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国家精选(九篇)
第1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1、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面积约457万平方千米。其中老挝是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越南、老挝、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陆上接壤，仅东帝汶不是东盟成员。
2、东南亚（SEA）位于亚洲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以南而得名，南部的细长部分叫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散布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广阔海域，是世界最大的群岛，共有两万多个岛屿，面积约243万平方千米，分属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东帝汶、文莱和菲律宾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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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目前，学术界关于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的投资模式研究得比较少，主要研究的是投资风险及其应对问题。韩宝庆在《中国企业对东南亚水电业的投资及其风险防控》一文中首先介绍了中国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国家投资的水电项目概况;其次对五大电力集团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开发水电项目的动因进行了分析，并且对其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项目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分析;最后提出了风险的防控对策和措施。李志雄在《东南亚BOT水电项目投资风险研究》中针对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投资水电项目采用BOT模式存在的风险，提出了如何转移、规避风险及加强管理的对策。白帆在《面向东南亚的境外电力投资问题研究》中首先分析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面临的境外电力投资环境;其次阐述了东南亚国家的境外投资方式和资本运作模式;最后进行了境外投资的风险分析并且提出了应对和防范措施。张珺在《从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看东南亚水电市场开拓》中通过分析目前国际水电市场的情况，列举了缅甸瑞丽江一级水电站建成后对当地经济社会的影响，分析了中国投资开发东南亚国家水电项目的重要意义，列举了中国水电开发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和劣势，提出了开拓国际水电市场的建议。
2中国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项目的投资模式
模式作为学术概念，是对某特定领域中事物存在方式或表现形式的高度抽象和概括，既有实践总结和提炼，也有理论论证和分析，因此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双重意义。目前，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合作开发的水电项目主要是在东南亚国家境内，投资模式主要是BOT模式和直接投资模式。
2.1BOT投资模式的内涵
BOT即建造、运行和移交(Build-Operate-Transfer)。国际项目BOT投资模式是指某国政府部门或者某单位将承担的项目开发责任和权利让渡给外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负责开发项目。项目竣工后，在特许运营期内外国投资者运营该项目并获得合理利润，特许运营期满以后要将项目无偿返还给委托国家。
2.2中国采用BOT模式在东南亚开发水电的优缺点
采用BOT模式建设的项目一般都具有以下特点:规模大、资金需求量大、工程量大、技术水平要求高、工程周期长、特许经营期限长等。水利水电工程项目建设的难度比较大，单靠东南亚国家的实力是难以胜任的，但是利用BOT模式就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投资开发的水电项目大多数采用的都是BOT模式，投资开发的典型水利水电项目主要有:南俄5水电站，瑞江一级电站等。
2.2.1BOT模式优点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BOT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减少东南亚国家的财政负担。东南亚国家政府缺少用于水电开发的巨额资金。但是，中国采用BOT模式对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项目进行投资，项目的融资负担都转移到中国企业身上，这样就避免了东南亚国家因为水电开发而极大地增加政府的财政负担，吸引东南亚国家积极与中国水电企业开展合作。(2)弥补东南亚国家的技术缺陷。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的规划、勘测、设计和咨询能力，水电设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工程的承包和施工建设能力，技术的研发能力以及运行管理能力都较为落后，无法独立承担水电项目的开发建设。而中国在泥沙研究、建筑水坝技术、水文水资源理论研究、防洪减灾理论研究、水利工程管理、水资源调度技术等方面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因此，采用BOT模式可以弥补东南亚国家在水电开发建设方面技术的不足。(3)推动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拉动当地经济发展。东南亚国家的水电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较低，中国在当地大量投资兴建水利工程，能够推动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同时也能够促进当地的就业，从而拉动当地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角度，BOT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采用BOT模式开发东南亚水电市场，可以带动中国大型水电成套设备、建设材料、资金以及技术的输出。(2)在水电项目运营阶段，中国企业可以有效利用东南亚国家的资源优势，将电力回送至中国境内，有效缓解中国电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并且能够从项目公司获得一定的红利。(3)项目运营期满之后，也就是项目特许经营期结束之前，中国企业还可能以高价出售股份从项目公司获得一定的资本回报。2.2.2BOT模式缺点(1)采用BOT模式开发水电项目前期的工作比较繁杂，主要有调研、谈判和磋商以及规划和勘探。这样会导致项目前期时间过长，同时费用也比较高。(2)投资额巨大，投资周期很长，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采用BOT模式开发的水电项目都是属于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水电项目的总造价一般高达几亿元人民币，甚至几十亿上百亿人民币，建设周期也比较长。(3)水利水电项目建设过程比较复杂，建设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无法预测，因此一旦中国采用BOT模式承接了东南亚国家的水电开发项目，所承担的风险巨大，并且没有退路可走。中国水电企业采用BOT模式在东南亚国家开发水电资源，可以有效地解决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技术落后和开发资金不足的问题，减少东南亚国家政府的财政负担，因此中国的BOT投资模式在东南亚国家颇受欢迎。
2.3直接投资模式的含义
直接投资模式是指某国在对外投资中对所投资的项目具有经营管理的控制权利，投资国具有部分比例的股份。直接投资模式的运行机制如图1所示。2.4中国直接投资东南亚水电项目的优缺点直接投资模式的投资者与投资的企业存在着长期的利益关系，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很大的影响。直接投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购买外国企业的股权，一种是在国外建立分支企业。
2.4.1直接投资模式优点从东南亚国家的角度，直接投资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开发水电项目，可以为东南亚国家水利水电行业带来较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可带来不同形态的资本，减轻东南亚国家的财政负担，并且能够很大程度地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发展。从中国的角度，直接投资模式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水电开发进行直接投资，除了单纯货币形式投资以外，还有货币资本、技术设备、经营管理经验和知识的转移。同时，中国可以获取东南亚国家的资源、市场和人力等。(2)中国水电开发企业采用直接投资模式投资开发东南亚水电项目，对所开发的项目拥有部分股份，因此对项目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控制权和发言权。
2.4.2直接投资模式缺点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风险相对较大，前期的调研和准备工作要做得更加充分，但是如果与当地企业合资能够实现风险共担，而且收益也将是长期的。中国水电开发企业采用直接投资模式开发水电项目的典型案例是伊江上游梯级电站，该项目是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接近2000亿元人民币，项目建成以后的年发电量将达到1100亿kW•h。
3两种投资模式的比较
中国水电开发企业主要采用两种投资模式开拓东南亚国家水电市场，分别是直接投资模式和BOT模式。以上的研究证明两种开发模式都具有各自的优劣势，在选择采用哪一种方式投资开发东南亚水电项目时，投资者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慎重选择。因此，投资者有必要对两种不同投资模式进行深入的分析与比较，研究和探索其普遍性和特殊性。两种模式的异同点主要有:(1)组织形式和投资主体不同。采用BOT投资模式，组织形式一般都是中国独资，投资主体就是中国独资企业;如果采用的是直接投资模式，那么组织形式是中国独资和中外合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投资主体类似地可以分为中国独资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2)所承担的风险大小不同。一般而言，在东南亚国家采用BOT模式开发水电项目的风险要大于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风险，因为采用BOT模式的融资成本比较高，需要较高的投资收益率;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和东南亚国家进行合作，承担的风险显然要小得多。(3)经营期满后财产处理方式不同。采用BOT模式的水电项目在竣工以后，在特许经营期内，中国企业可以自主运营在东南亚国家开发的水电项目，将电力发送至国内，或者出售给当地政府;但是特许经营期满之后，中国必须将水电项目完全转交给东南亚国家。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的水电项目竣工后，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将长期合作运营该项目。(4)资金的筹措方式类似。目前，中国在东南亚国家进行水电项目开发的投资额巨大，除了自主投资以外，还可以利用国际信贷市场，向世界银行贷款来筹资，也可以吸收利用国际投资基金等方式来筹资。(5)政府参与程度有所不同。由于采用BOT模式，合同文件比较复杂，需要签订大量的协议，磋商特许经营期等，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比较大;而采用直接投资模式，最常见的组织形式是跨国公司，需要政府介入的程度比较小，主要是各国企业之间的合作与协商。
4结语
第3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ASEAN）。1967年8月8日成立于泰国曼谷，现有10个成员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新加坡、文莱、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里。总部设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
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2018年11月12日，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在新加坡签署东盟电子商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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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关键词转型比较研究；多样性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在南部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一批欧洲最后的威权主义政权倒台，然后，受其影响的拉丁美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军人政权在70年代末之后也相继退出历史舞台。稍后，自80年代中期始，随着菲律宾与韩国的政局更替，也出现了东亚各国（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推广，紧接着是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的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欧洲的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就此解体。与此同时，在中东和非洲等地也出现了程度不等的民主改革趋向。
上述历史变化把一个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提到了人们面前：为什么在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最后25年的这一历史时期，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同时发生或相继出现了这样一股民主改革的浪潮？究竟是偶然地发生在世界各个地区的、相互之间并无逻辑联系的社会变动，还是如亨廷顿在其轰动一时的著作《第三波》中所描述的，这是同一个社会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地几乎是同步出现的翻版？80年代末90年代初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灾变式”的震荡与70年代中期以后在南欧、拉美、东亚的变化有何干系？如果说，上述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普遍性现象具有某种目标相似性或同一性的话，那么，在其目标实施的过程中是遵循着大致相同的路径、出现了大致相同的结局，抑或是相反？无论是怎样的路径选择或怎样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的结果，我们又能从中汲取怎样的经验与知识？
本文拟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对上述地区所发生的转型进行分析与概括，但是鉴于本文研究对象之复杂，鉴于这一转型过程尚在进行之中，因此，无论方法论还是具体的比较研究领域都存在着一系列争议。
一、原苏东、南欧、拉美和东亚国家转型比较研究的前提
比较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最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运用这一方法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观察各类事物与现象的特征并做出评价；也不仅是为了通过比较，在各类现象与社会变化之间找出因果关系，从而建立各领域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比较研究本身包含有相当明确的价值取向，它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为特定的社会发展战略与模式做出铺垫。就本文而言，需要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风行于世的新自由主义是否能够成为指导各国成功转型的通用理论原则与依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不同意上述立论，也并不等同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近二十多年来深刻的制度与社会变迁不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第一，就比较研究本身来说，最基本的要求是确定研究对象的可比性，亦即首先需要确定被研究对象的类型划分及其原则。本文所指的社会转型，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向着现代市场经济和现代民主法治体制的转化所伴随的社会转型，而其中又特别指向原苏联东欧国家高度集权的政治与指令性计划体制向着市场与民主法治体制转变所伴随的社会转型。
从传统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与民主法制社会的转型是不是一个具有同质内在规定性的过程呢？就前苏联东欧、南欧、拉美与东亚各地区而言，尽管转型前的体制状况以及相应的社会形态具有各自不同的特征，比如拉美的军人执政、东亚的专制独裁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的一党制，但是经济与政治集中管理的权力格局从结构上说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或相似性。如果说权力与利益格局的转换是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中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这是确认本项研究具有可比性的理由之一。
第二，从社会转型的目标来说，无论是戈尔巴乔夫式的对民主化发展前景的内在需求与主观推动，也无论是南欧以及随后拉美、东亚地区政治精英与人民群众对民主化目标的普遍吁求，客观上都构成为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遍及于上述各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的目标模式。
虽然目标意向的主观性并不能证明复杂多样的实质进程的客观同一性，但是从上到下广泛阶层普遍的政治民主化意向与实际行动，无疑对转型的实际进程形成了政治约束，这在各处的民主化进程中都有非常鲜明的体现。因此，从理论上说，各国转型目标模式以及所具有的类似取向亦可视为是上述地区可以进行转型比较的又一立论基点。
第三，从转型的具体内容而言，无论上述哪一个地区都基本上包含了经济自由化、政治民主化、对外开放的制度变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转型。人们看到，从南欧、拉美、东亚以及前苏联东欧地区出现了相继取代早先威权体制的趋向于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实践程度不等的政治民主化过程。同时，一个在全球化、区域化带动下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也在上述地区广泛展开。虽然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经济改革与东亚、拉美的经济自由化过程不尽相同，但大体是20世纪80年生在东亚、拉美的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在内容上也包括了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本国、本地区经济大幅度介入世界经济与区域经济，因而其转型的内容和政策趋势与前苏东国家大体一致。
第四，从转型的方式看，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在上述各地区的经济政治与社会转型基本上是以和平方式进行，而不是像以前的民主化进程或经济制度变更（比如19世纪或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制度更替与转型），相当大程度上都是在战争与暴力的推动下进行。这是20世纪末社会变迁中的一个普遍的共性。
第五，就转型的动因而言，前苏联地区、拉美、东亚各处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所出现的若干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经济政治趋势似乎也表明，当时的这一场大转型是在所难免的。
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曾经对影响70年代末向民主政体实行过渡的普遍性动因做过探索，他认为：是以下五项变化促成了70～80年代的民主化政治变迁。（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起到了削弱作用。（2）20世纪60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与教育水平，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表现出惊人的变化，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改革的拥护者。（4）
外部行动者在政治上的变化，包括20世纪60年代末欧共体对扩展其成员态度上的变化，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戈尔巴乔夫在20世纪80年代末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做的戏剧性变革。（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家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①[［美］S.亨廷顿著，刘军宁译：《第三波》，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4页。]
亨廷顿所指出的并非一定是遍布于原苏东、南欧、拉美与东亚地区体制与社会变迁的广泛动因。比如，1973～1974年与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1963～1965年梵蒂冈教会改变政策，都只是集中在一部分地区发生影响，如石油危机带给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菲律宾、巴西、乌拉圭和阿根廷等国以深重影响，而对其余国家的影响并非那么直接，反过来甚至还为前苏联体制改革的延宕提供了条件；又比如梵蒂冈发生教会重大政策改变，主要在拉美、东欧的波兰与匈牙利以及东亚的菲律宾产生直接影响。但是，事实上，上述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各地区转型中却发挥了相当关键的“示范”作用，特别是波兰、匈牙利、菲律宾与韩国。
然而，亨廷顿上述论述中关于威权主义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普遍陷于合法性危机的观点，显然具有广泛意义。除了拉美、东亚诸国之外，特别是前社会主义国家陷入危机之中，比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前苏联进入危机状态，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未能摆脱；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之下，传统的政治经济管理模式的合法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个短时期中也未能立即摆脱这种危机状态。有人认为戈尔巴乔夫执政时的晚期苏联与“文革”后最初阶段的中国可以列入威权主义国家范畴。②[RussellBova，Political Dyman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2.]这种观点为进行上述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进行思考与分析的前提。其次，亨廷顿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也有助于理解普遍转型进程中的动因问题。尽管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并非呈线性的直接的相互关系，但是若干普遍趋势却是人所共见的。比如20世纪中期以后，无论是东亚、拉美还是前苏联地区的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甚至是经济高速增长较多地是出现于军事官僚、独裁专制或一党集权管理时期的60～70年代，而政治民主化则较为普遍地发生于此后的经济下降或经济低速增长时期。
亨廷顿的解释是，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更加多样复杂和相互依赖的经济，对于威权主义政权来说是难以驾驭的；同时，由经济成长所造成的中产阶级的崛起是政治民主化与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主要动力。即使关于上述地区是否存在中产阶级现象（特别是前苏联地区）仍有争议，但是，无论是否以西方社会学中“中产阶级”冠名，一个经济条件较为殷实、知识素养较高，并具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新社会阶层的出现仍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对于改革制度弊端以推动民主与开放显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亨廷顿关于社会政治经济转型中“滚雪球”式的示范效应的观点也大体符合实际，无论是拉美、东亚还是前苏联地区，一般总是由该地区中的一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首先发生变动，然后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对于这样戏剧性的历史现象显然还缺乏深入研究。
第六，就转型的深层背景而言，需要提出的是发生在前苏东、南欧、拉美及东亚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过程，是一次几乎同步地发生于非欧美国家（除了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之外的）、非西方文明地区的现代化过程。强势的西方文明、工业国家与处于边缘、半边缘状态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发展理念、权力结构、实力差距、外部环境等诸方面的张力，使得这一次转型进程既具有某种相似性，但又大不同于西方工业国家现代化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转型：首先，以“文明的冲突”、“历史的终结”诸如此类的强势意识形态君临天下的咄咄逼人气势为以往所罕见。其次，挟全球化之便利所形成并扩大中的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发展水平的整体差异已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再次，在本次转型过程中形成并进而又对转型过程反施影响的当今惟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超强国际地位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现象。最后，“华盛顿共识”之类的政策理念在拉美、东亚和原苏东地区广泛推行之后所激起的争论和产生的后果具有普遍性的影响。上述事态与趋势对于构成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于原苏东、拉美、东亚转型的关联性无疑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总之，上述6个方面从转型所内含的结构性变化、目标模式、具体内容与方式、内在动因以及转型作为现代化过程的深层背景等不同方面初步显示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发生在拉美、东亚与原苏东地区的制度变迁与社会转型是一个具有某种深层内在联系的客观同一的历史过程。
二、客观相似与相关性下的转型前提、路径及态势的多样性
虽然，上述地区与国家进入转型阶段的历史尚为短暂，这样一个内容庞杂浩繁的历史进程方方面面的深层动因与机理有待发掘，但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世人面前，那就是：转型作为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客观历史进程，同时又具有复杂多样的路径依赖，形成为各不相同的战略选择，并且表现为尚未终了的、面貌各异并被制度化了的转型结果。正如著名的转型问题理论家青木昌彦所言：“我们将看到全球性制度安排的双重趋势：一方面是跨国家制度的重要性上升；另一方面是地域性、国家和地方制度多样性的持续深化。”①[［日］青木昌彦著，周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换言之，转型过程不仅是内在统一的、相类似的，而且是多样的；转型的实质不仅在于其普遍性，而且还在于其各自不同的独特性。
作为转型问题多样性的表现，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对转型范式问题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风行于转型国家中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灵魂的“华盛顿共识”一类政策导向相比，自9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这种转折不光是来自前苏联东欧国家中的左翼或中间派经济学家与重要幕僚，而且也来自当年曾在激进改革中发挥过骨干作用的右翼人士；不光来自西方国家中斯蒂格利茨一类自由派士人，而且也见诸当年“休克疗法”的主要倡导者杰弗里·萨克斯以及对整个转型经济有着重大影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奈等人不同程度的观念转变，他们公开地、不同程度地承认当年激进转型中确实发生过失误。这一转变的实质意义是，在各国具体条件下按照各自方式、速率和政策组合来推进转型过程，而不必机械地照搬“华盛顿共识”这一个模式。
与此同时，在各国转型进程中带来巨大启示意义的是中国的稳定与崛起。中国、越南、匈牙利等国按照自己国情，推行节奏稳健的转型战略取得成功，其意义超出了一般经济业绩所蕴含的物质性意义。转型理论家中一个较为有影响的结论是，对转型过程的理解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思想方法的对立，亦即到底转型过程是先验的，一切按照预先设计进行的“社会工程”；还是一个未知的，可以通过不断“试错”取得进步的过程。邓小平“摸石头过河”的思想无疑成为后者的典范。著名的转型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认为：“在柏林墙倒下之前，转型理论尚未预先存在”，“经济学家在他们知之最多而且意见一致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小；而在他们知之最少且争论不休的领域，对政策的影响力最大。”他提出各国的转型研究者与决策者实际上曾经在6个重要领域表现出对转型缺乏预见：第一，没有料到价格自由化与宏观稳定化之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第二，没有料到大规模私有化过程中“内部人”在失控的条件下如此获益，以致带来严重后果。第三，没有料到转型过程中犯罪活动如此猖獗，特别是在俄罗斯。第四，没有料到在转型进程中发生了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解体。第五，没有料到民主选举的反作用，亦即共产党人仍然可以通过选举重归权力中心。第六，最大的正面的意料之外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作为转型多样性的鲜明表现，是迄今为止转型中各国不同的制度构建状况与不同绩效。
就民主政治建设而言，实事求是地说，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所预言的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民主化进程，并没有出现全面倒退，而且确实在各个地区与国家都不同程度取得进展，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体现。但是即使如此，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在政治民主化的大背景下各国各地区的富有特色的实践。原苏东地区在民主化大潮中并没有出现等同划一的政治局面。与波、匈、捷等较为欧洲化的民主政治实践相比，在俄罗斯的民主政治取得进步的同时，“禅让”式的政治机制依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拉美各国已经较为稳定地确立起了民主政治之后，平民主义政治依然发挥着重要影响。在东亚各国转型中，一方面是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与探索正在日益转化为制度化的实践，近年来尤可见诸东南亚国家与地区；但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也出现了不简单地照搬西方模式，力求构建符合自己文明与历史条件的民主政治的殷切吁求。
就市场经济制度的构建而言，无论拉美、东亚还是原苏东国家都有若干共同的趋向，比如，在市场的构建过程中都遭受过金融危机的袭击，当前都处于对内深化、对外开放市场的阶段，但各国、各地区的实践还是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在前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普遍致力于构建本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学习过程中时，2004年5月，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之间无论是在市场化水平还是政治调控机制与能力方面都还存在巨大差距。而已经被欧盟确认为“市场经济国家”的俄罗斯与其余前苏联国家之间在市场制度构建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拉美、东亚各国总体上说有着较为久远的市场制度历史，但拉美国家在大体上结束了转变政府职能和经济政策改革的制度构建任务，目前依据其自身条件进入了以缓解社会问题为主、深化结构改革的第二代改革任务。①[江时学主编：《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00～2003年），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0～2003年版，第314页。]相比之下，东亚各国在取得突出经济实绩的同时，在推动市场化的进程中正在以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强制度建设作为努力的方向。②[［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等编，王玉清、朱文晖译：《东亚奇迹的反思》，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至于转型的绩效也充分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从总体上说，东亚目前仍是世界上平均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2003年达6.1%，2004年预计可达6.6%.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已成为东亚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9%，亚洲开发银行预计2004年为7.9%.不仅如此，东亚国家多年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增长、社会福利的增加、贫困的减少等指标要优于其他发展中与转型地区。①[中国网：《亚洲开发银行调高东亚地区经济增长预测》，2003年12月11日，
china.org.cn/chinese/EC-c/459587.htm.]
拉美经济经过多年改革，虽然在开放程度方面已有长足变化，但是在开放与发展、结构调整与发展之间的协调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因此多年来经济处于低迷状态，直至2003年才稍有复苏迹象：2002年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率为0.4%，2003年为1.5%，仅仅是这样的增长速度也直接有赖于美国经济的复苏。贫穷与债务问题依然困扰着拉美的经济发展。②[新华网：《联合国报告：2004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2004年1月15日，
people.com.cn/GB/guandian/183/6103/7942/2171271.html.]
原苏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内部呈现极大多样性的前提下，总体上已进入复苏与发展的阶段。
发展最快的中东欧国家经济早在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就停止下降转为增长，后进的俄罗斯也已经有了连续4年经济增长的业绩，但是过多地依赖世界市场行情，发展进程中内生变量不足，依然是它难以克服的问题。
总之，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以构建市场与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宏大而普遍的转型进程中，就转型的范式、路径及实际绩效而言，一个多样性的历史过程正在越来越充分地展现出来，成为20世纪最后25年人类历史上的一道亮丽光彩。
（一）原苏东地区内各国转型的比较一般说来，原苏东地区的各国转型具有相对充分的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理由。无论是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历史体验，还是几乎同时在冷战结束时突然发生的政治经济体制全面转型，包括西方主要大国所推行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转型模式，都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原苏东地区的转型提供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前提与外部环境。转型问题专家瓦莱里·朋斯认为：“无论在前苏联地区还是中东欧国家，有两个理由可以说明这一地区的发展是遵循着大体相似的路径。”其一是“前社会主义阶段的经历所产生的同一影响”，“这种经历甚至与发生在南欧、拉美的转型不一样，后者的专制统治还是为自由主义制度留出空间。”第二个理由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后，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以自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导向。80年代后期外部世界变化深刻影响了内部的体制变化。③[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如果说，瓦莱里·朋斯对转型初始状态的分析是基本上符合事实的话，那么，进入转型阶段之后又发生什么变化呢？他的重要结论是：一个有着大体相似的初始条件的转型过程却导致了多样化发展的进程与结果。④[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 Review ，Vol.58，No.4，Winter 1999.]
就经济与社会方面来说，以下研究结果显示了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原苏东地区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状况。
第一类研究结果是关于改革的速度与顺序。热若尔·罗兰认为：“由于（转型）总体不确定性的存在，转型从来就没有路线图，因此，改革的实际路线可能与初始计划大相径庭。”
他还认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并不等于战略家与决策者无法做出选择。
“讨论策略问题既不意味着所有国家可供选择的所有方案的集合是相同的，也不意味着政策仅仅是简单的选择问题，不同国家初始状态和政治约束的不同起着重要的作用”。①[［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页。]从转型实际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转型路径来看，往往是人为选择与各不相同的客观条件综合的结果。
这种状况集中体现在“渐进方式”与“大爆炸方式”两种模式的区别，前者指中国、越南、匈牙利、斯洛文尼亚等国，后者指俄罗斯、波兰、捷克、乌克兰、保加利亚等国。罗兰发现：渐进模式国家改革一般开始较早，遵循着比较明确的模式，宏观经济稳定是发生在转型过程的中间而不是开始阶段。而“大爆炸式”的国家，改革开始较晚，并且，“越晚转型，在转型的实施上越不成功。”②[［比］热若尔·罗兰著，张帆、潘佐红译：《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第二类研究结果是关于转型后的经济绩效。
第一，200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阿尔巴尼亚、乌兹别克斯坦等7个国家的GDP 总量已超过1989年的水平。其中，中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平均水平已经超过1989年的水平，而东南欧国家与独联体国家的平均GDP 水平仅为1989年的80%.③[1991～2003年的资料是对所达到的指标的最新官方评价，其依据是国家各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出版物。2002年的资料是初步的资料，并且主要是政府的官方评价。2003年的资料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预测。]
第二，在转型初期短暂下滑后平稳上升的爱沙尼亚、克罗地亚等国以及东南欧（特别是前南联盟诸国）经济屡经起落，形势比转型中其他国家要复杂得多。
第三，在转型中期尚未见起色的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及几乎所有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在近四五年中开始复苏与增长。虽然独联体国家经济复苏要比中东欧国家晚，但迄今的发展趋势尚稳定。
第四，与1989年相比，迄至2003年有较大增长的国家中以中东欧国家居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一向被认为市场化与民主化无甚起色的乌兹别克斯坦，则是独联体国家中惟一显著超过1989年经济规模的国家。
第三类研究成果是关于原苏东国家转型以来宏观经济稳定与市场制度构建的状况，综合世界银行、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以及各国官方与非官方统计，可以发现：
第一，从十多年来经济增长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捷克等国）的情况来看，其他各项制度变迁指数以及社会发展指标的状况大体也都表现较好，是原苏东国家发展与制度转换中最为稳定、最有成效的地区，其次为东南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再次为独联体国家。而独联体国家中虽然俄罗斯总体上还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也有若干中亚国家在某些方面取得突出成绩，如乌兹别克斯坦的经济恢复已超过解体前1991年的水平，吉尔吉斯斯坦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在对外贸易体制方面有了较大的改观，哈萨克斯坦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也取得骄人成绩。
第二，上述所有国家的一个突出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宏观经济趋于稳定。其标志是在普遍经济增长的同时，通胀率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除了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少数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后稍有反弹，大部分国家保持着较为稳定的水平。
第三，从市场构建的程度看，凡私有部门所占比重较大的国家（比如，匈牙利、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捷克、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其市场化与贸易开放、金融组织及基础设施建设的水平一般较好。一个相当重要的区别是，较为成功的转轨国家已经建立了金融体制的基本框架，银行得以发挥主导作用的原因是很大一部分银行为外资所有，而较为落后的转轨国家的金融体系也是以银行为主导，但银行的资产质量差得多，监管环境很不完善。
除此之外，绝大部分国家的股票市场逐渐衰落，特别是表现在上市公司数量未见增加，也缺乏有效的监管制度，根本无法与欧美成熟的证券市场相比。原苏东转型国家的经验表明：在目前转型阶段，银行融资仍是最为主要的方面，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和直接融资的试验尚未成熟。同时，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都还没有发挥出将储蓄最有效地用于投资的应有功能。
此外，无论是转轨较为成功还是较为不成功的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都较弱，银行主要贷款给政府，向居民和企业贷款只是少数。前计划经济国家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是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
第四，在原苏东国家经济发展与改革过程中正在出现一个大分化的过程。这不仅体现在GDP 发展水平上，而且也反映在市场化程度上。按照埃里克·伯格洛夫与帕特里克·伯尔顿的说法：“一道越来越大、越来越深的鸿沟横亘在转轨国家的面前：一些国家实现了经济起飞，另外一些国家却陷入制度落后、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恶性循环。大分化几乎从经济绩效的每一个方面都体现出来，如GDP 增长、投资、政府融资、贫富差距扩大、一般的制度设施等①[［瑞典］埃里克·伯格洛夫、［美］帕特里克·伯尔顿：《转轨经济的大分化——金融构架比较》，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年版。]而且，大分化的过程还特别明显地表现在金融发展上，如前所述，捷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所采取的金融发展政策与较不成功的转轨国家都是大不一样的。
本文所采用的经验性材料表明，一个原来被看作是内聚性的地区一旦被打开，立即表现出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样性。尽管这一地区转型过程有着种种趋同的表象，然而在不同的文化历史、不同的人口规模、不同的经济基础尤其是转型期不同的外部环境的作用之下——比如像欧盟东扩对中东欧国家的吸引与提升能力，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正在显现为当今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缩影。②[Valevie Bunc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stsocialism，SlavicReview，Vol.58，No.4，Winter 1999.]
原苏联东欧国家内部的转型在政治方面的比较也许更耐人寻味。这一类比较可以在政党体制、宪政体制中得到反映。
比如，在对俄罗斯与中东欧、东南欧国家进行比较时，一个关键问题是目前俄罗斯能否如同中东欧、东南欧国家那样建立起类似于两党制的政党格局。叶利钦时期的一名重要智囊人物阿历克谢·萨尔明认为，前东欧国家政党体制改革的历史条件至少在下述4个方面不同于俄罗斯：第一，俄罗斯的海外侨胞不可能像东欧一些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的侨胞那样在苏联解体之前大举返回祖国支持国内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建设。俄罗斯的侨胞脱离祖国已75年，他们的第三代已经出生，不可能像东欧人那样自然地返回故土。另外，俄罗斯国内无论是法律制度还是经济政策都还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来迎接侨胞返国，官员中普遍存在着对早年移居海外人士的戒备心理，他们害怕竞争，害怕暴露自己的无能。而侨胞作为一个人类学现象恰恰是转型过程中的一个相当关键的物质与精神因素。第二，民族主义因素在前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也发挥了不同的影响。在东欧与波罗的海国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危机时期，反共运动是受到教堂祝福的“民族解放运动”。所有政治力量在经历了摇摆之后取得了一致：运动的目标是脱离共产主义，脱离俄罗斯，投靠欧洲与西方（指欧盟与北约）。而当时的俄罗斯政见不一，在全民辩论的形势之下，转型前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思想”。第三，所有前东欧国家的规模都比俄罗斯小得多。在中小国家中，议会党团与自发的公民社会之间距离较短，比较易于形成直接交往的公共空间，而俄罗斯作为世界第一的疆域大国，则缺乏这样推广政党民主的自然地理条件。第四，无论是前东欧国家还是波罗的海三国的经济状况都比明所说，是“经济严寒”扼杀了俄罗斯公民社会的这棵幼苗。①[［俄］格·萨塔罗夫等著，高增训译：《叶利钦时代》代前言，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在这样大不相同的背景之下，在目前的中东欧、东南欧国家政党民主中出现的较为普遍的趋势是：第一，尽管政党斗争错综复杂，但两大政党或两大政治派别主导政局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第二，竞选、特别是多党联合竞选已经成为政党谋取国家政权的重要手段。第三，多党联合执政成为一种普遍模式。第四，各政党之间尖锐对立或紧张关系趋于缓和。②[薛君度、朱晓中编：《转轨中的中东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9～92页。]第五，党派之争大体上已被纳入法制轨道，政权更迭平稳。第六，无论哪个党派上台执政，都不会离开三权分立、议会民主的基本框架。③[王正泉、姚渭王：《剧变后的原苏联东欧国家（1989—1999）》，北京：东方出版社2001年，第140～141页。]宪政设计问题是任何转型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来看，围绕着总统制还是议会制这样的体制基础设施问题曾经进行过激烈的争论。④[比如，可以看Arend Lijphart，ed.，Parliamentary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Juan J.Linz eds.，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4；M.Shugart and J.Carey，Presidents andAssemblies：Constitutional Design and Electoral Dynamics，Cambridge ：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92；Arend Lijphart and H.Carlos，M.Waisman，eds.，InstitutionalDesign in New Democracies ：Eastern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Boulder ：WestviewPress ，1996.]
美国学者格兰姆·吉尔从实证分析的角度曾对原苏东地区国家的不同政体进行比较，利用图表将原苏东国家从总统制、半总统制、议会制等政体角度进行划分，并以他自己定义的“民主”、“伪民主”、“非民主”等范畴对民主化程度进行归类，他认为在政体形式与政治制度属性方面，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表现出巨大的差异。
（二）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转型的比较
就南欧、拉美、东亚等地而言，各地理区域内部的转型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风貌。
在南欧，西班牙与葡萄牙、希腊等国的转型轨迹是很不一样的。与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革命”后一度处于动乱、险些爆发内战的葡萄牙相比，胡安·卡洛斯领导的西班牙1975年“革命”则要温和、明智得多。后者以深思熟虑之下的“转型”战略为其特征：不实行激进的政治经济改革，通过“有协议的游戏规则”转向民主。有人认为，这不仅是因为20世纪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给人们留下了血的教训，人们不再愿意以流血的代价来实现制度与权力更替；而且也与胡安·卡洛斯个人的政治智慧有极大的关系。⑤[Paloma Marugam ，SistemaPolitico Espanoa？Segunda Edicion ，Madrid Universidad，2002，p.383.]在二十多年之后，俄罗斯叶利钦时期的经济部长、总统分析中心主任叶·雅辛通过感受“休克疗法”的灾难，也对胡安·卡洛斯的“转型”谋略深感折服。⑥[叶·雅辛教授在与本文作者见面时，曾多次谈起这个观点。]
在拉美，仅就经济转型而言，如果说拉美的政治经济转型是与20世纪70～80年代拉美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的话，那么，当时的拉美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相互竞争的经济发展模式：南锥体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战略、巴西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墨西哥所奉行的石油引导增长模式。结果，由于南锥体国家简单地模仿新自由主义路线，付出了巨大的社会与政治代价，而巴西和墨西哥所采取的战略尽管也遇到问题，但却显示了它们的活力和弹性，两国凭借庞大的多样化的工业基础，取得了不同的进展。①[［美］加里·杰里菲等著，俞新天等译：《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章，第363页。]可见，在拉美转型的关键时期，各国不同的战略选择和不同的资源条件仍起着重要作用。
在东亚，亨廷顿曾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是妥协、参与、适度交易。有人认为：从东亚地区的经验事实来看，这一特征只在台湾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韩国次之，其他国家则不尽然。东亚的威权主义一般有两种路向：一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推动促成的，导致转型进程中出现较多的威权与平民之间的暴力与冲突。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菲律宾、90年代末以来的印度尼西亚，威权转型过程中都曾出现过大规模示威与反抗。另一路向是由执政党自上而下主导推动，同时容忍反对势力自下而上进行推动，使得政权转型过程中基本没有发生大的政治动荡。我国学者孙代尧以为，东亚政权转型实际上存在“三种类型”：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的政权“转型”属于亨廷顿式的“决裂”模式，韩国是“转移”模式，台湾地区则具有所谓“改革”模式的一些特征。②[孙代尧：《台湾威权体制及其转型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29页。]
与原苏东各国转型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一样，南欧、拉美、东亚各地的转型也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除了文明背景、资源条件、地理区位这些显而易见的制约因素之外，政治经济结构的不同组合、政治精英的不同禀赋以及不同的对外关系，显然也都为原则上是走向市场和趋于现代民主法制的共同追求规定了不同的路径与结局。
三、东方对南方：原苏东、南欧、东亚与拉美地区转型比较研究中争论的问题
如果说，原苏东地区内部转型的比较是一个具有较多可比性的研究领域，那么，原苏东国家所发生的转型与南欧、拉美、东亚的制度变迁是否具有可比性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在争论不休的问题。
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国际学术界就已经提出了将南欧、拉美和东亚的民主化进程与前社会主义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经历加以比较研究的问题。
美国学者鲁塞尔·鲍瓦（Russell Bova）曾经撰文对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政治改革与南欧、拉美所发生的转型进行比较。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各国转型之前其国家形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他认为，西方从来不把前苏联看作“民主国家”，而称“全权主义国家”。他还认为，实际上，晚期苏联体制是一种比一般威权国家较为文明的政体。因此，可以超越地区的界限而与拉美地区威权主义体制的转型进行比较。鲍瓦认为，第一，与拉美的比较研究更易理解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激进的民主化改革，拉美国家也有相似的经历。第二，从更广泛的观点来看，随着戈尔巴乔夫地位的陨落，可以更好地理解戈尔巴乔夫救助“软性共产主义”的努力就像权威主义政体的没落是无可救药的一样。第三，比较研究证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纲领必将为更激进的纲领所取代，拉美有过类似的经历。第四，比较表明，任何聪明的领导人都无法挽救他的民主化纲领的失败。因为这一纲领是根源于前苏联的根本结构特点，就像拉美的民主纲领产生于其平民主义的社会结构特点一样。①[Russell Bova ，Political Dynamics of the Post-Communist Transitio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October 1991.]
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俄罗斯学术界也表现出了对俄转型与拉美改革做比较研究的兴趣。
T.沃洛瑞基娜认为90年代上半期俄学术界的“拉美热”是因为与欧美国家相比，拉美经济改革的长期不稳定状况与俄罗斯更接近，对俄罗斯更有参照意义。与按照“拉美”提供的方式推进改革最终将导致灾难一样，作为一个非西方国家，俄罗斯如果执迷不悟，那么必将遭致同样下场。这位学者认为，虽然俄罗斯与拉美的情况还有很大区别，但是，俄犹如拉美国家一样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处于边缘地位；俄与拉美国家相似之处还在于当时两地均实行进口替代型战略，但这样的政策如持续过久会导致结构的失衡；如同20世纪60～70年代，拉美具有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传统以及存在大量的无竞争力的国有部门一样，俄罗斯也正是因这些问题而处于困境。因此，俄与拉美之间完全具有进行相互比较的基础。T.沃洛瑞基娜进行比较的结论是：与拉美相比，俄罗斯在工业化水平方面大大高于拉美，但城市产业结构根本无力吸纳失业人员；在缺乏拉美多样化社会结构和政治宽容的状态之下，俄罗斯改革可能导致比拉美更坏的结果。
到20世纪90年代末，关于拉美、南欧能否与原苏东国家进行转型比较的争论仍在继续。
其中施密特与卡尔提出了关于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进行比较的四个重要方面。
第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前苏联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在发展水平、文化普及、城镇化等问题上的传统差异，也不在于实行转型之前它们各自属于哪一类独裁统治，而首先在于东欧国家与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似乎与南欧和拉美地区的案例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就人力资源的技能、社会动员和生产能力来说肯定如此。其次，上述这些地区的政治体系大多数在转型之前确实已退化成某种形式的“政党专制”或独裁体制。但是施密特与卡尔认为，这两个地区之间的最显著差异在于社会占有结构的改革起点不同，南欧与拉美大量私有制的合法存在与原苏东地区消灭财产多样性、平均分配报酬、压制阶级与部门差别的状况是有根本区别的。
第二，这两个地区在旧体制崩溃程度上的反差也很惊人。与“南方”相比，东方的体制改革是“未经宣布”的，反对力量也没有做好统治国家的准备，即使有个别国家的反对派或改名换姓的共产党人设法在开国选举中取得佳绩，但也经常表现出缺乏高效率统治的能力。
这种现象与推翻独裁统治之后的拉美、南欧完全不同。在拉美和南欧，通常是由中间党派或右翼政党监管新生的民主政权，并且一般与前体制中的重要人物有着很大的联系。这些国家的实际权力机构，如武装力量、警察部队仍拥有干预、影响政策的权力，在这方面，西班牙、巴西、智利都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就这两个地区实施转型的外部环境而言也有根本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放弃对崩溃中的东欧国家的干预、华约的解散以及苏联解体是东欧国家转型得以展开的外部契机。但南欧与拉美的民主化则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以往长期延续的国际同盟关系和贸易关系。
第四，拉美国家一般尚能应付政治变化之后社会、经济、军事和行政改革等变化多端的转型要求，而没有出现像苏东政治剧变的大起大落，其原因在于许多结构性变化实际上已在旧体制内完成。比如说，大多数南欧与拉美国家在转型之后仍然“继承”了已有的国家疆界。
但是，原苏联东欧地区所发生的突变式的政权转换，无法在同一时间内完成纷繁复杂的多领域的转型要求，也没有能力对改革的生存顺序问题做出合理的安排，比如，是先举行选举还是先组建临时政府？先放弃控制价格还是先控制预算？国有企业先私有化还是先允许集体交易？以上抉择中最为令人头痛的是政治边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东地区有“前南斯拉夫”、“前苏联”、“前捷克斯洛伐克”，而在南欧和拉美地区却没有“前西班牙”、“前巴西”、“前智利”。康克沃特·罗斯托认为，如果事先不就基本的国家认同和疆界达成一致，将很难顺利地推进转型。
施密特与卡尔的结论是：并不排斥“南方”可以与“东方”做比较（指拉美、南欧与原苏东地区）。作为“东方”的原苏联东欧地区转型速度惊人，没有出现暴力，结果也相当确定，但其秩序的稳固需要漫长的时间，并且是充满矛盾，还很可能没有结果；相对于“南方”来说，“东方”将很难选择和确定一个“合适的”民主类型。①[Philippec Schmitter andTerry Lynn Karl ，The Conceptual Travels of Transitologists and Consolidologist：How Far to the East Should They Attempt to Go ?Edited by Archie Brown，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但是，瓦莱里·朋斯不同意施密特和卡尔的观点。他认为，如果对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转型中的核心问题进行比较，还可能是苹果与橘子的比较（至少大家都是水果），那么如果是对非核心问题进行比较，就很可能是苹果与袋鼠的比较。这种比较的合法性就存在问题。
朋斯认为，后共产主义世界与南欧、拉美转型之间的差异比施密特、卡尔所言要严重得多。首先是“东方”与“南方”独裁统治的性质有很大差异。其次是南欧、拉美国家政权存在的时间很长，而东欧的国家政权则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拉美与南欧历史上有民主的传统而东欧则相对缺乏这种传统。再次是转型的模式有很大差异。比如发生在东欧的民主化扩散与外部环境因素对结束一党统治有一定作用，而南欧、拉美则全然没有这样的变化。最关键的是，南欧、拉美转型可以简化为只涉及少数几个政治精英的互动，而东欧的关键则在于确立整个社会秩序、国家本身性质以及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定位。因此，瓦莱里·朋斯认为前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之间不存在施密特与卡尔所说的那种可比性。
虽然，关于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比较研究的这场辩论尚未终结，但方法论上的启示却是深刻的，它提醒人们要始终关注被比较研究的对象在关键领域是否具有可资比较的基础。
除了原苏东地区与南欧、拉美的比较研究尚存争论之外，把东亚国家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也是相当多的学者热心讨论的一个话题。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东亚一些国家（地区）出现的政治经济制度变迁是与原苏东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一个出发点。东亚与原苏东地区转型进程中内含的逻辑是从传统体制的集权型管理结构向当代市场与民主的分权型模式的转换，就这一根本问题来说，这两种转型在核心问题上有相通之处。但是，毕竟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地区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俄罗斯学者A.莫格佐也夫认为，在转型的最初阶段，俄罗斯与东亚国家的区别主要表现为：第一，俄罗斯是一个工业化国家。尽管经济效能很低，但就人均受教育水平与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来说俄罗斯大大超过东亚。第二，就开始经济改革的时间而言，俄与中国相比晚了10年，与韩国和日本相比则晚了30～40年。第三，从外部支持角度讲，日本、韩国得到的外部技术不仅带有经济含义，而且带有政治含义。与俄相比，中国的海外关系也发挥了强劲作用，相形之下，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俄罗斯时期的外交政策在取得外部经济支持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第四，在日、韩与中国，改革是在没有发生社会-经济形态变更（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中国依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能够确保为推进经济改革所必须的政治稳定。但原苏东地区则发生了根本的政治变化。
值得关注的是原苏东地区与东亚国家的若干相同之处。
首先，在转型过程中俄罗斯与东亚国家尽管都是发展市场经济，但国家与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其市场力量总体上都远逊于欧美国家。
在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金融系统及其与企业的关系也相当令人瞩目。在俄罗斯，有金融工业集团作为企业与金融业的一种联姻，在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银企关系也异常紧密。这两种方式的存在说明市场还没有真正达到成熟阶段，只能依靠银企之间的内部联系（如日本的“主银行制”）来维持大企业的发展。
东亚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启动后，取得了较大进步，特别是近年来包括印度尼西亚与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十分活跃，这与原苏东地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政治民主化的探索有相似之处。
从结构上看，原苏东地区与东亚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作为地区的两个重要大国的俄罗斯与中国都不仅是地区的经济中心，而且其对周边的吸纳与带动能力随自身的经济增长而提升，这一点已在2003年各项指标上得到体现。
如果说，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东亚和俄罗斯都先后受到冲击，近三四年来，东亚与原苏东地区又同时成为世界经济中两处较高速增长地区而受世人瞩目。
当然，对于东亚、特别是中国改革的成功与俄罗斯改革的波折的相互对照，学术界仍有不同观点。比如，萨克斯等人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
因此，对中俄改革的成败也必须从宪政改革的长期效应来加以论定。
他们还认为，不能因为俄罗斯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中国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型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取得的收益；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双轨制以及与之伴行的腐败造成了宪政转轨的更多障碍。②[［美］J.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载香港《信报》财经月刊，2000年1月、5月、6月三期连载。]也许，从如何关注双轨制下繁衍的严重腐败以及宪政改革的长期性这一角度，萨克斯等人的观点有一定意义，但是，多数学术界观点对中国改革成功的肯定也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束语
作为本文的第一个结论，转型过程既是一个具有内在相互联系的客观外在性和内在动因的历史过程的扩展，同时也是各国当地传统、各国精英自主选择的一个多样性得以实现的过程。可以说，各国转型的模式总会是独一无二的，但同时又会遵循着民主与市场演进的共同追求。统一与多样两者的并存是转型比较研究的一个最为醒目的结论。
其次，一般地说，如仅从20世纪90年代转型过程来看，往往是政治变化、政治因素较之经济本身发挥更为直接的作用。政治前提的确立往往确保了经济改革得以迅速推行。但是“前转型时期”，比如20世纪70～80年代前期的东欧国家（包括前苏联）的经济发展是在旧体制下发生的并且也为90年代后的改革做了很好的铺垫；而东亚、拉美等地区的经济高速增长与局部的改革也是发生在旧有体制之下，这与尔后的改革也有着密切联系，至少是对尔后的大幅度改革起到了某种基础性作用。因此，对于转型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还值得深入加以研究与探讨。转型一般是由内部首先发生，但外部因素，比如苏联解体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间接或直接地影响转型进程。前计划经济国家的转型受惠于冷战结束这样的特殊条件，这是拉美和其他东亚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另外，按照，M.S.费熙（M.Steven Fish）的观点，在前计划经济国家对于转型过程中的意识形态选择的问题也表现出与拉美、东亚国家的不同。①[M.Steven Fish，Democratization's Requisites：The Postcommunist Experience，Post-Soviet Affairs ，Vol.14，No.3，1998.pp.212-247.]
特别是前苏东国家一度出现的强烈而极端的自由主义倾向也许应视为全权主义格局得以解脱之后的一种逆反。这样的一种非理性选择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才能归于较为平衡与理性的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制度构建。应该看到，市场经济体系是人类精心设计的产物。
第5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关键词：东南亚；缅甸；传统节日；保护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08)-10-0072-02
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已经成为世界旅游的热点地区之一，如泰国、马来西亚、缅甸、新加坡等国家，其不仅有沙滩、海洋、珊瑚等迷人自然景观，还有泰姬陵、传统佛教节日等底蕴丰厚的传统文化。一些国家已经把本国的传统文化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比如传统节日。缅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传统节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入了很多现代因素，是一个集古典与现代为一体的典型国家。
本文以缅甸传统节日为切入点，剖析缅甸传统节日的变化，进而就保护传统节日、传统文化旅游等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意见，以达到传统与现代和谐发展的目的。
一、现代缅甸传统节日的变化
传统节日，是一个国家民众集体创造的文化产品。它是古代信仰物化形态的一种遗留，同时也是一种生活的节奏。传统节日的形成、发展、变化，是一个历史文化积淀的过程。缅甸以节日众多而著称，有许多形形的传统节日，除政治节日外，传统节日有二十四个之多。虽然绝大多数深受佛教的影响，但神话传说、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农耕文化、当今社会新的因素等影响也是十分重要的。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现代新兴元素的融入，缅甸传统节日出现了新的变化。
第一，传统节日的神圣内涵被逐渐世俗化。作为信仰佛教的传统国家，缅甸的传统节日也深受佛教文化影响，有着复杂的节日活动内容，但其具体的规矩与节日进行方式，也随着时展逐步变化，许多传统节日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民众狂欢的民俗盛会，泼水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已经成为来缅游客的必玩节目，但是又和中国的傣族泼水节有区别。刚开始，人们用文雅的方式互相泼水，以道祝福；而现在，则以水管、水枪等较为狂野的方式泼水，人们结队搭伙，沿街游逛，互相泼水嬉戏狂欢，同时也可以进行大型的商业活动。
第二，传统节日仪式出现了简化趋势。历史上的传统节日，曾经拥有诸多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民俗礼仪。而如今，传统节日的活动内容简化，有的内容甚至逐渐消失。以堆沙塔节为例。古时，该节日有王公贵族与民众共同参与，在江畔沙滩堆塔叩拜，内涵丰富，胜极一时。现在，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些大城市，日常时空和节日时空之间的过渡环节和准备过程开始脱节，日常生活即过节，而节日时期也等同于平日生活。很多家庭在传统节日的活动中，开始有所变动，不复以往的形式多样与复杂，以简约为主，例如在以往的祭祀、布施活动中，人们往往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现在则以街道、学校、单位或村庄集体进行。尤其是现在传统节日中佛教活动的简化，折射了新时期缅甸文化的新变化。
第三，传统节日的社会教化功能逐渐减弱，商业化成分增加。例如泼水节，其社会教化功能在于促进人们行善积德，但现在则不同，它充满了浓浓的商业气息，不仅是一些大商家做宣传的有利时机，更是小商贩做买卖的黄金时间。泼水节人们乘车泼水嬉戏时，周围总是有来来往往的小贩卖吃食、饮料等，他们不会放过一切能赚钱的机会。此外，“万塔之邦”缅甸的独特风情，吸引了不少外国旅客，外国游客的到来，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缅甸旅游业的发展，也是推动缅甸传统节日日趋商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缅甸传统节日功能上的变化，也反映出了缅甸人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缅甸传统节日本意的教化民众、除灾祈福、趋吉避凶，如今逐渐被世俗化所替代，集娱乐、旅游、社交等多种于一身，成为缅甸广大民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第四，接受世界各国的影响，出现了新的节日。这些新节日多是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一些纪念日或社会公共活动日，又打上了外国节日影响的烙印。只是因为它们也是以年为周期，循环往复，且各有特定的活动内容，因而具有了“节日”形态，发挥着“节日”的功能。如三月二日的“农民节”是现代新节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展现了在时代变革中，人们为争取自由解放和一切合法权益的奋斗精神，体现了新的时代风尚。它们丰富着缅甸的节日，并以新的内容、新的风采对传统节日的节俗活动予以积极的影响。
二、缅甸传统节日变化的影响因素
缅甸传统节日的发展变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因素都起了一定作用。主要有这么几方面：
第一，国家统治者的作用。一般来说，节日风俗多由民间约定俗成。但在特殊的情况下，国家上层统治者的提倡，对节日的发展变化，起直接也起最大决定作用，例如考经节。考经节是缅历三月的传统节日。缅甸僧侣考试分为初、中、高三级。缅甸作为一个以佛教为主的国家，历代帝王都把自己视为弘扬佛法的传人，因而，推广佛教，培养人才，是缅王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就有了考经。1942至1945年日本殖民时期，只进行律藏考试。1946至1947年又恢复了三藏全部经文考试。缅甸获得独立后仍按惯例于缅历三月举行考经节。但1953年起，缅甸政府将考经节由缅历三月改为公历三月，以利于考经者复习。考试地点也有所扩展，且考试结束后一般都要举行庆祝活动，并授予优胜者各种称号。与古代相比，变化之处在于现在的考经节已不在优胜者中选拔官员。
第二，吸收神话传说。缅甸传统节日的渊源是原始信仰崇拜。随着时间的发展，原始信仰逐渐变化，节日也随之产生了变化，敬神节最为突出。敬神节是缅历九月的传统节日。敬神节供奉印度神明欢喜天。欢喜天是婆罗门教神，传说是湿婆大神的儿子。敬神节兴起初期，人们用白牛、白羊、白鸡、椰油供奉祭拜。到了东吁王朝反神运动兴起后，人们不再以杀宰牲畜祭祀神明，而代以素食水果等拜祭。但由于信神有悖佛律，加之后来信佛的历代缅王均压制敬神，使大规模敬信活动势头减弱。后来缅甸人多以挂椰子代替敬神。而时至今日，作为缅历九月传统节日的敬神节，已完全消失。
第三，世俗化的世俗风气。世俗风气影响着民众的生产生活，因为某种机会，融入节日当中，并影响着节日活动、节俗观念的变化。基玛瑙节是缅历八月的传统节日。缅语基玛瑙的意思是“乌鸦未醒”，故基玛瑙节就是“乌鸦未醒时过的节”。节日时间从缅历八月月圆日的晚上人们睡熟以后一直到次日凌晨时止。按习惯，参加者可以在该节期间 ，独自一人或成群结队地将别人家院子里的东西拿走，藏于一处来取乐。由于缅历八月十五明月当空，要成功地拿走别人的物品并非易事，常常是被抓者甚众，十分有趣。
第四，宗教因素的影响。缅甸是一个传统的佛教国家，其佛教体系属于南传巴利语系佛教。十三世纪后期至十九世纪中叶的封建王朝时期，是其发展的黄金的时期，佛教部派纷争平息，教派得到统一，佛教在全缅传播并深入人心。十九世纪后半叶，英国通过三次英缅战争吞并了整个缅甸，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失去政府扶持的佛教，在西方宗教、文化等多重冲击下，逐渐衰落。直到1948年缅甸脱离英联邦独立后，佛教才完全改变了殖民时期被打压和排斥的状态，在缅甸社会上的地位开始回升。随着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多元文化的注入，现在缅甸的佛教文化融入了许多现代元素。佛教对世俗生活的影响至深至广，僧、俗之间界限并不严格分明，宗教活动世俗化的倾向比较明显。宗教尽量利用民间俗信扩大自己的影响；民间俗信也常把世俗人情寄托于，通过节日活动，实现僧、俗之间的交往 。
三、对缅甸传统节日保护的建议
随着缅甸本国的发展以及国际大环境的影响，缅甸传统节日出现了新的改变，缅甸的文化越来越包容了。但是缅甸人民在接受世界新的现代节日的同时，也呼吁要保留自己本国的优秀的文化，传统节日。因此作者以创新的想法就保护缅甸的传统节日提出个人观点，对世界各国保护传统优秀节日、传统优秀文化等方面也都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一，政府和民间组织，应该积极行动起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等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让全世界都来保护缅甸的传统文化，保护世界的传统文化，增强缅甸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
第二，传统节日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和整个民族的社会文化发展紧密相连。所以应尽快唤醒传统节日的记忆，对优秀的节日予以恢复。尽量挖掘缅甸传统节日的资源，使其渗透到整个国民的内心，共同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三，加强教育，提高全民族的保护传统文化、传统节日的素质。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建立长效的完善的教育机制，使整个民族能从内心感受到自豪感，自觉的来保护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和谐保护，使本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节日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传统的宝贵资源。要坚持发展、开发、保护共同进行，这样才能传统节日传承下去，造福子孙后代。
第五，加强国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既要引进来，又要走出去。借鉴外国的保护传统文化的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实际，走一条具有本国特色的保护传统文化的道路。
保护传统文化正在世界各地风靡起来，建设富足的经济社会，绝不应以抛弃传统民族文化财富为代价。否则必将大大损伤民族元气和民族精神。因此，缅甸以及东南亚的其他国家也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借鉴国外经验，顺应时代潮流，使本国的传统节日更加发扬光大，促进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全方位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谋,姜永仁.缅甸文化综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第6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广西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广西南宁530000）
摘要：我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就业市场拓展已取得一定成就，输送了大批毕业生到东南亚国家就业。本文主要分析影响毕业生面向东南亚国家就业的因素，政府、高校以及一些相关部门也要据此制订相应的社会政策来保障毕业生在东南亚国家就业。
关键词 ：毕业生；东南亚国家；就业市场；政策
DOI：10.16083/j.cnki.22-1296/g4.2015.03.010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3—0021—02
基金项目：广西民族大学中国—东盟研究中心研究课题“高校毕业生东南亚就业市场的探索与实践”（dm1003）的部分成果。
收稿日期：2014—10—21
作者简介：蔡其明（1968— ），男，广西桂林人。广西民族大学招生就业处，副研究员，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高等教育管理。
伴随着各个自由贸易区、经济区的建立，目前，已有大批毕业生选择在东南亚国家就业，他们大多是东南亚国家当前发展行业所缺乏的人才，例如：商务英语、会展策划、报关报检、教育输出、金融保险和物流运输等专业人才。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合作的不断加深以及国内企业进驻规模的不断扩大，会出现大量的人才缺口，去往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毕业生也会逐渐增多。总体来看，我国高校毕业生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现状及趋势比较乐观。
一、影响毕业生面向东南亚国家就业的因素
（一）所学专业
国内许多高校设有东南亚小语种及小语种相关专业，尤其是靠近东南亚国家的地方高校，如广西、云南等，这些专业的学生在毕业之际往往会选择与自己所学专业对口的职业，而最好的选择便是去往东南亚国家，在东南亚国家就业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专业优势，得到海外锻炼的宝贵机会。
（二）薪资待遇
如今，在国内就业的毕业生工资水平总体不高，而到东南亚国家就业往往能获得较为可观的工资收入。一是因为有意向吸纳毕业生的企业一般规模大、实力强，有能力给来东南亚国家工作的毕业生提供令其满意的薪资，并且，在东南亚国家的职场压力比国内相对较小，总体工作环境、工作质量都能得到提升。二是因为东南亚国家近年来发展较快、中资企业落户增多并新兴了一些行业，在一些行业崛起的同时，也出现了大量的人才缺口，为尽快填补人才缺口，一些企业不惜重金招聘出国就业人才。
（三）中资企业的需求
从东南亚国家的就业市场来看，中资企业大量落户东南亚为毕业生提供了主要就业载体。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将公司设在东南亚国家或在东南亚国家成立跨国公司，此外，还有一些中国注资的合资企业和中国在东南亚援建的项目等，他们招收人才的对象也主要是国内高校毕业生。虽然在东南亚国家，一些中资企业的用工来源也有当地居民和所进驻国的人才，但他们不管是在受教育质量方面还是在感情依赖方面都更倾向于本国毕业生。
（四）相似的文化
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相邻、往来密切，这使得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作风上有着相似的特点，从而形成了相似的文化。相似的文化更容易使毕业生适应当地生活，消除因国家不同和所处自然环境差异而产生的障碍。加上下南洋的历史在中国各个时期都存在，华人、华侨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民间交往，也是我国与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政治沟通的媒介。他们的存在也使前往异国他乡的毕业生更有归属感。
（五）国内就业局势
近年来，受高等教育规模大幅扩张、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我国就业市场在竞争机制下出现供需失衡的现象，每年有几十万毕业生不能在毕业当年找到合适的工作岗位，大学生就业难成了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1］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没有工作经验，不受企业青睐，所以，往往就业质量低、就业环境差，这使得不少毕业生选择避开国内紧张的就业局势，转而面向急需人才的东南亚国家。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既能积累工作经验，又可获得“海外经验人才”的美誉，当再次进军国内就业市场时便优势突出，成为经验丰富又备受欣赏的人才。
（六）就业观念
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多，就业压力日渐加大，国内就业市场趋向饱和，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观念开始发生很大变化，开始将目光投向国外就业市场，出国就业成为毕业生可以接受甚至是趋之若鹜的选择。而东南亚国家对于其周边地区高校的毕业生来说，不论是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人文环境上，都是海外就业的首选，传统观念的打破使大批毕业生愿意选择去东南亚国家就业。
二、毕业生面向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政策思考
（一）我国应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
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日益加深，经贸合作越来越密切，我国已有大量企业进驻东南亚国家，为我国高校毕业生打开了广阔的东南亚就业市场，这不仅促进了区域经济的繁荣发展和人才互动，还推动了国家间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缓解了我国紧张的就业压力，使高校就业率和就业质量得到提升，也对高校国际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可见，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对我国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近年来，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已取得显著效果，主要表现在中资企业在东南亚国家的落户上，在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企业越多，东南亚就业市场就越广阔。因此，要继续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除了要促进中国企业在东南亚国家落户外，还应针对东南亚就业市场进行分析，了解东南亚就业动态，时刻保持与当地企业的沟通，以获得准确的就业信息。
（二）高校应努力培养东南亚国家需要的人才
高校可以针对东南亚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定向培养，尤其重点培养历往届前往东南亚国家就业的相关专业人才。同时，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适当增加小语种及相关专业的招生，以顺应市场对小语种人才需求增长的趋势。［2］此外，要巩固和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建立历年招收小语种及相关专业单位的信息库，并对这些用人单位及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学生进行动态跟踪及回访，为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提供一手资料。高校在掌握东南亚国家就业市场现状及人才缺口后，可根据自身的专业设置情况对原有专业进行延伸和调整，打造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东南亚语言专业群。
（三）政府应为在东南亚就业的毕业生提供安全保障
在政府、高校以及企业的鼓励引导下，大批毕业生到东南亚国家就业，虽然东南亚国家社会环境基本稳定，对我国前往就业的毕业生不构成极大威胁，但仍不能排除危险因素，毕竟挟持华人事件在东南亚国家已有发生。政府在此应担负起重任，与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时刻关注东南亚国家的社会环境，时刻做好应对突发状况的准备，及时与当地政府协调，以确保毕业生在东南亚国家的权益和安全。
（四）注意人才回流问题
我国拓展东南亚就业市场时间较短，输送到东南亚国家的人才总体就业时间不是很长，但仍要注意人才回流问题。如果此时忽视人才回流，会使我国培养的大量人才流向海外市场，特别是高层次人才。［3］因此，我国应及时采取措施，引导在东南亚国家就业的毕业生完成海外工作期限并获得一定经验后及时回国，把在国外所学的知识技能、管理经验投入到国内的工作中。高校培养人才时，也要将国际化视野与政治素质教育结合，培养其正确的就业观念，使其成为国家永久性人才。
［
参考文献］
［1］罗建军，朱东红.大学毕业生实习满意度状况探析［J］.武汉科技学院学报，2010（6）.
［2］肖平，王红静.全球化背景下小语种人才的培养与及教育改革［J］.实践与探索，2011（6）.
［3］付文杰，康涛.建立人才集聚机制，吸引人才回流［J］.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第7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关键词]东南亚国家；广西少数民族预科；外语教学；比较
[中图分类号] H3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7）02-0089-03
比较教育研究的目的一是了解外国，使中国教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二是了解自己，改变“身在庐山，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现状。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教育文化的交流不断加强，把我们的文化教育和东盟国家的文化教育进行比较研究，可以丰富我们的教育知识，使我们能够深刻认识教育的本质特性和规律，学习外国教育中成功的经验，吸取失败教训。[1]
东南亚教育改革与发展表现出其多元性的特点，其中包括民族多元性，语言多元性、宗教多元性和政体与管理多元性。[1]这与广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教育特点有一定程度的相似。广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学生来自广西世居的11个少数民族，具有民族多元性，很多少数民族拥有其本身的语言，如壮语、瑶语等，语言多元性；各少数民族的文化思想各有特点，广西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和谐共处。所以比较东南亚教育与广西少数民族预科的教育，可以发现教育的规律性，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
语言的习得有一定的共通性，其学习的语言即使是各不相同，但其习得的规律和方法却是大同小异。笔者有幸于泰国川登喜皇家大学进行为期差不多一年的对外汉语的教学，所以对该所学院的外语（对外汉语）教学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和了解。川登喜皇家大学的很多学生的汉语基础为零，而广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学生的英语学习基础也比较差，两个学校的外语学习情况有很多相同之处。本文通过对教师的教育背景和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况，把泰国川登喜皇家大学的外语教学与广西预科的外语教学进行比较。通过比较分析，了解东南亚外语教学的特点，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试图为广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外语教学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泰国川登喜皇家大学外语（对外汉语）教学与广西预科外语（英语）教学的比较调查
两所院校的外语教学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他们的外语培养目标和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读写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该门语言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其国家经济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本文主要通过教师队伍、教学活动这两个差异比较明显的方面来进行比较，具体如下：
表1 教师队伍
■
川登喜皇家大学的汉语组属于人文科学系。除4名专职的专任教师外还有2名来自中国的外教。4名专任教师中具有本科学历的那位教师是中国国籍。他们都有在中国留学一年以上的留学经历，而且是回国教学几年后又会再次来中国再学习进修，再回国进行教学，是一个教学―出国留学进修―回国教学―再进修的不断循环的过程。
表2 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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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任务型教学的几个要素：1.表达意义是首要目的；2.学习者需要解决某个交际问题；3.学习者所做的事情要与现实生活中的某些活动有联系；4.完成任务是最重要的；5.对活动的评价要以结果为依据。[2]
二、川登喜皇家大学外语教学与广西少数民族预科基地的外语教学的比较分析讨论
（一） 教师队伍的比较分析
语言的学习就是文化的学习。川登喜皇家大学汉语教研室的教师有到目的语国留学进修的经历，他们在中国学习、生活，目的语使用娴熟，对目的语国家文化习俗等有具体实在的了解和接触。由于学习、生活在目的语国，他们对目的语了解透彻，使用目的语地道自如，这样他们在教学中可得心应手，从容应对。因为他们对目的语国非常熟悉，包括目的语国的最新发展，风土人情，历史文化等，所以他们能深入浅出地教学生这门语言，把这门语言的真正的内涵――文化轻松地传输给学生，不仅仅是教学生学习语言的音、形、义等，而是把语言实质的东西教给学生，为学生的语言习得提供了良好的输入准备条件。
预科外语教学由于条件因素制约，10名专职教师没有任何人有机会到目的语（英语）国家进行学习和进修。教师本身习得的语言也是纸上谈兵。教师对真正地道的语言使用并不透彻。而且预科外语教师除了课堂英语外，其他使用英语的机会也非常少。教师没机会在真实的日常生活学习中使用语言，又怎能教好学生？
（二）教学活动的比较分析
川登喜皇家大学汉语教学以语言为载体，强调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并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展开语言学习，学生学习起来兴趣盎然。
在教学活动中，川登喜皇家大学的外语教学活动的展_令笔者深刻，他们的语言习得强调的是在“使用”中“学”。教师在上课时先教学生语言的音、形、意以及用法，然后创设情境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习得语言。例如，在学习“旅游”的单元里，教师带学生去到某一个真正的旅游景点，要求学生逐一轮流当其他学生的导游，用中文进行景区介绍和为其他同学服务。介绍“餐饮”时，学生和教师在课堂活动中会像是在中国家庭吃饭一样煮饭做菜，边吃边聊边学，真实、自然。在吃饭的过程中，学生除了学到有关餐桌的语言外，也学到中国的餐桌礼仪和文化。教师会在活动过程和结束后对每个学生进行点评，指出优、缺点和改进的意见。通过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把外语教学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学习中是川登喜皇家大学汉语教学的特点。遇到中国传统的节日，例如中国的春节，汉语组的教师和他们的学生会在这一天穿上中国喜庆的红色服装，举行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跟中国人过春节一样隆重而热闹。教师由于对中国文化非常熟悉，他们能在语言教学中真实地使用目的语进行教学，把目的语的真实使用的情况和环境展示给学生，学生兴趣盎然地参加到这种学习，在真实自然的环境中学习如何得体使用语言，并在使用这种语言中水平不断得到提高。 因为学生的学习符合语言的习得规律，所以学习效率高、效果好。学生学习了语言的音、形、义等，同时把语言真正的文化内涵也掌握了。这样的语言学习真实，有效。川登喜皇家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往往能在短短的一个学期的汉语学习后就能够用简单的汉语进行沟通交流，满足日常学习生活中语言交际的需要。
少数民族预科基地外语教学开设综合英语（读写）和听说训练。综合英语强调读写，教师会围绕一定的词、短语和句型进行操练；根据每单元所涉及的语法，进行语法的讲练。预科外语教学这几年也一直致力于教学改革，试图找出适合预科学生学习英语的最佳途径，也使用最新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进行教学，使学生的学习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受环境和条件制约，预科学生的语言学习还是停留在课堂的语言学习。没有使用机会的语言学习就如学游泳，只在教室学习游泳的规则和动作，而永远没机会到游泳池进行实践练习，游泳规则学得再好和在教室里动作学得再优美，也不可能学会游泳。这种学习方法又怎能达到最佳效果呢？
由于语言的学习环境是创设出来的生硬的课堂环境，语言的学习是为了“学”而“学”，僵硬而无交际意义，学生学习就会缺乏兴趣。尽管广西预科的英语教学的培养目标和目的都是培养学生外语综合应用能力，但教师、学生把英语学习仅仅作为一门课程来学习，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学生学外语的目的是完成课业，其语言学习的真正目的就会不明确。广西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学习外语的结果往往是：尽管大多数预科学生学习英语都至少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他们的英语学习效率低下，中介语现象严重，无法用英语进行交际，没有真正习得语言。
三、川登喜皇家大学外语教学对广西少数民族预科教育基地的外语教学的启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文化发展的多元化使得作为交流工具的英语变得很重要。广西少数民族预科学生的英语水平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不利于个人发展。为提高广西少数民族预科学生外语习得水平，使学生真正能达到外语教学目的的要求，通过与川登喜皇家大学外语学习比较，我们得到的启示如下：
首先，应加强教师队伍的培养建设，增加教师学习、交流和进修的机会，使教师的外语水平上一个台阶。倡导“知识基础”对教学专业重要性的盖奇（Gage）和伯利纳（Berlinker）强调，教师要进行有效的教学，一要有专业知识，二要有专业技能。尽管教师的专业发展的途径是多元的，比如可以在师生互动中发展，在课程开发中发展，在行动研究中发展还有在实践中发展等[3]，但作为语言的习得，外语教师的专业知识如能在目的语国进行学习进修，在真正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浸泡，其专业知识的提高可能更有效。教师本身的专业知识（外语水平）的高度决定了该专业的知识传授的水平。教师的英语文化知识影响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选择和对知识教授的质量。所以提示提高教师的英语学科知识水平是学生的英语学习水平的有效保障。
其次，教学模式的改革。语言是一种工具，语言的习得是在使用过程中完成。比较川登喜皇家大学学生的成功的语言学习，创设真实、有效的语言学习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在具有良好的学科知识的基础上，设计合理有效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学习质量和学习效果明显提高。创设语言使用环境，开展任务型教学，使学生在“用”中“学”，“学”中 “用”。在教学中彰显语言的文化性和交际性，使学生的语言学习有目的、有意义，提高学生学习外语的成效，满足他们将来的学习和工作的需要。
最后，增加学生接触、使用英语的机会，学习了解英语文化。川登喜皇家大学利用所有能利用的机会来进行语言文化学习。如上面所列举的中国节假日，教师就会组织学生仿照中国传统方式来过节。通过比较川登喜皇家大学的学习方式可知，少数民族预科教学除加强课堂学习外，应充分利用课外活动，把语言学习延伸到课外，增加学生接触、了解和学习英语的机会，让学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学习语言和了解英语文化。
四、结语
教师的个人知识的建构直接影响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也就影响到学生的语言习得。学生知识的获得除学生本身的学习态度动机等影响外，教为学生个人知识的构建也起到关键作用。教师调动学生的学习动机，提供良好的语言输入，让学生有运用语言的机会，并在必要时给予学生帮助。[4]总结学习川登喜皇家大学外（汉）语教学的成功经验，结合广西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能促进广西少数民族预科英语教育的发展。
[ 参 考 文 献 ]
[1] 强海燕. 中国――东盟（预科）教育比较研究[A].中国――东盟预科教育比较研究文集[C].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2.10-12.
[2] 程晓堂. 任务型语言教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8.
第8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中国地大物博，有着丰富的文化底蕴，而东南亚是东西方文明交汇之地，历来有着“文化博物馆”的美称，自古，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就有着密切的文化交流关系，至今已有2删多年的历史。
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直以来，郑和的故事在东南亚国家广为传唱，有关郑和的文献、文物、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已经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都属于“铜鼓文化圈”，早在2000年前，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就已经在铜鼓制作方面展开了交流，双方铜鼓文化相互影响。另外，中国的儒家传统文化对越南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而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很多华人华侨也深受东南亚文化习俗的影响，甚至被同化，双方“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而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广西在这方面犹为突出。
首先，广西位于中国南疆，地处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交汇点，是中国与东南亚山水相连的惟一省区，具有背靠大西南，面向东南亚，沿海、沿江、沿边的独特区位优势，因此成为东南亚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成为中国与东南亚民间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其次，广西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大部分华人华侨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尤其是中南半岛的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因此，广西与东盟国家有着密切的人文关系。
第三，广西的许多民族与中南半岛国家的多个民族是同源异流的关系，双方地缘相邻、文化相通、习俗相近，广西的壮族与这些国家的一些民族在历史上早已有一定的交往，这一民族亲缘关系会为双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起到催化促进作用，从而推动中国与东南亚友好关系的发展。
此外，广西与东南亚信息、文化交流已有相当的基础和丰富的途径，已经树立了独特而多样的文化形象，首府南宁更是与东盟国家保持了悠久而友好的文化交往历史。
教育交流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频繁，中国出现了“东南亚语言热”，同时东南亚国家也出现了 “中国语言热”和“中国留学热”。
由于地理位置上的毗邻、文化风俗上的相通，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学生选择到广西南宁来学汉语、来留学。位于南宁市相思湖畔的广西民族学院，是国家批准对外开放、招收外国留学生最早的高校之一，也是中国东南亚语种大学人才重点培养基地，越南、老挝、束埔寨、泰国等语种人才资源储备丰富。近年来，东盟国家的学生、学者纷纷以自费或互派交换的形式到广西民族学院学习，或学习汉语与中国文化、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或攻读国际贸易与管理、旅游管理、英语、计算机等科专业。作为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广西民族学院不断加强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和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从1993年起，学院就在全国首开先河，创造了 “3+1”、“3+0．5” 的培养模式一越南语、老挝语、泰国语、束埔寨语以及对外汉语、国际经济与贸易、市场营销、旅游管理、艺术等本科专业学到三年级时均可到东南亚相关国家留学一年或半年，第四年回国继续深造。除了互换留学生、合作培养外，互派教师、合作科研、合作办学、交换图书教学资料等，源源不断地为中国以及东南亚各国输送了许多具有开拓性、创新性的实践型、应用型外语人才，也为中外友谊搭起了坚固的桥梁。今年3月底，广西民族学院列出了增设印尼―马来语专业、缅甸语专业，建立中国―东盟语言文化交流基地的计划，；隹备大力培养旅游和商贸双语人才，使之成为中国和东南亚文化交流的纽带。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交往的日益加深，以及中国一东盟博览会的举办，汉语热持续升温，越来越多东南亚国家的大学都设立了中文专业，汉语中心如雨后春笋。泰国早在1992年就批；隹了汉语进入中小学外语选修课程，老挝、柬埔寨中小学的汉语教学也十分普及，有些院校还聘请了中国的汉语教师。国外汉语教师们多年来一直为培养本国的汉语人才，传播中华文化，促进两国文化交流，加强两国友谊付出辛勤的劳动，中国汉语办为帮助外国汉语教师进一步提高汉语水平，启动了“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 项目、“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等资助项目。2001年， 国家汉办批准广西民族学院为“支持周边国家汉语教学重点学校”，2002年又批准为 “国外汉语教师来华培训资助项目” 执行学校，既积极配合国家汉办派出教师出国支教，又举办汉语培训班，为越南、老挝、柬埔寨和泰国培训了130多名国外汉语教师，使得他们在提高汉语水平的同时，对中国文化历史、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面貌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中国和东盟国家悠久的睦邻友好关系，使得人民加强相互交流的愿望非常强烈，从2002年开始，广西国际青年交流学院举办国际青年干部高级研修班，至今已是第三期了。学员来自于东南亚各国，绝大部分是本国青年事务工作者或政府部门年轻的干部，他们在广西进行为期1年的研修，学习汉语、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并且参与到诸如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南宁国际民歌节等重大活动中来，与广西各族青年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这样的青年干部培训班，为中国尤其是广西的青年与东南亚各国青年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机会，它将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紧密。
由于同根同源、文化习俗有许多相近之处，许多中国学者、东南亚学者开展了长期的学术研究项目，他们深入彼此的国家进行调查研究，以期探讨双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渊源及发展状况。
艺术交流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交流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一些根据中国古典名著或现代题材拍摄的电视剧、电影被翻译、公演于东南亚国家；中国的流行歌曲风行于东南亚一带，许多东南亚普通民众都喜欢唱已经翻译成他们国家文字的中国流行歌曲；中国的民间艺人开始长住在东南亚地区，与当地的民间艺人亲密交流；而东南亚国家的艺术作品也不断被介绍到中国来，比如极具东南亚风情的各种舞台表演及影视剧等；有些东南亚国家甚至通过戏剧表演、出版等方式主动将中国文化引进到自己国家。
广西南宁具有鲜明的城市个性和独特的民族文化，在促进与东盟国家的经贸活动与文化交流上，南宁市特地打造了一个文化品牌，那就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中的 “东南亚风情夜”。从2002年开始举办的这台晚会，以“乘着歌声的翅膀”的形式，邀请东南亚各国演员登台演出，更注重民族文化摇曳多姿的风韵，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了柬埔寨椰子舞、印尼爪哇舞、老挝下寮沙湾拿吉民歌、马来西 亚南洋舞、菲律宾情歌、泰国典雅宫廷舞、越南独弦琴等别样风情，而且以南宁为出发点，与东南亚各国紧密相连，提升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原有的内涵，让更多人了解南宁这个与东南亚交往最便利的区域性中心枢纽城市，以艺术为友谊的纽带，全力打造了广西与东南亚国家文化艺术交流平台。
2004年的“东南亚风情夜”定名为 “风情东南亚――欢聚南宁2004”，这台晚会将注入一批新的元素，主创人员采取边走边收集的方式，请来国内具有国际水平的顶尖艺术家帮忙提炼优秀艺术元素，并与东盟10国的部级文化机构合作，挑选最具各国特色的节目参加，通过东盟10国的主流媒体把 “风情东南亚”推向世界。同时，会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比如举办东南亚时装周、东南亚电影节、东南亚美食节等，从方方面面展现东盟各个国家风情和兴旺发达的景象，让其不仅仅是广西、中国的一台晚会，更成为东南亚、全世界文化交融的一次盛会，开启东方民族文化的新舞台。
由南宁市艺术剧院创作排演的大型广西民族歌舞《美丽壮锦》是促进广西与东南亚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又一舞台艺术精品，也是特地为迎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而献上的民族文化贺礼。它通过艺术形式塑造广西、南宁的新形象，展示广西、南宁的新风貌，以民族文化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对广西的宣传。整台晚会精选了历年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的优秀作品，进行重新演绎，力求以更加精美的剧目和富含山韵、水情、乡梦、飞歌4层涵义的创新舞台艺术向东盟各国展现广西魅力，让世界了解更多的广西文化。
为了给中国――东盟博览会的举办铺垫文化交流的基础，除了将东南亚艺术引进来，广西还将中国传统艺术推出去。最近，广西歌舞剧院民族音乐艺术团受中国驻越南使馆委托，参加了在河内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前夕的亚欧艺术节演出，极富广西特色和民族韵味的节目不仅让越南观众兴奋不已，也让在越南的各国朋友大饱眼福。此外，艺术团还在越南中越友好协会组织的中国国庆纪念演出活动中频频亮相，与越南观众进行了亲密的艺术交流。
饮食文化交流
由于民族众多，东南亚各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各国都有许多独特而美味的菜肴和食品。虽然东南亚国家人民的饮食特点是偏好辛辣食品，但随着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接受并爱上了风味独特的东南亚食品。在广西就有多家东南亚餐厅，如泰国餐厅雨石阁、越南风味餐厅，南宁市第一家包罗正宗东南亚各国美食文化、娱乐、商务、休闲、保健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东南亚主题休闲会所泰国城等。这些餐厅充满浓郁的东南亚风情，既有让人大开胃口的美味佳肴，也有热情纯朴的东南亚风俗歌舞，以及特地营造的最具东南亚原始生态风貌的人文环境。透过这些诱人美食、炫丽服饰，魅力歌舞，典雅环境，大大加深了广西人对东南亚国家文化的了解。另外，扬名世界的中国烹调在东南亚也同样很受推崇，东南亚各地的华人餐馆都被当地人视为美食餐馆，而当地许多菜肴也是学习了中国菜的烹调技法。
第9篇：东南亚国家范文
关键词 东南亚语种 多语教学 高职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1 东盟国家语言政策概况
东盟各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语言种类繁多且状况也较复杂。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都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如新加坡有4 种官方语言：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印尼、柬埔寨、泰国有3 种官方语言。越南、文莱、老挝有两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和华语都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新加坡政府从1966年开始全面实行强制性的双语政策，要求新加坡所有学生都必须掌握英语和母语。而缅甸独立后，学生从学前班开始就学习英语。此外，由于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睦邻关系，双方在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有合作与交流，而在这些国家中，华侨、华人人数众多，华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影响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四个国家把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
2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现状
广西和云南都有十余所高职院校陆续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以云南省高职院校为例，据2011年5月份的统计数据，云南省37所高职院校中现有11所开设了东南亚语种专业，其东南亚语种教学主要分为以下三种：专业方向型、双语型和选修型。11所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大多数都立足于高职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特点，采用“东南亚语种+专业方向”的形式，设定专业方向的大都为旅游、商务和法律等方向。其课程体系主要分为三部分：核心课程、拓展课程和通识课程。核心课程主要由语言知识课程与专业知识课程组成，语言知识课程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东南亚语种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专业知识课程包括经贸知识、旅游知识、经贸法律知识等，主要是使学生掌握相关专业的语言应用能力。拓展课程主要培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开展相关课程，如，在学生学习经贸知识的核心课程基础上，开设商务谈判、报关知识等课程以拓展学生的职业技能。通识课程中开设英语的目的仍是通过全国应用英语能力考试。从人才模式上看，多半采用“2+1”（即国内2年，国外合作1年或半年）的模式。
3 高职东南亚语种人才培养多语教学的思考和建议
3.1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应以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为主
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多数在秉承“语言+专业方向”的理念下，以培养社会所需的生产一线的应用型东南亚语专业人才为培养目标，注重学生的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行业外语（东南亚语种）培养为主，这既是高职教育的自身特点和高职生未来就业领域所决定的，也是在就业市场避免与本科东南亚语种专业毕业生正面冲突的需要。在语言能力培养方面，有别于英语，学生的东南亚语都为“零起点”，而掌握东南亚语语言能力是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区别于其他高职专业的立足点，同时，由于该专业现有的专业方向一般以文科类的旅游、商务、贸易、法律等为主，技术性并不太强，在人才培养中应科学处理好语言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关系，即必须以语言课程为主，增加东南亚语种在开设课程门数、学分要求和学时的比重，专业方向应在打好基础的前提下，强调专业方向的自学和拓展，这样的话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才具备基本的发展空间，也拓展了学生的就业渠道。
3.2 改革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走实用英语教学道路
由于英语作为世界语言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而东盟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仍为英语，因此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仍需重视英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反思高职英语专业不断萎缩和本科英语类专业就业日益困难的局面，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直接定位于行业东南亚语无疑是合理的。但在高职有限学制内多语教学的问题也决定了必须对现有的高职英语教学模式进行改革，避免以英语应试教育为主（考级），压缩传统的通用英语的教学学时和内容，强调英语辅助交流的作用，以实用为主，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注重培养英语听、说能力，加强专业英语课程，树立东南亚语种为主，英语为辅的教学观念，才有可能避免学生毕业后东南亚语种、英语、专业方向都不精的“四不像”局面。
3.3 重视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开展语言课程的教学
不少学者都对我国英语教学中存在的语言与文化背景脱节的问题进行了反思，高等教育阶段通用英语的教学，常会出现过分强调语言的工具作用，忽视对西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的问题，学生死记硬背英语，学习效果差，达不到第二外语本身应有的对思维、逻辑能力培养的作用。以此为借鉴，东南亚语种作为小语种，通用性并不强，结合东南亚国家文化背景的介绍开展东南亚语言课程教学，既有利于学生更快地掌握东南亚语种，也为今后从事对外行业的对象国文化知识进行了必要的贮备。
3.4 紧跟汉语国际化脚步，弘扬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重视，特别是在华人、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汉语文化更是倍受关注，部分东南亚国家中汉语是其官方语言之一。为避免在多语教学过程中出现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在培养应用型的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时不能忽略汉语文化教育，特别是在通识课程的设置方面，可开设中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的相关课程，代替传统的大学语文课程。由于不少东南亚语种毕业生都将在国外从事相关专业工作，加强我国汉语语言文化教育，既可促进中国优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又可推进汉语国际化，增强国家的地区影响力。
另一方面，作为主要承担东南亚语种专业人才培养的云南、广西等省份，其独有的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也是该地区的特色优势之一，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将优秀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播到东南亚地区，打造民族文化品牌都成为政府发展的战略之一。
4 结语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加快，东南亚语种专业的人才需求和办学规模都急剧上升。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教学在多语教学中科学合理设置课程体系，分清主次，改革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东南亚国家文化和我国汉语及少数民族语言文化问题在教学中的要求是开展高职东南亚语种专业多语教学的关键。
注：云南省教育厅2011年5月基金项目和2011年4月院级重点课题项目总结论文
参考文献
[1] 张居设.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东南亚纵横,20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