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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学批评的认知流变

西方文学批评的认知流变

摘要:文学批评以语言哲学为基础开始关注文学作品的风格,后又关注文学作品的结构、阐释系统乃至影响文学作品的外部社会问题。文学理论对语言与文学的关系、文学对物质世界的模仿、诗人通过文学的表现等核心文学问题的认知流变让文学批评的焦点不断转换,但仍需持续探索意义阐释问题。

关键词:文学批评;文学理论;语言;阐释

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目的与方法的哲学探讨,着眼于普遍的、抽象的文学整体存在。文学批评则是对文学的具体存在的解读、评价与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应有区分,但对文学的批评受文学理论的影响极为深刻。每一次理论发展与变化都会改变文学批评的认知模式,让文学批评呈现出不同的侧重。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的认知是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西方诗学的认识论起源自古希腊,探索的是语言哲学问题。思想是语言的制造者。亚里士多德开创的阐释的第一原则就是,口头形式是思想印象的象征,书面形式是口头形式的象征,各地的口头形式和书面形式在发音和书写上或许各地不同,但思想印象在每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因为思想印象象征的事物是相同的。这一描述假定了事物本体、现象(思想印象)、演说、写作四个层级,也假定了每个观察者意识中的事物现象是相同的,事物是先于认知的。四层级中的演说和写作均直指语言的诗学本质:语言即呈现。与语言对思想的呈现相关的问题有:语言对数据的编码和认知,语言以声音或文字存在的外化形态,语言对物质世界现象的模仿。将语言的外在形态,文学作品,视为模仿与呈现对文学批评有着深远的意义。当语言被用于写作诗歌、戏剧或小说,情节被虚构而出,人物性格被塑造生成,语言的代表性和模仿性功能被施行和强化。文学的风格也可以被理解为是基于模仿的。作为媒介的语言本身是没有风格的,模仿的呈现外形、思维的走向和节奏等因素产生了风格。十八世纪作为哲学分支的美学兴起,诗学多用客观主义方法,却也不能抗拒康德和黑格尔的影响。康德和黑格尔发展出一门新的形而上学,主张对事物的想象根据主观观察者的认知呈现,让主观与客观得以相互渗透。西方诗学自十九世纪便疏离了亚里士多德的模仿主义假设。浪漫主义诗学完全拒绝诗歌是对外部世界的模仿这一认知,强调诗人的表现超越个人视野,是建立在心灵想象的创造性上的。诗歌和诗歌批评脱离了新古典类型理论的认知局限,得到了新的发展。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的最重大著述之一是弗莱1957年的《批评的剖析》。这部著作提出了神话构造原型理论,但其导言中的畅谈的对文学批评的整体认识似乎更具影响力。弗莱的学说最大的意义在于欲将文学批评的范围、理论、原则和技巧都纳入一个宏大的框架中。彼时众多批评家都放下了文本决定意义的信仰。后形式主义和解构主义批评家假定每个读者都有解释权威的地位。文化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则关注社会现象,如性别,种族,等级,权利在文学中的展现。弗莱认为单一问题的单方面理论不过是用一种批评态度取代批评。适当的文学批评框架只能来自对文学领域的归纳调查。弗莱追求的是连贯的综合文学批评,可以解释文学作品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认知和文化框架内为读者对文本的解释提供空间。如此解释意义的理论必须重新证实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读者自发地将文学文本视为美学的,而非功利或意识形态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读者认为文学作品呈现的是优于历史的“真实”,诗人展现的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宇宙。理论必须重新解释作者和表现才能更好地解释文学。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文学批评区分文学与非文学话语。这一认知让文学批评前所未有地重视文学作品文字结构的风格特征。俄国形式主义反对后浪漫文学的模糊,反对心理主义,提倡回归字词、文学手法和与外部特征相对应的结构关系,让文学性成为语言艺术的界定特性。在美国新批评中,文学和修辞分析是紧密相连的。新批评文本细读总是将修辞纳入其中。肯尼斯•博克将文学视为清晰明白的修辞,一种人类情感和行动的模型体系。新的文学运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开始,主张消解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将文学定义为对更大范围话语的概要描述,将话语当作系统研究,并努力发现话语不仅适用于文学,还适用于方方面面的过程。文本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概念被不断地延伸覆盖一切事物。源自捷克的结构主义对法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人类学产生了影响,后又影响了美国的文学批评。结构主义发展了对语言学样式的认知,探索了文学在特定文化人群中成为可能的潜在语法规则和习俗。雅各布森在其颇具影响力的早期研究中将两种传统修辞手段转喻和暗喻认作两种基本的认知模式。法国结构主义学家罗兰•巴特、热拉尔•热奈特和茨维坦•托多洛夫明确指出诗学的焦点已从文学作品文本本身转向使之成为可能的系统。美国文论家乔纳森•卡勒认为,结构主义诗学想要的并不是对《白鲸》的另一种解释,而是对文学机制如何发生功用的理解。巴特认为文学研究的目标不在发现意义,而在于了解在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和使用了怎样的方式后意义成为了可能。这工作自然通向符号学理论,意义成为了关系体系而非一套实体。结构主义表明意义不受文学作品自身控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解构主义的倡导人雅克•德里达则更进一步,声称意义会被无限延迟,永远不能被确定下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十年目睹了文学批评对性别、种族、文化、权利、意识形态和历史等诸多文学之外问题的关注。当文学的字词研究转成文化和历史研究时,意义阐释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文学批评家应该再次忆起李维斯的话:文学是认识事物的方式,与其他认识事物的方式不同,不应被包括在任何方法论中。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管,2010.

[2]弗莱,诺斯洛普.批评的剖析.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

[3]别利亚耶夫,诺维科夫,托尔斯特赫.美学辞典.汤侠生译[Z].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

[4]韦勒克,勒内,沃伦,奥斯汀.文学理论(修订版).刘象愚译[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5]卡勒,乔纳森.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作者:吴涛 单位:昆明理工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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