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税负及影响因素探究

【摘要】文章以2015—2019年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减税背景下广东省制造业税负情况，进一步实证分析了影响税负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特征、政治关联与税收征管能力都会影响企业税负。高新技术企业特征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税负、一定的政治关联会提升企业税负，而税收征管能力的提升与企业税负呈显著负相关。研究结论丰富了税负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在实践中加强税收征管能力和引导制造业“高新化”转型升级对企业充分享受减税降费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政治关联；税收征管；企业税负

一、引言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释放劳动人口红利、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现代化的速度和水平。作为制造业大省和强省，广东省2019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7671.07亿元，比上年增长6.2%，第二产业增加值43546.43亿元，增长4.7%，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33.6%。可见，制造业对全省经济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支撑作用。而在现代服务业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之际，我国制造业仍面临着产能过剩、成本上升等一系列问题，税负无疑会成为企业在“中国制造2025”转型升级道路上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几年，国家频繁出台减税措施，包括税收减免、降低税率等直接优惠和投资抵免、加计扣除、减计收入等间接优惠政策。减税规模从2017年的1万亿元增加至2019年的2.36万亿元，旨在降低企业税收负担。然而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同时，税收仍以一定的速度在增加。2019年广东省税收收入总额23789亿元，增长0.6%。企业税负“痛感”依旧存在，以确保所有行业税收只减不增为目标的“营改增”也显示出企业获得感总体不乐观的结论（李普亮、贾卫丽，2017）；文政等（2018）以深圳高新技术企业为例，测算了“营改增”试点改革下部分企业实际税负率不降反增的结论；更有研究表明，“营改增”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的税负水平（叶显、吴非等，2018）。中国企业研究所2017年的统计资料显示，“营改增”试点后的2012—2016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实际利润税负由61.6%上升至74.2%。减税政策的实际效果与预期目标之间的偏差引起了广泛关注。因此，探讨影响税负的因素仍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为全面了解广东省制造业的税负现状，并由此展开对税负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选取了2015—2019年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这一时间跨度涵盖了如“营改增”、减税降费等最新税收政策变化，以期为评价各项减税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一定参考，为深化税制改革提供微观层面的证据，以推动广东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步伐，优化制造业的长期发展规划，保持广东省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制造业从“广东制造”向“广东智造”转型升级。

二、文献回顾与假设提出

目前，研究税负的文献比较丰富。一是以行业为样本进行税负考察，如包燕萍（2019）测算了房地产行业的税负水平，认为房地产行业宏观税负水平居其他行业之首；汽车制造业所得税税负变化异常（刘建民等，2013）；杨李路（2020）测算了黄河流域地区的宏观税负，发现地区间税负存在较大差距，税负痛感也“冷暖不均”。二是学者就税负影响因素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认为宏观因素如税制结构、税收努力、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征税机构等，微观因素如企业规模、投融资决策、固定资产密度等都会影响企业税负。但从现有研究来看，以带有区域特征的制造业为对象的研究不多。另外，由于衡量税负的指标口径不相同，也使得研究呈现出不同的结果。“改在服务业，利在制造业”的“营改增”政策全覆盖，使得增值税抵扣链条机制得到很好的贯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抵扣链条打通后，制造业的进项税抵扣显著增加，制造业成为“营改增”的“净受益者”，税负也因此受到影响。在减税背景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基础制造业如农产品制造业给予自产农产品免征增值税、适用低税率政策等；对于先进制造业，如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给予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享受研发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优惠政策；对出口产品制造业实施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免、抵、退”优惠政策；对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实施增值税低税率政策；对废弃资源综合利用制造业采取增值税即征即退、企业所得税减征的优惠政策等。而普通制造业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皮革业，高污染制造业如家具、汽车制造业，有色金属、造纸业等，都无法受益于国家一系列的减税优惠政策，甚至生产应税消费品的制造业如烟草制品、酒类制造业等在消费税环节还被实行加成征收。在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情况下，其税负下降更是不明显。符合条件的企业不仅能享受各类税收优惠政策，且各项政策也能促使企业产生避税激励使企业税负下降（吴祖光等，2017）。黄蓉、易阳等（2013）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企业资格的认定可以有效帮助企业显著降低税负水平。而普通企业和国家限制性制造业企业不仅不能享受优惠政策，更无政策依据进行税收筹划。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税收差异受到企业产业特征的影响。据此，本文提出假设1：H1：不同的产业税负承担水平不同。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强制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方式，企业税负因此天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Epstein（1969）很早就提出“公司已步入政治竞争时代”。政治关联是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重要体现，本文中的政治关联主要是指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具有政府背景或者曾经任职于政府而与政府建立的关系。国内外已有研究表明，政治关联存在于税收优惠、信息披露和经营业绩等多种经济活动中。我国很多企业的高管具有政府背景（吴文锋等，2009）。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其高管往往是政府委派的，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更多的是地区政府为了树立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典型而给予企业主政治荣誉和地位（于蔚等，2012）。“政治成本假说”（PoliticalCostHypothesis）认为，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容易成为政府机构的关注企业，政府会干预其进行税收筹划的动机和决策，从而给企业增加税费负担。Hanlon等（2010）认为如果大公司投入资源进行税务筹划，会因受到媒体负面关注而带来损失，产生政治成本，表现出较高的实际税率。孙铮等（2005）认为，有政治关联可被视为反映企业经营表现的一种重要声誉机制，公司受到公众关注程度高，实际税收负担也越高。国有企业因其自身复杂的委托机制，一方面管理者没有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周期，特别是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其需要支付更多的税收以支持当地政府实现稳定的财政收入目标，担负着稳定当地税收的责任，因而承担更多的税负（吴联生，2009）。陈春华、曹伟（2019）研究发现，积极的税负承担有助于增加国有企业高管的晋升概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H2：一定的政治关联将提高企业税负。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制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高税率、疏征管”，税务机关为完成税收任务指标，在不同的经济周期，会选择不同的税收征管手段。陈晓光（2016）通过研究财政压力与税收征管强度之间的关系，发现税收征管强度会受到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影响。在经济形势向好、税源充足时，采取让利于企业的方式；在经济下行时，严格执行税费征收，甚至采取征收“过头税”等方式提高税收征管率，确保地方财政收入。2017年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变税收征管方式提高税收征管效能的指导意见》中提出各级税务机关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以推行纳税人自主申报纳税、提供优质便捷办税服务为前提，以分类分级管理为基础，以税收风险管理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推进税收征管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努力构建集约高效的现代税收征管方式。税收征管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强化征管能力，提升征管水平。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缩小了税务机关及税收工作人员的自由裁量权，规范了税收稽查，而且大大降低了企业被额外征税的可能性。李艳等（2020）研究指出，金税三期增强了税收征管能力，地方“税收征管空间”缩小。同时，征管的规范倒逼企业提高纳税遵从，引导企业采用更为科学也更合规的手段设计业务流程进行税收筹划。因此，本文提出假设3：H3：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可能会降低企业税负。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描述

本文选取2015—2019年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初始样本依据以下原则进行筛选：（1）剔除被ST和PT的公司；（2）剔除财务会计数据或者相关指标缺失的公司。本文所使用的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有关政治关联的高管个人资料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本文所使用的企业税负、广东省各地区生产总值（GDP）等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局。

（二）变量的选择及度量

1.企业税负。如何科学合理地衡量税负水平，是研究企业税负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国内外学者对于实际税负的衡量指标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大部分学者都以企业所得税为研究口径。然而，根据本文对广东省税收收入的统计发现，2019年我国增值税和营业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高达46%，而企业所得税的占比为19.88%，如表1所示。因此，在研究企业税费负担时，不能只考虑所得税的影响，应当考察包括流转税在内的综合税费负担。本文借鉴刘骏、刘峰（2014）采用的税负计算指标：Taxburden=TaxNcf/Sales，其中，TaxNcf为企业支付各项税费产生的净现金流出，金额等于“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企业现金流量表中“支付的各项税费”项目包含企业应当交纳的各种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项目则包含了企业收到的全部税费返还。因此两者之差基本涵盖企业当期全部税费净支出。Sales的值取自企业当期利润表中“营业收入”项目。2.产业特征（Industry）。上市公司属于高新技术行业，该变量为1，否则为0。3.政治关联（Political）。目前衡量政治关联的指标主要包括三种：大股东或高管的政治关联、大股东或高管与政治家的私人关系以及国有控股或国有股比例。考虑到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借鉴余明桂等（2008）对政治关联的定义，即公司董事长、监事或总经理曾经在政府部门、银行等单位任职，或曾经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即认为公司存在政治关联，有政治关联为1，否则为0。4.税收征管。本文借鉴陈德球、陈冬等的方法，通过计算实际税费负担比率与预期税费负担比率来衡量税收征管强度。税收征管强度=各地区实际税费负担比率/预期税费负担比率，该指标越大，表示当地税收征管力度越大。计算公式如下：其中，Taxfi，t表示i地区t年的税收收入，GDPi，t表示i地区t年的GDP，Ind1i，t表示i地区t年的第一产业值，Ind2i，t表示i地区t年的第二产业值，Openi，t表示i地区t年的进出口总额。通过将上述数据代入模型（1）进行回归，可以得到系数的估计值，计算得出预期的可获得税费负担比率Expecti，t（Taxfi，t/GDPi，t）。5.控制变量。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公司税负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报酬率（Roa）、企业资产规模（Size）、存货密集度（Invenint）、资本密集度（Cap）。各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检验上述假设，拟运行如下回归模型：Taxit=β0+β1Indit+β2Politit+β3Teit+Control+ε（1）其中，β0代表常数，Ind代表产业特征，Polit代表公司是否存在政治关联，Te代表税收征管强度，Control代表各控制变量，ε代表残差。进一步地，本文还考察了税收征管和产业特征的协同效应，并针对企业的不同政治关联影响进行分组回归，拟设置模型（2）：Taxit=β0+β1Indit+β2Politit+β3Teit+β4Teit*Indit+Control+ε（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Tax的最大值为1.388，最小值为-1.369，均值为0.048，这说明样本企业总体税负在4.8%的水平。这与李春瑜（2016）对制造业上市公司2009—2014年税负测算值5.4%—6.15%和东方财富Choice统计的1374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披露的2020年度税负4.5%，较2019年下降0.48个百分点的水平相当。说明近几年的减税政策对降低制造业总体税负起到了积极作用，制造业上市公司分享了减税降费红利。表4则报告了有政治关联和没有政治关联、高新技术和非高新技术样本企业的描述性统计。检验结果表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税负均值为0.045，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税负均值为0.056，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税负低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两者均值显著性为0.004，说明是否具有政治关联的上市公司税负具有显著差异；非高新技术企业税负均值为0.063，高新技术企业税负为0.043，均值之间的显著性为0.037，说明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低于非高新技术企业。

（二）回归结果分析

为了检验本文假设，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回归结果表明，在全样本下，产业特征与税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高新技术企业因为充分享受各种减税降费政策，税负相较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更低，假设1得到验证。进而，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有政治关联和没有政治关联企业分别进行回归，可以看到，没有政治关联企业的高新技术产业特征属性对税负的影响仍显著为负，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意味着产业特征对税负的影响在没有政治关联企业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政治关联与税负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政治关联有可能提高企业税负，验证了假设2。同样地，本文将样本划分为高新技术企业和非高新技术企业分别进行回归，发现政治关联对税负的正向影响在高新技术企业中比在非高新技术企业中更显著。征管强度与税负在5%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即征管强度越大的区域税负越低，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而且，税收征管对税负的作用相较于存在政治关联的企业，在没有政治关联企业中更加明显。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有其合理性。例如资产负债率，由于利息具有节税作用，资产负债率（Lev）越高，其实际税负相对要低，因此其与税负负相关。盈利能力（Roa）与税负正相关，表明企业盈利能力越高，企业承担的税负会相应增加；企业规模（Size）在全样本下表现不显著，但在没有政治关联和非高新技术企业中都呈现显著负相关，因企业规模越大，越容易受到公众关注，其税负较高。存货密集度（Inven）在全样本下的表现也不显著，但在有政治关联和高新技术企业中呈现显著负相关。资产密集度（Cap）这一控制变量不显著，这与之前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一致。为了进一步讨论税收征管、产业特征对税负的综合影响，本文对二者进行了交乘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上述回归结果表明，Te*Industry变量估计系数为负且高度显著，严格的税收征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身份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税负。这可以解释为企业为了达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的标准，其各种制度安排与核算都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更是对高新技术企业规范运行的保护，因此，高新技术企业的税负更低，这与前文的结论一致。同时，也可以理解为税收征管强度的增加会迫使企业加速对高新技术资格的认定，或者通过进一步创新生产组织形式、商业模式，延伸服务链条，以制造业为基础转变为制造+服务、产品+服务的方式实现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从而降低企业税负。具体来看，交乘项（Te*Industry）在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可以解释为，税收征管的规范、高新技术企业的资格都削弱了政治关联对税负的影响，表明在制度和市场监管环境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政治关联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这一结论丰富和补充了政治关联与税负这一非市场力量的作用。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分析广东省制造业减税背景下税负总体情况的基础上，以2015—2019年广东省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影响广东省制造业税负的因素。研究发现，高新技术特征能显著降低企业税负，政治关联却在减税降费背景下提升了企业税负，所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提升使税收征管工作更加规范，降低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通过上述研究可知，高新技术企业相较于非高新技术企业充分享受了税收优惠政策的红利，因此，应继续稳步推进传统制造业供给侧改革，使制造业“高新化”，从要素集约化、技术绿色化、价值链攀升、生产智能化四个方面促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余东华等，2017）。同时，从制造业的基础地位出发，仍应考虑加大产业优惠，放宽税收优惠标准与门槛，保护基础类、处于成长期的制造业企业，推动社会的平衡发展，充分体现减税降费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作用。另一方面，税收征管能力的提升对企业发展和资源优化配置都将起到积极作用，在目前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下，加强税收征管也是构建公平的现代化财税体制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应稳步推动金税四期的实施，加强税收征管能力，改善企业的纳税环境，缩小企业间的税负差距。

作者:吕静宜 吴佳宁 单位:广州软件学院财经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