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戏曲中的“循吏剧”及文化成因分析

摘要:清中后期,表彰“循吏”事迹的“循吏剧”大量涌现,虽然很少上演,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士人文化的重要载体。“循吏剧”的出现与士人的“循吏”理想、清中后期的社会现实以及戏曲艺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等密切相关。“循吏剧”中的“循吏”不仅具有社会身份,同时还具有文化身份。通过考察“循吏剧”的功能形态与文化渊源,可以更好地了解清代士人阶层的文化动向。

关键词:“循吏剧”;清代戏曲;士人文化;文人剧

提起明清两代的文人剧,学界历来评价较低,究其原由,即创作与舞台的分离。《中国戏曲通史》曾指出:“明中后期,北杂剧的发展,继宫廷化之后,又出现了脱离舞台演出、只供案头阅读的案头剧,和纯音乐的个人清唱剧的倾向,更标志着北杂剧的进一步衰亡。”①“南杂剧在剧本形式上虽然较之北杂剧有所发展,但在思想内容上局限于文人、士大夫个人感情的抒发,多是案头文学,缺乏上演价值,很难普及到广大老百姓中去。这种脱离群众、脱离舞台的体制上的形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②胡忌在《宋金杂剧考》中说:“根据戏剧发展史的眼光来看,能上演的东西到底是活的,有生命的,因而其价值也大。”③在《昆剧发展史》中,他评述清嘉庆年间朱凤森所作《平錁记》时说得更不客气:“以剧本为文体,尽吹捧之能事,至此可知文人剧之末路已到了何等地步!”④痛惜之情,溢于言表。从现代戏剧艺术的观点来看,上述评论颇有道理。不过,明清两代的文人剧既是戏曲艺术,也是士人文化的产物,忽略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窥见其精神全貌。因此,本文回归历史语境,通过考察“循吏剧”的功能形态与文化渊源,以期更好地了解清代士人阶层的文化动向。

一、前文提及胡忌对朱凤森剧作的看法,本文就从朱剧谈起。

朱凤森(1776-1832),号韫山,广西临桂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在河南浚县前后做过四任18年的县令,终卒于任上。《平錁记》是一部四折杂剧,创作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朱氏在卷首“自序”中写道:嘉庆庚辰春,勺洋见余《守浚日记》,因出其《尊甫青萍观察擒马錁事》,余击节叹赏不置。时方请假多暇,遂仿元人百种曲,作《平錁记》四出,窃欲为观察广其传也。⑤勺洋乃朱凤森好友李兆元,朱氏说得很明白,《平錁记》一剧是为表彰好友李兆元的父亲“青萍观察”而作。因此,剧中人物大多以真实身份出场,其中的李锳即擒拿流贼马錁的“青萍观察”。朱凤森与李兆元同在河南为官,相交亲厚,同时与二人交厚者还有许鸿磐。许鸿磐(1757-1838),字渐陆,号云峤,又号六观楼主人,山东济宁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早年做过泗州知州,嘉庆二十二年(1816)补禹州知州。至道光初年丁忧去职前,其行迹大都在中州。许氏与李兆元、朱凤森交往甚密,他还创作过一部《守浚记》,意在表彰朱凤森“守浚”之功。“守浚”之事发生在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白莲教在豫北滑县起事,浚与滑相距甚近,首当其冲,朱凤森带人守城三月余,后清廷大军赶到,其事不久平息。朱凤森将此事看作自己为吏期间的一件大事,特书一笔,编成《守浚日记》。许鸿磐读后十分欣赏,为其作序,随后又据此创作杂剧一部,题名《守浚记》。许氏在“弁言”中说:夫韫山一书生耳,乃能据危城抗强寇凡十余日,援至而城完,既保其境而西南邻邑皆资屏障,是亦可歌可咏矣。⑥可见,此剧的创作目的与《平錁记》一样,均为主人公“广其传也”。李兆元《十二笔舫杂录》卷七云:许云峤鸿磐,济宁人,辛丑进士,丁丑夏来豫,以州牧候补,著有《方舆考证》一百卷及《河源述》《泗州古迹考》等书,与余及韫山昕夕相过从,谈诗文至夜分不倦。⑦丁丑为嘉庆二十二年(1817),许氏来豫后,与朱、李交往甚密,乃至“谈诗文至夜分不倦”。除诗文外,三人交往时还有重要话题。朱凤森就曾言:“余与李子勺洋交最契,不独以诗文相唱酬,并以古循吏相切劘。”⑧那么,现实中的三人是否为循吏呢?《光绪续浚县志》载有朱凤森的小传,云:朱凤森,字蕴山。广西临桂进士,嘉庆十五年官浚县知县,先后四任十八年。教匪倡乱,由滑逼浚,凤森率僚佐悉力保守,事闻,加同知衔。著有《守浚日记》《守城诗》。城内浮邱山尼狐蛊,凤森捕逐,即其地为蕴山书院。殁后,追慕肖像,祀忠义王公祠,崇祀名宦祠。⑨朱凤森在浚保护地方,缉捕盗贼,修建书院,死后入祀祠堂,堪称“循吏”典型。许鸿磐出仕时也“所至有循声”,⑩由此可见,朱氏所言并非虚妄。

二、与以往戏曲相比,《平錁记》《守浚记》在内容和主题上较为特别,作品以真人实事入剧,意在对主人公进行表彰。

综观清代文人剧,这类作品并不少见,可视为清代特有的一种戏曲文化现象。清代短剧集《吟风阁杂剧》内含三十二部一折短剧,其中,《汲长孺矫诏发仓》《东莱郡暮夜却金》等均为表彰“古循吏”而作。作者杨潮观20岁时就编撰《古今治平汇要》,“以古贤自期”,后在山西、河南、四川等地做过十六任县令,有过不少善举,但却并未将自己的为政事迹谱入曲中。清代,表彰同时期“循吏”事迹的戏曲作品以《遗爱集》中的《岘山碑》《虞山碑》为最早。《遗爱集》是纪念康熙初年常熟知县于宗尧的作品合集,除常熟诸生陆曜、程端所编《岘山碑》《虞山碑》外,尚有杂文、乐府各一卷。陆、程二生所作杂剧主要讲述了于宗尧勤政爱民以致积劳成疾卒于任上的事迹。乾嘉之后,这类作品突然在剧坛上多了起来。韩锡胙,乾隆十二年(1747)举人,官至苏松粮道,戏曲作品有《南山法曲》《砭真记》两种。其中,《南山法曲》系表彰无锡知县吴爱棠之作,金世昌跋云:今观韩为吴作寿序,且制《南山法曲》以侑觞,其倾倒于吴可谓至矣。由此可见,《南山法曲》不仅是颂扬祝寿之作,同时也是士人交往的产物。与朱凤森同时代的汪应培编有杂剧集《南枝莺啭》,内收杂剧八部,其中的《棠宴曲》与《公宴》都是写剧作家本人及友人的为政事迹。戏曲家卫大壮曾与汪氏同在河南内乡为官,其《题〈堂燕词〉后》(《堂燕词》即《棠宴曲》)一诗云:……似此官民成一体,说法何妨自现身。远近闻之冁然喜,公谱新词情难已。愧我登场两闲曹,隔席分荣近在咫。汪氏的八部杂剧均自写身世,为吏生涯自然是其作品的重要题材。其他颂扬循吏事迹,表现同僚友情的作品还有汤贻汾的《逍遥巾》、罗瀛的《祷河冰》等。此外,刘永安的《冰心册》系表彰名将之作,从性质上看也可归于此类。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吴宝镕作于光绪年间的《太守桑传奇》是此类作品的晚期之作,主要表彰处州知府陈璚的勤政事迹。陈璚在剧中自述:下官力求振顿,勉与扶持,为谈五鹿之经,特腆双鸡之膳,惟是教于既富,儒素方真,织以继耕,女红并重,且力行乎勤俭,乃可保乎长久。今刻《栽桑摘要》一书,并捐廉俸数百缗,向嘉湖等处,购运桑秧,分植城乡,劝民勤织。14此类“循吏剧”在清中后期大量涌现,其文化成因是什么呢?这需要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寻找答案。

三、“循吏剧”的产生源于剧作家的社会身份。

如前文所述,“循吏剧”的创作者几乎都曾担任过地方官吏。自汉代起,地方官吏大多自觉遵从儒家理念,以改善民生、教化地方为己任,是为“循吏”。余英时先生就曾说:“二世纪班固《汉书》开始流传,西汉循吏的事迹更发生了示范的作用,‘循吏’一词也成为对地方官的最高礼赞。”以“循吏”的身份谱写“循吏”事迹,对创作者而言,自然驾轻就熟。朱凤森在《平錁记》中就花了不少篇幅来描写李锳在地方上的善政,其中一首曲子这样写道:[滚绣球]兴孝弟,厚民风。修学校,师儒董。亏煞你劝农力穑,可喜的百里内栉比崇墉。近日价花村无犬吠,粟廪有尘封。只道你来何暮,舆人兴颂,谁知你升去花封。咱恨不得使君留,共挽青丝鞚。但把你德政镌,生祠供,怎忘的阖境恩浓。其次,“循吏剧”在清中后期大量出现,与其时严峻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乾隆晚年,“吏治趋于腐败,诸弊丛生,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反抗斗争蜂起”,已现衰落景象,嘉庆年间,社会矛盾更加突出。关于“守浚”之事,朱凤森在《守浚日记》中虽有解释,但客观上也暴露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守浚”事后,朱凤森将主要精力花在抚恤地方上。《守浚记》中有一首曲子唱道:[朝天子]痛死者长已矣,看生者半创痍。俺存生吊死皆关意,好教俺左支右绌费撑持。官与民皆空匮,既值年饥,又遇兵役,真是剥肤椎髓难存济。俺待无米求炊,无布求衣,只好请赈恤,暂为您图生计。朱凤森深感现实严峻,作为“循吏”,他必须肩负起身上的职责,但面对地方残破景象,他又感力量不足,只得寄望于朝廷赈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以李棠阶为代表的理学家们仍寄望于儒家伦理道德,在他们看来,“循吏”在衰败的社会中更应肩负重要责任。李棠阶在同治元年八月九日受皇帝召见时说:治天下只在安民,安民必先察吏。今日之盗贼,即前日之百姓,多由地方官贪虐逼迫,激成变乱。今非彻底查办、轻徭薄赋不可,而非择廉正之督抚则不能。正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循吏”在危难时局下被赋予了越来越重要的职责。另一方面,无论官方还是民间,表彰“循吏”的举措比以往有了大幅加强,“循吏剧”的产生便是直接反映。《守浚记》第四折名《颂功》,述一位老诸生弹唱北曲,颂扬朱凤森守城功绩。其词略云:(净副去粉墨杂二扮绅士上)我等皆濬县绅士也……(生蟒补五品顶戴挂珠上与众相见介)……(副净)老父母竭尽心力,留得合城性命。五中感激,难以言传,谨制成《守孤城》北曲一套。(指净介)他是学内老诸生,精于音律,弹得好三弦。因令他按谱弦歌,以代传我等颂扬不尽之意。此处的“老诸生”即汉代教化乡里的“三老”人物,其为士阶层中的一员,平日为乡野村民创作劝善歌谣,此处则被请来为县令弦歌颂扬,从中可见“循吏剧”在民间的文化渊源。再次,由于戏曲在中国民间传统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以戏曲的形式表彰“循吏”是自然之事。“循吏”以改善民生、教化地方为己任,广大民众则会以民间特有的方式颂其功绩。据《汉书•循吏传》可知,常见方式有立祠、编歌谣等。伴随歌谣的流行,“循吏”的事迹也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至明清,歌谣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被戏曲取代,余英时先生说:“16世纪以来,由于商人阶层的兴起,城市的通俗文化有了飞跃的发展;戏曲小说便是这一文化的核心,因此才引起了士大夫的普遍注意。中国的大、小传统之间也再一次发生了密切的交流。”到清代,文人士大夫已普遍认可戏曲的作用。焦循《剧说》卷六“古人赖以传者有四”条云:韩邦奇作其弟邦靖行状,末云:“恨无才如司马子长、关汉卿者以传其事。”吾友叶霜林尝云:“古人往矣,而赖以传者有四:一叙事文,一画,一评话,一演剧。道虽不同,而所以摹神绘色、造微入妙者,实出一辄。”面对戏曲的发展及其影响力,政府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应对措施:一是对其中的“淫词秽语”通行禁毁;二是化俗为雅,利于教化。于是,戏曲便成为了清代文人表彰“循吏”的重要文化载体。

作者:赵星 单位:平顶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