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对影视现象非文学批评

本文作者：吴素娥 单位：包头师范学院文学院

80年代以前的人又是最大的电视收视群，可以说对“红色经典”的重拍、翻拍或以那个年代为原型的影视创作，对他们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这样既减轻了创作压力，降低了制作成本，又能取得好效益，何乐而不为呢?功利主义至上的今天，没有人愿意等待“梅花香自苦寒来”。

文化成为一种产业，是以一个上升的趋势出现并影响和改变社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清楚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它不能和一般的商品等同，文化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和教化功能使它区别于别的产业。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人们总是把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当作者仅仅把影视作品当做商品时，那么只有赢利才能成为好商品，评判影视作品是否挣钱主要看它的收视率和票房，因此创作者们挖空心思要把观众的眼球吸引过来，好让自己的作品能卖个好价钱。而借助那些曾经广受好评的影视作品当招牌，吸引观众就相对容易得多。“红色经典”之所以能成为经典，自然有其卓越之处。首先是它那巨大的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使它成为人们视界中的一种革命历史文本;其次，较高的艺术性则是它成为经典的基本条件。正是这些内在的机缘，重拍“红色经典”成为近些年影视创作的主流。为了避免过去作品中“高大全”的人物塑造缺陷，重拍的一系列影视作品都力求人物性格的丰满、立体、多样。《小兵张嘎》《林海雪原》《红日》《沙家浜》《红色娘子军》《苦菜花》《地道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等重拍后有一个共性:开始的收视率都很高，但是到了剧情中间收视率就开始走下坡路。究其原因，创作者只是利用了“红色经典”的人气，而没有领会这些作品里真正隐含的文化意义和精神实质，把经典弄得面目全非。经济社会已经把文化带入了市场，最重要的便是收益。事实上，创作者的思想认识、艺术观念已经偏离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他们的价值取向就是票房和利益，所采取的艺术手段就是戏说、调侃、讨巧。这就使得“红色经典”缺少了英雄、崇高、激情，而多了滑稽、低俗、荒诞，这就必然导致观众对“红色经典”中的英雄陌生化、隔膜化。尤其是年青一代，没有受过革命英雄主义的熏陶，甚至没有看过“红色经典”，现在来看改编过的所谓经典，就会产生错识、误解，甚至造成精神的扭曲。许多商业元素的加入并非让人完全不能忍受，如阴谋与爱情，能让英雄人物更贴近生活，更人性化;动作与枪战，可以使作品更有观赏性。问题是创作者的动机不纯，任意编造、夸大，使“红色经典”本身所拥有的精神价值大大地缩小、淡化，这样的作品和肥皂剧没有什么不同。用肥皂剧打发时间无可厚非，但是把“红色经典”也拍成肥皂剧去消遣，实在是让人愤怒和痛心。

在面对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变革时，希望与绝望并存，后现代意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对于那些习惯于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人们来说，社会与文化的剧烈变化不啻是一场强烈的危机，由此带来的反应常常是绝望、悲观、惊慌，其精神标志是反权威、反传统、反理性，颠覆历史，消解价值。［2］“后现代主义”自20世纪90年代进入我国以来被国人运用到各个领域，其中的一种做法就是对名著进行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红色经典”的翻拍似乎也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网络上流行着一个词叫“恶搞”，就是无所谓道德的谴责和良心的不安，把曾经神圣高尚的东西进行颠覆性的改编，对其调侃、嘲笑、奚落，使原本美好庄严神圣的内容世俗化、低级化，甚至恶俗化，消解作品原有的教育意义和审美价值，让曾经感动和激励过几代人的英雄形象彻底地坍塌和崩溃。这就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心中没有了信仰，没有了神圣，没有了敬畏，却还要为自己的无耻找借口，美其名曰“后现代主义解构”，是在搞艺术创新。“红色经典”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文艺作品，是那个年代民族集体意识的产物，进而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从中体味着民族的精神力量。从重拍的意义来看，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何在文化消费时代既能保持住自身的“红色”本意，又能从“红色经典”中寻找出新的内涵。“红色经典”从“收藏”的角度说可以不断增值，其价值在于将特定时代积淀下来的民族精神及理性光芒予以定格、传承，还历史以真相，还英雄以本色，才能真正地引领大众的理性文化消费，从而避免夸张无度、肆意歪曲等泛娱乐化的误区。文艺界当今流行“解构”“炒作”，消解政治，娱乐至死，嘲讽崇高与理想，不少严肃、高尚的东西被“解构”得支离破碎。戏不够爱来凑，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似乎非英雄美人、才子佳人式的三角恋爱就不能成戏。新版《林海雪原》不惜用整整一集的情节让少剑波和白茹谈情说爱;《苦菜花》里朴实的母亲居然冒出一个地主儿子的初恋情人;《红色娘子军》浓墨重彩洪常青和吴琼花的战地情怀;《铁道游击队》中刘老洪与芳林嫂的爱情更是成为大肆渲染的主要戏份;《地道战》英雄加美女的套路和令人头疼的感情纠葛，等等。编导们一味编造主人公的情感或隐私作为创新，看似求新求变不甘庸常，其实反而弄巧成拙，有悖这类题材作品人物形象真善美的表现。对英雄人物无所顾忌的解构重塑不仅不会创造出好作品，反而深深伤害了观众的心灵，败坏了社会风气。

“经典”消费的无度和媚俗时代

影视作品以其独特而鲜明的文化优越性，成为最易流行、最易激发人们情感的艺术，因而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影视业也以永不枯竭的市场需求成为一个集融资、宣传、制作、发行、放映等环节组成的文化企业。企业必须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投入———产出原则来完成其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影视业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在影视创作中树立市场观念，注重市场策划和营销是影视业得以繁荣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对企业来说产品有人买是关键，对影视业来说作品有人看是关键。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成为畅销品，影视创作者们会像商人一样去了解研究产品高收益的因素到底是什么。那么追求经济利益就是首要的原则，至于说影视作品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对于创作者们来说就无关紧要了。就拿《沙家浜》的改编来说，将一出两个小时的京剧样板戏“拉”成长达三十集的电视剧，无论编剧有多高的水平，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正因为剧情“注水”太过严重，最终导致了《沙家浜》改编的失败。为了填充二十多个小时的戏份，《沙家浜》增加了十几号可有可无的人物，为《沙家浜》中最为精彩的胡传魁、刁德一、阿庆嫂的“智斗”足足增加了二十集的铺垫，让观众看得心里郁闷憋气。而有些新增的角色，不但没有丰富全剧的内涵，反而削弱了原有角色的力度。编剧高景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剧情是有点拖沓，我自己看着都着急。拖沓的一个原因是素材不够多，如不增加一些东西，如何凑够三十集?”然而，是谁规定《沙家浜》—定要凑够三十集呢?是投资者，还是广告商?电视剧的集数越多，越容易拉广告，这或许是市场规律。然而投资方、创作者们恰恰忘记了，观众才是影视作品最大的“市场”。文人或许没有能力改变“商业社会”、消费无度、利益至上的现状，但他们可以写出触动人心、提升精神的作品。我们不否认近年来有些重拍的“红色经典”中的主人公更加丰满、更加贴近生活，他们不再像样板戏或老电影里那样不食人间烟火，只为革命而生。可是为了增加人性色彩，把这些英雄塑造成满嘴粗话或者行为粗野的李逵式的人物，的确是增加了看点和喜剧效果，迎合了某些社会群体的心理和趣味，但这种讨巧和媚俗，对社会危害极大，会使“80后”“90后”的青少年找不到历史，找不到责任，使民族精神出现断代。“小兵张嘎”本来是一个机智勇敢的孩子，但电影《小兵张嘎》是一个短小的故事，要把它凑成一部近二十集的电视剧，就得在原著的基础上“注水”，把“嘎子”变成一个莽莽撞撞，到处惹事的“愣头青”，这倒是完全符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特点;但是嘎子毕竟是战斗小英雄，在战争年代那样严酷的环境下，如果嘎子愣头愣脑地处处闯祸，别说完成任务，恐怕小命也丢了无数次了。重拍的这部作品增加了许多喜剧因素，但这样的喜剧效果是以主人公自毁形象换来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收视率。再如《双枪老太婆》中的双枪老太婆居然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姑娘，不仅武功超群，还会用色相勾引敌人军官，令人匪夷所思。总之观众爱看什么，影视作品中就肯定有什么。这样不尊重生活，不尊重原著，一味讨好观众拍出来的作品，只不过是投资方和创作者看中了这些作品本身所蕴藏的“人脉”，利用人们心中长期积淀的红色记忆和红色情感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这些跟“红色经典”扯不上任何关系，更没有资格来自我标注“经典”。当然，在现实生活的多元文化语境下，要适应时代需求以及不同观众群体的心理差异，是重拍“红色经典”所面临的最大难题。主流话语的政治意识形态呈现、大众消费娱乐心理满足、经典再现的精英艺术追求以及民间传统文化的“尚奇”旨趣等，共同构成了“红色”改编或创作的多元价值诉求。“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要在创作理念和艺术实践不断求新的过程中，让当代意识与革命历史完美地融合，这样才能使“红色经典”重现新的审美意义和历史价值。我们需要的是在尊重生活、尊重原著，还原精神基础上的创新和改编，而不仅仅是感官上的刺激与满足。“红色经典”负载的内涵、情感和记忆，和一般的作品不一样，在改编的时候必须尊重作品本身的文化意义，以一种时代责任感，承担起光明健康的娱乐导向，在刺激观众眼球的同时触动他们的神经和灵魂。在创作过程中增加商业因素使影视作品有更强的娱乐性，吸引更多的观众是可以理解的，但无论拍什么都抱着娱乐至上、娱乐至死的心理，却不禁让人大失所望。大众对娱乐的需求在任何时代都有，但心理层级的形成却有着特定的社会历史成因。从表面来看，是需要打发工作和睡觉之外的时间，调剂生活;从更深层的社会心理来看，在充满竞争与压力的社会中，大众要减压，就需要通过消遣、娱乐来放松神经，获得安慰。但把“红色经典”当做文化快餐粗制滥造最终是不可能得到观众认可的。“红色经典”是我国社会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教科书，在这样的“教科书”里随便加入恶俗、低级的内容，无疑是“自毁长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大众娱乐的时代也应分清什么是真娱乐和有品位的娱乐，而不是一味无聊浅薄地娱乐大众。

“经典”价值的永存和精神重铸

文学的社会功能包括娱乐、审美、教化。和平年代，文学的主要功能在于娱乐，但不能忽略它的特殊价值，那就是影响和教化大众。很多作家只强调娱乐，不要审美和教化。淡化教化并不是不要教化，重视娱乐但不能走向“娱乐至死”。如果文学作品没有任何社会功能，文艺家的社会责任也将无从寄托。作为“红色经典”，其教育功能尤为突出，因此在重拍时除了注重其娱乐功能外，创作者们要在“红色经典”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社会意义上下工夫。“红色经典”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积淀形成的，是那个年代留下的特殊文化形态。它本身所蕴涵的厚重的历史承载培养了人们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坚持这条道路就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红色经典”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是弘扬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鲜活教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效载体。当代商品社会发展迅速，使国人迷失了信仰，不知道自己的价值究竟在哪里，国家民族和自己毫无关系，因此重拍“红色经典”是重铸民族信仰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红色经典”在重拍的过程中应该用一种符合当代审美趣味的方式来重树这样的形象，而不仅仅是为了收视率。“红色经典”所承载的内容是丰富的，只有深入挖掘红色经典的价值内核，才能真正拍出好作品，才能承担起重铸国民信仰的重任，这与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被利益溢满了心灵的当代人是该用“红色经典”来清洗一下自己的内心了，所以“红色经典”的改编应该担负起这样的社会责任，帮助人们在影视作品中重塑人格、净化心灵。“红色经典”启示我们，人生在世必须追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才能获得生活的真谛。一个高尚的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人，必须能够为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牺牲—切，甚至包括宝贵的生命，这样，他的生命价值才能够得到体现，他的生存才有意义。“红色经典”通过鲜活的革命事例描写，将这种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丰厚的社会生活土壤中。那个年代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是那种精神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鼓舞着我们。“红色经典”所描写的英雄们是“过度政治化文化体系”的形象代言人，他们象征着秩序、信仰和价值的中心。虽然那个过度集中的政治体系已经解体，英雄的政治神话已成为过去，但英雄的“神话”内核依然延续、感动着曾被红色激情点燃的中老年观众。毕竟，英雄是人类一种古老的心理需求，是人类关于完美自身的最高显现，具有原型的意义。所以即使在那个年代所创作的英雄人物仿佛不食人间烟火，是近乎完美的圣人，但是在今天重拍的过程中也应该保留其精神实质，让这种英雄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在“红色经典”中，虽然每个英雄得以成为英雄的具体行为各有千秋，但是，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那个特殊群体的普遍性特征。而今天的中国人缺乏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理念。如果在重拍的过程中能传达这种精神理念，才真正实现了重拍的意义。所以，对于“红色经典”的重拍应该极为慎重，不能因为懒惰和投机而毁掉国民心中曾经引以为豪的精神支柱。令人欣喜的是，还是有许多创作者在努力探索着“红色经典”新的表现形式，尝试以一种更人性化，更能被大众所接受的方式塑造英雄，并有了可喜的收获，如《亮剑》《潜伏》《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希望这样的作品越来越多，并能影响更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