的广泛实行就是最为典型的事例。
雅典在第二次反波斯战争中获得全胜之后，建立了提洛同盟，之后将这个表面上平等的同盟变成了控制盟国的工具。雅典民主制的全盛时代正是靠了勒索与剥削本国的奴隶和盟国——实际上就是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才能够维持直接民主制的巨额的消耗。因为要维持甚至不断地提升普通公民的生活水平，并且还要脱离体力劳动获得闲暇的时间来参加政治活动，这在经济上是极为浪费的。雅典把一些最需要时间与体力的工作但是又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如采矿业与金属冶炼与武器制造业，都将给了奴隶主们去承包。因为这些工作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几乎是无限制的工作时间，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劳动保护，因此实行彻底的奴隶制是势在必行。同时为了消除国内的阶级矛盾，统治集团有意识地提倡殖民政策。这跟近现代历史上资本主义起飞阶段压制最底层的体力劳动阶级，对外移民扩张，以调和内部矛盾的行为模式是高度一致的。（13）
在希腊诸邦中，雅典属于较早铸造金属货币的一批。（14）铸造金属货币在古代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经济变革，因为货币在经济权力结构中的杠杆作用是极为巨大的。因此雅典的金融工具优势由于其政治军事霸权的巩固而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为雅典以不平等的交换榨取其它城邦的产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经济体制在城邦内部则导致了某些“资本家们”肆无忌惮地使用奴隶劳动。这种奴隶劳动在采矿业与铸币业方面极为普遍，而这两种行业就是雅典经济财政力量的源泉。因此对外的经济金融霸权与国内的大规模奴隶劳动的体制是雅典统治集团不惜一切代价要价以维护的。
在上层建筑中，尽管雅典政制把民主权利扩大到了全体公民，尽管穷人担任某些低级官职已经有津贴，但是富人们依旧有效地控制了政权，民主领袖伯里克利本人就是雅典的最大富豪之一。雅典的将军们几乎个个是殖民者与大商人，修昔底德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5）顾准先生指出“在拿破仑战争中，英国商团是主力军。”（16）看来这是有历史文化传统的。以舍死忘生的勇气去抢劫，再用抢劫来的东西体面地做生意，这就是那些古往今来的海盗殖民民族的不可改变的行为模式（以雅典为最著名代表的古希腊殖民者跟近代西方殖民主义强盗的唯一区别就在于希腊人没有贩过毒）。
十九世纪的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贡斯当指出：“在雅典，商业消除了区分古代民族与现代民族的若干区别。雅典商人的精神与现代商人的精神颇为近似。色诺芬告诉我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商人把他们的资本从阿提卡大陆运走，投放在列岛中。商业使他们建立了货币流通。在伊索克拉底那里，有迹象表明汇票的使用。”（17）这些交易手段与交易工具的使用与完备就必然意味着投机走私、偷税漏税与贪污贿赂等活动的盛行，最终又将导致贫富极度分化，破坏直接民主制的经济基础。
四．雅典与斯巴达为何而战
在雅典公民大会就是否继续与斯巴达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作战进行讨论时，伯里克利表现了某种厚颜无耻的本质。他对雅典公民们说，雅典帝国实际上是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因此也只能靠暴力维持下去，放弃使用暴力就意味着帝国的覆灭。（18）知今可以鉴古，伯里克利家族不就是一个商业殖民战争利益集团吗？伯里克利家族富可敌国，他们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19）不就是进行对外自由贸易以及到处建立殖民地利用野蛮民族的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与采矿吗？而且写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修昔底德本人就是大殖民者，在色雷斯拥有一座巨大的金矿。（20）
更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还应该看出，雅典的巨额财富是靠以暴力为后盾的国际商业体系获得的。没有这种不平等的贸易交换体制，雅典的经济马上就会走向衰落。雅典压制了其他城邦尤其是雅典帝国的附属城邦、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自治的权利，实际上是在贸易上对它们进行打击和压榨。（21）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矛盾在经济方面的原因是雅典在经济势力扩张方面跟斯巴达同盟体系的重要成员以及财政支持者科林斯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就是因为这两个城邦的经济模式是高度一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战争的间歇期，雅典开辟西方第二战场，去征服西西里岛最富庶和最强大的城邦叙拉古并非是一时冲动，而是出于长期国家战略的需要。（22）叙拉古以及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南部）的很多城邦都是科林斯殖民者所建，科林斯对这些城邦拥有一种精神上的领导地位。希腊城邦与其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就象英国与其自治领地的关系，虽然在内政上完全独立，但是保持了宗教文化传统上的密切联系，在外交斗争中，一般给予心照不宣的支持。因此这些城邦在叙拉古的带动下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基本上都倾向于科林斯所在的斯巴达同盟体系，订立了同盟条约，但没有积极参加战争。（23）
叙拉古当时也是实行与雅典类似的民主制度，由此也可以看出，雅典帝国与斯巴达同盟体系的战争根本就不是什么意识形态的大战，更不能归结为自由民主与专制独裁二元对立的模式。雅典所进行的每一场战争同样是为了夺取其他城邦以及其他民族的财富，开拓新市场，获得经济利益。太阳底下并没有什么新鲜事，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新老殖民帝国也是如此行事的。古典时代的希腊人之间的内战——伯罗奔尼撒战争导致了西方古典文明的黄昏，近代欧洲人之间的内战——第一次欧洲大战也导致西方近代文明的黄昏。（24）
斯巴达对雅典宣战是为了捍卫希腊世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以城邦本位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均势。斯巴达的比较单纯的政治军事霸权可以容忍这种城邦本位主义的存在，但是雅典帝国的经济扩张与经济剥削本质必将进一步窒息这种城邦自治的原则。将雅典帝国控制下的一切城邦降为丧失希腊人最珍视的传统独立性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这也是雅典帝国遭到其他城邦广泛痛恨的原因。
尽管在军事上战胜了雅典帝国，但是斯巴达也不能统一希腊，不仅因为希腊诸邦的强烈的城邦本位主义精神照样会对斯巴达帝国起限制作用，而且与雅典相比，它还缺乏经济与财政手段。其他希腊诸邦也没有人愿意过斯巴达式的艰苦朴素和艰难奋斗的生活，就象后来比较富裕的东欧国家不愿意跟苏联人均贫富一样。而且斯巴达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地区的希腊人来说是太矫情，太严酷了。有违温和中庸，有节制与平衡感的希腊传统精神。（25）转贴于
我一贯景仰的著名学者何怀宏先生在《雅典的兴衰》一文中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公民大会对处置战败城邦密提林的戏剧性讨论和行动与斯巴达对普拉底亚人的战争审判作了对比。不过，何怀宏先生对雅典民主制度多方维护，对雅典隐恶扬善，对斯巴达则相反，这在学术上不够公正与诚实。这种表现跟修昔底德和基托的态度是一致的，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区别。修昔底德是不动声色，仅仅将两个事件先后叙述；基托是长篇大论，对雅典和斯巴达爱憎分明；何怀宏先生则是画龙点睛——“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26）
在处理密提林事件时，戴奥多都斯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的演说固然表现了他的悲天悯人和推己及人的高尚品质，但是绝对不能说明雅典民众的素质与觉悟。人道主义的原则竟然不能够直接表现，而要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迂回手段，难道说明了雅典人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只能够说明这些人从来就没有把真理和美德放在心中，在他们的心中就只有享受和利润！所谓的雅典人民的大民主就是人民永不犯错误，法不责众，墙倒众人推。东方知识分子在羡慕与惭愧交加的情绪下，在想象中任意美化雅典人的品行是极不明智与诚实的，有违“不疑处有疑”的先哲之训。
纵观雅典的历史，它的每一次战争都是为了金银财宝而战，（27）杀起人来一贯是良莠不分。雅典人后来在弥罗斯的大屠杀所使用的措辞与希特勒有什么不同？不就是赤裸裸的恃强凌弱与崇尚暴力吗？倒是斯巴达询问普拉底亚人的话——“你为斯巴达做过什么？”（28）给人留下了坦白从宽和惩前毖后的空间。
五．雅典为什么会失败
孟德斯鸠指出，“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个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29）虽然雅典不是没有取胜的机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是什么样的一个一般的原因决定了雅典最终不敌斯巴达，而且一蹶不振，再也无法恢复全盛时代的光荣了呢？
首先，是因为斯巴达公民跟历史上的游牧军事民族一样，自觉或者不自觉最大限度地压抑了本身的享受欲望，具有强烈的战斗意志与牺牲精神。（30）再加上社会结构简单，具有平等人公社的氛围，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比较缓和，助长了集体英雄主义的行为模式。而任性轻佻的雅典花花公子们岂能与质朴刚健的斯巴达勇士相提并论，虽然在短期作战时，他们也能获得一些胜利。但是，一旦战争转入僵持阶段而且无利可图的时候，他们便暴露出了软弱与自私的本质。在雅典直接民主政治环境与逐利经济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习惯于短期行为的政治家，也根本不是经过严格挑选与培养的深谋远虑的斯巴达战略家的对手。
与雅典人以暴力为后盾，尽一切可能扩张贸易与经济实力的政策相反，斯巴达统治集团为了保持简朴的生活方式与职业政治家与战士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下令在交易中使用笨重的铁钱，因此商人们都不光顾斯巴达了。一切干扰权力意志的奇技淫巧与声色之欲都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被拒之门外。（31）这才是雅典与斯巴达统治模式更为深层的差异。斯巴达对盟国除了要求服从政治军事上领导以外以外没有经济上的剥削，而雅典的外向型自由贸易体制因为有巨额的利润，因此最后欲罢不能，象吃了兴奋剂一样，最终煽动了国内的民意，导致投机与逐利的欲望水涨船高。同时雅典统治集团对盟国的诛求无已导致了盟国的背叛。
斯巴达的胜利，本质上是存在着一个更为合理的政治制度，符合国家安全与对外军事外交斗争的要求。雅典的民主制没有政治重心，因此民意随波逐流，朝令夕改，完全靠偶然选举的最高领袖的天才。斯巴达对公民的设计的确是极为严酷的，其人生设计的目标完全是争夺政治军事的统治权。相反，雅典更加全面与均衡一些，但是，那些文化方面的修养与才能不能够直接转化为军事打击力，只是令后人为雅典文化的辉煌与雅典民主事业的颓败一掬同情之泪罢了。转贴于
德国共产党的先驱者们，李卜克内西与罗莎．卢森堡，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斯巴达团”。（32）这是因为他们看清楚了自由、欲望与集体主义的原则是截然对立的，放纵欲望在建设新社会的时候并非立即能够发挥出无穷的创造力与想象力，只有在干坏事或者不名誉的事的时候才有那么多的想象力。放纵欲望也不会使人们变得更加勇敢坚强，只会使人们变得更加软弱与糊涂。而且最终将颠覆一切高尚的理想与纯洁的社会。与伟大导师马克思对雅典民主体制的无限崇拜相比，他们这些晚辈们，在残酷无情的现实政治的斗争中，对这些问题看得更加清醒现实了。
至于现代斯巴达体制的苏联失败于现代雅典体制的美国，其根本原因无非是在现代人的眼里，人性至尊，欲望至上，决不肯为了道德上的完善而自我克制和自我损抑。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以释放人的欲望为取向的，但在现实斗争中又要求绝情寡欲，这本身就是矛盾。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知，对无限满足人类的欲望，具有过分乐观的天真，做出了过高的承诺。因此在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较量中，两者争相比较看谁更能满足人们的各种各样的欲望。结果，社会主义在这方面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对手，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理想的失望与厌恶。
六．罗马与迦太基之战
写到这里，又联想起了另一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相隔不远而且极为类似的战争，即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爆发的三次布匿战争。布匿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异曲同工之妙。罗马就类似于斯巴达，迦太基就类似于雅典。后两者在文化发达与经济繁荣方面远远超过了前两者。迦太基是罗马帝国以前的古代历史上科技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国家（远远超过了现代人极力美化的雅典），具有航海与金融贸易方面的巨大优势。在亚里士多德的笔下，迦太基的政治制度是最完美的。因为没有一个机构可以享有全部的绝对权力，元老院、执政官与公民代表大会互相制约，是综合了贵族、寡头与平民体制的优点。其军事指挥官不能干预政治，但是长期留用，保证了军事指挥得心应手。而且它从来就没有值得一提的叛乱，也从来没有产生过僭主制，它极类似于现在美国的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33）
迦太基人也有强烈的种族主义倾向，坚持种族奴役，与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及黑奴劳动与种族隔离制度极盛时代的美国极为类似。迦太基的历史上也没有值得一提的盟友，这大概是因为迦太基垄断了贸易中心的地位，获得了惊人的暴利，不希望任何外人来分享财富。相反，罗马人尽管是贫穷的，却以部族联盟为基础，逐步扩大他们的统治权。其对外政策的种族色彩并不十分明显，也没有什么过分的经济剥削，这在布匿战争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最终使得骄横不可一世的航海、金融、贸易与殖民帝国迦太基彻底地毁灭了。
罗马实行了复杂有效的同盟政策，全世界受压迫与剥削的民族联合起来，将迦太基商人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全部分光，让财富回到创造它们的人们的手中。相反，迦太基人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目光短浅，气量狭小，这样既不能获得稳定与忠实的同盟者，又遭人憎恨与嫉视。迦太基的盟邦由于被课收沉重的赋税，一有机会就要脱离迦太基的控制。因此迦太基最后是落得孤军作战的下场。当然，他们为保卫祖国的战斗极为激烈，但在当时其它的民族看来，恐怕还是为财富与财产权而战吧。在这个以科技发达、经济繁荣与权力的分割与制衡的宪政制度而自豪的国家灭亡的时候，没有人为它感到悲伤，就因为这个国家自私自利，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人分享它的财富与荣耀。
罗马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遭到了天才军事家汉尼拔的屡次沉重的打击，但是他们都挺过来了。因为他们愿意为胜利付出更大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国家实际上是一穷二白，即便本国遭到毁灭，那也不是什么天大的损失。而相比之下，迦太基就缺乏这种勇气与意志，在他们投降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处境也并没有坏到不可挽回的地步。迦太基的军事统帅汉尼拔挑拨罗马和它的同盟者之间关系的手段在那些比较富庶的南意大利地区奏效了，但是在那些比较贫穷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却没有什么效果。看来，越是富裕的民族就越是缺乏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念，就越不可能选择以弱抗强、由弱转强和扶弱制强的战略行动。
后来在欧洲列强的反法战争以及法国输出革命与在全欧洲移植新制度的战争中，法国皇帝拿破仑显然也看到了这一点类似之处。在进攻英国的前夕，自命为罗马执政官老加图，叫嚣要毁灭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就象罗马毁灭迦太基一样。当然，拿破仑的事业功败垂成，因为英国人也汲取了历史教训，一心一意扩大市场做生意，利用做生意挣来的利润专门收买大陆上的国家来为英国作战。这样一举而数得，最终拖垮了拿破仑帝国。
针对拿破仑战争的结局，贡斯当指出：“商业改变了战争的性质。过去的商业民族总是败在其好战的敌人手下，今天则能够成功地抵抗敌人，他们甚至可以在敌人中找到支持者。商业所产生的无数复杂的分支，已经使社会的利益超越了领土的界限；时代的精神战胜了人们企图冠以爱国主义称号的狭隘的敌对精神。
“古代迦太基人与罗马人的对抗，注定要以败亡告终：因为事物的力量在与她作对。但是如果罗马和迦太基之间的战争发生在今天，迦太基有望让全世界都站在她一边；今天的习俗和时代的精神将是她的同盟军。”
这段评论极为精彩、睿智与客观，不仅可以解释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拿破仑帝国的失败，也可以更好地解释俄国大革命（二十世纪的法国大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苏联为什么不能战胜美国。（34）
七．马其顿与波斯之战
不应该忽略的战争还有亚历山大的对东方的征服。马其顿的真正敌人并非是雅典等古希腊城邦，而是极度繁荣富裕的波斯帝国。马其顿人是希望获得财富与权势，对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倒没什么兴趣。他们对希腊人是既钦佩又轻视的，一方面是因为其文采风流，见解超群，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夸夸其谈，一盘散沙，自己都不能够统治自己，就更加不能统治其他的人了。希腊半岛土地贫瘠，物产有限，除了利于航海以外，什么用处都没有。因此马其顿历代君主对希腊的控制是松散流于形式的。希腊诸邦，在经过长期的内战与混乱之后，在一个半文明化的蛮族的领导下，重新获得了当年自身处于蛮族时代的同仇敌忾的情绪。希腊文化在恢复了野蛮本性的同时，也恢复了青春活力和彼可取而代之的豪迈气概。
当年波斯民族作为一个弱小的民族在居鲁士的领导下崛起，战胜了米底帝国这个骄横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时，不也是抱有这样的青春活力和豪迈气概吗？当年雅典和斯巴达领导希腊诸邦战胜了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波斯帝国，不就是因为他们当年与骄傲自大和骄奢淫逸的波斯民族相比正是处于质朴刚健的阶段吗？当古典文明历史戏剧的最后一幕——古代希腊人的世界霸权被罗马人取代——上演的时候，不也正是因为罗马人正处在那种朝气蓬勃与坚定自信的上升阶段吗？这个世界上，永远都是繁荣富裕的先进者必然会腐化堕落而无力自拔，最后被那些质朴刚健的后来者所消灭。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从来就没有过例外。
八．历史何其相似 命运永远轮回
斯巴达战胜雅典，罗马战胜迦太基，马其顿战胜波斯，这三大历史事件都是比较贫穷的势力战胜了比较富庶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比较富庶的一方在战争中有更大的优势与选择余地，但是孟德斯鸠敏锐地指出：“金银有一天是会用完的，至于德行、坚忍、力量和贫困却永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35）归根结底就是那些胜利者具有更为强烈与坚定的权力意志。
对外国的历史加深了了解，再来回顾本国的历史，就可以发现，其实秦国东向灭六国，跟罗马统一地中海文明世界一样，都是后来的野蛮民族居上，战胜了那些文弱精明的高度发达的文明民族。秦国的胜利得益于猛烈的改革，摧毁了贵族的传统势力，人人在军功面前平等。这使得内部矛盾减少，上下同欲，可以一致对外作战。秦国是一个在君主面前人人平等的平民主义政治的国家。至于六国，则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封建贵族政治的遗风，因此它们在这种全民奋起的总体战的风暴中被彻底摧毁了。那些比较富裕的东方国家内部的阶级分化是极为严重的，旧的贵族势力没有被摧毁，新的商人阶级又爬了上来，受着这双重压迫，恐怕那些贫民百姓内心中盼望着来自西方的解放者吧？虽说那些人野蛮残暴，但是至少可以少受一重压迫了。转贴于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为什么比较先进富裕的民族每次都被那些贫穷落后的民族所击败，其实是因为大量的财富带来了贫富分化与腐败，整个社会丧失了凝聚力与战斗力。这样它们才会被那些有原始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其社会内部大致平等的形形色色的军事一体化组织摧毁。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的落后民族战胜了先进的庞然大物的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具有更好的组织，更严格的纪律，自我牺牲与平等友爱的精神。他们表现得更为机智勇敢与无私无畏，因此胜利是应该属于他们的！相对公平的社会制度，灵活的外交手段，明智的军事政策，同仇敌忾的情绪，这些因素在古代世界是比单纯的财富与文化更容易转化为征服的力量的。因此历史上总是记录着野蛮贫穷的军事游牧民族战胜了文明富裕的农业民族的故事，尤其是当后者处于贫富极度分化的没落腐化的阶段的时候就更是如此了。
曾经有过的困惑与焦虑交织的情绪都已经消失了，对于我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金灭北宋，元灭南宋，清兵入关等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怨天尤人的愤怒逐渐转化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我们的祖先是不够勇敢，不够正直，不够团结，落得个身死国灭的下场实在是不可避免。那些野蛮民族表现出了更好的素质，取得胜利是理所当然的。自身具有弱点就会被敌人利用与攻破，谁教这个世界上永远是竞争呢？只有完善与提高自己的一切，才不会被激烈的竞争所淘汰。无可奈何，怨而不怒，哀矜勿喜吧。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也。
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文明在蓬勃发展的时候总是感觉到无比的热情与自信，有无穷无尽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正是无拘无束的青春活力而绝不是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熟自制的古典主义的表现。古代希腊人身死国灭，背祖离宗，还能谈什么高贵成熟的古典主义精神？只有在历经了无数的苦难与幻灭后，还能够以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来面对一切嘲笑与责难，平静温和地对待一切人，顽强坚韧地生活下去，这才是真正成熟的态度，这才是真正的古典主义的精神。在历经了无数次希望破灭的噩梦后，人们也许会愿意象古希腊哲人所宣称的那样，去过一种节制、平衡与清明的生活，在为集体和公共利益服务的政治生活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亚理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36）其实这就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崇尚的集体性的原则的最初来源。
朱学勤先生说美国对苏联的胜利是侥幸，而且只是暂告一段落。对此我认为朱学勤先生的态度是公允和冷静的。美国的胜利，并不是自由与正义本身的胜利，而是欲望的胜利。而放纵欲望最后的结局就是把智慧与同情心都从人们的心中赶走了，剩下来的就是无穷无尽的仇恨与不可消除的嫉妒。朱学勤先生还认为“自由并不是必然胜利的，从几率上说，它的失败可能比对方更大。我的历史观总有挥之不去的悲观成分，与这一点密切相关。人这样的生物，能不能始终守得住自由？太难了，近乎对神的要求，我不敢乐观。”（37）
既然自由是这么珍贵稀有，难道就只是说明了它只配给少数统治者以及少数统治民族所享有吗？自由又到底是什么呢？贸易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又怎么可能指代或者囊括一切自由呢？为什么国家的自由、民族的自由与集体的自由就不能够算是自由呢？实质上，所有的人都享有自由，就等于所有的人都不享有自由。只有使用各种手段使一部分人失去自由，另一些人的自由才能凸显出重大的意义。因此等级制的自由也就是等级专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是古典自由主义的最后归宿。
“失去了自由主义大一统的终极理想，留给自由主义者的是冷冰冰的权力关系与残酷斗争的事实。最后发现，所谓的自由状态，无非就是指的这种永恒的斗争本身。没有斗争，意味着权力已经窒息了一切；没有斗争，秩序就会封闭、僵化与凝固；没有斗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与进步；没有斗争，那将是彻底的毁灭，就像热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38）
既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万世而不惑的自由主义终极真理，那么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永远地奋斗。人类的奋斗创造了人类的历史，人从来就不是什么，人总是在变成什么。这意味着，自由就是斗争，自由就是责任。只有在奋斗与创造中，人类才可能是自由的！因此，“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既是维护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39）
为满足永远也不可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人们处在永恒的竞争中。而激烈的竞争使人们失去了朋友与兄弟，过度的贪婪将使人们丧失现有的一切，人类的狂妄与无情将毁灭这个世界。仁人志士们的一切捍卫自由与正义的努力都白费了。正不容邪，邪复妒正，最终就是正不压邪。因为人性恶是历史进步的动力，宇宙演进的脚步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人类文明的航船进步到一定的程度就将倾覆。天道轮回，报应不爽，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在控制着这个世界上一切。一切都在轮回，一切都将重新开始。
完成于2002年4月1日夜
注释：
（1）《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朱学勤，第5页，“思想者文库”，花城出版社，1999年8月。
（2）、（3）参见《顾准文集》，138页，139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
（4）柏拉图就是古往今来无数对斯巴达体制持热烈赞美态度的知识分子中最著名的一位，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体制与来库古立法为蓝本的。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50页，（古希腊）修昔底德，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5月
（6）转引自《大外交》，111页，（美）亨利．基辛格，海南出版社，1998年12月
（7）可参见《卢梭、雅各宾派与民主的岐变——从塔尔蒙的观点说起》，毛寿龙，载“公共论丛——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121页，三联书店，1995年11月。
如果说十八与十九世纪的自由思想家们因深受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影响而对雅典民主赞美有加的话，那么在二十世纪理性主义和历史乐观主义的乌托邦的破产后，思想界对雅典民主的看法就有很大的转变。自由主义者终于发现，自由与民主并非是天然绝对一致的，民主的形式也可以被极权主义接受。民主与自由以及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之间的张力是西方国家宪政体系矛盾的最主要内容。
（8）、（9）《乌合之众》，86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10）出征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亚西比得就因为在出征前夕，发生了雅典城内的赫尔密神像全部被毁的事件。此事被视为推翻民主政治的先兆，牵涉到了亚西比得。亚西比得在出征的途中被政敌召回受审。他知道审判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投奔雅典的死敌斯巴达去了。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六卷第二章“关于西西里的辩论”、第四章“亚西比得被召回国”
（11）雅典发生过数次流放或监禁不信神的知识分子的事件。在苏格拉底之前的雅典民主全盛时代里，由于伯里克利的搭救，他的老师，著名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斯好不容易才免遭监禁。伯里克利的另一位哲学家朋友普罗塔戈拉斯则被流放。伯里克利的儿子还因为伯里克利的吝啬作风引起的个人恩怨而向公众揭发了他与哲学家们的谈话（内容极有可能是以被当局禁止的无神论思想为主），为的是破坏伯里克利的名声。可见想见当时雅典舆论和思想管制的严厉。见《希腊罗马名人传》之“伯里克利传”第32节、36节，“尼基亚斯传”第23节，（古希腊）普鲁塔克，商务印书馆，1990年。
（12）、（13）、（14）、（15）参见《顾准文集》216页，213页，152页，315页。
（12）详见“伯利克里传”第37节。
（13）关于这点里史学家论述甚多。较早的资料可参见《希腊罗马名人转》，“伯里克利传”第11节。
（15）雅典的以将军和九位执政官为首的大小官员们都是无俸禄的，这就意味着只有富人才能担任这些职务。见《雅典政制》第30节，出自《亚里士多德选集．政治学卷》，32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
（17）《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法）邦雅曼．贡斯当，“公共译丛”，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
（18）《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二卷第六章“伯里克利政策的理由”。
（19）见“伯里克利传”，第14节。伯里克利声称自己愿意负担建造和装饰某座神像的全部经费，其条件是以他个人的名义来奉献。雅典人不愿意让他独占这种荣誉，同意公共负担经费，因此伯里克利最终没有为此破费，不过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他极为富有。随后普鲁塔克又指出伯里克利在公务上非常廉洁，在家庭中非常吝啬，这使我想起了清教徒的勤俭合法致富以及节约忍欲的精神，又想到了当年美国头号富翁洛克菲勒对子女也是非常小气。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性总是人性”，过去所发生的将来也会发生。
（20）《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1页。
（21）麦加拉城邦的代表在斯巴达同盟体系的代表大会上对雅典进行了控诉，说他们被排斥于所有雅典帝国的港口以及雅典市场本身之外，这是违反公法和希腊各族间的契约的。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六章“在斯巴达的辩论和战争的宣布”以及“伯里克利传”第29节。
顾准先生指出，“雅典公民，不仅有机会在本国躬耕田间，还有机会躬耕帝国范围内的海外地方，这就是‘武装移民’制度。当盟国叛离，用兵征服，沦为附庸的时候，雅典对那个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给虽然仍予维持，但是为了镇慑起见，常常派遣若干数量它的公民移居该地，称为‘武装移民’。这种‘武装移民’，虽然身处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他们在当地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为当地居民所厌恶。”见《顾准文集》212页。
（22）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四年，雅典就派遣了一支舰队到西西里去。名义上是去支援与叙拉古发生战争的雅典盟邦林地尼，实际上，雅典的真正战略目的是阻止谷物从西方运到伯罗奔尼撒去，以及初步试探能不能占领西西里。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六章“雅典人在西西里和弥罗斯”。
（23）也正因为如此，科林斯对它的殖民地科西拉对它不够尊重，绝情寡义感到万分恼怒。科林斯与科西拉之间的矛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直接的导火索之一。
（24）这是历史学大师汤因比的观点。
（25）犬儒派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 theCynic）在奥林匹亚看见几个罗得斯（Rhodes）的青年身着华服，他口吐出几个字：“装模作样！”当他见到几个斯巴达人衣衫褴褛，又说道：“更加装模作样！”见《希腊人》，113页，（英）基托，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
（26）可分别参见《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三卷第三章“关于密提林的辩论”、第四章“普拉底亚的灭亡”，《希腊人.》第八章“战火中的希腊人”，以及何怀宏先生的《雅典的兴衰——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笔记》（载《书屋》2002年第三期）。
事实上，普拉底亚人的自我辩解固然是振振有词，但是底比斯人对普拉底亚人的攻击也是句句在理。普拉底亚人自觉自愿地绑在雅典的战车上，从雅典的霸权中分享了残羹剩饭。当自身处于失败的境地时，便要求“首犯必办，胁从不问”，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为什么不保持城邦的自由、中立与独立？
第9篇：非典战争范文
生命，是可贵的，它只有一次，无论你怎样后悔，它都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
2003年的“非典战争”让我感动不已。
李晓红是一名医生，后分配到武警北京总队医院工作，这位为了医学事业而献身的白衣天使，永远地倒在了抗“非典”的战场上。
在冬天，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李晓红的父亲曾说过：“这世界上有两种职业最危险，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军人，晓红两样都选了，而正是这两样危险的职业，注定了她的风雨人生。”
3月25日，李晓红所在的医院收治了一名非典患者，虽然李晓红因身体不适，医院已经批准她从3月24日开始休假，可突如其来的非典让她毅然放弃了休假，踏进了这场虽无硝烟但极其残酷的战争。
3月29日，李晓红说：“我和非典患者已经有了接触史，而且对非典也有了认识，我留下来最合适！”这样，原本可以躲过这场灾难的她，冲上了与非典短兵相接的前沿。
3月30日，李晓红开始发烧，但人们怎么也没想到，她的生命已经开始了短短18天的倒计时。4月6日，她的病情加重，她只能用笔艰难地写道：我是一名医生，有什么新的治疗方法，可以在我身上试用，我不怕。你们不要靠近我，一定要搞好防护。
4月16日下午3时30分，我们这位可亲可敬的白衣天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