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精选(九篇)

第1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田野研究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因为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的是人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田野研究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最初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指一种田野调查或是田野作业即fieldwork，是指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到调查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field study，由此就给田野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田野研究是一种现场实地研究，田野――Field，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田地和原野。田野研究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去研究人物、事件或文化。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要求研究者进入某一自然的研究场地（即田野），在尽量不干涉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资料，从而记录，描述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及所想。即它体现了研究情景的自然性。

第二，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即它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整体性。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对教育科研的启示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辩式的书斋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脱离实际。由于我们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缺少长期深入基层的社会调查，缺少具体、实际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就教育统计来看，其结果的真实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涉及国内某一地区教育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只能够依靠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由此也会受到某些行政官员的影响，服务于一些行政长官的需要，从而失去学术性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目前的教育现实是要“普初”“普九”，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数人口的教育，那么教育研究就将是一句空谈。而且，一些在中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基层民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教育的文化底蕴。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只是站在指导的位置上，只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或进行实验，并最终验证自己所设想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类教育研究过程中，极少存在研究者以平等的身份较长时间实地亲身参与并多处观察社区及农村基层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方式。

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深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三、田野研究的设计程序

1.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的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在教育研究中，它可以是特定情况下的教育制度、过程和现象（人、事件、行为、过程和意义）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地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准备不同的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开始实地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2.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添加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3.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调查： 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问题。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以个人为对象）。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4.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地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记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地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地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道、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

5.田野调查的四点要求

求实的作风。在选定研究的项目以后，深入调查，多方调查，一定要严格尊重原始的记录，不得参与个人的分析、猜测以及个人的结论。原始记录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记下原始的原话、原事、原人。

严谨的学风。在调查中有口头了解的，有文字史籍记载的，有各种来源。但一定要加以多次反复核实，去伪存真。多次考证取得共性，统一的观点和论据。一定要做到有充分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就是法律上讲的，有根有据，有据可证。

平等地位的态度。调查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调查研究时，切忌不可以我为主的居高临下态度，要以诚相待，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与帮助。

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良好的理论修养是调查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人生阅历和经验的积累，总之，田野调查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6.衡量田野调查的质量标准

第一，做田野工作时，往往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和现状，用问卷法大面积地抽样了解宏观背景，用个案法实地观察体验，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 study（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做田野工作是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力图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真实的东西。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去获得真实的东西，真实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质量的高低，这些资料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第二，所作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但是往往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预设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避免掉入由预设导致的文化困境当中去。

第2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高山族;重要文献;日据时期

    几个世纪以来,高山族没有形成本民族的文字书写系统,因此没有任何以本民族文字书写的历史文献。学界对高山族的研究,主要依据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保留下来的文献资料作为参考依据。其中,日据时期的文献资料在台湾高山族全体的族群类别、人数、名称等基础知识以及早期社会生活、风俗历史等方面记录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实材料。兹参考陈奇禄先生在《“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与台湾土着研究》一文,将此时期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期:“东京人类学会”在台拓展期 (1896~1909年)

    1884年日本成立“东京人类学会”,大力鼓吹人类学的研究。1895年清廷割让台湾以后,台湾高山族立刻成为该学会探讨的主要对象之一。此时来台的鸟居龙藏、伊能嘉矩等人通过田野调查与研究工作,留下了研究台湾高山族的先驱性着作,奠定了认识与理解的基础。

    《台湾蕃人事情》

    该书是台湾史学开创者伊能嘉矩与粟野传之丞合作完成的着作,原是《台湾蕃人事情复命书》报告,明治33年(1900年)3月,由总督府民政部以《台湾蕃人事情》为书名出版。

    该书分为“蕃俗志”、“蕃语志”、“地方志”、“沿革志”及“结论”共五篇。其中,“地方志”是伊能来自田野的地方风土志报导。“蕃俗志”即为民族志,记述高山族各族的地理分布、族称、部落名称、户口人数、社会组织、习俗、生业等。伊能依据语言、风俗习惯的异同,打破以往笼统的生熟番的划分,将台湾高山族首次分成八类,其中再把平埔族细分为十族,这是有史以来对平埔族的第一次系统分类,奠定了平埔族学术性分类的基础。

    在日治50年与战后60年的岁月中,《台湾蕃人事情》一直被日本和台湾学界忽视,直到公元2000年在日本被当作“稀觏书”复刻再版时,才开始受到瞩目,被誉为一百年来台湾高山族研究史上最早出现的一本综合性古典作品。《台湾蕃人事情》可说是台湾人类学研究草创期中,最早专为台湾高山族各族所做的系统的综合性田野报告。

    《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

    1895年至1900年间,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受东京帝国大学的派遣4次到台湾高山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于1902年出版了《红头屿土俗调查报告》一书,该书是台湾高山族的第一本民族志,曾被译成法文而轰动当时仍处于草创期的人类学界。

    鸟居对于台湾高山族的调查方式属于行动派或探险型调查,他开创的田野调查方式,比西方人类学泰斗马利诺夫斯基提出田野民族志调查方法之年还要早10多年。并且,鸟居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摄影机于人类学调查的人。透过镜头的捕捉,鸟居把高山族各族的体质特征,包括脸貌、头形、体骼,完整地拍下作为研究资料,鸟居甚至抢拍到只剩三、五个的“埔蕃”和“眉蕃”濒临灭族的最后身影,这些史料相当珍贵。

    第二期:“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时期(1909~1928年)

    1901年4月,台湾总督府内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以为政府在台湾立法提供参考依据。1909年,下设“蕃族科”,对台湾高山族的生活惯习予以调查。这是台湾日据初期官方机构对台湾高山族第一次有计划有规模的调查,成果斐然:1913年至1922年间,陆续出版《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以及《台湾番族惯习研究》三套各八册的调查成果,另外加上森丑之助《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共计二十七册,合称《台湾旧惯调查事业报告》,构成研究高山族传统社会与文化的绝佳素材。这在当时全世界对于少数派民族所做的基础调查事业中可谓创举。

    《蕃族调查报告书》/《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

    这两套报告书分别交由佐山融吉与小岛由道主导。两者自成系统,完整地提供了高山族社会与文化的基础材料。

    佐山融吉主导的田野调查成果,偏重台湾高山族各族的物质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叙述,其主导完成的《蕃族调查报告书》分为8册。第1册叙述阿眉族(阿美族)南势群、马兰社,以及卑南族卑南社,第2册叙述阿美族奇密社、大巴塱社、马太鞍社、马里勿社、知伯社、鲤鱼尾社,以及阿美族海岸群,第3册叙述曹族(邹族)阿里山群、四社群及简仔雾群,后二者属于南邹族,第4册叙述纱绩族(泰雅族赛德克群前篇及后篇),第5册为大么族(泰雅族)前篇,第6册为武仑族(布农族)前篇,第7册即泰雅族后篇,第8册叙述排湾族和狮设族(赛夏族)。几乎每册都附录各族群分布图和“言语集”(语词对照表)。

    由小岛由道主导的调查群,着重于高山族社会组织、亲属关系、法制惯习等,其成果《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分五卷八册,第一卷调查泰雅族(不含赛德克群),第二卷阿美族与卑南族,第三卷赛夏族,第四卷邹族,第五卷计四册,包含排湾族与鲁凯族。小岛的报告书采用清代旧称“番”代替日人统一使用的“蕃”字。

    《台湾番族惯习研究》

    主持策划旧惯会各项工作的京都大学法学教授罔松参太郎着作完成了《台湾番族惯习研究》。全卷分三编,包括番族概况(第一卷至第四卷),父系之义、母系之义(第五卷),亲族、家族、家族制、婚姻制(第六卷至第八卷),出版于《蕃族调查报告书》与《番族惯习调查报告书》之后,其材料悉取自前述两报告书。罔松复述此等材料,旨在引其父系主义、母系主义及亲族、家族、家族制与婚姻制这些主题。

    《台湾蕃族图谱》/《台湾蕃族志》

    《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和《台湾蕃族志》(第一卷)均由森丑之助完成。《台湾蕃族图谱》二卷,包括族别有六,即大么族、武嵛族、曹族、排湾族、阿美族、雅美族。《台湾蕃族志》(第一卷)为《台湾蕃族图谱》的姐妹篇,仅完成着者意图的一部分,第二卷以下各册均未梓行。《台湾蕃族志》全卷分六章,第一编种族,第二编体质,其余是社会状态、土俗、信仰及心的状态、经济。其中第二编体质调查数据全面而丰富,尤为出色。

    第三期:台北帝国大学成立至台湾光复(1928~1945年)

    1928年台北帝国大学成立,设立“土俗人种学研究室”,该研究室以台湾土着文化为主要对象,进行理论性探讨。至此,日人对台湾高山族的研究进入到纯学术研究的范围,而不再只是依附政治需要的一种工作。

    1930年至1932年该研究室和语言学研究室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1935年同时出版《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和《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二书,由于其卓越的学术贡献,各获得当年的日本学术最高学士院赏及恩赐赏。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

    1930年至1932年,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院土俗人种研究室主任移川子之蔵与其助手宫本延人及学生马渊东一等调查收集高山族的歌谣与传说,其研究成果为《台湾高砂族所属系统之研究》。

    《台湾高砂族系统所属之研究》着眼于各部落丰富的神话传说,以各社的口传尤其是所传承的系谱知识为线索,探讨台湾高山族氏族、部落的迁移、分歧、混淆的过程,重构族群以迁移为中心的历史。通过对高山族系谱传承和口传资料的分析,移川教授把台湾高山族分为泰雅、赛夏、布农、邹、鲁凯、排湾、卑南、阿美及雅美九族,即所谓的九族分类法,其影响力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学界,被称为台湾高山族研究史的“原论”,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

    该书分成两卷,由本篇及数据篇二部构成。数据篇收录309条系谱及四张部落分布图。该书根据实地调查收集有庞大的系谱资料并系统叙述有关的神话传说,除此之外,书中氏族制度、各级组织功能及狩猎、耕作、祭祀、外婚诸规定的详细说明,实是对台湾土着社会组织研究的一大贡献。

    《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

    《原语中的台湾高砂族传说集》由台北帝国大学文政学院语言研究所小川尚义、浅井惠伦收集调查而成,1935年(昭和10年)出版。这部专书材料丰富,包含诸多原语语料,已成为研究台湾南岛语言的经典。

    《原语台湾高砂族传说集》总说部分将高山族语言依当时的实际使用程度分为三类:完全活用,只在家庭使用,只存在记忆中。又将蕃语跟印度尼西安语(古语)进行比较研究,详列音变规则。该书提供十二种语言的数据,即泰雅、赛夏、排湾、卑南、鲁凯(大南及雾台方言)、阿美(以上系小川担任),赛德克、布农、邹、卡那卡那富、沙阿鲁阿、鲁凯(下三社)、雅美(以上系浅井担任),但只有过去所谓的“九族”语言的数据,没有各种平埔族语言的数据。每种语言再依分布、音韵、形态、品词等四项叙述。书中绝大部分是34种方言的原语语料,书后附有各种语言的主要方言词汇比较表以及一张珍贵的“台湾高砂族言语分布图”。

    《新港文书》

第3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质的研究；民族志；研究方法；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1)06―0030―04

一、引言

作为一部民族志或者说关于民族志质的研究的指导用书，费特曼(D．M．Fetterman)的《民族志：步步深入》(以下皆称《步步深入》)可谓是颇具深入浅出、条理清楚、逻辑紧凑、操作性强的特点，而且它主要是以教育为背景对教育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做了深入的阐发。在整个书的写作中，它不但给了真正熟练的民族志工作者极具借鉴价值的参考意见，还更给了初学民族志研究者以引人入胜的框架和叙述，以及排疑解惑的勇气和信心。就如译者龚建华所说，这是一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民族志研究的好书。

质的研究越来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占据主要地位的研究方法，质的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研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性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总体和深层社会文化结构的作用。《步步深入》将民族志定义为是一种描述群体或文化的艺术与科学，而人类思想与行为的更可预测的形态是民族志学者探索的焦点所在，也正是作为质的研究的内涵体现。

费特曼是斯坦福大学教授，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评估、民族志及政策分析，并专注于辍学生及天才教育项目。而《步步深入》正是他自己在辍学生与天才教育研究基础和过程中，不断提炼和丰富的田野民族志的理论和方法论，书中的很多例子就是他做民族志研究的个案。费特曼有着很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的清晰脉络，在他的总结里，民族志学者要对他们所研究的族群或文化始终保持一种开放思维，但这种开放思维并不意味着不严谨。当然，这种开放的严谨，就体现在一个民族志学者进入田野和进人田野前的研究设计中。他认为，民族志学者在进入田野问第一个问题之前，就要有所准备：一个问题，一种理论或方法，一项研究方案，特定的资料收集技术、分析工具和一种特定的写作方式，而且这其中一直寓含着民族志研究者的道德。

因此，在《步步深入》的整本书中，费特曼就给出了民族志田野研究“步步深入”的清晰脉络(如图1所示)：

田野作业是民族志研究设计的核心所在，尤其在教育人类学田野民族志研究，基本的人类学概念，资料收集方式、技术，以及分析是“做民族志”的根本要素。并且在民族志研究中，分析与资料收集是同时开始的；但民族志工作却不总是按部就班的，它“需要意外发现珍宝的运气、创造力、在对错抉择时做出的正确判断、艰苦的工作，以及老式的幸运”。当然，图l中的“步步深入”的民族志研究，可以因为民族志学者组织的详加周密，而让田野调查工作变得相对不那么困难。但实际上不能忽略的是，许多民族志研究中也有无计划性，甚至有时是无秩序的。

二、民族志研究的人类学理论范式背景

随着世界从近代主义到现代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转换，人类学研究方法也发生从实证主义、科学主义，到结构主义，向象征主义、阐释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后现代批评的理论范式(parddigm)的转变。而对西方个人主义研究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思维定势，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关系”和“生活世界”，又出现了“建构扎根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而费特曼将民族志指导理论大致分为现象学导向的范式与实证主义(positivism)范式，前者的研究都是归纳性的，而后者是典型的演绎法。大多数民族志学者都或明或暗地采用两种理论即理念论(jdeational)和唯物论中的一种。费特曼认为民族志学者不会直言阐述某种宏大理论，因为他们不会自动地赞成某种理论，而理论的选择应当基于它的适应性、操作便利性及解释力。这其中要求民族志学者把握住文化、文化解释、整体论视角、情景化、主位观及多重现实、客位观、价值无涉的去向、文化间和文化内的多样性、结构和功能、象征和仪式、宏观与微观研究、操作主义等人类学概念要素。

三、民族志研究设计及准备

作为质性研究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选题，它的设计和建立是一个进行时的过程，在涉及选题的各要素之间需要来回“互动”，或者说，选题受着主体能动性和结构的双重影响，田野工作的选题受研究者的相关因素的多层次影响。选题的针对性、方向性，或者说选题设计的目的性，如何才能在研究中发挥作用，它如何影响并被环境所影响，并不断地进行调整与修改，使选题的研究能达到目的，这是人类学田野研究者要不断思考和构拟的。

因为人类学田野研究既是过程的实践性的，又是同的性的，在进行选题时，这些目的性问题要不断被考虑：“为什么你的研究值得做?你要澄清什么问题?你的研究希望影响什么样的实践和政策?你为什么想做这项研究?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你的研究结果?”这些问题本身在选题时都是被当作实在的实践性策略所要考虑的。这需要研究者不断回顾自己对选题本身内在的认识、经验、阅读以及讨论。因此，利用“备忘录”是构拟和筹备选题、提出自己研究思想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备忘录既可以记下自己的想法、所遇到的问题、理解的题目、现场或资料，以便充分地做好选题，更会在田野研究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作用。

就像克罗斯克里(Leslcy croskery)所说的“困扰研究的是，我们有着太多美好的想法但却很少集中去思考。我痛惜地发现很多的资料(虽然有趣)与特定的核心类别没什么关系”。因此对自己的研究目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将有助于避免迷失方向，否则就会费时费力地做对研究毫无用处的事情。而选题及研究中有三种不同的目的区分：个人的日的、实践的目的及知识或学术的目的。个人的目的可以包括希望改变或改进自己所处的环境，对一个具体问题或事情的好奇，喜欢一项特定的研究，或礼仪是职业发展的需要，而对其他人却未必需要。以个人经验指导你的研究可以使研究具有内在动力，有可能会更具成功的价值。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某种东西――满足某种需求、改变某个环境或者达到某个目标。知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解事物――洞悉事物及其发生的原因，或解决先前研究没有真正说明的问题。

田野作业是所有民族志研究设计最具特色的要素，这一途径塑形了民族志所有工作的设计，而有效的研究设计会减少不必要的努力，衔接好理论与方法，指导民族学者，并确保

能找到合适的资助者。研究设计最初可以是备忘录性质的记录，但最终民族志学者把他们晟初的想法表达在自己的研究计划里。在民族志研究中，计划和远见至关重要，研究组织得越好，进展就会越顺利。在计划阶段进行合适的筹划，会确保可以得到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研究计划的一些重要内容。精细的研究计划可以保证在研究者和资助者之间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资助者对研究者研究设计的质量、问题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进行判断，包括分析和预算，所有这些都会表达在研究计划的写作中。

一份好的研究设计可以为研究者和资助者制定出一条路。研究设计可以帮助研究者理清思路，发现和明白真正的理论、目的、问题及用野现场与它们之间的关系。如果忽视这种真正设计以及影响设计的情况，研究者在真正准备做研究时，必然会遇到麻烦。而《步步深入》即打算在民族志研究设计过程中的几乎每一步提出建议：明白你的问题选择和理论的应用、专注民族志的指导性概念、提出做民族志所需的特殊资料收集方法和技巧、明了你的民族志研究装备、清楚民族志中分析所担负的角色、做好民族志写作以及如何处理研究结论中潜在的效度威胁，并秉持民族志用野伦理道德。因此这本书不仅对那些打算进行民族志质的研究的人有用，而且对那些已经进行或熟悉民族志质的研究的人也是非常有益的。

四、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问题、方法与技术

“民族志学者是一种人型仪器，依靠‘它’的判断、思考和感觉，这种人型机器是最敏感和最有理解力的资料采集工具。”…而田野调查是民族志质的研究的最主要的环节之一，田野工作者要使用种种方法和技巧来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即使带着理论的预设和调查的归纳法的阐释性实证，大部分田野工作者仍是需要集中研究焦点和资源，来适应当代学院式课题性研究，或者自助式用野研究。认真选择好研究现场和目标人群，以及从目标人群中选取样本，是进入田野的前提工作。

民族志学者首先必须为给定的研究询问正确的问题。询问正确问题的最佳途径除文献研究和提出想法外，就是进人田野并找到人们日复一日地干些什么。而进入田野前要准备好结构性、半结构性、开放性访谈的基本问题，和所需的全、轻、少的物质准备，以及相关证件等制度性的物质准备，更重要的是一来自某一成员的介绍是民族志学者进入一个群体的最佳门票。

此时，尤其要提到报道人的地位极其重要性。费特曼提到，“在一项有关天才生教育项目的研究中，我最具洞察力和最有帮助的关键角色是学区督察。他告诉我校区的政策，以及在我的研究期间如何避开无谓的争论。他也提出了教育循环特质，……这条信息使我对该社区中地位压力的认知开了一扇新的门”。因此，一位提供具体描述的角色要比满嘴抽象词语的人更能有帮助。

田野作业中除了参与式观察，更多的还有对报道人的访谈。田野民族志访谈作为一种交往行为是一种“以达到理解为指向的行为，”是格尔茨式的对“地方知识”(Local Knowl―edge)的理解和反思。作为一种策略行为，民族志学者又受着策略价值的影响，因为在策略中，不少有着个人权力观的“操纵”的警醒，或者有的答案趋向于符合“社会结果”的答案等。尽管如此，访谈毕竟是我们理解他人最普遍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访谈有多种类型和用途，最常见的访谈形式有个别的、面对面的言语交流，访谈还包括面对面的群体交流、邮寄或自填问卷以及电话调查。访谈可以是一次性的简要的事实陈述，五分钟的电话交谈，也可以是多次性的、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如生活史访谈。但人类学田野民族志习惯于参与观察式的访谈。访谈可以是结构性的、半结构性的、或非结构性的。

《步步深入》除了将田野作业的选择与取样、田野的进入、参与观察与访谈的要义做了言简意赅而深入的阐述，还着重探讨了访谈的礼节与策略，以及资料清单与表格、调查问卷、投射技术，还有“不打扰人的方式”来循循善诱地提示民族志工作者在田野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注意的不仅是整个民族志田野的操作轮廓，更重要的是田野研究过程中的细节意识。这对民族志初学者还是熟悉者都是有警醒和借鉴意义的。

五、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笔记与民族志写作

在民族志田野工作中，田野笔记是和研究计划、备忘录、临时报告、田野日记、最终的报告和著作等相关联的有形产品。田野笔记是一种最原始的写作类型，它和民族志研究报告或民族志研究著作不一样，田野笔记只有一个读者，是民族志工作者面向自己的整个研究计划的基本素材，因而在做笔录时清晰、简明和完整是相当重要的。

民族志田野笔记以至民族志写作，从简单记录日常小事、地标甚至气温到尝试描述整个田野经历或突然的领悟，其写作都要求有一双能捕捉细节的眼睛，一种能用合适的词汇表述细节的能力，以及能够把细节和意思组织成一个结构细密的整体的语言技能。记田野笔记的过程，也正是细化自己研究和加深对当地文化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民族志田野笔记的主要内容是访谈得到的资料和日常观察所得的资料，另外还应包括日常观察中想到的问题、该问题的预想答案、对该答案的在地求证；还有比较连贯性的访谈计划和对访谈人的情况记录，等等。在“写文化”的认识下，最好是“多声部”的记录，以备多重意义的“并接”。此时就要涉及到田野笔记的某些原则问题。

田野笔记一般较遵循着真实、深度记录、细节呈现、有效、即时性、专业问题专业记录、细节的整体性、不浪费不遗漏的整体原则。因此，田野笔记的记录也同时伴随着民族志田野伦理。

在资料的搜集中，田野笔记是进行分析的最早阶段，也为日后进行详细分析提供重要的原始资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就是把信息记录下来，田野作业使民族志学者面对大量的信息、想法和事件。民族志研究工作是耗费精力的，民族志学者有时会不想记笔记或懒得在当晚就把白天涂涂写写做下的笔记录入电脑，或做整理。但是记忆会很快地消逝，没有记录的信息不久将会被随后发生的事情掩盖。太长的拖延会使笔记失去了即时性。因此田野笔记其实还联系着耐心与细心等原则。

田野笔记，尤其在做访谈时的记录是瞬时性的，即使有着录音设备等帮助记录，有些笔记仍能提醒民族志工作者较全面的访谈内容。田野笔记，很多时候是和图片、录音、摄像、资料搜集、访谈等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在田野笔记中，对上述信息的即时解释和注明，有助于更有效地还原当时的具体情境，包括参与其中的人、事、物，与情、景、意，也便于后期民族志田野报告的撰写。

民族志研究要求在每一步都要有好的写作技能。像每个作家一样，民族志学者所具备的对不同读者写不同的文章的能力将决定作品的有效性。写作是分析过程的一部分，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民族志研究的最后一步就是写最终报告、论文或书籍，这些最终的产物常常代表民族志学者描述某个经过研究的、精致的、经过分析的文化图景的最后机会。像写作的其他形式一样，这三项高度结晶的表达形式同样需要以资料、勤奇和洞察力为基础，但它们的特性、风格、样式、分布和市场

价值都不相同。

民族志写作要注重深描和逐字引用的原则。深描和逐字引用是民族志研究的田野笔记、报告、文章和书籍中最突出的特点。理想状况是，民族志学者会和读者一起分享参与者对情境的理解，深描是对文化解释的书面记录。另外，民族志书籍最后还要注意段落要加以调整以得到正确的合理的结构顺序。句子应该讲求语法，分词使用应该精确，引证应该与相关内容一致。短语必须仔细地设计，要抓住读者的想象力，同时也要保留科学性。例子必须使人信服，并且简短。标题要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并且要诚实等等。

六、教育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伦理

人类学伦理问题从人类学诞生之初就一直伴随，从刚开始的叙述型伦理，到渐渐凸显的参与型伦理，再到后来的“阐释一理解型伦理”，不断地将“他者或当地人”的“研究对象”作为认识论中的民族志主体来对待。到当代人类学的田野里，民族志伦理的首要原则是，民族志学者不能伤害他所研究的人或团体。尊重的非侵犯性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是好的道德规范，更是好的科学。

民族志学者的角色定位，可以分为学术型的和应用型的。对于前者来说，各种各样的压力，从同行到资助者的，都在影响着学术型的研究者。而应用型的民族志学者，主要有以下三种：1)管理型民族志学者。费特曼举例说，在他所做的辍学生的研究中，来自各方的大量既得利益者拉扯着管理型民族志学者，包括学生、老师、父母、学校管理者、地方学校管理机构、计划的推广者、资助者和普通纳税人，他们有多方面的要求。2)行动型的民族志学者。费特曼提到，行动型民族志研究要求，族群要有相关的决策过程，而这也是辍学生无法具备的，因为他们没有任何的政治体系。3)倡导型民族志学者。费特曼称他曾在学术和政府的背景下作为倡导型研究者发挥过作用。并在关于辍学生的研究中，写过关于误用处理控制的文章和报告…。

伦理问题贯穿于民族志研究工作的各个阶段。当民族志学者必须做出明智而又满足科学和道德要求的决定时，他们即会发现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在对所研究主题产生兴趣时，即基于研究者的道德理解和视角基础上，问题的选择和定义与研究方法一样，都有关乎道德的陈述。

职业的作风和精细的步骤体现出民族志学者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尊重、赞赏和正确评价。非侵犯性的民族志研究不仅是好的道德规范，更是好的科学，在人类学民族志田野伦理中，更现实的，是许可、诚实、信任、化名、互惠等重要伦理原则。道德是民族志研究始终的重要质素。因此，费特曼说，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民族志学者都站在道德十字路口，而民族志研究生涯使人敏锐，并最终改进和提高研究活动的质量，也是切身之谈。

七、结语

《步步深入》除了传统民族志问题与方法的讨论、道德的要求之外，最具时代感的地方在于：民族志装备。除了纸和笔，录音机、照相机、电影、录像带虽有近百年历史，但更深入更全面地运用还在于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尤其是电脑、因特网、数据采集软件、虚拟办公室和文件共享、数据库软件等加快加深了民族志研究者在田野作业以及记录写作的时效性和方便程度，更有利于国际同行间的交流与学术成果的传播。合适的装备能使民族志学者在异己文化中的旅居更加愉快、安全、有效而有益。

但也正如费特曼所说的，再多的先进设备的运用也需要民族志学者，这个人型仪器的分析和思考，才能把错综复杂的田野资料，变成有质量的研究成果。

总之，《步步深入》强调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在民族志研究中要有注重道德的研究准备，没有充足的准备，民族志学者的研究之旅会倍加艰辛和困难。因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民族志研究之后，费特曼说：民族志学者必须能够确定和选择合适的问题，必须学会使用理论、概念、方法、技术和在田野中使用适当的设备，之后他们开始在一个陌生的文化中旅行(费孝通之于“江村”也是成为自我的“他者”的旅行)。民族志学者必须会分析他们的资料，并弄清楚而中肯切题地写下他们的所见和记录。另外，他们必须学会处理他们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遇到的众多道德困境。

虽然没有《万卷方法：定性研究系列》有些著作那样的复杂、详实、深刻，但《步步深入》确实以路标与经纬式的叙述与节奏感，将民族志田野研究所要主要的问题几乎都凝练地清楚表达出来。正如费特曼在最后所希望的那样，这本书可以对于新手而言是有用的指导范本，对老师而言是良好的工具书，对有经验的民族志学者而言是有效的提神物。那么，剩下的开始也正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参考文献：

[1][美]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第4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关键词：农田建设 创新 思路

1、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筹措的困难和挑战

近年来，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日益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大规模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已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总体安排。“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在已有基础上再建成亿亩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这对于增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快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以及深化和扩展耕地数量质量和生态全面管护内涵等具有重要意义。在“十二五”时期要实现既定目标，面临着建设任务艰巨、资金缺口和监管难度大等困难和挑战。建议通过积极主动的统筹谋划，大胆务实的改革创新，加快推进这项工作，主要包括：从技术层面保证社会化运作的可行性，建立公司制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考虑市场效率，区分地区、地形、地类，实施差别化投资标准；与工程建设接轨，加强图纸审查和项目全程监理；总结权属管理经验，评价绩效；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培训；创新融资机制，克服融资障碍，走社会化投融资道路等。

2、从技术层面保证社会化运作的可行性。

2.1 建立公司制土地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将目前项目立项与可研报告评审，从一开始就与项目规划设计评审分离开来，长年评审，至少一年数次进行项目立项与可研报告评审，对评审通过的报告原则上予以立项，向社会，并对海内外进行招商。

2.2考虑市场效率，区分地区、地形、地类。实施差别化投资标准

（1）建立丘陵山区、平原地区、环鄱阳湖地区项目实施研究基地。

（2）对重大工程和示范项目进行调研，形成《典型案例分析》。

2.3与工程建设接轨。加强图纸审查和项目全程监理

（1）建立图纸审查中心，在立项建议书及可研报告评审前，由图纸审查中心按照国家规范和省级标准进行技术把关。

（2）建立土地整治监理有限公司，并在各地建立分公司，对测量、可研、规划、设计、概况预算进行全程监理。

3、规范基本技术要求

①适当考虑进行效果图制作；

②对典型项目可制作模型，便于分析、评价和经验介绍；

③建立一套适应南方，尤其是江西地区的土地整治项目单体图集；

④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审查；

⑤对测量成果进行形式审查，并去现场进行抽检。

4、总结权属管理经验及绩效评价

4.1对权属试点、试验的经验进行总结。对优秀的经验进行推广，发现失误的地方也要对教训进行总结。

4.2 对实体新增耕地进行流转

同时对新增耕地指标进行流转，指标化交易，在农村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或挂网交易，以便筹集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资金。

4.3在招商引资的前提下，尽量使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尽快产生较大效益

可在适当的项目区，建立特色食品基地，如供港蔬菜基地，或专供超市、部队、学校等大型团体。在城郊建立农业观光园和景观生态园，开展乡村购物一日游，显化项目区农产品价值。

4.4对建成的高标准基本农田，进行绩效评价的试点试验，奖优罚劣，奖勤罚懒

5、对关键岗位的技术人员进行长期培训

（1）出版江西版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标准》，并形成《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实用技术》一书，考虑适当涵盖增减挂、低丘缓坡、土地整治、复垦、开发等各领域，并与相关水利、农业开发办、农业部门相协调。

（2）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办技术培训班，对目前从业技术人员进行跨专业培训，也可进行岗位竞赛和技术比武，并予以奖励和政策倾斜。

①专业培训内容：水文学、水力学、土力学和工程地质、水利工程测量、水利工程制图、水工建筑物、农田水利学（灌溉排水工程学）、半年学习、半年实习，授予证书。

②相关培训内容：道路交通、桥梁、工程造价、土壤农作学、林学、地理信息、测量。

（3）长期对后备应用技术人员实施“3+2”培训：在初中毕业生中招收学生，成绩要求低于重点线100分以内，主要送往各地农业水利中专学校专业培训三年，同时跨专业参加大专或本科学习，拿大专或本科证书。可选专业为农业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土地资源管理、土壤学、测绘、地理信息、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工程造价。

6、创新融资机制，克服融资障碍，走社会化投融资道路

（1）融资和长期投入建设资金：目前国家投入部分的资金，实际约为50%，对这部分资金，在实施首年即投入建设；省级部分约为25%，允许在2年内投人建设；市县约为25%，允许在3年内投入，这样基本适应资金需求形势，亦可促进项目早日开工、正常建设，前期不足部分由施工单位带资建设，并由相应层级的政府承诺及时归还施工方。

（2）对大型的项目要一次完成规划设计，便于道路、水利、桥梁等贯通，但可多年分段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可具体划分到乡镇，每个乡镇项目控制在1500―3000亩，从严控制项目规模，以便各个项目在一年内完成施工，杜绝妨碍农事的跨年工程。

（3）对超标准设计，经济、社会效益低下，与生态效益背离的工程类目进行一定限制，出让新增耕地指标，获取稳定资金来源。具体措施包括：

①田间路可只建挡土墙，1.5―2m生产路，可以不要挡土墙，农桥、U型渠槽，T型水渠要适量，沟渠可适当硬化，南方省份的水量供应基本没有大问题，设计要适应南方省份的水量供应的特点。

②平原地区，控制格田大小在1.5―3亩内，以便减少土地平整土方量，丘陵地区以梯田代替格田，土方量可大为减少，也便于耕作和包产分户管理。

③对招商引资，引入社会资金，定向建设的特色种植基地，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验收后，可全额奖励形成的耕地指标。

④出让新增耕地指标，获取稳定资金来源。

⑤结合我们参与的2015年上海市崇明县郊野公园一期建设项目，推荐将土地整理与郊野公园等项目建设结合。

上海一期规划建设中规模最大的郊野公园――长兴岛郊野公园确定将在2016年底建成开放。在崇明三岛中，长兴岛是距离上海市区最近的，今后从市区出发最快只要开车半个多小时，就能到这座郊野公园吃海鲜、摘橘子。

第5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一、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加强管理、正确定位

    通过认真组织学习"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紧紧围绕"全国奔小康，保山怎么办，单位、个人怎么干"这一主题展开讨论学习，全站上下进一步解放了思想，转变了作风，共谋单位发展，更新观念，重新认识农业环境保护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农业环保监测工作从意义上来说，必须站在发展可持续农业的高度，更新就农业谈农田、就环保谈污染，就农田污染谈污染源等陈旧的观念，从发展农业生态经济的高度来谈农业环保工作，以环保抓监测，从监测中攻农业生态技术，以生态技术来带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就是把观念转变到农业环保监测工作的最终目标上来。按照我省农业环保工作"三个服务"宗旨和目标，一是为领导提供科学决策服务，二是为大众提供"放心食品"服务，三是为农产品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农民增收服务。提出我站工作"以监测为中心，靠法制抓环保，攻科研促生态发展"的方针。

     加强管理，根据市农业局管理要求，逐步建立健全单位制度，年初制定了“农环站规章制度”，从工作、学习、财务等各方面制定了职工一年的行为规范，突出了以制度来管理单位的宗旨。结合今年人事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单位各种规章制度，相应制定了《农环站人事制度改革岗位职责》、《农环站人事制度改革考核分配办法》，于2004年5月初全面完成了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单位与个人经人事部门合同鉴证，签定了聘用合同书，同时单位还制定了"保山市农环站2004年工作项目任务书"，确定了每个职工的具体岗位和职责，使每个职工都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目标。

     二、单位各项工作得到全面发展

    根据市农业局工作考核目标，认真组织落实实施，年初单位制定?quot;保山市农环站2004年工作项目任务书"，明确了项目主持人、承担人、协作人，全站职工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单位各项工作有序开展，一年来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1、开展了监测室检测和建设工作。我站监测室，在去年市农业局支持下，已经初步具备了蔬菜农药残毒快速检测，农产品部分污染物的检测及水质检测能力。通过对全市部分商场、生产基地在重大节日（春节、五一、十一）期间对蔬菜、水果采样检测，蔬菜农药残毒检测合格率92%，水果农药残毒检测合格率96.5%。另外为了提高化验人员技术水平，为今后化验室工作打下基础，我站决定分批选送技术人员到省上进行培训，今年有二人经过培训学习获得了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测检验测试中心（昆明）检验员上岗证，下一步将继续派人参加培训。近年来由于市局对我站化验室、检测平台建设比较重视和支持，连续两年都安排经费进行检测平台建设，所以我站化验室已初具一定的检测能力，加之近几年工作也开展得比较好，今年被上级确定为"农业部农业环境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昆明）保山工作站"，纳入全省监测体系管理，属全省首批。同时安排了一定的经费进行化验室建设，完成了有机、无机样品前处理室等8个化验室基础设备建设，并购置了环境监测车辆，为单位监测工作提供便利。

     2、加快我市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的发展。①通过广泛宣传，积极主动帮助农业企业搞好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申报认证。今年全市又有3家企业（施甸生物公司的茶叶、施甸木老元的鱼腥草、保山永坤饲料公司的猪肉）获得云南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到目前全市通过认证的企业已达12家，基地面积14.3万亩；通过对腾冲13家企业和隆阳区1家企业21万亩的生产基地（涉及20个乡镇）的实地考查和环境监测评价，帮助14家企业撰写了生产技术规程，加工规程、环境监测报告等共40余份报告。帮助14家企业申请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其中有2家认证绿色食品），14家企业生产基地的191个土样全部由我站现场取样，室内制样，目前已经完成了环境评价，样品检测。另外在已取得云南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12家企业中，又选择4家企业（施甸万兴茶厂、放甸生物工程公司、施甸坤宏食品公司、保山开心食品公司）申报部级无公害农产品的认证，帮助企业完成了所有上报材料，已报国家认证中心。②进一步搞好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技术研究，去年我站编写了《保山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技术规程》，为我市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在全省属首家，得到各级的肯定，省环保站已经确定以我站所编《规程》为基础，加以补充完善，报相关部门作省级地方标准出版。随着技术的发展，对《规程》进行不断的补充和完善，为加快我市无公害农产品发展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

     3、其它业务工作：①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云南省农田（地）环境评价、动态监测及综合治理技术研究"项目，今年通过大、小春两季实施，试验阶段的工作基本结束，两季试验完成较好，得到了省环保站和省农科院的好评，认为道街登高点是全省三个实施点完成得最好的一个点，通过试验，初步掌握了我市农田（地）污染综合治理相关技术，为今后我市开展农田（地）综合治理打下基础。②参与环保局完成了“保山市畜禽养殖污染现状调查”工作，通过调查，查清了我市养殖业的分布情况和粪尿等畜禽废物的利用率，排放状况，为下一步制定合理、可行的管理措施，因地制宜，有的放失地开展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为加强农村环境保护，推动生态示范区、生态县、生态乡和生态村建设打下良好基础。③成立了"保山市野生植物保护领导小组"，"保山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两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都是设在我站，工作已经开始起步，完成了保山市野生玉米和野生稻调查，撰写了《保山市疣粒野生稻分布点》已上报省上，争取列入野生植物保护目录，完成了《保山市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执法自查报告》，基本摸清了我市转基因生物基本情况。野生玉米通过对昌宁更嘎乡西贵村白泥塘实地调查，并采样移栽到示范园温室里已经成活，相关植物学性状有待进一步研究。④抓好基本农田保护区农业环境质量监控检测，完成了74个点的年初计划。⑤抓好农业生态建设技术研究，做好"神内"基金的运行管理。通过对保山现有生态模式进行研究，初步摸清我市生态建设的现有基本模式，为我市生态农业发展奠定基础。搞好生态环境调查，通过调查完成了《保山市紫茎泽兰的生态影响》调查报告。"神内"基金通过运行周转，大部分资金在市直及隆阳区农业系统内作为农业生态建设周转使用，资金运行稳妥安全。⑥搞好培训工作，参与了市局组织的示范村培训，培训40余人次，另外，我站还在腾冲举办了"蔬菜农药残毒检测"培训，为期3天，为腾冲培训了一批检验人员，得到了各级的好评。⑦1000口沼气池建设项目已经开始启动，我站已经派人到省上参加"沼气建设新标准"培训，协助搞好该项目建设。

     三、存在问题

    1、体系建设滞后。体系建设包括技术体系建设和检测体系建设。全市目前只有市级和昌宁县有独立的农业环保站，其它四县（区）还没有独立机构。技术体系建设滞后，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检测体系建设经去年和今年投资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监测能力，但离国家标准的二、三级站建设标准相差甚远，还需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建设。

     2、农业环保执法宣传不足，执法力度不够。经过各种法律、法规培训，现在持有农业行政执法证件的人员很多，但执法水平和执法力度都很低。近几年来，随着我市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农田污染事件越来越多，我站接待群众来信来访也在逐年增加，许多事件都只能通过我们现场调查，出具调查报告，协商解决，根本无法按照法律、法规处理，执法力度不够。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其次是宣传力度不够，人们对环境污染特别是农田污染的危害认识不够，法律意识淡薄，造成执法比较困难。只有加强执法领导，不断提高执法人员素质，广泛宣传，才能不断提高执法水平和执法力度。

     3、资金投入不足。农业环保工作越来越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但资金投入仍然不足，近两年来随着业务工作不断扩大，特别是申报无公害农产品认证的企业越来越多，在农产品认证中，基地监测，产品检测等都需科技人员亲临指导，还有申报材料审核等都需经费开支，单位监测车辆虽已解决，但无车辆指标，无预算经费。另外，虽然成立了"农业野生植物保护"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办公室，而且工作已经开展，但没有具体工作经费，特别是技术培训费用。

     四、2005年工作计划和打算

    1、加强监测室工作，开展好监测室检测工作，多方筹资，不断添置检测仪器，完善监测室建设，以监测为中心开展各项工作。

    2、宣传农业环保法律、法规，防治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环境，接待群众来信来访，调查处理农业环境污染事故。

    3、继续抓好无公害农产品申报认证、生产技术研究、技术培训等工作，计划成立"保山市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4、做好农业生态经济发展研究，探索适合我市发展的各种生态农业模式，管理好"神内"基金运行。

    5、继续设立基本农田质量监控点，扩大监控范围，建立点位档案。

    6、搞好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查和保护管理工作。

第6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民族现象的符号学解析

黔北乡土民居装饰的山地民俗文化脉络

侗族拦路仪礼歌的当代变迁

雷山苗族鼓藏节田野调查报告

侗族传统山地林业研究四题

侗族地区传统“林粮间作”模式探微

香禾糯遗传资源传承保护的社会性别分析

山地土鸡品种的社区参与式保护与开发探索

贵州山地猪种多样性传承的文化驱动机

清代滇东北矿区周边的物种与生态变迁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风俗志》的民族民俗学价值

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价值及俗字成因考析

兄弟的隐喻:中国西南山地民族同源共祖神话探讨

侗族俗文学:山地民族的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

晚清云贵高原矿业发展的近代化尝试——东川铜业个案研究

西南联大师生在环滇池地区的土地开发

清代贵州“苗疆”义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走上国际山地民族学研究基础建设的新台阶

东南亚高地两种苗文系统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

侗族传统“拦路”对歌习俗形成的文化背景分析

节日狂欢与艺术表达——河北省武安市姚家峧村“大进驾”仪式的田野考察

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复兴——以鲁中商山地区炉神姑信仰为个案

乡民艺术组织与村落生活的互构——以鲁西山村三德范的扮玩为田野个案

喀斯特山区民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方式——以黔南罗甸县木引乡为田野个案

贵州文斗苗族人的山场林木经营技艺——一份来自当地林农的“自研究”报告

水族民族植物学的初步考察

贵州天柱侗族“稻鱼共生系统”调查报告

杨汉先在中国苗学史上的地位——附杨汉先先生年谱初编及著作目录

北部侗族民歌随论

汉字载体文献与非汉民族身份建构——以瑶族《过山榜》为例

木商与明清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地区教育史

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手工业及家庭副业发展演变考析

世界苗学研究中的苗族宗教民族志范本

法语苗学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刍论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费孝通关于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饮酒歌唱”与“礼失求野”——西南山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义

中国山地民族的混农林复合文明及其生态价值

湘黔桂边区三省坡侗族文化走廊夹缝中的“花苗”语言与文化

蒙古草原上的山地文化——内蒙古图什业图奎屯罕山祭祀的民族志报告

麻山苗族三大支系植物观念及利用方式比较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特种经济动物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刍论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号——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观照

山地民族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研究——以湘黔桂边区侗族为例

清初开发与经营山地民族地区的典范——故临安府三长官司地的个案研究

第7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分工不合理

“课程具体内容是自拟小组，每组发放机器人芯片、底板等零件，通过自主学习及浏览网上相关知识，获得编写机器人操控程序的能力，由组员分工合作组装机器人以及调试。”小吴说，这门课老师不做讲授，只发放资料要求学生自学；规定三人一个小组，从编程到组装，全部由学生亲自动手实践。最后老师会进行验收，考核学生是否能够操控机器人完成相关动作。

小组的人数是老师规定的，具体分工由组员共同商定。小吴这组，分工时考虑到三个人的能力水平不一，小吴成绩好，于是最重的编程任务便交给了她，一位同学负责组装零件，另一位同学负责校对，一方面检查小吴的编程，一方面协助进行组装机器人。

机器人这个工程，组装和校对是相对轻松的活儿，编程就不一样了。编程非常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之前，小吴他们只学过基础的C语言，但这门课要求的编程语言和C语言关系不大，重点是老师根本不做讲授，全靠自学，因此小吴忙得焦头烂额。负责组装的同学，完成组装任务后就可以不用来实验室了，负责校对的同学，则就等着小吴写出程序。于是，常常是小吴独自在实验室埋头苦干。“那段时间真的超级无助，自己啥都不会。我是发现分工有问题，但是另外两个组员能力不足，也无法重新安排，我只能硬着头皮干。”小吴理解地说，“她们不是不帮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她坦言，如果换作是她做组装和校对的话，她可能也不愿做更多分外之事。小吴只得慢慢摸索、请教有经验的学长、与其他组的同学讨论，完成了编程任务。在另外两位同学的配合下，最后组装出了能够完成规定动作的机器人，虽不算出色倒也中规中矩。

人多了，谁干活？

“难得很，一个人把活都干了，真累！”小郭说。

小郭的专业是汉语言文学，由于个人兴趣，他选修了历史学院的“民俗学概论”。这门课的实践性非常强，和田野调查等实践活动紧密结合，只学习课堂和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门课有170多人选修，让每个人单独去做田野调查显然不现实。老师把全班分成了六个大组，布置了六个选题，用抽签的方法决定各组的选题。平均下来，每组有将近30人。这30人是如何构成的呢？课程是历史学院的专业课，历史学院的同学是主力军，同时各个学院都有选课的同学。因此，小组成员是一定数量的历史学院同学带一定数量的其他学院同学。

这应该算是合理的分组方法，但是，它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每组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30人的大组，自然就有人打酱油了。

小组开会时，组长抛出了很多问题，但组员反应寥寥，只有小郭等少数几人发表了一些建议。任务分配具体到人，安排好了负责查资料的，负责汇总的，负责田野调查的，负责写结题报告的。事实上，分完工后，很多人就把它抛到了脑后。执行度如此低，小郭分析，大部分人是抱着“总有人干活”的心态袖手旁观。

结果，小郭几乎承担了整个项目的所有任务，从定选题、查资料到汇总大家的工作及撰写结题报告。负责查资料的同学们给出的材料根本无法达到作业要求，敷衍了事的太多，小郭不得不重新查一遍。他虽然没有参加田野调查，但是详细了解了组内所有田野调查的具体情况，才开始撰写结题报告。四万余字的结题报告，他一个人完成。

组员不干活，甚至组长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为何不提醒他们？小郭总结，他身为外专业的人，和组内大部分成员都不认识，因此在交流沟通上不那么顺畅。同时，组员们提交的材料大多质量低下，因此他无法对组员们抱更大希望，干脆自己包揽了全部任务。

除他之外，还有五位同学真正干了一些事情，其中两位同学的田野调查收获非常丰富，很有参考价值，另外三位同学在资料汇总方面出了一些力。小郭说：“了 60%的活儿，另外五个人干了35%的活儿。剩下的所有人干了5%的活儿，并且完全没有用。”

没有用武之地

“我觉得小组合作的人数不宜太多，人数一多，小组讨论就没有太大意义，更多情况下是一个人或少数人负责全部任务，其他人就在旁边看热闹。哪怕这些人都非常厉害，也会产生意见不一以及效率低下的情况。一项工作，老师应当考虑它适合多少人来做。”法学专业的小张说。听起来好像正是针对小郭同学遭遇的情况做出的评判，事实上，小张的经历与小郭截然相反。

小张坦言，经常遇到任务量太轻导致组内无法正常合作的情况。“有的小组作业明明一到两个人就能完成，结果老师安排七八个人，就会有人不参与或者懈怠。因此分组应该缩减人数，并且任务量达到一个组内人数所能做到的最高限度。”小组合作对小张来说之所以很难，是因为人多、活少、没意思。

小张以商法课的案例分析小组作业为例。包括他在内的六个组员是在这门学科上比较擅长的，老师布置的任务，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轻松地单独完成，但是这次小组作业是要求六个人来完成。结果是，一个人做，其他人看着。

小张想了想无法由一个人完成的小组作业，只想到了一次经历，是知识产权法的小组作业。他们抽到的题目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保护问题，任务量比较大。因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有统一的立法，相关的管理比较庞杂，相关的概念也非常多。“这种情况我们就得合作一下。”他说，“当时我们组六个人是全部参与了。”大家不得不每人认领一个板块的工作。

总的来说，小张对经历过的小组作业大多不满意。他认为，真正完美的小组合作，应该是几个人互相配合，共同研究一个问题，每个人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大家的意见能够得到互补。同时，小组作业的题目很关键，小张认为有几个必要条件：第一，题目要有足够的难度；第二，需要足够多元化，能够让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才能让大家彼此配合起来。

小张分析，具有一定创造性的题目才适合多人合作完成，因为不同的人能提出不同的点子，每个人的思维都是独一无二的。对于单纯的资料收集或者单纯的文献综述的话，进行小组活动没有太大意义。“比如一些诺贝尔奖的得主之所以是两个人，是因为他们两个人中缺了任何一个，这项研究都无法得到落实或者根本无法进行，而不是说因为有两个人所以他们的研究速度加快了。”

第8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原告：梁灼根，男，52岁，住深圳市园岭新村49栋503室。

    被告：中国银行深圳国际信托咨询公司（下称“咨询公司”）。

    1990年6月5日下午，原告之子不慎将记名为原告的原野股票600股（编号：002179）和原告的身份证遗失，原告梁灼根当即到被告处报失，被告接受了原告的挂失。6月6日上午，原告办完挂失手续后，由原告之子将挂失通知送到各证券营业点。同天，原告到深圳特区报社办理了登报遗失公告。挂失期满后，原告到被告处领取新股票时，被告发现原告已挂失的股票于6月8日经深圳市证券公司人民北路营业部已交易过户给熊祖权。被告在挂失期满且无法证实原告的股票是否真丢失的情况下，于8月6日补发了编号为014853的600股原野股票给原告。由于002179号原野股票挂失后，原告和熊祖权均成为该张股票的股东，被告无证据认定002179号原野股票是原告卖出，亦无证据证实系他人拾获此股票去过户，于是，被告先冻结了熊祖权的股票，并于同年9月23日通知原告014853号股票为无效股票。经原告交涉后，被告于9月28日通知014853号股票改为暂时冻结。1990年12月，原野股票600股拆股为6000股。梁灼根认为咨询公司无理强行冻结股票，严重地侵害他个人的合法财产，向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解冻股票；由咨询公司承担因该股票被无理冻结而造成的一切经济损失；咨询公司必须公开赔礼道歉。

    被告咨询公司辩称，此案和深圳市证券公司及熊祖权有利害关系，要求将他们追加为本案第三人。

    「审判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咨询公司接受了原告梁灼根的股票挂失后，由于工作的疏忽，未能止住其他证券营业点将已挂失的股票过户给他人，是引起本案纠纷的主要原因。对此，被告应负有主要责任。原告要求确认经合法更换的“014853”号原野股票之所有权，应予以支持，但要求被告赔偿损失之理由不充分。熊祖权所持股票来源及其合法性属另一法律关系，被告要求将深圳市证券公司、熊祖权列为本案第三人的理由不充分，法院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于1991年11月28日作出判决如下：

    被告应当恢复原告所持原野股票（编号：014853、6000股）的所有权。

    宣判后，梁灼根不服，以未赔偿损失为理由，上诉至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咨询公司表示服从一审判决，但仍坚持要求将深圳市证券公司和熊祖权列为第三人。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查明，上诉人梁灼根称1990年6月6日已将挂失通知送达深圳市证券公司，无据可查。认为，上诉人梁灼根不慎将股票、身份证一并丢失，且挂失后送达挂失通知手续不完备，对造成股票挂失后的损失，亦有一定的责任。被上诉人明知编号002179的原野股票已挂失，由于工作的疏忽，未能止住其他证券营业点在过户登记时将挂失的股票过户给他人，致使上诉人所补发的股票因冻结一年多不能上市交易，对所造成的损失，应负主要责任。案经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双方当事人于1992年5月5日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梁灼根将编号为014853原野6000股股票交给咨询公司后，咨询公司以每股人民币15.56元给付梁灼根6000股股票价款人民币93360元。

    「评析

第9篇：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一、全面提高农村沼气建设和服务水平

编制完成“十二五”农村沼气建设规划，统筹抓好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工程和沼气服务体系建设。2010年中央投资支持建设150万沼气用户，地方补助建设150万沼气用户，全年增加沼气用户300万户。加大沼气服务网点建设力度，2010-2012年基本上实现全覆盖。修订农村沼气工程建设管理办法，编制大中型沼气工程建设标准，建立大中型沼气档案管理制度，全面加强建设管理，提高项目质量。开展网点服务质量评估和检查，编印《农村沼气服务体系建设模式》，推出一批好的服务典型和模式。创新服务网点运行机制，培育沼气专业合作组织，探索全托式服务，不断提高沼气后续服务能力和水平。实施沼气大培训、大回访，提高沼气使用率，巩固建设成果。依托沼气科技支撑项目，加强沼气研发和示范推广，拓展沼气发展领域，进一步加快沼气产业化发展。

二、积极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加强秸秆综合利用的工作指导，完成全国秸秆资源调查与评价报告并及时上报。在各省规划的基础上，配合国家发改委完成全国秸秆综合利用规划的编制。进一步发挥国家发改委和农业部牵头开展秸秆综合利用工作机制的作用，加强工作调研，与国家发改委联合向国务院报送《关于全国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有关情况的报告》，提出下一步总体思路和重点，加快完善相关政策。会同国家发改委在秸秆资源丰富地区实施一批有示范作用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和产业化加工示范工程，积极扶持以秸秆能源化利用为纽带、以企业为运营主体的多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探索低碳农业发展的新途径，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力争启动新一轮省柴节煤炉灶(省柴节煤灶、节能炕和节能炉)升级换代工程，促进农村节能。

三、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

争取有关部门支持，在现有的16个省区市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农村清洁工程建设规模和范围，建设家园清洁设施，推进畜禽粪便、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秸秆等农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化害为利：建设田园清洁设施，控制农田氦、磷流失，从源头防治农业面源污染：以村为单元，用经济手段、市场机制，建立农村物业化服务模式。在全国开展农产品产地安全普查和重点监测，切实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利用农业面源污染定位监测点，开展农业面源污染监测预警，推广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技术，开展农业生态补偿试点，在太湖、巢湖、滇池等重点流域建立农业面源污染综合防治示范区。

四、加强农业资源利用和保护

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普查，建立一批野生大豆、野生小麦、野生稻和珍稀热作植物等主要野生植物资源原生境保护区和异位保存圃，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抢救性收集，防止资源破坏和丧失。加快农业野生植物资源基因测序，对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功能基因进行标记和开发利用。在云南、海南等17个省(区、市)开展外来入侵生物调查，对危害大的外来入侵生物进行集中灭除。

五、提升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