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重建”

近些年来,中国社会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国学热”,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都开始谈论起中国传统的问题,并以此作为一种时尚。可是,当我们面对着许多传统的缺失时,我们感叹,并要追根溯源找到问题的所在,“新文化运动就这样卷入了这场全民大讨论中。这几年常听到或看到一种议论,说新文化运动全面反传统,具有感情用事的非理性色彩,造成中国的思想危机;说“打倒孔家店”在中国文化史上带来一股“左”的思潮,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断裂”,开启了的先河,等等。持这种论点者,国外、国内都不乏其人。

说起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与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我看来,新文化运动中的“反传统”对中国社会的“文化重建”是有积极意义的。

首先,在那个时代,文化革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础的改变,使得作为依附于这种社会制度的文化也不得不随之改变。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其理论基础的,其创始者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那时的中国是奴隶制瓦解之前的苟延残喘,而孔子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的一员,所提出的理论自然是针对奴隶制社会的。后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中国走进了封建社会时期。其实,在处于封建初期的秦朝和汉朝前期,在中国文化中占有统治地位的是道家而非儒家。儒家的重新崛起是在汉代大儒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改造,并被汉武帝极力推行之后的。董仲舒对儒学的重建,使得原本以奴隶社会为基础产生的儒家文化适应了封建社会的,而儒家文化也因此重获新生。

二十世纪初期,封建体制摇摇欲坠,而被封建统治者用作维护社会秩序和巩固统治而被极力改造的儒家文化,也面临着一场“抽根”似的危机。其实,新文化运动中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次重建。只是,董仲舒的那一次是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进行的,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进行的。

其次,新文化运动打破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形成的对于权威的迷信,使人们可以更好地“去粗取精”,改造传统文化。

从董仲舒改造儒学到封建社会瓦解,其间大概有两千多年。随着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儒家学说渐渐地发生了“质变”,成为专制主义与旧道德、旧文学的保护伞。从“天人合一”的“天命论”到倡导“三纲五常”的程朱理学,儒学从一种原本十分人性化的思想无奈地走上的扼杀人性的歧途,而这又导致了个人意识的泯灭以及对于权威的盲目崇拜,这毫无疑问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进步。俗话说,“矫枉必先过正”,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才可以唤醒民众,实现个性解放。

新文化运动期间, 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其实,由于封建社会的“潜移默化”,“国粹”早已被扭曲,到不如在那个时候一并打碎它――文化的东西是不会被本民族的成员所抹杀的,它最多只会“休眠”一段时间,等到适当的时间它自然又会苏醒,而且以一种更加饱满的精神去生长。我想当代的“国学热”就很能说明问题。国学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漂泊,终于又在社会中找到了归宿。而这一次,它将以一种新的方式出现,因为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现代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讨论,其实也就是对传统文化的重建,而这样的重建,必然会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把握,从而让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当代找到它适合的位置以及存在的方式,为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其意义还是十分巨大的。

最后,新文化运动还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引进了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以科学和理性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提出无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理的,不适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表现了科学的大无畏精神。新文化运动是一场理性主义而非感情用事的运动。当时提倡科学民主,提倡文学革命,都是服从于民族发展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选择。五四时期觉醒的青年们,正是最反对“盲从”,最反对“不求甚解,浑浑噩噩”,尽管手段有些激进,但他们追求的正是理性和科学的精神。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所以提出要采取“全盘西化”这样激进的方式,也是出于一种策略考虑。在当时的情况下,面对反动势力的层层威逼,我们的革命者们是无法安下心来,与他们大谈“一分为二”的重要性的,当时要做的,只是让整个中国知识界能够活跃起来,共同关注这个问题,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从而在这种论战过程中达到宣传自我的目的。

总之,五四是一个矛盾重重的时期,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一块里程碑。之后,中国文化界逐渐从“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中国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应当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审视历史,去评论我们的前辈,毕竟,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与我们是不同的,而如何走好今后的路,才是我们当下最应该深思的问题。

第2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与实践的内涵，是无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民主主义文化运动。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最初体现该历史阶段发展全部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而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的承续。1919年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运动；内涵；标准；《青年》；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1）06-0157-004

在现有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共党史著作、文章中论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标志，以1919年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标，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划分为前期与后期。这些论点几成定论，鲜有疑义。这些传统观点缺乏科学准确性，值得商榷。作为划分一个历史阶段的标准与界标至少应当遵循三个原则：一是必须包含有这一历史时期的全部内涵特征；二是这一历史时期必须具有同一历史层次与性质，不能将不同历史层次、性质的事件归结于同一历史时期；三是作为界标应当是最初体现该历史阶段发展全部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只有同时满足以上三个基本原则，才能科学准确地确定历史阶段的界限。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1919年则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涵

对于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文化革命运动的称谓，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绝大多数学者笼统地称之为“新文化运动”，如李新、陈铁健[1］13，王文权、刘天路[2］243等，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中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彭明在《史》中则称之为“五四启蒙运动”，侯外庐在《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中又有“五四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提法，等等。对于1915年至1923年这一时期文化运动的称谓与内涵存在歧异观点问题，已经有学者提出疑虑。然而在论述具有不同称谓的文化革命所具有的内涵特征时，诸多学者却又不约而同地以1919年或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为界线，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性质的时期。前期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掀起的以资产阶级民主与科学为武器的反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主要内容为提倡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宣扬白话文、文学革命，核心是民主与科学。后期的文化运动在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逐渐转向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为中心内容，成为日益与政治斗争结合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运动。将1915年至1923年的文化运动笼统称为一个概念“新文化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科学的。

我们在概括传统概念“新文化运动”全部内容时，很自然地从三方面认识这一运动：它是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运动，它是造就新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就是说它包含有民主与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及反帝反封建的共产主义实践的内涵。从内涵所体现的性质来看，它已经是无产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1915年至1923年间的历史过程，并不是每一时期都包含有上述三方面的内涵特征。在1919年以前只是具备民主与科学的内涵特征，而这一特征在辛亥革命前后文化革命时期已经具有。1915年至1923年间明显存在两个不同内涵特征的阶段，因此无法用一个名称去定义、概括，否则就违背了历史阶段划分标准应当包含全部历史运动特征的基本原则。

将两个不同性质、不同内涵阶段的文化运动归并为同一时期，违背了划分历史阶段同一性原则。科学的历史分期必须具有同一的分期指标，不允许在同一分期体系中出现不同性质的标准；不仅性质标准同一，而且应当处在同一概念层次上，不能在同一层次划分时出现分期指标概念上的相互从属现象。从诸多学者对这一运动的认识看，之所以称之为“新文化运动”，是相对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资产阶级民主新文化及相对于资产阶级旧文化的无产阶级新文化。若要将其统一为一个历史阶段，则当属资产阶级民主文化革命时期的大概念（不分新旧民主主义阶段）。然而这是用“资产阶级民主文化革命时期”更高层次的标准来界定1915年至1923年间的文化运动。另一方面，诸多学者论述“新文化运动”的内涵标准时，又不得不起用该时期更小层次的标准将其划分为两个不同性质的阶段。因此，在应用文化思想历史分期标准上存在扩大与缩小标准界线的矛盾。

由于诸多学者是以相对于封建主义旧文化来说“新文化运动”的内涵、作用，以致在划分历史阶段标准上缺乏普遍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原则，只注意了历史阶段标准的普遍性意义方面，而没有注意到历史阶段划分的相对性。我们无法以“资产阶级新文化”这一标准区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前后其他时期的差异性特征。以大的范畴而言，从到1949年的文化均属于资产阶级新文化时期，而1915年至1923年只是其中的一段。这一命题违背了划分历史阶段标准上普遍性与相对性相结合的原则。

将1915年至1923年的文化运动称为“新文化运动”，其概念本身存在指向不明确、模糊的问题，因而缺乏科学性。在中国近代史上，相对于旧封建文化的前期新文化思想运动至少有三个阶段，、辛亥革命及时期。辛亥革命在思想上是以宣传民主科学、反封建传统思想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单纯以新文化运动来称谓1915年以后的文化运动显然会产生歧义，故而学者在著文时往往不得不辅以其他文字说明，这不利于对文化运动阶段性发展的理解。

为完整体现具有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宣传与实践的时代内涵特征，笔者主张以已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概念来称谓具有以上内涵的历史阶段，而将此前的历史阶段称为“辛亥革命文化运动”。

二、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不是五四新文化

运动的起点

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几年间的文化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只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的继续。辛亥革命使中国政治经济出现了一次重大变革，引起了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的变化，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新观念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与追求，显示了中国政治文化的新趋向，人民心理更趋向于共和，掀起了又一轮文化思潮。现有大量研究成果已经表明，1915年9月至1919年的文化运动依旧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激进知识分子倡导和参与的思想启蒙运动，与辛亥革命前后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相比较并没有发生重大实质性变化；就其政治革命主张整体说来，他们没有超越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915年至1919年在文化运动性质上也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与辛亥革命前后时期保持了连续性，没有任何改变。陈独秀在《新青年》3卷4号上曾明确声明：“愚固迷信共和，以为政治之极则，政治上有共和，学术上有科学，乃近代文明二大鸿宝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由中国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革命转变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运动，并且使原先的文化革命增加了反帝的新内容，出现了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在整个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已经不再居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开始成为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成为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分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后的文化运动所宣传的内容体现出的内涵特征与辛亥革命前后文化运动是一脉相传的，我们没有理由人为地将其割裂为两个不同历史时期。1900年至1919年前的文化运动不仅在性质上没有任何改变，成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内容上始终保持着辛亥革命思想文化的延续性、承接性。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以后，文化运动所涉及的内容在1915年以前都已经提出了，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开始宣传倡导民权与科学思想，“民权革命”已经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口号，《科学世界》、《科学》杂志对自然、社会科学知识及科学方法、精神的宣传影响深远；辛亥革命前后就已经提出了反对封建专制礼教旧文化，并且在文学上进行了广泛的白话文、文字改革，出现了大量的白话文报刊杂志，倡导俗话文学，反对浮风、陈腐旧文风，章太炎就主张树立朴质新鲜的新文风。从民主科学思想的宣传到文学革命思想的阐发，1915年以前文化运动的内容并不逊色于《青年》杂志创办以后的一个较长时期。1915年《青年》杂志创办前后的文化运动在性质、内容上具有同一性，没有必要将其分割成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

1915年以后文化运动的广泛性、深刻性及形式上都与1915年以前的文化运动一样，体现出不彻底的局限性。我们清楚地看到陈独秀等《青年》杂志的撰稿人是辛亥革命运动的直接参加者，由于作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思想本身的局限性，使1915年以后的文化运动也没有能够超出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这一时期，他们忽视人民群众，只能把文化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当中，采用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宣传教育方法，因而所产生的作用、范围仍然与1915年以前相同，对于广大的工农群众的触及力很小。我们过去通常在评价这一运动时说它是一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造就了一代与工农相结合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是针对1919年以后的文化运动，此后的文化运动无论在宣传形式、广度及深度上，较之于前有很大的进步。

就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事件本身而言，它不具备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性质等全部内容特征，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征的最初反映，不能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起点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它也不是辛亥革命文化运动性质特征的最初反映，在该事件之前旧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革命内容业已呈现，并不断发展成熟，故而1915年9月也不能成为旧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开始。也可以说，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办事件不能成为传统时间范畴意义上“新文化运动”（1915-1923）的开端，我们不能过高地评价《青年》杂志在文化思想史上阶段性作用与地位。

三、1919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

1919年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革命的终结，这一运动已经具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涵特征，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帝反封建为核心内容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开始具有新民主主义特征。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从此中国革命政治文化指导思想不再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而是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的无产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以前文化运动的主流是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即所谓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与刊物大量涌现，无产阶级在领导文化运动的过程中把反封建与反帝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反帝反封建实践开始成为中国文化革命新的主要内容。虽然1918年已有著《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介绍十月革命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但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规模、深刻程度与辛亥革命前后比较并无多大的改变，与1919年以后的状况更是不能同日而语。正如邓颖超在纪念60周年时的座谈会上所说：“我看了一些材料，里面说是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受马列主义的影响。说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这符合事实，可以；但说受马列主义影响，就不完全符合事实。我们许多人参加时知道十月革命，但还不懂得马列主义。”[3］2我们不能说在1919年以前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文章就认定其进入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如我们不能把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对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思想的介绍称为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的开始一样。《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中国文化性质时说过：“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以1919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起点标志，也符合诸多老革命家、理论家的解释与认识。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艾思奇也认为：“作为文化革命运动，和以前的文化运动也有根本的不同。以前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它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文化革命运动以后的情形却不同，这个文化运动主要地已不是资产阶级文化对封建文化的斗争，而是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作为主力和指导思想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命运动。”[4］287

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是最初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征的重大事件。列宁在谈到历史分期时指出：“我们只是大致地以那些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作为重大的历史运动的里程碑。”[5］144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历史地位是十分清晰的，它属于特别突出和引人注目的历史事件也是明了的，无须累叙。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已经具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全部内涵特征，也是最早反映这些内涵特征的重大历史事件。以1919年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标志，既符合历史事实，亦符合历史分期划分的标准。

参考文献：

［1］李新，陈铁健.伟大的开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2］王文泉，刘天路.中国近代史（1840-1949）［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回忆录（续）［G］.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第3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关键词】 左翼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译介；历史贡献

1929年6月25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立。这标志着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左翼文化运动正式开始。左翼文化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和文化人士掀起了新的马克思主义译介热潮。

一、左翼文化运动加强了党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领导

左翼文化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翻译者多以个人研究的形式从事译介工作，缺乏相应的组织和政治保障。1930年3月2日，中共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最重要的文化团体――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此后，左翼文化团体纷纷建立，它们接受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内部设立党团机构，使党的组织行为发展到了各文化领域，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拥有了相应的领导机构。左联成立后即设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号召左翼学者以认真、严肃的态度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并且组织翻译人员进行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的讨论研究。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成立。作为负责马克思主义宣传工作的文化团体，社联在中共领导下成立编辑出版委会，并组织吴亮平、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著作。社联还创办了《研究》、《新思潮》等刊物，使马克思主义译者得到了更多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此外，社联还以大中学校为依托组织了书报评论、学术讲坛等活动，介绍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译作、交流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1]

1929年，中共在国统区的出版机构遭到大肆破坏。面对的文化压制，左翼文化工作者在中共领导下建立了一批发行进步刊物的出版机构，知华兴书局、江南书店、生活书店、新知书店等，这些机构委托或直接组织译者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工作。左翼文化团体和进步出版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对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进行了相对系统、规范地组织和管理，保障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正规地发展。

二、左翼文化运动掀起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高潮

左翼文化运动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而这也是左翼文化运动最杰出的历史功绩。运动期间诞生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各类译作，但作为一场影响重大的文化运动，左翼文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译介的贡献则是最直接、最显著的。

左翼文化运动开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时期，左联成立之初即规定了宣传和确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动纲领。[2]1930年，左联机关刊物《萌芽月刊》相继刊登了左联领导人冯雪峰翻译的《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马克思论出版自由与检阅》等文章。左翼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也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工作。他不仅亲自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等原著，而且积极探索马克思主义翻译方法、推动相关译作出版。1931年初，左翼文化运动重要领导人瞿秋白也投入到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的翻译工作中。他运用自身的俄文优势，参照苏联已有的材料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等文章。1936年，瞿秋白和鲁迅的部分译作被编成《海上述集》出版，成为当时中国最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论文集。

此外，冯乃超、张仲实、郭沫若、林柏修、苏汉、等左翼文化人士也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文艺著作，包括《艺术与革命》、《普利汉诺夫论》、《新艺术论》等。[3]其中，冯雪峰、郭沫若、冯乃超等不仅是左翼文化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也是当时杰出的文学家。左翼文化运动之前，学者主要翻译的是苏联、日本等国学者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献资料。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译介逐渐得到重视。从单纯翻译作品到强调翻译中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从学术化到相对通俗化的翻译，这些反映了马克思主义文论翻译水平的整体进步，也说明左翼文化运动为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工作跨越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左翼文化运动提高了马克思主义译作的数量和质量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国内出版和流通的马克思主义译作达到了六十余本。[4]左翼文化运动期间，在中共的领导和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左翼学者加入马克思主义翻译队伍，催生了一大批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这些译作中有的是对原著的首次翻译，有的则是国内出现的首个全译本。除了这些创新之外，众多译者还对之前翻译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做了更深入地研究。

1929年，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杨贤江翻译的、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专门性著作――《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由新生命书局出版。作为国内首个全译本，杨贤江这一译作列入了“社会科学名著译丛”。1930年11月，吴亮平翻译完成近30万字《反杜林论》。《反社林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总结性的巨著，也是一部专业的哲学著作。该书由江南书店出版，成为了中国首个《反杜林论》全译本，并于1931年和1939年间进行多次翻印和再版，引来了广泛的影响和关注。在其哲学著作《矛盾论》中就曾引用这本书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与质》的原文。1938年，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国内首个《资本论》全译本问世。这部译作翻译了《资本论》各卷、马克思和恩格斯25封相关通信以及3篇论文。上述作品均是马克思最重要的著作在中国的首部全译本，不仅开创历史之先河，而且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翻译水平。

除了在译介内容方面有所创新和深化外，马克思主义翻译工作者还在翻译数量和种类方面做了扩展。二十世纪后期到三十年代中期，仅左翼文化运动中心城市――上海就出版、发行了五十多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中向省吾翻译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吴凉的《左倾幼稚病》、郭沫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陈文瑞的《社会民主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等都是左翼文化运动时期诞生的马克思主义精品译作。[5]

左翼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面对严格的文化封锁，大批社会科学工作者在中共和左翼文化团体的领导下翻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译介工作持续、有序、规范发展，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翻译史乃至近现代翻译史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参考文献】

[1] 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M].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83-109.

[2]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版）[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91-292.

[3] 许怀中.鲁迅与文艺思潮流派[M].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224-229.

[4] 陶柏康，谭力.中国共产党和左翼文化运动[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116-117.

第4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1917年1月，蔡元培出掌北京大学，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改革，这场改革极大地震动了当时在中国讲学的美国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

在离开中国前夕，杜威曾对胡适说过这样的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教育家杜威对蔡元培的评价显然主要的不是学术标准，而是社会文化标准。从杜威的话语中，我们可以知道，评价一所大学的标准不是唯一的，而是至少有两个，即学术的和社会文化的。应该说，从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来说，北京大学的巨大影响力是世界任何大学比不上的。这种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约5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北京大学引领了中国的社会思潮，是中国社会新思想的家园。

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有两面大旗，一面是思想革命，另一面是文学革命。文学革命又有两个方面，一是形式方面，另一则是内容方面。形式方面主要是白话文的提倡。从内容方面说，文学革命主要表达的是一种新人生论。而此种新人生论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宗旨。

我们一般都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民主与科学两项。其实，新文化运动的内涵决不仅此两项，而是提出了将民主与科学包含在内的一种新的人生论。除民主与科学外，此种人生论还强调个人自决、自主、独立的人格；主张平等、自由、博爱；积极倡导人民论，坚决反对，指出国家是人民的公产，而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私产，提出要建立人民民主的国家。

新人生论显然是一种关于人的价值观的理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也是从此种价值观立论来解读民主与科学的。他们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良好的社会政治制度，更主要的是一种人生态度、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所谓的科学也不仅仅是指由学理组成的知识体系或学问，而主要是指求实的思想方法或态度。

第5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五四新文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渊源关系，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传统与革新精神是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资源，五四新人的文化根底与生活经历折射出传统与现代的双面人格，新旧文论轻审美重教化的相同取向则体现了高度政治化的社会的文学诉求，五四的文化博奕表明“传统”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性的存在。

进入新世纪后，尽管文论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进行整体审视与系统总结，反思百年文论的发展历程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我们注意到现有研究关注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受世纪初西方文化思潮影响，却较少看到中国现当代文论与传统文化的联系；重视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锐意进取的革命精神，却很少论及这些代表人物多元文化学养的知识背景。因为有这样的缺陷，现当代文艺理论发展进程描述的完整性受到了影响。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文化传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嗣后文化发展新趋势之间的关系，以真实地展示现当代中国文论发展的轴线。

一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外部，是借助于域外文化的推动，一段时间里“刺激——反应”成为新文化运动成因的权威解释。且不论按照赛义德的理论，此种由西方文化具有先天优越性观念切入的论断，其学术立场存在颇多问题1，即从新文化运动赖以发生并产生巨大影响的实际情形看，这种论断也显得过于简单化。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国门被打开，异域文化的渗透是事实，爿：确实起到了催化中国内部变革力量的作用。但以今天的眼光看，20世纪初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水平是有限的，文化霸权尚未确立，对别国思想文化的操控远未达到经济与思想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所达到的程度；同样的，中国当时的对外开放也是初步的与浅层次的，西方文化无法像列强的兵舰在中国横行一样轻而易举地完成对中国文化空间的占领。诚然，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有较多亲炙域外文化的机会，但参与新文化运动的大多数人都是本土知识分子，对国门外世界知之甚少，他们之能接受新文化运动的革新号召，参与到这场催生了一个新的中国的变革运动，除了强烈地感受到鸦片战争后国家不断受到列强欺凌面临的危亡情势，认识到一个自以为强盛的帝国其实已经偏离了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外部世界而外，我觉得也同中国文化中求进步、求发展的一贯传统有关。

学术界已经注意到在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中也一样潜藏着变革动能与变革趋势。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在分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因时认为，西方文化的冲击确是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的重要原因，但并非惟一原因，他指出：“远在近代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之前，传统中的异端有时也爆发为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继明代程朱陆王的争论之后，潘用微痛斥孔庙两庑都是一群僧道，并说孔子不得明师，所以其学说15年、10年才能进一步。这种大胆破坏的言论在当时曾得到很多人的支持。这不正是钱玄同在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上采取的‘一齐撕破'的办法吗。清初颜元也同样是一位最有破坏力的思想家；他不但反程朱陆王，同时也反训诂考证，他不但痛恨书本知识，同时也鄙薄知识分子。不过由于当时中国传统的社会秩序并未全面解体，又没有外来文化的挑战，因此这一类反传统的思想才得不到充分发展的机会罢了。康有为、章炳麟的反传统思想虽然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影响，然而其思想的主要成分则无疑是从清代学术中逐步演变出来的……章炳麟推崇荀子，其原即可以上溯至戴震、钱大昕诸人。乾嘉时代的考证大师们并不是人人都有意要倡导一种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思想运动，但是他们研究所及竟不期然地给未来的新思想运动创造了条件。戴震‘以理杀人'之说，在近代首先是由章炳麟发现的，到了‘五四'时代更自然而然地和‘吃人礼教'的口号合流了。五四运动自另有其中国传统的根源，决不是西方文化的挑战这一点可以完全解释得清楚的。”2如果我们承认变革进取也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说新文化运动抛弃传统便不能令人信服。在我看来，蕴藏在传统中的自强不息的精神，适足以成为五四新人从事社会革新运动的思想支持。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主要思想资源是人道主义。但人道的要求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在有人生活的地方，就会有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在一个以礼乐之邦自豪的国度里，人道主义可以说是遭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生生不己追求的目标。陈明主编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人道主义思想系统”，该书认为，中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潮有许多相通的原则，“但它们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形而上学背景却有差异”，“这种差异，使二者在文化形态上区分开来，价值上互补而不可相互替代。”3特别有意思的是，在论述中国自有其人道主义思想传统时，作者发表了这样一个对本文作者极具支持的观点，即，反对某些学者“以殖民地心态将我们自身五千年的文化传统视之为一种阶段上滞后的文化形态而加以批判贬抑。”4

总起来看，儒家的人道理想突出表现在对“仁”的倡导上。“仁”有双重含义：一，爱人，仁者爱人，孔子主张为人处世应当时时以己度人，即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阐发，着重解析了人性的特征，认为决定人性的基本方面是人的理性和道德之性。在《告子》一章中他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有外铄，我固有之也。”这种对人性的广泛的肯定性的张扬，不仅为后来表现人性的文学艺术提供了理论的依据，而且也有机地包容于新文化运动的文学理想中。抨击封建主义的兽性，激发人皆有之的善性，是五四文学的一个突出的特点。“仁”的另一个内容是维护统治秩序，即所谓克己复礼，由此衍生出一整套政治的、道德的行为规范，目的在于对人的思想与行动进行操控。在孟子人性观中，便有“寡欲”的说教。孟子认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上》），就是要克制人的感性的需求，去追求符合封建政治伦理的精神的”崇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专制统治者总是强调孔孟仁学中的这一个方面，从而形成对人性的禁锢。“发乎情，止于礼仪”，给鲜活的感性生命规定了一个逼仄的活动空间。儒家仁学的这一价值取向成了五四前驱们批判的鹄的，他们竭力想要激活的正是人的生命活力。周作人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曾经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其核心是作家通过作品中“普遍”与“真挚”的情感建构起对读者人性的召唤。

从文学方面讲，改良与革命也同样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自身的要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言“八事”，大多是古人认同的道理。例如：关于言之有物胡适强调的是情感与思想，而文学与情感、思想的关系正是中国古代文论经常性的话题；至于不摹仿古人，则更是一部分古代文论家始终坚持的主张，宋代江西诗派以文字、议论、才学为诗，以“无一字无来历”夸耀，漠视文学的情感性，曾受到严羽等人的严厉批评；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及清中叶后的学唐、学宋取向都曾受到当时人们的尖锐攻讦。抑情与扬情、复古与反复古的争论，成为贯彻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条主线。再如，萧统以“踵事增华”、“变本加厉”，涵盖文学发展的历程，叶燮以“因创沿革”概括文学发展的规律，文学进化之理，在《原诗》中已经阐发得相当清楚了。倒是胡适偏重于形式进化的观点反不如古人能够揭示出文学发展的真谛。从“击壤之歌”到诗经、楚辞，岂止是形式的进化，在我看来更是内容的丰富与扩张。

陈独秀倡言文学革命，并力陈“革命”一词“革故更新”之外来意，但深通中国文化的陈氏应当知道，“革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一个名字，而《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也早已超出了王朝轮替的意涵。这里，“天”可以理解为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应乎人”则是对人的进步要求的积极反应。文中“文学艺术，亦莫不有革命，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从下文对中国文学史进程的描述看，无疑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一种涵盖并据以为作者尽情发挥的基础。特别应当指出的是，陈氏的三大主张，如果撇开“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这些新词汇，那么，其“平易抒情”、“新鲜立诚”及“明了通俗”的文学主张，亦都耦合于那些对文学的特点颇有些见识的古人的意见。总观此文，陈氏特别反对者不过是前后七子与桐城派之归方刘姚而已。形式上，他认为，贵族文学以藻饰为务，失平民文学之独立自尊；古典文学，铺张堆砌，失写实文学抒情写实之旨；山林文学，深晦艰涩，失社会文学裨补时阙的务实品格。从内容上讲，此类文学“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及其个人之穷通利达。所谓宇宙，所谓人生，所谓社会，举非其构思所及。”从陈氏的反对与肯定的情形看，他批判载道的文学观，反对代圣贤立言的文学，并非要作家艺术家们固守审美的纯粹，一味在审美的世界里寻求自性的快适，而是要关心宇宙、人生、社会，即另立一种“道”统，让新文学载之前行。这一点，其实在陈氏的这篇檄文性质的宣言中已经表达得相当清楚。他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以此而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这样一分析，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不过是重复了梁启超“欲新政治，必新文学”的旧论。

二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资源的分析可以直接昭示这场文学革命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的话，那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参与者的人生轨迹、人格范型的爬梳更能在一个深刻的层面上确证新文化运动与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

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大多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来自于他们永不枯竭的才情与奋不顾身的涉世情怀，彰显的依然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特的人格范型。文化学养与功底构成这些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环节，也是他们受人尊重具有较高社会号召力的前提。但是令人不解的是后来的研究者对五四新人与旧文化的这种复杂关系未能作较深入的分析。人们怎能如此“粗心”地忽略这些文坛新人早年与旧文化日夕浸润，濡染甚深的经历，漠视他们后来不同程度地涉足旧学问研究的事实？

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原是一名前清的秀才，在封建科场中还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他的扎实的古代文化功底是无人可以置喙的，正是因为有此功底，当他退出新文化运动的前哨阵地，极不甘心地避居到四川江津石场屋的一座老宅的时候，能够效法前人的除了那貌似矜持心实戚戚的隐者行止外，还可以在一个最需要旧式学问功力的领域（文字学）展示自己不俗的学养与才情。

同样地，当胡适垄断话语权的努力归于失败，失去了对新文化运动发展方向的操控，后者不断加快其与政治革命结缘的进程，失望恼怒之余，便索性与旧日同盟者告别，一头钻进浩如烟海的古籍，兴趣盎然地做起了“整理国故”的工作。

如果胡、陈“勋业不终”，不足为训，那么，公认始终坚持了新文化运动进步立场的鲁迅，早年在三味书屋的文化启蒙，难道不也是他后来能够写出匕首与投枪式的文化论文，用以抵挡明枪与暗箭，终身得益的一段经历？他从魏晋士人那里学得了鄙视官场、笑傲江湖的文化精神，也学得了魏晋士人宁愿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作者欣喜地看到，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人们也已开始注意五四新人与旧文化的联系。束景南、姚诚的《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不同承传》一文便较深入地论析了两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线人物与传统文化的承传关系。在谈到鲁迅时文章首先将其与吴越文化“尚力、好斗、坚忍”的性格加以比附，继又指出：“他喜欢孔融、嵇康，欣赏他们那种独立不羁的人格，充满叛逆的文化气质；甚至在陶渊明身上，也能发现‘金刚怒目'式的负气使性。”5从鲁迅杂文针砭病痛的犀利中分明可以发现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的影子。无独有偶，黄裳也注意到鲁迅的创作受古人影响的那一个被人忽略的层面6。

其实不止是五四一代，即使是嗣后由新文化运动哺育的新人，传统文化也是不可轻易言弃的精神依凭。何其芳在新诗、新文论的圈子中跌打滚爬了大半生，居然“晚节不保”，遭逢文革后，反而对已经沦落为“四旧”的旧文化心存留恋，写出了不少既见真情，又显稚拙的旧体诗。

文化学养之外，五四人物的人格，也既有传统文人以天下自任的豪迈、耿介，也一并捎带了旧式文人的做派与习气。陈独秀少年时在家庭生活中备受封建家长制的荼毒，深恶痛绝，但他的性格中也融入了封建独裁的因子，他的民主思想是不彻底的。他从事的是人类解放的事业，可是他自己用情不专，频频涉足花街柳巷。早年，他只是一个孤军奋战的民主主义斗士，尚情有可原；后来他被推举为中共的领袖，对一个处于极度复杂的斗争环境的政党负有严肃的领导责任，还不能了断宿疾，便很难得到人们的谅宥。不过这正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些人身上绵延着深厚的旧文化的血脉!1926年1月间，因为一己私情，他竟与其时正面临国内高涨的革命情势、极需坚强领导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失去联系达一月之久。陈独秀的朋友们对他的革命精神与学问十分佩服，对他的这点雅好也尽可能地表现出优容，但内心里大多不以为然。蔡元培当初为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曾在陈氏下榻的旅舍屈尊坐等厮混迟归、高卧不起的陈独秀，但如果在作为开民主风气之先的北大，让蓄妓嫖娼这类劣行蔓延开来，自然是大为不雅。为了约束陈独秀及北大中有与陈氏相同嗜好的风流名士，1918年9月，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规为“不嫖不赌，不娶妾”。陈独秀明明知道这是蔡氏“爱人以德”，为他特设的一个圈套，心底里颇不以为然，但还是体谅了蔡氏的苦心，硬着头皮入了这个进德会。为了更好地管束他，蔡元培还特地将陈独秀加冕为会中的评议员。胡适一直被视为私生活较为检点的，但从陆续挖掘出来的史料来看，其实，早年的胡适似乎也一样沾有旧式文人的习气，放纵时居然闹到进警察所的地步。后来稍有收敛，但有时孤馆逆旅，对打茶围，喝花酒也颇有些兴趣。新文化强调的是科学与民主，其核心是构成现代西方价值观核心的理性精神与人道主义。然而在私人生活领域，情欲颠覆了理性，女性被当作了玩物。马克思说：“拿妇女当作共同淫乐的牺牲晶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7看来即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塑造现代人格也仍然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大贤不拘细行，生活在20世纪初的这些卓尔不群的人杰，身处转型中的社会，总是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缺陷，金无赤足，人无完人，性格弱点并不能折损这些人的人格魅力，人们也不能抽象地运用一般的评判标准来估衡这些不寻常的人物，对这些历史旧事的追溯不过是为了证实文化新人并没有脱离他们生活的文化土壤，在他们身上一样折射出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不同侧面。

三

从价值取向看，五四新文学大张反抗、叛逆的旗帜，表现出与旧文学决裂的指向，振聋发聩。但究其底里，我觉得这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姿态宣示的要求。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分析学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8可见，矫枉过正、激烈的批判立场体现了文化转型期的共同特征。撇下那些激愤的呼喊，深入到新文学领袖人物文论的深处，反倒能发现新旧美学取向间清晰的联接线索。

中国的文化主流具有高度政治化的特征，文化的中心是政治，焦点是维护还是毁弃已有的政治秩序。刻意规避政治，遗世独立的知识者大多被充分政治化的社会边缘化。孔子诗论也试图中庸，不否认文学的情感性与审美的价值，但作为一个置身于“礼崩乐坏”时代以天下自任的哲人，必然更多地注意文学在建立与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作用。兴观群怨与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论述表明孔子在肯定文学的审美价值的同时注意掘发文学的政治伦理功能。从这一特定的角度看，五四关于文学的设计并没有越出孔子所确定的审美与服务社会现实的双重价值取向。五四新文学反对“载道”的封建文学，但显然是认同并极想好好利用文学的“载道”功能的，即将能够载道的文学服务于别一种政治与伦理秩序的建构。那就是极力发挥文学在民主与科学启蒙中的作用，张扬个性自由，建立民主制度，实现强国之梦，籍文学参与社会改革与发展的进程。之前的现代文学思潮的研究者都十分看重陈独秀的“三大主义”，我注意的是这“三大主义”背后隐藏的陈氏的社会政治主张。其实这也算不得什么秘密，正如前述，作者在宣示这三大主义的著名论文中，已将他的这一层意思清楚地表露了出来。也就是说，尽管新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以文学革命相号召，他们有与旧文学相反的社会价值取向，但从美学角度看，他们与儒家文论一样并不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是将文学看成是寄托政治抱负与求取人的解放、对大众进行宣传的一种工具。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新文论并不反对文学与政治合轨的文论传统，只是调转了前进的车头，使其向反封建争民主、反迷信崇科学的方向发展。在我看来，这种文学思想极大地影响了现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二三十年代那些张扬革命的创作缘何缺乏审美价值并随生随灭，其病根盖出于此。蒋光慈等左翼作家的的创作被文学史家所轻视，正是因为在他们的作品里除了革命的呐喊之外，读者很少能够获得审美的愉悦；反到是一些与革命少有瓜葛的作家却创作出了较有生命力的作品。而这似乎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学传统的别一种继承吧。

建构与毁弃虽然价值取向不同，但都体现了中国文化以政治为核心的特征，政治压倒审美的取向一样反映于新旧文学之间，五四新文论并未脱离中国文论重安邦治国、轻文学审美的传统。是的，孔儒曾将“尽善尽美”作为审美的极境，但是，在审美实践中，尽善与尽美大多难以做到最佳的结合，论文者不得不在尽善与尽美之间作某种平衡性的选择，儒家文论为要尽善而以牺牲审美为代价，这种文论传统同样影响到现代文学新人的美学选择。

五四新文论的学术立场也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特性有关。在西方，人们常把知识分子称作“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将之作为社会批判的价值尺度，另一方面又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实现，孜孜砣砣，上下以求，有一种宗教的救世情怀。在对知识分子身份认证方面，中西方似有相当大的相通性。孟子称古代知识者——士是社会中“无恒产而能有恒心”的人，称颂士志于道，并向知识分子鼓吹灌输舍物质、张精神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一直被中国古代知识者视为处世行事的箴规，并不断被强调被升华。宋代范仲淹将这种规范渗透到私人性的情感领域，张扬先天下、后个人的忧乐观，用以规范仕与非仕的全体知识者。因此，每到危急存亡的乱世，总是有一批血性的知识者挺身而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林则徐），长歌当哭、慨当以慷。

中国知识者这种以家国自任的政治身份先天地植入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血脉，我们从“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诗中能够感觉到悲壮中的青年鲁迅的精神依凭。冯天瑜为《百年忧患》一书作序，在论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特性时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和全新世界背景的产物，然而，“知识分子虽脱下了士大夫的长袍，但在精神上却承袭着士大夫的某些传统特质。”“中国的社会阶层序列一直是‘士农工商'，与商人陪于末座相反，士人历来居四民之首，他们不仅自视国家栋梁，也被社会认作人中精英。”“在认知层面，士人以‘求道'、‘闻道'、‘弘道'为最高旨趣，以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为使命；在政治层面，士人以‘平治天下'为目标……”文章指出，社会现代化包括“社会重建”与“文化重建”两项主要内容，新生的中产阶级与知识分子应分别承担这两项任务，但“由于内外条件的制约，中国的中产阶级底蕴不足，这不仅表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宗法——专制势力的依附屈从，而且，中国历来缺乏市民政治独立、文化自主的传统，因而在精神上患有先天软骨病，既无力量、也无胆略担当起社会重建的使命，于是，这一日渐紧迫的任务连同文化重建任务，一并落到同样发育并不充分的知识分子肩上。”9然而身负双重任务的近现代知识分子面对的却又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危局，其人生历程由此显得愈发地激越悲壮。这种经历颇与马克思在描述欧洲资产阶级最初崛起时表现出的那种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相似，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的斗士们“找到了为了要把自己的热情保持在伟大历史悲剧的高度上所必需的理想、艺术形式和幻想”10。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为了承担他们其实难以一身兼任的双重任务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与感情调动至悲剧的高度。知识分子虽然从事的职业不同，但专注于民族危亡与国家的前途是艰难时世中的共性，因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从事新文学运动的一帮文化人。鲁迅嘲笑“新月派”回避现实的审美取向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脱离这个赖以生存的地球；茅盾的《社会背景与创作》强调新文学应“乱世”之运而生，强调文学应当表达“怨以怒”的政治情绪，以体现“文学家能够尽的职务”11。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文章中，鲁迅说：“谈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意思是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12

四

美国学者麦金尔太有一部论述人类道德演变的专著，其中关于道德发展的绵延性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颇多启发。麦金尔太说：“个人生活就是传统的一部分”，个人生活是“被引导在那些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的”。他批评现代主义轻率地否定传统文化的态度。认为离开了文化传统也便失去了认识发展与思想进化的基点。麦氏指出：“传统的一种适当意义是在对将来的那些可能性的把握中表明的，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过去已使现在的出现有其可能，活着的传统，恰恰因为它们继续着一个未完的叙述而面对一个未来，而就这个未来具有的任何确定的可确定的特征而言，它来自于过去。”13因此，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标举与旧文化决裂的旗帜，但他们及他们所倡导的新文化的出现归根到底仍然是传统的一个新的发展。

在麦金尔太阐释人的行为的叙述语言中有一个名为“环境”的关键词，麦金太尔指出：“一种环境有一个历史，而个人行为者的历史不仅是，而且应当是置于这个历史中的，因为没有环境和环境在时间中的变化，个人行为者的历史和他在时间中的变化就是不可理解的。”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麦氏的学术视野中，环境被赋予复杂的意涵，“同一个行为可能不止属于一个环境”14，因而不能对历史事件进行线性的单一性的归结。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一文对中国近代社会在西方经济文化的全面渗透过程中的各种悖论现象的分析印证了麦氏的上述论断。黄宗智认为，近代中国在西方的侵略之下西方的影响以及本土的文明其实是长期并存的15。五四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前驱者们提供的是多种文化力量交叉扭结的复杂环境，一方面，西学东渐，西方给中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文化发展的样本，它大力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磨合，即使是骨子里仍对西方文化持排拒心态的人也已经变换了口气，转而以怎样学、学什么来规范这股世纪之交的西学浪潮，以减轻其对“国学”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列强欺凌、亡国灭种的现实危险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者以天下苍生为指归的爱国情愫，民族文化本有的力量也由此得到了相应的调动，低估中国文化在民族心理中的深厚积淀，认为新文化的创造会脱离这个现实的观点都与事实相去甚远。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正是在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平台上进行充满激情的表演。

其实除了历史环境的复杂性外，传统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认为，在“西方的冲击”这一思维架构中，“很容易把冲击的对象——传统，联想成一种没有生命的、被动的、静态的构造”，在这种联想的支配之下，“传统不是被简化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型态，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不是士绅阶级的意识型态，就是专制政体的意识型态。而文化传统的最大特征——复杂性和发展性，自然就被忽略了。”16由忽略而否定，五四造成文化断裂的观点遂成为权威的结论。

在西方学者中，吉登斯是对文化发展存在裂变持肯定态度的，在《现代性的后果》17中他试图解构社会有序进化的理论，否弃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的观点，即，不认为历史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但他申明，这并不是说世界万物都处于混乱之中，或是人们能够任意书写完全特异的“历史”。他把马克思视为他的基本观点的支持者，不过他也还是承认，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理论，即马克思的理论，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是有一个总的发展方向，并受着某种具有普遍性的动力原则所支配的过程。吉登斯对马克思相关立场的叙述是准确的。马克思确实在特定的场合论述过新旧社会的文化决裂，强调了新旧秩序、新旧文化、新旧道德之间的对立性质，但生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连续性的观点决定了他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历史发展存在大片空白的跳跃。我认为，将传统看作是一个动态过程，看作是不断生成、不断演变的过程才是科学的态度，而这种种关于传统的观点也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同。甘阳的《传统、时间性与未来》阐述了他对传统的理解，他指出，以往的通常看法实际上多半是把“传统”与“过去”等同了起来。尤其是那些特别强调传统的重要性的论者，他们所说的“传统”无非是“过去”或过去的东西。把“传统”看成是“过去”的观念，实质上隐含着一个通常不易察觉的假定，亦即把“传统”或“文化传统”当成了一种“已经定型的东西”，当成了一种绝对的、固定化了的东西。也就是说，凡是“过去”没有的东西就不属于“传统”，“传统”成了像天上的月亮那样的万世不变的自然物体，而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也就成了一种与固定不变的东西之间的关系18。

文章认为，对于传统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将它看作是流动于过去、现在、未来这整个时间性中的一种“过程”，而不是在过去就已经凝结成型的一种“实体”，因此，传统的真正落脚点恰是在“未来”而不是在“过去”，这就是说，传统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在制作之中，创造之中，永远向“未来”展示其无穷的可能性。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传统”的巨大张力，不能将其拘囿于一种僵死固定的“模式”或“结构”之中。确切地说，“传统”是在“过去”与“现在”的不断碰撞、冲突、对话、融合（新的同化旧的）中生成，融入新的现实的创造中。传统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正是因为它所承传的东西经过了历史的考验，得到了生活于不同历史时段中的人们的认可。正如甘阳文章所讲的，传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流贯于文化与思维时空中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否定传统就是否定自己的历史。然而，正是在对传统的同一理解中，我们也找到了变革传统，发展传统的依据。传统既然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就一定是一个历史沉淀物，历史不停止，这种沉淀过程也不会停止；历史不停止，它接受历史检验，接受人们筛选的过程也不会停止。这就是我们在传统问题上“革命与改良”的总的立场。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我们可以推断出符合逻辑的两个价值取向：一是决不能随意地特别是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传统，一是也决不能形而上学地固守一个不变的传统。这样的固守其实是固守不住的，如我们前面所讲的传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是一个活的存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化传统与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的整体观”——编号：04BZW001号前期成果。

注释：

1赛义德的《东方学》认为，在欧洲人的心目中，西方文化具有先天的优越性，而东方则是由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

2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第365～36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版。34陈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第2、3页，华夏出版社1996年1月版。

5束景南、姚诚：《激烈的“猛士”与冲淡的“名士”——鲁迅与周作人对吴越文化精神的

不同承传》，《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6黄裳：《龚自珍二三事》，《读书》2005年第2期。7马克思：们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76页，1985年4月版。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第28页，岳麓书社1998年8月9冯天瑜：《百年忧患?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6月。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4页，1972年5月版。11《文学旬刊》第37期，1922年5月11日。

12《鲁迅全集》第4卷512页，人民文学1981年版。

1314麦金尔太：《德性之后》第281、260页，龚群、戴扬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月版。

15黄宗智：《悖论社会与现代传统》，《读书》2005年第1期。

16张灏：《晚清思想发展试论——几个基本论点的提出与检讨》，载《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晚清思想》，时报出版有限公司。

第6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关键词】近现代 中西方 思想解放 社会运动 历史趋势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凡是历史上重要的变革都是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的，近现代中外思想解放运动不仅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更将继续影响世界未来的发展①。近现代自然哲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西方社会对人文、人权和民主多样化的追求；而同一时期中国思想解放主要表现为传统变迁、西学东渐与中国特色②。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实践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观念下指导进行的，研究近现代中外思想变化对社会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演变与革新―近现代西方思想变化

文艺复兴。约开始于13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在16世纪达到顶峰，它不仅是近代西方三个主要思想解放运动的开端，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所认为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线③。以莎士比亚、但丁等人为代表的文艺复兴运动提出了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思想，即人的中心论，现实生活是由人缔造的而不是神创造和赐予的。从本质上剖析，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经由该运动借称复兴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名义来传播资产阶级思想，从而攻击教会统治的一种途径。文艺复兴主义者对教会的批评为改革家变革旧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因此引致了西方三大思想解放运动之一的宗教改革。

启蒙运动。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和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到17～18世纪资产阶级掀起了反封建思想的文化运动，许多知识领域都包含其中，比如自然科学、经济学等。启蒙运动的核心是理性主义思想，理性主义是民主和科学的外在表现，因此，民主和科学是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这个时期以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为代表，三权分立、天赋人权、唯物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等学说不断涌现，直接冲击了人们的思想观念。

革命性是启蒙运动与文艺复兴的差异，也是文艺复兴最鲜明的特征。在这段时间内，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传统的认知，此外，科技进步极大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直接导致了资产阶级的快速扩张。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希望取得统治地位，改变政治体制，所以这一时期的思想变革―启蒙运动从本质上来说是为这一社会政治变革提供理论和思想准备。因此，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等资产阶级社会变革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社会体制和思想演化。20世纪前后，西方传统经济思想自由放任主义的弊端显现，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探索社会矛盾所在，并积极寻找发展良策，其中部分人做了一些尝试，如空想社会主义。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科学社会主义正式诞生。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直接指引了俄国十月革命，而且取得了第一场成功。与此同时，新的危机出现在资本主义市场上，罗斯福新政通过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方式第一次改变了资本主义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宏观调控也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部分，这也意味着资本主义有着较强的自我修正能力。

20世纪后半叶，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通过冷战开始了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世界政治舞台出现多极化趋势，经济上出现全球化趋势，人们的思想由原来意识形态的对立逐渐转变为共赢合作。

历史的碰撞―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

传统变迁。1840年鸦片战争用大炮打开了中国国门，也迫使中国与西方产生交流，为了救亡图存，地主阶级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希望通过学习西方器物的制造强国御侮。这一时期涌现了魏源、严复、林则徐以及爱新觉罗・奕?等大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口号。传统华夷思想的逐渐变化，放弃文化自大主义，采取开放主义文化观，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也是中国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开端，更因此引发了社会的变革。于是从1860年到1894年期间，地主阶级洋务派喊出了“自强”、“求富”的口号，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地主阶级希望通过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装备、机械生产技术，从而达到维持统治的目标。

近代前期思想潮流变化的本质是封建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被迫进行的自救运动。这一阶段的思想潮流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引导，因其阶级局限性，只主张学习技术极力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导致了洋务运动等的失败。但思想变革促进了中国生产力的成长，促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而且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教育制度的改变和国防现代化的发展，为下一阶段思想变革奠定基础。

政体探索。西学东渐是近现代中国思想潮流的一个明显特征。主要通过开办工厂等形式的洋务运动使中国人开始面向世界，与其他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交流学习，也促进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诞生。洋务运动主要从经济方面进行了改革的尝试，而其失败的结果又促使后人深感政治革新势在必行，即不但要在器物层面上向西方学习，更要在制度层面上向西方学习④。这一时期思想潮流主要包括以为代表的维新与守旧的斗争和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革命与改良的论战。

19世纪末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即把西方有关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和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相结合，民族资产阶级为维新变法寻找新的理论基础，极大地改变和扩展了人们的认知，因此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大觉醒、大解放。维新派资产阶级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作为新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代表极大程度地冲击了封建旧制度、旧思想和旧文化，使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上层知识分子开阔了眼界，给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这是中国近代第二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初始阶段。这个时期思想的变革引起了，对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重要推动作用，是中国近代思想潮流第二阶段的初期。

的失败直接说明了仅仅温和改良政体，借助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更为激烈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抛弃前期缓和的社会改良，希望通过革命的方式直接将西方政治思想和制度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和制度的模板，从而达到清政府腐败无能的统治，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的目的，代表人物是孙中山等。这一时期思想潮流的核心是“三民主义”，即是否以暴力清王朝，是建立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是否应当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经过辛亥革命，推行封建帝制的清王朝被，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是第二阶段思想潮流中一次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是其成熟阶段⑤。

资产阶级在政治体制上的探索虽然没有最终达到类似于西方启蒙运动时期法国大革命等程度，也没有结合中国国情进行改革从而达到自强的目的，但是也是逐渐开始形成西方思想中国化的进程，文化碰撞、反思新局面的前奏。

新民主主义前期。辛亥革命的胜利，使得封建帝制在中国两千年的统治结束了，一些封建观念，如“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等被打破。但是，袁世凯倒行逆施、宋教仁被暗杀、张勋复辟、签署卖国二十一条和巴黎和会屈辱外交均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的几年中，历史丑剧不断上演，这样的“民主共和”表明直接在形式上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实践是行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改革与文化背景、民族素质、思想观念有着重要联系，因此以陈独秀、鲁迅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在思想层面上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

新文化运动是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主要以“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为形式展开。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以儒家思想为最主要的斗争对象，认为儒家思想所维护的封建礼教是“吃人”的礼教，因此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动摇了封建思想用以维护统治地位的思想基础⑥。民主与科学，即德先生与赛先生，为新文化运动所首倡，这一时期人们思想得到了空前解放，因此，新文化运动为的爆发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导。

20世纪20年代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传入中国国门，在中国人民自强道路上彷徨的时候，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当时的中国政体探索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人的眼界得到进一步的拓展，开始从“以欧美为师”转向“以俄为师”。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特别是民主资本主义在中国快速发展，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诞生，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阶级基础。等人率先主动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系列文章公开宣扬和推广马克思主义，在此影响下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渐加入宣传队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萌芽。

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使中国观念现代化得到了极大的促进，更是在事实上指导了。是一场爱国运动，它发生在1919年5月4日北京市，青年学生为主，广大群众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希望达到反帝反封建的目的。从参加运动的人士的身份和阶层上可以看出无产阶级走上了政治舞台，也意味着人们已经开始改变了必须要走资本主义的观念。新文化运动通过达到高潮，同时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的时代。虽然完全否定儒家文化的做法过于激进，但在思想观念层面上新民主主义前期完成了向西方的学习，是这样激进的方式空前解放了中国人的观念，使得人们开始从本国国情考虑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思想的解放促进了各个阶层的交融，特别是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这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同一时期关于中国现代化及其出路问题的讨论在我国思想界得到广泛关注，并最终形成“一种朦胧的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认识”。

继承与发展―现代中国思想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思想的主要变化有两条主线，即前期思想界关于中国现代化及其出路问题的讨论，中后期主要是革命队伍内部，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观念现代化，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启蒙和教育⑦。在新民主主义前期，展现出新兴无产阶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价值引起广泛瞩目，在这个阶段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并在研究近代中国思想潮流变化和吸收中国近代改革经验中不断摸索使思想解放符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开启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后期的新局面直到影响现代中国的各项改革。

思想。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主要包括：建设探索理论、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武装割据理论等一系列理论。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理论和经验总结，是经过历史实践逐步形成的，对近现代思潮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主要包括萌芽和不断成熟几个阶段。

思想的萌芽在1917～1927年，五四革命使从西方转向俄国，并萌生了基础的农村中心论，为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下基础；1927～1945年，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成熟，经过秋收起义、瑞金苏区斗争、遵义会议、和抗日战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思想是第一次成功的成果，它修正了左倾主义路线在早期党内，特别是在党中央内的不利影响和教条式理解马克思主义错误方法，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群众路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战略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了、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路线等实践改革方法和新中国的发展方向⑧。

在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结束了近代以来任人欺凌的历史，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思想对世界上其他的民族解放有着很强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所以思想不仅仅在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也在世界范围内有着诸多支持，如尼泊尔共产党等政党以之为指导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发展一直是摆在我国面前的重要问题，发展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的发展之路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或教训，但是一定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在新时代下我国迫切需要认准我国的发展形势，了解我国发展的大环境，同时确定一条适合我国的国情的发展之路。包括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是在结束后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准确理解和把握了思想，并且结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教训与经验，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四次思想解放运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是继承和进一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不同阶段符合中国国情的方法论，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意义。

总之，近现代历史上中外思想潮流的变化引发了一系列变革，影响了历史的进程。西方社会思潮经历以人文、人权和自由民主为主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而近现代中国思潮有着明显的西学东渐和结合本国国情的特点，经历多次革新，出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良好局面。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研究中外近现代历史上的思想解放潮流对个人实践和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有着现实且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成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注释】

①李喜所：“移植与流变：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②徐鹤涛：“近二十年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趋势―围绕问题意识与研究方法的讨论”，《史林》，2015年第3期。

③郑师渠：“欧战后国人的‘对西方求解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8期。

④吴树青：“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编写说明”，《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8期。

⑤郑师渠：“新文化运动与反省现代性思潮”，《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4期。

⑥资中筠：“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今天的争论”，《民主与科学》，2008年第3期。

⑦董德福，王峰：“回归‘五四’现场：‘五四’时人对‘五四’的批评、辩护和反思”，《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第7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是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它方面创新的核心和灵魂，是推动人类创新活动的巨大精神力量。因此，人类的一切创新活动总是首先把创新的关节点放在理论创新上。人类实践活动这一特点，决定了理论的指导地位。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在文化产业化的发展上没有创新的理论，就没有创新的实践，从而也没有创新的成果。人类的一切创新实践活动，都源于创新理论的创立和指导。

伴随2008北京奥运的申办成功，中国文化逐渐成为了世界文化多元格局中的一极。中国文化产业的飞速发展，文化产业化进程的不断递进，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有机遇又有挑战。如何审时度势，把现实的挑战变成潜在的机遇，使我国文化产业跃上一个新台阶，这既是适应世界潮流的迫切需要，也是增强文化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更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重要保证，要求我们在新时期要不断创新文化理论，创新内容要提升到新高度。文化产业的根在于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人民群众对文化的消费需求是与人们收入成正比的，中国目前年人均GDP近2800美元，处于精神消费的临界点上，这充分说明，连云港的文化产业发展正当其时，且市场潜力巨大。一个地方的文化资源不在其多，而贵在其用——用最有限的人力、最科学的手段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目前连云港市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市场处于初期阶段，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振兴连云港的“跨越式发展战略”，连云港文化产业化发展也进入了跨越式发展阶段，此时，我们要与时俱进敢于开拓创新，在面对待高端文化项目各方面运作经验不足时，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主动出击“先拿进来才能掏出去”构筑文化高地（这里的“拿进来”指的是引进连云港境外高端的优秀项目，学习运作经验；“掏出去”指的是文化系统运用已磨练成熟的运作方式对连云港市文化事业、产业进行建设）。“拿进来”？拿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可以去拿别人已经运作成功，有长期制作经验的文化艺术作品，当然这些作品要在很大的成份上适合连云港，可以在连云港成功的运作。“拿进来”，不是指一味的去照搬，也不是“拿来”就功德圆满了。而应该是因地制宜的将这些作品与我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优化、运作，我们在整合、优化、运作的同时吸收外来文艺作品的精髓，包括大型活动的商业运作经验，现场筹备调度经验，策划与创新的意识，舞台美术经验、也包括大量的外来资金。我市的文化市场是需要培育的，在“出去拿”的过程中也是我们以逸待劳的去培育文化市场的过程，是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文化系统自身壮大的重要举措，为“掏出去”积累大量的运作经验、宣传平台、合作渠道、外部资金，所以只有“拿得进来”才能更好的“掏得出去”。

当然，文化市场初期阶段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对中低端项目和对初期市场的培养，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设立“五万元项目计划”——此计划以连云港的中低端市场为目标，所策划的项目针对连云港中小型商业促销、开业庆典、企业宣传等以不超过五万元的费用承接，进一步满足连云港经济发展中部分中小型企业的宣传需求，收拢连云港市场中零散的文化资金，对文化产业化进程的原始资本充分积累，建立良好的服务机制和从而拓展更多市场。“五万元项目计划”不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新时期的复辟，而是针对现有连云港当地文化市场迈出的重要一步。五万元是一个坎是连云港目前大部分客户大约可以承受的坎，“五万元项目计划”更多的是遵循市场规律的同时以小项目吸引客户用小项目吸收资金。“五万元项目计划”是一个套餐式的文化快餐，它整合文化资源从中低端着手，以更迅速、更直观、更便捷的套餐式文化产品展现给客户，供他们选择。

在我市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同样也存在着严峻的挑战。只有观念的解放与创新，树立全新的文化产业意识，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前提保证。只有文化体制和机制的改革创新，是发展文化产业、提高文化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做好战略定位，做好文化产业化的发展创新的理论，从而取得更好的成果。

第8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中国现代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这是极富历史内涵的结论。中国文化自进入近代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只是到了现代，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随着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和中国共产党及其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探索，中国文化才走出彷，呈现曙光。中国现代先进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代表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历史体现。

一、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

（一）中国近代文化的嬗变

中国是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的国家。在古代和中世纪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中国人民创造了在世界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并独具特色的思想文化。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文化上也由原来以封建文化形态为主导的状况转变为三种文化形态并存的状况，即以封建伦理道德、纲常礼教为核心内容的封建旧文化、资本帝国主义培植的殖民地奴化文化、新兴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这些不同形态的文化之间相互冲突、较量、交流和融合，逐渐改变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由此开始了中国文化的嬗变历程。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把一个独立完整而腐朽落后的旧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不断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寻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进步的过程。先进的中国人在不断探索救国道路的过程中，力图从各种文化中寻求先进的思想作为理论指导，或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力量以抗击和抵御外来侵略，或搬来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理论武器。然而，封建旧文化的价值理念是突出大局、秩序、稳定，强调等级意识，推崇特权地位，否认自由平等，排斥个性独立，这同以倡导自由、平等，追求科学理性和人本精神，实行契约法制，张扬个性独立，激励竞争为价值理念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相比，显然落后于时展的要求。因此，中国近代以来在寻求救国道路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往往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中睁开眼睛，逐步认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这种先进性并力图将之纳入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体系中的那些先进的思想者。从林则徐、魏源首次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面倡导引进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演进和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洋务运动为主要标志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兴盛的物质文化层面的变革。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人包括一向闭关自大的一些封建士大夫，逐步认识到西方文化在“制胜”、“图强”方面的长处和优势。但在传统的宗法伦理文化影响下，居于文化主导地位、把握社会主流文化的封建士大夫阶层，不可能从根本上变革封建文化，只能是借西方之“器物”以为求强求富之手段。这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观念的根据。然而，这种仅取西方文化之皮毛的做法，最终被证明不能使中国避免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命运。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同时也引出了文化变革命第二个阶段，即以和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制度层面的变革。从康有为到孙中山，在不同的程度上看到了西方制度文化的优越和中国制度文化的落后是中国无法与列强争胜的根本原因。因此，康有为极力主张改良政治制度，仿效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并在封建士大夫上层中广泛宣传。孙中山则立足于当时作为社会中下层的资产阶级，进行以封建专制统治为主要目标的政治革命。在这个过程中，积极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制度文化成果，逐步形成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然而这种思想作为政治变革和革命的直接理论纲领，表现出突出的政治工具性，并不是从社会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提出的。它不是一种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并接受的社会意识和文化观念，也就无法使群众理解和认可这种思想引导下的革命。所以这种政治变革和革命的最终失败，既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文化未能从价值理念上成为社会主导意识的结果，又是其实际体现。二十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正是通过反思资产阶级革命失败的原因，总结中外革命的经验教训，才认识到对社会大众进行思想启蒙的重要性。由此，新文化运动在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旧思想、旧文化的过程中，把中国文化的变革引向了深入，即以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等为核心的文化层面。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近代文化战线上的生力军。它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要求民族独立富强的发展趋势，因而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先进意义。指出：“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这些是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新学，包括那时的社会学说和自然科学，和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是对立的。学习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①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最终无法抵御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文化的联合夹击而走向失败，无力从根本上变革中国的社会主导文化。这主要是由于：第一，其根本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使其自身存在许多弱点。如对封建文化批判的不深刻和不彻底性，对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本质认识不清，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分良莠的照搬等等。二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文化主要是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发展起来的，而西方文化是伴随着西方势力的入侵而大量涌入的，这使当时许多中国人在民族情感上难以对其取认可和接受的态度。三是由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尤其是在当时具有革命精神的社会大众还没有能够真正取得文化的主体地位，在文化领域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具有封建保守意识的士大夫阶层。

（二）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的变革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仅与俄国十月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同时也是20世纪初中国文化剧烈变革、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思想等先进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直接结果。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努力，虽然了帝制，打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但并没有破除封建思想的桎梏，也没能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主导思想和文化。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以及西方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一个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作为社会改革的先声而兴起，它标志着精神文化层面革命的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包含三个方面：一是提倡民主，反对封建礼教。陈独秀、、吴虞等一大批具有民主思想的学者、学生都纷纷起来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和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性解放，要求人权平等、妇女解放和婚姻自主。二是提倡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新青年》相继发表了恽代英等人的文章，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宣传自然科学，提倡唯物论和无神论，反对封建迷信，要求用理性和科学推动社会进步，打碎千百年来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三是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鲁迅的《狂人日记》、《药》、《孔乙己》等白话小说以及钱玄同、刘半农、吴虞等人的大量作品，形成了一派新文学的气势。

新文化运动以科学和民主为武器向封建传统发起了勇猛进攻，几年间使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这场思想文化运动中汇聚了各派人物，有主张封建传统理念的，有主张各种资产阶级思想流派的，也有早期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后者则是在运动中表现突出的优秀分子，其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恽代英等。1915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愤慨地抨击了中国封建伦理道德和极其落后的社会制度，向广大青年提出了“六义”的号召，即：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六义”实际上把新文化运动中的德赛二先生给提了出来，因而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战鼓。陈独秀对封建道德伦理的揭露和批判更加猛烈。他说，“儒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三纲五常“卒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一独立自主之人者”，“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为人之奴隶道德也”。②为此，他大力倡导民主人权，并把信仰民主、伦理民主与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相提并论，共同作为社会变革的内容。在教育方面，早在1915年10月，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就提出“以人民为主人，以执政为公仆”的民主观点，倡导“惟民主义”的教育方针③。这可以看作是后来兴起的平民教育的先声。在文学革命中，他表现出更为坚决和彻底的民主精神。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主张从语言和体裁上对旧文学进行一场改良。紧接着，《新青年》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主张从形式到内容都来一次彻底的革命。这些反映出了他已具有较高水平的文化民主性的思想意识，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是难能可贵的，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之，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到文化思想上对民主的大力宣传和强烈要求、主张，陈独秀都表现出了一个先锋战士和领导者的突出作用，因此他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总司令”。

也是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此间，他发表了《宪法与思想自由》、《孔子与宪法》等文，批判以尊孔崇儒为标志的封建专制主义，呼吁思想自由和解放。他指出：“民与君不两立，自由与专制不并存，是故君主生则国民死，专制活则自由亡。”④是较早涉及和探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优劣的进步思想家。他著有许多文章，介绍和评述中西方著名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和观点。这不仅使他成长为最早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家，而且还影响了当时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使他们逐步成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个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思想家，在逐步接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将其运用于现实的文化和社会运动。他还身体力行，较早地深入劳动群众进行文化思想的普及和宣传活动。此外，这一时期在北京以外的其它地方也涌现出许多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如、、邓中夏、赵世炎、瞿秋白、恽代英等，他们不仅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在地方的先进分子的代表，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缔造者。

新文化运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随着运动的深入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陈独秀等人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批评》等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正是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了解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并掀起了一个广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热潮。如等人在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等人在天津创办了《觉悟》，都积极宣扬马克思主义，唤醒民众，传播无产阶级意识和民主思想。这对于1919年“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为1921年建党打下了理论和组织基础。

从新文化运动到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代以来思想文化的一次空前深刻的变革时期。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从早期先进知识分子逐步产生早期的共产主义分子，再到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说明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顺应了历史文化发展潮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成为了先进思想文化行列的排头兵。

（三）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

文化作为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它的形成和发展既具有与社会历史潮流的一致性，又具有逆社会历史潮流而动的阻逆性。这就意味着文化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判断文化先进与落后的标准有两个层次，即有普遍标准和特殊标准。所谓先进文化的普遍性标准是指从一般意义上看，任何先进文化必须是有利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几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条件下，因其时代主题不同而又有不同的具体要求，由此形成不同时代先进文化的特殊标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状况和条件决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当时最先进的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主义的腐朽统治和资本帝国主义的掠夺、奴役，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政权频更，派系纷争，战乱不断，国权沦丧，形成了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经济上，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压榨和排挤中艰难挣扎，传统落后的自然经济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的水平，加之统治者的奢侈淫逸等，造成国穷民贫，人民生活极端困苦。中国社会迫切需要一个根本上的变革。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建立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就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首要历史任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改变这种社会性质和局面，摆在后继者面前的历史课题和任务就依然如故。后，先进的阶级力量―――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当时世界思想文化中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二者的结合产生了中国先进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它不仅要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统治，为民族独立与解放和民主政治的实现而斗争，而且还要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消除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病，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它远远高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而体现出深刻的人民性，蕴含着未来社会的前进方向。反映这种社会政治与经济状况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其特征上不仅必然具有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这些时代精神，也蕴含着未来社会主义因素和发展方向的历史前瞻性。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并阐释了这种文化的基本内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⑤“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⑥“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⑦“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它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⑧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即是以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人民大众为其文化主体，以反帝反封建为基本内涵，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与社会历史主题和社会革命实践密切联系的时代精神。这种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反映了最广大的人民大众的利益和要求，还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作为根本的思想武器，因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五四以后产生的，继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文化之后更加先进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直接创立者和建设者

（一）积极参与文化讨论，推进先进文化因素的成长和发展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文化猛烈批判的浪潮之后，在面临重建新文化的探索中，当时各种所谓“新思潮”从各自不同的目的和立场出发形成了不同的主张，从而构成了现代史文化领域频起的大讨论和论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长期的社会革命过程中，始终关注思想文化问题，积极参与各种文化讨论，努力探索文化发展的规律、特点和正确方向。

在政治思想领域，20年代初，以胡适为代表的部分资产阶级分子主张改良主义，兜售实用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张东荪、吴稚晖等鼓吹美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罗素的“基尔特（行会）社会主义”，主张“实业救国”，反对社会主义革命；黄凌霜、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则宣传所谓“无强权社会”，反对无产阶级斗争和。对此，共产党的思想家们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从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出发，予以有力驳斥。针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予以批驳；陈独秀、、李达、陈望道等纷纷撰文驳斥“基尔特社会主义”、“实业救国论”等各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非社会主义流派；陈独秀公开了他与区声白讨论社会主义的六封信件，坚决反对无政府主义，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这些论战，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错误，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尽管这个时期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思想理论上，中共党人认识得也还不够深刻不够全面，还没有真正懂得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但却奠定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并初步促使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4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共建立统一战线，最后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这一阶段社会变革的实践，都是在共产党人的革命思想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关于中西文化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影响最大，历时最长，涉及的范围广，参加的人数众多的一场论争。20年代，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派”的文化论战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与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之间的科玄论战是中西文化问题论争的最直接的表现。30年代中期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提出的“本位文化”论，40年代出现的新儒家理论等，也都属于立足于保守传统文化的立场，针对西方文化派的对抗。“全盘西化论者”在引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以反对封建腐朽文化方面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把西方的一切都接受过来，好的坏的都要，不仅要民主与科学，也要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⑨的主张，在现实社会显然站不住脚。从20年代的、陈独秀、邓中夏、恽代英、瞿秋白等共产党人，到30年代和40年代的郭沫若、胡绳、艾思奇、张岱年等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同程度地依据各自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力图对论争中的问题做出回答。坚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以改造中国落后的封建文化，但他又指出：“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短长，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10}。恽代英也提出“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吾国之新精神”{11}。其后，瞿秋白、郭沫若、胡绳、艾思奇、张岱年等都从不同角度提出兼取中西文化之长，以进行新文化的创造。40年代，在总结和吸取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从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出发，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全面而科学的论述，最终形成了关于不同文化交流与文化发展关系的全面、系统而科学的思想体系。他说：“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能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不仅要吸收外国现代的先进文化，还要吸收外国古代的，近代的文化。但是这种吸收必须经过科学的分析、批判和改造，绝不能生吞活剥，更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反对教条地、片面地对待一切文化{12}。这种“古今中外法”，充分显示了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思想，不仅在当时对结束文化论争，指导文化发展，推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产生直接作用，直到今天依然是我们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中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关系的科学指导思想。

在文学艺术方面，20年代中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力量掀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围绕着革命与文学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文化作用，文学家的世界观以及文艺的内容、技巧，作家的思想改造等问题展开了一场深入的讨论。瞿秋白、鲁迅等人，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学运动，深入批判了“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错误思想和意识，使革命文学运动得到很大发展。30年代初，中共领导和影响下的“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在其组织和推动下，进一步批判了“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错误思想，明确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接着又举办了几次有关文艺大众化的大讨论，中共党人瞿秋白、茅盾、周扬、田汉、周文以及鲁迅等人，都发表了大量文章。尤其是瞿秋白，他相继写了《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乱弹》、《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论文艺的大众化》、《“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章，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这些文章从文化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发展前途，文化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途径，以及文艺阶级性问题、文艺与革命关系问题、作家的世界观改造、文艺如何大众化、文艺批评“标准”问题等方面，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化问题。这些构成了他关于革命文艺和文艺大众化的基本理论和思想，不仅在当时，且对以后的文化思想和文艺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对文化前沿问题的关注和积极参与探讨，不仅对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不断提高着中共党人对文化问题的认识水平，增强了中共党人对文化发展正确方向的总体把握的能力。

（二）把握先进文化的正确方向

文化的发展总是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相一致，总是对现实社会运动的要求做出相应的反映。从历史上看，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同历史时期革命实践的迫切要求，文化发展的思想主张有不同的侧重，这使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据此可以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特色是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大力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思想，进行各种文化思想的讨论、比较和斗争；国民革命兴起以后的20年代到30年代，文化发展方向在继续发展民主与科学的基础上，与国民运动和工农群众运动相适应，开始了大众化的实践和探索；抗战时期，一方面文化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大众性的追求与发展已成为普遍而实际的趋势，另一方面，适应于全民族解放斗争的要求，文化的民族性发展成为其突出的倾向。在这种背景下，反映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和时代精神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了深入广泛的发展。在总结五四以来文化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于40年代创立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至此，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已经成熟。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和新民主主义政权在全国取得胜利以后，作为中国现代先进文化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不仅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实践，且逐渐向更加先进的方向即社会主义文化方向探索和前进。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猛烈批判封建主义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的科学的文化，冲破了长期以来由少数人垄断思想文化的贵族文化形态。但这种民主性有着极大的局限性，文化也只是从社会上层逐步扩大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范围。伴随着国民大革命的兴起，文化向着民主的方向深入，逐步向大众化演进。

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是一种贵族式的文化教育。尤其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广大工人农民在反动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下，政治上毫无地位，经济十分窘迫，根本没有学文化受教育的权利和条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站在工农阶级的立场上，非常关心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了“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下，国民革命时期，随着工农运动的高涨，工农群众的教育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4年1月两党合作通过的《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厉行教育之普及”。{13}中共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各种工会组织，纷纷举办工人学校、工人补习学校、工人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阅书处和图书馆等。农民教育运动也随着中共领导的农民运动而展开。1923年彭湃领导组织的海丰总农会就专设教育部，提出“农民教育”口号，创办新式农民学校。湖南也是农民教育运动发展较早地区。据1926年11月统计，全省有农民协会6867个，农民夜校也多达六七千所。在其考察报告中有一段生动的记载：“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试看农民一向痛恶学校，……如今他们却大办其夜学，名之曰农民学校。”“农民运动发展的结果，农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时间内，全省当有几万所学校在乡村中涌出来，不若知识阶级和所谓‘教育家’者流，空唤‘普及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废话。”{14}土地革命时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仍然搞得有声有色。各根据地广泛建立和兴办俱乐部、列宁室、工农剧社、蓝衫团等。出版报刊杂志，兴办各种教育。在普通教育上实行五年义务教育，对于超过年龄的青年和成年人则通过开办补习学校、职业学校、中等学校、专门学校及其它社会教育的形式来补救。扫盲运动是当时受到特别重视并开展得很红火的一项活动。这个运动的开展使群众识字的人数迅速增加，广大群众开始获得接受和从事文化和教育的条件。广大妇女也摆脱了以往不能受教育的境地，成为文化教育的主人。“妇女的活动十分积极起来。妇女不但自己受教育，而且已主持教育，许多妇女是在作小学与夜学的校长、作教育委员会与识字委员会的委员了。女工农妇代表会在苏区是一种普遍的组织，它注意于劳动妇女群众的整个的利益，妇女教育当然是他们注意的一部分。”{15}在国统区，中共及其领导下的文化人在致力于文化民主性、大众化的发展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20年代中后期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和30年代“左联”主持下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有力推动了文学艺术的大众化发展。同时，中共文化领导人士也致力于其它社会科学的普及与宣传。在中共中央文委所属“文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明确提出：“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使它普及于一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用浅显的语言，引用大家熟悉的神话故事和日常的人和事，把深刻的哲理阐述得十分通俗易懂，成为社会科学大众化的典范。

在以往的文化论争和探索中，都曾涉及文化的民族性问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展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30年代初，在讨论文艺大众化的形式问题时曾就文艺的民族形式的运用进行过探讨。“旧瓶装新酒”成为那个时期倡导文艺的民族性的一种具体表现。瞿秋白、鲁迅都曾就这一内容作过许多论述。30年代后期，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刻，抗日浪潮不断高涨，文化运动开始和具体现实的民族抗日活动紧密结合起来，文化的民族性，从内容到形式上的体现，都成为一种现实的迫切要求。1936年又由中国共产党文化人发起了新启蒙运动。这场新启蒙运动在性质上是“以爱国主义为直接内容”，因为它“是在敌人的直接猛烈侵略处境之下发动的”，同时它又“完全是民主主义性质”，并且只有在民主主义的精神下，才能结成“文化上的联合战线”{16}。这种文化上的联合阵线是在文化领域的总动员。其最重要的基础则在下层民众，因此新启蒙文化运动又是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这样就基本上形成了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相统一的基本思想。全面抗战爆发后，首先是从延安，继之晋察冀、晋东南边区，然后又扩开到国统区的重庆、桂林、昆明以及上海“孤岛”和香港的文艺界，都先后开展大规模的、持续的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新文化的基本精神，统一了文化发展上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关系。这些讨论，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不仅直接推动了文化民族性的发展，而且也实现了文化发展方向上民主性、大众性、民族性的统一，促进了新文化的迅速兴起，由此抗战文化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

抗战大大推动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文化的发展。以延安为中心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全国革命文化的中心。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边区成为政治文明和进步的典范，吸引着大量进步文化人士的到来，推动着各项文化工作的迅速发展。各种文化团体、报刊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群众性的文化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根据地的教育在服务抗战、发展生产的前提和宗旨下，在“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培养其民族精神”{17}的政策指导下，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国统区的文化事业，在全民抗战的促进和中共的影响和推动下，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民族形式的倡导和利用逐渐成为文艺界最热心的话题和最活跃的创作活动，涌现出许多宣传抗战，鼓舞和振奋民族精神的作品和活动。如在戏剧方面这一时期出现许多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演剧形式，活报剧、街头剧、茶馆剧、游行剧、灯剧等十分流行。一些短小精悍的抗日剧目如《三江好》、《最后一计》和《放下你的鞭子》等，很受群众的欢迎。总之，中国新文学从此产生了大的转向，自此相当长的时期里很少出现如向西方近现代文学看齐的《女神》，模仿纯西方艺术风格的《雷雨》，细腻地反映大都市生活的长篇巨制《子夜》等类型的作品，代之而起的是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大众化和通俗化作品，如深受群众欢迎的《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兄妹开荒》，等等。

（三）创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

长期以来文化发展思想和理论上探讨的成就，文化实践的深入发展，尤其是抗战以来，民主性、大众性、科学性、民族性的新文化的兴盛，为从总体上全面总结和形成中国现代新文化的理论体系作了充分的准备。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来，革命根据地在大力开展民主政治和经济建设的同时，对文化事业也十分重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民主与文明中心的延安吸引了大批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到来，因此这里的文化气氛空前活跃。中共高层领导人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同文化界密切接触，同文化人士进行经常性的交流，对文化运动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分析和思考。由此，中共在文化理论问题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个时期也成为中共文化理论创造最为兴盛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青年运动的方向》、《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论及文化问题的著作。中共中央及其他领导人也都有许多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如《中央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批示》、《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指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王明的《论文化统一战线》、《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等。这些著作对中国的文化形态、中国新旧文化力量的矛盾和冲突、中国文化变迁的动力和途径、中国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中国文化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的新文化格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内容和特征等作了系统的阐述和说明，对中国新文化发展的诸如思想理论建设、社会文化心理和习俗的改造、群体文化建设以及新文化与古代文化、外来文化的关系等问题，都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了分析，创造性地提出了发展中国新文化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方法。由这些著作中所阐述的文化思想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科学体系。

第一，从本质论的高度论述了文化的本质、作用及其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依据及其历史特点。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8}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着封建主义腐朽文化与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以后，由于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因而必然产生反映这种力量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破坏旧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也就要破坏为这些旧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思想文化，即封建主义的腐朽文化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中也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因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也就有了一定的社会主义性质。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成为这种文化中的指导思想。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从同样以反帝反封建为其历史任务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文化向未来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过渡。

第二，全面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立场、服务对象、动力基础、领导力量和发展方向等。在阶级社会，文化具有阶级性，都是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根本立场就是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者的无产阶级立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力量的人民大众立场。这是在文化评判标准中艺术标准之上应有的“政治标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服务对象、动力是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9}。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条件下，“由于现时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时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1}。因此，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废除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发展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第三，明确了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基本方针和正确途径。首先，要建设新文化必须破除旧文化。对封建主义腐朽文化和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不进行彻底的批判和革命，就不能建立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次，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把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继承性和发展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和原则，正确处理文化交流、吸收和继承方面的问题。再次，高度重视文化与广大群众的结合。人民群众的实践和社会生活是文化发展的根本源泉，文化人必须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创造符合群众利益的文化。文化建设还必须把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既要从广大群众的现实水平出发强调普及，也要在此基础上努力实现文化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先进文化对于群众的指导作用。

中共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理论，充分体现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意志，反映了文化发展的普遍原则和特殊规律。它既是以现代以来文化发展的探索长期积累的成就为基础，又是中国共产党人独到的文化探索的结晶。

（四）在新形势下大力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

四十年代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为建设和发展新文化指明了方向。从此，根据地和解放区新文化的建设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成为全国新文化建设的典范。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很快就有了响应，“人民文艺”的口号也提出来了。广大文化工作者聚集在这面旗帜下，开展了各种活动，从而在抗战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建设和发展新文化的一个浪潮。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确立了人民民主的国家政权，在政治上翻身的广大人民群众也必然要求成为文化的主人。所以，在政协一届全会上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22}建国后，文化事业的资源都转到人民的手里，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便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一向重视文化发展与政治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之初就制定了一系列发展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共同纲领》还分别就教育、科学、文艺、卫生体育、新闻广播电影等方面作了具体的规定。在这一基本思想指导下，新政府在接管原有的文化教育资源的同时还致力于开发建设新的文化设施，大力推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

在文化教育方面，1949年12月召开的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们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农青年开门，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23}此后，全国总工会、政务院、教育部等相继做出决议和批示，对工农教育问题制定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此推动下，工农教育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除了各级各类的正规学校向广大工农群众开门，还广泛兴办工农业余学校、工农速成学校和工农干部补习学校等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在文艺方面，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成为主导思想。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大会宣言》宣告要“为人民文学艺术的建设而奋斗”。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最高准则。1953年前后，在总结建国以来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吸取前人优秀思想和新时期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中央又确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些思想和方针政策促进了建国初文艺的繁荣，大批作家焕发革命热情，积极主动到工矿农村，深入生活，反映生活，创作了反映新时代精神的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小说等作品。同时，许多中外名著也开始走向普通民众，传统的民族风格和西方的文艺风格都得到较为充分的体现。

在科学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方面，也有了具体的体制、政策和保障。如在卫生医疗方面，1950年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人民政府在尽力发挥原有的医疗卫生资源和设施的基础上，大力建设新的资源和设施，还建立健全基层卫生组织、医疗机构和群众性卫生委员会，鼓励医务卫生工作者到国防部门、农村、工矿单位和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医疗卫生事业在社会基层得到广泛的普及和开展。

在思想理论界，新中国建立之初，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旧时代的知识分子带着过去旧时代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文化特点投入了新的社会，这与新社会新时代的气氛环境和要求不相适应。为此，党在50年代初进行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为了提高知识分子的政治觉悟，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厂矿、学校、部队，掀起了一场持续数月的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思想理论的热潮。为了学习需要，这期间出版发行了许多经典的、重要的理论著作。这不仅有利于广大知识分子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而且大大促进了理论学术研究的发展和深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促进了理论的普及和宣传。

总的来看，建国初期的文化，是沿着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方向前进的，在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到了五十年代后期，随着政治和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共领导人自然地要在文化上也逐步由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转变。这是一个较之于中国近现代以资产阶级文化或先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来取代旧的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更为复杂的一个文化课题。毕竟封建主义文化和帝国主义殖民文化的弊端和消极性已为大多数文化人所痛恶。资产阶级文化在中国却似乎还缺乏真正深入发展的条件和实践过程，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某些文化因素和文化成份，在一些文化人看来依然具有现实的社会价值，而将要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面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还是有些模糊不清的。当那时人们还不能完全认识和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实际情况，当思想家们对于马列主义的有关理论还只是形式化地理解、教条式地运用的时候，在思想文化探索中的失误和错误就不可避免了。5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领域中出现的“左”倾思潮，以至于最终酿成的混乱，都是这种状况的逻辑发展。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的努力探索下，逐步弄清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些基本问题，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向才得以明确，其基本思想和理论才有较为全面而系统的阐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由此得到新的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历史必然性

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共产党成为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首先，这是由其阶级品质、社会基础和根本思想立场决定的。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存在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阶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等。从阶级属性上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它最富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它大公无私，富有远见。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与占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阶级品质赋予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阶级优越性、先进性。

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来看，她不仅是中国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忠实代表，而且也是包括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其它革命力量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忠实代表，因而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得到了广大人民大众的支持和拥护。

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上看，她是以马列主义为理论指导的。马列主义理论使中共获得了认识、观察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立场和方法指导，因而使其阶级品性和社会基础所赋予的远大抱负和目标有了实现的条件，也使其在观察、认识文化问题方面更具科学性、深刻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探索经历了很长的时期，出现过众多的流派和观点，但大都存在着片面性和偏差，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科学方法论指导。尽管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中具有深厚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精神，强调主观能动性，重视文化功能作用的发挥，甚至于宣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只有到了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才真正对文化的本质、地位、功能、动力源泉及其发展特点和规律做出全面而科学的阐释，从而奠定探索先进文化发展的思想基础。所以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24}

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现代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要求。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和封建主义腐朽势力是影响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障碍，它从经济、政治、军事到思想文化，对整个社会和广大群众形成严密的控制。因此，中国社会要求得进步和发展，必须从经济、政治到思想文化对社会进行全面的根本改造。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恰恰是缺乏对社会形态的全面的根本的改造，使蕴藏于社会下层广大群众中的社会变革力量无法得到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开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境界。这个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具有深刻性广泛性。它不只是一场政治革命，同时还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关系上的深刻变革。旧文化，创造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是这场革命的内在要求。因此，在从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探索和实践中，探索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必然历史使命。

最后，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一方面，中共的诞生本身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这使她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文化气息。早期的共产党人如、陈独秀、蔡和森、、、恽代英、肖楚女、瞿秋白、等大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先进知识分子。因此，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由于革命战争客观环境的制约，中共党人在文化战线上的投入虽然有限，但却始终未放松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密切注意和参加各种文化讨论并取得了积极成就。另一方面，中共一贯关注并积极探索文化理论，与其在观念上对文化发展的重视相关，这种观念的形成除了革命的现实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决定之外，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浓厚的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

总之，作为中国现代革命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既保有重视人文精神的文化传统，又富于无可比拟的阶级先进性，还有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武器作为指导，因此，她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代表具有历史必然性。

注释：

①{24}《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69―1470、516页。

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北京：三联书社，1984年第1版，第103页。

③《新青年》1915年第1卷第2号。

④{10}《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175、574页。

⑤⑥⑦⑧{20}{21}《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698、706、707、708、709、7055页。

⑨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第98页，转引自寇清杰著《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第38页。

{11}恽代英：《经验与知识》。转引自寇清杰著《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第337页。

{12}《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708、534、706页。

{13}《中国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委员会资料》（上），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页。

{14}《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0页。

{15}：《苏维埃的文化教育》，1934年1月，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办公室，福建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82页。

{16}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载《生活》星期刊第1卷，第19页。

{17}《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4页。

{18}《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4，663―664页。

{19}《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5页。

第9篇：新文化运动论文范文

关键词：茶文化；理论视角；体育文化；模式创新；价值思路

结合当前人们对体育活动的价值认知日益成熟，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具体的体育运动理念，还是其具体体育活动发展方向，均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极大差距。尤其是随着现代体育运动的竞技化发展水平日益提升，必须结合当前体育活动开展的的具体状况和存在问题认知入手，通过融入多样理念，从而实现体育人才的综合、全面培养。

1当前体育文化模式应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分析

体育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其往往受体育理念，体育运动方法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而整个体育运动体系。随着当前体育活动开展日益成熟，如今整个体育运动逐渐朝着竞技化、大众化等方向发展，而在这一过程中，其实际上就对体育活动机制建设提出了全新要求，虽然我国体育运动在开展过程中，实现了系统化发展，但是整个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存在相应问题和不足，尤其是缺乏对体育运动的具体开展状况和具体要求的全面认知，就使得整个体育运动工作亟待改进和创新。目前我国整体构建了涵盖所有专业、多个水平层级的体育运动体系，通过开展专项体育训练和兴趣俱乐部，从而为我国体育运动全面开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而在现代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要充分注重组织和参与各种体育赛，优化体育运动元素，从而大大提升了体育运动开展的综合水平。可以说，目前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已经初步实现了全方位、多层次、高水平的具体体系，为我国现代体育运动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是目前在我国体育运动推进过程中，其实际上也存在一定问题和不足，具体而言，集中表现为：首先，就体育项目开展实施来说，多数体育运动爱好者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其对体育项目训练更有兴趣，其将学习的重点和精力放在了项目技能的学习上，忽略了文化知识等其他环节和过程的学习。不仅如此，多数人才在参与培训过程中，其更多将重点和精力放在了体育项目的训练和学习上，忽视了文化知识的学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育运动项目的文化理解和内涵认知。其次，对于体育项目的实施理念来说，其在体育活动推广时，缺乏针对性训练方案和策略，特别是多数教练和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时，无论是具体的体育运动方案，还是体育运动目标和具体的运动量，都缺乏于参与体育活动者实际体育水平之间的有效衔接。实际上，对于体育活动开展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体育运动效果，需要充分融入体育运动者对体育运动项目的具体理解和内涵认知。因此，对于体育运动来说，想要实现理想的体育运动发展效果，必须创新体育运动模式。最后，目前在整个体育活动模式构建和具体应用过程中，整个模式体系上缺乏有效衔接，更多情况下，体育文化与体育训练之间存在一定的隔阂，两者未能形成统一、高效的互动关系。对于体育活动开展推进来说，只有完善文化元素融入，创新体育运动机制，创新体育活动中体育训练与体育文化的有效融入。事实上，在该体育活动推进过程中，无论是具体的实施理念，还是相应思路，都未能与当前整个体育活动的具体开展相结合。应用体育文化模式，实际上，其反映的是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要求不断提升，所以想要实现体育文化的有效推广，就必须结合该模式的具体应用要求，创新体育文化应用机制。

2传统茶文化理念的具体内容分析

我国有着丰富完善的茶文化理念，而茶文化也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与关键，通过对传统茶文化的具体理念内涵进行分析，能够从中寻找到值得我们当前传承的具体元素和理念内容，当然，如果能够将传统茶文化元素系统化融入到整个体育活动中，其不仅能够丰富和完善整个茶文化体系的具体内涵，同时更重要的是其实际上为体育文化机制的创新与应用，提供了实质性帮助。想要有效应用传统茶文化理念，就必须对传统茶文化理念的具体内涵进行系统化分析和认知。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内涵，也是我国整个文化体系传播过程中的关键，如果能将传统茶文化体系中的具体内涵融入到体育活动推广过程中，其能够帮助我们有效了解和认知体育文化的具体内涵，甚至加深对体育项目的具体理解，从而实现体育文化模式创新的理想效果。对于体育文化模式创新来说，融入传统茶文化元素，不仅是一种价值理念创新，更是一种内容结构的重塑，因此想要实现传统茶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就需要通过有效融入文化元素，从而丰富整个体育活动推广过程中的具体元素，实现体育运动推广与体育文化传播的理想效果。对于体育活动开展来说，融入文化要素，其不仅能够丰富体育活动理念，同时也能优化文化模式。因此体育活动想要实现理想效果，需要融入文化要素，通过系统化创新和结构内容优化，从而实现体育文化模式创新。结合当前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状况来看，无论是教学，还是社会推广，都未能充分认识到文化元素的重要性和价值内涵，加上当前在整个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人们更倾向于体育元素的应用，从而大大限制了体育活动的价值。

3体育文化的价值作用分析

体育文化的价值是理解和应用体育项目的基础，也是诠释体育运动项目特点和内涵的关键。随着当前人们对体育运动的作用价值认知日益完善，如何既能提升体育运动水平，又能增进人们对体育运动的价值认知，就逐渐发展成为体育文化开展的必要前提。体育文化的融入和应用不仅丰富了体育运动素材的有效融入，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整个体育活动开展的水平。当然以往体育运动开展过程中，其更多关注的是体育运动的具体技能学习，忽略了体育文化理念的有效融入，因此随着当前体育运动开展日益体系化，大众化，体育文化理念的价值应用就极为必要。体育活动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其崇尚竞技理念，但同时也倡导合作精神，因此可以说想要实现体育活动传播开展的理想效果，必须倡导完善的文化理念。在现代体育运动日益科学化、体系化、完善化的今天，开展体育活动需要融入全新模式，尤其是训练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程度不断提升，掌握文化素养对推动体育文化开展效果的实质性提升有着重要影响。融入体育文化，创新体育活动开展的具体模式，不仅是人才培养理念的创新，同时更是全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表现。当然，在体育文化创新应用过程中，想要实现理想的应用效果，就需要系统化探究适合体育活动开展的文化理念，通过全面融入和整体性提升，从而实现体育文化应用的理想效果。因此，体育文化模式在具体应用过程中，需要认知体育文化的价值作用，融入全新价值理念，通过构造全新体育文化模式，从而实现体育运动水平的实质性提升。

4融入茶文化要素开展体育文化模式创新的具体思路

我国有着丰富的茶文化内涵，而茶文化与体育文化之间有着诸多内涵上的一致性，尤其是茶文化和体育文化所倡导的精神理念都是体育运动推广普及过程中所必需充分注重的内容，因此如果能够将体育文化与茶文化理念相融入，其不仅能实现整个体育活动的创新，更重要的是能够大大丰富体育文化的应用与具体融入。文化不仅是一种元素，同时也是一种内涵诠释和理念表达。因此，在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体育文化的融入，不仅能够诠释体育运动的精神内涵和本质，更重要的是体育文化从根本上体现了整个体育运动的价值和作用。因此，将茶文化理念与体育文化相结合，其必然能够在创新体育运动开展形式的基础上，完善体育运动的文化元素，从根本上推动体育运动开展。当然能否将茶文化理念与体育运动开展相结合，其不仅需要探究体育文化开展的具体要求，同时也要寻求体育文化与茶文化之间的结合点。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核心，无论是具体的物质元素。还是文化理念，其实际上都是整个文化体系展现自身价值作用的基础和前提，因此如果能够将茶文化融入到体育文化理念中，其必然能够丰富体育活动开展的形式与价值，从根本上提升体育文化的完善度。在融入茶文化元素，创新体育文化模式时，要在两者内涵一致性的基础上，探究时代元素，尤其是要充分激发社会大众的关注度和兴趣点，通过具体了解和系统化融入，从而为体育文化模式创新提供实质性帮助。要细化体育活动开展的各项要素，通过制定有针对性的体育文化融入对策，从而实现体育文化模式的全面创新与发展。在融入茶文化理念，创新开展体育文化过程中，其对该活动的界定标准是以文化内涵的完善性为衡量基础，然而在具体的体育运动开展时，可以看到当体育运动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其会遭遇一定瓶颈，而想要对其进行实质性突破，就必须对整个体育运动文化的具体特点及内涵进行认知，通过有效融入茶文化内涵，从而实现体育文化模式的有效创新。

5结语

结合具体的体育实践，我们可以看到，想要实现体育活动的有效开展，需要具有体能素养和人文素养教育等一系列元素内容。在长期的体育实践中，可以看到无论是体育运动理念的完善性，还是其文化水平及价值内涵日益丰富，而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其实现了形式化创新与优化，但是在体育活动开展过程中，由于缺乏文化内涵的有效融入，其更多融入的是体育运动项目学习和体能训练的开展，忽略了文化价值理念的诠释与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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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胜钢.体育人文精神的内涵、作用和地位[J].北京社会科学,2013(15):11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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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宋会君.茶文化的兴盛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14(19):126-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