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行政法规与司法审查制度间的比较分析

一．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缺陷

(一)受案范围方面

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和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仅限于:申请许可证或执照类，申请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申请发放抚恤类，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不作为，行政复议机关的复议不作为。总体上来说，这种关于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受案范围的局限性主要在于:

(1)可诉的行政不作为仅限于侵害到行政相对人个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行政不作为和行政复议不作为。我国现行法律对行政不作为诉讼的救济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无法对所有的行政不作为给予应有的补救，［2］这不仅使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障，更严重的是，行政不作为严重地降低了行政效能，同时影响了政府形象，是官场腐败的另一种形态。

(2)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标的仅限于人身权、财产权的侵害。其他权益则需要法律、法规的规定。不过，在一些单行行政法律规范和司法实践之中，行政不作为的诉讼标的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如受教育权。

(3)行政不作为的诉讼主体资格受到严格限制。起诉主体是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在具体行政行为的范围内，则不能算作适格的起诉主体(被诉主体也有限制)。不过，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对当事人的起诉资格做出了一些扩大，如竞争权人、相邻权人的起诉资格得到确认，但仍然否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起诉资格。

(二)起诉期限方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四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上述规定内蕴以下学理:

(1)包括明确拒绝的积极的作为和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在内;

(2)未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亦当然包括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作为，不可能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形。换句话讲，也就是在所谓不作为的案件中，起诉人直接等同于并享受“未告知”的相关诉权保护条款。

(3)原告方的范围既包括行政行为相对人，也可以包括相关人、相邻人等“关系方”。从以上三种不争事实说起，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对不作为行为进行起诉时，特别是“关系方”，即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方，肯定因不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理所当然享有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最长不超过2年的权利。［3］而在司法实践之中，对于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做出积极的、明示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做出之日就是相对人起诉期限的起算之日，对此，行政相对人可以很轻松地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八条、三十九条的规定，在特定的起诉期限内行使诉权。而不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消极地不作为，即对相对人的请求既不肯定，也不否定，或者无限期地拖延时日，对此，不能确定相对人是否知道行政机关做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间，也就无法套用对明示拒绝申请行为起诉期限的确定方式。

(三)侵权赔偿方面

对行政不作为提起国家赔偿的问题，国外已经有一系列相对比较完备的理论和法律。而反观我国现行的法律，对行政不作为侵害相对人权益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何确定损失和查明证据，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范围和条件、采取何种具体方式承担赔偿责任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虽然《国家赔偿法》中已规定对因具体行政行为违法而导致相对人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形应承担赔偿责任。但该法对行政不作为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受损是否可申请国家赔偿的问题，却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这不能不说是我国行政诉讼领域的一大遗憾。另一方面，对受害人的赔偿中也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如赔偿范围限定于人身权和财产权、赔偿内容限定于实际损失及赔偿形态限定于违法行为等。

二、我国行政不作为司法审查制度的重构

(一)适当拓展行政不作为案件的审查范围

1．被告的职权范围。被告应向法庭提交该机关法定职责的法律规范，包括法律、法规、规章乃至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关于该机关职权范围的规定。有的被告认为只须提供规章或地方规范性文件，而法律、法规俯拾皆是、众所周知，可以不必提供，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原告同样可以提供对被告所提供文件效力予以否定的规范性文件。法院综合这些法律规范来判断被告是否具备相对应的法定职责。

2．审查的期限。被告应向法庭提供对相关申请事项办理期限的法律依据，法庭据此来确定被告是否按时办理，如果确认逾期，被告行为则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属于行政不作为。如果法律规范对相关申请事项的办理期限未予以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参照该机关通常的办理期限来确定，法官也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按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合理期限来推定。

3．审查法定条件。被告应向法庭提供审批原告申请事项所需要的条件和作出各种决定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地方性规范性文件，并列举出原告申请不符合法律规范或不具备审批条件的证据，原告当然也可以举证反驳。如果确认被告拒绝申请的理由是成立的，法院应认定其行为合法，没有必要再进行审查，相反，可以进一步审查被告和原告提供的证据;如果确认原告申请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且被告也不持异议的，可以判决被告批准申请事项;如果法庭认为原告申请完全符合申请条件但被告持有异议的，则不宜替代行政权，应判决被告在一定期限内重新审查。

(二)完善我国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措施

1．完善救济范围。就我国现行法律而言，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主要局限于具体行政不作为，即行政主体未履行作为义务以至于侵害到相对人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事实上，行政不作为不仅包括侵犯个人权益不作为，还包括侵犯公共利益的不作为;不仅包括具体行政不作为，还包括抽象行政不作为;不仅包括完全的不作为;还包括不完全的不作为。将救济范围仅局限于侵犯个人利益的具体的行政不作为，不但不能对受侵犯的利益给予相应的补救，而且与行政法治的要求相背离。对此，笔者认为，应当将抽象行政不作为、损害公共利益的不作为与不完全的不作为一并纳入行政不作为的救济范围。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增加了维护公益诉讼，比如，在英国，法院从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布莱克和麦克沃特等判例，确立了对损害公共利益的行政不作为之司法救济，即只要某公民是该公共利益的享受者，在对该行政不作为的救济手段已经穷尽时，就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颁发执行令。

2．完善救济方式。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一般有确认违法、责令履行、责令赔偿三种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前两种方式经常被使用，责令赔偿的方式则往往不受重视。在国外，对违法的行政不作为负赔偿责任，这种情况早已有之，如美国的《联邦侵权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范围，既包括政府官员的违法作为行为，也包括其不作为行为。在我国，根据法律规定，责令赔偿的适用须符合下列三个条件:

(1)必须是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了实际的损害，这种损害是客观存在的而非假想的，是直接的而非间接的;

(2)行政不作为与行政相对人的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只要行政主体的法定作为义务是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而设置的，而行政主体没有积极实施法定义务造成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损害结果之间就存在因果关系;

(3)行政相对人的损害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赔偿。如果已经得到赔偿的，国家就不再承担赔偿义务了。行政赔偿是一种国家赔偿，但我国现行国家赔偿法中没有明确规定行政不作为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也一度存在争议，在此争议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职责是否承担行政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最终规定:由于公安机关不履行法定行政职责，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应当承担行政赔偿责任。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该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在损害发生过程和结果中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该司法解释虽然只是针对公安机关，但同样适用于各种行政主体。国家对因行政不作为而给相对人造成损害的情形承担赔偿责任，此种做法不但适应了法治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且促进了依法行政的不断推进。关于行政不作为的赔偿，应参照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其中对于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明显偏低，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相应提高，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受害人的合法利益。

作者：刘振铭 马乐明 单位：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