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国真诗歌精选(九篇)

第1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电大论文开题报告系(部)：中文系

专业：汉语言文学

学科：中国现代文学

学生：XXX

指导教师：XX

一、论文研究的来源及意义

对于20世纪90年代初才红遍大江南北的著名诗人汪国真来说，青年人尤其是在校的大中学生，可谓耳熟能详，汪诗因此有一大批忠实的读者。汪诗不仅有青年人的生活和那种明白晓畅的表达方式，而且汪诗更有一种超然、豁达、平易、恬淡的人生态度，这种人生态度来自于诗人汪国真对中国宋元以来传统诗歌的那种豁达、飘逸和洒脱的人生哲学的二次创造。诗人汪国真的这种人生态度被现今社会称为汪国真式的人生态度。毋庸置疑，它是可以激励一代又一代人的，能够让广大的青年人在复杂的生活中得到极大的启迪，坚实理想信心。

本篇论文通过对汪国真诗歌的艺术特点进行研究探索，旨在为广大的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些肤浅的价值理论，让更多的人广泛地认识并认同这位上世纪盛名卓越的抒情诗人及其诗歌特点，明确汪诗在诗坛上的地位，从而期望有更多的读者和文学爱好者对汪国真及其诗歌添加关注的眼神。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汪国真作为当代一位抒情诗人，他完全不同于闻一多、徐志摩、顾城、舒婷等这些早期中国诗坛上的领军人物，汪国真的诗歌创作阶段比较晚，将近不惑之年才功成名就。值得注意的是，在他的诗歌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政治色彩，用平凡的语言抒发着平凡的人、事、物，朴实无华却隽永深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诗风是难能可贵的，因此其诗歌在广大的读者中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现今中国文学界对其诗歌的研究屈指可数，缺少广泛而有力的学术性的研究和探索，而在国外这块广褒的文学土地上，依然没有他光辉的影子。当然，这种现状的产生，尤其多面原因，一是汪诗的影响力几乎只局限于青年人这一层面上，诗歌内容通俗易懂，不需深入体味，因此在创作上不必进行权威的学术解析;二是现今文学界里，诗歌这以文学形式的地位每况愈下，已经处于文学的低潮阶段，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所以，对于汪国真诗歌的研究，我觉得应该着力加强。

三、论文研究目标

本论文研究目标是：对汪国真诗歌的特点进行探究，凸现汪诗的艺术魅力，进而弘扬诗歌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使广大社会认同诗歌来源于生活，却更深层次地反映生活的观点。

四、论文研究内容

汪国真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蜚声文坛的著名中年诗人兼书画大家。汪诗能从平凡的事理发现伟大，从普通的感受中看出永恒，主题昂扬，寓意深刻隽永，表现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文学功力。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汪国真的时代背景;

2、关于汪国真创作高峰期的分析研究;

3、汪国真诗歌的特点及研究;

汪诗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题材上较有针对性、篇幅短小、明白晓畅、精炼而富有哲理、充满了音乐美、诗中小我与大我并存，等等;

4、汪国真及其诗歌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五、论文研究方法

分析研究、对比研究、研读归纳研究

六、论文进度安排

20XX年11-12月，收集材料，建立论文大致的框架模型

20XX年1月上旬，完成开题报告并提交导师审批

20XX年1月下旬至2月，写作论文初稿并提交导师审阅

20XX年3-4月，根据导师的意见和建议，对论文进行二次修改完善

20XX年5月，在二次修改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最后定稿

七、论文参考文献

01、《诗学原理》，徐有富著，北大出版社

02、《诗歌美学》，谢利文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03、《诗论》，朱光潜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4、《谢冕论诗歌》，谢冕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05、《中国古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

06、《汪国真诗文集》，汪国真著，广东旅游出版社

07、《从席慕容、汪国真到洛湃》，杨光治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08、《中国现当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09、《汪国真抒情诗精选赏析》，王昆编著，中国妇女出版社

10、《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姜红伟著，黄河出版社出版

11、《新作家文丛》，若冰主编，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12、《现代诗歌创作论》，薛世昌著，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13、《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美国当代诗歌》，王卓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14、《中国新时期诗歌研究资料》，郭旭辉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15、《海子作品精选》，海子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16、《郭沫若经典作品选》，郭沫若著，当代世界出版社

17、《徐志摩作品精选》，徐志摩著，长江文艺出版社

第2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中

这首诗题为《热爱生命》，曾被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抄在笔记本上、贺卡上和给姑娘的情书上。诗的作者是个身材微胖、文质彬彬的青年，他叫汪国真。

诗坛王者：我以我心吐真情

改革开放之初，“朦胧诗”出现，并且风靡一时。接下来，“后朦胧诗”“第三代诗”“第四代诗”轮番登场，“各领数百天”。正当人们对新诗审美疲劳的时候，1980年代末，诗坛出了一个汪国真。他那清新隽永的诗句，让人们争相传诵传抄。汪国真一扫诗坛雾霾，并在不经意间，把新体诗推到了顶峰。

汪国真的诗，在主题上积极向上、文字浅易、昂扬而又超脱，首先在青年学生中引起强烈共鸣。他经常在诗作中提出问题，并给予富有哲理的解答，给青年学生提供了一种解决人生问题的思路，仿佛为他们的所有迷惘给出了回答，因而迅速俘获了转型时期少男少女的心。

恢复高考后，汪国真用半年业余时间自学了高中全部课程，顺利考取暨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汪国真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做编辑工作，业余还是写诗不辍，并经常被《读者》和《青年文摘》等文摘类杂志转载。1988年，后来被视为汪国真代表作的《热爱生命》被当时销量过百万的《读者》杂志收为卷首语。自此，汪国真的作品逐渐产生了他本人也始料未及的影响力，并带来足以惠及他一生的知名度。那时他每天至少接到几百封信，有拿作品向他请教的，有抒发读后感的，也有求爱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原本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收发室不得不因此增加至三人。

1990年代初期，汪国真的诗歌以手抄本的形式广泛流传，随之“汪国真热”席卷全国，曾有评论说：有青春的年代，就有汪国真的诗行。

1990年5月21日，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在千呼万唤中终于面市，印数达60万册。另两部汪国真诗集《年轻的风采》《年轻的思绪》随后出版，总印数达200万册，诗集出版发行量创有新诗以来的最高。

书画名家：我以我手写我心

汪国真当初是以抒情诗、哲思短语走红文坛的。事实上，他在旧体诗词上也颇有造诣。他早期的抒情诗婉约缠绵，而他的旧体诗词则恢弘大气，豪气干云。“踏浪觉山耸，凌岳感潮舒。松边云下畅饮，山海入一壶。”（《水调歌头・登山》）“抛却身边急慢事，且来先赏涛声。浪花飞溅壮心旌，北国枫叶老，南海涌如城。”（《临江仙・听涛》）这些词都受到了好评。与汪国真探讨个中原委，大约不外有三：其一，“文章渐老渐熟”，这与年龄、阅历的增加有关；其二，汪国真近年多喜旅游，词作多写登山观海之事，自然走豪放一路；更重要的是，近年对书法的追求也影响了心境和作品，书法配上旧体诗词更完美，他的书作里多是渔家傲、鹧鸪天、风入松式的宋词。豪迈的书法作品与恢弘的旧体诗词互为印证、补充，共同诠释了汪国真近年来有所变化的风格。

在不断的签名和出席活动过程中，汪国真发现了一手好字的重要性，他很快对书法这一中华民族的古老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连平日亲友间书信往来，汪国真都改用毛笔。他始临欧阳询楷书，继而上溯王羲之行书，后宗怀素、张旭草书，在谋篇布局上则取法书法。

“我喜欢读古人的字帖，一个字几种写法，我挑出自己觉得最好看的那一种，反复练，取其所长，然后再有所发挥。”汪国真的勤奋和对书法的悟性，使他的书法很快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1993年之后出版的多本《汪国真诗文集》里，出现了诗人汪国真的书法。

祖国河山也留下了汪国真大量的墨迹。他在张家界、黄山、五台山、山西晋祠、九华山、云台山等几十个景区都题了字，并被镌刻在风景区醒目位置。

当汪国真的书法渐渐被人们认识后，他又开始了绘画创作，并很快显露出绘画才能。2007年，他当选中国国画家协会理事。

诗曲一家：道是有界却无界

在2010年新年前夕，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唱响古诗词――汪国真作品音乐会”，曾在1990年代被诸多青少年视为偶像的诗人汪国真，当晚在音乐领域演绎出另一番天地，让人们认识了诗人汪国真的另外一面。

谈到音乐，汪国真说，诗歌与音乐本来就是相通的。古代的诗歌都可诵可吟，音乐、诗歌与舞蹈是三位一体的。

汪国真从小就喜欢音乐，也学习过乐器，拉过手风琴，吹过笛子，有一定乐理知识和音乐基础。常常是看到诗词，头脑里就会产生旋律。2000年，汪国真开始选择中小学课本中的古诗词和人们比较熟悉的诗词，尝试着作曲。

2009年中秋节前，汪国真为苏轼词《但愿人长久》重新谱曲，由著名歌手白雪演唱。白雪在广东录制《但愿人长久》时，唱着唱着就哭了，特别是唱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哽咽得以致一时录不下去，平静了很长时间才重新录制。白雪在接受采访时说：“汪老师作曲的旋律太打动我的心灵。”汪国真的作曲，富有诗词的节律之美，十分贴近苏轼词的意境。

继汪国真作品音乐会之后，《唱着歌儿学古诗――汪国真古诗词歌曲》CD专辑于2010年出版发行；他的音乐作品还被收入了中国音乐学院教科书……

“我原想收获一缕春风，你却给了我整个春天。”汪国真的成功，再次向我们证明许多艺术门类都是触类旁通的。如今，他仍在书画的挥毫泼墨中，在音乐的旋律中，继续寻找着诗的意境……

第3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1971年，汪国真初中毕业，15岁的他被“幸运”地分到工厂，班里其他的人大部分去农村插队，极少数的人上了高中。那时的他，开X51立式铣床，三班倒，业余时间和其他青工打打扑克和乒乓球，“前途基本上一眼就看到底了”。他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在工厂做工人，因为曾经获得过北京仪表局铣工比赛第一名。当时他人生的最高目标，就是能成为一个八级工，技术水平最高，在工厂里受人尊重。“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八级工啊!大多数人顶多是五级工、六级工。”

这“一眼能望穿”的命运，却在1978年，一下子转变了。1977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汪国真已经在工厂里当了6年工人，他凭直觉感到这是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9月，他考入暨南大学中文系，这一年他22岁，在同学里算是年轻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能上大学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一年开始，他从工人的队伍，一脚踏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

30年来，他是诗人，参加电视主持人大赛，做电视节目评委，再到如今的书法、作曲，他频频更新着公众视野中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不可思议的是，从1982年大学毕业到今天，在漫长的时间里，汪国真从未换过工作，从青春年少到如今人到中年，他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了整整26年。

大学期间的汪国真开始学着写诗，1979年，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他的诗《学校的一天》，这是他在媒体的首次亮相，内容由五组诗组成。这组诗在今天看来，有点像是打油诗，比如其中一组是“天将晓，同学起来早，打拳做操练长跑，锻炼身体好”。这一次，他得到了稿费2元，和一封给他很大鼓励的编辑来信。

上世纪80年代，年轻人的偶像是诗人，人们热爱着北岛、顾城、舒婷们。虽然汪国真认为自己受这些朦胧派诗人影响很小，但他还是认为，那是一个能让诗人和诗歌都茁壮成长的好年华。“那时候商品经济意识没有现在这么强烈，就业问题、社会竞争、生存压力都相对轻松一些。今天的人们比较少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诗歌，阅读文学作品。”

就是在他所说的诗歌的好年华里，汪国真成了“诗歌王子”。1990年，汪国真的第一部诗集《年轻的潮》出版，印数达15万册。这一年，被出版界称为“汪国真年”。他的“年轻”系列诗集所创造的纪录，至今没有诗人能够超越。而汪国真自己，也至今得意于当年的成就：“我的诗创造了几个纪录：五四以来诗集发行量第一，研究我的诗的专著最多，读者也是最多的。从90年至今，还没有影响超过我的诗人出现。”

但在经济方面，他却认为自己没赶上好时候，“虽然书卖了很多，但那个时候都是稿费制，一般的诗人写10行诗才能拿40元，出版社给我80元，已经很不错了”。

与此同时，汪国真也一再刷新诗人的新形象：1991年，他甚至走进中央电视台，参加了央视的第一届主持人大赛，与他同台竞争的，都是日后大众极为熟悉的面孔，比如张泽群、李玲玉、许戈辉、文清，在那一次的比赛中，张泽群和许戈辉是一等奖，而汪国真凭借他即兴赋诗的能力，和李玲玉一同获得二等奖。此后，他还为中央电视台做过四期“音乐擂台歌手比赛”的评委。

时隔十几年再回头看，今天的汪国真觉得自己当年“在电视上过多露面不是太好”。“这不是我想要的状态，不适合我的性格，我更愿意在轻松的状态下生活，而不是随时被人认出来。诗人用作品和人交流就可以了。”

先是红极一时，频频在电视媒体露面，随即引起巨大争议，被斥为“媚俗”、“浅薄”――多年来，汪国真在文化圈的起落沉浮，有点像是今天的余秋雨。

沉寂多年后，汪国真再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是因为一场跟媒体的官司，这让他有些尴尬。2002年，一家报纸称“汪国真穷困潦倒，卖字为生”，消息被各大网站和报刊转载。汪国真了两家报社。这则新闻位列当年十大假新闻之一。也许公众有这样的心理预期，一个不再被大众捧场的诗人，就应该是落魄的、穷困的，这符合人们顺理成章的想象。

但显然，他们估计错了汪国真。1993年，汪国真开始练习书法，到今天，张家界、九华山、黄山、五台山、晋祠等名胜古迹，处处都有他的书法石刻和牌匾。当年，那些热情地传抄汪国真诗集的一代年轻人，如今都已人到中年，很多已成为全国各地把有重权的人。

也许是因为他们当年的汪国真情结，也许是因为真的欣赏汪国真的书法，反正十几年来，汪国真以诗歌、书法两样法宝，将墨迹遍布中国南北山川。毛笔字配上旧体诗才好看，为了迁就书法，他现在已经很少写新诗了，如今他的诗集里多是念奴娇、渔家傲、鹧鸪天式的旧体诗词。2008年他写了一组名叫《英雄》的新诗，这组“在一定意义上是在写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的诗中写道：

英雄，总是那么孤独，谁能识得那伶仃的脚步

英雄，擎一面旗帜在苍茫中舞，舞得人心头热乎乎

旗帜上汇聚了无数憧憬的目光

让人记住了温暖的彼岸

淡然了凶险的江湖……

英雄的身影

像一杆潇洒风神的竹

裁断，有笛声

第4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关键词： 汪荣宝 立宪派 武昌起义 袁世凯

汪荣宝（1878—1933），字衮父、衮甫，号太玄，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光绪丁酉科拔贡，1901年留学日本，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驻比利时、瑞士、日本等国公使，著有《清史讲义》、《法言义疏》等。汪荣宝身兼学者、诗人等身份，在历史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和诗歌创作等领域也深有造诣。在诗坛，汪荣宝以学李商隐著称，其诗集名为《思玄堂诗》。

在晚清政坛，“京城立宪派”是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对于“京城立宪派”，王晓秋教授判定为：“他们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而且多数学过政治、法律；他们大多是清政府中央各机关的中层官员，而且多数在与改革有关的机构中任职；他们共同主张君主立宪，努力推进改革，而且之间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和政治活动；他们不仅是君主立宪的大力鼓吹者，而且是改革的实际操作者；在辛亥革命前夕，他们基本上都投靠了袁世凯，民国初年成了北洋政府的高官。这一类京城立宪派的核心骨干和代表人物主要有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1]28-37汪荣宝作为京城立宪派的成员，在诗歌里如何表达对清朝覆亡，民国成立的态度呢？我们强调汪荣宝诗歌的“诗史”特征，关注其纪实性，因为汪荣宝诗歌忠实记录他在清廷政治中心的所见所闻，而这些见闻正是清朝统治风雨飘摇、日薄西山的标志。与汪荣宝密切相关的如摄政王载沣被刺案，行刺者是汪兆铭。汪荣宝积极“保汪”，最终让汪兆铭免于死罪。在1910年4月5日的日记里，汪荣宝留下一首阙题诗，把汪兆铭比作荆轲：“白虹昨夜应荆轲，十日长安斥堠多。玉宇霜寒凄叠鼓，金门风细静鸣珂。严更近暑屯龙虎，神策新军列鹳鹅。闻道属车辍游豫，山灵望幸定如何。”[2]132京城风声鹤唳，清政府的统治已然岌岌可危。更具诗寓鼎革意义的是《闻歌》，汪荣宝所闻之歌乃大清帝国国歌——严复所作《巩金瓯》，在1911年10月4日由清廷“谕旨颁行”，而六天后即发生武昌起义，国歌竟成了清朝的挽歌，且看汪荣宝的描述：“萧条汉曲亡朱鹭，宛转吴歌采白鸠。岂有杜夔知雅乐，漫劳王豹进清讴。江南愁唱家山破，代北凄闻玉树秋。可惜管弦犹未被，中原真见海横流。”[3]武昌起义引燃导火线，清政权就正式分崩离析了。

在武昌起义之前，汪荣宝自身实则沉浸在民政部、编查馆、法律修订馆等机构的繁冗工作之中，对清朝覆亡并没有深远的预见。虽然国势危殆是不争的事实，但汪荣宝仍幻想以挽回清政府的败局。直到1911年9月，汪荣宝远赴泰山纂拟宪法，踌躇满志之心寓于诗中。面对“白云如海，茫无涯际，仰视霄汉，明星烂然”的泰山夜景，汪荣宝赋诗云：“上清虚籁夜萧骚，俯见奔云卷怒涛。列岫森罗如岛屿，万松浮动作鱼鳌。人间风雨元无定，天上星辰只自高。曾向海中观日出，置身云海意尤豪。”[2]296诗境豁然一开，陶醉于泰山胜景，心气也随之高涨。然而大厦倾倒，一切来得迅疾。在武昌起义之后数月，到辛亥年结束，汪荣宝基本停止诗歌创作，一代王朝的落幕究竟留给汪荣宝怎样的烙印，我们可以从1913年汪荣宝创作的一系列纪游诗——《新华门》、《集灵囿》、《神武门》、《武英殿》、《金鳌玉蝶》、《天坛》、《观象台》、《颐和园》、《崇陵永远奉安》、《重经泰陵》等读出世事时移、人事代谢的感慨和唏嘘，而鼎革当下的汪荣宝却更对民主共和的新政权寄托憧憬，的愿景似乎随着“雄才大略”的袁世凯当权逐渐清晰……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从清帝退位到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进程，这对解读汪荣宝壬子年（1912）的三首诗甚有帮助：1912年2月12日，宣统皇帝下诏退位，清朝寿终正寝；2月13日，孙中山向南京方面的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务并推荐袁世凯，条件包括建都南京，袁世凯须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2月15日，参议院临时会议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18日，参议院派迎袁专使蔡元培、宋教仁、汪兆铭等，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2月28日，袁世凯接见迎袁专使；2月29日，北京发生兵变，袁世凯以此为借口，拒绝南下，参议院最终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4月1日，孙中山正式辞去临时总统职务；4月5日，参议院投票决定定都北京。有此背景，就不难理解汪荣宝《南使》：“晓过中天阙，喧迎南使车。铜衢严棨戟，珠馆溢簪裾。陋洛谈何易，倾燕兴有余。迂儒知量狭，不敢赋论都。”[4]前两联即指迎袁专使抵京事，关键在后两联，涉及敏感的建都问题。究竟是选择北京还是南京，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争议也较大。汪荣宝讥讽“迂儒知量狭，不敢赋论都”，他对建都之事早有定见。2月14日汪荣宝已明确反对袁世凯前往南京：“早起。南京来电，坚请袁公赴宁，不审何意。十一时顷到公署，发电致参议院议员杨翼之，又发电至上海致汪季新，托仲和转达，均言明袁公不能离京之故，属其设法调停。另由闰生拟致季直电一通，词意略同。若令南中坚执不受，必致彼此龃龉，又生波折，良用隐忧。”[2]344而定都哪里，汪荣宝诗里说得明白。“陋洛”用《两都赋》语典，以现下的首都洛阳为陋，却向往西都长安，指代都城从北京迁往南京，“侵燕”也是此意。汪荣宝给出的态度是“谈何易”、“兴有余”——谈何容易，不过是空有兴头，兴致有余而已。汪荣宝的《漫成》说孙中山下野事——“舜禹傥同今日事，定哀真见太平年”[5]，把袁世凯接班孙中山比作舜禹禅让。

对于这场由清及民的政权交接，尤其是袁世凯“强迫”清室交权那场不流血的，汪荣宝由衷激赏：“匕鬯不惊，井邑无改，自古鼎革之局，岂有如今日之文明者哉！”[2]343在2月18日旧历新年，汪荣宝作《壬子元日》歌颂民国：“赤县讴歌改，金源历数移。”[6]而逊清遗民、汪荣宝的诗友曹元忠同一日所作《壬子元旦》却说出了另一番眷念故国的心声：“到此寒如已死灰，东皇无力教春回。今朝南岳祠前路，可有孤臣望北哀？”[7]政治立场的不同凌驾在笃深的交情、相近的诗论之上，让汪荣宝与曹元忠同题诗歌的面貌大相迥异。对于汪荣宝转向袁世凯集团，遗民群体不乏抨击的声音。“邹崖逋者”何藻翔——忠心不二的清遗老，作《效元次山赠党茂宗篇戏赠》，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冒广生“虽愧苏厚庵，尚胜汪荣宝”[8]。冒广生也是清遗民，身份已经“胜过”汪荣宝，而且“尚胜汪荣宝”句后有注：“民政部左丞汪荣宝，十二月十六日以逊位诏书迟迟不下，忿辞职，知清室将覆，讨好革党也。”[8]然则何藻翔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汪荣宝十一月二十八日（阳历1912年1月16日）已“比日对于时局颇极愤懑，本日决意辞职，草呈文一通，寄尚之参事，请为代办”[2]333，彼时清帝退位之事尚未公开启动，更谈不上讨好革命党。到十二月十六日（阳历1912年2月3日）辞职申请被批准之时，清朝确已到达最后关头，汪荣宝被“邹崖逋者”联系现实地罗织了罪名。苏厚庵苏舆，“逊国日，弃官移书让尚书十部京官，即日去职，厚庵与鄙人而已”[8]——逊国日辞官，只有何藻翔本人可与之比肩，遑论汪荣宝，冒广生亦无法做到。再如胡思敬，所作《国闻备乘》也是丑诋汪荣宝——目之为“奸”[9]136。汪荣宝所遭攻讦不独来自清遗民，即如，说：“若祖国之安危，民族之休戚，虽挂诸口实，然名实表里，多不想副……观曹汝霖、金邦平、汪荣宝一辈之在北京，官爵利禄以外，无复何物。其附王大臣，附大总统，附强有力者，持‘浮萍今日对岸开’之态度，而不自知其丑者皆是也。”[10]332这些针对汪荣宝的批判与他们对袁世凯的看法大有关联。

辛亥革命的完成并非是绝对战争造成的历史裂变，而是历史积累、人心思变、武力尝试、政治运作等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辛亥革命捅破那层属于旧制度的窗户纸，开启对未来政治走向新的设想，置身其中、参与其中且抱持政治理想的汪荣宝未必存在浓厚的朝代灭亡的感伤。在思想混乱的辛亥年，汪荣宝隶属一方势力的京城立宪派，其心态主要还是对板荡时局的忧患和对袁世凯主持新局的期许。

参考文献：

[1]王晓秋.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C]//朱诚如、王天有编.明清论丛（第十一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1.

[2]韩策、崔学森整理，王晓秋审订.汪荣宝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3]汪荣宝.闻歌[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4]汪荣宝.南使[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5]汪荣宝.漫成[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6]汪荣宝.壬子元日[O].汪荣宝.思玄堂诗.民国二十六年刊本.

[7]曹元忠.壬子元旦[O].曹元忠.笺经室遗集.民国三十年刊本.

[8]何藻翔.效元次山赠党茂宗篇戏赠[O]//何藻翔.邹崖先生诗集.1985年刊本.

第5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关于《热爱生命》读后感优选范文   米歇尔·埃康·蒙田是法国重要的思想家和散文家，他1533年出生于佩里戈尔，从小进入教会学校学习，熟谙拉丁语和希腊语，还学习过法律和哲学。1554年起，他先后在法院任职多年，然后归隐田园，潜心研究和思考。他曾在欧洲长时间旅行，成为“罗马公民”，受到教皇格列戈里十三世的接见，并且两次当选波尔多市市长。

  《热爱生命》是蒙田的代表作之一。它篇幅短小，寥寥数语，却道出了生命的真谛。文章开头是：“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这是一个简洁的、引人入胜的开头。紧接着道出了作者所关注的词语———“度日”。他赋予它以双重含义：天色不佳，令人不快的时候，“度日”无异于“消磨光阴”，打发时光。而“风和日丽”的时候，则要“慢慢赏玩、领略”这“美好的时光”。这一奇异的对比深深吸引了读者的注意。接下来，作者详细解说了这两种生活态度。一是所谓“哲人”的颓废习气，二是“我”的积极的人生观。“哲人”和“我”生活方式不同，根本原因在于对生命的看法不同。在“哲人”看来，生命是“苦事”，是“贱物”。“哲人”不尊重生命，所以活得毫无乐趣，百无聊赖，生命在无谓的损耗中悄然而去。相反，“我”认为生命“值得称颂，富有乐趣”，它“受到自然的厚赐”，“是优越无比的”。“我”对生命心怀感谢，热爱生命，所以“我”不会虚度时光，而是活得认真而洒脱，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作者引用了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格言：“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躁动不安，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作者对这句话没有作任何评论，但是他的意图却一目了然。随便打发时光的人实际上并不是什么“哲人”，而是真正的“糊涂人”。真正的希望不在于来世，不在于任何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在于生命本身。

  蒙田在文章结尾写道：“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蒙田的《热爱生命》就像一首庄严的歌曲，歌颂生命的美与爱，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

关于《热爱生命》读后感优选范文   “既然选取了前方，便只顾风雨兼程。”这是一句经常用在高考作文里的话，提起它，很多人都会想起汪国真，这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最近看的一本书——汪国真的《热爱生命》。其实除了这一句经典，他的诗里还有太多完美的东西值得歌颂。

  这本汪国真的诗集代表作真的是名不虚传，一打开就深深爱上了它。诗集中更多地描述了感情、青春、期望和理想等一些美妙的词汇，再加上作者优美而精简的表达，恐怕只能用妙不可言来形容了。

  他的诗里处处充满着一种善良和温和，蕴含着更多的朝气和期望。他总是有这样一种魅力，既不是某些作者肆意渲染，故意堆砌华丽辞藻，矫揉造作，让人看得目眩神迷而不得其宗旨，也没有很多老作家太过直白甚至口语的表达那样繁重。就像一杯清茶，少了水的无味，也一点不输浓茶的芳香。也许这就是作者本人，才华横溢却又谦虚恭谨，低调内敛，平常之中与常人无异，但自身散发月亮般的光泽，熠熠闪烁之处尽是风采。

  他很喜欢写感情。是啊，感情是很多人年轻时的重要主题之一，即使没有谈过恋爱，心中也藏有很多对感情的憧憬和向往。他的笔下，感情能够是一个人一无所有时甘愿倾心付出，他在《星星是我送给你的钻石》中这样写：“我想送给你的很多，但我拥有的太少。星星是我能送给你的钻石，原野是我能送给你的花园，还有一颗心，剔透晶莹。”他也会把感情里分手后的复杂心绪一一勾勒，他在《分手之后》里这样写道：“相识，总是那么美丽;分别，总是优雅不起。你的身影，是一只赶不走的黄雀。最想忘却的是最深的记忆。”还有很多很多，我总是很好奇他是不是谈过很多场恋爱，如果没有，但却能把感情描述的那样准确，也许只能归于优秀诗人的才华了。青春的恋爱总是那样，让人心向往之，爱得那样纯洁，没有杂质，也同样伴有很多的遗憾和可惜。也许，青春里的恋爱本来就不该太去计较结果，只要彼此经历过，有所收获，就已经足够了，已经是彼此的最好记忆了。

  一向很喜欢张晓风描述的那个美丽的日本故事。说的是每年冬天，当初雪落下时，人们便坐在庭院里，穆然无言地凝望着那一片片轻柔的白色。这本诗集里也有一首描述雪花的诗，写得很美，他是这样写的——《心中的诗和童话》：“雪轻轻地落下，那是多少人心中的，诗和童话。这是开得最短暂，也是开得最多的花啊，凉凉的，却不知温暖了，多少心灵的家。”这首诗很短，但很精妙，雪一向被认为是纯洁的向往，人们喜欢雪，也许就是因为人喜欢纯洁和完美的世界吧。

  也许很多人会说他写了很多鸡汤，然后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会无言地笑。在这个年代，鸡汤竟然能够把对美的向往给顶替了，真是好荒谬。在我看来，鸡汤但是是一堆看似励志和无逻辑的自我安慰，在生活中面临复杂的选取时并不会对你做出更好选取有益处，而对于美的向往则不同，他的诗是一种认真思考后的选取，是能够让人产生感同身受，这样的作品始终是沉甸甸的。

  没有钱，我们可能饥肠辘辘，面露苦色;没有诗和憧憬，我们可能失去的是对生活的高雅追求。我们身上有就业的压力，有学业的负担，我们或许不能做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但我们也需要一个精神家园，让自己的期望和信念都住在那里。最后期望你的生活里也有更多的诗和期望。

关于《热爱生命》读后感优选范文   汪国真的诗作，强调意象和个人理想的追求，对安抚痴迷者的心灵起过很大的作用。

  《热爱生命》，可以说是汪国真的代表作之一，这首诗以四个肯定的回答表达出为何要热爱生命的哲理。四个段落，看似相似，却各有其趣。四个段落分别以"成功"、"爱情"、"奋斗历程"和"未来"为意象进行分析和回答。这四个意象可以说是包括汪国真、席慕容在内的一些清新哲理派诗人惯用的几个意象，不晦涩，不故弄玄虚，不生僻难解，可以说是完全区别于朦胧诗的特点，也是汪国真的诗歌取得成功之原因所在。

  中国的诗歌，从最早开始，就大多承载着歌唱功能的，但是朦胧诗却背弃了这个主要功能。尽管朦胧诗在八十年代受到读者的极大关注和追捧，但它毕竟是残缺的、先天不足的。我个人虽然非常欣赏朦胧诗，但对这一缺陷却深感遗憾。

  朦胧诗多半孤傲，这帮助诗歌成功，也促使它衰败。相反，汪国真的诗歌背弃孤傲，甚至在韵律的营造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他的诗歌基本上都是可以直接拿来谱曲歌唱的，热衷于流行音乐的年青人，自然也较容易接受这种诗歌形式了。

  在意境上，汪国真似乎不如朦胧派。汪国真惯用"爱情"、"成功"等意象，他的大量作品都采用了这些基本意象，这也许是汪国真本人的偏好，也可能是为了迎合意识形态的一种妥协吧。

  其实，汪国真的诗歌不是单纯的说教，他说"既然已经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他没有呼喊口号非要你去这么做，而是娓娓吟唱建议你去这么做，对九十年代的诗歌读者来说，这是非常明智的一种教化手段。

第6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关键词：闻一多；汪静之；批评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8-0082-05

1922年12月26日。远在大洋彼岸芝加哥留学的闻一多收到尚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所寄国内新出版的各种诗集和杂志后，在讨论他之《红烛》出版和国内诗坛状况等诸多内容的复信中，认为汪静之的“《蕙的风》只可以挂在‘一师校第二厕所’底墙上给没带草纸的人救急”。闻一多果断地说，“实秋！便是我也要骂他诲淫”。闻一多接着说，“与其作有情感的这样的诗，不如作没情感的《未来之花园》”（按：《未来之花园》是徐玉诺诗集《将来之花园》之误）。闻一多还解释说，“但我并不是骂他诲淫，我骂他只诲淫而元诗。淫不是不可诲的，淫不是必待诲而后有的。作诗是作诗，没有诗而只有淫，自然是批评家所不许的”。在汪静之165首的《蕙的风》中，闻一多只肯定其中2首诗作。他说：“全集中除你已加圈的《谢绝》外，我还要加一个圈在《尽是》上。”大概闻一多因其飘零海外感同身受的原因，他在信中还抄录该诗两行，即“尽是失路的鸦儿，/彷徨于灰色的黄昏”。虽然如此，但他好像并不特别欣赏该诗，因为接着的评价仅是“颇有意致，薄有意致”。

《蕙的风》大多是汪静之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期间写给四位恋人即符竹因、曹诚英、傅慧贞和丁德贞的诗集。其中最多者，是写给最后成为他妻子符竹因的情诗。该诗集虽然由当时文化名人胡适写序，并由周作人题写书名，但闻一多并不认同其价值。就在复信梁实秋三个月之后的1923年3月25日，他给其弟闻家驷信中又说，汪静之“《蕙的风》实秋曾寄我一本。这本诗不是诗。描写恋爱是合法的，只看艺术手腕如何”，“有了实秋的艺术，才有《创造》第四期中载的那样令人沉醉的情诗。汪静之本不配作诗，他偏要妄动手，所以弄出那样粗劣的玩艺儿来”。

我们承认闻一多对汪静之《蕙的风》内容和诗艺定位有刻薄或极端之嫌，但他这种理念，在当时国内文坛就有同调。梁实秋自不必说，因为无论艺术观抑或行为准则，当时的他们都极为一致。和闻一多相同理念者，还有当时在东南大学求学的胡梦华。就在闻一多给梁实秋写信前的10月24日。胡梦华的批评文章《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已经发表在《时事新报・学灯》上，该文认为《蕙的风》可分为“轻薄的，纤巧的，性灵的”三类。他说“大概言两性之爱的都流为堕落轻薄，言自然之美的皆失于纤巧”。当然，胡梦华并未否认“二者之中亦有隆灵之作”。根据汪静之诗怍的实际隋况，胡梦华“看出《蕙的风》是作者一部情场痛史，是作者情恋哀痛的呼声”，但“哀痛过甚，言情之处，遂不免过于偏激，而流为轻薄”。胡梦华首先声明，他“不是戴着理学家的眼镜，提倡‘文以载道’的训诲文学”。他认为“文人多情，诗人尤称善恋，是不能阻抑他做情恋的诗的。但《国风》好色而不淫，《古诗十九首》与《玉台新咏》中言情之诗，大都辞悲语厚，情深词秀”等等，但“可惜《蕙的风》歌咏爱情之处，却流于轻薄”，而其“使命，遂不免令人有向恶的倾向”。因此，胡梦华综合柏拉图“诗应当诅咒的，诗人应当歌颂高雅的思想和事迹”；亚里斯多德“诗应当供应一种高雅的愉乐”；锡德尼“诗之目的乃快乐之传播，故所谓诗实甜蜜之语言”；伊莱陀逊司“诗之目的非训诲，非颂扬，乃愉快，乃悦乐”等内容，认为《蕙的风》“满纸的‘爱’呀，‘恋’呀，‘伊’呀，‘接吻’呀，‘我俩’呀，‘意中人’呀，总算不得歌咏‘爱情’的诗”，不仅“是作者自己献丑”，而且更“使读者也丑死”。胡梦华还根据“从前有人评曼殊大师的《焚剑记》是的冲动，兽性的表现”内容，认为“《蕙的风》更不消说”，暗示其是“不道德”的文学。

其实，闻一多认为《蕙的风》“诲淫”和胡梦华认为其“不道德”，并不仅限胡梦华所列举的以上诗句，如《潮》之“潮，腾，翻腾，腾起，/爬，爬，爬上，上进，/滚滚，涌涌，喷，/跳，跳，跳，跳舞，/起劲，起，起劲”等，就不能不让读者，特别是成年读者从其表象的象征中，联想到的肆虐疯狂。正因如此，胡梦华认为《蕙的风》有不道德的嫌疑。是有一定根据的。

既然如此，那么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为何要为《蕙的风》写序，就连周作人也为之题写书名呢？这原因当然非常复杂。朱自清和刘延陵为其写序，因为他们当时都在汪静之求学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是汪静之的老师。学生求他们写序，当然不好推脱。其实，只要认真研究他们的序言内容，就可看出无论朱自清抑或刘延陵，并未肯定《蕙的风》的艺术价值。从朱自清序中可以知道，汪静之早在1921年10月，就将他已经编成准备出版的《蕙的风》寄给暂住在上海的朱自清请求写序。虽然朱自清“很钦羡他创作的敏捷和成就的丰富”。但还是拖了4个月才写出。就在这篇序中，朱自清虽承认汪静之“有诗歌底天才”，然而“艺术”却“有工拙”，只是自己“性灵的流露”而已。虽然“显示作者底本色”，但表现方法却“简单。明了，少宏深，幽渺之致”。朱自清似乎预料《蕙的风》出版后会有读者诟病，所以他强调“不可单凭成见，论定是非”。当然，序中更多内容，是为汪静之辩解因年龄经历等缘故，没有写作当时社会需要的“血与泪”文学，却写抒发个人感情的“美与爱”文学。朱自清如此避重就轻评价《蕙的风》，从当时的师生背景来说，确实情有可原。但时隔10多年后，当再次论及“湖畔诗社”诗作时，朱自清就只有“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这么一句而无其他。至于朱自清关于“他的新诗集《蕙的风》中，发表了几乎首首都是青年人感于性的苦闷，要想发抒而不敢发抒的呼声，向旧社会道德投下了一颗猛烈无比的炸弹”的评价，则完全是后来论者错添的内容。因为论者所引注明来源为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但经核实，不仅《导言》中没有这段评论，在朱自清其他评论中，同样没有找到。刘延陵在其序中，更多内容则是阐述“人生”文学和“自然”文学的关系，并肯定“艺术派”文学的价值。直接为《蕙的风》所下的判语，就是“静之的诗所以赞美‘自然’歌咏爱情的居多：固然因为他的年岁与训练的时日的关系，他的作品在艺术方面不能算十分完善，然而批评者总不应因我偏于‘自然’与爱情而下严辞，读者也不应受‘太人生的’空气之传染而有偏见”。说到底，刘延陵也是为汪静之预辩。

胡适之所以为《蕙的风》写序，因他和汪静之是同乡关系。据相关资料可知，汪静之1919年就寄诗稿向胡适请教，并说明他们老家不仅只有半里之途，而且因为其父当时在胡适村里经营店铺，汪静之也曾在那里居住过。1921年，汪静之曾将《蕙的风》寄至在亚东图书馆做编辑，并且也是同乡的汪原放那里希望出版，但却遇到障碍。由于亚东图书馆曾出版《胡适文存》，汪静之知道胡适和汪原放私交很好，于是就在1922年1月13日，又写信请胡适写序，目的是让胡适向汪原放推荐。胡适于6月6日写出了《蕙的风》之序，并将所写之序和《蕙的风》诗稿推荐给上海的汪原放。就因为胡适当时在文界和学界的双重显赫地位，汪静之的《蕙的风》终于在当年8月由亚东图书馆正式出版。

如果从篇幅角度看，在朱自清、胡适和刘延陵三篇序中，胡适是写得最认真的。虽然胡适也写很多赞颂话语，但更多则是根据其理念肯定《蕙的风》诗体的解放。胡适将论诗“深度”的优劣划分为“三个阶级”，即“浅入而浅出者为下，深入而深出者胜之，深入而浅出者为上”，不无道理，但根据此标准并且“静之的诗，这三个境界都曾经过”，这就很能说明胡适对《蕙的风》的认知程度。虽然如此，但即便胡适认为“深入而浅出”的《我愿》，也并不真有诗意。在此不妨将全诗抄录如下：“我愿把人间的心，/一个个都聚拢来，/总共熔成了一个；/像月亮般挂在清的天上，/给大家看个明明白白。”该诗是否“深入”另当别论，内容表现“浅出”当可肯定。只不过缺乏蕴藉，给人如《尝试集》大白话的感觉。这也可能是为胡适视为“知音”的缘故。虽然如此，但胡适并不否认《蕙的风》表现“稚气”，并且内容“太露”，但他却辩护说“稚气究竟远胜于暮气”，“太露究竟远胜于晦涩”，甚而认为“稚气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往往有我们自命‘老气’的人万想不到的新鲜风味”。胡适好像也感觉到《蕙的风》存在“道德”问题，因此才有他“也许有人觉得静之的情诗有不道德的嫌疑”的猜测。当然，他也为之作了辩护，即“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因为“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道德观念随时展而变迁当然正确，但道德基准即底线却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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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静之也曾请教过鲁迅和周作人，他们都对《蕙的风》作过指导或者修改。鲁迅对前来求教的青年特别热情，给过汪静之很多鼓励。鲁迅虽在通讯中肯定《蕙的风》“情感自然流露，天真而清新，是天籁不是硬做出来的”，但他更毫不客气地指出“颇幼稚”，因此要汪静之“易读拜伦，雪莱，海涅之诗，以助成长”。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虽然《蕙的风》有当时那么多学者作家关爱并最终出版，但可讨论的问题却有很多。

最先对胡梦华质疑者是章鸿熙即章衣萍。他于1922年10月30日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蕙的风）与道德问题》，认为道德与人性天真并不相悖，“”和“兽性冲动”亦正常。文学不能用道德标准评判，因此诗只有好坏之分，而无所谓道德与否。11月1日，周作人在《晨报》副刊发表《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给胡梦华以“旧派”的定位，更揣测其是“躲在老辈（即东南大学学衡派）的背后，动辄拿了道德的大帽子来压人的朋友”。鲁迅在《晨报》副刊发表《反对“含泪的”的批评家》，给胡梦华扣上“锻炼周纳”的罪名。

有人认为当年围绕《蕙的风》的论争是胡梦华最终败阵，其实完全不符合真相。因为虽然1922年11月20日之后仍有攻击胡梦华的文章，但无论鲁迅抑或周作人，甚或章鸿熙等均都偃旗息鼓。而且胡梦华在其《读了汪静之君（蕙的风）以后》中有对胡适和朱自清的“埋怨”或指责，但他们却没有任何针对性文字发表。其实，即使周作人回应的《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也不能简单认为是对章鸿熙抑或汪静之的支持，而因胡梦华文章有针对周作人的质疑，即“我们当能记忆从前有人评曼殊大师的《焚剑记》是的冲动，兽性的表现。平心而论，《焚剑记》且受这种严厉的批评，《蕙的风》更不消说了。然而‘言犹在耳’，从前痛斥曼殊大师的人，却是现在替《蕙的风》辩护的人”。我们所以断定胡梦华所责难者是周作人，因为不仅“从前痛斥曼殊大师”者正是周作人，认为苏曼殊是“鸳鸯蝴蝶派”先师，而且，周作人还在他预为《蕙的风》辩护的《情诗》中，认为“静之的情诗即使艺术的价值不一样，但足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周作人还说，“倘若由传统的权威者看去，不特是有嫌疑，确实是不道德的”，然而“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就因为胡梦华文章有对此内容的挑衅，这才激起周作人的批评。至于鲁迅撰文发难，除他的主张之外，当然亦因曾为汪静之指导过这才护犊助阵。即便章鸿熙为汪静之辩护，除他们共同价值观外，也不排除私交因素。这论据就是，“1929年间，章衣萍出版了一部《枕上随笔》，里面有：‘懒人的春天啊！我连女人的屁股都懒得去摸了！’这样的妙句，读者都骂章衣萍缺德，骂他是‘摸屁股诗人’，骂得他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骂得他有怨无处申诉。原来正是汪静之没有收进诗集的作品，章衣萍看见了，觉得有趣，把它录进《枕上随笔》内，谁知竟招惹了这无妄之灾”。清楚了《蕙的风》的出版背景乃至“围攻”胡梦华的原因，如果再深入研究朱自清和胡适序文而非捡拾片言只语，尤其全面考察《蕙的风》的诗作内容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中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其实，汪静之对胡梦华批评的态度最值得深思。他给胡适信中曾说：“胡梦华的批评（虽然他不了解我的人格）我并不在意，只感谢他。”他还说，“誉我的是引我的线，毁我的是策我的鞭，都是益我的，促我进步的，我一样感谢他们”。因此他后悔《蕙的风》这“未成熟的诗集”出版。只是，因为周作人《什么是不道德的文学》发表，这又让他“重新肯定自己走的是极正当的路，毫无非人性的堕落的倾向”。当然，汪静之给其恋人写信，也骂“胡梦华为何不走正当的路去下功夫，却甘心做不正当的‘学衡派’的子孙”，并且“更要自庆成功”，因为他认为“静之的诗终不失为静之的诗”。虽然如此，但在1957年他之《蕙的风》作为“五四”新文学史资料重版时，却根据胡梦华“《蕙的风》之失败，在未有良好的训练与模仿”，以及“在求量多而未计及质精”，更有倘若“不要二百四十页之多，肯把那些肉麻的，轻薄的，纤巧的，说白的，一句两句无味的删了，或许不至于失败；而且为一部很好的诗集”的评判，将《蕙的风》原版内容删弃三分之二，仅剩51首。不仅如此。汪静之还检讨说：“我那时是一个不识人情世故的青年，完全蒙昧懵懂。因为无知无识，没有顾忌，有话就瞎说，就有人以为真实；因为不懂诗的艺术，随意乱写，就有人以为自然；因为孩子气重，没有做作，说些蠢话，就有人以为天真；因为对古典诗歌学习得少，再加有意摆脱旧诗的影响，故意破坏旧诗的传统，标新立异，就有人以为清新。其实是思想浅薄，技巧拙劣。”

如果认为这是汪静之在当时极左思潮下的无奈之语，当然不无道理。因为不仅为他写序的胡适跟随逃亡台湾，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而且当年为他“解围”的周作人，也戴着汉奸帽子。虽然如此，但却不能作此简单判断。因为胡梦华也因曾经的高官职位，被囚禁在监狱中。当时的高压背景对汪静之删诗起了决定作用，但到了上世纪90年代，漓江出版社印刷《蕙的风》时，汪静之虽将1957年版删掉的《别情》又收进诗集，但却把胡梦华抨击该诗的核心诗句，即“我昨夜梦见和你亲嘴”。以及“把你梦中的那花苞似的嘴寄来吧”等删掉了。但因删掉这些诗行有碍全诗的完整，汪静之不得已就把原诗拆开分成两首小诗。这从表象看，是胡梦华批评起的作用，但我们也不排除汪静之在后来几十年中，看到过闻一多的指责。当然，2006年西冷印社出版的《汪静之文集》，最终还是根据《蕙的风》原版收录，但那毕竟是由汪静之儿子编辑整理的，为的是“重现汪静之的本来面貌”，以显示其文学史价值。

闻一多对《蕙的风》的认识并不限于“诲淫”，更对其“诲淫”的内容，作了合理阐述。其实，闻一多的观点，未尝不和周作人的阐发相同，至少有所交叉。他对《蕙的风》所看轻的，当是其“无诗”即缺乏艺术含量和美感。因为当时闻一多对唯美主义的追求达到极端，这在闻一多此前与清华校友的通讯中就可看出端倪。如他刚到美国不久就致信国内的梁实秋和吴景超说，“我的志愿远大的很”。他还针对吴景超拟创办《清华月刊》所陈“三条理由”，即“与文学社以刺激”，“散布文学空气于清华”和“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等，他说：“我以为比较地还甚猥琐。我的宗旨不仅与国内文坛交换意见”，更“径直要领袖一种之文流或派别”。我们所以肯定闻一多所欲“领袖”者是极端唯美主义，这是根据他之“迩来复读《三叶集》，而知郭沫若与吾人之眼光终有分别，谓彼为主张极端唯美论者终不妥也”的推断。闻一多认为郭沫若和他们“眼光终有分别”，因此不属极端唯美论者，根据逆向推理规律，他们就是“极端唯美论者”肯定无疑。闻一多还将清华校友欲创的刊物和美国意象派《诗刊》相比拟，将其命名《红荷》，因为他“更求一秀丽且庄雅之名”。就在这封信中，闻一多洋洋洒洒评价当时的很多诗人诗作，其中涉及到郭沫若的《女神》，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等。

闻一多痛心疾首地高呼：“始作俑者的胡先生啊！你在创作界作俑还没有作够吗？又要在批评界作俑？”不仅如此，闻一多更欲扩充所创杂志内容，为的“以与《创造》并峙称雄”。尤其不仅写出批评郭沫若的《（女神）之地方色彩》，而更写出唯美诗作《忆菊》、《秋色》、《剑匣》，还有属于爱情范畴的《红豆之什》42首。就在这种背景下，闻一多收到梁实秋从国内寄来的《蕙的风》，才对其作出不仅“诲淫”，而更“无诗”的断语。但我们切莫据此认为闻一多对《蕙的风》的态度是文学宗派在作祟。其实就在他批评汪静之的同时，就给梁实秋写信说：“我们不应忽视不与我们同调的作品”，“只要是个艺术家，以思想为骨髓也好，以情感为骨髓亦无不可；以冲淡为风格亦可，以浓丽为风格亦无不可”。因此他认为“徐玉诺是个诗人”，并将其诗集《将来之花园》和冰心的《繁星》诗集并肩看待，尤其夸赞徐玉诺《夜声》诗句如“在黑暗而且寂寞的夜间，/什么也不能看见，/只听得……杀杀杀……/时代吃着生命的声响”等属于“绝唱”。就在此种对比中，闻一多才对《蕙的风》作出不无刻薄的评判。

闻一多批评《蕙的风》时，他的《红烛》诗集即将出版，其著名爱情诗《红豆篇》就在其中。《红豆篇》是根据唐代王维《相思》的内涵而命名，将“此物最相思”作为他全诗的题旨。《红豆篇》原来50首。经过删改保留42首，表现远在异国他乡的闻一多对国内妻子的思念。既然闻一多对《蕙的风》作出“诲淫”和“无诗”的评判，那么就让我们欣赏他《红豆篇》的纯洁情操和唯美诗艺吧：“红豆似的相思啊！一粒粒的/坠进生命底瓷坛里了……/听他跳激的音声，/这般凄楚/这般清切！”“爱人啊！/将我作经线，/你作纬线，/命运织就了我们的婚姻之锦；/但是一帧回文锦哦！/横看是相思，/直看是相思，/顺看是相思，倒看是相思，/斜看正看都是相思，/怎样也看不出团圆二字。”“我唱过了各样的歌儿，/单单忘记了你。/但我的歌儿该当越唱越新，越美。/这些最后唱的最美的歌儿，/一字一颗明珠，/一字一颗热泪，/我的皇后啊！/这些算了我赎罪的菲仪，/这些我跪着捧献给你。”词句简练，情感真挚蕴藉。因为继承了《国风》温柔敦厚传统，所以虽发乎情却止乎礼义，绝无庸俗丑陋内容出现。不仅诗意能让读者咀嚼不已回味无穷，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而且诗艺留给读者更多美感享受。

然而汪静之诗作却不然。虽然《蕙的风》也有较好的诗作，如梁实秋和闻一多分别肯定的《谢绝》和《尽是》，还有《题B的小影》等，均满含着诗意和情感，但毕竟这些诗作都太简短。当然，诗行长了未必诗作就好，即如《我俩》其中一段：“我生平最不能忘的一次――/我年十五你年十三――/你的姆妈微笑对你说：/‘我底娇娇，/今夜和哥哥同睡吧。’/那时你还不懂得什么，/我俩只互相爱着罢了。/那夜的亲吻异样甜蜜――/到于今还甜蜜――/哦！到死还甜蜜呵”，诗体确实解放，但却丧失诗感。语句确实通俗，但却浅露恶俗。《蕙的风》如此缺乏艺术含量，这就难怪闻一多认为其“无诗”。即便胡适充分肯定的“深入而浅出”者《我愿》，其艺术价值也远逊于闻一多的《红豆篇》之九，更比不上闻一多后来创作的《相遇已成过去》和《奇迹》这些既真情流淌，又温婉蕴藉之爱情诗的艺术价值。更兼汪静之也确实没有遵从道德礼教规范，诗句发乎情也止于情太过青春无忌。他之“我是情动于中而行于言，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自白就是证明。然而贯穿在闻一多爱情诗中的，却是以理节情甚或说以理节欲的特征。因为诗人确实不能如周作人所说，“做得”就能“说得”，更不能随意想唱就唱。因为虽然道德说教不是诗，但非道德的内容表现，更不属于诗，而只有诗本身才算诗，无需再多阐述。而《蕙的风》之所以有浅露等不足，归根到底是汪静之“修养有限，创作斯浅”，根本不能和闻一多诗作相比。

第7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一、熟读古诗，自悟自得

读书百遍，熟读成诵，是语文教学最根本最有效的方法。教学中，应让孩子选择自己最喜欢的一行多读几遍，并读给同桌听，通过熟读慢慢体会诗的意境。如教学《小儿垂钓》时，我们引导学生用读诗文的形式来回答问题，反复诵读。问：“蓬头稚子”干什么？答：蓬头稚子“学垂纶”。问：“谁”侧坐莓苔草映身？答：“蓬头稚子”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时谁“遥招手”？谁“怕得鱼惊不应人”？通过联系古诗的上下文并结合看图，让学生熟读自悟一些内容。在熟读的基础上，然后质疑问难。有的提出 “学垂纶”是不是“学钓鱼”的问题，足见他们已能自读自悟，教师顺势请他们查字典印证自己的看法，小小的成功足以让他们愉悦。还有的提出：平常说“招手”是请他过来的意思，他怕“鱼惊”为什么还请“问路人”过来呢？随即让同学们展开讨论，不难得出 “招手”是“摆手”的意思。通过熟读，质疑解疑，大家自然能体会出诗中小孩的专注与天真烂漫，达到自悟自得。

二、自主合作，讨论发现

新课程强调：教学活动是师生的双边活动。课堂上，教师的作用在于组织、引导、点拨。学生要通过自主合作的活动方式，获取知识。所以说，课堂舞台上的主角不是教师，而是学生。没有学生积极参与的课堂教学，不可能有高质量和高效率。心理学认为：“课堂上只有经常性启发学生动手、动口、动脑，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使学生始终处于一种积极探索知识，寻求答案的最佳学习状态中。”我在组织学生进行小组合作的学习时，先让小组成员独立思考，再说自己的想法，其他人倾听，然后讨论，形成集体意见。

我在教学《赠汪伦》时，让学生初步自我解释诗句的意思后，我对小朋友说，我看小朋友们哪个能发现小的问题，哪个能发现大的问题，如果谁提出的问题教师也回答不了，那我就拜他为师。听了教师这一番充满激励的话语，小朋友个个小眼发光，纷纷埋头读书，思考问题。一会儿，一只只小手举了起来。“踏歌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呢？李白和汪伦的感情为什么这么深呢？几个问题后，再也没人举手了。我看没有提出有深度的问题，便鼓励说：“小朋友们真聪明，提出了一些好的问题，但我相信你们再读读诗，再思考思考，讨论讨论，可以提出更有水平的问题。”只见小朋友眉头皱了起来，又埋头默读起来，窃窃地议论起来。五分钟后，班上的小手又举得更高了。“老师，为什么汪伦早不送晚不送，偏偏等到李白上船要走的时候才来送呢？”一个男孩好像发现了新大陆。“老师，一般人离别时都很伤感，为什么汪伦送李白时高高兴兴地踏歌相送呢？”一位女孩疑惑地问。这两个问题确实很有价值，他们发现了书上写的与生活实际的不同，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进行讨论，猜猜看，汪伦为什么等李白上船时再送？为什么汪伦要欢欢喜喜踏歌相送？同学们自发组成学习小组热烈地展开讨论，想象，发表着自己的“高见”。有的说：李白和汪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李白担心汪伦知道自己要走是会伤心难过，因此就不辞而别。汪伦知道后赶来相送。有的说：老师，可能踏歌相送是当地的风俗。听到这入情入理的解说，我心花怒放，拍案叫绝。显然，合作学习使他们产生了灵感。

三、优美语言，激发想象

第8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汪国真在1956年6月22日生于北京，当代诗人、书画家。

1、1982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

2、1984年发表第一首比较有影响的诗《我微笑着走向生活》；

3、1985年起将业余时间集中于诗歌创作，期间一首打油诗《学校一天》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

4、1990年开始，汪国真担任《辽宁青年》、《中国青年》、《女友》的专栏撰稿人，掀起一股“汪国真热”；

5、2005年，他的书法作品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出访的礼品，赠送外国政党和国家领导人，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学艺术创作中心主任；

第9篇：汪国真诗歌范文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传真典籍英译

一、引言

近年来，随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建设的加强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典籍英译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长期以来，很多研究都侧重于对译文的静态的对等、等值等方面进行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出现的“文化转向”，对翻译的研究已经不单纯侧重于语言层面上的对等，而是转向与研究促使翻译形成的一切语言之外的因素。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为典籍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二、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英国文艺理论家Richards说：“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最为复杂的活动。”（Wilss，2001）翻译之所以这样复杂，是因为翻译活动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翻译规范，翻译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历史文化因素的制约。自1972年翻译研究学派创始人霍姆斯在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上宣读《翻译的名与实》到1990年巴斯奈特和勒夫维尔编辑论文集《翻译、历史与文化》，翻译研究逐步转向了文化，转向文本外部的研究，如意识形态、政治因素、诗学等。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绝不是一个纯语言的行为，它深深植根于语言所处的文化之中。”可以说，其理论中具有相当强的“革命因素”，对以前的翻译理论有极大的颠覆性（潘文国，2002）。文化学派的“文化转向”使翻译研究范式从纯语言层面转向探讨文化层面各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文化翻译观认为文化是决定信息核心的关键因素（骆贤凤，2007）。

三、典籍英译与文化传播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远的文明古国。传世的民族典籍，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世界罕见。汇集华夏文明精髓的典籍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精神财富。系统、准确地将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翻译成外文，编辑出版，介绍给全世界，是几代中国人的愿望（杨牧之，1999）。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中西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与翻译的工作越来越紧迫。因此，把我国民族典籍翻译成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英语，让广大的英语读者了解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典籍，使之走向世界，普及民众，这就成为我们外语界和翻译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汪榕培，2008）。

语言文字翻译工作的实质，是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沟通、交流和对话。要实现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和对话，译者首先就必须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当然也要对目的语文化有清楚的认识，否则难免出现误译、歪译。潘文国、汪榕培等认为中国译者应在加强中英语言与文化修养的基础上，理直气壮地从事汉籍的英译工作（潘文国，2004），承担起中华民族文化“守夜人”的职责。

四、典籍英译的文化传真

由于典籍是一种特殊的文本类型，因此其翻译难度较其他文本高，翻译方法也更为复杂。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能否恰当地选择翻译策略以确保典籍中的文化准确传真变得尤为重要。汪榕培是我国著名的典籍英译家。下面我们就汪榕培译作中的片段来论证典籍英译中的文化传真。

1.音形之美的传真

德国语言学家洪堡（Humboldt）评价汉语说：“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这种美表现在他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以语言本身而不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例如，汪榕培翻译的《古诗十九首》之一：

青青河畔草，Green，greenspreadthebank-sidegrass；

郁郁园中柳。Lush，lushgrowthegardenwillows.

盈盈楼上女，Fine，finestandsupstairsthelass，

皎皎当窗牖。Fair，fairhershapebehindthewindows.

娥娥红粉妆，Bright，brightbeamsherroughedface；

纤纤出素手。Soft，softareherpale-skinnedhands.

（WangRongpei，1997：99）

诗歌一连用了六个叠字贴切而又生动。六个叠字无一不切，由而中心，由总体而局部，由朦胧而清晰，烘托刻画了楼上女尽善尽美的形象。在汪榕培的译文中，他成功地用green，green；lush，lush；fine，fine；fair，fair，bright，bright；soft，soft再现了原文了音乐美、形式美和所传达的意境。读起来朗朗上口，把古诗所传达的诗的节奏准确地表达出来。

2.语义传真

翻译古典典籍的目的是用准确、恰当的语言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鉴于古典汉语的特殊性，如何能在翻译过程中做到语义的准确传达显得尤为重要。例如，汪译《陶渊明诗歌》

结庐在人境，Myhouseisbuiltamidtheworldofmen，

而无车马喧。YetwithnosoundandfurydoIken.

问君何能尔，TotellyouhowIcankeepdeafandblind，

心远地自偏。Anyplaceiscalmforapeacefulmind.

采菊东篱下，Ipluckhedge-sidechrysanthemumswithpleasure悠然见南山。AndseethetranquilSouthernMountinleisure.

（WangRongpei，2003：112）

汪先生将第二句译成：YetwithnosoundandfurydoIken，这正是原句的深层意义，尤其soundandfury传达了车马喧之意，而没有字对字的对应翻译成：soundofhorsesorchariots或是clatterofcarriageorhorse，或是dinofcarriagesorhorses。汪先生又用动词ken这一英语古词，意为“意识到”及形容词no，就将“而无车马喧”确切地译了出来。汪先生的第四句译文刚好体现了他对这一原诗句的真知灼见。汪先生将陶渊明的妙语佳句“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译成Ipluckhedge_sidechrysanthemumswithpleasure，/AndseethetranquilSouthernMountinleisure。这两句译文，读起来流畅、自然，其效果同原诗一样，显示出陶诗透明似的质朴单纯，复现了原诗的自然美。

3.文化负载词的传真

中国典籍的一大艺术特色是充满了历史文化内涵的信息词，在典籍翻译过程中，如何处理这些随附的文化负载词需要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能恰当地把它的文化内涵传递出来，是外国读者明白易懂。例如，汪译《陶渊明诗歌》。

遥遥沮溺心，Theancienthermitswhowerefreefromfears

千载乃相关。Weremodelsinmylifethroughalltheyears？

但愿长如此，Ohthatmylifegoesonforeverlikethis

躬耕非所叹。BecauseItakemyfarmer’slifeasbliss！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WangRongpei，2003：24-25，68-69）

在上述两节中包含两个历史典故沮溺的故事。据《论语·徽子》所说，长沮和桀溺在耕地时，孔子发现了他们，让弟子子路去跟他们聊天。上述陶渊明诗歌中，陶渊明崇尚长沮和桀溺两位隐士。在汪榕培的译文中，它采用虚化的方法，即“沮溺”译为“Theancienthermits”。因为不可能把整个故事详细地讲述出来，所以虚化的翻译方法能够让外国读者容易读懂，但又没有失去原文表达的深层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