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贸政策论文精选(九篇)

第1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论文摘要：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在当前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长期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始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需要的考虑。 论文关键词：“购买美国货”条款 贸易保护主义 美对华经贸政策 中美经贸关系 2009年4月初伦敦二十国金融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美国总统奥巴马首次会面，确定了两国未来高层对话的机制——即建立“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并申明将继续通过高级别的美中商贸联合委员会机制推动在经贸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决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共同主持战略对话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将共同主持经济对话部分，双方将于2009年夏天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首次对话。 近年来，随着中美贸易的迅速发展，各种矛盾和存在的问题也随之出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频繁见诸于媒体新闻。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逢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抬头，中美贸易和金融等问题的争端就进入多发时期。在美国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不断深化，以及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美国会通过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关“购买美国货”(Buy American)条款不仅带有明显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给摩擦不断的中美贸易关系带来新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奥巴马政府上台伊始，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发难看，美对华贸易政策既有对华贸易政策的连续性，也有其它多方面的现实原因。在中美关系的是是非非中，经济和贸易上的分歧与矛盾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关系不和谐的重要因素之一，而美国新一届政府能否从全局的高度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所面临的问题，如何调整对华贸易政策备受关注。 一、“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及美对华贸易政策 今年1月底，在各种质疑声中奥巴马政府提交给美国国会并得到国会批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从表面上看该条款在措辞上似乎美国仍在履行国际协定的承诺，但其内容和性质却充分表明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进一步抬头，同时也带有对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歧视性贸易政策，是不折不扣的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的条款，对未来中美贸易关系有着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美国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表述是：在“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前提下，经济刺激计划支持的工程项目必须使用“国产”钢铁和其他制成品。根据该条款的表述内容，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根据《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墨西哥享有“豁免权”；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欧盟、日本、韩国、香港等少数世贸组织成员享受“优待”，但中国等其他100多个世贸组织成员被排除在外。由此可见，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仅限于极少数国家，而大多数世贸组织成员却成为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的“牺牲品”，不能享有所谓“不违背美国对国际协定的承诺”的权益。 对于中国而言，即使美国政府不出台“购买美国货”新条款，对“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的歧视已经存在，美国民众对“中国制造”的抵触情绪使得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变得更加强硬和不友好，“中国制造”被美国施加了种种限制。在此之前，美国已然有了“购买美国货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投资主导的高速公路、桥梁、隧道、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所用钢铁必须为“国产”。而中国不是《政府采购协议》成员方，出口美国的中国钢材多用于民用建筑，因此依据该法案“中国制造”的钢材在美国必然受到限制。虽然前后相继出台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在表面上没有明显的针对“中国制造”的表述，但不可否认，在有关法案和条款的操作上显然是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不能排除当前美国推行的“购买美国货”行动，是以“中国制造”为借口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从“购买美国货”有关条款的内容和性质看，最为核心和耐人寻味的是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强的贸易保护行为的操作性，一旦有关条款落到实处，有关国家采取相应措施保护自身利益也在情理之中，如果 美国保护主义措施由此引发各有关国家贸易战，不仅将对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造成严重不利影响，而美国也不会从中获得长久利益。 在金融危机加剧和经济衰退预期加重背景下，采取适当的措施和手段应对本无可非议，但在损害它国和破坏有关世界美贸易有关协议的前提下，推行具有强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购买美国货法案”和经济刺激计划中与“购买美国货”有关的第1640条款，无疑是只顾眼前得失，放弃长远利益的短期行为。其性质不仅体现了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复出，也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的“蔑视”和对有关国家在贸易政策上的歧视。“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即体现了当前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总体思路，在“中国制造”问题上也迎合了国会一些对中美贸易现状有不满情绪和那些炒作“中国威胁论”的人的口味，同时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也不免带有“患得患失”的味道。“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对“中国制造”歧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现实和最直接的原因是：一方面，金融和经济危机不断深化导致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进一步加重，美国政府在制订经济刺激计划的同时把贸易保护主义的因素融入其中；另一方面，不断攀升的美对华贸易逆差与日益加剧贸易不平衡状况，导致美国当前对外贸易政策中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首先向中国发难。近年来，在贸易问题上美国国会一直弥漫着反华情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需要，对华巨额的贸易逆差成为“购买美国货”出台的口实和对“中国制造”采取的“歧视”政策也就不足为奇了。不可否认，双边贸易总量不断攀升与贸易不平衡加剧并存的确是客观事实，但美国对华出现的巨额贸易逆差以及贸易不平衡现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1、贸易结构问题。目前美国所需进口商品的90％已不再是在本土生产的商品，因此美国即使不从中国进口，也需要从其他国家进口。2、贸易转移发生的变化。由于近年来中美贸易增长迅速，过去美国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的贸易逆差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导致美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增长。3、由于美国始终不肯放弃高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出口管制，这些产品失去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在美对华贸易逆差和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问题上，中国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不以获取对美贸易巨大顺差为目的”，“只要美方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两国贸易就可以趋向平衡”。由此可见，美拒绝放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不仅损害了正常自由贸易的发展，同时也限制了美对华出口的增加，也可以说这是美国“自食其果”。4、在美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明显带有“水分”的统计数据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程度。据美方统计2007年美对华贸易逆差达2，562.7亿美元，比上年度增长了10.2％，而中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为1，633.2亿美元，双方公布的数据相差甚远与统计范围有关。另外，从表象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美国对华的歧视性政治色彩，亦冲击着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利用“人权问题”向中国施压，霸权主义心态的表露无处不在，这些方面也影响到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既保持着连续性，也有现实性的需要。 二、美对华经贸政策的连续性与现实 从美对华经贸政策变化的连续性看，自中美两国在上世纪70年代初恢复经济贸易关系以来，美对华贸易政策发生过多次变化，贸易纷争似乎成了中美关系中永无休止的话题和挥之不去的阴影。中美建立贸易关系初期，美对华贸易政策主要以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为主，扩大美对华纺织品的配额范围，同时对其他中国产品的反倾销等限制措施也不断增加。到了90年代，随着中国对美出口的增长，美国在加大对中国产品进口限制的同时，要求中国开放国内市场成为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重要内容。不仅强调要求中国扩大市场准入范围，而且要求中国建立和健全有关法律制度，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并将这些内容纳入了中国的“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中。中国入世后，美国在中国开放国内市场，特别是服务市场开放方面，以及在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责难不断升级，声称在我国执行双边知识产权协议中一旦发现问题，美国将直接对我国采取贸易制裁措施。近来，双边贸易摩擦又延伸到新的领域，美国又在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问题上纠缠不休，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又成为美政策变化新的内容。自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订《中美贸易关系协议》到2001年底中国入世以来，贸易摩擦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为表面化的领域，在贸易问题上美国频频发难，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中美贸易的有关贸易法案和相关的 政策性文件，以及出台的对华贸易政策评估报告都体现了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性。此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依然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延续。 正值美国金融危机仍未见底和经济严重衰退以及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第一要务是：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一方面要处理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的烂摊子以及伊朗和朝鲜核问题、恐怖主义威胁等。这无疑使奥巴马新政府面临着内外事务的多重考验和对外政策的艰难选择，而对华政策特别是对华贸易政策的选择则是奥巴马政府注定不可回避问题。 尽管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还未全面出台，但与生俱来就带有传统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民主党控制了国会参众两院。受当前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化情绪抬头的影响，美国国会中一些带有贸易保护主义和反华情绪色彩的人，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启动能否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表示质疑，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成果仍然没有能够充分满足美国国会一部分人的高期望值，对中国指责和抱怨的“反华情绪”在美国国内仍存在着一定的“市场”。近年来，随着中美经贸关系复杂性、敏感性日益突出，经贸问题政治化倾向日益明显，从美国国会里不断刮出来一股股对华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之风，导致近期中美贸易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贸易战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可能。近年来美国国会涉华经贸议案不断增多，提出了多项涉华经贸议案，进一步扩大了对华出口管制商品范围，炒作中国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在美国国内媒体也是铺天盖地。观察美对华贸易政策，从表像看，中美贸易中存在的问题都与中美贸易失衡有关；但也不难看出，其中也搀杂了带有歧视性和政治上的色彩，政治化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中国威胁论”论调也在升温，甚至就所谓“人权问题”和“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压。但在美国国内也有人认为，通过对话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依然重要和必要。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国会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不断强化，以及对华不满情绪有所增强，主张对华贸易采取制裁或加强限制，尽管这些压力不太可能导致美国新一届政府对华贸易政策发生根本性转变，但有可能导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新的调整，给中美贸易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另外，历来美国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存在着“两重性”，实际贸易政策与提倡的贸易政策目标严重脱离。表现为：一方面积极提倡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强化保护主义。特别是在当前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美国在没有放弃推行世界范围的市场化和自由贸易的前提下，继续“塑造世界经济、贸易秩序”依然是美国贸易政策的目标，但从眼前自身利益出发又不情愿放弃保护主义，因此对外贸易政策的“两面性”，就成为当前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美国贸易政策的“双重性”倾向在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极为突出，这是由当前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决定的。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着争论。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产业和贸易结构与美国有很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一直以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为主，而美国对华出口则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中国的产品威胁不到美国的重要产业，因此中国的贸易并未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威胁。 在中美经贸矛盾趋于复杂化的背景下，在人民币汇率、美元贬值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仍将是今后中美双方需要进一步商讨的问题。特别是目前中美的经贸对话机制在处理贸易失衡问题上，进展仍然缓慢，美国国会迄今已提出数十项具有贸易保护主义色彩的法案，寻求对华进行贸易施压与“惩罚”，这种对华贸易不满情绪对中美整体关系发展构成重要影响。但另一方面，美国正处在内外交困的局面，新一届政府要使美国走出困境不是短时间所能实现的。据美国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人支持奥巴马，将经济复苏寄托在奥巴马政府身上，可见当前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恶劣。因此，不论在外交和经济方面，美国都需要寻求中国的合作。受国内外众多因素的牵制，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为加强彼此战略关系的和谐，有效地处理双边经贸问题，缓和美国国内对华贸易不满情绪与平衡双边贸易的压力，美国新一届政府也在寻求新的中美经济、贸易对话机制。希拉里在宣誓就任国务卿前，特别强调了要和中国加强在经济方面的合作。尽管奥巴马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仍将有可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纠缠不休，对华贸易政策和经贸对话机制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但中美经贸关系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国更需要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因此，从现在阶段看，美国对华贸易政策调整的 幅度不会太大，中美经贸关系在一段时期内将处在一个既有摩擦又有合作的僵持状态。其主要原因是，目前美国敏感脆弱的国内经济形势将限制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的大幅度调整。一旦调整幅度过大，便极有可能激化中美经贸矛盾，这是美国历届政府不敢轻意触碰的“禁区”，一旦涉及到中美关系问题十分谨慎，生怕出现难以收拾的严重局面。在这一背景下，显然以往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对缓解中美贸易摩擦无疑是有益的，解决中美贸易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考虑，逐步消除分歧和矛盾。同时，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仅是调整中美两国经济关系的机制，而且对全球政治格局也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因此，新一届的美国政府能否延续中美战略对话，关系到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和发展，这将是新一届美国政府需要认真考量。 三、中美关于美元贬值的博弈 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购买3，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和1.25万亿美元抵押贷款证券，消息既出，舆论哗然，美国现行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遭到多方非议。多数分析家认为，美此举将导致世界各国美元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进一步增大。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一一美元的泛滥和无节制的发行，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元的任意发行又没有任何制约机制，美元的特权超越了国家范畴。当前美国货币政策已成为国际外汇市场上驱动美元变化的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在一段时期内随着美国向市场投放美元量的增加，美元下跌的风险也将相应增大。 关于美货币政策的评估，有关专家和媒体众说纷纭，但无论结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在当前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尚未见底的情况下，世界各国联手大规模注资救市在短期内对提振市场信心的确有效，并可挽救一些行将倒闭的金融机构，但如果不惜一切代价的救市，不适度掌握货币的投放量，有可能也会“培育”出新的泡沫，引发新的危机。特别是由于美元仍是国际支付的主要货币，并且各国的外汇储备都以美元为主，在美“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下，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降临又对本国货币缺乏信心时，必然要使用美元储备来注资救市，从而美元“泡沫”将会被进一步放大。美元“泡沫”放大的同时，金融危机在全球的影响也会增大，世界经济将有可能被金融危机、经济衰退和美元波动的恶性循环所困扰，各种危机爆发的频率也会进一步增多。特别是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而言，由于美元资产占外汇储备的七成，甚至还在继续增加，其风险自然大于其他经济体。当前，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在承受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冲击。将有可能导致亚洲新兴经济体成为继欧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机的又一“重灾区”。与此同时，美国金融危机的蔓延过程和相继出台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断“转嫁”危机的过程和手段，先是将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纷纷“拉下水”，而后是设法“脱身”将危机“转嫁”给其他经济体。事实上，从美国出台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转嫁”危机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又有货币政策上不负责任的放任美元贬值的嫌疑。 为此，2D09年4月初伦敦G20金融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和构想发表评论，此言一出，即刻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周小川的表述被媒体“渲染”为“中国对美元发起的挑战”，由此关于美元地位问题和国际金融机构体制以何种方式进行重构的讨论再度升温。虽然各种观点和预言大相径庭，尚无定论，但显然此前中国的声音更具有挑战性和现实性。在当前国际金融安全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为避免美元进一步贬值带来的风险，保障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的可靠性和安全性，由此中国提出“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不能不说是“事出有因”，在情理之中，并非无的放矢。且不论国际货币体制改革争论中的是非曲直，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目前金融危机环境下选择的余地十分有限，美元资产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数的下降，中国也需要对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进行评估和重新审视，不会一味地依赖于美国的“信用”，而“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恐怕是最佳的选择。 中国“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倡议，美国的回应颇有微词，耐人寻味，一方面确认国际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一方面为美元辩解，强调美元币值依然“异常坚挺”。对于美国的心态的描述，媒体从不同角度给予了真实的写照。有媒体评论说，对于改革的态度，美国对改革到底有多少“诚意”，是敷衍了事还是“走过场”令人质疑；对于中国的倡议，美国或许有“不祥”之感，美国的“多心”和对美元的“袒护”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也是如此。长期以来美国享尽了美元的特权，一旦失去很 难适应没有霸权的日子，正如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表述的，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要点，其中就包括拥有和操纵国际金融体系，以及控制全球硬通货。因此，中国的倡议触动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于“美元霸权时代”是否因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而葬送，奥马尔能否会是“美元帝国”的末代“送终者”，美国着实心里没“底”。至于中国，人们期待的是在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中国终结“美元霸权时代”的期望值自然随之上升。 围绕美元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国际金融体制改革背后博弈的反映，也中美未来经贸对话有可能涉及到话题。美国、欧元区与新兴市场国家，将在救市风险和成本分担、货币政策、以及国际金融机构体制变革等内容展开激烈的博弈。与此同时，中国提出的“创造超主权储备货币”建议，也将是中美今后经贸对话和关于国际金融机构改造潜在的焦点问题。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由于利益上的患得患失，以及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或一些问题上的纠缠不休，导致酝酿许久的改革难有实质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关于改革的建议必然要涉及各方利益，因此美元地位的争论也会逐渐演化成国际间改革的博弈。同时，从当代国际货币体制的建立及其演变过程看，改革的内容和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经济和金融实力上的对话，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谁就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 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左右改革的方向。基于这样的现实，当前改革的博弈主要体现在三种力量和三个方面的较量：一是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制的美欧内部的权利和利益分配的博弈；二是已经崛起的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与发达国家间，要求改变现状和维持原有秩序不变的博弈；三是在国际协调中各种力量平分秋色的博弈。事实上，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危机带来冲击的程度也各不相同，因此对改革的关切点和期待也不尽相同。美国对改革相对“冷漠”，更多关切的是如何推动各国联手扩大市场资金投入以刺激经济复苏；德、法等欧洲各国则是热心于加强金融监管，对美国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 进行全面改革；中国等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国家，则对提高其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和增加相应比例的发言权、改善国际金融和经济环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猖獗以及美元地位等现实问题更为关注。 四、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 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美建立贸易关系以来，中美贸易关系就在摩擦和曲折中发展。一方面，中美贸易关系发展日益密切，经贸往来使得两国相互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美又是发生经贸摩擦最多和最激烈的国家。虽然近来中美双方在外交、反恐以及朝鲜核问题等重要领域的磋商、协调与合作成效显著，会谈范围不断扩大，高层官员互访频繁，使两国关系处在历史上较好时期。但在中美政治关系积极改善的同时，双边经贸摩擦不断加剧。美出台的“购买美国货”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必然给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反映了当前美对华贸易政策的主导思想，中美贸易关系面临着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可以预见，中美贸易摩擦将长期存在下去，并随时有可能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进一步升级，贸易摩擦将会进一步增多，所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泛。从发展趋势看，中美贸易关系将逐步从货物贸易向服务领域扩大，甚至涉及到我国经济安全的部分领域，贸易摩擦将进一步多样化和复杂化。但应该看到，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中美间出现的贸易问题也是全球范围内许多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随着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的抬头，中国自然成为美国一部分人发泄对中美贸易不满情绪的对象。当然，在美国国内也绝非一种声音，一些有识之士指出，当前美国政界如果错误地认为靠贸易保护主义能够缓解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压力，减少贸易赤字和刺激经济增长，那么最终将会损害美国经济的发展，甚至带来严重的后果。 从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看，与现实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美国是目前国际经济秩序的最大受益者，需要维护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而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不断增强，中美两国寻求新的经贸关系实际上是对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护和适当的调整。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中美经贸关系对全球经济秩序的维护和稳定发挥重要作用。当今世界，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的潜在隐患依然是经济严重失衡，失衡集中体表在两个方面：第一，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发达国家保持着高水平的贸易逆差，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如此高的贸易逆差带来了国际收支的高风险；第二，为了弥补贸易逆差，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在世界范围吸引了大量的资金，这种贸易和资金上的双逆差，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不平衡的基本格局。全球经济失衡是中美经贸关系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不能排除许多其他议题也是由此引申而来。事实上，中美经济和贸易问题从根本上说也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问题，既源于世界经济增长格局、贸易格局的变化，又源于短期内中美之间的贸易失衡以及美国、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中美两国经济结构失衡不是孤立的单一现象，而是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形成了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失衡，也就是跨太平洋的经济失衡，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失衡的突出表现。因此，中美经济、贸易对话从宏观和战略的高度解决这些问题，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经济和贸易上的摩擦，对全球经济的平衡发展、经济的稳定与安全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中美关系已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影响和战略意义，面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挑战，中美拥有广泛的重要共同战略利益。与此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对话也将超越双边关系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中产生一定的反响。从中欧经济和贸易关系上看，中欧贸易近年有迅速增长，欧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经贸关系是中欧“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最重要内容。但近年来双方贸易的失衡现象却日趋严重，摩擦也不断增多，在处理中欧经贸分歧上欧盟对华经贸政策趋于强硬，表示中欧贸易处于“十字路口”，要求中国放宽对欧盟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否则欧盟可能采取保护主义措施。2007年以来欧盟采取的多项举动，都带有保护主义的色彩，如2008年6月1日欧盟正式实施《化学品注册、评估和许可办法》，以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为由，强制要求在欧盟市场销售的近3万种化工产品及数百万种下游产品进行注册评估。另外根据欧盟资料，目前在欧盟境内查扣的仿冒品中，仍有70％来自中国大陆。欧盟还表示，对它与中国未来发展贸易关系的新政策除将遵循要求中国担负起履行世界贸易组织义务的责任、开放市场及 公平从事贸易外，也将设法改善欧盟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并对知识产权采取更严格的规范与行动。从现实的中欧经贸关系上看与中美经贸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在解决中欧贸易摩擦问题上或许也能从中美间各种形式的对话机制中得到有益的启发，2008年3月启动的副总理级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就是化解双边经贸摩擦的有益尝试和途径，与2005年启动的中欧战略对话机制形成双重对话机制，是全面推动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又一重要步骤。 尽管“购买美国货”的出台和对“中国制造”的歧视，给中美贸易前景增添了更多的变数，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并没有到失去控制的程度，反华情绪在美国并非主流。从中美经贸关系的总体看，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美国从中美贸易关系中受益非浅，美国历届政府包括奥巴马新一任政府并多次提到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方式是“加强对话”，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环境下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更加显得重要了。这表明，发展中美贸易关系对美国仍是必不可少的，对克服金融和经济危机共度难关有益无害。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双方确定的新“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是布什时期“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机制的延续，但两国对话机制与布什时期相比，从实质到内容都将有所不同。其中经易部分对话从形式看，奥巴马政府与布什政府不同的是，布什政府强调的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通过扩大中国内需降低对华贸易赤字以及人民币升值等问题，奥巴马政府则更关注的是维持对美国债购买水平、加大刺激经济恢复力度、环保等问题。而中国关注的议题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对美国采取措施避免中国持有的美元资产大幅贬值、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等成为日益突出和紧迫的问题。进入奥巴马时代，虽然中美政治、经济战略基本格局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环境下，新的“美中战略和经济对话”机制能否在中美经贸领域和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加强合作，弥合日益增多的经贸分歧，需要进一步观察和考量。

第2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内容提要]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慌、中国实施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贸易保护手段的多样化等原因中国进入了国际贸易摩擦的新时代。因此，中国应该从国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政策、外贸战略、企业战略等四个方面进行经济政策调整，以确保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 【论文关键词】中国，贸易摩擦，原因，经济转型 中国进入国际贸易摩擦新时代 1.中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加 从1995年世贸组织正式开始运作至2011年6月底，成员方共发起2537起反倾销调查，其中涉及中国的反倾销案件386起。也就是说，世界上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起涉及中国。中国已经连续11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此影响。在1998-2011年期间我国被实施反倾销的案件占全部案件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98年的10.9%上升到2003年的22.5%。 截至2011年10月底，共有34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发起669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涉案金额已超过19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596起、反补贴3起、保障措施59起，特保调查11起。2005年国外对我国发起贸易救济调查91起，其中反倾销立案调查51起、保障措施立案调查5起、纺织品特保35起。2006年前三季度共有23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保调查70起，案件数量为历年同期之最。 2.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 近年来，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急剧增加，发展中国家针对我国产品的贸易保护调查日益增加。目前，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逐渐从发达国家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日益成为我国国际贸易摩擦的主体。 在反倾销案件中，亚、非地区的案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1999年至2003年，亚非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数占我国当年被反倾销总数的比例分别为31%、43.1%、43.2%、43.5%和49%。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03年，全球共有17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发起了49起反倾销调查，其中，亚非国家7个，发起了24起反倾销调查。这些国家包括土耳其、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泰国、埃及、南非。2011年上半年立案的12个国家中，有9个是发展中国家。2005年上半年，在20起反倾销案件中，亚非发展中国家占一半，其中，印度5起、南非2起、土耳其1起、巴基斯坦1起、以色列1起，占全部反倾销涉案金额的77.4%。 目前，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对我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已占到我国遭受反倾销案件总数的60%。印度是对中国运用贸易救济措施较多的国家之一。截至2005年年底，印度共对中国产品发起91起贸易救济调查，涉及中国产品的保障措施调查2起、特保调查1起，在69起已经终裁的案件中，有63起采取了最终措施。2005年印麒对中国发起10起反倾销调查，涉案金额比2011年增长10倍多，高达2.81亿美元。 中国进入国际贸易摩擦新时代的原因 1.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 目前，国际贸易摩擦时代的到来就与全球经济、各国经济发展不景气紧密相关。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5贸易和发展报告》认为：2005年全球经济增长遭遇减速，当年全球经济将增长约3%，低于上年的将近4%；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经济2005年预计增长5%～5.5%，低于上年的6.5%；作为世界经济增长主要“发动机”，美国经济可能会在其他国家取代其作用之前失去动力，欧盟各国没有摆脱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仍忙于应付通货紧缩。 2.世界各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恐慌 由于我国一直实施外资优惠政策大力吸引外资，在新一轮的产业转移中，很多跨国公司都把在其他国家的生产工序转移到了中国，使中国成为了新的世界工厂、全球的加工制造中心。随着我国经济改革步伐的加快，我国经济日益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进而使我国获得了大量的贸易机会，我国对很多国家的出口急剧增加，在国际贸易中的市场份额和地位都在不断地上升。由于我国在全球贸易份额中比例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国家份额的减少，我国生产工序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其他国家生产工序的减少，所以，导致很多国家提出了“中国威胁 论”、“产业空心化”等舆论，认为中国夺取了它们本来的市场，增加了它们的失业率。基于此，很多国家都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打压、限制我国的出口。 3.中国实施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 上个世纪肋年代，因为外汇短缺，我国没有能力进口一些国家急需的国外技术产品和战略资源，因此，国家积极鼓励出口进行创汇。不可否认，在当时这种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重出口轻进口”的外贸政策确实是必须的，并且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也正是由于我国一直实施这种具有重商主义性质的外贸政策，导致我国面临一种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我国成为贸易顺差大国、外汇储备大国。截至2005年5月已经达到71m亿美元。可以预测，只要目前的贸易政策不改变，外汇储备还会进一步攀升，即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我国与其他很多国家都是贸易顺差，就导致很多国家借口贸易平衡、经济安全、外贸安全等问题对我国发起贸易摩擦。不仅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频频借口贸易平衡问题制造麻烦，而且发展中国家也加入了进来。此外，为了增加出口，中国出口企业低价竞争日趋激烈，出口价格日益下降，加剧了国际贸易摩擦发生的几率。 4.贸易保护的手段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 世界各国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的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传统的贸易壁垒让位于新型贸易壁垒，除了“两反一保”(反补贴、反倾销、特别保障)，337调查、技术贸易壁垒、电子垃圾处理法贸易壁垒、非市场经济地位壁垒、绿色贸易壁垒、SA8000标准等新型壁垒越来越多并被频繁地使用。与传统贸易壁垒相比，新型贸易壁垒具有一些新的特点：①从关税壁垒保护向新型非关税壁垒保护转变，②从显性保护向隐性保护转变，③从单一保护向多样保护转变，④从简单保护向复杂保护转变，⑤从“非合法”保护向“合法”保护转变。 正是由于新型贸易壁垒的日益增多以及它们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摩擦不仅数量急剧增加、涉及面更广，而且程度也日益加深、应对更加困难、不利影响更大。根据经济发展与国际合作组织(OECD)对发展中国家贸易官员的调查发现：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影响最大的贸易壁垒就是技术壁垒。但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面临的挑战却更为突出，更多的中国产品正在遭遇层出不穷的标准壁垒。比如洗衣机噪音标准导致中国市场近20%洗衣机被迫退市；欧盟环保指令导致中国家电产品出口成本增加近10%不等；能效等级标识使中国上千万台白色家电面临巨大压力。可见，中国企业正在经历一场空前规模的标准危机。 国际贸易摩擦新时代与中国经济政策调整(第2页) 为了确保我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地发展，我国应该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经济政策调整要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1.国际经济政策调整 (1)及时反驳国际上各种不利舆论。由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一些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舆论在国际社会上传播，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例如，由于我国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国际上便出现了中国即将取代美国的相关舆论，导致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反华的潮流，要求对中国进行打压、限制，以防止中国的崛起。因此，针对国际上各种不利舆论，中国应该及时进行反驳。 (2)积极宣传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正面影响。由于我国实施的是基于加工贸易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因此，我国出口、经济的高速发展不仅改变了我国，而且也改变了与我国有贸易和投资关系的其他相关国家，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是共同增长与发展的，我国是共享型贸易增长模式。从中国获益的国家基本上分两类：向中国出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发达国家，第二类是那些向中国出口原料的资源富有国。在西欧、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享受从中国进口的价廉物美的纺织品等产品的同时，拉美、澳大利亚、中亚也从中国的矿产和能源进口中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各种机会对这种现实情况在国际上进行宣扬，特别是对中国实施贸易摩擦较多国家的当权者和国民进行宣扬。 (3)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控制权。国际贸易摩擦不仅与经济有关，还与政治有关，特别是与一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有紧密的联系。在涉及到贸易摩擦时，贸易摩擦的发起国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考虑被制裁国的国际地位，被制裁国的国际地位越高，贸易摩擦产生的机会就越低，或者被制裁的程度就越低。国际地位的高低，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组织(特别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中的控制权。因此，我国应该加强在国际组织中的控制权，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的国际贸易摩擦。 (4)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目前，在中国20000多项现行国家标准中，有6500多项是采用国际标准转化而来，转化率近40%，在ISO/IEC现行的17000多项标准中，由我国起草且被批准的只有20多项，加上现在由中国起草正在走审批程序的共计50多项，只占到3%0。因此，我国在继续注重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前提下，设法将更多的我国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同时，尽可能多参加一些国际标准化活动，争取在国际标准化组织(1SO)以及其他工作机构中担任较多的领导职务，实质性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国际标准化组织(1SO)是目前世界最大、最具权威性的国际标准化专门机构，现有143个成员，制定14600个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及其活动，能提高我国对国际标准化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5)积极发展和维持与经济大国的经贸关系。对于我国来说，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亚非市场和欧美市场具有很强的关联。我国很多产品在欧美市场遭受反倾销后，就开始转移到亚非市场。如果在亚非地区再次遭受大规模贸易摩擦，那就可能意味着我国出口商品全球市场的丢失。所以，在继续重视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贸易摩擦的同时，我国还应该从战略上高度重视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积极发展和维持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经贸关系。主要原因是：我国对大国的出口量一般来说比较大，一旦发生贸易摩擦，对我国的影响比较大；由于贸易摩擦具有地区连锁效应、产品连锁效应，所以，如果可以减少或控制与经济大国的贸易摩擦，就会大大降低各种连锁效应，特别是对小国的示范效应。 2.国内经济政策调整 (1)大力扩大内需。国家信息中心预测表明：在2005年上半年中国CDP9.6%的增速中，至少有3个百分点是靠出口拉动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也是逐年上升，从2002年的51%攀升至2011年的70%，2005年上半年更是接近80%。可见，在我国对外贸易额急剧增加的同时，我国经济安全、外贸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其实，贸易摩擦背后隐藏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出口，内需不足，企业只能竞相压价出口。因此，统筹对外开放与国内发展的关系，把重心放到扩大内需上来，不仅有利于缓解贸易摩擦，也有利于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和外贸安全。但是，要认识到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性的工作。 (2)调整产业结构。目前，我国出口主要是第二产业中的工业制成品出口，服务贸易较少。如果继续加大现有第二产业的发展，不仅会使现有贸易摩擦变得更加严重，还不利于我国的长远发展。根据国际经验，我国不仅要对现有第二产业进行改造升级，而且，还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 3.外贸战略调整 (1)规范出口制度、整顿出口秩序。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在不同时期也实施了不同的出口促进政策，但是，我国每出台一项出口鼓励政策，之后都伴随着外国企业对中国出口商的压价，而中国企业为了保住国外市场份额，不得不屈从采取降价措施，使中国政府给予本国企业的优惠转手让渡给了国外，同时也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贸易伙伴的攻击。因此，我国应该规范出口制度，整顿出口秩序。针对我国的出口低价竞销现象，在法律框架内对出口价格实施管理和协调。我国政府应在对产品价格不形成直接干预的前提下，以法律形式设置负责管理、协调、监督、处罚违规行为等方面的职责权限，并进一步强化有关行业协会的监督职能，以实现营造公平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秩序的根本目的。 (2)大力发展行业协会，建立出口预警机制。作为一个行业所有企业的合作组织，行业协会是行业自律组织，充当着连接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行业协会应该代表本行业企业在应对和缓解国际经济摩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根据国际经验，我国应该大 力发展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预警机制，鼓励行业自律，引导企业有序出口，缓解国际贸易摩擦。目前，有些协会在这个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以中国钢铁出口为例，2005年上半年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在原有进口钢材预警基础上，建立了钢铁出口预警工作机制，强化对国际市场信息、数据的收集分析工作，开展了对国际钢材市场发展变化的定期分析，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3)适度增加“战略性”进口。所谓“适度”进口，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国家外?C储备充足、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外贸长期健康的发展，推动国民经济良性循环而采取的加大进口力度的一项重要的措施。所谓“战略性”进口，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进口的商品是有选择性的。主要包括我国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种生产原材料，特别是石油、先进生产技术的进口。②进口的国家是有选择性的。我国在进口的时候，就应该通过增加在出口集中地区的进口，尽量减少贸易逆差的额度，缓解经济摩擦。③要特别注重增加从亚非等发展中国家的进口。 (4)加快推行外贸制。我国政府把外贸制作为外贸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外贸企业的发展方向已有十多年的历史，外贸制的重要性正在日益得到共识，因此，要加快推进外贸制。推行外贸制改革应该抓好三件事：第一，完善法律、法规，为推行出口制提供制度保障；第二，逐步实行统一的出口货物“免抵退”税政策，创造条件使各类出口企业发挥各自优势，平等竞争；第三，采取综合配套措施，加强公共服务。 4.企业战略调整 (1)转变企业生产模式。我国企业竞价出口，虽然与我国的外贸政策有关，但实际上却与我国企业的生产模式有根本的联系。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一直利用外资、外贸，大力发展加工贸易来发展经济，政策上鼓励加工后出口，限制在国内市场上销售，就使得出口生产与国内的生产产生分离，导致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与国内的产业结构日益不一致，形成了一种所谓的体制外的循环增长。也就是说出口生产与国内消费错位，出口生产是为了满足国际需求，几乎与国内需求无关。这些出口企业的生产模式一般也是贴牌生产(OEM)。这种模式导致我国企业处于价值链的最底端，利润率很低，只能以增加出口量来增加利润，进而导致我国出口量的急剧增加。因此，从长期来看，我国应该转变企业生产模式，逐渐摆脱贴牌生产，通过并购、合作等方式壮大企业的生产规模，通过引进技术、自主研发等方式逐渐掌握核心技术，进而通过自创品牌提高利润率，从而建立起我国具有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国际大型跨国公司。 (2)加强出口信用风险管理。在我国外贸持续增长、贸易摩擦日益加剧的背后，还隐藏着我国出口信用严重缺乏的现实。商务部研究院对500家外贸企业的抽样调查表明r8)：中国出口业务的坏账率高达5%，而在发达国家这个数字是0.25%～0.5%。这样推算下来，中国每年因为出口产生的海外坏账应该在300亿美元左右，合人民币2400亿多元。另外，商务部有关机构对中国1000家外贸企业的调查显示：68%的企业有过因贸易对方信用缺失而利益受损的遭遇，其中，损害最严重的就是信用风险所造成的拖欠货款和合同违约，中国企业“应收账款延迟收付”的比例超过50%。因此，对于高速增长的国际贸易所伴生的巨大商务信用风险，我国企业应该高度警惕，加强出口信用风险管理。 (3)选择比较容易的国家进行贸易。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世界各国日益融为一个整体，但是，每个国家的开放度还是不一样的，有的国家开放度较高，与之贸易比较容易，有的国家开放度较低，与之贸易手续较多，容易产生贸易摩擦。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时，就要考虑贸易国的贸易难易情况，应该选择比较容易的国家进行贸易，从而避免和减少贸易摩擦。我国最近与俄罗斯贸易摩擦增多就与俄罗斯的开放度较低、贸易较难有一定的联系。世界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的统计表明：在世界各国经商难易度排行榜中，俄罗斯在155个国家和地区中位列第79位。在经商自由改革速度上，独联体各国明显落后于东欧国家，俄罗斯的改革步伐也有些缓慢，不过还是快于印度、巴西等国。所以，我国企业在以后的对外贸易中，应特别注意与印度、巴西、俄罗斯等经商较难国家的贸易。 (4)充分发挥国外 进口商的积极作用。在我国与其他国家发生国际贸易摩擦时，应该积极与进口商合作，充分发挥进口商的积极作用。在遭受贸易摩擦时，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一般都是消极、单方面地应对，忽视了进口商的作用，大大降低了我国应诉成功的可能性。其实，我国出口企业、外国进口商和外国消费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很多国家对我国纺织品设限不久，很多国家的进口商就强烈要求政府取消限制。因此，我国应该：第一，充分利用进口商协助找到相对低的替代国价格。第二，与进口商合作降低应诉成本。有些进口商在其经营的中国产品被反倾销时往往很着急，有时会同意分担一部分律师费，甚至自己高价聘请律师参加应诉。第三，充分利用进口商说服国外用户在调查中协助我国。

第3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摘 要 我国近几年由于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的逐步完善，已具备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而外国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则应用得比较成熟，尤其是“碳关税”的出现，引发了又一轮贸易保护。

关键词 战略性贸易政策 迪克西特模型 碳关税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关税、配额等进口保护政策和出口补贴、研究与开发补贴等出口促进政策，来加强本国厂商的竞争地位，扩大本国厂商的国际市场份额，从而实现垄断利润从外国向本国的转移，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实质上，发达国家的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一个象征，它和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其贸易保护的借口①。

一、理论起源

70年代末，麻省理工学院的克鲁格曼提出了 “新贸易理论”，他认为当今世界的市场结构发生了改变，不再是传统的贸易理论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由于规模经济的客观存在，在一些特殊行业里垄断是不可避免的。90年代哈佛商学院的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他从产业组织理论出发，分析企业的要素构成．用他的“菱形结构图”，表明了一国国际贸易与企业组织之间的紧密关系，这两个理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被称为“战略（策略）性贸易理论②”。

此外，布兰德（Brander）和斯潘塞（Spencer）（1985）建立了战略出口政策模型。该模型假定一个寡头行业中有两个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分别位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并且二者的产品均在两个生产国以外的第三国市场上销售两国内部无消费，企业在该市场上利润的增加就等同于国民福利水平的上升（如下图所示）。

布兰德和斯潘塞（1981，1984）建立了战略进口政策模型，其主要观点是对进口的寡头垄断产品征收进口税，关税带来的进口价格上升会小于关税本身，这相当于政府利用关税来抽取外国寡头垄断厂商的垄断利润。克鲁格曼（Krugman）（1984）建立了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模型，它被认为是传统的幼稚产业理论的扩展。

二、经典实证研究

迪克西特（Dixit）（1988）评估了战略进口政策在美国汽车行业实施的效果。迪克西特模型的核心思想是建立行业内需求和供应的平衡，该模型的前提条件是整个经济分为两个部门，某行业内和行业之外，其中该行业内部产品有替代性，而该行业内部产品与行业外部产品替代性很差。

主要函数关系为：

需求方面：

消费者效用函数：

预算约束：

指数包括：

产品数量：

价格水平：

供给方面：

成本函数：

其中，1/（1- ）是行业内部各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 大于0，小于1； 为固定成本，c为不变的边际成本。利润最大化的两个条件：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新厂商自由进入直至净利润为零。

鲍德温（Baldwin）和克鲁格曼（Krugman）（1988）以日本和美国的半导体产品贸易中所实施的贸易保护政策为例对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日本政府的贸易政策确实对保护和促进本国行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三、我国有关战略性贸易理论的研究现状

经济发展稳定度和独立创新的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在发展中国在前些年规模经济不明显，不具备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础。近几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战略性贸易理论不断地被引入，事实证明，战略性贸易理论是新贸易条件下实现贸易盈利的必要手段。

（一）适用性的研究和适用产业研究

孙文远《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文章首先从战略性贸易理论的适用条件即是否垄断或寡占行业（按照美国学者贝恩的划分等级，对照中国CRn指数，可以列入寡占行业的大类企业有5个：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煤气生产和供应）；是否有行业进入壁垒；行业规模经济水平是否高来判断我国是否符合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其次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政治经济条件（包括：独立地决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政府职能的合理化和效率；政府对经济信息的掌握程度）来综合判断。结论是，我国在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效果会受到一些因素影响，但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到是否适用的问题。

胡昭玲（2002）《论战略性贸易政策在中国相关产业的适用性问题》，梁滢（2008）《我国实施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的产业选择》，和苏映蓉（2003）《战略性贸易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等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条件在中国已经基本具备，并且在我国有良好的应用前景。

（二）我国的特定行业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佟家栋和丑立新（2007）《论我国石油产业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和谭智勇（2004）《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前瞻性分析―一个战略性贸易理论的解释》分别对石油产业和服务行业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问题进行说明，但他们的局限是只有定性分析没有定量分析。许统生（2004）《开放中的贸易保护准则与实证分析》，从战略贸易政策的角度分析贸易保护问题，他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借用迪克西特（1988）“校准刻度法”，计算出最优关税，最优补贴和最优福利再与现实中的贸易政策进行比较，最后评价我国汽车行业的贸易政策效果。

四、“减排”背景下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延伸

广义的“减排”是指减少大气污染物，如二氧化硫、二氧化氮、氟化物、粉尘以及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狭义的“减排”是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里提到的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碳关税”便是狭义“减排”背景下出现的新名词。

（一）碳关税

“碳关税”是碳税的边境调节，这个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用意是希望欧盟国家应针对未遵守《京都协定书》的国家课征商品进口税，否则在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所生产的商品将遭受不公平之竞争，特别是境内的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表面上看，碳关税是发达国家（主要是欧盟）要求公平竞争的表现，实质上却包含了对没有承诺减排额的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国家）的贸易歧视，没有发达国家的技术支援，短时间内，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达到欧盟要求的贸易平等。

（二）碳关税与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的关系

碳关税是符合布兰德和斯潘塞的“关税抽取租金论”的，会给征收该税的国家带来收益，当产品完全由国外垄断厂商提供时，只要其边际收益曲线比本国需求曲线陡峭，尽管可能引起该产品价格提高，然而税收带来的利益会远远大于由此造成的损失。此外，发达国家不仅靠碳关税收取了大量“租金”，同时避免了本国产品面临不含减排成本的产品的低价冲击。碳关税事实上成为了发达国家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工具，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再度抬头。

基金项目：北京工业大学第八届研究生科技基金。

注释：

①LU Chang―chun.The choice of strategic trade policy in China under the WTO frame.China-USABusinessReview.2009(03).

②王艳霞.战略性贸易理论与政策述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0(2):58.

参考文献：

[1]克鲁格曼.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45-80.

第4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贸易政策；自由贸易；保护贸易；政治经济学 

1 引言

所有学派的经济学家都确信，自由贸易比保护贸易好。传统贸易理论已经很好地证明，自由贸易可以避免保护政策所带来的效率损失。实际上，他们认为对一个国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国家都实行贸易保护，自由贸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们提出，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贸易保护，保持开放的国家从廉价的进口品中所获得的利润仍将大于其在拒绝出口的市场上的损失。尽管经济学界存在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的倾向，但贸易保护从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贸易的国家为数极少。尽管许多国家想要利用外国市场，但是他们又通常不愿意开放自己的经济。即使支持自由贸易的论据充分，贸易保护主义仍不断以新的面貌出现。

主流贸易理论是将贸易政策视为提高经济效率（或福利）的一种手段，而这恰恰使它在解释现实的贸易政策时面对着一个锁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选择自由贸易政策；如果选择贸易干预政策，就不能实现既定的经济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促使我们必须从新的角度来思考贸易政策的本质，那就是收入分配问题——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主题。“贸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正是从这一主题出发为填补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奠定了基石，成为近二十多年来贸易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令人瞩目的领域。它将政治学的范式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作为公共政策决策的具体形式之一，从国家非经济效率的目标或社会利益（特别是收入）分配及冲突的视角去探寻贸易政策产生和变化的政治过程，因而比纯贸易理论更好地诠释了现实中贸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结构和演变。

2 贸易政策决定的政治经济学模型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会因素越来越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与此相应地，经济学家们在国际经济学领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经济学模型，在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标是成功地掌握政权和维护政权的稳定而非社会福利最大化。

（1）中点选民模型。中点选民模型假设政府是民主产生的，任何一个政党只有得到了多数选民的支持，该政党才有可能执政，因此，政府在选择任何经济贸易政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如何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中点选民的意见将会代表多数选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尽可能地选择靠近中点选民的意见的政策，越接近中点选民意见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

（2）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公共政策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理论，这种理论认为一种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纳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损人数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团行动是否有效。在影响政府政策的游说中，人数较少的利益集团容易统一，从而在集体行动中步调一致，在游说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体，搭便车的人越多，积极参与的人反而少，意见也不容易统一，集体行动的效率低。

贸易中受损的集团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会很大，他们一定会不遗余力地游说政府限制贸易以保护他们的收入。人们一定以为在贸易中收益地集团会同样尽力去说服政府放宽贸易限制。事实并非如此，在美国和其他大部分国家，在制定贸易政策时，想限制贸易的人比想放宽贸易的人更具影响力。一般说来，任何产业中贸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对情况的掌握程度，以及组织程度都不如那些贸易受损者。

从政府利益的角度看，尽管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但是当多数人的利益无法形成一种力量对其决策形成影响，而且政府迎合少数利益集团利益泛、而能够赢得更多的选票时，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政府往往会选择总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数人利益受损而少数人收益的贸易政策。

（3）次优理论。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 lipsey）和凯文•兰开斯特(kelvin lancaster)提出的。他们指出传统的贸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条件——所谓均衡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具体到贸易领域，只有在所有市场因素都能得到正常发挥作用的时候，自由贸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优政策。而现实情况是各国或多或少地面临市场失灵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尤甚。这样自由贸易的优势就无法得到最大发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政府主动干预，引进或增强激励机制，才能抵消市场失灵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会扭曲经济信号，但如果运用得当，恰好可以平衡市场失灵的市场结构，此时干预贸易的政策就是次优选择，它比自由贸易更实际也更恰当。

（4）战略贸易理论。它由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 spencer）创立，他们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比较优势的作用越来越小，而争取“租”（某种要素投入某个部门的所得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得的收益）变得日益重要。传统经济学观点认为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实现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进而消除“租”的问题。但规模经济理论对此提出了质疑，他们强调了不完全竞争的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存在，认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动帮助自己的寡头企业。政府政策可以帮助企业产生正的外部效应和将利润从外国公司转移到国内企业，以提高自己的国民收入。

（5）新政治经济学分析。根据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国家政策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私人集团为增进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来的，而不是为了促进公共福利而无私地制定出来地。这个学派认为，经济政策是权势集团为了私利进行竞争和执行分配策略的结果。他们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经济学文献（内生性贸易理论）就说明了这种做法，它指出关税和其他阻碍自由贸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为特定集团的寻租行为。

一国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但特定的国际贸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满足和实现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损害一部分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的利益，至于最后选择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和实现一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的国际贸易政策，这要看这个利益集团或政府部门是否拥有更多的权力资源和谈判砝码，因此国际贸易政策形成过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在权力资源基础上的利益表达和利益选择的结果。

（6）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的最初倡导者是美国经济学家查里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他认为需要一个政治领导来建立和管理自由经济。金德尔伯格说，领导国建立自由世界经济既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也是为了全世界的经济利益，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则认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经济主要是为了促进自身的利益，特别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对霸权稳定论进行最详尽、最系统实证性评论的人是经济史学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1989），他说霸权和贸易自由化之间存在着积极的联系。在比较19世纪的历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历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结论说：“在历史记载中，多边主义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与某一个大国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发生在同一个时期。关贸总协定运作越来越困难恰巧与美国经济相对衰落发生在同一时期”。

根据霸权稳定论，当国际体系中具有超群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的某一突出国家即所谓霸权国家出现的时候，它必然要求并试图建立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这是因为自由贸易体制能够增加其全体国民之所得，提高其经济增长率，增进其在全球的政治影响。但是一旦霸权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被削弱从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转向保护主义，以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这时稳定的国际经济关系或自由贸易体系就将受到挑战，保护主义可能成为一些国家的选择。

3 国内文献考察

我国很多学者针对具体的贸易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点选民模型对产生保护贸易制度的原因进行分析，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了保护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罗克（brock）、麦基（magee）和杨（young）的竞选贡献模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简单的数学化推导，得出贸易保护的水平和结构是需求方（按照行业来组织的利益集团）和供给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门）相互作用的结果。

朱彤、樊茂勇（2000）对gatt/wto格局的变化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国内强权利益集团的利益左右着政府的政策导向，国际经济格局的构筑取决于强权国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结果，而强权国家的权力则取决于它在国际生产和金融中的统治地位，各国相对经济实力的改变必将引起现存的国际经济格局的改变。

赵君峰（2006）对反倾销进行的分析认为，由于消费者和反倾销的生产者在团结程度以及对政府的影响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导致政府制定的贸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倾销的生产者，而消费者的福利则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耿伟（2003）认为如果现实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费搭车”问题、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议制等，那么贸易保护主义会在政策决策中以少胜多。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是影响贸易政策选择的两大因素。经济市场的不完全竞争削弱了自由贸易政策的效率优势，而政治市场的不完善导致游说活动发生，使贸易政策被利益集团左右。

王元颖（2004）指出，关税只是一种表象，是收入或财富进行分配的一种手段，其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之争和利益博弈，由此关税政策成为政治利益集团公共选择的产物。朱启荣（2003）采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了各国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内在动机，指出设置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各国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结果。

朱传杰（1999）认为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内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择倾向，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各个国家国际贸易政策的取向，国际贸易政策不仅是内生变量，而且只要国内市场的竞争不够充分或存在垄断，贸易保护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像一个幽灵一样飘荡在自由贸易的上空。

盛斌（2001）认为作为收入分配的次优手段，贸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实现社会福利函数和提供社会保险的途径，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为了寻求政治支持或竞选获胜向少数利益集团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标函数下兼而有之。

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的角度出发，证明了任何一国试图实施单边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难成功，短期内各国出于本国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均会选取保护贸易政策

4 结语

对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较好地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现实的缺陷，但仍存在几点不足。

贸易政策的中点选民决定论理论上似乎没问题，但在解释很多民主政府选择牺牲大多数人利益来保护少数人利益的贸易政策方面，却遇到尴尬，不如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理论认为利益受损集团会尽力游说政府实施贸易保护，而这极容易出现寻租现象，滋生腐败，使政策的选择出现偏差，使贸易政策有可能成为体现个人意志和谋求个人利益的糟糕政策，从而消耗了有限的经济资源，造成社会净损失。

次优理论和战略贸易理论鼓励政府干预经济，却有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政策的成功，需要许多限制条件，如完全准确的信息、恰当的政策工具、战略产业的选择、恰当的干预时机、恰当的干预力度等等，一旦这些限制条件无法满足，就可能导致政府的无效率干预，扶持了没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导致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福利损失。

霸权稳定理论倡导建立一个由霸权国家领导的国际体系，其将霸权假设为国际合作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的论断是没有充分证据的，也不能解释霸权衰退之后国际合作的可能性。霸权一定程度上能带来贸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导致单极世界的产生，出现霸权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损害他国利益，弱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无话语权的现象。

新政治经济学似乎过于强调利益集团在贸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认为政府的贸易政策是为了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待价而沽”，或者说政府蜕变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虏。这种分析忽视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实政府在多个利益集团的冲突和博弈过程中可以处于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它可以选择与不同的利益集团结盟，或是将不同议题捆绑起来，在和利益集团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参考文献

［1］［美］ 罗伯特•吉尔平. 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 国际经济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3］海闻，p•林德特，王新奎. 国际贸易［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第5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摘要 运用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实证研究美国众议院对美国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及其决定因素。研究表明，众议员投票时体现的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与众议员的政党属性、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行业分布等因素密切相关，共和党众议员比民主党众议员更支持自由贸易协议，收取工会组织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来自农业州的众议员更有可能支持自由贸易协议。 论文关键词：众议院；自由贸易协议：政治经济学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权属于同会(众议院和参议院)。众议院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尤为重要，美国宪法规定，涉及征税的议案必须首先由众议院提出。贸易政策大都涉及到关税，所以大部分贸易议案都是由众议院提出。众议院并不是一个意见一致的整体，而是由435名态度各不相同的议员组成的，众议院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实际上是由这435名议员的态度决定的。本文研究的主题是：这435名议员对贸易的态度是南哪些因素决定的?本文的指导思想是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其核心是：“政治市场”决定厂政府的贸易政策。 全球多边贸易谈判和区域性自由贸易协议构成了当今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最主要部分。在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的情况下，美国最近几年更为频繁的进行区域性或者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本文选取美国第108届国会(2003~2011年)众议院对四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进行研究，以探求众议员投票背后的动机。第108届国会通过的4个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1)美同—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2)美国—智利自由贸易协议；(3)美国—澳大利亚自南贸易协议；(4)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 上述四个双边自南贸易协议在众议院都以2/3以上的多数票获得通过。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是有差异的，更多的共和党赞成自由贸易协议，差距最为明显的足众议院对美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表决的结果，民主党投赞成票的比例只有37％，而共和党投赞成票的比例为88％，可见两党议员对此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 为什么众议员之间、甚至同一党派的众议员之间对自由贸易协议态度大相径庭?本文的目的就在于研究议员投票决策背后的动机。议员的投票与所在的党派、收取的捐款、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有没有关系?为什么不同党派对自由贸易协议的态度有差别?本文利用众议院的投票结果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案 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思想认为，政府制定贸易政策时并没有追求周家福利的最大化，而是追求其他的目标，比如政府连任、获得尽可能多的政治捐款等等。贸易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导致政治市场的参与者——选民、政治家、政府、国会、利益集团等——根据自身利益产生对于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贸易政策的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均衡的贸易政策。 有大量文献研究政治市场上贸易政策的制定机制，比较有影响力的模型有：Mayer(1984)研究贸易政策由全民公决决定的情况下的关税水平。Magee，Brock and Young(1989)研究不同利益集团利用不同政党作为代言人情况下关税水平的决定。HillMan(1989)研究工业部门和消费者利益集团对政府施加压力时均衡关税的决定机制。Grossmanand Helpman(1994)研究政府同时考虑利益集团的政治捐款和全体公众利益时贸易政策如何决定。 Rodrik(1994)总结了这些模型，认为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学模型包括以下四个部分：(1)不同个人、集团对于贸易政策的态度；(2)利益集团的行动与影响；(3)贸易政策的制定者对于贸易政策的偏好；(4)贸易政策制定的机制。 具体到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其作用机制是这样的：国际贸易会产生收入分配效应，使国内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一部分人受益。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相同利益的团体会结成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游行示威等方式说服议员采取对本利益集团有利的贸易政策。议员也依赖于这些利益集团，因为议员要接受利益集团的捐款来资助自己的竞选活动；议员需要利益集团的支持以积累人气争取连任。所以，议员要权衡不同利益集团的压力，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贸易立场。本文的实证研究综合以上模型，研究不同行业、政党、不同要素所有者对众议员贸易立场的影响。 从上面的作用机制也可以看出，研究议员的立场，首先要从国际贸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入手。要素禀赋理论和特定要素理论是研究贸易政策分配效应的主要理论，本文的实证模 型建立在这两种理论之上。 办案一：要素禀赋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Stolper and Samuelson(1941)在要素禀赋理论的基础上研究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认为国际贸易改变的是不同要素拥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美国主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所以工人的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而资本所有者(资方)会受益于国际贸易。这里首先验证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 在检验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对众议员投票态度的影响时，被解释变量为众议员在四次表决中的投票，赞成票设为1，反对票设为0。解释变量为政党(虚拟变量，民主党设为0，共和党设为1)、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在收取资方捐款和工会捐款之外还会收取其他利益集团、个人的捐款，所以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和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之和并不等于1，所以，这样设置回归模型不会导致多重共线性。 之所以选择上述变量，原因如下：在美国政治舞台上，资方组成的利益集团和劳工组织都是很活跃的团体，在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影响贸易政策制定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政治捐款。比如，2005至2006年，工会组织向共和党议员捐款269万美元，向民主党捐款761万美元。议员们为了筹集更多的竞选资金，也要争取尽可能的捐款。比如，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从2001年至2006年共收取捐款5157万美元。所以在模型中设置“议员收取的资方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议员收取的工会捐款占总捐款的比重”两个变量。同时利益集团往往是有政党趋向的，而不是向两个政党捐赠同样数额，所以设置“政党”这个虚拟变量捕捉这部分信息。 方案一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α0+α1P+α2C；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 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方案二：特定要素理论决定的利益格局： 根据Jones(1971)的特定要素模型，出口行业从国际贸易中获益，进口竞争行业从国际贸易中受损。由于美国农产品竞争力强，而很多制造业产品需要大量进口，所以，预期农产品出口额越多的地区、失业率越低的地区、制造业人口比例越小的地区，该地区议员越支持自由贸易。为了验证这一点，把议员的投票结果设为被解释变量，议员所在州的农产品出口额、从事制造业的人口比例和失业率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同归。 方案二的具体回归模型如下： FTAi=β0+β1A+β2M+β3U；i=1，2，3，4，分别代表众议员在四次投票中的态度。 表1为各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含义。本文使用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是Logit和Probit二元选择模型。 二、结果 方案一的结果：众议员投票态度对资方和工会的捐款回归结果如表2。每次投票结果都表明，众议员的党派属性与投票选择有显著的关系，共和党议员比民主党议员更加赞成自由贸易协定。政治捐款和投票结果也有显著关系，收取资方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而收取工会捐款比例高的议员更倾向于反对自由贸易协议。这验证了要素禀赋理论对贸易的分配效应的推测。Probit和Logit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 方案二的结果：投票结果与议员选区情况回归结果见表3。与上次回归相比，大多变量不显著。制造业从业者比重与议员的态度并没有显著关系，在4次投票中，3次负相关，1次正相关。出现这样的结果可能是因为制造业作为一个包含行业范围广泛的概念，其中有很多行业是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如飞机制造业等；也有很多制造业是美国没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比如纺织品、服装行业。把制造业整体作为一个变量所以得不到显著的结果。失业率的系数表明失业率越高 的地区的议员越赞成自由贸易协议，这与期望完全相反。一般说来，失业率越高的地区，该地区行业越容易组织起来对议员施加压力，要求贸易保护。之所以出现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现象，原因可能在于选用的数据为议员所在州的数据，而在同一个州内每个选区的失业率是不同的，议员是根据所存选区的利益而不是所在州的利益投票，因而出现上述现象。但是农业出口额这个变量却比较显著，在4次投票中，有3次投票结果表明众议员所在州的农业出口额与议员态度正相关(美国—摩洛哥自由贸易协议的投票结果除外)，这表明美国作为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有显著的影响，来自农业州的议员更加赞同自由贸易协议，以扩大农产品的出口。 Baldwin and Magee(2000)研究了美国国会1993年对北美自由贸易协议、1994年对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果、1998年对快行道程序授权的投票。本文关于议员投票选择和政治捐款的研究结果和这些研究基本一致，表明美国国会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10年后，国内利益集团对国会决策的影响方式基本没有变化，在很多贸易问题上的投票有很强的党派性，在党派之争的背后是不同政党对不同利益集团的依赖。 关于议员代表的选区利益，由于数据限制，本章没有得到更为详尽的结果，但是仍然证明了美国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同贸易政策的态度与影响。 三、结论与讨论 实证研究表明，美国众议员在对贸易议案进行投票表决时表现出来的立场，符合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模型的预测，即议员并不是以整个国家的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具体结论有： (一)收取劳工组织的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收取资方捐款越多的众议员，越倾向于自由贸易。这表明要素禀赋理论对收入分配的预测更符合美国的现实，即自由贸易使美国的稀缺要素——劳动收益下降，所以，劳工组织反对自由贸易政策，资本所有者支持自由贸易政策。 (二)众议员的政党属性也与其贸易政策立场密切相关，共和党议员更倾向于自由主义贸易政策，民主党议员更倾向于贸易保护政策。 (三)来自于农业州的众议院更加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这表明美国农业拥有比较优势，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自由贸易政策出口更多的农产品。 但是限于数据限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希望进一步的研究能在以下方面有所改善： 1、关于党派属性。由于贸易问题的投票具有较强的党派性，所以如果排除掉党派属性(分别对共和党议员和民主党议员的投票决策进行研究)，实证研究可能会更能反应出其他的问题，比如，国内经济形势、不同州的出口结构等等。 2、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一般说来，总统大都倾向于自由贸易，原因可能是总统代表的是全国选民的利益，因而不太容易受到个别利益集团的影响。总统所存党的议员一般会比较支持总统的立场。如何在实证检验中加入总统对贸易政策的影响，这也是研究的一个方向。 3、选区利益与贸易政策。为了进一步探究议员的投票决策与议员所在选区的选民利益的关系，应当具体研究各选区的各行业进出口水平。利用这些数据来探索选区利益与议员的关系可能会发现更多的问题

第6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分析

1.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分析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的理论的分析，具体来说就是指政府通过经济、政策、法律等手段对国际贸易中某一产业的战略性扶持，增强其竞争力，使其能在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尽可能多的占有市场份额，从而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带动国家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政收入造福于人民。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认为自由竞争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最优选择，而这一理论在许多处于非完全竞争环境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假设，因为以当前经济发展态势他们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实现的自由竞争市场。战略性贸易政策既是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分析也是其实施的理论基础，作为不同于传统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心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在这一领域有过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认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默许了政府对国外寡头厂商的战略性垄断，对本国寡头厂商的贸易扶持，通过实施进口壁垒等措施来促进本国的产品出口，对本国的战略性产业进行扶持。

2.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环境的分析首先要清楚的认识到战略性贸易政策本身就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在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的同时也是在对国外同类竞争产品设置“贸易壁垒”，这就有可能会使本国经济发展受到其他国家对本国经济同样的经济壁垒的打击。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环境从国内来看，要建立在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且满足不完全竞争的市场要求，针对具有较高的行业集度的产业实践政策，在妥善处理市场和宏观调控关系的国内经济环境中，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的预想效果才能对国内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效益；从国外环境来看，在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中，本国企业能够突破重围，本身在其中就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需要适当的控制政策实施强度和政策选择机遇。

3.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果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从理论化角度分析，对本国的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无法比拟的。战略性贸易政策验证了国家政策干预的合理性，这就使得国家在本国企业经济发展需要时可以使用中庸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法律手段的相互配合，培养产业中具有国际市场竞争力的行业，增强其在国际竞争中优势，促进国内优势企业、战略行业的发展，同时还能扩大本国某一产品市场份额，从而增加改过厂商理论和本国福利。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经济合理性

1.市场的非完全竞争

在传统的国际经济贸易中都是基于市场完全自由竞争和规模效益不变的条件下的，而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无法达到这种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市场往往是非完全竞争市场。与之对应的许多产品规模经济效应是随规模的增加而增长的，一个行业因为社会的报酬递增而获得外部经济效益，这种外部经济效益即使是同一产业的不同企业之间分布也是不均匀的。许多行业的规模扩大，其所带来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与经济效益同比例增长的，这样一来企业的内部经济效益就得到提升，而这种企业内部经济效益的增加是完全可能和存在的，这就与传统贸易理论中市场是完全竞争与规模效益的理论相悖。

2.技术创新改变企业生产函数

R&D活动也就是企业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可以带来企业的技术创造与革新，从而改变企业的生产函数，最终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在企业生产中，通过提高产品质量和对新产品的开发，会不断减低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对动态规模经济的阐述可以选取学习曲线这一方式。某一包含众多先进技术的产品，在其本身出产贸易过程中自然的就传播了它所自带的先进技术，这样就是“技术外溢”的现实例子。各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贸易和竞争，促进技术外溢的发生，同时也给各国技术改良与模仿的范例，这使得新技术的源发国家很难长期维持优势地位。战略性贸易政策也给各国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以动力，新技术的开发每个想要取得较强的市场竞争力的国家和行业的共同使命，也促使技术开发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

3.政府干预经济的重新定义

政府干预经济在国际市场上总是伴随着诸如资源的不合理配置、设置国际贸易壁垒、贸易保护主义等负面的影响的名词，也就是传统的市场自由竞争的贸易理论的“先入为主”，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政府干预经济政策有着不够全面、准确的认识。战略性贸易政策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定义是指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一国政府利用经济、政策、法律等多种手段对经济进行合理调控，以维持本国企业在国际国内竞争中的正常秩序，特别是遇到一些国际性的大危机时，政府的宏观干预经济能及时有效的减少损失；同时也能扶持国内战略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扩大其所占有的市场份额，最终造福于本国人民。政府干预经济积极效应的实现还需要政府具有强有力号召力和决策力。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

1.全球应用环境分析

当今国际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也促使国际经济转向为多边贸易，各国间的联系一日密切，经济交流和往来也进一步增多，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国外市场。但是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依然是不完全竞争，跨国公司的垄断地位和国际市场垄断竞争存在并将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正是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存在，各国在传统贸易理论的自由竞争假设理论指导下不断培育能够长期有效维持本国经济利益的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战略性贸易政策正是对自由贸易政策最有性的 质疑和对完全竞争市场假设的否定，也就是在当今的国际市场竞争格局下，战略性贸易政策对完善国际市场竞争结构是十分必要的。

2.战略性贸易国外应用实例分析

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已经有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践，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十分平衡的，并且在国际市场上的受益分配也是不均衡的，所以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效益并没有达成共识。以美国为例，政府为促进本国农业发展，一方面通过R&D（技术研究与开发）活动对农业发展技术研究，同时对研发的技术通过农业机构广泛推广。对信息技术产业的科研投入和开发补贴，这些措施都为这一产业的市场竞争力的增强和国际市场所占份额的增加起到很大促进作用。同时美国政府充充分尊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主动性，运用价值规律调节经济发展。

3.中国的政策选择及发展机遇

在国际市场上，能够占有较大市场份额具有较强的国际市场竞争力的产业或企业往往也是整个国家的支柱，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是影响国家经济稳定重要因素。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与各国的经济贸易联系更加密切，一个国家想要在国际竞争中独善其身几乎不可能，所以中国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应用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就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已具备相当的条件：中国人民的人均GDP在不断的增长，具有十分广阔的国内市场；通过技术研发、借助国际市场上的技术外溢等优势，在生产技术上也具有优势；并且像化纤制造业、大型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产业的市场集中度也都具有相当高的水平。

总而言之，对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存在很多争议，本文虽然对其理论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但由于国际经济市场的格局十分复杂，具体大规模应用起来所产生的效果都具有不平衡和变动性。但是要清楚战略性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对传统贸易政策的发展和突破，而战略性贸易政策与传统贸易政策的纠结点就在于政府干预还是自由竞争更能促进经济良好快速发展。目前国际上一些成功应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案例也是佐证其经济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柳剑平，程时雄.中间产品、交易成本与战略性贸易政策[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

第7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摘要]作为WTO成员，中国政府承诺遵循其制度规范，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将在WTO的规范内进行。但是，在接受WTO制度约束的同时，中国也享有WTO制度带来的便利。中国在选择贸易政策时首先应确立其所追求的目标，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服务于国家利益。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成为WTO制度下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

[关键词]WTO制度；中国贸易政策；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801(2006)02-0062-05

WTO制度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限制政府权力等手段，鼓励国际贸易的自由化。WTO制度“为国际商业活动提供了基本的法律规则，约束各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1]中国是WTO的正式成员，因此，WTO制度也会约束中国政府“将其贸易政策限定在议定的范围内”。从WTO制度的功能来看，它除了对贸易政策选择具有约束作用外，还可以发挥一般制度所具有的激励功能和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因此，中国在接受WTO制度约束与规范的同时，也应当享受WTO制度的便利，充分发挥WTO制度的积极功能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服务。

一　WTO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的经济贸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开放的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由局部的、有选择的开放向全面的、可预见的开放转变，因此，中国的贸易政策目标要在WTO制度下进行重新确认，以构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的持续升级，推动中国经济的全面发展。

确定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目标应该既有战略上的考虑，又有策略上的分析。战略上的考虑，就是要确定中国贸易政策的远期目标。维护与争取国家的贸易利益是贸易政策的根本目标，也是远期要达到的目标。当今的世界贸易领域，尽管有WTO制度约束各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不再是混杂无序的“丛林”社会，但它并不存在国家独有的权威性和强制性约束力。世界贸易领域中仍然会有各种不公平、不公正的行为发生，因此，从策略上考虑，为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国家的贸易政策还应确定出以改善贸易环境为近期目标，以维护正常的贸易行为，使国家的贸易利益逐步提高，最终达到维护与争取国家贸易利益的根本目的。

(一)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改善贸易环境

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尤其是2004年进出口贸易总值超过万亿美元，并成为紧随美国、德国的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之后，中国的国内、国际贸易环境发生了重大改变。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国内企业之间常常发生恶性竞争，既减少了应得的利益，又给国外发起贸易救济措施调查提供了借口；从国际贸易环境来说，中国的迅速崛起给部分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国际上不断出现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打压中国的出口产品。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造成重要影响。中国只有在和谐的贸易环境中发展自己，才能真正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所以，改善贸易环境应该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近期目标。

1．改善国内贸易环境。随着外贸经营权审批制的取消，进出口经营主体大量增加，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相降价、出口秩序混乱的问题更加突出。

一些国内企业，在参加海外项目的招投标时，对准的目标不是国外参加竞争的企业，而是国内的同行，宁可自己不中标，也不能让国内同行中标。有的企业新开拓了国际市场，其他同行业的企业拼命也要挤进同一市场，与国内同行企业进行价格大战，进行恶性竞争，价格降到双方都无利可图的程度。结果双方不是退出这个市场，就是被国外提起反倾销调查。我国的彩色电视机和自行车等出口产品，都是由于国内企业在一些海外市场自相残杀，因恶性竞争而遭致国外反倾销制裁，最终丢掉了国外市场。这种恶性竞争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所以，整顿和规范对外贸易秩序、制止恶性竞争行为已经成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提高出口效益的迫切需要。

实施出口商品名牌战略，加大对出口名牌产品的支持力度，完善出口产品的构成，建立劳动者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合理增加出口产品的成本等都将有助于改善国内的贸易环境。改善国内贸易环境还有一条重要的方式就是按照WTO制度的要求，政府退出微观管理领域，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使企业在行业规则的基础上加强行为自律，杜绝恶性竞争行为，为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维护和争取贸易利益提供条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行业协会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外一些行业协会有上百年的历史，在业界和社会上都很有权威和影响。要建立行业协会的权威性，必须对现有的行业协会进行改革，使之真正成为代表广大企业的行业组织，只有这样才能使行业协会具有权威性，发挥其协调组织的功能。

2．改善国际贸易环境。随着中国贸易的迅猛发展，针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出现进一步强化的迹象，贸易保护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特殊保障措施、技术壁垒、环境食品安全等等，这些手段与以往相比更具有隐蔽性和限制性。在对中国实施贸易保护的国家中，尤以美国为甚。美国前商务部长埃文斯在一次公开的演讲中声称：“白宫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导致美国企业裁员的主要原因。”，[2]埃文斯的演讲不仅有嫁祸之嫌，而且带有明显的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当今的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甚至威胁到了中国经济的安全。第一，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与世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主要的世界贸易大国更是中国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这些贸易大国实施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严重威胁到中国的正常贸易发展；第二，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的巨大成就给部分国家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因此，“遏制中国成为他们的战略目标之一，从而使中外贸易战不可避免。”[3-1]，由于中国已经迈入世界贸易大国的行列，因而也成为其他部分国家“嫉妒”的目标，一旦时机成熟，中国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威胁；第三，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使中国在遭遇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威胁时易于受到损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只有5％，而现在已高达40％以上。一旦世界经济不景气，保护主义升级或中外出现某种政治摩擦或其他不可预见的原因，中外贸易战的爆发将给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创伤。”[3-2]

因此，当前的国际和国内贸易环境已经制约了中国正常的贸易发展，给中国的贸易企业造成严重的影响。如果一味地任其发展，中国将无法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因此，为了完成中国实现贸易强国的梦想，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应确定以改善贸易环

境为近期目标。

(二)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远期目标：争取贸易利益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无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其基本的政策面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的，问题只是如何激发人们的利益需求以及如何配置既定利益的总量而已。”[4]国家的贸易政策也是如此。

国家鼓励对外贸易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因此，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最终目标是争取贸易利益，具体表现为：1．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包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提高国家的经济福利，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利润最大化，维持国际收支平衡；2.加强和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3．获取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等。

我国参与任何国际经济交往的核心目的，都是借助国外的经济资源和市场资源发展我国的经济，赶上或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生产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尽管在发展的道路上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贸易大国，应该敢于和善于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去，借助适宜的贸易政策，使本国获取更多的贸易利益，加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便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

二　WT0制度下中国贸易政策的三种选择

贸易政策选择有两个基本的方向，一是自由贸易政策，二是保护贸易政策[5-1]。WTO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是自由贸易原则，因此，WTO制度框架限定了WTO成员不能选择保护贸易政策，只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然而，从历史上看，几乎没有任何国家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即使在所谓的自由贸易国家，也会在某些部门实行保护贸易政策。无论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主张的自由贸易政策对国家贸易发展如何有利，各国的贸易政策中都会含有一定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性质。

中国作为WTO的成员，既应该履行对世界的承诺，遵循WTO制度的基本原则，又应该根据国情实事求是地选择适合中国的贸易政策。中国的基本国情是，“第一，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国家，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战略主要立足于国内，正如12亿人口不可能依靠进口粮食一样，中国的产品也不可能主要依靠国外的市场。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们一直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以‘内需’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中国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也是为开发西部的市场，为东部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新的市场空间。第三，中国人多地广的国情，使中国不可能实行‘贸易立国’的方针。”[6]中国在遵循WTO制度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不可能恢复“闭关锁国”的贸易政策，因此，保护贸易政策不应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方向，但是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也不适合于中国的国情。中国应该在WTO制度原则下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政策。

(一)贸易自由化政策

贸易自由化政策不等同于自由贸易政策。贸易自由化指的是国家的对外贸易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的过程，而自由贸易强调的是实际发生的商品劳务活动在世界市场无限制条件地自由流动。事实上，完全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

尽管WTO制度没有明确要求各国必须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但是，WTO制度始终贯穿着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WTO制度的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公平竞争原则等都体现了贸易自由化精神，鼓励各国的贸易政策减少保护而非取消保护。“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F)数十年的历程就反映着这样一种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努力。”[7]

从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史来看，实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国家比实行“闭关锁国”贸易政策的国家取得的成就大得多。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将贸易自由化政策与经济发展实际相结合而实现了经济腾飞。世界银行的学者们在考察了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后发现，“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比内向型的要好，因此走贸易自由化之路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动力。”[5-2]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有必要借助贸易自由化这个发展的动力。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借助国外的市场资源、技术资源等发展本国经济，在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互补中实现共赢，使中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为了实现国家的整体崛起，中国作为正在向贸易强国转变的发展中贸易大国，在政策制定上必须与世界规则相统一，积极建设和维护一个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的贸易发展环境。贸易自由化作为世界贸易领域中的统一原则有助于相互合作与相互依赖型贸易发展环境的建设，也有助于各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获得贸易利益。“贸易自由化具有两种最根本的效用。首先，它使资源的再配置趋向于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活动。其次，因为更高效的生产增加了收入，人们可以从其他国家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各国的消费也就增加了。”[8]中国贸易发展的事实表明，符合WTO制度原则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的贸易发展。WTO制度下的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应该充分发挥贸易自由化的这种“最根本的效用”，继续加大贸易开放程度，为中国的贸易利益服务。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基本含义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政府通过干预，改变不完全竞争企业的战略，使国际贸易朝着有利于本国企业获取最大限度利润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初形成的新贸易理论认为市场中不完全竞争是普遍现象，完全竞争才是特例，而且，产业领域存在规模经济递增。基于这种现实，新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张。其核心内容是由于当代国际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如果政府对大企业采取关税、补贴等战略性贸易保护扶持政策，就可以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帮助本国企业战胜国外竞争对手，从而占领国际市场，获取垄断利润，以达到增进本国福利的目的。国家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质是将市场经济体制中的竞争主体和利益主体由企业扩展到国家，将企业竞争力提升到国家竞争力，将企业竞争策略上升到国家经济政策，借助政府的力量和国家公共财力来应对国际化经营中的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这种“增进本国福利”的主要方式是将寡头行业利润从外国企业转移到本国企业，即贸易政策的利润转移效应(Profit-Shifting Effects)。中国目前正处于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过程中，“增进本国福利”也是中国贸易政策选择的长期目标，因此，战略性贸易政策可以成为中国的贸易政策选择之一。

中国加入WTO后，在分享多边贸易体制权利

的同时，也必须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推进工业化需要对一些“战略性产业”实施保护与扶持。另一方面，为顺应多边贸易体系的贸易自由化潮流，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削减贸易壁垒意味着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推动国内产业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由此将会使国内新兴的“战略性产业”面临由于扶持不足而难以发展的危险。如果新兴的“战略性产业”得不到发展，中国的经济就不可能拥有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中国就难以达到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目标。从世界贸易发展的历史看，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不存在的，几乎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对市场进行不同程度的干预，借助政府与市场的力量共同促进贸易发展。

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即不干预政策是最佳贸易政策选择。值得注意的是，自由贸易理论暗含着传统贸易理论的两个基本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及规模经济不变。但是，世界贸易市场不可能是完全竞争的，因此，“传统的贸易政策的结论可能因此已经不适合于当今世界。”[9]

从世界贸易发展过程来看，世界贸易市场几乎都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中，而“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出发点是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10]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在世界贸易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因此，建立自由贸易政策的环境与基础是不存在的。当代中国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过程，中国的贸易主体在世界贸易市场中也将是在不完全竞争或寡头垄断竞争的环境下实施贸易行为。

中国加入WTO后，减少了许多与WTO有关协议不一致的政府干预。但是，WTO制度原则并非排除政府干预，而是要求政府的贸易政策与WTO制度原则相一致，以更加高超和符合规则的手段和措施维护贸易秩序并干预贸易行为，促进贸易利益的最大化。

随着中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的颁布实施，中国各类企业通过登记可以自然获得进出口经营权。在出口企业数目增多的情况下，每一家企业都可能会高估自己的产品在国外市场上的需求量或需求规模，从而高估预期利润，结果是各家企业竞相出口，以致形成较低的出口价格和过度的出口规模。这种局面不仅容易造成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还可能引发进口国的反倾销或反倾销威胁。因此，为了维护进出口秩序，保障公平竞争环境，政府对贸易市场进行适度的干预是有必要的。

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看不见的手”能够发挥作用，“看得见的手”――政府干预也应该发挥作用。这种作用不仅表现在政府对进口的某种干预上，还体现在对出口的干预上。这种干预与否的基本尺度是，单纯靠市场因素能否使本国在重要产品的出口方面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不是最大的出口值或出口规模。当本国某种产品的出口增长过快时，政府所能做的是，提出预警建议，征收出口关税，或采取与征收出口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其目的是使本国获得出口贸易的利润最大化。相应地，当出口数量被限定在某种数量之内时，其在进口国市场上的价格也会相应上升，客观上避免了进口国同类企业的申诉。中国近年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受害国，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国内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因此，中国政府选择战略性贸易政策有利于对进出口市场进行合理有效的维护与干预，保证正常贸易的发展。

(三)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

在理论上，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都具有成为中国贸易政策选择对象的理由。但是，在中国现实的贸易环境下，二者并不是最适宜选择的贸易政策。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前提是世界贸易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的环境，而世界市场的实际贸易环境不是完全竞争的，只是朝着贸易自由化方向发展的一种不完全竞争状态，所以，当前的世界贸易环境并不存在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的现实基础。

关于战略性贸易政策也存在一定的问题。经济发展水平和原发性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上存在很大差距，战略性贸易政策形成的基础和定位的基点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强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发达国家，而合作创新和模仿创新是发展中国家科技进步的主要方式。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际竞争力和技术创新能力都有了一定的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产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在世界范围内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地位，所以，在中国采用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

根据中国目前所处的实际贸易环境和贸易条件，综合贸易自由化政策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优势，中国应该探索一条新型的贸易道路来加快发展正常的对外贸易，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因此，本文提出，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应该成为当前中国贸易政策的第一选择。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吸纳了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包括商品与劳动力自由流动等，也吸纳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关于政府对贸易行为实行干预的模式。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一种“攻守共存”式的贸易政策，对于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可以起到既改善贸易环境又促进贸易发展的双重效果。

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是在WTO制度下实行的一种尝试性的贸易制度，它既符合WTO制度规定的贸易自由化原则，又充分发挥了WTO这个政府间合作组织的协调功能，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贸易过程中实际执行的贸易政策，因此，积极的贸易防御政策适合于中国目前的贸易发展要求。

[参考文献]

[1]世界贸易组织秘书处．贸易走向未来[C].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

[2]美国商务部长埃文斯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3―09―08．

[3]王厚双．贸易战离中国有多远[N]．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9[-1]，10[-2]．

[4]桑玉成.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2．6．

[5]佟家栋．贸易自由化、贸易保护与经济利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1[-1]，3[-2]．

[6]张汉林，李计广．复兴之路：WTO与中国经济未来[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2．19―20．

[7]黄静波．WTO贸易政策规范及其扩展与中国贸易政策闭．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3)．

[8][英]伯纳德・霍克曼，[英]迈克尔・考斯泰基．世界贸易体制的政治经济学[M]．刘平，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6．

第8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 中国 新西兰 对外贸易 发展

2008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易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这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根据《协定》，在货物贸易方面，新西兰将在2016年1月1日前取消全部自华进口产品关税；我国将在2019年1月1日前取消绝大部分自新进口产品关税。在服务贸易方面，新西兰在商务、建筑、教育、环境等4大部门的16个分部门作出了高于WTO的承诺；我国在商务、环境、体育娱乐、运输等4大部门的15个分部门作出了高于WTO的承诺。在人员流动方面，双方承诺将进一步便利两国人员往来，新西兰将为中医、中餐厨师、中文教师、武术教练、中文导游等5类职业提供800个工作许可，并允许车工、焊工、计算机应用工程师、审计师等20类职业至少1000名中方人员赴新工作。在投资方面，《协定》就投资促进和保护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解决与投资相关的争端建立了有效的机制。此外，《协定》还针对中新两国在海关、检验检疫、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合作作出了制度性安排。

近年来，两国经贸关系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2010年双边贸易额近116亿新元。中国已成为新西兰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地。虽然新西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不是很明显，但是对于新西兰来说，与中国的对外贸易直接影响着其经济的发展。而随着《协定》的签署，两国贸易将如何发展，对于参与贸易的企业来说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更好利用《协定》提供的优惠条件。本文从新西兰和中国两国2000—2010年的贸易数据入手，分析目前两国贸易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然后基于“钻石”理论和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提出在《协定》基础上如何进一步发展两国贸易的对策。

一、理论基础

对于双边贸易发展的理论基础，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再到新贸易理论，从自由竞争到保护再到管理贸易，经济学家针对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提出了不同的理论和政策。本文将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以及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作为目前新中贸易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的理论基础，进而提出一些相关的政策建议。

1、波特“钻石”模型——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1990年，波特出版了其影响众多国家贸易政策制定的巨著《国家竞争优势》，并提出了其著名的“钻石”模型（如图1所示）。波特认为：如何将一国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一般来讲，取决于四个基本决定因素（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需求条件；相关及支持产业；生产要素）和两个附加因素（机会和政府）。波特指出，四个基本决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互相作用，直接影响着一国竞争优势的形成。而机会作为附加因素，它会改变四个基本决定因素进而影响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对于政府来讲，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四个基本决定因素进而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产生影响，反过来，四个基本决定因素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作为一种新贸易理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投资和创新对国家竞争优势形成的重要性。作为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来讲，所涉及企业的创造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能力及意愿非常重要，这需要企业在研发、学习等方面进行投资。

2、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

牛君、韩民春（2007，2008，2010）认为，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是在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中引入自主创新后所扩展出来的一个新概念，是指在寡头市场结构下，政府通过自主创新政策对国际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其干预的目的是改变市场结构或环境，进而提高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其中“战略性”指的是政府和企业在自主创新过程中各自所实施的策略。也就是说，政府在制定自主创新政策时要考虑本国企业和国外企业以及国外政府的反应，而国内企业在实施自主创新时也要考虑本国政府的政策对自己的影响以及国外企业和国外政府的策略影响。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实施的途径是：国家通过制定自主创新政策，对经济发展落后地区进行扶持，或对一些风险很大的高科技产业和特殊行业进行扶持，使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腾飞，使这些被扶持产业或行业产生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效应，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而带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一个经济体的全面发展。

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的重点在于强调政府在自主创新中的作用，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实施会直接影响到创新的结果，进而影响企业或区域乃至国家的竞争优势的形成。

无论从波特的“钻石”理论还是从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理论来看，创新是企业、区域乃至一个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的驱动器，创新作用的发挥在于企业和政府的投资和战略的制定。作为企业来讲，参与国际竞争可以采取的战略主要是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作为政府来讲，必须通过创新来形成国家竞争优势，以便参与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其战略，进而强化国家的竞争优势。

二、中国与新西兰贸易现状

1、从总量来看

从表1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来，新中贸易总量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从2000年的不足30亿新元增加到2010年的近116亿新元。新中贸易在新西兰对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由2000年的4.76%上升到2010年的13.49%，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递增，尤其是在2008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以后，两国贸易从总量和所占份额方面都取得了质的飞跃，和中国的贸易比重已经超过新西兰贸易总量的10%，说明中国已经在新西兰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2、从进出口商品结构来看

为了能够对新中商品贸易分析更加准确，本文采取国际贸易商品分类（HS）对贸易商品分为21大类（本文在写作过程中为了简化起见，采用了序号表示并对第21类商品不做比较）：01活动物；动物产品；02植物产品；03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动、植物蜡；04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烟草及烟草代用品的制品；05矿产品；06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的产品；07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08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鞍具及挽具；旅行用品、手提包及类似容器；动物肠线（蚕胶丝除外）制品；09木及木制品；木炭；软木及软木制品；稻草、秸秆、针茅或其他编结材料制品；篮筐及柳条编结品；10木浆及其他纤维状纤维素浆；纸及纸板的废碎品；纸、纸板及其制品；11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12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已加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13石料、石膏、水泥、石棉、云母及类似材料的制品；陶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14天然或养殖珍珠、宝石或半宝石、贵金属、包贵金属及其制品；仿首饰；硬币；15贱金属及其制品；16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其零件；录音机及放声机、电视图像、声音的录制和重放设备及其零件、附件；17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18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及设备、精密仪器及设备；钟表；乐器；上述物品的零件、附件；19武器、弹药及其零件、附件；20杂项制品；21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

从表2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可以看出，新西兰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动物产品，从201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09和11类三大类产品；而在2000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11和06类三大类产品，在2006年，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01、09和10类三大类产品。从表3新西兰从中国进口商品分类可以看出，2010年新西兰从中国进口的主要商品是16、11和20三大类产品，从各年度的数据也可以看出，这种进口商品结构的格局多年都没有多大变化。

从进出口商品比较来看，有意思的是两国贸易中第11类产品（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在两国的进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表4、表5可以看出，新西兰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51类产品，也就是集中于羊毛的出口，而从中国进口的主要是61、62、63类商品，这些商品主要集中于服装类制成品及其他一些纺织制成品。

从两国进出口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这种贸易形态基本符合传统贸易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的解释范围。新西兰属于农牧业发达的国家，故在农牧业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中国在服装业、制造加工业等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

三、中国与新西兰贸易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中新两国对外贸易随着《协定》的签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中国对新西兰经济的影响力也日益增长，但两国贸易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新中贸易多年来逆差不利于两国贸易发展

从图2可以看出，新中贸易多年来一直处于新西兰逆差、中国顺差的状况。自2000年以来，新中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到2008年达到逆差的最大值，2009年开始，逆差开始缩小。从理论上来说，长期的贸易逆差会影响两国的贸易关系，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贸易摩擦。今后两国在贸易中要重视进口，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使两国贸易基本实现平衡，促进两国贸易健康稳定发展。

2、新中贸易中工业品贸易层次低

从表6、表7可以看出，虽然新西兰从中国进口工业品不管从绝对量还是从增长速度来看都有很大的发展，但是从具体进口的商品来看，新西兰从中国主要进口的商品是低层次或附加值相对比较低的84、85类工业品，而一些高新技术产品或高附加值产品如汽车、航空航天产品等进口量非常低。

3、新中贸易商品结构有待改善

从表2可以看出，新西兰从中国进口的农产品产品较少，从中国进口的珠宝首饰类产品量也不大；另外，对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12、13类产品的进口量也不是很大。一方面，新西兰本国由于气候原因，农产品产量和品种等都满足不了本国市场的需求而需要大量进口；另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生产大国要出口的农产品量也很大。但是，目前的贸易商品结构还没有真正发挥两国竞争优势，实现经济互补。

4、新中贸易中各自企业的竞争优势没有形成

通过表2—7贸易数据可以发现，虽然新西兰和中国近年来贸易发展迅速并遵循传统贸易理论的贸易形态，但是从贸易量和贸易范围来看，两国的比较优势都还没有转化为竞争优势而形成强有力的竞争力。其主要表现为新西兰作为主要的畜牧产品出口国，向中国的出口量不是很大，而中国作为工业品加工大国，新西兰从中国的进口量也不是很大。

四、进一步发展中新贸易的对策

2008年，随着《协定》的签订，新中贸易从量上和所占新西兰贸易的比重方面都产生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新西兰国内经济的衰退，如何发展新中贸易，这将直接影响两国相关企业的发展，也会直接影响《协定》的实施，这也是新中贸易今后一段时间内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

1、进一步发挥新中两国的比较优势

从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来看，新中两国的对外贸易基本发挥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优势。但是新西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一直不高，其比较优势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新西兰的国家优势来看，新西兰政府严格的农产品标准使该国的农产品质量非常好，这就需要两国政府更进一步加强市场信息建设，在《协议》的基础上扩大新西兰农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满足中国国内市场对更高质量农产品的需求。从中国在新西兰对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来看，中国应进一步加强在纺织品、小家电等产品方面的市场份额，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2、中国的中小企业要加强对新西兰市场的开拓

在市场开拓方面，由于新西兰国内消费市场相对比较小，所以比较适合中小企业的市场对外开拓。在《协定》的基础上，我国相关中小企业应加强对新西兰市场的研究和信息的获取，掌握新西兰国内的法律法规要求，通过驻新西兰大使馆商务参赞处、华人组织等机构，扩大对新西兰市场的开拓。

3、构建两国中小企业的企业竞争优势

波特（1990）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必备条件，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就必须要求企业在国家竞争优势背景下通过R&D和创新实现企业的持续竞争力。作为中小企业来说，提高竞争力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研究自身的价值链，找准提高竞争优势的角度。一般来讲，这种竞争力主要表现在商品的质量和价格、商品满足消费者的偏好、售后服务等方面的创新方面。比如在纺织品方面，中国的中小企业就必须将创新的重点放在品牌的提升、产品品种的开拓，进而提升自己的竞争优势上。故此，在《协定》的基础上，通过双方的自由贸易，实现企业之间的交流和竞争，进一步促进企业在各自竞争优势上的投入，进而构建两国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

4、在《协定》基础上加强信息的共享

为了进一步促进新中两国贸易的发展，在《协定》的基础上加强信息的共享是促进两国贸易发展的有效手段。比较实际的做法是两国首先在各自政府网站上开辟专门窗口，用中英文介绍两国贸易政策、产品需求及供给等，使两国有贸易倾向的企业能够轻松获取贸易信息，实现两国对外贸易信息的共享。

5、改善进出口商品结构，实现贸易平衡

新中两国贸易的商品结构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协定》的基础上，两国要进一步合作，加强高新技术产品、汽车产品等在两国贸易中所占的比重，扩大两国服务贸易的范围（比如说旅游业：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自然风光差异巨大，又地处南北两半球，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这就要求两国政府有针对性的制定一些措施来促进两国旅游业的发展），实现两国贸易的互补，促进两国贸易的发展。尤其中国方面要进一步扩大从新西兰的商品进口，努力改变新西兰的逆差状况，逐步实现两国贸易的平衡。

五、结论

综上所述，自新中两国《协定》签订以来，新中贸易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尽管目前世界经济处于复苏阶段，新中两国贸易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有待改善的地方，只要两国政府和企业按照《协定》的规定，相互了解和信任，在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指导下，新中两国的对外贸易将会在各自的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各自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注：本文为作者在新西兰梅西大学（Massey University）做博士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牛君、韩民春：基于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8（8）.

[2] 牛君、韩民春：自主创新与战略性自主创新政策[J].当代经济，2007（2）.

第9篇：经贸政策论文范文

关键词：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深化；拓展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1-0-01

前言

国际贸易学作为研究国际贸易关系的一门学科，在我国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其目标是研究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和运动规律，其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在国际政治关系缓和，国际贸易数量激增的背景下，国际贸易学得到了大发展、大繁荣，但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始终未变，仍然是国际贸易理论、贸易政策和贸易实务三大模块。这些模块在促进国际贸易学在国内快速发展、成型、普及上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这些模块也限制住了国际贸易学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因此，必须要研究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研究国际贸易学对象不能空穴来风，必须要以研究国际贸易关系，即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为前提。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1.国际贸易的产生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化分工产生，产品交换意愿和能力产生。国际贸易的雏形是原始社会（不同氏族公社或部落）之间的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促使狩猎业、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之后手工业又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商业从手工业中分离出来。随着货币和国家的出现，国家之间的贸易开始产生，这种贸易关系是以货币为中介载体进行的。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了国际贸易关系的产生，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又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速度。

2.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的发展是伴随着国家形态而发展的，大体可以分为奴隶社会阶段、封建社会阶段、资本主义社会阶段等社会阶段。每个阶段的国际贸易发展程度不仅与生产力的发达程度相关，还与该阶段的社会类型相关。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生产力低下，交通工具简陋，因而国际贸易的内容以奴隶主喜爱的宝石、香料为主，贸易的范围也十分狭小。

在封建社会，货币得到相当程度发展，科技也得到了发展，人们开始远洋航行贸易，交易的物品内容以瓷器、布匹、茶叶和简单的手工业产品为主要内容。

在资本主义社会，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在第一次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和地理大发现促成了国际贸易。

二、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研究对象

1.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化大分工的必然结果。国际贸易学主要研究国际贸易的产生、发展历史，阐述国际贸易学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社会形态下发展的状况，包括规模、内容和范围。三次科技革命间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2.国际贸易理论及相关学说

国际贸易理论和学说不仅研究国际贸易的历史和现状，而且还研究国际贸易的发展趋势，把理论研究的成果转化成实践成果，让理论研究推动实践中的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学是西方经济学中最有成就的经济理论之一。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家以及后来的其他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和学说，为建立国际贸易学、发展国际贸易学奠定了基础。把所有的国际贸易学理论和学说概括起来就是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各种学派对国际贸易学从不同角度和程度深刻地诠释和探索。

完备国际贸易学，丰富理论体系，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不仅可以提高我国的国际贸易学理论研究水平，而且也能推动我国对外贸易事业的发展。

3.国际贸易政策

国际贸易政策有利于保障国际贸易理论的具体实践应用和实现国际贸易利益。各种政策对贸易往来产生直接影响，国际贸易不仅影响到交易国的贸易利益，而且还影响到交易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研究各国的国际贸易政策十分必要。

4.国际贸易制度和协调机制

国际贸易是多个国家进行的贸易，因此要掌握多边国际贸易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规章制度、基本原则、主要内容，国际贸易学必须要把这些内容作为重点内容。

5.国际贸易方式和手段

国家贸易日益繁荣、规模扩大、种类繁多，相应的国际贸易方式和贸易手段也越来越复杂、多样，除了传统的贸易方式继续运行外，还有诸如加工贸易、信息贸易、电子贸易和商务贸易，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出现，优化了传统的纸式贸易方式，提高贸易效益，国际贸易方式和手段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电子商务既是国际贸易手段的新课题、新方法，也是国籍贸易学中的新课题、新方法。

6.国际贸易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事物，而是与国际政治、金融、社会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支付、结算和信贷等关系到金融的理论同国际贸易相结合，就会出现诸如经济一体化和跨国公司等问题，这些问题同国际贸易密不可分，对国际贸易有重要影响。

7.一些重要经济体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措施

上个世纪崛起的发达国家优先制定了国际贸易准则，在国际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研究这些国家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一些处于发展中的贸易大国的贸易政策也是非常重要的，很有学习研究的必要。研究一些重要经济体的贸易特点和政策措施，有助于改善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状况，建立合理的国际贸易新秩序，沟通南南合作和南北合作渠道。

三、结论

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具有重要理论现实意义，研究理论的目的是服务于实践，丰富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提高我国的对外贸易能力和维权水平，保护我国的合法权益。我国先后加入“上海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贸易自由区”等经济一体化组织。在与外国进行双边或是多变贸易中我国经常遭受外国的反倾销、发补贴制裁，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享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才能享有的待遇得不到落实，通过深化和拓展国际贸易学研究对象来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7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