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散文精选(九篇)

第1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散文年”；概念；时期

中图分类号：I207.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1-0031-02

在以往“十七年”散文研究中，一般称1961年为“散文年”，然而，对“散文年”这个概念的表述与界定，在众多研究成果中不尽相同。多数研究者认为“十七年”时期有两个散文繁盛时期的同时，对“散文年”具体年份与内涵的界定存在差异。结合“十七年”散文史实与研究成果，通过对“散文年”概念演变的考察，笔者将“散文年”定义为一个“时期”，而不是某一个年份，认为作为“时期”的“散文年”更丰满、准确。

一、概念的多种所指

“散文年”作为“十七年”散文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其概念的所指在不同的研究结论中是有差别的。其中一种认为，在“十七年”时期，“散文年”特指出现散文高潮的1961年。在由郭志刚、董健等定稿、冯刚等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1980年版、1981年版）中，指出1961年被人们称为“散文年”，如在1981年版中这样描述：“散文创作比起小说、戏剧来复苏得较快，于一九六一年即形成了颇为繁荣的局面。仅在这一年间，象《雪浪花》，《茶花赋》(杨朔)，《樱花漫记》，《长江三日》(刘白羽)，《花城》，《古战场春晓》(秦牧)、《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吴伯箫)、《从镰仓带回的照片》(巴金)、《樱花赞》(冰心)、《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曹靖华)、《船夫曲》(魏钢焰)等这些优秀作品就都写作或发表出来，数量之多和质量之高简直是空前的，这一年《人民日报》还开辟了“笔谈散文”专栏，讨论的热烈和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人们甚至把一九六一年称作“散文年”，是有道理的。”{1}同样，汪华藻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简史》（1985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1999年版），以及范培松的《中国散文批评史》（2000年版）等等众多文学史著中，都将1961年出现的散文理论、创作高潮成为“散文年”。

然而，对“散文年”概念所指有另外的表述，即“十七年”散文史上不仅仅1961年是“散文年”，而是有两个“散文年”，即1956年（或者1957年）和1961年。邓星雨认为：“就建国后30年而论，我国的散文创作曾出现过三个‘高潮段’和两个‘散文年’。50年代前期(1949-1956 )，这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高潮段’。60年代前后(1959 -1961)，这是一个金光灿烂的‘高潮段’。70年代后期(1976-1978年)，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高潮段’。在这三个‘高潮段’中，出现了两个‘散文年’。第一个是1956年，第二个是1961年。”{2}庄汉新在《中国二十世纪散文思潮史》中，也认为十七年散文史上有两个散文创作的繁荣期，即1956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和1961年，并都将它们称为“散文年”。

但是，笔者认为，将“散文年”定义为一个“时期”（1959年――1963年）比定义为某一个单薄的年份更为恰当和科学。在整个“十七年”散文发展时期中，选择1959年――1963年这个“时期”来界定“散文年”是有一定理由的，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数量上的，即该时段内散文作家、作品的数量持续繁多；二是质量上的，即该时段内散文具有“散文年”时期散文独有的特质。只有同时具备这两个条件，“散文年”时期散文才能区别于“十七年”的其他散文“复兴”时期，从而成为代表“十七年”时期散文创作特色与成就的散文。

二、“散文年”作为“时期”（1959――1963）

（一）起点：1959年前后

50年代中期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散文出现了“十七年”时期的第一次“复兴”，但是随着1957年下半年反斗争的不断升级，这次短暂的“复兴”戛然而止。到了1958年 5月5日，中共二次会议召开，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人民日报》随后发表社论《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在这次会议之后，文学界掀起了“”的高潮。就1958年的散文来说，作为文学战线上的尖兵，充分反映出了祖国工业、农业、文化事业“”的“时代精神、时代面貌、时代的生活气息”{3}，尤其是报告文学迎来空前的创作热潮，“截至1959年，计出《丛刊》、《钢铁前线的日日夜夜》、《炉火熊熊》、《农村之歌》、《社会主义红花遍地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们》、《建设十三陵水库的人们》、《创造奇迹的时代》、《时代新人》、《诗人歌手数今朝》、《跃进的先锋》、《的标兵》、《的一天》、《上海的一日》等上百种报告文学专辑”{4}，同时勃兴的还有“革命回忆录”的群众创作高潮，如《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大型丛刊的编写。然而，1958年的报告文学创作数量的巨大不能掩盖质量上的的欠缺，虽然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刘白羽的《万炮震金门》、魏巍的《依依惜别的深情》、巴金的《一场挽救生命的战斗》，但是受到“”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报告文学存在大量的“虚假”内容，严重损害了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原则。而且，少数的优秀抒情散文、杂文还没有形成“散文年”时期散文所具备的风格特色，如后来的散文“三大家”成熟散文在此时尚未持续、大量出现。所以说，1958年散文从散文文体风格的多样性，散文特征的独特性，都不具备进入“散文年”时期的条件。

1958年的散文“”在1959年有了一些改变。1959年1月，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认识到过去群众文化工作位置摆得不恰当，有时妨碍了生产，违反了群众业余、自愿的原则；2月18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文学创作工作座谈会，茅盾和老舍分别作了《创作问题漫谈》和《规律与干劲》的发言，批评了以来文学创作上“题材的狭隘、因为对革命浪漫主义的误解而造成的浮夸与空想”的问题，指出“跃进计划应当数量与质量兼顾”，“不能专凭摩拳擦掌就能写出作品来”{5}；5月，中国文联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在文艺界人士座谈会上《关于文化艺术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发言，强调了贯彻执行“双百方针”和处理好“十种关系和矛盾”，这些会议与政策的召开与出台，都为散文创作走向正途起到了关键作用。首先，在散文理论方面，散文作为一种独立文类在1959年走向清晰，我们可以从一些散文选集的序言中看出来：《散文特写选1953―1955》序言中将“散文和特写文学”明确区分，“特写”指“通讯、报告”，并且占据压倒性优势，“散文”作为独立文类的资格走向“危机”；到了《建国十年文学创作选1949―1959：散文特写》序言中，除了提到“散文特写选”时会用“特写”这个称谓，其他一律用“散文”来概称这个选集里的散文和特写，“散文”作为文类走出现复苏；之后的《散文特写选1959―1961》序言中使用“散文”这一概念概称选集中的所有作品，并且明确指出散文包括“小品、随感、特写、通信、回忆、游记、日记、速写、素描等等”{6}，可见，在1959年前后“散文”的“文类”资格逐渐得到恢复；其次，在散文创作方面，1959年迎来了丰收，此时大量成熟作品的出现，宣告了“散文年”时期的开始。抒情散文走向成熟和多样，如杨朔的《海市》、《泰山极顶》、《蓬莱仙境》，刘白羽的《写在太阳初生的时候》，秦牧的《海滩拾贝》，陶铸的《松树的风格》等等；杂文走向复苏，出版了马铁丁的《革命风格集》，吴晗的《投枪集》等；报告文学继续繁荣，浮夸之风在政策引导下有所改正，创作与风格趋向冷静。可见，虽然在1959年底和1960年出现过一股反修正主义潮流，但是散文从1959开始，一直到1962年左右，基本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创作与风格态势，尤其是与1961年的潮头性散文爆发，一起奠定了“散文年”时期散文的主体形态特征与地位。

（二）终点：1963年前后

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社会文化语境日趋恶化。在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阐述了自己的阶级形势认识，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于是从1963年开始，在思想文化界开展了持续多年的批判运动，范围涉及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其实，散文创作在1963年没有受到过多的正面批判与冲击，取得了最后的收获，出现了杨朔的《赤道雪》、《生命泉》、《海罗杉》，曹靖华的《话当年，咫尺天涯，见时不易别更难!》等佳作，也有论者指出，在1961年――1963年间出版了一批代表性散文集,有“《花城》(秦牧)、《东风第一枝》(杨朔)、《红玛瑙集》(刘白羽)、《花》(曹靖华)、《樱花赞》(冰心)、《北极星》(吴伯箫)、《风帆》(袁鹰)、《初晴集》(菡子)、《珠江岸边》(陈残云)，和中国作协的《1959-1961散文特写选》(周立波编选并作序)、由川岛主编的散文选集《雪浪花》等”{7}。可见，作为“散文年”时期最后一年的1963年，其收获还是颇丰的。但是，散文创作颓势已现，尤其是到了1964年，散文创作趋于平淡，名家新作已不多见，而这种颓势在戏剧热潮的兴起面前显得格外明显。从1963 开始，空前的戏剧创作、演出热潮逐步席卷全国，可以说，从1963年开始，“十七年”文学逐步走向了戏剧繁盛期。

总之，通过对“十七年”散文研究中“散文年”概念的梳理和对“十七年”散文整体创作情况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散文年”概念的演变以及演变所蕴含的问题，同时，我们初步界定了散文年的“时期”性概念，这必将为以后对作为“时期”的“散文年”的深入考察与分析作了十分必要的准备。

注释：

{1}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下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60.

{2}邓星雨.当代散文创作与研究[J].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5,(06).

{3}“新观察”编辑部.散文特写选(1958)[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9.1(序言).

{4}龚举善.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0,(02).

{5}柏定国.中国当代文艺思潮史论(1956―197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38.

第2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 高中语文 新课改 散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10（a）-0118-01

迄今为止，我国各省已全部进入课改，陕西省自2007年实施课改以来，毕业生已有三届，对新课程背景下语文教学进行反思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笔者作为高中语文一线教师，已完整执教一轮新教材，近三年又连续执教高三，对当前高中语文教学有颇多感慨，本文侧重对当前高中语文散文教学的现状、成因、及出路进行分析、阐述与探讨。

1 现状：散文的边缘化问题

笔者认为无论是高一高二的新课教学，还是高三的备考复习，散文越来越淡出师生的视线，特别是高三。

首先，教材涉及的散文比例小。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系列五册教材中，只有三个单元的现当代散文散文教材，分别是必修①第三单元三篇课文（《纪念刘和珍君》《小狗包地》《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必修②的第一单元三篇课文（《荷塘月色》《故都的秋》《囚绿记》）和必修④第三单元两课4篇散文（《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爱》《热爱生命》《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信条》）。在选修系列中，虽然有《外国诗歌散文欣赏》《中国现当代散文鉴赏》《中国现代诗歌散文欣赏》三本教材涉及现当代散文，但遗憾的是，选修这三本教材的学校寥寥无几，甚至很多老师和学生连课本都未见过。结论是学生在高中阶段的语文新课教学中接触的散文少之又少。

其次，高三复习中散文不被重视。还以我省为例，07、08、09、10、11、12年的六套高考试卷中均不见散文的踪迹，老师学生还会去复习散文吗？特别是实行现代文阅读选考后，从表面看，散文阅读仍占文学类文本阅读的半壁江山，但实际操作中，如果把文学类文本阅读中的小说与实用类文本阅读中的传记放在一起选，也许可以持平，而如果将散文和传记放在一起让考生选择的话，选散文的人一定会寥若晨星。既然打定主意考场上不去选它，自然无需花功夫去复习，所以，散文几乎成为高三语文复习的一个盲点，用“绝对边缘化”来形容绝不为过。

2 原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造成当前散文教学的如此现状，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散文的文体特点。高中语文选修教材《外国诗歌散文欣赏》第五单元导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散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没有诗歌那么精粹，也不能像小说、戏剧那样具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性。对于青少年学生来说，他们似乎更喜欢激情洋溢，韵律和谐，语言隽永，篇幅短小的诗歌。而从学生的成长历程来看，学生从孩童时睡前听故事，稍长一点读童话，少年读名著，渐长陪同家长看电视剧或看电影，在整个成长的过程中，接触最多的要算小说。散文虽然也有其文体特征方面的某些优点，但散文文体特点中的“形散”，常常让学生在读完后如掉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理不出头绪，分不清层次，而“神聚”又因散文的内涵和意蕴含蓄深沉而不易把握。散文所揭示的人生哲理也许更适合于中年人阅读，但对于青少年来说，却不易理解和感悟。

笔者查阅了初中语文六本教材，对散文文体特征的介绍极少，实际教学中由于教材涉及少，教师在备课中研究散文的情况也较少，许多教师自身缺乏对散文的驾驭能力，不能带领和指导学生学习散文。学生不了解散文文体特征，阅读时找不到方法，不能在正确理论知识的指导下阅读散文。同时，由于接触机率少，缺乏实践机会，当然就敬而远之。

（2）高考指挥棒的作用。前面已经讲过，高考指挥棒的作用不可忽视。假设今年考纲规定文学类文本阅读必考散文，那一定会千军万马齐上阵猛攻散文；即便假设不选考，小说、散文、传记碰到什么是什么，那散文的命运也会与今天有很大的不同。可惜，在选考的情况下，一旦出现散文，学生就必定选做传记，所以，在目前的高考形势下，散文必定不会被重视。

（3）社会原因。当今社会，国人普遍浮躁，加之网络快餐文化盛行，静得下心，沉得住气的读书人已经很少，读散文更几乎是一种奢侈。

3 出路：我的未来不是梦

解决目前散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应以从几个方面入手：

（1）高考体制的改革及教材编排的调整。高考试题中文学类文本阅读如果能不选做，散文定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当然，选做也有它的可取之处，如果要保持选做，则应在适当年份无规律地出现散文阅读的考查，以提醒学生和教师重视散文教学。

（2）教师业务水平的提高和对散文教学的充分重视。首先，语文教师应加强自身修养，提高阅读和驾驭散文的能力，理清散文的含义、分类及特点。其次，要掌握散文教学的恰当方法。第三，要充分认识到散文的重要性。

（3）社会风气的净化和读书风尚的形成。在此，强烈呼吁我们的出版商和经销商，提高文化品味和对中华民族的责任心使命感，抛弃利益至上的狭隘和短视，多为青少年提供可以开启智慧、触动心灵、培养品质的优秀散文著作。

参考文献

[1] 周伟珍.略谈语文课程改革需要再审视的几个问题[J].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2011，第3期.

[2] 王小英.孔子因材施教的社会背景分析[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年，第30期，第62页.

[3] 李海林，王荣生.？散文教学要从“外”回到“里”[J].中学语文教学，2011年，第2期.

[4] 王雪.论新世纪散文研究发展趋向[J].文艺评论，2009年，第5期.

[5] 王景科.谈散文理论研究之弱势现象[J].齐鲁学刊，2004年，第5期.

第3篇：过年散文范文

在20世纪中，散曲研究取得了突出成绩。但是，因为多种原因，散曲研究在新的世纪已面临生存与发展的危机。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问题并存，面临新世纪散曲研究的种种危机，我们应有相应的对策。

在中国古代诗歌三大体式中，散曲晚出，能兼融诗词艺术而又别开新面，不仅体式繁多，而内容亦最为驳杂。论体式，散曲有令套，有兼带，其体之繁富，非诗词可匹;论内容，“我国一切韵文，其驳杂广大，殆无逾于曲者”(任中敏《散曲概论》)。要之，在诗词曲鼎足而三的古典诗歌艺术中，散曲实占有重要一席。在上一个世纪里，散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新的世纪里，散曲研究却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重大危机。笔者谨就20世纪散曲研究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提出一些粗浅看法，希望能得到关心散曲学和民族文化承传的学人们共同关注。一20世纪散曲研究的简略回顾

回忆上一个世纪中国古代散曲研究的成绩，有两个时期是令人骄傲的。

第一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二三十年代。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胡适等人对于白话文学、俗文学的大力提倡，一向被视为“小道末技”的戏曲、散曲文学，受到极大重视，学者们投人了极大的研究热情，曲学研究便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兴盛的局面，散曲研究也就在此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新学科。在这一时期，任中敏先生的贡献是首屈一指的，他在构建散曲研究的学科框架，搜辑刊布散曲文献和编辑刊行散曲研究资料等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前无古人的。他的《散曲概论》，作为第一部系统的通论性著作，在散曲研究史上，可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在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同观，是奠定散曲研究学科基本框架的开山之作。他编辑的《散曲丛刊》和《新曲苑》，分别是散曲文献与研究资料收集整理方面的重要著作。任氏而后，一批卓有成就的散曲学者和重要著述相继涌现，如卢前的《散曲史》、《词曲研究》、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等，都是重要的散曲研究著作，其中梁乙真的《元明散曲小史》，开启了散曲史研究中断代史研究的先河。卢前的《饮虹卷所刻曲》也是可与任中敏《散曲丛刊》相比美的重要散曲文献。另如陆侃如、冯玩君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有关章节，也是当时散曲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总之，这是20世纪散曲研究中成绩很辉煌的时期。

第二个令人骄傲的时期是八九十年代。因为改革开放的时代浪潮使整个文化学术研究焕发了青春，几乎被人遗忘的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散曲研究更全方位展开，并在各方面都取得重大成绩。如在散曲文献和研究资料的搜辑整理方面，谢伯阳先生辑编的《全明散曲》、谢先生与凌景诞先生合编的《全清散曲》，分别是明清两代集大成的散曲文献;还有王文才的《元曲记事》、《白朴戏曲集校注》、以及李修生的《卢疏斋集辑存》、青惠民等人的《贯云石作品辑注》、王学奇等人的《关汉卿全集校注》、吕薇芬、杨镰的《张可久集校注》、隋树森的嵘雍熙乐府曲文作者考》、赵景深、张增元的《方志著录元明清曲家传略》、张月中等人的《全元曲》、《元曲通融》等，都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散曲文献和有关研究资料的整理汇编著作。在散曲普及方面，王季思、洪柏昭的《元散曲选注》及其与谢伯阳一起编注的《元明清散曲选》、宁希元等人的《元散曲选粹》、蒋星煌等人的《元曲鉴赏辞典》、黄天骥、康保成的《元明清散曲精选》、吴新雷、杨栋的《元散曲经典》、吕薇芬的《元曲三百首》等，都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应特别指出的是，在本阶段中，有较高质量的散曲通史、断代史、通论、专论和辞书类著作也不断涌现，如门岿的《元曲百家纵论》、《元曲管窥》、李昌集的《中国古代散曲史》、《中国古代曲学史》、羊春秋的《散曲通论》、赵义山的《元散曲通论》、《斜出斋曲论前集》、孙玄龄的《元散曲的音乐》、洛地的《词乐曲唱》、汤易水的哎散曲艺术谈》、王毅的《元散曲艺术论》、王星琦的《元曲艺术风格研究》、《元明散曲史论》、吕薇芬的《元散曲典故辞典》、顾学领、王学奇的《元曲释词》、袁世硕主编的《元曲百科辞典》、李修生主编的《元曲大辞典》、卜健主编的《元曲百科大辞典》等，正是由于这些著作的出版，本时期的散曲研究再次活跃兴盛起来，使许多研究领域得到了更广泛的开拓和向纵深的发展，散曲研究独立的学科意识被进一步强化。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80年代初，扬州师范学院设立了曾以任中敏先生挂帅的国内第一个散曲学博士点;90年代初，“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并召开了4次有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参加的散曲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两部论文集，国内外研究散曲的学者们加强了联系和交流;90年代末，杨栋的《中国散曲学史研究》出版。凡此，皆具有进一步强化散曲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意义。港、台方面，本阶段中亦有不少新的成果，如罗炕烈《诗词曲论文集》、《两小山斋论文集》和《两小山斋杂著》中收人的多篇曲学论文，罗锦堂主编的《元人小令分类选注》、曾永义的《元人散曲—蒙元的新诗》及其与王安祁的《元人散曲选详注》、汪志勇《元人散曲新探》、赖桥本的《元曲吟唱》、王忠林的《元代散曲论丛》、黄敬钦的《卢挚及其散曲研究》、范长华的《张可久散曲研究》、何贵初的《张养浩及其散曲研究》和《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等等，都是本阶段中值得注意的新成果。

上个世纪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间的30年，由于受政治干扰太多太大，大陆的散曲研究很不景气，理论研究方面的成果很少，但在散曲文献整理研究方面有一定成绩。在50年代，隋树森先生先后对《阳春白雪》、《乐府新声》、《太平乐府》等重要的元散曲选集进行了精细校订，并在此基础上广搜博览，最后编成《全元散曲》，总辑一代文献。在作家考订方面，孙楷第的《元曲家考略》和谭正璧的《元曲六大家传略》是最重要的成果。在本阶段，港台方面的实绩要超过大陆，特别是在曲谱研究方面著述很多，如罗伉烈的《北小令文字谱》、罗锦堂的《北曲小令谱》、《南曲小令谱》、汪经昌的《南北曲小令谱》、李殿魁的《元散曲定律》、郑赛的《北曲套式汇录详解》、《北曲新谱》等，都是较有影响的著作。另外，在散曲作家创作、艺术形式和发展历史等研究方面，有罗锦堂(中国散曲史》、郑赛《从诗到曲》、李殿魁《元明散曲之分析与研究》、王忠林《元曲论丛》等专著，另如郑赛《景午丛编》、罗锦堂《锦堂论曲》等论著中也收人了他们各自散曲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

纵观20世纪的散曲研究，除中期几十年大陆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外，在前后两个时期，成绩是很显著的。学人们大多本着务实求真的精神，在扎实的资料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再进行综合性的理论阐发，一些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新思潮基本未冲击这一研究领域，学者们在诸如散曲文献的收集整理、研究资料的汇编、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家作品、体式特征、风格流派和发展史的研究等方面，都成绩斐然，非此前任何一个时代可比;尤其是散曲研究从笼统的曲学研究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戏曲研究平行发展的学科，就更是二十世纪曲学研究的重要成绩。

但是，20世纪的散曲研究也还存在种种问题，尤其在以下几方面表现尤为突出:首先是作家个案研究范围狭窄，在元明清960多名散曲作家中，卓有影响的重要作家至少有150余人，但在20世纪中先后进人专文研究行列的不过才40余人，出现过有一定分量研究论著的曲作家只有30人左右。这与诗、词的作家个案研究，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作家个案研究不够，直接影响到流派研究和发展史研究的质量和进展。其次，研究领域未能得到有效拓宽。就时代而言，我们多局限于元代散曲的研究，对于明清，关注的人甚少。就文体而言，我们还主要局限于散曲本身的研究，与相关文体如诗词、戏曲的比较研究，还未充分展开。再次，研究方法比较单调，学术思想未能不断更新。虽然前些年忽焉而兴又忽焉而亡的诸多新方法没有冲击和影响散曲研究这一学科，这一方面继续保持了散曲研究学风的端正朴实，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研究者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的更新方面进展缓慢。凡此，都阻碍着散曲研究的发展。

二 新世纪散曲学面临的危机

回顾过去，散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令人欣慰的，这不但激励着我们对散曲研究的信心，同时也对我们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展望未来，新世纪散曲研究的前景是令人担优的。就目前情况而言，种种问题已经日益暴露，散曲学生存、发展的危机已经显而易见。主要说来，有以下一些方面:

第一，散曲研究学人较少，目前专门耕耘在散曲领域内的中青年学者就更少，绝大多数是“业余”或“兼职”，像20世纪前期的任中敏、卢前，中期的隋树森和后期的谢伯阳、吕薇芬等先生那样，数十年坚持一直做散曲研究的，恐怕就鲜乎其人了。这一问题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在20世纪中叶的大陆，因为文化学术的政治化，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过分地强调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以及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等等，散曲因为缺乏这些内容，逐渐受到冷落甚而慢慢地被人遗忘，当然就很难再有专门的研究家了。到八九十年代，随着学术思想的解放，散曲文学重新受到重视时，二三十年代卓有建树的一些散曲研究专家却先后谢世，在此时进人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中青年学者，多半只能是半路出家。既然是半路而来，所以一方面既做散曲研究，另一方面也难以离开另一半研究对象。当然，这不是说搞散曲研究就不能搞别的研究，相反，要把散曲研究做好，还非得要做其他研究不可，比如对剧曲的研究，对诗词的研究，对音乐的研究，对作家生活的社会状况和时代思潮的研究等等，都是需要的，但这里有以哪一个研究对象为重心的问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问题。总之，一个学科，如果没有一定数量的专门家长年累月地扎根在那里进行辛勤的耕耘，要想使该学科得到长足发展，那是绝无可能的。

第二，散曲研究成果没有专门的发表园地。像戏曲、小说、诗词等文体，研究的人多，每一学科都有好几种专门的刊物，但散曲研究却不但没有专门的刊物，在全国上千种报刊中，似乎连固定的专栏也没有。因此，散曲研究成果就只能在像《文学遗产》、《文学评论》、《中国文学研究》、《中国韵文学刊》等很少的几个文学类综合性刊物和学报类社科综合性刊物发表。当然，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因为研究队伍人数小，专门家不多，高质量成果的产出自然有限，事实上也很难供养一个散曲研究的专门刊物，既然没有一个专门刊物，成果发表就又相当困难，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第三，散曲研究后继乏人。这可以说是我们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问题。散曲研究的后继人才从哪里来?当然只能靠我们现在培养的硕士生与博士生来接班，但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在职的散曲研究专门家已经很少，在现有的古代文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中专门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恐怕也就屈指可数。在大陆的古代文学博士点中设立有散曲研究方向的，除扬州大学以外，我目前尚不知道是否还有第二家;在硕士点中设有散曲研究方向的，近几年与一些同行谈起过，好象也只有两三家而已。其形势之严峻，可想而知。如果说现阶段的散曲研究靠我们一些“兼职”的专家还勉强可以支撑局面的话，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会是怎样呢?关于学科的后继人才问题，是许多传统学科共同存在的危机，但这一点也许在散曲研究学科中要表现得更为突出吧。由于上述种种问题的存在，使得散曲研究正面临着严重的生存与发展的危机!三对策思考

如果从学科生态的角度看，一个学科的衰落，必然会影响到相关学科的发展，就拿散曲研究来说，如果它一旦衰落下去，从文体的角度说，必然会影响到整个中国古代诗歌文学的研究，使中国诗学显得残缺不全;如果从时代的角度说，也会使元明清文学的研究受到很大的局限。那么，怎么办呢?靠谁来改变这种局面?应该说，重振一个学科，最可靠的，还是这个学科的学人自己。所以，我们今天面临的选择是:要么，团结一致，知难而进，努力拼搏，自振自救;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坐以待毙。我想，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有责任感的学者，是一定会选择前者的。不然，让我们这一代人在新世纪来面对散曲学的衰落或者消亡，我们会愧对祖宗!愧对先贤!有什么具体办法呢?办法只能由我们大家来想。这里提出几点浅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要积极树立和努力强化学科意识。我们必须认识到散曲学在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以及元明清思想文化研究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了解这一学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首先，就曲文学研究自身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有助于在前后对比中重新认识整个曲文学的构成与曲体形成、发展、演变和衰亡的历史。其次，从思想文化的角度而言，散曲文学从主流精神上说，是一种牢骚文学，也是一种说真话的批判性文学，最能真

实地反映失意文人的心态，因此，深人研究散曲文学，非常有助于了解元明清文人的精神风貌以及他们的心路历程，这对整个元明清文学史和文化思想史的研究将起到重要的帮助作用。再次，就文学语言的发展变化而言，散曲文学从语体形式上说，总体上又是一种“白话”文学，它很可能是现代新诗和现当代歌词的直接源头，深入研究散曲文学的历史演变，对认识现代新诗的形成和现当代歌词的创作走向亦有重要意义。最后，就整个中国古代诗歌研究而言，深人研究散曲文学和整个散曲文体的发展演变历史，还有助于古代诗学、词学研究的深人和三者比较研究的开展。只有充分认识散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才能对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充满信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昌集先生的《中国古代曲学史》和杨栋先生的博士论文《中国散曲学史研究》等书先后出版，他们从不同角度对于散曲学的学科意识的呼唤，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二，要有一种使命感。我们应该认识到任中敏等先贤建立这一学科的艰难和王季思等前辈学者继续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不易，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光大这一学科，但事实上我们还做得很不够。比如，任中敏先生的《散曲概论》与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考》都处于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首开风气的重要地位，尽管任先生的《散曲概论》中对有些问题的看法还略有可商，但总体上要比《宋元戏曲考》存在的问题少得多，然而，《宋元戏曲考》已经一版再版，可《散曲概论》自1931年出版后却迄今未能重印，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就愧对先贤了!有了使命感，才能耐得住寂寞，才能守得住清贫，从而坚定自己“为往圣继绝学”的勇气和信心，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研究工作。

第三，要了解散曲研究这一学科的发展历史和它的现状。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找准自己的努力方向，才能更好地继承前人又超越前人，有所突破，有所开拓，有所建树。在新旧世纪交替之际，一些学人对散曲研究的发展历史以不同形式做过一些回顾与总结，除了前面提到的李昌集、杨栋先生的著作而外，另如李修生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卷》，拙著《20世纪元散曲研究综论》，香港何贵初先生编辑的《元明清散曲研究论著索引》、《金元文学研究论著目录》等，也都是值得散曲研究学人参考的重要著作。

第四，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以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加强散曲学者之间的联系与交流，互通信息，可以避免一些重复劳动;加强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可以把散曲研究融于整个古代诗学、元明清文学和古代思想文化的研究中去，避免画地为牢，固步自封，游弋于其外。只有注意这一点，我们才能及时了解其他学科的发展情况，及时地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时俱进”。否则，我们就要落后，就可能消亡。

第五，要努力拓展散曲研究的范围。首先，我们不能仅局限于元代，要注意研究明清。虽然元曲与唐诗宋词并提，鼎足而三，是散曲文学最为兴盛和繁荣的时期，我们固然不可忽视，但是，散曲文学在明代成化、弘治一直到嘉靖、万历年间也还有一百多年的另一个辉煌时期，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其次，与相关文体的比较研究，如词、曲比较研究，剧曲与散曲的比较研究等，也应努力展开。再次，多种研究角度，如社会学的、文化学的、民俗学的、心态学的、语言学的、修辞学的、叙事学的、风格学的等等，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第六，要特别注意培养新生力量，并为学科的发展争取多方面的支持。在新生力量的培养方面，只要有条件，无论博士、硕士、学士，都要培养，每一位散曲研究学人，都应尽自己所能，从学科后继有人，从民族文化的承传后继有人的战略高度来积极地对待这件事情，抓紧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努力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同行权威专家在涉及到学科发展规划时的话语权的支持，有关刊物编辑们对研究成果发表的支持，有关单位对研究经费的支持，以及媒体对有关学术活动宣传报道的支持等等。

只要我们充分了解先哲们的成就和贡献，我们就不会妄自菲薄;只要我们充分认识到散曲学面临的危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自然就会有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只要我们带着一种忧患心和使命感来共同面对，大家一起重视，齐心协力，共谋发展，那么，散曲研究就一定能在新世纪走向新的繁荣!如果是这样，那么，再过一百年，当22世纪的学人们来评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或许可以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在民族文化的承传中，既不愧对前贤，也不愧对后生，我们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

注释:

①《元明清散曲论著索引》，何贵初编，玉京书会(香港)iWs年出版。

②《中国散曲学史)(续编)，杨栋著，山东大学出版社iWa年出版。20世纪元散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赵义山著，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

第4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1950年代；台湾文学；女性散文；地位；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2）04-0109-05

一、大陆学界对于发生阶段的台湾当代女性散文缺乏整体的独立研究

在两岸渐渐突破政治隔阂、共同发扬中华文化的今天，当我们再次回顾政治巨变年代的创作，特别是1950年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及其在大陆的接受情况时，楼肇明在20世纪90年代的判断：“台湾地区的散文在已往的中国文学史上不曾占有显赫的席位”依然未变。在这背后，除了政治偏见外，还有大量的性别、体裁、题材等的偏见存在。如，曾以散文集《绿天》在大陆名噪一时、一度与冰心、丁玲等齐名的苏雪林，或许是因为曾发表言论、与左派作家打笔战等原因，在两岸政治对峙的年代里几乎成了“化外之民”，常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这使得她没有得到较中肯的评价，文学史地位也远不如上述同期的作家。又如，同样是学贯中西，在诗、散文、小说、翻译、评论五方面皆有不凡成就的张秀亚以及同样兼事写作与翻译、评论的徐钟骊、谢冰莹等女作家，就并没有踩着她们脚印成长的学生辈“四栖”男作家余光中那么幸运，在各方面都受到大陆足够的关注。

此外，综观大陆学界对1950年代台湾女性创作颇为寂寥的关注，我们不难发现，人们甚至对散文的评价尚未达成共识。在有限的研究中，人们常习惯于观念先行，无需论证就直接得出结论。如有人认为：“从总体上看，50年代台湾散文的成就并不大”，而女作家群虽“在当时的文坛占有一席之地”，却又“总体上看天地不宽，闺秀气重”。又有人认为“50年代的台湾女作家，成为台湾散文创作的重要力量，成绩斐然……她们以创作实绩推动台湾散文的起步与发展”。而在更多研究者的视野中，整个50年代女性散文创作并未受到足够重视而获得独立的研究。他们或是将它与其他体裁放在一起笼统评价；或是把五六十年代台湾散文混在一起总体概括，而其中50年代又为60年代所遮盖。前者如一些文学史中缺乏论证的笼统结论：“50年代的台湾女性文学创作，为此后女性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祖国大陆迁台的女作家，承担了台湾女性文学拓荒者的角色，构成了五六十年代台湾女性创作的主体”，“她们在怀乡文学的创作潮流中充当了主力军的角色”。后者较典型的如黄万华的文章，虽指出传承五四传统的台湾五六十年代的散文是“台湾散文的主导力量”，但论述中除以极少篇幅点出张秀亚50年代的一些作品外，其余例证皆用60年代的作品，这其中又以男作家的占绝大多数。上述这些都说明大陆学界对于台湾当代散文发生阶段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1950年代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在大陆学界仍缺乏整体的独立的研究。

二、1950年代是台湾女性散文发展中承前启后的分水岭

光复后特别是迁台后的1950年代是台湾女性散文发展的一个分水岭。此前，日据时期的执政者企图在“去中国化”思想的指导下弱化、消泯中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而增强台湾民众对日本文化的认同。这使得本就不多的台湾女作家在封闭中只能以日文阅读、创作，或通过日本文学去间接接受西方文学的影响。女性散文总体成就不大。而与此同时，冰心、白薇、陈衡哲、萧红、凌叔华、苏雪林、谢冰莹、袁昌英、张爱玲等大陆方面的女作家在中国传统散文、宋元以来白话小说、晚明小品、东西洋散文等多种文学传统的影响下，扬弃传统糟粕，渐渐步入现代的进程，而在散文理论与创作实绩方面皆有较大的收获。光复后特别是迁台后，几代作家、知识女性齐聚台湾，自此，来自大陆与台湾的两批女作家（或知识女性）汇集台岛，开启了台湾女性散文写作的新历程。

虽然台籍女作家因语言转换等现实问题多处在缺席状态，而外省渡海来台的女作家在创作水平上也参差不齐，但迁台女作家们对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各时期散文创作经验的整体性、共时性移植使得1950年代台湾女性散文园地空前繁荣。这从“中国青年写作协会”所举办的“四十四年度全国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测验”中就不难看出。在散文类的10部得奖作品中，除了梁容若与凤兮两位男作家的作品外，女作家的竟占到了8部，它们是：艾雯的《青春篇》，张秀亚的《三色堇》、《牧羊女》、《凡妮的手册》，徐钟珮的《我在台北》，谢冰莹的《爱晚亭》，钟梅音的《冷泉心影》，苏雪林的《绿天》。其中除了《绿天》全本及《爱晚亭》中的极少篇目属早年作品外，其余均是在台所作。另外，从散文专集出版的情况来看，也可见此时台湾女性散文的成绩及其在台影响力之一斑。除上列入选作者外，林海音、琦君、王文漪、萧传文、张漱菡、邱七七、孟瑶、郭晋秀、侯榕生、刘枋、李萼、王琰如等此期都有专集出版，有的甚至还不断再版。对于这个时期的台湾散文创作而言，女作家们将遍布全国各地的多样化地域文化因素注入文中，极大地丰富了台湾文学的文化内涵，使台湾文学因此成为包含最丰富最完全的多元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学板块。正如学者朱二先生所言，这是台湾文学中最值得骄傲的，且在整个中文文学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这些女性散文在官方倡导“抗俄”的战斗文艺年代为文坛注入的清流，可谓开风气之先，对此后台湾散文创作的丰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三、多元写作范式及创作理念为文坛后来者提供有力参照

如上所述，因为共时性整体移植的关系，此期台湾女性散文创作不管是在风格、题材、性别意识还是在写作理念上，都是承上启下的。一方面，作家们的到来与继续创作使五四以来的创作风格等在台湾得到了活的传承；另一方面，因为台湾长时间的政策等所导致的台湾在中国现代文化（包括文学）方面的闭塞，这些在大陆生、大陆长，只因政局变迁而来台的女作家们的所思所写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坛后学们想象中国的原型；她们的写作经验也将对当代台湾散文创作产生较大的影响。限于篇幅，以下我们结合代表性作家的创作状况从不同层面不同类型来简要论述这些影响，以期证实此期台湾女性散文创作常被忽视的重要价值，引起大陆学界足够的重视和继续的研究。

（一）多元风格的影响

1 学者散文

集作家、学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一生笔耕不辍的五四女作家苏雪林，1950年代迁台后虽以学术研究为主，但仍同时进行文学创作。此期主要有散文集《归鸿集》（1955）、《读与写》（1959）等。学养丰厚的苏雪林在历经家国巨变后，从昔日《绿天》等自传式书写的笔触中转入常为男性独霸的学者散文领域。她以学理见长、颇具学者风范的写作，为台湾当代散文创作开拓了视野，提供了较成熟的学者散文写作范式。《归鸿集》较好地体现了苏氏散文关注面广、题材多样、学养丰厚的特点。集子中有以率直朴厚的语言回忆旧人的，有有理、有趣地回忆离国前旧事的，有对诸画家、画作等做真情解读或中肯评价的，有哀悼世事巨变中书的离散的，有中西方制度等比较的，另外还有不少为友人书籍所作的序跋等。正如致力于苏雪林研究的安徽大学沈晖教授所言：“这些散文文字凝重，情感真粹，思想深邃，见解深刻。将人情世事与学问，坦荡的襟怀与豪迈的才情，一炉共冶，中外比较，古今对照，笔下流出的是作者学养浓厚的智慧澄液，洋溢着高雅的情趣和书卷气”。

2 诗化散文

曾被痖弦称作“台湾近四十年来美文的开拓者”的张秀亚很早就开始了文艺创作，并从凌叔华、伍尔芙等中外女作家的作品中吸取了养分。她是惟一一位在上述台湾青年最喜欢阅读的作品评选中以三部作品入选的散文作家。她的行文淡雅、隽逸，常“以诗人的心情来创作自己的散文”，用象征手法营造诗化意境，将朦胧空灵的美感注入字里行间。其第一本散文集《三色堇》就是这种诗化散文的代表。书中她总是将个人情感、生活经历以及自己那份宗教情怀融入字里行间，再以诗的手段将它升华，然后抒情造境。浓郁的诗化氛围与独特内蕴消弭了同时代诸多散文中强烈的功利色彩，形成了50年代更具纯文学特质的写作，影响着诸多后来者。正如符立中所言：“在那个文艺年代……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张秀亚。从三毛、欧阳子、吕大明到琼瑶，那种在生命幽谷编织幻梦，交错着朦胧和感伤的‘秀亚式’魅力是无远弗届的”。也如林海音所说，四五十年代的中学生，谁不是读着张秀亚的作品长大的？张瑞芬则认为，张氏融合了京派美文传统与女性特质的散文成了几代人初期写作的范本。即便是在今天经济高度发达的台湾，张氏诗化散文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这样一个光怪陆离的时代，张秀亚那行云流水、清新秀丽的田园文学，对人们失去已久的、属于心灵的纯美素质，具有一种唤起、警醒的作用”。

3 主妇散文

不同于上述在大陆时期就已颇具文名的知性、诗意女作家们，以迁居台湾为创作起点、以家庭为圆心进行写作的钟梅音，是位典型的家庭主妇型散文作家。1949年，钟梅音以发表于《中央日报·妇女周刊》的《鸡的故事》开启其在台的写作生涯，属典型的拉家常的主妇风格：体制短小，主题多样，充满情趣，在温情委婉的背后有着繁复琐细的特质。此期她的散文集子中，书写台湾东部苏澳冷泉乡居生活情趣的《冷泉心影》最富于主妇特色。其中《我的生活》、《鸡的故事》、《卖蛋记》、《阿兰走了以后》、《乡居闲情》等文通过对来台后乡居小家庭生活点滴的书写，描划出了一幅宁静的合家欢景象。作者细腻的文采使得原本繁杂琐碎的家居生活题材文章流出自然的真情。正如王文漪所说：“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泉池，她却写得那样美”。《冷泉心影》也因其真实生活记录的风格与“家台湾”的亲切表现等为读者所钟爱，而在前述评选中榜上有名。

（二）多样题材的影响

此期女性散文创作的题材，总体来讲大致可分为异地化与在地化书写两大类。所谓异地化书写是指身在台湾，却自台湾以外的异地取材的书写；所谓在地化书写是指在台湾写台湾的做法。这两方面的书写在1950年代都有不少成熟的作品，所以它们对之后作家们的取材意向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1 异地化书写 因为出境的不易，此期的异地化书写不像之后那样多写海外游历见闻，而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大陆生活的种种回忆上。作家们通过怀旧忆往，表现对故乡、过往的眷恋与对时光、人事难再的感慨。正如琦君所说，在陌生的台湾，“此心如无根的浮萍，没有了着落，对家乡的苦恋，也就与日俱增了”。在远距离的凝视中，故乡已不再仅限于某一具体的村落，过去的一切隔着时空的距离时隐时现，都显得那么亲切、美好。

这时期几乎所有作家在这方面都有所涉及。但或许是因资料不易得等原因，大陆学界在论及台湾怀旧散文时，总习惯于将光环集于琦君一身。诚然，琦君的怀旧散文在六七十年代确已接近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在50年代，她仍处于起步阶段，她的文章如下文所述也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以偏概全地独拜一人而忽略、挤压其他同类作家在文学史上生存位置等的做法，让我们再次看到大陆学界对于50年代台湾散文发生期的研究依旧道远。

曾写出“文化沙漠的年代的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篇》（1951）、并以此在“四十四年度全国青年最喜阅读文艺作品测验”散文类评选中获得第一名的作者艾雯，在大陆学界却极少有人关注。而她50年代的创作，不管是小说的关注社会、人性，还是“私密散文”的风格，都得到了业内人士的好评。艾雯这时期的散文视野开阔、题材丰富，兼有异地化、在地化、哲思等的书写。其怀旧散文所表现出的浓浓眷恋以及对于当下现实的无奈，由于相同的社会心理与高超的写作技巧等原因，曾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春篇》中，作者从不知如何寄予她（故乡苏州）密如雨层的“惦念”（《惦念》）到把思乡之情化作对水城苏州的“水的恋念”（《水的恋念》）：“但愿我是那片白云，越过高矗的山岭，去亲近那可爱的水、水、水”；而《它》则回忆起了在童年时期，“孤独寂寞”——它，就总是如影随行地跟着自己，为当前的孤独寂寞寻找到了一个诗意解脱的源头。而在其他集子如《渔港书简》中，不管是对故人——如有着潇洒不羁的苏州旧文士气的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影响（《虹一般的忆念》），还是对故地——如在国难家变接踵而至中生活了十年的赣南山城的记忆（《山城忆》），皆俯首可拾。

六七十年代在怀旧散文方面成为首屈一指大家的琦君，此期亦在孤寂中开启回忆之门，以寄托对故人、旧事情思的散文《金盒子》开始了她在台湾不平凡的散文创作历程。但这时期她的散文并不多（主要以《琴心》这本散文、小说合集中的作品为代表），且受到官方主流的影响，字里行间难免流露出时代的主流印迹。虽如此，其散文写作的基本风格，如强烈的自传色彩、缅怀旧时大陆人、事、物的题材和小说化笔法——重视情节的结构和人物的塑造等已露端倪，以后，她正是顺着这条路子渐入佳境的。

2 在地化书写 “一切的艺术永远是联系着时代的，它不仅是表现一己的感情生活，更要从这时代人民大众丰富的生活中去提炼”。许多作家正是在这样的写作理念下，自怀旧之外也将眼光放在当时当地的台湾的。从作者们对台湾现实环境、社会心态、自然风光、人文风情等的细腻观察与描绘上，我们不难看到一般印象中凄风苦雨的50年代台湾的另一面。从迁居台湾到发现台湾的转变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是女作者们对新家园的认同。此期，除了前述钟梅音多自台湾乡居取材写作外，其他不少作家在这方面都有成熟之作。

擅长明净、重思维的“中性文体”的徐钟珮的《我在台北》（1951）一书，主要记述了她来台后所碰到的人、事、物、景等，展露了那个特殊时代的台湾生活风貌。《浮萍》中写了一批满怀壮志的鸿儒撤退来台之后只能楚囚相对，残酷的现状迫使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在台湾设法照顾一家老小，让漂泊的浮萍重新长出一点根来；《我的家》、《尝试》写了作者初来台湾时的生活状况，并以开朗的心态面对来台生活的简陋及女仆的无礼；《发现了川端桥》写在时间渐渐冲淡乡愁之后，作者对近在家门口的川端桥等有了全然不同的新体验，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新家园的认同与对新环境的依恋。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在某种程度上，《发现了川端桥》等同于“发现台湾”，更是《我在台北》的绝佳见证。作者理性幽默的文笔与调整后的心态使其笔下的台湾生活显露出同期散文中较少有的亲切感。

而在艾雯的《渔港书简》一书中，作者通过对所游历的台湾各地的风土人情的描写，甚至开启了日后人们所热衷的旅游散文。《从赣南到台湾》记录了她逃难来台时所见到的台湾特有的自然风景与人文景观；《四重溪之春》写了重游四重溪的经过及这过程中所领受的美景；《白云深处觅歌舞》写了在山地游中体会到的原住民的人情之美；《山在虚无缥渺间》写了琉球屿之游的自然美与人文美；《晴山绿萦西子湾》写了西子湾枕山怀海的美与媚等。特别是在《渔港书简》一文里，她以一个外地人的身份去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并用温柔细腻的笔致来书写海的多变、渔民生活的贫穷、艰辛，并为他们唱出生命的哀愁与希望，充分体现了一个散文家的观察能力与悲悯情怀。

就在这洁白美丽的大理石围墙内，便围着矮小简陋的渔民之家。在渔岛，据说人的繁殖跟鱼类一样的迅速，每一家都有一串梯形的孩子，人们在黯沉沉的小屋子里就像关在篓里的群蟹，蠕蠕蠢动。这便是渔人的家！渔人的家里充满着海洋的咸腥味，也弥漫着贫穷的气息。海洋是丰饶的、肥沃的，但在海洋怀抱中的这一块陆地，却是这样贫瘠……

没有怨尤，没有愤恨，这便是他们对贫苦生活的答复。他们不晓得什么是享受，只求免受冻馁，风平浪静。他们不懂什么叫爱情，只有互相合作，同尝甘苦。他们没有丰富的知识，却有一肚子海的学问。……海的儿女们，他们才是上帝最善良纯真的子民！

（三）女性意识的影响

此期台湾女性散文所彰显的女性意识，主要体现在作家们对女性生存状况的不平之鸣上。如张秀亚由自叙婚变发出的不平之鸣：“在这畸形的社会，受牺牲的，往往不是不正常的男性，而是正常的女性”。艾雯由琐碎的主妇生活体验中发出的不平之鸣：“尤其是作为一个家庭主妇，长年被繁冗而琐碎的家务囚系在小圈子中，不免深深地感到生活的枯燥乏味”。徐钟珮由对职业女性因家庭而牺牲事业的社会观察中发出的不平之鸣：“家和工作，几乎等于熊掌和鱼，我常想两菜同烧，结果两道菜都烧得半生不熟”。相比于五四时期，这时期女性散文中的女性意识，在超越传统伦理及社会性别观念等方面已失去了昂扬的狂飙精神。女性徘徊在传统与现代、家庭与事业间，虽已感到不满，却缺少勇往直前的抉择。如在沉默中承受失婚痛苦的张秀亚虽饱受心灵的煎熬，却“宥于礼俗，我含恨在心，难以启齿，不敢告诉，也不能告诉，更向谁告诉！在这凄惨环境下，我纵受了十六年新式教育，却只有将一腔痛苦，委诸天命，形影相吊，抱恨终身！”。即便是开朗、明快的徐钟珮，在两难处境中也只有顺应时局，黯然神伤：“我爱家，也爱工作，我就生活在这矛盾的爱里，像三明治里的夹肉，窒息得无以自处……于是我赌气一脚踢翻熊掌，专心在家煮鱼……在这转变里，只有我一个人不欣赏我自己。我总漠然倾听他们的谬奖，眼睛怅然注视着我案头生锈的笔尖，我坐在明窗净几的书室里，却觉得心头积了厚厚一层灰尘”。

女作家们在女性视角下自我书写的可观创作实绩，向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女性内心被压抑的生存处境。而这些徘徊于现代与传统之间、处于台湾当代文学发生期的女作家们在女性意识方面觉醒了却又向传统退去的不彻底做法，则成为台湾文坛后来者们所参照的源头。在之后较长的时间里，虽然台湾经济、文化全力拥抱现代西方，但即便是在第二次女权运动高涨的60年代，台湾女性文坛也未冲破底线完全西化，而是承接50年代女作家们的影响，在婚恋观、职业观等方面回归保守的传统。如在博得一个又一个时代掌声的琦君的温柔敦厚的散文中，母亲即便是在父亲变心娶妾进门后也从未反抗，而是以逆来顺受和沉默自持的半生换回父亲年老病痛之后的忏悔。在前卫的欧阳子的《秋叶》中，虽然年岁相仿的继母子间也曾出现了《雷雨》中周萍与繁漪模式中的闷热，但在最后的关头，作者却未让继母迈出那一步。而从60年代《心锁》在一片喊打声中成为禁书及其作者受打压、甚至被逐出文学团体的命运上，我们都不难看出，那些想要逾越“传统”的做法，在多数台湾女作家中是不被允许、也不被接受的。五四时期郁达夫、曹禺、丁玲、庐隐等冲破性别文化咒语及伦理桎梏等的同、爱等多元书写模式在此遭遇断流（至少在较长时间内成为潜流），冰心式的对母爱、童心、自然的追求与对田园牧歌气息的诗意描绘经过50年代女作家之手，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台湾文坛，特别是散文领域颇有市场。

（四）典范与理念的影响

第5篇：过年散文范文

在“千美印象综艺馆”，我见识了王宗仁、卢子贵、尧山壁、邢秀玲、陈长吟、红孩、周养俊、仵埂等散文名家，听取了他们关于散文创作的真知和高见；第一次与来自四川、重庆、陕西、新疆、青海、广西等不同省份的散文家们欢聚一堂，近距离交流，心与心碰撞。短短的几天相处，让我体会到一种“家”的温暖，感受到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我的文学之梦再次被点燃，有了张开翅膀，一翔蓝天的强烈愿望。

在“六合同春”客栈，隔着一帘雨水，我看到二楼过道上站着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小伙子，双臂扶在拦杆上，和来自安康的女作家温洁侃侃而谈。在前晚的长寿夜市，作为东道主的一员，他和我们一起碰过杯，喝过啤酒，似乎看不出有多么高深和霸气。但他却是当今散文界一匹年轻的黑马。他的名字叫吴佳骏，三十来岁，重庆《红岩》杂志编辑。他的新乡土散文，让我想起了久违的农村，体验到了我们也许有过却未必能写出的那份乡愁。看了他的博客，他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书籍，连篇累牍，颇受读者欢迎，令你不得不服！

还有一个名叫张强的小伙子，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游览长寿湖的那天，他戴一顶棕色的宽沿礼帽，帽子后面拖一条锦鸡一样的长尾巴，一件花格衬衫，一条牛仔裤，身跨一个黑色像机，其另类造型，俨然美剧中的西部牛仔。他毫不掩饰自己喜欢给人拍照，一路走，一路拍，完后再一帧一帧发到你的信箱。这还不算。在分别后的日子里，他仍不时的将自己随手写下的小诗小文，通过发送给你，让你分享他对生活的感受和对文学的热爱。

文学需要浪漫。有浪漫情怀的人，才是文学真正的知音。

一路走，一路拍，一路写，一路挥洒，像李白一样，游走社会，纵情山水，与诗为伴，与酒为友，何其洒脱！没必要把文学的事看得那么重，别想八百年以后的事。来了，去了，当一切已成往事，最牵心的，还是行走的过程中，那些看似轻飘的东西，它们像羽毛一样，会时不时钻出来，挠你的痒痒。

2014年5月16至18日，第四届中国西部散文家论坛在家门口——西安汤峪古镇举办，我有幸再次成为参会人员。在会议手册上，我被冠以青年散文家，这让我感到既羞愧又兴奋。羞愧，是因为自己的名字至今没有在全国叫响，愧对“散文家”这个称号；兴奋，是因为我看到了自己努力的方向，有了前进的动力。

当我在西安南站，接到从重庆来的朋友们，我的心是温暖的。邢秀玲老师、李成琳大姐……她们还是老样子，看不出容貌上有多大变化。这隔开我们的一年时间，那么不经意间，就从指缝间溜走了，一转眼，大家又相聚在一起，而昨日长寿湖的潾潾波光，还在心头荡漾。

当我跟随大家走进论坛大厅，见到来自西部各地的散文家，聆听代表们的发言时，我的心是敞亮的，像汤峪镇此日晴好的天气：空气纯净，天空蔚蓝，山野苍翠，河水清澈。是散文，让我们有了相互亲近的理由；是共同的追求，让大家敞开心扉，言说散文之道，交流彼此的心得。

穿行在汤峪旅游度假区的街道，用目光抚摸大兴汤院遗址，用心灵感知“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哲学意蕴，我的头脑是清醒的。我明白了主办方何以将论坛放在这样一个与自然相亲，与历史相望的玲珑之地。如陈长吟会长在欢迎辞中所言：终南山，是道教和佛教的圣地；汤峪的汤，是活水，是热水，更是圣水。在这样的“汤泉”中泡一泡，可以解除凡尘的污垢，能使疲累的身体得到放松，能让浮躁的心慢慢沉静下来，而使精神得以舒展和飞升。

对文学，要有宗教般的虔诚——我记住了这句话。

我将这一切都装在相机里，拿回家，慢慢欣赏，慢慢消化。这样参悟的机会不是太多，抓住了，就要让它盛开如莲，芬芳似花。

作家中，有的认识，有的是第一次见面，其中不乏名人大家。他（她）们大都不端架子，给人的感觉是温润的、友好的，让人心生敬意。他们的观点和认识，拓宽了我的眼界，让我知道了散文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他们当中，有多人获得过冰心散文大奖，如和谷先生、郭志梅女士等等，还有涉足文学才四五年就佳作不断、令人刮目相看的众多年轻后生们。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西部散文美好的明天！

第6篇：过年散文范文

论文摘要：本文以部分普通高校为研究对象，研究了武术散打在普通高校开展的现状及发展趋势，论述了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及其重要意义，并提出具体的方法和建议。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武术来源于人类的生产斗争和军事斗争，其核心内容是技击；散打是武术的对抗形式，是武术的最高表现和中华武术的精华。现代散打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作为一个现代竞技体育项目已趋于成熟，并在全世界迅猛发展。本文深入研究了武术散打在普通高校开展的现状，贯彻“健康第一、终身体育”思想，推进素质教育；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体育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研究武术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的可行性和重大意义，并提出具体的方法和建议。

一、普通高校开展武术散打的现状

自2002年8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颁布实施以来许多高校已将散打列为公共体育选项课程。查阅有关资料及从互联网上搜索，从清华大学等著名高校到一般地方院校，全国共百余所普通高校开设有散打课。2005年5月8日，重庆首届高校散打争霸赛开幕，共有21所高校参加。2005年1O月28日，浙江举行“下沙高校武术散打互动晚会”，下沙地区14所高校参加了比赛。2006年成都举行了“首届成都高校武术散打比赛”，有8所高校参加。2006年5月2813，在华南理工大学举行了“广东高校散打交流比赛”，有六所高校参加。2006年10月1日，四川“全省高校武术散打邀请赛”在绵阳举行，有20多所高校参加比赛。高校校内比赛更是层出不穷，燕山大学已举行了2届散打比赛，2004年安徽师范大学举行了首届“散打王”比赛，2005年开封大学举行了“首届散打比赛”等。阜阳师范学院等许多高校制定了“公共体育武术散打教学大纲”，使散打教学进入正常轨道。

1．高校开展武术散打的有利条件

(1)大学生喜爱散打。随着武术散打的发展与普及。大学生越来越喜爱散打运动。据统计，已开设散打课的普通高校中喜爱散打的大学生人数逐年上升，已占公共选修课的前几位。下表是我院200级学员公共体育选修课人数调查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选择散打的人数几乎占三分之一，居所有选修课的首位我院2008年选修散打的有150人，限报人数为50人，实际选修人数超出了限选人数的85％，而其它选修课的人数除网球外都没超出限报人数。这充分说明了武术散打深受大学生的喜爱，这是在高校中开展武术散打的重要基础。

(2)高校有较好的专业教师。每个高校都有专业武术教师，目前尽管部分高校有些武术教师是从其它专项改教散打课的，但相比而言高校开展散打课还是有比较好的师资条件。有了专业武术教师指导，能使学生得到正规、科学的训练，少走弯路。

(3)大学生有充足的业余时间。大学生学习压力不大、业余时间较多，每周都可抽出足够时间进行散打训练，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业余文化生活，又锻炼了身体，同时能更好地促进专业课学习。

(4)高校可提供较好的训练和比赛场地。大部分高校虽然不一定有专用武术散打馆(室)，但大多有体育场馆。同时学校能提供散打专用护具，有较好的训练和比赛条件。

2．存在问题

(1)学校领导对散打进入高校认识不足。全国普通高校有2000所，目前已经开展散打教学的学校约占6％。开办形式且大多为业余散打协会或散打队，进入公共体育课的很少。究其原因，校领导对高校开展散打认识不足，渝州大学阳亚雄对散打开展较好的重庆20所高校进行调查，有15所校级领导不支持散打的开展，其中有的领导持反对态度。而领导的态度肯定是个关键问题。

(2)散打专业教师不足。散打开展好的高校，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拥有懂专业、热情能干，且有开拓精神的散打教师。他们不怕困难，全身心地投入到散打的推广和普及中去。而现实是大多高校专职散打教师比较缺乏，给散打教学带来一些困难。

(3)相关理论研究滞后。打开中国知网CNKI--KN4．0全文数据库，用关键词“散打”检索，1994年～2006年共有论文1219篇，二次检索“高校”，共有论文23篇；再看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1989年2006年散打相关论文有852篇，其中有关高校散打的有16篇，这可以看出当前高校在散打的教学理论研究方面还是相当滞后。

(4)缺乏交流和比赛。比赛是训练结果的检验，同时也是一种重要的训练手段。通过比赛可以给大学生一个充分展现自己的机会，激发参加训练的积极性；同时，通过各高校之间的比赛，以武会友、促进交流、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促进高校散打的发展提高。然而，至今全国尚没有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校散打比赛。四年一届的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从1996年第五届开始武术已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但到2007年第八届仍见不到散打的踪影。

二、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的必要性及重要意义

武术散打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从事散打运动可以强身健体，提高身体素质、锻炼意志，培养勇敢、坚毅、顽强、拼搏和勇猛向上的精神；陶冶情操、培养武德，养成尊师爱友、遵守纪律、团结互助、守信立义、见义勇为的精神；培养胜不骄、败不馁的品质，树立自信、自强、追求强者的信心；增强心理承受能力，将来可更好地适应生活、适应竞争、适应社会，并可以适度宣泄由于紧张的工作、学习而带来的精神和心理压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的生力军，通过散打训练和比赛，能培养出大批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品质，不怕困难、勇于进取、团结互助、见义勇为、自强不息、热爱祖国的各行各业的栋梁。试看将来政界、经济界、军警界和科技界的精英，一定很多会是获得武术段位的散打高手。1．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党的十六大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优秀的民族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振兴国家的力量源泉。先进文化是顺应时展、代表人民利益、富国强民的精神支柱。中华武术蕴含了五千多年来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武术文化思想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魂。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习武英雄举不胜举，他们都具有高尚的爱国精神和匡扶正义，扶贫济困，除暴安良的英雄主义精神。

武术散打进入高校体育课，使大学生在学习散打的过程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增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文化的认同和自信，有助于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从而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2．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中华武术其“天人合一”观点就是中国传统的和谐思想。自古武术各门派都非常注重武德培养，强调“道与艺”统一，提倡“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学武先学德”，文贵文风，武重武德。重“仁爱”，讲究以理服人，决不以武艺高而逞强，讲究心身合一，内外兼修，不张狂，注重内心的自修和自审。中国文化的核心是“礼”，中华武术有着鲜明的体现，在其代代相传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礼”文化，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立、坐、言。武德教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武德的发展要与时俱进，把武德教育与爱国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武德教育提高到塑造民族精神的高度，成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德约束习武者行为规范，它一方面要求习武者热爱祖国、遵守规矩，另一方面要见义勇为敢于同一切违法行为作斗争，培养学生尊师重道，讲礼守信。通过武德教育使人们能自觉遵纪守法，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互相谦让、尊老爱幼，从而调节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比赛人们能够切磋技艺，交流思想，增进友谊；同时武术散打的强身健体和技击功能，．叉可对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防身自卫，保护人民利益，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起到很大作用。一个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必将呈现在我们面前。

3．传承中华美德。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世代相传的美德。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这一高度概括，精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深刻内涵，是中国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完美结合。武术散打进入高校体育课，使大学生在练习散打的同时，了解中华五千年历史中孕育的传统美德，学习历史上习武的英雄豪杰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自强不息、不畏强暴、抗击侵略的昂扬锐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厚德载物、达济天下的广阔胸襟；奋不顾身、舍生取义、见义勇为的英雄气概。学习爱国志士，英雄人物以热爱祖国为荣；武德约束习武者行为规范，尊重裁判、尊重对手、遵守规则，以遵纪守法为荣；树立良好的武风，以诚实守信为荣；武德要求我们爱憎分明，见义勇为，以服务人民为荣；习武者应养成克己礼让、宽厚待人、恭敬谦虚，以团结互助为荣；习武者应不怕困难，以艰苦奋斗为荣；勤学苦练，以辛勤劳动为荣；破除迷信，勇于创新，以崇尚科学为荣。通过学习散打，使大学生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4．推动体育产业的发展

体育产业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具有高渗透性、交叉性和拉动性的朝阳产业。体育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所占比重不断上升。早在1998年美国体育产业产值就超过石油化工及汽车业，2003年体育产业创造2130亿美元总收入，是汽车制造业总收入的两倍。

据统计，2005年跆拳道直接或间接地为韩国带来了6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职业拳击每年创造的利润近百亿美元。而更具魅力的散打同样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散打的推广和普及，必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5．贯彻高校体育新《纲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为了培养适应21世纪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健康体魄是青少年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前提，是中华民族旺盛生命力的体现，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为贯彻中央精神，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教育部于2002年8月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体现了“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发展学生个性等重要的指导思想。

2007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研究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等问题；2007年4月27El，“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运动”正式启动，“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幸福生活一辈子”理念深入人心；200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进一步强调，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要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锻炼习惯，形成热爱体育、崇尚运动、健康向上的良好风气。这一切为武术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提供了良好的机遇。散打进人高校体育课，充分反映了新大纲：运动参与、运动技能、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5个领域目标的基本要求。大多习武者，终生习武，就是因为养成体育锻练的习惯，达到“终身体育”目的。在一系列的训练比赛中，习武者经常面对胜利的喜悦和失败的痛苦，就能提高身心素质和对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将来更好的适应激烈竞争的社会。通过散打训练，可提高学生的观察力、推断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鼓励学生通过“智慧”去争取胜利；同时尊重对手，向对手学习，重视合作精神的培养。培养学生的竞争，合作和创新能力，竞争是前进的动力，合作是获得成功的保证。因此，高校开展散打活动，可使大学生养成坚持体育锻炼的习惯，形成勇敢顽强、坚忍不拔的意志品质和团结合作意识，促进学生在身体、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健康和谐发展，培养大批高素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

6．“体教结合”培养高水平的大学生运动员

我国每年大约有3000名以上的运动员退役，其中40％左右的退役运动员难以适当安置。运动员就业安排是难点问题，他们文化知识贫乏，没有其它就业资本。据新华社调查显示：有的世界冠军不会汉语拼音，体校学生的文化学习基本被荒废，很多青少年运动员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完成，而文化素养的缺乏将阻碍他们在竞技领域成为更高层次的优秀人才。目前作为三级训练网“网底”的少年体校，正在逐渐走向萎缩，家长们由于担心孩子的出路问题而阻止他们在体育领域发展，又造成了体育人才资源的流失。

欧美采用大中小学一条龙运动员培养模式，参加奥运会大学生占50％以上，NBA球员是在大学里选拔，他们不存在退役安置问题，众多我们熟悉的NBA明星都是货真价实的高素质大学毕业生。因此培养高水平的大学生运动员应是我国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优秀运动员退役后就业问题的主要途径。

三、结论与建议

1．结论

(1)高校开展散打可以培养学生顽强向上的精神、锻炼意志，培养竞争意识，又可强身健体、防身自卫，大学生喜爱散打，高校有条件开设散打课，武术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是完全可行的。

(2)武术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是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和实现《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健康第一”、终身体育、发展学生个性等重要指导思想的重要内容。

(3)在高校开展散打是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需要，是深入贯彻和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需要，是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需要，是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4)武术散打要真正得到普及和发展并走向世界，必须从大中小学普及开始，“体教结合”走“大中小学一条龙模式”培养高素质大学生运动员，为培养造就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开辟了一条新的渠道，同时也解决了运动员退役就业问题。

2．建议

(1)高校领导应提高对武术散打进入高校公共体育课教学重要性的认识，尽早实现散打进高校这一愿望。

(2)建议散打进入全国大运会，定期举行校级、省市级和全国高校武术散打比赛，推动高校间的交流，推动散打的开展。

(3)走“大中小学一条龙”培养模式，制定对在散打训练和各类比赛中取得成绩的优秀学生鼓励和奖励方法。高校招生时对高中生武术散打苗子应给与政策倾斜，以有力推动散打在中小学校的推广和普及。

(4)成立全国性高校武术散打教学研究会，为武术散打教师搭建一个相互学习和交流的平台，提高教学水平。

第7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新时期 散文理论批评 建构 缺陷 优势

一、新时期散文批评理论建构存在明显缺陷

新时期散文批评理论建构之所以存在明显缺陷，既有着历史的原因，也有着时代的影响。自20世纪初期至“”时期，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较为缓慢。新时期以来，散文批评理论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一方面，由于积弊未改，新时期的散文批评研究仍然保留着前两个时期松散性、政治性的特征，其批评理论的建构表现出积弊未改的状态；另一方面，由于散文批评理论建构有着较强的原创性，其成果“生产”的难度相对较大，因而新时期散文批评理论建构仍存在明显的欠缺，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一是批评成果的不足。新时期的批评理论仍然较多地侧重于对作家作品的研究，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整合。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有：一是与散文本身所强调的闲适、自由等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是正如前面所说，对“现代性”话语的承载能力较弱，散文与小说、诗歌相比较，后者更能清晰而又明确地承载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自由等“现代性”话语，而散文则侧重于对内心闲适、性灵的抒发，因此与之相对应的散文批评也在时代变革的洪流中被忽视和冷落。三是与快节奏下急功近利的社会风气也有着密切联系，批评家们往往去选择一些理论积淀深厚、较为宏大而又易出成果的批评点，而研究基础薄弱、体系性相对较差的散文批评则往往被抛之脑后。

二是理论自身的薄弱。新时期以来的散文批评理论仍然处于平面化、简单化的初级阶段。形成此现状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散文文体本身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文体的难以把握增加了理论建构的难度；二是从五四开始，便不乏贬低散文的声音，如冰心、夏衍等作家都认为散文仅仅处于文学创作者所必练的基本功的阶段，是层次较低的文体，这在一定程度上误导了理论研究者们的研究重点和方向，使得散文理论的地位被降低；三是新时期散文研究的理论成果往往集中在少数理论家身上，这些理论家多数已经高龄，而年轻一代的理论家由于经验、学养的不足，还未能真正茁壮起来。因此散文批评理论一直固守在传统的散文批评的思维模式内，缺乏对新的美学范式、新的研究方法的挖掘和创新，因而进一步使得散文理论薄弱、无力。

三是批评话语的贫瘠。对散文批评理论的研究，没有形成严谨、统一的批评话语，研究者们往往是自成一家、各执一词，缺乏对于批评话语的整体建构。形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散文创作的良莠不齐导致了很难形成统一的批评标准，因而批评话语也很难建构。相较于其他批评文体，其专属性的批评话语还是相当匮乏的；二是古代散文批评话语已经很难在现代散文批评中运用。近代以来，社会思潮的突变、西方批评话语的强势进攻，传统的散文批评话语已经很难适应现代散文的内涵。另外，很多学者致力于大量的借鉴其他文体研究的批评话语，然而这种缺乏创新精神的借鉴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从‘叙事学’、‘精神分析’、‘生命本体’、‘文化本位’、‘人格主体’以及‘陌生化’等角度来深化散文研究是有益处的，但进行散文理论的建构则有些‘隔’和‘远’，因为它们是属于文学的公共话语和资源，并非散文的‘专利’。”①三是西方理论话语的遮蔽，“五四”以后大量的西方理论话语进入中国，相较于小说、诗歌，土生土长的散文批评理论很难吸收外来的话语，而在这个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时代，对散文理论的不屑一顾便造成了其批评理论发展的相对薄弱和批评话语的贫瘠。

二、新时期散文批评理论建构也具有自身的优势

新时期散文批评理论的建构虽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优势，不论是散文文体自身的特征，还是散文理论的基础与资源，其中都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一）散文文体自身的优势

一是散文文体的自由、灵活与轻便使散文展现出繁荣景象，这为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作为四大文体之一的散文，其创作一直都非常繁荣。到近现代，也不乏灿烂辉煌的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周作人开创的美文、鲁迅的杂文、林语堂的小品文，五六十年代以杨朔、刘白羽、秦牧为代表创作的散文，八九十年代以余秋雨、贾平凹为代表的创作的文化散文、大散文等，这都表明了散文创作的繁荣。理论生于实践，正是由于散文创作这片深厚而肥沃的土壤，给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二是散文作为一种“心灵文体”，其在创作的过程中侧重于对内心真实情感的表达。20世纪80年代以来，“心灵模式”的散文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具有代表性的有叶梦的“新潮散文”对意识流、内心独白表现手法的运用，张承志《绿风土》、《芳草野草》等作品中“曝光”式的心灵抒写，以及以史铁生为代表的侧重于对生命体验的抒写。散文创作不以情节性为主要特征，而是侧重贴近心灵、贴近人生的本真，一方面能真实而深刻地表现生活、表达情感，另一方面也能够轻而易举地深入到读者的心灵中去。

三是散文具有不确定性，决定了其批评理论发展的可持续性。散文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在对“散文”文体的界定上。以刘锡庆为代表的批评家主张“净化说”，“散文的过‘宽’过‘大’，难以进行审美规范，是散文一直未能弃‘类’成‘体’的重要原因。这是散文发展迟缓的症结，是散文的大不幸”。而林非则反对“散文净化说”，主张广义和侠义散文兼论，强调散文的范畴应当广泛，应当广、狭并茂。面对以上两种观点，李晓虹认为，既不能将散文文体定限得过于死板，同时应当一定程度上净化文体意识。散文文体的不确定性及其争论，为散文理论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二）新时期散文理论自身的建构优势

新时期散文理论自身有着诸多的优势，这主要是受到散文自身发展传统的影响。作为中国四大问题之一的散文，在研究起点、研究队伍以及自身的本土特色上都有着其他问题理论研究无法比拟的优势。

一是有着较早的研究起点。20世纪初，小说、诗歌的批评理论还比较薄弱的时候，散文批评理论的研究已经热闹非凡，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厚。代表性的著作有傅延年的《怎样做白话文》、周作人的《美文》以及鲁迅在译著《出了象牙之塔》中对“Essay”文体的介绍等等，都表现出20世纪初期散文理论研究的繁荣景象。

二是在研究队伍上也有良好的基础。早期的散文理论研究者往往都是学术水平较高、理论积淀较为深厚的大师，这在一定程度上夯实了散文理论研究在整个学术研究领域的地位。如1917年刘半农的“文学的散文”观念；1918年傅延年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曲并提，归为四大文体；周作人首次提出了美文概念等。强有力的研究队伍为散文批评的概念范畴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利的条件，不仅真切地反映出了散文本身内在的规律性，同时也为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较高的起点。

三是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散文的本土特色决定了散文批评理论的本土特色：首先，散文是一种本土化的文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学中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它发端于中国，生长于中国，相较于小说、诗歌等更富有民族特色，正如汪曾祺所说：“中国散文在世界上是独特的。”②其次，在体现本土特色与本土价值方面具有鲜明的优势，散文批评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批评观念、批评标准、批评方法和话语的同时，在弘扬文学的审美性、语言的隽永以及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素质方面，也具有很强的导向性。再次，既有的散文批评理论具有很强的稳定性，新时期以来在唯西方理论马首是瞻的学术氛围下，不少理论研究者掉进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陷阱，而散文理论研究坚守了本土特色，这不仅表现出了散文批评理论的特色所在，同时对其他文体批评的本土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三）散文批评理论建构拥有可供借鉴的丰富资源

相对散文来说，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批评理论已经成熟化、系统化。“五四”以后，受社会变革的影响，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由于更容易承载现代性、革命性的时代主题，因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与之相适应的批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而系统的批评理论体系。由于小说、诗歌、戏剧等文体的批评理论已经相对成熟和完备，其为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可资借鉴的资源，虽说散文理论要想获得充足的发展，自我的独特批评话语必不可少，但是小说等文体批评理论的发展壮大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模范和带头的作用。

另外，西方理论成果也为散文批评理论建构提供了借鉴。西方理论成果以其体系性、思辨性而广泛地被当代学者所接受。传统的散文批评理论强调对古典艺术的挖掘，虽有成就但是相对较为散漫，不够体系与系统，而西方的批评理论正好可以弥补传统散文批评理论的不足。我们应当在立足于古典散文批评理论的基础之上，积极、大胆地借鉴外国散文批评理论的优秀成果，“将中国古典散文研究的传统风范与西方散文研究的现代情调相融合”。③在倡导散文研究自由、无拘束的同时，对其进行理论上的梳理，以形成一套完备而又独特的理论批评体系。

新时期以来，散文批评理论的建构呈现出了诸多的不足与优势，但我们仍然能看到散文批评理论在不断地走向深入和成熟。虽然与小说、诗歌批评相比，散文批评理论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但是相较于之前的沿袭、模仿的创作方式，散点式、即兴式的评论方式等，散文批评理论的建构也开始向着体系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总之，散文批评理论建构的道路是宽广的，只有站在更高的起点上，运用现代化的眼光去品评传统的散文理论，才能促进散文批评理论建构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注释

① 王兆胜.当前散文研究的瓶颈与突破――兼论陈剑晖的散文理论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2007（5）.

② 汪曾祺.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J].北京文学，1982（2）.

第8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电视散文诗 虚实 艺术

电视散文诗是诗画结合的一种新生的电视艺术样式，它以散文诗为基础，以解说引导，以画面拓展意境，以音乐、声响来烘托主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变革的加快，人们的文化消费呈现日趋多元化的倾向，真正能够静下心来阅读纯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相反，影视文化却发展为强势文化，成为人们文化消费的主流。影视与文学的嫁接有助于“高深”的文学阅读直观化，同时也有助于影视艺术增强文化意韵，可以说，电视散文、电视诗歌等电视文艺的出现，是中国文学突围的一种新尝试，电视散文诗就是这种尝试的新生儿。

从第一部具有开拓精神的电视散文诗作品《金海雪山》问世到今天，已有20年的历史。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经历风雨之后得到了媒体的认同，199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了首届《全国电视诗歌散文展播》，在全国形成了广泛的影响。wwW.133229.cOm1999年央视创办了《电视诗歌散文》栏目，不少地方电视台也新辟了类似栏目。就传播效果来说，它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人民网评论其“在娱乐、消闲、彩经、传奇为主导的旋转大舞台上撑起一片‘诗意的空间’”[[i]]，满足了观众在喧嚣和快节奏生活环境下追求与享受久违了的诗意的愿望。

宗白华先生在《中国艺术表现中的虚和实》中提到了绘画、戏剧、书法等艺术样式的虚实艺术，作为新兴的电视散文诗，正成长在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是传统文学、影视等注重虚实表现的环境下，它在化合文学与影视虚实艺术后形成了独特的虚实艺术样式。其虚实艺术主要表现在电视散文诗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之实，其成品是提炼生活精华之虚；电视散文诗内容叙事描写性段落为实，抒情议论性段落为虚；及其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三方面。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运用能激发编导的创作感悟；能诠释电视散文诗的意境和蕴涵深厚的主题；能创造电视散文诗的美感。我们在构建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时要抓住四个重点：注重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审美素质的提高；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要以虚为主；要像画面一样重视声响的创作；人物是电视散文诗绝对的主角。

1.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成长环境

电视散文诗作为一门艺术样式诞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它必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虚实艺术美学的熏陶，由于它又是诗画化合的一个新生儿，其虚实艺术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其“父母”——文学与影视的虚实艺术基础。

1.1电视散文诗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虚实艺术美学的社会环境中

虚实相生，是中国传统文化美学的一条重要原则，萌芽于中国传统哲学讲究道、无、理、气的哲学思想中。古代艺术家们将其引入艺术思想中，使之成为古代艺术辩证法的思想核心，并广泛应用于中国几千年的艺术创作中。韩林德在其专著《境生象外》中指出，若想使书画作品中“实”的有笔墨处妙趣横生，必须在“虚”的无笔墨处下一番功夫。清代蒋和在《学画杂论》中强调“实处之妙，皆因虚处而生”，也是在肯定“虚”的无笔墨处在书画中的主导地位。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传统艺术中，不仅文学讲究虚实，建筑、绘画、戏曲、音乐等也都讲究虚实艺术的运用，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上的电视散文诗当然也努力遵循和应用中国传统文化虚实相生的美学原则。

1.2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植根于中国文学虚实艺术土壤中

中国古典诗歌是一门讲究虚实艺术的文学样式，唐代大诗人刘禹锡提出“境生象外” [[ii]]的诗作观点，认为凡是具有深远意境的艺术作品，都是在具体有形的实象之外，还存在一个与此相联系的无形虚象，因而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宋代范唏文讲究在诗歌创作中情与景的虚实，他说“《四虚序》”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iii]]示意通过描写景物来表现思想感情。在当代散文创作中，也非常讲究虚实艺术，最具代表性的是贾平凹的散文。他的文化散文虚实并济，思想与情感并重；他写禅思美文，理不见证，情未抒实，娓娓道来却感染人心。至于风情类和世相类散文也都虚实结合,情理相应，触目染情，释手难忘。电视散文诗是一门电视文学艺术，它的创作基础是散文诗，而散文诗就是化合中国古典诗歌和散文的优秀文体，所以说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植根于文学虚实艺术土壤中。

1.3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孕育于影视虚实艺术门类中

影视艺术的美学特性表现之一便是逼真性与假定性的统一，影视的逼真性来源于其画面的照相本性，影视的假定性是说影视艺术绝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照相式反映，必然凝聚着艺术家的审美理想和思想感情，体现出艺术家鲜明的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影视虚实艺术还表现在推动剧情的主要人物的虚化缺席处理与对剧情的无时无刻的在场威胁和影响；通过透过情节中主人公的梦幻、幻觉、自由联想等下意识的冲突，曲折揭示现实加于其心灵上的种种烙印；通过舞台（银幕世界与现实）人生两个对立的世界的相互交织形成的现实与假定的对立等虚实表现形式。电视散文诗声画结合的外在形式说明其本质是一门电视艺术，它孕育于影视虚实艺术门类中，肯定要继承影视作品虚实结合这一优秀艺术形式。

2.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具体表现

清代著名画家郑板桥《题画》云：“江馆清秋，晨起看竹，……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因而磨墨展纸，落笔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心中之竹也” [[iv]]。在这里，“眼中之竹”是展现于眼际的客观存在，是“实”；“胸中之竹”是创作者对“眼中之竹”的体验和感受，是“虚”；“手中之竹”是创作者“胸中之竹”借助于笔墨线条的物化，是“化虚为实”的艺术形象。从“眼中之竹”转化为“胸中之竹”，又从“胸中之竹”转化为“手中之竹”，也就是“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的艺术创作过程。

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同样贯彻于它创作的全过程，从创作来源到成品本身，从作品的内容到作品的表现手法，电视散文诗就是编导对现实社会生活及文学作品的电视虚化过程，又是编导通过具体的现实的画面与声音等呈现文学作品主题和意境与自身情感和观点的过程，同时又是编导将影视声画艺术与作品文学艺术二者的优势结合而创造出的实在的同时又是艺术的虚构的作品。它处处都表现着的虚实相生、以实化虚、以虚达实的艺术样式。

2.1电视散文诗的创作来源于生活之实 其成品是提炼生活精华之虚

清代书画大师石涛说：“山川万物之具体，有反有正，有偏有侧，有聚有散，有远有近，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有层次，有剥落，有丰致，有飘渺，此生活之大端也” [[v]]。这段话强调了艺术虚实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来源于现实生活。

电视散文诗是诗画结合的新生儿，作为创作基础的散文诗是作家对生活的感悟的文字集合，而编导在利用散文诗作品进行二度创作的时候，其主题和结构等艺术表现也是提取来源于生活实践的最具代表性的画面。

散文诗作品的产生过程，首先在于作者灵感之虚的产生，在于作者长期生活在社会实践中，观察体验社会现象、人情世态。当时间久了，对某个阶段的社会情况有了自己的分析、理解，在脑际中形成了较为稳固的观念。时间愈久，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实践越丰富，所形成的观念就愈加牢固，这一稳固的观念也便似一粒诗的种子埋藏在心田，亦即作品创作灵感的产生。其次在于构思，在于捕捉和提炼意象之虚。意象是什么？它是客观生活场景和诗人的主观思想情感相交融，通过审美的创造而以文字表现出来的艺术景象或境界。这一找寻与其思想之虚相对应的形象或场景，是来源于客观世界的社会事物和生活实践。所以，散文诗的创作实际是作者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的稳固的观念后，以所描写的客观事物的特征出发，从其正面或反面去挖掘或探寻，抒情性地写出由这事物引发的感受，从而表达某种情感观点的过程。

编导在散文诗文本基础上进行的电视艺术二度创作时，从创作动机上来说，也同样离不开编导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离不开编导对社会现象、人情世态的观察与体验。当他通过生活实践在心理上积累的情感观点与文学作品所要描叙与表达的情感基本一致，他就有了创作的动机，而编导也通过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对文学作品所体现的主题和意境有了新的不同的认识，于是编导就会致力于个性化情感的电视散文诗的创作中。它呈现的画面形象来源于现实社会生活，它呈现的音乐形象是乐音运动形式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比拟，它呈现的音响是来源于生活的一种客观物理现象，它的解说是朗诵者对生活的亲身体验与对作品的体悟谱出的心曲。作品《金海雪山》是编导对改革开放后依靠旅游发展起来的布依族聚居村落音寨的金色风光与民族风情感悟的艺术品，作品《西风胡杨》是编导对历经历史变迁却毅然生长在新疆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斗争的胡杨和中华大地上一批不求显达的精英的记录与赞美。所以，电视散文诗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观察与体验后产生的某一观念艺术表现的虚化品。

2.2电视散文诗内容叙事描写性段落为实 抒情议论性段落为虚

由于散文诗既有散文细节化的情节呈现，又有诗歌的情绪、意境和想象的语言，是化合了散文的描写性与诗的表现性的独立体裁。所以，编导在以散文诗为基础进行的电视化再创作也必须抓住相应的特性，对于散文式的叙事描写性语言内容用写实的段落来呈现，对于抒情言志等表现性的诗歌语言内容用象征性的段落来表现作者的情绪和主题。

散文诗的描写性语言内容，包括写景状物和叙事的情节故事，编导在进行这部分内容的电视化时，主要以声画的写实为主来呈现。画面写实包括两方面的特点，一是影视化的写实，遵循影视语言表达的规律，根据作品的结构、主题和这一画面或段落与前后画面段落之间的关系来决定独特的角度、景别、色彩的影视化写实画面和现场声响。二是凝练化的写实，电视散文诗作品短小，镜头少，所以，在写实的叙事段落中，特别是画面的选择上必须跨越时空，必须具有代表性，简洁而凝练。声音的写实主要表现在表意的解说、合乎叙事节奏的音乐和表真的音响三部分，写实的画面配以协调节奏的音乐和声响，就构成了电视散文诗写实的段落。作品《金海雪山》第一部分“音寨印象”前几句主要为记实描写性段落，对千年音寨的古树、流水田野与飞云进行了纪实画面展现，配以舒缓的古筝乐曲展现了音寨的静谧与神秘。

散文诗的表现性诗歌语言，包括抒情性语言和议论性语言等，对于这部分内容的电视化，编导主要以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声画来呈现。这种象征性和隐喻性的声画段落，是通过特定与之相似或相近特点的概念、思想或感情的容易引起联想的画面形象、画面环境或音乐、声响来以虚化来构成段落内容。它包括形成内容的审美感受的信息层、形成内在感情的审美感受的暗示层和形成乐思、哲理方面的审美感受的思考、评价层三层艺术表现信息内容。作品《伫望西藏》开头的一句“西藏，未经雕琢的玉石，在粗朴中透出珠光宝气，在平寂中显出神奇风采”就用了日光下的布达拉宫、虔诚的朝圣者、水面飞舞着白鸽的措那湖和古老的西藏佛乐等代表性事物和音乐展现了西藏的性格。

2.3电视散文诗运用了化实为虚、化虚为实的表现手法

中国古典诗歌在表现手法上讲究虚实艺术，主要表现为两个层面：一是诗人经常用虚的手段去加工和表现实物，从而使实物更加逼真和神妙；二是诗人在表现客观现实的真情实境时，又因心造境、以手运心，将客观的真实境象转化为充满作者主观情意的艺术形象，让实物实境融会着作者的深情奇思。

电视散文诗是一种凝练性的诗化的电视文学艺术，它的表现手法必然要向发展完备、高度艺术化的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必然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指导与影响。它也可分为两层。

2.3.1用虚的手段来表现实物。中国古典诗歌讲究用非现实或非本体的事物或形象去表现事物，或用虚拟的形象去描摹事物，或借助与不在眼前的事物表现眼前的事物，或用主题事物周围的其他事物来衬托。电视散文诗借用这一表现形式，也形成三种以虚映实的形式。

2.3.1.1.应用比喻、象征、省略、夸张等方式，借助虚拟的形象、环境、动作和音乐、声响和朗诵技巧等去描摹实际，运用道具、细节、场面、灯光、画外音及声响等略去不具有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冗笔。作品《灵魂朝拜的天堂》开头给我们展现了黑暗中点燃的一蜡烛发出的星光的情境，黑暗象征了现实，划破黑暗的火柴燃烧的动作和声响代表了突破现实的举动和号角，星光代表了通过朝拜西藏探询的希望。作品《梅花》运用重复解说词（王安石诗歌<梅花>）来突出独具傲雪性格的梅花，重复解说词间声音的停顿也给读者留下了构想与思考的空间。

2.3.1.2通过主人公的梦幻、幻觉、自由联想等意识环境来折射现实。作品《小草的歌》中主人公在悲凉的梦境中寻找小草，这种悲凉的意识环境其实就折射出了编导迷茫的、充满挫折的现实生活，而寻找小草也就是编导在努力摆脱现实生活，寻找心中的精神寄托和希望的表现。

2.3.1.3通过对主体周围的环境和事物的表现来影射主体的形象、气质与心理。作品《七弦的风骚》始终呈现的古琴存在的优雅环境，折射了古琴的淡薄与宁静，通过表现古琴周围凝重的青铜、剔透的玉器、华贵的丝绸等事物来影射古琴的性格。

2.3.2用客观实物来表现作者的主观情意。

一是状物移情或托物言志，就是通过表现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现象中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某些特征相似或能承载作者情感的具体形象或意境来“移情”，来“言志”。二是缘景生情，包括通过寻找一个适合于表达作者情境的客观事物来抒发其感情积淀的借景抒情的表达方式和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接触外在景物时触发其内心情感的触景生情两种方式。三是情境相浑，与前两种表现方式不同的是，其刻画之境应该是带有作者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其意是物象化的情感，段落中的情与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了。作品《情迷风花雪月》中通过“绕三灵”节日中感通禅寺下白族老少一起奏响三弦和亲人送行时刻递上的酒这些相似特征的事物与情境来传达作者对好的事物带给自己的感性的呼吸。当置身于大理白族花吹雪、风照月这风花雪月地、山光水色城中时，作者已分不清哪是风，哪是月了，不由自主地融入了白族风花雪月的世界中去了。

3.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功用

作为以文学艺术为基础进行再创作的新的电视艺术样式，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能将散文诗散文式描写与诗化表达的文体特征很好用电视艺术表现出来，能有助于编导在散文诗基础上进行作品的主题与意境新的开拓，能诠释作品的美感。

3.1虚实艺术有助于激发编导的创作感悟

虚实艺术既依赖于生活实践基础，又得力于创作者和欣赏者的文学艺术修养。生活体验是对电视散文诗意境理解的基础，没有生活基石的创作和欣赏是虚假的、枯萎的艺术，是没有血肉的艺术，无法形成艺术意境，生活的苍白无法激发创作者自身的艺术创作与文学基础上的欣赏创作。如果没有文学和艺术修养，创作者创作出的作品就仅仅是生活的复制品，不能形成虚实的艺术结合，无法达到艺术境界，也就不能激发创作者与欣赏者的激情，也就感悟不到电视散文诗的意境与主题，就不能形成电视散文诗艺术的共鸣与情感交流。因此，生活与艺术修养的完美结合，创作者才能在虚实艺术中激发创作出优秀的电视散文诗，从而构造编导的虚实艺术和主题。

3.2虚实艺术能构成电视散文诗的意境、能蕴涵作品的主题

电视散文诗不是“看图识字”的文学作品，而是作者通过特定的经历感触，对生活的评判，升华为有见解的思想，形成虚实结合、有艺术意境的电视表现形式。电视散文诗的意境是虚境与实境重合而创造出的艺术新形象，犹如彩虹的形成，能看见，能感受，但摸它不着。将生活与艺术相结合，通过状物移情、缘景生情、情景相浑以及结构声律等手段来寓实于虚、以虚统实、借虚拟实，达到神形兼备，虚实得当的艺术境界。同时，通过虚实艺术的运用，也能表现和传达人物的精神风貌、气质个性，动植物的生机活力及宇宙造化的奇妙功能、山水神明的微妙变化，从而使蕴涵的主题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深广的历史内涵。

3.3虚实艺术能诠释电视散文诗的美感。

观众在欣赏电视散文诗时，为什么会感觉到这一艺术的美感呢？那是因为编导描绘的事物与景致是编导纯真情感倾诉，高雅心灵语言描绘，心灵净化表白的载体，是与观众进行情感交流的完美载体，是美的呈现。编导独特的声画组合方式特别是声响的合理构建能恰到好处地展示电视散文诗的内在韵律和飘逸美。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就能使美的客体，通过审美过程转化为美感境界。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创造的美感，一方面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共性的，大众认同的客观事物的美，一方面在这种美的感召下，编导的情感投入，酝酿升华，形成对实境的感悟，然后以实境为依托，丰富美的内容，超越实境而想象，化为虚境。在虚境与实境的生息中，有了创作的美感，通过这种美感沟通了广大观众的美感认同和形成再创作的美感，从而实现电视散文诗的整体美感。美感作用于电视散文诗，才能真正成为艺术享受，感动观众，达到审美、传达的效果。

4.构建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四个重点

电视散文诗虚实结合艺术的运用，能将散文诗散文式描写与诗化表达的文体特征很好用电视艺术表现出来，能帮助编导在散文诗基础上进行作品的主题与意境新的开拓，能诠释作品的美感。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构建这一艺术形式时，应抓住四个方面的重点，一是注重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审美素质的提高，二是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要以虚为主，三是要像画面一样重视声响的创作，四是人物是电视散文诗绝对的主角。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制作的宣传片《情迷风花雪月》可谓是一部较好的电视散文诗范本。

4.1应注重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审美素质的提高

任何一门艺术样式的创作都离不开社会生活，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特别对于电视散文诗来说，它的散文化的细节的表现来源于作者对生活细心的观察，它凝练化的诗体语言来源于作者对社会生活环境及其事物运动的特殊感触，化生活为艺术的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表现内容也离不开对社会生活的体验。而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独特的表现形式则有赖于编导审美素质的提高，电视散文诗是一门影视综合艺术，它的创作与表现必须要求编导能博采众多艺术之精华，必须提高自身的综合审美素质。这种审美素质首先是大众化的、其次还要是饱含编导独特艺术个性的审美意识。所以，注重社会生活的体验和审美素质的提高，是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构建的基础。作品《情迷风花雪月》的成功，是编导看尽名城大理美到极致的风景、领略笑傲江湖的豪情、体味爱乱情痴的美妙、从而感悟到终极生命的追求-迷而不乱的深刻体悟，也离不开编导深厚的诗化功底与影视表现能力。

4.2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要以虚为主

电视散文诗的虚实结合艺术和电视散文、电视诗歌有共通之处，其区别就在于电视散文是运用诗歌虚化表现手法表现实体散文内容的虚实结合艺术。电视诗歌是

表现手法与表现内容都为纯粹虚化了的虚实结合艺术，而电视散文诗则应该是散文化叙实为辅、主要表现内容与手法皆以虚为主的虚实结合艺术。不但情节体、寓言体、讽刺体电视散文诗应该以虚为主，叙事体、报告体电视散文诗也应该是饱含内在韵律的以虚为主的作品。

作品《情迷风花雪月》的解说词几乎没有叙事的情节故事，而以抒情化的语言为主；它的画面表现也是选择苍山、崇圣寺三塔等标志性的事物与白族迎接客人最讲究的礼仪—“三道茶”等情节剖面来呈现，整个作品的表现内容与表现手法都是已虚为主的。

当前很多政府宣传部门委托电视制作机构制作的所谓的电视散文诗宣传片，由于商业化的驱动过分地追求画面的写实，导致其内容和散文诗诗体主题与意境格格不入，拍成了缺少“灵魂”的风光片。鉴于此，我们在电视散文诗的虚实创作中，要明白创作的主题，要善于抓住具有典型、标志性的事物意象和环境来虚化作品的主题和意境。

4.3要像重视画面一样重视声响创作

影视艺术是一门视听结合的综合艺术，对于电视文学等艺术类别，声响在其中的作用理应得到更大的重视与发挥。

由于影视艺术中的声响是乐音运动形式对现实生活的生动比拟，声响在表情方面的能力和画面一样有力，声响的表情性有时有特定的对象，有时又能表现画面无法表现的模糊的，虚化的，无方向的主体的矛盾心态。电视散文诗的音乐能根据诗的意境，渲染烘托气氛，为观众营造一个广阔而自由的思维想象空间；电视散文诗的朗诵（解说）是朗诵者对文学作品的体悟谱出的心曲，能准确表达作品的含义与作者的心意；电视散文诗的音响能再现作品的意境和气氛。电视散文诗音乐、朗诵与音响的组合更能展现作品的飘逸美和内在节奏韵律。电视散文诗的声响有时与画面同步，承接、配合画面的情感表达；有时与画面对位，达到与画面相反相成、殊途同归，产生新的含义和内容。通过声画的组合来达到作品真与假、动与静、藏与露的统一。

所以，我们在构建电视散文诗的虚实艺术时，要像画面一样重视声响的创作，大力运用声响表虚的优势。

4.4人物是电视散文诗绝对的主角

任何艺术形式都是为人类服务的，电视散文诗也不例外。当前一些电视散文诗特别是表现事物精神形态的作品，整个作品全部运用该事物或与其相关的事物和环境的空镜头，只有关于事物形态或环境的描述，没有人物的任何迹象。须知，人类是艺术形式的创造者，一切事物的艺术化就是事物的人化，不管是艺术直接表现人的精神形态还是表现事物精神形态，都是以人的精神形态为标准，都是人的精神形态的间接反映。所以，不管是讴歌事物精神与状态的电视散文诗，还是直接展现人物精神与状态的电视散文诗，人物都应该是作品绝对的主角。

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中的人物，有时是沟通人与事物精神状态的桥梁，有时又直接跳出来，通过人物在特殊环境中的反应来直接表现人物的情感。我们在构建电视散文诗虚实艺术的过程中，就要善于利用人物在作品中的桥梁作用和直观表现作用，为更好地表现人类精神形态这一最终目的服好务。

作品《西风胡杨》通过商人在沙漠中的艰难行进来表现胡杨生存环境的恶劣，作品《伫望西藏》通过藏族佛教徒虔诚的朝拜映射了布达拉宫的崇高与伟大，也更能反映人类对正义与纯洁的无限向往与追求。

当然，电视散文诗是一门新的电视艺术形式，它还没有真正地将文学艺术与影视艺术完美地融合，它的表现手法还比较单调，其艺术表现技巧还有待提高与创新。而这些，就有赖大众的关心与艺术家的用心了。让我们期待着更多优秀电视散文诗的诞生吧！

注释：

[1]人民网：《漫谈电视诗歌散文》，2004-12-6。

[2] 韩林德《境生象外》第40页，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3] 石涛《话语录》第3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4年8月版。《

[4] 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7月版。

[5] 《历代诗话读编》第427页，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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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鑫《电视艺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4]韩林德《境生象外》，三联书店，1995年4月版。

[5]彭吉象《艺术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6]宗白华《中国艺术表现中的虚与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版。

[7]张凤铸《电视声画艺术》，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8]李标晶《电影艺术欣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版。

[9]耿林莽等《散文诗写作与鉴赏》，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11月版。

[10]汪文斌等《世界电视前沿》，华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11]赵兵、王群《朗诵艺术创造》，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年8月版。

第9篇：过年散文范文

关键词: 社群隔离/闲散青少年/犯罪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社会阶层不断分化，社会闲散青少年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形成了闲散青少年群体。一般认为，闲散青少年指的是处于失业、失学、失控状态的16—25岁青少年，即所谓“有学不上，有家不归，有工不做”的青少年群体。闲散青少年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之间客观上存在着社会距离和差异，也存在着明显的心理隔离，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诱发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因素。

一、社群隔离的概念及其类型

“社群隔离”一词是社会群体隔离的简称，主要指由于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社会心理距离而导致社会群体间的隔阂和疏远的现象。[1]23从经济上看，贫富差别会导致城市居民空间分布上的不同选择和客观结果，从而形成富裕阶层居住区、中等收入居住区和贫民居住区。从事相同经济活动的人群也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不同职业人群的隔离分布。从文化角度看，同一文化传统或同一文化层面的人群往往选择居住在相同区域，例如国外的唐人街、北京的浙江村、城市新建的文化型居住区等。www.133229.Com从社会心理角度看，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相互更有认同感，更愿意选择居住在同一区域。由于不同的社会群体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文化，他们之间客观地存在社会距离和心理距离，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冷漠、反感、疏远和排斥，社群隔离就是这种距离的外显。社会隔离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加剧被隔离群体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加剧对这种同质聚居或交往方式的依赖，这样又使社群隔离被强化。

社会学家和区位学家将社群隔离分为三种类型：区位性隔离、自愿性隔离、非自愿性隔离。区位性隔离以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burgess)的同心圆理论学、哈里斯和乌内曼(harris and ullman)的多核心理论为代表，认为区位隔离是经济因素造成的高地位群体与低地位群体的隔离，是人们迫于经济压力选择的结果，其明显特点是不同群体居住在不同环境和地域。梯姆斯(timms)认为自愿性隔离则是由于文化因素、心理因素影响下人们自觉自愿选择的结果，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群体有共同的需要，面临共同的问题，群体成员生活在一起就能更好地满足彼此的需要、处理共同的问题，并逐渐形成群体亚文化圈，文化同质性给他们的交往带来安全感和人格平等感。非自愿性隔离是在人们不情愿的情况下产生的。当一个群体被法律或习俗指定生活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就产生了非自愿隔离。如印度的种姓制度、南非曾存在的“种族隔离制度”、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造成的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分就是典型的非自愿性隔离。

一般而言，传统的社会群体(如残疾人群体)很少有自己联系的纽带，也很难形成强烈统一的群体认同，而社会转型形成的群体则容易形成统一的心理认同。以闲散青少年群体为例，其成员来自于不同家庭、不同社区，但共同的学习生活遭遇、相似的职业、恶劣的居住环境以及较低的经济收入，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共同意识和群体感，并且形成共同的目标，从而“自愿性”地与其他群体隔离。闲散青少年群体的形成，又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闲散青少年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意愿较强；另一方面，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也可能带来更多的社会动荡因素。从这个意义出发，本文研究主旨是闲散青少年群体在社群隔离中的边缘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违法犯罪问题。

二、闲散青少年群体与社会主流群体的隔离表现

就整体而言，闲散青少年的人力资本较差，人力资本主要包括社会交往能力和就业能力。社会交往是其社会圈子成员构成的状况；就业能力则包括就业观念、就业信息获取、技能培训、社会关系等各个方面。闲散青少年的人力资本总体上呈现为一种弱能，这种弱能使得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再加上社会歧视，形成污名化的身份认同，从而与社会主流群体形成隔离。

1.闲散青少年社会交往对象局限于闲散青少年内部

与主流群体的交往是闲散青少年消除与主流群体隔离的重要途径，也是其积累社会资本，提高社会经济地位的有效手段。但是，实际生活中大多数的闲散青少年并没有建立起与主流群体的联系。据浙江省团校课题组调查，闲散青少年社会交往对象，普通闲散青少年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同学(或同事)(63.4％)；社会上的朋友(13.7％)；恋人(6.2％)和老乡(5.6％)。在押青少年排在前

四位的分别是：社会上的朋友(46.4％)；老乡(17.4％)；恋人(16.4％)和同学(或同事)(14.3％)。由之可见，闲散青少年社会交往对象局限于闲散青少年内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交往明显不足，生活圈子相对比较封闭，同质化特点明显。从个人角度讲，交往群范围的狭小，会使个人因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极度匮乏而缺乏向上流动的机会和途径。

2.污名化效应影响闲散青少年对自身的身份认同

主流群体为了维护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独占资源，往往采取污名化的策略。污名化指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到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3]155污名化将特定群体偏向负面的特征刻板化，成为该群体特征对应的一种代称。闲散青少年群体人员构成复杂，所以人们使用这一术语想指什么，它就会指向什么。在主流群体看来，闲散青少年粗鲁、低级趣味、品行恶劣、偷盗，其种种行为不符合现代文明的要求。这种污名化的叙事，把治安、犯罪等方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归结于闲散青少年，而且由于大多数新闻传播媒体站在主流群体的立场看待闲散青少年问题，更多的是负面内容的报道，使得闲散青少年在各个方面不为主流群体所接纳。“主流社会经常用一个普遍的话语体系去解释社会弱势群体，从而使这一群体被排斥，处于社会的底层”。[4]2闲散青少年常常因此陷入自我身份认同困境，形成本群体内部的一种内卷化的关系认同，成为于游离于主流群体外的边缘人。

由于污名化身份认同，则难以形成对社会的归属感，形成过客心态。作为过客，闲散青少年只能在本群体中寻求认同和归属，这样本来愿意融入主流社会的闲散青少年，被迫采取这种自愿性隔离策略，不仅逐步加深了不同群体之间的陌生感，也延缓了其正常社会化，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主流社会群体对他们的歧视与排斥。一个人一旦被贴上特殊的社会标签，就减少了他们接近主流社会的机会，这无疑会促使他们转向以非法手段去追求目标，使他们在犯罪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而无法改变过来，形成恶性循环。因而，“污名化”是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催化剂。

3.主流群体对闲散青少年存在明显的社会歧视和排斥

我国是一个同质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对标签化的闲散青少年群体排斥力度比较强。老百姓歧视这些不在学、不就业的青少年，认为他们是不务正业、无所事事、偷鸡摸狗的不肖子弟，给他们贴上“渣子”、“没出息”、“问题青少年”、“不良青少年”甚至罪犯的标签。政府把他们列为违法犯罪的重点人群，以打击和控制为基点进行管理，有的部门甚至以牺牲他们的权利为代价求得地方的安宁。闲散青少年与其他群体成员的互动中处于劣势，一等公民与二等公民的社会架构明显存在而没有消弭。

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进城农民工所遭受的各种歧视中，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所受到的歧视，直接地伤害了进城农民工的人格和尊严，因而印象极为深刻，感受极为强烈。歧视到一定程度，被歧视者就会无法容忍，会以各种形式表示反抗。[5]26虽然目前对闲散青少年所受歧视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不足，但李强先生的这一研究结论是值得重视的，对防控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有直接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4.闲散青少年居于经济福利和社会就业体系的底端与边缘

用人单位在聘用青年员工时，一般以学历和技能作为筛选和录用的主要标准。闲散青少年基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大多数没有上学或者仅仅具备了小学或者初中文化，几乎没有受到过什么正式教育，其文化素质、职业素质、能力素质明显不高。尤其是劳动技能的缺乏限制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和待遇，不能适应经济高速发展对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在就业市场上基本上处于边缘地位，获取就业资源的能力十分有限，只能做一些脏、累、险而薪酬又少的工作，甚至于打零工，这种境遇反过来又无形中增加了社会对他们的歧视。同时，由于社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闲散青少年难以享受到失业补助、住房、教育、医疗等福利待遇，同样的生活环境、相形见绌的经济收入，让闲散青少年常常陷入生活的困境。这一生存的困境促使他们可能会铤而走险，也就为他们陷入极端，做出过激行为提供了可能。

三、社群隔离对闲散青少年犯罪的影响

罗伯特·默顿的社会反常状态论认为，在一个以成功为其主要社会目标，但其中许多社会成员又不能获得作为成功标志的物质财富或社会地位的社会里，发生违法犯罪的可能性最大。由于中国社会的阶层变化和不同社群之间的差异，拥有较多物质财富和较高社会地位并非每个人都可以平等的得到。闲散青少年的工作、职业、日常交往、行为方式、居住环境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其他群体，使得闲散青少年难以获得成功，从而产生强烈的疏离感和挫折感，所有这些都潜伏着群体矛盾和群体冲突的危机，很容易出现失范行为甚或走上犯罪道路。

1.经济不公使闲散青少年产生相对剥夺感

社会学中的剥夺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绝对剥夺，即客观经济的被剥夺状态；另一方

面是指相对剥夺，即被剥夺者在与其他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群体相比较时，个人或群体所产生的一种需求得不到满足的主观心理状态。在绝对剥夺方面，闲散青少年从事的大多都是重、脏、苦、累、险的活，拿的却是很低的工资，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在相对剥夺方面，闲散青少年把主流群体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他们想和主流群体过上一样的生活。但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及生活水平、福利待遇、社会关系资源等方面与主流群体的巨大反差容易使闲散青少年产生强烈的被剥夺感。而这种反差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政策等外在因素造成的，是他们通过个人努力很难改变的。这种状况很容易使他们心态失衡，对社会产生不满，甚至产生敌视、憎恨和报复心理，进而导致犯罪发生。

相对剥夺感的实质是社会公正问题。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中没有能够有效控制的一个社会问题，造成的社会隔离结构性缺损的不断形成和加深。在社会发展中，任何个人、团体摆脱旧体制的束缚与失去旧体制的保护应该是同步的，但是我国社会现实却是有的人摆脱了束缚却仍享受着保护，有的人失去了保护却仍受到束缚。这种不公平本身即是对社会秩序的冲击和破坏，并且这种不公正必然引起社会公众，包括闲散青少年的强烈不满，并在社会底部积累了巨大的不安定因素。大部分闲散青少年的家庭处于社会分层底部的工农群体，家庭经济的困难又影响到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并进而影响到今后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强化了社会不公。当闲散青少年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此时，往往会产生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最短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闲散青少年身上爆发，从而成为危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2.亚文化影响下的价值选择发生变异

相对剥夺感的产生，是闲散青少年对利益格局的否定结果，其背后往往具有某种伦理性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包含着他们对于基本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的伦理观念。每个社会成员生活在一个由他自己的社会关系组成的社会网络中，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在自己的社会网络中得到相应的社会支持。由于社群隔离产生的消极影响以及传统文化中强烈的亲缘和地缘意识，就会衍生出强烈对抗主流文化的群体亚文化。这一亚文化圈能对闲散青少年进行群体的语言、行动、文化方面的社会化。以地缘、血缘为纽带的初级组织就成为了闲散青少年的精神家园与心灵依托。共同的遭遇和心理感受使他们结成心理共同体，形成自己的价值观念、行为标准。一方面以此来反抗主流社会的排斥和歧视，另一方面也以此来引起主流社会的重视，争取他们应得的价值认同。

社群隔离常常意味着闲散青少年受不良文化的熏染并且被迫受到许多堕落行为的影响，产生反社会的思想，进而使之丧失维持进步的动力。不良亚文化往往导致主导的价值观缺失，使闲散青少年缺乏一种主流文化向心力和价值认同感，在扭曲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影响下，犯罪是很容易发生的。亚文化的价值观念对社会消极因素和一些犯罪现象所做出的合理化解释，恰好迎合了闲散青少年群体的认同，为其行为找到合理化的理论支持，从而更加助长其越轨行为的发生。

3.社群隔离使闲散青少年产生逆反、封闭与拒绝的心理障碍

社群隔离本身就是二律背反现象。一方面不同社群的形成本身就是社会限制被打破，社会流动性的后果；另一方面社群对外又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群体。闲散青少年与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隔离，强化了其孤独感，封闭自己与其他群体和文化的交流，而且这种封闭并不能消除闲散青少年必须经历的文化变迁和社会流动中的不适应性。闲散青少年容易产生被歧视感和被遗弃感，当把自身状况与其他参照群体比较时，产生极大的精神压力，自我排斥感和社会排斥感更为强烈，导致对其他群体、对社会的抵触情绪更为强烈，会诱发不同程度的认同危机和心理危机，从而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和失范行为倾向。当这种危机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极端的反社会行为。

4.社群隔离导致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阻滞与中断

青少年的社会化是指青少年在一定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下，通过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来逐渐接受社会的同化，使自己成长为能够遵守社会规范、履行一定社会角色行为的社会人的过程。“青少年社会化的成功与否对青少年的未来发展有着重要联系，因为青少年社会化不充分，容易造成其自我控制能力低的后果。”[6]89闲散青少年群体与其他社群之间的隔离，一方面削弱了他们同传统社会控制因素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又时刻受到群体亚文化的不良影响，从而使其社会交往偏离了正常社会化轨道。在社群隔离背景下，闲散青少年难以将一定的社会规范与社会责任内化，对自身社会角色产生认同；也难以通过在社会组织中学习社会分工合作，学习遵守社会规范，形成责任意识，其结果是闲散青少年只能在本群体中学习。萨瑟兰认为：“犯罪是在交往过程中

，通过与他人的相互作用习得的。对犯罪行为学习的主要部分发生在亲密的群体中。这种群体的主要成员是犯罪人所熟悉的伙伴、朋友等。犯罪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犯罪的技术；二是犯罪动机、驱动力、合理化和态度等特定方向。”[7]63从这个意义讲，犯罪是闲散青少年正常社会化阻滞与中断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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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浙江省团校课题组.浙江省社区闲散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研究[j].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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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