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散文精选(九篇)

第1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论文摘要：汪曾祺散文承袭了明清文人的“闲适”语言风格，并进而形成了个体化的语言风格。因为现实社会语境中诸多因素的限制，他的“闲适”言说实质上是对自己精神内在家园的遮蔽，具体体现在他的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以及他对传统和现代的复杂体认．这些复杂的审美感受在审美上所形成的两难困境源于汪曾祺对生命的曲折表达。

汪曾祺小说写得好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出版以来，他的散文也成功地进入了我们的视界。1997年汪曾祺谢世之后，学界对他的研究更为深入。可是，这种深入多聚焦在小说上，对他的华彩散章却用力不多。诚然，释读小说是于“解蔽”中找出埋藏，而散文的喜悦和悲伤因真实变得透明，失却深度解读的快乐。但是，我们对汪曾祺世界的探询。不能只限于其文本世界，其文本表述方式与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在勾连同样吁求我们瞩目。散文因灵魂的自由能漫溢出作家精神世界的各种真实信息，于是，解读汪曾祺散文所呈现的种种精神冲突，成为我们探询汪曾祺世界的另一条路径。

一　 历史 的悬置

汪曾祺散文虽多，却不外乎记人事与风物小品两类。《蒲桥集》在封面总述其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说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这段汪曾祺自撰的广告语鲜活地道出其散文的个性风范。据汪曾祺自述，他的散文风韵源于传统文化语境，这里的传统主要指称明清文人与五四散文传统，至于西方现代主义，他年轻时也曾受过影响，“也可以说是摹仿。后来不再摹仿了，因为摹仿不了。”(雌明清文人中是归有光、桐城派、李卓吾等人对他影响最深。说到五四散文传统，汪曾祺从其师沈从文和废名那儿承传过来的是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写作传统，这个写作传统实质上在汪曾祺心中“与他向往的明清笔记的文人语言传统是一回事情”。换句话说。汪曾祺散文灵魂的源头是与明清文人语言传统密切勾连。

考察明清文人语言传统还须回溯明清文人身处的文化语境，他们的语言姿态建立在时代景深之上。如所周知，文字狱的兴盛致使明清两代的优秀文人退居社会的边缘，沉浸在国家话语中的他们遭际着痛不欲生的灵魂断裂，一方面是国家及告密者的暴力胁迫，一方面是千百年来“士”人所赖以存活的明亮而煊赫的治国理想的崩毁。日日苟全于冰与火的边缘，他们只能担荷起历史的密集苦难痛楚地活着，这种痛苦被他们以各种生存方式消解着。于是，明清文人们寄兴山水，纵情园林，赏玩花草，品味饮食，在对生命细枝末节的体味中走进了一个文学 艺术 自我愉悦的心灵“唯美化”时代。“也许在这个肆意暴虐并且濒于覆亡的时代，由‘唯美化’所体现的精神现象，就适宜用‘闲适’二字来概括了。”(捞这种“闲适”的生存图景正包容着我们所欲破解的隐秘信息。我们发现，明清文人的生命中充斥着难抑的痛楚：永远不能高踞庙堂之上为自己的国家幻想作出告慰，还要为肉体的苟活胆战心惊着，但他们的言说却是如此的闲适优雅。在他们身上，言说与生命本质出现了分离，而且是永远没有弥合的分离。这场遥遥无期的分离为我们留下了大量充溢着个人生命情趣的精雅文字，也在历史上悬置下一种别样的生存图景，那就是他们那“闲适”的生存言说实质上是人的另一种实存：人可以在其生命本质之外自在地生存。

明清文人的“闲适”生存言说源头可追溯到庄子。这位先秦时代的逍遥客以“ 自然 之情”体验“天地之美”，并超越一己生命而“与天地精神往来”。他告诉我们，纯真之气和精微之美能使人逾越生命本质的逼迫和追问，成为一个真的人，而真的人，正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尽管庄子对“真的人”的阐述对解释明清文人生命本质和言说的分离问题颇有启示。但它并不能支撑起人在现实生活里的生命失重。要确定分离问题的要旨所在．我们不得不超越“真的人”的乌托邦神话。明清文人于最无助的时候在生存方式上承袭了庄子的“逍遥游”，然而，这种逾越生命本质的另一种实存并不能成为一种常态，为言说与生命的分离负责，它多半在历史上成为一种悬置，人们会体味，却很难去尾随。

二　言说与生命存在的冲突

在部分研究者看来，这一历史的悬置似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较为理想的回应。他的文字也雍容自若，他的语言也张弛着闲适情怀。可是，这一比较虽然有着表面的合理性，危险却不容冰释。继续回到文化语境上来。

我们知道，汪曾祺所处的文化语境虽也命途多舛(1920年出生的汪曾祺经历了20余年的战乱和10余年“人心惟危，道心惟危”的文化浩劫)，却最终走向了一种多元化态势．这一态势能够为文化人发挥其表达功能提供着长足动力。虽然语言姿态可以承传，从明清文人与汪曾祺各自所处的文化语境的不同，我们依然可以对那些专属于明清文人的精神元素能否被后人完成同等复制产生怀疑。更进一步说，我们还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根本上说，文学就是个体化生存的事业。汪曾祺对明清文人的语言姿态的承传，经过个体化的衍变，就很难把时间所清洗的东西如数还给我们，最终会成型为汪曾祺个人的语言范式。如果说汪曾祺呈现出与明清文人相近的“闲适”的生存姿态，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意义对接，刻上了他个人生命印痕的那一部分就难以完成历史重叠。发现历史的某些相近可能对我们认识一个作家有帮助，然而，就目前来看，在重叠历史论的阴翳下明亮作家的个体化印痕，对这个作家的认知会更具客观性。

汪曾祺的散文几乎写的都是经年旧事。像“我很想喝一碗咸菜茨菇汤”、“昆明城外。遍地皆植马尾松，松毛易得”、“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等等，是一些很温暖的人事。汪曾祺在《文集自序》中认为不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可以写进散文。那么，为什么他的散文世界充斥的基本是经年往事?汪曾祺以为“必须把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生活和作者的感情都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以我的理解，是“沉淀”使他对他经历过的时代变得谅解了，也愿意回过头去看一看。这和对传统文化的怀恋不全是一回事。王安忆在《长恨歌》里塑造出一个旧日的上海，让我们记住的是王琦瑶所生活的阴暗的上海弄堂。这部小说你可以说王安忆在怀旧，也可以说她在反思那个逼仄的年代，当然也可以说什么都不是，王安忆只是写出了一个她想象中的上海。这些不同角度的解读无碍根本，因为好的小说就是复义多解的，问题的关键是在于汪曾祺和王安忆为什么都固执地沉迷于叙写往事，尤其是汪曾祺，他的作品收编的都是自己的陈年记忆。我以为，这关涉到一个时间视角问题，人一旦攫取了某种时间维度去观照人间世，诸如前尘、现世和未来的时间分类的问题虽然层出不穷．但是终结式的解决办法还得在现世中寻找回答。

汪曾祺就爱隔一段距离往回看．他的回望并不是印证往昔与现在的新与旧、好与坏．而是让它们在时光行程中互为辩证。美才是往昔与现在的最后依归。正是对“美”的呼吁和诉求构成了汪曾祺的本文，成其心中最神圣的内在家园。以我的理解，“美”在汪曾祺眼中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意味着生命的本真存在．这同样也是许多走个体化之路的知识分子的生命旨归。但是，人的言说并不见然与生命本质获取同一。人是不断个体化的人却被抛在社会化的命途上，“社会生活的组织化与整一化，要求个体必须与他人趋同，差异被认为是危险的，整一的组织化和社会生活对个人有一种强迫就范的压力。”这种压力使人的生命趋向孤独与焦虑，为了缓解社会化的压抑，他以融人外部世界的言说实现了社会期待式的正常生存，却又导致了言说与生命的偏离，成为对生命的一种整容。这种偏离在某些时候会呈示出一种尖锐的对立。譬如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放任轻狂、孤傲不羁和阮籍的穷途迷哭，还有稽康的死亡琴声，让《广陵散》的悲音如风一般敲打着往者与来者的心魂。譬如明代的徐渭在断裂的生命里对自己肉体的一次次戕杀，一次次痛不欲生换来的只是无情的挫败，他在放诞的言说中最终成为一个苟且者。我们发现，汪曾祺散文里的言说虽淡美如菊，却不能清洗掉生命世界中真实的痛感。他的现代体验的独特盖由于这个层面的存在，这就是淡美如菊的言说和生命的真实痛感之间所构成的存在冲突和矛盾。我们知道，淡美如菊的言说产生于一个封闭的时空，即现代之外．若人能永在现代之外，淡美如菊可能是美妙的，但事实上，世界已将

事实上。向回看就是时间的回流，是写过去的生存现实，更进一步说是在沉积中叙述出一个属于自己审美视野的过去， 自然 就会对过去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审视和反思，这种回溯能让我们体悟到时间的悲剧感。线性向前的时间一旦往回看，望着时间不可逆转地远逝，而它带给我们的东西无论美丑好坏都要失去．这种生命一无所获的结局就成为我们最难以言及的哀伤。汪曾祺以他那平淡洁净的言说慢慢地为我们揭开了人的生命渊薮中最悲凉的一层，于是，过程中的温馨成为苍凉，自娱变作哀戚，讥讽化为悲楚。生命因这真实的痛感而令我们久久咀嚼，长长回味。

三　传统与 现代 的复杂体认

在时间回流中，汪曾祺的散文于回澜拍岸中让我们重温过去的风韵和余伤。像《下水道和孩子》是对孩子梦幻想的书写，《怀念德熙》是为“蔼然仁者”立言，《随遇而安》的悠然自述中涵容了对民族精神人格的反省。就是《紫薇》、《萝卜》、《天山行色》这类纯风物小品，也饱含着传统的风韵，譬如龚定庵的《说居庸关》的第一句便促生出《天山行色》的起首句：“所谓南山者，是一片塔松林”，“这样的开头，就决定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字的散文。处处有点龚定庵的影子。”引)通过回望传统，我们重新认知了传统的力量。传统是一种浓烈的精神濡染，汪曾祺除了对传统的正面力量给予了肯定，他的传统回溯还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对传统的负面规约的冷眼。隐藏着 历史 清理中产生的必然歧义，后者在汪曾祺后期散文如《可有可无的人》、《吃饭》等文中尤其凸显。到汪曾祺生命的最后阶段，他的文字越来越朴素凝重，无声的悲鸣寒风一般阵阵吹进我们的肺腑。

汪曾祺的现代性思索也存有另一种视角。在《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香港的鸟》等散文中，汪曾祺提到“树被人忽略了”、“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淡淡道来，却使人对现代性单向度地大量繁殖和扩张产生一种忧虑，一种警醒。在文化的意义上，汪曾祺的这一忧虑和警醒易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怀恋，很容易被判释为传统与现代的二元对立。如今，在现代化研究大家艾森斯塔特的理论修正下，我们明白了“实际上现代性有多种面相、多元的模式”，“批判现代性也不等于反现代性．而完全可能是用一种现代性来反对另一种现代性。”就此而言。作为对现代性理解模式专制的险情警告，汪曾祺那既渴求现代性又质疑现代性的复杂文化心态也是一种现代性，一种意义和反义在自身内部同时生长与繁殖的复杂现代性。

事实上，现代性所蕴涵的内容，在不同的人那里。会有着不同的角度和尺度。我们能够接收现代性中那些咄咄进击的元素．也应该允许对人生践行路线作出不同的理解和交叉。不同的交叉点隐伏在密集的语词里，不时给一往无前的人们添加一些犹疑。

第2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关键词：汪曾祺 自我 幽默 语言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早年就读于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1943年开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学国文教员和历史博物馆职员。1950年后在北京文联、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编辑《北京文艺》和《民间文学》等刊物。1962年调入北京京剧团（后改北京京剧院）任编剧。著有小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文学评论集《晚翠文谈》以及《汪曾祺自选集》等。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对于性灵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劳是首当其冲，如孙郁所对他的评价：“他的杰出性在于，回复了传统的艺术品格，将非我的艺术，还原到真我的性灵世界。当代文学的这种精神上的调整，可以说是从他开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实儒，他对文气的推崇，他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国传统散文和现代散文的沟通，都可作为他的贡献。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桥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诸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桥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这段自评从他的散文的题材和行文特点两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评价，有益于我们对他的散文的欣赏。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融自我于其中，蕴浓厚个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师沈从文教给他写小说要贴着人物来写一样，在讲求“真”的散文这一文体中，他更是紧贴着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于其中。无论是记人类、游记类、随笔类、还是小品类散文，他都是通过“我”的情感浸润的，有鲜明的个人特点。他说过“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体”（《目看两不厌》，《汪曾祺全集》卷5，406页），他不会把自己淹没在景物和历史中。如凡到过泰山的文人在写泰山时无一不写它的雄伟浑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却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对泰山不能认同。我对一切伟大的东西总有点格格不入”，我“更进一步安于微小，安于平常”。本来是写泰山的，却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发现了小小的“我”，于是就写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担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写泰山的云雾，也无一句写其壮观的，反倒只写了雾所带来的麻烦。泰山的这些小而平常之处着了汪曾祺的平淡色，还着了他的文人色，一个接一个典故，说古考据，却没让人感觉到味同嚼蜡的“吊书袋”，原因即在于这些故纸堆里的考据并非死的学问的罗列，处处以“我”的眼光和心绪量之，处处显个人情趣。所以他入笔看似平淡，平淡中蕴藏的博学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显得不同凡响，别有一番悠长滋味。

二.于俗世描摹中显不动声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读起来平淡之极，却能让你在瞬间与作者对视，莞尔一笑。他对幽默的见解是：“人世间有许多事，想一想，觉得很意思。有时一个人坐着，想一想，觉得很有意思，会噗噗笑出声来。把这样的事记下来或说出来，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无关其他什么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夹杂不动声色的幽默，这使得他在说古考据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说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来，时不时以幽默来调剂。《跑警报》中的“人生几何，恋爱三角”的失恋者，侯兄送伞“贵在永恒”的故事，众人皆逃难便有用不完的水，于是在警报中总是留守的煮食莲子者和洗头者，有趣，好玩，面对灾难不在乎，读者于笑中体会到我们民族生存的韧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岳霖先生》等追忆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笔触使所记人物跃然纸上，在记忆里鲜活起来。金岳霖聚会时捉虱子的自嘲，80岁时坐三轮逛王府井的偶发童心……让我们于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双慧眼于世俗生活中发现乐趣，就是一种幽默。在昆明吃汽锅鸡，说成：“今天我们培养一下正气。”（《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 349页）“一边谈着克列斯丁娜·罗塞蒂的诗，布朗底的小说，一边咯吱咯吱地咬胡萝卜”的联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页）

三.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的独特语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舆之圆方》中这样评价汪曾祺的语言：“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强烈的张力中达到和谐……”（《重读大师——激情的归途》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355页 1999年第一次版）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语言特色，他在语言上也显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结合。汪曾祺从小便接受了儒家经典的熏陶，他的祖父为他讲解《论语》，父亲请当地名流向他传授古典文学。他自己阅读甚广，中国古典文论、古代散文，尤其偏爱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灵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使他在语言方面简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让人有隔阂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国画的计白当黑。对民俗的体察，对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关注，又使他的语言充满口语化，读来不觉俗气，反觉畅快淋漓，甚而叫绝。在《虎头鲨、昂嗤鱼、阵螯、螺蛳、蚬子》一文中说到，苏州人喜欢塘鳢鱼，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鱼更是眉飞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后来我知道：塘鳢鱼就是虎头鲨，嗐！”一个“嗐”字，读来过瘾。类似的还有《故乡的食物》写到高邮咸蛋“筷子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吱”字俗白，却极精准，勾人食欲。《葡萄月令》中通篇写种葡萄的过程，“一月，下大雪……二月里刮春风……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浇水……五月，浇水，喷药，打梢，掐须……六月……”。名词的罗列，一目了然，事实的陈述，简单明确，仿佛过于直白口语，但看无意，然连缀成篇，却韵味十足，汉语传递的独特魅力在这里展现出来。融文言与现代白话于一炉，汉语的表现力被展现和增强了。

第3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生于1969年的汪民安不断被人颠覆对他的认识。除了在餐桌上大肆宣扬王朔的处世哲学之外――如同王朔有和尼采均等的生命激情――几乎看不到汪民安的学者形象，他一定是向往艺术的，不知他是否有拿起画笔来乱涂一气的冲动，抑或有，但总会被他自己否决掉。怕麻烦、崇尚简单以及湖北人随遇而安的生存智慧，决定了他生活的本来面目：闭门阅读、做饭、接孩子；散漫的衣服、散漫的长发和散漫的笑容；偶尔与朋友小坐、偶尔参加研讨会、偶尔去艺术家工作室串门。

《形象工厂》就是“偶尔”加“散漫”的产物。汪民安自己说：“它本不在我的写作计划之内。”汪的本业是：尼采研究专家、福柯研究专家，稍带研究点罗兰・巴特、巴塔耶和德勒兹，以及对城市文化保持激情和相当的理解力。他主编的《生产》系列译介读本，多少有《今日先锋》当年的锋芒。而他与《今日先锋》的主编蒋原伦、史建在聚会时亦会坐在一起，不免让人想起“三剑客”的形象，还未及说话，已形成一个气场。这些多少会让人淡忘他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的身份，这也难怪，他每周去学校一次，有时两次。

丹纳在所著《艺术哲学》中说：“在人类创造的事业中，艺术品好像是偶然的产物；我们很容易认为艺术品的产生是由于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亦无理由，全是碰巧的，不可预料的，随意的。”但他话锋一转，指出：“虽然如此，艺术的制作与欣赏也像风一样有许多确切的条件和固定的规律：揭露这些条件和规律应当是有益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了两大理论：一、“种族、时代、环境”三因素说；二、艺术批评的三种尺度，即艺术品表现事物特征的重要程度、有益程度、效果的集中程度。显然，汪民安的《形象工厂》并未受此影响，他独辟蹊径，一共考察了46名艺术家的创作，这些艺术家中既有大众眼里的成功艺术家，也有普通艺术家；既有偏市场的，也有偏学术的。在汪民安看来，这正好搭建了一个中国当代艺术的“形象工厂”，因此，如何去“观看”、进入、获得体验便成为艺术审美乃至于富于哲学意味的一件工作。《形象工厂》的副标题正是“如何去看一幅画?”。

读者的观看之道则又退后一步，“去看汪民安如何去看一幅画”。汪氏看画的方法大致是：不对艺术家的生平背景和创作动机发生兴趣，不太拿艺术史当回事，也不评判艺术家的水准，更不负责提供方法论，而是用一种沉浸在图像当中的、冥想般的、喋喋不休的方式进行自我指认式的观赏。这令人眉瞪口呆――这样看画也可以啊。他的观看方式回到了作品本体，享受观看带来的哲学思辨和话语洪流的愉悦。

第4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亭轩掩映，疏影摇曳。风景怡人，藏书丰富。这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汪氏“不疏园”。清乾隆年间，22岁的汪景晃弃文从商，从事卖布行业，赚了不少钱。几，十年下来，财富得到进一步发展，到了儿子汪泰安手上也生意兴隆。身处商海的汪泰安在处理完商务之后喜文舞墨，常常一直读到油灯耗尽为止。汪泰安还希望自己的儿子汪梧凤穷经研史。作为汪氏的86世孙汪梧凤不负厚望，考中秀东成为颇有学识与成就的文化人。1752年，汪梧凤“延婺源江滇修永馆于不疏园，并招戴震东原先生等学子，来从江永研习六经之学”。汪梧凤在《勤思楼记》中阐述道：“先君子治田为园，之所以以‘不疏园’命名，园北有堂，颜之日不疏，盖取陶诗‘暂与田园疏’意而反之，亦欲使后之读书其中者常守厥志，不致苟于利禄，而饕餮于宠荣也。”汪泰安退田还园，出于这样的想法，修建了一座典型徽派风格的“不疏园”，成为文人雅士研学、聚会的好去处。

这位在汪氏“不疏园”寻根的年轻丽人就是“不疏园”创建人11世孙媳、不疏园书画院院长曲君丽。她曾用名“军丽”，她的太姥爷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为纪念革命老人故取本名，后在校读书时老师更名为“君丽”。人如其名，天生丽质的她有着随意披散下来的秀发、修长的黛眉、清亮的眸子、颀长的身材，这一切搭配得是那么自然而舒畅，有着让人嫉妒的特质。

穿行在书香弥漫的汪氏故园中，曲君丽不禁为汪氏书香所打动，自己仿佛走进了历史的深处，成了一个打搅“不疏园”数百年宁静的游人，开始窥视到“不疏园”的斑斓与价值。

在徽州历史上，汪家祖上建造的“不疏园”曾经非常著名，只是憾于好景不长，后来毁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眼前的一片竹园和菜地，让曲君丽十分伤感、留恋。她心想：汪家先辈取“不疏”二字这园名，意在使后人读书其中，时刻警觉，不要疏远田园而一味地追求功名利禄。

“不疏园”落成之后，江永、戴震等是这里的常客，给汪家子孙上课，而戴震又借此地师从江永。戴震虽师从江永，但在学术思想上亦师亦友，与其同学汪梧凤、郑牧、汪肇龙、程瑶田、方矩、金榜并称为“江门七子”。江永在“不疏园”共住了7年之久，这里的好山好水给了江永以很大灵感，他的《算学》、《乡当图考》、《律吕阐微》和《古韵标准》4部重要著作都是在“不疏园”期间完成的。今天，深谙“不疏园”文化的曲君丽在接受专访时对记者说：“‘不疏园’当年可以称为皖派汉学的发祥地和习研交流中心，被喻为我国最早的研究生院。”曲君丽为自己入主“不疏园”，有机会弘扬“不疏园”文化而自豪。

“不疏园”最后的主人是汪宗沂，也是一个才华横溢、胸有韬略的大儒，是汪泰安的五世孙，也是王茂荫的女婿。太平天国进军徽州之时，“不疏园”这极具名声的江南名园在战火中未能幸免。汪宗沂因躲乱军不得不随父携病妻弱子人黄山，他的妻子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惟一提到的中国人王茂荫的女儿，尽管不久妻子没有躲过这场灾难，含恨而去，但他的老岳父王茂荫还是很看重他的才华，并给予诸多关照，曾将他介绍给曾国藩。在王茂荫去世12年后，汪宗沂很快中了举人，又中了进士，并被考师翁同稣称为“为命世才”，被分发山西知县。但他却无意仕途，而告病归养。后来，汪宗沂在紧临“不疏园”遗址的南边建筑了“韬庐”，内有抱冲亭、芙蓉池、梅坪、云起石、嘉雨轩、延年室等胜景和建筑，其中藕溪楼多藏古籍，辑易轩为汪氏研易、著述之所。可惜的是，“韬庐”没有毁于战乱，却毁于解放后的极左年代。今天，站在连坍墙残垣也不曾遗留的汪氏故园之上，曲君丽大有沧海桑田之感。

言及汪氏文化，曲君丽十分兴奋，言辞颇有滔滔之势，让人十分受感染。新安画派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汪采白曾有“生渐师之乡，传渐师之艺”之誉，是“不疏园”创建人汪泰安七世孙，是西溪汪氏的骄傲。汪采白5岁即从国画大师黄宾虹受四子书并习书画，历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教授、安徽省立二中校长、国立中大学国画系主任等职，工山水花卉，用笔清新隽秀，曾与张大干、徐悲鸿、吕凤子等人共事，沉醉画事，画名日隆。他喜诗词创作与摄影，近代黄山“迎客松”进入镜头而与世人见面便自汪采白始。在曲君丽的“不疏园”画廊里，记者有幸见到新安画派巨匠汪采白与爱孙的珍贵老照片，而“不疏园”新主人曲君丽的先生就是汪采白的四世孙(曾孙)。曲君丽说：“汪家这个家族处世低调，文化氖围之厚重，书香气浓，正义感强。能在这个大家庭里生活，我十分高兴，能学到许多东西。”

2007年，曲君丽通过工商部门注册了“不疏园”商标。在她眼里，乾隆17年的“不疏园”，是一座矗立在皖派汉学发展史上标志性的里程碑，作为汪氏书香名门后来者有责任有义务传承新安艺术，光大汪氏文化。她说，将“不疏园”这特别的“中华老字号”文化品牌申请注册为商标，因为它是一种无形资产，文化底蕴深厚。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上将欣然为“不疏园”题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曲丽君做的是一种有关文化的事业，她对文化的理解根植于她对文化的兴趣，对“不疏园”的真正热爱。近年来，曲君丽在不疏园书画院的基础上成立了不疏园书画艺术研究会、不疏园画廊，志在搭建平台，广纳贤士，进一步光大“不疏园”博大精深的文化。曲君丽自小爱好书画艺术，专注黄宾虹、张大干、傅抱石、李可染等书画名家的作品及收藏，经常利用各种机会与安徽籍相关专家交流探讨汪氏文化，收集、挖掘“不疏园”的相关资料或文献。白伯骅、韩美林、欧阳中石、李铎等书画名流的力作成为“不疏园”的重要艺术品。精品、真迹，是当代“不疏园”的第一追求。她身上散发的特有气质来自对书画的热爱，来自与业界资深人士的广泛交往与交流。

有人说：女人如水。也有人说：真正适合女人的香水是清水。而佛曰：真水无香。著名书法家、全国政协原常委张道诚曾题赠曲君丽“真水无香”。这4字简约浅显，含义却极为丰富，有说源自印度梵文，一说出自老子的《道德经》，有着至深的哲理。曲君丽说，她所追求的就是这么一种至高的境界，不论于人生、于事业，还是于艺术，求真求纯，弃绝浮华。她很喜爱这幅字，视为养性、怡情、励志的座右铭。

“曲高和寡正阳春，君子风范众人钦。丽花独放真国色，好景怡人四季新。”总后勤部原政委、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张文台上将曾如此赠藏头诗给秀外慧中的曲君丽。几次接触中，记者也感受到了她的坦诚、清澈、恬淡，欣赏她的美丽、自信、智慧。在这位知性女性眼里，美不止应是外在的，只有与内在的美相统一，才是大美。许多名流喜欢与她交往，更在于她在交往中流露出的真善美。

第5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关键词：汪曾祺 恋水情结 人性 至真至纯

在中国现代小说发展史上，流贯着一脉散文化小说的创作传统，而汪曾祺的创作则开创了新时期小说散文化的先河。在新时期的小说中，他的散文化小说可谓独树一帜。散文化小说以近乎散文的形式与诗的语言，使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情节叙事的依赖，获得了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审美空间。纵观散文化小说，它们无不散发出一种“水性”。汪曾祺的散文化小说也不例外。这种水性外在表现为以水为背景，即故事发生在水边，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深层上表现为至真至纯的人性美。

一、恋水情结——以水为背景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中，水被列为五行之首。‘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尚书·洪范》）。水被看成是创造万物和万物得以生存的凭借，是世界万物的本源。《管子·水地》中论述道：‘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水是万物的本源，人的生命亦来之于水。对水的迷恋也就是对生命本源的迷恋。”[1]汪曾祺对水的迷恋也是如此。汪曾祺的故乡高邮是个典型的水乡，水灌注了他的童年。他从小看运河，行船，湖上撒网，也曾耳闻目染水患肆虐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所以在他的作品中那灵魂深处的刻骨铭心的水乡情结总会自然而然地纷涌而至，以水为背景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法国人安妮·居里安女士也问过他为什么他的小说里总有水？为什么即使没有水，也有水的感觉？这个问题连作者本人以前也没有意识到过。汪曾祺是这样回答的：“是这样的，这是很自然的，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的作品的风格。”[2]而在《受戒》中，这份似乎与生俱来的恋乡恋水情结得到了释放。

作品中的主角明子和英子就是生活在水乡中的，他们相识在水上，文中有一段他们相识的描写：

到了河边，有一只船在等着他们，船上有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长瘦长的大伯，船头等着一个跟明子差不多大的女孩子，在剥莲蓬。明子和舅舅坐到舱里，船就开了。

……

大伯一桨一桨地划着，只听见船桨拨水的声音：

“哗——哗！哗——哗”

……

这是文中首次关于水的描写，寥寥数语竟勾勒出一幅清新自然的江南水乡画。写水的文字不多，但却给人水的感觉，这得益于作者他爱水，对水的依恋影响了其性格，也影响了他的作品。他那行云流水的语言，超功利率真自然的思想使得他在进行小说创作时，自然而然地将这种恋水情结融入到作品中去了。

随着认识的加深，接触的频繁，明子常搭着赵家的船进城，给庵里买香烛，买油盐，闲时是赵大伯划船，忙时是小英子，但划船的是明子。

在去庵赵庄到县城，当中要经过一片很大的芦花荡子。芦苇长得密密的，当中一条水路，四边不见人。划到这里，明子总是无端端地觉得心里很紧张，他就使劲地划桨。

小英子喊起来：“明子！明子！你怎么啦？你发疯啦？为什么划得这么快？”

天真爽朗的小英子此时哪里知道明子的心正在翻天覆地呢，面对着水的时候，人的心特别纯净透明，而此时明子恰好就是在这四周无人的芦花荡子里，心灵的召唤已经一览无余，是的，他对小英子是心动的，只不过还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只好借助划桨以摆脱心灵上的波动。在此，我们发现写水的文字也不多，但是这对水乡儿女的爱情却在芦花荡里延伸开来。水是他们孕育真爱的摇篮，水是他们激情感悟的纽带。最终，他们的结合亦在水上：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呀？”

明子大声地说：“要。”

“你喊什么！”

明子小声地说：“要——！”

“快点划！”

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芦花，芦穗，蒲棒，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水鸟，这些明显带有江南水乡痕迹的景致在此是功不可没的，它们在引领着读者去领略江南水乡清新淡雅的同时也见证了水乡中这对小儿女纯真大胆的恋情。于是，一种和谐的、至真至纯的人性带着水的清新荡漾成就了汪曾祺这个清丽明朗的水乡梦。

再如故事中的明子和小英子各自生活的荸荠庵以及小岛似的家，或是靠着河，或是三面被水包围着，其中描写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涉及到水的文字更是被作者一笔带过，很明显写水的文字不多，但是让人从心底里接受了他们是在江南水乡长大的，与水分不开。作者没有刻意地去描绘他们如何与水打交道，但是我们却总能感觉到水，在此不能不认为汪曾祺确实是迷惑人的高手。他为读者营造了一幅清丽明朗的江南水乡画，而他自己也沉浸在故乡高邮中，尽情地享受这一股柔软的、平和的、从故乡高邮静静流淌出来的水的感觉。

二、恋水情结——人物的人性美

转贴于

“水”在古代哲学里是“美”的象征，道家从水中看到道之所在，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之所恶，故几于道。”儒家把水看成“德”的象征，水是有德的。《说苑·杀言》云：“子贡问曰：‘君子之大水必观焉，何也？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孟子曰：“人性之美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认为人的本性与水的本性一样，一个是趋善，一个是趋下，皆顺其自然。而汪曾祺在《受戒》中所展现的人物的人性是美好的，“他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到了两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点……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多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孔子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并且是个诗人。……曾点的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我觉得儒家是去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3]《受戒》中所表现的不正是这种“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么？作者是爱人的，他笔下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人性亦是健康的。正如他所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我要写！我一定要把他写得美，很健康，很有诗意！”[4]因此，在汪曾祺笔下，人物都带有水一样清澈透明、至真至纯的性格。

小英子和明子第一次见面的语言充满童心，天真无邪甚至可以用幼稚来概括，这种纯净的感觉如水晶般无瑕，无可挑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完美的。虽是两个人的第一次见面，小英子并没有扭扭捏捏，更没有害羞似地避开，而是主动搭话，并主动将吃剩的半个莲蓬扔给明子，可见她的心灵是多么的单纯，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心里想什么就直接问。她身上体现出来的本色美，让我们确信人性中的健康的积极的东西。在小英子的世界里，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秩序被打破了：小英子晚上和明子一起看场并肩坐在一个石磙子上，听着青蛙打鼓，听寒蛇唱歌，看萤火虫飞来飞去，看天上的流星，率真自然的小英子看到流星掉下来的时候惊呼了，因为她相信，在流星掉下来的时候，在裤带上打结，心里想什么好事，就能如愿。和小明子一起挖荸荠，她老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这些都是她以农家少女特有的淳朴和大胆向明子暗示着她的爱情。又如在善因寺向明子道别时，她终究不管寺里禁止喧哗的规定，大声喊了一句“我走啦！”打破了宗教对人性的束缚。从善因寺返回的途中，在船上，小英子不让明子当方丈也不要当沙弥尾，明子都答应了。小英子更是毫无顾忌地提出：“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眼睛鼓得大大的明子以“嗯”作答时，小英子并不满意，“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终于使明子大声地说出“要！”这一简短的对话让人们看见的是一个有几分俏皮，又有几分野性的农家少女，但她俏皮得率真，野性得可爱。人性中的真和纯从这个天真少女的言行中展露出来。小英子心里想着什么就说出来，而不是故作姿态，含蓄矜持，在此笔者并不否认女孩子的含蓄之美，但看到这里实在是让人忍俊不禁，有谁不说小英子美呢？她打破了那种含蓄之美，呈现出另一种美，率真自然。那是一种不假雕饰的天然之美，天性之美，是一种人性的自然流露，她在对待自己的爱情上更是大胆直白，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自己心灵深处的人性的召唤。

与此同时，小和尚明子在超然世外的荸荠庵里过着清净的生活，无拘无束。如果用我们社会的道德伦理功利标准去评判这种人性解放状态的善恶，那是不合适的。在明海的家乡，当和尚可以有许多好处，可以吃现成饭，哪种庙都管饭；可以攒些钱，由和尚还俗娶媳妇是很容易的。“受了戒就可以到处云游，逢寺挂褡”，庙里无所谓清规，和尚们也杀猪，也吃肉，打牌，即使从事很神圣的宗教法事，如放炮，和尚们也跟玩杂耍似的，年轻的和尚们甚至趁机出风头，引得大姑娘小媳妇跟着他们私奔失踪。明海耳濡目染着庙里庙外的生活，潜移默化，逐渐成长，他虽然做了和尚，却是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还没有经历沧桑，远离狡黠，他和小英子之间的朦胧爱慕和眷恋是天性使然。第一次见面时明海面对小英子的问题都一一作答，话虽不多，但是真诚，并且接过小英子扔的莲蓬就一颗一颗地剥起来吃了，并没有推辞，这都是他人性中纯真美好的一面。随着接触的深入，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更融洽了，小英子在挖荸荠的时候总是故意用自己的光脚去踩明子的脚。而看着小英子的脚印，明子的身上也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面对着小英子这么一个活泼可爱的农家少女，明子心里痒痒的，这让读者不难看出明子内心的单纯，懵懂孩童的无知在这里却是那么可爱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再如当他们独处时，划到四面无人的芦花荡子里的时候，明子无端端地紧张，这真实地反应了他的内心世界，激动、心跳加速，只有借助外在的船桨划快点来摆脱此时激动澎湃的心。最后在芦花荡子里近乎爱情宣言似的“要”更是让我们看到他那率真可爱的一面，一个略带羞涩的小和尚形象跃然纸上。至此，明子人性中的纯真毫无保留地展现在大家面前，像水般清澈透明。

“一方水土一方人”，生活在江南水乡这片青山绿水中，小英子和明海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至真至纯的人性正是汪曾祺所追求的人性的和谐。人性中有最原始的欲望，为什么要用看不见的东西即所谓的伦理道德来捆住它呢？人与人的交往中，若没有人性的自由来参与，则再自由的物质世界也无法填补心灵世界的空虚。人始终是以面具示人，看不见下面真实的表情：人的生活像被囚禁在笼子里的野兽，即使给它最鲜最美的肉，也无法比拟自由给它的无上的快乐。或许世界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被束缚的，但人性却是永远无法被束缚的，它会用尽所有力量去冲破一切阻碍，寻找心灵的归宿。这是它的天职，是它历尽千辛万苦仍不懈追求的目标。人最初的善良和勇气，才是真正健康的人性，这种人性下的追求，才是美好的追求；这种人性下的胜利，才是正义的胜利。人性之善，是世间生命的精髓；人性之善，是社会灵魂的支柱。宣扬着复苏的人性，引领着人性的复苏，这正是《受戒》的伟大之处。

（指导老师：王海燕）

注释：

[1]黄春慧，韩伟表：《中国散文化小说中的水情结》，求索，2008年，第1期。

[2]汪曾祺：《汪曾祺散文·我的家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第6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关键词：汪曾祺；自然；人文；民族；和谐

中图分类号：G4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992-7711（2014）05-087-1

一、清新散淡的自然画卷

“我一定要把它写的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汪曾祺如是说。汪曾祺的创作理念就是把小说的美与清新的自然、风俗的描写结合起来。正如他自己所说，“大地上涌动着人生的欢乐。”这种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

先看一个片段：

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蒌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

――《大淖记事》

汪曾祺用他独特的简洁朴素的视角生动地为我们勾勒出了浓淡相宜的风景画。这些景色自然天成，景色随春夏秋冬的交替而变化，深深地流露出作者对自然美景的独特情怀。

正如在《受戒》中，作者描绘了小英子家清新秀丽的风光：“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三面都是河，西面有一条小路通到荸荠庵。独门独户，岛上只有这一家。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椹，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他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着对故乡的回忆，将秀丽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构建出作者独特的理想境界。

二、质朴纯真的人文画卷

汪曾祺在很多文章中都表现出了想通过纯朴优美的自然境界的描写来达到自己对率性自然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因而，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或真实或隐约都能感受到字里行间的质朴的人文性。正如汪曾祺自己所说，“他写的很多作品主要是说明人是不能受压抑的，反而应当发掘人身上美的失意的东西，肯定人的价值。”

请看一个片段：

晚饭花开得很旺盛，它们使劲地往外开，发疯一样，喊叫着，把自己开在傍晚的空气里。浓绿的，多得不得了的绿叶子；殷红的，胭脂一样的，多得不得了的红花；非常热闹，但又很凄清。

――《晚饭花》

汪曾祺对晚饭花开放的情景写成了一种艺术，一种真诚的生活艺术。作者尤其表现出了在《晚饭花》中李小龙对生活幸福的渴望。这种质朴的、纯真的却不执著的单恋表现在风俗景色中，但又不得不让然叹息，他们默默地生活，追求但不坚韧。作者想通过在作品中塑造的小人物在人文画卷中展现出平凡的、真实的可触的生活。也许淡得像一泓清水，但远比其笔下的阿庆嫂等英雄形象更具现实意义。

三、民族情感的抒情画卷

“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生活的抒情诗。”汪曾祺如是说。他是把风俗视为“民族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来描画的。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一定的人为情结的，整体上都反应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热爱，对生命所感到的欣愉。

请看一个片段：

各种瓜果下来的时候，牛角酥、奶奶哼（一种很“面”的香瓜）、红瓤西瓜、三白西瓜、鸭梨、槟子、海棠、石榴，都已上市，瓜香果味，飘满一街。各种卖吃食的都出动了，争奇斗胜，吟叫百端。

――《故里三陈》

这种洋溢着生活气息的语言让人清淡平和，更让我们感受到民族风采的抒情性。风俗画本身是自然的、朴素的，但作者自己说，“我是主张搞民族形式的，但是说民族形式就是有头有尾，那不一定。我欣赏中国的一个说法，叫做‘文气’。”这种散发着民族气息的意象不得不让我们感受到民族的希望。

汪曾祺的小说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人风格，透过浓郁的生活气息，通过对童年、故乡的回忆，展现着清雅秀丽的自然美、淳朴浑厚的人情美以及民族传统的人性美。从作家所描写的风俗民情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种率性，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从作家所刻画的人文画卷中，我们体会到的是一种对生命本身的尊重；从作家所蕴含的民族情感中，我们品味到的是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弘扬。他在风俗人情中呈现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都能体现出他的价值所在，让我们真正地体味到的是一种人情美、人性美。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

第7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论文摘要:明清散文的审美现代性展示了自觉的人文理想和自由的世界观，文章试图从李费、袁宏道、张岱、黄宗羲和汪中为文为人中发掘出这种审美现代性。

审美现代性应该包括:“在现代性的总体性结构和精神氛围中的审美趣味，审美价值的现代性品格和现代性意向。审美现代性展示了自觉的人文理想和自由的世界观，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指主体精神内涵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在文学作品中或是以传统的文学形式来表述，或以名目繁多的现代技巧来呈现，但其现代性内核就是人的主体性。明清小品散文就是在这种真善美的价值判断标准下，展现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从而架构起了与现代审美互通的桥梁。

    真善美作为文学作品中永恒的东西，与创作主体紧密相连，是创作主体本质力量的显现和创造性的体现，是能贯穿古今文学的审美互通点。明清小品散文正是在这种真善美的标准下，充分展现了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成为明清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的审美互通点。

    张岱是晚清散文最后一位集大成者，自幼聪慧灵隽，六岁时即被名士陈继儒引“小友”，自小豪华奢侈的生活养成了他喜欢享受、性情豁达、守大节而不拘泥于小节的性格。在散文创作中又受“公安派”和“竟陵派”影响，形成了其清新流畅、独抒性灵又不失冷峭诙谐之趣的为文风格。

    被袁宏道称为“细行不修，适情任口”，“好刚使气，快意恩仇”的李蛰，虽然好骂，但在他冰冷、尖刻的表面覆盖下，却是一颗充满善意的心。他自己就说:“我口恶而心善，言恶而意善也。”(《三蠢记》)而奠定他文坛地位的名篇《焚心·童心说》，公然以异端自命，倡言“人必有私”，“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抵;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这种独抒性情，敢于言敢于怒的性格不正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人的主体自觉，不正是在李蛰本人身上，在李赞的散文中透射出的审美现代性吗?读过明清史的人都知道李蛰是因言而获罪，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袁中道曾再三说过，李赞写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别出新眼”。这里的“别出新眼”就是指喜欢读史、谈史、以史喻今，在那个对于所谓“大君子”敢怒不敢言的时代，李蛰的“默虚文，崇实用”虽有益于世道人心，但也必定触犯时忌。放言无惮、毫无顾忌、不守礼法的文风与魏晋名士孔融、秘康的文章一样都不被当时皇上和朝廷命官所欣赏。在一个思想禁锢的时代，以秦始皇为千古一帝，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敢于怀疑，无论在思想史还是文学史上，李蛰的确非常人可比，有着难能可贵的现代人的审美品格，在这种品格支撑下的李蛰，为人为文都被后人所敬仰。

    “山有色，岚是也;水有纹，波是也;学道有致，韵是也;山无岚则枯，水无波则腐，学道无韵则老学究也”。 “公安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在《寿存斋张公七十序》里开宗明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韵既是情，是性灵，是个性。从这篇小品文里最能看出袁中郎的性情，处处以“人”，以“自我”作为终极关怀的对象，他提出“无心”与“纵心”的主张:“无心故理无所托，而自然之韵出焉”，“纵心则理绝而韵始全”。厌倦束缚，热爱自由的袁中郎还喜欢写那些“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游记小品文，这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也是与作者借山水自然来抒写主体“性灵”分不开的。“心情半佛半仙，姓字半藏半显”，在出世与人世之间徘徊的袁中郎不像李蛰那样“好刚使气，快意恩仇”，作为一个文人的立身处世，袁宏道在所谓的抗争与消极、进取与颓废、清高与世俗之间还有很多个人的实际考虑。“大隐隐于市”的袁宏道既欣赏“山中幽韵”又不避讳对“都市声色”的喜好，它可以明目张胆地在文章中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趣味相提并论，清雅高洁的书生意气与纵情声色的携妓泛舟行为同时出现在他那篇有名的《龚惟长先生》里，这与他强调率直坦诚、尊重自我、不守束缚、不拘格套的个性一脉相承。

    陈平原说过晚明的文章大多是独抒性灵，轻巧倩丽的“文人之文”，清代的文章则大多是典制庄雅，朴实大气的“学者之文”。魏禧曾经概括明人的文章是“扬以急”，而清人文章是“沉以缓”，更多的后人知道明文的尊重自我，发扬个性，独抒性灵，而对清文“文”与“学”的并重看成是义理考证，引经据典，束缚个性。其实，未必如此，重新解读清代散文大家的作品，其中有很多思想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的黄宗羲，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年的政治抗争，晚年的闭门著述使得黄宗羲能写出波澜壮阔、元气淋漓的文章，更造就了他坚持以遗民身份著书立说，不与新朝合作的硬朗意气，这与同时代诸多改换门庭的读书人相比，确实有着主体性很强的意志和信仰。黄宗羲的文章有他个人的姿态和风韵，但这种境界与气象又不同于晚清的李蛰和袁宏道等人，更多的是源于黄宗羲易代之际的生活阅历，史学丰厚的渊博学识，深谙现实的人情世故，造就了其文章的大气而不失于深情，思想幽深而不失于风韵曲折。说到黄宗羲就不得不提到成书于1663年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民主自由思想在这本书里得到充分体现。在明清之际，君权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神圣观念，黄宗羲以《元君》作为开篇之作，借以伯夷、叔齐的典故阐释了“昏君”在位之际受到外族诛灭是合情合理的事情，同时指责、嘲笑那些死守君臣之义的儒生之流面对天下“视之如寇仇”的昏君无所适从的言行。孟子“民贵君轻”民主思想在黄宗羲的文章里充分体现出来，虽然这种反对王权独尊的思想是希望有更好的圣君贤相来取代昏君，是不同于我们现代的民主思想，但是在那个时代作为朝廷命官的黄宗羲能够看到并且敢于直言，这已经是难能可贵的精神了。再看黄宗羲晚年所作的另外一本小书《思旧录》，这是一本追忆文体的小书，“余少逢患难，故出而郊游最早，其一段交情，不可磨灭者，追忆而志之”。书中所追忆的友人有抗清名将张煌言，晚明隐士陈继儒，才气横溢的张溥，经史渊博的钱谦益，对这些人的追忆黄宗羲并没有一味地用尽赞美之词，而是深乎情、明乎理、实事求是地评价他们的为人为文。如他提到张溥喜好读书，天资聪明，但同时自恃其才，下笔轻率。赞赏钱谦益文章“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但同时又不关心国家兴亡，只关注一己之私。黄宗羲的文章作为清代学者之文，不同于同时代桐城文章的独特之处是“以学入文”，以渊博学识、通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当时朝廷钦定的一切学说用怀疑眼光和审视态度重新认识。其中汪中的散文也是以超脱性情，雅致文笔纳人到“学者之文”的行列里。

第8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爱情漫画点燃婚姻向往

2014年10月，章子怡与汪峰的爱情已行进一年。国庆期间，章子怡随男友赴准婆婆住处看望汪峰与前女友葛荟婕的女儿熙熙。熙熙已经7岁，当年，她出生不久，父母就因为性格不合分手，她跟随奶奶顾月珍长大。因为从小缺少母爱，熙熙有些内向。章子怡心疼小姑娘，经常给她买礼物，陪她看海、爬山，教她英语……小姑娘在感情上渐渐对她有了依恋。

章子怡一进门，熙熙就跑过来黏她。两人面对面坐在阳台上，章子怡给她剪指甲、梳辫子、扎蝴蝶结，熙熙叽叽喳喳地与她说悄悄话。深秋的暖阳下，她们宛若一对母女。汪峰触景生情，内心与章子怡长相厮守的渴望变得无比强烈。他动情地向章子怡求婚：“女神，赐我照顾你一辈子的机会好吗？”章子怡沉吟片刻，甜甜一笑：“结婚？我还没心理准备。”汪峰顿时有些失落。

章子怡告辞后，顾月珍问儿子：“看得出子怡对你有感情，她也不小了，为什么不愿结婚？”汪峰也琢磨不透，难道女人真像传说中的谜？求婚遭拒，汪峰心绪不宁。

其实，章子怡内心也不平静。平心而论，汪峰是最适合自己的男人，可她心里有太多困惑：汪峰离过婚，还有过一场纠缠不清的事实婚姻，而且有两个女儿；自己是初婚，家庭关系简单。这个情史复杂的男人，会珍惜婚姻吗？自己婚后有能力应付他复杂的家庭关系吗？而且，章子怡担心婚后平淡生活会消磨爱的激情，将来自己背负的不是婚姻而是枷锁……种种顾虑导致章子怡拒婚。

11月3日，汪峰约章子怡在会所健身。中途小憩，他单刀直入：“你是不爱我，还是不婚主义者？”章子怡坦陈了自己的心结。汪峰一一为她化解：“我本来对婚姻心灰意冷，是你让我重新有了结婚的冲动。有过失败的婚姻，我更懂得怎样做丈夫。”“我的两个女儿有自己的空间，也都可爱懂事，不会给咱们的生活带来困扰……只要你我相爱，就能将平淡的生活过出精彩。”然而，章子怡仍然忐忑，淡然回应：“干吗要一纸婚约？恋爱就很好。”汪峰一时无语……

此时汪峰已43岁，多年漂泊，他格外渴望稳定幸福的家庭生活，章子怡却击碎了他的梦想。一天凌晨，心情不佳的汪峰还在书房听歌，母亲推门而入，说：“还在为子怡的事纠结？”汪峰点头：“我想放弃这段感情。”母亲问：“你能放得下？”

是呀，章子怡识大体、知性、有涵养，她的胸襟、魅力，不是一般女子可比：接受采访，她总比记者先到5分钟；采访结束，她亲自送记者到电梯口。2009年，京城一家媒体为博眼球，编造“诈捐门”事件。经纪公司准备走法律途径维护章子怡的合法权益，被她婉拒，而她拒绝的理由让人感慨：“我了解那家媒体，要养一帮人，那么多人要发工资要吃饭，不容易。况且对方道歉了，就到此为止吧！”如此胸怀的一位奇女子，汪峰岂能放得下？

顾月珍提醒儿子：“要让子怡甘愿托付终身，说一万句不如做一件小事。”汪峰深受触动。

贵为国际影后，章子怡却很少使用化妆品，她崇尚食物美容。汪峰买回三文鱼等食材，在家里苦练煲汤。12月中旬，汪峰请章子怡来家里做客，说：“今天咱们不去外面吃饭，我给你露一手。”他将三文鱼、蘑菇等食材放进砂锅，用一炉文火煲汤。其间，他守在炉边，半小时给砂锅加一次水，然后听声音、闻气味……此时的汪峰就是个普通居家男人，身上那种俗世的烟火味道让章子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美容靓汤出锅，章子怡品了一口，赞道：“太好喝了，你的厨艺与歌声一样棒！”汪峰心里甜滋滋的。从那以后，汪峰便经常亲自下厨为章子怡煲汤，而章子怡也爱这一口。

2015年1月，汪峰送给章子怡20格爱情漫画，说：“这是我亲手绘制的未来生活畅想。”章子怡一格格浏览，每幅漫画都是一对夫妻温馨幸福的生活场景，旁边配有解说词：爱是为了那个笑容而幸福的付出；爱是在对方忙碌时愿意为她着想与分担疲惫；爱是一起在温和阳光下舞动；爱是到超市采购两人的生活用品……汪峰向章子怡承诺：“如果我能与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吸取失败婚姻的教训，将家庭当事业经营。”“暖男”汪峰，终于点燃了章子怡对婚姻的向往……

将漫天非议当作花瓣雨

2015年2月7日，是章子怡36岁生日。当晚，汪峰以“羊羊得怡”为主题，精心策划了女友温馨的生日派对，数十位亲友应邀到场。汪峰亲手布置现场每一个细节，连背景墙都铺满鲜花。曼妙的音乐声中，他别出心裁地将戒指放在白色航模上，伴随音乐缓缓飞向章子怡。9.15克拉钻戒闪耀夺目，当着众亲友，汪峰单膝跪地，含泪向章子怡求婚：“女神，嫁给我吧！”

章子怡含泪答应：“我愿意！”王力宏夫妇、那英等好友第一时间送上祝福。女儿的婚事一直是章家父母的心病。求婚仪式结束，章母李涿生对女儿说：“子怡，爸妈并不希望你出多大名，挣多少钱，只要你有了感情归宿，我们就放心了。”章子怡与母亲相拥，洒下热泪。

续一份地久，暖一份天长。5月10日，36岁的章子怡与44岁的汪峰，在香港低调注册结婚。因工作繁忙抽不出档期，加上担心刺激汪峰前妻，两人没有举办婚礼。5月13日，香港媒体在网上晒出章子怡与汪峰的结婚证。随后，国内数百家媒体跟风转载。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网上攻击这对新婚夫妇：“峰怡结婚是各取所需，不知真爱成分有几分。”“这场功利婚姻注定昙花一现，一拍两散。”……沉浸在新婚幸福中的夫妇俩，对这些人的险恶用心感到愤怒。他们本想回击，可担心招致媒体更疯狂的炒作，只得默默咀嚼苦涩。

章子怡与汪峰的隐忍，助长了有些人的气焰。网上几乎每天都会爆出他们莫须有的消息，字字句句像浸了毒汁的钢针。有的拿汪峰的过往说事，指责他与章子怡结婚是一场阴谋，目的是搭乘国际影后的快车出名。有的说章子怡因事业滑坡，挑丈夫品位越来越低，嫁给汪峰掉价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汪峰的前女友葛荟婕也跟风攻击章子怡。一次，章子怡和汪峰带熙熙去登山，三人玩得很愉快，应女儿要求，章子怡将照片上传微博。葛荟婕第一时间炮轰章子怡是“心机星”，质问：“拿我前男友和我的孩子晒幸福，你缺（心眼儿）吗？”

章子怡的忍耐到了极限，指责汪峰：“如果你当年处理好感情纠葛，哪会有今天？”汪峰也很委屈：“能怪我吗？我也是受害者。”章子怡万分委屈：“和你在一起，我的烦恼痛苦多于幸福……”夫妻俩争执起来。

没想到更疯狂离谱的谣传还在后面。6月13日，网友爆出惊天猛料：2月17日，汪峰向章子怡求婚当晚，章子怡的哥哥章子男、嫂子殷旭大闹求婚现场，殷旭口出恶言，并摔砸酒杯泄愤，玻璃碴儿伤及多位来宾……

章子怡和汪峰从不以恶意揣度别人，总是以善良情怀理解包容别人，为何总有人编织莫须有的罪名中伤他们？因为心情糟糕，夫妻俩相互指责，新婚生活蒙上阴影。

章家父母不忍女儿女婿和家人蒙羞，亲手写下声明回击传闻：“日前有个别人利用求婚这件事，在网上散播言论，诋毁子怡和汪峰，这些言论对我们家庭造成了困扰和伤害。为此我们想说：子怡和汪峰这段美好的恋爱进程，我们父母全力支持和衷心祝福，他们的生活与任何外人无关。请我们挚爱的亲朋好友和媒体朋友一起来祝福他们吧！也请想利用这件事来达到目的的人停止吧！”

章家父母情真意切，字字泣血，激起了众多网友的正义和同情，更破解、平息了沸沸扬扬的惊天谣传。谣传、非议拆散了演艺圈很多美好婚姻，也伤害了众多本来相爱的夫妻。汪峰向章子怡提议：“咱们都穿着自信免疫的盔甲，在枪林弹雨的谣传非议中穿行，将漫天非议当成幸福花瓣雨吧。”花瓣雨？多么美丽浪漫的意象！这得有多么宽广的胸怀才能想象出如此诗意美好的字眼？章子怡握紧丈夫的手说：“那咱们就将非议当作花瓣雨，当作祝福来滋润婚姻。”

2015年7月，章子怡被查出怀孕3个多月了。她第一时间将喜讯告知丈夫：“我突然觉得世界好美，连宠物的叫声听起来都像音乐。”汪峰已经有两个女儿，担心再生孩子影响事业，不想留下这个宝宝。他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怀宝宝很艰辛，你得有心理准备。”章子怡愤怒了：“这不是你的真实想法，没人能阻挡我做妈妈的愿望。”

章子怡开始在家里做胎教，在网上提前给宝宝选购婴儿用品，并与公司商量休产假事宜。她不再责怪汪峰自私，而是与他交心：“虽然你有了两个女儿，我也很爱她们，但我还是希望有个自己的孩子。现在对我来说，红不红，一年挣多少片酬并不重要。一个女人不做一回妈妈，人生不完整。”章子怡愿意放弃每年上千万收入，忍受妊娠痛苦，给自己孕育宝宝，也是给婚姻上一道保险！汪峰热泪盈眶：“我愿意陪你经历女人一生中最艰难、最幸福的时光。”

我们是幸福的奶爸奶妈

2015年8月4日，影片《从天儿降》在北京星光影视基地举行新闻会，章子怡作为制片人盛装出席。与婴儿演员互动时，章子怡娴熟地给孩子拍嗝儿、喂奶粉……颇具妈妈风范。记者说：“章老师，看你幸福的模样，一定是个准妈妈。”章子怡颔首微笑，没有否认。如此一来，国际影后怀孕的新闻曝光了。

为了抢新闻，经常有娱乐记者在章子怡寓所门口蹲守，有的背着相机，有的则装扮成保安、路人……章子怡出门散步，就有记者围堵；有时她开窗透气，门外草丛中会有镁光灯闪烁。而且，她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宝宝几个月了？”“做B超了吗？男孩还是女孩？”尽管对方没有恶意，但章子怡的生活被打乱了。她与汪峰商量：“养胎需要安静的环境，我想去美国孕育宝宝。”妻子虽然是国际影后，但美国那边并没多少人认识她，更不会有记者围追堵截。汪峰答应了。

9月底，夫妇俩去了美国洛杉矶。虽然有两个女儿，但汪峰没照顾婴儿的经验。他甘愿缴纳学费，进入洛杉矶亲子俱乐部接受培训。俱乐部拥有数百名会员，20位培训师都是清一色的男性。做奶爸从照顾孕妇开始。培训师手把手地教汪峰如何照顾孕妇的饮食起居；宝宝降生后，如何给宝宝洗澡、喂奶、换尿片、哄孩子睡觉；宝宝哭闹，如何分辨宝宝是饿了还是身体不舒服……汪峰学得非常认真，不仅记了厚厚一本笔记，还在俱乐部的安排下多次去育婴中心实习。

半个月后，汪峰从亲子俱乐部结业，章子怡开始享受他的专业服务。胎儿6个月后，章子怡无法弯腰，每天早晨起床，汪峰小心翼翼将她肿胀的脚塞进鞋里，然后给她系上鞋带。晚饭后，他雷打不动搀扶章子怡爬楼梯，为生宝宝储备体能。

在陌生的异国他乡，汪峰身兼司机、厨师、保姆、保镖等多重角色，将暖男本色发挥得淋漓尽致。章子怡真切感受到婚姻的美好，更坚信当初的选择。

12月20日，章子怡预产期临近，汪峰将她送往洛杉矶尔湾区的哈哥医院。得知顺产的宝宝经过产道挤压，比剖腹产的宝宝肺活量大，身体免疫力强，章子怡坚持顺产。汪峰担心地问：“你是高龄妈妈，不害怕危险吗？”章子怡握紧拳头为自己打气：“我对自己有信心！妈妈为宝宝吃点苦，承担点风险，应该。”

27日，章子怡顺产一个健康女婴。看到女儿的那一刻，夫妇俩难掩激动，热泪盈眶。喜讯传来，汪母顾月珍与章家父母惊喜落泪，为儿女的圆满生活祝福。章子怡不顾身材走样的风险，坚持母乳喂养。小宝宝贪睡，章子怡每两三个小时就给宝宝喂奶，每次小家伙都睡得特别香，章子怡要不停地叫“醒醒啊醒醒”。夫妇俩觉得“醒醒”两个字悦耳贴切，便给女儿取乳名“醒醒”。

汪峰坚持给爱女洗澡、穿衣、喂水，哄她睡觉，夜里还几次起来给宝宝掖被子……章子怡崇尚美国“虎妈”的育儿方式：提倡让宝宝少穿衣服，提高其自身免疫力；女儿哭哭闹闹可增加肺活量，大人不要过多干预。汪峰接受不了这些前卫的育儿理念，没少与章子怡唠叨。章子怡开导丈夫：“我是孩子的妈妈，所做的一切都是为宝宝好，请相信我。”实践证明，这样喂养的孩子身体素质确实比同龄孩子好，几乎不感冒。汪峰认同了妻子的育儿理念。这对大明星夫妇，一天到晚围着女儿转，像普通夫妻一样乐做幸福奶爸奶妈。

第9篇：汪国真散文范文

佛语有云，高僧只道平常话。真正得道的高僧，不会用华丽的词藻、晦涩难懂的经文来显示自己的高深，相反，他们总是用平常通俗的语言、俗世常有而个人常无的故事来讲述佛理，但这平常并不意味着浅薄，而是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大智慧。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曾就读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师从沈从文先生，本该有学院派特点，却既无耳提面命的道学家面孔，也没有装腔作势的大喊大叫，更不具自命不凡的名士气息，其文字冲淡平和，用白描性强、古韵典雅、自然淡泊且京味十足的语言，从容而平和地道出了一个个写满美好理想与现实情意的世界，故而让人读起来轻松愉快如坐春风，不忍释卷。他，就是汪曾祺。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中国现当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京派小说的传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代表作有《大淖记事》《受戒》等，这些短篇小说，于市民百态中写出人性中的真善美。同时，他又用那极自然平和却不失真味的笔，写出了很多让人回味无穷的散文。

关于创作的原则，汪曾祺先生曾表示：“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是什么时候都需要的”“我喜欢疏朗清淡的风格，不喜欢繁复浓重的风格，对画，对文学，都如此”“我曾戏称自己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人道主义者’，大致差不离”“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由此可见，其文章一以贯之的，是那种简单、轻松、快活，杜绝枯燥乏味的说教，必能给人清风拂面之感。

具体到文章的选材与写作思想的表达上，汪曾祺先生重视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 ，故而，他所写就的文章，凭着淡泊雅致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产生强大的魅力。“凡人小事”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这些体验，对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另外，他的作品还间或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悠然自在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