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精选(九篇)

第1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 经济 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 发展 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 电子 、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 工业 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 中国 、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 台湾 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 问题 ；(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 企业 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 社会 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 %，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 分析 ，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 经济 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 企业 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 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 目前 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 电子 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 发展 前景 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 影响 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 ，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 金融 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 问题 ，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 工业 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 研究 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2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1997～1999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有两个方面：

1.经济结构改革、调整进展缓慢。东盟四国（指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下同）在70年代起开始实施依靠引进外国投资发展面向出口的经济发展战略。8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形成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带动了其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形成了高度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和高度依赖电子、电机及其零部件的出口贸易结构。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这种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出口面临着后起新经济增长区（中国、越南、印度）的激烈竞争，为此它们在90年代初提出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经济结构改革、调整的战略目标，但进展却十分缓慢。出口增长速度逐步趋缓，加上1995年起以美国市场为中心的国际电子产品市场需求疲软，东盟四国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打击，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

2.金融自由化政策实施得过早、过急。80年代末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东盟四国的经济自由化、金融自由化速度不断加快。但是与新加坡、香港相比，甚至与台湾相比，它们的金融市场体制都并不十分健全，金融监管能力不强，金融管理技术不成熟。金融自由化固然有利于促进国际资本的流入，但在条件不完备的背景下却容易形成一种在缺乏防范、缺少制约手段的条件下把吸引国际资金放在首要目标（不仅是长期直接资本投资的流入，更多的是短期借款甚至是投机资金的流入）的金融体制。这就容易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操纵当地金融市场以牟取暴利，把当地金融市场搞乱后又迅速撤走资金的机会与条件，并形成以房地产、股市为中心的“泡沫经济”。1997年7月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泰国、马来西亚、印尼、韩国、菲律宾被世界银行列为东南亚金融危机五大受灾区。其中泰、马、印尼的金融危机基本上是由上述这些原因引起的；菲律宾的金融危机则主要是东南亚国家货币危机导致菲律宾居民对比索的不信任感而引发的。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期间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指标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各国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与特点各不相同，这主要是由各国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决定的。

1.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受影响程度最大，而且都是直接内发的、迅速引发的和全面触发的。这直接起因于其内在的金融管理体制不健全与金融政策失误、银行与金融机构的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股市，从而形成“泡沫经济”成分较大、不良债权比率高、外债数额庞大等经济结构方面的弊端。

2.菲律宾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较小，而且特点是间接的、滞后引发的（1997年下半年所受影响不大，进入1998年后影响程度才加大、加深）。这是由于；(1)菲律宾经济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特别是1994年以后）才开始有中速的经济增长，没有太多“经济过热”问题；(2)“泡沫经济”成分较小；(3)由于工资水平低，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尚有一定的出口竞争能力；(4)从1984年债务危机后到1997年已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监督下进行了经济结构、金融体制的调整与改革。

3.新加坡所受影响的程度最小，而且是间接和滞后引发的（直到1998年东亚地区国家普遍出现经济衰退后才显现出来），同时也不是全面触发的（它的货币贬值幅度不大，主要是股市价格数下跌幅度较大）。这主要是由于：(1)金融管理体制比较健全（和香港、台湾相同）；(2)“泡沫经济”成分不大；(3)银行的不良债权比率不高；(4)由于有不少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公司在其证券市场上市（与香港相同），并为印尼等东盟国家提供巨额的贷款，间接引发了部分经济指标（股市价格指数）的恶化；(5)高度依赖出口与转口贸易间接引发了经济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下降。

4.越南、缅甸、柬埔寨、老挝所受的影响都是间接引发、滞后引发的。这基本上是由于它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邻国的直接投资和对东亚地区国家的出口贸易支撑，所以受东亚各国经济严重衰退的影响，这四个国家的经济也于1998年开始出现衰退。

1999年下半年到2000年的第一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受危机影响程度最大的泰、马、印尼基本上采取了相似的对策：在危机的前期，采取了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政策等措施以稳定金融、经济形势；在危机的后期，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前提下，转而采取放宽财政金融与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菲律宾的对策则侧重于稳定经济与促进经济复苏。

1999年下半年以后，世界市场景气看好，带动了东南亚国家出口和制造业大幅增长，东南亚国家经济逐步定出低谷，走向复苏。不过，不同国家的经济复苏情况仍有明显差异。以1999年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幅度看，泰国经济的复苏力度最大（与1998年经济增长率相比，回升近15个百分点），其次是马来西亚和印尼，菲律宾居第三位，新加坡复苏力度最小。而就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而言，则以新加坡与马来西亚表现最佳，泰国居次，菲律宾亦表现平稳，而印尼则仍陷于经济停滞的困境中。

2000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继续复苏，新加坡经济增长率高达10.3%，马来西亚也达8.3%，印尼提高至4.9%，泰国为4.6%，菲律宾为4.0%。2000年东南亚国家出现了较稳定的经济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出口仍然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0年新加坡出口贸易获得两位数的增长，高达22.4%，表现远优于1999年的5.7%；马来西亚的出口亦大幅增长16.2%；受石油价格高涨的影响，印尼的出口增长率达27%，扭转了1999年下跌0.4%的局面；泰国的出口增长率为19.6%，也比1999年有所提高。

2.国内需求普遍获得改善。受劳动力市场需求改善、低利率及消费者信心好转的有利影响，2000年新加坡及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需求分别增长9.4%和12.2%；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虽受国内政局不稳影响，但仍增长3.6%，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70%；泰国由于失业情况不断改善，家庭收入增加，消费支出增长4.5%。

3.国内投资活动增加。新加坡的企业投资已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取得5.9%的增长；马来西亚与印尼更分别获得24.1%与17.9%的高速增长；菲律宾的固定资本形成虽仍呈负增长1.6%的局面，但比1999年的-2.0%有所缓和；泰国则较为平稳，增长5.7%。

各国经济复苏的力度之所以会有不同，其主要原因有：(1)原来的宏观经济基础强弱不同；(2)所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不同；(3)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效果不同；(4)国内政局、社会局势稳定程度不同。

2001年的第二次经济衰退及其成因

受国际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表现远不如2000年，出现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第二次衰退。新加坡经济自2001年第二季度以来即呈现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为-2.0%，是东南亚国家中表现最为疲软的；马来西亚经济自2001年第三季度起转呈负增长，全年的经济增长率虽仍取得0.4%的正增长，但远低于2000年的8.3%；菲律宾经济在投资与消费支出支撑下增长3.4%，略低于2000年的4.0%；印尼经济增长3.3%，低于2000年的4.8%；泰国经济增长也明显放缓，增长1.8%，低于上年的4.6%。

上述情况说明国际经济环境恶化对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影响程度也同样是不平衡的：(1)新加坡所受的影响程度比东盟四国大得多，其经济增长率从2000年的10.3%下降到2001年的-2.0%，下降了12.3个百分点，远远大于东盟四国的下降幅度。(2)东盟四国在金融危机期间都是重灾区，到了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尽管它们的国内经济结构还存在不少问题，不良债权处理也还不彻底，但它们对美国市场、信息技术产品的出口依赖程度已比新加坡低，故其所受的影响程度也较低。(3)东盟四国中马来西亚的经济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及其出口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最高，加之其出口产品多为信息电子产品，因此其所受到的影响在东盟四国中也最大（其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比其它三国至少高出5个百分点）。

以上情况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四国所受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新加坡的情况正好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其主要原因是：(1)1997年7月～1999年6月的金融危机是起因于东南亚国家的内部经济结构，因此金融体制较不健全、金融管理能力较弱、泡沫经济程度较大、银行不良债权和企业债务危机较为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受到的影响较大，而新加坡则由于这方面情况不如东盟四国严重，故所受到的冲击比东盟四国小得多；(2)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起因于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因此经济对外依赖程度和对美日市场及对信息电子产品出口的依赖程度都比东盟四国高的新加坡所受到的影响就要比东盟四国大得多。

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转趋衰退的主要原因是：

1.出口严重衰退。2000年，世界经济景气良好，东南亚国家出口增长都相当强劲，带动了东南亚国家经济取得较大幅度的复苏。但进入2001年，国际市场转趋低迷，美国经济衰退，日本经济衰退加深，欧盟经济减速，国际市场信息技术产品需求再度趋向疲软和九一一事件的爆发，严重冲击了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导致东南亚国家出口严重衰退。2001年新加坡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22.4%降为-8.3%；马来西亚的出口萎缩10.2%，除了电子产品出口减缓外，油价下跌对马来西亚出口的冲击也颇大；电子产品占泰国出口比重超过30%，因此泰国的出口增长由2000年的19.4%降为-6.4%；石油是印尼的重要出口商品之一，在石油与非石油产品的出口同时萎缩的冲击下，2001年印尼的出口衰退了9.8%；菲律宾的出口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电子产品占出口比重也不低，在出口市场双重减缓打击下，2001年菲律宾的出口衰退15.6%，是东南亚国家中出口表现最差的国家。

2.投资低迷。由于东南亚国家经济在2001年都不景气，普遍影响各国企业的投资预期心理，投资支出开始减缓。新加坡的实质固定资本形成出现4.6%的负增长；2000年马来西亚的资本投资增长达24.1%，是推动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的主力，但2001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影响，投资支出衰退2.1%；菲律宾的投资支出也出现负增长；泰国政府虽然采取财政措施刺激景气，但民间投资仍大幅衰退，2001年的投资支出仍然下跌0.3%，远逊于上年；印尼的国内外投资在2001年严重下滑，创十年来的新低，其原因除了治安较差、经济不稳定与法治薄弱外，还因为印尼实施地方自治后，各种地方条例对投资者并未产生激励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与其第一次衰退的成因有明显的差异，两次衰退对其经济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1997年7月～1999年6月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首先出现在泡沫成分很大的金融和房地产业，导因于该地区各国的经济结构、产业结构、金融体制、企业债务危机等问题。而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出现第二次衰退主要是受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出口贸易的大幅度衰退（尤其是信息技术产品对美国出口的锐减）传导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第一次衰退（即东南亚金融危机）更多地表现为对东南亚国家虚拟经济的巨大影响，而第二次衰退则主要表现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

2002年的第二次经济复苏及其成因

2001年第四季度，泰国、马来西亚已率先出现了经济增长转趋回升的好势头，进入2002年第二季度，整个东南亚国家经济复苏的迹象更为明显。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迎来了金融危机后的第二次经济复苏。新加坡在2001年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进入2002年后衰退渐趋缓解，第二季度后的增长率都超过3%，全年的增长率为2.2%。马来西亚的经济增长率也由2001年的0.4%，攀升为4.2%，印尼、泰国与菲律宾经济分别获得3.7%、5.2%与4.6%的稳健增长，都优于2001年。但从东南亚国家经济第二次复苏的力度来看，显然没有第一次大，新、马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世界经济仍处于低速增长的形势下，2002年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能较快地从2001年的衰退中走出来，主要是得益于内需的扩大和出口地区结构的改善及对中国的出口的大幅度增长。

具体而言，2002年东南亚国家第二次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为：

1.各国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取得成效。鉴于2001年东南亚国家经济衰退系国际需求锐减的结果，2002年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加上全球利率水平走低，国内需求对各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提高。

泰国政府在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又采取降低利率、向居民提供消费贷款和创业基金、降低增值税税率等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政策措施，并宣布从2003年1月起实施“减税计划”，大幅度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标准。2002年泰国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4.7%，其中第四季度的增长率达5.9%。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2002年上半年泰国内需对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于出口，这与以往泰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的情况相比乃是一个明显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泰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由单轨转向双轨。

马来西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弥补外需的减退，以遏制经济的衰退。2001年3月和11月马来西亚政府分别追加了30亿林吉特和43亿林吉特的财政支出。2002年继续采取扩大内需政策，包括扩大公共投资，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和公司所得税税率，提高公务人员工资，降低中间产品的进口关税税率以及削减中小企业的税收（规定凡实缴资本额在250万林吉特以下的中小企业可以少缴8%到20%的公司所得税）。加之利率低、商品价格平稳以及信用消费逐渐普及等因素，2002年马来西亚的民间消费支出增长了4.2%，远高于2001年的2.8%。

2002年菲律宾与印尼的民间消费支出也分别增长3.9%和4.7%，均好于2001年。不过，经济高度外向的新加坡的民间消费支出却呈现增长0.9%的低迷不振状态，低于2001年的2.3%。新加坡就业需求持续衰退，无法提高消费者信心是导致2002年消费支出减少的主因。

2.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扩大，出口地区结构改善。2002年1月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东盟老成员国，即文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相互间免除关税，扩大了东盟区域内的贸易。2002年11月4日，朱róng＠①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这些进展说明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正在加速推进。这对东南亚国家调整出口战略向区内转移十分有利。东南亚国家亦正在调整其出口战略，如印尼制定了“面向东亚、面向中国”的政策，试图改变目前出口过分依赖美国的被动局面。

东亚区域内经济合作的加速推进促进了东盟成员间及东盟成员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贸易扩大。2002年菲律宾的出口增长9.1%，是东盟老成员中表现最为优异者，其中，对中国的出口增加65.4%，对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也有不错的表现，但对美国的出口则衰退了3.6%。马来西亚、泰国与新加坡的出口则分别增长6.7%、5.4%与2.7%。

3.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的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已成为拉动东南亚国家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2年中国与东盟地区的双边贸易额增长了31.7%，达到547.7亿美元，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34.4%，东盟地区对华贸易顺差为76.3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对华出口增长37.5%，马来西亚也增加49.8%（马来西亚与中国双边贸易总额首次超过了新加坡与中国双边贸易额），菲律宾增加65.4%（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2年1-12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泰国、印尼也都开始注意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高速增长。相信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化，中国的这种拉动和支撑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此外，各国电子产品的出口虽未见明显的增长（新加坡仍呈负增长），但相较于2001年的严重衰退情形，都已获改善。2002年国际市场对信息技术产品需求的一定程度的回升，也对2002年东南亚国家的第二次经济复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前景分析

东南亚国家今后经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国际经济状况。2003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存在不少不确定因素：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与汇率波动频繁且波动幅度大，恐怖事件阴影未散，美英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后遗症不少，非典型肺炎疫情的影响等等。这些不确定因素压抑着消费意愿与投资意愿，成为制约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因此，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不会太大。

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给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02年11月18日。）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迎来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长期。尽管非典对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活力仍保持强劲，外资投资持续增长，国内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同时，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的《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为今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中国经济仍将会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拉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这从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得到印证。2003年第一季度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继续2002年高速增长的势头，且呈加速趋势。据中国海关统计，2003年1～3月，东盟地区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4.3%，其中，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和菲律宾对华出口分别增长68.3%、62.6%、33.5%、72.7%和90.3%（注：《中国进出口商品主要国别（地区）统计（2003年1～3月）》，载《国际贸易》2003年第5期。）。

在依靠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当前部分东南亚国家也还存在一定的难题：(1)自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一些东南亚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比率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偏高。金融机构的“惜贷”行为使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取得扩大企业生产和进行企业结构调整所需要的融资仍然相当困难。(2)近年来，东南亚国家主要采取了依靠扩大公共投资刺激内需来促进经济复苏的政策措施，导致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额不断增加，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缩小政府进行经济调控的政策空间。(3)东南亚国家在调整经济结构、企业结构、金融体制方面虽然做了一些努力，但成效尚不明显，经济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结构尚未出现明显的改观，外资流入在短期内也难有明显起色。

总体而言，东南亚国家经济虽然再次进入复苏的阶段，但是由于其高度依赖不断变化的外部经济环境和尚存在一些严重的结构性问题，故其经济增长将是中低速的，复苏过程也不会一帆风顺。笔者估计，2003年东南亚国家将会延续2002年的经济复苏，但经济增长的幅度仍不会太大。

几点启示

属于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新加坡和东盟四国是中国近邻，它们实施对外经济开放政策分别比中国早了20年和10年，它们曾经遇到的经济问题、难题乃至经济危机有不少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可能会遇到的。认真研究它们的这些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教训）对中国今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会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与自由化是国际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的过程是不可抗拒的。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参与这一过程虽可为它们的经济发展提供机遇，但也会带来严峻的挑战。这一过程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更为不利，而且经济越是落后、市场经济体制越是不完备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挑战就越为严峻。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正是在东南亚国家金融市场尚未充分整备、金融管理体制尚未健全的条件下过度、过急地实施了金融自由化的情况下爆发的。因此，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对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自由化可能遇到的挑战一定要有充分的警惕和清醒的判断，必须在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谨慎地、逐步地、稳妥地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进程。

2.东南亚国家自70年代起实施了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战略和政策，特别是1986年亚太地区区域内资本投资高潮的形成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倾向，使经济取得迅速增长。但它们对依靠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所带来的种种经济结构性弊端却没能采取正确的、有效的措施及时纾解。例如，国民经济对外依赖程度过高，贸易地区过分集中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出口商品过分集中于近10年来国际市场需求较大的信息技术产品与电子产品（主要为零部件、部分是成品），出口制品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低附加值产品，贸易收支呈现长期逆差，外资投资的制造业企业绝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装配工业，对国内经济的带动性不强，二元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得到改造，绝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处于贫困状态，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进程缓慢，等等。这些经济结构性沉痼正是1997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两次经济衰退的根本性原因。应该承认，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积极引进外资投资发展面向出口工业化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现和存在这些方面的问题。当前中国正面临大量引进跨国公司资本投资的有利时机，中国应将这次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高潮有效地化为提高我国高科技创新能力和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原有传统产业结构的大好条件，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3.健全金融体制、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和及时调整金融政策是防止爆发金融危机的关键。东南亚国家的第一次经济衰退起因于其金融危机，除了上述金融市场、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管理与监督能力薄弱之外，未能及时采取灵活的金融政策也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以泰国为例，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政策的失误：(1)在出口竞争日益激烈、出口增长速度长期趋缓的形势下，仍然没有调整货币汇率政策。(2)放松对外资银行与本国银行的监管，以致于让大量的银行贷款投入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一旦房地产热、股市热导致的“泡沫经济”破灭，不少企业倒闭，呆账、坏账大量出现，银行倒闭，外商迅速撤走资金，使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乘虚而入。(3)过于重视引进国际资金，而忽视了对国际资金流入结构、流向进行监督与管理。(4)用高利率吸引外国资金流入，泰铢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导致国际金融投机商得以利用利率差价进行投机，搞乱泰国金融市场。这些金融市场、体制、管理与政策方面的缺陷与失误，是值得中国认真吸取的教训。

4.东南亚国家在两次经济衰退期间均能有针对性地、比较及时果断地采取一些有效的政策应对。它们在第一次经济衰退前期，采取了以整顿金融秩序和紧缩财政金融为主要内容的政策应对，先取得金融与经济形势的稳定，然后在金融经济形势有所稳定的形势下及时地采取放宽财政金融紧缩和刺激经济复苏的政策。特别是马来西亚政府敢于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与条件，对外资投资流动采取管制的严厉措施以求得金融形势稳定的改革经验尤为值得重视。东南亚国家在第二次经济衰退期间，针对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一起因，采取了扩大内需、调整出口市场、加速亚太地区区域内和东盟地区区域内经济合作步伐等政策应对，从而在2002年国际经济持续低迷的形势下，取得了经济增长率从2001年2.3%回升到3.6%的经济复苏。这些政策应对方面的宝贵经验也是值得中国吸取的决策财富。

【参考文献】

(1)日本贸易振兴会：《贸易振兴会白皮书：投资篇》，东京，日本贸易振兴会，1997～2002年。

(2)日本经济企划厅：《东亚经济》，东京，日本经济企划厅，1997～2002年。

(3)ASIANDEVELOPMENTBANK,AsianDevelopmentOutlook2003,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2003.

(4)张蕴岭、孙士海：《形势与热点问题透视》，载《2002年亚太地区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5)汪慕恒、周明伟：《2002年亚太发展中地区经济回顾与展望》，载《厦门特区论坛》2003年第3期。

第3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国与东盟 影响 边际收益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东盟关系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第一,为东盟中国观的转变提供机遇。冷战结束后,西方将矛头指向中国。在美日大力鼓吹下,东南亚成为“中国”的重灾区。1997年突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为促使东盟这种“中国观”的彻底转变提供了客观机遇。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避免了东南亚国家处境进一步恶化;还不附带任何条件地向受危机影响最严重的泰国、印尼等提供45亿美元援助。这些负责任的行为彻底改变了东盟对中国的观感。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东盟的中国观彻底转向:从戒惧中国、谨慎发展双方关系转变为信任中国、积极推进双方合作,同时其关注重心也从政治安全难题转移到经贸领域合作上来。

第二,加深东盟与中国的实力不平衡。冷战结束之初,由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等因素,中国发展势头非常引人注目;与此同时,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也相当迅猛,但是亚洲金融危机改变了双方发展齐头并进的趋势:中国在经历短暂放缓之后发展更为迅速,东盟却陷于危机的泥淖很久才恢复过来,东盟与中国的实力不平衡显著加深。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年间,东盟与中国的实力差距显著拉大,其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已经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第三,重塑东盟与中美日三国关系为核心的地区战略格局。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检验中美日与东盟关系的“试金石”和转折点。金融危机爆发后,日本不仅反应冷淡,还以邻为壑,任由日元一再贬值,受到东盟国家舆论的严厉批评。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虽然向这些国家提供援助,但却附加苛刻条件,甚至还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获益。美日在危急中的所作所为使得东盟国家极为失望和不满。相形之下,中国却在危机中直接或间接地给予东盟许多重大支持,对稳定形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东盟关系起飞。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东盟关系开始真正起飞,核心是“10+1”机制。自1997年建立以后,它就成为双方关系发展的核心架构,为双方交流信息、讨论问题及安排合作提供了稳定的机制性平台。在此框架下,中国和东盟取得的最具体成就――决定建立自由贸易区(CAFTA)也完全得益于危机的推动。双方的政治与安全信任也得到加强:签署《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作为区外大国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发表《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目前,中国与东盟的合作关系已经比较稳固,在各主要领域都已经建立起相关合作机制。在1997年初,双方只有五个平行的合作机制。而到2005年,这样的机制总数已经达到48个。中国―东盟关系发展的速度可见一斑。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东盟的不同战略影响。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与东盟的影响在经济层面上基本相似,但在战略上却是相反的:它在加速中国崛起的同时,却凸显了东盟发展的困境。

这场全球金融危机将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进程大为提前,另一个显著例证是:据世界贸易组织2009年7月22日报告显示,2008年中国的商品出口总额为1.428万亿美元,仅稍稍落后于德国的1.465万亿美元。中国今年将超越德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所以,虽然全球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中国已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核心角色之一。

虽然东盟是发展中国家中最成功的区域性合作组织,但与宏观形势的要求相比,东盟的实力有限,整合程度不高,这在全球与东亚两个层次协调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有明显的表征。如果从东亚地区来看,全球金融危机让东盟更显尴尬。始于1999年“东盟+3”框架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机制,于2009年12月首次在该框架外独立举行。日本政府上台后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更使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相当尴尬。新加坡《联合早报》社论指出,中日韩三国固然在政治上还存在不小的分歧,它们在经济上的依存度却日益密切,这势必会进一步推动东北亚的整合进程,而目前依赖亚细亚(即东盟)扮演中间协调者的需要,也自然会逐渐递减。

助推中国―东盟合作深入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下,无论是维护本地区政治与安全方面的稳定,还是维护经济与社会方面的稳定,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对中国而言,东盟也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它将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危机的优先地区之一。首先,深耕东盟市场并开启向东盟投资的闸门,发展与东盟的全方位深入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中国周边的安全与稳定,也是为危机后各大国在该地区的竞争预作战略安排。其次,东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最合适的地区。

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关系影响的比较

两次危机下中国和东盟处境、地位与目标的变化。东盟国家是亚洲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亚洲金融危机很快发展为经济危机,并进一步触发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因尚未加入WTO等原因,中国与国际经济体系联系尚不十分密切,所以属于一场外部性危机,冲击并不大。而在目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境况下,中国与东盟的处境发生转换。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飞速发展,已经深深融入到国际经济体系之中,所以中国面对的不再是一场单纯的外部冲击――挑战在于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上,尤其是与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过高直接相关。①中国需要进行产业升级,彻底改变以出口为主要导向和严重依赖外资的经济发展形态,但这并不是短期内可以完成的任务。

实力的消长与处境的转换使得中国和东盟在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与目标都有着深刻差异。作为经济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快速上升。相对来说,东盟的国际地位比较尴尬――东盟的权力是一种小国的集体权力,但当发生重大事件时,尤其是大国能够主宰的情况下,东盟作为集体的力量很难发挥出作用。②全球金融危机对东南亚的冲击不像1997年那么大,但东盟的地位明显被削弱。

金融危机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边际收益”递减。亚洲及全球金融危机都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前者推动两者合作关系起飞,而后者则在其“驱动势头已相对减弱,东亚合作正处在一个低速发展、重寻动力的转折点”的重要时刻再次助推合作深入发展。它将促使中国―东盟合作的主要领域从浅层的贸易合作推向深层的投资与货币合作。

两次危机都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重大促进作用,但是这种作用将发生“边际收益递减”效应,即即使投入再多的资源,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收益也是在下降的。这主要体现在双方关系的机制化建设和战略影响力上。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才刚刚起步,但经过危机的推动,机制化发展非常迅速,各主要领域及对口部门间均已建立起合作机制。在机制化建设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已经没有多少推动空间。

东盟的对华态度:从“拥抱”中国到“两难”困境。中国快速崛起及影响力迅速扩大导致地区战略重心急速向中国倾斜,全球金融危机势必加快这种趋向。但很可能导致东盟国家(特别是其民间)沉寂许久的对中国的担忧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弹――从东盟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拥抱”中国的战略态势转向不得不依赖中国与维护平衡和自主的两难境地。此外,对中国的小邻居来说,它们更愿意将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包含于多边安排――如果是区域框架更好――之中。但在东盟自身发展放缓而其各成员国对中国依赖加大的情势下,这种担忧可能会更重。

如果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东盟政府和精英阶层认识到中国的价值和善意,那么全球金融危机将通过开启中国在东盟投资的大门,促进中国在东盟国家的广泛实际存在,这将真正开启东盟民间对中国认知的艰难磨合期。此外,在奥巴马上台后美国外交大调整的情况下,对中国依赖加强的担忧及民间在与华关系上一些不适感有可能促使东盟国家将与美国关系进行某种程度的调整,这对它们与中国的关系及东亚格局的潜在影响值得注意。

结 语

对中国和东盟来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重大考验,也是关系发展的重要契机。但就全球金融危机而言,其在推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机制化建设与战略效应方面,会发生边际收益递减。它也可能使得东盟的中国政策面临两难困境,即不得不加深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与维护平衡和自主的微妙权衡。它还将可能真正开启中国在东盟实际存在扩大与东盟各国民间对华认知的磨合期,此后双方关系将会走向更为融洽的新阶段。(作者为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博士生)

注释

第4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Abstract： The article compares the subprime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ir performanc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in order to find their common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some effective crisis-proof measures for our financial development.

关键词： 次贷危机；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Key words： subprime crisis；emerging markets；financial crisis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3-0156-02

0 引言

2007年3月，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将全球经济拖入衰退浪潮[1]。本文试图对次贷危机与新兴市场金融危机进行对比，以找出其共性所在，为我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危机防范提出一定的建议。

1 危机表现及其后果的比较分析

1.1 次贷危机 2007年3月13日，新世纪金融宣布破产。当日，道琼斯30股价指数暴跌242.66点，全球股市随之下挫。7月，标普降低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评级，相应投资机构爆出巨额亏损。第四季度，花旗与美林的亏损额均达98亿美元，而瑞银亏损高达114亿美元。2008年3月14日，华尔街五大投行之一的贝尔斯登由于流动性严重恶化，股价重挫45.88%，美联储决定提供应急资金，这是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第一次向非商业银行提供应急资金。同时，全球股市剧烈震荡下行。虽然紧急降息和央行联手注资给股市带来了短期反弹，但股市整体已进入下降通道。2007年全年道琼斯600指数比上年下跌0.17%，是继2002年大跌32%后首度收阴。美元指数也进一步走低，由此造成了黄金、原油等各类商品期货价格攀升，特别是能源、贵金属和农产品的商品期货上涨最为显著，引发了全球通胀浪潮。

实体经济方面，07年12月美国失业率增至5.0%，为O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制造业活动指数下降至47.7，为03年4月以来的最低点。同时，欧元区也调低了2008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007年的2.2%降为1.8%，这也是欧元区成立以来的最低经济增速。

1.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1.2.1 东南亚金融危机 20世纪90年代，东南亚各国都加快了市场化进程，经济发展迅猛，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1996年，美元的升值和美国利率的上调造成了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首先从泰国开始，受美国方面的影响泰国贸易迅速萎缩，泰国国内的金融市场出现问题，并导致了全国的政治动荡，大量的外资企业宣布退出泰国市场，最终造成泰国股市的崩盘。而就在这时候，国际对冲基金开始对泰铢进行攻击，泰国政府无计可施，泰铢贬值严重，宣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很快就影响到了东南亚其他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股市下跌，大量的金融机构倒闭，东南亚经济衰退。这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很广，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以及东亚其他国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金融危机带来的巨大压力 [2]。

1.2.2 俄罗斯金融危机 俄罗斯从1992年经济全面转型之后，经济状况一直不理想，深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就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俄罗斯连续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分别在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金融危机首先影响到的是俄罗斯的货币市场和证券市场，直接的后果就是造成了俄罗斯国债的集体大规模外逃，大约占到了俄罗斯国债总额的1/3，汇率和股市相继受挫，整个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和经济状况几乎呈瘫痪的状态。1998年，8月份，政府对卢布不再控制，决定让其自由浮动，并决定了单方面对内债和一部分外债进行延期偿付，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1.2.3 阿根廷金融危机 199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形势动荡的影响，阿根廷经济形势恶化，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衰退。2001年第四季度，受长期衰退困扰及金融和财政形势恶化的冲击，经济大幅下滑，陷入危机。危机引发了市场恐慌，导致大量资本外逃和银行挤兑。政府被迫实行了限制居民提款和限制资金外流等管制措施，引爆了蓄势已久的社会不满情绪，出现严重的政治混乱，国家陷入了以经济持续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和政治混乱为特征的全面危机。金融系统瘫痪，银行业陷入破产边缘；生产大幅萎缩，经济继13个季度持续衰退后于2002年一季度跌到谷底；失业率上升到25%以上；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危机还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及民众对政治家的信任危机。

1.2.4 越南金融危机 2008年6月5日，胡志明股指从2007年的1170点巨挫至390.08点。CPI连续7个月高于两位数，5月份更是创下13年新高，攀升到25.2%。其中，食品价格涨幅居首，达到42.4%。截至5月30日，越南盾兑美元贬值27%，而且几乎每天都会贬值5～7个百分点，这加大了越南当局稳定汇率的难度。楼市方面，河内房价下跌了20%，而胡志明市的跌幅达到50%。即便如此，其住宅价格依然维持在每平20兆越南盾（人民币8500元左右），商务楼则每平40兆越南盾（人民币17000元以上）。

2 危机成因的比较分析

2.1 次贷危机 次贷危机深层次的根源，主要有如下方面[3]：

①从宏观上讲，国际和国内的流动性过剩为这次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在过去的5年中，各国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世界性的流动性过剩，较低的资金成本压低了美国国内住宅的抵押贷款利率，降低了贷款成本，经济繁荣使居民收入大幅上升，二者相互作用形成了对住宅的强劲需求，抬高了房价。

②次级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上存在固有的缺陷。次级抵押贷款产品主要是基于房价的上涨和低利率上的，在房市很火的时候，银行就能够靠此得到非常高的利润还不用害怕风险；但是，如果房市比较低迷，利率上升，这样会无形中增大客户的负担，一旦这种负担超过了其实际能够承受的压力，就会造成违约事件大幅度增加，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出现。

③管理机制的缺陷加大了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政府把对次级贷债券的评估和监督责任完全抛给私人债券评级机构，结果这些机构采用的评级标准并不十分真实可靠。当次级抵押贷款被打包成债券销售给投资者时，债券投资者无法确切了解次级贷款申请人的真实支付能力，危机风险加大。

2.2 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2.2.1 前三次新兴市场危机的共同原因 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和阿根廷金融危机共同的原因如下[2]：①资本账户余额：三次危机爆发的共同标志都是国际游资的突然逆转。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动，极易滋生泡沫经济，削弱了宏观经济基础。中国和印度能在东南亚危机中幸免于难的重要原因就是资本管制减少了投机性攻击的可能。②外债/GDP：巨额的外债负担是导致三次金融危机的最明显原因。所有危机国在危机前都有一个快速或持续、且数额巨大的外债形成过程。从债务形成开始到后续阶段，这些资本流入总是包含着高比例的短期债权。这些债务的波动性极强，一旦有风吹草动，债权人就会中止已到期债务或者对未到期债务不再展期，造成债务国的流动性不足，引发危机。③金融自由化程度：金融自由化使得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多，但也为金融危机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和程度都被扩大。另外，作为金融自由化的产物，资本账户的自由化同样也使得国际经济在面对金融危机的时候更加脆弱。④金融监管缺位：与外国非制造短期资本进入对应，东盟国家对本国金融也采取放手发展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数目急剧扩张，取消企业的贷款限额，银行体系监管不严，大量贷款被投入到房地产项目，加之部分国家政治上的腐败，给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另一方面，各国的金融监管又十分脆弱。据统计，在1987年～1997年的10年中，银行贷款逐年增加，而贷款损失准备却在逐年减少。

2.2.2 越南金融危机的成因 2000年以来，越南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的主要是输入型通货膨胀造成的，其根源则是内忧外患的双重结果。2008年上半年，纽约市场原油期货价格就上涨了38.54%。作为石油输入国的越南无法自主制定能源价格，国际油价的飙升使国内财政承受巨大压力。尽管是世界第二的大米输出国，世界粮价的高速上涨加速了其出口增长，但也带动国内粮价上涨，成为国内CPI居高不下的元凶。同时，越南在2006年加入WTO后，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外资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直接投资扩大了越南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流入房地产、股市的组合投资则通过推高资产价格反过来又推高了商品服务价格。从内部而言，越南国内的投资过高，2002-2006年投资占GDP比例依次为33.2%、35.4%、35.5%、35.6%和35.7%；高投资导致其进口增长过快，从2002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是逆差，且逆差额从2002年的5.98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67.22亿美元，占GDP比重从1.7%上升到9.6%，而1997年泰国爆发危机时，其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例才6.5%。

另一方面，越南同泰国、俄罗斯和阿根廷相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首先，越南盾在资本账户下不能自由兑换；其次，越南外汇储备超出了3个月的警戒线；再次，越南的外债/GDP的比率约为30%，远低于100%的警戒线；最后，越南的贸易伙伴除菲律宾外均有贸易盈余。这使越南金融危机的传染性相对较弱[4]。

3 启示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带有向全球转嫁的性质，给各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即使像欧美这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同样可能发生严重的市场失灵。虽然我国尚未发生金融危机，但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能力就更为重要。在未来中国金融自由化、金融证券化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监管和谨慎开放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最大启示[4]：

①慎恰当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把握好金融开放的速度；

②在鼓励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发展的同时，要严格加强监管；

③适当调整货币和财政政策，既要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衰退的大潮中寻求经济增长，又要严密控制高速增长引发的通胀压力；

④谨慎而积极地处置对外金融投资。

参考文献：

[1]胡星.从次贷危机到全球金融危机：警示与反思.社科纵横. 2009，1.

[2]杨德权，刘■.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传染诱因的实证研究.价值工程，2006，（11）.

第5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中国副总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出，东南亚最近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只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短暂波动现象，影响不大。东亚经济总体上保持了增长势头，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发展前景看好，亚太经济目前以经济改革、区域经济合作、经济合作同政治安全对话相结合等三个方面的表现最为引人注目。在经济改革方面，东南亚、中南半岛和南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成效，经济结构调整逐渐深化，竞争能力不断提高，正形成多个经济增长点，亚太区域内与区域间的经济合作日趋活跃，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湄公河盆地发展等次区域合作步伐加快；而亚太经合论坛和亚欧峰会也正将经贸、投资、技术合作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亚细安区域论坛、亚细安与对话伙伴国外长扩大会议等机制，使亚太区域经济领域的互利合作同政治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相辅相成，促进了本区域的稳定与发展。不过，亚太地区的发展仍然面对许多不容忽视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地区内发展仍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在市场准入、贸易条件、技术转移等方面仍然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外部条件制约等因素。

货币危机不完全是件坏事中国外经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认为，这次货币危机是一次很好的演习，从中可以看到在环球经济化过程中，国与国之间的联系交往越来越多。中国看到了东南亚国家体现出来的团结和唇齿相依的关系，这也将推动中国通过亚太经合论坛等途径，进一步加强和东南亚各国之间的关系。没有理由因为最近东南亚货币动荡，而对东亚以及亚洲国家的经济前景产生怀疑。因为市场在这里，单以中国来看，就有12亿人口的市场，只要有市场在，经济坏不到哪里去。龙永图也以“隔岸观火”、“落井下石”和“幸灾乐祸”来批评西方国家在东南亚货币危机中所采取的“不正常”的态度。他以美元兑马克汇率为例说，近年马克兑美元贬值了多少，但就没有听到欧盟说要采取什么行动，有时是“人言可畏”而导致人心惶惶。他也说，“我是相信‘风水轮流转’的，现在世界经济的重点就是在亚太市场，西方不应当一直将这个趋势，当作是它们的危机，准确的讲，应该是它们的商机，”因为亚洲国家合理的劳动力成本和庞大的市场，提供了它们技术转移和再发展的机会，还可以帮助它们“减少转型和调整的阵痛”。龙永图说，一位西方外交官曾向他用一个非常生动例子来表达某些国家的心态，这位外交官说，西方现在象是一个年华已逝，红极一时的女主，由于做惯了主角，现在还是喜欢站在舞台最瞩目的位置，面对许多年轻漂亮的新秀，虽然知道她们迟早会代替她，但心里总是酸酸苦苦的。

东南亚货币动荡将是短暂的

一些研究东南亚问题的专家们说，为其经济而自豪的东南亚国家可能只需度过一个短暂的痛苦时期。东南亚各国自从让其货币随行就市以来，这些国家遭受了货币动荡的沉重打击。对于把货币稳定视为经济长期增长基础的各国政府来说，刚刚过去的是恶梦般的二个月。分析们家说，这一波动和几个股票市场所出现的相应动荡可能将是短暂的，只要各国政府和各公司都迅速适应浮动货币汇率而非受管制货币汇率的新时代。

所罗门公司（新加坡）首席地区战略专家卡波尔说：“如今经济理性主义的复兴占了上风。坦率他说，我并不悲观失望。”

另一位专家苏波尔说，浮动货币汇率举措是“正视现实的一服良药”。

货币危机不会阻碍东南亚经济正常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具有一种未卜先知的预见能力。两年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这位经济学家认为亚洲的经济奇迹与其说是由于良好的计划和生产率提高，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充足的劳工和资本。他的这种看法使他闻名遐迩，但却遭到亚洲的鄙视。他写道，如果不在技能和教育方面更多投资，亚洲的增长曲线最终必然下跌。

但是克鲁格曼现在并不洋洋得意。他说：“这种情况来得如此突然和如此具有戏剧性，这就表明，这不是他所预测的长期（增长）下降，而是一种暂时下降，因而亚洲能恢复过来”。他又说，目前发生危机的原因之一是，过多的投资者、借债者、企业和官员认为：过去的快速增长率会永远继续下去。现在看来很清楚，事情不会这样。举例来说，资本日益稀少。货币混乱使亚洲许多公司的筹资计划落空。

银行家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救援的同时，会迫使泰国做当选政府可能认为不合自己口味的事情，例如坚持让数以百计的金融公司和房地产开发商破产；坚持增税和加速出售国有资产以弥补政府自己的损失；坚持更加开放市场和从长远考虑更加放宽对货币的控制。这对于东南亚国家是有益的。

荷兰一家银行的一位经济学家说，东南亚的经济发展基本因素仍然有效。他认为这是短暂的喘息而不是崩溃。他承认：“9％和10％的增长已结束东南亚不得不回到4％、5％或6％的水平”。

新加坡的一位企业领袖在再次观察了东南亚的经济情况后说：“长期的基本因素：相当稳定的政府、出口势头强劲、人口年轻，仍然存在，即使出下降仍是高速增长”。

金融危机不会导致东南亚经济进入衰退期

部份经济学家认为，已持续两个月的东南亚货币市场危机，虽导致区域内的金融市场动荡不安及资金外流，但东南亚经济不会因此进入衰退期，反而会在电子业复苏下，带动出口增长。

由于本身货币大幅度贬值，东南亚各个金融市场的监管机构，相继对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实施更严厉的管制措施，导致投资者纷纷把资金撤走，各地股市也因此狂泻。另外，东南亚货币兑美元的币值疲弱，虽令它们的出口更便宜，但为了防止币值进一步滑落而调高利率，却使它们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偿还外债，包括巨型发展项目的推延。分析家们认为，这一切都可能令东南亚经济陷入衰退，但所幸的是全球对电子产品的需求就将强劲复苏，令它们的出口受惠。

瑞士联合银行负责区域经济的研究主管巴苏认为，现在根本谈不上经济衰退，因为在过去15个月表现欠佳的全球电脑市场，刚开始强劲复苏，整个区域将因此得益。电子产品是东南亚出口中的重要成分，只有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后才算是步入衰退。但这是不会在马来西亚或印尼发生的。新加坡在7月份连续两个月取得出口增长，证明电子产品的需求正回复成长；泰国的出口在6月份取得96年4月以来的最大幅度增长9.3％，在一定程度上给泰国心理上的支持，也是本区域经济的一线曙光。

唯高达拉士的区域经济分析员认为，经济成长会放慢但不会出现不景气，因为东南亚的出口业向来都有很好的表现。实际上，它是区域货币目前唯一的依靠，建筑业和银行业的表现则会较弱。最坏的情形是区域房地产市场崩溃，引发坏帐问题，令整个金融业动摇，就象泰国曾经经历过的。但房地产市场的危机不会在短期内发生，一切就看政府如何处理。

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在新加坡开设的博讯国际（MMSInternational）总经理认为，东南亚的出口竞争力可能因为这次的货币危机而加强，成为个“超级具竞争力的区域”。但外国投资者可能也因此对它失去信心。如果它们持续性地无法恢复信心，流入本区域的外资将减少，经济复苏的步伐也会放缓。东南亚在过去20年大量地吸收外资。所以能取得近年来的快速经济成长。

东南亚金融危机还会持续

一些市场分析员发出警告，自今年7月初以来本区域货币虽已由泰铢自由浮动掀开大幅下跌的浪潮，但这场风波仍未有平息的迹象。他们认为，以目前的走势来看，这场风波还会延续一段时日，而且市场还须经历更多类似的震荡，而最值得担心的是，这场风波对整体经济所带来的灾难。有人认为，本区域暗淡的经济前景，再加上不稳定的对应策略，使得商业信心大减，接下来许多外国资金便会陆续抽离本地区市场。

英国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一份预言，东南亚区域的货币危机不会在1999年之前结束。新元、零吉和印尼盾最早会在1998下半年恢复某个程度的稳定，菲律宾比索和泰铢则要等到1999年中或1999年底才会稳定下来。

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说，泰国铢的贬值还会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而且这种贬值尚未结束；它将阻止银行向外贷款，将会重新引起通货膨胀并使经常项目赤字扩大。

BZW的货币研究室主任德蒙?苏普勒说，货币危机一个接一个地蔓延到东南亚所有的国家，结果是，“今天在这个地区的投资风险增加了，原因是它们的经济增长不稳定”。

亨达国际金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邓予立认为，东南亚金融危机还未告一段落，各国货币仍要经受考验。邓予立指出，国际狙击手近日仍然持续不断地狙击东南亚货币，而区内的货币开始呈现强弱悬殊的局面。泰国铢及印尼盾还是处於下挫的轨道。投机者趁泰国与印尼等地经济基础不稳与外汇储备有限，而推低当地币值和股市。东南亚货币现时无疑处於超卖，却未有迹象回稳。金融危机暂时未算平息下来。马来西亚与印尼等国先後推出若干金融措施应变，但估计这在短期是不容易收效，要在中长线才会有良性的效果。东南亚国家要积极地花相当多时间去重新改善经济基础和金融货币结构，才有可能击退外来的狙击。

美国可能会使这个进程恶化

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要提防艾伦·格林斯潘。

从部分程度上讲，墨西哥的问题是在联邦储备委员会1994年2月开始提高利率一一以便把资金从新兴市场收回到美国去一一时开始出现的。迄今为止，没有通贷膨胀这种令人震惊的现象使得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提高利率的借口。如果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利用他交给国会的半年度报告提醒每个人他仍担心通货膨胀的压力，人们对美国利率的满意心情到明天就可能消失。格林斯潘先生的几句话就可能停止美国股票和证券市场的乐观情绪，并迫使世界范围内的利率上升，给大多数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带来特别沉重的负担。

当然，美国的短期利率在1994年曾经格外低，而今天却不那么低了。但是，欧洲大陆，特别是日本的利率现在很低，因此肯定会上升几个点。泰国不是墨西哥，但是这场戏还没有完。泰国的危机将使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资金逐渐减少，而不管从基本原则上说是否完全合理，结果是提高了利率。美国可能使这个进程恶化，因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只是刚刚开始提高利率。

后果不一

BAAsia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德鲁·弗雷里斯说，这些国家的情况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泰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差别：泰国的银行系统陷入危机，因为不动产部门纷纷破产（银行对不动产部门的贷款过多），银行自己欠了一身以坚挺外汇偿还的债务；而在菲律宾，银行系统健康得多，它在不动产方面的介入也很有限。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也重复了这一区别，他指出：泰国银行是被迫将泰国铢贬值的，而菲律宾中央银行则是抓住时机使其比索贬值，因为它知道比索使其工业付出的成本太高；东南亚国家的经济状况迥然不同，但“感染”是难以抗拒的，泰国铢和菲律宾比索的贬值迫使其他国家流出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今天，几乎可以说该地区的中央银行在自愿地调整方向。但是，无论是被迫的贬值还是想要增强竞争力的贬值，经济都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纳皮那说：“泰国将会陷入严重的衰退，因为目前15％的实际利率将会导致一系列的企业破产。

对于菲律宾，人们的预测分歧比较大。亚洲问题专家尼尔·萨克尔预测，菲律宾将是一个不平静的地区，因为银行出于减少外币债务的考虑维持高利率和限制贷款。吕塞尔·纳皮那则认为，“出于增强竞争力而进行的贬值”将会带来有益的结果。马来西亚可能也会从完全改变汇率政策中获益，萨克尔说：“由于缺少劳动力而使工资过高，马来西亚的增长速度将会大大放慢”。纳皮那认为：“在维持经济增长和保护货币之间，货币当局更愿意让林吉特下跌，以便能够降低利率并支持经济活动”。

东南亚经济圈将同美国分离

里昂信贷银行亚洲证券公司的吕塞尔·纳皮那吕塞尔·纳皮那指出：“这些货币的浮动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最重要的事件。”从亚洲奇迹开始到现在，东南亚的中央银行第一次要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这将导致东南亚地区经济圈同美国的分离，同时将导致一个新的地区经济集团的诞生。也许恢复了自由，但是这种自由是在痛苦中获得的。

会产生一些积极的影响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这次金融危机应该能够引导有关国家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宏观经济政策，并由此而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国情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采取那些一般性的做法。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可以促使人们对规章条例的使用范围，对信贷机构、保险公司、资本市场的监督管理机构加以改进。与国际惯例接轨，这很好，而且这也是绝对必要的。如果能够注意使那些与各机构的偿付能力、与风险分担相关的规章制度得到具体实施，那就更好了。

目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混乱，也会促使该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当时对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不得不依靠美国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天，日本银行，作为与这一地区有关系的“参照性”中央银行，它也将依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进行干预。出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而欧洲进行的货币作在不久以后将要实现的目标是统一使用欧元。亚洲（或者说亚洲的一部分地区）；需要的显然是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还达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相互依赖的地步，但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

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亚洲国家有一个强烈的要求，那就是希望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美元的升值，鉴于它对竞争力造成的许多限制，使得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不如以前了，而且它的反复无常仍会使各类投资者感到不安。

一扇“窗户”打开了，但窗户的打开并不是为了要取代美元的地位，而是为了支持这种希望实现多样化和稳定的要求，并使这种要求得到满足。日元在短期内可以利用这扇窗户从中得到好处，但由于各种原因，它的这种抱负能否实现还要看日本的态度及世界经济的发展。

坏事可以转变成好事

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傅诒辉博士认为：

被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席卷的各东南亚国家，不仅货币、证券市场遭到重创，其经济发展亦受到相当深远的负面影响。泰国，现在舆论最乐观的预测都预言其经济恢复将是很缓慢的，从现在起还将持续漫长的艰难岁月；菲律宾，人们已纷纷猜测她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泰国？无容置疑这次东南亚金融风暴，对一些东南亚国家而言是灾难性的，但是人们对这次金融风暴的处理过程以及痛定思痛后的反思，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影响。第一，国际金融联手扶危，将成为对付局部地区金融危机的自发行动，也是稳往突发性的金融动荡局面的最有效的重大举措。亚洲国家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有货币合作计划，但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关系日益密切，多米诺骨牌效应十分显著。因此，在泰国政府未发出救援呼声之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及有关国际组织8月11日在东京举行援泰会议，承诺为泰国提供总共160亿美元的救援贷款。此举对稳定东南亚金融动荡局面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历史已证明，国际金融界联手扶危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1995年墨西哥发生了比泰国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在国际社会联合援助下，不仅未使金融危机大面积蔓延，而且使墨西哥经济迅速复苏。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这次联手扶泰会成功。第二，这次金融风暴应该能够引导东南亚有关各国的当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在一起，制定一些更能经得住中长期考验的适合本国国情的宏观经济政策（泰国已经开始做了），并由此使得这些政策更加可靠。目前的困难也可以说是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它已经促使东南亚有关国家采取种种措施，制止房地产业的盲目发展，严肃金融纪律，改进金融管理，争取与国际惯例尽快接轨。第三，目前在东南亚金融市场上出现的混乱，也会促使这地区各国在货币与金融方面进一步合作。由于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原因，亚洲国家的货币合作没有给自己订出要实现的目标，但是至少显然需要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尽管这种合作近期内还达不到该地区国家间在贸易上要相互依赖的地步，然而这种货币合作最终是能够具体实现的。第四，目前的事态还显示出东南亚国家已认识到要在货币和金融方面实现多样化，要遵循市场规律。现在，美元已压倒日元成为亚洲的货币，但目前美元的升值对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力造成许多限制，因此，东南亚各国已逐步认识到美元作为挂钩货币的吸引力远没有想像的那么好，逐步实行独立浮动汇率才是长久之计。第五，东南亚国家货币贬值尽管有些是出于无奈，但毕竞增强了它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可以预期今年这些国家的出口形势普遍看好。

亚洲经济很快能从货币危机中复原

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认为，亚洲经济的基础稳固，预料很快就能从今次的货币危机中复原。最近东南亚金融市场和股市出现的动荡不安，对本区域经济来说是个严重打击，但这也让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认识到，开放经济和市场不只带来好处，也会引进外来压力，而且是那些会暴露本身弱点的压力。香港这回也不能幸免于难，不过香港在10年前发生的股灾中便已意识到，要做为亚洲的金融中心，必须采取适当的管理方式；做为一个开放经济体，它必须尽力维持市场的透明度和效率，确保公共部门遵守金融纪律，金融机构也妥当地管理它们的投资及风险。我们虽然能够对付货币投机者，但那些需要资金应付其他市场资金需求的投资者，还是转到本区域流动量较高的市场套现；此外，海外基金经理在不考虑本区域经济表现下，便调整他们在这里的持股量，这是根本错误的。

货币贬值会使东南亚因祸得福

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认为，菲律宾比索虽然在国际投机袭击下贬值了，也许菲律宾会“因祸得福”。菲律宾货币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但是，由于我们经济的基本情况是好的和强有力的，所以比索与美元的汇率现在已经稳定了。比索贬值将使我们有机会提高比索的竞争力，有可能减少贸易赤字，进而改善比索的汇率。菲律宾的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政策是不会逆转的。目前菲律宾面临的机会与危险很多，但经济开放政策已经使菲律宾进入了全球商业主流。

东南亚货币危机给亚洲敲响警钟

美国《商业周刊》驻东南亚各国记者认为：

在7月2日促使泰珠被迫贬值18％后，货币投机商们又把矛头对准了其汇率与美元挂钩的邻近国家。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货币相继下跌，并可能会进一步贬值。下一个有可能轮到新加坡元，特别是因为该国经济尚未从去年的衰退中恢复过来。新加坡股市今年已经下跌了16％。香港贝斯腾亚洲公司经济师约翰·西尔警告说：“人人都有危险。”

亚洲的灾难是5年来震撼了全球货币市场的竞争性贬值当中最新的一场。

东南亚的情况比其它地区要严重。该地区的确有一大长处：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是世界最高的。但是，像拉美人一样，亚洲人曾经花钱大手大脚。现在，像欧洲人、墨西哥人甚至日本人一样，亚洲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麦克格劳一希尔公司亚洲经济学家奥罗拉说，亚洲人还被迫“对必须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持经济的长期健康持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只有恢复其对货币政策的控制，才能重新获得信誉。各国必须对从资金市场到产业规划的一切都进行改革，才能避免殃及邻国的进一步货币贬值。

然而目前，明确的对策是依靠贬值的货币来实现出口增长。亚洲的货币灾难对取得了多年惊人增长的一个由出口带动的经济模式的根基是一个考验。但是，由于十多年来大量出口半导体等货物，决策者们和货币市场被冲昏了头脑，没有认识到东南亚人用来经济增长的体系的缺陷。这包括倒闭的银行、过热的房地产市场、不断拉大的贸易逆差、工厂过多和中国的激烈竞争。”

实际上，中国制造商在其比价被人为压低的人民币帮助下，正在把东南亚的服装、电器和电信设备生产者挤走。与此同时，在钢铁和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中，小虎们与韩国和前苏联国家遇到困难。

在全东南亚，经济回升和将被银行系统的薄弱所掣肘。除非决策者们迅速制订方法来实现银行呆帐的证券化并摆脱这种负担，否则一些国家的政府可能到头来不得不把不多的财力用于紧急财政援助。银行向创造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的新创建企业贷款的能力将会减弱。

这场危机还迫使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采取现实态度。它们将必须开发金融市场，以便于银行将房地产贷款证券化，并使各公司实现外汇储备多国此。麦希公司的奥罗拉说，更重要的是，领导人们必须“找到新途径来到给其经注入活力，鉴于劳动力和资本都不再像以前那样廉价”。

吉隆坡国际招商银行执行董事甘朋说：“吃一堑长一智，今后要量入为出。否则金融市场就会强迫你这样做。”经过本月的风风雨雨，这是东南亚人将很难忘的一次教训。

经济增长率将降低

美林证券一份分析报告指出，东南亚地区货币危机爆发后，预计受影响地区的货币兑美元平均贬值达两成。该行亦因此调低对区内国家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约2.5至3个百分点，估计平均仅有5%的增长。

摩根银行的地区经济学家伯恩哈德·埃施魏勒说，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明年的增长率将大大降低，而消费品价格上涨幅度将大大高于投资银行6月底的预测。泰国的经济调整将是最严厉的，1998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率预料也会比早先的预测低一到两个百分点。为保护脆弱货币不让它们继续大幅度下跌，东南亚国家普遍提高的利率已降低了他们的进口、投资和消费，也使股市受到影响，这种情况还可能引起经济进一步减速。虽然货值下跌可能为这个地区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强劲回升奠定基础，但从短期看，这种情况会破坏投资商和企业的信心。

设在香港的亚洲戈德曼·萨克斯经济研究公司在一份报告中说，预料亚洲货币市场的动荡至少会再持续三个月，会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减慢。

另一家公司的估计更可怕，并预料这个地区的货币动荡要至1999年才能结束。

英国威斯敏斯特银行下属的投资银行说，到1998年下半年新加坡元、马来西亚零吉特和印尼盾就可能取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是菲律宾的比索和泰铢则必须分别等到1999年6、7月和1999年年底。

伦敦独立战略研究所所长戴维·罗奇说：亚州的经济增长是投资带动的，因而会因投资额下降而受到影响。最令人担心的方面是利率的前景如何。亚洲许多国家的政府认为货币会使利率降低，但是外国的钱不会流回去，因而亚洲在货币不进一步贬值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大幅度降低利率的余地。

所罗门兄弟公司预测，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印尼五国今年的平均增长率将从1996年的7%下降到5.1%；预计明年这五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大概只有3.2%。

第6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智库战略；金融危机；应对方式；媒体

[作者简介]黄耀东，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2009级博士生，广西南宁530022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1-0141-05

2009年10月17―1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共同主办，广西社会科学院具体承办的以“全球环境变化中的中国与东南亚”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在美丽的绿城―南宁举行。会议由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古小松主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黄道伟、广西区人大副主任刘新文、广西区政协副主席李彬、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吕余生、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科高・索萨亚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文莱等国家的100多位学者专家出席了会议并部分发言，新华社、人民日报、广西日报、广西电视台等中央驻邕、广西区及南宁市各重要媒体出席会议并作了相关报道。

一、并肩携手共克时艰

本次论坛不但请来了广西区领导，也引来了中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中国―东盟的智库高层。在别开生面的开幕式上，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黄道伟等领导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黄道伟作了题为《共同推动区域合作，携手共克时艰》的发言。黄道伟说，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不断扩散蔓延，世界经济遭遇了20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目前，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逐渐触底，但是世界经济衰退的基本态势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金融体系存在的问题没有解决，实体经济恶化超出预期，全球经济复苏可能经历较长和曲折的过程。各国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们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各国的命运已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加强区域合作和全球合作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目前，东亚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加强区域合作，增加亚洲区域内部贸易。十多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催生了以东盟加中、日、韩三国(即10+3)的合作机制。十多年来，东亚地区以东盟为中心，区域经济合作取得了一些了不起的成就，最突出的是东盟和中日韩三国在深入双边贸易的同时，为预防下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强了区域范围的货币和金融合作，“清迈倡议”在金融危机下得到扩大。中国是亚洲合作的积极参与者与建设者，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近些年来，中国与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多边或双边自贸协定，拥有19亿人口、GDP近6万亿美元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全面建成，推进了贸易和投资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广西在中国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升。特别是从2004年以来，中国一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一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每年在南宁举办，北部湾经济区的开放开发纳入了国家的发展战略，广西已经成为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正在向建设为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和中国沿海经济发展新一极大步迈进。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主任张蕴岭关于金融危机下产业转型的的发言令人深思。张蕴岭说，金融危机向我们警示，主要依靠出口拉动经济的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比较1997年的经济危机，当时经济恢复是依靠外部的拉动，各个国家通过促进出口、限制进口、增大储备使经济逐步恢复活力，但这一次不同，外部市场拉动特别是美国和欧洲这个发动机转不起来，今后可能是慢速度转动，就是说我们会面临严重调整的任务。我们看到，中国经济尽管保持较高增长，但是这一个月份我们中国出口是以双位数的速度继续下降。中国经济主要是依靠内需拉动，所以出口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张蕴岭还提及东亚合作发展思路和中国发展与区域战略等问题。他说，中国经济顶住了这一次危机冲击，依靠内需维持较高增长，这个势头会继续下去。作为发展中国家，只要政策对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中国也面临严重的转型挑战。从地区合作来说，中国一直积极推动参与地区合作，对东亚合作非常重视。多重框架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是深入合作的东亚合作也符合中国利益，因此即使有难度我们也要实践，也要努力。中国―东盟要进一步加强协调合作，变为合力，进一步推动东亚合作和发展。

广西社会科学院院长、研究员吕余生在会上作了发言。吕余生说，“中国一东盟智库战略对话”是中国与东盟双方专家学者为中国与东盟友好合作关系、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贡献智慧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共同探索中国与东盟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合作发展的方向，坦率地讨论双方合作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中国与东盟的友好合作、增强互信、共同发展献计献策，为中国与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作出我们专家学者应有的贡献。广西社会科学院作为广西的智库之一，近年来，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等方面快速发展壮大，科研力量不断增强，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同时，广西社会科学院也很重视与东南亚国家智库的学术交流。通过双方交流，加深了互相了解和友谊，扩大了视野，提高了学术水平。在去年的中国一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我们搭建了交流的平台；今年的中国一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我们将继往开来，携手并进，共同将论坛推向更高的层次。实践将证明，中国―东盟智库战略对话论坛将成为中国与东盟的专家学者战略合作与交流的平台。广西社会科学院将一如既往地大力支持论坛的举办。

老挝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科高・索萨亚代表老挝社会科学院对本次会议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他说，这个重要的国际性论坛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60岁生日后不久召开的，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是老挝第一次有幸被邀请参加这样的活动，论坛将有利于我们共同探讨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全球环境下推动东南亚和中国向前发展。作为东盟成员国，老挝充分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战略性合作伙伴，有着很强的区域战略和远大的区域意识。由

于采取了全球性开放政策，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国与东盟关系也取得了很大的改善。众所周知，老挝社会科学院成立于2006年7月，是刚刚学步的儿童。因此我们参加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向各位学习发展经验，而不是与大家分享经验。

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在致辞中说，在互信与有利的决策环境下，中国一东盟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了。尤素夫・瓦南迪说，最近几十年来，由于对东盟国家善意的举措，如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东盟签订合作条约，在亚太和东亚地区积极和负责任地参与区域合作组织(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等，以及有目的地实行南中国海洋法，在安全领域采取信任措施，中国赢得了信任。除了这些，中国还积极与各东盟成员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进行多领域的合作。这些举动表明中国善意和友好的愿望。

二、调整经济战略应对金融危机

本论坛讨论的第一个议题是“应对金融危机：经济调整与新战略”。议题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牛铁航和柬埔寨国王顾问、柬埔寨和平与合作学院院长诺罗敦・西里武主持，主要就金融危机下如何进行经济调整、采取新战略的议题进行发言和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张晓晶在会上作了《中国应对危机的措施：经济调整和新战略》的发言。张晓晶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应对措施和经济恢复与适度增长等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张晓晶说，目前的中国经济已经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大发异彩。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积聚力变得越来越强大。中国58％的出口产品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中国经济的恢复依赖于世界经济的反弹。中国的股票不可能不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也没有脱钩之说，因为美国的价格也会波动性外溢到中国。2007年底，在金融危机严重影响实体经济之前，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进行经济调整，焦点就集中在经济过热和高通货膨胀，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发挥市场作用是中国恢复经济的关键，而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是城市化，因此要提升现代服务业，促进消费。

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武志诚分析了2008~2009年越南经济发展状况。他说，多年来，越南政策主要关注基于投资和信贷膨胀的经济增长。2007年越南成为WTO成员国，这使越南的经济发展充满信心，也刺激了越南证券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但由于能源和大米价格上涨，加上在证券和房地产方面采取了不当的政策以及宏观经济动荡下高通货膨胀的产生，2008年越南出台了应对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系列政策。从2008年第4季度起，越南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严重影响，因而政府应将政策转向刺激经济活动与确保社会保障方面。武志诚认为，越南的传统发展模式侧重于经济增长、基本制度和资源配置政策，由此得到的经验教训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必须依赖于良好的市场体制以及与世界经济的联系，但这些都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在过去的23年中，越南的发展模式包括了国家、市场与一体化的结合以及经济与社会、环境政策的结合。越南仍处于转型期，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海红作了《以区域合作应对东亚金融风险》的发言。高海红说，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东亚国家经历了两次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亚金融和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说前者是典型的源自东亚、区域性的、局部的资本项目危机，本次危机则是全球范围的由金融部门引发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尽管这一次东亚并非危机的发源地，东亚国家金融体系和金融机构也没有受到严重的破坏，但在危机来临之时东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却暴露无遗。一方面，由于东亚国家出口严重依赖区外市场，美欧国家的经济衰退对东亚实体经济的影响十分严重；另一方面，由于东亚资本主要在区外循环，金融危机带来全球风险重估，造成东亚资本流动的高度易变性和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更严重的是，在应对这场危机中，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基本丧失。在新的形势下如何理解亚洲地区金融合作的必要性，如何审视现有区域金融合作的缺欠，如何为保证东亚区域金融稳定确立区域金融合作的方向，如何为实现目标制定可行的实施步骤，这些都成为东亚国家决策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三、加强区域联系促进东亚合作

论坛第二个议题是关于新东亚地区合作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研究学部办公室主任王立强主持了议题的发言和讨论。

浙江树人大学外经贸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陆建人博士作了《东亚合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的发言。陆建人首先对东亚最近十几年来的发展历程作了简单回顾。他说，东亚(10+3)合作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际，至今已有12年历史。1999年东亚13国领导人就推动区域合作的原则、方向和重点领域达成了共识，首次发表了《东亚合作联合声明》。此后，10+3机制逐渐完善，从非正式到正式化，从经济逐渐向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至今，已在18个领域建立了约50个不同层次的对话机制。每年均召开首脑会议、部长会议、高官会议和工作层会议。陆建人总结了10+3合作的主要成果，，同时指出了它存在的问题，最后总结道：东亚合作已开展十多年，当年的期望是建立10+3自由贸易区，现在来看，并不现实。东亚合作将依照过去10年的方式，深化和扩大领域合作，而非实现一体化。没有一体化组织，不会对东亚经济产生实质性的负面影响。由市场自发形成的东亚生产网络正在发挥一体化的替代功能。东亚经济体将继续与区外，尤其是亚太贸易伙伴签署双边FTA，以此弥补本地区非一体化的损失。这将加快亚太经济一体化进程。东亚也许将借助亚太一体化最终实现自身的一体化。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陈思成作了《增强区域联系，完善区域主义》的主题发言，分析了东亚的形成、次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在论及次区域合作时，陈思成提出了四个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和可行性：一是在跨国和非安全领域的合作上，各国因为一致的安全利益而表现积极。二是尽管出现一些和干扰问题，区域内控制和监督力度不足，但东亚国家仍然能紧密和卓有成效合作应对卫生问题和自然灾害的挑战。三是在打击跨国犯罪，尤其是贩卖和人口方面，中国和东盟10国加大合作力度，多方面打击，成效显著。东盟和中国禁毒合作机制的建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四是东亚各国经过努力渐渐缓解了朝核问题、东亚地区核扩散问题等，东南亚后起开发商贪婪的能源需求也得到了有效抑制。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沈世顺作了《中日韩峰会催生“东亚共同体”》的发言。值得注意的是，沈世顺认为东亚要建立东亚合作机制还有几个需要正确对待的问题：一是成员国构成和地区外

国家加入的问题。二是主导权问题。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权在东盟，但有人把这比喻为“小马拉大车”，认为本地区的大国和强国应该起主导作用。日本担心中日将争夺主导权。作者却主张集体领导和分享主导权，因为东亚合作进程是单个国家不可能左右的。三是以什么为精神支柱问题。有的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有的以相同价值观为基础，有的以“东方文明”或“亚洲价值观”为基础，有的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作者主张以共同利益为基础，因为各国的共同战略利益远远超出了彼此间的差异和对立。此外，还有各种差异的交织和热点问题的处理等等。作者认为建设“东亚共同体”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一件伟大的事业，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在实现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同心同德，以东亚国家的聪明才智，建设更加美好的东亚。

四、加强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合作

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利萨尔・苏格玛主持了第三议程的发言。印度尼西亚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尤素夫・瓦南迪，菲律宾战略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夫，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所亚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马嫂，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分别作了发言。

尤素夫・瓦南迪作了《中国与东盟：加强未来关系》的发言。瓦南迪说，东盟与中国的关系有着牢固的基础，这一基础是基于双方取得的互信以及有利的战略环境。由于中国对东盟采取的多项积极行动，双方取得了互信。例如与东盟建立自贸区、签订友好合作条约、积极负责地参与亚太―东亚地区的区域机制、尝试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等。此外，中国还加强了与东盟成员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及安全领域的合作。这一切都表明了中国的良好愿望与友谊之情。有利战略环境的形成是因为中国现在是支持全球与区域规则与制度的主要力量，而不是要统治世界的革命力量。事实上，中国的外交政策倾向于建立多边关系。另外一个有利战略环境的因素是中美之间的稳定关系，促成了基于多边主义的区域环境。如果双边联盟依然存在，那么未来它们将会因为多边制度和规则而取得平衡。因此在过去25年里，东亚与亚太地区相对和平，使该地区国家可以迅速发展经济。谈到中国与印尼关系，尤素夫・瓦南迪说，双方必须增强相互了解。尤其是印尼，与中国已经20多年没有外交关系了，它失去了很多中国通，同时由于对汉语的掌握水平低，印尼无法密切或直接跟上中国的发展，造成双方误解加深。将来我们应该加大努力相互了解，克服这些局限。互派学生对双方至关重要。此外，我们应该定期进行学者、知识分子、或智库交流，每年互派大量青年人到对方国家学习。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马嫂作了《推进中国一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新动力》的发言。马嫂说，中国是毗邻东南亚的最大国家，也是陆地共同边界线最长和海域相交面最大的国家。中国一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率先与东盟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在经济上更大程度地融入东盟，形成了共赢局面。2010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如期建成，这是中国一东盟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大标志，同时也要求双方的关系有更新和更高的发展，这就需要新的动力来推进。马姨认为未来的新动力包括三个方面，即现有基础、地区治理和和谐地区。过去，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为中国的现代化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看来还不够。因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不仅对世界，而且对中国来说都意义重大。在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发展一部分的大背景下，中国不能只从自己发展的要求来营造周边环境，而要从对周边的影响来设计和规划自己的发展，“和谐世界”、“和谐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杜进森作了《越中关系与“两廊一圈”的构建》的发言。杜进森说，越中两国互为近邻，两国的文化、经济、社会和政治特色相似。自从1991年越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政治关系一直迅速发展。然而，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并未跟上政治关系发展的步伐，两国并未有效地发掘各自的潜力。因此，构建“两廊一圈”不仅就任何一方而言意义重大，对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五、次区域合作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韩锋主持了第四议题的发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贾拉南国际研究学院助教李明江作了本议题有关“次区域合作的作用”的发言，广西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古小松，泰国政法大学教授陈伟文，广西社会科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刘建文分别就“泛北部湾合作”主题作了发言。

第7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7年金融过渡期结束,中国投资市场将全面对外开放。关于中国金融开放可能面临的风险,有的学者发出了严正警告:“金融对外开放,做个不恰当的比喻,其风险甚至可能大于让美国的所有航母编队开到中国临近海域……金融战争的隐蔽性和无战例借鉴、无实战演练的残酷性,对中国的国家防务是一个重大的挑战”[1]我们要理解中国金融改革的难点和困惑,首先要能够理解中国金融必须面对并要嵌入其中的世界金融市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从经济理论发展来看,到目前我们仍认可市场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随着对市场的认识的深入,这个问题已经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了,我们的困惑是:我们的金融发展是不是一定要选择市场运行模式?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是否一定要选择对这种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的嵌入?嵌入可能导致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如何规避风险,或者说规避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而这些问题本身,是金融改革和金融制度以及微观金融机构本身所无法回答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必须有一个推进金融改革,构建这一金融制度的主体来给出答案。于是谁能成为宏观结构性金融改革和推进的主体就成为我们要讨论问题的关键。

二、嵌入性理论解释框架

“嵌入性理论”(embeddednesstheory)是卡尔·波兰尼对社会思想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波兰尼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在社会之中的。①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的发展,金钱和市场开始驾驭一切,最终使得一切包括社会都被嵌入到经济体系结构中。这一逻辑本身蕴涵了人类社会悲剧命运的结果。波兰尼认为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以一项乌托邦的建构。回归到我们要讨论的主题,中国的金融改革、金融制度的构建在全球化背景下,一直是围绕金融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来进行的。波兰尼的话今天无疑仍然值得我们反省和深思:“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2]面对全球化下的全球化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仍然坚持认为,问题的根源在政府的干预。

对于转型国家而言,实现转型的关键是“让价格就位”,并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他们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的技术性的东西。但是根据波兰尼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转型本身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其本质是要实现社会的转型。从世界的金融危机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共同的特点:金融危机本身绝不仅仅只是我们通常认为的资本、货币等要素体系而形成的危机,在危机中随着金融体系的支撑要素心理、信用的崩溃,最终破坏的是一种社会长久建立起来的社会契约关系结构。一种金融制度体系在经历危机后能很快恢复并被建立起来,但是信心、信用、契约和社会结构关系的建立却需要很长时间。这一点,就是波兰尼通过“嵌入”告诉我们的金融危机破坏性后果的实质。同时在其中他也向我们预示了金融危机甚至市场经济缺陷本身的解决办法。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一场绝非偶然的国际金融“行动”

关于东南亚金融危机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寻找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真实原因和有效应对措施,比如有的认为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汇率问题,东南亚国家采用了和美元挂钩的单一汇率制度。[3]有的学者通过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汇率变化的研究,认为在爆发金融危机之前这些国家都受到对冲基金的冲击。而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国家让外部资金对其汇率估价过高,所以在以后应对这种情况的时候要在调整汇率的时间上凸显其“不可预期性”。[4]还有的学者使用经济长周期发展理论对美国经济和东南亚经济进行比较,认为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在90年代后期的技术创新落后了,从而影响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国际贸易货币收支的困难,最后导致了金融危机。[5]这些研究都有非常合理的地方,但是它们也有一个共同的不足,那就是只注重技术层面的分析,没有将重点放到全球化背景和金融规制的主体性变化方面。而这两点,笔者认为是在分析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更根本性的东西。

(一)危机中金融规制主体的变化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之深、范围之广、破坏之大是世界金融乃至经济发展史上几十年罕见的。危机之前,东南亚各国几乎都采取出口拉动,人民高储蓄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②。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大力引入外资;对内实行自由市场制度,对外实行自由开放的经济政策和宽松的资本项目管制;普遍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发展模式逐渐形成一种有别于西方自由市场模式的“亚洲发展模式”。自70年代以后,这种模式运行效果明显: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当然不可否认这模式也有其局限。比如过多依赖出口,对生产率提高所进行的投资普遍不足,经济效益依靠规模效益,在金融汇率方面单一挂靠美元,以及技术创新相对落后等。[3]但是这些问题不属于结构性顽疾。亚洲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本来起点就普遍低,这时候发展的关键就是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发挥本国的优势,形成一种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互补。这些问题本身也应该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自然而生的问题,完全可以在发展的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这些问题不足以导致那样一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和这些问题不具有对应的强相关关系。说到底,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和爆发的时候,金融规制的实施者已经不再是东南亚各国政府,而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金融银行家。危机是这些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在其全球化的金融规制结构下,按照全球化金融规制的规则来运行全球化金融规制的直接结果。

(二)倒下者的教训

东南亚金融危机是从泰国开始的。泰国自1977年以来,经常项目一直存在着赤字。为了弥补赤字,政府在金融战略规制方面采取盯住美元战略,以助于吸引外资(主要是短期资本)、促进出口,达到以资本账户盈余来弥补经常账户赤字的目的。这在当时确实取得一定成效,稳定了国内经济。但是由于美联储———这家美国的私人银行———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所以可以任意通过突然间的增量发行来使通货膨胀从而造成金融市场的崩盘,接着是用他们屡试不爽的手段开始“剪羊毛”。③在对待东南亚这些主体国家的时候,他们的手段一样。就是通过汇率来控制资金流向。然后通过自己预先设定好的金融机构、规则和金融工具对这些国家进行结构性碾磨。从1995年起,美元汇价开始上升,日元相对美元贬值。此时,东南亚各国没有根据国际市场变化及时地调整汇率,仍然坚持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本币随美元对其它货币的升值,工资成本的大幅度上升等金融因素使出口商品竞争力明显下降。一国货币的升值必然引起国际金融资本大量“热钱”的流入,这样就形成流动性过剩。这些“热钱”所追求的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本回报,它们不可能投入周期性长的生产企业领域,而必然是要流向资本回报率高,在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迅速撤离的房地产、股市、汇市等金融市场领域。与此同时,这些“热钱”的到来自然也会带来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的空前繁荣,从而使得本国的工业投资也相继进入该市场分享利润。这样在国内外资本的共同催生下,一国的金融会不知不觉形成巨大的非生产性经济泡沫。过量的货币供应产生了严重通货膨胀。为了应对此种情势,泰国政府只能提高利率。但这样的做法又使自身对形成的700多亿美元的债务不堪承受。到最后泰国只有一条路可走了,那就是迅速让泰铢贬值。此时国际金融家“及时组织”资金从已经严重泡沫的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外逃,从而“顷刻间”造成泰国金融的崩溃。这就是很多文章所描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背后的运作机制。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消息传出后,投资者闻讯纷纷抛售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短期资本也疯狂外逃。[6]这时,以乔治·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者利用对冲基金进行买美元抛泰株、买泰株抛美元的操作,致使泰株一路下滑,股市暴跌,银行呆账大量增加,外资流入剧减,经常项目出现逆差,财政赤字扩大。到6月下旬,国际投机基金再度向泰株发起猛攻,最后泰国金融危机爆发。

泰国金融危机就好像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危机迅速向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扩散,导致东南亚国家纷纷放弃盯住美元,改为浮动汇率制度。他们的货币对美元均有不同程度的贬值。伴随货币贬值的是东南亚各国通货膨胀加剧,股市暴跌。至此,东南亚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必然欠下“美元”巨额债务,而这时候国际金融家往往操纵提高贷款利率,有时候这种债务利率会达到20%。[3]当这些国家无法偿还巨额债务的时候,国际金融家就开始着手以低廉的价格同时辅助政治和军事威胁对这些国家的自来水系统、公司、矿业、电力系统、交通系统等进行收购。东南亚国家几十年积累的财富被国际金融银行家“洗劫”一空。

(三)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幸存者———韩国

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也波及到了韩国,世界银行的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完全是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世界金融银行家对韩国的世界知名企业垂涎已久。当金融危机中韩国向昔日的盟友请求援助的时候,美国指使其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出了非常苛刻的条件:允许美国在韩国建立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以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成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宋鸿兵,2007:第241页)。[1]这些条件一旦签署,华尔街银行家立即会展开猎杀。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下,韩国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强烈激发出来———在国家耗尽了外汇储备的情况下,他们纷纷捐出了自家的黄金白银为国家偿还债务。最为关键的是,韩国政府这时候真正发挥了自己对金融规制的主体作用———“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冲销了700亿—1500亿美元的坏账”,“把所有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12]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是通过重新掌控对银行的控制权,确立并巩固了对自己国家金融规制主体的地位。也就是说,韩国通过自身的努力拒绝了对国际金融银行家设置的金融结构的嵌入。韩国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彻底排除出了自己的金融系统,捍卫了自己国家的金融,捍卫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一个国家的金融独立规制权与维护该国国家安全和同等重要。

四、中国金融改革的推进与反思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计划、市场和规制金融

我们从计划中走来———在很多领域我们还在计划的笼罩之下,同时我们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式地勇敢而义无反顾地迈向市场。“计划”曾深深嵌入在我们的政治、经济甚至社会生活中。计划在我们的记忆痕迹里所留下的往往是“大锅饭”、“平均主义”和“严密的监管”。如今,在全世界都在推行“市场”的时代,市场好像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机会、财富和繁荣。而市场要实现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嵌入”。就首先要使“计划”“脱嵌”。④于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的言说往往总是不断在“脱嵌”和“嵌入”之间游走。关于金融的讨论,我们很多时候也没能跳出这一预设的框架。于是在中国的金融推进与改革中很多学者认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实现由计划金融向市场金融的过渡。但是从上面提及的金融全球化以及仍然没有走远的金融危机,我们不难推论出“计划金融”和“市场金融”关系的争论不是一个有针对性的真问题。而“市场金融”和“规制金融”的关系和定位问题才是一对对应的有探讨意义的问题。

1.全球化背景下从计划到规制的讨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金融是财政的薄记,从而打破计划是实现金融繁荣的前提。[7]有的学者从金融法制化角度出发,认为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就是要实现市场经济;从计划到规制的转轨就是要实现法律经济。对于金融改革我们首先的问题就是要实现从“计划控制的金融”到“有效规制的金融”。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市场活动,或者是政府部门的监管活动,都将受到金融规制和法律的约束,金融法制化是金融稳定与经济转轨的关键步骤和重要保证。[8]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在学理上讨论清楚。计划经济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脱嵌”已经是必然的事情了,但是市场靠什么实现“嵌入”,也就是“嵌入”的机制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应该建立完善的法律和制度框架来作为市场运行和“嵌入”的机制。而这样的逻辑必然首先要解答这样的质疑:如果政府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下对金融进行规制,金融系统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那到底谁是金融规制的主体呢?如果法律是主体,那么在全球化背景下当我们遭遇“国际惯例”的时候,应该遵循哪个呢?如果遵循自己的法律会违背全球化的要求,如果遵循“国际惯例”,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金融规制纳入了国际的框架里。根据对世界上其他国家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样做的结果是到最后我们根本不能对自己的金融进行规制。从计划金融到规制金融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背景下首先明确规制的主体,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2.一种新的认识———实现全球化规制金融的良性嵌入

市场意味着开放和自由,现在很多人主张金融的市场化,其实也就是要让金融的运行机制更开放和自由一些,但是没有规制的金融自由化会为金融危机提供一个“基础性”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对东南亚国家的分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007年我们金融过渡期结束,将面对对国外资本的全面开放。这时候我们要面对的已经是一个全球化的市场和全球化的金融。我们面对的金融规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规制。此时的规制原则、规制主体、规制的对象、规制的机制等都不是在我们可“规制”的范围内的了。我们的选择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嵌入。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我们不能通过“接轨”来嵌入,而必须要通过“特色”来嵌入。所谓的良性嵌入主要是从嵌入的运行状态和结果来看的。现在我们在推进金融改革中过分强调微观技术改革和运行过程接轨,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金融规制的理解没有上升到一个全球化的高度,另一方面说明我们对全球化下的金融规制风险没有前瞻性的认识。

(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金融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中国现在要防范和规避的已经不是国内风险,而是国际风险。但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金融风险都会通过一些金融载体、要素和金融工具才会真实发生和存在。所以首先必须对国内的全球化金融要素和工具风险进行考察。

1.人民币VS美元

我们都知道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额利润。而货币是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掌握了无法限量的获取超级利润的手段。对东南亚、墨西哥、拉丁美洲以及美国自身内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我们不能理解为是金融或经济自身的固有属性。美元的无限量发行和无限制流动是罪魁祸首。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国之所以没有被强烈波及,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其得益于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的牢牢控制,得益于我们金融市场的封闭性。

目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比价一升再升,人民币连续进行了几次加息。在国家取消利率上限条件下,尽管中国金融体系的状况会有所改善,但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大幅上升。这必然影响到生产性资本的投入,而使得资金流向风险性金融投资。人民币升值使得大量美元“热钱”看好中国市场,配合2007年中国金融市场的全面开放,大量的美元的涌入已是一种可以预期的必然。

从国际来看,美国国内最近几年一直使国内汇率处于40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国内很多人的解读是美国政府希望以银行信贷的宽松来促进企业投资,增加个人的消费。[9]但是从国际的视野来考察,美国财政部的这一做法还有一种可能的解读,那就是防止美元回流,保证美元对中国的集中流入。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以后,随着美元的大量流入,这些全世界为了利润游荡的幽灵必然会通过股市等市场开始其在中国的大量收购。当美元所能控制的股票、证券以及其他资产的价值超过人民币的时候,它就会成为中国货币发行权的实际控制者。在这种时候,国内学界却呼吁要中央银行摆脱政府独立运行,要中国的投资项目实行货币化管理,显然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中国现在有1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本来是个好事,但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人民币主要和美元挂钩的金融汇兑前提下,这笔庞大的外汇储备主要是以美元的形式存储的。现在美元贬值,也就意味着这部分资产在贬值,中国必须对此采取措施。但如果把这部分钱投入到国内,在金融自由化的条件下,这些货币通过商业银行的放大可以形成几倍甚至十几倍的货币流通量,这必会造成中国严重的流动性过剩和通货膨胀;中国最好的选择好像就是拿这笔钱来进行海外投资,但是考虑到全球化背景下华尔街—伦敦金融轴心都在国际银行家的操控之下,所以这种海外投资的风险完全有理由被成倍高估。⑤货币是最基础的金融工具,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正面临着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我们应对的对策首先应该在战略上意识到在全球化和金融市场自由开放情况下,对人民币的“实质发行权”进行严格规制的重要性。其次我们在无法通过制度化实现对美元有效规制的情况下,可以在国内借助嵌入性理论让我们的金融嵌入到我国自己结构化的政治和社会中,从而利用这种政治和社会独特性,达到全球化背景下对自己金融实行规制的目的。

2.中国的银行改革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银行改革首先面对着几个重大的理论困惑和问题:国内银行改革是政治化、商业化抑或市场化问题;在中国现有的环境下,国内银行是建立“大而全”低效率的银行重要还是建立“小而美”的高效银行的问题;国内银行事先设定法律让银行在法律框架内运行,还是摸着石头过河边干边设立制度的问题;银行改革外在环境改革重要还是建立内控风险管理机制重要的问题。[9]其实笔者认为可以从金融规制的角度把这些问题归纳为两个,第一个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中国银行的改革应该采用宏观整体论、系统论的规制还是微观个体行动论的规制?第二个可以称之为战略性问题,中国要让国际银行嵌入到中国银行系统,接受中国银行系统的结构性规制?还是让中国的银行系统嵌入到国际银行运行结构中并受其规制?这两个学理上的思考是相互关联的,对于第一个问题如果采取了第一种选择,一般会考虑第二个问题的第一种选择;相反,如果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论的态度,往往会使我们在战略上只能进行第二个问题的第二种考虑。目前中国的银行运作才处于起步阶段,我们和国外银行相比就好像是同在一个赛场但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两个拳击手。要强迫他们交手,那胜败完全是可以提前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的是加强自我保护,避免正面交手。但是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很显然都是选择了两个问题的后者———对国有银行的商业化、市场化达成了广泛共识。银监会在2003年所采取的一些改革措施就已经表现了我们银行改革向市场化迈进的决心。比如国内银行股权多样化、各种信息必须公开等。在这种方向的指导下,中国的银行开始向精细化发展,由此对金融工具的创新也就必然被提上议事日程。但是有些金融工具的使用是有风险的,比如中国分期付款式房贷就是国外金融工具的一种引进和接纳,它对中国产生了巨大而持续的影响。对于其可能的后果,东南亚金融危机无疑值得进行我们深刻的反思。

3.中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

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在危机爆发之前,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被不断抛高。而最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投入这些领域的金融资本会纷纷外逃,造成金融泡沫的破裂从而发生金融危机。中国的经济金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房地产市场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货币的超量发行集中体现在M2/GDP比率居高不下,已经高居全球之首。中国贸易存在很大的贸易逆差,“中国经济严重依赖美国市场,不断增长的中美贸易不平衡与美国经常账户上的整体逆差一起为美元带来强大的贬值压力”。[10]而中国贸易部门的价格由全球市场的供求决定,难以吸收这些多余的流动性。这样,房地产市场吸收超量发放的货币就成为一种可能。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最近几年的房地产价格攀升。另外在金融市场开放的情况下,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国外资金必然大量涌入来获取这种升值以及预期继续升值的利差。而对允许私人贷款购房这种国外金融工具的引入,使得银行的信用贷款迅速攀升。以房地产为例,到2004年,中国商业房地产贷款余额已经达到了2.1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6.1%。房地产的投资与开发、竣工面积分别增长了28.7%、15.2%和15.6%。一些大城市的房价当年攀升达到了20%。再看中国的股票市场,2007年初股市开始上升,后来沪市突破5000点大关。资金疯狂涌向股市,人们一时好像失去了理性,对股市的风险不再考虑。后来股市尽管实现了一个“软着陆”,但是从金融规制的角度看,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危机的信号。

以前人们认为造成房价攀升的原因是房地产信贷者享受着一个比较低的利率。所以现在国内一个普遍的观点是可以通过宏观利息调控来实现房价下降,但是如果以全球化的视野来分析,这种观点是有漏洞的。国内利率上调,加大了生产性企业负担,反而更容易使得他们投资于房地产从而进一步使房价攀升。日本在金融危机前几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美国在日元同美元挂钩的情况下,通过不断让日元升值使得大量的生产性投资转移到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并且被不断预期会升值。于是人们越来越大规模地在其中投资,直到有一天人们的信心被彻底摧毁。[11]为了防止这种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金融泡沫,第一:我们不能放弃政府对货币进行规制的权力。主张美联储那种货币规制模式,实现中央银行摆脱政府独立运行的观点目前是不可取的;第二:面对不可避免的金融市场开放,我们必须加紧对外资流向的监管。一旦出现异常迹象,就像当年美国对待日本一样,果断冻结外资银行的所有业务。

五、结语

第8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关键词：亚洲金融危机 全球金融危机 启示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近二十年来最大的两次金融危机。这两次金融危机的触发机制和传导机制也有着自己的特点。两次危机的爆发也对我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我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两次危机的比较

（一）危机表现

图1 亚洲金融危机前后泰国GDP变化与次贷危机前后美国年度GDP变化 （单位：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Word Bank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危机冲击的主要国家的股票市场都出现了大幅度的跳水，经济增速也有所下滑，泰国1997年和1998年的GDP分别下降了17.1%和25.9%，同样美国2009年的GDP下降了1.77%。金融危机除了冲击证券市场和经济增速外，也使得受冲击国家的货币贬值，房地产市场萎缩。

从金融危机的表现上来看，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金融危机的发生给各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

（二）危机爆发的原因

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共同造就的。

首先，泰国泡沫经济崩溃带来了不良债权。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地膨胀，外国资金的流入也推动了泰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到了1997年，泰国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泡沫的破裂产生了巨大的不良债权。

其次，泰国在危机爆发前出口减少，产生贸易逆差。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由于美元升值，泰铢又是长期盯住美元浮动，因此造成泰国的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扩大。

再次，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对冲基金对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冲击。冲基金预期到泰铢的贬值，于是对泰铢发起了攻击，泰铢大幅度贬值。在对泰铢进行了冲击之后，对冲基金又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货币进行了冲击，使得这场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

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美国金融机构通过金融创新创造了多环节的资产证券化。美国的房地产放贷机构大量地发行次级贷款，抵押贷款公司又发行了以住房抵押贷款为支持的证券（MBS），并将MBS出售给了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以MBS为基础发行了担保债务权证。这样，当利率身高，次级房贷的债务人无力偿还贷款时，就会使得整个金融机构流动性不足，金融危机爆发。

其次，贸易顺差国资金流入美国引起房地产市场泡沫。以中国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些国家用将外汇储备用以购买美国的债券，将资金注入美国市场。资金的流入推动了美国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图2 2001-2007年次贷危机前美国联邦基金利率（%）

数据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官方网站

再次，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美联储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美联储在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下调联邦基金利率。当美国经济在2003年开始反弹的时候，美联储并没有及时上调利率，长期的宽松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美国房地产泡沫。

最后，金融监管的欠缺最终使得危机爆发。在美国金融机构不断进行资产证券化和金融创新的时候，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并没有对金融创新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地监管。监管的欠缺放大了金融产品的风险，最终使得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危机的触发机制

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来看，两次危机的触发机制是不同的。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由东南亚国家的货币危机引起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一场全球金融危机。前者发起于发展中国家，后者是由发达国家发展中的问题引起的。但是引起两次危机爆发的共同原因是金融监管的欠缺和危机前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裂。

（四）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主要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在应对危机中主要是接受了IMF的援助。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对本国经济进行了救助。作为美国债权国的中国、日本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等也因不愿看到美元资产贬值而加入到拯救危机的行列中。

二、两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一）危机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从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出口额变化的情况来看，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额的影响要远远大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原因在于：

一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冲击的东南亚国家主要是中国在出口中的竞争国家。因此，当这些国家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我国出口的变化并不会很大。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危机冲击的主要是欧美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当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受到影响的时候，其进口需求减少，我国的出口必然大受影响。

二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本身的影响范围要大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受到了比1997年更严重的冲击，自然我国的出口所受的影响也将会更大。

三是，由于我国商务部公布的官方数据的限制，我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数据只能是年度数据，因此很有可能比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所使用的月度数据波动性更小。

（二）危机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图3两次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年度变化（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官方网站

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从两次金融危机前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变化看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我国在两次危机中外商直接投资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由1996年的700多亿美元下降到了1999年近400亿美元。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也由2007年第四季度的350亿美元下降到2008年第四季度的不到200亿美元。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爆发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影响还是很明显的。

（三）危机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银行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以及资本充足率都已有显著提高。由于资产负债表更加强劲，资本杠杆率更低，我国银行无需通过减缩贷款对危机做出反应。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银行正通过提高杠杆率向经济注入流动性。2009年3月份的贷款增长率从2008年8月份的14.3%增加到29.8%。这说明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业应对危机的机制更加成熟，银行业应对危机也有着更大的主动性。

三、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经济发展中要警惕泡沫经济的出现

不论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在危机爆发前，危机发生国都出现了由于流动性过剩而引起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破裂也是两次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的触发机制。因此，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我们也要警惕这种由于流动性过剩带来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加强对住房实际使用量的监控。

（二）加强金融机构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金融监管不力而造成危机加剧的因素。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大量热钱涌入东南亚国家的市场，推动泡沫高涨，这对我国的借鉴意义是很大的。我国目前也是处在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很多资金由于看好中国市场而想涌入中国。但是由于我国是一个限制资本流动的国家，因此，这还没有给我国造成过大的冲击。但是不可否认，我国的资本项目将逐步开放，在那种情况下，我国一定要警惕短期资本的冲击行为，加强金融机构的监管。

除了对于热钱的监管外，我国也要加强对金融创新的监管。我国的金融业尚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各种金融创新的工具将在我国逐步使用，我国在金融创新的同时要吸取美国过度创新引发危机的教训，加强监管。

（三）保持适当的外汇储备以应对冲击

从我国历年外汇占款的变化看，我国的外汇占款在2000年之后进入了一个加速增长的时期。我国现在实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汇率完全浮动之前，我国保持一定量的外汇储备可以防止在资本账户开放后国际游资对于人民币的冲击。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以泰国为首的东南亚国家正是由于最终的外汇储备不足而无法抵御对冲基金的冲击，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制度。

（四）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强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金融业的发展是一种虚拟经济的发展，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虚拟经济的风险也是巨大的。只有制造业、实业等实体经济得到切实的发展才能真正的增强一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都有由于虚拟经济的过度发展而造成经济泡沫放大的因素。因此，只有加强实体经济的发展才能够提高一国的抗风险能力。

参考文献：

[1]刘亮.美国次贷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比较[J].金融数学与研究，2010（1）

[2]刘遵义.十年回眸：东亚金融危机[J].国际金融研究，2007（8）

[3]余永定.泰国的货币危机及其启示[J].国际经济评论，1997（9）

第9篇：东南亚金融危机过程范文

我国金融市场目前尚无受此危机影响的迹象。但是我国的台湾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资本市场和金融市场受到这志场金融危机的冲击。香港的外汇市场8月11日起就受到国际投机商的狙击，一些大投机商当时就大手买进港币期货，并抛售现货港币。8月下旬至9月初香港股票市场激烈震荡，有市场人士分析，这波股市行情是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甚至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特区高官连续发表谈话，以稳定香港金融货币市场。这足以说明金融危机对香港的金融市场已构成的现实的威胁。

对全球金融市场而言，东南亚金融危机不再是空喊狼来了，而是实实在在的狼来了。它使得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国传媒已密切关注了这场危机的发生、发展，并介绍了中国及国际上的专家学者对这场金融危机的看法。我国也参与了拯救泰国金融危机的实际行动。这本身就说明，我国的经济生活和金融市场已与世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东南亚金融进行深该反思，咀嚼其爆发的原因，会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不无良益。

人民币不会有事

当外资大量涌入，经济也快速发展的泰马菲印等国家遭遇惨重的货币狙击以致币值狂泻时，许多人都自然地将眼睛盯住了同样是外资大量涌入、经济快速发展的中国。人们的疑问是，中国会是国际炒家的下一块“肥肉”吗。

泰国的货币危机的一个启示就是，警惕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形成泡沫经济，保证资金和储蓄流入生产性的经济。一发生泡沫就打压下去。一般意义上的通货膨胀必须抑制，股票、房地产价格的膨胀也要抑制。

发展中国家发生货币危机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在国际收支表现上，经常项目（包括外贸）出现逆差，而且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过高。往往超过5％的警戒线。泰马菲等国家的共同现象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过大。而国内储蓄不足则是造成经常项目逆差的根本原因。储蓄不足，国家为了维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就必须利用外资，而大规模利用外资的结果，经常项目逆差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就过高。墨西哥当年这一比例是7.8％。泰国最近爆发危机前则是8.2％，都远远超过国际公认的5％的警戒线。泰国在这种情况下使国际投资者对泰铢缺乏信心，而投机客则找到了下手的机会。东南亚国家的储蓄率固然相当高，但问题是这些国家的投资需求更大。相对来讲，储蓄水平仍然严重不足。不仅如此，泰国过去十余年里，面对源源流入的外资，为了维持稳定的汇率，更要不断买进外币，卖出本币。结果，货币供应严重过量。于是，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提高利率；利率高了，又导致外资流入。恶性循环的结果，银根过松，给泡沫经济创造了条件，也给投机客创造了条件。货币和美元挂钩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几乎都面对这个窘境。

中国近年则通过“对冲”，例如，收缩银行贷款，防堵了这种危险。中国近年来外贸一直顺差，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完全不一样。而且，外资源源进入中国，形成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顺差的“双顺差”。外汇储备每年增长二三百亿美元，形成一个强大的支付能力。阻吓了国际投机。你抛（人民币）我就买，谁能来投机。而且，在双顺差的情况下，人民币面对升值压力，而中国人民银行采取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人民币其实也就低估了。和泰铢完全相反。此外，中国引进的外资和泰国引进的外资在结构上也不一样。泰国开放资本市场，但外资结构非常脆弱，充裕又不受管制的短期外资被大量用来炒房地产，炒股票。一有风吹草动，不仅外商撤退，本国人也抢购外币，就加速了货币体系的崩溃。

中国至今没有开放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据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说，中国目前利用外资3200亿美元，其中2000亿属于外商投资，1200亿属于国际融资。但前者有64％是直接投资，要撤也不容易；后者更是将近90％的长期贷款。何况，中国外债和国内生产总值比仅仅是15.5％（1996年）。反观泰国46％、菲律宾54％、印尼47％、马来西亚39％、墨西哥35％都严重得多。

但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际投机客就一定不会打中国的主意？

中国一直在向开放金融市场的方向走，被狙击的可能性最终必然存在。幸亏中国近年整顿金融秩序，使经济“软著陆”，限制了金融机构炒作房地产和股票。中国在实现资本流动自由化方面也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方针，例如，外商就不能随意买到人民币，因此，尽管中国目前是个“债务大国”，外债高达1160多亿美元，但是，国际炒家会发觉，他们很难找到办法狙击人民币。

人民币依然坚挺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在这场金融风波中未能幸免于难，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经济模式、汇率制度、出口结构等都和泰国相似，同样存在经常项目逆差、出口增长滑坡、外汇储备减少、房地产积压、银行风险积聚等问题，因而较易受到外汇投机商的攻击。在这场金融动荡中，中国人民币坚挺依旧。专家分析，泰国货币危机不会波及中国。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适度，物价持续回落，外汇储备充足，外汇管理卓有成效，不存在爆发类似危机的制度性因素。自1994年实行汇率并轨以来，中国出口年年大于进口，外汇储备相当宽裕，今年上半年已达1200多亿美元，拥有可靠的、足以让国外投资者放心的对外支付能力。资本的流入流出，中国向来实行严格管理，以套汇套利为目的的短期游资一般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进入境内。1996年我国两次下调银行利率，外汇市场并没有因人民币与外币利差缩小而出现资金外逃、汇率波动。去年以来，股市跌跌涨涨颇为热闹，但外汇市场的交易却平平静静，未见外来游资趋利躁动的迹象。泰国曾对外资流入房地产业大开方便之门，助长了本国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境外投资者涉足房地产业和证券业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实际利用外资1900多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80％以上。目前，中国外债余额为1163亿美元，数量虽然不少，但是结构上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占80％以上，短期外债仅为10％。这种投资导向和外债结构，减少了大规模国际游资套利投机的可能性。货币危机发生在近十年经济高速增长、享有亚洲第五小龙之称的泰国，以及同属新兴市场的东南亚地区，引起了人们的深思。借用经济学家的话说，“亚洲经济碰上了高墙”。在这里，高墙指的是，一国在生产力达到一定发展程度之后，需要实现另一次生产方式质的提高，即进行经济结构调整，改革宏观调控机制，提高经济管理水平。事实上中国不是也处在跳越“高墙”的前沿吗？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同样存在或曾经出现投资膨胀、房地产开发过热、低水平重复建设、商品房积压、金融机构贷款回收困难、不良资产上升等问题。近年中国强化资本项目管理，对开放资本市场一直持慎重态度，但是仍无法完全堵住变相、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的短期资金。随着进出口额的增加，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中国和世界联系越紧密，越易受国际市场变化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进出口结构中，对外依赖性最强、对需求变动最为敏感的加工贸易占相当比重，难免国际上一有风吹草动，国内市场就出现连锁反应。现在，无论是外汇储备，还是外债规模、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中国都居世界前列，专家提醒，在总量增长的同时，更应注意结构优化。近一两年，人民币汇率基本保持在1美元兑8．29元人民币的水平，虽有利于外贸出口，却加大了中央银行控制货币投放的难度。这些矛盾如何协调，潜在风险如何防范？泰国经济由兴至衰的变迁，不能不令我们警醒。显然，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两个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中国经济跨过“高墙”、再上台阶的明智选择。眼下，泰国正准备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日本等亚太地区银行的贷款援助，补充外汇储备，稳定汇率和物价。经济界人士认为，实行汇率浮动，将为泰国出口回升带来契机。削减财政预算，改革金融机构，将会挤掉泡沫，健全制度。人们相信，经过这场风波和变革，泰国将会尽快走出困境，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成长期。

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教授刘遵义认为：

尽管泰国金融动荡已经累及其他东南亚国家，但中国不可能成为泰国第二。但随着国家货币较大幅度的贬值，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可能受到较大影响。

泰币一时之内不可能回升，其地东南亚国家货币也不可能回升太多。所以这些国家出口竞争力会增加，对中国出口竞争力形成压力。中国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很多，下半年就不一定，到明年就会慢下来。因为很多中国能做的产品，东南亚一些国家也能做，随着泰币20％左右贬道，产品也将大幅降价，中国需对此有所准备。

泰国金融风波与两年的的墨西哥危机十分相似，其发生具有经济上的结构性原因（fundamentals）。泰国的储蓄率低于投资率，近年来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外来资本；此外，在外资结构中又倾向于利用流动性较高的短期贷款和金融投资，直建设资和长期贷款比重较低，加之实行完全自由兑换的货币制度，资金可自由流入流出；加之泰铢升值导致进口入超，且进口品中消费品比重过高，最终导致金融风波爆发。

泰国动荡累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是由于这些国家在结构上有与泰国相似之处。但刘教授分析说，由于中国储蓄颇高，利用外资的主要部分是直接投资和长期贷款，而且进口商品也相当注重生产资料部分，所以不大可能类似汇率危机。

当记者问及对于中国外汇制度改革的看法时，刘遵义教授说，他现在还看不出实行资本项目下自由兑换的好处，中国现在汇率有升值压力，出超也很厉害，加上长期资本继续流入，货币放开合短期内还会有升值压力，对中国并不很有利。中国从1994年到现在汇率从8．7升到8．3，实际通货膨胀加起来(accumulate)约有40%，货币再升值就更有问题了。但贬值也不有利，会引起一些通货膨胀，所以还是维持稳定为好。

泰国风波对香港金融也不会有大的影响，这是因为香港以外汇基金为发行机制，每发行7．8港元即有1美元储备，具有与泰国不同的货币制度。但他认为，东南亚货币贬值对香港出口产品本来就在中国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