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文化论文：扈从诗的宗教文化探析

本文作者：杨富有 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

定都大都后，皇帝宗戚每年回到上都的诸多活动，都深刻体现着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温。因而，经年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奔波，是其内心对本民族生活与文化难以割舍的感情体现，即每次巡幸上都都是这些贵族在精神与情感上的回归，接受着传统宗教的洗礼，使之在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氛围中汲取精神力量、民族认同与心灵归属感。反映其民族原始宗教活动的作品如张昱的《辇下曲》、吴莱的《北方巫者降神歌》等都能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其中后者描写尤为细腻:“天深洞房月漆黑，巫女击鼓唱歌发。高粱铁镫悬半空，塞向墐户迹不通。酒肉滂沱静几席，筝琶朋掯凄霜风。暗中铿然哪敢触，塞外诸神唤来速。陇坻水草肥马群，门巷光辉耀狼纛。举家侧耳听语言，出无入有凌昆仑。妖狐声音共叫啸，健鹘影势同飞翻。”该诗歌生动的描绘了女巫降神的过程，从降神音乐、降神仪式、降神场面等几个方面展示了萨满教降神活动的场景，以诗歌的形式生动表现了元上都本土民族宗教文化的多神性与丰富性特点。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宗教文化价值在于:多神信仰的民族宗教文化体系本身即具有开放性和灵活性，这正是元上都多元宗教文化共存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

不能忽视的另一重要现象是，政治与宗教的相互需要促成了宗教在元代包括元上都的长足发展。无论是佛道，还是儒学，都代表着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层面的社会群体对宗教的认可乃至拉拢，就是对这一社会群体在宗教上的吸纳;对于宗教而言，来自于政治的支持也是其获得发展空间的重要基础。所以，元代的宗教也相当程度地参与到了元代的社会政治进程之中，藏传佛教、道教对元代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是以，政治与宗教的相互需要是宗教在元代包括元上都获得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

基于此，元代在对待各种宗教的宗教政策上，基本上采取了持正、公允的态度，这给各种宗教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政策与社会环境。“被长生天护佑的成吉思汗，将其他人当成了劣等民族，但并不在宗教的领域内鄙视他们。”据《元史•释老传》记载，道教领袖丘处机就曾受成吉思汗召请远赴漠北，历尽艰难，转道遥远的阿富汗一带才见到成吉思汗，受到成吉思汗的热情款待且被成吉思汗尊称为“神仙”;对于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元廷更是礼遇有加，中统建元年间藏传佛教领袖八思巴就被封为“帝师”。尤其重要的是，由于朝廷对这两种宗教基本上持中正态度，当佛道两种宗教在发展中发生冲突和矛盾不可调和时，元朝政府让两种宗教公开论战而不是自己作武断的仲裁者。无论其内在主观想法如何，体现出来的大体上是不偏不倚的态度，对元代多元宗教的平等发展是有利的;至于对伊斯兰教、基督教及其各个流派，元朝统治集团内部虽然有过纷争，统治者的信仰也各自不同，但在整体上一如对待佛道，基本都采取了一种开放、中立的态度，任其传播、发展。

从元上都扈从诗看上都佛教文化的发展

衡量一种宗教的实力和影响，其宗教活动场所是一个重要的物化参照。自从佛教传入中国，关于佛教寺院、庙塔等描写的各类作品数量浩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杜牧《江南春绝句》)就是典型例证;至于杨衒之和他的《洛阳伽蓝记》更能证明那个时代佛教的繁盛程度。元上都扈从诗中，以上都佛教寺庙为题材的诗歌数量很多，也能充分显示佛教在上都的发展概况和在国家政治生活、民众生活等方面的地位与影响。上都的佛教寺院数量众多，仅仅诗歌中涉及到的寺庙就有乾元寺、帝师寺、开元寺、黄梅寺、庆安寺等，其中以华严寺地位最为崇高，袁桷对此描写道:“宝构荧煌接帝青，行宫列峙火晶荧。运斤巧斗攒千柱，相杵歌长筑万钉。(殿基水泉沸涌，以木钉万枚筑之，其费巨万)云拥殿心团宝盖，风翻檐角响金铃。隃知帝力超千古，侧布端能动地灵。”(《华严寺》)姑且不论诗歌对华严寺高耸入云、巧夺天工等特点的描述说明了这座寺庙是多么金碧辉煌，仅就建设时克服重重困难这些事实，就足以说明元朝统治者对其重视的程度。当然，这样一类宗教活动场所的存在，也足可说明其雄厚的实力与影响。尤其是，如此规模宏大、建造困难的寺院都是由国家出资兴建的，这些无疑都说明上都佛教在元代受到了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关于佛教在元代特别是上都影响的证据，扈从诗中有不少。这些影响，既包括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包括宗教在国家和普通人民日常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首先，皇帝每次巡幸上都均要求僧侣、道士扈从，诗人筠轩、马臻就分别是佛道随扈队伍中的著名人物，也是佛教、道教在元代政治生活中拥有重要影响的表现。其次，佛教思想通过影响统治者进而影响元代政治。“梵音通朔漠，法曲广伊凉。御榻惟经帙，官炉独篆香。吾皇清净德，银管愿垂芳”(袁桷《上京杂咏再次韵十首》)，就从皇帝平时阅读习惯养成、爱好等角度说明了佛教对元代最高统治者影响程度之深。第三，佛教在上都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百戏游城又及时，西方佛子阅宏规。彩云隠隠旌旗过，翠阁深深玉笛吹。”该诗注释明确记载:“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门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杨允孚《滦京杂咏》)可见，游皇城活动的组织者及主角是身为帝师的佛教领袖。另外，上都很多重要社会活动都请佛教徒作法事，以期保证活动顺利进行，“雍容环佩肃千官，空设番僧止雨坛。自是半晴天气好，螺声吹起宿云寒。”(《滦京杂咏》)杨允孚自注:“西番，种类不一，毎即殊礼燕享大会，则设止雨坛于殿隅，时因所见以发一哂。”类似的例子在宋褧的《诈马宴》、王沂《上京诗》、张翥《上京即事》等诗歌中都能见到，佛教活动所涉很多方面虽然难免迷信以至于可笑，但佛教参与政治与社会活动并拥有巨大影响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佛教对人们思想等方面的影响，则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袁桷的《赠华严寺长老二首》等诗歌都从不同角度表现了佛教在日常生活中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影响。“音响偏闻仍梵呗，谈笑微中寓禅机。一时遂悟忘形乐，万事无过尽醉归。”(许有壬《六十里店饮脱别歹大夫帐》)就是记述、描写佛教禅机对文人思想感情产生顿悟、“忘形”等影响的诗句。

值得关注的是，佛教的各个派别也在上都得到了发展，除了中原佛教的各分支在上都建有寺院，从事佛教活动之外，源自于西域的藏传佛教借助其对蒙古族政权的巨大影响，奠定了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无上地位。

从元上都扈从诗看上都道教文化的发展

与佛教在元上都崇高地位和影响相仿的是道教。道教在元代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巨大变化的标志是这一宗教在这个时代从山野走向了庙堂。道教领袖丘处机在成吉思汗时期应诏到达西域觐见，与最高统治者建立了密切关系。自此之后，元代皇帝巡幸上京，多有道士应命扈从，元成宗铁穆耳时期的道教正一派首领吴全节的经历便足可说明问题:“每岁从行幸，所司给庐帐、车马、衣服、廪饩。”(虞集《河图仙坛之碑》)据流传下来的元上都扈从诗可知，上都地区著名的道观有长春宫、崇真万寿宫、寿宁宫、太一宫等，如刘敏中《上都长春观和安御史于都事陈秋岩唱和之什》、马祖常《崇真宫西梨花》、廼贤《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许有壬《代祀寿宁宫二首》等作品都能证明这些道观的存在;道教的各个派别如全真教、正一教、太一教在上都也都有一定影响，而在上都一带活动过的著名道士除了丘处机，还有李志常、张宗演、张留孙、夏文泳、吴全节、萧辅道、李居寿等。这一事实说明，元上都不仅接纳了不同的宗教，也接纳了同一宗教的不同流派，其宗教的多元与开放因此变得更加异彩纷呈。一如佛教，道教之受到重视，与他们同统治阶层关系的亲密程度有直接关系。如果说这三首诗描写的道教与元代宫廷关系还仅仅是表象上的，《元史•释老传》记载的另一则事例足以说明实质性问题。道教的太一教派首领李居寿深受忽必烈宠信，至元十六年，太子参与朝政之议就是由他提出而被忽必烈采纳的。这不仅是一个重大朝政问题，而且事涉异常敏感的皇族内务，非一般关系所能筹划，其受信任程度可见一斑。

道教的一些宗教领袖本身就雅好文学，有的自己创作了一些与上都有关的诗歌作品，如丘处机的《鱼儿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尤其如元代大诗人马臻本身就是一位著名道士，有很多扈从作品传世;有的在上都生活期间，与文人优游往来，相互唱和，留下了大量有关当时文人道士交往的诗篇，如虞集的《谢吴宗师赠芍药名酒》，袁桷的《次韵虞伯生题祝丹阳道士摹九歌图》、《次韵李齐卿呈闲闲嗣师》、《端午谢吴闲闲惠酒》、《嗣天师墨戏四绝》、《闲闲宗师未至》、《赠李道士》、《喜吴宗师至》等。这类诗歌不仅反映了道士随扈皇帝北上上都的情形，留下了与上都相关的资料，也反映了这些人的文学修养和成就。这样的爱好、修养与扈从文人志趣相投，使得道教在元上都文人圈中不仅表现活跃，其道观也往往成为文人唱和、优游交往的活动场所。当时一些文人与道教首领关系过从甚密，仅以崇真宫为例，虞集、袁桷、揭傒斯、廼贤等当时著名文人都有与崇真宫道士相唱和或者以崇真宫为题材的诗歌作品流传，如揭傒斯的《题上都崇真宫陈真人屋壁李学士所画墨竹走笔作》，廼贤的《崇真宫夜望司天台》、《次上都崇真宫呈同游诸君子》，袁桷的《崇真宫阒无一人，经宗师丹房，惟蒲苗杨柳感旧有作》，都是具体例证。

元上都道教各个派别的存在、道教与朝廷的密切关系、道教人士的活跃状况等，都说明道教在上都得到了充分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元代开放、多元等宗教政策特点。

从元上都扈从诗看上都儒学的发展

关于儒学在元上都的存在及影响情况，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足够数量的扈从诗作品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形，但有关史料记载颇多，《元史•世祖本纪》就记载忽必烈屡下诏令保护孔庙、祭祀孔庙，并于至元四年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根据著名诗人许有壬《上都孔子庙碑》的记载，仁宗时还在上都的孔庙附近曾设有儒学堂，供国子生读书，可见儒学在上都受到重视的程度，这也可以使我们大致窥见儒学在上都的地位与影响。对此，可作为佐证的是上都建有“帝师庙”，上都帝师庙是祭奠帝师八思巴的庙宇。以八思巴在元朝崇高的地位与巨大的影响，其庙宇规制必然与其地位相一致，《元史•英宗纪》记载皇庆七年十一月下诏“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制视孔子庙有加”，就可知道元代各地早就建有孔子庙且规模很大，据此可进一步推测儒学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值得关注的是，儒学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宗教，其学说及创始人受到与宗教信仰类似的崇奉，这充分说明，儒学在逐渐宗教化的过程中，元代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何况，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以后，当时身为文坛泰斗的很多文人创作了与此相关的诗歌作品，也可侧证儒学在元代的重要地位。比如身为扈从诗人的翰林儒臣周伯琦，在上都为皇帝进讲，创作了《水晶殿进讲鲁论作》、《水晶殿进讲周易二首》等诗歌。根据这些诗歌作品的题目可以清楚了解到，当时作为侍讲大臣的周伯琦给皇上进讲的分别是《鲁论》、《周易》这些儒家经典;在其他诗歌中，他也曾经写道:“彤帷对六经”(《五月八日上京慈仁宫进讲纪事》)，“学乏明经守典坟”(《越三日恩赐衣币纪恩作》)，“遗经毕讲陈愚戆”(《越四日供职拜觐慈仁宫谢恩作》)。“六经”、“典坟”、“遗经”等儒家传统经典著作就是他给皇上进讲的内容。迺贤是位深受中原文化熏陶和影响的蒙古族人士，作为世家子弟，他较严格地保持儒家操守，身处末世而仍不忘报效元廷。在悠游山水古迹的同时，目睹社会疮痍和吏治的腐败，因而多次察访下情，希图以诗讽谏，匡正时弊，在诗文中对百姓苦难的同情之心不时有所流露。他对丘处机劝阻成吉思汗杀生所起的作用甚为推崇，甚至进而钦慕道家，迷恋于服食和炼丹。其《塞上曲五首》就全景式地再现了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与文化风俗，寄托了儒家士子一如既往关心民瘼、热爱生活的赤诚情怀。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有一则颇为耐人寻味的逸事:“孛术鲁翀翚公在翰林时，进讲罢，上问曰:‘三教何者为贵?’对曰:‘释如黄金，道如白璧，儒如五谷。’上曰:‘若然，则儒贱耶?’对曰:‘黄金、白璧，无亦何妨，五谷于世其可一日阙哉。’上大悦。”这至少说明，元代在宗教上采取的是崇佛、尊道而用儒的政策。就元代思想的角度看，也更能说明其思想的开放与多元。

小结

元代重视宗教并秉持多元宗教平等发展这一政策产生的影响，至今还是一个仍需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比如佛教在元朝产生的影响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以勒内•格鲁塞的观点为例，一方面他认为“尽管蒙古王朝对佛教备加推崇，佛教却让他们的王朝逐步衰落”，而这一观点还仅仅是从佛教对蒙古族民族性格影响的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结合佛教寺院大量占有田产、拥有无数特权从而削弱了国家财政实力等方面，格鲁塞的观点恐怕更加无可辩驳。但另一方面，在与各种宗教比较中格鲁塞还认识到佛教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说佛教挽救了中国文明也毫不过分”。但无论宗教在当时对蒙古族、对元代、对中原地区及其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元代的宗教政策是开放与多元的。开放、多元的宗教文化并存的事实说明: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元上都文化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体系，具有兼容并包的特点。这样的文化体系与思想形成，除了上述原因，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看，游牧经济发生在一个开放的地理单元内，这样的地理单元特点就决定了人们的思维与情感特质必然与此相近甚至相一致。另外，与蒙古民族的历史与性格也不无关系———在蒙古族形成过程中，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排他的单一民族。这种开放与多元的宗教文化深远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首先，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从文化的角度上是一个巨大的促进，有利于在这个民族共同体内形成各个民族之间共存、共生的关系。其次，开放与兼容并包的文化性格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有生命力的文化特质，能够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其他民族优秀的文化营养，并不断发展、充实自身的文化，从而确保不被时展的潮流所淘汰。在中国诸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中，蒙古族文化一直保持着自身特性并对中华民族文化产生持续优质影响这一事实，就是明证。第三，开放与多元的上都宗教文化对于中华民族和谐、多元文化的形成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已经突破了那个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史中最亮丽、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是今天多民族、和谐、平等多元文化的发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