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攒盘造型设计中模件化研究

摘要：该文以清代攒盘的造型设计为研究对象，依据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中提出的“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理论，从单模件的形式表现、多模件的组合规律、整体造型的视觉呈现三方面论述清代攒盘在造型设计中对于模件化思想的应用，分析其内在的系统性与规律性，从而探讨其背后的艺术生产体系。

关键词：攒盘；模件化；组合化；雷德侯

“攒”在《说文解字》中释为“攒，聚也”。“攒”有聚集、集中、拼凑的意思。顾名思义，攒盘就是由多个盛装食物的盘子聚合形成的一个整体。在中国历代传统审美思想的影响下，攒盘的组合有一定的内在规律，其设计更多强调的是单体组合间的系统性与规律性，这与雷德候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中提出的模件体系观点不谋而合。雷德侯在《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一书中提出：“零件可以大量预制，并且能以不同的组合方式迅速装配在一起，从而用有限的常备构件创造出变化无穷的单元。在本书中，这些构件被称为‘模件’。”[1]总的来说，模件体系就是由模件通过某种规律组合而形成的复杂整体，其中，“元素”“模件”“单元”“序列”“总集”这由简至繁的五个层级是构成该体系的关键。雷德候通过分析汉字系统、青铜器铸造术等中国古工艺，论证中国人在造物生产体系中发明并运用了模件化的组合方式。笔者通过对大量清代攒盘样本的对比分析，进行递进式分解，探索其从“模件”到“模件体系”的生成规律。

一、攒盘单模件的形式表现

模件是整个模件体系得以生成的基础，具有独立、完整的形态和特定的功能。若构成模件的基础元素发生改变，则相应的模件也会随之变化。攒盘设计中涉及的模件较多，复杂的模件可能包含简单的模件，且均由人工创造，因此，整个攒盘系统能够在相似的结构中创造出万般变化。

1.造型结构

从造型结构上看，攒盘中可分离的小盘即可视为组成单元的模件。攒盘从明万历晚期开始流行，至民国时期一直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追捧。在文献资料中，上至宫廷贵族，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使用攒盘的记载。如，《红楼梦》第四十回中提到：“每人跟前摆一张高几，各人爱吃的东西一两样，再一个什锦攒心盒子，自斟壶，岂不别致。”[2]明代、清代、民国时期的攒盘从外形上看造型相似，均为中心一主盘加上四周围绕的副盘,不同的是明代的攒盘不可分离，清代可分离（图1）。发展至清中期，攒盘的造型表现与组合方式愈加规范化，其模件化结构愈加清晰。在攒盘系统中，小盘的形状大都是通过几何形经过适当的变形、复制、拼合，组成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合大众审美的整体攒盘造型。根据样本分析显示，在单盘的造型设计中，主盘一般由圆形变化而来，可变形为花形、六边形、圆方形等；副盘多由四边形变化而来，通过四个转角点的拉扯，与中心盘的边缘相吻合，可变形为扇形、花瓣形、梯形等，由此可见攒盘结构中的模件化应用。在单盘造型中，不论是主盘还是副盘，一般都包含盘面、侧面、转角这几个基本结构。发展到清后期及民国时期，单盘结构中还出现了翻沿与委角，被广泛应用到攒盘中。翻沿的宽度一般为1cm左右，这样的设计是为了拿取攒盘时留出手指拿捏的必要空间，“凹形”委角则与清代家具设计中的委角有异曲同工之妙，可以有效避免直角在使用过程中发生磕碰。这些设计匠心独运，既能够从审美上使攒盘的造型在有限的范围内变化出更多样式，又能够从功能上给予使用者更好的体验。由此可见，攒盘不仅仅是简单的饮食器具，更是先人设计智慧的结晶。

2.装饰纹样

从装饰纹样看，攒盘纹样系统中运用到的模件包括折枝纹、莲花纹、团花纹、八宝纹、如意纹、“寿”字纹以及蝙蝠、蝴蝶、瓜、寿桃、佛手、柿子、石榴等纹样。它们既可以单独成为图案模件而独立存在，又可以组合形成更为复杂的模件。利用文字的谐音作为象征吉祥寓意的构思，是攒盘纹饰模件间组合时常遵循的重要规律。作为传统的装饰纹样，“寿”字纹与蝙蝠可组成喻示“福寿绵长”的吉祥图案，也可与双桃、如意、吉瓶组成“福寿平安”的寓意；瓜与蝶的图案组合运用喻示“瓜瓞绵绵”，有祝福之用，祝颂子孙昌盛[3]。诸如此类的图案组合方式也会用于攒盘之外其他器具的装饰上，它们大都来自民间传统，受到了人们的喜爱。这不仅因为其外观能够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而且因其图案具有圆满的吉祥意义。以至于发展至明清时期，几乎到了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的地步。单模件攒盘的装饰纹样常位于盘面、侧沿、翻沿上。一方面，位于盘面的图案或是以主盘与副盘形成固定寓意的组合形式存在，或是以相同的图案重复出现装饰于盘面，有些是位于盘面中心，有些则是满地装。另一方面，侧沿或翻沿上的纹样即用于辅助位于盘面的主体纹样，常出现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的纹样形式。单一基本型纹样沿同方向重复排列，形成一个整体的矩形，从而使主体纹饰更加鲜明、攒盘轮廓愈加清晰。

二、整体造型的视觉呈现

从模件系统的整体性出发，虽然攒盘单个模件已经具有完整且独立的形式与功能，但这样与普通盛装食物的小盘并无区别。只有通过多模件间的组合形成完整的攒盘单元，才能拥有新的表现形式与意义，从而实现模件体系的建立。攒盘多模件间的组合并非简单的拼凑和整合，而是经过设计者不断探索与完善后的成果，既要满足审美需求，又要具备特定的功能。在饮食器具系统中，相比于其他盛食器，攒盘在多模件造型组合中展现出的系统性与规律性相对更为直观，其通过巧妙的拆分、重组，在增强自身美感和设计巧妙感的同时可以具备更多的功能，给予人们更好的审美与饮食体验。清代攒盘大都以多个可拆分的小盘聚合而成的完整大盘为造型，一组攒盘的数量不等，少者5个，多者达20多个。按件数的不同，攒盘又被称为“五子”“七巧”“八仙”“九子”“十成”“十二花神”“十六子”等[4]。其工艺成型技术相较于其他盘类盛食器而言较难，需要工匠在前期进行严格的设计，并精准把握各模件的尺寸，才能使烧成的攒盘组合严密、不留缝隙。攒盘成品的整体结构往往由一个中心的主盘和多个围绕四周的副盘组成，且大多数由内外两层或三层组成。按照外观形状的不同，攒盘可分为几何形态、仿生形态、人造形态等；按照纹饰的不同，攒盘有四时花鸟、人物、山水、吉祥话语等。根据样本分析显示，大多攒盘的组合方式为中心放射或对称。中心放射状的攒盘外轮廓以圆形和花形居多，在固定的框架内，从中心点向外呈现放射状的线条加以分割，上下左右皆对称，多层次结构则以同心的方式串联；对称结构的攒盘以仿生形和方形居多，有些是左右对称，有些是上下对称。其实，从中心向外发散的稳定组合框架不仅仅见于攒盘这一饮食器具结构，古代的造物艺术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设计。对称也是平衡，“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把和谐平衡的精神之美转化到生活中，大到宫墙建筑，小到柴米油盐，久而久之，演变成了一种深入骨髓的审美文化。清代攒盘相较于前代最大的亮点在于其发展为集盖、攒盘、盘托三部分为一体的配套器具。从实用性的角度出发，盖的设计有防止内部食物被污染的作用，底托的设计方便将分离的攒盘整体移动，也避免了在端拿过程中倾倒滑落。同时，盖与托的设计也让工匠有更多的空间发挥自己的奇思妙想，内外套形，让攒盘在材质、色彩、工艺、形制、图案等方面呈现出“巧”与“合”。攒盘在清宫中是必不可少的饮食用品，一年四季都会出现在宫廷膳食菜单中。《清宫御膳》一书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皇帝及皇室人员平日饮膳生活的情况，不仅在宫中的日常饮食中能见到攒盘，而且在帝王出行的御膳中也常有攒盘。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七月初七，皇帝在巡幸避暑山庄时，御膳房准备的食品中就有“蒸肥鸡烧狍肉攒盘一品”“挂炉鸭子攒盘一品”等。除了在正餐中盛放羊、猪、鹿肉这些热菜或熟菜，也可放月饼、饽饽等点心。如，同年八月十五日，“晚膳后，遵例伺候。上赏人用攒盘月饼二十二盒”；同年九月初二日，“攒盘饽饽三十盘”[5]。根据现存的档案记载，清宫膳食中的攒盘通常能装二到六个菜不等。如，《山东照常膳底档》中记载乾隆四十一年（1776）三月十六日的膳食中“糟鸡糟火熏糟肉酥野鸡熏肚子拌菠菜冷攒盘一品”，这个攒盘中就装有六个冷菜，荤素搭配得当，做法样式齐全，在满足人们各种口感需求的同时也能赏心悦目。正如《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所说：“在毫无保留的简化和无限的多样性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人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案：模件系统。”攒盘在5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从礼器到日用器皿再到收藏物的变化。作为一种集实用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器具，它处处闪耀着古人智慧的光芒，承载着不同时期的人文思想、审美习惯及精神寄托，是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也是人类弥足珍贵的遗产。

参考文献：

[1]（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与规模化生产[M].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4.

[2]（清）曹雪芹，（清）高鹗.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05：392.

[3]陈丽华.故宫日历·2019年[M].北京：故宫出版社，2018.

[4]《天下收藏》栏目组.天下收藏（第3辑）[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3：117.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宫御档·清宫御膳[M].杭州：华宝斋书社，2001：535-601.

作者:夏铭曲 洪川 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