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一、创新校园观念文化

观念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内核，它包括师生的思想意识、审美情趣、价值观念、理想追求，反映了学校师生的群体精神、文明气质、学校风貌，是校园文化的“灵魂工程”。我校通过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探寻到了“以特色活校，用质量立校”的教育方针，并成为全校上下的共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校园观念文化的口号：

校训：崇德、自强、笃行、创新

办学理念：创新发展

阳明二中精神：敢为人先、崇文尚德、团结协作、自强不息

校园文化的核心：热爱学生

校风：文明和谐、自强不息

教风：塑造人格、诲人不倦

学风：勤奋进取、学而不厌

以上理念的形成，对提高师生的凝聚力，鼓舞师生的斗志，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二、创新校园班级文化

班级文化，就是指在班级中创设一种文化环境，制造一种气氛，树立一种正气，形成班里大家都喜爱和维护的习惯，并以此为教育手段，使学生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为达到此效果，我校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班级文化建设。

1、创设优雅的文化环境。

首先，制定班级目标，在班级醒目之处张贴，使学生确立目标和方向，当然这个目标必须是明确、清晰，跳一跳会摘到的，而不是假大空或实现不了的；其次，制定班级公约、班纪班规和制度、量化考核办法等，使之对全班学生都具有公信力、约束力，学生一般不会轻易去违反；第三，各班设计、出版精美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板报。板报可以根据班级实际设计不同的板块，并让学生积极参与命名、筹划、收集资料、张贴等全过程。在此理念的感召下，各个班级设计的栏目创意新颖，如： “拼搏争先”、“文海拾贝”、“小小数学家”、“星光灿烂”等等。板报有时结合本班主题班会或根据学校重大活动、传统节日和班级培养重点为内容而进行更新。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即营造温馨、舒适的教室环境，让班集体成为学生的第二个“家”，让他们在“家”中体会到学习的乐趣、生活的多彩并健康地成长。

2、精心组织多彩的班级活动。

对于班级的各种活动，我们鼓励学生人人参与。通过活动，培养学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参与习惯。每次活动的设计可以围绕班级的奋斗目标、围绕学校活动主题或依据班级实际情况开展。让学生在每次的活动中都有收获，都有展示自己的机会。学校每周开设一节主题班会课，组织就学生中出现的某一问题讨论、辩论、交流、探讨；每学期举行学校或上级组织的主题教育活动，如艺术展览、校运会，各种学科类比赛、知识类竞赛等。通过这些活动，让学生获得更多的课外知识，锻炼多方面的能力，进而培养他们的集体荣誉感、上进心、竞争意识和参于意识，使班级凝聚力不断增强，班级文化形成更好的氛围。

3、激励性管理班级事务。

我校的班级管理主要是通过创“星级班”来实施的。每班满星为“五星”：即安全星、纪律星、劳动卫生星、文明礼貌星、学习星。在创“星”要求中涵盖了所有的班级事务管理。安全星、纪律星、卫生星、文明星每两周评一次，学习星每月评一次。量化管理达到规定的分值相应以“星”给予奖励。这种管理方法，一改以前压制型的班级管理，学生以创“星”为荣，并以此积极进取。

创设充满宽容、鼓励、向上、进取的班级文化，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是我校实践文化育人的途径之一。

三、创新校本教研文化

自从被教育局定为“洋思教学”试点学校以来，我校以此为契机，着力创新教学研究，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在实施“洋思教学”模式的工作实践中，我校着力打好“三张牌”。

一是打好“理论牌”。组织全体教师深入学习《蔡林森与洋思经验》及“洋思教学”相关的教学资料，领悟其教育思想、教学模式、学校管理等方面的精髓，转变教师的教学理念，为课堂操作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是打好“探究牌”。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课堂的实施操作，通过反复观摩、评点、专题研究，并以传、帮、带等形式提高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操作能力。在探究实践中，学校要求每个科任每节课撰写《课堂教学后记》，每个科任每学期听课达8节以上；每个科组每学期举行3次以上的公开课，并且确立一个教研专题，要求有方案过程有总结有成效。教务处每学年组织一次以教研为内容的“教师论坛”活动，每学期必听教师的“六课”：即新教师的亮相课、青年教师的过关课、骨干教师的示范课、相同学科的研讨课、随堂检查的推门课、全校举办的竞赛课。以各种形式的教学研究过程，让每以一位教师达到灵活运用洋思课堂教学的目的与效果，从而切实提高师生教与学的质量。

三是打好“特色牌”。在探讨“洋思教学”模式过程中，我们发现必须结合校情实际灵活体现洋思理念，不能全盘套搬“洋思模式”。于是，在探究中总结出本校的教学特色：具有校本特色的“洋思教学”。如今，我校各科组各教师都能结合学生实际及教学设备灵活操作洋思课堂，并且不断积累，许多教师的教学论文或教学心得发表在各级教学刊物中。去年，学校开设了以“洋思教法与我校教学实际有机整合”为主题的“教 师论坛”，一方面积淀学校的教学文化底蕴，一方面深化并发展我校的教研特色。

四、创新校园社团文化

第2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到目前为止，由于研究角度的差异，学术界对旅游文化概念及其内涵表述不尽相同。JenniferCraik(1997)认为，旅游文化来源于两种行为:为旅游与旅游者而模塑文化，以及为文化而模塑旅游与旅游者。前者通常指通过利用博物馆、画廊的展示和设施，服务等来开发特种产品(如旅游艺术品)，或是设计旅游节事;后者指改变旅游吸引物与潜在旅游目的地，以整合或突出文化特征［1］。沈祖祥(1999)在其《旅游文化概论》中认为“旅游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系统”［2］。马波(2001)在《现代旅游文化学》中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在旅游消费或旅游经营服务过程中所反映、创造出来的观念形态及其外在表现的总和”［3］。通过对比不同学者对旅游文化的定义，笔者认为旅游文化是指旅游发生过程中的文化现象或过程，它产生于“主—客”双方对文化的供、需互动。相对于旅游文化，国内外学者对于旅游文化创新概念的探讨与研究尚未开展。笔者认为旅游文化创新指不同于固有旅游文化形式的新思想、新行为和新事物，具体包括旅游文化理念、旅游文化形象、旅游文化产品、旅游文化营销、旅游文化环境以及旅游文化制度等要素的创新和旅游产业业态的创新。

2贵阳创新旅游文化内容体系初探

依据旅游文化学、旅游人类学、文学等相关领域的理论，贵阳旅游文化的创新，应注重旅游主体、客体及介体文化的创新。

2.1创新旅游主体文化

第一，更新旅游者观念。旅游文化创新的程度取决于旅游者所具有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意识。改变游客对于旅游文化的传统观念与认识，让旅游成为市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构建喀斯特生态旅游文化、阳明修心旅游文化、民族民俗旅游文化、红色旅游文化、避暑旅游文化、山城休闲文化等贵阳旅游文化物质体系，实现回归自然、寻找灵魂、寻找自我的精神文化追求。第二，提高旅游者文化素质。旅游者和市民的文化素质决定着一个区域旅游质量和旅游规模。贵阳市的科技软实力与教育水平较其他省会城市，尤其是东中部省会城市还有一定差距，使得实施旅游教育与人力培育、旅游标准化建设与管理、旅游服务提升三大工程成为提高旅游者素质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三，更新游客消费文化。旅游者的消费文化涉及城市公共服务、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以及购物等方面。更新游客消费文化，一方面要加强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另一方面要加快旅游企业服务向“质量型”旅游服务转变。在这两个方面内容的实施上，可以建立提升游客满意度长效机制，实施景点免费、打折等惠民政策;统筹协调涉旅部门，特别是公共交通、商业等行业提高服务水平;加强旅游信息化建设，为散客旅游提供有用和有效信息。第四，提高游客审美及鉴赏能力。通过用现代旅游的知识与理念改造旅游者的思想，挖掘、展示贵阳旅游文化的科学类别、发生和发展的科学性、保留的科学性、设计的科学性、用材的科学性等科学性内容;反映历史的面貌和演变、历史的差异、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典型的历史遗存等历史性内容;以及诗词歌赋、散文、游记、戏曲、小说、楹联、传说等文化性内容，提升旅游者的素质，实现创新旅游文化中主体文化的发展。

2.2创新旅游介体文化

旅游介体文化是连接旅游主体文化和旅游客体文化的纽带，它既包含旅游行业文化与旅游企业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也拥有承接旅游者与旅游客体之间作为连接者的文化特点。首先，创新旅游企业产品，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健全贵阳星级饭店、A级景区、等级旅行社等旅游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积极开展旅游企业“游客最满意旅游”评选活动，评选出贵阳的游客最满意“酒店、旅行社、景区、旅游车、导游、旅游商品”等一系列旅游企业产品。大力设计和推广“爽爽贵阳旅游优质服务”标识，方便消费者辨别和选择，从而引导旅游企业争创优质服务品牌。其次，树立贵阳旅游发展新形象。目的地行业文化是旅游介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树立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低碳旅游、智慧旅游的“爽爽的贵阳”，实现贵阳旅游发展新形象的创新。为此，应从四个方面着手。第一，支持发展以自然生态、原居环境和历史文化遗存为依托的原生态体验旅游，鼓励提倡低碳出行和绿色消费。加强旅游行业，特别是景区、餐企、酒店的节能减排工作。发展碳汇旅游，申请启动碳汇试点项目，成立碳汇计量和监测研究机构，申请成立碳汇交易所。第二，构建以“爽爽的贵阳网”和“爽爽手机网”、贵阳旅游官方微博为主的贵阳智慧旅游运行框架，使其成为贵阳旅游形象宣传的重要途径或平台。第三，挖掘旅游行业文化，提升自身服务质量，树立旅游良好形象。第四，实施“贵阳礼物”旅游商品品牌工程，力争在贵阳市50个景区以及街头建立多个“贵阳礼物”旅游商品形象店，提高旅游者对贵阳旅游形象的新认识。再次，打造贵阳特色旅游品牌。贵阳特色旅游品牌的打造，一方面，立足特色旅游资源，以“爽爽的贵阳”为核心，布置度假、避暑、疗养、商务会议、户外体育运动等服务设施，构建漂流、温泉等“亲水爽”，山地户外运动、高尔夫等“运动爽”，山水观光的“清新爽”，民族文化、历史文化的“体验爽”等“爽爽”体系。另一方面，立足品牌宣传，出版发行一本针对贵阳特色的旅游时尚杂志“爽客行”、评选一首旅游品牌宣传主题歌曲、组织开展一次贵阳旅游摄影网络大赛、制作一本自驾游手册、设计制作一个贵阳旅游宣传卡通形象标识、制作一批贵阳旅游宣传品。

2.3创新旅游客体文化

旅游客体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所面对的对象，是一切旅游活动开展的基础，旅游客体也可称之为旅游活动开展所依靠的旅游资源。在创新旅游客体文化过程中，要力争充分挖掘现有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提炼和提升已经挖掘出的旅游资源文化内涵，重新定位一批旅游资源文化的内涵，孕育和培养缺少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文化。如天河潭景区、南江大峡谷景区、红枫湖景区等都是在依托其丰富的喀斯特旅游资源基础上建立的。通过这类自然景观形成与发展过程的科学性内涵的开发与揭示，不仅使游客体察领会其发生的历史渊源，又可使旅游者悟出各类事物的演变规律，增大和深化对喀斯特的认识。喀斯特自然与文化景观在地貌、地层、岩石、矿物、气候、江湖、土壤、植被、花卉、社会、民俗、民居、雕刻等各有其类别，通过识别各事物、趋同辩异，以提高游客的观赏鉴别能力。喀斯特旅游区内游路的设计，亭、台、楼、桥的配置，洞穴中灯光系统的布置，喀斯特库区堤坝、电站的设计等不仅以其实用、壮观等吸引游人，而且其造型、色彩、取材、格局等设计的科学合理也应深刻地反映其喀斯特生态特征和对喀斯特旅游资源的保护功能，在吸引游人观赏的同时，也使游人悟出其主题。贵阳人文旅游资源较为丰富，人文旅游资源文化需要用诗词歌赋、散文、游记、戏曲、小说、楹联、传说等文字和古迹、遗址、古人类、古城镇等实物来证实、展示。

3贵阳创新旅游文化对策可行性分析

3.1贵阳旅游文化营销模式创新

贵阳旅游文化营销模式创新要把握好市场、需求、产品三大构成要素。其文化营销要以本土特色文化为出发点、以市场为核心，旅游文化产品营销模式的确定要洞察市场、创造市场需求，把握主流文化未来发展趋势。同时，旅游产业积极向节庆会展、娱乐文化服务业、创意文化、文艺演出业、影视广播等相关行业渗透，推进文化产业的产业化进程，提升文化产品的文化、商业市场价值。

3.2贵阳旅游文化开发模式创新

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也是旅游城市，旅游文化开发模式的创新，应注重发扬山城、景观城、低碳生态城的特色和优势，注重夜郎文化、阳明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避暑文化、养生文化等的开发建设，锐意创新，确立以“市场导向+资源导向”为主线的旅游文化整体开发模式。通过直接利用型开发、主题公园型开发、文化创意型开发、转换价值型开发，解读贵阳旅游文化与景区的内涵，加快旅游与文化产业、农业、水利、工业、商业、教育等融合，以喀斯特旅游文化、夜郎文化、阳明文化为载体，打造出集花卉种植、水果种植、茶叶栽培、蔬菜种植为主的农业业态与水果加工、茶叶加工、旅游商品生产、陶艺加工为主的工业业态以及观光、休闲度假、体育设施、地产、影视拍摄、动漫产业、教育、养老等第三产业业态共同发展的多位一体的旅游文化创意产业园，从而为贵阳旅游文化产业的转型提供较为强劲的助推力。

3.3贵阳旅游文化产业业态创新

旅游文化产业业态是涵盖旅游文化产品组织形式、运营模式、产品特色的一个综合概念，是旅游文化业以产品创新为竞争内容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组织方式和经营形态的结合。旅游文化业态创新是通过围绕着旅游文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和流通等各环节上的具体方法和过程的创新，贵阳旅游文化业态创新可以从以下方面展开:

第一，创新旅游文化业态发展思路。应打破就旅游文化资源论产品、就产品论市场的传统发展思路，积极转变贵阳文化旅游发展方式，在生态建设中提升旅游文化业发展质量，在文化繁荣中丰富旅游发展内涵，在区域统筹中优化旅游发展布局，在改革创新中增强旅游发展活力，推动旅游文化业转型升级。在旅游文化产业基地的建设中，要用夜郎文化、土司文化、阳明文化、屯堡文化、宗教文化、红色文化等贵阳文化的魅力，发展乡村第二居所、休闲地产、自驾车营地等新业态，提高旅游产业的生命力;以非物质文化的丰富内涵提高旅游吸引力，创新表现形式，通过现代科技手段，使其成为具有民族特色和市场效益的文化旅游演艺节目;以文化要素来提升旅游景点的综合服务力。特别是用文化要素来充实旅游业的娱乐、购物功能，延长产业链，以多彩贵州城、贵阳数字动漫科技产业示范基地、花溪“高原明珠”生态文化旅游园区、修文阳明旅游文化产业园、清镇体育休闲运动度假基地、开阳南江喀斯特山地休闲度假基地、白云老龄休闲度假旅游基地和国家旅游局帮助贵州打造全国最佳避暑度假基地、新型国民休闲基地、特色乡村旅游基地、养生与老龄度假基地、原生态民族文化体验基地、山地户外活动基地、自驾车与自行车自助旅游基地7大基地为核心，创建集旅游、文化、购物、娱乐、体育、休闲为一体的文化旅游度假区和文化旅游主题公园。

第二，创新旅游文化业态结构。在传统旅游“六要素”的基础上，大力开发农业旅游、工业旅游、三产旅游等新产品，推出一批具有贵阳文化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文化演艺产品和旅游文化活动品牌，开发符合地方文化特点和满足市场需求的文化旅游工艺品、纪念品。加快推进以要素、产业、空间深度融合的综合性开发，以休闲度假为方向、以文化品牌为引领、以健康生活方式为取向、以深度体验为特征，充分发挥政府在旅游文化规划指导、产业引导、管理机制的转变等方面的组织协调作用和市场执法监督作用，加强旅游文化市场与其它产业市场的研究，促进旅游业与文化产业或其他产业融合发展，从而完善贵阳旅游文化产业业态结构。

第3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1.1导向作用

医院文化积淀和创新所形成的医院管理哲学、医院人文精神等都具有极强的导向性与引领性。上级指示和领导意图如果通过文化的作用转变为医院的战略目标、管理愿景，就更加容易赢得广大职工的认同并为之奋斗。

1.2凝聚作用

要使医院这个特殊的团队保持一种良好的管理态势，最重要、最有效的管理方法就是通过医院文化的力量将全体员工团结在一起，形成“院荣我荣，院衰我耻”的境界。这就需要院领导高度重视医院文化活动的常态、健康开展，并从活动中寻找管理的着力点和作用点。

1.3熏陶作用

医院文化管理活动，更是一种氛围，一种环境。各自医院的员工往往会有同一种或相近的饱含该院色彩的素质和行为品质。医院要形成文化熏陶的作用机制，更多的时候，氛围和团队的群体要求都会是一种无声的命令和行为规范。

1.4协调作用

医院管理的组织系统中，协调是非常重要的功能，医院管理者要认识到医院的管理大多是一个长期和渐进的过程，医院文化管理对医院运行必然发挥其应有的助力作用。遇有突况和特殊时机，医院文化也具有协调的作用。

1.5认同作用

医院文化管理的目的就是要使自己的组织和成员更多地产生认同作用，表现为对医院管理的决定与措施接受、参与并发挥积极作用。认同能产生激昂奋进的精神，认同也能产生自觉遵循的要求。尊重员工是认同的前提，要承认员工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让每一名员工都有施展才能的空间。

1.6竞争作用

一是群体上的创新性和先进性，这是非常可贵的集体荣誉感。二是个体上的不落后性，员工个人力争在各方面表现优良，多获表扬与激励，这是非常可贵的积极性。

1.7约束作用

在医院管理实践中文化会变成无形的“紧箍咒”，约束少数落后员工的不规范、不守纪的错误行为，这是在制度之外、道德之上的一种综合群体压力，形成了各自医院中一种微观的社会心理环境。

1.8升华作用

好的医院文化具有凝神聚力、提升组织与成员能力和水平的作用，这种升华程度既不可估量也是因人而异的，没有统一的定式和界限。

2医院文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

2.1与员工的心理契约———职业宣誓

活动宣誓，是用庄重的言辞来约束自己的行为。“誓”在中华历史上有很深的渊源，古人只有在非常庄重的场合，才能“起誓”，而起誓的目的，是要起到约束人心、自觉守则的作用。对医院来说，员工宣誓不仅是医院文化理念的有效载体，更能使全体员工强化思想行为准则。宣誓可以鼓舞员工士气，培养员工忠诚的品质，增加其对职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凝聚力。无锡二院每年院庆日开展的“宣誓活动”，将医院的发展与员工的追求紧紧相连，使医院与员工的思想、情感息息相通，从而形成医院与员工之间的“心理契约”。宣誓活动是从员工角度来表达医院的文化理念及追求，通过这一公开活动，确立了约束员工的行为准则，如同一纸契约加以规范。宣誓活动的本质即是对职业情感的培养。在职工间形成一种关爱患者、热爱医院、执爱岗位三位一体的文化氛围。

2.2为医院注入“灵性”———品牌文化塑造

无锡二院作为1所历史悠久的百年医院，这本身就是一种品牌，我们在对医院的品牌进行定位时，选择了“打造以人为本的精细化医疗服务”。这不仅来源于医院百年历史文化的积淀，也融入了当代社会的需求，更容易为社会接纳。围绕这一定位，医院在医疗技术、医疗服务、医院管理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的创新举措，通过患者就医的自身感受及媒体的宣传助阵，这种突出“人本、严谨、精细”的品牌文化效应充分展现。

2.3员工的“减压阀”———文化园地活动

医院要注意培养员工多方面的健康爱好和情趣，并作为让员工增长知识、变换方式积极休息的手段。通过开展各类文体活动，一方面可以促进职业道德和技能的提升，培养和激发广大员工的各种兴趣爱好，增强朝气与活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密切医院领导与员工、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增强凝聚力，营造融洽、愉悦的工作氛围，引导员工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职业精神境界。

2.4征集文化因子———征文及讨论活动

医院文化因子是医院员工对医院的发展以及情感责任的看法、态度、愿望和观念，是存在于员工行为观念中的一种因子。寻找医院文化因子并合理整合成医院文化核心理念，是医院文化建设的核心环节，直接影响医院文化管理的深入推进。我院通过开展全员征文或大讨论活动，寻觅医院文化建设的风向标，了解如何塑造更接地气的医院文化。好的医院文化理念，能够真实地反映医院本身的特性，能够在员工中形成共鸣。征集医院文化因子的关键在于员工的参与，把内生的文化追求呼唤出来，让员工文化个性自觉融入医院文化并一起成长，其实就是医院文化落地、生根、发芽的过程。

3讨论

3.1文化管理能有效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如果把医院看成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人才、技术、设备等要素都是大树的枝叶，那么文化则是深植于地下的根茎，医院文化管理作为医院管理中的“软件”，却能有效放大医院管理各项“硬件”所具备的优势，从而达到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同样，树根的强盛必须经过长年的蕴蓄。

3.2文化管理需要长期积淀

医院文化管理不是立竿见影，不可一蹴而就，是一贴需要长期服用的良药，是要经过长期调理才能见效的。在医院管理中，文化管理与其他管理方法相比，有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和机制，文化管理需从“人”的管理切入，是通过转变人的观念和行为提升人员的素质来实现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在一定的周期后才能反映出来。文化是一种积淀，其影响力更需要一个润物无声、潜移默化的过程。然而，一旦文化管理的效果显现后，将会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

3.3院长在医院文化管理中的独特作用

第4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本土化；现代化；传统；生活

近年来，随着西方文化对现代性越来越频繁而深入的批判性反思，中国文学界也开始有人质疑文学现代性（化）的合理性。然而，尽管质疑之声不少，但一直未能有新的思想和概念将之取代。究其原因，现代性思想历经多年浸淫，更有现代物质文化为坚实后盾，已经深入大众脑海，欲短期内颠覆或剔除，实非易事。当前更需要做的，是充实可以更替现代性之新的理论概念，在学理上推究现代性之弊端，并建构出充分的理由，方能博得大众更广泛的认可。在我看来，本土性（化）应该是可以承担这一职责的重要概念。只是其内涵丰富，牵系广博，需赖同志者共识以达深入。此处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因为本文试图进行的是较系统全面的理论思考，因此，文章部分地综合、吸收和借鉴了本人以前的相关成果内容。

一、什么是文学的本土性？

文学的本土性，密切地关联着以下问题：首先是文学的目的。文学究竟是为什么目的，是为全人类写作，还是为具体的民族、地域甚至个人，存在着较大的争议。我以为，文学的深远目的当然是为整个人类文明的建设，体现为整个人类文化的财富，但是，在文化、民族多元的现实下，文学最基本的还是为民族和现实写作。因为其一，文学是社会的重要文化之一，它不可能拒绝与社会、民族、大众的密切关系，并且自然地承担着民族文化的基本功能；其二，受语言等因素的限制，文学的受众主要还是本民族大众，它的影响力也局限于此，作为民族大众之现实一员，作家也应该承担其基本的民族现实责任；其三，正如一个对周围现实生活冷漠的作家不可能具有深远的人类意识，文学作品所拥有的人类意识也不可能抽象实现，它只能通过民族、地域和个人的方式进行表达，需要立足于现实和民族生活之上。

其次是文学的特点。文学在思想、审美等方面具有许多共性的标准，但就世界文学氛围来说，个性是其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也就是说，文学只有具备了充分的个性，才能拥有独特的魅力，才能在人类文学中占据一席之地，缺乏独特个性和原创意义的写作是不具备很大价值的。文学的个性特点有多个重要来源，如作家的才华个性等。但最根本的只能是两个，一个是建立在民族和地域特征基础上的多彩生活，一个是具有独立个性和深邃价值的民族文化思想。这两者都离不开民族本土个性。因为只有深广的民族文化才能酿造丰富的思想，只有多元的民族个性才能造就生活的多样化。

正是建立在这一思考上，文学本土化的基本内涵可以确定为文学与其产生的本土现实和文化之间的关联性，看其关联是否密切，能否体现出本土的深刻和独特，能否以独特深度和个性呈现出其意义。具体说，它大致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其一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学内容。就绝大多数情况而言，文学创作都是对创作者本民族生活的反映。对日常生活状貌、形态做出真实的展示，对生活流程、人物事件做细致的再现，以及对社会伦理情态、人物精神的揭示，都是其自然的任务和基本内容。这也是文学本土性的基本点。当然，文学本土性要求的决不只是题材，它更要求对生活的深度揭示。也就是说，本土化文学的深刻处应该反映生活自身的呼吁和要求，具有针对本土现实的问题意识，不是虚悬于现实上空、站在生活和民族外边发问。它应该能够超越生活表象，深入到生活背后，把握到生活中的潜流和暗礁，对生活做出比一般人更深入的认识、理解和表现，呈现出时代人们的深层精神世界，描画出他们的喜悦、痛苦、梦想和追求。在这一基础上，文学以自然而具体的状态抵达人性世界，对人性等理性世界进行揭示和思考。只有这样，它才能展示出别人看不到或者看不深刻之处，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深邃和独特。

其二是来源于本土的精神和思想。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本土文化传统。任何优秀作家作品的思想欲具有独特的深度，必定需要有深广的文化为内在资源。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资源主要来源于本民族文化，是依靠着深广的、具有独特性和延展性的文化来解释世界和表现世界（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流亡作家或文化流寓作家）。这当中包括整体上的思想文化传统，也包括以文学为中心的审美文化传统；二是与本土生活的情感和文化联系。优秀文学作品对生活的表现不是浮浅的、麻木的，而是渗透了思想和感情因素，蕴含着作者对生活的深切关注。事实上，只有拥有了对于生活的感情，作家才能潜心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思考，对生活作出切实的艺术表现。同时，考虑到文学接受的一个重要基础是文学作品与接受者在民族文化和心理认同上的一致性，因此，作者与生活的情感联系，也是一部文学作品能够感染其民族大众的重要前提。

其三是融入本土生活。真正成熟的文学应该是融入本土生活，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接受，并产生以精神陶冶为基本方式的社会影响，成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方面。这就特别涉及到文学的接受问题。很多人轻视文学接受，其实文学接受对文学的成熟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作家个体，也许存在其天才超群、难以一时为大众所认识和接受的情况。但是，作为一种文学整体来说，能否为民族大众所接受应该是考察其是否成熟的一项重要标准，其顺利发展也不能缺少大众的认可。因为虽然文学接受的关联因素很多，但在正常情况下，真正表达现实生活关注、传达民族思想和审美精神，与民族大众之间形成密切的精神和现实联系，是文学接受的重要前提。而且，文学是一种成熟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文学代表着文明的情感和心灵世界，参与着文化的进步和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滋养作用——就像哲学、数学等代表着文明的理性面，生产技术代表着文明的物质文化面一样。

从中外文学史上看，几乎所有的优秀作家作品都呈现出强烈的本土性特点，甚至可以说，都是依靠与本土的深刻联系，才得以实现文学的高峰。这些优秀创作大体无外乎这么几种情况：一、植根于本土的深厚文化，表现出蕴含民族独特思想个性的文化精神，以文学的形式传达出民族文化遥远的精神回声，从而构成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冲击、启迪和魅力；二、深刻揭示本民族生活，成为其时代和民族生活的深刻表现者——这类作品以具体深刻取胜，但由于文学个性化的原则，它们的价值往往并不局限于其时代和民族，而是能够得到更广泛的认可。“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说法主要适用于这个意义上。三、以独特的民俗风情和地域特色的生活，以及个性化的艺术传统和表现方式，丰富了世界文学之林，并获得广泛认同。

二、新文学如何本土化？

由于中国近现代社会独特的文化环境，新文学的本土化问题更为特别也更为复杂。这首先是因为，对于处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来说，现代化确实是其必需的选择，或者说是其必须完成的任务。在整个社会文化都亟待转型的情况下，文学不可避免要走上与社会文化一致的现代化道路；而且，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传统文学也亟需一个现代转型，完成对自己的蜕变。正因为这样，现代化成为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共识，也成为时代的主导思想潮流，并且取得出乎意料的顺利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五四新文学没有充分重视本土化的吁求，甚至是将之全盘忽略。

客观说，五四新文学的发端以西方文学为蓝本、对传统持颠覆性批判，有其时代必然之处，关键是它在此后的发展中应该逐渐割断与西方文化（文学）的模仿关系，立足于本土生活和文化中，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创新力。然而，复杂的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并没有成功地做出这一调整。虽然早在新文学诞生不久，胡适、周作人等人就已经开始对新文学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表达了对文学本土化的要求，此后，也有“新格律诗”、“大众化讨论”等思想的继续，更有不少作家进行过创作上的实践，但是，就整体而言，新文学的本土化思想始终处于边缘和受压抑的状态，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空间，其成就也受到严重制约。

新文学的发展不是孤立，而是与整体上的政治、文化方向相密切关联。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文学与本土性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其缺陷也越来越明显、严重。从作家说，两方面的文学能力日渐退步。一是传统文学的功底。由于教育政策对传统因素的严重忽略和限制，建国前后出生的几代人的传统文化素养是越来越浅陋，作家与传统文化也是严重疏离；二是生活的功底。作家创作需要作家对生活潜心的深入和感悟，但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详见下面的分析），作家们严重地轻视生活，导致其感受和表现生活的能力明显下降。这样的后果，一是新文学创作的成就缺乏不断上升和发展的趋势，而是呈现徘徊和停顿的态势；二是新文学与大众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甚至是基本上离开了大众的视野。

在这样的情况下，新文学急切地需要对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对未来发展方向做出适当的纠偏，更明确和自觉地回归本土和立足本土，进入到更自然和恰当的发展空间。结合新文学历史的影响和现实文学的格局，我以为，这两个方面是当前新文学在本土化方面最迫切需要做到的：

首先，真正创造性地认识和延续传统。五四文化对传统文化持全面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这一点在近年来已经有许多学者表示了反思，在如何去芜存菁、批判性地扬弃基础上做了许多思考。然而，对于新文学来说，比反思态度更重要也更迫切的是如何真正有效地利用和承接传统，也就是如何真正创造性地认识和延续传统。我以为，要真正创造性地唤醒传统，有两点是最重要的：一是在精神上继承与发展传统。也就是说，我们在今天认识传统，不是简单地回归常态，不是针对具体的体裁和方法，而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哲学精神。因为传统是发展的，而不是僵死的，它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其独特的哲学文化精神。只有在发展和不断更新的前提上，传统才可能灵活而客观地面对现实，才能针对现实发出自己有价值的声音。在今天的时代，传统已经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简单地复活，它具有价值的只能是整体精神和价值观念。如果将传统局限于具体方式，只能让传统充分凸显其落伍和失效，只能使其停滞。比如文学审美，不是让传统语言、传统文学形式进行现代的复活，而是在进行现代整合和再造的基础上，对传统审美鉴赏作创造性的再生和发展。二是将传统与现实密切关联。文学是现实的产物。只有将传统内涵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使传统内涵自然地融贯于现实社会事件与背景当中，让传统精神与现实关注结合起来，才能让传统在现实中发出声音，在与现实生活的交流沟通中被激活，获得不断发展的生命力。如果只是简单追求对传统文学方法的还原，像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一样停留于传统生活方式的书写，甚至对传统文学场景和方法进行翻版式的模仿（当前确实有一些作品存在这方面的趋向），既不能引起大众的兴趣，也不能焕发传统文学精神的生命力。

其次，真正追求对生活的深度表现。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界似乎讳言文学与生活的关联，更讳言生活的深度。这中间有复杂的历史、政治和文化原因。西方的后现代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历史的原因则更内在而深刻。如在特殊政治时期，对文学“只能歌颂不能暴露”的要求，以及对“现实主义”的简单理解和粗暴要求，既极大地局限了文学表现生活的范围，也严重了生活的深度内涵；此外，长期在中国文学界盛行的所谓“体验生活”方式，貌似重视生活，实是限制生活，具有强烈的政治化和仪式化特征。这些历史（当然不仅是历史），既局限了现实中作家追求生活深度的勇气和表现生活深度的力量，也促使后来的许多作家反感和拒绝生活，以规避的方式反抗人为的政治羁绊。作家们的意图是积极的，但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观念长期局限着人们对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认识。人们在谈论作家处理生活时，经常有这样的认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意思是既要深入，更要开放和超越。这话听来似乎公允，但由于“外”所体现的是现代性的要求，符合时代文化的方向，所以这句话所表达的实际上是对“外”的强调，也就是强调开放和超越，“内”只不过做个铺垫和陪衬而已。因此，这么些年来，我们真正能实现对生活深度表现的作品非常之少，追求与所表现的生活融为一体的作家也很少见。事实上，文学与生活关系具有前提和基本意义的应该是“内”，只有具备了内在深度，才可能进入外部的开放和超越。不具备自我深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超越的。并且，对自我的深度认知必然蕴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蕴含着对异质因素的寻求，从而实现自我超越。退一步说，具备了内在深度，即使不能实现有效超越，甚至走向片面乃至狭隘，但它始终会拥有自己的独特性，依然有其价值。如果在自我深度匮乏的前提上盲目求取超越，既达不到超越的目的，也不能拥有自己的主体性和独特性。

三、如何协调文学现代化与本土化？

本土性不是固守自我，墨守过去，它与现代性之间不是冲突而是相辅相成的促进关系。二者的差别是明显的：首先，较之现代性，本土性更强调对文学本身的关注。它认同文学是文化和生活的一部分，但更关注其独特个性；其次，本土性虽然立足于现实，但并不局限于此，它更强调与传统的关系，将自己作为绵延不绝的文化（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因此，它对传统的态度更注重继承而不是批判和否定。但是，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也有和谐共存的一面。最基本一点，文学本土性的内涵是随着时展而变化的，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它肯定要带上很多现代的因素，如社会的进化，思想的昌明，艺术的丰富和创新，都是文学本土性不可缺少的内容。其别是本土性的思想资源，它不可能是古代思想的简单再现，而是要经过现代洗礼、熔铸了现代因素的再创造和再发现。所以，文学发展的最佳方式是本土性和现代性的共存互补，既符合现代性的基本方向（这里的“现代性”当然不是简单的发展现代性，而是蕴含着批判性思想在内的丰富现代性），又扎根于本土传统和现实，以本土精神为主导，它们的相互交织融会（当然也会有矛盾纠结，这也是交融不可缺少的因素），是文学不断深入开拓的重要基础。

新文学一直由现代性文化所主导，要回归到本土性本位、在现代性与本土性之间建立和谐协调的关系，显然远非一朝一夕能够完成，其中也必然会包含着许多的矛盾复杂、尴尬困境，需要作家和理论家们付出艰辛的努力。我以为，要从现代性中心转移到本土性中心，需要调整的最基本之处有两点：

1.化中适度剥离，回归主体

这看起来似乎无关文学本土化问题，但实质上二者之间有密切关联。因为长期以来，正如新文学运动被当作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看待，新文学也基本上被当作一种文化工具，承担着文化（后面被政治所取代）的使命。如此，现代性才成为新文学的最基本准则，现代化成为新文学发展的基本方向。然而，文学其实应该不同于一般的文化，它不是自然科学，也不同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它拥有自己独特的特征和要求，其内涵和标准都不能简单以现代性来进行衡量。一方面，文学价值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超时代性。如对生存意义的探究，对未来希望的憧憬，对人类和自然的爱，对强权的谴责和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和谐自然的艺术表达等，都是文学的独立价值，也是其根本性的价值标准。它们与一般文化的现代因素有一定关系，但却绝不能与之等同；另一方面，文学的评判标准不像一般文化那样具有很强的时效特点，而是具有较强的恒定性，不是轻易随时代变迁而改变。所以，我们既不能说现代的文学就比古代文学有魅力，也不能说发达的政治经济就能诞生优秀的文学，更不能用现代与否来评判文学的价值高下（在现在的文学研究界，确实存在着这么一种现象，即将所有的优点都以“现代”来概之。这其实已经将“现代”的内涵无限扩大化了）。《诗经》、“荷马史诗”是中西方最古老的文学创作，其魅力和价值完全可以与此后任何时段的文学相比。马克思曾经感叹过古希腊文学的美，认为其所表现的人类童年时代的纯真是后来者永远无法复制的。其缘由也在于此。

要让文学回归本土，建立（回到）其独立主体，不让其承担文化启蒙（当然更非政治）工具的职责，是其迫切而必要的转型。这并非让文学远离社会、逃避文学的社会职责。只是由于文学拥有自己更独特的意义，其方式也不一样，只有立足于自身独特性，才能充分展现出自己的价值。在1940年代，沈从文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思考，我以为对于今天文学的发展来说，依然具有启迪和针对意义。沈从文认为，真正优秀的文学经典应该“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民族感情的作品”，文学对社会具有的作用不应该是急功近利，而只能是深远的、潜移默化的。

2.调整对大众之间的关系，对文学接受给予更多的重视

第5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论文内容：提要文化研究是20世纪最后二、三十年在西方崛起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目前它已是国际国内学界关注的热点i'~-j题。本文提出，文化研究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的又一新军，它从内在精神上与以往文化批判理论有着自觉的传承，同时又表现出自己的特征，并将在反对和抵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霸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英国兴起，尔后扩展到欧美等西方国家的一种学术思潮与知识传统，它已是目前国际国内的一个热点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把它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从总体看，文化研究不仅在内在精神和理论传承上与以往的批判理论有着直接关系，同时它还有所超越，并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成为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劲旅。

    文化是20世纪的一个关键词。这里的文化不是社会学层面的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也并非人类学意义上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现象的总称，在这里文化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如果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20世纪的文化批判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回响。激烈的批判与激进的解构，现代批判理论对工业文明发展所形成的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和霸权的批判，构成了20世纪前半期文化理论的主导行为，而对于现代性宏大叙事和主流文化的解构和抵制，倡导差异与多元、标举少数与边缘，则构成20世纪后半叶的主要文化实践。

    20世纪前半期，以科学技术为主要支撑的现代工业文明展示了惊人的成就，它同时带来了不可否认的积极性内涵，它对人类物质存在与精神存在的提升是以往文明所无法比拟的，但工业文明发展的偏至导致了技术理性独角戏的上演，成为扼杀、束缚人的主体性和自由的异化与统治力量，也构成文明的困境。这种异化与统治力量对人的存在来说无疑是一种霸权，它以非暴力的形式，通过科学技术来实施对人的统治和压迫，正如现代哲学家们所提出的，本为打破神话与霸权而被推崇的启蒙理性，自身却蜕变为神话与霸权，因此，现代文明是一种悖论式的存在，即超越与霸权同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卢卡奇要恢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抵抗物化，阿多诺倡导否定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呼唤培育边缘人与亚文化群体来作为对抗霸权的新主体，哈贝马斯提出建立新的交往理性。从根本上看，上述现代主义批判理论所追求的依然是总体性的话语和宏大的革命的叙事，或依然执著于现实政治层面的革命，或追求一种宏大的理论，带着救赎与乌托邦的情怀构筑着重建现代性的光荣与梦想。

    然而这不乏理想主义与悲情色彩的现代主义的光荣与梦想却没有无限延展，它在20世纪中期几乎被拦腰斩断。如果说一定要找出某一年作为标志，那就是1968年。1968年在西方历史上是不寻常的、颇具纪念碑式意味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五月风暴”作为一个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被视为西方文化的一个分水岭，那张1968年5月贴在巴黎大学紧锁的房门上的著名海报也许正昭示了一种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变迁:“当下这个革命不但质疑资本主义社会还要质疑工业社会。消费社会注定得暴毙。将来再也没有任何社会异化。我们正发明一个原创性盎然的全新世界。想象力正在夺权。”①正如西方学者所指出的，1968年所启示的意义是重大的，“重得让我们这个时代难以背负”。虽然它与历史上其他的革命相比并没有“发展出革命性的权力结构翻转”，但“和它一比，其他的革命都要矮了一截”。五月革命所产生的冲击和变革完全是内在的深层次的文化与哲学“理念”的断裂和转变②，正如福柯在后来回顾自己的转变时所指出的:“从60年代初期到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我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当然，这不能归因于政党。这是许多社会运动的结果。这些社会运动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以及其他不属于这些运动的人的态度和思想。”③

    文化研究正是在前述20世纪大的文化背景下出现的，它的出现和崛起既是直接基于上述大的历史文化语境，同时又有具体的背景和原因。20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文化景观上的重大变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这些变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直接的文化背景。

    第一，六、七十年代，尤其是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它致力于解构现代主义的权威、质疑现代性的霸权。在此，我们暂且不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优劣、是非以及它们彼此内在关联与冲突做出详细的辨析，只想简略指出，与求知求同的现代主义哲学不同，后现代主义标举的是差异哲学，主张“去权威”、“去中心”、“拆结构”，强调差异与多元的存在，承认异质之间的平等。

    第二，1968年“五月风暴”过后的又一重大变化，就是思想家们尤其是后现代思想家们普遍对宏观政治失望(因为在他们看来，宏观政治或“革命”话语不免带有极权化色彩)，转而投入微观政治和话语层面的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理论或人文学科的后现论，它主要致力于从微观层次上解构现代社会的霸权，以便把人从制度、结构、实践、话语等微观的政治和压制中解放出来，它把话语和知识领域看作是权力和意识形态生成与争夺的重要场所，因此它通过揭示和辨析话语与知识中所包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构成机制来消解以往“知识”、“真理”和“客观性”所包容的主观预设和人为建构性的因素，并进而解构使权力话语合法化的意识形态。

    第三，与前两者直接相关的、也可以说前两者所直接派生的是边缘文化和弱势人群的崛起。在某种程度上看，边缘文化与弱势人群的崛起使革命的主体发生了变化，女权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第三世界民族主义思潮以及同性恋等文化与群体已越来越引人注目，它们所发出的反抗之音日益燎亮，它们所掀起的造反运动也愈演愈烈，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至于20世纪中期，产业工人阶级显然已不再是反抗的标准支承者。与此同时，其他群体却上升到革命中心的显要位置。首先是第三世界的农民，最近则有学生、人种与种族的少数人群、妇女、同性恋者、囚犯和环保主义者，他们都合法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声称自己是最受社会压迫、最反对当前社会形式继续延续的群体，因而也就是‘革命性的主体”，。④

    除了上述文化背景外，文化研究的出现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第一，它是对战后西方国家文化出现的新情势、新趋向、新特点的回应。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终结，现实层面的激烈的政治对抗与较量已大大淡化，主流文化或中心文化与亚文化、边缘文化之间的对抗渐渐浮出水面。直接的生硬政治统治与军事侵略已被隐性的文化渗透与文化殖民所代替。上述变化都需要有新的理论和话语做出实际的有效的解读与阐释。第二，从前一统天下的精英主义的“新批评”大势已去，由于它具有的非语境化的脱离历史的缺陷使它早已不适应新的文化形势，它有着深刻的局限与偏见，代表的是一种保守僵化的旧文化标准，因此文化批判呼唤新的理论的出场，以边缘的、批判性的立场为主要标志的文化研究适应了新的历史需要，应运而生。第三，出于对学科与专业划分过细过于刻板的一种反动。已有的传统学科和专业划分得过细已使学科间的界限变得异常僵硬，构成对思想发展和学术研究的严重束缚，文化研究的崛起正是“出于对其他学科的不满，针对的不仅是这些学科的内容，也是这些学科的局限性”。⑤文化研究主要在对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活进行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必须采用跨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方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杰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作一种“后学科”的代表。

    沿着文化研究的理论演进的内在逻辑线索进行上溯，可以看到，它所蕴涵的知识传统和理论来源一直可以追溯到从马克思开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具体来说就是马克思哲学、现代主义哲学(主要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哲学。对这些哲学进行一种总体性归类和切人即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和理论，而且从某个侧面看都可以定性为文化批判理论。回眸人类思想演进的历程，批判理论尤其是文化批判理论，因其所内蕴的对人类自我和现存的否定性和超越性而在历史的天空闪烁着异常耀眼而恒久的光辉，它能够穿越精神与话语的迷雾并保持着锐利的锋芒，体现着人类作为万物精华和宇宙的灵长的不凡与睿智。文化研究正是从马克思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传承和延续。从马克思到现代主义(这里主要指西方马克思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以至到文化研究，挖掘其内在的深层的理论轨迹就会发现，它们作为文化批判理论有着隐性的逻辑的传承关系和演进历程，从这一意义上说，这也是对文化研究的知识图谱的一种表征。

    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的文化批判理论带着一种自觉地为人类守望意义、追求超越的使命感，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它们对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这一点上功勋卓著，在人类存在的自我提升上它们既是一种不可缺少的促动，同时又是一种内在的支撑。

    反观其演进的历程可以看出，从马克思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再到文化研究，尽管在理论精神和批判意识上具有同构性，但由于它们分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存在背景，因而有不同的批判对象、批判视域和批判的落脚点，即有不同的定位。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发展的上升期，出于颠覆私有制和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马克思提出的包含着深刻的文化批判立场的异化批判理论，把批判对象和批判视域对准了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消除异化，以便实现改善人类生存状况和恢复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最终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带有浓重精英主义和悲剧意味，它主要从大的方面着眼于人类的精神文化与思想文化的变革与拯救，主要目的是修正和拯救出现偏至与倾斜的现代工业文明，最终实现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等本质的回归。

    后现代主义是带着对总体性的不信任以至反感和“重写现代性”的目的出现的，旨在反对现代性的话语霸权，反对现代主义的宏大叙事，倡导差异和多元，以微观政治消解现代性的权力话语。

    文化研究与上述各种哲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承袭关系，同时它自身也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线索和理论精神的一种延续。文化研究秉持了上述理论的反思、批判以至解构的精神，同时由于它有着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和实践性品格，因此它表现出更加强烈的现实批判性，有的西方学者将批判性作为文化研究最突出的特征，而且这种批判是“最充分意义上的批判:不是纯粹的批评，甚至不是论战，而是研究其他传统的方法，借以看出它们可能生产什么、可能禁止什么。”⑥

由此可以看出，文化研究不仅在总的理论精神上承袭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的批判立场和批判精神，而且还直接将后现代主义的微观政治学或差异政治学作为主要方法论，对现存的文化理论和文化秩序的存在前提和合法性进行质疑和解构，并有如下的定位，即它从差异和多元立场出发，反对现存的社会与文化中的权力话语，尤其是注重中心与主流话语对边缘的、少数的、非主流和非主导的文化和群体所具有的或显或隐的压制性和权力性机制的揭示和批判。文化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等理论资源，同时将亚文化或边缘的、少数的文化群体和话语作为出发点和阵地，从阶级、种族、性别、性偏向等差异视角来展开自己对文化霸权的抵制和批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着眼于差异与微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哲学到20世纪文化批判理论在当今时代的新发展和新的表现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具有重要的贡献和意义。它是当代社会文化批判理论的又一新军。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批判理论主要注重于普遍与宏观层面的文化批判，如人的异化与人的存在、人的解放与超越之维的重建等，文化研究则主要着眼于差异与微观，揭示在阶级、性别、种族等亚文化理论视角所透射出的不平等和压制关系，考察和批判权力在其中的活动机制。因为这一思潮看到了“因种族、性别和性爱倾向形成的等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力系统”。⑦它的基本旨趣和诉求是揭开权力在意义及话语实践中的运作机制。

    虽然文化研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已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和重要的研究范式之一，但目前文化研究还没有一个真正完整而确切的定义，这主要是由于它不像传统或经典意义上的学科那样有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更确切地说，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是反定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显然，任何给文化研究‘定义’的努力都会顷刻陷人困境之中。并没有一个文化研究主张，无论是历时的还是共时的;总是有多个的、叠合的、变化的投向、所执和矢量，它正是依此来不断地重新阐发。……文化研究总是在断裂和游走中向前推进的，不断地拼力重新安排和重新界定工作平台本身的理论差异，以回应特定的历史问题和事件。”⑧尽管难以定义，但文化研究也并非无所指，它可以通过以下两点来辨别。首先，它起源于20世纪50-60年代英国的研究界，以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成立为正式崛起的标志。该中心最早为英文系的一个机构，后来成为独立的研究机构。霍加特、威廉斯、霍尔等为文化研究学派的先驱。后来文化研究作为新的学术思潮进人美国及西欧乃至世界更大的范围。其次，从研究范围和涉及的论题、范畴也可以加以辨别，即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是当代文化中的边缘文化、亚文化及少数话语，主要论题有大众文化及传媒研究、种族问题与后殖民主义、性别政治问题、知识分子问题、身份政治以至文化政策与文化机构等等。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文化研究只能部分地通过此类研究旨趣的范围加以识别，因为没有任何图表排列能够硬性地限定文化研究未来的主题。”⑨因此，可以说，文化研究是具有复数意义的论题的集合或具有多重意义的“复合批判话语”，是一种着眼于微观与差异的新的文化批判理论。

    尽管文化研究如此难以界定和把握，但作为一个新的思潮和学派，它还是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开放性与包容性。这是文化研究的最突出的特征，在文化研究中有着全方位的体现。文化研究在论题上是动态的，它的视域立足当代并无限地面向未来，任何将其论题与视域固定化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因为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专门实践、特殊文类或通俗消遣”，⑩如果非得需要对文化研究的论题和视野做出总体性和同一性概括，那么也许问题意识可以作为一个答案。因为文化研究正是以鲜明的间题意识来面对现实政治社会的。文化研究在跨学科上更是取向鲜明，它本身不仅是跨学科的学科，而且它有意反学科，因为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不仅是跨越现存的学科疆界，而且更迫切的是拆解学科化的知识方式，对学科疆界本身提出质疑”。。因此，对于文化研究来说，“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掌握这种研究的全部复杂性(或严肃性)。文化研究就发展倾向来看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跨学科不仅是文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征，同时也是它得以产生和存在的部分理由。正是论题与视野的不可限定及跨学科的取向等决定了文化研究必然采用了多元灵活的方法。只要适合，无论是文本分析、语用学、解构主义、民族志，还是会议记录、心理分析，等等，都可以运用，正所谓“歇脚的地方数不胜数，其中许多都可以用做文化研究的作坊”。。

第6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本期选取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杨立川教授的《论新闻事业的文化属性》一文，杨立川教授认为新闻事业首先是文化“事业”，其次才是文化“产业”，对新闻事业的发展做了定位；中央广播电视台网络发展部栾轶玫主任的《无线 微链 云端―2011媒体生存之道》一文，重点解读了在微博传播模式下如何找准传播定位。两篇文章，均对当下学界关注热议的焦点做了深入的阐释，有着较强的理论创新水平和较高的实践指导意义。

新闻事业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 但并不是说社会历史的发展会直接促成新闻事业的发展，这中间有一个中介――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所形成的新闻事业观。从根本上说，新闻事业的发展受制于特定时期社会历史的发展，但直接取决于特定时期人们的新闻事业观的变化，特别是人们关于新闻事业的性质观的变化。新时期以来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正是如此。

一、当代新闻事业的性质观及其文化事业属性

（一）从“阶级舆论工具”到“事业单位，企业管理”

新时期以来中国新闻事业性质观的演变主要的表现为：从“阶级舆论工具”观到双重属性观，即认为新闻事业具有双重属性――“事业性质，企业管理”。

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新闻事业的性质，更具代表性的观点是著名新闻理论家甘惜分先生的“阶级舆论工具论”。甘先生在其《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写道：“什么是新闻事业的特性呢？一言以蔽之，新闻事业是以报道新闻为主要手段的阶级舆论工具。”作为“阶级舆论工具”，其所发挥的作用被甘先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新闻事业的作用，如果用一句最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那最好是这样一句话：统一思想，或者说，统一舆论。无论古今中外的新闻事业，也无论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都可以这样说，都是为了统一思想，都是以某一机构的思想（实际上是某一阶级的政党、领导集团或这一阶级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去统一广大群众的思想，以自己的思想去改造世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在新闻媒体成为市场主体的情况下，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后，新闻事业的双重属性的观念得到了学界和业界众多人士的认同。就中国新闻事业而言，有学者把对新闻事业性质的认识概括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新闻理论家李良荣教授指出，按照传统观点，“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当党的十四大确认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后，新闻界……重新审视新闻事业的归属问题，并逐步形成一个共识：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属于上层建筑领域；但同时，就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属于第三产业即信息产业……可归结为‘事业性质，企业管理’。‘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完整含义是：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

（二）关于新闻事业的文化事业属性

在政治生活成为社会生活的压倒性力量的年代，主要强调新闻事业的社会意识形态工具性质，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使新闻媒介成为市场主体，从而使得新闻事业的产业属性得以突显。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文化建设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强调。在《高举中国特色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提出的“在十六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即包括了“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

在社会文化建设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新闻事业的文化责任及其文化属性受到重视或强调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广义的文化是人类社会物质的和精神的创造物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精神性的创造物，即精神文化，其核心乃是人的价值观念。

新闻活动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新闻事业具有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和信息产业属性，同时也具有文化事业属性，新闻工作在社会文化建设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任务。自觉地意识到新闻媒介的文化建设工具特质，自觉地意识到新闻传播内容的价值观内涵，自觉地意识到新闻传播对社会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从事新闻工作。

这意味着在新闻事业性质问题上，应该明确地强调其具有三重属性：意识形态工具属性即精神上层建筑属性（政治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还具有社会文化事业属性（文化属性）。

事实上，已有学者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

新闻理论家童兵先生在其《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一书中对新闻传播事业有一个多视角的分析：就哲学视角而言，“可以发现：新闻传播事业属于意识形态即社会意识形态。”“从政治学的这一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我们发现，在阶级社会里，在物质上占据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往往同时也占据着进行精神生产的资料――比如报业，广播电视业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从事的这种精神生产及其产品的社会性，也就由此决定了。人们所指出的新闻传播事业是阶级的舆论工具的看法，正是从这种政治学视角进行考察的结果。”“如果从经济学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也可以说是一种企业。”“从文化学视角考察，新闻传播事业是社会大文化的亚种，是大文化系统下的子系统。”

所以，对于新闻事业的属性，应更为全面地加以描述：新闻事业具有社会意识形态工具、精神上层建筑的属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新闻事业成为市场主体时，新闻事业还具备产业属性。同时，新闻事业还具备文化事业属性。在新闻事业成为社会重要传播事业的今天，其在社会文化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如何理解新闻事业的文化属性

无论是在文化产业的意义上，还是在文化事业的意义上，社会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无非是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化生产；其二为文化传播。

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同时，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成果又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社会生活整体的发展。

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创造的知识，所积累的技能，所总结的各种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成为促进人类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力量。而文化作用的有效发挥则有赖于横向的和纵向的社会传播。

说新闻事业具有重要的文化属性，正是因为今日之新闻事业既是社会文化的生产者，更是社会文化至为重要的传播者。因此，新闻事业对于社会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如上所言，这种影响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大众传播时代新闻机构是社会文化生产的重要部门

通常所谓社会文化主要指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包括人们所创造的知识、技能、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新闻机构的工作人员也是社会文化的创造主体。他们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在知识、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的创造方面都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事业更是社会文化极为重要的传播者

显而易见，大众传播时代，新闻事业在文化传播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大众传播通常包括人类利用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电影、书籍等所开展的传播活动，在这里，作为新闻事业的报纸、广播、电视以其所具有的为其它媒体所不具备的连续性、广泛性、及时性而对社会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新闻媒介对社会成员发挥着传播知识、教育引导、娱乐教化等作用。通过这些作用，使得社会成员所创造的知识、技能、社会规范、价值观念等得以广泛而持续不断地传播。

三、注重发挥新闻事业之作为文化事业的作用

就新闻事业发展策略而言，新闻事业属性的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在继续重视发挥其意识形态工具作用和注重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意识到新闻事业的文化事业属性，并给予发挥其文化事业作用以足够的重视。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新闻事业的组织文化建设

没有文化理念的新闻机构，创造不出有文化内涵的产品。新闻媒体的文化身份理应是其身份特征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说的一个家庭的“家风”一样。在何种“家风”中成长，就可能成为一个什么人，一辈子都很难改变。新闻事业也一样，有什么样的组织文化，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报格台风，进而也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此而言，新闻机构的组织文化建设应是其发展的重要内容。

在此一方面，有些学者也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例如梁瑞平在2000年第5期《湖南社会科学》发表的《浅议新时期报业文化建设》一文对报业文化的内涵以及构成报业文化的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形象文化等作了相当全面的阐述。程怀强、刘晶在其发表于2007年第8期《经济研究导刊》上的《哈报集团制度建设的企业文化引导研究》一文中阐述了报业制度建设的企业文化引导的问题，提出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要加强文化引导。从新闻实践看，也有不少新闻单位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总体上讲，尚有不少新闻机构还缺乏建设组织文化的自觉意识，或者对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二）注重发挥新闻事业的文化功能

所谓新闻事业文化功能的发挥，相对于社会而言，即承担文化建设的责任；相对于特定读者而言，即要有文化服务意识，要有满足其文化需求的意识――满足其文化追求的需要，满足其文化栖息（生存）的需要（文化是人的精神生命）。我们常说“叶落归根”，为什么要叶落归根？其实是为了追寻自己的文化家园。面对特定人群的新闻媒体，应成为特定受众的文化家园。使他们的精神在这里得到栖息，在“自己的媒介”上找到自己的精神生命的归宿。美国学者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曾谈到：“当我们审视报纸时，传播的仪式观着眼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例如，它更多地不是把读报视为发送或获取信息，而是将其视为好比参加一次弥撒仪式，在那种场合下，虽然人们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但是特定的世界观得到了描述和强化。”

就新闻媒体的文化功能而言，受众的接受过程，常常也是一个内化社会文化和享用社会文化具有仪式性特征的过程。的确，当我们接受新闻讯息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获取迅息，还是在从事一个通过参与媒体的具有仪式性特质的传播活动，而获取、强化、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的价值观念系统得以改变，得以肯定。因此，新闻媒体必须有明确的文化追求。在这一方面，近些年来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例如，《海南日报》李科洲先生于《赋予报纸文化内涵》一文中曾阐述了“报纸也是文化纸”的命题，并介绍了他们重视发挥副刊文化功能的做法：“每天，当我们打开一张报纸时，我们希望获得最新的信息，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娱乐和休闲，希望能得到精神的疏导、身心的放松、性情的陶冶、梦想的放飞……因此，人们才会说，报纸是新闻纸，也是文化纸。”“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有些报纸大量缩减副刊版面的背景下，细心的读者注意到，《海南日报》承载文化传播的专版和副刊版面不减反增，这是为何？”“最能体现一张报纸文化性的是副刊，副刊是纸质媒体的一面旗帜。它不仅能满足读者的文化消费需求，而且还能丰富、延伸和补充新闻报道，以文化性来彰显报纸的新闻性。基于这种共识，海南日报尝试在新闻性之外做足、做活文化报道，努力使报纸厚重起来。”

（三）树立新闻媒体的文化定位意识

把新闻媒体的文化定位作为品牌建设的重要前提。不同的受众有不同的文化特征（知识、规范、价值观）。特定的社会群体的知识需求如何？应该遵循的社会规范如何？应具备的价值观念如何？新闻媒介一方面要适应其文化特征，另一方面要进行文化引导。无论适应其文化特征，还是对其进行文化引导，其前提都是要使得新闻媒介的文化特征与特定的受众对象的文化特征相吻合。文化定位涉及的主要问题是新闻媒体的文化追求应该与特定社会群体的文化需求相符合。

特定的受众有特定的文化需求。例如，农民和市民相比较，各自的文化需求差异很大。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同为市民，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文化需求差异也很大，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生命状态和生活需要。

第7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从2003年底开始，全国新闻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三项学习教育”活动，数十万编辑、记者和新闻从业人员，逐步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建设的理解和认识，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共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与时俱进的先进文化理念引领广大民众，用把握社会主流、反映生活本质的新闻精品回报人民和时代，受到了党和人民群众的首肯和嘉许。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一些新闻作品还存在社会责任淡化和文化品位低下的缺憾，存在着先进文化理念缺失和低俗文化渣滓泛起的现象。这些现象不仅激起了广大新闻受众的强烈不满，也受到了新闻队伍内部绝大多数具有正义感的人们的猛烈抨击。随着党的十七大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随着“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进一步深入，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使我们的新闻彻底摆脱腐朽、颓废、迷信、愚昧、浮躁、狂热、享乐、荒诞等旧文化和外来文化糟粕的影响，履行自身的文化责任，提升自身的先进文化含量，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有效地提高我们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笔者也愿意在此发表几点感言。

一、端正导向，引领时尚

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财富，也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的塑造，是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任务。崇高和完美的民族精神也是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标志。我们的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必须以民族精神的塑造这一根本任务为出发点，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利用各种新闻形式来促进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塑造和完美，进而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协调地向前发展。

当前，我们必须根据十七大的要求，“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以此来促进全民族道德水准的有效提升和民族精神的完美塑造。

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受到冲击，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悄悄地“时兴”起来。在我们的少数新闻报道中，那些不讲公德、个人至上的行为，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行为，不讲诚信、尔虞我诈的行为，人情冷漠、见死不救的行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抨击和遏制，而对大公无私、诚实守信、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的宣传，似乎显得理不直、气不壮，缺少应有的力度。应当说这是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针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而言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我们的新闻作品就应当自觉肩负起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的重任。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来衡量客观事实，该推崇的推崇，该表彰的表彰，该推广的推广，该反对的反对，该抵制的抵制，该批判的批判。要做到旗帜鲜明，爱憎分明，决不吞吞吐吐，含含糊糊。要坚持新闻作品正确的舆论导向，真正引领社会公众的目光和注意力，引领社会的崇尚目标和价值取向，引领各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和社会时尚，使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有效地占领城乡的思想文化阵地，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的提升，使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中的糟粕得以剔除和扬弃，精华得以发扬光大。

二、拒绝低俗，崇尚健康

健康有益，积极向上，意蕴深厚，情趣高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也应成为新闻作品的主旋律。近几年来，我们的新闻作品中不乏这种主旋律，但是也有一些新闻作品的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低俗化问题相当严重。无论是报章杂志，还是广播电视和互联网，许多媒体都有程度不同的低俗化倾向，个别媒体变成了“媚体”，它们为了吸引受众的眼球，提高阅读率、收听率、收视率和点击率，大肆兜售“腥（血腥）、星（明星）、性（性乱）”新闻，渲染暴力犯罪，恶炒艳事绯闻，热衷暴露隐私。有的媒体竟然报道商场组织裸女当街表演人体彩绘，为自己的产品作广告宣传；有的报刊上竟然出现《为什么这样红》、《女明星的大腿为何这般美》、《床上戏很有味道》等低级下流的新闻标题；有的甚至明目张胆地刊登中国女人和外国女人各种姿态的和半裸的照片，实在令人不堪入目。很显然，这些新闻作品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都是消极颓废和腐朽没落的，它们所起的作用必然是负面的，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称为“精神鸦片”和“文化垃圾”。

造成新闻低俗化的原因，固然有少数传媒工作者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低下的问题，但媒体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媒体为了眼前的一点蝇头小利，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便不惜偏离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惜降低新闻的文化品位和格调，来迎合少数受众中那些庸俗的低级趣味，使严肃文化、高雅文化和精英文化日渐衰微，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化垃圾却大行其道，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我们正视的反常现象。

在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的热潮中，我们深深感到，要在新闻作品中扫除低俗、鄙俗、粗俗、媚俗之风，最为重要的是提高全体新闻工作者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素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对各级各类新闻媒体而言，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来统领新闻宣传工作，下决心全力提高新闻作品的先进文化含量。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读者》杂志，2006年平均发行量达898万册，最多时突破1000万册。在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的省份，发行量都超过了100万册，并已在海外累计发行50多万册。《读者》作为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名牌，早已稳坐亚洲第一、全球第四的交椅。作家魏明伦评论说：“《读者》不靠‘枕头’，不靠‘拳头’，却能超过‘两头’书刊的销量。”《读者》为什么能长盛不衰呢？关键是它的文化品位，是它所具有的先进文化的价值。该杂志社社长彭长城说，《读者》提供给人们的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高雅的、健康的文化，一种开放性、先进性的文化。通过阅读这本杂志，你就能了解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优秀文化。它能充分满足读者的审美、鉴赏需求和对真善美的强烈渴望，对人间真情、高尚情怀和高雅文化的追慕。所以，它最终赢得了千千万万读者的一致认可和青睐。《读者》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新闻出版单位只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传正统，不落伍，敢独立，不媚俗”，旗帜鲜明地拒绝低俗之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繁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也就能不断提高。

三、锐意创新，促进繁荣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新鲜、新颖、新奇，求新、出新、创新，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实际需要，也是新闻作品应有的品格。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在新陈代谢、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进步的，创新永远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驱动力，而新闻的创新则是广大新闻受众的一致需求，也是新闻事业不断繁荣兴旺的前提条件。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与新闻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往往是同步的，所以文化的创新与新闻的创新也是有着紧密关联的。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精神，我们必须很好地坚持文化和新闻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原则，创作出更多的反映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现实生活，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精神文化产品和新闻作品，以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改革开放以来，新闻出版界创新成果辉煌。仅就平面媒体而言，国内不仅拥有传统的日报、晚报，还先后出现了早报、晨报、午报、都市报、行业报、专业报、企业报，最近几年还出现了网络报、手机报和免费报，它们与书刊、广播、电视和互联网一起，一天24小时滚动式地及时传播着各种各样的新闻和信息，传播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今年5月，著名作家苏叔阳将自己撰著的《中国读本》中文简体字最新插图版、中文繁体字版、英文版三种版本寄赠给总理，并在信中向总理汇报该书被译成英、俄、德等10种语言，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情况。温总理在回信中说:“你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读本不仅为我国青少年了解祖国和中华文化提供了一本图文并茂的基本知识教材，而且向世界人民生动具体地介绍了中国，我向你表示祝贺和感谢。用图书讲解中国，把世人的目光引向中国，是个良好的开端，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做这项工作。”温总理的信，不仅是对文化和新闻出版创新工作的首肯和支持，而且也是对文化和新闻出版创新工作的激励和推进。

第8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一）以学校教育为主渠道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相当重视，他曾说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主要通过创办学校、进行集会、学习通俗读本等多种方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1917年，就曾在长沙创办过工人夜校。在大革命期间，先后在广州和武汉主持和创办了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创办学校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1936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主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给抗大学员讲课的主要内容。1939年6月，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两年来，在中央直接指导下建立了抗大、陕公、党校、马列学院、鲁艺、青训班、女大、工人学校、卫生学校、通讯学校、组织部训练班、行政人员训练班、边区党校、鲁迅师范、边区中学、鲁迅小学、儿童保育院等十七所学校，学生多的万余人，少的几百人几十人，几千个干部从事教育工作，教育出来的及尚未出来的学生三万以上。”

（二）在纠正错误思想的过程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很注重思想作风建设。1929年12月，在《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其中包括单纯军事观点、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强调其对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巨大妨碍性。1937年6月，针对十五年来党的路线和传统问题，肯定了党的大多数干部与大多数党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革命胜利的原因，同时也指出思想错误都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必须纠正和避免。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大创造，其通过学习理论文件，其中包括《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二十二个文件，系统批判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尤其是党内领导干部的和教条主义，从源头上和思想上消除了错误思想。这不仅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而且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

（三）通过多种实践形式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倡通过多种方式共同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无产阶级的新闻理论中，报纸，尤其是党报，成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最有力的传播工具。特别强调了报纸在宣传过程中的重要性。1943年3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讲话中指出：“中央同志要善于利用报纸，要有一半的时间用在报纸上。”认为报纸是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他亲自指导了《解放日报》的整风改革，并成为该报刊的重要撰稿人。除此之外，指出不能忽视标语、口号、宣传画、演讲、文艺演出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他说“：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他也曾说过：“第一口头讲话，第二贴布告，第三写标语，第四出传单，第五演新剧，第六墙报上做文章。”通过宣传形式的多样化和通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灌输、渗透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成为指导革命运动有力的理论武器。

（四）重视马克思主义宣传队伍建设。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认识到培养理论家、领导干部在革命中的重要性。首先，认为在中国必须培养一支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正确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发生的实际问题的理论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提倡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认真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涌现了一批理论家，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其次，善于使用、培养和爱护干部，他认为一支强有力的懂文化、懂政治、懂军事的干部队伍能够发动群众参加革命。他强烈要求党员干部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来带动群众并践行革命思想理论。他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同时认为，强有力的干部队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不够的，应提倡领导干部结合群众共同推进。1943年6月，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号召领导骨干应该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他强调：“许多同志，不注重和不善于团结积极分子组成领导核心，不注重和不善于使这种领导核心同广大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因而使自己的领导变成脱离群众的的领导。”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当代启示

（一）注重学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首先，将高校发展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阵地。青年是民族的希望，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两课”的教育，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和把握远大理想及现实目标的关系，自觉地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目标。其次，把党校办成马克思主义学习的重要阵地。党校是培养党员领导干部和理论骨干的主渠道，是党委的重要部门，对推进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培养一批“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理论宣传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首先，注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建设，培养他们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够使马克思主义从书本走出来，深入解决实际问题。其次，要广泛吸纳党政领导干部，进行经常性的理论宣传教育，注重发挥干部典型、群众骨干的积极作用。最后，大力培养既懂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懂网络传播的专业队伍，及时占据新闻媒体舆论场中的话权。

第9篇：新文化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农村、文化建设、文明

中图分类号：U492文献标识码： A

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科学、客观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树立科学发展观这两大战略思想，是非常必要和及时的。通过对“三农”问题的多方探索和实践，一幅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蓝图勾画出来，而文化则是这蓝图上绚丽的色彩和闪光的亮点。在中国广阔的大地上，九亿新式农民将以新思想、新方法，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气象、新风尚。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总结出：“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文化代表民族的底蕴和内涵，也是民族延续和发展的根基和灵魂。

新农村的文化现象有其自身的意义和形式，有着鲜明的不可替代性，就其功能起到了凝聚、团结、规范群体的作用，更是任何浮于表面形式化的蜻蜓点水式的“送文化下乡”和走马观花式的“提高农民素质”所不能包括的。

建设新农村的新文化，一方面需要农村基层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倾心扶持；另一方面需要广大农民群众自身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参与。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农民，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熟知是优越的条件，已提高了生活水平的农民最急需的是思想观念的更新、生活习俗的改变。精神层面上的富有，才算真正的富有。切实树立起适应新农村发展的文化观，使农民成为土地的主人、精神家园的主人，在农村的生产、生活中是十分心要的，也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促进农村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已成为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

新农村的新文化建设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步和发展的。立足现实，调整思路，确定目标，是新文化建设的新内容。

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多样化和多元化的趋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生活条件、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广大农民对精神食粮的需求，日趋多层次、多方面，并有了强烈的迫切感，而文艺工作者所能提供的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无论在规模上和数量上都是简陋的、单一的。其文化门类明显缺失质量和水平，更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尤其在文化服务的程度上及覆盖率上，差距更大。

精神文化产品来源于生活，生活的根基在农村沃土中，在农民的渴望中。我国广阔的农村、广大的农民才是文艺事业繁荣的市场和主角，更是文艺工作者创作的立足点的源泉所在。立足现实，紧跟时展步伐，是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必须。

农村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通讯、能源、交通、公用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使得对那些“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新题材、新内容、新形式、新风格的文艺作品有进上步的渴望。广大农民的迫切需求，也促使文艺创作切实地反映新农村经济的新局面，歌颂改革开放的新主题；文艺创作必须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渴求。只有农村题材的文化创新保持旺盛、鲜活的生命力，才能使农村文化阵地异彩纷呈、丰富多彩，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应该看到，农村精神文化的生机勃勃，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创造活力，他们密切联系群众，根植于农村天地，着眼于农村历史的变革，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文艺作品的创作血脉与中国发展史的血脉紧紧相连。在实现小康目标的指引下，为把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农村的新面貌、新气象展现出来，去努力创造出广大农民喜闻乐见的新作品，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新农村新形象，吸引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产、生活第一线，准确、全面地了解新农村的新风采。摒弃老模式、旧框框，如实描绘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进程。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拼搏奋斗的，有素质、有文化的新农民新风貌。过去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现代的农民懂科学、会管理，市场意识强，创新意识强，这是一代新型农民的新形象。

新农村的文化建设要抓全面，放开眼界，农民的群体开拓进取，为农村发展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和带头作用。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农村的体现，首先是农民观念的更新、习俗的改变。塑造科技创业、知识创业的新农民形象，才是教育人、鼓舞人的榜样力量。

广阔农村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新文化建设的创新是广大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各种门类、各种题材的文艺作品，丰富了农村文化阵地和文化舞台，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精神享受和艺术享受。文化意识的创新，带来文化产品的创新。提升对农村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水平和档次，是衡量文化市场兴衰的标准。

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文艺工作者应努力发现农村生活、生产中的亮点，充分发挥创作潜力，为九亿中国农民花心血，下工夫，创作出好作品，并根据时代需求，追随那些从农村走向城市，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的农民大军，还有那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投身都市、勇于创业的新式农民，发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和时代精神。

各种媒介的利用，为农民和文艺工作者提供了通畅的渠道，也给农村文化建设构建了新的平台。充分利用民族民间的文化资源，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结合，满足广大农民群众享有质优价廉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推动农村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使新农村文化建设形成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大众气派。

当然，新农村新文化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决不可能一帆风顺，但其中蕴含着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则是坚定不移、不可动摇的。

新文化的建设需要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重视，社会力量的关注；也需要相关部门的指导，社会力量的支持。最具主动性的还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加之软件、硬件的建立和完善，形成较完整的文化体系和文化氛围。对传统文化的记录、挖掘，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容，对新的文化产品的扶持、爱护，更是落实“战路思想”的实际行动，当然还要在服务上下苦功夫。

当代中国正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因地制宜地开辟新农村新文化的场所和阵地，切合实际地发挥广大农民群众自演自赏、自娱自乐的文艺才能多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文化产品，这是新时期赋予我们群众文化工作者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