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探讨

摘要:主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表征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以生命力，关系到其文化整体的实现;传播影响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并重塑着广大受众的文化认同选择。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的文化传承结构的失衡、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文化传承功能失位与价值迷茫、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重构，必须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其社会责任，努力拓宽信息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在加强信息监管的同时，注重发挥“意见领袖”的文化引领功能，努力建构起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关键词:体育文化;民族传统;传播学;文化认同;认同危机;价值体系;话语体系

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是个体对于自己所属的文化以及文化群体具有归属感，进而能自觉获得、保持和创新所属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表现为人们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其实质与核心就是共同体共享的意义或价值体系［1］，它是维系不同群体、团体和组织的重要纽带，是实现民族认同不可或缺的必要因素，也是维系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身体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载体，它或源于生产劳动，或根植于节日庆典，或附身于宗教民俗活动，以自在的形式将民族意识、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融入民族成员的生活血脉之中，自发地存在并发挥规范作用［2］，作为重要的文化认同资源，牵系着广大受众的心理情感和文化归属，实践着文化认同的基本功能，所以，“理所当然，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建构精神家园，发掘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文化资源”［3］。全球化浪潮使各民族的文化联系日趋紧密，其裹挟而来的文化也冲击、推动着我国社会的文化变迁，并对各民族的文化观念、文化审美方式、文化行为和文化语境等方面提出了尖锐的挑战。传统文化的历史底蕴、其内涵的惰性因子、商业文化的蔓生和多元价值取向相伴而生，共同塑造着复杂的文化现象，使不同民族的文化认同问题成为重要议题。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凝结的过程，也是纵向和横向不断传播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开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及认同便无从实现。体育的全球化发展，同样昭示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信息化的今天，伴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失范问题将浓缩为形态各异的镜像在媒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传媒也日益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变迁的动态表征，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再现和建构体育文化身份的主要途径与资源，悄然改变着人们的体育文化认同建构方式。基于我国对文化转型与文化建构的社会现实，本研究将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置于传播学理论框架下，在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学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传播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互动关系视角考察了其文化认同问题，系统分析了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失范的症因，探寻面向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发展战略，将摆脱以往大多从社会学角度进行相关理论研究的思路，更具一定的创新价值和现实意义。

1研究方法

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认真查阅相关“传播学”“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文化认同”方面的著作28部，并在中国知网(CNKI)中，进行期刊的检索，其中以“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关键词，共检索到从2002至今发表的148篇研究论文，其中核心期刊46篇;以“民族传统体育”和“文化”为关键词，检索到2001至今发表的79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32篇;另外将“传播学”和“体育文化”作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从2003至2015年51篇文章，其中核心期刊23篇，相关文献资料为论文写作提供了理论参考，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共参考了7部学术著作和13篇学术论文。

2传播学视域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征

2.1传播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有效实现

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指出:“传播是人与人关系赖以成立和发展的机制———包括一切精神象征及其在空间得到传递、在时间上得到保证的手段。”［4］从这个角度可以认为，传播决定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实现，或者说传播成为社会关系得以实现的机制。在西方传播学中“communication”通常被翻译为“传播”，这其中不仅包含了“传出、播开”的意思，而且还具有“交流、交往、沟通、流传”等方面的意思。基于此，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的本质，没有传播就没有文化，传播就是文化的实现［5］。由于文化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精神活动中抽象出来的原则体系以及这一体系的现实化”［5］。其中，“抽象出来”和“现实化”表明了传播是文化的本质，也阐明了文化的二维结构特征即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言，其深层结构意蕴着本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心理状态，映射出图腾崇拜、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审美情趣、生活习惯等精神价值，是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核心与精髓。表层结构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外显形态，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表现为身体活动同一性的规则、复杂的程序、怪异的服装和器皿等，并呈现出口头传统、表现艺术、运动形式、民俗礼仪、乡土游戏、节日庆典等多种表现形态。也正是基于传播过程中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的整体解读，民族传统体育的“活态性”“民族性”“民间性”“生态性”“生活性”“娱乐性”“竞技性”等成为对其特征界定的话语表征。同时，基于文化的传播特性，可以认为传播是文化存在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从传播学视域分析，文化传播的介质离不开符号系统，是精神内容和物质载体相统一的信息，同时也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象征符体系，保存和传达着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创造和继承着社会文化［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外显的文化符号(动作、手势、姿态、规则、服装、器皿等)与内隐符号(民族特点、伦理道理、意识、情感等)的融合，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而构成的具有继承性和保护价值的象征符体系，并从整体上统合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表层结构表达和深层结构诉求。从传播学角度讲，任何传播着的传统文化都是现实的，否则即为已经僵死或湮没的“死文化”，可以说，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千百年来，在其传播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演绎、变迁、融合、创新，以姿态各异的形式附着于可见、可感的各种文化载体，并与现实生活相互交融，在各自的文化空间内，以鲜明的文化个性，予民族传统体育以生命力表达;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研究，应基于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整体性进行思考，并结合现实背景予以考察，结合其传播的当下维度，综合考虑影响其传播过程中的文化形式、文化内容、传播环境和传播对象等诸多要素才更具现实理性。当然，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死文化”，如我国的蹴鞠、捶丸、投壶、苗族的穿花衣裙赛跑、打花棍、土家族的撒尔嗬、板凳龙等文化现象从传播学角度进行致因分析，也有助于我们从侧面更加清晰的了解文化传播过程的症结，为当今的体育文化认同选择与重构提供参考。

2.2传播影响着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意义的解读

根据传播符号学理论，文化在传播过程中表征为各种各样的符号，从人类社会生活的器具用品、活动为方式甚至思想观念，都表现为一种符号［1］。而人类传播是一个以信息为媒介的社会互动过程，从符号学角度可以认为传播过程是符号化和符号解读的过程［6］。作为符号的创造者和运用者———人，正是以符号自身与意图和表物建立协调的关系，来传达、交流、沟通特定语境中相互间的目的和意图，以求理解和接纳［1］。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介质是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象征符体系，但其符号作为文化的表层结构或者说是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意义。其本身所具有的意义既存在于经历史沉淀而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中，又存在于处于一定历史时空的个体的主观理解之中。在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符号系统都有着为某一“社会共同体”成员所分享的意义，因此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如:藏族人民的赛马节、新疆的古尔邦节和民俗性特征如:壮族的三月三抛绣球、打扁担活动、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等。而由于人的表达过程部分地是一个“自我异化”的过程，因此，作为独立结构的民族传统体育象征符号系统必然因不同的社会自然和历史条件而受到制约，而人们对它承载的内隐价值的解读也将会出现不断的变化，同样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因民族和地域差异可能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形式，如藏族式摔跤为“北嘎”;维吾尔式摔跤为“且里西”;蒙古族的摔跤为“搏克”;满族、回族式摔跤为“绊跤”;彝族的摔跤为“格”。因此，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所承载的深层的文化意义都是历史的、变动的，存在于处于特定历史地位的人的主观理解中，从而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呈现出流动性、不稳定的特点，但其核心和实质是共享意义的交流、创造和理解。由于符号和意义的统一具有相对性，文化主体的随意性解读将使符号所承载的信息发生变迁或异化，例如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的竞技化改造，其根源在于脱离了对传统武术所承载的深层文化价值的解读，而一味陷入对西方竞技体育表层文化的模仿，当然，这种误读或者说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变迁或异化究竟是源于传播者还是广大受众，亦或是传播环境的影响，我们暂且不论，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理解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失范问题，应该成为相关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研究的基点，成为我们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方面重要的致思方式，也有利于厘清当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扭曲化、抽象化、碎片化等“文化曲解”现象。

3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危机的传播症因解读

3.1传播生态的改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结构失衡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以游牧文明、农耕文明、采集文明、藏传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相结合而成的文化形态。在前工业社会，由于经济结构相对封闭、单一，社会生产方式落后，人们社会活动范围有限，信息传播途径与方式较为简单，以口口相传、口手相传为主的人际传播和以家庭、部落或族群为主的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此阶段，具有一定社会威望、生活经验丰富和体育技能水平高的乡土艺人，作为“意见领袖”，承担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角色，对外界信息起着重要的“过滤”和“加工”作用。由于传播范围相对局限，因此，不同体育文化间的竞争与冲突得以避免，不同体育文化认同间的张力无以展现，主体的文化认同选择无从谈起，可以说，传统社会的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顺应了此阶段社会性质和文化特征，表现出封闭性、稳定性和宗教性的特点。不同受体间以一种保守、封闭、自足和平静的心理状态参与着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以标定自己的民族或族群归属，这种对本民族或族群传统体育文化的“原生性认同”，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延续性和持久繁荣，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自觉样态。“当代文化的生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全球场中进行的。不同社群、民族、国家的文化再也不是封闭的，它们在全球场中展现。不同文化的这种全球性互动和高度相关，是新科技革命的产物，也是信息、网络时代的基本特征，显然，这是史无前例的。”［6］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发生巨变，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大众传媒以及数字媒体在体育文化传播方面建构起的庞大的、跨民族和国界的多方位传播态势，在携带海量的异域“体育符号资源”的同时，作为意义的建构者，“收编”或“统一”了大众的体育文化身份建构资源，使当代体育文化领域呈现出普遍的“文化媒介化”的特征，并且这种“媒介文化已成为一种社会化的宰制力量”［7］，正在对社会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数字多媒体技术的发展，加速推动着传统的单向体育文化传受模式向多中心、多维互动传播位移，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结构，催生了新的体育媒介时空。在时间上，拉近了历史或传统与现实或当下的距离，使得文化中稳定特征的再现具有当下意义，塑造着新的文化认同;在空间上，大众传媒压缩了空间，统合了基于一定地域的整体性社会生活过程，构造着新的“想象的共同体”［8］。可以认为，现代传媒的发展和传播方式的改变，改变了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模式，致使传统的“意见领袖”角色嬗变，社会身份式微。同时，由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输入———输出”的节奏被打乱，致使“文化共同体”对文化符号的解读、调整与重塑的相对平衡的节奏被破坏，受众在对多样的体育文化符号进行着甄别、判断和使用的同时，文化的选择性得以体现，文化间的张力体验日益明显。原有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共同基础的价值标准，伴随着受众重新的解读、修正与调适，呈现出碎片化、个体化和瞬间性特征。那种建立在以情感、信仰等为基础上的、稳定的维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纽带被割裂，而被代以冰冷的、暂时的契约关系，统一的认同规范和框架被打破，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心智和期望从沉静、封闭、无意识的“原生性认同”，转向活跃、开放、自觉关注的“选择性认同”。由此而引发的民族传统文化认同危机问题，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方面体现的淋漓尽致。传播方式和内容的嬗变造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错位的直观表现就是体育传播文化内容的同质化倾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以无可抗拒的势头成为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挤压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受众对西方竞技体育表现出来的竞技性、公平性等价值标准和统一规则下的表现形式的认同，加速销蚀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基础。

3.2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文化传承功能的失位与价值迷茫

韦伯通过对现性的分析，认为理性分裂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并且工具理性已经日渐占据统治地位，而工具理性意味着对利益的功利性攫取成为了现代性社会的主导［9］。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加速了文化的去魅化过程，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到来，消费社会文化符号的崛起，催生了“体育文化商品化”，大众体育文化日益崛起，体育消费文化盛行。詹姆逊认为消费社会就是完全多元并且抛弃了单一规范的放任社会，在消费社会里，文化也开始商品化［10］，而这一文化转向，通过媒介传播更被无限放大。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我国国内媒介实现了从“事业”向“产业”的角色转换，传播范式开始从国际传播向全球传播转变，将满足国内多元文化需求视为运作的核心目标，并通过媒介技术、人才和资金等资源的全球配置与整合以及“全球本土化”策略下的内容生产与销售来赢取最大的市场利润。基于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各种传播媒介在“议题设置”方面的功能不断被强化，而作为媒介“守门人”的社会责任功能却不断被弱化甚至忽视，其提供的各种体育文化产品也在市场利益的驱使下，为争取更多的受众注意力资源，积极寻求与文化的联姻，媒介体育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经济”。在传播内容方面，大众传媒以体育政策、方针、新闻和赛事的宣传、直播和报道为中心，融合了外部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现象等，形成日渐趋同的西方竞技体育主导思想合力，在不断强调标新立异的同时，再造、改变、诱导着大众的体育文化趣味及追求，主导着社会主流体育文化“拟态环境”的形成。而具有浓郁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壮族的打扁担活动、鄂温克族传统的“来阔勒节”中的套马活动等，虽具有很强的民俗性、地域性和一定的健身性和娱乐性，但相对现代竞技体育，在内容的丰富性、竞技性、娱乐性和时尚性方面仍有较大差距，难以满足广大受众时尚性体育文化消费需求，似乎已伦为“腐朽、迷信、落后”的代名词，在传播链中，得不到大众传媒的青睐，难觅落脚之处。根据H.布鲁默的“互动理论”，个体会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修正其认知结构［4］。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空间”，主流体育传播媒介重塑的富有娱乐性、时尚性和观赏性的“拟态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广大受众对现代体育的“等值解读”［11］，并不断修正对现代体育的“选择性认同”，致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消解与变迁成为必然，如侗族滚乱泥、回族堆人山、白族跳伟登等。同时，在新媒体时代，尤其是微博、微信、博客等媒介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广大受众作为“自媒体”，又无形中扮演者传播者的角色，乐此不彼地助推着这一文化语境的形成。

3.3跨文化传播的“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主义”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正遭遇空前未有的传播全球性、传播科技化和内容同质化的危机。可以说，“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主要就是强势文化的过程，是以强势文化压制、排斥、甚至最终吞噬弱势文化为特征的”［12］。“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兴起，包含着一种将价值、利益和意义领域里的特殊性作为客观历史领域里的普遍性强加给他人的过程”［13］。国外传媒集团尤其是西方跨国媒介集团，在激烈的全球体育文化竞争场域中，本着现代市场利益法则和运作逻辑，坚持西方竞技体育思想推广策略，秉承自由、理性、公平、竞争的现代体育观念，依托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优势和先进的传媒技术手段，假借“普遍”之名，冠以“当代性”“时尚性”和“全球性”伎俩，隐性地将批量生产并加以本土化包装的现代体育符号、信息输送给目标人群，实现了对体育资源的不断积累，并通过各种媒体仪式化、制度化、日常化的传播，获得了象征性社会权利的表征与再现，并逐渐形成一种体育文化霸权主义思想。与此同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空间不断被扭曲与压缩，文化格局被迫发生改变和重组，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剧了这种态势，加速促进着现代体育文化的整合，引导受众的认知趋同。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今日的体育全球化并不只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它存在着意识形态的陷阱［14］。由于文化认同的选择同样是文化的比较与竞争过程，在西方体育的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民族传统不断被“他者化”，甚至“妖魔化”，其民族性、本真性、传统性等不断被消解，并在发展过程中沦落为极致性地向西方体育普遍性模式的靠拢与模仿［14］。

4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重构

4.1明确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强化社会责任

大众传媒的文化表现与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文化转型的未来走向。大众传媒的“议题设置”是社会主流文化和社会控制性舆论形成的主要原因，逐渐成为再现和建构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与资源［4］。针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公共传播领域呈现出的缺失状态以及信息交流不对称的态势，媒体要发挥社会文明的传承功能，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深入了解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并对其深层文化的精神实质进行探索，通过对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与包装，主动介入或干预体育文化的传播，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科学、合理的言说框架，通过对传统体育文化的描述与不断追溯，进而吸引受众的广泛参与，重拾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弥合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断裂，并实现与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与对话。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装置”，大众传媒在传播过程中，应同时兼顾效益与公益，加强体育文化传播的“把关”工作，做好媒介“守门人”，发挥主流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响应国家的文化强国战略，不断强化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现代意义，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伦理本位”理念引导，地方特色呈现、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表达方面不懈努力，探索符合广大受众文化接受的传播方式，重新发掘和弘扬传统体育文化的精髓，加强国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记忆，发掘和塑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体育文化精神。另外，在数字化传播时代，大众传媒应根据受众的不同特点，建立起形式多样而灵活的信息反馈渠道，充分运用新媒体技术，通过在政府主导下成立专门的民族传统体育网站、建立官方微信平台等手段，在充分发挥报道权威、内容详尽、分析透彻等优势前提下，加强与新媒体的互补与融合，不断扩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播形态。

4.2拓宽传播渠道，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建构的空间

组织传播和群体传播在信息传播方面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两种传播方式尤其是组织传播，以自身的系统性、民族性、文化接近性等特点具有明显的传播效果。群体理论研究表明，相对稳定的群体对影响人们的思想起着重要作用，其效果甚至要大于大众传播，并且有利于个人从群体中获得社会认同感。长期以来，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民族或地域，它们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在不同群体文化活动中，群体规范一旦形成，将在个人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中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有利于群体形成较为稳定、一致的文化认同;因此，应鼓励相关组织或群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实践活动，如近年来在全国广泛兴起的广场舞群体，同时各级政府基层组织要对本地域或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宣传和对外交流，并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手段，推进文化传播的信息化建设，如建设专门的网站，使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相结合，并在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给予扶持，积极对接优秀的民间群体组织，因势利导，不断拓宽体育文化传播空间，促使更多受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认同。教育传播作为重要的组织传播方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至关重要。但现代的学校体育教育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陷入了对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模仿”。虽然，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指出不同地区的学校可以选用具有地域特色的内容［15］，但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教材建设问题以及其本身的特点影响制约了其在学校教学中的应用和开发。在学校体育教育中，要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育的扶持力度，因地因时制宜，充分挖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开发，鼓励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器材、服装、规则的创新，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在学校教育中的科学性、健身性，使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活动真正能成为我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个重要窗口，并使广大学生真正热爱并参与其中，不断提高文化认同感，并主动承担起本民族体育文化传承的责任。另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迅速普及，“文化媒介化”现代化转向会促成受众对多样体育文化的“想象性认同”，博客、QQ、微信等已经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尼葛洛•庞帝曾说过“数字化生存……让弱小孤寂者也能发出他们的声音”［16］。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改变了大众传媒单向传播的态势，有利于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空间，为多样体育文化的交流与竞争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平台;另一方面，由于媒介环境下群体规范约束力的降低，群体压力的减小，会促使更多个体在网络空间寻求自我身份表达和认同的资源，而隐身于各种传播空间的“意见领袖”因拥有大量的“粉丝群”，通过对某一主题的上传、转发和评论，起到了“议题设置”的功能，在一定程度引导着社会舆论的发展走势，因此要重视“意见领袖”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中的引领功能，同时要加强信息监管，加快推进法治建设，不断提高传播者的媒介素养。

4.3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体系和话语体系

发展繁荣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对民族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天人合一”“内外兼修”“身心自然”等历久弥新的“文化基因”要予以坚守，深入挖掘具有文化特色、历史底蕴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构建出一种整体的、符合现代社会公共诉求的、独具时代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观，使其成为我国文化宝库中独特的“文化标签”［17］，成为能与“他者”体育文化平等对话的文化资本以及建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价值坐标，并使其在文化意义的承载和表征上与现代国家政府、社会公众群体紧密关联，实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所承载的意义结构与人们集体性的文化心理结构重新契合。否则，单纯为迎合外部世界的“文化想象”［11］，而进行的带有强烈功利主义色彩的盲目商品化，只会形成完全脱离生活的“假”文化和没有活力的“死”文化，背离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本质。另外，须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过程中，“不能消极地把保护工程看成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收容所”［18］。“现代传播媒介是一种对个人和社会进行影响、操纵、支配的力量，它具有界定事物、论述事物、解释事物、形成或塑造公共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的能力”［19］，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其文化影响日趋明显。文化传播主体在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要树立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采用灵活多样的传播策略、手段和技巧，把控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的互动的合理张力，建立“文化对话”机制，逐渐消除和打破跨文化交流的隔阂与疏离，不断提升我国媒介体育的文化话语权，这样就可以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从术语界定、意义诠释、言说方式3个话语体系要素出发，对全球性文化进行科学的、合理的选择性接受、合己性理解、颠覆性解释、破坏性重构和创造性发展［17］。

5结束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整体的实现过程是物质载体和精神内容相统一，符号和意义相统一的传播过程，也是人类文化认同的形成的实践过程。当然这种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这种文化认同也不是普遍的认同，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情境中，或因时间而变，或因空间而异，但传统文化中的历史底蕴、文化因子却未曾改变，“本土犹如系物桩，拴住同一本土的人与时间连续体、历史共同体之间相同或相似的经历、情感、身份和主体文化”［17］，吸引着人们自觉践行着文化传承的功能。而全球化传播带来的时空压缩和混杂性，致使传播主体异位、意见领袖式微、传播内容同质、传播定位迷失、文化冲突加剧，彻底颠覆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结构，使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维系功能被消解了。伴随着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大众传媒凸显在文化变迁中“舆论领袖”的重要性的同时，正加剧着“文化媒介化”态势，已成为人们赖以观察、认识世界并调整和选择自己行为的须臾不可或缺的参照系［20］。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碎片化、表面化的文化表征，解构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基础，致使广大受众体育文化身份模糊、混杂与流动，从而引发普遍意义上的认同危机。“文化即传播，传播即文化”，在正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问题的现实基础上，基于传播学视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相关问题进行追溯、描述、解释、修正与创新，如何通过传媒建构起当代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新表征，打破“他者”体育文化的禁锢与隔离，重拾“我是谁”“我们是谁”的民族传统文化坐标，进而重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信心，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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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耀君 张业安 张胜利 单位：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 上海电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