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警机制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关键语]反倾销；预警机制；信息

1.引言

目前，针对反倾销诉讼问题，我国已建立了部分行业的预警机制，地方上也建立了地区性的检测预警体系。但这些已有的预警机制存在着各式弊端，无法满足我国贸易需要。为更好的应对国际贸易中出现的反倾销问题，监控他国对我国的倾销状况，保护产业的良性发展，完善我国的进出口反倾销预警机制，须在他国成熟预警机制体系的经验指导下，结合自身国情，形成政府、行业协会、企业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

2.反倾销预警机制的内容体系

一个完整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需预警出口产品可能遭受到的反倾销，另一方面则需预警进口产品可能出现的倾销现象。一般认为预警机制利用国内外政府和非政府管道搜集信息建立数据库，运用一系列评定指针和监测手段，对出口商品的数量、价格、国内同行业竞争情况、目标国主要经济指针和目标国产业贸易政策等重要参数的变化进行监测，经过专业机构分析预测其相关影响，及时向企业发出预警（朱春芳，2007）。

在构建整个信息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开拓信息收集渠道，加快信息传递速度，以科学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分析。而在这之前，首要任务是选取适合的信息收集对象，确定相关指针系数。鉴于我国预警机制仍处于起步，庞大的信息机制一时难以形成，应确立反倾销重点跟踪信息，如出口产品在国外营销网络的运营情况，市场区域分布，市场需求及消费的变化；进口产品数量、市场占有率的增减，出口国是否存在削价销售，我国相关产业产品产量、经济效益、就业人数的变动。如不能有效的确立信息观测内容，只着眼于机制框架的构建，不仅无法达到预警的根本目标，而且会造成社会资源配置失衡。

3.反倾销预警机制的行为主体

（1）政府及其下属机构

政府在预警机制中起到的是把握整体，宏观引导的作用。2005年西方国家对我国启动纺织品特保措施，使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已不仅限于纯商业范畴，政治因素在处理贸易摩擦时的作用突显出来。在我国商务部业已形成的“四体联动”的预警信息传递体制的基础上，应增加涉及部门，规划职能分工，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制，避免机构冗余叠加、各部门推脱职责的情况出现。另外，政府必须为反倾销预警机制创造出一个完善的法制环境。在不违背WTO原则的前提下，可效法日本，使我国各项贸易政策法制化，形成统一体系，不仅能保护我国产业不受他国贸易侵害，也可减少他国对我国的反倾销指控。

（2）行业协会

作为连接政府与企业的桥梁，行业协会在预警机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行业协会直接影响着整体机制的统一与作用发挥，而它也是当前我国反倾销预警机制的症结之一。我国现有的行业协会多数由政府机构组建，其行政角色远强于经济角色，协会成员成分单一，权威性不高，加之机构僵硬、工作人员专业性不高，与他国行业协会相比，有待提高的空间还很大。针对这些缺陷，应确立行业协会的经济地位，规定出行业协会的法律性质及合理架构；提高行业协会在企业中的地位，加强二者间的协调沟通；为增进在反倾销预警中的科学准确性，行业协会应加大与各高校等学术机构间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科研机构的信息资源，完成好自身在预警机制中的职责。

（3）进出口企业

企业是贸易最直接的参与主体，也是预警机制的直接受益者。然而，面对反倾销诉讼，我国大部分企业消极应诉，甚至为抢占市场占有率，相互间恶性压价，直接导致了他国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诉讼。对于不正当的海外竞争方式，除了需要政府出台相应的法规进行约束，企业也必须提高自身认识，积极参与到对反倾销的自我保护中。例如，整合完善企业内部的信息收集网络；通过行业协会，提高行业自律与企业间的协作精神；与政府政策相配合，控制好出口价格与数量，杜绝恶性竞争。当前我国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可能使得我国企业无法达到如日本企业程度的集体意识，故还需政府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手段来弥补这一缺陷。

4.总结

预警机制与贸易主体企业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完善的预警机制能为企业提供及时的贸易信息，在贸易中壮大的企业又成为预警机制发展的坚实基础，相信在这样的往复过程中，我国的反倾销预警机制将成为我国应对贸易摩擦的中流砥柱。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方勇，张二震．出口产品反倾销预警的经济学研究．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74-82

第2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 本文根据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的损失，提出加快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紧迫性，并指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内涵及要求，以及建立的途径。 【论文关键词】 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TBT～SPS 一、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紧迫性 1.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给我国出口贸易带来巨大损失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的《中国技术性贸易措施年度报告》称，2006年中国全年出口贸易因技术性措施造成直接损失达359.2亿美元，占同期出口额的3.71％。50%的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迫使成本增加，2006年我国出口企业由于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新增成本总额约为191.55亿美元。25%的企业因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增加风险。 2.我国出口产品屡遭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灵，预警机制建设滞后 我国出口产品屡遭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企业标准意识、认证意识淡薄，出口产品和产业的相对弱质性以及一些发达国家有意限制我国产品出口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信息不灵，预警机制建设滞后。由于长期被排除在WTO主持的多边贸易谈判之外，我国缺乏国外有关技术性贸易措施方面的信息，致使许多出口产品包括其生产条件、工艺和方法还达不到国际的技术标准。同时，企业缺乏有效的信息预警机制，对国际上重大的技术变动缺乏了解、反应的速度太慢，经常使工作处于被动状态，致使出口遭受严重损失。 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预警机制建设于2001年开始启动，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连等地建立了WTO/TBT-SPS（注:TBT是技术性贸易壁垒，SPS是《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议》）通报咨询网络。但是，目前有关国外TBT-SPS预警系统尚不完善，还处于被动应付的状态。很多大类产品的出口预警才刚开始建立。我国各行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预警机制相对滞后，缺乏相应的及时应对措施，致使很多企业频繁遭受国外技术壁垒，出口纷纷受阻。 因此，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研究，及时构建有效的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对于攻破外国技术性贸易壁垒，促进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内涵与要求 1.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内涵 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是指面对国外制定和实施的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本国出口产品可能或已经造成影响的情况，本国政府部门所采取的提前预警措施以及快速制定和实施相应解决对策，以期将所受到的影响或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包括产业安全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重点产品进出口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和贸易政策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应包括的内容，一是及时把握我国贸易伙伴的宏观经济运行动态，所处的商机周期阶段、贸易收支、经常项目收支和国际收支状况；二是研究由上述动态决定的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政策动向及可能出台的一些新措施；三是准确了解国外相关产业和市场的发展动态、行业竞争强度、厂商数量和竞争力状况等；四是要充分利用WTO咨询点的窗口作用收集相关信息，了解各签约方政府、工商、经贸团体采取的绿色技术性贸易壁垒细节，及早地得到其他WTO成员国制定的技术法规和合格评定的信息；五是制定监控预警的动态指标体系，如中国出口产品在贸易伙伴国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出口产品增长率的变化、出口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比的变化等；六是建立预警对策库，即建立处于不同状态的应对绿色壁垒的紧急措施，如反指控策略、谈判、应诉以及紧急救助等。 2.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要求 （1）政府应是技术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主要领导和组织者 我国地区和行业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建设的主要问题是要明确技术预警是政府的职能，要尽快在重点行业和地区建立技术预警工作专家系统、调查系统和信息系统和部门协调机制，要有稳定的经费支持，使国家技术预警系统长期有效地运行。 建立由政府牵头的领导机制，有利于统一协调、信息共享。建议在国家及省级成立技术性贸易壁垒应对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组织、协调贸易技术壁垒应对工作。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商务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展改革委、科委、农委、WTO/TBT -SPS通报咨询中心等部门参加。各有关部门必须互通信息，通力合作，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资源、人才优势，各司其职，依据WTO有关规则加大对外谈判磋商力度，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2)实效性要高 该预警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力求管理手段先进，信息渠道广泛，资料传递迅速，调查研究充分，立案反应及时。不仅可以把有关工作的重点由事后处理转向事先预防，亦能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形成一套纵向指挥管理，横向密切配合的组织机构，使产业、商协会和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建立有效的渠道，遇有问题，能快速反映，快速行动，切实维护国家和产业的利益。 三、建立技术贸易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的途径 1.预警信息的收集和跟踪 对进口国企业来说，是否会提高或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限制进口，取决于进口国企业市场势力的损害或损害威胁程度。因此，出口国就可以根据对进口国市场势力的损害或损害威胁程度的分析，来建立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系统，对可能发生的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事先预警。预警系统应当评估对进口国产业有影响的全部客观和可量化的因素，如出口产品绝对或相对的增长、出口产品的市场份额、销售额、产量、生产能力使用率、损益以及进口国的就业情况等等。 政府部门应在国家标准化研究机构设立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预警中心，要加强与世贸组织及各成员国WTO/TBT～SPS咨询点信息与数据的交换与沟通，建立国际和国外技术法规、标准信息收集渠道。建立专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信息收集、咨询的机构和网站，建立各省市主要贸易对象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及市场准入数据库，用以跟踪国外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各种评定程序等，并及时通报。 2.科学评估预警信息的风险，积极评议国外通报 政府部门要组织开展国内技术性防范措施的专题研究，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筛选归类、分析处理，制定监控预警的动态指标体系，如中国出口产品在贸易伙伴国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出口产品增长率的变化、出口产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的价格比的变化，有针对性地对国外即将采取的技术措施可能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价，及时开展预警分析，准确作出危机的早期识别和诊断，提出预警报告。 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评议是我国履行世贸组织成员义务及行使世贸成员权利的行为。WTO成员国提出TBT和SPS通报或修订通报时有至少60天的评议期。此时这些法案只是草案，还处于立法阶段。我国可以在这期间从自身角度出发提出意见，进行评议。对国外不合理的要求，提出我们的抗辩理由，增强企业出口竞争力，维护企业的正当权益。 3.建立信息通报和信息反馈机制 首先，要建立预警信息的有效通报途径。国家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和预警中心要与负责标准、合格评定、国际贸易等部门、行业管理机构、行业协会、出口企业等建立有效的通报和交流机制。政府利用通报咨询制度，通过网上对话窗口，能及时向行业协会，各企业通报有关国内外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及国外市场行情，为企业打通获取信息和提供咨询快速通道。 其次，要建立沟通相关部门和进出口企业的信息反馈网络。现仅就市级信息反馈机制为例。市WTO/TBT-SPS咨询中心在预警通报发出后的规定时间内，负责与各县质监局、相关行业协会和企业进行信息沟通，收集各方面信息，汇总后向市质监局反馈。各县(市）、区质监局(分局)在收到预警一定时间内，负责收集企业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意见和建议，了解对企业产品出口的影响，汇总后向市WTO/TBT-SPS咨询中心反馈。市级有关部门研究机构、行业协会、重点企业由市质监局牵头组织，着重对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进行专题研究，提出对策和建议，报市委、市政府和上级有关部门。 4.建立快速反应对策库，为企业提供参考 政府部门要通过对典型案例进行解析，建立预警对策库，制定防御应对措施，即建立处于不同状态的应对技术贸易壁垒的紧急措施，如反指控策略、谈判、应诉以及紧急救助等。要加强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案例的研究和积累，如外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背景和前因，如何发生、怎样发生、如何结束、事后影响等等，通过研究典型案例，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通过沟通企业与各管理部门、行业协会、咨询服务机构、检验认证机构等的联系，建立咨询平台，组织专家解答企业有关技术性贸易壁垒方面的问题，组织相关方面的培训。当企业遭遇技术性贸易壁垒时，能及时快速调用标准数据库和专家库的资源，得到 具体指导和帮助，以便快速制定和实施相应的对策，将所受到的影响或损失降到最低程度。

第3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1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基本情况 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发展迅猛，贸易额有较大幅度提高，为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从1998年到2001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长分别为3%、2%和4%。2001 年11 月， 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该年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为279 亿美元， 其中出口额为160.7 亿美元。入世后的六年来，我国农产品贸易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年均增长分别提升到21%、15%和27%。2002年， 即我国入世后的第一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在大幅度增加的同时进口额度也有所上升。2003 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额达214.3 亿美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8.1%。2004 年，我国农产品出口额达233.9 亿美元。2005 年，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农产品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增长8.57%。2006年，农产品出口额稳中有升，继续保持了2005年的增长态势。2007年农产品贸易总额达781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比重约为4%，居世界第五位。2008年农产品贸易总额达991.6亿美元，同比增长27%。 根据对以上2000-2007年我国大类农产品出口额(表1)统计数据的分析，可以得出：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大类农产品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各大类农产品(除棉花外)出口额稳中有升。特别是水产品、蔬菜和水果的出口增长迅猛，已经成为我国主要出口的农产品。2007年，中国水产品、蔬菜和水果出口额分别为97.54亿美元、62.14亿美元和37.49亿美元，比2000年分别增加1.55倍、1.99倍和4.18倍，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已占我国农产品出口总额的53%，贸易顺差为139亿美元。同时，2007年我国畜产品的出口也大幅增长，由2000年的25.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40.46亿美元，增幅达56%。另外，我国谷物产品的出口增速也快于进口增速，由小额逆差变为顺差。2011年，我国粮食贸易出现了13.9亿美元的逆差。2005以来，粮食生产实现恢复性增长，供求关系得以改善，粮食出口大幅增加，进口大幅下降，到2006年和2007年分别实现了3.32亿美元和16.66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2 我国农产品贸易摩擦现状 随着我国农产品出口数量的日益增多，以及我国融入世界农产品市场程度地不断加深，农产品出口贸易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加入WTO以来，我国农产品贸易额更持续快速增长，由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长到2007年的781亿美元，占世界农产品贸易总额比重约为4%，居世界第五位。但是，伴随着农产品贸易的快速发展，一个严峻的现实也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 2.1 反倾销贸易摩擦 反倾销是我国农产品出口遭遇最多的贸易摩擦类型。 加入WTO以来，我国出口产品每年都要遭遇来自各个国家的反倾销调查达50多起，其中农产品出口遭遇美国等11个国家(地区)的反倾销调查共11起，涉及商品有薄荷醇、塑料编织袋、蘑菇罐头、松香、蜂蜜、大蒜、小龙虾、非冷冻苹果汁等17种。同时，我国的同一产品也出现多次遭遇反倾销调查的现象。这些反倾销调查，导致我国农产品出口市场不断丢失，给我国农产品生产、加工和出口造成很大影响，也给农产品出口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另外，在反倾销调查频发的同时，波及范围广、涉案金额高的反倾销大案也不断涌现。2011年，美国对我国暖水虾反倾销案涉案金额高达2.48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影响163家企业、数百万虾农和专业捕虾渔民的生产和生活，是我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高、影响最大的农产品贸易救济调查案件。2005年，印度对我国丝绸织品反倾销案，是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农产品反倾销较大案件，涉案金额达1.8亿美元。 2.2 检验检疫型贸易摩擦 我国农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 盟、美国和日本等国，它们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对进口农产品设置了严格的检验检疫标准。这些检验检疫标准也是限制我国农产品出口的主要障碍。受限制的产品范围由禽肉、水产品等动物源产品扩展到蔬菜、水果等植物产品，几乎覆盖了我国出口的所有农产品。 从整体来看，肉类制品、蔬菜、水果及制品、水产品、食用菌、茶叶及谷物均是日本实施“肯定列表制度”后我国出口风险较高的大类商品。据初步测算，受影响最大的茶叶出口涉及就业310万人，蔬菜涉及314万人，烤鳗涉及43万人。另外，欧盟和日本等进口国也以我国出口农产品中存在口蹄疫、禽流感疫病和农药残留等卫生安全问题为由，多次对我国农产品进行封杀，并逐步强化对我国出口农产品的检验检疫，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2.3 技术壁垒型贸易摩擦 技术贸易壁垒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近年来，据商务部调查，我国有近9成的农业及食品出口企业受到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影响，受影响的农产品范围广、周期长，造成每年的经济损失约合90亿美元。 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有日本、韩国、美国和欧盟等国家，这些国家都通过立法的形式，制定了一系列严格而又繁琐的技术标准，防止外国农产品进入本国，这样就增加了我国农产品打入国外市场的难度，严重制约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 3 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初探 对外贸易必然会伴随着不确定的对外贸易摩擦风险，这些风险源自于贸易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外贸企业的实力与能力的局限性。 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就是为了尽可能地防止对外贸易摩擦风险的出现、蔓延和加剧，避免对外贸易受到过大的损失。近年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不断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的贸易摩擦，因此对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的研究和完善就显得尤为必要了。 我国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立较晚。2003年5月，商务部确定了对456个大类、2733个税号的重点敏感产品进行预警监测分析，还先后在汽车、化肥、钢铁、纺织和电子信息产品等行业建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 2006年5月22日，商务部对外贸易司与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联合《对日出口农产品风险评估报告》，正式启动农产品出口行业预警机制。这些年来，农产品出口预警机制处在不断地探索和完善之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我国政府对农产品市场风险的监测能力和先兆预警能力，保障了农产品安全，加强了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效的信息资源缺乏问题。 具体表现为，一是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或者得到的信息仅仅是未经分析的原始数据，不能从中提取出有用的信息；二是信息的收集不够及时，往往是外国的相关措施已经开始实施了，我们才意识到对这方面信息的整理和收集；而且信息的传递也不够及时，在传递的过程中也有损耗，造成信息到达企业时已经失去意义了。因此，针对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建议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收集系统。信息收集系统主要用来完成信息采集、信息标准化、信息存储、信息整合和信息共享等信息收集整理工作，具体可细化为如下流程(如图1)。 3.1 数据采集流程 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周期(每天或每二天)由数据采集人员通过预定义的采集规则抓取涉农网站(如中国农业信息网、新农村商网等)的相关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抓取的内容经审核后，根据预定义的规则与现有的数据信息进行对比，如果抓取的信息相对较新则覆盖现有的数据信息，否则新建该条信息并存储。 3.2 数据提取流程 根据预先设定的时间周期(每三天或每周)由技术人员从相关涉农资料库、数据库中提取相应的农产品出口贸易数据，并对得到的数据进行清洗、处理及格式转换，使其符合我们现存信息的数据格式并存储。 3.3 数据的整合 将从涉农网站采集来的信息和涉农数据库中提取的信息进行整合，并按分类、按主题进行划分和组织，然后装载到核心的数据库中，形成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数据仓库。数据仓库内的数据是将原始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后的有效数据，且频繁的更新率保证了它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农产品出口贸易摩擦预警机制信息收集系统的建立，一方面可以缓解农产品出口贸易信息匮乏且时效性不强的问题，并为下一步分析预警提供有力 的数据保障。另一方面，也为政府宏观决策提供了依据，并为广大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帮助，有效避免生产经营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减少了政府层面和出口企业层面双重的经济损失，保障农产品安全，抵御国际市场冲击，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4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Abstract：Constructing financial crisis pre-warning system is the necess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market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financial crisis pre-warning system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from three aspects ， theory，economics and technology， and works out the new thought and basic framework of constructing financial crisis pre-warning system so as to prevent and resolv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listed companies.

关键词：上市公司 财务危机 预警系统

Key Word：Listed company Financial crisis Pre-warning system

随着经济一体化，经营全球化的发展，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性和复杂性。作为企业改革先锋的上市公司，同样存在着潜在的危机。一旦财务危机无法化解，就会被戴上“ST”的帽子，以失败告终。为了有效化解财务危机，亟待建立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1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财务危机是企业丧失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正是为化解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机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还没有公认的定义，笔者在分析预警系统构成要素的基础上，将其定义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企业专门组织根据财务管理学、风险管理和统计学的相关理论，以企业的财务报表、经营计划、相关经营资料以及所收集的外部资料为依据，采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建立预警分析机制，将企业所面临的经营波动情况和危险情况预先告知企业经营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并分析企业发生经营非正常波动或财务危机的原因，挖掘企业财务运营体系中所隐藏的问题，以督促企业管理部门提前采取防范或预防措施，为管理部门提供决策和风险控制依据的组织手段和分析系统。简单的说，它是企业专门组织预警-报警-排警的有机管理过程体系。

2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重要性

从理论上看，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构建是我国企业管理与控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本文所构建的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相关理论和经济技术特点上的，为上市公司财务危机警兆的理论研究提供新思路，从而建立一套发现警兆-确认警情-排警对策（预警-报警-排警）的逻辑机理，为我国上市公司提供一种危机预警管理新模式，在预防和化解危机，提高企业危机预警管理水平方面发挥作用。

从实践上看，对于上市公司来说，借助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公司管理层能够及时发现公司财务状况的恶化，以及造成公司财务状况恶化的原因，从而能够及时地、有针对性的调整公司的经营策略，扭转公司经营状况恶化的势头，以避免沦为“ST”“PT”的行列。另外公司越早获得危机信号，越可以减少其在会计、审计、律师等方面所支付的费用。同时，有利于证监部门加强财务监督管理，以提高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

3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可行性

3.1理论依据

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有了经济预警的概念，承认经济的波动性和周期性。企业预警理论主要包括危机管理理论、策略震撼理论、企业逆境管理理论以及企业诊断理论。这就为财务预警理论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理论基础。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基于上市公司财务运作的全过程，不断成熟的财务管理学理论则成为其基础；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预警分析是对大量原始信息和数据的处理，日益发展完善的信息传递理论和统计学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中的危机管理不仅是对危机全过程的监测和控制，而且是对风险的处理，那么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和风险管理理论则为其提供了依据。另外，证监部门于2001年11月《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修订）》，表明我国证券市场退市机制不断健全和完善。证券市场的退市机制是实现上市公司优胜劣汰的重要途径，增强上市公司的风险防范意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引导证券市场朝良性方向发展。

3.2经济基础

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在危机前建立的，这个时候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财力雄厚，完全可以满足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所有资金需求。同时，财务危机预警系统建立起来以后，为公司解决财务危机提供了有效分析手段和控制对策，使上市公司不至于破产，更甚是能及时发现风险，保证了公司经济效益的实现，可以弥补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全部支出，实现风险收益，即危机管理支出小于危机管理所带来的收益。

3.3技术支撑

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容易搜集，财务数据趋于规范财务预警系统以财务报表及其他相关的财务信息与非财务信息为依据，在建立财务预警模型和进行预警分析时，要运用大量的财务资料。大部分上市公司已经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进入市场，完成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产权明晰，管理规范、科学，财务披露制度较为健全。同时，又处于公开的市场监管之下，各种操作行为较为规范。同时，监管部门监管力度的加大，将进一步抑制会计造假者的造假动机，提高财务数据质量，从而更加有利于财务预警系统的顺利运行。

4构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新思路

财务危机有潜伏、发作、恶化三个阶段，在各个阶段应该有相应的管理对策，这一系列的对策就构成了本文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基本框架。

财务危机的潜伏时期，上市公司处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之中，公司的市场状况、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关联企业的供货和资金偿付能力、竞争对手的价格政策变动、金融市场的波动、利率和外汇市场的变化、银行信用和利率政策的改变等等，都会对企业的财务状况、筹资能力、资金调度能力和偿债能力等产生巨大的影响。为了及时准确的识别财务危机，就需要有一个专门组织对企业内外的财务信息和数据进行全面收集和有效传递，为预警分析机制提供信息数据基础，这就构成了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信息处理机制。

财务危机的发作时期，在证监部门的财务监督下，上市公司为保证经济效益的实现，就必须对收集的内外财务信息和数据进行分析，选择能够明显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特征的指标体系，不仅要有财务指标，而且要引入非财务指标，如行业、企业规模、管理水平等，以全面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然后用收集的数据和选定的指标，通过现代建模方法（如主成分法，人工神经网络方法）构建预警分析模型，以准确判断财务危机是否已经产生，将此分析结果及时反馈给企业管理者，便于其迅速采取对策。指标分析和模型分析构成了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预警分析机制。

财务危机的恶化时期，财务危机已经存在，如果不能及时控制或有效化解，上市公司将面临生死存亡的境地。为了化解危机，公司管理层就要立即启动财务危机处理小组，迅速分析财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及时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以恢复公司正常经营。由于财务危机有突发性，要求公司管理层要有强烈的危机意识。

任何一项管理活动都离不开管理者，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管理也不例外，要有一个专门组织为预警管理服务。构建了以财务危机发展阶段为基础的预警-报警-排警的财务危机预警过程机理，还需要有实施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组织机制，它包含了组织体系和组织过程。组织体系就是构建一个专门为危机预警管理服务的组织；组织过程则是在危机预警系统实施中的预警-报警-排警逻辑过程。

此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以专门组织为保证，依次执行预警-报警-排警三项活动，与前面的研究相比，克服了将组织机制、信息处理机制、预警分析机制、危机管理机制并列的不足，使预警系统结构更为合理，为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实施提供了新思路。

参考文献：

[1] E I Altman. Corporate Financial Distress and Bankruptcy[M].New York：Wiley，2000.

[2]Stephen A Ross. 公司理财[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

[3]张鸣，张艳，程涛.企业财务预警研究前沿[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4]张友棠.财务预警系统管理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汪平.财务理论[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

第5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关键词：苏州;专利预警机制;实践借鉴

基金项目：2014年苏州市软科学研究项目：“苏州高新技术企业专利预警机制的构建策略研究”（项目编号：SR2014111）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9月23日

一、苏州市专利预警工作现状

苏州市正在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以战略新兴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将成为苏州市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需要科技创新，实现产业链中关键技术的突破和知识产权的拥有。没有知识产权的引领和支撑，就不可能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但是目前，由知识产权侵权等导致的产业经济安全也使苏州经济发展面临着严峻挑战。构建专利预警机制，实现专利保护工作的前置化，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专利争端和可能产生的风险或危害程度进行预测，并根据风险的不同程度向有关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决策层发出警示预报，以维护产业经济安全，保护企业合法权益。构建专利预警机制是保障产业安全、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苏州市专利预警政策制定较早。2004年11月制定了《苏州市专利促进条例》等相关政策。条例经2010年10月修订，于2011年1月实施。在该条例的第四章（行政保护）的第二十六条规定，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专利预警分析，指导相关行业和企业、事业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应对专利纠纷，防范专利侵权风险。

专利预警工作层次高。以苏州高新区为例，2007年6月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苏州高新区工作方案》中要求，苏州高新区试点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完善知识产权工作体系、建立健全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加强企业知识产权工作，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企业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建设结合起来，推动企业有效运用知识产权法律手段，增强处理知识产权纠纷的应对能力。建立知识产权网络预警机制，帮助企业规避知识产权风险。2010年7月，试点园区建设通过国家的验收，并被确定为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创建园区建设项目。

目前，苏州市专利预警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苏州知识产权局网站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苏州市知识产权预警分析”、“苏州市知识产权预警分析”等板块，了专利预警相关的文献和资料，供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在线阅读参考。中国（苏州）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苏州市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开通的“在线解答”板块，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在线咨询与解答，及时帮助企业解决专利工作中遇到的各类问题。在“案例选登”板块中，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了相关的专利侵权等方面的案例，供企业借鉴。相关市区还建立了专利预警系统，对股改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进行专利信息管控和预警，以帮助高新技术企业更好地开展专利的申报、管理、转化等工作。

二、相关企业专利预警机制构建实践

（一）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专利预警机制构建措施。北京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对重要的技术建立有效的专利预警机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公司采取的措施主要有：

1、组建专业的工作团队。公司挑选了研发部门的一些技术工程师、知识产权部的管理人员，以及市场部门和销售部门的部分人员，一起组成了企业内部的预警团队。

2、实施专业的检索分析。专利技术人员根据相关技术的特点制定初步的检索表达式，进行专利数据的采集，并对专利数据进行分析。除了通过对专利数据的著录项目信息进行定量分析外，还进行专利全文阅读，并对所采集到的专利数据添加各种技术标识进行深加工，以进一步提高专利分析准确度和专利预警的可靠性。

3、制定科学的预警条件。公司从专利检索和分析的过程中，总结出一些判断条件，分配一定的积分值，同时再对不同程度符合该判断条件的专利给予不同的系数，所分配的积分值与系数的乘积即为该判断条件的预警得分;通过多个判断条件来综合出一个通用的预警公式，再根据这个预警公式对目前或未来出现的相关专利进行预警等级的计算，计算结果得分属于预警范围的即可发出预警信息，不属于预警范围的专利，我们不视为有威胁的专利。

4、形成完善的预警流程。预警团队对相关技术进行专利分析，制定预警规则。工程部门的预警人员会定期按照检索表达式对专利数据库内的专利信息进行检索，然后通过预警公式发现对企业有影响的专利，并发出预警信息给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知识产权管理部门与工程部门一起对预警信息和目标专利进行分析，得出是否预警的结论，及时反映给公司的决策层，并提出合理的建议。

（二）海尔集团专利预警机制构建措施。海尔集团一直致力于企业知识产权和标准化平台的建设，探索、创建一套完善的可操作的专利与标准预警机制。

1、健全内、外部机制平台。海尔的专利预警机制平台，不仅仅是企业知识产权、研发、市场等部门组成的组织网络、信息网络、对内支撑网络和对外支撑网络，还包括政府、行业协会、中介服务机构等组成的外部服务平台。

2、完善专利检索数据库。海尔集团的专利数据库得到了高效的运用，建立和使用中外专利数据库系统，并按产品门类、技术领域建立了有针对性的专利文献库，跟踪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创新项目提供方向，提高了专利开发效率和水平。

3、建立专家分析论证体系。建立专家分析论证体系，对某些可能有侵权隐患的重要专利进行深入研究，绘制专利地图，组织有关专家、法律顾问、经济专家等共同参与分析和决策，找到相应对策，实施危机处理，将可能对企业或行业产生的影响和损失降到最低。

4、构建完善的专利保护网。通过规模化专利申请与策略的专利布局，形成完善的专利保护网。对每项核心技术创新申请基础专利，对关联技术申请专利保护，避免他人专利阻碍业务开展。通过对产品或技术实施多项专利申请保护，降低专利侵权风险。

（三）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专利预警机制构建措施。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股份制上市企业，目前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五的工程机械制造商，也是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机械制造商。该公司在专利预警机制构建上主要采取了两项举措：

1、建立知识产权信息平台。公司建立了知识产权信息平台――科技资讯港，其主要包括中外专利数据库与专利分析知识库、中国期刊数据库、中外标准数据库及专利战略、技术创新与知识产权、公司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及行业信息等模块。企业针对公司不同的产品或技术领域，建立专利分析数据集，建立专属特定技术领域（产品）的自有专利分析知识库。此外，还充分利用公共资源和商业性数据库进行专利信息分析。

2、完善预警信息分析系统。公司针对不同分析目标进行专利预警信息分析，并将专利信息分析分为三个阶段：检索期、分析期及应用期;检索期根据具体的分析目标组建分析队伍，拟定专利检索策略并进行检索;分析期由专利工程师初步定量分析并做出专利图，分析出宏观趋势;然后由研发工程师筛选出侵权嫌疑或有参考价值的专利;应用期主要对分析报告进行评估、制定相应的专利战略以及专利战略的实施等。

三、企业专利预警机制构建实践对苏州的启示

通过以上三家高新技术企业专利预警工作的调研分析，可以得出，在专利预警机制构建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共性的经验做法，这些经验做法对于苏州高新技术企业开展专利预警工作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一）专业的平台建设是基础。拥有完备的专利预警平台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专利预警工作而言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高新技术企业可以运用平台及相关的专利数据库进行专利信息的全方位检索，并通过自动汇集、数据分析功能对检索的专利信息进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从而为专利信息的论证及预案的制定提供可靠的依据。对苏州而言，目前已经建设了相关的预警平台，但是平台的利用效率偏低，今后要优化平台的功能，提高平台利用率。

（二）高端的专业人才是保障。在北京、山东等地，高校普遍设立了多个知识产权学院、研究中心等机构，用于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相关的研究，基本满足了高新技术企业对知识产权专业人才的需求，保障了高新技术企业专利技术的研发、专利信息的专业检索。同时，利用人才优势组建专家团队，对专利信息进行分析和论证，为高新技术企业专利预警机制的构建提供了良好的保障。目前，苏州市高校并没有设立知识产权学院等人才培养及研究机构，高新技术企业需要的专业人才基本靠外部引进，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企专利预警工作的推进。

（三）良性的协作机制是手段。组织之间协调、高效的合作机制能够降低各分组织的运行成本，提高运行效率。通过对调研的高新技术企业专利工作的对比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在构建专利预警机制推进自身知识产权工作过程中，都是通过与政府部门、行业协会以及相关企业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自身的专利预警工作成本的降低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例如，海尔集团和各级政府部门、行业协会建立起良好的信息沟通和交流机制，有数百家国际和国内顶尖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知识产权机构为海尔提供专业的咨询和服务。苏州高新技术企业可以在专利预警工作中加以借鉴，通过相互协作，不断优化专利预警工作流程，提升专利危机的应急处置能力。

（四）正面的处置侵权是准则。在遇到专利侵权时，都能够进行积极正面的回应，以维护自身权利，尊重他人的成果，这也是高新技术企业专利预警工作中应有的处置方式。对于企业规模偏小，没有能力对重大的专利侵权进行有效处置时，可以借助政府、行业协会的力量进行应对，而不应消极应对。

（五）全面的分析论证是关键。在专利预警工作流程中，对检索到的专利信息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论证是后期制定专利预警对策的关键。因此，通过运用相关数据库对专利进行检索后，由专业人员采用相关分析工具，对专利信息进行多角度的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交由专家组进行论证，在此基础上形成专利预警对策，确保了对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主林参考文献：

[1]齐荣坤，张谦明.企业专利法律风险及有效防范的预警机制[J].科技管理研究，2014.6.

[2]贺德方.中国专利预警机制建设实践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3.5.

[3]李立.中星微的专利预警机制[J].法人杂志，2008.9.

[4]崔胜男，田玲.我国专利预警理论研究概述[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14.

[5]陈薛孝，段焕强.知识产权一站式服务平台[J].高科技与产业化，2013.5.

第6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拥有 158 年历史的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公司宣布破产,之后又扩展到实体经济,2009 年 4 月 30 日有着 85年历史的美国第三汽车巨头克莱斯勒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美国破产保护申请史上最大的制造商。破产引起了一系列问题:企业需拍卖资产抵偿债务;员工失业;债权人的债权只能得到部分偿还,不能收回的那部分被依法豁免,造成巨大损失。因此,有必要预防和控制企业破产,提高预警能力。装备制造业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近年来,国家了一系列关于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如《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这些文件都凸显了装备制造业的行业重要性。但是我国装备制造业“大而不强”,产能过剩,加之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影响,使得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受挫。在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除了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研发人员的努力,同时也需要银行、投资人的资金支持,如何防止企业破产以保护债权人利益,受到银行等债权人的关注;如何防止企业破产损害投资人利益,受到投资人关注;如何防止企业破产损害员工利益,受到员工关注;如何防止装备制造业企业(尤其是大型装备制造业企业)破产,受到国家等各方的关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装备制造业进行财务预警研究,但是在以往的财务预警研究中,主要运用资产报酬率等以利润为核心的财务指标进行预警研究。但是,统计资料表明,在众多倒闭的企业中,有很多企业存在账面利润,有的是大额利润,却仍然因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究其原因,权责发生制下的利润并不一定带来现实的偿债能力。而现金流指标能够真实地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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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William Beaver(1966)提出了财务预警的单变量模型。他首先界定了财务危机的概念,认为企业破产、债券违约、银行账户透支、无力支付优先股股利等均属于财务危机的表现。然后,以1954-1964年79家财务危机企业和同行业的79家财务健康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建立各财务指标的单变量模型。结果表明:分别以资产负债率、资产报酬率、现金流负债比建立的单变量模型预测准确率较高,其中现金流负债比的预测准确率最高,且随着破产临近,模型预测准确率越来越高①。Altman(1968)以1946-1965年破产的33家公司和同行业、相近资产规模的33家健康公司为研究对象,从22个备选变量中选出营运资本总资产占比、留存收益总资产占比、总资产息税前利润率、总资产营业收入率、股东权益与负债比五个变量作为判别变量,建立了用于破产预警的多元判别模型,即Z-Score模型。实证结论表明模型方程的函数值Z值越小,企业破产的可能性越大,因此Z值对企业破产具有预测作用①。Altman、Haldeman 和 Narayanan(1977)对已有的只适用于制造业的多元线性预警模型进行扩展,以 1969-1975 年的 53 家破产企业和 58 家非破产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提出了适用行业范围较广的 ZETA 评分模型,该模型引入了经营收益总资产占比、普通股权益总资产占比、流动比率等在内的七个变量。结果表明:ZETA 模型优于 Z 模型,它的预测准确度较高,在财务失败前五年的预测准确度就高达70%②。Aziz、Emanuel和Lawson(1988)进行财务预警研究并建立了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他们通过对破产企业和健康企业的数据对比,发现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和现金支付的所得税在破产前五年内具有显着均值差异;比较Z分数模型、ZETA信用风险模型和现金流量预测模型三种模型的预测效果,发现现金流量预测模型的预测准确率最高③。Green J.P(1999)对英国 197 家上市公司的长达 23 年数据为样本,证明了披露的现金流量与利润质量存在显着相关性,现金流量披露能证明收益质量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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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财务预警的理论基础

2.1 财务危机

对于财务危机的界定,国内外看法不一,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一些国外学者将财务危机看作是企业没有经济能力偿还到期债务或优先股股利,如Beaver(1966),Scott(1981)等,他们认为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是企业破产的前提,财务危机加大了破产的可能性,但并不一定导致企业破产;其他国外学者认为财务危机即企业的法定破产,如 Altman(1968), Ohlson(1971),Deakin(1972),Bartczark(1984)等。在我国,上市公司的数据便于收集,因此企业财务研究几乎都以上市公司数据为依据,财务危机相关研究也不例外。另外,我国至今尚未有一家上市公司破产,这是源于上市资格在我国仍是一种珍贵的壳资源,当一家上市公司面临破产时,其他公司可以将其接收,以借“壳”上市,原上市公司也就避免了破产清算。因此,以破产作为企业发生财务危机的标志不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绝大多数学者将财务危机的界定锁定为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如陈静(1999)、张玲(2000)、吴世农与卢贤义(2001)等。国内学者将 ST 作为发生财务危机的标志,基于以下几点:①财务失败是指企业进入破产清算程序,而发生财务危机是财务失败的充分非必要条件,从企业出现财务危机到最终破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企业财务失败之前进行预警。2007 年 6 月施行的破产法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应进入破产清算程序。为了减少甚至避免破产对所有者、债务人等利益相关者造成的损失,我国对未来可能发生破产的上市公司进行特别处理,即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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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财务预警的基础理论

第7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十二五”以来，由于煤炭需求趋于饱和，国家逐步强化对煤炭行业绿色发展和安全生产的要求，导致煤炭企业成本不断上升，“坐地收钱”的粗放式管理已不适合新的形势，煤炭企业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煤炭企业收入“开源”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成本“节流”将成为煤炭企业未来管理过程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本文从危机管理的角度出发，构建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体系，以解决煤炭企业成本管理过程中的难题。

成本预警管理实际上属于企业危机管理范畴。它将危机管理理念引入成本管理工作中，通过对成本的监控和预警，达到实现成本的事前控制的目的，弥补煤炭企业现有成本管理多为事后控制的不足，从根本上解决煤炭企业的成本浪费问题。关于企业危机预警，国外学者R.Heath认为，企业危机预警就是采用一定的技术监测手段，对每个细小的不良变化都会有所洞察，并给其系统负责人发出信号的过程。[1]Benzing Cythia指出，企业危机预警是在对企业未来的风险进行预测，并进行判断、报警的过程。[2]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佘廉教授认为企业通过建立系统而且规范化的预警体系可以有效地防止危机出现。虽然对企业危机预警的研究比较成熟，但是关于企业成本危机预警管理，相关研究成果还较少。尤其是对煤炭企业的危机管理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安全生产、财务管理等方面。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的实质就是对煤炭企业成本构成要素进行综合分析，确定不同的成本临界点，并通过分阶段目标的控制，最终达到有效控制煤炭企业成本的一种管理方法。[3]

结合危机管理的理念，受PDCA循环理论的启发，笔者将煤炭企业中的成本浪费、超支等问题视为一种危机，建立以PDCA循环为主线的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体系，将PDCA循环管理理念引入成本预警管理工作中，结合煤炭企业现行的目标成本管理法，实现新建系统与现有成本管理系统的无缝对接，以达到事前控制成本的效果。

一、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的原理分析

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是对成本事前控制管理的具体实现，是控制煤炭企业成本的有效方法，是煤炭企业提升利润空间，保持市场竞争力的有力保证。笔者认为，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主要应实现监测机制、评价机制、报警机制、应急预案和矫正机制五大功能机制，通过这五大功能的紧密结合和反馈循环，实现对成本危机的预测和预警，其运行原理和衔接过程如图1所示。

（一）成本监测机制。成本监测机制是对煤炭企业实际发生的成本信息进行全面采集和监控的一种机制，所采集的信息主要包括企业的目标成本和实际成本。监测机制要求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各类成本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测和检查，实时监控成本的波动情况，为成本预警提供信息支持。监测机制融合了PDCA理论中计划（Plan）和执行（Do）两个阶段，也是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系统需要实现的基础功能。

（二）成本评价机制。成本评价机制是根据煤炭企业成本预警指标体系对企业成本信息进行分析、诊断和评价，与PDCA理论中的检测（Check）环节相融合。如果当前成本远离预警的临界状态，则表明成本波动正常，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成本波动异常，通过分析评价，判断指标值是否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临界状态。同时，成本评价机制还应具有预测功能，即根据历史成本数据预测未来某一时间的成本。

（三）成本报警机制。成本报警机制是整个成本预警管理系统的核心，是对成本运行状态评判结果的反应。在煤炭企业成本管理活动中，某些成本风险因素出现偏差可能导致成本状态的波动，预警就是通过预先设置的预警区间识别这种偏差不能加以量化和评价，在第一时间确定可能出现的风险态势，提前发出警告。通过对警兆的分析，成本风险已经触及警戒线达到警戒范围，成本预警系统就要立即报警。在报警之前系统需要确定警度，根据警情的严重程度，本文将成本预警从高到低分为一级警报、二级警报和三级警报，这三级警报分别代表不同的警情严重程度。通过报警机制，成本预警系统将警情传达到位，引起相关负责人员足够的重视。

（四）应急预案机制。应急预案机制是为了保证企业在发生成本危机时，及时进行处理和消除危机的一种机制，与PDCA循环阶段中的行动（Action）环节相互对应。企业为不同的预警水平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和处理程序，记录本公司成本警报的处理过程和评价结果，提供煤炭企业成本警报事件的基本对策，避免事件的重复发生，提高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的效果，对公司经营者控制成本起到辅助决策的作用。

（五）矫正机制。矫正机制是对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体系中的成本风险因素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机制，实际上是一种对成本执行过程或者成本预算方案的合理调整，这也是PDCA中循环反馈、螺旋上升的一种体现。矫正机制使得成本管理问题得到进一步的处理和总结，同时，信息反馈是成本预警活动的桥梁，通过信息反馈实现成本预警活动的动态循环和闭环管理，让企业管理者及时了解成本控制状态和成本风险的处理结果，以保证成本预警活动的完备性和动态适应性，保证企业管理人员对成本的把控力度和知悉程度。

二、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系统的框架

为了实现前文提出的成本预警的五大功能机制，构建的成本预警管理体系具体包括三大模块、五个步骤和八项内容。

（一）信息监测模块。信息监测模块主要进行成本预算的分解和实际成本的采集两项内容（如表1所示），目的是实现成本预警管理的成本监测机制。

1.成本预算的分解。成本预算的分解是成本预警管理中最基础也是最具重要性的一步，因为成本预算分解的精确性直接决定着预警的准确性，成本预算的分解应根据历史成本发生情况，将全年的成本预算按照一定的比重进行详细分解到每月。分解完之后将每月的数值由相关负责人一次性录入到系统中，在系统运行过程中如果另有需要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调整。

2.实际成本的采录。实际成本是成本监测的主要对象，也是成本风险数据的主要来源，其录入周期为1周。

3.数据采录要求。对录入成本预警管理系统的信息应进行甄别和筛选，主要做到：（1）数据口径统一;（2）数据格式统一;（3）数据单位统一;（4）保证数据的真实性。

（二）预警处理模块。预警分析处理模块主要实现成本评价和成本报警两项功能，是预警管理体系的核心。成本评价所需的指标体系和预警范围的界定将在后文进行详细的分析研究。这里主要对成本预警的预警级别进行设计。

1.警度确定。本文将成本风险状况划分为正常、Ⅲ级预警、Ⅱ级预警、Ⅰ级预警4种级别，如表2所示。这四种级别分别代表了不同的成本风险状况，Ⅲ级预警称为黄色预警，表示成本风险已经靠近或处于临界状态，成本风险上升迅速;Ⅱ级预警称为橙色预警，表示成本已经到了临界状态，对预算成本的实现已经造成了威胁;Ⅰ级预警又称红色预警，是成本预警系统中最高级别的预警，表示成本已经超过临界状态，成本即将失控或已经超支。

2.报警信号释放。成本报警是系统感知到成本危机并确认预警级别之后发出警报的步骤，是关键的一步。如果没有及时的报警信号，预警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为了预警信号的及时性和可达性，本系统将采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系统弹出窗口三种不同的介质同步进行预警信号的，同时根据预警级别的不同，警报信息将会发送给不同级别的管理人员。报警信息的内容包括警度、警源、警情和应急预案的级别，以及处理本次警情的负责人和解决问题的时间。

（三）解决对策模块。解决对策模块实现了成本预警管理的应急预案机制和矫正机制，包括应急预案的建立、成本危机的调节处理和信息的总结反馈三方面的内容。应急预案的建立主要是为了根据不同警度的警报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是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应急预案之后，可以在警情处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追溯成本危机的原因，总结经验教训，对成本管理工作进行调整。直到警情彻底排除之后，结束警报，并将成本报警的发生原因、处理结果、造成损失等一系列内容形成详细的报告，反馈给企业高层领导，作为管理决策的依据。

三、煤炭企业成本预警指标体系

（一）指标体系建立。根据对煤炭企业的实地调研，成本预警指标主要选取人工成本指标、运营成本指标、环境成本指标和管理成本指标四个方面进行反映，具体如下。

1.人工成本指标（B1）。人工成本指标反映了煤炭企业成本在员工方面的支出情况，主要包括工资指数和退休经费指数，分别通过企业提供的应付职工薪酬和离退休经费进行具体计算。

2.运营成本指标（B2）。运营成本指标反映了煤炭企业为保持正常运营的成本发生情况，主要包括材料费用指数、电力费用指数、修理费用指数和租赁费用指数四个方面，分别通过材料费、电力费、修理费、租赁费进行计算衡量。

3.环境成本指标（B3）。环境成本指标反映了煤炭企业为保证企业生产正常进行而发生的成本情况，包括安全生产费用指数和试验检验费用指数两个方面，分别通过安全生产费和试验检验费进行计算。

4.管理成本指标（B4）。管理成本指标用来衡量企业管理过程中发生的成本费用，包括管理费用指数、折旧费用指数和其他费用指数，分别用财务费用、折旧费用和其他费用进行计算。

（二）指标含义及数量关系。指标体系包括指标层和数据层，指标层是用以衡量成本状况的风险指标，即警兆。数据层是用以考量风险指标的基础数据，即警源。成本预警指标A是反映整个企业成本风险状况的综合指标，也是风险预警系统中衡量的核心指标。成本预警指标A通过人工成本指标（B1）、运营成本指标（B2）、环境成本指标（B3）和管理成本指标（B4）四个方面进行反应。两层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如式（1）、（2）所示，其中Bi表示四个一级指标的值，？棕i、？棕ij表示各个指标的权重，这些权重将在下文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确定。

A=■？棕iBi（1）

Bi=■？棕ijCj（2）

数据层提供的数据包括成本的实际发生数据和企业的目标成本数据，运用这些数据首先对成本风险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进行赋值计算。为预警准确性指标设置的合理性，风险指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首先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计算公式如公式（3）所示。

Ci=1+■， i∈[1，11]（3）

通过式（3）的计算将企业的原始成本数据无量纲化为具体的指标，其具体含义以财务费用指数为例进行说明，根据公式（2），

财务费用指数=1+

■

当实际发生财务用为0时，财务费用为0;当实际发生财务费用达到财务费用目标值时，财务费用指数为1;当实际发生财务费用超过财务费用目标值时，财务费用指数大于1。财务费用指数的值越大，表明实际产生的成本费用越接近于目标值，大于1则表明财务费用已经超标。其他指标的计算方法以此类推，表示意义相同，不再赘述。最终系统将根据二级指标的情况计算出成本预警指标A的值。

（三）预警区间的界定。成本预警系统通过判断A值所处的区间选择是否报警，若报警，预警界别是多少。在对煤炭企业进行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根据相关专家的讨论结果，设置成本预警指标A的预警区间如表3所示。

当成本预警指标01时，表明成本已经超过目标成本值，需要企业管理者予以特别关注和处理。[4]

四、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系统的实证分析

根据前文所构建的成本预警管理系统和指标体系，下面以某煤炭企业P的实际数据为样本进行模拟预警分析，以验证成本预警管理系统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受制于数据获取难度，本文将以月为周期进行模拟验证（而非前文所提出的以周为周期）。[5]调研所获取的P企业2012年1―12月实际发生成本和目标成本如表4和表5所示。

根据表4和表5提供的成本数据和本文设计的成本预警系统，对2012年的成本模拟预警结果如表6所示。根据模拟测算结果，红色警报6次、橙色警报1次、黄色警报2次。

其中6次红色预警成本预警指标A全部超过1，即实际发生成本超过了目标成本，4月份的情况尤其严重，成本预警指标达到1.76，这表明实际发生成本已经超过目标成本76%，说明煤炭企业P在成本管理过程中存在一定的问题，需要进行及时分析和调整。按照成本预警系统的提示，快速启动红色预警应急预案，按照预先设置的流程进行快速处理。同时，从预警结果我们看到，在2012年煤炭企业P12次预警分析中，红色警报达到6次，占预警总数的66.7%，这一结果与前期调研所得成本超支的概率为70%基本一致，说明成本预警系统很好地模拟了现实情况，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与此同时也间接说明了煤炭企业P的成本管理具有一定的问题，需要在加强目标成本合理性和实际成本控制两方面加以改善。

从表6的模拟预警结果中我们还可以看出，2012年3月为橙色警报，这表明3月份的吨煤成本已经接近目标值，若再不加以控制将出现成本超支的情况，企业应当启动成本预警橙色应急预案进行处理。5月和11月的成本预警指标分别为0.83、0.87，处于0.8和0.9之间，系统应该发出黄色警报，提醒相关管理人员实际成本已经快达到目标成本值，启动黄色预警应急预案，对主要成本进行重点关注。2012年8月、9月、10月的成本预警指标分别为0.55、0.65、0.59，均小于0.8，表明这几月的实际成本控制较好，处于正常状态，按照现有成本管理方案可以达到预期目标。以上模拟结果与P企业2012年的成本发生情况基本一致，表明所构建的煤炭企业成本预警管理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很强的适用性。[6]

第8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摘 要 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是控制企业内部风险的两大系统，二者能否统一在企业风险管理的框架之中是所有业内人士关心的问题。本文基于对两大系统理论研究过程阐述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企业风险的相关因素及其控制方法，从而达到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耦合。

关键词 企业内部控制 财务危机预警 耦合

引言：企业风险是使行为结果偏离初始目标的所有不确定性因素，指企业在其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可能遭受到的损失威胁，它直接关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恰恰因此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的普遍关注。“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就形象的说明了不及时发现风险，不及时控制风险的严重后果。故而，我们需要及时采取措施对企业可能存在的风险加以有效应对，使其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而控制企业风险的具体方法细化到管理理论即是企业的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一、企业风险控制理论存在的认识误区。

面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任何重大决策都要以风险可控为前提，但是又不能因为惧怕风险而裹足不前。这就需要我们依赖企业风险管理的知识对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作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但是，人们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企业的内部控制与财务危机预警机制分开讨论，很少讨论到他们之间的共性。[1] 其实，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危机预警系统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企业风险系统的两大方面，而不应把他们作为独立的两个单独的分支。

二、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危机预警的理论研究进程

1.企业内部控制系统理论进程。自18世纪产业革命之后，内部控制思想受审计的不断影响而逐渐产生，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企业规模的等因素的变化而有所转变。“内部控制”一词最早以审计术语的形式出现在美国会计师协会的《注册会计师对财务报表的审查》文告中。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都致力于研究这一系统，并把它基于某些理论之下进行解释。如最初外国的学者就曾使用全变理论对其做出过解释，国内的杨雄胜、陈志斌、林钟高、刘明辉等也都提出过自己的见解。到20世纪70年代，内部控制理论受系统论、控制论的深入影响而进入内部控制结构阶段。提出了内部控制理论的概念的三个层面，即环境层面、会计制度、控制程序。到了20世纪90年代，内部控制理论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即内部控制整体框架阶段。具体体现在：提出了企业内部控制是一个系统的动态过程，进一步明确了企业内部控制的责任和目标，将强调风险意识摆在了突出的重要位置，并提出了企业成本与效益原则。正是对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才使得内部控制的概念被界定为“它是市场主体满足所有者利益要求和企业自身利益发展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内在的接受监督并引起和保证企业行为规范的制度和机制。”它由“内部牵制”逐渐发展变迁到“风险管理”，并成为全面风险管理系统的子系统，涵盖在全面风险管理的范畴内，隶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2.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理论变迁。财务危机预警系统 就是通过设置并观察一些敏感性财务指标的变化，而对企业（或企业集团）可能或将要面临的财务危机事先进行预测预报的财务分析系统。它最初的概念界定涵盖了定性和定量两个层面。对于定性这一层面，除了经营失败、无偿还能力外，还包括违约和破产，在这个层面上，国内外的学者几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对于定量这个层面，国内外的学者则出现了认识上的偏差：国外的学者认为企业的财务危机的标志为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提出破产申请；国内的一些学者则根据1998年中国证券监管会颁布的通知中提到的因财务状况异常而被特殊处理的公司来判别企业的财务危机。在这一阶段，学者们多将注意力放在财务指标对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上，并以某种数学模型来分析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系统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单变量破产预警模型到复杂的多变量综合分析模型的过程。但正如我们目前所发现的研究误区一样，所有的学者在对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研究时，始终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境况，对二者的研究始终处于独立的状态、隶属于各自的领域，而未将二者放置在全面风险管理的范畴内，没有将二者作为企业风险管理的两个不同层面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和研究。

三、契约理论框架下企业内部控制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的耦合

由于企业面临着不完全的契约而出现风险，企业内部控制系统和财务风险预警系统都是为了有效应对企业的风险服务的。这就需要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控制环境、风险评估过程、信息系统与沟通、控制活动、对控制的监督等5个要素以及引起企业财务危机的投资、融资、经营、增长因素等进行全面分析，分别把握每个因素对这两大系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耦合加以研究。故而，我们需着眼于现有条件下的可控内容来有效防控企业风险：一是通过授权制度防止草率的投资行为、融资行为，通过财务风险预警制度来约束企业经营行为；二是合理控制企业的增速，要通过环境控制对企业高层决策者的理念、决策程序、经营风格加以约束。

结语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和财务风险预警制度是有效控制企业风险的重要保证，二者在这一范畴内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只有将二者构架在契约理论之下对他们进行耦合分析，才能确保二者在控制企业风险方面发挥合力。这对于任何一家企业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和非常重大的意义。

第9篇：预警机制论文范文

在廿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中非营利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其中，尤以庞大的政府组织最受到实务与研究上之瞩目。本文采与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关的警政部门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预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响应人民报案及破案之需求，以进一步了解非营利事业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关键词：非营利部门，社会需求，预算响应，台北市警局

非营利部门对社会需求与预算响应之关联性研究

－以台北市警局为例

壹、前言

非营利部门在廿一世纪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在现代社会中，非营利部门包括医院、大学学院、各种基金会、宗教组织、与庞大的政府组织等均是。其中，尤以政府部门的运作与人民之生活息息相关，人民纳税给政府，并由政府替人民做事，这其间有关政府部门的无效率或官员贪污舞弊之报导更是时有所闻，造成人民对政府行政之不良印象。而且，近年来由于政府财政愈来愈困难，相反地，人民对政府的要求却愈来愈多，尤其是各项社会福利措施或经济建设等，在人民的需求、政府预算编列、及政府实行绩效间是否有个平衡点，便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政府为人民服务，其中，与民众安危直接攸关者即为警政单位，而警政单位在保护人民之余，由于与犯罪案件站在第一线上，故所出的问题亦不少，故本研究即以警政单位为例，特别是选取最具指针意义的我国首都各警察分局，对社会之报案与破案需求时，在预算编列上是否有适当地加以响应，或者两者间并无显著的关联性，凡此皆是政府部门在积极为民服务之同时，人民所愿意知道的事实，而本研究即拟由实证的角度来了解此一议题。

本文系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单位预算书、台北市警务统计年报及台北市政府所提供之相关文件，采民国八十七年至八十九年间之资料，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十四个分局之样本进行探讨，以澄清警察机关警力及预算之配置，是否及时因应社会需求之变化，以作为相关主管机构之参考。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贰、文献回顾

一、非营利事业之研究文献

美国会计学会(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 对非营利组织之定义认为区别营利与非营利的基础，乃在于有无营利的动机，非营利组织从其行动上的含义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1)无营利的动机；(2)无个人或个别拥有组织的权益股份或所有权；(3)组织的权益或所有权不得任意出售或交换；(4)通常都不可或被要求、直接或按比例给予资金捐助者或赞助人财务上的受益。

非营利组织存在之主要目的在于弥补政府功能与企业功能之不足。故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上扮演一个重要之角色。由于民主政治的发展，人民智识的逐渐提高，地方政府管理的问题更日益受到重视，进而要求地方政府努力改善施政品质的同时，常常对政府的产出与服务感到不满。胡美琳(2001)即以台湾南部七个县市政府为研究范围，来探讨县市政府在组织文化、转换型领导与员工工作态度等研究变量间之关系。此外，李衍儒(2000)亦针对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探讨政府采购法对非营利组织的影响研究主要是以非营利组织及政府采购制度为研究之对象，探讨非营利组织的各种型态与其采购行为所受采购法之羁束，并从非营利组织在法制应有何种建构之角度，以及政府采购法立法之本旨，来分析非营利组织采购行为之适当规制。

韩意勤(2001)认为信息时代之非营利组织其信息化成熟度普遍不足，而为了适应网络型态的未来社会，同时还能够增强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连结，非营利组织需要进行信息化改革，其目的则在于透过信息技术和工具来达成公益和利他的本质，亦即使其能够更加精确的掌握本身的使命、服务和资源，以有效克服高度复杂和变迁快速的外在环境。

非营利组织在营运管理上的重点，即是针对目标市场的需求，将组织资源做有效的整合，以发挥最大的效益。一个完善的非营利组织应具备的基本运作程序，便是要能够充分结合组织内外人力、财力与物力等各方面的资源，透过一些有组织、有规划性的活动，来提供具有价值的服务给特定或不特定的社会群体。但todd and ramanathan (1994)指出非营利组织的研究多限于财务面，而忽略非财务结果的衡量，故本文亦将探讨非财务变量的影响。

二、警察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管理的成功，必能提升组织经营绩效。而人力资源要长期保持一定工作水准，对组织而言，无异是一个挑战，尤其警察工作是一种特殊职业，工作对象为不同背景，需求为不定的社会大众；工作环境又是错综复杂，深具高度危险性；尤其工作本身更是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故要有效管理及完善运用人力资源，是有效执法唯一最重要的考虑，使之成为组织提高工作绩效的指针。

投入警力的增加是否能提升警察的工作绩效，而有效遏阻犯罪的发生或提高破案率，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蔡俊章（1984）透过对台北市历年人口的剖析，及犯罪量成长的情形，预估未来犯罪量之发展趋势，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结论并指出警察人力资源需针对未来的社会犯罪情事作调整，否则未来刑事案件破获量与发生数之差距会逐渐增大，因此建议建构警力的扩增模式，以增加警力的方式来提高破案率。

警力是警察机构赖以推行作为，发展业务的原动力。高政升（1985）认为警力投入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求降低犯罪量，提高犯罪破案率，以维持社会治安的良好，当警察机关须扩增警力而发现无适当人员可用或为数不足时，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拟订警力扩增准则，以遏制犯罪是有其必要。该研究并针对台北市历年人口，犯罪量成长情形，作为推估未来犯罪量发展趋势的基础，并分析警力密度对犯罪遏制的效果，同时与世界各重要国家、大都市作一比较。其次，根据警力与犯罪遏制因果结构关系构建警力密度模式，对于模式参数值的推估方法也加以说明。最后，借着警力密度模式的运用提出一套能够因应人口成长、犯罪量逐增，且能有效遏制犯罪的警力扩增准则。结论则指出考虑政府的财力负担及现实环境因素，未来的警力扩增准则，宜采取渐进，逐年调整扩增警力的方式进行。

对于影响警察人力的需求因素，刘世林、陈礼中（1980）则指出共有六大因素，分别为防治重大犯罪、处理游行示威、警察工作量、社会变迁、正常轮休与交通执法因素等，而其中影响警察人力需求的程度以防治重大犯罪因素为最高，占17.38%；其次为处理游行示威因素，占12.66%。而此六大因素对于整体的警察人力需求有71.2%的影响程度，因此在规画警力时应对这些因素加以考量。

但仅仅警力数量的增加是否能够提高警察效率，当然除了警察预算经费的投入之外，朱孝良（1998）研究发现警察人力虽逐年增加，但素质却并无相对提升（如警察专科班就占83.9%），故无法真正提高警察工作效率，此外，郑安盛（2000）亦认为单纯的警力增加，并不能提高全国警察机关之整体效能，亦不能强化对抗犯罪之组织。因此，应以「质为着眼点，重「质而轻「量，如何将适合、适量、适当的警察人员，在最适当的时间，配置在最适当的地方，使警力得到最经济最有效的运用，以发挥其最大的力量，此乃警察人事管理最重要的课题，也是警察机关永续发展，长保绩效的关键所在。故研究我国警力问题，不能仅单纯地增加警力「数量，而不顾「质精。盖警察人力问题，实有「质与「量两面，必须双面兼顾，双管齐下，方不失之偏倚，才是根本解决之道。

综合各研究的看法，警察人力资源应质与量并重才得以发挥最大之效果，但警力的增加仍对于警察工作的绩效有一定的帮助，故不可轻视警察资源的投入，而必须作一合理的配置，以使警察机关的工作绩效符合社会的需求。

三、政府预算与绩效评估

近年来我国财政困难常有入不敷出的现象，因此，政府对于预算经费的资源配置是否适当，及其预算执行之效益如何，皆为社会大众所应重视之问题，以避免资源过度的浪费或使用无效率，而造成国家财政日益困难。

barrett and greene (1993)认为社会大众在评估政府的绩效时，通常着重于效果方面而忽略了效率的衡量，尤其是在人事费用占预算高达60%时，效率评估的重要性更是提高。预算经费的适当配置可提高教育、医疗方面的比例，而提升效率可采用公营事业民营化、提高生产力等方法。

jones and thompson (1986)研究指出若要使预算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率，则政府预算的执行必须进行实质的改革，因为在现行法令规定之下，行政主管倾向将该年度的预算全数支出，以达到预算达标率的要求并显示出其执行成效，即决算数和预算数相符时会受到奖励，反之则遭受处罚。故常有消化预算的情事发生，以免当年度的预算未使用完毕而下年度遭到删减的命运，进行下年度可能政策执行困难，造成预定目标无法达成。若当年度实质支出可能大于原始预算数时，则可以提出预算追加案，以避免发生决算数超过预算数的情况发生。

williams, macintosh and moore (1990)认为大部分与预算和绩效方面相关的实证研究，多着重于营利事业方面，而忽略了公共服务部门。但只要该组织需要达到既定的效率与效果之目标，则不论何种组织皆可适用管理会计的方法。公共服务部门的主管如同营利事业之经理人一般，必须将资源做有效的运用，故要有客观的基础来评估。因此，政府预算的编列和执行都应该要符合社会的需求。

杨煜泰（1999）评估廿三个县市地方政府警察局的行政资源运用之绩效，认为各地方政府在编列及分配所拥有的行政资源时，并没有依据前一期施政的结果和社会人民的需求进行考量，来编列下一年度的行政资源。显示各县市政府盲目地运用国家人民所缴纳出来的资源，任意且非理性地分配所导致的结果。因此，地方政府应针对社会需求的反应，适时地调整行政资源－预算经费的投入，使行政绩效能够真正的显现。

四、警政机关之绩效评估

如何有效地掌握员工的工作表现，逐渐也成为一个管理上的重要问题，而对于部属管理才能的发展、工作态度的调整、工作满足的提升等，皆逐渐成为管理者的首要工作之一。为达成组织的目标，以及协助部属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因此绩效评估已变成当前甚受重视的管理工具。

王怡心（1995），以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为研究对象，来建立八个回归模式作相关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台北市警察局的经费预算和员警编制与社会治安需求之相关性是存在的。因此，可推论为经费预算与员警编制的增加，使破案数增加，有助于社会治安的维护。但在目前警察机关资源有限与人事精简的情况下，增加警力已经不是解决治安问题的最好方法，唯有提高警察素质和工作生产力，才是解决之道。

游金昌（1986）探讨刑事警察侦查行为至破获这一过程，评核其绩效、可能遭遇的问题及其症结。刑事警察的侦查行为可以由其起点、过程及结果三个层面来考量。民主政府行政的要求为响应民众的需求，代表民众的利益，负责完成政府所应执行的任务等。刑事警察因其层级及责任，在侦查执行中要与政策相符合，遵守法律规范、侦查规范等；在侦查结果方面，要尽其最佳之能力，以完成其刑案侦防的任务。刑事警察的侦查结果－「破案而言，一为工作量，破获刑案的多寡；一为绩效水准，破获率的高低。这两者的意义不尽相同，在评核时其比重的高低，为值得考量的问题。至于如何评价其相对量要性，如何赋予其合理的权责，可由实际评核实施中，不断藉回馈资料，根据实际情况而修正，以得到较令人满意的结果。

todd and ramanathan (1994) 发展出一个实证研究的模式，以美国纽约市警察局为研究对象，探讨预算分配和绩效结果的相关性，分析模式涵盖了财务和非财务面的资料，运用数种回归模式来探讨经费预算和警力编制是否与社会治安需求相配合，以及评估所投入的经费和警力所产生的绩效。该研究显示，纽约市警察局的经费预算和警力编制能符合纽约市民对治安的需求；而针对较复杂的案件，所需投入的经费和警力也相对增加，侦破案件所需的时间也较长。其研究是将管理会计的方法运用到非营利事业上，虽然研究对象为纽约市警察局，但他们认为这种分析模式可以推展到其它政府单位或非营利事业团体。

吕忠勋（2000）认为警察派出所具有最接近民众、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之特性，因此派出所能否落实且妥善地完成其工作目标，是影响民众对警察机关的信任与支持的主因，作者采资料包络分析法（dea）来衡量工作绩效，评估无法以成本及收入衡量绩效的非营利事业机构，且其具有以多重评估指针来衡量绩效的特性，可补强现有派出所绩效评估模式单一指针的不足，并提供全面性考量派出所绩效的新思维。该研究主要是建立派出所多指针效率衡量模式，并结合嘉义县警察局六十三个分驻派出所民国八十八年上半年度之各项资料进行实证研究，首先分析各派出所之整体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再针对无效率单位提供各投入项及产出项潜在改善值及改善幅度，并以之分析现行派出所在资源分配及工作执行上之问题症结，最后运用敏感度分析解释现行评比制度所存在之不合理状况；经由前述之分析，提供警政管理阶层对派出所评比制度重新考量之方向及未来研究之建议。

邢台平（2001）以资料包络分析法（dea）评估组织分支相关机构绩效及成员绩效，该方法主要利用实际可观察到的投入产出资料，依据实际之需要选取适当之dea模式，并以数学线性规划模式求解以运算出一组最佳的投入产出权数。将多项产出加权总值除以多项投入加权值之比率计算出dmu效率值，以强化警察机关刑事侦防绩效评估的公正性，及提供各机关提升绩效的良好建议。该研究样本为台湾地区二十三县市警察局，于民国84、85、86三个年度进行刑案侦防绩效评估dea模式实证分析。

黄富村（2001）认为警察组织文化较不重视犯罪的预防，整个警察机关的绩效指针都太强调侦破面及量化面的指针，而忽略预防面及品质面的指针，造成警政机关所标榜的治安改善绩效成果与民众所期待的治安改善观感产生严重的落差。正确的绩效评估制度需要反应出警政的组织目标，且不应该用一个全国一致的绩效评比标准，应该是弹性、因地制宜的不同衡量标准。

钟升(2001) 藉由美国企业界已广泛利用的复源绩效评估制度（multi-source evaluation system）的概念，就目前现行的警察绩效管理制度，作一分析探讨，从中找寻可能的问题与可改进的空间。即评估者不再单单只是受评者的上司，在评核绩效的过程中同时运用多元角度的评估者，包括自己、上司、部属、同僚甚至是顾客。此种多元角度的评量方式，恰能反映出今日管理工作的多样化与复杂性，因警察工作亦有其复杂性与多元性。

参、研究设计

一、 样本说明

本研究是以台北市警察局所属十四个分局（中正、文山区各有二个分局，其它十个行政区各有一个分局）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基于台北市乃国内最具代表性之都市之一，如果以其作为分析样本，则研究结论便可提供台北市及其它地区警政机关作为日后决策上的参考，具有指针之意义。另外，各警察分局皆以犯罪预防及控制做为终极目标，而各警察分局虽然所辖地区之人口及地区特性不尽相同，但其对于刑事侦防工作之资源投入及产出项目上均相当一致。

在样本期间的选择上，由于民国86年以前并未公布各分局警力之数字，故采有正式公布各分局警力资料的86至89年为样本期间。研究之数据系来自86至89年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主管分预算机关别岁出计划汇计表，及台北市警务统计年报等两个来源。

重大刑案与一般刑案的定义是依据内政部警政署函颁「刑案等级侦防权责区分表规定，重大刑案包括暴力犯罪案件、重大窃盗案件和汽车失窃案件；一般案件即普通刑案，也就是指重大刑案以外的案件。

二、 研究变量

由于本研究系探讨警政机关为响应社会列报给警政机关之各种刑案需求中，为能侦破人民所列报之案件以符合人民之期望，警政机关所编列办案之预算（其中当然包括了员警之人力需求），并经由市议会审议通过者是否能与人民之期望相符。当然，市议会系同时考虑多项相关因素所决定，其相关因素如前期之重大或一般刑案之报案数、前期之破案绩效、政府之财政情况等。

归纳而言，本文之应变量有两个，其一为每年市议会所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预算数，选择刑事预算数之主要理由为此预算与各刑事案件之破案努力间具较明确之因果关系，此一变量亦是todd and ramanathan (1994)与王怡心(1995)所建议者。其二为员警人数，警力数量之大小，尤其是刑警人员之数量应与破案间之关联性较强，然限于资料之可取得性，故此处仅以各分局之员警总人数代表之。

在人民对警局破案需求的因素中，本文亦沿用todd and ramanathan (1994)与王怡心(1995)之建议，采取重大刑案与一般刑案之前期报案数，做为人民破案需求的变量。此外，无论是警局在编列概算或议会在核定警局预算时，警局之破案绩效亦通常被列为重要之参考因素，为排除此一因素之干扰，故此处将前期之办案绩效纳为模式之控制变量，以吸收其对预算编列之效果，前期之办案绩效则以整体刑案之破案率为变量。

三、 估计模型

由于对台北市各分局之研究期间长达四年，且有14个分局，具有多期间及多部门的列联资料属性(panel data)，故在分析模式的选择上，系使用混合(pooling)数据处理模式进行计量分析。列联资料虽可提供较多之样本数、增加自由度和有关个别分局特征之资料，以及区别出属于相同时间个别分局间之差异与不同时间分局内之差异，但却经常存在未观察到的各分局异质之特性，且这些无法观察的特性将会影响到各分局预算编列之形成。在列联资料分析的计量方法中，一般都是以固定(fixed)及随机(random)效果模型来处理各部门未观察到之特性效果(关于panel data 模型之讨论，参见hsiao et al.(1996)及杨志海等(1999)。因此研究中将并同测试共同(common)、固定(fixed)、及随机(random)效果等三种不同之模式截距项假设，以了解各分局资料之特性。

在回归系数符号之预期上，首先，由于各分局之刑事预算与员警人数之编列，主要系响应人民对破案之需求，故人民对一般及重大刑案之报案数愈多，其所拟编之刑事预算数自然愈多，警力之需求亦愈多，故预期前期一般及重大刑案之报案数与刑事预算之大小及员警数均为正向关系。影响各分局刑事预算之回归估计模式如下所示：

(1)

(2)

其中：

budget t：各分局每年之刑事预算数，

felonyt-1：各分局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

misdem t-1：各分局前一年接获一般刑事之报案数，

fmct-1：各分局前一年整体刑案之破案率，

police t：各分局每年之实际员警数(人)。

肆、实证结果

一、叙述统计量

如表1所示，台北市各警察分局平均之每年刑事预算为$52,686,024，但其最大值及最小值的差距约达五倍之多，显示出各分局间之规模差异不小。另由各分局之员警人数大小亦可获得规模差异较大之现象，其最大值为509人，而最小值为167人，其差距亦达三倍之多。

相对而言，在刑案之报案数方面，一般刑案之报案数(2,398件)远高于重大刑案之报案数(380件)，此亦相当符合一般之直觉。最后，在刑案的破获率方面约有八成。

表1　叙述统计量（1997-2000）

平均数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budget 52,686,024 18,572,269 24,297,031 106,600,572

police 315.63 92.29 167 509

felony 380.160 197.6022 101 906

misdem 2,398.625 1,578.817 498 6,724

fmc 0.79 0.30 0.49 1.71

budget：各分局每年刑事警察业务预算(元)

police：各分局每年之实际员警数(人)

felony：重大刑案报案数(件)

misdem：一般刑案报案数(件)

fmc：刑案破获率

为进一步了解各研究变量在年度间之变动情形，本研究将表1之汇总数据依不同年度之数值分别计算其年度别的叙述统计量列于表2之中。由表2可知，人民所列报之案件有逐年增加之趋势，尤其一般刑事案件之增加率最高，如2000年约为重大刑事案件10倍之多，且各年之变异性亦相当大。为响应人民列报案件之增加，相对而言，无论是刑事预算或各分局员警之人数，在各年间均呈现相对稳定之情况，只有刑事预算数有较多之增加量，但2000比1999年增加许多预算，系因为编列一年半预算之故，并非响应人民报案数的急遽增加。由表2大概可略知，警政部门在响应人民之破案需求时，可能有潜在的力不从心之现象，尤其是针对一般的刑事案件而言更是如此。

表2　叙述统计量（1997-2000）：分年别

1997 1998 1999 2000

budget 45,271,450(14,488,690) 47,266,071(14,800,883) 48,738,071(14,003,805) 69,468,505(20,573,724)

police 314.14(93.31) 313.07(95.68) 317.43(96.29) 317.86(94.27)

felony 362.571(186.5384) 436.2857(230.7598) 362(198.989) 359.7857(181.7311)

misdem 1,591(909.0565) 1,437.429(800.5988) 3,125.143(1,609.976) 3,440.929(1,746.631)

fmc 0.77(0.24) 0.77(0.25) 0.84(0.36) 0.77(0.36)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

二、各刑案之报案数与预算响应关系之实证结果

本文之研究目的系为探讨人民列报给各警政机关之刑事案件的破案需求，与各警政机关是否编列适当预算响应之关系，有关前期一般与重大刑案之报案数与当期刑事预算、实际员警人数间之回归估计结果分别列示于表3及表4之中。由于样本资料为12个分局，各分局均有4年之资料，故回归系数的估计系采混合资料估计法进行。由表3可知，以北市各分局之刑事预算对代表人民期望警局破案需求之前一年接获重大刑案之报案数(felonyt-1)与一般刑案之报案数(misdem t-1)进行回归，并在各分局前一年整体刑案破案率之控制下，模式之解释力除了共同效果模型外，其余固定效果及随机效果模型均有91%以上之解释能力，其中又以随机效果的模型对资料的配适程度最高(91.6%)。再进一步观察各估计模式之系数时，发现除了固定效果的前一年接获重大刑案之报案数未达统计显著水准外，其余各估计模型中的各自变量均为5%下显著为正的解释因素。综合前二项之估计结果，可推论出台北市所属各分局在民国86至89年间，在筹编及核定各分局之刑事预算时，确有依据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与一般刑事之报案数加以研判，而且可预测性极高。换言之，警政机关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预算编列适切地加以响应。

表3　台北市各警察分局刑事预算影响因素实证结果（1997-2000）

应变量：budget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随机效果

截距 16.89874(0.0000) － 16.98149(0.0000)

felonyt-1 0.000551(0.0006) 0.000240(0.4336) 0.000448(0.0159)

misdem t-1 0.000185(0.0000) 0.000183(0.0000) 0.000189(0.0000)

fmc t-1 0.349013(0.0003) 0.246377(0.0232) 0.284544(0.0117)

f value 57.8708(0.0000) 219.2056(0.0000)

0.8063 0.9115 0.9160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budget变量系取对数后之数值。

其次，进一步了解与各分局编制预算资源以响应社会破案需求中紧密相关另一重要被解释变量－即各分局之员警总人数。此处系以各分局预算资源的重要组成项目，即各年度员警总人数，来探讨其是否亦能响应人民的破案需求，其估计结果列于表4之中。由表4可知，其估计结果约类似于表3，但仍有若干相异之处，在模式之解释能力上，共同效果模式之解释能力较低， =67.62%，但固定效果与随机效果估计模型之解释能力却均高达99%以上。另外，所有自变量均为1%显著水准下显著为正的解释变量，因此依此估计结果，亦可推论出台北市所属各分局在民国86至89年间，在编列各分局之实际员警总人数时，亦确有依据前一年接获重大刑事之报案数与一般刑事之报案数加以研判，而且可预测性极高。换言之，警政机关有依人民之破案需求而以适当地实际员警总人数加以响应。

综合前述之实证结果，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共同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表4　台北市各警察分局警力影响因素实证结果（1997-2000）

应变量：police n=42

共同效果 固定效果 随机效果

截距 166.8969(0.0000) － 292.4093 (0.0000)

felony t-1 0.264739(0.0000) 0.035755(0.0006) 0.049960(0.0045)

misdem t-1 0.022807(0.0017) 0.001576(0.0103) 0.002134(0.0305)

f value 43.8160(0.0000) 28493.26(0.0000)

0.6762 0.9986 0.9975

注：各变量之意义同于表1。

伍、结论

在廿一世纪的现代社会中非营利部门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其中，尤以庞大的政府组织最受到实务与研究上之瞩目。本文采与人民生活之安危息息相关的警政部门做为研究对象，探讨其预算及警力布署是否能响应人民报案及破案之需求，以进一步了解非营利事业对社会资源的使用及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主要之研究结果为，我国首都各分局无论在编列各分局刑事预算，或布署员警人力时，整体而言，均有参酌前一年度人民重大与一般刑事案件报案的社会需求加以拟定。此一实证证据亦支持我国政府在使用人民的纳税钱时，并非全无不适合之处，至少在台北市各警政分局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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