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西方文化比较下公民意识教育路径

臣民意识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巩固的内在因素，是建立现代民主制度的重大羁绊。在现代社会，人们是平等自由的公民，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臣民本应不复存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臣民意识却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这使得现代社会中的一部分人是假公民、真臣民。这些人过着顺从或盲从的生活，不具有独立的人格精神，失去了怀疑的能力与批判的勇气，缺乏对权利的自觉认同与理解，为了使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取得实效，必须厘清二者的关系。

公民意识与臣民意识之比较

（一）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分析

君主专制制度是臣民意识产生的历史原因。我国传统社会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天子是国家这个大家庭的家长，人民是天子的家臣家奴，国家与人民的关系是天子与臣民的关系。“君权至上”、“阶级特权”是我国传统封建社会的基本价值准则，至于那些凭借血缘或其他条件被授以官爵者、那些通过举荐或科举步入仕途者所拥有的某些“权利”，不过是巩固王权的一种手段而已。因为他们的权利只是君主的“恩赐”，既然是“恩赐”，当然可以随时收回、肆意剥夺，只有当他们对君主绝对效忠服从时，才可能保住自己的特权。反映在君臣关系上，就是君主对臣子的绝对主宰，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2］。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平等可言，有的只是阶级和特权，所有的人都是君主的臣子，所有的下级都要无条件地服从上级。在这样的价值观念下，形成了普遍的忠君义务观念；在这样的人治政治环境中，人的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被完全抹杀，臣民意识成为人们日常的一种精神状态、心理特征和思维习惯。到了近代，虽然我国也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革命，但革命很不彻底，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思想并没有被彻底扫荡，臣民意识仍然很浓厚。而西方则经历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多重洗礼，封建专制制度和思想都遭到了彻底的打击，从而最终形成了现代公民意识。实际上，公民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民主城邦时代，其原意是“属于城邦的人”。这些人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管理，承担守卫城邦的责任，与现代公民意识有着很大的不同。直到17～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学者为了反抗封建特权专制，把包含主权在民、天赋人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内的公民思想作为对抗封建专制的武器时，才最终使现代公民意识得以产生和形成。与臣民意识不同，公民意识既包括个人对国家所负有的义务，也包括个人管理国家、监督国家领导人的义务，更包括个人依法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在公民社会，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殊公民，即公民不论担任何种职务，从事何种工作以及何种出身都是平等的，所以说公民与公民意识是民主时代的产物，是民主法治的孪生姊妹。

（二）二者核心内容比较

臣民意识的核心是依赖意识，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是奴隶；公民意识的核心是独立意识，本质是自为存在，是主人。所谓臣民即屈服者与顺从者也，臣民是与君主是相伴而生的概念，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君主的依附意识，二是“义务至上”的意识。在中国封建社会，“君权至上”是人们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只有君主一人是政治生活的主宰，君主和臣子是主仆关系，臣子们必须绝对服从君主，恪守对君主的义务，这种依附观念是臣民意识的主要构成之一。“君权至上”的价值观念，要求臣子们在政治意识和政治行为及价值选择上，以忠于君主为基本原则，至上为绝对忠顺，至下为不背叛君主。统治者执行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老百姓遵守的则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奴隶主义。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民被称为黔首，被排斥在政治等级之外，普通民众不得过问政治，更不得对政治决策提出质疑、抗辩，否则便是抗旨，就要受到处罚。至于权利，那只是君主的恩赐，只是当官者的事情，与普通百姓无关，长此以往，普通民众严重缺乏参与政治的热情和主动性，进而演化为“愚忠”的心理和“义务至上”的臣民意识。与臣民意识不同，公民及公民意识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它的核心是主体意识，它要求人们承担义务的同时，享有相应的各项权利，它主要有五层含义：一是主体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和主体价值的一种自觉意识，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首要价值取向。所谓主体意识是指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中，个人居于主体地位，是国家的主人，是国家存在的根本依据。它内在的包含参与意识、责任意识与监督意识，主体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二是平等意识，公民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平等意识，它彻底否定了封建特权等级观念，强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是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前提和重要保障。三是权利意识，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是公民意识的基本思想，它彻底否定了只尽义务不享有权利的封建特权思想。四是规则意识，它是关于规则的认识、制定和遵守的一种自觉意识，核心是自觉遵守各种规则。在我国封建社会，法律大都是用来保护统治阶级、惩戒人民群众的，所以寻找法律漏洞、逃避法律制裁已成为民众的普遍心理，因而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将外在规则内化为人们的行为习惯，也是公民意识教育的重要环节。五是公德意识，它是指遵守最基本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准则的自觉意识，公德意识不仅反映了个人的素养水平，还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三）二者职能作用对比

臣民意识形成于封建社会，所以它主要服务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巩固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封建社会经济主要是指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落后的、闭塞的、保守的小生产，其目的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是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加之政治上的愚民政策，使统治阶级在思想上最大地压抑了人们的主体性。封建经济的另一个特征是农民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在封建社会，地主不仅占有土地等基本生产资料，还不完全地占有农民自身，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尊卑关系，是君臣、臣民之间等级尊卑关系的基础。常言道：控制人行为最好的方法是控制人的思想，以臣民意识为核心的封建大一统封建文化，从根本上把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了一定范围之内，这对于稳固封建专制制度起了巨大作用。公民意识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所以它服务于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对推动整个社会民主法治的进步起着重大作用。商品经济是公民意识产生的基础和结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它在经济上要求利益主体地位平等、合作共赢，在政治上谋求人格独立，从而最终形成公民意识。在商品经济中，人们是平等自由的交易主体，他们可以自由的判断、选择和交易，同时承担相应的后果和责任。为了保障每个公民自由选择的权利不受到伤害，人们的行为必须严格遵循游戏规则———法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在法律这个游戏规则的庇护下，人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与自由，从而使以责任意识、参与意识和规则意识为核心的公民意识形成。公民意识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因为民主政治的进步不仅需要国家制度和法治建设等外在的规范，更仰仗其内隐的公民意识作为支撑，如果没有进步的公民意识，就不可能产生好的制度安排及令人满意的运行效果。另外，公民社会和臣民社会中权力交接方式也有所不同。在公民社会里没有臣服关系，整个国家机器在按照民主和法治运转，老百姓不用对政府“臣服”，政府机构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因而与臣民社会权力交接方式不同，在公民社会，权力交接一般通过非暴力即通过民主和理性的形式来实现的，因为权力是通过非暴力的、民主的方式获得的，所以掌权者一般不需用暴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在臣民社会，由于权力一般是通过暴力手段得来的，所以掌权者本身就会缺乏安全感，总是担心别人会用暴力推翻自己，因而竭力主张用暴力维护自己的政权，而依靠暴力维持的社会绝对不会是公民社会，更不会有公民意识产生。

对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启示

（一）有利于我们认清公民意识教育的现状

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与西方不同。首先是接受公民观的背景不同。西方的公民观念是社会长期自然演化的结果，是适应大工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产生发展的，是建立在一系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础之上的。而我国的公民教育“先天不足”，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为统治阶级培养顺民，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与公民观念、个人主义思想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标榜自由、民主精神的公民教育就更无从谈起。而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接受公民观，其直接原因就是救亡图存的使命。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面临来自西方的侵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庚子之乱更是把中国推到了亡国的边缘，如何拯救中国于危亡始终是中国知识分子考虑的头等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公民观念只是拯救国家和社会的工具，并未真正深入人心形成人们的公民意识。所以梁启超说：“欧美各国统治之客体，以个人为单位；中国统治之客体，以家族为单位。故欧美之人民，直接以隶于国，中国之人民，间接以隶于国。”［3］其次是关注点不同。与救国图存相联系，我国的知识分子在谈到公民权利的时候，首先谈到参政权，并把它作为其一项基本权利。而在西方，人们最重视的是自由权、生命权和财产权，特别是财产自由权，被洛克等西方思想家看做是个人自由的基础。最后是结果不同。由于西方经历了启蒙运动、文艺复兴和大革命的洗礼，封建臣民意识被彻底的扫荡，最终形成了现代公民意识，而我国虽然也经历了多次革命，但是大多与国家民族整体存亡有关，封建臣民意识并未遭到彻底扫荡，臣民意识还大量残留在人们的心中，以个人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现代公民意识并未真正形成。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我国公民意识教育虽取得众多成就，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公民意识教育在推进，人们的公民意识在提高，但不得不承认，封建社会的臣民观念和价值准则，还是通过多种渠道渗入了人们的观念意识之中，从而使我国人民的民主意识仍较淡薄，还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公民。之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我国的民间组织还不发达、民间团体的力量有限，公民社会还未形成。在欧美国家，民间组织可以自主发展，一般不受政府控制，发展较快；我国的民间组织则倾向于国家主导，自主力量不足，所以发展缓慢。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中，民间社会组织对于公民意识教育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培养公民意识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场所。其次是因为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公民教育严重缺位。虽然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有政治课，但是真正的公民教育却很少，距离公民教育的要求还很遥远，甚至说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还不存在所谓的公民教育。这不仅影响了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和提高，而且还延缓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

（二）有助于我们采取有力措施，提高我国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效性

为了提高公民意识教育的有效性，我们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努力：首先，加强理论教育，把真正的公民教育导入基础教育，从小培养孩子的公民意识。因为“人是观念的囚徒，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的头脑中”，我们应把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公民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的关系等，以非常浅显但又非常准确的方式教给我们的孩子，要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他们长成以后不仅是一个家庭成员和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者，更是一个社会的公民、一个国家权力的参与者和监督人。其次，从制度上、程序上及现实渠道上保证公民积极有序的政治参与，促进公民在政治参与和民主实践中生成和积淀公民意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公民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政治参与实践是公民意识教育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因而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消除特权观念及其存在的土壤，培养人们的平等意识，为公民意识的形成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我们要大力进行法制建设，明确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为公民意识的形成提供保障。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造就了中国人特殊的平等观，即人们所追求的平等只是阶级内部的平等，而对于阶级之间的不平等则采取默认的态度。这种“平等意识”本质上是臣民意识，它的存在不仅不会促进公民意识的形成，还会阻碍权利意识、责任意识等公民意识的培养。而培养公民的责任意识和权利观念，不仅是我们对传统“义务本位”文化反思的结果，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健全民主法治社会的需要。因此，只有强化权利观念、责任意识和平等意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有可能提高公民意识教育的效果，使公民意识得以最终形成。（本文作者：李站稳 单位：石家庄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